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ugust 31, 2014

普京呼吁讨论乌东地区“国家地位”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昨日引发有关他在推动分裂乌克兰的新的担忧,因为他呼吁就该国叛逆的东南部的“国家地位”问题举行谈判。

俄罗斯总统此言代表着克里姆林宫在言论上的最新升级,而且适逢欧洲准备对莫斯科实施更严厉制裁。普京发表此言之前,乌克兰东部战斗加剧,基辅方面和西方政府表示,俄罗斯军人和装备的流入助燃了战火。

“我们必须立即展开实质性的、有意义的谈判,不是关于技术问题,而是关于乌克兰东南部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国家地位,以保证居住在那里的人民的合法权益,”普京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表示。

使用“国家地位”(statehood)这个词虽然不精确,但很可能惹恼基辅。普京发言人德米特里•巴斯科夫(Dmitry Peskov)试图淡化这些言论。他表示,普京的本意是呼吁尽快启动与分裂分子的包容性谈判,把他的话解读为呼吁乌克兰东部独立是“绝对错误”的。

不过,冲突升级很可能在本周引发西方的回应。北约(NATO)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空军上将菲利普•布里德洛夫(Philip Breedlove)上周四在威尔士举行的一个峰会上表示,北约将“正面迎战”在乌克兰境内参战的俄军部队。欧洲领导人周末同意在一周内准备好实施新的制裁。

普京在采访中间接应对了有关俄军部队在乌克兰作战的指控。“人们必须考虑到,在人们在近距离被枪杀的情况下,俄罗斯不可能无动于衷,”他表示。他随即澄清说,他指的是俄罗斯人,而不是政府。

译者/何黎

垄断是民主的敌人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1977年、也就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四年前写道:“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Harberger triangle)才能填满一个奥肯缺口(Okun gap)。”他的意思是,经济学的重大课题不在于反垄断,而在于防止衰退和促进复苏。

经历过近些年的苦难后,所有人都认定防止衰退和促进复苏会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是经济学家应当有能力同时思考不止一件事。如果垄断也有重要影响,那又当如何?

哈伯格三角代表垄断企业提价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它以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的名字命名。60年前,哈伯格发现,垄断给美国造成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1%左右——按最近的GDP数据来算大约是数十亿美元——远远低于预期,也远小于一场衰退造成的损失。

哈伯格教授的发现促成了一个共识:反垄断机构可以放松对商业巨头力量的管制。但是,我们是不是放松得过头了?

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大公司。我们在星巴克(Starbucks)等国际品牌那里购买上午喝的咖啡,使用埃克森(Exxon)或壳牌(Shell)的汽油,(通过苹果(Apple)的iTunes)从索尼(Sony)等企业集团那里购买乐曲来欣赏,使用搭载英特尔(Intel)处理器、运行微软(Microsoft)软件的电脑。水、电、供暖、互联网、电话等关键公共服务都由少数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集团来供应,它们手里拥有令人困惑的、抑制一切竞争的合同。

当然,并非所有的大公司都具备垄断的实力。英国食品零售之王乐购(Tesco)发现,许多靠打折竞争的对手正将它的王座劈成柴烧。苹果和谷歌(Google)正在取代微软。此外,即使是在确实存在市场支配力的领域,哈伯格教授也认为其影响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小。但是,他颇具影响力的分析聚焦于垄断价格。我们如今知道,垄断企业还有很多其他方式能损害我们的利益。

1989年,“啤酒令”(Beer Orders)促使由六家啤酒酿造商把持的英国酒吧业重新洗牌。这项法令的本意是希望引入更多竞争能提升啤酒的供应量、压低其价格。但结果并非如此。啤酒的价格不降反升。不过,酒吧的质量也提升了。之前,每个酒吧供应的三明治都味同嚼蜡,小便池散发阵阵臭气。“啤酒令”颁布后,突然间冒出了运动酒吧、烛光美食酒吧和其他选项。竞争的意义不仅仅是压低价格。

垄断者有时能够利用它们的规模和现金流造就真正的创新——回想一下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辉煌年代。但就造就许多重要的日常创新而言,中小竞争者构成的激烈竞争似乎是一种更可靠的方式。

现在,这种竞争不再像原来那样激烈了。“美国经济的商业部门正在老化,”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这种趋势见于各个地区和行业,既有的市场参与者享有根深蒂固的优势。《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一份调查补充道:“近几十年来,美国经济中的创业比率和就业活力的变化速度都下滑了……这一下滑趋势在2000年后有所加速。”

这意味着价格上涨、创新减少,但博弈牵扯的范围可能还更大了。美国国内围绕“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持续展开的辩论,实际上是在争论如何用损失最小的方式监管在地方享有垄断地位的有线电视公司的行为。如果消费者真的有条件选择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那么网络中立规则就只需作为一道最后的保障存在。

香港数千人抗议普选框架

数千人昨日在香港举行抗议,反对中国全国人大决定的选举改革计划,该计划将阻止北京方面的批评者竞选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行政长官。

中国为2017年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公布了一个普选(一人一票)框架,但设置了苛刻的条件,确保北京方面能够预先审核候选人。行政长官是这个中国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政治职位。

“香港市民会有一人一票,但北京将选择所有候选人——傀儡。一个烂苹果、烂橙和烂香蕉之间有什么区别?”香港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Martin Lee)表示。“我们要真正的普选,而不是中国特色的民主。”

传媒大亨黎智英(Jimmy Lai)支持的亲民主团体——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表示,将按计划举行公民抗命运动,包括阻塞香港的主要商业区。一些中国评论人士称,如果警方无法控制抗议活动,中国可能会把军队部署到香港街头。

“占中”创始人之一陈健民(Chan Kin-man)向示威者高呼:争取民主,永不放弃……公民抗命,从不低头。

在各方围绕香港的政治前途举行了几个月的激烈辩论和集会之后,中国昨日表示,行政长官的潜在候选人必须获得由1200名成员(多数是亲北京的成员)组成的一个提名委员会的多数支持。同时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的特首候选人只能在2至3个之间。

“今日是香港一个非常黑暗的日子,”香港公务员队伍前负责人陈方安生(Anson Chan)表示。“世界其他国家应当直截了当地谴责这个决定……它就是向后倒退的一大步。”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认为“如果普选承诺得到兑现,如果选举让香港市民对于代表选民意愿的候选人有真正的选择,行政长官的合法性将大大提高”。英国官方表示正在研究中国全国人大的决定。

这一决定将在香港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引发激烈辩论——批准这个方案需要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香港现任特首、亲北京的梁振英(CY Leung)将面临说服民主派支持该方案的艰难任务。

在现行制度下,行政长官候选人仅需得到选举委员会八分之一成员的支持——这一制度已两次让民主派人士竞选特首。通过要求多数成员支持,中国已确保民主派人士一个也不能参选。

陈方安生说,任何民主派人士都“绝无可能”支持这个框架。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表示,如果行政长官普选法案在立法会无法获得三分之二多数支持,那就只能“原地踏步”。这意味着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继续实行现行选举办法,由一个1200名成员(多数是亲北京的成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

围绕民主的辩论已促使香港两极分化。虽然港人比英国统治时期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但中国的批评者担心,共产党正在逐渐剥夺香港的自由。

根据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邓小平达成的协议,香港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原则进行管治,保证在1997年回归后50年期间在除外交和国防政策以外的领域实行自治。

但是,民主活动人士和许多当地人担忧中央对香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年6月中国发表的一份“白皮书”引发担忧,因为这份文件提出香港的法官需要“爱国”,令人对司法独立产生疑问。

朱莉(Julie Zhu)、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和海伦•沃勒尔(Helen Warrell)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不颠覆“一国两制”应是底线

试想,曾经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现在的香港会是一个怎麽样的状况?或许,北京全面收回香港,和内地一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边境开放,香港和内地居民来去自由,今天的香港“特区"还会存在吗?或许,香港继续是英国的殖民地,每年以上交“租金"换治权。但想想,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北京会“放水”以人民币不贬值力保吗?遭遇香港经济滑铁卢,北京还会优先开放市场,用CEPA来拯救吗?

除了“一国两制",相信还没有一种体制可以让今天的香港依然保持维多利亚海港的璀璨。

“一国两制"造就了今日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让香港有条件可以商议如何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虽然并不完善,但除了台湾,中国终於可以有一个地方首长是民主选举出来,中国终於可以迈向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的可能。不过,也正因为此,香港社会在争议需要什麽样的民主而分裂成不同阵营,正面临撕裂。更有人消费“一国两制",打出当年的港英殖民地旗帜,要时光倒流回到殖民时代,暴露出奴性;亦有建制派人士扬言如果政改不通过,北京已估计最坏情况是“一国两制不再存在”;有的评论甚至直指,中国繁荣富强了,即使多一个香港少一个香港不具备实质意义。

香港普选的争议声中,建制和反对派人士都有挑战“一国两制",发出不在乎香港、不在乎“一国两制"、不怕玉石俱焚的诋毁声和激进倾向。这是企图颠覆“一国两制",彻底撕毁香港繁荣稳定的一个危险信号。因为,“一国两制"不仅关乎香港的前途,同时也关乎中国改革开放,关乎中国的命运。

“一国两制"意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或者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是中国政治领袖邓小平在1980年代时为了实现中国统一目标所制定的宪法原则。邓小平的这一高瞻远瞩,是最早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政治构想。

1981年9月底,叶剑英委员长宣布了中国政府关於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对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定位不一,但统一和回归的基本政策是相通且一致的。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香港回归後成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先行者,走上“一国两制"之路,是香港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探索,同时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标识,邓小平一锤定音。

邓小平曾先后两次明确讲过政治交待。在他退休前4个月,1989年5月,在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他说:“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78页)这个政治交待主要讲了中央人事问题。

退休4年后,1993年8月,他和有关负责人又讲了一次政治交待。他说:“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待的东西。”(《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63页)这次政治交待主要讲的是中国命运问题。邓小平的两个政治交待,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远见。

在政治交待中,邓小平专门讲开放,选(执行)开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开国门搞建设,选(执行)开放者同样决定中国命运。邓小平交待了两点:一是不许关门,封闭就会造成灾难。邓小平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二是要干起来,大开放。邓小平指出:“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选开放者,邓小平进一步设想:我们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Saturday, August 30, 2014

邓小平的改革遗产【1904-1997】

中石油誓在页岩气产量上追赶中石化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PetroChina,简称:中石油)立志明年在页岩气产量方面赶上主要对手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Sinopec,简称:中石化)。这两家公司都急于实现中国政府提高页岩气产量的要求。

页岩气是一种非常规化石燃料,它已彻底改变美国能源业的格局。这种廉价的天然气不但降低了美国的能源价格,还帮该国减少了对能源进口的依赖,令中国政府的经济规划者羡慕不已。但中国迄今在这方面却没有取得类似成就。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地质状况更为复杂、法律和管道基础设施也不那么发达;批评人士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国有油企“拖后腿”。

中石化目前在中国页岩气领域占据领先位置,它对自己在四川涪陵区块取得的初步成果作了高调宣传。中石化拟到2015年底时在涪陵区块建成50亿立方米的产能,在明年全国65亿立方米的目标产能中占据最大份额。

中石油副董事长汪东进周四表示,公司的页岩气发展较中石化晚了约一年半时间。他补充说,位于西南地区的磨溪气田的工作也分散了中石油的注意力。

中国政府最近掀起一场反腐败调查,给中石油管理层造成沉重打击,前能源和安全“沙皇”周永康也因此倒台。与此同时,改革派人士威胁要改造中石油和中石化主导的国内能源业,对这两家公司也造成了震动。

