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庆节前夕，苹果(Apple)已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可以在中国市场销售新出品的iPhone 6。国庆节假期是中国的一个购物与旅游高峰期。
周二，中国工信部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该消息，表示这家加利福尼亚科技公司已就其担心的安全与数据保密问题做出了处理。
苹果从本月早些时候开始在其他市场出售iPhone 6，首周销量达1000万部。
由于苹果在全球发布时未能获取北京方面的监管许可，所以导致了投机行为——中国内地买家蜂拥去香港零售店抢购苹果新手机，尽管9月28日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
记者无法立即联系到苹果置评。
译者/邢嵬
香港金管局(HKMA)表示，到工作日结束时，包括汇丰(HSBC)、渣打(Standard Chartered)在内的23家银行总共已关闭了44处分行、代表处和自动提款机。关门机构主要集中在受抗议冲击的地区。
然而，股票交易所和外汇市场像往常一样运行。香港金管局表示，其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注入流动性，但补充道，结算金额目前也保持在正常水平。
香港局势很容易令人受到惊吓。香港因法治而繁荣，所以，当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议者遭遇催泪瓦斯，人们自然会关注香港在一个威权体制的共产党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快速扫描各个市场发现，催泪瓦斯确实引发了一阵恐慌。港元兑美元汇率出现了自2011年欧元导致的汇率混乱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房地产股下挫3%，引领香港股市下跌。
另一方面，内地中国股市上涨，几乎消除了两地上市公司H股对A股的溢价。现在，中国公司H股相对A股的溢价程度已不到1%，低于2个月前11%的后泡沫时代最高溢价。
但是，市场对许多抗议者害怕会发生的中国军事镇压并没有做好准备。目前两地股价溢价降幅如此巨大，部分因为股价水平在反映中国增长前景光明的一面；而“雨伞抗议”的到来，则会让投资者想起笼罩在香港上空的乌云。
以外汇为例。目前，港元兑美元汇率的最低限是1美元兑换7.85港元，但自2008年雷曼(Lehman)倒闭以来，几乎一直高于这一水平。就在上月，香港金管局还被迫实施干预，以避免汇率上升太高。没错，港元汇率现已走低了很多，但鉴于中国经济的明显放缓以及严重问题增多的风险，港元汇率未来走低是合情合理的。
美国也即将收紧货币政策，下月将终止其债券购买行为。港元与美元挂钩意味着，香港会被迫从紧，尽管该政策对香港并不合适。
港股并不贵，预期市盈率仅为10倍，远低于危机前的峰值。不过，从本月初开始，恒生指数(Hang Seng index)曾触及自雷曼倒闭以来的最高水平，过去十年年平均回报（包括分红）为10%。港股估值低，原因在于股指中业务面向中国的地产股和银行股；剔除这些股票的话，其余股票的估值仅仅略低于估值很高的美股。
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派出参与行动，香港投资者将和香港人面临同样的担忧。但是，即便理智与民主最终占上风，投资者也最好握牢雨伞，方能有备无患。
译者/何黎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横扫香港的民主抗议将持续“相当长时间”。抗议者们正在为十月一日国庆日做准备，预计当天将有大量人群走上街头。
周一晚，数千名抗议者在位于金钟街道的政府总部外面露宿，要求特首梁振英辞职，在抗议者眼中，梁振英是亲北京的。
周一早些时候，人群涌入该地区加入抗议者的行列，呼吁北京方面放弃引发争议的选举改革方案。上月，中国同意在香港特首选举中引入普选，但其中包含了让批评中国政府人士不可能当选的限制措施。
中国媒体被命令不要报道香港的抗议活动，这次抗议成了中共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中共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周二写道，这些活动人士正在破坏“香港在世人眼里的形象”。
该报称，“美国媒体发出一些把香港极端反对派‘占中’类比成当年八九政治风波的声音，试图刺激部分香港人的情绪，误导他们对香港当前内外大环境的认识。不能不说，这样的类比毫无根据。”
抗议组织者估计，周一有8万人聚集到金钟街道地区。港府撤出防暴警察之后，该地区出现了大量抗议人群。周日，双方发生紧张对峙，防暴警察向抗议者喷射了催泪瓦斯和辣椒水。
周二，抗议者开始赶在国庆节之前堆积物资。香港也已决定取消每年十月一日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的烟花汇演。
译者/何黎
周一上午，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突然有了笑容，这是示威人群经历了一夜与防暴警察的紧张对峙后的轻松一刻。防爆警察当晚使用了催泪瓦斯，这场抗议运动自此变成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以来北京当局面临的最大挑战。
“占中”(Occupy Central)民主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陈健民说：“当年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糟糕记忆，真让人们担忧当局可能出动军队。”他解释称，人们担心，防爆警察撤下去是为了给军队让路。
更早时候，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和辣椒水对付和平抗议者，批评人士称这是一种粗暴举动。
支持公民自由的律师Earl Deng表示，在香港，只有当一名警官遭受生命威胁或财产受到威胁时，警方才能使用如此的强力手段。
在谈到抗议者时，Earl Deng说，“我觉得在其他任何地方也看不到他们这种克制。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哪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抗议，在遭遇如此程度的强力行动时体现出过如此的克制。警方的做法起了反作用，因为它刺激原本观望的人参与进来。”
周一上午，梁振英命令警察们撤出街道，显然这是他们误判了局势，但破坏已经造成。当天，上万人来到金钟街道(Admiralty)加入了抗议队伍。
批评人士称，决定使用催泪瓦斯是港府做出的第二个错误举动。上周五，警察在对政府附近街区实施突击时，抓捕了几十名学生，其中包括17岁的活动人士黄之峰(Joshua Wong)。黄之峰被拘留到周日，此前一直不准保释。
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Willy Lam)说，梁振英面临一个严重的“困境”，催泪瓦斯没能驱散人群，而周一的“软性”手段也失败了。
然而，即便许多活动人士感觉大受鼓舞，军事干预仍是一种威胁。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一名前高官表示，如果香港警方无法掌控抗议活动，中国可能会动用军队。中国媒体周一表示，北京方面“完全相信”香港方面有能力处理“非法”抗议。但许多人担心最糟糕的情况会出现。
Earl Deng表示，香港基本法第1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这是悬在香港维权人士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坦克可能会开过来，还有解放军。”
目前，香港抗议者正使用一种聊天应用相互沟通Firechat，形成自己的“专用互联网”，尽管中国政府限制访问某些社交网络，移动电话网络也遭遇失灵。
过去24小时内，大约有10万香港人下载了FireChat，该应用在香港已上升为苹果应用商店(Apple app store)下载量排行榜冠军。
此前，中国审查人员封锁了Instagram，并在中国类似Twitter的新浪微博(Weibo)上屏蔽了某些词语的搜索，以防止内地人看到上万香港抗议者的图片。在香港发生抗议的地区，移动电话系统一直处于过载状态。
译者/何黎
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机构已批准两家民营商业银行的筹建申请，希望借此为小企业提供更好的融资选择，在国有银行主导的银行业加大竞争。
阿里巴巴(Alibaba)子公司昨日收到在杭州开设银行的牌照，杭州是繁华的华东沿海城市，该电商集团的总部就设在此地。阿里巴巴将与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复星国际(Fosun International)合作筹建浙江网商银行(Zhejiang Internet Commerce Bank)，在中文里，“网商”与“网上”谐音。
复星在声明中表示，浙江网商银行将“主要满足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的投融资需求，具体来说是指主要提供20万元人民币（合3.25万美元）以下的存款产品和5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贷款产品。”
中国的银行体系以大型国有机构为主，这些机构传统上倾向于贷款给大型国有企业借款人。小型民营企业往往很难获得资本。
政策制定者希望民营银行能满足这类借款人，经济学家们表示，小型民营企业提供了约6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约75%的新就业岗位。
民生证券(Minsheng Securities)银行业分析师邹恒超说：“阿里巴巴的小银行不会影响到当前银行的现有客户，但它将争夺新客户。阿里巴巴可以利用其大数据优势，通过查看内部交易数据以评估风险。这为他们寻找微型客户提供了优势。（传统）银行谈到小微企业客户时，（其贷款价值）通常低于500万元人民币。阿里的客户将会更小，也许不到100万元人民币。”
阿里巴巴和腾讯(Tencent)已开始与银行争夺资金，它们销售的网上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活期存款，但利率高于传统银行存款利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在3月宣布它将向10家民营企业授予银行牌照。
Ma Nan上海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香港街头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使中国政府面临自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挑战。25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的那场民主运动遭到了镇压，今天香港的示威活动与北京当年那场运动出奇相似，并且同样让中共领导层坐立不安。这次示威活动也是由要求民主改革的学生领导的。这次中央也控制不住局面，可能不得不在镇压还是让步之间做出选择。和上次一样，根本问题在于中共的权力和权威。
不过，2014年的香港与1989年的北京也有着天壤之别。中国的富裕程度与25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实力也显著上升。中国当局肯定也希望，香港这次在“占中”旗帜下的示威活动将更像虎头蛇尾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而不是更像1989年的学生运动。最后，与1989年相比，目前当局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只要他们愿意利用这种余地——因为香港不是首都，是一个自英国交还给中国之日起，就在“一国两制”模式下享有特殊地位的城市。
根据“一国两制”模式，香港继续享有媒体自由和独立司法体系——这些都是中国内地并不拥有的自由。当前的问题是，当局是否允许香港在民主方面更进一步，允许香港人选择自己的特首，不用让候选人经过北京方面的事先筛选。
中共可作的一种明智回应是，允许香港成为民主改革的试验田。“一国两制”模式——再加上香港社会的富裕和成熟——使得香港非常适合推行民主改革，而又不致立刻在内地激发改革呼声。接着，可以把成功的、民主的香港作为样板，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省级或市级层面上渐进地推行类似改革。
遗憾的是，中央政府似乎决心反其道而行。他们不愿承担任由民主制度在中国领土上发展壮大的风险，不能容忍党的明确意愿遭到公然藐视。这样的决定，让中国政府站在了香港示威者的对立面上。如果示威者不肯散去，北京方面暴力干预的可能性显然会大大增加。
事态本不必发展到这一步，目前也仍有挽回余地。在1997年回收香港主权后的许多年里，中国政府在处理香港事务方面显得有谋有道。香港媒体保持了自由，法院保持了独立。北京方面甚至默许香港每年6月4日举行令人动容的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4年前，资深民主活动人士李柱铭(Martin Lee)对我说，他对中国允许香港保留自由的程度感到“惊喜”。但今年早些时候，我再次遇到李先生时，他的看法完全变了。他警告称，北京方面似乎执意不让香港获得民主，并在削弱法院的独立性。
是什么改变了？或许是中共变得更强硬、更不宽容了。或许它从一开始就不愿冒险让香港拥有真正的民主。
未来几天，世界的目光将聚集于香港街头。但中国内地民众的反应也至关重要。北京方面最害怕的一件事，肯定就是民主抗议蔓延到内地。
北京方面正努力在中国官方媒体和互联网上封锁有关香港民主抗议的消息。如果抗议持续，它或许还会试图利用内地人和香港人彼此间的反感。一些香港人把内地人看作粗俗的外来者。一些内地人则把香港人视作被宠坏的孩子，缺乏爱国心，对殖民统治念念不忘。
如果抗议升级，内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媒体还可能会利用一种观点：香港人算不上真正的中国人。就这一点来说，北京方面对香港的官方反应，可能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示威活动的反应类似——乌克兰人和香港人只要听话，莫斯科和北京就视他们为同胞，如果不听话，就指责他们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用。
