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莓发布新款智能手机

黑莓(BlackBerry)押上了公司的未来，对智能手机市场发起雄心勃勃的攻势，直接挑战苹果(Apple)和三星(Samsung)这些占据全球优势地位的业界领先者。

这家原名RIM(Research In Motion)的加拿大手机制造商，更名为旗下手机的品牌——黑莓。昨天这家困难重重的公司发动了成败在此一举的突围战，不过其股价很快下挫。

该公司发布了首批两款采用最新黑莓10(BlackBerry 10)操作系统的触屏智能手机，并计划发布其他一系列手机和手持设备，这些设备将借助该公司的传家宝——适宜用拇指输入的迷你键盘设计。

黑莓总裁托斯滕•海因斯(Thorsten Heins)将黑莓10的发布形容为公司的再创。这两款手机和该操作系统的发行标语是“重新设计，重新构造，重新发明”，突出表明该公司希望此次发布“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然而分析师对于黑莓此举并不买账，有人警告说，这将是黑莓逆转市场份额急剧下滑趋势的最后机会，其在最重要的美国市场的份额已跌至不到2%，消费者和企业顾客都抛弃了老旧过时的黑莓产品系列。如果新发布的产品不能成功，黑莓可能被迫放弃硬件市场，专注于发放牌照和服务方面的营收，或者是出售企业。

这家加拿大集团不但需要赢回曾经的黑莓用户，也需要吸引新一代消费者。该公司将会努力向商业用户推广这些新的手持设备，这些用户传统上十分看重黑莓的可靠性和易用性。

然而分析师警告说，尽管该集团新发布的操作系统设计良好，对于智能手机的大繁荣来说此次发布可能太迟了，无法赢得新的零售客户。有的分析师担心，考虑到苹果和谷歌(Google)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的优势地位，黑莓的产品可能仍会处于小众地位。到发布会结束之时，黑莓的股票下跌了8%（编者注，截止昨日收盘，黑莓股价下跌12%）。

CSS Insight的分析师本•伍德(Ben Wood)表示：“黑莓手机在商用方面十分出色，我认为市场中存在着对新黑莓设备的潜在需求。对现有的顾客来说，黑莓终于交出了针对苹果和三星的答卷，然而要想赢回那些已经倒向竞争对手的顾客将会十分困难。”

译者/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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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读MBA？

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妖魔化。以前是高尔夫会所，后来是电影学院，再后来是茅台，现在是商学院。

我周围有太多读过MBA和EMBA的人，我老公是，我好几个女朋友是，我的不少大学或高中同学是。但我交往的朋友中最有钱的一个，却不是。此人是女性，福建商人，做贸易的，身家过亿。每当她和这些MBA们坐在一起，谈论各种商机时，就会感慨：还是你们这些读过书的厉害。你们讲的这些分析和理论，事情我都遇到过，但我就是总结不出来。

是的，她不会总结理论，更不会写商业计划书。她只会赚钱和管公司。

看到朋友们高谈各种商业理论，她觉得很高雅很体面，也有去读(E)MBA的念头。但公司运转离不开她，这个愿望至今没实现。

如果绝大多数人读MBA是希望找个高薪工作的话，那么她的确可以不必去读了。以她的实力，过几年没准可以投资一所MBA了。她的目的显然不在于此，而是希望藉此补补课，让自己与那些读过书的人拥有同样的表达方式。

我有位女朋友在读EMBA的时候碰巧和某著名电视主持人同班。惊诧地问她：你是做综艺节目的，读这个干嘛？对方回答：瓶颈期，求转型。看来EMBA之所以价格高昂，与它所承载的高期望值有关。结果这位名主持人毕业后继续做综艺节目主持去了。我没觉得她的主持技艺好了多少，但她的自我感觉肯定不一样了：我是个EMBA主持人！那个张石、王石什么的跟我是同学！这多少能带来一些额外的自信。

这让我想起在《康熙来了》看到的一幕：艺人阿雅去美国学表演。小S在节目中嘲弄地问她：你学到了什么？举个例子给我们看看。阿雅就举了一个学习如何表达某种情绪的例子了。小S大喊：你本来就会啊！干嘛还要去学？阿雅说：不一样的啦。

当然不一样。一个是花了学费的，一个是没花的，肯定不一样。此外，跟着饱学之士浸淫一两年，并且和同样有经历的人切磋许久，视野也会有所改变。这些可能性总是有的。但也只是可能性而已。

我的一位女朋友通过读EMBA还真认识了不少大款同学。她已经连续两年让大款赞助场地开生日派对了。我们一帮朋友也可以在音乐香槟的陪伴下，免费相聚。EMBA，究竟在事业上给她带来了什么，现在还看不出来。但这个大款同学，却的确是优质副产品。然而这个优质副产品的保质期有多久，就又搞不清楚了。

但副产品依旧是相当诱人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有MBA专业户了。读完中欧读长江，读完长江读交大，读完交大读复旦，越是收费贵的总裁班，越是要去，费用嘛，就从公司业务拓展或市场营销的预算中出。这个时候，MBA班就成了一种社交平台，想来一起听听著名经济学家的课，可能成了比一起打高尔夫更时髦的休闲活动了吧。

给你可能性，但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不一定。这大概就是商学院的魅力吧。

(作者电子邮箱:from9to5@liv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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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拆分“大”银行

与看懂中国银行业相比，从其身上赚到钱要容易一些。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是巨大的赚钱机器，但在许多认识到中国经济弱点的人士看来，四大行正是问题所在——它们实际上反映出其他领域的扭曲。事实上，中国的银行安全得过头了。如果引入更多竞争、拆分那些“大到无法管理”的银行，中国银行业的业绩也许能够得到提升。

许多批评人士把问题归于中国僵化的利率，人们认为中国的利率相对于通胀率而言实在太低。另一些人士则指出，政府的过度干预正在催生房地产泡沫等诸多风险。还有些人士提醒我们，大型国有银行坐拥巨额的居民存款，鉴于治理防范措施松懈，这些银行会经不住诱惑、滥用本行控制的资金。

但在全球货币体系充斥流动性之际，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实际利率已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中国资本市场深度不够、利率水平难以由市场力量决定，四大行的主导地位也减弱了加大利率灵活性的好处。房地产泡沫的出现与资本管制关系更大。资本管制导致投资者很难将存款转移到境外，因此助长了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此外，巨额的居民存款是投资机会有限经济体中民众大规模储蓄的必然结果。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新理财产品和影子银行的出现开始引起人们的警惕。它们能为储户带来更高的回报，但不利之处是将一些风险更高且不受监管的投资工具引入了原本如一潭死水的金融体系中。总体来看，它们的出现是值得欢迎的，而非应该抵制的。它们为储户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并正在改变原有的体系，这个体系长期以来的立身之本仅仅是将资金导入国有实体，而不去满足可能更具有活力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

一些（或许多）借款者可能达不到理想的信用标准，违约事件将在所难免，很有可能还会发生一两次小型危机。但这些都是必须要交的学费，否则无法改变僵化的金融体系。提高透明度、建立适当的监管框架是必需的，但如果扼杀学习的过程、过早地对这些活动进行监管，实际效果可能弊大于利。

我们很难找出什么指标来证明中国银行业即将爆发危机。毕竟，四大行派发的股息既丰厚又稳定，不良贷款率较低（尽管这个概念是有缺陷的），拥有令任何其他银行业体系钦羡的巨额居民存款，抵押贷款的杠杆率也不高、因此不会爆发美国那种危机；另外，由于大量活动面向国有实体、或明里暗里有国家在担保，四大行的风险本质上与银行质量关系较小、而与国家信用关系较大，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国家信用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中国银行业的问题何在？

国家主导的活动充当着中国经济诸多活动的粘合剂。在国家主导的活动中，治理是一个问题。鉴于四大行近乎垄断的地位以及政府的干预，它们没有多少动力从事谨慎的冒险和坚持以商业利益为目标。在这种环境下，劝诫银行改善管理的言论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向这个体系引入更多竞争。这个体系在政治上仍将为国家所主导，体系中的既得利益也非常强大。尽管现实如此，仍有一些举措能够帮助银行提升业绩。举措之一是，允许外资银行自由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所占份额仍微不足道）。这会促进竞争和创新。此外，与中国人所认为的正好相反，这还会提升（而非削弱）国有银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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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部制改革构思

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被认为是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部分，甚至是前提条件。前些日子网上流传出中国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蓝图，即把国务院现有的二十多个部门合并成十几个超级部门，中共十八大报告也提到“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所谓大部门体制，是指性质相近的部门进行合并，把密切相关的职能集中在个大的部门统一行使。这样可以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和权限冲突，简化处理公务的手续和环节，有利于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服务政府和责任政府。可以说，政府部门的重组合并将是新领导层在今后五年的一项主要工作。

笔者认为，经济改革现在迫切需要从宏观调控部门着手，即进行人民银行、发改委、财政部和商务部这四大宏观调控部门的重组和改革。核心目标是建立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主的部门框架体系，大幅提高人民银行的在国务院内的地位，职能及对货币政策的主导权，及合并财政部和发改委，成立一个超级财政部，使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在一个新的部门统一管理下，开启财政体制改革的道路。本文主要讨论人民银行，下篇将讨论财政体制。

目前中国现行实行“一行三会”(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体制，即央行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一起，构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三大领域的监管体系，基本建立了“一行三会”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机制。但是，现存问题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独立性有限，尤其是利率是多部门博弈和协调，例如汇率政策与商务部的协调，和其他宏观经济部门尤其是三会的协调的难度也不小。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具体来讲，中国人民银行在组织独立性上，隶属于国务院，其在国务院领导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其职责。政策独立性上，人民银行享有一般货币政策事项的决定权，但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等货币政策的决策权集中于国务院。因此，目前央行的目标制定权和工具执行权并不完备。而每年的宏观调控是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央行要配合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因此所谓加强央行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过是空中楼阁。

伴随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将逐步加大，对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一，正如金融理论中的定理“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所证实，一国在实现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无法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的目标。因此，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也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物价稳定提出更高要求。

其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涉及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开，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及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对人民银行的权责和要求进一步加大，也对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笔者认为，金融领域的大部制改革也应抓住人民币国际化时机，通过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制度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基础，使得若冲击一旦发生，能够迅速地通过政策工具的运用加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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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雾霾刺激空气净化器销售

航班取消，交通中断，医院挤满病人，但北京的有毒空气污染正让中国经济的一个领域受益。

本周，随着中国首都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第四次被有害及妨碍呼吸的雾霾笼罩，许多畅销的空气净化器和口罩销售一空。

相关企业的高管和销售代理估计，过去一个月里，随着中国北方出现空气污染的紧急情况，空气净化器销量增至原有水平的3倍以上。

为中共高层制造空气净化器的中国企业远大的一名高管表示，该公司1月网上销量达到350万台，远高于去年10月的100万台。该公司最高级的空气净化器售价为大约4万元人民币（合6420美元），领导层的住地中南海，以及即将卸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办公室，就安装有这种净化器。

飞利浦(Philips)是另一家制造高端空气净化器的企业。该公司的一名代表估计，近几个月销量增长大约300%，并补充称，两个最畅销的型号在1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脱销。

北京街头戴口罩的人也越来越多。销售美国3M等品牌口罩的商家报告称，过去一个月里销量飙升，畅销品种全部售罄。

上周末，一层有毒的雾霾降临中国北方13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这个面积相当于五个英国），使北京的能见度降至不到200米，导致数十航班被取消。

在北京，政府警告市民尽量留在室内，官方数据显示“有害”污染物含量比美国建议的健康上限高出40余倍。空气质量监测者表示，1月份北京只有5天的污染程度落在被视为健康的范围。

作为对策，北京市政府表示，周二已下令30%的公务车停驶，103家企业暂停生产，并要求其它大型钢铁和化工厂减产。

这个问题已得到高层承认。即将卸任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周二呼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推进节能减排。”

谷禹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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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霾头苦干

一、雾霾推手

虽然不再像半个月前那样惊诧莫名，但面对本轮来袭的雾霾，人们也难免倒吸一口冷气——130万平方公里！

周一，在大雾预警之外，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霾蓝色预警信号，这是中国首次发布单独的霾预警。而后，环保部昨天公布了那个笼罩中东部大块地区的灰霾面积数据：“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城市空气质量为六级，属严重污染；郑州、武汉、西安、合肥、南京、沈阳、长春等城市空气质量为五级，属重度污染。”

如此大面积的空气污染范围，令身居羊城本可畅快呼吸的媒体都要向北方投以同情目光。广州日报就是把“130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标在头版，以一个山东小男孩戴着防颗粒物呼吸器的模样带头，拼图各地口罩大军；南方都市报整张封面就是幅灰蒙蒙的北京街头图片，谐音而叹“别把我霾在这冬天里”。

身处严重污染之地的齐鲁晚报封面号召“斗霾”。除了传达“济南再次停驶部分公车”以及“我省今年将修订‘大气法’”的消息外，这份山东畅销报纸还要用头条评论呼吁《雾霾天，送礼公车还是熄熄火吧》：“上榜的城市无一例外都是权力部门集中的直辖市和省会，与往年春节临近因公车送礼造成‘节前堵’的名单几乎如出一辙。可以断言，和‘节前堵’一样，此次的‘节前霾’中，形形色色送礼的公车恐怕也是推波助澜的元凶之一。”

要送礼，最重要的是送到皇城根下。最悲切的抱怨声还是出自北京。微博上昨天已经流传着与时俱进的新段子，“厚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黄！”。@宋丹丹用手机拍下窗外的乌烟瘴气，自叹“在北京出生长大生活了五十年，出国潮及各种诱惑都没能让我离开这个可爱的城市。今天，我脑子里一直在转：‘我该去哪里度晚年呢？’”

《再中“霾伏”》——这种感受同样体现在了今晨的新京报上。编辑们在头版放上机场、鼓楼、CBD、故宫的蒙尘影像，通报“本月仅5天无霾”，以及《战雾霾启动更严减排措施。3成公车停驶，103排污企业停产，渣土车禁上路，至少实施至周四24时》。

北京市政府召开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工作紧急会议，要求停驶30%的公务用车的消息，昨天下午一经发布，即有@人民日报带头追问“谁来监督执行”。根据新华社稍后补充说明，北京交管部门已承诺，将根据此前上报的车号、车型，“及时监控、拍摄违反停驶措施上路的党政机关机动车”。

于是，在通报公车贴“重污染日停驶车辆”的同时，新京报又把目光投向工地扬尘。望京SOHO工地因为雾霾天仍施工不幸成为反面典型——报道中最后一句是“记者采用多种途径联系潘石屹未获得回复”。

潘石屹是SOHO中国董事长，也是中国民间关注空气质量的最重要意见领袖。昨天早晨，贴出美使馆数据显示已爆表的空气污染指数后，他响应太太@张欣对伦敦治雾的经验介绍，说了一句“人大尽快立法”，稍后更公开呼吁北京巿委书记、人大主任、巿长尽快出台北京清洁空气法案，并宣布自己会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交相关网络投票结果。

新京报虽然揭发了这位地产商的工地状况，但也用社论《在雾霾中下决心推动空气立法》响应了这份吁求——“如果没有周边地区联动，无论出台多么‘严厉细致’的条例，北京都不可能单方面彻底改变本地区的空气质量。有必要在全国层面出台‘空气清洁法’，明确全国各级政府、企业、个人在空气治污中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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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老虎苍蝇都难打

一、比非典可怕

网易首页顶端展示昨日扩大后的全国雾霾面积数据：143万平方公里；新浪搜狐和凤凰网则重点推荐央视《新闻1+1》里的钟南山之言：“大气污染谁都跑不掉的，比非典可怕得多”，并配发《北京875辆公车违规顶霾上路》、《公安部允许交警戴口罩》、《日呼吁民众关门窗避中国有害物质》等消息。

既能“自强不吸”，就继续建言献策。新京报提议《“大气污染防治法”该修改了》，京华时报质问《雾霾天是谁让公车违规行驶》，东方早报呼吁《请立即停止扯皮，请协力应对雾霾》，齐鲁晚报声称《让交警戴口罩，也是抗霾的实际行动》......