汪东进表示,中石油计划明年生产26亿立方米页岩气,这个数字远高于今年1亿立方米的产量,也高于官方为该公司设定的2015年产量目标(即15亿立方米)。

这两家公司对页岩气焕发出新的热情之际,今年上半年,中国天然气需求增长近9%。中石油表示,这与成品油需求增长不足4%形成反差。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这里化工市场的低迷和成品油的日益过剩,拖累了上述两家公司上半年的炼油业务。总体而言,今年上半年它们的利润增长符合分析师的预期。

这不仅反映出经济增长放缓——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5%——还反映出经济结构的改变。服务业现占中国经济的一半左右,建筑、钢铁和煤炭等高耗能产业则增长乏力,导致柴油等运输用燃料需求减少。

今年头7个月中,中国有3个月成为成品油净出口国,逆转了为满足高速增长的经济而多年持续进口的局面。今年上半年,中国全国柴油需求萎缩了0.6%。

除了需求放缓,炼油企业在较富裕沿海地区面对的竞争也有所加剧,原因包括它们自身的扩张,“小作坊”式的独立炼油厂的持续生产,以及国有化工贸易商中化集团(Sinochem)在泉州新建成的一家大型炼油厂的投产。

能源咨询公司安迅思中国(ICIS China)研究总监李莉表示:“亚洲市场已(为中国柴油和汽油出口)作好了准备。”

译者/何黎

Friday, August 29, 2014

苹果将采纳“手机钱包”技术

苹果(Apple)正在与荷兰芯片制造商NXP合作,以便向下一代iPhone手机中加入安全的短距离无线技术。这种技术令用户能通过轻触智能手机屏幕实现支付,从而用手机取代钱包。

几位熟悉苹果相关计划的人士表示,NXP将提供安全的近场通信(NFC)芯片。这种芯片令iPhone可以和支付终端或售票系统联网,还为“物联网”领域的其他应用创造了可能。

NFC技术令智能手机只需与其他设备轻轻接触就能与它们建立无线通信。

苹果周四宣布将于9月9日召开新品推介会,预期届时将推出新款iPhone。不过,对于新版iPhone是否会植入NXP公司的NFC技术,苹果和NXP都拒绝置评。

分析人士表示,苹果此举可能会刺激智能手机支付市场。尽管接触式支付技术植入移动设备已有8年,但这个市场一直欲振乏力。在iTunes和应用商店(App Store)的帮助下,苹果已经保存了大约8亿客户的信用卡信息,这让苹果相对许多更早试水移动支付的公司拥有了潜在优势。

最早把NFC技术用到手机上的是诺基亚(Nokia),该公司在2006年推出了第一款NFC手机。此外,自2011年以来,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和LG电子(LG Electronics)等品牌的智能手机也植入了这种技术。三星主打的Galaxy系列手机中也使用了NXP供应的NFC芯片。

然而,根据Jackdaw Research的数据,由于到目前为止iPhone始终没有接纳NFC技术,美国现在只有一半的手机配备了该技术。

NFC手机在日本等市场十分受欢迎,在那里这类手机被广泛用于支付公交费用。不过到目前为止,塑料制作的信用卡依然在顽固抵御着技术上被淘汰的命运。

Jackdaw分析师简•道森(Jan Dawson)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如果苹果进入该市场,“美国成百上千万用户的设备中,突然之间就会拥有一个严密集成的解决方案”,不过“他们仍然会遭遇同样的缺乏支付终端的问题——至少刚开始是这样”。

在欧洲和中国部分地区,基于NFC技术的一些信用卡已被允许用来支付廉价物品,比如三明治,而美国对NFC技术的运用却十分缓慢。在美国零售商准备升级收银设备之际,苹果的进场可能恰逢其时。

Visa和万事达(Mastercard)已经把2015年10月设定为截止日期,在那之后,两家公司将不再使用刷卡签字的信用卡支付方式,而改用欧洲风格的芯片加密码式支付终端,许多这类终端同样也支持NFC技术。此外,苹果自己的零售商店也会使用配备NFC技术的手持式支付终端。

译者/简易

中国离首次楼市崩盘还有多远?

万达联手百度腾讯对抗阿里巴巴

中国房地产集团万达集团(Wanda)正联手中国最大的两家互联网企业,共同投资8.14亿美元设立一家电子商务企业,希望借此打破阿里巴巴(Alibaba)对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统领地位。

这个名为万达电子商务公司(Wanda Ecommerce)的企业在香港注册成立。百度(Baidu)和腾讯(Tencent)将分别持有该公司15%的股份,剩余70%的股份则由万达持有。百度是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而腾讯则是亚洲最大的高科技上市企业。

这家合资企业将在万达107个商用物业设立电子商务服务网点。这些物业既包括购物中心万达广场(Wanda Plaza),也包括度假区。万达称这些物业为“中国最大的线下消费平台”,预计今年访客将达15亿人次。

对于腾讯旗下的在线支付业务财付通(Tenpay)和微信支付(Weixin Payment)来说,这一同盟是一个利好,因为万达电商将首选这两种支付方式。

此外,用户还将通过万达电商享受到万达集团娱乐部门的产品,其中包括该集团制作的电影、电视以及它拥有版权的线上剧集。

三家企业此次联手,反映出中国互联网产业激烈的竞争态势。目前,百度和腾讯急于在中国电子商务和在线支付市场取得突破,而这两个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是阿里巴巴的领地。阿里巴巴正在紧张地筹备赴美上市。

北约:乌克兰境内参战俄军“远超千人”

周四,在有更多证据显示俄罗斯直接军事介入乌克兰冲突之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很可能出台针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制裁。

北约(Nato)昨日警告称,俄罗斯“远远超过1000人的部队”在乌克兰境内参与作战。随着对乌克兰东部叛乱实施直接军事干预的证据越来越明显,莫斯科方面遭到了强烈批评。

北约危机行动中心指挥官、荷兰籍准将尼科•泰科(Nico Tak)表示,俄罗斯军方正在向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分裂分子输送防空系统、火炮、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北约公布了似乎证实该说法的卫星图像。

“这是一个严重升级,”他说,“卫星图像提供了更多证据,表明配备重型武器的俄罗斯战斗部队正在乌克兰境内展开作战。”他警告称,目前集结在俄乌边境的2万俄军部队“战斗力远比我们在3月看到的部队更为强大……这是一支进攻型部队”。

俄罗斯正规军越境进入乌克兰使危机严重升级,加大了该国东部已持续4个月的冲突可能扩大的可能性,也加大了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制裁的可能性。

随着乌克兰东南海岸地区被开辟出一条新战线,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取消了对土耳其的访问。他说,“俄罗斯部队已进入乌克兰境内”。

他呼吁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和欧盟(EU)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不断恶化的局势”。今日北约各国大使也将就此问题举行一次紧急会议。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表示,在明日任命欧盟顶级职位的欧盟峰会上,对俄进一步制裁“将列入议事日程”。届时波罗申科也将访问布鲁塞尔。

“我一直明确表示,如果事态进一步升级,我们必须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默克尔说。“我们将不得不讨论如何回应……我们希望拿出一个外交解决方案,但我们不得不接受事态已然恶化的事实。”

市场对更严厉制裁的前景给出了糟糕回应。卢布兑美元汇率下挫1.5%,俄罗斯股市的RTS指数下跌了3.3%。

一些分析人士告诫称,暂且不宜像某些西方领导人那样,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加大干预称为“入侵”。“如果俄罗斯入侵,你会知道的,”一位熟悉克里姆林宫思路的人士表示。

俄罗斯官员继续否认该国在乌克兰东部有任何军事存在。

但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表示,该国武装部队已撤出亚速海(Azov Sea)沿岸的战略重镇新亚速斯克(Novoazovsk),“以免无谓的牺牲”,此前该镇已“落入俄军控制之下”。

周三,亲俄的分裂分子据称在俄罗斯军人的支持下进入了新亚速斯克。近日,叛军据称在俄军的支持下,在他们现有的据点顿涅茨克(Donetsk)和卢甘斯克(Lugansk)附近发动反攻,部分逆转了乌克兰政府军近期在战场上取得的进展。

休•卡内基(Hugh Carnegy)巴黎和克里斯蒂安·奥利弗(Christian Oliver)布鲁塞尔补充报道

译者/邢嵬

Thursday, August 28, 2014

中国经济失衡的通胀表现

早先多年中国官方频繁调控房地产,然而未能遏制住房地产价格间歇性飙升势头;相反近两年并未追加出台打压房地产政策,然而在货币财政总量关系“既不收紧、也不放松”宏观形势下,这个曾经一度喧嚣不安行业反倒终于开始朝冷静理性方向艰难回归,甚至近期博鳌房地产论坛以“下行通道中的房地产”为主题,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房地产行业正经历调整。

目前货币与社会融资每年增速维持在13%-15%,对比而言不算很低水平,而房地产行业倍感下行调整压力,关键原因是在早先繁荣通胀时期扩张过快,其累积失衡矛盾需切实调整。这一观察提示通胀宏观失衡与调整具有部门结构特点:货币超发冲击下不同部门承压不同,其规模扩张与价格涨幅不同,此后修复失衡经受调整困难也相应不同。分析繁荣扩张时期总量性通货膨胀与结构性物价上涨之间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目前调整阶段走势的特征表现。

与上世纪90年代比较,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通货膨胀在物价表现在形态方面发生显著变化,构成特征现象之一。经济学教科书上通常以消费物价指数(CPI)作为通胀呈现指标,然而观察相关数据不难发现,用上述两个时期中国CPI物价变动来观察衡量通胀冲击,会得到大不相同的结果。

回首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经历改革时代严重通货膨胀。广义货币M2增速从1991年26.5%急速上升到1993年37.3%和1994年34.5%,1992-1994年CPI增长率从6.4%上升到24.1%这个改革时期的峰值,1995年CPI增速仍在17.1%高位,CPI大幅飙升较好反应了当时通胀压力空前加剧的现实。此后广义货币增速一路回落到2000年14%,CPI增长率随之下跌到零值上下。

进入新世纪后,CPI对通胀反应灵敏度下降。例如广义货币增速从2000年低位上升到2003年近20%,当年社会融资总量增速估计超过20%,然而CPI在2003年和2004年仅分别增长1.2%和3.9%。2004年中国宏调风暴把货币增速压低到14.6%,然而2005-2008年货币增速回升到17%上下较高水平,社会融资总额存量增速2007-2008年估计分别达到20%和19.5%。随通胀压力增大,2007-2008年中国CPI增速达到新世纪初年峰值,不过绝对水平只有4.5%和5.6%。

新时期中国通胀与物价关系变形,在实施四万亿计划带动货币信用大尺度宽松时表现得最为突出。2009和2010年广义货币增速分别飙升到27.7%和19.7%,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估计值达到32.5%和24.7%高位,仅次于90年代初年货币扩张幅度。然而随之而来的CPI增长幅度很是有限:2009年CPI增速近乎为零,2010和2011年也分别只有3.3%和5.4%。

总体比较前后货币扩张幅度最大的四年情况,结果如何?1991-1995年中国M2增长224%(从1991年19350亿元到1995年60451亿元),同期CPI涨幅为77.5%(指数值从324上升到575),CPI对货币扩张反应弹性约为0.335。比较新世纪初年情况:2007-2011年M2增幅为111%(从851591亿元到和403401亿元),同期CPI涨幅14.5%(指数值从565上升到493.6),CPI对货币扩张反应弹性仅有0.131。晚近通胀压力较大时期CPI对通胀反应的弹性,比90年代高通胀时期下降六成以上。