当然，区别在于，香港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而乌克兰是个独立国家。然而，正如吞并克里米亚破坏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样，几乎可以肯定，香港抗议活动如果以暴力干预收场，必然也将影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北京方面眼下正在思考下一步对策。为了香港、中国、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稳定着想，北京方面能否做出正确抉择将事关重大。
译者/何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中国政府出人意料地召回了驻印度大使。中国做出此举之际，有消息称，据称为日本充当间谍的另一名中国驻冰岛外交官已神秘失踪。
在习近平抵达印度的前一天，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Xinhua)宣布，此前担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的乐玉成已接替魏苇担任驻印度大使职务。
其他国家的几名资深外交官表示，他们对中国这一举动感到吃惊，但对换人的可能原因未能达成共识。他们表示，魏苇被撤换，可能是为了给习近平的效忠者腾出位置，也有可能是被牵涉到一起反腐行动中。自去年初以来，已有成千上万名中国官员在反腐运动中落马。
中共的调查人员对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政府部门都做了系统的调查，但还没有公开披露对外交部或中国外交官实施调查的消息。
韩碧如(Lucy Hornby)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邢嵬
美国正在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的液态石油生产国。这显示出其繁荣的石油生产已开始改变世界能源格局。
根据富裕国家的能源监督机构——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美国的石油及相关液体（如乙烷和丙烷）日产量在今年6月和8月与沙特阿拉伯不相上下，约为每天1150万桶。
随着美国产量持续增长，其石油产量将在这个月或下个月超过沙特阿拉伯，这将是1991年以来的首次。
沙特政府强调，美国在石油市场不断增大的影响力不会影响沙特在石油市场中的重要地位。该国表示，如果需要增加供应以满足需求，该国有能力将日产量增加250万桶。
本月早些时候，沙特副石油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萨勒曼亲王(Prince Abdulaziz Bin Salman Bin Abdulaziz)曾表示，沙特是“唯一拥有可用冗余石油产能的国家”。
然而，即使沙特官员也不否认，美国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如果算上每天约100万桶的生物燃料产量，美国的领先优势更加明显）对于稳定市场起到了关键作用。
过去两年，尽管叙利亚和伊拉克局势动荡、利比亚陷入战乱、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全球原油价格仍然呈下跌的大趋势。上周，布伦特原油基准价格(Brent)跌至大约每桶95.6美元，是逾两年来的最低水平。2012年初，这个价格曾达到每桶逾125美元的峰值。自那以来，美国日产量逾350万桶的增量差不多等于全球石油供应的总增量。
由于在水力压裂技术及水平钻井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页岩革命正在改变美国石油产业的面貌。这些技术的进展令美国能够开采原本长期被认为没有商业开采价值的油田，尤其是位于德克萨斯和北达科他的油田。
以10年前或更早以前的标准来看，原油价格正处于高水平。这使得运用以上技术开采石油变得有利可图。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原油日产量达到887万桶，比2008年的500万桶大大增加。预计到今年底，美国原油日产量将突破900万桶。
8月份美国原油日产量仍然低于沙特阿拉伯的大约970万桶和俄罗斯的1010万桶。美国在石油总产量上的领先地位，要归功于该国较高的乙烷和丙烷等天然气液态产物产量。天然气液态产物含有的能量较低，它们往往被用作石化产业的原料，而不是用作燃料。
不过，以现有趋势来看，到本十年结束时，美国原油产量本身有望赶上沙特和俄罗斯。
译者/简易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说过，上战场时，你只能带上你所拥有的盟友，不能带上你想要的盟友。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对“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的战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在中东的联盟由五个独裁国家组成，其中四个是君主制国家。这五个国家或多或少都怀有异心。它们要么间接、要么无意地，帮助了ISIS、呼罗珊(Khorasan)、Jabhat al-Nusra——当然还有基地(al-Qaeda)——等组织的诞生和发展。在美国处于紧要关头之际对它施以援手，会让它们每个国家都从中获得更长远的利益。几十年来，中东的套路一直是这样的。如今，如果你认为奥巴马会改变这种模式，那你就太幼稚了。
美国这份“浮士德契约(Faustian pact)”的核心是沙特阿拉伯。美国人并未忘记，2001年9月11日的20名劫机者中有19名是沙特阿拉伯公民。美国人也没有忘记，2003年美国曾错误地将打击重点放在伊拉克。如今，正如双子塔倒塌的那天，美国在全球最大的直接威胁来自伊斯兰恐怖主义，或者更准确的说是逊尼派(Sunni)。自9•11以来，发生在欧美的恐怖主义阴谋没有一起是什叶派(Shia)组织策划的。然而，奥巴马却不能与伊朗——什叶派中的“沙特”、沙特的最大敌人——结盟。
考虑到奥巴马受到的种种限制，他已算是拼凑起最好的权宜同盟。不过，他反恐行动的目标，却是萨拉菲(Salafi)极端主义造成的后果，而不是它们产生的原因。这种取舍早有先例。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及其他海湾国家一道，在阿富汗支持对抗苏联(Soviet Union)的圣战者组织(Mujahideen)。那次战争锻炼了塔利班(Taliban)和基地组织，这两个组织如今都已再次兴起。美国还曾在伊拉克与伊朗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中，支持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领导的伊拉克。这一做法也没有带来什么好结果。本世纪头十年，美国自己转变了立场，入侵了这个并非基地组织盟友、却是海湾国家敌人的伊拉克。在上述多数情况中，美国领导的战争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胜利，却为将来发生更大的问题播下了种子。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次对抗ISIS的战争会有任何不同？
事实上，有理由认为，这次的局面可能会更糟糕。在将苏联赶出阿富汗和消灭萨达姆•侯赛因时，美国所用策略在理念上十分简单。他们遵循了一句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然而在叙利亚，正如一位外交官最近所调侃的，美国的敌人的敌人往往仍然是美国的敌人。
在奥巴马这次对抗ISIS的战争中，最明显的受益者就是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后者的官员如今正在鼓吹与五角大楼合作开展空袭，不过遭到五角大楼拒绝。然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对奥巴马反恐战争的支持却是出于完全相反的目的。他们希望美国最终会将枪口对准阿萨德。此外，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隐含目标，就是要消除美国在核能方面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因为伊朗是叙利亚的坚定支持者。
达成核能协议之后，美国与伊朗就有可能在中东开展合作。正如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上周告诉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没有这个协议，什么都无从谈起。他说：“我们先要照顾好现有子女，才能考虑要不要下一个。”而沙特阿拉伯的目标则是要阻止美国和伊朗签订这一协议。和以色列一样，沙特担心伊朗会从奥巴马那里得到更多好处。因此，人们必然会想到，奥巴马为了换取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延缓了与伊朗的核谈判。为此，白宫强烈否认这两件事情之间有任何关联。不过，这样的交易确实在突然之间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香港银行业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周一早晨宣布，该局以及受民主抗议活动影响的各家银行已启动应急计划，以确保正常运转。
香港金管局表示，香港银行间市场以及支付和清算体系将正常运转。
它补充称：“货币发行委员会(Currency Board)机制将正常运转，以保证港元汇率的稳定。根据现有的机制，金管局还将在必要时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
它表示，根据周一早晨收到的报告，有17家银行的29家分支行、办事处或ATM设备受到抗议影响，将暂时关闭，等待进一步的通知。
包括汇丰(HSBC)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在内的多家银行关闭了一小部分分支行。
澳新银行(ANZ)表示，已关闭该银行位于时代广场和弥敦道的分行。其在交易广场的分行和办事处仍正常营业。
香港的政治动荡令专注于香港市场的房地产商感受到了压力。
恒生(Hang Seng)地产股指数周一早晨下跌3.4%，至29409.4点。两天来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与警方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香港基准的恒生指数开盘下跌1.4%，至23359点。港元兑美元汇率在今日早盘下跌0.07%，至6个月低点。
评级机构惠誉(Fitch)亚太区主权评级主管高瀚德(Andrew Colquhoun)表示，日益升温的民主抗议活动“短期内”不会对香港的评级产生负面影响。
本月初，惠誉证实了香港的AA+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在香港民运升温之际，Facebook旗下的图片分享网站Instagram仍无法在中国内地访问。
译者/梁艳裳
英国敦促中国保证在香港“取得有意义的民主进展”。目前，成千上万香港人继续挤满这个特别行政区的街道，抗议北京方面出台的选举改革方案。
在香港当局从街头撤下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数小时后，英国外交部就这个问题发表罕见的声明，呼吁双方继续讨论上述有争议的方案。
英国政府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英国政府关切香港局势，正在认真关注事态。”
这份措辞谨慎的声明一方面意在声援抗议者，另一方面力求避免得罪北京方面。上述发言人继续说：“香港的繁荣和安全有赖于其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示威的权利。香港有必要维护这些权利，香港市民有必要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这些权利。”
香港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签署的协议，英国根据协议在1997年将香港的控制权移交中国。
但英国官员们表示，北京方面的提议并未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并指出英国当年也未提供普选产生行政长官的安排。他们形容英方的姿态是“细致耐心的”。
英国政府的回应好比是在走钢丝：一方面支持民主，另一方面维护英中关系——英国正努力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译者/何黎
数万香港学生昨日涌上街头，举行了又一天的抗议活动，这使中国政府面临堪称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领导这场争取民主的抗议活动的学生们明白这两个事件的相似之处，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出生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
“这两场运动都是由学生发起的，但我们希望结局会有所不同，”一名20岁的香港大学本科生这么说。
的确，世人肯定希望上周日晚间点燃的这场缓慢燃烧的政治危机能够得到和平解决。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CY Leung)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用武力镇压示威者，要么让步。上周日夜间的事件表明，催泪弹不足以驱散示威者。升级意味着动用水炮、橡胶子弹，或者在最糟的情况下，请求出动解放军对付手无寸铁、而且几乎普遍持和平态度的抗议者。如果梁振英让步，中国中央政府可能会寻求解除他的职务。如果他选择展示武力，他可能会损害香港作为一个稳定金融中心的声誉。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可能会等待危机自行化解，寄望于学生们会最终散去。然而，这可能需要数天或数周。目前尚不清楚他或中央政府有没有这样的耐心。