人民网亦以头条转发人民日报时评《治理雾霾，需要告别“口头环保”》，以温家宝“恳切地将原因和对策告诉了公众”为据，强调“驱霾的过程，也是我们净化自己的过程”。文中，作为“公众人物”的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被不点名地批评了：“每一脚油门、每一根燃烧的秸秆、每一串红红火火的爆竹后面，是你是我是他，我们是否也在一边抱怨空气质量，一边不经意地向霾‘喂食’，催化并纵容着‘霾’？有媒体人抱怨不知如何向车里的孩子解释‘霾’，却忘记了自己正在贡献尾气；有公众人物不断向大家报告空气污染指数，自己的企业在雾霾天却没有按规矩及时停工...... ”

二、中国底线

新华网把头条位置留给了《习近平阐明中国和平发展原则底线》。

根据这篇电稿中引用的专家分析，习近平三天前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所说的“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至少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宣告中国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则宣示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绝非毫无原则底线。”

按照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文中的说法，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为中国如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阐明了原则底线，也可以说是红线，也是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第一次明确阐述其对外交往的原则和思路。

强势之外，另有一位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负责阐述“和平发展”：“针对习近平的这次讲话，境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解读认为，这是一次‘民族主义的强烈宣示’，‘似乎在暗示，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更强硬的姿态’，会令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周边国家感到紧张和忧虑。‘这是严重的误读，某些境外媒体又在不失时机地虚构和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对外霸权扩张，’苏浩说。”

前天，习近平此段讲话通稿被公布后，虽然中央喉舌坚守在“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的口径上，但各路市场化媒体重点推介的都是那句“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并以时下钓鱼岛动态烘托。

如果说人民日报海外版昨天将大标题拟定为“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算是符合其传递友好的定位；那环球时报就更加清楚自身角色：今晨一劝邻居《为罗老号高兴，韩国应顾及其他》，“在中俄日朝都能发射卫星的东北亚，这件事‘可大可小’”；再切入正题，向西方舆论及日本、菲律宾高喝一声《中国强硬？那亚洲早非今天这样了》：“只要它们以现实主义的态度与中国打交道，它们就会发现中国这支全球性战略力量同时是和善、宽厚的。如果亚洲注定有一个国家成为所谓‘超级力量’，那么幸亏它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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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经济五大看点

【编者按】蛇年来临之际，中国经济仍旧风险与机遇并存，FT中文网邀请不同的机构经济学家来分析2013的宏观经济。相同的主题，不同的视角，必然有所碰撞，对读者有所裨益，首期为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

他预计实际增速将达到8.6%，经济增速见底回升，将出现温和复苏，通胀保持温和，这为实施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提供了空间；而改革议程的重点是金融、财政、更多行业和领域向民营经济开放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继续加快。

从政策议程与经济目标

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一届领导层制定了2013年的主要政策议程和经济增速目标。尽管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依然存在，但决策层认为经济正在走出谷底，同时也将看到各方面积极因素的不断出现。强调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之外，确定了2013年经济政策目标和基调，笔者的估计如下：

2013年GDP同比增速目标可能是7.5%，与2012年相同。这反映出领导层换届后保持政策连续性的愿望，并符合在2010-2020年间实现GDP和人均GDP翻两番的中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2012年年中经济增速放缓，包括出口增速骤降、企业利润下滑以及劳动力市场转弱等，对政府和企业而言都经历了一段相对困难的时期。虽然GDP并非按月测算，但在此期间GDP同比增速一度降至7%左右，而这一水平显然过冷。

通胀目标可能维持在4%，与2012年持平。保持物价平稳仍占据重要地位，不仅事关经济发展，更涉及社会稳定。在吸取了2008-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一揽子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教训的基础上，政策层可能将CPI指数保持在3-4%左右，而执行了近一年的政策宽松可能得以延续。

具体的改革计划在2013年末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三中全会上公布的可能性更大。值得关注的主要领域是：1)金融市场改革-重点是利率市场化、债券融资以及进一步的货币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2)财税体制改革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复苏势头更加明确

新一届领导层面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加快改革步伐的有利条件。近期高频数据显示第三季度7.4%的同比增速为本轮经济周期的低谷，而中国的经济在未来几个季度将逐步复苏。

前期稳增长政策措施已开始见效并提振内需，去库存化周期结束和产量增速反弹。如工业部门已经触底反弹，这仍然是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且与GDP增速高度相关。继工业增加值（IP）实际增速从8月份同比8.9%的低点反弹至11月份的10.2%之后，新增订单回暖、生产活动加快拉动12月汇丰制造业PMI指数和官方PMI继续改善。

由于采购活动的增加，PPI中的投入品价格指数开始从同比收缩3.6%的周期性低点反弹。10月以来汇丰制造业PMI指数的采购价格分项指数已经连续三个月保持在50以上。这有助于企业盈利的改善，9月份开始企业利润出现五个月以来的首次增长。

去库存化周期行将结束，库存回补即将开始。2012年年初至8月，去库存活动拖累了企业投资和生产。例如，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12年初的同比28%降至7月份的9%，然后稳定在15%左右，近几个月开始企稳回升。不少开发商通过降价促销吸引买家。再加上降息和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二季度以来房地产成交量回暖。近几个月，房地产开发商更积极地购买土地，预示着未来投资向好的势头将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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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日为缓解紧张对峙迈出第一步

中国和日本为缓解一场激烈领土纠纷所引发的紧张，在外交上迈出了第一步。这场纠纷已损害了两国间的贸易，甚至出现了升级为军事冲突的迹象。

自去年9月围绕日本实际控制的东海岛屿爆发纠纷以来，上周五，中共中央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和日本联合政府资深成员山口那津男(Natsuo Yamaguchi)举行了这两个邻国间的首次高层会晤。

“新形势下，我们要像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习近平表示。他指的是中日双方在1972年决定搁置纠纷，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预期将在3月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发出比较和缓的语调，令人期盼两国将付诸新的外交努力，解决这些岛屿所引发的危机。日本称这些岛屿为尖阁诸岛(Senkaku)，中国称其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两国都宣称拥有这些岛屿的主权。

山口是日本执政的自民党(LDP)在联合政府中的盟友公明党(New Komeito)的党首。他向习近平转交了安倍晋三(Shinzo Abe)的亲笔信。日本首相在信中表示，他愿从大局出发，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

“高层领导人能够会晤就是一个转折点，”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徐一平表示。“山口能来，就显示出日方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而习近平能够见他，展示出他这方面的诚意。”

他补充称，他预期双方将拿出更具体的措施缓解紧张气氛。

据彭博(Bloomberg)新闻社报道，山口提议双方努力安排一次峰会，而习近平对他表示，高层对话是重要的，他将认真考虑这个提议。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发表的一篇声明，习近平表示，中国政府重视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没有变化。他形容中方在争议岛屿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呼吁日方“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这次会晤举行之前，中日两国间海上和空中对峙升级。

日本从1895年起一直实际控制争议岛屿。但这一争端去年爆发为一场严重危机，当时日本政府决定对其中一些岛屿进行国有化。其解释是，此举意在阻止民族主义倾向的东京都知事的购岛企图，后者购岛将对中国构成严重得多的挑衅。

不过，北京方面对这种解释不屑一顾，称其为一个计谋，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回应措施，旨在加强中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主张。中国政府发布了这个群岛的领海基线，并提交了包括争议岛屿在内的大陆架划界申请。之后，北京方面经常派出公务船进入当地水域。

日本抗议称，这是对日本领土的侵犯，但中国称这些巡逻是“正常”的，并宣称，日方不再对争议岛屿周围海域享有不受挑战的控制。

中国的战斗机也开始更为频繁地在争议岛屿附近出现，过去几个月来，双方都曾紧急出动战斗机以拦截对方的飞机，令人担心发生意外，导致失控的军事冲突。

赵添琦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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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中国经济风险的论辩

上周末，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办的“2013中国发展论坛”（LSE SU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2013）上，围绕中国经济的前景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辩论因演讲嘉宾，美国作家章家敦（Gordon G.Chang）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测而起。

“经历了近3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在迎来转点。”章家敦在演讲中称，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隐忧重重，而改革停滞和人口红利的终结，将成为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的主要原因。

章家敦因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前景抱有悲观预期而被人熟知，他曾于2001年著书名为《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认为“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此后他也曾在2012年撰文表示，对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增长8.4%而提出质疑，认为这高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并非所有人都承认中国的经济正面临衰退，毕竟2012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GDP的还是增长了7.8%。但到目前为止，衡量中国经济增长最可靠的指标是经济活动所生产的电力。2012年中国的发电量增长仅为4.5%，由于历史上中国发电量增长往往都会高于GDP增速（后者为前者的85%左右），因此2012年中国GDP的实际增速也许只有3.8%。”章家敦说。

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章家敦表示：“目前来自中国政府的投入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45%-50%，而国内消费的贡献仅占35-40%，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低的。中国的负债水平正在快速上升，已经逐渐超出其本身的承受能力。正像一位经济学家所说，中国现在每个省都存在危机。”

章家敦还表示，中国“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令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2010年达到顶峰，目前已经转入萎缩。人口问题将最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

章家敦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新任领导层成员多数缺乏改革的精神和态度，在不改革的情况下，中国无法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

而章家敦的观点很快就遭遇到强烈的反对之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表示，中国正处于城镇化的中期，如果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得当，中国未来将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入2000万人，增加1000万就业岗位。“未来30年内，中国将不会面临劳动力供应的忧虑，因为将有6亿人从农村迁移进城市，3亿人将在城镇中实现就业。”黄海洲说。

黄海洲同时预测，中国政府也正在考虑改变“一家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这能在未来3-5年内实行，中国未来的人口比率将变得比较乐观。

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深兼职教授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则对统计数据作出了另一番解释：“中国经济的统计数据并没有矛盾。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但是为了遏制泡沫的产生，中国政府着力抑制建筑行业，后者正是的用电大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GDP会和电力数据会呈现比较大的差异。”

而对于中国新任领导层是否具备改革意愿，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已经明确，除了启动下一步改革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习近平上任后去了哪里？去了深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深圳开始的，这就是很明确信号，说明中国需要改革。”

“从习近平上任后100天的一系列行动来看：几乎每两天就会发表讲话或者视察，这都在巩固他政策的执行力。习近平没有强调要重复前任的老路，这已经为中共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形象。”陆克文说。

陆克文认为，最先启动的改革内容将包括，逐步缩小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之间的差距，启动小规模国企的私有化，和人民币改革。

陆克文同时预计，未来将会有正式的经济改革议程出炉：“最后我大胆的预测，‘一家一胎制’的政策将会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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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人民的“通知”

一、中国武器

中国官方在周末两天里公开了两项军事武器重大进展。

周六下午14时07分，@央视新闻在那款中国自主战略重型运输机“运-20”刚刚起飞后就发出了消息。一小时后，贴出试飞现场图，称其所有参数均超越原型伊尔-76，接近美军C-17“环球霸王”的水平，跻身全球十大运力最强运输机之列。

轮番口播之后，央视再许以19时整的《新闻联播》头条，那架庞然大物的身姿也终于从军事论坛上的模糊手机影像变成了多角度的清晰起飞降落过程。

于是，从人民日报开始，大飞机仰拍图登上几乎每一份时事报章的头版。晶报将之放大到一整个封面，双排大字标题《运20首飞成功，媲美载人航天》阐明意义；因为当天还有李娜惜败澳网决赛的新闻，扬子晚报两全其美，赞首飞冲天为“赢自信”、受伤失冠为“赢尊敬”。

不过，昨天深夜，门户网站又有了新的头条选择，那就是来自国防部官方网站暨解放军报的消息：“2013年1月27日，中国在境内再次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

这条通稿实在简略，虽然辽沈晚报、南方都市报、齐鲁晚报等均子夜换稿将此作为头版头条，但也就只有加上些类似《中国近几年反导试验》和《中段拦截更难实现》的背景知识。

倒是南方日报赶上了，正巧“深读周刊－军情观察”今天开讲《夺取“制天权”的太空杀手》：“美国太空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在1月4日极力炒作中国会在1月11日进行反卫星试验，尽管当日中国没有进行类似的试验，美国依然担忧中国不断增强的反卫星技术实力会对其最灵敏的军事情报卫星构成干扰...... 著名军事评论员宋忠平称...... 未来的争夺战已经成为夺取‘制天权’的战场，只有通过多种反卫星能力的建设，才能最终取得‘制天权’的胜利。”

相比而言，门户的策划时间充足了些。新浪展示动态示意图，以解释何谓“陆基中段反导拦截系统”；腾讯推荐一段《网友目击疑似中国反导拦截试验现场》的视频，称27日新疆博湖县现漩涡状蓝色不明飞行物；搜狐和网易同时强调“中段反导”系星球大战计划内容，以及“网友称不亚于原子弹试验”的点评；凤凰网则公布对军事专家的采访所得，《美国的反导系统目标更为先进》。

而被网络编辑们一同在首页最顶端发布的则是“美同日试射”。根据环球网今晨头条《中国再次中段反导试验，战略意义媲美两弹一星》，“2010年1月11日，中国曾进行过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当时，有分析认为，此举暗示我国已初步掌握反弹道导弹技术。”介绍背景后，报道即以“无独有偶”引出美国26日下午成功试射一枚陆基拦截导弹的消息，并称“只有中美成功进行过这类中段反导试验”。

在环球时报的版面上，比这则反导新闻更突出的是《运20首飞，意义堪比歼-20》——虽然因为周日不出报而错过了第一时间，但这家媒体仍要高声赞扬，用社评呼吁国人《为运-20鼓掌，坚定国防投入决心》：“最近几年，中国先进的空海军装备以及先进导弹纷纷面世，看上去很像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起步的军工研发来到了‘井喷期’...... 尽管有各种内外压力和反对意见，但中国没理由从今天的发展国防节奏退却...... 至于反对声音，它们的确不代表中国的主流意见，就是多元化时代反主流情绪的自然宣泄。对这部分情绪可以沟通和安慰，但决不可让它们主导中国的发展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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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量放空燃烧页岩气

处于美国页岩石油繁荣中心的企业，正在白白烧掉足以给芝加哥和华盛顿两市居民供电的天然气，这一做法令人对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越来越担心。

美国北达科他州正领导着转变美国能源前景的页岩油气革命，该州放空烧掉的多余天然气量去年增长了约50%。目前，在该州巴肯(Bakken)页岩层地区天然气放空燃烧激增的现象，在其他页岩油气生产区域也同样出现，德克萨斯州监管机构2012年发放1963份放空燃烧许可，远高于2010年的306份。

这种猛增令美国成为世界上放空燃烧天然气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估计，美国放空燃烧的天然气量在五年里增加到原有水平的三倍，目前排在俄罗斯、尼日利亚、伊朗和伊拉克之后，居世界第五位。

导致这种放空燃烧现象的原因是北美大部分地区天然气价格低廉，这使得修建管道和用储气罐处理石油生产中放出的天然气不够经济。相比之下，将这些天然气放空燃烧是最安全的处置办法。

在巴肯和德克萨斯鹰滩(Eagle Ford)天然气放空燃烧所发出的光亮，在夜间的卫星照片上都可以看见。

天然气放空燃烧所带来的浪费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大气污染、扰民等其他后果，令投资者和环保人士震惊。

译者/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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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中国人心灵”的挑战

