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发现了旅行的乐趣。去年，8300万中国人出境旅游，花费1000亿美元。如今，中国政府已宣布2013年为“海洋旅游年”，邮轮游是否会很快热起来？为了亲身体验一下，笔者登上了中国内地首条豪华邮轮。（摄影：达妮埃莱•马蒂奥利(Daniele Mattioli)）
还没走到登船板，一股“热闹”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中文中的“热闹”这个词，很难贴切地翻译成英文。对外国人而言，“热闹”意味着“吵闹、混乱”，而对中国人而言，“热闹”是玩乐的精髓，代表着忙乱、兴奋，当然还有吵闹。在中国，人们觉得外出游玩最好要配合一点流行音乐。公园的喇叭里放着音乐录音，甚至连寺庙里似乎也喜欢放一点背景音乐。因此，在我们的休闲邮轮游开始之前，似乎也非得来点喧闹的背景音乐不可。
邵鹏（音译）一家是第一批上船的乘客。在许多方面，这家人都符合中国新一代游客的特征。男主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PLA)退役军官，曾在英特尔(Intel)和IBM工作，干净利落，温文尔雅。他不仅带着妻子和独子，还带着自己的母亲。这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旅行的典型方式。
邵鹏今年41岁，在北京生活。他说：“我儿子5岁，快上小学了，到时候就该忙了。”因此，趁着老一辈还没有老得走不动，小一辈还没开始忙学习，邵鹏一家试图抓住那个最难以捕捉的中产阶级梦：营造一段美好的家庭时光。
中国的探险家早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之前就到达过遥远的海洋，他们船队里的船只比尼娜号(Nina)、平塔号(Pinta)和圣玛利亚号(Santa Maria)（皆为哥伦布船队中的著名船只——译者注）合起来还要大。但在那之后，中国人的航海探险活动就几乎停止了。如今，邮轮游这种最典型的中产阶级旅行方式来到中国，将中国人压抑多年的探险精神再次释放。那些一辈子没有踏足过海外的中国大陆游客正匆匆登船，透过自己房间的舷窗，看外面的世界。
在中国，每年有数百万人第一次尝试真正的旅行。这种旅行不是在春节时乘坐气味难闻的卧铺长途车、长途跋涉回老家，而是乘飞机第一次去海滩度假，或第一次亲眼看一看巴黎或伦敦。仅去年一年，就有超过8300万中国人出境旅游，花费1000亿美元，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的海外旅行花费。其中，有60%的人是首次走出国门。
我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和其他约1000名首次乘坐邮轮的乘客一起，乘坐中国的第一条豪华邮轮海娜号(MS Henna)，踏上越南之旅，度复活节的周末。海娜号已服役27年，以前隶属嘉年华邮轮公司(Carnival Cruise Lines)，在投入中国市场前匆忙进行了改造。除我以外，船上只有两名白人乘客（其中一人是英国《金融时报》的随行摄影师）。而对于海娜号正在驶往的目的地越南，无论是白人乘客还是中国乘客，我们都是外国人。
作为一个小时候有过数越战阵亡美军战士装尸袋经历的美国人（比如我），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跟一名退役红军军官聊天，并跟一船的共产主义者一起旅行。不过，眼前的情景更像是在迪斯尼乐园：有许多“三明治”家庭，年轻夫妻带着独生子女和老人；年轻的办公室女郎在一起嬉笑；啤酒肚男子带着头戴宽沿遮阳帽的女孩；年届中年的好姐妹抛开各自的家人一起旅行，重温少女时光。有一位78岁的小个子老太太，数十年的贫困让她的脸上布满风霜，因为经历过严重的营养不良，个子几乎不到我的胳肢窝。她显然被自己平生第一次旅行中见到的一切所深深震撼。还有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头，戴一顶羊毛帽，穿一身农民装，他女儿搀扶着他。不远处有一名中年男子，一身典型的中国中小企业主打扮（拿一个生意人装钱的男式包，头发染得很糟糕，还梳成“地方支援中央”的发型），正不停地用他的iPhone手机自拍。
然后还有新婚夫妇——邮轮上总少不了他们。他们穿着夏威夷风格的情侣休闲衫，无时无刻不在拥抱亲热。以上就是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的一幅百态图。
第一站：午餐。因为这是一艘中国邮轮，我已经削尖了筷子，准备要享用一顿美味（尽管有时看不出来吃的是什么）的大餐了。然而，我们的第一顿饭，居然是装在塑料盘子里的白面包和午餐肉，就着中国版的“酷爱”(Kool-Aid)冲调饮料冲下肚。就连中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必需品——用来泡茶的热水，也没有供应，只有一台雀巢咖啡机提供温开水。
