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anuary 31, 2012

中国需求寒流殃及西方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为经济降温的努力,已开始影响到建筑业相关资本品和产品的需求,一些西方工业公司正面临中国部分市场增长放缓的问题。

直到不久前,中国还一直是美国和欧洲制造企业快速增长的源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达国家销售的疲弱。

然而,西门子(Siemens)、3M和伊顿(Eaton)等作为行业风向标的领先工业集团上周纷纷就公司在华销售情况发出警告,而沃尔沃(Volvo)和ABB等企业在去年年底就曾警告称中国需求可能减弱。

西门子报告称,公司第一财季中国新订单数减少了16%。该公司首席财务官乔•凯瑟尔(Joe Kaeser)表示,公司在华“短周期业务已大幅减速”,尤其是在工业自动化领域。

对于正疲于应对濒临衰退的欧洲经济的工业公司而言,中国订单的减少来得相当不是时候。

不过,并非所有在中国进行销售的西方企业都遭遇了需求减速。生产飞机零部件和控制系统的霍尼韦尔(Honeywell)上周五就表示,该公司2011年在华销售额增长了18%。

该公司首席财务官戴夫•安德森(Dave Anderson)表示,暖气和空调设备等住宅和商业地产市场相关产品的销售增长有所放缓,但飞机和卡车零部件等市场则“表现非常好”。

消费者导向型行业的零售需求同样强劲,苹果(Apple) iPhone手机在中国的热卖就是明证。

译者/何黎

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终点

这难道不奇怪吗?当柏林墙倒塌、“铁幕”被拉开之际,一场历史竞赛似乎画上了句号。观察家们见证了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自由市场战胜中央计划体制,民主战胜独裁,哈耶克(Hayek)战胜马克思(Marx),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称,历史到达了终点站——人类想来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

这套理论从一开始就错了。虽然“现实社会主义”在每一块试验田都以灾难收场,但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承诺实现平等的思想永远不会消失,不管实践证明了什么。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所施行的资本主义达到了各个方面都让人满意的程度。历史决定论是福山观点中最为荒谬的一面。自由主义哲学家决不会接受历史的发展是预先注定的观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继续争奇斗艳。社会主义仍承受着过去失败经历的致命打击。因此,如今基本上只有草根抗议活动中能够看到社会主义的身影,比如“占领运动”。这场运动如何才能实现目标仍然没有任何眉目,它所涉及的众多问题都包含着一个核心因素:抨击金融业。

纵观这场金融市场危机的演变过程,唯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竟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这场危机为反对金融体系的人们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而实施干预的做法,不仅严重削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也动摇了人们对整体市场经济的信心。当一家金融机构发展到过于庞大、或者关系过于复杂,以致其偿付能力可能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时,政治家必须进行干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导致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不得不为个别金融机构的生存埋单。

这动摇了自由市场的基石。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原则是:在法律制度规定的界限内,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项原则鼓励个人利用各种机会,并对风险加以评估。就释放个人的潜力而言,没有一种制度能与市场经济媲美。正如哈耶克所言,市场是最佳的发现机制。

游戏规则应当明确。成功者可以自由地占有(税后)利润;而亏损者必须承担后果,破产是最终的制裁。因此,“大到不能倒”现象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破坏了一项社会原则——即个人应为自身行为负责的原则。

数十亿纳税人的资金被用于拯救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这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心——这进而对自由社会构成了威胁。人们对政府寄予厚望,可政治家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作为,这一点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地方,人们对政治家的信任都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金融业至今仍然未能对以下这个基本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金融业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社会的福祉?它们对于充满活力的经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吗?

如果你以为金融业会承认其部分业务确实是多余、甚至是危险的,那或许是一种奢望。因此,政府正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建设可信的监管机制,使金融业能够提供被认为不可或缺的服务,并尽可能地阻止该行业追逐被认为对社会有害的活动。

尽管现在有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改进,如提高资本要求和提高透明度,但这项任务仍然远未完成。巩固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基石的挑战依然存在。历史永远不会结束——只有那些笃信玛雅历法的人,才以为历史会终结。玛雅历法预言世界末日将在2012年12月到来。

本文作者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总裁,曾为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

译者/何黎

北大已无蔡元培

今年春节前夕,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者在荧屏上点评“内地孩童香港地铁进食遭港人斥责”一事,讲到激越处,竟然宣称“中国人都有义务讲普通话,不说普通话的是王八蛋”,进而公然辱骂“香港很多人当殖民走狗当惯了,至今还是狗……”

在我的模糊印象中,习惯于以语言施暴的孔庆东,也算是近年来舆论界冒出来的一位名人。他的这番丑陋表演,自然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风头瞬间盖过“赵本山退出龙年春晚”的新闻。除极少数人外,网民们一边倒地痛斥这种与一名教授身份严重不符的恶劣言论。

关于孔氏令人蒙羞的言论的性质、后果及其应负的责任,大家的讨论已经十分充分,且见仁见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多兴趣。不过,他屡屡展示出来的拙劣演技,倒是引我对号称“中国第一高等学府”的北京大学的前世今生颇感慨了一番。我曾是北大的仰慕者,2000年还曾因获“财经奖学金”有幸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门下进修一学期。春天的朗润园在我的记忆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因而我自认大概也能勉强算小半个“北大人”。

孔庆东大放厥词之时,距离北大历史上公认的最杰出校长(亦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校长)蔡元培的生日不远——2012年1月11日是蔡先生144周年诞辰。很凑巧,作为中国第一代民主革命的元勋、反帝反专制的无畏斗士,蔡先生至今仍长眠于香江边上,那个被孔庆东骂作狗的人们聚居的城市。

蔡元培于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故,一时海内震恸。3月7日,曾在北大做过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专门从延安向蔡元培家属发去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毛泽东叩。”“伟大领袖”的这番话,想是孔庆东所不敢忘记的。

由于当时正值抗战烽火连天,整个华北早已沦陷,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其墓位于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这是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墓园。我未得机会前去瞻仰,然从媒体报道中闻知,它虽然空间逼仄,但简朴中透出庄严肃穆。

内地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有人呼吁将蔡元培归骨北大。据《南方都市报》——一份被孔庆东斥为“汉奸媒体”的报纸——报道,上世纪80年代,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先生开始呼吁让蔡元培归葬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坟》文中写道:“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 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结果不了了之。十多年后,西南联大外语系出身的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得知蔡元培的墓仍在香港坟场,情景萧条,便给北大写信,恳请北大早日迎蔡元培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据罗孚后来介绍,北大校长办公室当时回复称条件不具备。此后罗孚曾对北大的回复提出质疑,多次撰文要求蔡元培归骨北大,均未果。

如今想起来,这些热心人其实大多是在瞎操心。且不说北大的态度冷淡,就是蔡先生的家人,也从来没有让他的尸骨“北归”的念头。去年11月下旬,蔡元培的孙女蔡磊砢女士赴香港拜祭祖父时,再度公开对媒体表示,祖父在港的平凡墓地“一如先生一生追求”,家人并不希望蔡先生归骨北大。一同前往拜祭的李大钊之孙李清先生也认为,“应尊重历史为好”,且蔡元培墓地在港,是香港民众的福气。

Monday, January 30, 2012

【达沃斯每日连线】曾荫权给欧洲的亚洲告诫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达沃斯“全球经济展望”讨论中,以香港人抗击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告诫欧洲领导人对待危机必须行动更快、措施更大。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发回视频连线,点评这番讲话。在达沃斯最后一天,张力奋还对此次论坛的整体气氛和议程进行了盘点。

三一重工将收购普茨迈斯特

中国最大的建筑机械生产商三一重工(Sany Heavy Industry)表示,将收购生产高科技混凝土泵的德国中小型企业(Mittelstand)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这意味着中国将把德国工业的一个支柱企业收入囊中。

此笔交易是中国公司收购家族所有、专注于利基市场的德国工程集团的最大收购交易之一,而工程集团是德国经济的支柱。“中小型企业”指的是小型和中型家族企业。

三一重工(其董事长为中国首富)将与中国私人股本公司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顾问公司(Citic PE Advisors)一起,收购普茨迈斯特的全部股权,其中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顾问公司将持有少数股权。各方拒绝透露收购价格,但与收购密切相关的人士表示,估价为5亿欧元左右。

普茨迈斯特在工程方面的杰出实力和强大品牌对于潜在的外国收购者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严格的家族控制,对大量在德国进行收购的中国公司来说,一直是一大障碍。

随着中国公司努力“走出去”并降低对中国经济的敞口,此项收购可能开辟中国公司在欧洲收购的新纪元。中联重科(Zoomlion)是三一重工在中国的竞争对手,在2009年收购了意大利混凝土泵制造商Cifa。其他被中国公司收购的德国中小型企业包括铣床制造商瓦德里希科堡公司(Waldrich Coburg)和缝纫机制造商杜克普爱华公司(Dürkopp Adler)。“一家曾经的德国经济明星企业及‘隐形冠军’被中国人收购,将令人感到惊讶。它令人警醒。目前仍然有人认为,中国公司只生产廉价的小商品。如今已时过境迁——它们是中国新竞争的先驱,”德国咨询公司Simon Kucher & Partners董事长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表示。

三一重工生产从挖掘机到履带起重机的多种机械,2009年超越德国的普茨迈斯特成为世界销量最大的混凝土泵制造商。这家在上海上市的公司,经常被称作是“中国的卡特彼勒(Caterpillar)”,旨在建立中国建筑机械的全球品牌,已在美国、巴西、印度和德国设有工厂。

但三一重工的大部分销量仍来自中国,而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为房地产市场降温,从而减少了建筑机械的需求。在欧洲,三一重工迄今仍缺乏一个大型销售和服务网络,以及获得承认的品牌。

普茨迈斯特总部设在斯图加特附近,有大约3000名员工。收入在2007年创下10亿欧元的纪录,但在2008和2009年下降了近一半,导致了数百人的裁员。

尽管此后普茨迈斯特恢复了增长和盈利,但去年的收入仍约为5.7亿欧元。

译者/方舟

中国大学扩招的困境

王飞(音译)被大学录取后,他的父母摆了场酒席请全村人吃饭。他说:“这里没有多少人能上大学,我家就只有我一个。”他的家乡小寨村位于多山的内陆省份贵州,贵州也是中国最贫穷的边远省份之一。

可是在他从宁波大学毕业并拿到物流学位两年以后,他在小寨村的父老乡亲们却没有心情再赞美24岁的王飞,因为他的事业发展并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他说:“一看见我,很多人就会想上大学没有用。”

在中国,读书一度被认为是所有人、尤其是最贫困阶层实现社会流动的途径,而现在,许多人却对高等教育有所疑虑。

今年20岁的英语系学生蒋国丽(音译)来自贵州另一个贫困山村雷打岩,她说:“我的兄弟姐妹们和我一样聪明,可是钱不够用,他们更愿意去工厂打工,不愿意上大学。”

她的同代人背井离乡并不是为了追求更多知识或接受培训,而是期待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制造企业找到工作,尽快挣到钱。

这种趋势是15年高等教育改革造成的结果,而改革的目的与此恰恰相反。

中国的大学在过去是精英机构,只有很小一部分高中毕业生有希望进入大学就读。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政府鼓励大学打开大门,招收更多学生。

2010年大学招生人数达660万名,创历史最高纪录。

然而,面对扩招所带来的机会,来自农村地区的穷学生们明显处于弱势。

农村的中小学缺乏合格教师和资金,教学条件远远比不上城里的学校。

“我们学校聘请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代课老师,他们只有高中学历。”贵州大学应用化学系22岁的学生吴冰峰(音译)表示。因此,农村学生在全国高考中的表现总体上不如城里的学生,往往只能考上排名比较靠后的学校。

根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在高中毕业生中,城市学生是农村学生的3.5倍。在技校,这个比率扩大到55.5倍;在大学为281.6倍,研究生为323倍。

农村出身的学生就读清华、北大等一流大学的比率自扩招以来大幅下降。

“十年扩招之路总体上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但并不必然会使教育更加符合公正的需要。”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杨建朝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虽然农村学生就读优秀大学的几率比较小,但他们缴纳的学费与城市学生一样多。中国政府降低大学准入门槛的同时,也允许大学提高学费,以应付学生规模的扩大。

目前中国大学平均一年学费在4000元(合634美元)至6000元人民币之间,与外国大学相比很低,但这已经是中国一些最贫困地区家庭年收入的4至10倍。

农村收入在不断增长的事实或许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城乡差距也在扩大。中国政府近日公布,如今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

从蒋国丽老家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类地区的生活条件。雷打岩村依山而建,坡下有一条河谷,村里有40户人家,公路、固定电话网络以及最近的小学,都离这里很远。从省会贵阳到雷打岩村,需要先坐4个多小时的汽车,然后步行两个小时。

在农村人口处于中国财富阶梯最底层的省份,许多家庭都因为供子女上大学而负债累累。他们把上大学看作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摆脱贫穷的厄运、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

物流专业毕业的王飞仍然乐观地认为,他的大学不会白读,但他目前的处境很糟糕。毕业两年来,他在老家当过农民,在上海一家酒店做过侍者,最近在镇上开了一家店,卖起了电脑。

他不但还未能偿还2万元的助学贷款,而且毕业后又欠下了4万元的债务。

Chen Yuanni贵州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资本主义已转至东方?

几年前,即便不是全无可能,我们也很难想象,欧洲领导人会向中国政府托钵“化缘”,请求提供资金纾困。同样,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访问华盛顿的中国领导人会公开指责美国政策制定者对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管理不当。但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2008年美国和欧洲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去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加速了经济动能向亚洲的转移。

在201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欧洲恐怕还将继续与衰退共舞。许多经济学家称,除非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否则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国家,将继续实现7%左右的快速增长。

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使一些亚洲人产生了某种必胜的信念。“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危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名誉教授德赛勋爵(Lord Desai)表示。“存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它已经得了‘老年病’。充满能量、创新和增长渴望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已经转移到了东方。”

德赛勋爵并不是唯一感觉到某种道德因果的人。他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亚洲国家一直被西方打上“烙印”,直到不久以前,还一直被斥为不能自力更生的“悲剧”。现在,他指出,更善于控制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力量的,总体而言是南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

然而,这种胜利感仅到此为止。至少有三个相互作用的原因,使得这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对于东方而言,同样令人深深不安:

首先,除日本、韩国和少数新加坡之类的小国以外,亚洲国家仍然贫穷,或者顶多算是收入中等。许多国家计划走上一条逐渐吸收更多“资本主义”政策的未来繁荣之路,这些政策包括通过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使经济向市场开放。但这样一条繁荣之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危险,可能被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以及金融灾难所吞噬。

过去,亚洲的技术官僚信奉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逐步转型,对国内更加提倡干预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声音,通常持反对态度;如今,他们感到疑惑或失望。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经济学家李昌庸(Changyong Rhee)表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自1997年亚洲自身发生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府的论调发生了急剧转变。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由放任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之母——为泰国、印尼和韩国等经济体开出了猛药。要求这些国家削减政府开支,而不顾经济衰退的事实;提高利率;切断银行与政府的联系;并且放松监管。而现在,西方经济体却在为自己开出几乎相反的药方。它们在加大财政政策力度、降低利率,并利用政府资金为银行纾困。

从亚洲的角度来看,这使得西方看起来充其量只能称得上伪善。而往差里说,那些他们所信奉的关于应如何管理经济的论调,就都成了空话。“我们感到很苦恼,”李昌庸表示。“我们曾想采取干预政策,但被禁止了。那么我们现在该遵循何种模式呢?”他指出,中国一直致力于循序渐进的市场改革。“过去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速度是合适的?而现在他们却在质疑目标本身是否正确。”

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从日本的角度看待危机。他表示,多年来,东京受到西方政策制定者的指责,理由是没有更快地核销问题贷款,以及没有采取更激烈的货币政策来复苏经济。他指出,他们不懂的是,在崩盘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由于私人部门负债严重,正常的经济手段不再奏效。经济教科书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眼下的危机提供答案。

