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30, 2012
Friday, September 28, 2012
宁夏葡萄酒的崛起
如果能够让世界上最为活跃和著名的奥地利葡萄酒杯及醒酒器生产商格奥尔格•力多(Georg Riedel)为一款葡萄酒制作专用酒杯，那么这款葡萄酒的生产者无疑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久前，我经过长途飞行来到中国宁夏自治区，参加在那里新举办的宁夏葡萄酒节，令我意外的是力多早在几天前已先行到达。活泼开朗的银色高地(Silver Heights)酿酒师高源(Emma Gao)是第一个让我意识到宁夏拥有成为优质葡萄酒产区潜质的人，因此我在到达宁夏后也去拜访了她。在银色高地本来就并不宽敞的橡木桶车间里，我看到她收藏的力多酒杯完全抢掉了橡木桶的风头，占去了几乎半壁江山。
宁夏位于中国西部，距离北京880多公里，是个幅员并不算辽阔的欠发达地区，一直以来，人们对它的认识可以概括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词汇：荒山、沙漠、绵羊和枸杞子。不过就在近年来，当地政府部门开始意识到这个地区的未来会因为葡萄酒而变得光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宁夏农垦局(Ningxia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Management Bureau)采取行动，通过引水成渠和植被覆盖以及大兴土木，将贺兰山脉(Helan Mountains)与黄河(the Yellow River)间的荒漠地带变成了适合种植葡萄的区域。毫无疑问，这样的土壤条件并不适合谷物和玉米等作物，却非常适合葡萄。对于越来越多喜欢喝葡萄酒的中国消费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在此之前，宁夏只有区区一家酒厂，那就是西夏王(Xi Xia King)。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的西夏王现在已经与路威酩轩(LVMH)合营，目前正在旧址旁边兴建一座5300平方米的酿酒厂，用自己的原料酿造其第一款中国气泡酒(sparkling)，这款气泡酒名为尚顿(Chandon)，是酩悦香槟(Moët champagne)在国际市场上的姐妹产品。
不过，在时间上，路威酩轩只能说是第二个在宁夏拓展事业的法国酒类巨头。早在2008年，保乐力加(Pernod Ricard)就在这里租赁了大片葡萄园，直到现在还一直在贺兰山(Helan Mountain)品牌下酿造葡萄酒，主供中国市场。其他一些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大型“庄园”(châteaux)在酿造葡萄酒的同时还主打旅游牌，不仅吸引着私人投资者的目光，还受到了中国三大葡萄酒酿造商中的两家的青睐——那就是张裕(Changyu)和中粮(Cofco)。张裕与拉菲庄园(Ch Lafite)在中国山东（这里被看做是中国最早的葡萄酒产区）有着良好的合作，而中粮则是长城(Great Wall)葡萄酒的酿造商。三大制造商中的王朝(Dynasty)早已在宁夏产区扎根多年，生产御马(Imperial Horse)品牌的葡萄酒。
相对于中国其他葡萄酒产区，宁夏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就是土地归政府所有。如此一来，这些土地可以通过政府的规定来解决如何耕种并保证葡萄质量的问题，这对于葡萄酒生产企业来讲非常重要。而诸如山东这种类型的产区，其葡萄种植园往往由成千上万个不同的种植者所有。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山西地区：即便是在国内拥有极高声誉的怡园(Grace Vineyards)，在购买原料过程中也面临着窘境——他们不得不向那些对葡萄酒酿造一无所知的葡萄种植农灌输一个概念，那就是，对于酿酒师而言最好的葡萄原料无需个大汁多，浓缩的才是精品。
中国央行节前投放大量流动性
中国央行本周向金融体系注入创纪录数量的资金，以减轻流动性紧缺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推高了借款成本。
中国人民银行(PBoC)在过去三天里通过逆回购操作向货币市场投放3650亿元人民币（合580亿美元），这是史上最大的一周逆回购总额。
这些现金当即产生作用，导致7天回购利率（银行间流动性的关键衡量标准）从本周早些时候触及的4.75%这一3个月高位回落整整一个百分点。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3年来最慢速度，分析师和投资者都一直在期待央行加紧放松货币政策，比如削减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但中国央行并未采取外界所预期的措施，而是在近几个月里几乎完全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尤其是逆回购）来确保金融体系中有充足资金流动。
本周规模超大的现金注入，是由即将发生的两件事引发的，这两件事此前推高了货币市场利率。
首先，中国将在周日进入为期一周的公共假期，如往常一样，节前人们对现金的需求飙升。其次，各银行必须在每季度结束时达到严格的存款要求，因此它们都忙于在10月份到来之前吸引资金。
对于央行决定借助公开市场操作，而非调整银行的存准率（这是中国央行在管理流动性方面以往爱用的政策工具），分析师们还看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动机。
本周央行向货币市场投放的资金，大致上相当于央行下调存准率50个基点将会释放的资金。央行在过去一年已3次下调存准率50个基点。
调整存准率将持久改变货币供应，而公开市场操作的效果通常在几周后消失，这使央行的行动具有大得多的灵活性。
“市场在问，中国央行是否在改变市场架构，”澳新银行(ANZ)经济学家杨宇霆(Raymond Yeung)表示。“他们很可能在复制其它地方央行的做法，即在商业银行和央行之间打造一个市场。”
这个动态对于中国央行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计划极为关键。过去，央行对中国的存贷款利率实行铁腕控制，为各银行制定基准贷款和存款利率。今年，央行开始放松管制，让各银行在设定利率方面具备更大自由。随着这一放开进程的推进，公开市场操作将是其在影响利率方面最强大的日常工具。
不过，逆回购的短期性质意味着，如果中国经济继续放缓，而央行希望实施更为持久的货币政策放松，那么央行可能在第四季度重启下调存准率的进程。
“我们每一次看到逆回购操作，市场都会作出即时反应，但效果不长，”杨宇霆表示。
译者/和风
德国，走比留好
德国是否应退出欧元区？毕竟，它是一个明显有退出选择的大国。在购买困难国家的国债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决定支持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反对她本人任命的德国央行(Bundesbank)行长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的意见，这让德国是否退出欧元区的问题显得更为恰切。作为德国最受尊敬的机构——德国央行的行长，魏德曼如今已成为保守的德国欧元怀疑论者的代言人。德国人意识到，欧洲央行将不再是德国央行的再版。这再一次提醒我们，欧元区的成立就好比是一桩悲惨的“婚姻”。那么，离开——不管后果多严重——对德国而言是一种更理想的选择吗？
如果我们想要站在德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必须分辨错误与合理的观点。正如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比利时经济学家保罗•德•格劳威(Paul De Grauwe)在最近一篇与人合写的论文中所说的，错误的观点比比皆是。*
这篇论文抛出了一个问题：考虑到德国在欧洲中央银行系统(ESCB)内积累的净债权，如果欧元区解体，德国是否将蒙受巨大的损失？该文的结论是：不会。
首先，德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欧元区其他成员国）积累净债权，不是内部央行会计的缘故，而是因为德国存在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德国人一直以来都在做两件事：一是他们很擅长的商品出口，二是他们不在行的金融债权输入。简言之，经常账盈余将德国置于金融风险之中。但欧元系统内部的余额不是衡量这一风险的良好指标。上述论文表示，德国的净债权大幅攀升，原因在于投机性资金流动，而不是经常账户失衡（见图表）。
此类资金流动不会改变净跨境债权。假设西班牙某银行的储户要把资金转存到德国某银行。这将在欧元系统内部增加西班牙央行的负债和德国央行的资产。与此同时，接受存款的德国银行对该西班牙储户产生负债，并在德国央行形成相应的储备头寸。德国的净头寸将保持不变，但德国央行的净债权将上升，而德国私营部门的净债权将有所减少。
其次，退出欧元区不会让德国纳税人遭受巨大损失。德国央行负债（货币基础）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其持有资产的价值。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其购买力。在一个法定（无担保）的货币体系中，中央银行需要资产的唯一用途是进行货币调控。它们可以凭空创造出货币来。使货币具有价值的不是其支持物，而是人们在交易结算中、以及政府在征税中接受这种货币。
倘若欧元解体，德国将面临本国货币可能过多的危险，因为非德国居民会想方设法把手中资金兑换为德国新货币。然而，德国央行只要规定，只有本国国民才有兑换资格，就可以防止出现这一局面。这样一来，损失将由那些新货币会大幅贬值的国家的国民来承担。
我同意德•格劳威教授的观点。但我们完全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如果说德国人通过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积累了不值钱的债权，那么，没有那些盈余可能会更好。同样，有鉴于德国退出欧元区可能无需遭受人们担心的某些损失，说明退出不失为一种选择。
事实上，伦敦朗伯德街研究公司(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指出，欧元区成员国身份鼓励德国采取了代价高昂的重商主义战略，牺牲了国民利益，损害了经济的生产率。他指出，自1998年以来，德国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微乎其微（见图表）。实际消费水平也是如此。1999至2011年间，德国每小时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赶不上英国或美国，也许原因在于欧元区成员国身份保护了德国企业不受货币升值的冲击。停滞的实际工资、财政紧缩以及较高的实际利率严重地抑制了需求。但现在，治疗欧元区弊病的必要手段将导致德国通胀率上升（这是德国人不愿接受的）；欧元区重要市场长期陷入通缩型衰退；以及持续地把官方资源输送给欧元区其他成员国。
这一切说明，成为欧元区成员国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根本就不是德国政策制定者原本希望获得的。更糟糕的是，在未来数年内，德国将面临围绕“纾困”问题的争执、债务重组、结构改革和不利的竞争力调整。也许，忍痛“离婚”都强过上述前景。
杜马斯就是这样认为的。他指出，重新采用会逐渐升值的德国马克，将挤压企业利润，使生产率提高，消费者实际收入上升。德国不再把多余的储蓄出借给挥霍无度的外国人，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准就可能显著提高。更重要的是，这将促成欧元区成员国竞争力的快速调整，否则调整的速度就会非常缓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及其伙伴国将分别承受高通胀和高失业之苦。
德•格劳威教授和杜马斯两人在分析中不谋而合地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同观点。如果德国继续保持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就一定会积累巨额的对外债权。如果过去经历可作为借鉴的话，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将是浪费。德•格劳威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欧元系统内部积累债权这件事本身并无危险。危险的是，抑制实际工资并扩大对外盈余的策略已走进死胡同，将带来沉重的代价。它很可能会损害德国经济，也肯定会迫使德国以某种代价昂贵的方式把资源转移给自己的“客户”。
退出的确是一种选择。如果如我所料，德国排除了这一选择，最终也会以更痛苦的方式进行大致相同的调整。另一种对策是像德国人所担心的那样，欧元区建成转移联盟。德国已经为重商主义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论留在欧元区还是退出欧元区，重商主义都不能（也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 《德国最应担忧的正是自己的担忧心理》(“What Germany should fear most is its own fear”)， www.voxeu.org.