对中国CPI衡量通胀灵敏度大幅下降现象,各界有不同解释。一种观点仍坚持将CPI视为通胀的基本甚或唯一指标,倾向于认为四万亿刺激经济前后,中国经济并未发生明显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这类观点的困难在于,如果2007年经济增速超过14%不算过热,2009年货币信贷扩张30%上下不算通胀,在逻辑上或许要得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从未经历过热通胀这样明显有违事实的推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官方CPI指标定义与统计方法有偏,CPI增幅低估导致通胀与CPI关系变形。强调改善统计准确性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上述反差现象难以用统计技术因素解释。

好莱坞大片中国化

没人敢说占领全球电影市场是轻而易举之事。打破了《阿凡达》(Avatar, 2009)中国区最高票房记录的《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Transformers: Age of Extinction),就遭遇了中国公司铺天盖地的投诉,对方曾为在影片中植入自己产品的广告而花费不菲。

中国某鸭脖连锁店说自己“非常不悦”旗下鸭脖产品仅在影片中的冰柜亮相短短三秒时间。武隆喀斯特国家公园(Wulong Karst National Park)也对美方制作团队误将“青龙桥”(“Green Dragon Bridge”)地标当成了刻有“中国武隆”字样的石头地标而义愤填膺,此举给观众造成错误印象,误以为该景区毗邻香港,而事实上两地实际相距700多公里。很显然,景区管理方从未观看过迈克尔•贝(Michael Bay)执导的影片,而双方争得不亦乐乎的却是空间、地理以及叙事等各个层面是否相一致。

“为何发生在香港的车辆混战,其方向盘竟都在左边?”一位电影发烧友在中国的Twitter——新浪微博(Weibo)上发问。微博上积聚了很多影迷,都对影片中植入众多广告百思不得其解。“为何会在德克萨斯州的大漠深处出现一位中年人,掏出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卡、然后再从ATM机上取款?”另一位影迷这样发问道。

也许,这些专为亚洲市场量身定制的好莱坞大片的目标是通过获取梦寐以求的“合拍片”身份,从而成功绕过中国政府的进口电影配额制————限制在中国国内上映的外国影片数以及限定制作方攫取过高利润。

在与家赋公司(Jiaflix Enterprises)以及中国电影频道(China Movie Channel)等中方同行进行合作时,《变4》制作方选择在中国拍摄部分场景。他们还邀请中国影星李冰冰(Li Bingbing)以及韩庚(Han Geng)在影片中客串小角色,并与中国的消费品牌签订了多份广告植入协定,尽管到目前为止,影片中最怪异的代言是为一党制专制的统治摇旗呐喊。影片中西方民主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切尼式的坏蛋(他掌控美国中情局,远胜于那位无能总统),而中国政府对待外星人入侵却是富有效率、有条不紊。“《变4》是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的影片,”美国好莱坞娱乐类专业性报纸《综艺报》(Variety)这样评论道,“但在银幕上展示的只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而非美国人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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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上一次与共产主义阵营为敌是对付前苏联,好莱坞相应推出了对红色政权战争狂进行无情妖魔化的影片,从1984年的《红色黎明》(Red Dawn)到1990年的《洛奇5》(Rocky V),不一而足。但当时的苏俄并非全球规模最大的片场以及发展最为迅猛的电影市场,而如今的中国却是如此。去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今年首季,电影票房大幅飚升33%,达到11.3亿美元,这很大程度要拜《变4》所赐。仅在中国市场,《变4》就已取得3亿多美元的票房,远超该片在北美区2.27亿美元的总票房————《综艺报》说,这“差不多是前所未闻“的增速。今年,美国的票房收入同比直线下降了近20%,而中国的电影市场行情则继续火爆,全年有望实现48亿美元的总票房。2020年,中国的电影市场有望超过整个北美市场的规模。

“中国电影市场如此高歌猛进的原因是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兴建影院,”专司美中合拍片的制作人罗布•该隐(Rob Cain)说。他预测按照目前的建造速度(每天约有10-13家),10-15年后,全中国的银幕数将达到6万块。“整个发展重心正快速转向中国及亚洲市场————并非仅限电影市场,而且还包括拍摄美国影片所需的资金————因此亚洲影迷的看法观点更具份量。中国最终不仅会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而且会成为未来影片拍摄内容的主宰者。”

津巴布韦总统未如愿获得中国无偿援助

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昨日在未能得到无条件支持的情况下离开中国,这个迹象表明中国不愿盲目撒钱,即便对自己在非洲最亲密的盟友也不例外。穆加贝本欲寻求中国援助以支撑津巴布韦挣扎中的经济。

现年90岁的津巴布韦总统一直是北京方面在非洲最坚定的盟友之一,最早可追溯到他作为一个毛主义的革命者为推翻白人少数统治而打游击战的时期。周一,他在北京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隆重接待,就在几周前,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拒绝让他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非洲峰会。

近年西方有一个日益抬头的观念,认为中国在非洲和发展中世界的其它地方通过无附带条件的交易建立关系,收获经济回报。但是,北京方面对穆加贝相对不讲情面的接待显示,其开放钱包政策是有限度的。

穆加贝是非洲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据津巴布韦媒体报道,他本来希望得到100亿美元的财务救助方案,包括首笔40亿美元。制裁措施使他无法获得西方贷款。

相反,他获得了一份价值20亿美元、未来建设一座煤矿、发电厂和大坝的协议。对于这笔基础设施交易,中方提供的贷款要以津巴布韦未来的采矿税收收入为担保。

除此之外,津巴布韦获得了一个象征性的协议,就其它电信和基础设施项目开展可行性研究,还有价值800万美元的大米,以及用于建造学校和诊所的2400万美元援助款。

对于这些可行性研究,该国必须承诺单独拨出来自国有企业的财政收入,才能获得中国国有银行的贷款,这个迹象表明北京方面对津巴布韦经济深切不安。

穆加贝统治期间,津巴布韦经济每况愈下。严厉制裁,种族冲突,以及强迫征用以往贡献大部分粮食产量的白人拥有的农场,都打击了这个非洲国家。但在经历了持续10年的高通胀经济危机后,经济活动在2009年至2013年强劲复苏。

酝酿中的基础设施项目有望在2018年选举后提振经济增长,但这意味着穆加贝政府面临着很不好过的四年时间,尤其是在任由债务负担积重难返的情况下。

即使这些项目开花结果,它们也不太可能缓解该国的短期流动性、债务和国际收支问题。一些分析师担心,这些项目甚至可能会加剧问题——尤其是如果最终与中国金融机构达成的条件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优惠贷款条件。

在7月向IMF提交的一份意向书中,津巴布韦同意限制境外非减让性借款的金额。未能满足IMF的条件,将进一步推迟津巴布韦亟需的与国际债权人达成的债务重组协议。

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们警告称,对源自未来矿产收入的不确定收入流进行“证券化”,是一种高风险和高成本的战略。

中国对其它经济不稳的政治盟友也采取了类似的谨慎态度,比如向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提供的贷款以这些国家的石油出口为担保。今年早些时候,西非国家加纳宣布,将不会从中国获得一笔贷款,此前双方就贷款条款谈判了三年。

就津巴布韦而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张春表示,在以往多笔贷款下落不明之后,中国特别关心让自己提供的资金用于预期使用目的。

Owen Guo北京和哈维尔•布拉斯(Javier Blas)伦敦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香港政争之源:主权治权分歧

【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香港观察》系列的第三篇。在本文中,丁学良教授以“四权纠结的香港”为主题,探讨香港今天的政改问题和街头运动的症结,本文系《四权纠结的香港——北京香港30年摩擦的温床》的上篇。

本月底的这几天,中国人大常委会要对香港的政治改革做正式的决议。由于这是一个业已公布的议程,近几个月来无论是在北京(此简称是指中国分管香港事务的多个中央机构)还是在香港,双方都在为这一决议的出台做各种准备。香港几乎每周都有触目惊心的街头活动,泛民主派和亲政府派一直在街头活动方面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激烈竞争——你方做一次近百万人规模的签名活动,我方也做一次;你方搞一次十几万人的大游行,我方也搞一次。双方都说对方的数字不靠谱,但规模确实都很大,香港街头运动的记录多次刷新。双方在舆论发声的交锋上也异常频繁和火爆。

北京对香港问题的底线已经披露

在层出不穷的这些声音中,有两点是最核心的,但最关键的第一点在香港似乎还未获得全面足够的重视:

第一点,几天前香港的主流媒体报道说,北京决策层已经在两个可能出现的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上,做出了艰难而明确的选择。第一个问题是可能导致香港金融区瘫痪的大规模占领中环活动;第二个是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普选程序,北京不希望看到“不放心的被提名者”进入主要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北京做出了一个“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决定——宁可让占领中环的大规模事件发生,也决不让自己不放心的候选人入围。控制遴选特首,比控制街头抗议更为重要。你闹归你闹,我选不动摇。

第二点,北京反复宣示:选出来的特首一定不可以损害国家安全;与中央政府不一致、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就公开划了界,对“违反国家安全”正式作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硬性解释。

北京以上的艰难决定及其解释的源头,涉及到对香港问题至关重要的“四权”的认识。这就把近几个月来双方越来越激烈的争议和眼花缭乱的种种说辞,打回了“原形”。

什么“原形”?那乃是与整整30年前的1984年,中国掌舵人邓小平在各种主要矛盾上权衡以后、毅然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直接相承。这“四权”是香港多年里所有重大政治争议和冲突的温床,既包括民众的街头运动,也包括2017年特首选举前后几年中香港政府的基本走向。不讲清这“四权”的纠纷,就无法看清当下的局势和下一步的趋势:香港未来的几年一定不可能是安稳的,一定是风雨加雷暴。

北京的看法:“主权”和“治权”合一

第一权是主权。今年是邓小平宣布收回香港主权决定的30周年,再加上中国人大常委会本月底要发布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各界人士中了解当年香港回归争议的人士纷纷出来温故知新,感慨万千。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崛起,正值中国党内军内国内的大局未定之际,他还来不及仔细考虑香港问题。可是中英之间近一个世纪前签订的租让条约“大限将至”(这是当年香港总督发回伦敦的“年度汇报”原措辞),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就被匆匆忙忙地摆到案头。

在香港问题的异议中寻找价值

2013年开始,就有香港学者戴耀廷鼓动市民通过占领中环的方式表达港人自决的权利(以“一人一票”为主要表现形式)。到2014年,经过多次“和平占中”的商讨会议之后,学联及学民思潮在7月1日发动了“预演占中”的静坐集会,香港警方宣称此为非法集会并逮捕五百余人,引起轩然大波。

声援占中运动和支持中国政府的人自动分为两队。从“蝗虫与狗”之战,到“反国教”运动,再到如今的“占中vs反占中”,社交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可小觑,然而,大部分是在缺乏另一方参与的情况下自说自话。无论是内地还是海外,只不过是一场圈出“自己人”之后的自我吹嘘与满足。国内网络媒体自是对占中表达出一幅痛心疾首的样子,而中国网民无法触及到的“脸书”“youtube”“推特”等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社交媒体上,则是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歌剧《悲惨世界》中呼唤自由与人权的插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被有心人重新填词后,就变成了香港“占领中环”行动的主题曲——《谁还未觉醒》,并迅速传播。

抛开具体的事件不论,这个讨论态势确是给新闻界发出一个信号:全民参与新闻的时代已经到来,在社会化媒体已经如此普及的情况下,试图像先前一样通过垄断传播管道来阻止其他人发声已不可能。那么,应当如何对待相反的尖锐意见?单单堵住耳朵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虚妄与缺乏信息不同,它会引导我们忽略事实,并执着于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那么,甚至连“秉笔直书”的史官都引以为豪的是非观,如果缺乏了异见者的参与,会不会导致进一步的虚妄和恶性循环?