中国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要对这件事负责。没错，它在字面上遵守了香港的小宪法——《基本法》(Basic Law)，接受了该市在英国殖民时期从未采取的普选原则。但是，面向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的这套普选方案，在定义上极为狭窄。
竞选这一职位的候选人必须由一个委员会提名，没有安排学生们想要的公民提名机制。中央力图保留剔除“不想要的”候选人的能力。不过，它应该意识到，它在这种规定上寸步不让，对知道真民主是什么样子的众多港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中央表态声明中采取的高压方式也没起到缓和局势的作用。它不留任何余地地宣告，香港的“高度自治”有赖于中央的恩赐。简言之，它把香港学生逼到一个墙角，现在它面对着一场公开抗争。
本来没有必要搞成这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以赌一把，让香港享有更加地道的民主。务实的香港市民不太可能选出公开对抗中央的行政长官。香港目前享有内地不存在的一些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按照“一国两制”模式，北京方面本来可以允许其享有稍稍多一点的民主，而无需担心“感染”其他中国城市。
梁振英唯一的希望在于提供一条体面的出路，以争取香港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可能的妥协领域是提名委员会的构成，该委员会目前仅限于1200名代表，其中大部分是亲商、亲北京的人士。（梁振英本人当初仅以689票当选，这种缺乏民意授权是问题的一部分。）使这个委员会更具代表性，并将关于未来民主的讨论延伸至2017年之后，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一部分港人倾向于接受现有的方案：500万选民一人一票，即便候选人要通过预先审查。梁振英面临的问题是，包括学生在内的太多其他人认为这是假普选。香港领导人必须找到走出政治荆棘的路径。如果他搞不定，那将不仅危及他现在的职位，而且危及我们所知的整个香港的前途。
译者/何黎
本月早些时候，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试图分裂英国。如今轮到英格兰的保守党这么干了。苏格兰选民的意志，让苏格兰民族党(SNP)领导人亚历克斯•萨尔蒙德(Alex Salmond)在公投中失败了，然而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保守党似乎要帮助他取得独立胜利。如今有一种奇怪的看法：萨尔蒙德输掉了一场战斗，但英格兰人可能输掉整场战争。
保守党正在宣扬“英格兰人为英格兰法律投票”——他们有些兴奋，或许是因为秋季会期的到来。他们说，既然苏格兰要获得更多自治权，苏格兰议员在英国议会的地位就必须相应削弱。
他们这样说，部分原因是为了竞选。保守党在苏格兰只有1名议员，工党(Labour)有40名。高举英格兰旗帜，就有可能在明年大选中将在野的工党逼入绝境。卡梅伦还希望防备英格兰右翼民族主义者从侧面攻击他。
表面上看，首相这样做有一定道理。苏格兰越接近实现自治，苏格兰议员就英格兰事务投票就越显得奇怪。然而，用貌似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问题是行不通的，这些方法带有欺骗性。
不让苏格兰议员参与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大多数事务，将意味着另一种名义上的分裂。而且，这将用政客之间的权力再分配（英格兰议员得到更多权力，苏格兰议员得到更少），代替向英格兰放权这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制造一群二等议员无助于让白厅放松对英格兰大城市和郡的牢牢把控。
一个简单的方案是，实行联邦制。天哪，英国居然得通过恢复市长及市政厅在地方税收和服务方面的决策权，来分散中央集权。遗憾的是，联合王国的现实情况并不符合政治理论教科书上有关建立联邦制的学说。在英国的四个地区中，英格兰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据显著的主导地位，使得典型的联邦制在英国不可行。这样的联盟要成功，其宪制就必须对英格兰的主导地位起到牵制。这意味着英格兰在给予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话语权方面必须慷慨一些。几代英格兰政治家都曾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那就是：精确地依据各个民族的人口或经济权重来分配权力是行不通的。
同样，也很难清晰地区分哪些法律是只影响英格兰的，哪些是影响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英国四个地区在公共政策和财政方面的深度一体化，意味着英国议会所做的决策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不是影响整个英国的。
议员们就英格兰大学学费做出的投票，也会深刻改变英国其他地区的教育经费结构。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在19世纪有关爱尔兰自治的辩论中就曾面对过这个问题。即便当时的世界比现在简单得多，他最终仍然得出这种方法行不通的结论。
按照“英格兰人为英格兰法律投票”的逻辑，就有必要建立英格兰议会和英格兰政府。这些英格兰机构将拥有主导地位，而下议院将沦为对外政策的清谈场所。这样一个英格兰议会还可能想和欧盟(EU)间保持一种不同于英国其他地区的关系。而一旦英国议会失去了在整个英国征税的权力，联合王国将名存实亡。
叫嚷“不公平”的聒噪与相对平淡的现实情况形成了反差。近几十年来，苏格兰议员成为关键的“摇摆”投票人的情况只有寥寥数例。其中至少有两次——都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担任首相期间——这些苏格兰议员投票支持了这个在英格兰拥有多数的政府。至于所谓工党向来依靠苏格兰才能在英国议会中占多数的传说，选举事实表明这只是个“传说”而已。
香港政府周一早晨命令防爆警察撤出街道，并表示街头抗议活动已趋于平静。上万香港人参加了过去几天的这场民主抗议活动。
香港资本市场周一下午也趋于平静。中国政府在内地封锁了图片分享网站Instagram，防止内地人看到来自香港的抗议图片。审查机构还禁止在微博(Weibo)上搜索“催泪弹”和“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等词语。
香港此次游行示威在周日达到最高潮，警方动用了催泪弹和胡椒喷雾，试图驱散聚集在金钟(Admiralty)地区的上万名示威者。
此次抗议活动被称为香港“雨伞革命”，因为抗议者纷纷撑起雨伞阻挡胡椒喷雾。
香港示威者反对北京方面提出的不完全普选计划。这个计划允许香港人选举自己的领导人，但只能从为数不多的、由一个亲北京的委员会推举的候选人中选举。
数千名抗议者周一继续聚集在金钟商业区。香港政府敦促人们不要理会北京将会出动军队的传言。
民主活动人士和警方之间长达三天的对峙已开始损害香港的企业和市场。很多活动人士周日夜间在街道上扎营。香港金管局周一采取应急措施确保金融市场稳定。
周一早些时候，香港文华东方酒店(Mandarin Oriental)启用安全卷帘门，阻止来自附近抗议地区的催泪气体飘进酒店。包括汇丰(HSBC)和渣打(Standard Chartered)在内的几家银行关闭了总计36家分支行。
香港街道出现的大量警力突显出香港政府对于此次公民抗议运动背后势头的担忧。周日夜间，有抗议者遭遇全副武装的防爆警察。
周一早晨，香港恒生指数下跌近2%。港元兑美元汇率一直窄幅波动，跌至6个月低点。
截至周一中午，香港主要街道仍设有路障。
中国官方新闻通讯社新华社称，中央“充分相信”香港政府能够依法处置“占中”运动的“非法集会”。
美国周一表示，鼓励“各方不要做出让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举动，以克制和平的方式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未来表达观点”。
过去三天，香港警方逮捕了大量活动人士，包括学生团体“学民思潮”(Scholarism)领袖、17岁的黄之锋(Joshua Wong)。上周五夜间，他带领抗议者涌入政府大楼，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此次抗议活动的加剧。他于周日被释放。
译者/何黎
有一则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一位音乐家刚刚结束演奏会，坐上火车赶往下一个城市。他在火车上闲来无事，掏出乐谱，自己反复揣摩。克格勃马上就盯上了他，并把他逮捕了。克格勃审讯他：“你是哪里的间谍？那个密码本上写的都是啥？”音乐家为自己声辩：“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间谍，那个乐谱是柴诃夫斯基写的。”克格勃意味深长地看了音乐家一眼，转身走出了审讯室。过了十分钟，他又回来了：“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招吧，柴诃夫斯基都已经招了。”
这就是经济学里说的“囚徒困境”。假设两个小偷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分开审讯这两个犯罪嫌疑人。他们如果都不招，警察拿不到确凿的证据，可能拘留几天只能放人。如果两个人都招，量罪判刑，他们得坐两年牢。但如果一个小偷招供了，坦白从宽，可能会发生把他释放，剩下那个嘴硬的，抗拒从严，关他十年。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囚徒困境”的均衡解是两个人都招供，这并不是对小偷而言的“最优”结局，但由于不敢相信同伴，两个小偷都选择了背叛。
“囚徒困境”讲的是信任别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很难的。相信别人的确不容易，但现实世界比“囚徒困境”的预言乐观很多。没有合作，我们的社会都难以维系。那么，合作是如何产生的？
一位政治学家Axelord曾经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邀请各个领域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策略”，有的策略更善良，更愿意跟别人合作，有的策略更险恶，喜欢欺骗和利用别人，然后，他把这些策略都编成程序，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以便观察从长期来看，哪种策略会占上风。最后胜出的策略是“以直报直”。这个策略很简单：第一，一开始要相信别人，跟别人合作；第二，别人跟你合作，你就跟别人合作，别人欺骗了你，你马上选择不跟他合作；第三，如果欺骗者回心转意，打算跟你合作，你就跟他合作。
合作的起源是很艰难的。在一开始，喜欢欺骗和利用别人的“邪恶”策略肯定会占上风，好人会吃亏。但哪怕执行“以直报直”策略的人很少，他们也能抱团取暖。在这个小群体中，合作的收益很高，足以让他们能够生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合作的团体。Axelord发现，哪怕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下，合作也会逐渐出现。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敌对的双方躲在各自的战壕里对峙，谁也无法发动进攻。慢慢地，交战双方的士兵居然找到了默契。一开始是吃饭的时候停火，救护队来了停火，后来到了节假日停火、最后到了每天只在固定的时间射击对方墙壁上的黑点，显示一下自己有威慑的实力而已。80年代中国刚刚搞活经济，市场秩序异常混乱，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第一代企业家中退伍军人所占的比例很高。在军营受到的严格纪律训练，以及从部队中接受的荣誉感，使得这部分退伍军人成了少数坚守诚信的企业家。研究贸易的经济学家还发现，当商品交易的风险很高（比如珠宝、古董交易）的时候，国际贸易往往更密集地出现在同一个族群内部（比如犹太人、印度人、华人等），因为相同的文化、熟悉的环境会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
因不满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普选特首框架，香港学生从和平理性罢课开始，发展到冲击政府总部。周日“占中三子”深夜匆匆宣布提前“占中”，从占领政府总部开始，香港演绎了回归以来最激烈的警民冲突。据报道，当日下午开始，政府总部周围聚集了三万多市民。警方多次警告，集会违法，并出动防暴警察，多次射放催泪弹、手举棍棒驱逐人群。抗争的示威人士并无退却的迹象，直至周一清晨。一场延续了17年的香港“一国两制”保卫战进入抗争阶段。
“一国两制”最初就是烫手山芋：彼之脏水，港之糖水
马克思曾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十九世纪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方式，说费尔巴哈象一个糊涂的老太婆，在给婴孩洗了澡后，倒洗澡水把婴孩和脏水一块泼到门外去了。马克思没有倒过来阐述，现实生活中接受婴孩时把“脏水”一起收了回来的后果会怎样。
一百多年之后，香港尤如中国的婴儿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尴尬的是，社会主义母亲在收回婴儿的同时，也不得不把资本主义制度的“脏水”抱起。“楚河汉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是两种水火难容的制度，但在香港主权回归时无法做到马克思辨证否定的要求，既抛弃旧事物中陈旧的东西，又保持旧事物中一些合理的东西。社会主义中国无可避免的要像那个老太婆一样将所谓的“脏水”和干净的婴孩混合，把资本主义和香港一起揽入怀里。