译者/邢嵬
回国最大感受：人太多了
FT中文网编辑：
读了《人口政策应基于现实》一文后，我觉得中国的人口是太多了,这是我回到中国的最大感受。
我曾经非常喜欢在海边漫步，现在才发现，在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中，到海边漫步休闲成为奢望，因为海滨大道挤满了人，垃圾都来不及清理，从垃圾桶中涌出来，精心设计的草坪上也扔满杂物，真让人非常怀念过去的美景。
现在，无论你走到那里，所看到的就是密密的人群。有个周日，我一大早去鼓浪屿教堂做礼拜，就看到轮渡码头上已是人头攒动，游客快把广场占满了，而下午四点返回时，渡轮拥挤得只能人贴人。从那以后，无论朋友如何挽留，我都礼拜一结束就赶往码头，不然就在朋友家呆到傍晚再回。
城市中有很多人选择只要一个孩子，因为他们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但在涌入城市的新人口中，在我身边的我就看到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非常多。我的房屋的租户是从乡村来到城市做生意的，已经有两个女儿了，最近又刚刚生了一个儿子，他也正发愁两个女儿的读书问题，因为很多学校都满了，所以还问我认不认识教育界的朋友。对于刚出生的儿子，夫妇俩也觉得负担挺重的，不过他太太告诉我，他们必须生一个儿子，不然在他们家乡会很没面子。而在我居住的社区，迅速增加的人员使得小区也快变成大街了。
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只能从自己的生活来感受。
一套房子如果住两个人，两个人一定是和睦相处，彬彬有礼，互相帮助，当人增加到三个，四个，五个，甚至十多个，可能为了晚上休息的那一席地，就很难保持绅士风度了。同样的，一块面包，两个人吃的时候，可以聊着天，慢慢品尝，还可以礼让，当有三个，四个，五个，十几个人来吃的时候，为了不让自己挨饿，就只能谁抢到谁吃了。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道理也是如此。
读者：sophie369
正确估算中国居民资产
日前，复旦大学陈杰副教授在FT中文网撰写了《中国居民资产之谜》等文章。在文中，陈杰错误使用了以城市常住人口为计算口径的人均住房面积乘以城市户籍人口来估算城市常住人口的住房总资产，这无疑会低估城市常住人口的住房资产总额。同时，采用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估算存量房价格的做法也存在很大问题。此外，对中国家庭住房负债资产比为10%的假设也与实际数据相差很大，使得陈杰对中国家庭住房资产的估算结果偏差很大。笔者详细说明如下：
一、“城市居民”的含义
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中，我们明确将所调查到的受访家庭按照户籍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因此，报告中的“城市居民”指的是“城镇户籍人口”，农民工家庭按照户籍归入“农村居民”。这一点在早期的没有正式出版的报告精华版中虽然没有说明，但是在2012年6月正式出版的《报告》中是非常清楚的。为了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对比，在《报告》第一章我们也按照常住人口的居住地区对城乡进行了划分。从数据上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城市常住人口比例为51.3%，CHFS统计数据统计结果为51.4%；2011《中国人口年鉴》公布2010年城市户籍人口比例为34.17%，CHFS统计数据为36.9%，男性比例为51.4%，CHFS统计数据为50.7%。所以，CHFS的调查数据结果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高度契合的。陈杰错误的用按户籍划分的城乡家庭资产均值乘上按居住地域划分的城乡常住家庭数量，当然会得出错误的结果。
二、生产性资产是否应纳入居民家庭资产
在我们的《报告》中，家庭非金融资产包括农业、工商业等生产经营资产、车辆资产、家庭耐用品等资产、房产与土地资产。陈杰在文章中提到美国统计署公布的美国居民家庭资产汇总数据，并未包括生产性资产。
但是，据我们了解，美国统计署公布的家庭资产也包括了生产性资产 (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2012/tables/12s0720.pdf， table 720）。OECD等其他国际机构通用的家庭资产定义标准中也包括了家庭的生产性资产（OECD关于非金融资产定义网址）。此外，作为美国最具权威的家庭金融调查，SCF（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也明确将生产性经营资产纳入了非金融资产之中（SCF对于非金融资产的定义）。因此，我们的计算方法符合国际规范。
三、城市居民房产是否偏高
陈杰在《合理估算中国居民资产》一文中根据住建部公布的人均住房面积来估算中国城市住房资产存在计算口径不一致的问题。住建部所公布的人均面积其统计口径为城市常住人口，因此将常住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乘以城市户籍人口数来估计城市家庭住房资产显然是不妥的，忽略了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正确的估算方法应该是，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1.6平方米（ 国家统计局 2011年 《中国统计年鉴》 ， 下文国家统计局数据均来自此年鉴）；城市商品房平均每平米销售价格为5032元，城市居民人口数为6.91亿。在不考虑人均住房面积与商品房销售价格增长的前提下，中国城市住房资产应该为109.9万亿。如果考虑2008、2009、2010三年来人均住房面和房价的增长， 2011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2平方米，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5803元每平方米，则可得出2011年城市家庭住房资产128.3万亿，而绝非70~80万亿。需要说明的是，这还是在不考虑新建住房相比于存量房在地理位置劣势，以及房屋装修的费用的情况下，使用新建住房销售价格5803元进所行的保守估计。
既贫且富的印度
在德里市区外的公路上，诸如“新奇的梦之乡”之类的新楼盘广告随处可见。一个典型的广告牌上，一对脸带微笑的年轻夫妇站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上面的广告语写道：“这才是生活！”
然而，继续开车前行，深入临近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你将发现这里的生活方式既不新奇，也没有人们梦想的东西。在布道恩(Budaun)市郊，很多儿童看上去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山羊、水牛、奶牛、骆驼各种动物在肮脏的街道上游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正在运作一个项目，要让该地区所有的房屋都修建起现代厕所。Unicef还尝试为那些靠手工清理旱厕谋生的清洁工找到新工作。
在布道恩市区，改善卫生系统的工程正在缓慢而平稳地推进。但在北方邦（拥有2亿人口，超过巴西全国人口），任务仍然异常艰巨。Unicef估计，北方邦只有21%的居民能够使用真正意义上的厕所。印度全国有12亿人口，其中6亿人仍在野外或者城市废弃场所“随地排便”。
印度卫生问题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其他严峻的统计数字形成的原因。Unicef表示，去年印度有170万名5岁以下儿童死亡，这占了全世界总数的近四分之一，同时全国42%的儿童被正式归入“体重不足”之列。虽然印度常常与中国一起被并列为崛起的大国，但印度比中国贫穷得多，其人均收入水平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
人们有时拿此类统计数据来肆意嘲讽印度是新兴大国的观点。当然，真相要复杂得多。经过2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印度变成了一个既贫且富的国家。从绝对规模来看，印度是全世界第10大经济体，到2030年可能成为第3大经济体。
印度的消费市场增长迅猛。现在印度全国的手机数量超过了厕所。印度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超过非洲，亿万富翁人数超过英国。印度既受到世界援助组织的关注，又吸引跨国企业前来投资。印度公司财力雄厚，在国际上大肆收购，把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等西方知名品牌收入了麾下。1991年经济危机期间印度储备空虚，但现在该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达到3000亿美元。印度拥有核武器和太空项目，最近还宣布了一项火星探测计划。现在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最近还表示将斥资100亿美元从法国购买新型战机。
有人认为，这些鲜明的反差表明印度政府严重搞不清楚孰轻孰重。现实却并非如此黑白分明。印度中央政府出台了大量扶贫项目，花了不少钱。但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政府对现状熟视无睹，而是腐败、管理不善以及僵化的社会结构。十年前，印度中央政府单在北方邦就拨付了3亿美元用于改善卫生条件，但资金在从德里转移到布道恩等地的过程中消失了。当地居民流传着各种可悲的小故事，例如地方官员偷拿政府定量供应卡，这类事情害得人们生活无着，破坏了官方政策的效果。
然而数字表明，即使在农村地区，情况也在改善。据悉，过去十年印度农村的工资水平翻了一番。虽然布道恩十分贫困，但商业活动却很多样，从小作坊到路边小摊应有尽有。人们正在离开农地，转而在农村地区从事工业生产或者迁移到城市。
正是这股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潮流使两个印度的故事交汇为一。德里的一名高官表示，他之所以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主要是因为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趋势将在未来20-30年内推动印度经济增长，这种情形许多国家都经历过，从18世纪的英国到今天的中国都是如此。他说：“在印度，看到中期前景你才能做出理智的判断。”
中国能保持竞争力吗？
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开始反英独立斗争的同一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从那时起，经济学家就一直试图理解，是哪些因素让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具竞争力。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繁荣，以及一国民众物质上的舒适和满足，依赖于经济生产率的提升。
由于一天的时间只有24小时，一年只有365天，而且由于一国的资源禀赋通常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只有每个人的生产率的提升，才能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举例来说，一个中国的农民，如果不再在田地里劳作，而是进入生产高质量服装的工厂，他的生产率就会大大提升。因为他不再使用传统的、低效的工具，而是在一种高效的工厂机制中，操作新机器，与许多其他工人共事，工厂的产品最终在有需求的市场上出售。
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生产率的提升，只是因为使用了更多的机器和劳动力，还是同时有别的原因。这些“别的原因”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FP），就是通过以新的、更好的方式将机器和工人结合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大体上说，这些新的方式来源于科技的进步。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或日本，都主要或完全是依靠TFP的提升来实现更大程度的繁荣的，而不是靠增加工人或机器。
1997年以来的每年夏天，世界经济论坛都会发布各国竞争力报告，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和商业竞争力进行排名。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已经变得越来越精细化，现在其随附的数据表已经达到500多页。对于考察各国国民财富的排名情况，以及理解繁荣是如何被创造的，这是一种细致的、成功的努力。
