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乾隆皇帝轻率地回绝了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派来的使节，理由是：中国是全世界的中心，能够自给自足，想不到有什么东西需要进口。现代中国竟然如此幸运。除了外国技术，中国政府现在还需要外国的石油、铜、铁矿石以及大量其它外国大宗商品，以支撑“中国制造”的变革。
正因如此，中国企业和工人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乾隆皇帝应该会不屑一顾的遥远外邦。也正因如此，举例而言，目前有2.5万中国人在苏丹和南苏丹，后者是一个新近成立的国家，是中国第七大石油供应国。
这种远距离的投入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是血的代价。上周末，29名中国公路建筑工人在苏丹边境地区遭到反政府武装劫持。一人失踪，有可能已经遇害。在另外一起事件中，在埃及西奈半岛地区被扣为人质的25名中国建筑工人2月1日被释放。这种事情并非罕见。去年10月，13名中国船员在泰国湄公河被杀。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保护本国海外公民的任务都十分艰巨。但对于中国而言可能更难，这个不愿被称为超级大国的国家，希望维持在国际事务中行事低调的假象。这种愿望与现实相悖，因为中国的商业需求将其引入了一个混乱的世界。去年，很多人都看清楚了这一点：当时，中国政府匆忙将不少于3.5万名中国工人撤离利比亚——另一个政治形势令人遗憾的石油出口国。
但至少利比亚还是一个国家。而在苏丹，中国政府被卷入了苏丹喀土穆政府与南苏丹首府朱巴之间、围绕分享石油收入问题的腌臜争斗。苏丹石油大多位于该国南部，但需要通过北部的石油管道运输。中国政府仍保持着与苏丹政府的友好关系，尽管该政府的首脑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因涉嫌反人类罪被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通缉。据称，苏丹军队在打击反政府武装的战役中，使用了中国工人帮助修建、靠近边境的公路。中立有着许多种不同的含义。
作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大国，日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与中国人一样，日本人也被视为容易支付赎金的冤大头。与中国政府一样，日本政府也曾尝试打出“不干预”这张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73年，当时日本与美国分道扬镳，发誓与阿拉伯国家世代友好下去。这些国家为了表示感谢，重新打开了石油的“水龙头”。颇具创造性的是，日本将自己这种经济扩张与政治中立的结合称之为“全方位外交”(omnidirectional diplomacy)。
中国也奉行互惠互利的外交政策。中国的海外工人数量大约在85万人左右，其中有数十万分布在非洲、亚洲、拉美、中东这些潜藏着危险的角落。Exclusive Analysis的风险预测师蕾切尔•休梅克(Rachel Shoemaker)表示，多年来，北京方面一直都为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工作的本国工人的安全感到担心。私下里，它鼓励组建“私人”安保公司，这类公司通常由退役的解放军军官组建，公司员工则是“退役的”中国安保部队成员。某些报道称，这些特工或许曾被派往苏丹参与营救行动。
在国内，北京方面则是一番“作秀”，召见了苏丹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大加申斥。外交部副部长谢杭生表示，对事态的发展“深感震惊”（什么？苏丹有危险？）。在有些中国人看来，伟大的中华民族似乎正在被一支“杂牌军”所糊弄。一名微博用户回忆了中华民族过去所遭受的耻辱，并指出，这都是软弱的结果。他表示，“如今我们有了航母，有了第四代战机，也有了世界第二高的GDP，我们还要继续忍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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