1980年代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为了实现中国统一之目标所制定的宪法原则，让中国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虽然这让传统政治学尴尬，却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的创新，以此解决百年香港回归的最好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历史上亦闻所未闻的“一国两制”，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之下实行资本主义，重点是在中央政府领导的社会主义框架下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回归之时，香港是一个有充分自由、法治、人权，却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香港没有得到充分的资本主义发展。市民可以在媒体上批评政府，却无法真正举手选出可以代表自己的议员和领袖。
接下去香港资本主义的路该如何走，京港两地该否融合？香港的民主进程已经写入基本法，但北京不愿意照搬西方民主的套路，又该如何设计自己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能否成功领导资本主义？一连串需要解决的问题远比“一国两制”提出本身要艰难的多。“一国两制”一开始注定就是北京的烫手山芋。
回归17年中，香港发展的争议不断，可以说，所有的争议皆围绕着如何实现”一国两制”美梦而起。尽管香港走上政改转型路时有极少数人打出殖民时期的港英旗，大有宁为奴才不做主人的复辟味道。但至今为止，中央和香港泛民主派都还信守着“一国两制”的底线，香港人都希望守住罗湖桥保卫“一国两制”赋予的资本主义“天堂”。社会主义眼中的资本主义“脏水”，却是香港人祖辈享用的糖水。
17年实践：北京强调“一国”，香港强调“两制”
分歧是，香港要一个什么样的”一国两制”？2003年香港50万人大游行；23条立法受挫；2005年政改受挫原地踏步；国民教育遭批；直至为2017年普选特首社会严重撕裂等，所有的争议，都是各方在为保卫自己的“一国两制”。
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们表示，中国很可能为稳增长而延迟金融改革议程，此举可能阻碍纠正经济扭曲的努力。
中共领导人去年11月通过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承诺要使市场力量在资本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利率自由化在这一议程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
在3月的“两会”记者会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可能在两年内放开。存款利率是中国金融体系中唯一仍然受政府控制的利率。
但随着北京方面有越来越大的危险无法实现今年增长7.5%的目标，政策制定者正面临放缓存款利率改革的压力。存款利率改革意味着银行要争夺客户资金，被认为将导致存款利率升高。
这会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面临更高的借款成本，在投资增长率处于5年来最弱水平之际加大经济逆风。
海通证券(Haitong Securities)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我对利率放开不是特别乐观，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无法在两年内完成。”
“利率一定会下降，因为经济增长在放缓。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这么高的利率水平。”
支持利率改革的人认为，利率改革很可能导致的借款成本升高，有助于减少浪费、低收益率的投资，这种投资在过去10年期间受到了人为压低的低利率的助长。
然而，持怀疑态度者警告称，在重要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仍然与市场力量隔绝的经济体中，允许市场力量引导利率走向是不成熟和危险的。
“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是，所有参与实体必须实现市场化。”中国银行业协会(China Banking Association)副会长杨再平说，“如果有一家实体能够借钱，但不用偿还，那么就不能有市场。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
国企和地方政府借款猛增，使得2014年中期中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251%，远高于金融危机前的约147%。杨再平和李迅雷警告称，自由化导致的利率升高，可能使得国企和地方政府更难以负担这些债务。
近月来，中国采取了措施，迫使政府借款人遵守市场纪律。5月，国务院批准了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的试点计划，纳入试点的地方政府将不再通过不透明的融资平台借款。但要让国企和地方政府成为能够经受借款成本升高的实体，可能还需花费许多年。
股市投资者表示，中国股市今年表现强劲的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中国即将进入低息时期。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 Index)自5月以来已累计上涨16%。
译者/阑天
在新世纪的开端，全球民主化变革大潮似乎是一股势不可挡的自然力量，而在过去10年，这股浪潮却发生了逆转。逆转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还未可知。但其行进方向却无可置疑。颇受尊敬的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发表的一份年度调查显示，世界的自由程度连续第8年净下降。尽管40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得到了改善，54个国家的情况却恶化了。
这股逆流最鲜明和显著的例子或许是，年轻、尚不完美的民主国家乌克兰被庞大的威权主义邻国欺凌，民主世界却置身局外止步不前。自由之家在将俄罗斯的评级从“部分自由”调低到“不自由”一年后，开始注意背离民主的动向，这并非巧合。中国已经为发展中国家的权力精英提供了一个威权主义现代化的诱人模式，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更进一步，向这个世界展现了民主化也是可以逆转的。
他还提供了一种描述新威权主义的更直白、更强硬的表达。北京的政策制定者谨慎地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国家，商业是中国的优先事务，他们在莫斯科的同行则乐于将俄罗斯的策略描述成对西方准则和世界现行秩序的公开挑战。他们甚至将这种路线命名为“主权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俄罗斯的领导人们把主权和拒绝民主标准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并邀请其他国家加入俄罗斯的行列，这给世界各地的政客壮了胆，让他们敢在民主需要“适应”当地条件的自利借口下施行各自的威权统治。
曾在柏林墙(Berlin Wall)倒塌后的10年中占主导地位、支持民主的假设终结了，这至少是“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没有实现很多人期待的改变的原因之一。与1989年中欧和东欧上台的领导人不同，取代了阿拉伯过去那些暴君的新领导人并没有从西方寻求启发。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被批靠法令来统治国家，并且试图强施他自己制定的宪法。其引发的结果不是一场大众民主革命，而是军方接管权力和人权状况严重恶化。这场军方政变的领袖在今年通过一场被操纵的投票选举当上总统。
在亚洲，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表现出明显的背离政治多元主义的消极趋势。但今年最严重的倒退发生在泰国，军方也在一场政变中夺取了权力。就和8年前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政府被推翻时一样，得到军方支持的精英群体通过武力来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信的支持者希望继续实行曾将经济增长率提高2倍、将贫困水平减半、提高了福利的政策。在军方的坦克再次出现在泰国街头之前，他们赢得了两次选举委任。军方无法在选举投票中阻止他信和他的盟友，因此不太可能再冒任何风险。如果泰国能再次恢复文官掌权，很可能会采取普京的“有控制的民主”模式。
10年前，非洲被誉为新近出现的民主化成功案例。政治自由的传播似乎稳定而持久，选举民主的做法逐渐在几个国家中生根。非洲依然遭受政变和政治暴力的困扰，但一些国家日益加重的民主标准遭侵蚀或许是最令人担忧的。肯尼亚去年出台了压制媒体的限制措施，乌干达因为镇压反对派被批评，坦桑尼亚的安保力量使用司法外暴力的情况增多。赞比亚曾因2011年总统大选后的权力和平移交而受到赞誉。但总统麦克尔•萨塔(Michael Sata)领导的新政府通过逮捕反对派领袖、限制非政府组织(NGO)和恐吓记者来应对增多的异议。越来越难以想象下一次的权力移交还能够和平进行。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角力昨日升级，香港警方施放催泪弹和胡椒喷雾，试图把数以万计的抗议者驱离一个中央商务区，但未能成功。
星期天，大批抗议者占据了政府和商业大楼林立的金钟(Admiralty)区的许多地方，加入了日趋壮大的反中央政府政改方案的民主运动。到了星期天晚上，防暴警察被部署到这个地区，尽管警方多次施放催泪弹，但一直到星期一（9月29日）清晨时，大批抗议者仍然坚守在这个地区。
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香港很少见，当局采取了快速及严厉的回应措施：动用大量警力、设置路障、切断互联网，这突显出香港特区政府对民主运动势头增强的焦虑。
上个月，中国中央政府公布了让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当地最高政治职位）的普选方案，但附带限制条件，使批评中央的人不可能成为候选人。此举引发了当前的抗议活动。
日益强烈的愤怒情绪昨日升腾，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对峙，数万市民聚集在政府总部附近，支持自上周五开始在那里举行抗议的学生和活动人士。在人群拒绝散开的情况下，防暴警察昨晚向这个地段开进。
在金钟(Admiralty)区，警方竭力试图控制住人群，不让任何人进入政府办公大楼外一个封锁的区域；民主示威者在封锁圈内举行抗议。
警方举起的标语牌上写着“请即散去，否则我们可能使用武力”。人们拒绝服从，于是警察戴上防毒面具，开始向人群施放胡椒喷雾。不久后，警方从路障两边向人群发射催泪弹。
“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极其失望。我根本没想到会这样。”被催泪气体击中的17岁中学生Janice Chan表示，“气味如此强烈。我忍不住流泪，有一阵甚至无法正常呼吸。”
警方逮捕了数十名活动人士，包括推动真普选的学生组织“学民思潮”(Scholarism)的召集人、17岁的黄之锋(Joshua Wong)。黄之锋最初被拒绝保释，但后来于昨日获释。
在成千上万市民上周六赶来支持学生后，原定周三起堵塞中环商务区的组织“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提前启动代号“去饮”的抗议，以便与学生们联手。
“占中”发起人之一陈健民(Chan Kin-man)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他预期警方稍后就会试图驱离抗议者。不久后，亲北京的行政长官梁振英(CY Leung)就发表了他对示威活动的首份声明，敦促人们不要参加“非法”抗议。
昨日大部分时候，封锁圈内的情况是和平的。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Martin Lee)和《苹果日报》(Apple Daily)老板、媒体大亨黎智英(Jimmy Lai)前来声援学生和“占中”。
“我们不指望他们（中央）后退，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公民抗命，”黎智英表示。
“如果我们不坚持或抗拒，那就没有希望了。”
24岁的画廊工作人员Evangeline Lam昨日第三次加入抗议行列。她说，学生和其他民主活动人士并不相信自己能够改变北京方面的想法，但她强调，重要的是去尝试。“如果我们今天不走出来，我们以后可能什么也做不了，”她说。
在港人疯狂使用社交媒体——从Twitter和Facebook，到微信(WeChat)和WhatsApp——传播有关抗议活动的新闻之际，中国新浪微博上的反应要小得多，中国政府在这项类Twitter服务上屏蔽了任何提及“占中”的言论。
昨日下午，抗议区域很难使用移动通信服务，各方因此猜测，政府已封锁网络、阻止来自现场的报道。
昨日白天，示威者向警察喊话，要求让示威者穿过警戒线、进入抗议领导人搭起一个主舞台的区域。示威者高喊着：“加油，加油！”
朱莉(Julie Zhu)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在一些世界地图上，亚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被涂成红色。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是深橙色；还有两个国家，阿富汗和朝鲜，是最深的红棕色。这些地图由监察全球腐败状况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绘制，深色表示该国在贪腐方面的名声基本较差。在亚洲，只有新加坡、香港和日本跻身于透明国际“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排名前20的最清廉法律管辖区之列。