从2000年以来，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GCI）中的排名上升速度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十年前的2002年，中国排在第47位，位于乌拉圭之后，巴拿马之前。2012年，中国已排到第29位，低于新西兰和文莱，高于爱尔兰和波多黎各。在这十年里，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和日本的排名都有提升，而法国、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和巴西的排名显著下降。但是在2012年，中国在GCI中的排名其实是从去年的位置下降了三位，现在的排名和2009年相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竞争力在2009年之后已停止上升，中国国家繁荣提升的速度将会放慢？
GCI结果的计算，是基于三个主要的度量标准：（1）基本的前提条件（例如基础性设施、医疗和初等教育）；（2）能提升效率的因素（例如市场的有效化、更高水平的教育、金融市场的完善、科技条件的完备）；（3）创新和企业经营精细化因素（例如新专利的数目、科学家储备）。前两个度量标准，基本上对应的是劳动力和资本增加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例如更多的工人、更多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以及通过银行贷款提供更多营运资金。而第三个度量标准，即创新和科技的改善，则集中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GCI排名最高的20个国家（以瑞士、新加坡、芬兰、瑞典和荷兰为首），在第三项度量标准（创新和企业经营成熟度）上都有很高的得分。这些国家都在创造出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
如果考虑一下中国在1980年的处境，很显然，这个有着庞大的贫穷农业人口的国家，能在不到30年时间里跻身GCI排名最高的30个国家之列，达到傲视群雄的高度，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中国的任务并未完成。仍有数亿人口需要脱离贫困，而中国众所周知的、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人口结构问题，让这个任务变得更为复杂。中国必须继续创造繁荣。当然，你可以说GCI只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在我们把中国的国家繁荣程度和其他国家比较时，其他国家并不是静止不动，而是也在不断前进的。但是，中国在2012年的成绩确实比前两年有所逊色。下降，就是在走向错误的方向。
中共宣布“十八大”会期
中共在9月28日下午6时左右宣布了广受外界猜测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期，同时还宣布了对已被整肃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双开”处分决定。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28日的会议上决定，将建议“十八大”于11月8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还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新华社报道，调查认定，薄熙来在大连市、辽宁省和商务部任职期间，以及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中共党纪，在王立军事件和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并称他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收受巨额贿赂，而且“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Tuesday, September 25, 2012
罗姆尼遭遇“中海油门”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本人公开的2011年纳税记录显示，就在美国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与伊朗政府间的数十亿美元交易感到越发担忧之际，罗姆尼的信托公司却投资了中海油。
这一披露，让罗姆尼在周一被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竞选团队指责为虚伪。奥巴马团队称罗姆尼一方面批评奥巴马对中国的“欺骗者们”不够强硬，另一方面自己的保密信托却投资于中国企业。
奥巴马竞选团队一位发言人说：“米特•罗姆尼在俄亥俄州驱车经过的许多城镇，都受益于（奥巴马出台的）保护美国工人免受中国不公平贸易侵害的举措。罗姆尼得（就中海油）做一些解释，如他承诺的那样。”
罗姆尼对中海油的投资，也让人们开始质疑他在伊朗问题上所持的强硬立场。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这位贝恩资本(Bain Capital)前首席执行官在全球的巨额投资，已经对他入主白宫的努力构成了挑战。
罗姆尼一再表示，这些投资是由一个保密信托做出的，而他本人对这个信托没有控制权。这些信托由一位名叫R•布拉德福德•马尔特(R.Bradford Malt)的受托人控制。
罗姆尼的竞选助手米切尔•戴维斯(Michele Davis)说：“那位受托人曾公开表示，他将尽力让保密信托所做的投资与罗姆尼州长的政治立场相符。一旦他发现有不符的情况，就会终止相关投资。”戴维斯曾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中担任财政部官员。
罗姆尼曾将保密信托这种方式称为“一个古老的诡计”，因为“你总是可以告诉一份保密信托可以做什么以及不可以做什么”。这番话是他在与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竞选参议员的时候说的。
而2009年10月——就在媒体广泛报道中海油国有母公司与伊朗签署协议，将与该国合作开发北帕尔斯气田(North Pars)和一个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七个月后——罗姆尼的保密信托就对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 Limited)做了首笔投资。
这一协议反映出中国为确保其能源利益安全而做的努力，当时在美国引发了担忧。
国际天然气报告(International Gas Report)在2009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在同意向台湾出售武器后，中国政府马上批准了中海油与伊朗签署协议。这份协议在此前数年中曾被多次搁置又重启，在2007年时甚至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的关切，后者就该协议是否违反了《伊朗及利比亚制裁法案》(Iran-Libya Sanctions Act)进行了调查。
美国政府对中海油的不安从另一件事情上也可见一斑。2009年，奥巴马政府计划提名傅立民(Chas Freeman)出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这一提名当时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而曾任美国驻沙特大使和对华特使的傅立民最终没能出任该职。当时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均对他表示质疑的一点，是他与中海油的关系——他曾于2004年加入中海油国际顾问委员会。
罗姆尼上周公开的2011年纳税记录表明，罗姆尼的保密信托在第一笔投资后，后续还对中海油进行了两笔投资，之后在2011年8月卖掉了持有的所有股份，获利约1.1万美元。
而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罗姆尼关于中国的竞选言论开始变得强硬起来。
最新胡润中国富豪榜出炉
最新出炉的胡润中国百富榜(Hurun Rich List)显示，中国许多最富裕人士在过去一年里财富缩水，身家在10亿美元以上的中国富人数目7年来首次减少。
昨日发布的有关中国极富人士的年度报告称，中国有251人的身家在10亿美元以上，比上一年减少20人，但仍远远多于2006年（15人）的人数。自1999年首份《胡润报告》出炉以来，房地产首次不是产生最多财富的行业。
中国1000名最富人士中，近半数人在过去一年里财富缩水，其中37人缩水幅度超过50%。
1000名最富人士的平均财富也下降9%，至8.60亿美元，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房地产市场有所下降，而股市出现大幅下跌。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幅为7.6%这个三年最低位。
今年领衔富人榜单的是饮料集团娃哈哈(Wahaha)的宗庆后，其身家为126亿美元。他在前年也曾领衔。去年领衔的工程机械企业三一集团(Sany)联合创始人梁稳根今年位列第五。
今年位列第二的中国富人是大连万达集团(Dalian Wanda Group)创始人和董事长王健林，其身家为103亿美元。大连万达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影院运营商，最近收购了美国院线AMC Entertainment，这是中国企业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收购之一。
《胡润报告》主席胡润(Rupert Hoogewerf)表示，尽管今年出现“放血”，但“应当记住的是，这些企业家的财富仍比两年前高出40%，并且是10年前的近10倍。”他还表示，尽管今年进入榜单的最低财富下降9%，至2.90亿美元，但这仍是5年前上榜门槛的3倍。
尽管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放缓正影响制造业产出，但制造业仍成为产生最多中国富人的行业，榜单上逾20.7%的人从事制造业。
榜单上的7人在政治上也颇有权势：他们是将于下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的代表。
译者/何黎
工人群殴致富士康太原工厂停产
在2000名工人参加一场骚乱后，发货量和收入均列世界第一的电子产品代工制造商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 Technology Group)昨天宣布，暂停其在华最大工厂之一的生产。
尽管富士康于2010年整改了其对100万名中国工人的管理方式，但这家苹果(Apple)的主供应商仍然频发劳工骚乱，本次事件便是最近的一起。
公司称，在位于北方城市太原的工厂，几名员工的个人纠纷在周日晚上11点升级为约有2000名工人参加的事件。公司表示：“当地警方在凌晨3点左右平息了纠纷。警方称约有40人住院接受治疗，多人被逮捕。”
太原工厂拥有员工7.8万名，是iPhone供应链上的一环。分析师称本次事件不会对iPhone 5生产造成影响。工厂预计于今天恢复生产。
但分析师认为，尽管2009年和2010年接连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促使企业做出改变，但暴力事件表明苹果和富士康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是不可持续的。
今年，美国团体——公平劳动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对富士康运营的审查发现，富士康解决了360起劳工问题的约三分之二。但随着苹果iPhone 5发布后订单堆积，关于过度加班和使用“实习”学生的抱怨越来越多。
太原工厂的一名工人说，富士康的保安对一名工人进行恐吓，引发其同乡工友报复，成为周日骚乱爆发的导火索。
Zhao Tianqi和蒂姆·布拉德肖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墨西哥制造挑战中国
西门子(Siemens)的高电压设备厂距墨西哥城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在厂房里，工人们在光亮的地板上走来走去，组装和测试用于变电站的断路器部件。
这些庞大的设备带有伸出的电极，酷似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工作室的舞台布景道具。直到几个月之前，这些设备的160种零部件还要在印度或中国组装。
如今，组装却在墨西哥完成。而且，到明年3月，这160种零部件大部分将在墨西哥生产——目前，它们的产地是亚洲和德国。西门子还选择在墨西哥上马新的电涌放电器项目，而不是在中国投资扩大生产。
西门子高电压部墨西哥区总经理克劳德•施特芬•拉布(Claude Steffen Raab)说：“我们在向地区性中心转移，目的是更迅速地对我们的每个市场做出反应。”