似乎追求真相是所有媒体从业者的天性之一,然而却在不断发掘的过程中越来越怀疑自己先前的判断是否正确。错综复杂的事件在一层层揭开之后带来的不是真相,而是绝望,因为哪怕是最平凡的事件都是无法清晰概括表达的一场罗生门。世界上的道理有很多种,每个人所执着的真理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所谓的真相,只能是通过复杂结构去平衡和建构的过程,每一个声音都是其中微妙平衡的力量。这就是异见者对于真相的意义。

在这场香港“反占中”运动中,界定港人身份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难题。香港社会的心理认同结构总是牵涉到阶级分层、性别差异、性取向、原住民与新移民、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以及华人与非华人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多种不同的标准和阶层划分让不少新移民觉得难以融入真正的香港社会。随着小区、公民权以及本土身份的大力提倡,香港身份认同进入“他化”的反面。大陆的新移民遭遇排斥,来自其他地方的劳工也同样如此。

在香港本土的各大媒体语言中便可以发现,香港人多使用“居民”而非“公民”来称呼自己。居民便意味着小区中与政治无关的人,他们的忠诚度只与居住地紧密联系。但实际上,对于政治权力的诉求是生而为人的本能,香港人也并非生来冷漠。

70年代是香港反对殖民进行民主运动的黄金时期,香港身份的鲜明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它的本意在于通过争取民主权利的抗争来提升港人爱国意识,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市民对于参政的意识空前提高,对于个人权利的要求也同时提出。大陆政府的反应在这个时候显得不是那么合时宜。

香港廉署突访传媒大亨黎智英住所

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突然造访了媒体大亨黎智英(Jimmy Lai)的住所。黎智英是一位中共的激烈批评者,旗下拥有倾向民主的《苹果日报》(Apple Daily)。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周四早些时候,廉政公署人员抵达了黎智英位于九龙的住宅。对这次突然造访或调查,廉政公署拒绝置评。

黎智英是一位性格张扬的大亨,他经常会登上香港的头条新闻。其原因一方面是他对中国政府的坚定批评,另一方面则是他旗下《苹果日报》所持的反中国政府立场。目前,《苹果日报》是香港唯一一份亲民主的中文报纸。除了香港,该报也在台湾出版。

就在本月,多份泄露出来的电子邮件披露,黎智英曾向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人物捐款,这一爆料令他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次爆料的出现时,香港正因政治前景而陷入激烈争论之际。

中国政府已同意在2017年下次香港特首选举时采取一人一票的普选制。然而尽管选民能够为特首投下选票,候选人却必须得到一个主要由亲北京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的批准。在香港,特首是最高的行政职位。

一个名为“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的民运组织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给予选民更广泛的民主,他们将封堵香港主要商业区。该组织的带头人是两位学者及一位牧师。从其他渠道泄露的多封电子邮件暗示,黎智英也曾捐款支持过“占领中环”运动。

本月早些时候,《苹果日报》的竞争对手《东方日报》(Oriental Daily)曾整版刊登一则“讣告”,宣称现年65岁的黎智英因患艾滋病和癌症去世。作为对这则“讣告”的回应,黎智英发布了一份视频,在视频中他表示“很遗憾”,让那些为《东方日报》的广告付钱的人们“失望了”。

最近,黎智英旗下的壹传媒(Next Media)集团曾指责汇丰银行(HSBC)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迫于北京方面的压力从《苹果日报》撤回了广告,两家银行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批评。不过,这两家银行都否认了这一指责。

黎智英1948年生于中国大陆,1年后毛泽东和共产党成为中国的统治者。12岁那年,他从大陆偷渡到香港并开始在一家手套厂做工。此前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黎智英曾说,他(来香港时)母亲曾担心将无法再见到自己,并对他说:“如果你去了香港,就和去了月球一样”。

到香港几年后,黎智英成为了工厂的经理。他的第一桶金来自用年终奖投资股票的收益。1995年,他成立了《苹果日报》,10年后他在台北创立了《壹动画》的工作室,随后开始制作经常针对中国大陆的讽刺动画形象。《苹果日报》也是他《壹传媒》帝国的一部分。

周四,壹传媒股票在早盘交易中下跌3%,之后就被暂停交易。目前,尚未联系到黎智英的发言人就此事置评。

廉政公署通常会在收到可能有腐败行为的可靠证据后启动调查程序。在调查完成后,该机构会将调查所得递交香港司法部门,由该部门最终决定是否立案起诉。

朱莉(Julie Zhu)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药企发力研发创新药

在制药业每天都宣布最新临床试验的大背景下,和黄中国医药科技(Hutchison China MediTech)上周宣布已征募病患参加结直肠癌研究的消息,算不上令人振奋。

但这个消息反映出,亚洲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支持的这家医药公司正在中国开发的几种试验药物之一又取得新进展。

在伦敦上市的和黄中国医药市值仅5.5亿英镑,不会在一夜之间撼动大型制药商。然而,和黄中国医药是中国生命科学行业的一部分,而北京方面希望该行业能成为药物开发领域的一支力量。

“中国意识到,在制药业中,重要的是创新。”和黄中国医药首席执行官贺隽(Christian Hogg)表示,“中国已经有一些大型制药商,但要提升一个层次,它们就必须创新。”

北京方面已经将加快研发创新药列为国家重点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中国社会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挑战西方制药商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在2011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生物产业被列为要大力发展的七大“支柱”产业之一。

在外界看来,迄今没有多少迹象显示情况有重大进展。多家大型外资制药商在中国开设了研发中心,或是有这样做的计划,其中包括诺华(Novartis)、辉瑞(Pfizer)和强生(Johnson & Johnson)。但大多数中国本土制药商仍在生产低附加值的仿制药,或在为欧美生产的创新药供应配料。

这将中国置于类似印度的地位上,印度的鲁宾(Lupin)和兰伯西(Ranbaxy)已成为大型仿制药生产商,但似乎没有自行研发高价值药物的迹象。然而,两国对待支撑全球制药行业的专利制度态度不同。

欧美制药商的产品之所以能开出高价,就是因为有知识产权。印度在知识产权上正在与美国和欧洲制药商展开较量,而中国没有对知识产权制度表现出多少异议。分析师和行业高管表示,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北京方面希望当中国制药商开始自行研发创新药时,中国能成为专利制度的受益者。

多家中国制药商的第一步,都是与跨国制药商达成合作。

例如,和黄中国医药正在与美国制药商礼来(Eli Lilly)合作,开发用于治疗结直肠癌的药物——呋喹替尼(Fruquintinib);它还在与英国制药商阿斯利康(AstraZeneca)合作,研发用于治疗肾细胞癌的药物——沃利替尼(Volitinib)。与此同时,总部位于北京的制药商百济神州(BeiGene)正在与德国制药商默克(Merck)合作开发癌症药物。

为中国本地和跨国制药企业提供服务的咨询顾问乔治•贝德(George Baeder)预测,未来3年内,将有逾12种中国发明的新药投入临床使用。他说:“届时,制药业将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创新药研发中的地位。”

中国在医药研发方面的潜力在上世纪60年代就表现出来了,当时,北越在跟美国支持的南越打丛林战,而疟疾在北越士兵中肆虐,于是毛泽东命令中国军队寻找治疗疟疾的药方。

经过努力,中国人发现了青蒿素——至今仍然是对付疟疾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青蒿素是从黄花蒿茎叶中提取的,这种植物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味中药,显示出中国传统中医在与现代科技结合方面存在巨大潜力。

然而,直到上世纪90年代、瑞士诺华将一种基于青蒿素的药物商业化以后,这项中国的创新才得以造福世界。北京方面希望确保未来的发明能更快推向全球市场,而且由中国本土企业全程研发和制造。

“安倍经济学”失去光环

对于一位世界领袖而言,打高尔夫变成一桩丑闻的对象从来不是一个好迹象。

在种族抗议笼罩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而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为一位美国记者在叙利亚被斩首而洋洋得意之际,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却在打高尔夫,这让他在美国面临批评,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也因在危机期间打高尔夫而遭受抨击。

在安倍晋三的例子里,人们批评他在接到广岛泥石流报告后继续挥杆;一场暴雨带来的这场灾难导致50多人死亡。然而,与针对奥巴马的批评一样,这种批评(在野党呼吁对此展开国会调查)似乎暴露出更深层次的脆弱性:一度人气高得无人敢批评的“安倍经济学”设计师正遭遇一个羞辱的夏季。

其中有几个原因。安倍晋三将政治资本投入他认为对日本重要、但公众并不乐见的事业上,例如削弱宪法对军队的限制,以及重启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被关停的核电厂。

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对安倍晋三经济政策的不满,而这些政策曾经是他的最大政治资产。甚至在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化萎缩6.8%的惊人事实本月得到政府数据证实之前,人们对于安倍晋三刺激增长计划的疑虑就在加剧了。

今年7月,通常支持安倍晋三的日本报纸《产经新闻》(Sankei)声称“安倍经济学”被蒙上一层“阴影”,此前,该报纸的调查发现,不支持安倍政府经济政策的人数超过了支持者。在多项民意调查中,安倍晋三的总体支持率保持在不到50%,远远低于他在上任头一年多数时间70%以上的支持率。

摩根士丹利三菱日联证券(Morgan Stanley MUFG)首席日本经济学家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Feldman)表示:“安倍经济学正陷入困境。”他指出投资者以及公众正丧失信心。他担心,尽管在令人担忧的第二季度之后,一些经济指标开始上行,但“速度太慢,无法保证实现大幅反弹的愿望”。

过去,人们听到的有关“安倍经济学”最普遍的问题是,安倍晋三能否实施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即他的三点复苏战略中所谓的第三支箭。如今,这个问题仍未得到回答:从目前的记录来看,其中有成就,有妥协,也有错失的机会。无论如何,就连乐观主义者也承认放松监管以及其他计划的实施将耗时多年,若要令其对增长产生影响甚至需要更长时间。

如今,人们正对“安倍经济学”所谓的核心能力产生怀疑,即通过财政以及货币刺激(尤其是后者)促进经济增长。

这个问题并非源于最新的GDP数据,各方普遍预料到GDP会表现低迷,因为自4月1日起,日本开始上调销售税。日本经济的萎缩幅度超过专家最初的预测,销售税上调之前的首季经济活动的飙升幅度也超出了预期。实际情况基本上是,很多人为了规避销售税上调而提前支出。

更令人担忧的是整体经济状况:一些人提出担忧滞涨。如果剔除与销售税相关的GDP波动,2013年年中至2014年年中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速几乎为零。同时,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的激进货币刺激引发了通胀。尽管今年6月薪资略有上涨,但物价更大幅度的上涨意味着,实际收入较一年前下降3.2%。

甚至连支持“安倍经济学”的人也承认,情况的发展并不完全符合计划。通胀本身并非他们的担忧,因为摆脱消费者物价长期下跌是他们战略的一个中心目标。

中国再次出现食品安全丑闻

狗肉和鸡爪是最新的两种被中国可怕的食品丑闻击中的美味。中国政府为了从市场上清除掺假及假冒产品已经努力了多年。

浙江省一个最大毒狗肉案本周开庭审理。17名男子被检方以销售有毒食品罪提起公诉。

这些被告组成一个团伙,涉嫌购买死动物,并采用氰化物毒狗或麻醉针射狗的方式偷宠物狗和流浪狗,然后将狗肉销售给肉商及食肆,由其将毒肉送上餐桌。

同样在浙江省,本周早些时候警方宣布逮捕38人,他们涉嫌用双氧水浸泡鸡爪或销售用双氧水浸泡过的鸡爪。双氧水是一种有毒的化工原料,用于漂白和消毒。

警方在搜查行动中查获了3万吨浸泡在这种化学原料中的鸡爪。若摄入量超标,此类鸡爪可引起呕吐以及咽喉和胃的不适。

凤爪是中国各地的一道美味;用双氧水处理鸡爪,是为了使它们看起来更为白净。这些毒凤爪被销售到全国10多个省份。警方称,这个销售网络价值约3亿元人民币(合4900万美元)。