上周六（1月26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行的“2013中国发展论坛”上，有两个最受欢迎的明星般的演讲者，一个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另一个是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

陆克文受欢迎，原因有二：会说很多风趣话，会说几句中文。杜维明受欢迎，也有两个原因：语言风趣且学养丰厚，中英文均流利运用如母语。两人的区别？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学者。

杜维明名气很大，似乎不需要我过多介绍。所以，我就直接引述百度百科的介绍吧：“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先后求学于台湾东海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自1981年，一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担任历史及哲学教授，其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还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英文维基百科对他还有这么一段介绍：“2001年，杜维明被（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任命为联合国‘名人小组’成员，协助‘文明之间的对话’。”

在“2013中国发展论坛”的间隙，我采访了杜维明。他很慷慨，给了我45分钟。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他赖以成名的学说“儒学第三期”的实现前景，最后，在问及他对中国新领导层和未来中国发展前景的看法时，他表示，从长远来看，中国新领导层必须认真面对和应对两大挑战。

“这两大挑战，其实与中国GDP的升降或军事实力的消长无关，但却关乎中国人的心灵和心态。”他严肃地强调。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两大挑战呢？

问：过去100多年，中国经历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儒运动的洗礼，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中的批孔运动，再到八十年代以电视政论片《河殇》为代表的反儒思潮，似乎不分左右，属于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优秀之列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是反儒的。那么，你是如何评价、如何反思这一持续百年的反儒思潮的？

答：我们先来谈谈“五四” 。的确，“五四”时代中国大的思潮是反儒，是打倒孔家店，但是，反对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想让中国站起来，当时，不管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还是极端的激进主义，都是爱国的，救亡图存是大家共同关切的。我们需要肯定的是，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就表示他们的文化认同是非常清楚的。另外，我发现有一个现象，那些从国外回来的知识精英，有一个强烈的信心，或愿景，就是我们中国最终会站起来。就是说，虽然塑造我们的儒家传统是一无是处，但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却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士大夫精神所塑造出来的。这与古希腊的哲学家、基督教的神学家、佛教的和尚完全不同。而有良知、有理性、关心国家兴亡，这就是儒家所塑造的最珍贵的传统，这些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有深刻的自我认同，有对社会的关怀，有对民族命运的一种承诺，他们潜存的、非常珍贵的儒家因素，并没有因为他们激烈地反对儒家、反对孔家店而消除，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烈，所以，从深层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儒家知识分子典范的代表，包括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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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阻碍重重

在美国，新总统当选到就职典礼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在中国，新领导人接掌权力的过渡期可能会延续三年之久。

3月初，习近平将正式接过他的第三个、也是最不重要的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前，他已于去年11月中旬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

即便在接任国家主席之后，他可能也还要花费数年，把“自己人”安插在有实权的位子上，特别是军队内有实权的位子，那可是重中之重。

毛泽东曾经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说法不仅适用于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打游击时期，也适用于当代的中国。

在许多人看来，即将离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从未彻底握牢自己的权力，因此，他执掌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这段时期，颇有些“失去的十年”的意味，其间没有出台任何大胆的改革。

这种看法或许不完全公平，但它已成为中国官场的普遍论调，那些曾期望对中国隐秘的威权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人，更是持这种论调。

去年11月中旬，习近平发表了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讲话。之后，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政府顾问表达出希望，即希望习近平能在他首个五年任期的初期阶段推动实施实质性的政治与经济改革。

但也有些人指出，即使习近平在暗地里可能是戈尔巴乔夫(Gorbachev)的崇拜者，他的回旋空间也已被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严重压缩。在胡锦涛掌权的十年里，既得利益集团已变得愈发强大。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最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军方、官僚、迅速壮大的国家安全机关以及国有企业。

“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规模庞大，要通过政策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实施一些重大的系统性政治改革，”沈大伟教授在近期一篇论文中写道。不过，“我们并不能确定，以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能够（或希望）改变这种领导文化，来解决中国面对的紧迫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法律和外交政策难题，采取亟需采取的果断行动。”

在多数分析人士看来，经济改革的前景要更为乐观一些。虽然中国的政策圈未就需要采取哪些举措来改革政治体制达成任何共识，但他们至少对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有着普遍认识。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表示：“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它将不得不付出代价，代价的形式是增长放缓。”

“为使增长能够持续，中国必须改变增长模式，依赖内需而非外需，依赖消费而非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

但是，即使存在这种共识，人们也不清楚习近平及其同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经济改革，同时不伤及他们赖以获取政治支持的部分利益集团。

习近平与前几任领导人差别最显著、最有余地打下自己烙印的领域，很可能会是外交政策。

新领导层接掌权力之际，北京方面在地区邻国眼中变得日益强硬，特别是在长期纠缠不清的领土争端方面——近几年，这些争端已升级为公开对抗。

在日本，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所占的比例已降至18%，为40年来最低。其他邻国对中国军事崛起的担忧也大多达到空前的程度。

地区邻国对中国崛起及其最终意图的普遍担心在驻北京外交官的身上有所体现。这些外交官已开始猜测爆发有中国参与的地区冲突的可能性。

多数分析人士和外交官仍认为爆发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台海两岸一度剑拔弩张以来，人们在北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关于冲突的议论了。

人们谈得最多的，是中国和越南可能在未来两年的某个时刻发生短暂交火。越南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与中国重叠，并且没有与美国签订正式的防御条约。

一个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地区邻国的大使近日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接下来几年里，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中国即使动武，也不会与我们动。”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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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大与脆弱并存

西方对中国的习惯性评估之一是，中国将不中断地崛起，最终成为全球霸主。中国很快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快进几十年，中国将担任起超级大国的重任。在此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其政治体制将过渡到带有一些民主色彩。

但这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简单论点，对参与中国淘金浪潮的西方企业高管尤其有吸引力。然而，每次访问北京，我都留意到，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越尖锐，他们在国内就看似越不安全。

中国无疑正在让全世界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已经被毫不掩饰的强硬取代，这种态度让邻国和美国不安。东海以及南海的长期海上纠纷已成为军事引爆点。中国的博客上充斥着呼吁中国领导人好好教训一下宿敌的呼声。

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坚称，中国无意统治全球。他们说，帝国的观念违背所有的历史传统。统治精英还抗议道，他们发挥了约束网络空间狂热民族主义的作用。不过，官员们表示，没错，“中央王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在攸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由自己说了算。同时，中国不打算聆听剥削、侵略中国逾一个世纪的西方列强说教。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新展现出的自信直接反映了商业关系。政治从属于经济：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扩张是贸易和投资关系激增的结果。而且，心态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尽管官员们依然讲着陈词滥调，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肩负起国际治理的重担，但他们也拒绝这样的构想：让中国参与到华盛顿制定的一整套规则中，成为一个利益相关者。

官员们在谈到即将上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时，强调的重点依然是持续性，而不是变化。去年中共十八大制订了指导性原则。若有西方人对中国的战略方向表示好奇，他们会得到有关十八大程序的详尽（且令人疲倦）叙述。不过，有一点所有人都认同：习近平将比胡锦涛更加强势。据悉，这位新的国家主席对权力的掌控更紧。

北京坚称，中国不希望在国外发生冲突，进而打断经济进步。逻辑表明，这话肯定是没错的。但是，当中国与日本在东海；与越南、菲律宾及其他国家在南海的对话转为纠纷，人们很难忽视更强硬的言辞。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尤其是与日本在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发生冲突的风险——远非可忽略不计。在此背后，还潜藏着中国海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发生冲突的危险。

习近平担心国内稳定是对的。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清晰无比。全球经济放缓将很快遇上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中国劳动力人数已经见顶，中国人即将变老，而且速度会非常快。因此，新领导层承诺加快目前仍相当模糊的经济改革。

留意民怨的习近平，承诺杜绝官僚主义铺张浪费，打击腐败。如今，中共官员非常小心，避免佩戴名贵手表。官方的计划是推动经济再平衡，使其转向在更大程度上由内需拉动。迄今党的表现还不错。但下一步会更加艰难。腐败已经在经济体制中固化。如果放开热门部门，使其接受民间资本投资，就有可能与大国企老板发生冲突。与此同时，中国最大的担心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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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眼镜】闾丘露薇对话林洸耀：中日关系

2012年岁末，“有色眼镜”栏目邀请资深中国媒体人闾丘露薇担任客座主持人，对话路透社北亚首席记者林洸耀。林洸耀先生报道中国近二十载，以大量关于中国时政的独家报道为在华外国媒体圈所熟知。两位记者回顾了2012年几件影响中国的重要事件。以下是完整视频的第四部分，谈论中日关系。

http://www.ftchinese.com/video/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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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迎来无线时代

在今年的达沃斯(Davos)，当数字精英们佩戴着从本月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CES)上拿到的最新电子设备，顺着滑雪道掠过时，将能够在任意时刻获知自己的速度、高度、位置、距离、体温、心率甚至还有大脑活动的数据。

由于滑雪杖以及头盔里装有POV动作摄像机，所有体验都能够被捕捉成广角超高清质量的图像，传输到智能手机的屏幕上，或者给Facebook上的朋友观看。

从身体内部数据到外部遥测数据，以及这些数据的对外分享，技术正在把个人体验转变成所有人都能分享的通用体验。

其用途不仅仅在社交方面。我们的身体、汽车以及周边环境连接的网络传感器数量激增，它们正在产生海量数据，有待挖掘分析，用于预测交通模式、零售需求、流感爆发的可能性以及其他无数种情形。此外它们还能帮助我们在停车场找到空车位，并把我们带过去。

人们谈论这种物联网(IOT)已经很久，这是一种用能够相互通信的微型传感器连接起来的网络。但德勤(Deloitte)的研究表明，由于NFC（近距离通信）、蓝牙和Wi-Fi等无线技术的改进，以及逾10亿部智能手机的预计销量，今年物联网的成熟程度预计将再上一个台阶。

除了电子设备的小型化、智能化趋势外，我们还看到，消费电子产品开始由消费者自己制造或者出资，而非由以往的制造业巨头出资生产。

在CES上，从智能手表到游戏机的许多款设备都是在Kickstarter等网站上“集资”的，用户出资将图纸上的设计构思付诸生产。我们还看到3D打印机变得更加实惠，价格最低只有500美元，这使消费者能够创造自己的东西，以类似喷墨打印机的方式，用塑料或者其他材料一层层地打印出物品。

不过在近期，个人与企业更可能选择把他们的打印需求外包给Sculpteo等3D打印店，因为这些店铺运营着更加高级的机器。

不管怎么说，硬件的重要性都在输给软件和服务。本月苹果(Apple)宣告了“应用”经济的加速，App Store 4年累计应用下载量达到400亿次，仅去年就达200亿次。

当消费者着迷于消费体验，硬件就会变得“隐形”，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视机越来越薄，边框消失，只剩下一个屏幕，这种“隐形”几乎彻底。三星(Samsung)和LG生产出了可弯曲的OLED大屏电视机，厚度不到5毫米。

电线也在消失。藏在地毯和桌台下面的电磁线圈可以为灯柱或食物搅拌器等兼容设备无线供电。电动汽车的无线充电也已实现——只要把车开到一种特殊的垫子上，就能开始充电。

让技术隐形，把人们吸引到屏幕展现的内容上，能够鼓励自然互动。语音命令和手势识别技术日益成熟，网络摄像头现在能够进行面部识别和验证。今年年初，Leap Motion将推出一款动作感应传感器，只有一包口香糖那么大，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追踪手指动作，让用户能够在屏幕上塑造虚拟粘土模型，或者弹奏“空气”钢琴。

IBM在其年度预测中预计，计算技术将很快能够复制五官感觉——触摸屏可以让人在网上下单之前感受床单的丝滑，计算机将能在核磁共振成像(MRI)中看到病变组织，或者通过监听音频，在桥梁坍塌之前发现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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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只差“上级”要求

一、浪费入罪

《新闻联播》首度引入特约评论员，就奉献给了反浪费事业。

由杨禹连线出镜，建议从三个“公”字入手遏制铺张浪费之风——“第一个公：公款。要狠刹‘舌尖上的浪费’，党政干部要以身作则，先从规范公务接待开始”；“第二个公：公务人员。有很多饭桌边，坐的是公务人员，但买单的可能是老板，是形形色色的‘朋友’……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饭桌上的获益与寻租没了空间，浪费必然减少”；“第三个公：公众。也就是咱们每一个人。点几个菜，打不打包，看似事小，却关系着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的传承问题。”

在这段新三“公”点评前，是可以作为论据的“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系列报道，央视记者从北京一家酒楼时发回现场“剩宴”画面，从“一道菜688元，大半浪费”到“酒楼日人均消耗，4斤菜1斤肉1斤面”。

痛心疾首的是袁隆平。这位以杂交水稻造福全人类的科学家，在央视镜头前眉头紧锁，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耕地又这么少，这个浪费是个可耻的行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法规政策）把浪费当成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袁老此议被央视网连同新浪凤凰推荐在首页。其实，所谓“浪费入罪”也并非新论，去年此时，即有全国人大代表陈代富提议国家急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浪费法》，4月19日晚的央视《新闻1+1》即曾以此带头自省，“我觉得潜在的我们都是犯罪嫌疑人。”

那期“奢侈的垃圾”直指公众人人有责，强调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于是，白岩松不禁感慨：“没想到在学校的食堂，在社区里头浪费同样严重，我们在指责别人，我们在一门心思说都是公款消费闹的时候，原来我们也参与其中，原来咱们也都是犯罪嫌疑人，我们什么样，中国就是什么样。”

各地都行动起来了。新浪微博继续让“光盘行动反对浪费”高居热门话题榜首；不让新华社那组“刺眼”图片专美，辽沈晚报、大河报、齐鲁晚报都在头版宣布，开始对本省餐桌浪费情况展开调查……

当然，市场化媒体的批评矛头更乐于指向官场。例如，成都商报重庆晨报的今日头条评论就想到了一块，《反对中国式“剩宴”，先请公款吃喝离席》、《狠刹浪费之风，应先拿公款吃喝开刀》；21世纪经济报道号召《向浪费宣战》，所配漫画亦写明“财政不受监督制造的浪费最多”；京华时报警告《舌尖上的剩宴丢了政德良知》；现代快报更是直接在一桌5000多元的菜肴上标记“公务‘剩宴’”，叹息“这桌无人打包的公务宴不少没动过”，并以《“盛宴”+“剩宴”=犯罪》斥之。

其实，新华社昨天又汇报了新动向。证实总书记是在1月17日针对内参《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作出批示后，这篇稿件要揭发“观望”“避风头”者——“一些基层干部反映，个别地方在公款接待时存在饭后‘最后一道菜’：每人送中华烟一盒，这种风气没有杜绝。相对于明目张胆的大吃大喝，一些隐蔽吃请送礼现象开始抬头……一些单位公款送礼、送卡，靠熟悉的‘定点饭店’混作餐费走账，个别机关单位的定点接待饭店甚至搞起了两个点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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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主义”的挑战与限度

本月中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旋风一般对东南亚三国进行访问，除了签订了一些经济合作协定之外，更重要的是廓清了自己的外交蓝图，不妨将其称为“安倍主义”。

客观而言，安倍主义是日本新政府面对东亚国际格局作出的积极主动的调整，一改民主党政府被动外交的态势。然而，安倍晋三试图构建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外交体系，这一宏大的目标似乎顺应了日本社会右转的风潮，但是严重超出了日本的实力与国际地位。心有余而力不足，“安倍主义”犹如舞得起兴的蜡枪头，需要回到正轨。