西门子的生产迁移是墨西哥制造业革命的一部分，这场革命鲜为人知，但涉及汽车、飞机、冰箱、计算机等多个行业。十年来，这个拉美第二大经济体已首次成为中国真正的竞争对手。
今年上半年，墨西哥占世界头号进口国美国制成品进口额的14.2%，而在2005年，这一数字仅为11%。令人意外的是，多年来在美国进口市场赢得大量份额的中国，却开始失去优势。中国的份额曾在2009年底达到29.3%的高位，但如今已缩水至26.4%。
墨西哥在美国市场赢得更多份额的同时，也在加强客户群的多元化。十年前，墨西哥约90%的出口流向美国。去年，这一数字降至不足80%。突然间，墨西哥似乎成为跨国公司向美洲国家供货的首选生产中心，而且，跨国公司还日益将这里作为面向其他地区供货的首选生产中心。今天，墨西哥制成品出口额比拉美其余国家的总和还多。
这种逆转很可能看上去与直觉不符。例如，克莱斯勒(Chrysler)以墨西哥为基地向中国市场供应部分菲亚特(Fiat) 500轿车。克莱斯勒在墨西哥生产基地的投资为5亿美元。去年，在该生产基地的落成仪式上，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on)告诉全国：“我想这是墨西哥产汽车首次出口中国，至少是近年来的首次……我们以前一直以为，情况应该是反过来的。”
这样做的并不只是克莱斯勒。德国汽车制造商奥迪(Audi)正考虑是否利用在墨西哥的工厂生产将在中国组装的Q5汽车零部件，组装好的这些Q5汽车将供应中国国内市场。
墨西哥新形成的竞争力有目共睹，巴克莱(Barclays)的马尔科•奥维多(Marco Oviedo)因此总结道：“墨西哥制造业出口曾落后中国十年之久，但在2008-09年后已占据上风。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很可能是结构性的和可持续的。”
回到世纪之初，这一切似乎都不可能发生。当时，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后快速登上全球舞台，而墨西哥似乎陷入重重困境。
对于除墨西哥外的拉美多数国家来说，中国是农业和矿业大宗商品的大客户。相比之下，墨西哥则将中国视为无法阻挡的竞争对手——中国生产与墨西哥同类型的廉价制成品，但生产成本却低得多。
在这种背景下，难怪墨西哥会成为最后一个投票赞成中国加入WTO的成员国——这张赞成票还是在经过漫长、艰苦的谈判后才投出的。
但自那以后，几项重要的改革提升了墨西哥的比较优势，使其成为新兴、活跃的全球制造业国家。首先，墨西哥像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那样，大力发展贸易、加强对外开放。
墨西哥与44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数量是中国的两倍还多，相当于巴西的四倍。自由贸易协定使得位于墨西哥的公司能够从多个国家采购零部件和各种资源，而且常常是免关税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墨西哥进出口总额相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可有效反映一国开放程度）在2010年达到58.6%。中国的这一比例为47.9%，巴西仅为18.5%。汇丰(HSBC)墨西哥城分行近期估计，墨西哥的这一比例今年可升至69%之多。
这些协定还增强了信心，尤其是1994年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代表墨西哥参与协商该协定的墨西哥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路易斯•德拉卡列(Luis de la Calle)说：“NAFTA树立起了法治，有些人可能并不认为法治是一种特别符合墨西哥现状的理念……法治会迫使你坚定不移地做正确的事。”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德拉卡列设计了一项非正统的指数：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 Trade Representative)“美国出口与投资所遇壁垒年度报告”中阐述某一国家情况所用的字母总数，除以美国对该国的出口额。去年，有22个国家被列入该指数榜，墨西哥力压加拿大成为“最守规矩”的国家，巴基斯坦垫底，中国位列倒数第十。
当然，墨西哥不是没有自身的问题。该国的多元化努力虽取得长足进步，但它的表现仍受到美国国内形势起伏的严重影响。
但外国投资者和民众的最大担忧，或许还是墨西哥治安的恶化。
自2006年底卡尔德龙宣布对墨西哥贩毒集团发动全面攻势以来，谋杀率已几乎上升两倍，从略高于十万分之八升至十万分之二十二。这场战争在过去6年夺走了至少5.5万人的生命，也占据着与墨西哥有关新闻的头条，斩首、绑架和屠杀等恐怖的报道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媒体上。
今年，这种局面还促使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项旅游安全建议，劝告美国公民推迟在墨西哥多个地区的“非必要旅行”。美国国务院警告称，墨西哥31个州中有近半数已危险到旅行者应当尽量回避的地步。
迄今为止，暴力对跨国公司影响甚微，因为它们通常是在墨西哥各地安全的工业园区中经营。然而，很难保证墨西哥的有组织犯罪将来不会勒索大型外资企业——就像其对待国内中小企业的一贯做法一样。
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外资公司仍会垂青墨西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最终并未像其一开始表现出的那样成为制造业乐土。尽管高管们一直在抱怨中国的官僚作风和对知识产权的威胁，但他们愿将这种种风险与廉价的劳动力和运输成本相权衡。
然而，工资和燃油价格的上涨使得将产品从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成本越来越高。这就让墨西哥的优势彻底体现出来。2009年，墨西哥超过韩国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平板电视生产国。物品体积越大，在墨西哥生产就越划算。Global Trade Atlas表示，墨西哥还是双开门冰箱的第一大生产国。
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线长达2000英里，连接两国的铁路和公路路线繁多，因此将商品运往美国不仅成本低廉、而且快速便捷。中国发往美国的货物一般需要20天到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若是从墨西哥发往美国，通常只耗费两天，最多也不过一周。
如今注意成本控制是普遍现象，面对这种大环境，许多企业开始认真考虑选择“墨西哥制造”，以缩短供应链。这么做可降低企业成本——因为发货期缩短，意味着企业可以尽量减少库存占款。墨西哥经济部长布鲁诺•费拉里(Bruno Ferrari)最近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墨西哥地理位置临近相关国家，这让企业能够降低财务成本。”
中国劳动力成本日益升高，也为墨西哥带来了额外的机会。汇丰数据显示，10年前，墨西哥的工资水平比中国高391%。如今，这个数字已降至仅29%。专家预测称，5年内中国的工资水平甚至将超过墨西哥。
德拉卡列认为，这种趋势背后的原因是人口构成。中国正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压力。
与中国形成对比的是，墨西哥1.12亿人口中有一半以上不到29岁，因此该国至少一直到2028年都将拥有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德拉卡列表示：“如今，你只要仔细看一下墨西哥的情况就会得出结论，这个国家有着世界上最有利的人口构成。”
墨西哥不仅劳动力充足，劳动者的技能也在不断提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数据显示，墨西哥高校机械、建筑和其他制造业相关学科毕业生人数占高校毕业生总人数的比重，已从1999年的接近万分之四增至如今的万分之八。再来看一下该地区的情况：在上述这段时间里，美国的这一比重大致维持在万分之六，没有什么变化。
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为高科技企业和汽车企业提供了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环境。墨西哥近年来已成为全球电脑和手机的主要生产国，另外，如今几乎所有的汽车企业都在使用墨西哥工程师设计零部件。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墨西哥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首选地。美国进口的商品中，逾四分之一为中国制造，墨西哥完全无力在数量上与这个亚洲巨人抗衡。
中国的供应链也比墨西哥更深厚。从毗邻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制造业中心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到墨西哥中部，许多跨国公司都表示，很难在当地找到零部件和包装的供应商。
比如，西门子就表示，该公司一直试图从墨西哥采购气密性铝铸件，但目前其使用的供应商仍主要位于欧洲，因为很难在墨西哥当地找到合作伙伴。
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墨西哥未来几年的形势看上去一片光明，而就在十几年前，墨西哥的前景看上去还是一片黑暗。
如德拉卡列所说：“现在形势不错，而且未来会变得更好。”
译者/徐天辰、吴蔚
与林毅夫商榷：中国未来高增长靠什么？
当今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是谁？这一头衔非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莫属。虽然已经去世60多年，但凯恩斯却早已预见到了自己的影响力。他曾经说道，“……许多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践家，却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在新一轮围绕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中，林毅夫成为了漩涡的中心。
林毅夫可谓国内“能见度”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这既源于他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术生涯，更源于他成为首位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华人这一光环效应。
6月从世行卸任归来的林毅夫首次亮相，就抛出了引发学术界巨大争议的论点。根据媒体报道，林毅夫认为，未来20年，中国仍有潜力实现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
“林毅夫命题”之所以引发争议，盖有两点原因。第一，过去30年保持了年均9％以上增速的中国经济，如今已经遇到成长的瓶颈，资源压力日增，环境与腐败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原有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吴敬琏先生更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诚然，中央意识到了经济转型的迫切性，但转型的挑战之艰巨可想而知。一些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又重出江湖。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毅夫“8％、20年”的论点可谓石破天惊。虽然林毅夫表示自己指的是“潜力”而非对增长速度的预测，但依然成为最乐观的经济学家。
第二，林毅夫主张更多采用财政政策方式，而非货币政策，投资于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他把中国政府从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归纳总结为“超越凯恩斯主义”，即强调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主要是选择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用在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这一政策取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体现得淋漓尽致，政府不惜巨资砸向基础设施，尤以衔枚急进的高铁建设为甚，在4万亿投资中高铁就独占1.5万亿。