Sunday, January 29, 2012

【达沃斯每日连线】盖特纳:中国转变对伊朗态度

美国财长盖特纳在达沃斯的一场对话中谈及,中国此次在西方对伊朗制裁问题上,似乎站在了西方一边。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从达沃斯发回报道,点评盖特纳的对话内容。

达沃斯上的冷静声音

本届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经济展望”讨论,议题是世界经济面临的各项挑战,由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主持。参与讨论的嘉宾阵容十分庞大,大到无法展开深入探讨。他们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负责人,但有趣的是,没有一个人代表欧元区国家。相比达沃斯论坛上普遍越来越乐观的情绪,这场讨论则要冷静得多。

在这场讨论上,三个观点比较突出。

1. 人们普遍认同,欧洲央行(ECB)为银行提供无限量长期贷款的行动,为欧元区解决其危机赢得了大量时间。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提出了一个大胆预测,即他认为发生大灾难的风险已经过去了。“(如今)欧洲不太可能发生雷曼式的灾难。这一点很重要。”其他嘉宾也都持类似观点。

2. 非欧元区代表明确表示,欧元区必须首先采取更多举措,建立一道有效的防火墙,阻断危机蔓延,只有欧元区这样做了之后,其它国家才有可能考虑向IMF提供更多资源,或付出其它努力以表现更大范围的世界团结。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再次表示要“先看看它们钱的颜色”;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戏剧性地举起她的手袋,向在座嘉宾为IMF筹资,但也认同欧元区必须先做更多。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建议则要直接得多。他们指出,当年他们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政府采取了一些艰难措施,欧元区也不应例外。

3. 危机尚未结束,尽管达沃斯和金融市场上的情绪已变得更加乐观。香港特首曾荫权(Donald Tsang)最好地表达了这一点。他对在场听众表示,香港预算平衡,储备相当于两年的公共支出,就业充分,增长非常快。“看起来一切都非常健康,“他说,又补充道:“但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恐惧。”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彼此紧密相连的世界,他不敢保证,欧洲如果崩盘,不会严重到把像香港这样看似稳健的经济体也拖入无底深渊。

达沃斯上的乐观情绪看似诱人,但全球经济仍困难重重的现实还是挥之不去。

译者/何黎

杭州人的春节

春节将至的时候,像我这般地道的杭州人家,家里早就忙活起来了。酱鸡酱鸭酱肉,那是早就预备下的,拣着天气好,阳台上一溜晒出来,很有喜气洋洋的感觉。这货倒不是年夜饭吃的,从前没有冰箱,酱货们是留着正月里撑场面用的,显示从初一到十五这关键的15天里,咱们天天有肉吃。现在么,炫耀的意思是没了,纯粹是过年应个景了。按理说,去菜场买买也一样,但是家里有老人的,总是喜欢自己亲手酿,图个过节的气氛。只是现在家家户户住新房,从前的酱缸大多不能保留,只能在大号脸盆里做道场了。

比酱货更要紧的是年夜饭,杭州人现在都喜欢去饭店里解决,这让店家们真是忧喜交集。喜的是,生意好到晚上翻桌不说, 就连中饭都俏到供不应求,年夜饭变成了年中饭。忧的是,厨师、服务员也是中国人哪,他们也需要这一年一度的合家团聚啊,这一天的日薪出得一年比一年高,但人手还是一年比一年难留。

我家大约是比较难得的,顿顿年夜饭都是自己家里解决。一早就开始忙活,整治出10只菜中午祭祖用,必须是5荤5素,素菜里一定要有碗八宝菜,荤菜里则一定要有尾鱼,均是为了讨好口彩。晚上的菜可以吃中午剩下的,也可以另烧,荤素不再有讲究,但要有碗甜羹,饭则吃八宝饭,取其吉利的意思。

我每年都嚷嚷,今年我们出去吃吧?老头老太每年均沉默以对,然后到点了默默下厨房变出一桌菜。其实我也就是叫叫而已,真想订到一桌像样的年夜饭,争到一个理想的包厢,在杭州你得提前半年就启动。谁会在6月里就想到我要订桌年夜饭?等到天凉了你想订的时候,通常得到的答复就是已经订完了。

吃完年夜饭,天一擦黑,赶紧去放炮仗。等到8点,回来看年年骂年年看的春晚。不过从前年开始,看春晚有了点别样的乐趣。以前大家是一家人关起门来骂,现在则是双屏大战,一旦看到“骂点”,立刻往iPad、智能手机上刷微博,观赏全国人民微博骂春晚的盛景。网络与官方两个舆论场,在这一刻都跟打了鸡血似的亢奋。您把全中国的清官都搬到小品里来了,这不是找骂吗。

这一夜按理是要守岁的,以前还要打个麻将助兴,以防半路睡着,现在大家一天比一天睡得晚,守到12点稀松平常。但是,您睡得晚不算本事,还得起得早——正月初一去烧头香,这可是件大事,关系到你一年运程。

杭州号称佛地,有“品牌”的寺庙随便拉个路人都是张口就报得出来:灵隐寺、净慈寺、三天竺、韬光……可是寺庙再多,对于想上香的人来说,还是嫌少。原因就在“头香”这个“头”字上。

一家庙严格意义上说,只有一柱头香,那得怎样厚的关系才轮得到?即使退而求其次,把这头香理解成“头一轮香”,同样是稀缺资源。这几年关于头香的段子我听得耳朵起茧。大家先是拼和寺庙的关系,然后有幸入围的人,吃完年夜饭就赶到寺庙里过夜,吉时一至,赶紧去抢位子。有那脑筋灵活的,觉得杭州实在是插不进去了,这一夜独辟蹊径,驱车去余杭径山寺、天台国清寺、新昌大佛寺烧头香。本以为外来和尚好念经,却不想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头香的紧俏程度并不下于杭州,还白白搭上汽油钱。

忙完了头香的事情,闲不住的杭州人又开始如候鸟一般起飞。大家相会萧山机场,热热闹闹地奔赴新马泰,港澳台。春节居然被开辟成了旅游旺季,这也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按理说,这绝不符合春节期间要走亲戚、拜年、送红包的祖训,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五一也好,十一也罢,都不算是真正的假期,惟有春节,整个中国都在放假,再也不必担心有工作上的事情来扯后腿。一年到头,这居然是惟一一个可以真正寄情山水的假期。这样一来,被旅行社抬价、被导游黑也算不得是什么烦心事了,导游也是人哪,春节就剩他们在干活了,再怎么宰人,也算是“宰亦有道”了。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编辑:薛莉 shirley.xue@ftchinese.com)

达沃斯将调整会期避开中国春节

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从瑞士冬季达沃斯论坛得知,从明年起,论坛将提前一周,错开中国春节,方便中国高层和各界领袖出席。

因与春节撞车,今年中国高层未能出席冬季达沃斯论坛

历史上,冬季达沃斯惯常在每年一月份最后一周举行,在时间上经常与中国春节冲突,但第二大经济体不到场,令“世界经济论坛”名不副实。

世界经济论坛高层对张力奋解释说:中国新年随农历变化,新的论坛会期将确保与春节错开一段时间。比如,明年春节是2月10日,会期将安排在1月中旬左右,至少有3周间隔。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庆,如同西方圣诞。中国领导人习惯春节期间到基层访贫问苦,赢取民心,已成政坛礼仪。张力奋认为,世界经济论坛决定调整会期,是务实与平常心的体现。

哈耶克帮我们找到方向

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拥趸也许会对一件事情感到惊讶,那就是,正是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激励着“占领伦敦”(Occupy London)运动。哈耶克当年的话——真实经济的标志是在一个自愿结成的合作体内分配才智——在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外抗议者的帐篷里找到了知音。“占领”运动常常被批评为没有明确单一的诉求,但这个批评没有说到点子上:我们在提出任何政策提议之前,都必须把各种不同偏好都考虑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我们的运动更像一种市场行为,而不像企业董事会开会,或者充斥着游说活动的政治活动——我们的想法虽然激进,但是是正义的,是民主协商的结果。

“占领伦敦”运动如今已持续3个多月了。我们在圣保罗教堂外安营扎寨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纽约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的占领者。但我们的运动与“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显然一脉相承,就像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以及贯穿2011年的其它草根抗议运动一样。

世界正面临经济危机。但我们政治体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使得危机无法通过一种保护最大人群利益的方式加以解决。

在整个发达世界,社会不公正在加剧,伴随着犯罪、精神疾病等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我们认为,只有财富和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公平,才能让所有人过得更好。我们拒绝用“勒紧裤腰带”的办法实现经济复苏,我们呼吁对银行体系实行真正透明而高效的监管,以彻底根除其结构性问题。

就在本月,多位政界人士的表态显示出,“占领伦敦”已经对英国的舆论导向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仍然有人指责我们的运动缺乏实质内容。其实,我们能够指出在社会契约中存在哪些具体漏洞,以及它们该如何修复。下面我们举三个例子。

首先,避税行为在英国十分泛滥。企业用复杂的财务结构隐藏收入,逃避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HM Revenue & Customs)的监控。许多个人偷偷把钱存在海外,而自己住在英国、享受英国的福利。据Action Aid统计,富时100指数(FTSE 100)成份股企业中,有98家使用避税港。据报道,菲利浦•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已累计避税达2.85亿英镑,却仍能成为政府顾问。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已呼吁泽西岛(Jersey)、根西岛(Guernsey)和曼岛(Man)披露在岛上有金融活动者的名单,表明他的立场正在朝我们靠近。

通过采用“公式计征税收”体系,可以防止企业避税。这个体系将按照实际发生在英国的经营活动量来确定英国企业的税基,而不是允许企业选择相对优惠的税制。如果再配合“整体税制”(把企业所有子公司的收入加起来计算总数),我们就能防止企业在不同国家间转移利润。

其次,房价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无家可归者造成了高昂的社会成本。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应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但不是继续抱着刺激经济的飘渺希望,把钱用来购买国债,而是用来资助房屋建设。这能达到三重目的:既能缓解住房问题,又能提振建筑业,还能提高人们对经济的信心。

第三,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数据,英国收入不均问题恶化的速度快于其他任何富裕国家。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Vince Cable)本月针对高管薪酬的提议,凸显出社会顶层的不公。尽管政府关注这个问题值得欢迎,但这些提议不会有效果。奖金计算方法必须改变,不是仅仅在银行业,而是在整个企业界。正如英国央行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所指出的那样,如果银行家的薪酬是与资产回报挂钩,而非与权益回报挂钩,就会大大接近普通家庭收入的中值。我们还在研究是否可以把高管薪酬与其企业平均工资或最低工资直接挂钩,甚至与英国整体平均工资或最低工资挂钩。

随着政治舆论朝着我们的立场移动,“占领伦敦”运动一个越发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政府政策提出更有分量的批评。我们的运动发端于扎在圣保罗大教堂外的一顶顶帐篷,但它不会步于此——促使我们团结到一起的那些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今年,我们会证明,我们不仅能提出问题,也能解决问题。

本文作者戴维•杜赫斯特(David Dewhurst)、彼得•东比(Peter Dombi)和内奥米•科尔文(Naomi Colvin)是“占领伦敦”运动经济学家工作组成员

译者/吴蔚

Saturday, January 28, 2012

信心与主义:谁的问题更大?

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从瑞士达沃斯发回视频报道,点评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首日的几场讨论和会议气氛。论坛首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全球范围里对政府和商业的信心都大幅下滑,而在对资本主义弊病的讨论中,又出现对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推崇。金融大鳄索罗斯则不看好中国经济,认为今年可能甚至无法“保八”。

卡梅伦批评德国立场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严厉驳斥了德国立场,呼吁德国政府作出更多承诺,拿出更多资源,帮助解决欧元区危机。

卡梅伦周四强调,尽管欧元区在抗击危机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特别是欧洲央行(ECB)对欧洲银行体系提供了资助,但决策者们仍远未找到针对危机根源的解决方案。卡梅伦批评欧元区领导人被其它一些问题——比如是否开征金融交易税——分了心。卡梅伦称这个提议“完全是疯了”。

卡梅伦在达沃斯的讲话,反映了英国官方对德国在欧元区领导地位的由来已久的不满。他还呼吁:建立更强大的危机隔离机制、防止危机在欧元区内蔓延;建立统一的欧盟主权债券;欧元区大国应承诺减少贸易盈余,就像危机国家应当努力减少贸易赤字一样。

卡梅伦的表态与世界经济论坛上英美许多代表的情绪相吻合。这些代表批评说,德国努力说服其他国家变得“更像德国”,而自己并未做出与之对等的牺牲——加大进口、减少贸易盈余,从而变得“不那么像德国”。

卡梅伦说:“是的,严格的财政自律是根本。但现在的问题是贸易赤字,而不是单纯的财政问题。”

卡梅伦此番讲话发表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周三的讲话之后。默克尔在讲话中拒绝大幅增加为支撑欧元而提供的纾困资金。尽管默克尔也认为,仅靠紧缩财政是不够的,但她坚称,困境中的欧洲外围国家必须进行结构改革,以提高竞争力。

卡梅伦补充道,从更长远来看,欧元区必须有一个能够始终“力挺”欧元、为经济一体化的深入、财政转移和共同债券的发行提供支持的央行。

卡梅伦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欧元区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而是完全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

译者/吴蔚

资本主义如何毁了印度?

这是一幢房子,还是一个家?是新印度的神庙,还是游荡着新印度幽灵的货栈?自打“安蒂拉”(Antilla)出现在孟买的阿尔特蒙大道(Altamount Road)之后,这里便和以往不一样了,发散着神秘和淡淡的威胁。“我们到了,”带我来这儿的朋友说,“向我们的新统治者致敬吧。”

安蒂拉属于印度首富穆凯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我应该看看这些对它的介绍:有史以来建成的最昂贵住宅,27层楼,3处停机坪,9部电梯,空中花园,舞厅,气象室,健身房,6层楼的停车位,600名佣人。可看到那一面垂直草坪时,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固定在一张巨大金属网格上的草坪从空中倾泻而下。草坪由一块块干草皮拼接而成,有的地方出现了脱落,掉下一块块整齐的矩形草皮。显然,“涓滴理论”失效了。

但“喷涌理论”却起到了作用。正因如此,在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国家,最富有的100名印度人如今拥有的资产规模,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四分之一。

坊间传言(《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也曾报道过),或至少是曾经传言,安巴尼一家并没有住在安蒂拉。也许他们现在正住在里面,但人们仍然在背后议论着有关幽灵、厄运和风水的话题。我觉得这全怪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他曾说过,“资本主义...... 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再能够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在印度,有3亿人属于新兴的后“改良型”中产阶级,他们身边游荡着25万因负债累累而自杀的农民的幽灵,还有8亿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只为给我们让路的农民。同样在我们身边的,还有那些每日生活费不足50美分的苟延残喘的人们。

安巴尼的个人身家超过200亿美元。他持有信实工业(Reliance Industries)的控股权,该公司市值达2.41万亿印度卢比(合470亿美元),旗下拥有一系列全球业务。信实工业持有Infotel 95%的股权,后者数周前收购了一家媒体集团的多数股权,该集团设有电视新闻和数个娱乐频道。Infotel是唯一获得4G宽带全国性牌照的公司。安巴尼还拥有一支板球队。

信实工业是少数掌控着印度的企业之一,这些企业中有些是家族企业,有些则不是。类似的重量级企业还包括塔塔集团(Tata)、金达莱(Jindal)、韦丹塔(Vedanta)、米塔尔(Mittal)、信息系统技术公司(Infosys)、艾萨(Essar),以及由穆凯什•安巴尼的兄弟——安尼尔•安巴尼(Anil Ambani)所有的另一家信实。它们竞相扩大自身业务,足迹遍及欧洲、中亚、非洲和拉美。以塔塔集团为例,它在80个国家开办有100多家分公司。它们是印度最大的民营能源公司之一。