这是跨国公司的一大忧虑。许多跨国公司在亚洲的业务规模很大，并且还在不断扩展。经理们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找到方法避免行贿，或者至少避免被抓到行贿的把柄。一些跨国公司雇佣了中间人来处理棘手的现实。这种方法使高级主管能够保持某种距离。
但有迹象表明，这样做也不够了。美国和欧洲反腐当局对本国企业在境外的行为加大关注。亚洲的环境也在发生改变。跨国公司发现，比起在一个腐败猖獗的国家经营，只有一件事更糟糕：在一个原本腐败猖獗、现在却不再容忍腐败的国家经营。
从根本上说，这就是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简称GSK）的遭遇。这家英美药企被卷入了一场波及中国社会几乎所有阶层和商界的全面反腐斗争。湖南一家法院上周判GSK贿赂医生以让医生开GSK药品的罪名成立，判处该公司30亿元人民币（合4.88亿美元）罚金。一家市值70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不得不为了湖南法官的想法而困扰，这表明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中方的调查还引发了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和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Serious Fraud Office)对GSK展开调查。
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中，0分表示腐败透顶，100分表示完美清廉。中国的得分为40。（柬埔寨得分为20，是亚洲分数最低的国家；新加坡得分为86分，领衔亚洲。）中国是情况发生改变的最戏剧化的例子。习近平去年出任国家主席后，推进全面反腐议程，共产党高官和国内外企业都在打击面范围内。
但在亚洲其他地方，规则可能也在转变。印度（清廉指数为36）就是一个例子。即使在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当选印度总理并承诺撼动腐败猖獗的官僚体系前，氛围就发生了改变。在上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任期的最后几年，媒体曝光了电信频谱牌照和煤矿牌照发放上的官商勾结，让整个国家为之震惊。此后，印度官僚因为害怕被指控有腐败行为，导致国家决策几乎陷入停滞。莫迪的任务是终结这种瘫痪状态。他的名声依赖于人们对他能在保证廉洁的情况下精简繁文缛节的看法。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承诺解决腐败问题。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Benigno "Noynoy" Aquino)追查了涉及政治高层人物的腐败案件，包括其前任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透明国际承认菲律宾取得进展，但腐败仍使菲律宾每年付出相当于1.8%经济产出的代价。在印尼，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能够从默默无闻到掌握总统大权，部分依靠的是他作为廉洁的政治人士的名声。印尼当局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最近判处前宪法法院首席法官犯有腐败罪。不过，印尼的清廉指数得分还是很低，为32分。
伴随着“普选”之争、占领中环、白皮书等举动，近期大陆和香港关系变得越加敏感与紧张，不少文章言辞激烈，甚至将两岸关系放到了对立层面。对此，笔者认为，媒体渲染香港与大陆对立并不妥当。作为在香港生活7年的人，我亲眼目睹了香港与大陆相互交织的“爱与忧”，深感在这场争论中不同阶层诉求有异，也各有苦衷，应以更加包容的心态看待差异，寻找共赢的发展路径。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香港人而言，对于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心态可谓既依赖又敬畏。这种复杂的情感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来自于香港经济已经高度依附于内地，并为香港创造了非常低的失业率水平。今年以来伴随着中国内地经济增速的下滑，香港难以独善其身。一季度香港GDP同比从去年四季度的2.9%下滑至2.6%，二季度进一步下滑至1.8%，环比从去年四季度的0.9%下降到一季度0.3%，二季度甚至是-0.1%的负增长。相对而言，当前香港劳动力状况仍然较好，8月失业率为3.5%，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另一方面，伴随着大陆购买需求对香港经济的带动，相当一部分产品需求超出供给，大幅推高了价格，部分商品被迫限购，如奶粉、医疗服务。香港房价远高出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空间受到了空前挤压。
笔者初来香港时，与香港本土同事交流中惊讶地发现，对于香港中产4口之家，住房总面积仅有70平米是普遍现象，超过100平米的房屋则被定义为豪宅，如此居住条件甚至不如大陆的普通家庭。而与此同时，香港作为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窗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具有内陆背景的精英人才就业。随着高端行业特别是金融业，有海外名校求学背景的内地人越来越多，又增加了香港本土居民的就业压力与生存紧迫感。
因此，在两岸联系更加紧密之余，香港普通民众内心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结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笔者发现香港目前现状比书中所述更加极端。正如上述所言，近年香港与内地在经济、人才等方面的全面交流，又加剧了原本的收入阶层差距。
而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原因还可能追溯到香港过去社会制度的传统安排。比如，一方面，香港首富李嘉诚曾多次公开表态“我是香港纳税大户，不赞成福利主义”，而另一方面，香港低收入阶层生活非常拮据。在香港街头，年过70的老人仍在以捡垃圾为生画面也不稀奇，月生活补助仅在2000-3000元左右，突出地显示了香港贫富差距矛盾。
当然，对于香港精英阶层而言，其对大陆也有担忧之感，即担心优势地位不再。众所周知，上海正立足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精英阶层担忧未来其作为离岸市场中心的优势不复存在，经济金融发展也必将受到打击。
香港以往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人民币资本项目尚不可兑换、香港享有中央政府优惠政策、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以及其特有的管理优势等等因素。而这些因素，伴随着内地金融中心的建立，将一定程度上冲击香港的竞争力。
以上是香港居民对于内地复杂情感，而这种“爱与忧”在内地人对香港的感情中也有所体现。一方面，香港作为高度自由化的城市，向来拥有独特的管理优势。来自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最新经济自由度报告显示，香港在法治、有限政府、规制效率、市场开放为主要标准的经济自由度全球排名中，连续19年居于榜首，而大陆则位列百名以外，正是这些差距，吸引诸多内地人更多的选择去香港就业、创业、生育、购物等等。
1990年，管理顾问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出版了《无国界的世界》(The Borderless World)，这本书的标题抓住了全球化的精神。之后的近25年中，商业、金融、技术和政治的发展似乎证实边界以及边界所保护的国家的式微是势不可挡的。
在每一场国际事务会议上，总会有人评论，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无法再由单独的国家解决。互联网的兴起强化了边界不再重要的思想。在一个由比特和字节组成的无边界世界里，国家的传统关切——领土、身份认同和主权看起来和剑与盾一样过时。
但似乎有人忘记告诉政治人士和选民，国家、边界和国家认同已经不再重要。9月18日，45%的苏格兰人投票支持建立一个独立于英国之外的国家。加泰罗尼亚(Catalonia)、西藏、魁北克等地的分裂运动密切关注这场公投。
分裂运动是民族主义卷土重来的现象之一。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包括一些历史悠久的国家，奉行民族主义的政治人士正处于上升势头。
欧洲最危险的民族主义者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他领导的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普京还宣称他有权利，事实上有义务保护世界各地说俄语的人群。让许多人不安的是，他们注意到这可能让俄罗斯有借口干涉前苏联领土上的国家。
就在欧盟努力集结反对普京的阵线时，西欧的一些民族主义政治人士公开表示对普京的同情，比如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领袖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在德国，一股正在上升的政治力量——新选项党(AfD)认为，德国的利益被屈从于欧洲利益。即使是在繁荣的瑞典，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刚刚在大选中获得了13%的选票。在匈牙利，青民党(Fidesz party)领导的政府具有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对匈牙利边界之外的匈牙利人的命运有强烈的兴趣。
三个最强大的亚洲国家，中国、日本和印度的领导人都是极富个人魅力的民族主义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都用“民族复兴”之类的口号来激励国内的经济与社会改革。然而，在国际上，他们各自的民族主义相互冲突，表现为中国与两大邻国之间的边界争端，这增加了发生战争的风险。如果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国界的世界，似乎有人忘了告诉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他们有时候似乎对领土划界问题过于执着。
乍看之下，中东似乎是这种民族主义复兴模式的例外。该地区最危险的新动向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这个圣战运动将国家边界视为无物。但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发生了民族主义转向，埃及的军政府正在寻求替代伊斯兰教义的意识形态。
这么多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向着反方向推进，那么到底是什么引起了这场怪异的全球民族主义复兴呢？
一种答案是全球化的提倡者很可能一直低估了民族主义的残存力量。待在机场候机室和参加国际会议时，你很容易忘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多植根于某个特定的地方。事实上，全球化让人感到迷失，这很可能鼓励人们在更具有地方或者民族特色的事物上寻求慰藉和意义，或者是共同的语言，或者是共同的历史。2008年经济危机后，对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怀疑情绪也大幅上升。
投资者表示，对于上海自由贸易区(FTZ)成立一年来在放松资本管制和推行其他金融改革方面进展缓慢，他们感到失望。周五发布的数据证实，上海自贸区距离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还很遥远。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郑杨在简报中表示，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总额为1560亿元（合250亿美元），仅占全市总量的15%。
但郑杨也暗示，会有更多实质性变化，只要这些变化不导致资金流动异常波动。
他说：“自由贸易账户资金流动正常，没有成为热钱流入套利和资金向内渗透的管道，这为下一步资本市场压力测试提供条件。”
去年12月，中国央行为自贸区账户创建了一套制度，让海外账户之间能够方便地转账。这些规则看上去也允许自贸区账户与中国其他地区银行账户在某些情况下相互转账。不过，监管者在实践中对放开这一渠道一直很谨慎。
“眼下从自贸区内向外转移资金是不允许的。”中国工商银行(ICBC)自贸区分行行长周宏表示。“我们称之为‘二线’。严格来说它仍被视为跨境转账。资金渗透能力有限。”
她补充表示，这种转账只在资金用途为贸易或另一种被批准的目的时才被允许。
事实上，监管机构仍关注于控制投机资金的跨境流动。周四，国家外汇管理局(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表示，去年4月开启的一项调查已查出100亿美元的虚假贸易被用于掩护非法资金流动。
一些分析师仍然对更广泛的资本账户放开前景感到怀疑。他们认为，政府设立特别区域是为了加强管控，而不是放弃管控。
“这些区域制造了企业暗箱，受到‘钦点’的人可以通过暗箱将资金转入和转出中国。”美奇金投资咨询公司(J Capital Research)创始人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周一在一份简报中指出，“政府并没有公布明确的规则。整个机制是在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这意味着一部分人拥有比另一部分人更大的自由，一切都在监管机构的指导下进行，它们按照每个具体案例、或至少每家公司的情况，决定该如何走。”
“如果总体的打算是开放资本账户、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那么要么不需要设置这些关卡，要么这些渠道会有明确、透明的使用规则。”
