赵薇最近导演的电影《致青春》一下子票房过亿，赢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唤起了观众们对青春的怀旧情绪。而我，却升起了几缕淡淡的青春的乡愁。
影片表现的大学生的活动背景似乎是九十年代，也就是八十年代的理想之光刚刚熄灭，而红尘滚滚的商品化刚刚来临的时代。虽然还没有电脑和手机，可是已经有了贫富差别和物质荣华的刺激，而精神上的追求已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作为八九年毕业的大学生，我从电影中看到了依稀熟悉的女生宿舍和脏乱不堪的男生宿舍，不过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大部分人陶醉在“文化热”里，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萨特、加缪的名字不时地挂在嘴边，朦胧诗人和校园诗人隔三岔五就开诗歌朗诵会，崔健带有叛逆声音的摇滚乐常常回荡在课室的窗外。那时的青春内涵不仅充满了浪漫气息，而且充满了对民族国家前途的憧憬以及忧患意识。同学们的背景虽然各异，可是贫富悬殊还没有那么大，精神生活的需求远远大于物质生活的需求。
“青春话语”一直是小说和电影喜欢表现的一个母题。正如台湾学者梅家玲所说，二十世纪的青春想象与民族国家论述联系得非常紧密。晚清以降的知识分子总是期盼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语），而这“新中国”的愿望全都寄托在“青年”的身上。“从梁启超倡论《少年中国说》，到陈独秀《敬告青年》、李大钊抒论《青春》，以及巴金在《家》中屡屡自许自豪地宣称‘我是青年！’莫不凸显出：作为‘民族幼苗’ 、‘国家未来主人翁’的青少年，是如何因为内蕴着‘青春’与‘新生’的期盼，被赋予了空前重要性；而‘青少年成长’与‘国家成长’，又是如何在小说的文学想象中互为表里，成为彼此象征的一体两面。”[1]
李大钊曾经说过：“盖青春者，国家之魂。”的确，青春承载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虽然非常沉重，但是蕴含在其中的浪漫情怀却是很宏大、很广阔，也很美。这个时代的青年，因有大的理想，有大的抱负，所以也有一种天生的自豪感。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我们看到青年的个体抉择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为了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王蒙的《青春万岁》里，我们看到的是新中国建立后的青春朝气和意气风发的豪情壮志；虽然电影《青春祭》不直接抒写家国话语，但也可以看到大政治背景下知青那一代人的青春流动；在表现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电影《颐和园》中，青春想象与家国话语依旧纠缠在一起。
可惜这个时代不长，到了九十年代，青春就逐渐脱离了家国话语，回到个人的私人空间。青春只是个人的爱情、个人的职业追求、个人的有无房有无车等非常实际的世俗交易。大学生们不再关心政治，不再关心国家命运，也不关心人文精神建设，而更关心个人的生存出路，这是青春话语的巨大转变。
赵薇的电影《致青春》表现的正是青春话语转变中的故事。一方面青春激情话语还残存着，那个女主角郑薇依然拥有朝气，她敢爱敢恨，纯情可爱，绝不为了攀附“豪门”而牺牲爱情，这是影中的“亮点”，但仅仅是亮点而已，而亮点之外还是一片雾霭，那是另一番青春话语：大学生早孕、城乡差异、贫富悬殊、富二代、就业难等个人的“实际问题”，青春的翅膀变得很沉重，无法自由翱翔。电影中的男主角陈孝正负载着新一代的青春话语，他出身贫穷，选择面对“实际”，为了改变生活困境而不惜牺牲爱情。他变得很世俗，很精明，其人生规划是一座不能失之分毫的精确的建筑，可惜这座建筑纯粹是实用主义大厦，大厦中没有爱情，没有理想，没有青春的单纯、热情和无私。他有城府，有计谋，但没有真实的心灵。为了得到出国名额，他甚至不惜抛弃真正爱他的郑薇，直到出国深造而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后，才明白为了这个世俗意义上的“结果”，他付出的爱情代价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任何金钱功名都无济于事，那真是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