由于“喷涌理论”原则并未对企业间的交叉持股予以限制,因此,当前你所拥有的越多,将来你能够拥有的也就越多。与此同时,一桩桩丑闻接连曝光,在令人痛心的细节中,人们看清了企业是如何收买政客、法官、政府官员和媒体的。民主已被掏空,只剩下了形式。储量巨大的铝土矿、铁矿石、石油和天然气原本价值数万亿美元,却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各家企业,违背了即便是扭曲后的自由市场逻辑。贪腐的政客和企业勾结起来,在低估资源储量的同时,也低估了这些公共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他们侵吞的公共资金高达数十亿美元。还有抢占土地——社区被迫迁离,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他们的土地被国家“征用”,随后被交给私人企业。(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概念很少适用于穷人。)群众开始造反,许多人配备了武器。政府已表示,它将派军队予以镇压。

中国“缺席”的达沃斯

2012年冬季达沃斯,各国派出强大领袖阵容,但中国高级别领导人明显缺席。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从达沃斯与北京连线,分析中国高层对待达沃斯的心态变化,前瞻会议议程和关注焦点。

Friday, January 27, 2012

为资本主义一辩

对照实验(controlled experiments)不适用于经济学领域。但二战结束后东德与西德之间的较量,有一点接近对照实验。这两个国家起源于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历史和同一种价值体系。在此后的40年时间里,它们在分隔线的两侧互相竞争。两者间唯一的主要不同在于它们实行的政治及经济制度:一边是中央计划,一边是市场资本主义。

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个实验戛然而止,前苏联阵营奉行的经济学在几十年里给东德经济造成的破坏也暴露无遗。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东德与实行市场经济的西德相比,前者的生产力水平仅略高于后者的三分之一。许多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以此为鉴,悄悄地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

尤其是中国。它复制了“亚洲四小虎”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成功的经济模式:受过良好教育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在新近开放的竞争型市场上,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2000年至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几乎达到发达国家的两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估计,2005年时,全世界劳动力中,有超过8亿人从事的工作涉及出口型(因此也是竞争型)市场,这一数字与柏林墙倒塌时相比,增长了5亿人。还有数百万人,尤其是在前苏联国家,服务于本国国内的竞争型市场。

自从启蒙运动孕育出资本主义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标准及质量,在几乎停滞了数千年后,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倍以上。过去两百年间,全球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十倍,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得地球能够养活七倍于以往的人口。

尽管中央计划型经济或许不再是让人信服的经济组织形式,但它在这场观念之争中的对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远未获胜。问题在于,定义资本主义的力量以及残酷市场竞争的力量,与人类天生对于稳定的渴望以及一些人对于文明的渴望之间,形成了冲突。欧洲一位著名政治家几年前极好地诠释了反资本主义的流行思潮。他问道:“什么是市场?它是弱肉强食之法则,是自然之法则。什么是文明?它是对抗自然之斗争。”尽管承认竞争的确能够促进增长,但包括这位政治家在内的观察者依然担心,为了实现增长,经济行为者的行事方式必会服从于弱肉强食的法则。于是,这些观察者选择放缓增长,来换取更大程度的文明。

然而,一些人眼中的文明行为(这些人认为野蛮的竞争行为是肮脏的),与多数人依然寻求的物质生活之间,真的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吗?长远来看,这种交换真的存在吗?举例来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由竞争型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资源,远远超过维持生计所需。而盈余——即便是在诸如美国这样最具竞争特点的经济体中——主要被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医疗、延长寿命,完善养老体系、建立全民教育体系、以及大幅改善工作环境。我们的市场经济令财富大量增加,而我们已利用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换来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

达沃斯热议贫富分化

当全球知名的商人、银行家和政治家们步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会议中心时,叮叮当当的锡罐敲击声刺激着他们的耳膜。一些当地的瑞士人正在进行抗议活动,标语上赫然写着:“我们是那99%。”

警察试图阻止这些噪音干扰论坛的讨论,但相关讯息还是传递了进来。甚至早在与会代表抵达之前,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报告就表明,在达沃斯代表们的心目中,今年最有可能造成混乱的风险就是“贫富分化”。

这是一个引人瞩目的转变。直到今年之前,贫富分化的问题压根儿就没有出现在“风险清单”之上,更遑论高居榜首。以往,达沃斯代表们所担心的是“资产价格崩盘”、“油价危机”、“自然资源短缺”或“银行”所构成的风险。

但周三的辩论,让人们明白了贫富分化问题何以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关注问题。贫富分化如今已成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讨论的议题,而除此之外,由于“阿拉伯之春”的爆发,社会稳定问题如今已提上重要日程。

目睹了中东地区发生的骚乱,出席达沃斯论坛的许多领导人想要知道,这种动荡局面还会出现在哪些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目前“99%”与“1%”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与会代表在贫富分化的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安永(Ernst & Young)全球副董事长贝斯•布鲁克(Beth Brooke)说。“但所有人都承认,那些面临中产阶层不断消失的国家会面临风险——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在如何应对贫富分化的问题上,人们缺乏共识。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秘书长莎拉•波罗(Sharan Burrow)呼吁企业进行彻底反思,她表示“当你面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这无疑是个坏消息……资本主义要想维系自身的存在……就必须更公平地分配财富。”

与此同时,对冲基金交易员出身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支持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推动财富再分配的努力,后者在周二晚间的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讲话中表达了这一意向。“我是认为有钱人确实应该多缴税的亿万富翁之一,”索罗斯说。

不过他承认,“在对冲基金领域,我是势单力薄的少数派,因为他们不愿意被课税。”

一些与会者警告称,把重点放在财富再分配上,有可能对政策造成损害。“从个人角度讲,我不喜欢这个方向,”一位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说。“我并不认为这将有利于增长。”

其他一些商界领袖则表示,他们愿意专注于更为积极的资本主义愿景。“应该有一种新的、更富同情心的资本主义,”特百惠(Tupperware)首席执行官雷克•格恩斯(Rick Goings)表示,“我们都必须学会如何包容。”

译者/怀川

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设计

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都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举行,已有42年历史。每年都有个宏大主题。它是一个精密的“议程设置“工程,用来测试该年度全球政界商界和意见领袖的脉搏和体温。

今年的主题是 “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 (大转型:寻找新模式)。对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这类主题很熟悉,是老生常谈,甚至有时空穿越的错觉。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30多年中,改革、转型和新模式这些用语,几乎独用于中国、越南以及前苏联、东欧一党威权国家向市场经济的演革过程,但很少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考和反思。1979年之后,中国由复出的务实派领导人邓小平主政,开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对转型的理解一直存有差异,但它已成为中国社会从上至下最恒久和高度认同的集体意识:不改革,中国别无出路。我们很少听到“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可能是基于一个共识或前提:彼岸以市场经济和选举民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实践,已在制度竞赛中胜出,已成型完备,进入长期的稳定。

这次看到达沃斯会议手册上“大转型:寻找新模式”的字眼,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年之后,面对欧美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达沃斯论坛——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信奉者和推进者,不得不思考改革了。长达五天的议程,有近300个分会场的讨论和活动。头天清早,第一场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我赶去旁听时,过道上已站满了人。

主持人问,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 开场伊始,他对在座的几百位代表做了一个举手民调。结果发现,将近一半在座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两成左右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余下的是谨慎的游离派。

五人嘉宾阵容,颇有象征意味:澳大利亚人巴罗(Sharan Burrow),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全球工会联盟(ITUC)的总干事长,国际工运最高领导人;金融界领军人物、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首席执行官莫尼汉(Brian T Moynihan);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让江(Raghuram G Rajan);私募基金——凯雷(Carlyle)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以及电信集团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总裁佛瓦言(Ben J. Verwaayan)。

每位嘉宾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工会劳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学界的,跨国服务业的。

达沃斯虽是资本主义大本营,但崇尚多元,也不惧争议。它每年都邀请不少工会领袖出席,80年代还曾邀请与铁娘子撒切尔斗法的英国煤炭工会领袖斯卡基尔(Arther Scargill)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斯卡基尔宣告说,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死亡。

坐在正中的巴罗女士率先亮明劳工阶层观点。她说,富人避税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游戏。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资本主义已失去方向;公司拥有有过多权力;金融业正将你致于死地。

“资方人士”佛瓦言立即反驳:“资本主义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向往的制度。它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这段话令我想起,中国80年代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也出现过同样的逻辑——共产主义理论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实施。)

Thursday, January 26, 2012

银行家=骗保者?

商界领袖正“大捞特捞”,二流的管理者在对股东和消费者“敲竹杠”。搞砸了企业却得到慷慨的奖励,这“让人们怒火中烧”。是时候对“裙带资本主义”说不了。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本不会是一个怨天尤人者。但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上支起帐篷,与“占领活动”的抗议者们为伍了。

又逢一年此时。伦敦的高端房产中介正在重新印制包装精美的售楼手册。金融城中的酒吧一次一次的购进香槟。银行家们排着队领取奖金。卡梅伦对这一切会带来什么政治后果感到了不安。

据说,今年银行家的奖金数目要比去年略低。然而,对于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大部分选民来说,这仍将是个天文数字。伦敦城存在于一个平行宇宙中。经济崩溃也好,让整个国家为银行的损失埋单也罢,抑或是其他所有人被迫降薪,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似乎理应忘记银行所需承担的责任。

卡梅伦对政治后果感到紧张不安是可以理解的。距联合政府警告称财政紧缩将是一项长期性任务,仅仅过去了几个月。疼痛将持续下去,直到2015年大选结束之后。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公开斥责“强盗资本主义”,这让他在政治上抢占了先机。这种优势是卡梅伦不愿让与这位工党对手的。

同样不愿意的还有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这位自由民主党党首自诩是联合政府公平议程的守护者。据说他正对腐朽的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批判,斥责这种制度所奖励的不是创建企业或是创造财富,而是投机行为。

好像是为了证明这不是一个非对即错的问题,由英国保守党议员组成的自由企业组织(Free Enterprise Group)向议会抛出了一连串批评。这些议员(全都是令人尊敬的资本家)哀叹,商业利益与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之间的联系已不复存在。他们警告说,当创造精神、勤劳工作和个人冒险同物质奖励割裂开来后,市场经济就失去了信誉。他们希望加强公司治理,并推行更加严格的竞争法则。

每一次民意测验和抽样调查带给这些政客的感受都是大同小异。名声远扬的英国中部地区选民,基本上已准备好面对恶劣的经济时期。他们虽不喜欢工资冻结、增税和削减开支,但他们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要想恢复公共财政的长期健康,必须有所行动。

他们忍受了这一切,却看到社会中一部分最富有的人拿到了“护身符”,这对他们是一种侮辱。富时指数成分股公司的董事们在短短一年内加薪了49%,可是,公司利润涨了这么多吗?银行家的奖金尤其触犯了民众的公平感。就如同钻福利制度漏洞的行乞者刺痛人们的公平感一样。民调分析者指出,如今,骗保者和银行家几乎被归入了一类人。

这并非民粹主义。客观地观察金融城,你会发现四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银行在面对经济动荡尤其是欧元区经济动荡时,依然脆弱得不堪一击。它们必需拿出更多的利润用于增强资本金。可实际情况是,凭借“大到不能倒”的保证,它们仍在依靠纳税人的补贴。并且,它们提供的贷款仍满足不了中小型企业的需求。

因此,令人不解的是,这些金融机构为什么还会派发奖金。数十亿英镑的资金(一点都没降)应被用于增加银行资本金,同时增加对企业的贷款。然而,在面对一种“理所应当”的文化时,这种逻辑完全不堪一击。

默克尔:别让德国承诺无法做到的事情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周三表明了她克服欧元区危机的决心,但警告说,外界不应要求德国提供它无法实现的过度保障。

默克尔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开幕辞中明确表示,只有当疲弱的欧洲经济体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增长并增强竞争力,同时确保其债务水平处于可承受范围内,欧洲才有可能恢复全球市场的信心。

她谈到,德国已准备好展示它的团结与互助,但“我们不想在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上作出承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周呼吁,为使欧洲主权债务免遭投机性活动的打击,应建立更为庞大的防御机制。作为回应,默克尔对将欧洲救助基金的规模扩大一倍甚至是两倍的要求是否具有可信性,提出了质疑。

她宣称:“如果德国在某些方面作出承诺,而当它自身遭受市场打击时,它又无法兑现这些承诺,那么欧洲的侧翼将会暴露无遗。”

她指出,解决方式之一在于通过更加紧密的融合来构建欧洲的团结,而不是仅仅依靠德国为疲弱欧洲经济体的债务提供保障。但各国须采取行动提高自身竞争力,并确保其债务水平处于可承受范围内,以此换取更大程度的互助。

默克尔传递出的这种毫不妥协的讯息——参与达沃斯论坛的其他许多德国代表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令其他代表感到了些许沮丧。此前曾有人希望,在为欧元区必要的调整过程提供更大资金支持的问题上,或者是对于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目前所扮演的角色上,柏林方面应会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在德国经济表现强势的情况下。

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论坛间隙的谈话中认为,德国应为欧元区的诸多问题承担责任。

“德国希望强制推行的紧缩政策将使欧洲陷入通缩式螺旋,”他向记者表示。“将一种无法承受的目标强加于各国,这将引发一种极其危险的政治变化。它不但不会使国家之间变得更加紧密,还会导致它们互相指责。”

为反驳这些批评,默克尔坚称,德国寻求的政策并不只是限于紧缩措施。她表示,“不仅仅是紧缩措施,还有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的结构性改革。”她提到,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眼下正在进行改革,而在这些国家的改革成果显现之前,她希望人们能有更大的耐心。

但南欧国家与德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南欧国家预计会发生二次探底,另一些则正在经历二次探底。但德国经济持续稳健,周三发布的德国企业信心指数有所增长。

针对德国企业的Ifo调查显示,本月初Ifo指数由去年12月份的107.3升至108.3,升幅高于预期——该指数之所以走高,原因在于德国企业对增长前景、而非目前形势的估计。

这一最新数据表明,德国将避免衰退,它还为德国央行的一种观点提供了佐证:经历了阴冷的冬日,德国经济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迎来反弹。

译者/薛磊

金门的昨天和今天

小岛金门见证了海峡关系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从炮击战场到旅游度假地,这里酝酿着复杂的经济和政治意味。

Wednesday, January 25, 2012

2012达沃斯:聚焦欧元区

达沃斯论坛是一个矛盾体。在每年1月底的几天,这个周边数小时车程之内没有大型机场的瑞士小滑雪胜地,都会迎来全球领导人、顶级银行家以及来自科学和娱乐界的一众明星。

在批评者眼中,达沃斯论坛是一个面向全球精英的乏味俱乐部。但其实,它一直都在关注一些影响到全球穷人的关键问题,比如食品和水安全,以及年轻人失业问题。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会提前数月安排好一系列广泛的论题,从经济、商业到艺术,无所不包,但一些临近论坛的突发性事件常常也会变成论坛议题。以去年为例,就在你以为全球要人的最大年度聚会将要忽略当时最具爆炸性的事件——“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时,突尼斯的新任领导人出现了,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并为中东的民主变革争取了全球支持。

在达沃斯,大多数真正重要的事情发生在“雪道”以外。尽管许多预先设定的讨论听起来或许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英国保险公司保诚集团(Prudential)首席执行官迪德简•蒂亚姆(Tidjane Thiam)和前美国财政部(US Treasury)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将讨论“得与失:紧缩下的繁荣”;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盖瑞•柯恩(Gary Cohn)与著名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将讨论“大银行——救赎还是诅咒?”——但私下组织的讨论和即兴的一对一辩论,对于此次论坛而言同样重要,或许甚至更为重要。

这使得人们无法预知2012年讨论的方向。但出席者都相当肯定,有一个主题必将成为重中之重。

“焦点只会是一个:欧元、欧元、还是欧元,”咨询公司Oliver Wyman的合伙人达维德•塔利恩特(Davide Taliente)说。

此次论坛将有多大的影响力和决定性意义,取决于谁会参加。早先已经确定的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将出席论坛。但往往在最后一刻,会有出人意料的参会者现身。

总部位于伦敦的对冲基金公司Algebris的创始人达维德•塞拉(Davide Serra)估计,所有核心人物都会到场,论坛将提供一个机会,让人们最终设法控制欧元区危机、停止内斗。“关键主题必定是:法国、德国和欧洲央行是否已经达成一致,要制止这场欧洲的制度性灾难?”他说。