中国多年努力对付不时爆发的食品和产品安全丑闻,包括一些致命或者以产业规模伤害消费者的丑闻。

2008年,掺有工业化学品三聚氰胺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导致至少6名婴儿死亡,30万婴幼儿中毒。牛奶生产者添加三聚氰胺是为了在蛋白质测试中蒙混过关,这样他们就能冲淡牛奶,赚取更高的利润。

发生这起丑闻后,北京方面出台了新的食品安全法,但是执法不力、猖獗的官员腐败以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的不法行为,意味着食品安全丑闻仍然以令人沮丧的频度不断爆发。

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华敬锋介绍,今年迄今,警方已侦破各类食品药品犯罪案件1.1万余起。

在最新的毒狗肉案件中,庭上传出的案情显示,17人中的7人负责偷狗,他们偷取和杀死了数百条狗,经常使用他们在网上购买的麻醉针。

其他人则据信是经销商,他们转售了超过60吨含氰化物和麻醉药的毒狗肉。

本周被告在法庭上表示,他们知道这些狗肉有毒,并承认他们自己不会吃。

狗肉在中国某些地方是一道美味,通常售价高于猪肉、羊肉或鸡肉。本案所涉的毒狗肉曾卖到每公斤近1.5美元的价格。

近期中国的一些食品安全丑闻涉及全球公司,如麦当劳(McDonald’s)、肯德基(KFC)、星巴克(Starbucks)、沃尔玛(Walmart)和亨氏(HJ Heinz)。

上月,麦当劳曾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停止在中国供应几乎所有肉类产品,原因是其在中国的主要供应商、美资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发现篡改生产日期和使用早就过期的肉类。

这一丑闻也打击了同为上海福喜客户的肯德基和星巴克。本月初,美国番茄酱生产商亨氏在召回一些铅含量超标的婴儿谷类食品后,向中国顾客道歉。

译者/何黎

Wednesday, August 27, 2014

李嘉诚与怡和的异同

有关亚洲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的两周报道要点是这样的:他控股的公司宣布,可能斥资50亿美元进军飞机租赁业务,并且控股一家22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天然气分销商。然而,李嘉诚再度被指抛售房地产,借此从中国内地和香港撤资。

李嘉诚的一言一行受到香港、往往还有全球媒体的关注。这与香港规模相仿的另一个商业帝国怡和集团(Jardine Matheson)形成鲜明对比。最近,怡和集团旗下零售子公司牛奶国际(Dairy Farm)斥资9.25亿美元入股中国一家超市连锁店。这是几十年来该集团对中国内地最大的单笔投资。然而,几乎没人对此发表评论。

将这两家商业帝国的不同经营方向做一番比对看起来简单得很。它们共同的血统只会增加趣味——李嘉诚曾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试图收购怡和。他是香港现在成功的象征,而怡和代表着香港往日的殖民时代。

把牛奶国际的交易和今年早些时候入股一家中国汽车经销商的交易放在一起看,怡和的举措可以被视为大举北上,而李嘉诚的资产处置举措看起来像是“从中国撤资,转投其他地区资产”的信号。

但是,看待亚洲股权结构复杂的企业帝国(包括这两家集团)的更好方式是,不要把它们看作企业,而是看作庞大的长线家族投资基金,尽管它们没有能力轻易抛售股票。从这个角度看,它们的思路既是创造财富,也是财富保值,这意味着它们会对冲自己的押注。

就投资而言,李嘉诚将会一直“看多”香港,因为他已经嵌入香港的方方面面,即便想要完全退出也做不到。他能做的是再平衡,在其他地区收购资产以对冲在大中华区的押注——他似乎正在这么做。李嘉诚最近筹集的资金除了房地产销售所得外,还包括分拆香港电灯有限公司(Hong Kong Electric,简称港灯)获得的30亿美元,以及将屈臣氏(Watsons)四分之一股权出售给新加坡淡马锡(Temasek)获得的57亿美元。港灯是香港两大电力公司之一,而屈臣氏是快速发展的以亚洲为主的药店和超市集团。与此同时,怡和集团过去10年在拓展东南亚业务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控制着阿斯特拉国际集团(Astra International)。按市值计算,阿斯特拉国际集团是印尼最大的公司,经营范围从金融服务到汽车制造和IT基础设施。牛奶国际一直在印尼、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扩张。

李嘉诚在其他国家投资并非什么新鲜事。怡和集团在中国的投资也一样。李嘉诚的持股已经包括从加拿大的赫斯基能源(Husky Energy)到欧洲的移动电信网络、港口和药店等。

怡和集团长期活跃于中国。香港置地(Hongkong Land)从重庆到北京的项目正在建设中。牛奶国际一直在华南扩张7-Eleven便利店,同时文华东方(Mandarin Oriental)去年在上海和广州开设了连锁酒店。还有4家酒店正在开发中。总体而言,怡和的两家控股公司——这是主要为防止李嘉诚收购而设计的结构——大约40%的利润来自大中华区,尽管其内地资产与长期持有的香港资产很难划分。怡和是香港房地产价格高得令人瞠目结舌的中央商务区最大的业主,同时其超市和药店和李嘉诚的公司构成了利润丰厚的双头垄断局面。

两家集团公司在风格上有所不同,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媒体对它们报道的不同。李嘉诚是一个类似于私人股本的资产交易者,同时在潜在交易方面人脉最佳。这很容易上头条新闻。与此同时,怡和是一个资产收集者。

“劫富济贫”帮不了穷人

“让所有男女都平等。我将此视为我们政治理论的主旨。”

针对沉迷于等级和特权的右翼人士的这一反驳,来自19世纪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所著的《Phineas Finn》一书中自由奔放的自由主义女主人公格伦科拉夫人(Lady Glencora)之口。它概括了很多左翼人士的根本错误。

这部小说的激进分子之一约舒亚•蒙克(Joshua Monk)看穿了这点。他说:“平等是一个丑陋的词汇……它让人害怕。”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目标不应该是平等,而是“提升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通过再分配,而是通过自由贸易、义务教育和妇女权利。

此后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在英国自1800年开始,或者在意大利自1900年开始,或者在香港自1950年开始,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15倍至100倍之多,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计入钢梁和平板玻璃的质量提高,以及医药和经济学的进展。

相对而言,最穷人群一直是最大受益者。富人变得更为富有了,这没错。但还有数百万人拥有了暖气、汽车、天花疫苗、室内给排水系统、廉价旅行、妇女权益、儿童死亡率下降、充足的营养、更高的身材、寿命延长一倍、子女上学、报纸、投票权、有机会上大学并得到尊重。

人类历史上以往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古希腊或古罗马的鼎盛时期没有出现过,古埃及和中世纪时期的中国也没有出现过。我所称的大富裕(Great Enrichment)是经济历史的主要事实和发现。

然而,你听到的观点却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平等,我们必须让所有男女平等。不,我们不应如此——至少,如果我们想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的话,就不应从这个角度出发。

从道德上讲,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只应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中的最穷人群是否在趋向于拥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以有尊严的生活并参与民主?答案是肯定的。即便在已经富有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穷人的实际收入近年也在增加,而没有停滞——如果正确衡量收入,计入更佳的医疗、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长的受教育时间,更长的退休生活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商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没错,收入增加的速度慢于上世纪50年代;但那个快速变富的时期是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二战的悲惨挫折之后出现的。

当然,富人如何获得财富的问题在道德上很重要——是通过偷盗还是通过投对了胎(借用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话)?或者来自自愿换取廉价水泥或廉价航空旅行,现在富有的人们知道把这些提供给那些曾经贫穷的人们。我们应当对盗窃行为提起公诉,并重新引入高额遗产税。但我们不应杀鸡取卵。

在道德上并不重要的是,衡量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不断轮回的历史起落,或者1%的富人中1%的豪富的过分行为,300年前我们或许能在凡尔赛宫看到类似的行为。世界上真正富有的人还不够多。如果我们收缴全球最为富有的85个人的财产,用其成立一个基金,每年分给最贫穷的一半人,那么他们的每日购买力仅会增加不到4便士。

例如,国际社会对非洲或中南美的全部外援,抵不过富国取消农业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给这些地区的国家所带来的好处。帮助穷人是有办法的——让“大富裕”继续推进吧,就像在中国和印度那样——但慈善或征收财产并非解决之道。

英大法官:香港司法独立未受损

在香港担任法官(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英国最高法院(UK Supreme Court)院长廖柏嘉勋爵(Lord Neuberger)表示,中国最近的政策声明并未伤害香港司法系统的独立。

今年6月,中国发表了一份“白皮书”,称香港法官应该“爱国”,引发巨大争议。此举促使成百上千的律师走上香港街头表示抗议,随后导致支持白皮书的香港律师协会会长林新强辞职。

廖柏嘉勋爵周二在香港发表讲话时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北京方面企图干涉特区司法系统。

路透社(Reuters)援引廖柏嘉勋爵的话表示:“目前我并未发现司法独立性受到伤害的迹象。如果我感觉香港司法的独立性被削弱,我要么会大声说出来,要么会被迫辞去法官一职。”

曾任香港总督的彭定康(Chris Patten)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白皮书在司法独立方面的暗示表达了关切。最近,他表示法官是独立,“不应指示或迫使他们,将自己对正当程序和合法性的判断置于某种别的政治考量之下”。彭定康是1997年7月香港回归中国前的最后一任港督。

不过,廖柏嘉勋爵表示,爱国主义和司法独立性并不矛盾。他表示,法官是通过“坚决而纯粹地贯彻法治”展现爱国主义的,并强调必须“无畏、诚实而公开地秉公执法”。

就在他发表这番言论之际,香港正陷入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有关政治前途的最激烈争论中。

中国已承诺,在2017年下次香港特首选举前实行普选——一人一票。香港特首是香港最高行政职位。

​而目前,香港特首是由一个精英团队选出的,这个团队的1200名成员主要由亲北京的人员组成。

​中国政府坚称特首候选人必须得到提名委员会的批准。批评者表示,这么做将使得选民选举出来的是亲北京的候选人,这会导致香港公民无法享有真正的普选。

香港现任特首、亲北京的梁振英(CY Leung)强调,香港回归后生效的特区宪法基本法(Basic Law)没有允许扩大提名人范围的条款。

就在本周,中国政府正在就香港采取何种形式的普选开展磋商。不过,所有争论的核心似乎都是潜在候选人必须得到提名委员会多大支持才能成为候选人,而不是考虑给予公众更大权力。

译者/何黎

对澳议员辱华言论的冷思考

“中国政府欠了我5亿澳元。我们正在起诉他们,…… 我们现在和这些中国杂种有三桩法律纠纷 -- 我这么说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他们射杀自己的人民,他们没有司法体系,他们想要控制这个国家(澳洲)。……中国政府想要输入劳工来摧毁我们的工资体系,他们还要控制我们的港口和免费获取我们的资源。……我不介意挺身而出阻止这些中国混蛋。” 面对主持人对他挪用中国合作方资金用于政党竞选指控的节节追问,澳洲矿业大亨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 在8月18日澳洲电视台的时事论辩直播节目中爆起了粗口。

不出预料,这番“辱华”言论激起了包括环球时报评论员在内的很多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愤怒。按照环球时报评论员的观点,帕尔默的表现是“澳社会对华态度变坏的标志”,对此中国需要对帕尔默乃至澳大利亚考虑经济上的制裁和政治上的疏远。