Ma Nan上海补充报道
译者/阑天
中国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被判处无期徒刑是极端的不公正，也与中国政府引以为豪的法治精神相悖。作为中国国内最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之一，伊力哈木以往一直努力在受到孤立、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架设桥梁，以终止双方暴力冲突的不断升级。
对一位非暴力异议人士而言，法院对他的判刑处于最严厉之列，法院还判决没收伊力哈木的个人全部财产，这让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失去可见的生活来源。
伊力哈木入狱可能导致少数维吾尔族人采取更多好战行动，包括对汉族人的报复性攻击。作为中国信仰伊斯兰教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人长期以来主张要么从中国独立出去，要么在中国统治内获得更大自治权。
直到最近，才有少数人采取了伊斯兰好战行动，并与塔利班(Taliban)和基地组织(al-Qaeda)建立了联系。但中国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维吾尔民族主义、或伊斯兰教观点、或在教育和就业上的民族平等要求，把这一切都贴上反叛国家的标签。
伊力哈木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学(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的一名教师，管理着关注维吾尔族问题的网站——“维吾尔在线”(Uighur Online)。他从未鼓吹过暴力，受到其学术圈内汉族同事们的高度尊敬，但凡北京方面想过走和解之路，他本可以成为中国政府和维吾尔族团体之间对话的理想参与者。
相反，法院裁定，“伊力哈木•土赫提以‘维吾尔在线’网站为平台……为达到其分裂国家、寻求新疆独立的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撰写、编辑、翻译、转载百余篇分裂国家内容的文章……鼓动暴力行为。”
伊力哈木否认自己鼓动分裂主义或暴力行为，他在法院宣判之后大喊：“我不接受。”
中国作家王力雄在Twitter上发言称，政府造就了一位“中国曼德拉”。许多中国学者和人权组织对于法院判决感到震惊和痛心。
中国对维吾尔族人采取严厉政策，让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反宗教政策——那时，只要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就会受到惩罚。
如今，任何公开展示穆斯林宗教信仰的做法都遭到当局谴责，比如祈祷、斋戒、着装标准、举行仪式或者定期礼拜。学生们如果想拿不错的分数、甚至想上大学，都得被迫放弃斋戒和祈祷。
总体上，维吾尔族人是世俗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穆斯林极端分子。然而，很少部分人原本在巴基斯坦就读宗教学校，现在转到阿富汗接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培训。有些好战分子也已被巴基斯坦组织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招募进去。
不久前，中国媒体报道称，有些维吾尔族好战分子逃离中国，在叙利亚接受“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作战人员的恐怖主义培训。这是官方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第一次报道维吾尔族人跟ISIS之间的联系。
此外，中国媒体还报道说，9月21日，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西南的轮台县，至少发生了3起爆炸，导致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往在针对警察或汉族人的大多数攻击中，维吾尔族好战分子使用的是刀子、斧头，而不是枪支和炸药。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似乎陷入了新的困境中，具体表现何在？第一，中国央行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定向放松政策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但迄今为止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依然高居不下，有评论者将此比喻为中小企业在流动性的海洋中被渴死；第二，中国政府一直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但目前似乎结构性调整并未取得显著进展，而若干高频数据表明宏观经济依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第三，尽管沪港通开闸在即，但诸如上海自贸区与前海特区等新型金融试验区在金融开放方面进展缓慢，而且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已经显著加强；第四，作为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全国性存款保险公司却迟迟未能退出，导致市场开始怀疑利率市场化的节奏是否会显著放缓；第五，最近几月M2与社会融资总额增速显著下滑，这固然与监管机构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导致大量表外信贷回表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与融资需求方的萎缩有关。
宏观经济的新困境，造成目前国内政策界与学术界对下一阶段的宏观政策走向众说纷纭。目前讨论焦点似乎集中在要不要全面降息或全面降准：赞成者认为这有助于降低真实融资成本，提振投资消费需求；而反对者则认为降息或降准未必能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反而可能再度造成流动性涌向房地产企业与地方融资平台，从而进一步恶化结构问题。
那么，中国政府究竟应如何应对，才能走出当前的宏观经济困境，实现调结构与稳增长的平衡呢？以下，笔者将按照重要性由高至低排序，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政府应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近期央行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定向宽松措施（例如定向降准、定向降息、再贷款、PSL等），用传统上的总量货币政策来试图调结构，央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根源在于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缺位了。财政政策天然是具有调结构功能的宏观政策。但迄今为止，中央财政有些过于保守，年度财政赤字的GDP占比被死死控制在3%以内。诚然，如果财政资金被投向缺乏效率的过剩产能领域、或者被各级官员挥霍浪费，这还不如不扩大支出。但目前只要使用得当，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减轻央行负担，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例如，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以考虑实施定向的财政贴息。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减免可以更进一步。可以加大对城乡低收入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等。此外，中央财政资金的支出结构，还可以更多地向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公共产品领域倾斜。
第二，中国央行不应对定向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过于自信，不妨渐进式地使用全面降息或全面降准的总量政策。毫无疑问，央行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果记忆犹新。由于害怕全面宽松政策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与城投债务，迄今为止央行一直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或定向宽松货币政策来注入流动性。但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到现在为止尚未发挥作用，而随着宏观数据在8月份进一步走低，市场信心开始削弱。笔者认为，全面降准与全面降息并非是洪水猛兽，只要使用得当，还是能够发挥相关效果的。随着外汇占款增量的下降，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个池子来放水是顺时应势之举。由于很多贷款利率都是参照基准利率定价（在基准利率水平上进行加成），降息对降低融资成本的功效可能强于降准。事实上，近期央行通过SLF释放5000亿资金，功效上已经相当于全面降准50个基点。
直到2002年，中共才扭转思想，考虑到私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中共决定接受他们，而不再歧视他们。
12年后的今天，电商巨擘阿里巴巴(Alibaba)创始人马云(Jack Ma)创造了史上规模最大的IPO（首次公开募股），筹资金额达到250亿美元。《中国日报》(China Daily)援引中国一些商学院教授的话，称阿里巴巴的上市“结束了美国对世界科技业的主导”。
无论这一评价是否公允，私营领域——特别是私营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如学者尼克•拉迪(Nick Lardy)在最新著作《从毛泽东到市场》(From Mao to the Markets)中讲述的那样，是当今中国最令人振奋的迹象之一。
马云这样的企业家正在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造了就业，提升了中国的公平度。这些令人刮目相看的人物的崛起，也将改变投资的面貌，让投资者在官僚主义的国企和那些原本就不应该上市的公司之外有了其他选择。这两种上市公司，前者的利益往往与追求利润的股东不一致，后者的创始人则通过上市一夜暴富。
鉴于宏观和微观方面都存在不确定因素，眼下的情况更是如此。此外，我们也不清楚到底该期望何种结果：鉴于中国必须从旧的投资拉动型经济转型为国内消费拉动型经济，我们不知道哪一种情况对当今的中国经济更危险，是高速增长，还是增长放缓？
最近的数据非常令人迷惑。7月信贷增长令人意外地疲弱，但在8月恢复增长势头。根据最新的数据，出口保持强劲，但进口表现疲弱，特别是钢材等工业用金属的进口，导致近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生产者价格继续下降。零售销售旺盛，但住房市场数据十分惨淡。
2014年一季度，资本流入总计达到约1270亿美元，但到第二季度降至仅100亿美元，甚至出现资本外流。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数据显示，6月和7月的资本外流总计达到210亿美元。与此同时，反腐运动继续打压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豪华酒店客房、到鱼翅汤。
不过，经济的强劲表现一向不意味着股市或私人股权投资者的优异表现。如今，无论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表现如何，要在中国做出正确决策，有几点很关键。首先，要跟着政府政策（比如清洁环境和清洁能源政策）走，其次，要抓住中国中产阶层崛起的大趋势，而不是关注人口中最富裕的那一部分人，今天尤应如此。
在中国的新形势下，关注私营部门而不是国企也日益显得明智。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国企享有各种传统特权，但无论是在工业还是金融业中，国企的盈利性日益下降，令人意外地越来越被腾讯(Tencent)和阿里巴巴这样的对手边缘化。从中国移动(China Mobile)到国有银行，许多国企的经历都能证明这一点。
直至最近，不少投资者直接投资于太子党，或希望投资于与太子党有关系的基金。这种策略诱人但危险。与太子党有关系的基金能拿到很好的生意，但可能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染指的，比如博裕资本(Boyu Capital)的日上(Sunrise)免税行生意。但与此同时，在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一家与温家宝家族有关联的私募基金活跃度大大下降。投资于企业家比投资于太子党要好得多，也安全得多，部分原因在于如今的太子党很可能是未来的替罪羊。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共需要企业家，并已开始重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企业家也需要中共，当今中国不少企业家是中共党员。
但如今中共需要企业家，甚于企业家需要中共。就目前而言，这是中国最令人鼓舞的事情之一。
译者/何黎
香港民主派团体“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周日凌晨发起了计划已久的公民抗命运动。该团体的宗旨是推动在中国的这个特别行政区举行真普选。
“占中”原计划在下周三启动代号“去饮”的抗议。但在数万人聚集在政府总部外、支持那些与警方进行了两天紧张对峙的学生民主活跃分子后，“占中”决定提前行动。
“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Benny Tai)向抗议人群高喊“干杯”，宣布所谓的“去饮”行动开场。