“回锅”首相一展宏图

在首相走马观花的日本政坛，安倍晋三能够梅开二度，“回锅”当首相已是奇迹。赢得大选之后，安倍晋三便拿出“治乱世用重典”的姿态应对内政外交难题。通过扩张财政、提高CPI、压低日元汇率等措施试图为日本经济注入活力，激活“日本增长”的发动机。为了逼迫日本央行开闸放水，释放货币，安倍晋三甚至以取缔日本央行独立性为要挟。安倍晋三能够“提前”当选首相也要“感谢”野田内阁应对外交难题无力，尤其是中日钓鱼岛对峙，让民主党没有完成任期便在大选中惨淡下台。

2006年，安倍晋三在接替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之后，将中国作为出访的第一站，打破了小泉任期中日关系的冰冻状态。这一次，人们一度希望安倍晋三能够再度出手扭转中日关系的僵局，但事实是安倍采取了“绕中国”的外交部署。

与第一个任期相比，安倍晋三对华外交政策可谓冰火两重天，但目标是一致的：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安倍晋三抨击民主党政府被“友好主义”掩盖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安倍甚至认为，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外交资产，因此，他对第一个任期中未能参拜深感遗憾，可以预见2013年安倍将出现在靖国神社。

在安倍眼中，小泉时代的对华政策是成功的，以参拜挑战中国并以此为筹码进行外交周旋。正基于此，重返首相大位的安倍并不急于改善对华关系，反而试图“围堵”中国。在访问东南亚三国时提出了五项原则：价值观外交，与东南亚国家一起致力于民主的普及；用法律而非武力手段确保海洋的自由、开放；促进贸易投资；保持文化与传统的多样性等。前两项是安倍首访东南亚三国的主要原因：以价值观寻求与东南亚国家的最大公约数，以共同价值观拉拢东南亚国家也是美国的外交策略，安倍是希拉里的好学生；以海洋争端将日本归到“受害者”的营垒。

安倍晋三的东盟三国之行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是却阐述了他的外交蓝图：整合周边外交资源、重塑日美基轴、应对中国崛起，不妨将之称为安倍的“三环外交”。在安倍访问越南、泰国和印尼之前，副首相麻生太郎访问缅甸，签下大单，外相岸田文雄访问菲律宾、文莱、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在一个月之内日本政界高官集体出访东南亚各国，足见东南亚在安倍外交棋盘中的分量。

东南亚诸国正处于快速发展之中，东盟十国的一体化程度在提升，2015年建成经济共同体，区域内实现零关税。东南亚的劳动力、市场都是安倍振兴日本经济的重要支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起飞除了军火订货的刺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提供了原料基地与市场。而今东南亚诸国已经从金融危机阴影中走出来，呈现良好的发展前景，日本需要搭上东盟发展的快车。日本是越南最大的官方开发援助（ODA）来源国，泰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电子、汽车生产基地，印尼为日本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缅甸开启政改风帆之后，日本频频示好，麻生太郎访缅不仅签下大单，而且减免了大量债务。在“10+1”自贸区建设中，日本落后于中国，因此，安倍晋三试图追回比分，安倍在访问东南亚时提出自己的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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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钓鱼岛看国家利益

钓鱼岛事件一年来闹得沸沸扬扬，全民公愤，成为全中国人的“每日焦点”。国人的爱国热情被点燃了，从抵制日货发展到“打砸抢烧”，使两国人民结下了更深的民族仇恨。不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都是爱国的国民，应该支持国家领土完整，发出自己的吼声，但有谁冷静想过这背后的事情？     

中日两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打开国门以来，在经济上已经互相融合、互补互利，象一对连体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抵制就是“伤敌八百，自损一万”，这并不是耸人听闻。在你抵制日货的同时，不知有多少同胞下岗失业、有多少农民减少收入、财税收入大幅流失......因为日本人早已占领了经济和各个产业链的高端位置。细心人会发现，你虽然买的是欧系、美系的汽车，但变速箱和一些主要部件是日本的。你会说那就干脆买国产的，但国产车发动机又是日本的或日本合资的。你买的电器表面上看是国产的，但核心部件和专利技术是日本的。还有女士喜欢的化妆品、果粉手中拿的iPhone、你在影院看的大片.....这些产品里都有日本人的东西。

你可能会说，我不买不用这些消费品总可以吧，你却不知你每天用的电也许就是日资贷款建的电厂里发出的，就算不是日资电厂，也许发电机组的部件和输变电设备也是日本的。你出门走的高速路也许就是日资建设的（例如我家门前的西临高速），你乘坐的动车虽是国产的，但关键技术零件是日本的。你去银行存取钱使用的ATM机90%是日本机器。你看病住院会发现医生用的是日本造的医疗器械，给你服用的药也有日本产的。你吃的粮食、蔬菜水果也许就是日资扶持的农业项目产的，你喝的自来水可能来自日资参股的自来水公司......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难道你可以不用电、不出行、不取钱、不看病、不吃饭、不生存了吗？

有心人会发现，“日货”已经象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占领”了每个中国人、每个城市、每一寸中国的土地，只是你没看到、没摸到或者根本不愿意知道，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已经在这场看不见的战争中沦陷了！你不知道、没看见是因为你早已被蒙住了双眼。是谁蒙住了你的双眼......？     

知道了这些你就明白，抵制日货就是伤害自己。其实也根本抵制不了。说抵制抗日、喊打的人，不是头脑发热，就是思想单纯容易被利用，可能从没冷静分析这其中的源由吧。其实钓鱼岛还是那个钓鱼岛，只是被某些人或某些方面利用的棋子和筹码而已。钓鱼岛已经由太平洋上的一粒“石子”升级成了政治博弈的秀场，这场“秀”的配角和路人甲也就是“你、我、他”。你不知道是因为导演没告诉你，这样才更加真实，更感人。 

中国当今社会，腐败猖獗、通货膨胀、生存环境严重破坏、犯罪率失业率高启、幸福感安全感骤降，人们沦为各种“奴”，每天打开媒体看到的都是各种灾祸，每天被各种忽悠着，医院、监狱人满为患，道德伦理、社会诚信严重缺失。10年间，中国基尼系数全部远高于国际警戒线0.4。 经济上，“三驾马车”变成了独轮车......

中国人到底需要什么？国家利益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国家利益最终应该体现到人民和老百姓的身上，没有“人”哪来的“国”，没有“小家”的幸福，“大家”的强盛也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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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怎么不是国家利益？

FT中文网编辑：

读了《从钓鱼岛看国家利益》一文后，我想问，如果今天的钓鱼岛以及与之相关的广阔的东海海权不算国家利益，那么，对大清而言，因甲午战败而丢个台湾岛也不必斤斤计较了？对民国的国民政府而言，因918而失去东三省也不需太过在意了？中国近代以来走过的几次弯路，哪一次不与我们的这个恶邻相关？

我记得毛主席当年曾经像本文作者那样谆谆教导我们：制度，只有制度才是国家利益。因此要打倒资产阶级旧政权，要让农奴翻身做主人，“若要抗日爱国，那就成了爱蒋介石的国了”。某些日本人也很喜欢拿中共说事儿，意思是中国人没有勇气“反党”，所以只好“反日”来聊以自慰，似乎“维护国家主权”与“解决国内问题”是个二选一的选择题。

而且，中国迂腐文人的浅薄还经常体现在拿他们理想化了的美国来说事儿。美国人争领土的事儿还少吗？美国从殖民地到13州，再到50州的建国历程伴随着的是独立战争、西班牙战争，以及对印第安人的杀戮。点燃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暴动，难道在这之前美国已经有了自由民主？难道一个国家因为存在贪污腐败、还没实现民主自由，就不配抵御外敌、维护主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高妙逻辑，我实在不懂。

作者在文中暗示执政党在导演“反日”来转移国内矛盾的注意力，但其实恰好相反，钓鱼岛问题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爆发，恰恰是日本人的选择。一方面他们想借美国重返亚洲之势，另一方面，野田政府看准了中国正处在矛盾和机遇交汇并存的关键时期，需要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来集中解决国内问题，在中国政府换届的当口，力图在钓鱼岛问题上小步快走，因此寄希望于中国政府隐忍不发，坐视生米煮成熟饭。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惜以武力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这实际上是冒了暂缓或中断国内改革的风险。

另外，如果说中共是在用“反日”转移视线，掩盖矛盾，那么习近平有什么必要在“反腐”问题上弄出那么大的动静？李克强为什么要提“大部制”改革？这些动作都把视线聚焦于执政党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和困难，都将深刻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若要用“反日”转移视线，在这些问题上粉饰太平、得过且过不是更合理吗？

读者：dizzyt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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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和苹果

中国股市周五围绕2300点处呈现缩量窄幅调整走势，尽管PMI确认中国经济持续复苏、IPO开闸官方辟谣，但是受限于银行股等前期领涨板块面临较大的获利回吐压力，上证综指小幅收跌于0.48%，两市交投冷淡。

经过前期的大幅反弹后，短期内中国股市陷入技术性调整中，考虑到支撑本轮反弹行情的基本面以及政策面因素并没有发生转向，投资者对未来仍充满信心，因此，指数充分调整后，反弹行情仍将延续。

受到贵州茅台业绩增速放缓的影响，今日白酒股集体重挫。1月24日晚，贵州茅台发布2012年全年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12年实现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50%左右。对于业绩的增长，贵州茅台表示，主要是2012年度公司产品销量与价格同比上年度增长所致。

如果单从贵州茅台业绩增速看，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上市公司业绩能够保持50%的增速实属不易，但是恰恰因为增速低于市场此前预期，同时在茅台取消限价令后，近期部分地区终端价和一批价回落，再加上经济增速放缓、反腐力度加大、军区限酒等，市场普遍预计未来茅台业绩平滑力度加大。受此影响，茅台最终遭到资金的抛售从而引发股价的下跌。

无独有偶，大洋彼岸的美国股市，苹果公司23日公布第一财季报告，利润小幅增加0.1%，尽管公司旗下的iPhone和iPad产品销量刷新纪录，但是利润率走软。由此市场预期公司未来收入下降影响，苹果股价重挫12.4%，报450.50美元。

从业绩绝对数值看，茅台与苹果都表现不俗，但是因为均低于预期，最终造成股价双双重挫。这里不禁提出一个问题，在投资上市公司的时候，到底是业绩绝对数值重要还是业绩预期重要？答案很明显：业绩预期更加重要。

市场之所以对茅台与苹果未来业绩预期看淡，前者是因为国家对“三公”消费限制的不断深入，终端需求不振，中国政府严查腐败等因素，而后者，相比于其他因素，也许乔布斯的去世对苹果公司影响更大一些。

或许苹果永远回不到以前的苹果了，那么茅台呢？会不会随着国家严查反腐这阵风儿过去之后重塑辉煌呢？答案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笔者要说的是，政府出台政策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该类政策的连贯性，不连贯的政策必然会造成市场、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大起大落，从而引起股市的剧烈波动。造成股市剧烈波动还有一个原因，即意外事件，后者无法控制，但是前者希望领导层借鉴。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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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不是精英的阴谋

本人从达沃斯向各位读者问好。达沃斯是一场盛会：一年一度，国家领袖和企业首席执行官在这个雪山脚下的瑞士小镇汇聚一堂。也可以说，达沃斯可能是全世界精英掌权者的一个阴谋。抑或，达沃斯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位瑞士教授对美国企业发表有关“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欧式古怪见解。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达沃斯就是一场盛大的鸡尾酒派对。

世界经济论坛(WEF)能从1971年起举办至今，并且能够让2600名专业人士放下手头的工作、在不确定到底能收获什么的情况下前来参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鉴于论坛入场券每张2.2万瑞郎（合2.36万美元），成为会员需缴纳最高50万瑞郎会费，它必定有一些绝招。

商业资讯发布机构Quartz本周发布了一份达沃斯参会者的“秘密”名单。名单令人们更加确信，这些精英中的精英凑在一块儿，准不干好事。TED大会创始人理查德•索尔•沃曼(Richard Saul Wurman)说：“论坛创造了一个机会，让银行家或商界人士能够碰面和做交易，这在正式的工作场合是违法的。”

但如果只是为了操纵价格，那何必千里迢迢来达沃斯？达沃斯的参会者中，大多数人都是白天辩论企业社会责任和全球经济，晚上与其他宾客一起吃喝。世界经济论坛不是一个阴谋；它是一场信息娱乐秀。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总是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把自己标榜成一个高尚无私的人，以增进政客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使命。

一如典型的施瓦布式套话，今年会议的议程是“以更加积极、更富有建设性和更具动力的眼光看待未来，获得弹性（他用斜体强调这个词）应对瞬息万变的环境”。

施瓦布也是一位精明的企业家。他创立的这个企业，值得那些渴望对内容收费的企业（从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站到传统媒体企业）借鉴。

他执掌一个网络式、俱乐部式的智库，利润丰厚，增长强劲，且击退了挑战。2013年达沃斯论坛有个令人费解的主题，就是“弹性与动力”，这正是达沃斯论坛本身所具备的。

如今许多企业都想进入这一行业，那么施瓦布的秘诀是什么？

首先，达沃斯是一个严肃的论坛。与会者讨论一些有份量的话题，评议世界状态。与会者倾听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对目前形势的解读，以及对未来局势走向的看法（有的对，有的错）。《Power Inc》一书作者戴维•罗斯考夫(David Rothkopf)说：“达沃斯论坛是一家制造‘传统观点’的工厂。”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达沃斯是企业对企业的活动，很少有人自己掏腰包买票。付钱的组织希望这笔钱花得值，或至少能让人信服。如今执掌WWW Conference的沃尔曼说：“我以前不懂，以为达沃斯办不长，因为它太无聊乏味了。显然我那时没有悟出真谛。”

其次，达沃斯论坛是现场活动。媒体和娱乐公司已开始意识到现场活动相对于书面文字、音频或视频的价值。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现在售出的唱片不及往昔的一半，但在最近的巡回演唱会上，他们卖出的票价最高达到950英镑（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参加了去年的达沃斯论坛）。

与专家会面、目睹他们的反应、向他们提问、甚至与他们饮酒聊天，这些都比阅读他们所写的文字或在电视上看他们的脸更吸引人。这是一场定制活动，无法复制，它是私人的，因此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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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美人计”

一、定时炸弹

昨天午前，新华社发出快讯，称朝鲜宣布“正计划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在反美对决战中，朝鲜不掩饰将继续发射卫星和运载火箭，以及进行更高水平核试验以瞄准宿敌美国……六方会谈和‘9•19’共同声明不再存在，以后不会再有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对话。”

一边展示那份抨击“安理会成员国像木偶通过决议”的朝鲜国防委员会声明，新浪一边在首页推荐《微博网友速评朝鲜宣布核试验》，所引留言除了来自凤凰卫视评论员李炜的“如果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中国可能会被激怒”外，就是@胡锡进对半岛问题的长期立场：“理解朝鲜的不安全感，但我依然认为这是个非常愚蠢的决定。金正恩应跳出其父亲的战略思维框架，核武器保护不了朝鲜政权的长期安全。朝鲜只有实现民生的繁荣，才有前途。美日韩总吓唬朝鲜是在恶化半岛局势，如有恶果，韩国必是首食者。”

“它还在声明中还不点名批评中国说：‘连应当带头建立世界公正秩序的大国也被美国的专横和强权所压抑，糊涂得甚至不惜抛弃必须坚持的起码的原则’”——这句晚间留言，更被直接纳入了今日环球时报社评《朝核危机，中国不需看任何一方脸色》。

面对这种“里外不是人”的局面，胡总编只得承认“中国处于严重的两难局面，不仅半岛无核化目标越来越遥远，连在朝鲜同韩日美之间寻求外交平衡也几无可能”，所以，他干脆要向决策者建议“那就由它去”：“中国劝说各方的那些力气，就可以有相当一部分转化成对自己原则框架的保卫……如果朝鲜搞新的核试验或者再发‘卫星’，中国就应毫不犹豫地减少对朝援助。如果韩日美推动安理会对朝鲜采取极端制裁，中国就应坚决制止，迫它们修改草案。”