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固然力度大、见效快，但也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
首先，政府主导的项目难免会出现低效率的问题。市场经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依靠无数个微观经济体（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决策，他们的决策之所以比政府更有效率，一是因为他们的分散决策对价格信号反应更为灵敏，一是他们的逐利动机决定了必须进行有效的成本收益分析。计划经济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官员并不那么关心投资回报率。最近成思危援引地方政府官员说法称，“09年，地方政府逼企业向银行贷款，于是企业就是大幅举债，有钱不借是傻子，借钱偏少也是傻子，借了钱还想着还更是傻子。”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通常会与腐败如影随形，基建项目因为投资大、寻租易的特点，更是成为令人垂涎的“唐僧肉”。从铁道部长刘志军陨落，到河南连续四任交通厅长落马，再到湖南交通厅一年内四位厅级领导出事，都生动地揭示出政府投资项目背后惊人的“腐败成本”。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快速推出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实现了经济触底后的迅速回升。但是这一计划也产生了明显的“负作用”：信贷投放失控，通胀迅速抬头；地方政府债务逼近危险水平；在流动性的推动下，房价再度猛升。面对这些问题，中央被迫再度急刹车：银监会开始对地方平台债进行整顿；央行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终引爆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的高利贷；政府不惜以包括限购令在内的行政性措施打压房地产。结果，由于几个主要的投资引擎同时熄火，经济增长势头难以维系，从2011年第四季度起GDP增速一路下行至今，甚至引发硬着陆的担忧。
中国由谁掌舵？
今年11月6日或7日，两位穿西装的美国人会出现在电视荧幕上。即便关掉声音，你也能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出，哪位当选了美国总统，哪位没有。
而从现在到今年年底，在某个不确定的日子，一批人数不确定的中国官员，将身穿深色西装，一边为自己鼓掌，一边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从他们出现的顺序中，明眼人能够看出谁是主席，谁是总理，谁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最崇高的执政机构）担任什么职务。在他那本扣人心弦的著作《党》(The Party)中，我的同事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写道，那盛大的场面“在现代中国实属罕见，是一场真实的政治大戏的生动公演”。
如果中共保持目前10年一次的换届频率（且如果中共能维持统治），下一次中美两大世界强国几乎在同一时间选举国家领导人将在2032年。因此，对于选举研究者而言，今年的机会如日全食一般难得。
在美国，关于总统候选人，我们几乎了解一切需要了解的——只除了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纳税申报表以外。而在中国，关于新一届领导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除了一点，薄熙来已经出局。
近期，中共选出了2270名党代表，出席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将任命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班子。中共官方试图表现出，本次党代表选举过程是中共史上最“民主”的一次。中共强调一些代表低微的出身——有矿工、工厂工人、公交车司机，还有22岁、在伦敦奥运会(London Olympics)上获得了女子200米蝶泳金牌的焦刘洋。中共官方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骄傲地指出，十八大代表差额选举比例应多于15%，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共看来，这显然几乎算是自由放任了。
实权部门中组部二把手邓声明表示：“十八大代表选举是一次透明选举、阳光选举。”可想而知，他说的阳光，必然是透过北京常见的那种充满煤尘和各种颗粒物的雾霾看到的阳光。
十八大的召开日期本身还是个国家机密，可见换届过程是多么透明。香港报纸《明报》(Ming Pao)不久前猜测，十八大将提前至9月召开，以示薄熙来事件之后中共仍然是团结的。中共官员们只会反复表示，十八大将在2012年下半年某个时候召开。就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班子的人数也不得而知。目前有9名，有可能削减到7名。不过也说不好，也可能不会削减。
选举的结果不会容忍任何意外，而会提前确定。就在十八大代表之一焦刘洋在伦敦打破奥运会纪录的时候，中共高官们正忙着确定真正的大事。他们聚集在北戴河——深受中共领导们青睐的海滨胜地，在那个高墙环绕的综合疗养所内部，气氛显然是开放而民主的——在那里，高官们开始完成选举的最终程序。
薄熙来被羁押一事，令换届过程严重偏离了轨道。这位狼狈下台的前重庆市委书记，曾公开发起攻势，谋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席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公开谋求这一席位的人，却被禁止参与竞争。薄熙来遭到整肃，其妻谷开来不久前经过仅一天的审判被判犯有谋杀罪，这些迹象显示，换届过程已经回到正轨。中国政府正加强安保工作，压制任何不满的表达。无权无势者的沉默，显然标志着中国的民主进程正处于全盛时期。
Monday, September 24, 2012
Friday, September 21, 2012
Thursday, September 20, 2012
FT社评：习近平面临经济难题
很可能将成为中国新领导人的习近平在神秘消失之后，于上周末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在消失之后，却还未重返。下月，习近平将接任中共总书记一职。届时，他的首要任务将是着手解决一个问题：超出人们预期的经济放缓。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并不算太糟。第二季度，中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为7.6%，大大低于近些年来两位数的增长率水平，但还远远称不上是经济危机。不过，有迹象显示，经济增长的放缓趋势还将进一步持续。从钢材到运动鞋等各类商品的库存都在增加，说明工业和消费领域的需求都呈降温态势。出口增长目前近乎停滞，对欧洲的发货量较上年同期下降13%。进口同样出现下滑。2012年的经济形势令人联想起2008年——那一年，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体系崩溃之际降速。当时，北京方面不得不出台措施扭转形势，推出规模达585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并在由信贷驱动的刺激行动中释放了更多的资金。
此次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不完全出人意料。中共试图为房地产市场降温以及控制通胀已有一段时间。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可能引发社会不满情绪。不断攀升的房地产价格则可能导致资产泡沫。在最新的五年计划中，中国的规划者们谈到，要将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至7%这一更可控的水平。
但目前，中国仍在准备再次作出更多的刺激性支出。对于这样的举措，它需要十分小心。如今，北京方面的政策调控空间远小于2009年。2009年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副作用，目前正以不良贷款以及工业产能过剩的形式表现出来。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50%这一匪夷所思的水平，而且效率低下。经济增长依然过度依赖能源消耗并对环境构成污染。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最不需要的就是又一次支出狂潮，因为那可能进一步侵蚀银行资产负债表并加重产能过剩。
习近平有必要遏制新一届地方官员的投资冲动。过去，地方官员在接掌权力后通常都会大举投资。他应当推进现任政府已经谈了很多却很少落实的全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习近平的新班子应当将政府支出引导至医疗保健以及教育等软件基础设施，而不是引导至港口、公路以及铁路等硬件基础设施。如果社会保障能使民众更有安全感，则民众的储蓄意愿将趋于下降，向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能更快实现。政府还应进一步放开利率管制。从今以后，中国应减少对于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提供廉价资金的关注，将更多精力放在为储户提供合理的存款利率上。
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仍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但政府支出的优先选项应以不那么光鲜的项目——比如下水道系统——为主。今年7月北京反常的暴雨导致至少77人死亡，暴露出这座城市下水道系统存在的不足。
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已在发生变化。由此带来的好处之一是民众工资水平上涨。但向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并非易事。中国政府变土地为收入的把戏在现实和社会不满的制约下正逐步走向尽头。如果中国政府想要建立起可行的社会福利体系等机制，则需要提高对民众的征税效率。而那可能导致政府与其所创造出的中产阶级发生冲突。
中国的短期增长问题并非无计可施。中国政府的负债水平较低，并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既然习近平已经回归公众视野，他就应该开始思考一下经济增长新模式的问题。
译者/马拉
媒体札记：两记耳光
（2012年9月20日）
一、决裂之路
与薄谷开来案一样，宣传官员们决定在庭审消息公布次日发出王立军案情描述，上次的主题是“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这次叫做“在法律的天平上”。
与前天下午相同，凤凰网一度将这则新华社长稿放在首页顶端，并附加“王立军在法庭最后陈述：我知罪、认罪、悔罪”和“薄谷开来向王立军讲述杀人经过，王立军进行秘密录音”的两排标题，但未几即撤回下方位置。不过，此时，在微博论坛上，这则稿件已被诸多媒体及个人绕过持续近一年的敏感词设置而热烈转发，文中关键描述更是被细细咀嚼。
除了感叹“当初的谣言全部是真的”，关注者集中讨论“一记耳光”，认为这表明中共高官薄熙来视下属如“家奴”，但“历史有时候会在一记耳光中改变”。根据稿件中所引证言，“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向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反映薄谷开来在‘11·15’案件中有重大作案嫌疑，29日上午受到其怒斥，并被打了耳光。当时在场的郭维国在讯问笔录中称：‘打了王立军，这个矛盾就公开化了。’”
央视在口播稿件摘要时的解说词只有“受到其怒斥”，略去了“耳光”一节。不过，市场化媒体最为用力的却正包括此点。今晨，老牌门户新浪使用仅次于钓鱼岛专题的位置刊发《王立军案件庭审及案情始末披露》，并摘编“薄谷开来毒杀伍德后在住处向王立军讲述了经过，王进行秘密录音”、“王立军薄谷开来决裂之路：被市委领导打耳光后矛盾公开”为要点——这也是今日各地都市报的典型处理方式，面对这个有诸多“亮点”的稿件素材，编辑们就算不能以此为头条，但总可以用小标题条分缕析。
东方早报提炼的重点是“王立军秘密录音扳倒薄谷开来”、“王立军曾收受徐明285万贿赂”；都市快报选取“王立军：我知罪认罪悔罪，希望通过审判消除在国际国内所造成的严重影响”、“矛盾公开化：时任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打了王立军耳光”以及“王立军在美领事馆书写了政治避难申请”；新京报将王捕头和薄夫人头像分列“决裂之路”时间轴两端，并发掘出“回避案件避免得罪薄谷开来“和“拒见薄之子引发矛盾”的脉络。