帕尔默的言论当然反映了这位2012年位居澳洲富人榜第五位的商人兼新晋参议员的粗鄙。讽刺的是,就在不久前,帕尔默还是一个不遗余力的“挺中派”。

他拥有的最大煤矿项目被命名为China First (中国第一);2011年当他的公司试图在香港上市时,他公开指责澳洲政府对外国投资特别是中国对澳投资的审查是“种族歧视”行为;在2008年的亚洲协会午餐会上,他发表演讲的标题是:“克莱夫•帕尔默和他对中国的爱”;他在媒体访谈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1962年当他还是一个8岁小男孩时,跟随父母在中国的旅行。他声称在那次神秘的访问中,他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就有过近距离接触,并有幸被毛泽东抱在膝上——尽管这番经历的真实性一直有待证实。

2013年帕尔默率领一个刚刚建立的小党派(帕尔默联合党),在选举中一举夺得澳洲参议院的三个席位,他的成功主要凭借的就是一些民粹主义的政纲,并且抓住了选民对澳洲两大主要政党(工党和自由党)的不满。而这次借助对“中国政府”的攻击,他成功地转移了对他竞选资金来源正当性的拷问。

虽然具有戏剧性,帕尔默个人的品德和教养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讨论的话题,倒是引发这次风波的中国在澳投资提供了一个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案例。

从2006年中信泰富宣布投资帕尔默拥有的西澳铁矿石项目起,这个迄今为止中国在澳洲最大的投资项目已经成为中信泰富挥之不去的梦魇。从2008年中信泰富投资澳币衍生品导致巨额亏损几乎陷入灭顶之灾;到项目进度严重滞后、项目实际投资超出预算5倍;再到现在官司缠身,不夸张地说,这个在中国内地业务无往不利的优势企业,在这个澳洲项目上却举步唯艰。对这个样本的探求也许可以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追溯这笔投资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中资企业对于铁矿石是战略性资产、需要确保供给安全的判断。根据安永2013年的估计,中国在能源与金属行业领域的对外投资占到2005年到2013年上半年对外投资总额的70%。作为2010年除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卢森堡等避税天堂外最大的投资目的地,澳大利亚这个资源富国近年来迎来了一大批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投资。

中国式的“冰桶挑战”

一场源自美国的“ALS冰桶挑战”接力本来充满了“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成为一场大众娱乐公益项目。自进入中国那天起,一夜之间蜕变为名利场的特权小游戏:你没被挑战,你都不好意思称自己是名人;你不是名人,你都不好意思浇自己一桶冰水。捐款行为也被异化,本来活动的规则是,浇了冰水就可以不必捐款,但富有的中国商人名人们或因舆论压力或因难抑的善心或因张扬的个性,有捐了一万的,还有捐了一百万的,这客观上给准备捐一百元的普通人巨大的心理压力。你以为奥巴马拒绝了挑战并捐款一百美元是因为他捐不起两百美元吗?这不是善心大小的问题,而是尊重规则的问题。这种有形无形的道德绑架已经使这场“中国版名人冰桶挑战”的标准说辞本地化为这样的版本:“我接受冰桶挑战,同时捐款多少元。”

已经有网友在网上发问:“普通人可以参加冰桶挑战吗?”这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了中国就真的成了一个问题。

西方的名权贵们因为拥有的资源多,容易享有特权,因而很怕触怒大众,给人以口实,一言一行小心谨慎,处处呵护大众的尊严与体面。这背后当然也是因为有利益的制衡:政客怕丢了选票,明星怕失了票房,商人怕坏了口碑,断了产品的销路。

最近“憨豆先生”饰演者英国著名演员艾金森来上海,没有助理,不走机场贵宾通道,自己拖行李,与普通人无异。这也许是他的习惯使然。当然,也可能被人指为作秀,就像骆家辉乘坐经济舱在中国引发的舆论反应一样。但反观一些中国名权贵们,则正好相反。一则娱乐新闻上报道:影星刘亦菲从机场贵宾通道走出机场。而同是明星的香港Beyond乐队却被机场方面评说:还不够资格走贵宾通道,贵宾通道是给领导专用的。那么,机场贵宾通道到底是领导专用的,还是明星也可以走?或者什么样的明星可以走,什么样的不可以?

财富与地位无法平等,但规则面前可以。

乔布斯在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前,同时在美国加州和田纳西州两个州排队等待肝脏的捐赠。美国大多数的州不允许患者同时在另一个州排队,但田纳西州除外。因为加州等待肝移植的病人太多,而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肝脏供需比例比加州好。最终,乔布斯在田纳西州完成了手术。这在美国是有争议的。因为美国州与州之间相距甚远,而为了保持肝器官的鲜活,从获知有肝源到实施手术之间的时间甚短,患者若有私人飞机,才更有可能及时赶到手术台。这其实是变相向富人网开了一面,因而乔布斯的手术地点一度成为敏感话题。以至于当时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在谈到这个话题时也相当谨慎,他说:“我们都知道,乔布斯在田纳西州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但是他实质上并不想这样做。他希望无论贫富与否,每个人都有权获得立即进行肝脏移植手术的权利。”这话可以翻译成:乔布斯并不想破坏平等规则,他只是希望大家和他一样有私人飞机。

尽管有争议,但乔布斯并没有违反规则,并且他和施瓦辛格有同样的共识:富人与穷人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而在中国,不要说生命了,就是公费医疗制度的报销比例上,等级制特色也一览无遗。有个朋友的妈妈是云南省的高官,有次跟她开玩笑说:我们将来万一得了大病,只能靠卖房治病。还是你妈妈好,国家全包。结果朋友回答:我妈是副局级,到了正局级,医疗费才能全部报销。后来我了解到,即使是公务员体系内,地方不同,级别不同,福利待遇也是千差万别。据《南方周末》报道:北京正部级所有医疗费用都可以报销,副部级干部个别进口药的报销则有限制。二者报销程序也不一样,正部级的费用直接由卫生部门与医院结算,副部级的费用则要到原单位报销。副部级每年体检一次,正部级每个季度体检一次。

如果说乔布斯在两个州同时排队破坏了平等规则,那么这些与级别挂钩的福利待遇等级则直接宣告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规则。

至于互联网所推崇的平等精神,具体到“ALS冰桶挑战”这种项目上,在这个几千年来等级制度长盛不衰的土地上,究竟要多少时间才能消化完全,绝对不是中国参加挑战的人数或者捐款总额的数字能解决得了的。

(作者邮箱:shirleyft@188.com )

中国南海战略的驱动力

中国逐步占领南中国海的主要动机不是石油,更不是那里日渐减少的鱼类资源。而是关乎两件事:战略地位,以及当今执掌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借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短语——“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

中国有权拥有这片海域的观念,深埋于这个国家历来把邻国(尤其是那些未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邻国)视为蛮夷的观点。中国不再觉得需要博得好感。“和平崛起”的承诺已被旨在吸引国内受众的沙文主义行动取代。

中国要想在海军力量方面赶上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可能还得几十年,但通过在远离本土的海上建立据点,它不但威慑了邻国,而且对大国及其贸易构成威胁。这是将南中国海转变为“中国湖”计划的早期阶段,2000年来这片海域一直是文化和全球贸易通道的交汇点,但从未被中国主宰。

英文“南中国海”一词本身就用词不当,给北京方面增添了根据。中国人称之为南海,越南称作东海,而菲律宾称其为西菲律宾海,它没有一个中立名称。第一批到达这里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他们沿用占婆国(Champa)的叫法,称这儿为“占海”(Cham Sea)。占婆是由说马来语的印度人后裔组成的重商国家,后被越南兼并。

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是马来海(Malay Sea),这是生活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群岛的马来人的叫法,事实上直到不久前,马来人还是台湾和越南大部分沿海地带的主要居民。中国(包括台湾)只占据了这片海域大约四分之一的海岸线,而剩下的四分之三为越南、菲律宾、印尼、文莱和马来西亚的5亿人所共享。

位于越南以东,中国以南的帕拉塞尔群岛(Paracel Islands,中国称西沙群岛——译者注)的主权一直长期存在争议,但中国在1974年占领了这个群岛。虽然这些岛屿从来没有永久居民,但中越两国理论上都有权对各自的专属经济区范围提出主张,这些事最好交由国际法庭来解决。但中国政府最近在越南海岸外部署石油钻井平台,显示它对仲裁或谈判没有兴趣。

任何一个独立法庭都会嘲笑中国对其他礁石和浅滩的声索,它们远离中国海岸上千英里,而距离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海岸仅数英里。支持中国主张的论据只是“历史上”中国水手曾造访过,却忽视了上千年来非中国人才是这一带的主要居民。至少直到殖民时代后期,东南亚岛屿居民一直是这片海域的主要贸易者。的确,真正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对这片地区的直接影响多么微乎其微。来自印度的贸易带来了第一波外国文化,让东南亚岛屿在印度教、佛教和印度文字方面的优秀程度不亚于东南亚大陆。接着来自阿拉伯和波斯世界的商人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再往后,受香料贸易诱惑,欧洲人也来了。东南亚岛民向来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但中国人本身来得相对较晚,而且来的都是商人而不是国家的代表。中国只在明初时通过郑和下西洋(15世纪郑和率领大型船队远航),短暂地寻求在该地区发挥政治作用。

中国提出,东南亚这些重商主义国家都以某种方式臣服于北京,因为它们时不时奉上“贡品”。但这些“贡品”的意图在于贸易权而不是霸主地位。中国对政治霸权的设想不是基于现实,而是基于大汉族主义的臆断。这不仅仅是科技文化水平上的问题,更是血统问题。中国仍有许多人相信中国人的基因独一无二,因而排斥人类进化的“非洲起源”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称汉人缺乏“侵略基因”,无形中将过去的侵略推到了满族和蒙古族皇帝头上。中国政府还督促香港人记住,血缘和爱国主义是分不开的。

中国近年的崛起伴随着军事实力上升,这自然会吓到邻国。现在这个老龄化国家不存在人口压力,而在17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清朝时期,正是人口压力迫使汉族向满族、蒙古族和突厥语族地区扩张,同时大批中国少数民族来到东南亚。

所以,如果用历史的镜子来对照人口结构的变化,那么中国扑向南中国海与5亿非中国人对抗很可能会失败。但眼下有必要明白一点,中国力求控制这片海域的动机并不是海鲜和能源,而是更为本能的因素。

本文作者为常驻香港的记者和评论员

译者/何黎

一汽大众两高管被调查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机构昨日表示,大众汽车(Volkswagen)在华最大合资企业的两名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严重违法”正在接受调查。

据中纪委网站消息,这些细节不详的问题是在中央巡视组对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FAW)开展专项巡视期间发现的,该集团是中国最大国有汽车公司之一。

两名涉案高管分别是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李武,以及该合资企业奥迪(Audi)销售事业部副总经理周纯。

记者无法联系上李武、周纯和一汽请其置评。大众拒绝发表评论。

中纪委没有说明对二人的调查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对湖北省奥迪经销商的调查是否关联;对于湖北省的调查,官员们称该合资公司违反了中国反垄断法。

该合资公司已承认,其经销商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规定,并表示将尊重国家发改委决定的任何处罚。克莱斯勒(Chrysler)和戴姆勒(Daimler)旗下的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也在接受调查,它们均拒绝发表评论。

跨国企业的汽车高管预计国家发改委将在本月结束其最大的反垄断调查。上周,该监管机构对10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处以创纪录罚款,称它们相互串通,操纵其向丰田(Toyota)、本田(Honda)、福特(Ford)等跨国汽车公司在华经营的合资企业供应零部件的价格。高管个人被提起公诉,将在全球最大汽车业引发冲击波。

中国警方已建议检察机关对葛兰素史克(GSK)中国的前英籍负责人提出刑事指控,罪名是这家英国企业存在腐败行为。曾为GSK和其它跨国公司做调查的英国人韩飞龙(Peter Humphrey)及其美籍太太本月早些时候被判入狱,罪名是违反中国的隐私法。

中纪委负责监督中共党员,而中国警方负责调查非党员和外籍人士。

反腐败调查人员在过去18个月瞄准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这场斗争意在缓和民众对腐败的愤怒。

Wan Li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Tuesday, August 26, 2014

人民币离储备货币有多远?