金正恩翻脸，是因为安理会那份要求朝鲜“不得再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的决议。人民日报昨天将这则消息放在了头版，并注明“中方重申应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按照所引用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口径，“中方建设性参与了安理会有关磋商，并对刚刚通过的决议投了赞成票。”

可是，一天过去，金正恩的公开声明里已然连“老大哥”艰难维持的六方会谈都弃若敝屣。最高党报只好在《朝鲜称继续进行高水平核试验，中方望保持冷静，俄表示遗憾》的基础上，扳着指头历数自己两年以来的苦口婆心：“《共同努力，促使半岛局势向‘和’迈进》、《重启六方会谈是打破僵局最佳途径》、《‘无条件’（重启六方会谈）就是最大前提条件》、《不要将六方会谈束之高阁》、《重启六方会谈不能一拖再拖》、《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须标本兼治》……这是2011年以来本报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部分‘钟声’文章标题。令人遗憾的是，同时期有关各方的媒体不是探讨如何消除对抗，而是猜测对手在酝酿如何挑衅，鼓动主动出击打压对手。”

再苦口婆心一回吧。奉劝有关各方“真的该打个冷战，清醒清醒头脑”，这篇《半岛局势呼唤智慧和勇气》强调“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为有目共睹，理应得到尊重”，质问“由着性子逞一时之快容易，惹出大麻烦收不了场的结局又将如何处置？”——倒是新华网首页推荐之时，已经不愿再为“小弟”讳，直接将标题里点名批评“由着性子”的就是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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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立宪之道

大国的治理需要遵循一套宪则，也就是基本规则。《国语》曰：“顺其宪则”；《旧唐书》曰：“永垂宪则”。老子《道德经》留下的古训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宋徽宗对老子此话作注如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

中国的改革过程，本质上体现为经济、社会与政治领域的立宪过程。这三方面的立宪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宪政秩序。这里的“宪”，就是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所指的基本规则，宪政、宪制或宪则。近年来，中国的分利集团日益强盛，控制了各个重要的基础部门，对中国未来的立宪构成严重威胁。

迄今为止，对如何完成上述三大领域的立宪，已经存在充分的人类知识积累。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预设政治领域的行为主体为经济人，也就是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者，打破了政治家和官员“天下为公”的神话，由此出发，推导出很多行为主体的自利取向的行为特征，以及作为形式民主的不同规则和程序对实质民主的非意图的影响，把世人的目光引向民主程序的本身问题，以及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关注自由平等的个体需要就社会和政府的运作达成哪些规则，如何才能达成这些规则，展示出，遵循一致同意原则，在大群体、大社会中几乎“难于上青天”。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法律理论，强调全体公民应该遵循“法律下的自由”原则，提出政府的具体政策措施应遵循一套事先确定的一般的、抽象的和非选择性的规则。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瓦尔特·欧肯强调国家应该为其经济的运行建立和维护一个竞争秩序，这为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和社会市场经济大厦的构筑做出了不可低估的智识贡献。这一竞争秩序由一套构成性原则组成：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有制（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以及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布坎南在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典礼上以“经济政策的宪制”来说明，对于经济政策的决策者，需要以宪则来约束。奥斯特罗姆夫妇的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联邦制、多中心与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和原则。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为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这些理论相辅相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立宪奠定了知识基础。

在推进立宪过程中，大国的领袖人物，既需要魄力，也需要远见，切忌成为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过程中的绊脚石。中国有句古话：“人过留名，鸟过留声”。真的像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样认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上位者，在中国虽然有，但是并不多。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说：“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领袖人物，不仅要妥善治理其任内事务，更需要把握国家的未来。大国领袖的智慧在于利用哈耶克所言的“知识分工”，而不止于竭尽一己之力，独夫之智。

中国的长远发展有待于倚重开辟和利用一种开放试错的进路。这种一种不断尝试不断改错的演化路径。当前以各种“改革”名目出现的试验或者其他举措，往往只是现有规则结构或者既得利益格局下的修修补补（比如财政体制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甚至是明知有错，仍然在原地打转、甚至退缩的做法，实际上阻碍了所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试错与当前的“改革”试验完全是两码事。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也许需要打破现有规则结构和既得利益格局。中国走向规则取向的社会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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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行情的“低价”因素

眨眼之间，你就可能错过良机了。中国内地股市的这轮涨势如此猛烈和迅速，以致于许多投资者可能已经错过了这波行情。

就在数周前，当香港H股已开始飙升，中国内地的A股却仍在持续阴跌。分析师们曾猜测，两个股市中，总有一个会支撑不住。最终，上海股市实现了反转。

自去年12月首周跌至3年最低点以来，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已经上涨18.4%，创出7个月以来的新高，同时交易量飙升至2011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全球资本更广泛地进入新兴市场股市的大背景下，香港H股中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s Index)自去年8月以来已经上涨了34%。那么，为何长期与外界“隔离”的上海股市，最终也上涨了呢？

或许能够解释中国股市上涨的最寻常的原因是，股价已经变得太便宜了。去年11月，上证综指三年来首次跌至2000点下方，促使2013年A股预期市盈率下跌至8.4倍，而它的5年平均值是13.9倍。引领本轮行情的银行股和券商股，在当时的跌幅尤其严重。

Coutts负责亚洲和中东市场的首席投资官加里•杜根(Gary Dugan)表示：“人们购买中国股票，是因为它们便宜，而不是因为企业业绩会出现什么大的惊喜。这个市场可能会翻倍，而即便翻倍后，你仍可以认为其估值处于合理水平。”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理财产品的风头盖过了股市，但低估值帮助股市摆脱了前者的阴影。银行和信托公司向投资者提供被视为没有风险的理财产品，并支付5%-7%的利息。但上海泽奔商务咨询(Z-Ben Advisors)研究主管张浩川(Howhow Zhang)表示，随着人们对信托业日益不安，许多富裕的个人投资者都已忍不住重返股市。

中国的经济前景也变得光明起来。制造业指数从去年夏天开始转向乐观，随后贸易数据、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也有所改善。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2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国经济终于止住了下滑势头。

尽管国际投资者迅速抓住了数据改善带来的机会（H股的上涨表明了这一点），但国内投资者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确认，经济真的在回暖。中国最高领导层成功换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监管机构限制股票供应、增加需求的努力同样有所帮助。早在去年6月，中国证监会(CSRC)就放宽了海外资金投资内地股市的限制。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周表示，外资投资额度可能增加十倍，此言一出，A股当天飙升3.8%。

去年12月末，证监会放宽了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的限制，借此减少在A股市场排队等候上市的近900家公司的数量。上海和深圳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市场依然暂时关闭。

荷宝(Robeco)亚洲首席投资官任安诺(Arnout van Rijn)表示，郭树清“肩负着恢复投资者信心的使命……在他的任期内，情况将有所改善。一些制度正在酝酿中，旨在让投资者不再吃亏”。

然而，有些分析师警告称，中国股市这轮行情可能即将结束。汇丰银行(HSBC)的中国股市策略师孙瑜(Steven Sun)预计，上海股市到2013年底将上涨至2500点，这距离当前点位只有不到10%的涨幅。

然而，尽管经济数据有所改善，但仍有人怀疑这种复苏能够持续多久。许多中国分析师相信，如果政府被迫采取措施抑制通胀或房价反弹，今年下半年经济就将再次走低。

投资者还担心中国企业可能向下修正盈利，同时由于春节前有一段信息真空期以及临近3月底权力移交的最后阶段，股市可能走低。

译者/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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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经济的六大变数

随着经济增速在2012年下半年触底回升，市场已经形成了共识，中国经济在2013年将温和复苏。但这温和复苏并非一路坦途，中间仍然存在不少变数，需要投资者保持密切关注。

变数之一，政策放松的力度。依据历史经验，政府换届第一年的宏观政策一般都较为宽松。而在去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高层也明确把“稳增长”放在宏观目标的首位，并提出要加大公共投资力度。这让市场普遍预期在3月份“两会”完成政府换届之后，会有新一轮刺激投资的政策释放出来。尽管如此，政策的走势仍然存在变数。去年宏观政策的放松之路就相当坎坷，中间还受到了领导间、部委间协调问题的干扰。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当时高层正处于换届之中，政府内部的工作思路没有完全统一。但这些问题在今年政府完成换届之后是否就会完全消失，还有待观察。既要听领导怎么说，更要看政策怎么做；既要看政府的整体工作思路如何，更要看各部委之间能否协调顺畅，形成合力。

变数之二，地产调控政策。管理层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提到调控房价了，让人不禁怀疑他们是否在有意调低打压房价的调门，以便给地产政策留出空间。毕竟，在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的背景下，房价上涨有其合理性。而长时间打压，也有可能令地产供给受损，在未来造成更尖锐的供需矛盾。更何况作为最好的内需来源，房地产是稳增长的主力。因此，观察者普遍预期，今年的地产调控虽然不会明显放松，但也不会太紧。但房价仍然是政策放松的主要约束。决策者对房价上涨肯定还是存在容忍底线的。但是这底线具体在哪，事前很难把握。因此，房价与地产调控之间的动态还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去年12月的数据显示，全国70个城市新房房价平均月环比涨幅已经创下了2011年4月份地产调控开始以来的新高，且上涨势头并非仅仅局限于一线城市。因此，有理由怀疑又一轮的地产调控收紧离我们并不遥远，有可能在今年一季度就会发生。

变数之三，影子银行。过去几个季度，影子银行已经成为了社会融资中增量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近期经济企稳回升的主要推动力。但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也让相关风险快速累积，反过来影响到了这一流动性通路的稳定性，给宏观经济带来变数。近期时有影子银行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而从去年12月开始，管理层已连续出台多项针对影子银行的法规加强监管。因此，虽然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下，影子银行还会继续发展，但今年有可能会再次发生相关的信用事件，而监管措施也有可能过于严厉的收紧。这些事件一旦变成现实，将至少在短期内紧缩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打击经济增长的势头。

变数之四，下半年国内宏观刺激政策退出的压力。根据过去三年的经验，国内宏观政策放松的时间很难超过两个季度。这是因为政策放松往往会带来通胀上行、房价上涨、国进民退等副作用，令政策放松的空间受到挤压。即使按照笔者较为温和的通胀预测，CPI同比数字在今年年底也会突破3%。而房价上涨的压力到时估计还会更高。再加上目前的舆论环境也不利于刺激政策持续推出。因此，宽松政策的空间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就逐步收窄，令经济增长的动能减弱。所以，宏观形势在国内外刺激政策的推动下会如何演绎，是否会很快令政策放松的约束收紧，是又一大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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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

2012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这标志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新趋势的开端，并且这一趋势在今后二十年中还将加速推进，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中国在15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较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我们确实要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马建堂补充称：“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是意味着多少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应该说有争论。”他指出，这只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至少在2030年以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应当会每年稳步减少。

马建堂称去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令人担忧”，即便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有所反弹。在2012年的最后三个月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9%，高于第三季度的7.4%，打破了GDP连续七个季度下降的趋势。

经济增长加速提振了投资者和企业的信心。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表示：“我们确切无疑地看到，中国经济形势在去年年底再度回暖。医疗保健以及航空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很可能将延续至2013年。”通用电气公布的第四季度税前利润高达5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7%。

但很多分析师担心，中国日益老龄化的劳动人口将成为拖累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包袱。

随着一个社会逐渐走向富裕，其人口出生率将会自然下降——但在中国，这一趋势受到了政府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推行的备受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严重干扰。汇丰(HSBC)经济研究联席主管范力民(Frederic Neumann)指出：“绝大多数预测都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自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但上周五公布的数据表明，这一趋势现已启动，而这意味着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将快于预期。”

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8%，创1999年以来最低的年度增幅，远低于2011年实现的9.3%的增长水平。但2012年中国仍创造了284万个就业岗位。大量人口继续从乡村流向城市，以期寻找就业机会。去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2100万，达到7.12亿人。

马建堂上周五表示，中国政府对去年相对较低的整体经济增长水平感到满意，特别是经济增速放缓并未伴随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而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速约达10%。马建堂指出：“中国经济不能也不应该再保持那样高速的增长。”

他补充称，7%至8%的年度经济增速对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是合适、合理的水平。即便目前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中国多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形势依然趋紧，企业经常抱怨难以招募到合格的员工，而这一问题在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领域更加显著。

瑞信(Credit Suisse)经济学家陈昌华(Vincent Chan)表示：“绝大多数国家是在面临人口萎缩问题时开始升级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生产率的。工资上涨、自动化水平提高以及产品质量提升，很可能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趋势。”

译者/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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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承诺进一步提高透明度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承诺，今后将披露更加详细的财务和股权信息。该公司正努力消除有关其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疑虑，这种疑虑影响了它在全球的扩张。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Cathy Meng)周一表示，华为将逐步发布其实际所有人的详细信息。孟晚舟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

任正非曾经是解放军的军官，这让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怀疑，华为可能与中国军方和政府有着密切关系，该公司产品可能构成安全风险。

此类担忧加上华为拒绝披露股东的详细信息，已成为该公司向美国运营商销售电信基础设施或在美国收购的一大障碍。

迄今为止，关于华为股权结构的唯一公开信息是，任正非持有1.4%的股份，其余股份由一家代表华为大约6.5万名员工的机构根据一项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孟晚舟表示：“未来我们还将披露其他细节，比如我们董事会成员的持股信息。”她表示，按照员工持股计划，去年华为的可分配股息增长38%，至125亿元人民币（合20亿美元）。

华为表示，美国的一个国会委员会去年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展开了调查，公司同意调查人员查阅有关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文件。但这些调查人员未被准许拷贝或借出文件。去年10月，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在此次调查的报告中仍指责华为缺乏透明度，并建议禁止该公司在美国开展业务。

孟晚舟的言论暗示，华为准备逐步揭开其独特的持股计划的面纱。另一位公司高管提出，华为最终可能同意公开部分相关文件。

孟晚舟在周一召开的记者会是任氏家族成员首次正式亮相，同时也被宣传为该公司致力于提高透明度的证明。

华为多年来一直像一家上市公司一样发布书面年报，但孟晚舟表示，今后公司将提高透明度，详细讨论财务报表以及公司的业绩和预测。

华为表示，公司去年收入增长8%，至220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增长33%，至154亿元人民币。这些数据符合华为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业绩指引，并证实了该公司在其他电信设备制造商境况不佳之际的适应能力。规模小于华为的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ZTE)上周日晚间警告，2012年净亏损可能高达29亿元人民币。

华为表示，企业业务收入增长25%——随着运营商业务日益成熟，该公司希望扩大企业业务。华为还表示，预计今年整体收入增长10%至12%。

银行家们多年来一直劝说华为上市以解决其在美国的形象问题。但孟晚舟暗示称，尽管华为原则上不反对上市，但目前还没有将上市列入议程，因为该公司的股东数量过于庞大，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是不具备上市资格的。

孟晚舟还表示，由于拥有33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其中77%来自外国银行），再加上去年40亿美元的营运现金流，华为目前没有必要筹集更多的资金。

现年40岁的孟晚舟是华为13位董事会成员中的一员。孟晚舟于1993年加入华为，最初担任前台接待员，但在1997年拿到华中理工大学(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管理硕士学位后负责市场营销和财务工作。

译者/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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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公平课

一、送别杨白冰

昨晚，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均在《胡锦涛、习近平等出席杨白冰追悼会》后面追加“江泽民送花圈”作为首页标题。