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像中国人这样诠释“豪华”，因此原本期待看到这样的场景：水晶枝形吊灯熠熠生辉，长桌上摆满施华洛世奇(Swarovski)水晶杯。而现在，吃着像学校食堂里的那种午餐肉和蛋黄酱，让人实在很难找到享受邮轮游的浪漫心情。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一件小事就是安全演习——这结果变成一场更大的热闹。我们集中到约定的集合点，准备听工作人员讲解如何穿上救生衣和逃离船只，结果，乘客们都在兴奋地冲着自己的手机大声讲话，吵得我们几乎听不到讲解的声音。像第一代“丑陋的美国人”那样大声讲话，这种习惯中国游客最好尽早改掉。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用非所在地语言冲着手机大喊，是很容易招致当地人反感的。（想当初，美国人被贴上“丑陋”的标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讲话的声音比本地人更大。）
弄清楚哪条救生艇是我们的以后，我们都饿了，于是匆忙来到邮轮上一家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坐席餐厅。越南领班充满赞许地说，“如今中国人进步了——他们变得能喝了”。邻桌一对中年夫妇对着桌上一大瓶干邑白兰地开怀畅饮。（在邮轮的免税店里，一大瓶人头马(Remy Martin)路易十三干邑白兰地(Louis XIII Grande Champagne Cognac)要价31888港币（合2750英镑），但销售人员说，乘客们大多选择“更便宜的”、每瓶售价在2000至4000港币之间的干邑白兰地和威士忌。）
食物则又一次成为配角：一小块淡而无味的鱼，几块味道一般的红烧肉（这是一道很难做得难吃的特色上海菜），还有一点让人没有食欲的炒菜。曾在一条欧洲邮轮上工作的Samantha Wang一语中的：“这菜做得中不中西不西。”Samantha可能是船上唯一坐过邮轮的乘客了。
Samantha本人或许常常乘坐邮轮，但她54岁的母亲张敏（音译）以前则从未离开过中国，更别提坐过邮轮了。然而，第二天，当邮轮穿越怪石嶙峋的石灰岩山峰，停泊在下龙湾（Halong Bay，曾经属于北越）时，Samantha和她的母亲没有像大多数中国出境旅游的游客那样参加旅行团。邵鹏一家也没有参加。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打破传统，不依赖导游、自己探索陌生的国度。
本次旅行的高潮（从社交角度来看）很快到来，那是一场“盛宴”，或曰“船长的晚餐”。宴会活动最后，英俊的挪威船长客串演出了一把。我原本希望跟他谈谈南海航行中的注意事项，可我后来发现自己完全没搞清状况。在任何时候，在中国旅游景点见到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都是非常难得的。因此，整个航行过程中，时常有乘客要求跟英国《金融时报》年届中年的意大利摄影师合影。而面对一位高大英俊、金发碧眼、身着船长制服的年轻船长，乘客们简直沸腾了。
乘客们的晚宴着装五花八门，这是中国大陆的典型情况，在当今的中国，就连大多数中国人也无法通过着装来区分哪些人富有、哪些人贫穷。简言之，富人有时穿得像农民，农民有时穿得像地主，并且他们都穿着相同的品牌。
不论是在宴会上还是在办公室里，中国可接受的着装范围似乎都比西方广泛得多。在这场半正式的晚宴上，有人穿着沙滩裤，有人则穿着晚礼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CCYIA)秘书长郑炜航表示，该会计划发起一项“文明乘客公约”，为首次乘坐邮轮旅行者扫扫盲，教一些邮轮礼仪中的注意事项。他说：“我们会将‘勿穿拖鞋参加正式晚宴’这样的规则写入公约。”
郑炜航支持一些外国邮轮的做法：确保船上近一半的乘客不是中国人。他解释说：“如果一条邮轮上只有中国乘客，那么他们将很难培养邮轮文化，也很难学到邮轮礼仪。”
个人而言，我觉得海娜号邮轮上的着装规范非常随意。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乘客，似乎全程都穿着睡衣。他们穿着睡衣大摇大摆地在甲板上漫步，乐此不疲地践行中国大陆的睡衣文化，那就是：通过穿着睡衣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比如大街上、生鲜店和理发店，来展示自己的放松和惬意。
海娜号浓郁的中国气息不只来自那些穿着睡衣的老太太。还有——举个例子，酒吧里一个人都没有。跟许多西方人一样，我认为喝酒是乘坐邮轮的主要理由之一，但正如地中海邮轮(MSC Mediterranean cruises)驻上海的Helen Wang所说：“中国人没有‘酒吧文化’。”不过，他们确实喜欢购物和赌博。她说：“西方人在旅行中购物没那么多，也不会在赌场里花那么多时间和金钱。”
这并不是说中国游客不喝酒——他们只是不习惯在酒吧里喝得酩酊大醉。但如果他们不去酒吧，那么他们会在哪里聚集呢？CCYIA的郑炜航说，“他们更喜欢打麻将”。因此，中国的邮轮增设了更多的棋牌桌，还拿走了甲板上的一些椅子。因为日光浴似乎是另一种还未被中国人广泛接纳的外国习惯。郑炜航说：“在西方邮轮上，甲板上的椅子永远不够那些想晒太阳的人坐，北欧邮轮尤其如此。但中国人，特别是女士，不喜欢晒太阳。”