人民币正逐渐被全球许多央行接受,如今它被许多人视为一种事实上的储备货币,并且已稳步走在成为官方储备货币的路上。

许多央行患上了“人民币热”,对用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人民币表现出浓厚兴趣。如今有50多家央行正积极地利用在岸或离岸市场这么做。

动作幅度最大的是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这些地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投资纽带正在迅速巩固——但即便在欧洲,有些央行也正忙于把人民币配置于储备中。

今年早些时候,法国央行(Banque de France)宣布其正活跃参与人民币市场,7月,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获得中国央行(PBoC)15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配额。这两个规模庞大、经验丰富的玩家的举动,可能在欧洲国家央行中产生巨大反响,引发其他央行的仿效。

鉴于人民币尚不具备官方储备货币资格,上述央行在储备配置方面的举动更加引人注目。这种举动强有力地表明,持续推进国际化的人民币被寄予了厚望。

尽管人民币不大可能很快挑战美元对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导,但国际货币体系正迅速地“多极化”,人民币作为一种储备和交易货币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目前人民币是全球支付中使用量第7大货币,预期到2020年将上升至第4位,仅次于美元、欧元和英镑。就这一点而论,许多央行投资人民币的意义越来越大,因为持有人民币储备可以为支付来自中国的进口账单提供缓冲。

中国央行给予外国央行直接进入人民币银行间债市投资的特别权利,帮助铺平了外国央行接受人民币的道路。中国当局也在合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配额机制中给予外国央行优惠待遇,中国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还在离岸市场上、面向几家外国央行和地区货币管理当局招标发行国债,这是一个主权国家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做法。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规则,央行不得把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汇报,因为人民币仍受到一些管制,意味着它在理论上不满足“可自由使用”。这表明,在IMF看来,外汇储备只要投资于人民币,就已不再是外汇储备。

然而,有些央行仍开始将离岸和在岸人民币投资汇报为官方储备,表明它们认为人民币在实际中已满足“可自由使用”的标准。

尽管有IMF的汇报规则,这种情况仍是可能的,因为央行向IMF汇报时不必披露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情况,而IMF也不会严格审查汇报内容,除非该国参与了一个IMF项目。

上述央行的举动显示出,目前公共和私人部门在塑造人民币未来的过程中发挥着强大作用。

鉴于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角色,它是一个尤为关键的玩家。如果人民币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储备资产(实际上也就是一篮子储备货币)——明年将审议此事——这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被纳入SDR将成为对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的官方认可,IMF所有成员国的央行将通过持有SDR,自动获得人民币敞口。这将促使其他央行进入人民币市场,推动已经入市的央行增加人民币配置。

然而,即便不采取这一步骤,IMF也可能会通过规定如何“官方”汇报人民币投资,在人民币国际化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一规定可以确保中小央行和参与IMF项目的国家,不会像现在那样、因为IMF的汇报规则而无法投资人民币。IMF对待人民币的态度,应当以事实和对人民币使用情况的技术分析为指引,而不应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各央行获准以有利于增强自身应对外来冲击能力的方式管理外汇储备,那么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将大大提高。中国是全球的主要贸易国、人民币正快速国际化,对大多数央行而言,这都意味着需要将外汇储备的更大部分投资于人民币。

本人作者为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业务全球主管、董事总经理,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西兰央行和芬兰央行

译者/邢嵬

从东亚共同体到TPP:日中渐行渐远

东亚共同体在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死语,日趋冷门。笔者用"东亚共同体"作为关键词搜索了《日本经济新闻》过去五年的新闻,一共找到了352篇相关文章。文章发表的时间分布多集中在2010年,进入2011年以后“东亚共同体”出现频率开始逐渐减少,2013年和2014年加起来总共才只有4篇文章提及东亚共同体。对比之下,关于TPP则备受关注,相关文章在过去五年中一共可以找到5033篇之多。

这五年中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上台之初,鸠山由纪夫领衔的鸠山内阁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曾一度被视为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即在加强与中韩等东亚各国的合作的同时,重新构筑日美关系。鸠山本人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他一直认为日本和亚洲的发展、东亚共同体的实现都离不开中国的帮助,所以更该强化中日关系。鸠山上任后,中日关系出现明显改善。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思”,尽管其总体思路并未成行、设计远未完全,但其“回到亚洲、立足亚洲、倚重亚洲”的思维转变,这对于民主党巩固提升其发展中日关系的根本战略意识,无疑大有裨益。

回顾2009月12月,民主党成为执政党后仅三月,日本政界大佬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就率领包括140名国会议员在内、总人数多达643人的第16届“长城计划”访华团前往北京,与当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高层进行了会谈,“半个日本国会的访华”成为当时中日诸多媒体争相报道主题。4天后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回访了日本,两场大戏一出接一出,这一切都似乎意味着2010年中日关系会出现新的转机。

鸠山和小泽在不断推动改善包括中韩在内的东亚合作的同时,作为民主党竞选公约,鸠山内阁开始就冲绳县的普天间基地事宜向美国发难,希望美军的普天间基地能够撤出冲绳。小泽更是发表了日本不需要太多美军,驻日美军需要缩减等言论。此做法触及了美国人的底线,由于普天间基地美军基地事宜的触礁搁浅,鸠山领衔的鸠山内阁在日本成为众矢之的。曾担任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的孙崎亨如此总结了当时鸠山与小泽下台的原因,“美军基地(普天间)问题与日中接近,鸠山和小泽就像踩了美国这头老虎的尾巴,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赶下了台。”(孙崎亨《被美国赶下台的政治家们》小学馆,2012年)

从鸠山由纪夫的倒台到菅直人的上台,可谓之为中日经贸关系乃至中日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转折点。为了改善由于基地问题所引起的美日关系恶化,并凸显出与前政权的区别,菅直人上台伊始,其就职演说中,TPP就突然浮现,至此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思则被送入了冷宫。

自从2010年9月菅直人在就职演说中正式提出以后,日本国内的媒体纷纷发表社论为TPP保驾护航。众多媒体更是将加入TPP视为与19世纪中叶的“黑船开国”相同等的“平成开国”。

菅直人的后任、随后成为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彦更进一步,在2011年出版《Voice》一书中“我的政治哲学”一节写到:“现在无需考虑东亚共同体”,从而彻底否定了鸠山政权的加强中日合作的战略方针。至此,日本的外交模式开始彻底回归此前自民党执政时期的隐性意识形态外交。

万科向淘宝客户降价售房

中国万科集团(Vanke)将向在淘宝(Taobao)网站上购物的客户提供最高达32.5万美元的折扣。这是面对楼市疲软,中国开发商急于清理库存的又一个案例。淘宝是阿里巴巴(Alibaba)旗下的电子商务平台。

万科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该公司将向购房者提供与后者在淘宝上过去一年的开支相等的折扣,折扣金额最高为200万人民币(合32.5万美元)。根据淘宝网站上的广告,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以及其他部分城市的一些万科楼盘都能享受上述折扣。

今年,中国开发商纷纷降价,然而迄今仍难以提振萎靡的销售量。逾30个城市还取消了住房限购措施。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今年头7个月,住宅地产销售面积比2013年同期下跌了9.4%。

为此,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正在采取富有创意的销售策略。

由于很少有人一年内能在淘宝网站花费上百万人民币,万科还将向那些过去一年内在淘宝上花费不到5万元人民币的顾客,提供5万元的折扣。

译者/简易

中国反垄断风暴为何乏人喝彩

近期,国家发改委发起的新一轮反垄断风暴,横扫包括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诸多国际巨头。而在8月20日一天之内,发改委即开出再次刷新记录的天价罚单,12家日企被罚12.35亿元。

按理说,垄断损害其他相关企业的权利,妨碍竞争,从而危及经济发展,损害全民福祉;而且损害民众的消费选择权,榨取民众利益。因此,反垄断本该是除被查处企业外,各方都会称快的正义之举。然而,中国的反垄断风暴却舆论反应平平,甚至还招来嘲讽,而被处查处企业却纷纷表态支持。

中国反垄断所处罚的对象,都是经济性垄断,并主要是外企,且大多是高档消费行业;而对中国经济和消费者危害最大,又属于大众必需消费行业的如石油、电信、银行等领域的行政性垄断国企,却毫发未动。这种明显的选择性和倾向性,显然偏离了反垄断的本来目的,使其公正性大打折扣,让人不由不怀疑其动机。而且,反垄断过程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内部程序,并完全由主管部门一家说了算,企业严重缺乏抗辩的机会和获得公正救济的可能,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对反垄断正当性的怀疑。

首先,只处罚经济性垄断。中国本轮反垄断的对象,无论奔驰、宝马等车企,还是日本汽车零部件企业,它们所谓的垄断,都属于经济性垄断。这种垄断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由于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优势而形成的;更准确而言,它其实应称为基于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垄断,或称市场性垄断。

经济性垄断或许具有垄断的某种表现,但事实上它们所处的行业都存在着较为充分的竞争,而并无权排斥其竞争对手参与竞争,消费者也仍具有较大的选择权。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的垄断地位,通常是基于其良好的产品和服务,而由市场主体特别是消费者长期选择的结果。

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市场影响力越大,意味着它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就越大。因此,经济性垄断其实上毋宁说是对良好竞争表现的市场奖励。因而,在不少学者看来,经济性垄断并非坏事,打击市场垄断反倒可能是坏事,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惩优扬劣。

而且,中国反垄断大棒相向的大多是外企。这和官媒热衷曝光星巴克、麦当劳等外企如出一辙。据最新数据,发改委自2011以来总计28亿元的反垄断罚单中,有逾四分之三落到外企头上。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套路,既安全、简便,又能迎合、激发百姓的民族情绪,还能顺便展示关注民生的姿态,可谓惠而不费又屡试不爽。

有不少人担忧,如果某个行业只有外企而没有本国企业,那么外企漫天要价怎么办?从而,打击外企、保护本国企业包括维持国企的垄断地位,似乎理所应当,而反对者甚至被斥为卖国。

然而,如果将反对本国企业的垄断地位视为卖国的话,那么美国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分拆其“民族产业”微软,岂非卖国卖到底了?事实上,企业是否会漫天要价与企业的国籍并无关系。中国本国的那些垄断国企,公然滥用其垄断行为,产品或服务质次价高,又何曾考虑过消费者是其一国同胞?而且,事实上,被查出的外企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价格偏高,往往是市场需求、高进口关税等多种因素的结果,而未必真正是由于垄断造成的。

中国面对“建得太多”后遗症

在中国第六大城市天津的远郊,荒凉的盐碱地上矗立着几十座建了一半的摩天大厦。它们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度乐观和供应过剩的象征。

如果要证明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很少有哪个例子能比这轮在距北京150公里、距天津40公里的荒地上复制华尔街的努力更具说服力。

于家堡金融区是以曼哈顿为蓝本建设的,配有一群仿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的建筑和一座看起来有种奇怪的似曾相识感的双子塔。

官员们夸耀称,到2019年该项目完工时,至少就土地面积而言,它将比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大三分之一,比纽约金融区大两倍多。