新华社通稿和新闻联播画面均显示，这是江泽民20余年来第一次公开排名居于末尾。此前，在胡锦涛执政十年中，这位前核心在报道中一般排名第二。

今早，以人民日报半版图文为据，门户编辑又展示其“1990年与江泽民考察新疆”或“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官方评价。据坊间传闻，这位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弟、中央军委原秘书长曾在1992年前后与江泽民发生巨大冲突。

二、既得利益者

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昨日宣布，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已被纳入广州市委全会100项重点督办工作，作为试点的广州市南沙新区将在春节后启动该项工作。

这一消息不仅得获昨晚@人民日报转发，也作为白纸黑字出现在在今晨中共中央机关报版面上。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更是许以封面标题，报道中所引广州纪委“近期准备去香港、澳门考察，学习先进经验”一事，更是成为新浪头条。

广州日报选择“南沙官员家庭财产将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作为标题，是要引导读者注意“人民群众对财产公示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财产申报’并不等于‘财产公开’。梅河清说，香港有16万公务员，只有3100多人需要进行家庭财产申报，涉及40个主要职位的官员需要向社会公开。南沙试点工作的另一个原则是公开接受监督。南沙试点工作也有公开这一环节，将‘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早些时候，南方都市报曾以大幅版面连续刊登对港澳两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探访。今天，该报亦与母报一道，继续询问“广州公开财产第一官”范松青的现下感受。

“这个提案经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后，产生强烈反响，给我带来了压力，但是也有动力。有网友支持，也有个别网友说，你这个副秘书长当到头了，准备回家种红薯吧，人家都不提，就是你在作秀。但我不后悔，我的党龄都40年了……这个提案是为党分忧，为民解愁……现在最重要的，是有更大的官站出来（支持）——除了记录这位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的期待，这家媒体还以社论为他充当后援团：《制度与个人互动，官员财产公开方可期待》，“看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马上想到会有千百个人吃螃蟹，这本身也显得过于乐观了……体制外的支持太过空洞，而体制内的排挤却是真格的。如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引出体制内的支持力量无疑是为当务之急。”

来自新快报的描述更受门户青睐，以“广东厅官称只有一套72平米房子遭当面质疑”、“愿公布财产被批破坏官场潜规则”的标题推荐在首页。这个封面报道的确交锋气味更浓——《问：你是一个厅局级干部，怎么只有70多平方米的房子呢？答：我现在实实在在只有一套，72平方米，多一个平方米都可以没收！众委员咄咄追问，范松青淡淡回应》。

微访谈中，范松青声明自己并不同意用“赦免”推动公开，呼吁“不能只靠下面‘摸石头’”，但他也承认官员财产申报公开“一声令下全国通行，不太现实”。正好，南方都市报今天同时带来了对制度反腐权威专家李永忠的专访——《官员财产申报不可能条件完全具备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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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腐败系数

一、罔顾事实

《日官员拟提议中日军机都不出现在钓鱼岛》——这是午前五大门户一致头条。是源自凤凰卫视的报道：“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将于22日起访华，这是安倍新内阁成立后第一位日本执政党领袖访问中国……山口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主张钓鱼岛问题应当搁置，并尽快恢复两国领导人对话。对于近期中国公务船和飞机在钓鱼岛附近的巡视，山口提议‘中日双方军机都不要出现在钓鱼岛上空’。”

这是贯穿整个周末的钓鱼岛专题最新消息。此前还有“日本公明党首访华，将向习近平转交安倍亲笔信”、“外交部：日方在钓鱼岛突出军事色彩制造紧张气氛”，以及获得最多聚光灯的希拉里表态。

根据人民网周六下午从华盛顿发出的稿件，这位美国国务卿在美国务院与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举行会晤后发表讲话称，“虽然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但美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反对任何侵害日本行政管辖权的单边行为。”

昨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之以“罔顾事实，不分是非”。以这8字为基调，新华社辅之时评《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人民日报今晨亦刊《美国不要再背新包袱》：“中美关系向什么方向发展，不是中国一家说了算的。来而不往非礼也。美国对中国这一警句的丰富含义应有充分的了解。”

但要说到声色俱厉，还是那份子报更擅长。环球时报发布社评《希拉里不拉偏架，美国还是美国吗》：“这是美就中日钓鱼岛争端公开拉偏架。然而这不是什么意外……中国应当理性对待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常有细微变化的表态，不一厢情愿地从中寻找并夸大对中国有利的个别词句，也不因希拉里那样的拉偏架而沮丧甚至胆怯。美国因素很重要，但它没有大到中国无法对付的程度。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中国不是去太平洋深处惹是生非。我们在保卫自己的主权，而且我们不是手里只有烧火棍的国家。”

搜狐在首页以“媒体：美国拉偏架，中国已有足够军事手段报复”为题，推荐此稿，再配上《中央军委强硬表态：一切工作向打仗聚焦》——这种时候，解放军报的稿件总是能得到更多扩散机会，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的调研指示之前，是昨日头条《准备打仗，先向“和平积习”开刀》广获展示。

意犹未尽，这家门户还推荐自家两大策划：《解密“钓鱼岛应变小组”》、《钓鱼岛被窃118年祭》。

二、基尼系数

上周五，郑哲敏王小谟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系列数据的新闻同时到来。比起2012年GDP增长7.8%的数字，自然是首次公布的十年来基尼系数更获关注，成为次日各地都市报着力呈现所在。

京华时报虽然以《统计局：基尼系数近年逐步回落》示之，但多家门户将之改题为“统计局基尼系数远远小于民间数据遭质疑”，因为文中确有以下描述：“在昨天的发布会提问环节中，统计局首次公布了2003年-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情况。具体来看，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达到最高为0.491。此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发布会上，有记者对数据提出质疑，称民间调查中国2012年基尼系数是0.61，和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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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香港成为“臭港”

香港政府向来标榜自己是一个“亲企业”的政府，监管非常宽松。每呼吸一口香港的空气，你都会对此有切身体会。从我的办公室向窗外望去，一片灰雾茫茫，周围的一座座山丘仅依稀可辨。整个维多利亚港（经过多年的填海造田，海湾面积越来越小，如今水面宽度已与河流无异）迅速沦为一片有毒地带。

中国内地许多城市出现大面积的雾霾天气，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浙江省某工厂周二失火，但由于浓雾笼罩，火灾发生三小时后才被人发现。就连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承认，必须对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有所作为。美国一些顶尖科学家称，北京的空气污染情况“糟糕透顶”。

香港的空气质量不像中国内地许多城市那样糟糕。但这没有什么可骄傲的。香港居民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城市繁衍生息，而它的环境却一天比一天糟糕。作为一个以银行业和旅游业为支柱、人均收入（以购买力平价计）达5万美元的后工业化城市，香港没有理由出现污染问题。

诚然，香港的污染大部分来自与其毗邻的广东省的工厂和发电厂的排放。不过，这些工厂有许多为香港实业家所有。（这些实业家也够短视的，在与香港临近的地方建厂，就好像把旧洗衣机扔在自家后花园里。）

但香港的污染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06年的324个雾霾天气中，有192天主要是香港本地排放的污染物造成的。

192天占324天的59%。流行病学家贺达理(Anthony Hedley)表示，这个发现“驳斥了一个观点，即我们对污染无计可施，因为污染物都是从别的地方飘到香港来的”。贺达理多年来一直研究空气污染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

据本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在2012年，香港因空气污染而早死的人数达到3096人，居民就诊次数超过700万次（约合每名香港居民就诊1次）。贺达理称，一些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发现，空气质量与心脏病和肺病（包括肺癌）发病存在相关性。他说：“空气污染会让人生病，需要看医生、住院，甚至会死亡。”香港的路边空气污染情况跻身全世界最糟之列。街道上的柴油商业车排放着黑烟；香港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一艘艘进出港口的船舶不断排放着充满二氧化硫的废气。

香港政府似乎终于觉醒了（不过应该还有些睡眼惺忪）。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Leung Chun-ying)承认，空气污染会损害居民健康。周三，梁振英在其上任以来的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了一些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初步步骤。香港政府将拿出13亿美元，以资助方式，分阶段淘汰8万多辆不符合所谓欧III排放标准的柴油商业车。香港政府还将启动一项现金换旧车计划，淘汰那些行驶年限接近15年的车辆，并将立法规定，日后新登记的柴油商业车辆退役期限为15年。

香港政府还将开始着手解决船舶废气排放问题。贺达理教授称，因空气污染而导致的早死案例，近三分之一要归罪于船舶排放的废气。环保活动人士、被新一届香港政府委任为环境局副局长的陆恭蕙(Christine Loh)表示，政府将启动立法程序，规定远洋轮船在香港泊岸时需转用低硫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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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不知如何化解僵局

从中国媒体上的某些言论来判断，外部观察人士也许会认为，中日很快就要开战。

“中日钓鱼岛发生战争，日本将在30分钟内被解决掉，”上周媒体援引中国军事学者张召忠少将的话表示。

中国鹰派人士不是预测亚洲两大经济体之间将发生军事冲突的唯一群体。去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对有争议的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部分岛屿进行国有化。此举严重激怒了北京方面。自那以来紧张局势有所加剧。

两国军方都经常出动战斗机进入争议岛屿上空的空域，双方也都曾紧急出动战斗机拦截对方的飞机。

日本海上保安厅报告，3艘中国船舶昨日出现在争议岛屿附近水域。在日方发出驱逐警告后，中方船舶通过高音喇叭用汉语和日语宣告：“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这是近期一系列尖锐交锋的最新一例，一些观察人士担心这些对峙可能引发冲突。“确实存在发生意外的风险，（但）进一步升级演变成一场全面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很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大慧表示。

作为日本的军事同盟，美国可能被卷入冲突。美国方面已加强外交努力。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上周在访问东京时表示：“我们已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希望看到冷静的头脑占上风。”

昨日中国对美国提出批评，原因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辩称，美方反对“寻求破坏日方（对争议岛屿）行政管辖的任何单边行动”。中国媒体援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话说，“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美国急于避免在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伊始就与中国发生对抗，已告诫日本勿给予中国作出过激反应的借口。但是，日本也刚产生新的领导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和习近平都担心，示弱将损害他们在国内的地位。

在中国，军方和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公众希望，习近平将比前任胡锦涛更加强硬地捍卫中国的利益。预计习近平将在未来10年领导这个全球人口最多国家。中国政府抓住日方的国有化决定，采取一系列法律、行政和军事动作，强化中国对尖阁诸岛的主权主张。

在日本，自由民主党(LDP)及其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党魁安倍去年12月在大选中高票胜出，其竞选承诺就是对华采取更强硬的姿态。

安倍已悄悄放弃了一个竞选提议，即在争议岛屿派驻文职官员，但如果他未能对人们眼中的中方挑衅作出回应，他就可能得罪保守派支持者。

日本政府还担心，北京方面可能将被动局面列为证据，证明争议岛屿缺乏实际控制。

北京方面已经向东京方面放话，要求日方承认现状改变。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国际关系专家刘江永关于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根本不成立的言论，就体现了这一姿态。

安倍呼吁提高国防支出，并启动一个显然意在反制中国的区域外交计划。

然而，北京和东京的顾问都坚称，两国政府都希望局势降温，但不知道如何化解紧张。

曾是日本外务省官员、现在是京都立命馆大学(Ritsumeikan University)客座教授的宫家邦彦(Kuni Miyake)估计，任何降温协议都将不得不秘密谈判达成。“这牵涉到面子问题，双方都不希望成为最先（下台阶）的人。”

日方也许迈出的一步是，放弃其有关不存在领土争端的立场。接近政府的人士称，日本可能接受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裁决，但前提是必须由中国方面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中国政府不会那么做，”一名向政府提供国际关系咨询的人士表示。“日本对这些岛屿拥有实际控制已经很久了，那样做对中国不利。”

赵添琦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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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卖拐”了吗？

在这个国家，民间意见领袖如果要发表演讲，肯定是一件大事。报批是必不可少的，能获批就是一个奇迹。言论，一些与官方调子不同的句子，不是病句，却要接受被删除的待遇。

李承鹏携首部杂文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故乡成都之行，本来演讲签售俱有，后来就很自然地变成了“默签”。

他在微博里所言的“深夜有人匆忙传达上峰死命令”是合理的：不准李承鹏说话；不准李承鹏致开场白；连“新年好，谢谢你们”也不准说；不准介绍流沙河、冉云飞及所有嘉宾名字；不准向他们提问，也不准他们说话；不准读者提问。

官方强力部门的规定，概括起来就是不许有声音出现。

签售前，“演讲”二字被人遮盖起来。

李承鹏请来的诸位嘉宾，当然属于干扰因素，必须坚决排除。于是，流沙河、于建嵘、冉云飞等人，只好在尴尬露脸之后，再无奈退场。八十多岁的流沙河先生在被强行扯走之前对李承鹏说了一句话：“文人，写下去即是胜利”，李承鹏潸然泪下。

主持人宁远的话筒被硬手拿走后，李承鹏从容地戴上黑色口罩，随后无声地展开内衣，全场都看见了书写在白色T恤上的四个大字——“我爱你们”掌声响起。然后，他端坐桌前，拿起笔。“他给我的书签字时，我感觉他整个人是愤怒的，结果日期都签错了。”坐在第一排的读者王金明说。

签售会几乎变成了哑巴会。各个角落蹲守着威风凛凛的国保，@熊贝900写道，“大眼睛戴着口罩在忙碌地签名。我们都知道你黑色口罩的背后无语地传递着的心声。长长的等候签名的队伍，静静地往前移动。”王金明称之为“最压抑的签售会”。

反抗是必然的。当戴黑口罩的李承鹏与戴上书“避言套”白色口罩的青年合影时，一幅醒目的现代艺术场景诞生了，他们勇敢的眼神传达出熔浆般涌动的力量，那几乎就是最有力的抗议。

“我深觉这违背了我对尊严的理解。他们疯了。”在签售前，李承鹏曾这样表述自己的态度，但他戴口罩的行为艺术为自己赢得了尊严。

有些人注定是不会喜欢李承鹏的。在13日的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中，歹徒或挥拳或掷刀子袭击作者，在15日的深圳签售现场，又有人喊出“打倒汉奸李承鹏！”的口号，新书签售由此发酵成全球舆论关注的事件：中国独立作家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能否得到保障？呼吁政府制止极端势力以暴力解决思想分歧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承鹏的反对者“揭发”其雇人买书、借助政府力量造势的同时，有几位右派学者也讥讽李承鹏是“卖拐”式炒作。

1968年出生的李承鹏，曾是著名的体育记者和足球解说员，还创作过几部长篇小说，2008年以后涉足杂文写作，其新浪博客文章影响甚大。他也是著名的意见人士，新浪微博粉丝高达600多万。这本杂文集收录了其主要的博客文字，以及数篇未曾发表的怀人忆旧之作，共六十六篇。此外，书里还插入了政治漫画家邝飚先生六幅插图，文图相得益彰，可谓天作之合。

平心静气读完此书，你就会认同骆小明先生的评价：“既非左也非右，而是对人生存尊严的思考，对社会不公的鞭挞，就像他结集出版的这本书名一样，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常识’”。你还会认同童大焕先生的判断：“读李承鹏的文字，要准备一根强韧的神经。鲁迅说杂文是匕首投枪，李承鹏的杂文是机关枪。人家写文章都是瞄准了点射，李承鹏却极其霸蛮地端起机关枪一阵横扫，而且无一枪不命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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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辛格的“亲中国”言论谈起

一

去年11月29日，在德国汉堡举办的中欧汉堡峰会的现场上，当89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93岁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一起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日的会场上，嘉宾主要是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工商界、金融界、政界的代表。在两个地区，这群人，无论是从财富还是权力的角度来看，都可谓代表着最具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人士。

在嘉宾看来，这是两位值得尊重的“世纪老人”，尽管他们早已从其各自巅峰的政治职位上退下来了，但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依然会产生很大影响，甚至会对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当权者或各界领袖产生影响。