昨日，在学生们准备举行第二晚的抗议活动之前，香港市民纷纷涌入市中心政府大楼和五星级酒店林立的金钟(Admiralty)。
周六早些时候，香港警方逮捕了数十名学生民主活跃分子，此前100多人在周五晚间冲击了政府总部，抗议中国中央政府上月宣布的一项有争议的选举改革方案。
通宵对峙持续至周六上午之后，警方在当日下午1时30分逮捕了61人，理由是他们非法集会和强行进入政府办公场地。周五晚上，他们逮捕了几名活跃分子，包括民主派学生组织“学民思潮”(Scholarism)的召集人、17岁的黄之锋(Joshua Wong)。
上月，中央政府公布了各方期待已久的普选方案，让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当地最高政治职位），但基本上确保了批评中央的人不可能成为候选人。此举令民主派团体感到愤慨。
成千上万名学生本周举行了公民抗命运动，他们举行罢课并在政府办公大楼外抗议，向中央和支持中央方案的香港政府发出一个信息。
自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交还中国以来，香港一直按照邓小平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达成的“一国两制”模式得到管治。中国后来同意通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
但是，当中央上月出炉普选方案后，批评者称其为“假民主”。有意参选行政长官的人，需要得到一个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成员大多是忠于北京的精英分子）的多数支持，才能成为候选人。
中央敦促香港市民支持这个方案——该方案若想获得通过需要在香港立法会得到三分之二多数支持——并强调，这个模式提供的民主，比英国在殖民时期给予港人的民主要多。
周五晚上，数百名学生强行闯入政府大楼前面被关闭的公民广场(Civic Square)。争取真普选的学生组织“学民思潮”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组织的召集人黄之锋是以袭警罪名被捕的。
当晚，学生和其他民主派活动人士在Twitter上发布的照片显示，数百抗议者在公民广场围成一个圆圈，他们被警察包围着，还有数百人在外面观望。
支持学生的人一度试图阻止警方向广场增派警力；这个广场是公共空间，但已被关闭数月。周五早些时候，数百名高中生罢课，前往政府总部声援抗议的大学生。
周一，超过1万名学生聚集在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揭开了为期一周的抗议活动的序幕；这是香港各界计划举行的多起公民抗命运动之一。
作为统领各路民主活动人士的伞形组织，“占中”原定下周三堵塞一个关键的商务区，以表达其反对意见。戴耀廷上月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该组织领导人巴不得被逮捕，以求吸引更多人关注他们的事业。
14岁创立“学民思潮”的黄之锋在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学民思潮”知道中央不会改变主意。但他说，重要的是抗争。“我们为我们的目标而抗争，不去分析成功的可能性。”黄之锋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如果……你需要考虑达成目标的可能性，那你就不应该参与社会运动或学生运动。”
朱莉(Julie Zhu)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旗下一家公司已采取措施，将终止中国中信(Citic)在澳大利亚数十亿美元的中澳铁矿项目(Sino Iron Project)的采矿权。帕尔默是澳洲的矿业大亨，也是澳洲议员。
帕尔默旗下公司Mineralogy周五向中信集团发出法律通知书，标志着这一陷入困境的铁矿石项目的合作方之间的争议日益激烈。中信集团最近将资本全部注入子公司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
帕尔默表示：“这是一个价值100亿澳元的项目，他们未支付专利费，并且在把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产品运往中国，却没有为此付费。”
中信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综合企业之一，2006年，该公司与拥有该项目铁矿石采矿权的Mineralogy达成协议，合作开发一个价值20亿美元的铁矿石矿。
受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及铁矿石加工流程的复杂性影响，该项目成本扩大至80亿美元。
在向香港证交所提交的一份声明中，中信表示，将于周五向西澳高等法院申请禁止令，制止 Mineralogy用自己发出的通知来中止中信方面的采矿权。
中信表示：“过去两年中，因Mineralogy发出违约及终止采矿权通知书一事，已经三度与法院交涉。”
中信表示，已向Mineralogy支付了4.15亿美元以取得在中澳铁矿项目的开采权，并支付了所有应付的专利费。
中信最近针对帕尔默提起法律诉讼，帕尔默去年被选为澳大利亚议会议员，通过他所在的“帕尔默团结党”(Palmer United Party)影响澳大利亚参议院的权力。
中信指控这位矿业大亨通过Mineralogy非法利用1200万美元为他的竞选活动融资。
帕尔默否认这些指控。他周五告诉美国广播公司(ABC)无线电台，中信的指控是“无中生有，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媒体可以借题发挥”。他随即挂断了采访者电话。
上月，帕尔默曾在中澳之间掀起了一场外交风波，当时他在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发布了一篇针对中国人的长篇演说，称中国人是射杀自己人的“混蛋”。
译者/梁艳裳
在印度的权力中心，印度制造业的时机已到。周四，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推出“印度制造”计划(Make in India Campaign)，希望将制造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5%提升至25%，并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逾1200万年轻人创造就业。
在向印度受邀企业嘉宾以及印度驻外使节发表的一篇激情演讲中，莫迪希望让怀有疑虑的国际企业以及忧心忡忡的国内企业家相信，印度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他承诺将提供“有效”治理，促进（而非阻碍）创造就业的工业投资。
“那些认为印度是一个巨大市场的人们从未想过印度公民是否具有购买力，”他表示，“联合起来让穷人中的最穷人群获得就业，能够延续我们的增长曲线，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当政府变成一个推动者时，我们就能实现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并不缺乏潜力。”
印度是全球IT服务的强大供应商。但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限制严格的劳动法以及臭名昭著的官僚主义，尽管印度年轻人口众多，但该国一直难以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上发挥作用。
在2013年的全球出口中，印度仅占1.7%，高于1990年的0.5%，但远远落后于中国的11%，在中国，制造业占GDP的34%。
自从5月末上台以来，莫迪政府将注意力重新投向了制造业，先是解决了令人头疼的监管和上报要求问题，着眼于破除阻碍发展的官僚主义思维——正是这些因素导致印度在全球“经商便利度”调查中的排名靠后。
然而，要吸引制造业投资仅修补政府程序还不够。在周四的活动上，实业家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敦促印度政府“向全世界的资金和专业技能开放”。塔塔集团(Tata group)董事长塞勒斯•密斯特里(Cyrus Mistry)表示，印度必须更新实体基础设施、加固具有成本效率的能源和物流系统，并“提高民众的就业能力”。
译者/梁艳裳
苹果(Apple)周四表示，自从上周发布最新大屏智能手机以来，该公司仅收到9笔涉及iPhone存在弯曲问题的投诉，此前，有关iPhone6 Plus存在根本缺陷的说法在互联网中甚嚣尘上。
苹果对专家们所称的“弯曲门”(bendgate)事件做出了强硬回应，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苹果迅速对周三发布的存在问题的iPhone软件更新所导致的“巨大不便”表示了道歉。
苹果表示：“在正常使用情况下，iPhone出现弯曲的情况极其罕见，在我们产品发布后的前6天里，共有9名客户因iPhone 6 Plus弯曲问题与苹果联络。”该公司强调所有设备在发售前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物理性能测试。该公司表示：“iPhone 6和iPhone 6 Plus达到或超出了我们所有的高质量标准，经得起日常使用。”
这些抱怨和投诉让苹果新机的发布失却了往日的成功光环。苹果周一表示，上市头3天，两款最新iPhone 6的销量已达到1000万部。
周四早些时候，苹果产品还遭到另一个领域的批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华盛顿特区告诉记者，他对iPhone及安卓(Android)系统的智能手机采用的最新加密技术表示反对，虽然这些公司称该技术将加强客户安全和隐私。
这项加密技术意味着，如果最新版iPhone用户使用安全秘钥锁闭手机，那么苹果自己将无法访问这些手机上存储的数据，即便苹果获得授权。
科米表示：“我担心，这些企业推向市场的是明显能让人们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产品。”
苹果分析师表示，很难判断最近的批评声浪会造成怎样的长期影响。与iPhone能不能在裤兜里被坐弯相比，很多人认为存在缺陷的软件更新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译者/梁艳裳
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在过去48小时里投入紧急行动，来巩固自己的网络安全系统，原因是很多设备（从构成互联网主干的服务器到iPhone）搭载的软件存在一种被称为Shellshock的根本缺陷。
Shellshock被形容为历来发现的最严重和最普遍的网络安全漏洞之一，在严重程度上远超今年4月导致网络安全专业人士恐慌的“心脏出血”(Heartbleed)漏洞，后者让全球成千上万企业和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在网络攻击面前不堪一击。
据安全分析人士介绍，就连技术含量最高的政府和军方系统也因Shellshock的存在而变得脆弱。随着敌对国家的政府和犯罪组织寻求利用这个安全漏洞，一些网络攻击正在进行中。
周三，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确认了这个漏洞的存在，并向全美各地的公共和私人部门机构发出警告。
“利用这一漏洞，可能让远程攻击者得以在受影响的系统上执行任意代码，”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也就是说，这个漏洞让潜在攻击者不受阻碍地进入计算机系统，无论其目的是利用犯罪手段获利，从事间谍活动还是搞破坏。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国家网络安全部门对Shellshock的可利用性打分为10分（总分10分），影响打分为10分（总分10分），总体严重性的打分也是10分，即最具破坏力的评分。相比之下，“心脏出血”只得到5分。英国网络安全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周三向英国机构发出警告，称这个漏洞影响国家关键基础设施。
“应当假定，多数基于服务器的架构都受到影响，”GCHQ的电脑应急响应团队补充称。
这个漏洞存在于Bash（Bourne Again Shell的简称）软件中，该软件在Unix和Linux系统以及它们的衍生物上相当常见。
Bash是一种命令行壳层，即电脑软件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对操作系统本身进行配置。
上述漏洞意味着，黑客能够把自己的命令叠加到Bash发出的合法指令上。
汉娜•库赫勒(Hannah Kuchler)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伊丽莎白(Elizabeth)受够了在伦敦金融城当律师的工作，年届35岁的她决定转行。为此她颇为感慨地说了一句老掉牙的话：“人生短暂！”
作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伊丽莎白（她不希望用自己的真名）感到有必要从事一份“现实”的职业。在20岁到30岁这段时期，她经常加夜班，兢兢业业地工作，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步入而立之年后，虽然工作依然忙碌，但她觉得可以缓一口气，评估一下自己的职业。她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不像其他同事那样投入工作了。”如果她想成为合伙人，就要更加拼命，而她就是受不了这么拼命。因此她在闲暇时间学习心理学，期待有朝一日能够转行。
她承认自己濒临抑郁，但认为这样的情绪是“有益的暗示”，表明自己不想再当律师了，而是想要一份“更有意义”的工作。她认为这是一种“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并非一种临床上的疾病。然而，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咨询心理学家迈克尔•辛克莱博士(Dr Michael Sinclair)发现，在30多岁这个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深感焦虑。“这些问题在45岁左右的人身上更为常见，这个年龄的人会思考人必有一死这样的问题。人们刚刚经历了经济衰退——那是一个必须老老实实工作的时期。现在他们感到疲倦不堪，自问‘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经常写有关工作与生活的博客、曾在招聘和保险行当做过个人助理的路易斯•马修斯(Louise Matthews)认为，“如今中年危机开始得更早了”。她表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选择和信息”，从而导致不满足感，但同时也让人麻木。“它可能会把人压垮。”