但在经过了旨在解决危机的漫长努力之后,一些世界经济论坛的“老手”们对能否实现突破表示怀疑。

“你永远不能指望在达沃斯达成决议,”以新兴市场为业务重点的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的首席执行官冼博德(Peter Sands)说。

塔利恩特表示,实际上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达沃斯论坛可能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相反却会加速不良气氛的蔓延,从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如果在达沃斯论坛期间,意大利债券拍卖失败,那将是灾难性的,”他说。

同样,围绕私人部门债券持有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自愿减记所持希腊主权债务投资的旷日持久的讨论——以及意见分歧——也可能左右人们的情绪。

在过去几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会议日程很大程度上被全球金融危机所主导,尤其是应该如何改革银行监管、以保护世界不受银行破产的影响。监管仍然是当前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在欧洲。为了应对银行所持的欧元区政府债务敞口,主管欧洲大陆各国监管机构的欧盟银行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简称EBA)已经要求各银行在6月份之前,将资本水平总体提高1150亿欧元。

中国高层缺席达沃斯

由于今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EF)恰逢中国农历新年,中国打破了30年的传统,首次不派高层官员出席。

北京方面去年初曾与达沃斯组织方接洽,提议今年的论坛提前举行,以便中国高层官员能够出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问题专家李成(Cheng Li)表示:“你能想象这样一个论坛在圣诞节期间举行吗?更重要的一点是,如今无论哪个国际经济论坛,没有中国的身影,都会令人尴尬——不是让中国尴尬,而是让论坛组织方尴尬。”

中方出席此次达沃斯论坛的代表包括曾多次参加达沃斯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以及香港特首曾荫权(Donald Tsang)。

1979年,刚刚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经济论坛。此后,中国一直派出副总理级别的官员、甚至总理本人出席。

在2009年1月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了主题演讲。当时,全球融资危机愈演愈烈。在那次讲话后不久,中国很快出台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

观察人士表示,今年中国高层领导缺席达沃斯,反映出北京方面对国内问题的专注,尤其是在十年一次的最高领导层换届之前。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专家郑永年表示:“今年的政治意义尤为重大。与美国从政者一样,中国领导人的一切工作都将围绕着国内政治展开。”

译者/何黎

Monday, January 23, 2012

我为什么不羡慕台湾

FT中文网编辑,

读了《台湾为什么叫我羡慕》一文,我想说,我不羡慕台湾。请注意“我”不是“我们”,我只代表我自己,不敢厚颜代表某个群体。

针对上文作者的观点,我一一回应:

1、言论自由——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哪怕有也不在台湾。台湾人都承认,在台湾只有台独的言论自由,没有统一的言论自由。我感觉到我的国家正在慢慢完善我们的民主制度,上述文章作者观点言论的发表,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2、服从法律——反党是个什么罪?我从未听说。另外,台湾也是有警车开道、潜规则和贪腐的。国民党若是没当选,阿扁估计还是很多人的偶像吧。

3、公开透明——政治从来都是虚伪的,直来直去的政治显得幼稚,你看到的只是表面。

4、选票说话——台湾的选举像一场奢华的闹剧,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作秀讨好选民,最终当选者还是成为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言人,执政之后打压另一派别进行内耗,在野党不断拉执政党后腿,一边想方设法东山再起。还是那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五、党派竞选热热闹闹,选民生活平平静静——台湾被美国捧为民主模板,但台湾民主是个四不像,时不时上演泼妇打架戏码,蓝绿民众对立,怎谈和谐?

匿名读者

Sunday, January 22, 2012

农民工姜红明的回乡路

1月13日晨,当从温州返乡的民工姜红明走出阜阳火车站时,顿时被眼前的阵势吸引。

姜红明家住阜阳市阜南县,阜阳位于安徽西北部,人口过千万。当地公开数据称,外出务工人员近300万,多通过火车往返,阜阳火车站也因此知名。阜南县则因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闻名中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总结出“王家坝精神”,现已成为阜阳的城市精神。

“最早回乡时没人关注,渐渐地多了欢迎条幅,再后来有了志愿者,但是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姜红明每年回乡一次,他如此总结20余年回乡的感受。

当日,当地政府在火车站广场举行2012年“接您回家”春运接站活动,来自该市下辖的五个县(市)的30台大巴车,免费送返乡民工至所在县城。

当地主政者亲自主持,十余政府部门参加活动,处处可见的欢迎条幅,让姜红明们感到受宠若惊。

直到登上免费大巴踏上回乡路时,姜红明才回味过来:到家了,火车的拥挤已成过往,以前下火车后发愁如何到家也成为过往。

在阜阳极度重视农民工的背后,是该市迫切需要返乡民工带来的技术、资金、先进理念,以推动经济升级发展。

姜红明今年39岁,妻子徐丽比他小2岁,两人都属于村里的“打工第一代”,均是十六七岁时便外出务工。1998年,他们结为夫妇后,便开始了共同的打工生涯。

北上至北京、南下至广州,夫妻两人在老乡们的口口相传中,用脚投票,不断变换打工地,追逐着回报最高的地方。

2007年,他们来到温州,在一家鞋厂做鞋。今年鞋厂还没有放假,徐丽就开始打包回家的行李。她用“迫切”来形容自己回家的心情。自2011年阴历初九离家至温州,她已经整整一年没见两个孩子了。

2012年的第一天,姜红明就用电话购票的方式,购买了两张1月12日的火车票,让夫妻两人庆幸的是,车票还有座位。打点了三大包行李,准备好送给两个孩子和双方老人的新鞋、新衣服,姜红明、徐丽夫妇踏上返乡路。1月12日上午11点,姜红明夫妇乘坐火车返乡。车厢内人很多,不少人被堵在了车厢过道里。温州至阜阳相距1333公里,在硬座上颠簸了20个小时后,1月13日早晨7点30分,他们抵达阜阳火车站。

姜红明夫妇的老家并不在县城,而在阜南县王堰镇季郢村,下了火车,要倒三次车才能到家。第一次倒车是从阜阳火车站到阜南县城,每年他们都是先坐40多分钟的公交车到阜阳汽车西站,再从汽车西站坐50多分钟的汽车到阜南县城。仅倒车就需要近两个小时。

当在广场巡逻的交警告诉他们,今年有免费的大巴送他们去阜南县城时,姜红明有点不敢相信。

此时,在火车站临时停车场上,来自五个县市的30台大巴车已经各就各位,整装待发。阜南汽运集团的6辆大巴车整齐地排列在停车场南侧。车头悬挂着大红彩绸,车身裹着“我们接您回家过大年”的字幅。志愿者将姜红明夫妇安排在阜南县6号大巴车上。

上午9点10分,满载43名打工者的6号大巴车跟随车队出发了。从阜阳火车站到阜南县汽车站,40多公里,车程1小时20分钟,在志愿者和打工者的一路欢歌中,他们抵达阜南县城。

上午10点50分,他们乘农线车回王堰镇,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天气有点阴,道路两边一片片灰绿的麦田,将大大小小的村庄连接在一起。光秃秃的白杨树,一排一排地矗立在远方,让冬季的村庄更显萧条。

姜红明说:“今年的麦子长得真好,但是靠天吃饭哪里是个办法。现在外出的越来越多了,村子没以前热闹了。”在阜阳农民,立起了越来越多的楼房,里面却空荡荡的,毫无人气。当地人挣到钱之后,喜欢盖房显示成就,不过由于一家都在外打工,不少楼房空置。为了防盗,甚至有人用砖和水泥将门封住,多年后回家时再砸开。

当日中午12点,他们在王堰镇镇政府下车。从这里到他家的3里路,需要徒步。路不好,全是土路。

离家还有一段距离,徐丽就大声地喊起了一个男孩的乳名。两个孩子奔了出来,女孩的个头比徐丽还高。穿着红毛衣,留齐刘海的徐丽摸着女孩的脸,责怪她:“看看脸冻成什么样了,也不穿件好看的衣服。”

一进堂屋,两个孩子就争先恐后地翻看父母给他们买的新衣服。女孩儿一边比划一边说:“以后我也去城里,城里的衣服真好看。”男孩儿突然问爸爸:“今年陪我们过十五吗?”

姜红明笑着答应了。按照计划,他们过了大年初八就得返回温州,虽然他们并不想走那么早。

而在此时,阜阳正准备举办农民工招聘会,本地企业将提供数以万计的岗位。留住熟练工,服务当地发展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事情。与此同时,招聘会还将推介创业项目近百个,为返乡民工自主创业提供选择。

吃完中饭,姜红明和徐丽商量:“要不咱们也去招聘会看看,找个离家近的工作,不走了?”徐丽看了看孩子,点了点头。

Saturday, January 21, 2012

中美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对比

近日据媒体报道,中国将另辟3000亿美元设立两只主权基金分别对欧美市场进行实体投资,以获取更高的收益。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简称OFDI)的表现作一分析,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人士的注意。我们的结论有两点:第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回报比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回报要逊色很多;第二,之所以逊色的原因并不是中国所投的区域回报率低,而是因为中国的具体投资项目回报率差。这里,我们提到的回报率指的是名义回报率,并未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先看中美对外直接投资回报率的比较。通过中国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情况的对比发现,在2005年到2010年六年间,两国OFDI收益率的波动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步性。比较六年间的两国实际收益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差于美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年回报率为7.8%,而美国同期平均数为11.9%。而且,中国对外投资收益率的逐年波动却较美国更大。

表现不佳的原因何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不佳可能有其客观原因,比如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从而造成了一方面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而另一方面一些投资项目还处于初期,尚未进行到能够获得稳定收入的阶段。

除此之外,是否中国投资的区域是低回报区域而美国投资的区域为高回报区域呢?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构建OFDI参考收益率来解释这一问题。该指标体现世界各国直接投资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直接投资资产平均表现,以此说明该区域的投资回报情况。通过中美两国各自的OFDI收益率和OFDI参考收益率的比较,我们发现,和实际的投资情形相反,中国所直接投资的区域回报远高于美国投资区域的回报。

上表中描述了中美两国2005年至2010年六年间对各区域的直接投资地情况,表中记录了两国投向各区域的直接投资存量在总存量中所占的份额和收益情况,并构建了参考收益率。由于两国在各地区内各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不同,所以计算某区域的参考收益率时各国所占权重不一样,中美两国在各地区的参考收益率也存在差异,但大致相若。平均参考收益率从高到低为:非洲 > 拉丁美洲 > 亚洲及大洋洲 > 北美及欧洲,这一排序与最近几年资源价格的总体上升趋势有一定的关系。

首先,从参考收益率的对比来看。中国有6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资产都在香港,所以参考收益率中香港的权重较大,各国在香港的直接投资平均获得了9%左右的稳定收益。受其影响,OFDI参考收益率在9%到10%的区间附近波动;而美国将一半以上的直接投资都投向了欧洲各国,由于这些市场风险相对其他市场而言风险较小 (指欧债危机前),比较成熟,且竞争激烈,投向欧洲各国的直接投资普遍回报不高,所以参考收益率也比较低。中国的OFDI参考收益率比美国高2%-3%,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直接投资投向了风险更大的市场。

其次,收益率和参考收益率的对比而言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表现恰好相反。通过与参考收益率的对比,相对于平均的投资表现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表现不佳,在有数据记录的大部分时间内低于参考收益率。而美国获得的收益率则高于参考收益率约3%。美国大部分资产都投向了风险较小的市场,却获得了高于参考收益率的回报,对外直接投资显得更加有效。

“海漂”回家日记

12月31日

又长了一岁,给家里打电话。照例,一到年底,爸妈就会开始烦今年我该怎么回家。

现在想起来,自从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来“海漂”,每年回家过节都像是吃苦冬令营。2008年是大雪,上海虽然没有广州那么夸张,没被困在火车站,可到路上走走停停,到家也已经是年初一下午。前年,在火车站和一个同学轮班,排了整整十个小时买票,还只是买到一班半夜加班车的站票,站了13个多小时到吉安,结果一到家就感冒了,整个正月都在发烧。去年比较走运,有一个老乡突然公司有事回不去了,把票子卖给我,虽然挤了点,但是总算准时到家,吃到了年夜饭。而今年,这条路也断了,哪怕谁有票想卖给我也不行,该死的实名制,杀敌一千,自伤八百。

1月5日

今天铁道部春运订票网站上线,昨天晚上把闹钟定到6点。原来还做梦订好票可以再睡一会回笼觉,现在看来真是错误估计了形势,中国的网民太多了。

裹着被子下载了“根证书”,好不容易注册完了之后,居然半天打不开购票页面。一开始以为是家里的网速烂,赶紧穿衣服换鞋跑到公司去试试。

还不到7点,居然已经有人在了,而且是平时一直迟到的胖子,不过看来他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已经进了支付页面,但是却始终确认不了,他盯着电脑屏幕的眼睛已经有点呆滞了。

居然和我抢跑道!赶紧打开电脑,悲催的是,杯具又重演了一遍,网页还是打不开,心里不由得开始抱怨老板怎么不把网络升级一下,还号称是网络公司呢,秒不到淘宝光棍节的半价汽车就算了,秒不到回家的车票才是要人命呢。

今天一天都没有精神。

1月6日

胖子今天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昨天晚上在家不间断地刷了3个小时,终于买到回家的票了,虽然是站票,总比没有好,还嘲笑我没买到票是“人品问题”。胖子老家在湖北,上海一天有20多班车去武汉,往年去代售点都能买到,这次居然也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越没心情做事越是事情多,当中还出了点小差错,一直弄到晚上11点,要过年了也不让人好过。不过反正也晚了,既然胖子说他是在晚上订到的,那么就在12点结束前再试试手气吧。没想到今天的人品居然还不错,登录还算顺利,查询页面也进了。但杯具又发生了,不仅是去吉安,连南昌方向的临时加班车都已经抢光了!吐血。

1月7日

去火车站北广场试试运气,实在网上订不到票,最坏的打算就是来这里排提前5天的票了。看着黑鸦鸦一片的人群,想起前年排了十多个小时的“壮举”,真是佩服当时自己和同学的乐观精神,现在我可再没有这么大的耐心和这么好的体力了。再说新闻报道过,有些车次少的线路,早上三四点钟来这里排在第一个都没有买到票,想想对那些不会电脑的人真是不公平。幸亏当年爸妈连打带哭逼着我复读,最后勉强考进一个二流大学的计算机系,否则我到现在肯定还是个电脑盲,想在网络上订票都不会。没办法,只能回来继续到网上碰运气。

一个老乡打电话告诉我,他电话订票订到了。于是一边打电话一边继续刷屏。一天下来还是无果,泪奔。

非法的吴英与“合法”的贪腐

上周(12月18日),又有一位民间金融业者受到了惩罚。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28岁的吴英死刑。据法院公布的资料称,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非法集资人民币77339.5万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426.5万元。

吴英并不是近年来第一个因非法集资被判死刑的女性。2009年1月,44岁的浙江省丽水市“小姑娘”杜益敏,因集资诈骗罪终审判决死刑。在去年的一篇FT中文网的专栏中,我曾写过《“小姑娘”或可不杀》,认为诸多“小姑娘”悲剧的一再出现,是在现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发生之制度性悲剧。

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小姑娘”和吴英们的行为竟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

近年,在研究百年企业史的过程中,我常常踯躅在“合法与非法”的悖论之间。如果将民间的经济犯罪与那些上层的贪腐现象相对比,甚至将得出一些很独特的结论。

比如1940年代末国民政府垮台前的孔宋家族是出了名的贪腐之类。可是,一直到今天,宋氏后人仍然坚决不承认宋子文是一个贪官,因为他没有贪污行为。对此,与宋子文共过事、当过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和台湾省省长的吴国桢在《吴国桢的口述回忆》一书中有过很精妙的描述。他讲道,如果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来说,孔宋的豪门资本所做的一切确实没有问题,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订的,这是因为他们有影响力,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做的。比如,当时没有人能得到外汇(因申请外汇需要审查),但他们的人,即孔宋的人是控制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所以就能得到外汇。每个人都得先申请进口必要的货物,但他们却有优先进口权,因此,尽管他们的确从中国人民的血汗中发了大财,但一切仍然是合法行为。