对于基辛格和施密特而言，无论是在他们各自的国家，还是在整个西方世界，他们都曾与中国有过多次交集，而且，都一度直接和间接推动了中国与德国、美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对话、交流和合作，这使得他们以“中国通”而享誉世界。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们与中国一些高层人士过往甚密，对中国的改革和决策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过很多中国人的了解。

在当日的对话中，他们共同讨论了中国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然，基于我对他们此前的观点的了解，他们的这次对话并没有带给我太多惊喜，因为，自始至终，都是在一个与他们之前的发言比较一致的方向和框架下展开的。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不会背弃自己的和平发展传统，西方也不必为中国崛起而产生恐惧甚至对抗的思维；在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表述中，他们也认为两国不应该采取对抗的思维来看待彼此，无论是在新的国际体系诞生的过程中，还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治理中，都应该达成合作的战略共识；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占据了更多主动地位，而西方则走向了衰落，对于西方人而言，首先应该做的不是指责中国的崛起，而是应该首先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使得自己走向衰落。

而且，在当日的对话中，基辛格还旗帜鲜明地表示，“我是个老派的人，我相信4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国际法。和约中一个重要原则是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如今有人发明了所谓‘保护的责任’口号，我认为这接近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我想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人与我是站在一边的，与美国看法不同。”

二

客观地讲，这两位老人每一次针对“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发言，总是可以为西方社会提供一个机会，来了解一个超越符号和价值观意义的中国，也可以帮助中国向充满担忧的西方社会更准确地讲述中国的故事，这是他们重要的价值体现。

但是，也正是他们频繁、鲜明的对中国表示理解和支持的表态，使得在国内的很多人看来，这是两个“专门讲话给中国人听的人”，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真实判断，则不能确定。而且，在他们被贴上“亲中国”的标签之后，他们对中国的观察，越来越无法获得很多中国人的理解和支持，甚至遭到先验性的拒斥。

而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这两个人身上。记得前两年著名的旅美作家林达夫妇曾经出版过一本《西班牙旅行笔记》，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当年西班牙国家转型故事的记录，对一个国家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有过精彩的分析，对正站在变革十字路口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这本书也得到包括吴敬琏先生在内的多位名家的推荐。但另一种声音也认为，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是作者写给中国人看的书，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写作目的，它对西班牙的观察和分析，从一开始就“中国问题化”了，只是借用了西班牙的转型这个叙事平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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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德国为何“移金”？

德国央行(Bundesbank)近日宣布一项大规模黄金运输计划，要把价值270亿欧元的金条从巴黎和纽约转移到法兰克福。没有人会承认，但此举表明，这个以独立而自豪的央行这一次听取了公众舆论的呼声。

1951年从零起步的德国，逐渐构建起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黄金储备。战后德国的大部分黄金从未存放在本国。

德国统一之前，该国98%的黄金都存放在外国的保管库里，部分原因是，它是以贸易盈余的方式在海外获得的收益。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解体之前，这些盈余都由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兑换成了黄金。

目前存放在外国的黄金储备比例已经下降到大约70%，主要是因为10年前德国央行曾秘密地从其在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的账户向法兰克福转移一大笔黄金。

近日宣布的“储存计划”，最终将使德国的黄金储备一半存放在法兰克福的德国央行，另一半分别存放在纽约联储(New York Federal Reserve)和英国央行，二者都靠近黄金交易中心。

德国央行董事会成员卡尔-路德维希•蒂勒(Carl-Ludwig Thiele)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央银行持有黄金能够带来信心。（我们）在国内打造信任，同时有能力在海外将其快速兑换成外汇。”

尽管蒂勒试图反驳这样的说法，即德国央行此举是为了回应公众对于存放在外国金库的德国黄金安全性的担忧，但他列举的正式理由——冷战结束和欧元诞生——难以解释德国央行为何现在改变战略。

蒂勒说，在22年前结束的冷战期间，德国央行一直希望将所持黄金“存放在尽可能靠西的地方”，以防苏军坦克扑面而来。

将在法国央行(Banque de France)的德国黄金全部转移出来的原因是，法国不再是一个外汇来源，因为德法两国自1999年以来都使用欧元。

然而，近期欧元解体的可能性促使忧虑的德国公众提出一些关于黄金储备的可怕问题。

德国联邦审计院(Court of Auditors)的一份报告批评德国央行对存放在海外的黄金储备没有充分的接触，无法对其进行检测和清点，这使问题进一步升级。

巴伐利亚纳税人协会主席罗夫•冯霍恩豪(Rolf Baron von Hohenhau)说：“我现在仍感到吃惊的是，我们对自己的黄金毫无控制。”他在网上发起了名为“把我们的黄金运回家”的运动。

“我们想要知道，它们到底是不是黄金，抑或只是镀着黄金的什么东西？”

冯霍恩豪表示，作为一个起点，他欢迎遣返674吨黄金的计划，但这仍然太少，绝大部分黄金储备应该存放在德国。他说：“没有理由让德国成为将本国大部分黄金存放在海外的唯一国家。”

11月，德国央行另一位董事会成员亚历山大•顿布雷(Alexander Dombre)在与纽约联储主席比尔•达德利(Bill Dudley)一起出席一个活动时表示，关于德国黄金储备的讨论已经变得“荒诞”，并且是“出于非理性的担忧”。

他说：“你们可以放心，我们确信把黄金放在你们这儿非常安全。”

“好莱坞德国演员，比如曾扮演‘金手指’的加特•弗罗比(Gert Fröbe)，以及影片《虎胆龙威》中东德恐怖分子西蒙•格鲁伯(Simon Gruber)那种策划抢劫美国金库的日子早就过去了。”

“没有人能够当真想象出这样的场景，类似于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电影中‘金手指’扮演美联储记账员的角色。”

或许没有。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德国央行就不再冒险了。

在新闻发布会上，在严格的安保措施下，现场展出了20个金条，还有一个超声波和X光设备用来检测这些黄金的成色。联邦审计院称赞了德国央行在国内黄金储备方面一丝不苟的管理，但也批评了它没能管好海外黄金储备。

译者/王慧玲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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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GDP增长7.8%

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和国内挤压房地产泡沫行动的拖累，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滑落至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但随着经济活动出现反弹，中国经济在2012年得以高调收场。分析师认为，这波反弹将推动中国经济在今年取得更好的表现。

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8%，为1999年以来的最低年增速。第四季度经济同比增长7.9%，打破了连续七个季度的放缓趋势。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发布公告称：“国民经济运行缓中企稳。”

政府基建支出的增加是经济反弹的动力。去年年中，由于中国经济放缓的程度引起越来越大的担忧，中国政府开始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此举虽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出台的大规模刺激计划难以匹敌，但由于政府加快了铁路、公路和排水等工程的审批速度，中国经济得到了亟需的动力。

货币政策的不断放宽，包括年中的两次降息，逐渐提振了房地产市场的信心。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行业，在GDP中的占比超过10%。房价回升和建筑活动复苏为经济反弹提供了支撑。

出口在临近去年年底时也开始企稳，持续出现的巨额贸易顺差助长了这一势头。

周五发布的其他数据显示，去年12月投资略有放缓。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增长了20.6%，增速较去年头11个月的20.7%略有下降。

去年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增速较去年11月的10.1%略有上升。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2%，增速较去年11月的14.9%有所上升。

尽管经济增长出现了积极的进展，但人们还是担心这波反弹能否持久。

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从中央到乡村的各级新领导今年将在全国走马上任）是否会强烈要求推出大规模支出项目以巩固其权力。以往政府换届的时候，投资都会出现激增，但这一次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避免这种做法。

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我们要）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译者/徐天辰、王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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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绝招莫外传

如何毁掉一种能够跑赢大盘的投资策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客座教授大卫•麦克莱恩(David McLean)的研究显示，最靠谱的方法是发表一篇与之有关的学术论文。

麦克莱恩教授和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卡罗尔管理学院(Carroll School)的杰弗里•彭蒂夫(Jeffrey Pontiff)选取了财经、会计和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68篇论文，对文章中论述的可以预测股票收益的82种策略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一旦论文发表，所述投资策略的收益率平均会下降逾30%。原因可能是这些论文吸引了老练的量化投资者的注意，而他们所采用的特定交易策略会纠正导致该策略最初获利的市场错误定价现象。关于这项研究，麦克莱恩教授作了如下阐述：

是什么激发了你们的兴趣？

我们想知道学术论文里介绍的投资策略一旦脱离原始样本是否还能奏效。这个问题很有趣，但要想再现如此多的投资策略，任务量实在太大。2011年夏天，我们对十几种投资策略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一旦将探究范围从原始样本转向论文发表后的时期，投资策略对收益的预测能力就会大大下降。

你们发现了什么成果？

我们发现，在相关学术论文发表之后，投资策略的收益率平均下降35%。换句话说，如果投资者采用学术论文中介绍的、保证可带来额外5%年收益率的交易策略，那么在论文发表后的几年内，投资者只能指望获得3.25%的年收益率。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学者发表关于某一投资策略的论文后，投资者从中学习，并采用该策略进行交易。这样的交易行为会影响股价，推动股价更加靠近其基本价值。这一过程还会削弱该投资策略的获利能力。看上去，这些论文中介绍的投资策略在原始样本中是有效的，但一旦投资者掌握了这些策略，它们对收益的预测能力就会降低。

哪些投资策略在论文发表后收益率降幅最大？

如果投资策略涉及市值较高、流动性较强的股票，其收益率降幅会超过35%。这可能是因为投资者更有可能采用交易成本较低的投资策略。如果交易成本较高——如市值较小、波动性更强的股票——那么投资者便不太愿意尝试新的投资策略。我们发现，即便在（介绍它们的）论文发表以后，这些交易成本更高的策略仍能保持着异常的高收益率。

这项研究成果是否让你们从事财经研究的同行们感到泄气？

这个行业绝不会因此就显得很糟糕。它表明学术研究能够影响现实世界。

他们会不会想，这项研究有何意义？

学者都有兴趣检验市场的效率，而预测股票收益率就是一种方法。这些论文的意义不是为了宣布“嗨，这里有个赚大钱的好方法”。我认为，这项研究表明市场希望具有效率，但达到这一目标伴随着成本和风险，因此市场最终不会处于完全有效的状态。

你们说这项研究也有积极的一面。怎么说？

我们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是，学术研究让金融市场运转得更好。一旦论文发表，投资策略的效果就会降低，这表明市场定价不合理的情况至少会部分得到纠正。因此，股价能够更精确地反映出公司的实际价值。一个价格具有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更理想的世界。

*《学术研究摧毁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Does Academic Research Destroy Stock Return Predictability?)来源：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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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批评政府治污不力

中国一位著名科学家将北京的污染归咎于政治僵化和国有能源企业。上周末笼罩北京的有害雾霾引发了公众不满。

大气物理学家、负责京津空气污染治理的政府工作小组成员王跃思表示，引发这场“可怕”污染的直接原因是燃烧煤炭、汽车排气，以及导致污染空气滞留在地势较低的城市上方的特殊天气现象。

但是，根本原因更大，也更难解决。“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情况下，经济体制和（环境）管理体制才能跟上，”王跃思表示。“中国的制度目前运转欠佳……领导人只关注经济。”

中国科学界受尊敬的成员公开谈论中国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尽管官方多年来几次三番地表态，但政府对抗污染的努力大多失败了。

王跃思表示，主要源自汽车和工业的PM2.5（2.5微米的微粒，对人体健康危害最大）污染，每年给北京及周围地区造成1200亿至2400亿元人民币（合190亿至390亿美元）的损失。那相当于这些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3.4%至6.7%，比以往研究所显示的损失程度严重得多。科学研究显示，空气污染会引发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疾病，并与暴露于污染大约7年后肺癌发病率的激增存在关联。

正如中国官员所承认的，关键问题在于环保法律的执法。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北京市销售的汽油硫含量较高，这就加剧了汽车尾气所造成的污染。王跃思称，在北京，汽油的硫含量“肯定高于国家标准”。

“中石油(CNPC)和中石化(Sinopec)在这方面负有很大责任，”他补充说。他说的是中国两大能源企业，北京的汽油大部分是由这两家企业精炼和销售的。

中国有权势的能源企业已数次推迟实施针对柴油的较高燃料标准。柴油车国IV标准原定两年前实施，但已被两度推迟，目前定于今年7月生效。

中国官员警告称，长期污染正变成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据王跃思透露，北京的空气一年不如一年。他的估测是，PM2.5浓度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每年上升3%。但他承认，在市区范围，空气中硫和较大颗粒物（PM10）浓度有所降低。

王跃思表示，如果中国要赢得抗击空气污染的胜利，政治改革，比如在邻近城市间展开更协调的行动，将是不可或缺的。“不调整政治体制，你就无能为力，”他表示。他列举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环境影响评估中的腐败、缺乏司法独立，以及环保法律实施无力。

他补充称，中国清洁环境的努力不会在一夜间发生。“如果我们能够在30年内做到，那就很了不起了，”他表示。“我国领导人必须在平衡民生和经济增长、控制污染的问题上拿定注意。”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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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许纪霖谈莫言

【编者按】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东西方学界争议声不断。FT中文网就此采访了旅美学者刘再复教授与中国学者许纪霖教授，请他们就一组相似问题作答。刘再复先生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许纪霖先生从知识分子人格的角度，对莫言获奖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为解读“莫言现象”提供了多维视角。我们将他们的回答整理汇编于下，以飨读者。

FT中文网：莫言获奖，以及莫言的诺贝尔颁奖发言稿引发了很多争议，一些批评者评价他为“乡愿”，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争议的？

刘再复：诺奖影响巨大，莫言获奖后引起争议，并不奇怪。不过，正常的争议应在“审美判断”的范围内进行，即讨论其文学水平是否名符其实。但目前对莫言的争议中却设置了太多“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指责莫言为“乡愿”，就是一种严酷的、肤浅的带政治性的道德判断。这种判断所以浅陋，是因为它完全没有面对莫言的“根本”即莫言的文学创作。莫言的深邃精神内涵和“莫言”这个名字所呈现的良知方向，全在作品中。只要阅读一下莫言的作品，就会明白莫言在作品中表现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高的道德勇气和道义水平。在政治高压之下，有这种勇气和水平很不简单。从《透明的红萝卜》到《蛙》，他的所有作品都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的黑暗，也都直面中国国民性的黑暗。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良心的呼唤，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火热的正义感与道德感。莫言创作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三十部中篇小说，八十多篇短篇小说，五部散文集，九部影视文学剧本以及两部话剧作品。莫言著述等身，但只要读一部《天堂蒜苔之歌》，就会感受到作品中磅礴的浩然正气和大悲悯之心。小说中的中国人是那样贫穷，那样可怜，那样卑微，那样悲惨，那样无助；而站在中国人头上的乡村小官僚又是那样凶恶，那么残忍，那样虚伪，那样狡黠。读了莫言小说，再麻木的心也会哭泣。像我这样曾被莫言的道德勇气所感动的人，听到有人说莫言是“乡愿”，觉得这完全是对莫言人格的歪曲。

当然，作家的现实主体性与艺术主体性是有差距的。莫言在写作中把个性、人性、野性甚至“魔性”发挥到极致。作为作家，莫言时而像大魔术师，笔下的语言魔术、情节魔术、主题魔术、手法魔术等变幻无穷；时而像“撒旦”，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讲起故事更是“颠覆性叙事”，把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政治权力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完全颠覆了。但我们不能要求莫言在现实生活中，也应充当魔术师也应充当撒旦。我觉得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一些政治性难题确实“不懂”、“不开窍”，确实有些“懦弱”、“幼稚”。然而，恰恰是这种“幼稚”和“混沌”才使莫言成其为莫言。倘若他政治非常成熟老练，善于“斗争”也善于迎合，我们这个地球就没有“莫言”这一巨大的文学存在了。我喜欢莫言，正是喜欢他在写作中才华横溢，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点傻，常常会冒傻气。要是莫言太聪明，决不会有今天的文学成就。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大英雄郭靖，正因为他有点傻，所以才能学到“降龙十八掌”的真功夫。黄蓉因为太聪明，所以只能学到“打狗棒”的小功夫。莫言就是文学英雄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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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作风问题