在昔日薄书记辖地，重庆市委机关报和重庆晨报、重庆商报向人民日报学习，原样刊用通稿，最多放大“徇私枉法”、“矛盾产生”、“私自出走”、“揭露案情”、“牵出他罪”、“检举立功”的小标题。但重庆时报有所创造，以“薄谷开来讲述杀害尼尔.伍德经过，王立军秘密录音”为封面标题，附上“尸体火化后，王立军电话告知说了８个字：化作青烟，驾鹤西去’”的情节；重庆晚报则把看点设定为王立军那句“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的最后陈述，以及他“如果不牵涉到薄谷开来，早就查清了”的供词。
“环球时报：王立军若不叛逃无力捅破此事，事件必成政改动力”——搜狐概括的这个文章主旨，一定不如新浪引用《王立军案，正义是最后一个图章》原题更能让胡锡进总编满意。这份报纸当仁不让地继续在此描述正义确定性：“王立军案的大量细节昨天被官方公布，相信很多国人读后深受触动……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显然是司法正义……正义无处不在，它尤其在看似各种权力可以绝对主导一切的地方存在着，不仅王立军案，中国很多有权有势者的最终落马都验证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社会深层逻辑和规律。”
中日经济战怎么打？
由于钓鱼岛问题，全国反日情绪高涨，论者已经在谈中日经济战。笔者对钓鱼岛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只大约知道它是中国传统领土，但二战后被列强归给日本，所以双方都认为是自己的领土，因而引起纠纷。打经济战通常是两败俱伤，但为了经济以外的目的，未必不应该打。本文不谈应不应该打的问题，只谈如果中日要打经济战，中方应该怎样打才有利，或能够以比较小的损失，使对方损失巨大。
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投资与财富管理编辑冯涛（或其“从业于金融机构债券研究的朋友”，可详见中日经济战两败俱伤)到台湾的名嘴陈文茜，近日（9月17-18日）都提出，可以“增加对日本国债的投资，大量购买日元，这将导致日本…国债市场必将崩溃。这就像向日本国债里扔了一个通胀炸弹。”
笔者认为，购买日元与日本国债，虽然会使日元升值而不利于日本的出口，但对日本，尤其是中长期而言，是利大于弊的，而对中国是弊大于利的，是打经济战的错误战术。正确的方法是相反的卖日本国债，以及不买日本货，停止到日本旅游等。
冯涛文中指出，“和一位从业于金融机构债券研究的朋友聊天，他认为，目前日本债务问题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要想让日本出现债务危机，可以从三个方面寻找突破口：一是，提高日本国债收益率；二是，提高日本币值；三是，增加日本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因而提出“增加对日本国债的投资，大量购买日元”。
其实，购买日元与日本国债，是免息或以极低息借钱给日本，是对日本雪中送炭。购买日本国债会使日本国债的价格上升而收益率下降，而不是“提高日本国债收益率”。因此，抛售日本国债才是经济战的正确战术。
购买日元虽然会使日元升值而不利于日本的出口，但使日本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买入产品，实际上对日本利大于弊。出口减少的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抵消。
如果中国减少买日本货，日本虽然也可以减少买中国货，而造成两败俱伤，但日本会伤得比较大，约十倍。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国。2011年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1946亿美元，占日本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高达23.6%， 加上迂回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估计约占日本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同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只有148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的约4%。因此，日本玩不起这贸易战。
根据基于完全竞争的传统经济学，中国减少买日本货，即使不考虑日本的反击，中国本身也会损失，而且损失程度与日本的大致相等。然而，在实际世界的经济，厂商是不完全竞争者，价格远远大于边际成本。中国少买日本货，日本厂商的损失（等于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程度）会比中国的消费者的损失（接近于零）大得多。如果考虑爱国情绪，中国消费者可能反而得利。因此，至少从纯粹战术而言，这贸易战可以打！
简介：黄有光，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大学经济系教授，亦为西安交大金禾中心访问教授。 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1986年成为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近期于内地出版《宇宙是怎样来的？》、《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中国新左派沉迷毛时代旧梦
今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在中国南方的一家乡村旅馆，几十名毛派人士聚在一起进行共产主义学习。但一个人冲进来打断了他们，这个人说道：“外面有狗。”
警察赶到了这家旅馆，目的是监视这82名毛泽东的追随者。毛泽东是1949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
这些毛派人士大多是60多岁的男性，一心怀念文化大革命。他们从头到尾经历了那段动荡岁月，将于下月上任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也是如此。
但在毛泽东去世36年后的今天，他的忠诚追随者常常觉得自己更像异见分子。
一名周姓退休工人说：“今天的领导人都是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文革语言在他口中复活了。文革从1966年持续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破坏。
说这话时，周先生和上述人等正在毛泽东出生地湖南韶山纪念这位前领袖逝世36周年。
周先生说：“他们管这叫社会主义，但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创造的这个制度集合了所有制度中最坏的东西：超级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腐败以及法西斯主义。”
尽管中共仍回避对毛泽东的统治作出全面重新评价，但它已不再将毛泽东当作自己的主要旗帜，而且在中国国内，不少人都对这位曾发起多场灾难性的运动、导致数百万人失去生命的前领袖有所批评。
十几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的收入差距拉大、腐败现象激增、农村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因此中国领导人一直受到左派的指责。10年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上台时，似乎对左派的担忧做出了回应，推出了医疗改革计划，并减轻了税负。但左派批评人士称，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停滞。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被许多人视为中国“新左派”的学术界领袖。他说：“在第一个（5年）任期内，胡温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第二个任期内，许多改革就推进不下去了，再次陷于停滞。结果是，左派和右派都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左派走向激进是不可避免的。”
2008年，一些毛派人士成立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该党称执政的中共为“修正主义叛徒”。一年后，该党的几名领导人被捕，被判入狱10年。许多左派人士曾把薄熙来视为本派的领导人，这位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2007年接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一职。
薄熙来推出的一些政策与左派的理想不谋而合，比如建设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租房，以及发起一场毛泽东思想传统复兴运动，包括唱红歌和送干部下乡向农民学习。这些举措让左派团结在薄熙来周围，不料薄在今年3月遭到整肃。
薄熙来遭整肃让毛派感到愤怒，因为这让他们失去了影响中国政局的可能性。在习近平（即将上任的新一届中国国家主席）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那段时间里，有谣言称，习可能遭到薄熙来盟友的袭击。
北京左派书店“乌有之乡”的经营者范景刚说：“薄熙来领导了一场党内斗争，但中央以一场政治反斗争对其进行了反击。”前述韶山之行的组织者就是乌有之乡。薄熙来遭整肃之后，中国政府关闭了乌有之乡的网站，该网站曾是中国左派的主要阵地。
在前述韶山之行中，毛泽东的追随者在怀旧中寻求慰藉。
习近平对日本提出警告
中国下届领导人习近平周三在中日围绕东海一个群岛的纠纷问题上表态。作出这个强硬表态之前，习近平曾在近两周期间未在公众场合露面，而且对此未作解释。
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时表示，日本“应该悬崖勒马，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错误言行”。
会晤帕内塔是习近平近两周来首次现身国际舞台。上周末，官方媒体首次报道他在消失后重新露面，在新闻中简要提到了他参加的一个活动。
首次以国防部长身份访华的帕内塔表示：“我的印象是他很健康，很投入，”并补充说，他们的会谈至少超时半小时，因为习近平对讨论很有兴趣。习近平消失期间，中国曾流传有关健康问题的传言。
帕内塔寻求解释美国向亚洲“再平衡”的政策，该项政策已经引发北京方面的担忧，认为此举可能意在遏制和包围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他还热衷于推动美中两军之间建立更强有力和更可持续的关系，以往美中两军关系曾因美国对台军售等问题而中断。
他赞赏习近平是“那些真正相信中美能够发展两国关系新模式的人士之一”。
不过，帕内塔的亚洲之行被中日在尖阁诸岛（Senkakus，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译者注）问题上的对峙蒙上阴影。这个群岛由日本实际控制，但中国也宣称对其拥有主权。在日本中央政府宣布从私人所有者手中买下其中一些岛屿之后，中国各地有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举行反日抗议，部分抗议出现暴力行为。
周三，随着中国各地的反日示威活动平息，此前出于安全考虑被迫暂停经营的在华日资企业谨慎恢复常态。
中国官方采取措施阻止所有进一步抗议，在本周曾经发生抗议的多数城市投入大量警力维持秩序。
周二，12艘中国巡逻船出现在有争议岛屿附近，其中3艘进入日本水域。但据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到了周三，这些巡逻船多数已经离开。
译者/何黎
日本媒体眼中的钓鱼岛危机
【编者按】在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活动之际，日本媒体和民众是如何报道和看待这场纷争，以及中国的反日情绪的？曾做客FT中文网《有色眼镜——外国记者看中国》节目的日本经济新闻社驻华记者森安健上周末刚从日本回到中国，他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以下是编辑后的文字实录。
FT中文网：你去了反日游行的现场吗？
森安健：我周一去了日本驻华大使馆，看见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向大使馆仍玻璃瓶子、鸡蛋和垃圾。这是一个新建的大使馆，日本政府曾经等了6个月，到今年2月才得到中国方面的许可，将大使馆投入使用。它几乎还是崭新的，但已经成为仇恨的象征。周二的时候，大使馆清点后，发现有6块玻璃被砸坏了。这很让人难过。
FT中文网：你与中国抗议者交谈过吗？