然而，全世界的邮轮经营者最好习惯中国人说话、喝酒、吃东西或玩乐的方式。毕竟，今年是中国的“海洋旅游年”，而中国政府在本五年规划中宣称要鼓励邮轮业发展。中国已建有5个供远洋邮轮停泊的邮轮码头，还有3个在建设中，5至6个在计划中。上海本身就建了两个邮轮码头，其中的缘由妙不可言：在斥资2.60亿美元在上海北外滩建好第一座风格时髦的邮轮码头之后，城市规划者们发现，有一座桥使得大型邮轮无法进入那座码头。他们考虑过把那座桥拆掉，或将其改造成吊桥或隧道，但最终，他们拿出的绝妙方案是，在上游新建一座崭新的邮轮码头。这或许是中国人与我们美国人另一个相同的特点：钱多、人傻。
尽管发生了“拦路桥”这种乌龙事件，中国邮轮业还是从几乎一张白纸发展了起来，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第一条国际邮轮驶离上海，到年运载出境旅游乘客数量在2011年达到50万人次，只花了短短的七年时间。但中国年出境旅游人数很快将达到1亿人次，乘邮轮出境旅游者人数仍只占这个数字的一个零头。
但如果中国官媒的报道确有其事，那么其中一些乘客选择乘坐邮轮的原因倒挺有意思。《上海日报》(Shanghai Daily)报道称，一家法资公司的公关经理Luna Xu说，她就是想在甲板上和男朋友一起看日落，“就像电影《泰坦尼克号》(Titanic)里那样”。模仿泰坦尼克号似乎成了中国邮轮业发展的一个促进因素，尽管看起来没什么道理。事实上，一家中国船厂计划复制泰坦尼克号，并在不久后就开工（不过提出这个“泰坦尼克号II”项目的澳大利亚大亨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还未与这家船厂签订最终合同）。
然而，海娜号上没有多少像《泰坦尼克号》中列奥纳多(Leonardo)和凯特(Kate)那样的情侣。船上大多是家庭游客，或结伴出行的单身人士。在中国，国家法定假日以外的带薪假期不太常见，我不太清楚大多数游客是如何请到假成行的。一名做市场的年轻专业人士说，她只在临行前通知了老板，然后就消失了。她的老板现在正愤怒地等着她回去。还有一些人是利用两份工作之间的空档期出来玩的。不过，看上去不少人应该属于当今中国的新贵阶级，包括一些把土地卖给了地方政府、自己成为了成功企业家的农民。那些不愿意透露自己从事什么职业的，或许就属于这一类。
海娜号三晚行程的价格为2588元人民币（合285英镑）至15888元人民币（总统套房的价格），还有35%的大幅折扣。由此看来，海娜号的目标顾客是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下人群。但业内其他人指出，这条邮轮的定价偏高端，而设施偏低端。海娜号属于海航旅业邮轮游艇管理公司(HNA Tourism Cruise and Yacht Management)，该公司市场总监袁媛不愿透露公司改造该邮轮所花的费用，只是说，大部分费用花在“改造机器和发动机”上，而没有花在重新装修邮轮上。她坦承，这条已有27年历史的老船，外观上处处都显得颇有年头。
当然，此行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船上度过的。此次航行的两个目的城市分别是越南北部的下龙湾和南部的岘港(Danang)，我们此行的大部分时间在这两个地方度过。我知道岘港这个名字甚至比我知道北京还要早（当时北京的英文还是Peking)。岘港位于越战时分隔南越和北越的非军事化区以南仅85英里，曾驻有美军的一个军事基地，当年那些装着越战阵亡美军战士的装尸袋就来自那个军事基地。
船上的中国乘客与我分别来自越战中两个敌对的阵营。在那场几乎摧毁了越南的战争中，我们两个国家陷入一场针锋相对的冲突。但这些中国乘客似乎已将那段历史抛诸脑后。一位模样亲切的老人说：“我们在邮轮上！现在就别想过去那些事了。我们当年也有自己的问题要忙。”他最后那句话是在隐晦地指“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
好吧，都过去了。我们的导游来自过去的北越，她几乎绝口不提那场战争。她教我们如何讨价还价，并提醒我们注意鉴别假货。从我们吃中餐的地方到越南当地市场那200码的路，她也坚持要用巴士送我们，理由是越南的道路太危险（考虑到中国司机的驾车标准，这颇能说明问题）。她甚至让我们最好不要吃当地的食物，因为她担心“那可能不符合我们的口味”。
就在那时，我真正明白了：在那名导游看来，中国人就是“丑陋的美国人”的翻版。他们不吃当地的食物，不喝当地的水；他们的货币是“硬通货”，因此他们甚至都懒得兑换当地货币，而是直接使用人民币在市场里买东西。我们在一家中餐馆吃了中饭，同行者中有人打趣称，那里的菜是“越南式川菜”。从餐馆出来，街边的当地小贩完全无视我们，径直走向同行的中国人兜售商品。中国人如今已成为世界旅游业中的殖民者，就像当年的美国人。在自封于大陆上600年之后，中国人如今再次驶向广阔的大海。
译者/卢崴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