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他的话很平实,却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

用这段话我们可以解释80年代的官倒现象。那些能够拿到“计划内指标”、“官价外汇”的人们都很难用非法来定义,因为,他们或者他们的血缘亲朋正是那些制订政策的人,利益是通过一条完全合法的“渠道”输送出来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明白90年代的“庄家经济”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些能够弄到上市指标的人,那些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人,其背后往往有一个握着政策权柄的人,用吴敬琏的话说,他们是有权利看别人的手中牌的人,所以他痛斥中国股市连“有规矩的赌场”都不如。

这样的贪腐实在很难发现,我们只要用手指扳一下就明白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几个“官倒”或“庄家”被绳之以法了?如果有的话,大半是“狗咬狗”被清扫出局的,而且这些人被判刑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官倒或当庄家,而是“生活腐败”、“收受贿赂”甚至充当“商业间谍”等等。也就是说,高级别的贪腐似乎从来没有被真正惩处过。

巴黎装点门面迎接中国人

一年一度的中国春运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过,汹涌的人潮不仅淹没了中国人的返乡路,也蔓向欧洲,而困境中的欧洲经济正想借此机会赚上一笔。

巴黎的两大机场都已装点一新,等待中国游客的到来。

机场运营商巴黎机场(Aéroports de Paris,简称ADP)计划在其奥利(Orly)和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机场,为中国游客安排一场奢华的“迎宾礼”,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这是它迄今为一国国民举行的最盛大的欢迎典礼。

尽管巴黎在无礼方面的名声(一个广为流传的例子是,街上的年轻小伙拒绝用英文为游客指路)不亚于它的世故雅致,但举行这样的迎宾礼似乎是明智之举,因为中国人是法国商品买家中最大方的。

去年,一位不满足于只是购买波尔多葡萄酒的中国珠宝大亨决定,买下一整个葡萄园,包括园内一座建于15世纪的庄园。另一位大款对凡尔赛宫入了迷,于是用进口的材料在家乡复制了一个凡尔赛宫。

ADP计划用中国农历新年的装饰品装点两个机场,并安排许多讲普通话的工作人员在机场服务,为到达的中国游客送上微笑和装有APD总裁皮埃尔•格拉夫(Pierre Graff)写的欢迎卡的红包。

对中国游客的VIP服务不仅仅如此。广播消息将以普通话和广东话播报,中国乘客将收到免费的旅游指南,购买特定奢侈项目将享受折扣,甚至有中文的规划旅游路线的手机应用程序(有iPhone和Android两种版本)可供下载。

ADP发言人告诉beyondbrics专栏,ADP甚至给非机场工作人员(如警察、清洁工)都发放了指南,提醒他们“注意”文化敏感问题,以提高服务质量。此外,还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来观察中国人的行为。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确保用双手递还信用卡(在刷完卡以后)和文件,而不是用单手,”这位发言人说。“考虑到过去5年里中国游客数量的稳步攀升,我们决定开展这个项目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中国政府一直(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努力规范游客行为,发布了游客指南,规范随地吐痰、插队、吃饭时啧啧有声、或在不允许还价的商店里讨价还价等行为,但巴黎人和其他地方的法国人也在努力适应中国人。

根据欧睿信息咨询公司(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最新的行业趋势分析报告,法国是中国游客欧洲游的首选。2010年,有91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去法国旅游。除巴黎以外,法国南部的薰衣草田也是热门景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一部中国电视连续剧曾在那里取景。

据欧睿数据,中国游客在法国的消费总额也远远超过了在欧洲其他国家——总额达3.75亿美元。中国游客热衷于购物,在购物(特别是奢侈品)方面比在酒店和餐饮方面更舍得花钱。事实上,来巴黎游玩的大多数中国游客其实都会住在价格更便宜的郊区。

法国独有的浪漫气息和历史氛围,以及丰富的奢侈品和高质量的商品,显然对中国游客有很大吸引力。但欧睿警告称,法国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在吸引中国游客方面,欧洲国家面临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竞争,同时还有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竞争。因此,欧洲国家应该在中国推销自己,以保持它们一贯的吸引力,鼓励中国游客从荷包中掏出更多钱。”

所以,中国可能还是会拯救欧洲的,只不过不是通过债券市场,而是通过中国游客带走的一件件行李。

译者/何黎

2012:中国眼中的美国与世界

2012年,中国对美国的感知,与他国对当今美国的认识恐怕相差无几,即美国正处在四大困扰之中。

其一,全球化时代,美国与西方的金融力量在重组世界制造的同时,也在逐步抽空美国等国的国内制造业,造成这些国家难以挽回的就业流失以及与此相伴的财富分配更加不均。

其二,美国的生活与消费方式已长期预支其财富与繁荣,因此造成其民众与国家惯见的财政赤字与日益高涨的国家债务,这已严重影响美国的经济健康与它对世界的政治影响。

其三,美国因政治内耗而难就财政平衡达成共识。受选举政治的压力,美国两党在财政平衡问题上既难以就增税开源达成一致,又难以脱离各自党纲就优先节流项目取得妥协。

其四,美国周期性的对外扩张虽已进入新一轮的全球收缩,但其国家政治基因和利益诉求使其无法接受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现实。美国面临重大困难但仍寻求世界主导,不免力不从心,因此引发的内外矛盾还将继续耗损国力,加速世界格局发生变化。

上述四方面问题,有些是时代使然,有些为美国独具。全球化引起的世界制造业重组,并非美国独有现象,因此引起高失业和分配不公加剧是当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通病。西方福利制度正给其财政平衡带来严峻压力,公共开支失控也绝非美国一家,而竞选政治恰使增税节支难以取得共识。属美国独家之怪的,则是美国的超高开支。美国为此长期高度透支,使国家肌体深受侵蚀,其来源就是美国主导世界的独有定位。

如果说在冷战期间世界处在两极对立,美国的成败得失更多与其盟国的利益发生正相关,那么当今美国面临的复杂局面,很多是它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互动的必然后果。

发展中国家开放劳动力市场,中国也放弃自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无法克制逐利冲动,而新兴市场本身既无意图也没能力学习西方曾经使用过的“炮舰政策”以胁迫外资涌入。即使他国本币被刻意低估,但美国政府并未因此禁止本国资本投向他国,而是在支持美资在他国获利的同时,通过其他手段来调节与他国的经贸关系。

可以说,在支持美国资本海外逐利与保护本国民众就业的平衡中,美国两党总体都倾向前者,至多只是采取象征性措施,安慰本国失业人群。

美国惟利是图,使其获得巨大的短期收益。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目前并未消耗世界最多能源,而在获得最多财富的同时,它将伴随经济发展的环境负担留在了世界各地。美国即使在过去的年代发动了两场战争,它仍经济将近增半,而其新增的零头几达中国经济总量,尽管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了三倍以上。

但是,美国无法摆脱的经济短视,又使它以最快速度培育起自己的竞争者。过去十年中,以美元计算,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美国十倍,经济规模已从美国的10%增大到40%,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已从美国的近1/20缩小到1/7。中国的快速崛起,虽本质上源于中国开放和民众劳作,但若无西方对华投资和技术转移,若无西方开放市场,也断无可能。如今美国虽仍对中国等新兴市场拥有相当的综合优势,但其领先程度已今非昔比。担心中国的走向,担忧受到局部挤压,尤其是担心受到不当竞争,正日益成为美国的焦虑。

Friday, January 20, 2012

2012投资策略:审慎之年

增长乏力,危机四伏,2012并不是乐观的投资年。FT专栏作家约翰•奥瑟兹为你透视经济长线格局,其中最重要的建议则是“保持审慎”。

面试的最佳时机

马上要接受一连串面试的我,想尽可能地增大自己被录用的几率。我是该要求头一个接受面试,还是该要求最后一个接受面试,抑或是排在所有面试者中间?是要求在上午接受面试比较好,还是在下午接受面试比较好?是在一周的开头接受面试比较好,还是在一周结束的时候接受面试比较好?有没有什么证据来佐证相关的答案?相关研究又是怎么说的?

伦敦金融城职业咨询服务公司Career Balance的董事总经理西蒙•布鲁姆(Simon Broomer)说:

我们有些人在一天之中会有状态“好”的时段和状态“不好”的时段。设法把面试安排在你状态比较好的时段,因为这时候你通常会比较机敏、比较积极、活跃。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最好的时段,比如说,我显然是上午的时候状态最好。

如果你要去面试的是一个你真正想要的工作,那么就设法推掉所有其他事情,决不能以这些事情为中心来安排你面试的时间。某个工作会议或许重要,但如果它会妨碍你获得下一个工作机会,那它就不重要了。

你还要记住,在清早,面试官的注意力很可能会比较集中,而到了快下班的时候,他们的精神会比较分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已经面试了一大批人。

为了保持清醒和机敏,我建议你在面试前不要吃太多东西,如果你平常喝大量咖啡,这个时候也要少喝一点。我们的许多客户都有工作要做,所以,如果把面试安排在快下班的时候,届时他们可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在当今的就业市场上,如果所有应聘者都面试完要花几天时间,那么你就应该设法尽早接受面试。企业如果在互联网上张贴招聘广告,并采用在线申请程序,往往一个职位就会收到数百封求职申请。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例子:一些企业决定不再过早面试或查看新收到的申请,因为他们已经积累了大批候选者,可以从中挑选。

面试官们往往会利用头个面试来帮助理清面试流程,所以他们会安排实力较弱的应聘者头一个上场来“练练手”。在这个阶段,他们作判断时也会更为慎重,不过,排在最前面的面试者的优势在于他们比较容易被记住。

轮到排在最后的面试者上场时,面试官们已经很累了。但这个时候你的优势是能够成为他们最新的记忆,你有机会让他们忘掉其他面试者。

我个人觉得,面试的次序以及在一天或一周中的哪个时间接受面试,关系并不大。你认为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状态最好?

我会着重其他方面。在面试中,你要在多个方面谨慎地表现你自己,包括你的专业性,你适合这个工作,你的能力,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要让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认识(并喜欢上)了你这个人。尽量让面试官记住你,当然,要以正确的方式。

专为董事会成员和高管提供培训、指导和咨询服务的Iddas公司的董事长海伦•皮彻(Helen Pitcher)说:

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但有许多从坊间经验衍生出来的“都市神话”。

在面试中实际上是双方在互动,也就是你自己和面试官。对于控制后者,你基本上做不了什么。但你可以控制好你自己。

面试官在上午还是在临近黄昏时状态比较好,这是个未知数。但稍微想想,你就应该能够知道你自己的“最佳时间”。

中国部分省市为何淡化GDP?

自1月5日自河北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开幕后,2012年中国地方“两会”陆续拉开大幕,从8日到13日,中国有20余个省份集中召开地方“两会”。从地方“两会”中传递出的信息显示,多个地区一改以往“以GDP快速增长为纲”的发展思路,部分经济大省甚至下调了2012年GDP增长目标,以往备受关注的GDP增长目标正在逐步被淡化。

经济总量居前的广东颇具代表性,“十二五”时期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以上。8%低于广东“十一五”GDP增长9%的预期目标,更低于“十一五”期间12%的实际年均增速。上海和北京也不约而同将2012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8%,均低于两地“十一五”期间年均11.1%和11%的经济增长率。

回顾历史,从1985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GDP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以来,这个指标就成为衡量经济建设成果、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不二选择。随着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GDP这一概念被不断的炒作、包装和狂热崇拜,“唯GDP论”的提法在各地都甚嚣尘上。人们不禁要问,为何GDP不再是政府的宠儿?GDP被看淡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在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和中国当前大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紧密相关的。在中国这个“温和的巨人”即将迎来最高权力交接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当口,地方顺应中央的思路,在战略方向上做出相应的调整是自然和必然的。

首先,今年地方“两会”是十八大之前的最后一次两会,形势十分微妙。地方政府的表态,表现出明显的紧跟中央的特点,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在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为今年国家经济发展定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从以往的“保增长”到如今的“稳增长”,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中央对经济增长由“快”转“优”的期待跃然纸上。另外,被高层反复强调的“调结构”和“促民生”破题之法在于扩大内需,而中国的经济过去则是很大程度依赖外部拉动,从外需转向内需,对于如此庞大的一个经济体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需要牺牲一定的速度作为代价。地方政府要获得政策优惠,摸清中央的“脉”,赶得上形势的“点”尤其重要,因此在权力过渡时期大部分地区必然会紧随上层的步伐,赢得政治上的加分。

其次,在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过热的经济表象之下潜藏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下行阶段会逐渐暴露出来,影响未来的健康发展,所以化解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势在必行。土地出让、银行信贷、地方平台等手段的效力这两年都基本被掏干了,地方财政开始变紧,面临着巨大的偿债压力,使得地方不能像过去一样去铺摊子、上规模、抢市场,大干快上了。客观的说,地方政府这两年折腾得够呛,现在降低GDP目标,也能喘口气。但问题是,降低了GDP增速,搞民生建设也是花钱的事,地方政府还要去筹钱。对于钱袋收紧的政府来说,可想的办法不多,一方面要挖空心思开源,一方面砍掉一些次要项目以保障资金来源也许是条出路。

而且目前的一些新情况,令地方政府即使只打算“守成”也并非易事。用工成本快速上涨导致的人口红利消失,资源浪费严重造成的原材料枯竭和能源紧张,城乡要素无法自由流动造成的劳动力外流,以及欧洲经济低迷造成的外贸持续下滑等不利因素重叠交织在一起,也成为拖累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些问题的产生积年累月,其解决也不会是短期之功,地方政府必将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去应对“转型”的历史重任,降低在单纯增长上的要素配置。广东省就是个明显的例子,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广东不想和其他省份再打经济仗,首先要把结构调整好,保持总量位次不变是战术胜利,保证转型升级成功才是战略成功。

中国改革不能止步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政府是穷人的救星,而自由市场则会危害社会。然而,60年代末被下放到内蒙古农村接受再教育时,我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狂热掩盖了我们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这正是我要讲述的中国故事的开端。

作为一名企业领导,我亲身经历了过去30年的改革,对中国必须应对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后期阶段——我们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与那些具备成熟市场体制的国家大不相同。

即使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我们的辩论仍围绕着以下问题:这样的成功是政府控制的结果,还是自由市场的作用?对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将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自由市场改革,还是就此结束历时30年的转型?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摩擦是源自于市场改革本身,还是改革进程中的瓶颈和倒退所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究竟是一种已实现目的的转型安排,还是一种应进一步深化的创新?