但是,在中国各地经历多年建设狂潮、房价快速上涨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正显现出泡沫即将破裂的迹象。于家堡项目的命运现在要打个问号。

中国房地产市场只有短短15年的历史,没有人经历过真正的崩盘。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后共产主义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居民,还靠他们的工作单位来提供住房。

中国的商业银行在1997年开始发放住房贷款。而就在1994年,一名央行官员在翻译一份美国金融文件时,在还不得不参考台湾译法。当时北京没有任何一部字典包含对应“mortgage”(住房抵押贷款)的中文词。

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有不少人警告中国存在房地产泡沫,这促使政府出台了限购措施和首付限制,来减缓房价上涨。

但当金融危机真正到来、经济直线下滑后,中国政府决定用一波信贷潮再度吹起这个泡沫。

结果是债务的迅速反弹。2008年末,中国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约为140%,到今年6月末时,这个比例已升至250%以上。

要弄明白危机引发的这波建设狂潮的规模,可参见以下统计数字:仅2011年和2012年这两年,中国的水泥产量就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水泥产量还多。

在过去10年里,这波热潮一大部分是由购房刚需驱动的。有这种需求的人包括想作城市人或想改善住房的人,以及刚致富不久、但很难找到其他投资渠道而投机房地产的人。

中国股市自2007年巨大的泡沫破裂以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银行存款的回报微不足道甚至为负;而资本管制使得中国居民不能轻易地投资海外、让自己的资产组合更加多元化。

中国政府自身也有强大的动机不断吹大这个泡沫。中国的全部土地实际上都属国有。根据摩根大通(JPMorgan)的估算,去年卖地收入占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60%。

2008年以来,土地价格上涨了4倍,引发相应的资产价格上涨。然而尽管价格飞涨、供给急剧增加,对住房和写字楼的需求也在同步增长——直到今年,局面发生了变化。

今年6月,70个大中城市中有55个城市的房价环比下降,而5月环比下降的仅有35个。始于今年初的房价下行趋势有所加速,这也是2008年12月以来价格环比下降最猛的一个月。

“中国房地产市场似乎到了一个拐点,”摩根大通经济学家朱海滨在最近一份报告中称。“住房市场放缓是中国近期主要的宏观风险。”

拐点似乎已经到来,因为中国实在建得太多了。截至2011年,绝大部分市场都处于供应短缺状态,但现在在建总建筑面积已远远超过了4年的需求。在一些情况最严重的省份,供应量可满足超过7年的需求。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Survey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Household Finance)主任甘犁表示,逾90%的中国家庭拥有至少一套住房,城市有房家庭近76%的资产为房产。

他估计,要实现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住房的目标,靠现有住房存量已绰绰有余,而开发商每年还在供应远超过1500万套的新房。

在于家堡,摩天大厦的建设速度变得极为缓慢,雄心勃勃的政府规划者思考着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泡沫终于破裂,而他们在天津的盐碱地上复制华尔街的梦想终将落空。

译者/何黎

小米充电宝因质量问题受央视批评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Xiaomi)已成为受到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批评的最大本土品牌之一,周日晚播出的一个栏目抨击了小米充电宝的质量。

小米就此加入苹果(Apple)和尼康(Nikon)等大品牌的行列,受到央视的谴责,这突显出这家科技公司在短短4年里取得的进展有多大。此前央视曾批评苹果的iPhone定位功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尼康未能去除其D600相机镜头的斑点。

央视还曾把矛头指向星巴克(Starbucks),称这家在中国有1000多家分店的美国咖啡连锁店要价过高。

一些分析师表示,对国外品牌咬住不放,是由经济民族主义和反腐败狂热驱动的——这个角度颇能迎合中国观众。

不过,央视自己的声誉在近几个月受到损害,10来名高管似乎在反腐败斗争中被拘留,包括旗舰消费者事务节目的负责人。

小米的过错相对平淡:央视在一个聚焦于手机充电宝的20分钟栏目中表示,在接受测试的几十个样品中,只有3个合格;小米的充电宝偏差率超过50%。

但是,鉴于中国蓬勃发展的智能手机行业(全球规模最大)对市场份额的竞争十分激烈,官方电视台的这种谴责潜在具有破坏力。

多数品牌在面对中国最强大媒体势力的攻击时,倾向于表示懊悔,道歉,提供退款——并希望尽快翻过这一页。小米则以攻为守,指责央视用山寨(而不是真品)充电宝做测试。

“抽样调查的小米移动电源是通过非小米官方及授权渠道购买,”小米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检测产品均为市场上随机抽样购买,并不对真假负责。小米一直饱受山寨假货的困扰,喜爱小米的用户经常被山寨产品侵害权益。”

小米补充称,该公司、公司产品的用户,“甚至国家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和媒体,都成为了山寨产品的受害者”。

一些观察人士取笑小米的声明。类似Twitter的中国微博平台——新浪微博(Weibo)昨日一整天都有人评述一个讽刺的事实,即小米手机本身在外形上酷似苹果的iPhone。一个新浪微博用户称,小米自己就是一个山寨品牌。

按照某些估计,以高端手机和低端价格这一受欢迎组合打开局面的小米,是中国销量最大的智能手机品牌。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的数据,第二季度小米在中国市场的出货量同比猛增240%,至1510万台。

其他咨询公司将其竞争对手联想(Lenovo)排在第一位。

成立于2010年的小米是一家私有企业,在一年前的上一轮筹资中,公司估值为100亿美元。

译者/和风

“搅局者”孙正义的美国赌局

身为亿万富翁,电信集团软银(Softbank)的创始人孙正义(Masayoshi Son)是经过艰苦奋斗成就一番事业的,他或许也是全日本最成功的“美式企业家”。孙正义崇拜本田宗一郎(Soichiro Honda),视他为榜样。本田宗一郎从制造自行车的马达起家,最终打造起了一家全球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孙正义喜欢回顾本田宗一郎是如何对抗日本的国家规划者的。政府当局原本只想让丰田(Toyota)等少数几家全国性龙头汽车企业得到发展,本田宗一郎不得不同时应对当局和竞争对手。

与本田宗一郎一样,孙正义是一个“搅局者”。他曾经开玩笑说,如果他达不到目的,就放火烧掉监管机构的总部大楼。他最终达到了目的(也就没有一把火烧了交通部)。2006年收购沃达丰(Vodafone)日本子公司以后,他打破了日本电信业一潭死水的垄断局面,其结果对消费者是很有利的。

软银发起了价格战,并引入了新的服务和产品,包括苹果公司(Apple)的iPhone。孙正义比所有人提前许多年意识到,iPhone将颠覆日本较为高端但封闭的电信市场。

孙正义还是一位投资家,时不时会迸发灵感。在他那些出资金额听起来离谱的投资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宝石。最令人叫绝的是14年前他拿出2000万美元投资阿里巴巴(Alibaba)的事例,当时马云还只有初步想法,如今阿里巴巴已发展成中国电商巨头。现在软银持有阿里巴巴37%的股权,而后者今年晚些时候上市后,市值可能达到1300亿美元以上。

现在孙正义再次出手,而且这或许将是他毕生中最大的赌博。他要进军美国市场。去年软银以22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第三大移动通信运营商Sprint的多数股权。其目标是“打造一个沃达丰”,即利用一家并非顶尖的运营商来搅动美国整个移动通信行业。然而,这项计划在本月出了岔子。由于美国监管机构坚决反对,软银取消了与美国第四大运营商T-Mobile合并的计划,而这次合并对其战略至为关键。

孙正义没有放弃。他任命马塞洛•克劳尔(Marcelo Claure)为Sprint新首席执行官,以期扭转该公司用户大量流失的局面——在过去一年里流失了几十万用户。

一项新战略在上周开始显形。软银和日本夏普公司(Sharp)联手,开发出了一款近乎无边框的低端智能手机。Sprint将为Aquos Crystal提供100款预装的免费应用,以及允许无限量下载的合约。今年7月,软银挖来谷歌(Google)负责商业运营的尼克什•阿罗拉(Nikesh Arora),请其出任集团副总裁兼美国某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旨在执行其颠覆战略——孙正义的全球抱负从中可见一斑。

孙正义进军美国市场的成败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对软银而言。日本制造企业在挑战竞争对手方面战绩斐然(现在可能稍为逊色)。非制造业企业则表现不是那么好。野村证券(Nomura)转变为全球投行的大胆计划失败了。日本制药集团海外扩张的努力——包括第一三共株式会社(Daiichi Sankyo)以47亿美元灾难性地收购印度仿制药生产商Ranbaxy——也没有带给人鼓舞。如果孙正义在美国市场取得成功,他将创造一个奇迹。

表面看来,孙正义在美国遇到的挑战,与软银在日本经历过的挑战颇为相似。Sprint好比与两个巨人对抗的大卫——Verizon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这两家公司的用户数量都是Sprint的两倍左右。与软银出现之前的日本一样,美国移动通信不只资费高昂,而且速度相对缓慢。在最近的一次科技会议上,孙正义开玩笑地说道,外国人在体验过美国的互联网服务之后会说:“天啊,美国人怎么会过这样的生活?”

中国与1914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岁月里,中国充满动荡和变革。被迫与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累计赔款大约1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多年的财政支出,濒临破产。大清王朝的僵化和腐败使之病入膏肓,风雨飘摇。

中国社会充满愤懑,也满怀渴望,对于中国,正像对于欧洲,后来发生的事件将塑造一个新的现代。许多知识分子、志士仁人奔走于国内国外,寻找救国的思想。反对腐朽王朝的口诛笔伐和武力讨伐也已风起云涌。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把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推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

然而,新生的革命政权无法解决千疮百孔的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甚至无法解决政府最基本的财政需求。而西方列强在中国只想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不关心中国的福祉,对革命党人的成败毫无兴趣。孙中山就职不到一个半月,就不得不把总统之位让给了有枪、有钱又得到列强支持的袁世凯,由他完成迫使末代皇帝溥仪彻底退位的使命。

100年前的8月,当一战在欧洲全面爆发时,中国正陷于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走向共和的痛苦转型之际。拿到革命果实的袁世凯真正想要的是自己登基做皇帝,但他的称帝之举因遭到举国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放弃,时代潮流已不可逆转。

而此刻欧洲战事正酣,中国在参战问题上面临日本反对的压力,当局在国内外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摇摆,直到1917年才放弃中立,前后派出14万多中国劳工奔赴英法,许多人未能生还。但他们的付出得到的关注甚少并且很快被遗忘,直到百年后的今年在英国才终于被重新评价,有人在积极推动在伦敦为他们竖立纪念碑。

1918年底盟军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民众对被德国占为殖民地的沿海省份山东 – 也即是孔子故乡的回归充满期待,山东和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待。1919年初中国派出五位代表出席巴黎和会,据理陈情,然而列强却充耳不闻,执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日本。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在甲午战争之后割占了中国的台湾省,钓鱼岛也是当时被窃走。记得今年5月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一位美国的军事高官问我,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是那么充满悲情?显然许多美国人读不懂中国,部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历史,对中国被殖民和被压迫的痛苦经历缺乏认识。

巴黎传来的消息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被压抑的怒火再也无法按捺下去,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始于北京大学等十多所学校的示威游行席卷成为全国性的罢学、罢工、罢市浪潮。这场后来被称为五四运动的革命开启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爱国运动,也标志着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彻底破灭。志士仁人开始重新思考,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他们认识到,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植根于中国、植根于人民。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发行,它最初关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许多中国的优秀青年一样,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帮助被压迫者为主旨的理论——的先行者,他们代表着已经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和人口众多的农民阶级的诉求,作为新兴革命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