森安健：抗议者没有，但我与很多旁观者交谈了，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很多年轻人认为，虽然使用暴力不那么可取，但因为日本“态度不好”，所以中国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让日本人“清醒”一些。还有更理性一些的人说，参加抗议的只是5%的人群，95%的人还是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所以事态不像新闻中所展现的那样激烈。但媒体的不好之处在于，我们总是倾向于报道更极端的现象。
FT中文网：你上周末正好在日本，能否谈谈日本民众和媒体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抗议活动的？
森安健：我认为中日两国之前存在巨大的误解。一些中国人认为，抗议会威慑到日本人，吓退他们。但我上周末在日本，和那里的亲朋好友交谈，他们的态度让我很惊讶，因为他们的想法与中国人完全不同。很多日本人觉得，中国变得更暴力、更丧失理性，全世界就更能看到中国是个怎样的国家。抗议者砸碎越多的玻璃、放越多的火、从日本人开的超市里偷越多的东西，只会在世界面前越多地伤害中国的形象。这是一些日本人的想法，与中国的抗议人群的想法非常不同。
在日本，人们不明白中国人为何会如此愤怒。日本人几乎都认为，这一轮中日关系的紧张情绪，是因中国人而起，起因就是2010年中国渔船船长前往钓鱼岛事件。而在中国，所有人都认为事情的起因是日本对钓鱼岛的国有化。在中国的外交圈，官员们也有自己的说法。对于中国渔民前往钓鱼岛，日本的传统做法是，先拘捕，然后立即释放。但2010年时，日本政府刚换届，新任政府没有按照传统做法，而是起诉了船长，给他定了罪，两周之后才释放他。所以中方将这个事件视作日本改变现状(status quo)的做法。所以，对于究竟是谁导致了最新的事态，双方有不同看法。
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将钓鱼岛国有化，其实意在缓和事态。否则钓鱼岛可能被极度右翼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买去，他可能会在上面建立灯塔、各种设施。而日本中央政府希望给中国的信息是：我们会买下岛屿，但我们保证不会在上面做什么。但问题是，中国政府不信任日本政府，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而且这届政府的日子可能也不长了，到了年底，野田佳彦很可能不再是首相，而自民党会重新执政。目前自民党内部正在竞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正是石原慎太郎之子，石原伸晃。如果他当选自民党领袖，很可能在年底前成为首相，那么日本的情况就是，不仅有一个极度右翼的东京知事，而且他儿子还是首相。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不相信日本政府“不会在岛上做任何事情”的承诺。
中国首次暗示薄熙来可能面临刑事起诉
中国初步暗示，被停职的政治人物薄熙来可能面对刑事起诉。薄熙来的丑闻使执政的共产党陷入20余年来最大危机。
在党为10年一度的领导层换届铺平道路之际，官方的新华社周三称，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对该市公安局长有关薄妻涉嫌谋杀家庭商业顾问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的报告不屑一顾。
尽管新华社描述的事情经过已在今年早些时候得到外国媒体（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但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标志着官方说法首次明显把薄熙来与犯罪行为联系起来。
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引发了这场丑闻。他在今年2月进入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指控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在2011年11月谋杀海伍德。
谷开来已在上月被判谋杀罪成立，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本周王立军出庭受审，罪名是叛逃、滥用职权、受贿以及“徇私枉法”。周三晚间，新华社发布详尽报道，并称报道内容来自庭审、官员简报和调查人员得到的信息。
报道称：“相关证人证言显示，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向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反映薄谷开来在‘11•15’案件中有重大作案嫌疑，29日上午受到其怒斥，并被打了耳光。”
虽然报道没有点薄熙来的名，但他是唯一符合报道中描述的人。
在3月份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后，党在他的问题上提供的唯一信息，就是在4月份发布的一行字的声明，称他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这指的是党内调查，在中国，党内调查比司法权力更大，但往往只是对高级官员提起公诉的第一步。
党内知情人士认为，薄熙来为角逐最高权位而大搞民粹主义那一套，是他倒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分析人士相信，在中共举行十八大、让下届领导层亮相之前，党必须对他的案子至少公布一个初步结论。
在中国权力政治和法律的神秘世界里，官方报道称薄熙来封杀针对他妻子的谋杀案调查，似乎表明他可能因“徇私枉法”被提起公诉。
这与近期传达至党内高层的信息相符。中央党校教授林哲表示，内部调查的要点就是查明薄熙来帮助妻子掩盖罪行。
译者/何黎
Wednesday, September 19, 2012
中国制造业优势趋弱
中国领导层正在经历异常不平稳的权力交接之痛，而中国经济同样也在艰难转型。不管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中国经济对投资和信贷的依赖都将减少。
随着中国人口趋于老龄化，以及劳动力和资本积累逐渐达到极限，其增长模式将不得不转向依赖于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和创新。
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种种压力，如今这些压力越来越明显，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中极为重要而又难以计量的部分，主要源于技术变革和制度效率。转变增长模式要求进行艰难的政治改革以及有效应对先进制造技术带来的竞争威胁，先进制造技术是美国正在慢慢重拾制造业优势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吸引力还在，但一些发展趋势正在逐渐削弱这种优势。国内方面包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技术的短缺，以及自主创新政策的歧视性适用、知识产权得不到保障、法治基础薄弱、国有实体对企业的抑制。
相比之下，在高端制造业、创建“智能型”公司、复杂触摸屏技术等领域，美国明显处于领先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的页岩油气开采技术，以及所谓的快速成型制造（或称3D印刷技术）方面，美国都具有竞争优势。快速成型技术将改变我们关于制造业的思维模式。
快速成型制造使公司可以进行本地化生产，并根据需求的变化快速做出反应，而不用预备大量库存。灵活以及靠近市场和先进技术中心这些优势的重要性，在今后可能超过海外生产和大规模加工制造的优势。正是凭借后一种优势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这一地位正面临威胁。
即使中国在快速成型制造方面可以与发达经济体相媲美，外国公司花费成本远距离地输入原材料和部件、输出产品的做法已经不再有其合理性。深圳的装配线、供应链、规模经济将过时；硅谷的专业技术、研发与生产的整合，以及重视营销、销售和价值创造的做法将成为主流。
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的竞争优势正在受到侵蚀，而如果中国经济成功实现再平衡，由于金融自由化，中国人为的资金和贷款低成本现象将告终结。
由于快速成型制造技术降低了各项生产成本，包括资金、劳动力、以及包装和配送等其他环节的投入，“反向外包”(Reverse offshoring)将流行起来。公司将希望在靠近设计环节和消费者的地方进行生产。质量控制、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咨询和维修等售后服务等将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并不是中国的优势。
中国必须制定更加明智的制造业战略。中国研发投入占全球的13%，并且擅长于渐进的工艺创新，但今后中国将不得不更加关注产品创新、组织管理，以及对新型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材料技术的融合。中国在专利注册上的名声掩盖了其在被引专利等指标上的薄弱。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产能高，但他们的工作往往被看做重量不重质，质量有时是值得怀疑的。
要克服这些不足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它们根源于一种传统，在这种传统中，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比自由思想的创新者更加吃香，这导致个体之间难以进行思想交流。这种传统也抑制人们的好奇心、批判精神和合作态度，而这些正是高端制造业的特征。
这些问题不会永远阻碍中国的创新和技术竞争力。但要适应形势变化，中国需要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加强制度建设，使政府的角色朝着支持企业的方向倾斜。围绕中国经济放缓性质以及领导层换届结果的不确定性不会对此有所帮助。
本文作者是瑞银投资银行(UBS Investment Bank)经济学家和咨询师，著有《谁搅动了世界》(Uprising)一书。
译者/王慧玲
且慢为国庆高速免费叫好
交通部9月5日发出通知，9月30日零时至10月7日24时，全国范围免除所有7座以下小型客车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此前的7月24日，国务院批转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起草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简称 《方案》）。通知一出，有车一族振臂欢呼，开始摩拳擦掌地计划起自己的国庆假期出行线路图，准备好好地享受这一次难得的大餐。
但是，这真的是一项造福百姓的善政吗？让我们分析清楚了再叫好不迟。
首先，众所周知，眼下的高速公路大多是企业的经营性资产。企业根据国家的法律许可，投资建设高速公路并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其收费行为是合法的。那么，国务院、交通部又凭什么可以用一纸文件来剥夺这些企业的合法收费权呢（哪怕只是剥夺了八天）？
很多人会说，高速公路企业仗着垄断赚得盆满钵满，收费员工资高得离谱，许多道路早就过了收费期仍然照收不误，高收费抬高了整个运输成本，影响到了CPI，老百姓怨声连天，要他们国庆期间短暂免费一下，有什么不对？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错，高速公路的这些乱象都存在，行政治理失败难辞其咎，但政府不想如何通过改善施政、加强监管来解决这些问题，却寄望于通过行政干预推出“国庆免费”政策来平息老百姓的怨气。国庆之后呢？高收费依然，超期收费依然，运输成本也依然。
那么，如果由政府出钱对拥有高速公路的企业进行补偿，是不是就没事了呢？
如果这样，政府可以让车主凭国庆期间缴纳的高速费票据向政府报销。当然，这个方案的行政成本会非常高。为了简便化，政府可以与高速公路产权人协商，由政府向产权人付费，把国庆这几天高速公路的使用权买下来，然后提供给车主免费使用。
这个方案与目前政府推出的方案再加上给企业的补偿不是一样吗？不然，两者有着天壤之别，体现了不同的执政理念。这个方案是政府首先承认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政府希望为车主提供免费服务，就要先向产权人购买服务，这是政府凭经济手段向车主提供福利。而政府的方案则是视产权为无物，认为自己拥有行政权力就可以决定高速公路什么时候收费，什么时候不收费，然后才考虑向产权人补贴。更何况国务院批转的方案和交通部的通知都没有提到对企业的损失进行补偿。
最后说一句，即便政府对高速公路产权人进行补贴，其合理性也仍然值得怀疑。政府的钱来自于老百姓缴纳的税收，用全体老百姓的钱为有车族的国庆欢乐假期提供补贴，合理性又在哪里呢？难道是因为有车族通常比一般人穷吗？