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民主政府由于受到选民偏好和党派斗争的束缚,可能会牺牲效率、或是做出过度反应。现代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并不总是理想的搭档。然而,世上没有乌托邦,也不存在完美的体制。这些体制能否自我维系、并为社会所接受,关键在于它们能否避免犯重大错误、具备纠错机制,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历史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曾寻找过现代市场体制的替代模式。主要的两项试验是苏联时代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和“东亚模式”,前者是毛泽东时代中国计划经济的基础,而后者则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为代表,这种模式在日本和一些东亚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

上世纪30年代,当西方经济体陷入“大萧条”之际,列宁-斯大林模式推动苏联经济迅速增长,在经济学家中间引发了热议。三、四十年后,日本模式引起了另一场热烈的辩论。然而,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两种模式的失败。前者是一种僵化的模式,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竭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后者则导致价格扭曲、资源错配和官商勾结。

现代民主和市场体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它们仍然是可行的,而且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选择。

那么,这带给中国什么教训呢?中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的进程,随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转而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使中国经济得以避免崩溃并迅速增长。在转型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尚不发达,政府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产生了与东亚或日本模式类似的政府主导型体制。如今,这种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应该摆脱特殊利益团体的掣肘,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

当前有两项任务必须完成。第一,政府必须把重点从发展经济,转向完善法治和提供公共服务。第二,经济体制必须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则发挥监管的职能。

要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必须废除各类经济和市场活动的审批程序(有必要实施监管的行业除外)。必须停止干预市场价格和交易,逐步废除对土地、劳动力、能源、矿物以及资本价格(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政府必须改革垄断企业;对国有资产实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改革税收制度,以全面落实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此外,必须增加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

经济危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蔓延,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未来命运产生了怀疑。然而,中国的故事并不能成为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理由。相反,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是由于实行市场改革的缘故。要继续前进,中国现在必须转变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朝着建设自由市场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这是一项未竞的使命。

注:本文作者是博源基金会(Boyuan Foundation)理事长秦晓,此前曾担任中国招商局集团(China Merchants Group)和招商银行(China Merchants Bank)董事长。

译者/何黎

Thursday, January 19, 2012

IMF计划增资五千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请求其成员国提供5000亿美元额外资金,以帮助应对全球纾困需要。IMF称,今后两年期全球对纾困贷款的需求将达1万亿美元。

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本周早些时候向该机构的执行董事会介绍了上述估算,这些资金最有可能的来源是自愿性的专项贷款,而不是要求IMF所有成员国都贡献。IMF目前拥有3870亿美元可随时动用的资金。

在有24名成员、代表IMF股东国家的执行董事会召开上述会议后,拉加德表示:“我乐见各方认识到这样一个重要性,即要确保IMF拥有充足火力,以帮助化解当前全球经济的弱点和地区性挑战。”

拉加德补充说:“为此,IMF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将在具备足够保障措施的前提下,探索各种增加IMF火力的选择。”

熟悉IMF执行董事会讨论的人士表示,美国已排除增加贡献金额的可能性,并对这一请求持极大怀疑态度。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和巴西,则比较支持,尽管它们强调欧洲在出资自救方面应当带头。英国持中间立场,欧元区国家则对该提议最感兴趣。

尽管IMF人员并未说明在1万亿美元的总需求中,各地区将分别占到多少,但欧元区很可能占到额外纾困的大部分。额外的1万亿美元,将至少足以承担面向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适度规模的放贷计划。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目前都在苦苦支撑,以求维持偿债能力。

由于IMF需要保留一定的现金缓冲以便随时动用,因此要想增加5000亿美元的火力,IMF成员国将不得不贡献6000亿美元。IMF表示,欧元区国家近期承诺向其提供的大约2000亿美元,将构成这次增资的一部分。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IMF中国部前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IMF正在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力求将自己转型为一个资金雄厚、可信的债主,一个针对深陷经济困境的经济体(无论其规模大小)的纪律执行者。”

各国对IMF贡献的资金,通常预算成本为零,因为这些贡献在本质上只是把国家储备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同时IMF成员国还能从各自的贡献中得到利息。新一轮融资很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

专项贷款不会立即影响相关国家在IMF的投票权(这种投票权是由另一套贡献程序决定的),并将由各国酌情提供。上一轮此类贡献是在2009年,当时筹集了大约5000亿美元,用以抗击全球金融危机。

近期,美国政府在增加本国贡献金额一事上在国会面临激烈反对。美国政府此前曾表示,IMF资金充足,但最近又说,该机构获得更多资金将是一件好事,同时强调称美国本身不会增加贡献金额。

英国政府也身处一个棘手的处境,无论是保守党内,还是反对党工党,都反对为了资助欧元区的纾困行动而增加本国的贡献金额。

译者/和风

荷兰性教育的启示

我在荷兰长大。当我12岁的时候,一位女士来到学校给我们上性教育课。她头发花白、面容严肃、不苟言笑。我还认得这种样子:我祖母当年就曾在我妈妈的学校教性教育课。

我们这些教室里的男孩女孩都有些尴尬。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很好奇:这位女士能教我们什么呢?我们在小学已经学过了所有关于性方面的知识。那位女士的开场白是:“我不会教你们性知识,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所有这些知识。相反,我们将谈论性关系问题。”

当时住在我家马路对面的,是一位名叫艾米•斯嘉丽(Amy Schalet)的美国女孩。她后来回到了美国,发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斯嘉丽吃惊地发现,许多美国少女怀了孕。有些少女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性教育。她们的父母往往试图禁止她们发生性行为,正如美国议员试图禁止吸食大麻和卖淫一样。

如今,斯嘉丽是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阿姆赫斯特分校的一位社会学者。她刚刚发表了《不要在我家里:父母、青少年和性文化》(Not Under My Roof: Parents, Teens and the Culture of Sex)一书。该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在书中,她从青少年的卧室说起,最后解释了美国之所以对社会问题相当保守、而荷兰相当开明的原因所在。

该书以斯嘉丽向“荷兰和美国无宗教信仰或温和基督教派的中产阶级白人父母”提出的问题开头。他们会允许自己的青少年子女(一般在16岁左右)带女朋友(或男朋友)回家过夜吗?90%的受访美国人与下面这位母亲回答的一样:“上帝啊,这是不可能的。”而90%的受访荷兰人则表示,他们将允许、或至少会考虑一下。

你或许以为上述调查结果支持了外国人认为荷兰人过于放纵的说法。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荷兰父母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他们通过允许子女带异性朋友回家过夜,严格控制了他们的性生活。正如一位荷兰男孩告诉斯嘉丽说的那样:“如果我带女友回家过夜,至少我的父母知道我在哪里。”父母可以事先为女儿准备避孕药。他们几乎是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发生性行为的。父母可能早已认识女儿的男朋友,他们或许会在第二天早上邀请他共进早餐。如果他们不喜欢这位男孩,他们可以巧妙地把他撵走。如果他们喜欢他,就会把他视为准女婿,有可能让他参加必要的荷兰家庭聚会,比如姑姥姥生日聚会之类。青少年性行为通常会演变为平淡的小夫妻生活。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一位荷兰朋友告诉我,他不可能抛弃自己的女友,因为那样他父母会不高兴。

简言之,荷兰青少年性行为是在父母的控制之下。它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难怪荷兰女孩怀孕的几率,几乎才约为美国女孩的五分之一,而流产的可能性仅为美国女孩的一半,尽管她们可能会在不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流产。

荷兰父母对待青少年性行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与荷兰社会对待毒品或卖淫的态度一样:允许它、远离它、控制它。荷兰人知道,有些人会吸毒。他们只是确保这些行为有序进行。正如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在影片《低俗小说》(Pulp Fiction)中解释阿姆斯特丹为何会有大麻馆一样:“我想说,你不可能走进一家饭馆,卷上烟,然后开始吞云吐雾。他们想让你在自己家或某些指定场所吸食大麻。”荷兰的大麻馆与妓院一样,都要缴税。

维基百科、谷歌将联手示威

谷歌(Google)将加入维基百科(Wikipedia)和其它几家美国科技公司,通过网络抗议行动反对美国反盗版立法。这是全球最热门的几家网站首次协同进行的政治示威行动。

维基百科将从周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关闭其英语网站,而谷歌则将在美国版主页上发布信息,批评美国国会目前正在讨论的《反网络盗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和《知识产权保护法案》(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t)。维基百科和谷歌是全球访问量最高的五家网站中的两家。

维基百科联合创始人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说:“正如我们通过阿拉伯之春所看到的那样,互联网赋予了大众新的能力去参与草根运动,这种有效的运动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谷歌可能会将其主页上的标识,换成带有政治意味的“谷歌涂鸦(Google Doodle)”,以此让每天访问该网站的数百万网民意识到:在它看来,言论自由正受到威胁。据信,这是这家搜索引擎公司头一回利用其主页为支持一项政治目标而服务。

这几家公司的上述举动与它们在媒体和娱乐行业中的竞争对手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更依赖于游说国会议员这种传统的游说方式。很多媒体公司抱怨,网络上的非法电影和音乐下载不仅让它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还减少了就业。

而很多科技公司,包括Facebook和谷歌在内,则表示,上述法案要让它们对自身无法控制的网络行为承担责任,这可能导致网络审查、抑制创新。

颇具人气的博客服务提供商Wordpress也鼓励其6000万用户通过各自博客或致电各自代表,采取行动。

维基百科将阻止用户浏览及编辑这部网络百科全书中的任何英文词条,只开放与上述两部法案相关的文章。这一举动招致一些科技界人士的批评。

“这简直太愚蠢了,”Twitter首席执行官迪克•科斯特洛(Dick Costolo)周一与一名记者互发Twitter信息时写道,“为了一个国家中的一个政治议题而关闭一项全球性业务,这太傻了。”

虽然谷歌不会完全关闭其网站,但变成“谷歌涂鸦”,仍是这个互联网搜索引擎作出的一次强烈表态。维基百科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而如果谷歌关闭网站,失去的广告或许会造成数百万美元损失。

译者/何黎

如果美国不当全球霸主

我记得是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第一个说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的。这一称号产生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政权倒台之后那段令人陶醉的日子,反映出美国在世界几乎所有地方投射武力的独特能力。

在相对衰落了10多年之后,这一称号仍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实际。即使一些国家崛起带来的挑战,迫使美国放弃了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任期之初的霸权野心,但美国仍然是真正能够把手伸到全球的唯一强国。

随着国际秩序陷入混乱,美国实力中不为人注意的一面逐渐显现出来。要想真正修复多边体系,美国将是关键。不过,美国碰巧也是最有能力单干的国家。

这里有一个突出的矛盾:如果全球体系灭亡,位居当前全球体系中心的国家,也是损失最小的国家。把奥尔布赖特的说法改一下,可以说,美国是比其他国家更加“自给自足的强国”。

美国衰落主义被夸大了。未来数十年期间,美国仍将是首屈一指的强国,至少是大国俱乐部中的老大。片面注重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具体日期的评论员,忘记了历史的教训。

经济规模很重要,但英国失去经济头把交椅后,大英帝国仍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即使中国的崛起继续保持线性——这将打破以往的所有经验——它也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匹敌美国的全球实力。

没错,随着华盛顿方面的意志日益受到挑战,1945年后建立的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正出现裂缝。20世纪最后数十年的全球化世界,正转变为各国把目光转向内部的世界。

罗恩•保罗(Ron Paul)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展现的孤立主义,放大了全球基本上所有地方都在发出的一种声音。东方和南方正在崛起的国家,对国家利益抱着狭隘的定义,对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干涉主权十分抵触。即使在后现代一体化的大本营欧盟(EU),欧元危机也使“国家和相互利益融合”这个人们早已接受的想法受到严峻考验。就美国而言,它正在退缩。美国厌倦了战争,而且赤字和债务都已高筑。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已宣布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预算的计划。美国将更少部署其军事实力。欧洲将不得不照管好自己,中东大部分地区将需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将集中资源,维护自己在太平洋的首要地位。

随着华盛顿方面放弃全球警察的角色,美国外交政策正着眼于充当地区联盟和涉及具体事项的自愿联盟的召集人。欧洲正为拯救欧元而挣扎,基本上放弃了全球雄心。换言之,新兴的多极世界正变得不那么多边化。

未来10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一过程会走多远:随着竞争的冲动压倒合作的冲动,霍布斯(Hobbes)将在多大程度上胜过罗尔斯(Rawls)?接下来值得提出的问题是,谁将从这样的转变中获利——或者更准确地说,谁的损失最小?零和世界是没有绝对赢家的。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美国首先拥有巨大的优势:它是大国中最富裕、最稳定的。从地理上讲,它是最安全的,除非人们想象它有朝一日会遭到墨西哥或加拿大的入侵。

美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新技术已经改变了能源业的版图。美国正朝能源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并且,按某些人的说法,可能成为能源净出口大国。与中国和印度相比,美国不那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破坏——尽管从碳排放记录看,这似乎有些不公平。

克鲁格曼的中国预言

近来经济走势在国外引发新一波看空中国舆情。日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克鲁格曼教授也加入中国经济危机预言家行列。他上月18日发表题为“中国会崩盘吗”一文,宣称中国经济“正在变成世界经济的又一危险区域”和“危机的新震源”。

这位经济学诺奖得主提出预言方法也非同一般:他无需仔细研究相关数据,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统计数据“最像科学幻想”;他只要看看媒体有关“最近报道”,便足以断言“中国故事与我们在其它地方看到的崩盘局面如出一辙”。

作为正经历快速转型国家,中国总会面临各类困难和问题,给愿意用耸人听闻预言放话人士提供机会。不过经验证明,用“媒体报道+线性推论+简单类比”方法得到的中国危机预测准头实在欠佳。时间会告诉我们,号称擅长精准预测危机的克鲁格曼教授这次运气如何。

前几年超强刺激政策确实给中国经济带来新困扰,关键改革滞后也使中国面临增长后劲不足风险,然而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具有较好防范危机条件和增长潜力。如果决策者能在微调宏观政策同时着力推进关键改革议程,中国不仅有能力证伪崩盘预言,而且能保持较快增长,并对全球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呈现几方面特点和问题。从短期宏观经济角度看,随着近两年紧缩取向宏调政策实施,加上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如GDP、CPI、工业生产、投资、出口等增速先后放缓走低,宏观经济景气程度显著回落。

房地产市场行情和政策波动是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又一挑战。2009年前后货币过度扩张重新激活房地产过度投机因素,2008年11月后不到一年半内全国商品房均价飙升四成以上。政府2009年底以来紧急实施四道调控措施,才使房地产一度过热形势和泡沫化风险得到控制。

过度货币扩张还导致地方政府负债在2009年前后快速膨胀,债务总额从2008年5.7万亿上升到2010年底10万多亿元,与房地产一度失衡增长并列成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潜在风险的两大聚焦领域。

不过晚近两年相关调控措施使地方负债失控风险初步得到控制,地方债务率增速下降并趋于企稳。另外也要看到,中国七成以上地方债务融资用于交通运输、市政建设、教育文卫等广义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与一些发达国家借钱用于消费导致债务危机本质不同。

从长期看关键领域改革滞后是更需关注的问题。中国决策层一直坚持改革立场,不过关键改革议程在实际政策优先度排序上多年处于相对靠后位置。改革动力不足不仅导致一些深层矛盾难以根本解决,也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中国长期问题主要是改革进程滞后,短期问题则与前几年过度刺激政策副作用有关。克鲁格曼教授政策分析立场以力主凯恩斯主义闻名,他几年前评论奥巴马总统新政时建言刺激措施剂量总要加倍才好的观点让人愕然。中国目前面临的短期困难,其实正与克鲁格曼教授笃信的过度凯恩斯主义政策有关。

虽然面临多重矛盾和困难,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具有抗击危机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基本面条件。这首先与中国发展阶段特点有关。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较快推进阶段,目前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美国10%左右,仍有三成半左右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仍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保持经济较快增长。

Wednesday, January 18, 2012

中国经济短期不足忧

在市场一片悲观预期中,中国第四季度和2011全年GDP数据今晨公布,第四季度GDP仍然保持了8.9%同比增长,高于市场预期大约0.2个百分点。

2011年全年经济增长9.2%,低于去年1.2个百分点。投资和消费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分别为GDP增长贡献了5.0和4.7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则拉低GDP增长0.6个百分点。与2010年相比,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在下降,而消费的贡献率则在上升,表明中国更加依赖于国内消费。

尽管市场预期2012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出现进一步下滑,甚至有预期称将回落至7%的水平,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12年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走势,并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下,有望实现全年约9%的经济增速。换句话说,经济增长不会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结构性改革的缺位,导致中期经济增速的下滑。

经济增速不悲观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中国新的政治周期即将开始。今年是中国的换届年,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经济周期往往与政治周期有着高度相关性。由于地方政府换届后,将开始一系列较为长期和规模庞大的投资计划,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应该不会太低。

可以想见,中国将在2012年开始兴建一系列新的地方项目,这些项目将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定的刺激作用。由于年初开工的项目较多,这些项目也将减轻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面临较为严峻的下行风险。

同时需要考虑的是,今年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将超过10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也将超过20%。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将成为中国经济在今年发展中需要依赖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在私人投资受到房地产市场疲软压制之际,政府投资将成为支撑经济在弱周期中运行的重要支柱。随着政府投资的开展,私人投资也将被逐渐带动,从而带动整体经济走出颓势。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手中大量的财政收入将成为在今年推动结构性调整以及刺激消费的重要武器。政府财政收入良好,意味着中国政府将在今年进一步推动社保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以为未来的进一步经济发展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在加大开支之外,政府将有能力开展新一轮减税,并以此作为起点来推动消费。