一、俊卿风流

只有夜猫子加网虫，才有幸第一时间听说衣俊卿先生的风流韵事。因为，那篇事无巨细到长达12万字、简直像本拙劣长篇黄色小说的情人自述，在去年12月11日的夜晚，像是一阵风，掠过中国互联网，然后在太阳升起前就消失得不知所踪，只留下江湖传说。

就在最资深的政治八卦爱好者都快要忘记时，“有关部门”唤醒了记忆。昨晚18时许，@新华视点发布消息：“据有关部门证实，中央编译局主要负责人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已免去其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贾高建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

这下全都想起来了。对这则人事变动的全力以赴转发扩散可以证明，那些商业门户和媒体微博账号的编辑们很可能都看过12万长文，至少是概要版。就算是一时不明就里，此时也自有志愿者愿意提供链接，富有经验者抢救下来的文档记录，在过去一个月里隐藏散布于中国互联网的各个隐蔽角落，只需暗号即可召唤。

一个月前，正是十八大后网络反腐的黄金时段，因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而掀起的网络轰动尚未平息，这个更加富有眼球效应的故事就随之到来——性、高官、女博士。

《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12万字，以天涯论坛为起点，在12月11日深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散布至各大微博论坛。

署名者常艳，自称是山西师大副教授，34岁，因欲报读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并留京工作，在2011年3月以一万元为见面礼而结识衣俊卿局长，当年末两人开始发生婚外情，但因工作安排不顺并发现局长还有其它“小秘”，她怒而发帖。

说起来，这12万字实在冗长，不仅有大量短信原文抄录，还随处可见两人理论研究领域名词，从马克思当代价值到恩格斯思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东方哲学体系。但常艳总算贴心，虽然讲完12月3日故事后宣布“封笔”，但她还是提供了一个附录：《爱爱的时间、地点》。

这算是给那些深夜追看者最好的福利了。这份附录详细列出了衣常二人17次开房偷情的时间和地点，从2011年12月11日直至2012年11月16日。

文字如此情真意切、过程如此细致入微，再加上那些显然不是伪造者轻易能写出的理论术语，由不得围观人群不信。自有好事者将文中所述与衣局长公开行程相对照，发现确实一一吻合——于是，这位以研究马列著作为主业的理论工作者瞬时告别“深藏功与名”，转为“天下无人不识君”。

固然，有那么一些硬着头皮读完12万字全文的发言者，亦认定常艳实乃主动且执拗，甚至心理扭曲，但更多的嘲笑与斥骂是冲向衣俊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这个机构全名，与情妇自述中的性爱描写实在反差太大，回想之前层出不穷的官员性丑闻，不一会儿，就有人在微博论坛上骂出了“台上冠冕堂皇，台下男盗女娼”的句子——衣局长的姓也实在太过凑巧，正好成就了“衣冠禽兽”四字评语。

不过，对这12万字的“捕杀”子夜就已开始，到了12月12日清早，若是无人提醒，清早才起床的中国网民只会以为一切从未发生过，门户编辑们就算想要暗示，也只能像播报刘铁男一样，把衣俊卿的会议消息放在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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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眼镜】闾丘露薇对话林洸耀：陈光诚

2012年岁末，“有色眼镜”栏目邀请资深中国媒体人闾丘露薇担任客座主持人，对话路透社北亚首席记者林洸耀。林洸耀先生报道中国近二十载，以大量关于中国时政的独家报道为在华外国媒体圈所熟知。两位记者回顾了2012年几件影响中国的重要事件。以下是完整视频的第五部分，谈论陈光诚事件。

http://www.ftchinese.com/video/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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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北京雾霾

近15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谈论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按照政府自己的标准，它似乎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自北京市在1998年发起净化大气的行动以来，政府记录的“蓝天日”（在这些日子，北京的空气理应是清洁的）数量截止2011年逐年增加，从1998年的100天，增至2011年创纪录的286天。

但正如任何长住北京的人都能证明的，就这个天朝之都而言，“蓝天”是一个多少有点多余的概念。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市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自大约4年前开始记录以来最糟糕的水平，其中微粒浓度超过美国最新健康安全标准75倍。

一层浓密的有害雾霾连续数天笼罩着北京，遮住太阳，妨碍着交通，市民被告知尽量不要外出，并避免从事重体力活动，以尽量减少人们吸入的有害烟雾。

尽管官方谈论多年，其中还曾有两年出现明显好转，但总体而言北京的空气似乎正在变糟，这甚至有可能给习近平领导的新政府带来一场可信度危机。中国和国际专家表示，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各级官员为了实现压倒一切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不惜牺牲环保担忧。

缺乏问责制度，环保部门没有实权，以及数据的采集和报告轻易受到操纵，都加剧了这个问题。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下令改善空气质量，但由于下级误报和操纵数据，他们往往不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环境顾问史蒂文•安德鲁斯(Steven Andrews)表示。他曾揭露，2008年奥运会之前，官方操纵了北京的空气污染数据。

“对下级官员来说，操纵数据往往就能得到与执行排放标准相同的结果。”

安德鲁斯称，由于执行此类标准意味着叫板强大的国有企业和发电企业（其中很多企业安装了排放处理设备，但出于成本考虑而选择不使用这些设备），因此许多官员宁愿操纵数据。

曾进行独立空气质量研究的中国科学家表示，为了拿出显示好转的数据，官方使出种种伎俩。

这些伎俩包括悍然改动读数，以及把市区的空气监测站放在公园等污染水平最低的地点。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对不健康污染水平的定义，似乎意在淡化问题——中国“优”等空气质量的有毒颗粒物浓度上限是美国健康安全标准的3倍。

许多北京市民现在意识到，他们吸入的“雾”对健康是有害的。与一年前相比，这已经标志着一大进步。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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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进入“Double—D”运行期

观察众家研究机构对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展望，大体上8%左右的经济增速预期被大家所共识，同时近期高频数据也显示中国经济增速在经历连续7个季度减速后，会于2012年4季度止住下跌态势，初步估计4季度GDP单季同比增速就会回升至8%左右。

但是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由于经济增长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指出“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所以即便2013年经济增速最终如期达到了8%左右，但经济的短期短暂反弹并不能改变经济中期调整的轨迹。

笔者曾在《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债路选择》中指出“按照中国经济既有的‘4-8’定律，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翻一番’目标可能将于2017年提前完成”，但自2012年11月十八大会议之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经明确表态“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而且十八大设定的“翻一番”目标的时间纬度是10年，即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只需6%-7%左右即可。而笔者认为，由于维系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的“双红利”因素（内部城镇化和外部全球化）已经由前期集中释放阶段向拐点期的边际衰减转变，而此种经济内涵的变化是主导未来中国经济中期运行的核心环节，所以2013年经济增速即便是达到了8%上下，笔者认为此种恢复更多源于短期性因素，例如库存周期因素，相应如何区分短期增长惯性和中期调整就成为当下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点。

首先，城镇化对经济的拉动力趋弱

过去10年间（2002--2011），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为10.6%，同期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3.6%（由2001年的37.66%提升至2011年的51.27%，平均每年提升1.4%），过去10年间，常住城镇人口累积新增2.1亿人（剔除人口自然增长的2200万和4000万大学毕业生，约有1.4亿人由乡村流向城市，平均每年新增约1400万），笔者测算的结果是，过去10年，城镇化率平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相应对GDP的平均增速拉动0.6个百分点。

而伴随中国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中国只用了17年就实现城镇化率由30%升至50%，美国用了40年、法国用了70年、日本也用了22年），前期建立在劳动力流动基础上的低人力成本模式已经趋于逆转的临界点（刘易斯拐点），那么未来继续寄希望于农业领域向外转移劳动力已不太现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由10年前的3.66亿人降至2.66亿人，如果考虑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所谓“386159”部队，即农村中的妇女、少年、老年劳动力），可能情况更为严重；另外过去10年中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4%，由2002年的82.49%降至2011年的78.39%，其中农业领域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主要因素（10年间下降了12.17%）；在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同时，已进入城市的劳动力还要面临子女入学、医疗养老等问题，因此，劳动力成本趋势性上升在未来是可见的，相应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则大不如前，例如2011年，虽然中国城镇化率较上年提高了1.32%，但对当年9.3%增长的GDP的拉动度已经降至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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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将与钟点工说再见？

家里要不要请钟点工，甚至是请个住家保姆，一度令全职太太们纠结不已。不过，这个难题很快就有解了。我们也许是最后一代还有能力为家政服务买单的女人，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持续上涨的人工工资压力下，也许就要和钟点工说再见。

天晓得我们这代女人对家务外包的依赖有多深。前不久，我曾力劝一位海归全职妈妈找个钟点工分担家务，她笑笑说，不要紧，这些活我自己还能HOLD住，令我顿感惭愧。在我周边，完全自己做家务的，还真都是海归太太，或者是外籍太太。而包括我自己在内，中国的全职妈妈们几乎都有过请月嫂、保姆或者钟点工的经历，有老人帮忙的也不例外。

争相聘用钟点工起先不过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多而且便宜。我们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可以享受发达国家富人才拥有的家政服务；我们也赶上了一个最坏的时代，只有在一个经济畸形发展的社会，才会出现这样的奇观，一个人能廉价购买另一个人的劳动。遥想十年前，还是单身的我曾经和楼上的一位女友合用过一个钟点工，那是我第一次真切体验到什么叫剥削。钟点工忙活一个下午，把“猪窝”变成了“人居”，一小时合下来只有六、七块钱，也就是在街边吃顿烤串的钱。

结婚生子后，更是理直气壮请钟点工，而且把短工变成了长工。不是娇气，而是因为里外都要忙，实在熬不住了。我曾经有一次在外地开年会，为了赶回家给孩子哺乳，夜黑风高冒险走高速，在凌晨时分跨进家门，发现还有一大盆尿布等着我洗，当场崩溃。第二天就叫来了钟点工。而我的能干女友们，几乎都聘请了保姆。女友常常叫苦说，她在为保姆打工。最令她苦恼的，是保姆替代了她陪伴孩子成长，小区里的人都误以为保姆是孩子的妈妈。女友有一天惊讶地发现，保姆还担负起了教育职责，教导她家孩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看透这一切了，就想做全职太太喘口气，免得和保姆交换人生。只是，或者是出于惯性，或者是出于心理上的安全感，包括我自己在内，从没听说哪个中国太太宣称自己能够把家务HOLD住，甚至已经没有了独立做家务的勇气。我周围的大部分全职太太仍然在使用家政服务，特别是钟点工。除了搞清洁，钟点工最重要的任务是做饭。原因是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只为好成绩奔忙，长大了为挣钱糊口忙活，根本没机会精进厨艺，甚至很少在家里开伙。回归家庭以后，这些原本不起眼的缺憾突然变成了人生的短板，不得不暂时依赖外援。当然，全职主妇们也没有闲着，和钟点工基本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比如采买、接送孩子的活，还有收拾家里基本还是要靠自己，相处久了，主妇和钟点工的关系比夫妻还文明，堪称举案齐眉，因为好主顾和好的钟点工都可遇不可求，尽量还是珍惜为妙。

可惜的是，形势正在变化中。中国人口红利时代行将结束，如果你以为这还是危言耸听，那么你一定会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措手不及。因为人力稀缺，中国家政服务的工资正日益水涨船高。以前听到“民工荒”的时候，总觉得还离自己太远。朋友感慨说，为了留住熟练工人，不得不年年加钱，直加到工人不想走为止。如今算是体会到了他的心情。我的一位女友聘请了小保姆，管吃管住，月薪从1600元涨到3000元，只用了一年时间。据说在北京，一位高级保姆的价钱已经和公司资深白领不相上下。至于钟点工的工资，已经要按时价来计算，北京一些家政公司本季报价达到了每小时25元，节假日还要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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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周星驰与周立波

周立波与周星驰

一、天大喜报

名符其实的天大喜报。

昨天下午13时37分，@央视新闻宣布，记者刚从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了解到，重污染过程基本结束，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二级良，目前还在逐步好转——似乎是怕那些戴着口罩的父老乡亲们还不敢相信，14时整再贴出一张拨云见日的图片，问道“你感觉到了吗？”

这其实早在气象台预料之中。午后出版的北京晚报早就写好了《今晨小雪驱散“脏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指数逐步回到良好水平》的头版头条。

因此，今晨的新京报大可欣慰于《“十面霾伏”北风一吹了之》，但也仍有“12个读者最关心的跟重污染有关的问题”，要寻求答案。得获门户推荐的问答包括“‘PM2.5一年致死8000人’之说只是预测和推演”，以及“污染天能否‘单双号’限行”，前天，正是这家北京报纸曾刊如此提议的社论。根据今日所引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口径，“网上‘重度污染日北京将启动单双号限行措施’的说法只是专家建议，目前并没有实施”，更担心不易操作，“这样一项重大的限行措施，一定要提前数天甚至一周对公众进行告知，但不知道以目前的气象监测预报水平，是否能在提前数天的情况下，准确判断实行单双号限行当天的气象状况。”

北京青年报也去各区县交管和环保部门提问了，可惜“得到的答复并不十分尽如人意”。因为，虽然央广昨天下午就带来了《石家庄应对雾霾停用30%公务车，65辆违规出行被曝光》的消息，但在最受关注的首都，“只有门头沟区和大兴区明确了几天来从区政府的角度控制公车的举措和停驶公车的数量，其余区县有的因为污染等级不够无须实施公车停驶措施，有的虽然实施了，但是公车停驶数量‘数不清’，有的连实施与否也‘说不清’。”

京华时报则是与重庆晨报、云南信息报选定了同样的头条新闻——《李克强谈空气污染，称治污须有所作为》。根据这则由央广昨天下午发出的消息，这位候任总理称“及时并如实地向公众公开PM2.5的数据是必要的……需要树立全民意识，需要全民参与，共同治理”。

领导号召全民参与，公车停驶却未如人意——这样的对比，恐怕很多民间意见领袖早有先见之明。

这不，正当中共中央机关报头版以李克强之论为引刊出《美丽中国呼唤共同行动》，赞赏“政府部门实事求是的态度”；新华每日电讯亦以头条评论位置发布曹林新作《治污驱霾，举国上下都应做点什么》，再叹“公地悲剧”——曹林所供职的团中央机关报上，今晨也已发表《道德指责无助于抓空气质量“小偷”》。

中国青年报上的这个“不同观点”，所含正是对连日来舆论风向的不满：“怒斥人人都是环境质量小偷，并不能成就‘天下无贼’，极端点说，这种说法与‘看见小偷只喊包丢了不管抓贼’也没什么本质区别。切实的办法，依然是充分尊重吸纳公众的意见，通过公平的利益博弈而不是道德压力，形成环保共识，取得公众支持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可操作措施。”

所谓“小偷”论，源自北京市环保局前新闻发言人杜少中的微博，而被作者徐冰指为“道德压人”的还不止于此：“我们都是空气质量‘小偷’”——相比于“厚德载雾，自强不吸”这样的无奈与调侃，《新京报》这篇报道的标题，可谓占尽道德制高点；以及那条被称为“中国好声音”的微博：你是否一边乱扔垃圾，一边抱怨污浊环境；一边闯红灯，一边对追尾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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