“中年危机”的概念存在争议。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雅克(Elliot Jaques)在1965年发明了这个词，他将其描述为“成年人遇到了人生的概念，人生就是个体在不断接近的死亡到来前度过的那段时间”。按照流行的观念，它通常的特征是四十多岁的人不惜牺牲家庭和工作来换取跑车、植发和年轻女友——都是相当愚蠢的事。
然而，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年人幸福感——或者说是经济学家所称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下降一般发生在40岁到42岁之间。纳塔武•鲍德塔威(Nattavudh Powdthavee)表示，这证实了以前的研究结果，即年龄与抗抑郁药的使用存在“山型曲线”的关系。鲍德塔威与人合作在3个国家开展了这项纵向研究，该研究基于201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即黑猩猩和猩猩的幸福感也经历了U型曲线（这是由动物管理员而不是猩猩自己报告的）。鲍德塔威表示，这表明中年低谷背后可能有生物学上的原因。他认为这个发现给了人们乐观的理由。“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想，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从而安然度过这一时期。”
中年危机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英国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德里克•米尔恩博士(Dr Derek Milne)表示：“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它可能是间歇性的，或者表现为隐约的心神不宁。”米尔恩博士著有《如何应对中年危机》(Coping With a Mid-Life Crisis)一书。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汉内斯•施万特博士(Dr Hannes Schwandt)认为，与针对儿童和老年人的研究不同，有关中年的研究明显不足。去年他发表了关于“未实现的期望”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发现，年轻人很乐观——甚至是“过度乐观”——而四五十岁的人总是抱有遗憾，然后再老一些才会内心平和。他表示：“或许中年人可以向那些不再怀有强烈遗憾心理、已经适应现实的老年人学习。”
在过去一个多月中，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明显背离。8月份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创2009年2月最低点，显示经济基本面大幅恶化；而同期上证综指累计上涨4%，中小板指数与创业板指数累计涨幅分别为6.3%和5%。
股票市场与宏观基本面的脱节引发瞩目。中国股市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会继续独立于基本面，还是能成为“经济晴雨表”？FT中文网采访了多位证券行业资深专业人士，他们就此给出了自己观点。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看好中国经济转型，但不看好传统行业复苏，因此中国经济远没有见底；同时企业盈利水平下行趋势没有出现拐点，股市难言向好。
由于基数原因，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下跌超预期，但发电量和工业增加值都在下降的事实，反映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同时虽然9月份汇丰PMI数据显示经济有所回暖，但月度经济数据不宜过度解读。可以预见，中国经济远未见底，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过往，当经济数据差的时候，不少人呼吁政策放松，通过刺激政策提振经济，此次也不例外。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速可能会持续下行，今年定下的GDP增速目标以后也许很难看到。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GDP增速下滑、工业增加值回落，市场不用过分担心。
另外，中国股市整体市盈率处于较低水平，但是这个数值是静态的，不具备实际意义，在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下行趋势没有出现拐点前，股市难以出现大级别的行情，况且它还面对整个经济产能过剩、高杠杆阶段的不利局面。
交银国际首席策略分析师洪灏：中国股市短期下行压力大于上行动力，但是长期远景可期。
有两大因素决定着中国股市未来方向——政策、经济。从宏观经济看，8月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可以认为是见底，同时从最新公布的9月份汇丰PMI数据看，9月份经济有所回暖，因此，三季度经济增速更加接近预期。从政策看，鉴于就业数据在恶化，通缩压力增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局部刺激政策出台，尤其是在房地产行业中，这些政策有可能包括传闻中的四大行房贷松绑、剩余限购城市放开以及按揭利率下调等。
目前中国股市正处于较强的阻力位，受到上述两大因素的影响，指数波动明显加剧。总体说，股市下行的压力要大于上行动力。
短期内，股市运行最好的情况是在2250—2350点区间高位盘整，主要因为市场对增长和政策预期过高、但结果没有兑现造成的。而最坏的情况是出现5%至10%的调整，因为股市每一波上涨之前，都必须有波像样的调整以作为上涨的基础，且技术层面也支持市场调整。此外，股市运行的路径将取决于进一步政策支持的暗示是否可以兑现，否则市场将认为5000亿元的常设借贷便利是利好出尽。
但从长期看，中国股市对美国股市的相对表现已降至近20年的低位，预示着中国股市长期价值的均值回归可期。尽管官方表态“不降准、不降息、不全面刺激”，但鉴于房地产行业实际弱势情况，相信政策仍会借货币政策之手应对通缩压力。因此，中国市场的远景相对于短期应该更有确定性。股市寻底是一个动荡而冗长的过程，投资者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并继续从成长向价值、周期向防御、小盘股向大盘股的方向轮动。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战果。自2012年11月底到目前，大约有50位省部级以上干部被查处，被查处的处级以上干部则成百上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水平高速增长，与此同时腐败程度也持续恶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因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雷霆之钧反腐倡廉，为全面深化改革启航打开了良好局面，可谓审时度势。然而，腐败非一日之寒，反腐败亦非一日之功，有效的反腐败行动必定要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因此，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纪检监察系统在查处腐败官员方面，是否存在某种时间上的“规律”？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收集了2003-2014年初所有副厅级以上官员被查处的案例，并结合每年的重大政治活动考察了官员被查处的“时间规律”。之所以选择副厅级以上官员作为研究样本，是因为副部级以上官员数量较少，而副处级以上官员数量太多，并且无法获得完整、准确的个人信息。而厅级以上官员一旦被查处，通常会被媒体曝光，因此样本相对最齐全，资料也最准确。
在这11年里，共有352名副厅级以上官员被查处，其中厅级官员占大约60%，省部级官员占大约40%，包含个别副国级干部。然后，我们分析了每年每个月官员被查处的数据，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每年的1月底、2月和3月初，被查处的官员人数相对于全年其它月份明显较少。如下图所示，横轴是月份，纵轴是人数。
【图】2003-2013年每月被查处的官员数量（总人数）进一步，考虑到1月底一般是各省人代会和政协会（简称“两会”）密集召开的时间，2月份一般是春节，而3月初是全国“两会”召开的时间，它们都是重大政治活动时期。春节虽然是一个传统节日，但是它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的意义绝不亚于任何政治活动，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活动。地方“两会”、春节和全国“两会”每年都固定召开，年复一年就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周期”。
然后，将上述三个重大政治活动的前后各15天作为“窗口期”，分析一个官员被查处的概率与政治周期的关系。使用Probit模型的计量分析表明，在上述三个重大政治活动期间，一个贪污官员被查处的概率比平时要降低大约13%。
这说明，腐败官员的查处存在一种明显的“政治周期效应”，为什么？主要原因是，在反腐败和社会稳定之间存在一种权衡取舍关系。因此，既要反对腐败，又要维持社会稳定，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以恰当的频率查处腐败官员，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那么，反腐败对社会稳定会产生什么影响？
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反腐败也不例外。根据我们的统计，352名副厅级以上贪官中，大约60%是所在单位的主要领导，俗称“一把手”。这些“一把手”主要分布在党委、政府和国有企业三类单位。在目前的体制下，“一把手”权力很大，对腐败的掩盖和反侦察能力也很强，因此查处“一把手”不仅难度较大，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查出来都是“窝案”，带出一大帮秘书、下属和同僚。在这种情况下，从局部地区来说，查处“一把手”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一个单位的正常工作，而且让相关部门和官员人心惶惶，无心做事。
而且，如果在敏感时期密集查处大批官员，可能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现有研究表明，一批贪腐官员被集中查处，尤其是以党政“一把手”为首的腐败窝案爆发，可能会降低当地群众对政府廉洁程度的评价，甚至引发对执政正当性的质疑。而少数对政府表现不满的公众，会因此强化自己的负面判断。
因此，对腐败官员的查处，要尽量避开一些政治敏感时期，尤其是全国和各地“两会”以及春节期间。“两会”前后，通常是政府官员调任的高峰时期，又是大众传媒对社会新闻聚焦的时期，此时大规模公布被查处官员，尤其是“一把手”，不利于正常的政府换届，不利于政府工作报告中各项重大规划的讨论和实施，也不利于凝聚人心。研究还发现，在那些新闻报纸流通速度较快的省份，由于媒体影响力更大，各省被抓贪官的数量在政治敏感时期相对更少。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我们的观点。
政府的重大政治周期会影响到经济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这在发达国家已是常识，中国并非孤例。经济学界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发现，民主国家的政府在换届前夕，往往倾向于增加福利支出，提高转移支付，增加货币发行量，以便获得选民的更多支持。然而，一旦新一届政府上台了，为了平衡预算，抑制通货膨胀，又不得不逐步减少福利开支和转移支付，紧缩财政预算，从而形成了选举周期导致的经济波动。
而这种政治周期效应的存在，要求政府在实施重大政策或政治举措时，必须全盘考虑各种经济社会影响，特别是避免造成大起大落的经济社会后果。以免阻碍投资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稳定的预期，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各国政府通常通过公共政策抚平周期性波动。
自有政府或国家以来，腐败就是一种积累已久的沉疴，短期内恐难治愈。但在治理腐败问题时集中的、运动式反腐败政策，势必造成经济的或社会的波动，至少在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社会成本。如何避免反腐的政治周期效应，实则是摆在中国执政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能否让反腐倡廉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纳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在建设廉洁政府的同时，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也是值得学界和决策部门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梦琦对本文亦有贡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