货币政策宽松可期

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在未来一年的货币政策将较为宽松,这也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明显动力。去年11月30日,中国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笔者认为,这将成为未来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起点。中国央行将在未来一个季度内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保证经济软着陆。

通货膨胀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支持货币政策的放松。中国的通胀率将很快落入4%以下区间内。这也要求央行的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即将保证增长提升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此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也有利于国内通胀的进一步走低。从采购者经理指数的分类指数来看,购进价格与年初相比已经出现了大幅度下滑,意味着输入型通胀压力已基本消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对2012年中国经济的过度悲观并不可取。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仍然面临着实际负利率,因此减息的可能性并不大。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时机来看,由于今年第一季度央票的到期量极小,因此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将较大,未来的进一步调整需要考察经济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变化。

GPS,想说爱你不容易

年底是换车高峰。前几日,朋友鸟枪换炮,把座驾升级了。新车20多万元,最炫的是里面有个车载导航仪,现在买算是随车赠送的,等优惠结束了单买的话,要1万2。

朋友提了车,兴冲冲上路,顺带体验下高科技产品。开着开着,GPS指挥她左转,她其实是认得路的,感觉好像该右转才对,但首次用GPS,总要给个面子的。方向盘刚向左打,GPS立刻报出下一条指令:前方路口掉头,然后直行。朋友顿时觉得发晕,左转——掉头——直行,那直接说右转不就行了么,耍我哪。

朋友回来后,先向普罗大众诉了一番苦,然后把车开回4S店,询问这玩意能升级么?店里说,当然能,每次路况更新后,都会及时升级的。朋友说我不是指这个升级,而是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能不能麻烦它直接说“右转”?店里这回就开始嗯嗯啊啊了,憋急了蹦出一句,您反正是免费赠送的,要求就别这么高了。朋友只好回来,然后叹息说,要是真有人花1万2买回这么个玩意,那真是花钱买郁闷哪。

我倒是没花5位数的巨款买GPS,刚上路那阵,我花400元买了个山寨货。用了几次就发现,山寨有山寨的劣处。地图更新慢,对于日新月异的市区路况,该GPS虽说号称装了三套导航系统,每套都能把我导得晕头转向。系统启动慢,要是碰上路不塞,经常会出现车都开到目的地了,它老人家还在慢慢腾腾地找卫星呢。一来二去的,把我看地图的能力锻炼出来了,也算是功德无量。而且,山寨自有山寨的好,能放音乐,看电子书,看电影,打游戏,充当车载蓝牙电话,给它装个摄像头,它还能变身倒车雷达。是的,除了不能导航,别的它啥都能干,简直就是GPS界的苹果机么。如此,我觉得400元真是物有所值。

GPS最最最牛的玩法,应该是人机大战,这就必须说到我的另一位朋友了。这朋友开一手好车,且无比认路,方向感巨强,这样一个活地图,居然也去装了个GPS。当然,他装GPS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它,而是为了羞辱它。此人开车,喜欢在大街小巷里钻来钻去寻捷径。这些小巷,不见于地图,只存在本地土著的脑子里。这就苦了GPS了,时常会紧张地发出指令“请掉头”“前方已没有路,请重新确认”,朋友就一边把着方向盘,一边和老婆嘲笑它:“这路你不认识了吧?”“你不知道这里也能走的吧?”最搞笑的是这套系统每次导航结束后,都会说一句“XX通辛苦了”,两人就会哈哈大笑:“这么乱导你也敢说自己辛苦?要不要脸?”这哪是开车,完全是两人逼着GPS在练相声。

但是终有一天,两夫妻迎来了GPS的报复。这回他们带孩子去上海玩,只能倚仗GPS了。GPS将他们引到了一条复杂无比的环道上,朋友眼睁睁地看着目标建筑物就在对面反方向,却无论如何找不到绕进去的路。就在这时,GPS得意洋洋地说:“本次导航结束,XX通辛苦了。”留下朋友一家人傻坐在驾驶室里,看着对面的高楼发呆。

(本文责编:薛莉 shirley.xue@ftchinese.com)

Lex专栏:中国农村经济不可小觑

显示中国经济正在降温的种种迹象,都不及这一条明显:昨日,官方公布2011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8.9%,为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值,远低于上年同期的10%。那些认为中国经济会硬着陆的人抓住这个数字大做文章。

这是可以理解的。确实有一些因素显示,中国经济面临骤然减速的风险,比如城市房地产市场正在急剧减速。但这并不能反映中国经济的全貌。不应低估农村经济对于保持国内生产总值(GDP)平稳增长越来越高的重要性。2011年农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11%,首次超过城市人均收入实际增长(8%),并且是连续第5年超过8%。

中国13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占一半左右,如果算上城市里的1.6亿农民工,这个比例会更高。没错,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农村人均收入只有城市水平的三分之一。但这个统计忽略了比重可观的隐性收入,因而也忽略了部分购买力。据《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估算,中国农村约有3亿掌握可支配收入的消费者。

农民工薪水在2011年期间上涨了20%。他们汇回家乡的钱,推动了农村人均收入的上涨。农民的组织程度也有所提高:土地使用权转让金(直接出售是不允许的)在2011年提高了15%。这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也为那些不再务农的土地使用权所有者提供了创业的本钱。加上农村居民在城市消费的估计值,农村居民总消费去年占中国产出的大约十分之一。相比之下,房地产投资占近六分之一。农村经济将无法抵消楼市崩盘的影响,但其韧性将帮助避免一场硬着陆。

译者/何黎

中国经济有望软着陆?

按照几乎所有经济体的标准,中国经济去年第四季度实现的8.9%的同比增长都堪称成功。可在昨日的北京,人们却情绪低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出现10个季度以来的最小增幅。

进入2011年之后,中国在首季度实现9.7%的经济增长,政府则聚焦于遏制通胀。但在告别2011年之际,中国全年GDP增长率为9.2%,与遭受危机打击的2009年一样,同为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乍看之下,经济放缓(第二季度增幅降至9.5%,第三季度降至9.1%,第四季度又降至8.9%)正是北京方面去年想要达到的目标,尤其是鉴于通胀年率在去年7月达到6.5%的顶峰,而到了12月底已回落至4.1%。

但中国国家统计局(NBS)却在公布数据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形势可能恶化表示出了担忧。“2012年,无论从国际经济环境还是国内环境来看,都是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的一年,要增强忧患意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他在讲话中多次用到“忧患”、“复杂”和“严峻”等词语。

多数分析师(无论其对中国较长期前景持乐观还是持悲观看法)预期,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下降,今年首季度的同比增幅将降至8%以下。某些人甚至预计,2012年中国只能实现7.5%的全年经济增幅。

可是近10年来,中共一直是基于一个假设制定经济政策的。这个假设是,8%的GDP增幅,是防范出现可能危及一党制的社会不稳定的最低要求。随着经济逐步减速,政府似乎在反思这个公式,尽管上述根本假设不在反思之列。

据媒体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政府顾问余永定上周发表评论称,7%至8%的GDP增长是可以接受的,但低于7%将是爆发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的信号。

“官方显然仍在努力从两重危险之间寻找出路,一重是再次过度刺激经济,另一重是导致当前的放缓加剧到危险程度,”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许多官员的观点是,中国经济需要降低杠杆率,中国需要适应较低的增长率。”

各种迹象表明,迄今中国经济放缓的节奏仍在政府的舒适区内,多数经济学家相信,北京方面能够策划一场“软着陆”,实现高于上述新水平的较低的长期增长率。

迄今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和缓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旨在遏制信贷、抑制通胀飙升的各种措施的结果。不过,尽管北京方面三年前能够拿出一套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来抵消全球经济危机的效应,但目前的形势却使中国官方无法重演这一壮举。

“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出台几率和潜在有效性现在低得多,因为政府仍在对付上一轮刺激的后遗症,”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黄益平表示。黄益平相信,北京方面能够在2012年实现略高于8%的经济增长,但他认为这个预测数字面临一些风险。

“中国有很多背负沉重债务的地方政府,而且经历了一场不寻常的信贷扩张,后者在近几年助长了较大的资产泡沫,尤其是在住房领域,”他表示。

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源自10年来推动中国增长的两个行业:出口和住宅地产。

去年第四季度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均有所放缓,而且预期还将进一步大幅下降,尤其是对欧洲的出口。在政府推行相关政策以遏制房价飙升近两年后,楼市似乎正在回调。

去年12月住宅开工面积下降25%,而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8.4%,与2011年第三季度平均12.9%的增幅形成对比。

房地产投资直接占中国GDP大约13%,因此该行业若发生崩盘,将会产生冲击波,不仅影响中国,还将殃及大宗商品出口国——这些国家依赖中国建筑业实现自身增长。

在两大增长发动机噼啪作响、似乎要抛锚之际,看来中国政府能够指望的最好结果就是经济逐渐、有序地减速。

译者/和风

不适合做管理的人

写了好几年职场专栏之后,我才发现,好的职场专栏作家,是不适合做管理的。因为,想写好一个职场专栏,需要站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局外立场看问题,需要把两者之间的矛盾扩大化,需要化冲突为趣味,把老板的威严表现得可笑,把员工的卑微表现得可乐,这样文章才会好看。但若一个人整天花心思研究这些,哪里还有时间考虑如何让一群个性、欲望、趣味、能力各不相同的人都能按照自己设想的大方向齐步走呢?

得出这个结论对一名职场专栏作家是相当痛苦的。因为放眼中国职场,管理者的薪水和地位远远高过业务骨干。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宁愿做月薪5000元的小公司总监,也不愿做月薪8000元的大公司业务员。一来,“总监”代表着更高的社会地位;二来,“总监”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就像股票一样。“总监”以上的职位和经历,意味着炒作题材。毕竟,就业市场上年薪5—100万的总监都有。而业务员?20万封顶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拼了命也要往管理岗位走的原因,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不适合做管理,也没有管理者的激情。

比如我认识的好几位创意总监,其实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平面设计,手下有一两个大学刚毕业的助手。公司的活儿80%是他自己干的,剩下的10%的时间是在教那两个助理,最后的10%用来修改那两个助理出来的活儿。等到三年后,这两个助理被调教出来稍微能够独立操作,他终于可以喘口气,腾出点时间琢磨怎么“管理”他们时,他们又都纷纷被别的公司以三倍的价格挖走了,于是公司又给他配了两个大学刚毕业的助理。

我还认识一位副总经理,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通知底下的各部门总监去开会,以及把会议记录抄送给大家,并把各部门的工作进行汇总,及时交给总经理。剩余的时间就是陪着总经理吃饭,以及代替总经理吃总经理吃不过来的饭。仔细想一想,他的角色其实就是总经理助理。但是总经理已经有一个助理了,分管总经理的日程安排以及衣食住行等。因此实际上相当于总经理有了两个助理。论工作的趣味性,这种副总肯定是不如当年他在一个部门独挡一面的时候;但从职业发展前景来看,毕竟副总经理是升了半级,不接受好像又亏了……

但这些原本业务出色的人,很多并不喜欢管理事务。比如:他们更喜欢与事情打交道,而不是与人打交道;他们更喜欢说真话,而不是说“正确”的话;他们更希望做完了事情就回家享受自由生活,而不是花大把私人时间去维护各种人际关系;虽然他们也渴望在工作上实现自我价值,但这种渴望远没有对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渴望更强烈……

很多这样的人变成了“业务领导”,比如:分管“市场分析”的总监,分管技术的副总等。头衔变大了,当然不是坏事。糟就糟在有些人真的就陷入到那种看似管理、又不是管理的“助理”事务中去了。毕竟总经理只有一个,若长期处于“助理”管理事务,既脱离了业务一线,管理才能又没有通过实践被证实,一旦裁员或公司业务转型,恐怕就成了一出职场悲剧。

(作者电子邮箱:from9to5@live.cn)

中国购物中心“空置”之忧

就在上周五最新款iPhone发售引发人群争吵和推搡的北京三里屯苹果店对面,一座耀眼的购物中心静静矗立,里面顾客寥寥,都在淘打折货。

发生在苹果(Apple)店外的一出闹剧,凸显出中国消费者的崛起。分析师们指出,这个消费群的崛起是支持全球经济、提升中国增长可持续性所必需的变化。

但空荡荡的三里屯Soho,折射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现状中的另一面:消费在增长,但增速赶不上购物中心增加的速度。

购物中心数量急剧增加,却缺乏与之匹配的购物能力,这个现象直击分析师眼中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投资过多,消费太少。

“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里,中国购物中心建成数量频频创下记录,”地产咨询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亚洲高级主管弗兰克•马里奥特(Frank Marriott)说,“现在得喘喘气了。”

在时尚区北京三里屯步行30分钟的范围内,近年来共有8座购物中心开张。尽管上周五被扔了鸡蛋的那家苹果店所在的Village购物中心生意还不错,但其他好几家明显处境艰难。

在三里屯Soho购物中心的6栋零售大楼里,开张营业的商店数量远不及关门的多。有一栋大楼门上挂着锁,还有一栋大楼里面只有一个为期5天的服装特卖会。

大学生何田(音译)说:“我们来这儿,只不过是因为有人推荐这里的一家餐馆。对面(Village里面)有那么多好店,我们其实不会在这儿购物。”

中国官方将于今天公布2011年经济增长数据,外界广泛预测增长将维持在9%左右(官方数据已公布:2011年中国GDP增长9.2%——译者注)。中国还在延续长达30年的繁荣。经济数据或许会同时揭示:中国已到达一个拐点,消费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问题在于,消费增长的速度似乎还不够快。

过去10年里,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降至只比三分之一略高,即便有些低估,对于和平年代的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这个数字也过低。同时,投资占GDP比重飙升至48.6%,经济学家称,这标志着经济对资本支出存在着不健康的依赖。

由于中国很大一部分投资集中于房地产,资源浪费和坏账引起了越来越大的担忧。人们的担心集中于中国随处可见的空置房屋,但空空荡荡的购物中心,也是同一问题的公开体现。

就在三里屯Soho南边不远,空荡荡的财富购物中心(Fortune Mall)回响着枪战声——一名无事可做的店主在打游戏,而眼下距离中国农历新年仅一周时间,本应是最旺的购物季节。

在那家店楼上,几家商店都用纸糊上了橱窗,一位身穿红色大衣的女士在其中一家外面徘徊。她说:“他们原来在这儿卖玉石。我是他们的兼职会计。不过他们好像跑了,都没有告诉我。”

北京购物场所过剩体现了更大地域范围里的一种趋势。中国购物中心产业资讯中心主任郭增利去年表示,到2015年,中国购物中心的数量将比2001年增长793%。

开发商们希望,年青一代消费者的支出将会多得多,工资逐步上调、政府在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也会让他们更大胆地消费。某种程度上,开发商们的想法是对的。

24岁的珠宝店经理江琼(音译)说:“不管挣多少钱,我都花掉……我们不用像父母一辈那样担心养老金没着落。”

过去几年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上涨约17%。涨幅令人瞩目,但对于郭增利所预言的会在未来3年间开张的760家购物中心来说,这还不够。

译者/何黎

Tuesday, January 17, 2012

西方应汲取东亚经验

马来人有句谚语,主要意思是:当你迷路时,你应该回到出发点,重新启程。我相信,各方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都已迷路。西方尤其需要反思一些根本的东西。

当今世界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欧洲如何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但我非常怀疑“欧洲人无错论”。我特别讨厌他们的双重标准。几个世纪的霸权使他们相信,他们最了解对世界来说什么是好的:他们的价值观要被接受为普世价值观;亚洲的价值观被视为无关。

这解释了当外汇交易员洗劫东亚国家时,西方人提出了简单化的解决方案。当年,马来西亚被告知,要提高利率,实现预算盈余,让遭遇困境的银行和企业破产。那是他们的万能公式。但是当美国和欧洲面临金融危机时,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却都是当年他们告诉马拉西亚乃至整个东亚不能做的。尽管那些方法在亚洲起到了作用,可对西方是不会管用的。

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为资本主义做出了清晰的注解。有很长一段时期,欧洲制造的产品堆满全球商店的货架。欧洲主宰着世界贸易和商业。欧洲人享有最高的生活水平。欧洲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曲线本来可能无限延伸下去。但二战之后,日本迈向工业化,生产出价廉质优的产品。随后台湾、韩国和中国大陆也走上相同的道路。欧洲人很快失去了市场。

无力参与竞争的欧洲人(尤其是美国人)转向了金融市场。他们发明了各种新的金融产品(包括卖空股票和货币、次级贷款、证券化、通过对冲基金进行的杠杆化投资),表面上延续了增长和繁荣。但是,金融市场产生不了实业,很难创造就业,更无益于贸易的发展。渐渐地,他们变得贪婪,开始滥用金融体系,通过操纵市场谋取更多利润。

1997年,我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会议上发言,把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外汇交易。我表示,货币不是商品,不应拿来进行交易。但是世行和IMF根本不在意。他们甚至授予外汇交易员无需透明和不必纳税等权利。他们以自由贸易的名义创造了这些特例,而其他人却必须透明,必须接受监管。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建议会让我们破产,使我们离不开他们的贷款。

因为批评外汇交易,我受到了谴责。但是,对资本市场的榨取和滥用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2008年,泡沫破裂了。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甚至某些国家都破产了。美元若不是拥有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也将变得几乎一文不值。

正像早些时候的东亚国家一样,美国和欧洲也变穷了。这些国家拒绝接受自己的贫困,因而拒绝采纳紧缩措施。它们的民众上街游行,发起罢工,反对实施紧缩措施。这只是使情况变得更糟糕。

亚洲国家当年的行为不是这样的。当他们因本币贬值而变穷时,他们量入为出。有些国家求助于世行和IMF,但马来西亚固定了汇率,使外汇交易员无法对林吉特下手。我们被告知,我国经济可能崩溃,没人会借钱给我们;我们得到警告:后果会很严重。但这些预言根本没有成为现实。相反,马来西亚比其他国家复苏得更快。

笨蛋,关键是没有中产

中产收入阶层受到夹击是全球经济衰落之源。

次贷危机爆发,暴露出了残酷的现实,虚拟金融资本主义与贫富差距扩大相携而来。全球中产收入阶层受到夹击,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更可怕的后果是,导致全球经济无法恢复平衡。

美国的中产收入阶层逐渐消失,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开始倾斜,次贷危机的到来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必然结果。无论哪一种方式,极端的贫富差距与收入不公,必然导致经济崩溃。1929年如此,1998年仍然如此。

经济学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近年来一直痛斥贫富差距扩大,2011年5月发表在《VANITY FAIR》杂志上的文章,指出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1%人口所控制比例达40%。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和33%。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

中国的情形更加糟糕。

首先是贫富差距更加极端。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日前表示,2008年,中国隐性收入9.3万亿,80%集中在20%高收入家庭,其中最高端的10%就占了隐性收入的62%。最高收入的10%家庭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之比是65倍。李迅雷先生表示,“我曾计算过08年国内灰色收入总额大约为4.7万亿,以为有点高的离谱,不想王小鲁的结论比我多一倍。”

未富先分化的结果,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非常困难。

中国的经济从低端制造起步,调整到中高端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使中国制造的升级换代非常困难,因为无法形成稳定的中产阶层的消费群体。农村仍然是小农经济,城市一不小心就滑入低收入阶层的中低收入阶层为了买房买车节衣缩食,高收入阶层放眼全球消费市场,拉动国内消费的边际效率极低,这些人无法构成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的主要消费群体。

笔者每天停车的地铁站停车场由一家安徽人家看管,在政府没有出售地铁上盖地块之前,停车场离地铁很近,庞大的空地上除了树之外,就是树中间开垦出的菜地,种上了小青菜、扁豆、豌豆、西红柿等,天天辛勤耕作,说是这样就把一大家子的吃菜问题解决了。我相信,如果政府不禁止,他们还会养上几只鸡、一头猪,彻底实现自给自足,看车的收入就算是全家净收入,给孩子读书、给儿子在乡下盖房子用。

政府卖了地,停车场小多了,到地铁站要走十分钟,过了没几天,看到小小的空地上搭起菜架子,又过几天,遍地的小青菜已经长大到可以吃了,还是能省下全家人的吃菜钱。笔者曾经问过,回答是空着也是空着,自己种菜绿色又省钱。笔者以为这样的低消费是孤证,没想以有一次遇到一个镇长,说是到湖北、浙北参观新农村建设成果,没想到征地农民上楼之后,最爱做的事就是在楼房中间种菜,老人像在农村一样在冬天种菜、晾衣裳、拱手晒太阳,他特意拍了照片。看来没有职业与财富归宿,就是把农民赶上楼,拉升的消费也有限。

林祖恋获任乌坎村党总支书记

中国一个村庄村民抗争的领头人已被任命为该村党总支书记,这标志着北京方面处理民众不满的方式取得潜在突破。

67岁的林祖恋(曾用名“林祖銮”)去年在中国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领头举行了长达数月、有时出现暴力的抗议,反对其所称的腐败售地交易和村委会选举舞弊。据当地居民介绍和官方媒体报道,林祖恋已被任命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并将负责领导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工作。

乌坎村的示威起初是和平的,但在官方派出武警之后发生了暴力对抗。去年12月上旬,一名抗议领头人在被警方拘押期间猝死,此后村民们在村子的出入口设置了路障,而武警在村外建立封锁线。

最终官方在12月中旬组建了一个调查小组,以求解决村民们的不满,同时释放了几名抗议领头人。乌坎村奋起抗争一事,已成为党内改革派的一个希望象征。这些改革派主张,中国必须推行政治改革。

“我希望乌坎事件能推动社会建立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体制,”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网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他指出,政府承认了乌坎村民自己选出的代表,希望政府用类似的方式应对未来的挑战。

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领导中国的胡耀邦,被视为中国最具自由主义意识的现代领导人之一。他在1989年的过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这场抗议最终被军方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攻击行动粉碎。

去年12月中旬乌坎村与官方对峙期间,林祖恋提出,村民们要求真正的民主,他觉得那些诉求与支持共产党并不矛盾。

当时,在被问及乌坎村是否得到了党内改革派的任何支持表态时,该村的领头人表示,他们相信政府高层的一些人在悄悄地支持着他们的抗议。

尽管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但一些村民周一表示,他们担心政府是否会兑现承诺。“我们还不敢高兴,”一名乌坎居民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我们还必须等待,看村委会选举的情况如何。”

译者/何黎

富士康内迁引发新一波劳资纠纷

富士康(Foxconn)武汉工厂的150名工人在本月初因一起劳资纠纷爬上了工厂屋顶,这令人胆寒的一幕不禁让人回想起不到两年前发生在这个世界最大合约电子产品制造商工厂里的连续自杀事件。

1月3日武汉那起事件中无人自杀,而且在场工人们表示,其实也没有人扬言要跳楼。不过,这起激烈的抗议事件表明,这家制造了全球大部分的iPhone、iPad及其他一些电子设备的企业,又面临着新的劳资纠纷。

分析人士表示,富士康在内地一些省份建立大型工厂,将许多生产线从位于深圳(毗邻香港的出口制造业中心)的超级大工厂转移过来,这让工资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并导致一些瓶颈问题,从而引发争端。

一位研究消费电子品牌合约生产厂商的咨询师说:“他们为解决一些劳工问题而做的变革,似乎又滋生了新的劳资问题。”

富士康拒绝就劳资问题置评。

2010年,富士康工厂十几名工人跳楼自杀,让这家员工人数超过100万人的台企不得不迅速调整对大陆各工厂的生产管理方式。

连续自杀事件发生当年,富士康深圳各厂两次大幅上调工资。深圳工厂是连续自杀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第二次工资上调只针对已顺利通过至少6个月试用期的员工,富士康表示,此举旨在增强员工的忠诚度、降低员工流动率。

该集团同时开始加速向内地省份扩张。富士康在全中国有27个生产基地,在过去16个月里,它在河南和四川两个省份兴建和扩建了两个大型工厂。这两个省份正是富士康沿海地区工厂里许多打工者的老家。

富士康此举原因之一是为了控制成本,因为尽管工资整体上涨,但在内地省份工资水平要低一些。

富士康也希望通过此举化解导致自杀的一些社会原因,比如孤独感和感情问题。数以十万计的年轻男女住在远离家乡的工厂宿舍里,常常会滋生这方面的问题。

当地政府官员表示,富士康在河南省会郑州和四川省会成都的两家工厂分别已有至少10万名工人。两家工厂仍在大量招人,预计每家工厂的工人数量最终都会达到30万人。

尽管过去大部分苹果(Apple)产品生产地在深圳,但如今,成都已成为富士康的第二大iPad生产地,而郑州则已成为其第二大iPhone生产地。

不过,由于新工厂仍然缺少在生产高端电子设备方面有多年经验的工程师和工人,富士康不得不在不同工厂之间调动员工、以适应新的布局。

“他们在深圳进行试生产,而把量产放在郑州和成都。批量化生产一开始,就必须把郑州和成都的工人送到深圳去培训,”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的分析师杨应超(Kirk Yang)说。“不过,三地工厂的工人工资差距很大,因为不同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差别很大。有互联网和亲戚之间互通信息,这种工资差别人人都知道,这就产生了问题。”

富士康深圳工厂的一名河南籍女工在签署返乡工作协议后抱怨说,工资和社保福利不公平。她说,“好像河南工人是富士康的二等公民一样”,意指她的基本工资比在深圳时低,而她在河南办的医保也不能在深圳用。

苹果把大量订单交给富士康生产,而苹果产品需求强劲,这就导致上述问题进一步加剧。因iPhone出货量增长强劲,富士康母公司、台湾上市公司鸿海(Hon Hai)去年12月营收达3170亿元新台币(合106亿美元),连续第三个月创下历史新高。

接单量大的结果就是,富士康部分车间取消了新年假期,并临时通知部分工人转到别的生产线,这令许多工人感到愤怒。

武汉工厂工人抗议事件的导火索是,富士康要求部分员工转移到其他业务部门。

富士康烟台工厂100多名工人上周与人力资源部门发生争执。工人们抗议同工不同酬,以及临时通知他们中的一些人转到另外一家工厂。

译者/何黎

Monday, January 16, 2012

焦灼中的台湾大选

台湾将于1月14日举行总统大选。经济困难增加了选举的复杂性,国民党和民进党的竞争也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激烈。

中国的中东石油供应面临重大变局

近期,围绕伊朗的国际局势恶化,给全球石油市场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中国更是大受影响。在美国因伊核问题宣布制裁伊朗之后,美国在全世界开始游说以寻求更多的支持。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日本和韩国正寻求开辟其他原油供应渠道,以回应美国政府所施加的停止购买伊朗石油的压力。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于1月10日、11日访华。有美国官员曾表示,盖特纳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说服中国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

就在盖特纳抵京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有着合理的能源需求。中国同伊朗保持着正常、公开、透明的能源和经贸合作,这与伊核问题没有关系,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应受到影响。中国外交部的这一表态是解释性的,并未反对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但有消息称,盖特纳并未获得中国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的承诺。

美国的制裁大棒随即跟上。1月1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了对中国的珠海振戎、新加坡Kuo Oil Pte Ltd和阿联酋的FAL Oil Company Ltd等三家与伊朗有石油贸易往来的公司实施制裁。其中,珠海振戎被视为伊朗精炼石油产品的最大进口商。美国国务院称,受制裁的三家公司将不能够取得美国出口牌照、美国进出口财务安排,以及美国国内任何一家金融机构1000万美元以上贷款;这些规则至适用于受制裁的三家公司,所属国家及其他公司不受影响。

从美国的制裁行动来看,这一招是经过精心选择了的。既要给中国一些颜色看,同时还留有“后手”,向中国的国有石油企业巨头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信号。在中国主要的海外供油市场中,伊朗占有重要位置。2010年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进口国(占比20%,其次为日本、印度、意大利和韩国),同时伊朗为中国2011年占比25%的第三大原油进口来源(前两位为45%的沙特和28%的安哥拉),且数量比2011年增加近30%。

对此,中国国内有相当多的评论认为,中国肯定不会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但在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如果事件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一定会停买伊朗原油的。而目前的很多迹象都在显示,中国正在为伊朗原油的“断流”做准备。

14日-1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邀对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三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领导人在伊朗面临日渐增大的制裁风险之际出访中东地区,首要目标便是尝试确保中国能源供应不会因伊朗紧张局势而受到影响。而上述三个国家对于中国能源供应的意义非常大,沙特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卡塔尔则在最近成为中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数据显示,2011年前11个月中国从上述三个中东国家的原油进口量共计达115万桶石油/日,这几乎占中国总原油进口量的1/4。

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在14日与沙特王储兼副首相纳伊夫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扩大原油、天然气贸易和上下游合作,全方位深化能源伙伴关系,加强规划指导,大力推进投资合作。温家宝还指出,中国政府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更多参与沙特铁路、港口、电力、通讯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会谈后,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签署了合资在沙特建炼油厂的协议。根据协议,两大公司合作在沙特西部沿海城市延布建设一座占地面积520万平方米的炼油厂,日加工阿拉伯重油40万桶,预计2014年下半年投入运营,总投资接近100亿美元。沙特阿美将持有62.5%的股份,中石化持有剩余股份。

用历史为历史除魅

2011年年中,一位朋友赴南京看望病中的高华老师。我托他带去问候,并询问是否方便前去探望。朋友带话回来,高老师很愿意见到各个地方来的朋友,都不妨。我总想着稍后就去,只是困守上海,一直没有成行。当高老师逝世的消息传来之时,我在悲伤之余,又对自己的错失而懊恼不已。

其实我只匆匆地见过高老师两面,并且都在香港。那时候我刚刚读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依然彷徨在震慑与惊魂未定的状态之中。高老师当时已然是满头白发,却语态温和,并且笑容可亲。然而我却问不出任何有关这本书的问题来,仅仅在当时的一群学界朋友中讷讷倾听。

那时大约是2006年,《红太阳》已经出了很久。它与同一年(2000年)出版的、高文谦先生所著的《晚年周恩来》是近些年来在党史学界中突兀而起的两座高峰,霎时间给中国人阅读党史戴上了透视镜。我只记得我当年读《红太阳》的时候几乎是一目十行,对于自己阅读的速度几乎难以忍受,恨不得一眼就能够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我阅读的禁书已经不算少,而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在此几乎是完全一片空白的情况罕有出现。

高文谦先生曾经任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有条件接触到大量束之高阁、未曾解密的文件,因此在写作《晚年周恩来》的时候,许多未曾为世人所了解、无法窥探的机密历史档案信手拈来。然而高华老师却不同,他几乎处于历史研究的“生物链底层”。作为南京大学的一个普通教师,他根本无法接触到任何特别与众不同的档案,更毋论机密资料了。他自己在《红太阳》的后记中就写道:“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因此,高老师所能运用的材料,几乎都是从公开出版的文献、书籍和资料中获得的。如果能算上特殊的话,也无非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期间,在“大学服务中心”所阅读到馆藏的部分未能在大陆出版的资料。然而,我们都可以想象,其中能被列为“机密”文件的,能有几许。

如此从公开文献中解读出真正历史,尤其是迷雾重重的中共党史的功力,我想,或许是高华老师的独到之处。事实上,当我们阅读他在大陆出版的另外一本书《革命年代》中,或许也能窥见端倪。《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几乎就是在用侦探式的手法,告诉我们在历史之中,关于红军长征的叙述,怎样消除了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怎样把长征中许多真实的面向隐藏起来,造就了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英雄史诗”般的长征叙述。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由于国外历史书籍的引进、国人走出国门以及一些非意识形态历史学家的论述,我们已经逐渐走出了单面向的中国革命史的窠臼。我们大多数人,一直到上了大学,乃至出了大学校门之外,才开始真正意识到关于从辛亥革命之后这100年的历史,其真正的形态,与我们所学习、阅读乃至背诵的历史教科书,实在是大相径庭。期间,对于历史人物的臧否,对于国民党的行为,对于中共党史的叙述,充满了隐瞒、虚假和欺骗。也就是说,我们在成年许久之后,才开始对国族的历史,有了一个“驱魅”的过程,并且重新开始去认识一个真正的国族100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