（注：林志鹏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华南研究中心研究助理，赵旭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华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Tuesday, September 18, 2012
媒体札记：破碎的周末
一、最大新闻
在长达两周未公开露面于媒体之后，习近平的音容笑貌终于在周六上午通过新华社向全国传送。门户网站第一时间将他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参加科普日活动的现场照片张贴出来，一则平平无奇的领导人活动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头条位置。
这是为了向天下昭告“接班人”并无异常。自这位下任中国领袖最大热门人选与希拉里的原定会晤被取消后，民间政治爱好者即通过网络隐喻开始热烈讨论，根据“背伤”传言指其身体有恙，而病重程度会否直接影响十八大政权交接更是众说纷纭。
没有新闻就是最大的新闻，而媒体编辑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暗示。所以，发现学习时报在9月10日刊登出这位中央党校校长10天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的全文后，腾讯和凤凰网将其推荐至首页要闻区；发现9月13日广西日报上一份离休干部讣闻中有“习近平……表示深切慰问”时，多家都市报也决定义务用版面送老红军一程。
在他“神秘消失”的这段时间里，虽然一些民间论者又在据此批评中共“宫廷政治”之不透明，但从习副主席在新闻联播里的轻松姿态来看，似乎也正在证明那个宣称暂不露面只是领导个人选择、外界不必想太多的“知情人”说法。
二、勿伤同胞
未至正午，对“王储归来”的舆论关注就已经迅速转移，转移到发生在中国几十个大城市的反日游行抗议中——而一些阴谋论者也已将之联系到中共政治派别之间的最后决战。
这是一场事先预定的公众行动。预定在中国官方针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做出的强硬反对中，预定在60年以来的历史教科书和电视剧情节里，预定在心系国家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的爱国者口号里，也预定在时刻警惕政府操弄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心里。
距香港抗议者为国民教育科“洗脑”而上街示威正巧一周，发生在内地的这场反日游行以及其间附着的暴力，恰恰可以作为对比，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教育究竟种下了什么因、结出了什么果。
“抵制日货勿伤同胞”——这是新浪微博在热门话题榜置顶迄今已经三天的劝诫，足可以说明，在这个现今中国人气最旺盛的公众舆论场上，前4个字和后4个字在周末并列成为全民关注的井喷话题，几乎所有时事媒体以及意见领袖均卷入其中。
1、来自手机客户端的消息和图片，显示从周六上午开始，在西安、长沙、青岛、重庆、苏州、北京、深圳等地陆续出现高举反日标语的游行队伍，在闹市区或者日本使领馆前呼喊口号，类似“打倒日本鬼子”、“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等。
只有最激烈的行为才有眼球效应，抗议者明白，传播者亦明白。很快，掀砸焚烧日系汽车的暴力画面成为微博论坛热点，随着消息进一步汇总，西安和长沙被公认为最失控，前者一位车主传出被殴打重伤至可能偏瘫，后者一间日资背景百货商场平和堂遭遇洗劫。青岛则因为一家丰田4S店被付之一炬而有后来居上之势。
2、本就对愤青暴民深恶痛绝的自由派意见领袖在第一时间向“打砸抢”表示谴责，未及当夜，他们已经开始用“国耻”形容此情此景，痛心疾首的批评包括：“生日本人的气，砸中国人的车”；“日本不出一兵一卒，不发一枪一炮，中国人自己就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砸得稀里哗啦”；“奴才与暴民一体，爱国与愚昧齐飞，没有理由的冲动和发泄，对陌生人毫无人性地攻击”；“当一个国家沦为全世界笑柄的时候，你还有脸谈爱国吗？”
习近平重新出席公开活动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两周来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此举显然是为了平息外界的猜测。人们曾猜测，习近平身患重病，或是卷入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那可能会危及中国领导层换届的顺利进行。
有传言称，习近平在游泳时伤了后背。上周六，他在中国农业大学全国科普日(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sation Day)北京主场活动中露面。
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了两张照片。照片中，59岁的习近平身着便装，在其他官员的陪同下走来。报道称，他在一个展示对奶制品中三聚氰胺进行快速检测的展区表示：“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4年前，中国婴儿配方奶粉中的超标三聚氰胺曾导致数十万婴幼儿患病，并致6人死亡。
不到一个月前，即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这件事引发了外界的猜测。人们猜测，他或许无法担任该职——要么是因为身患重病，要么是因为权力斗争导致其下台。
中国政府仍未就习近平多日未露面的原因置评，媒体对于上周六习近平参加活动的报道也非常简短。中国的保密程度很高，公民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习近平不露面的原因，而且很多人可能一开始都没有意识到他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译者/何黎
中日经济战两败俱伤？
从经济领域看，作为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往来较为频繁，经济依存度高。友好合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带来两国政府乃至本国企业多赢局面，但是一旦因为某种原因发生经贸对峙、互打经济牌，暂且不说谁输谁赢，正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到最后这场“战役”将没有真正的胜利者。
9月11日，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中国立即做出回应，宣布了钓鱼岛领海基线，并派出海监船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开展维权行动、宣誓主权。在钓鱼岛事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由于涉及领土主权争端，中日较量不可避免的波及到经济领域，中日两国的经济交锋也将随之展开。
早在2010年时，日本海岸警卫队在钓鱼岛附近扣押撞击中国渔船后，中国就宣布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两个月，这给当时的日本制造业造成了巨大冲击。而近几日，国内抵制日货浪潮汹涌，日本商品和服务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纷纷受到打击。
央视调查称9成网友表示不再购买日本产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8月份日本品牌汽车在中国市场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而德国、美国、韩国、法国品牌汽车销量则分别增长25%、19%、12%和4%。据市场调查公司中怡康7月第三周与9月第二周的数据显示，夏普彩电的份额由8.8%下跌到4.7%；索尼的份额由5.9%下跌至4.4%；松下的份额已跌至0.4%，而东芝、三洋等日系品牌的占有率都跌至1%以下。另外，北京等地区不少日资超市暂停营业，同时不少国内旅行社已经暂停日本旅游业务。
那么钓鱼岛纷争对中日两国经济产业究竟有何影响？
笔者认为，经济制裁是一把双刃剑，在制裁日本的同时，也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非要分出胜负，貌似日本经济受到的打击更大一些，也更容易受到“伤害”。
首先，目前日本仍然处于通缩之中，同时日本债务处于极其不稳定状态，只要利率出现稍微上升，经济和社会就会出现巨大震动。日本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达到2倍，并且还在上升，同时日本每年赤字率均大于5%，近期均在10%附近，这说明日本每年都需要借入GDP10%的债务才能维系下去。而同时日本每年财政支出中有接近25%是用于还本付息的债务支出，这也表明财政部除基本社会保障之外还承受其他越来越重的硬性支出。
其次，作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恰恰是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国。据统计，2011年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1946亿美元，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高达23.6%，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463亿美元，相当于日本GDP的0.8%。同时，日本经过对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市场出口然后再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份额也很大，即迂回出口估计约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0%。
最后，日本大部分企业利润来源于中国市场，除了上面提到的汽车、家电等制造业主要靠在中国盈利外，以旅游业为主的日本服务型行业也受到了明显冲击。据媒体报道，不仅日本汽车以及电器电子产品的销售量明显下滑，同时由于担心局势进一步升级，近期中国赴日游客出现较多的退订情况。
很多日本经济界的专家近日接连发表看法指出，应该让日本消费者认识到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如果中国动用经济牌来敲打日本，日本企业将遭受严重损失。
如何理解日本？
我一向不惮于承认自己对日本的无知。对于我而言，日本几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国家，而大和民族几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民族。
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材料不足，或者我对于日本知识的有意闭塞。而在于，对于日本的阅读越多，就越容易沉陷在诸多的矛盾之中，更加难以理解。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全面理解，其复杂性与矛盾性，都足以令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悚慄止步。只是对我个人而言，日本所呈现出来的矛盾如此对立，以至于我在了解的过程中一再迷失。
我向来喜欢日本的文艺多过于政治。而这恰是矛盾的开始。其文学之温婉，文艺之精巧，恰与其尚武之暴戾，军事之极端；其个性之谦和，社会之柔厚，恰与其层级之森严，忠诚之愚烈；其政治之灵动，处世之圆融，恰与其外交之执拗，争端之戾气；其历史人文之耽美，恰与其历史政治之血腥，一一对应，屡屡不爽。
其实我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机会并不算少，从学者到学生，从生意人到外交官，从新闻人到政客。但是即使如此，也难以打消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知识谜团。
谜语之一是：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从日本有国以来，由于偏居海岛，几乎未曾受到有力侵犯。即使19世纪美国人舰队到达日本，其实战事颇为轻微，可这居然触动日本乃至推翻幕府，明治维新之功效。一个几乎未曾有过对外接触的国家，如何能如此轻易转型？尚且儒教当时乃是全日本惟一尊崇的俗世哲学。
二战前，天皇至高无上的社会心理，深入人心。然而几乎在极短时间之内，就迅速转入民主国家，从而又兴崛起之道，连美国人也惊呼“日本入侵”？
蹊跷的还在于，一边日本对于其军国历史其实有深刻反省，并且在制度上约束自我，扼杀军力兴盛之道；但另一边，却不时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不时翻锅，挑动亚洲受难国家情绪。既已立志转入正常国家，如何却不断与邻为壑？
其国家方向，世界视野在何方？
谜语之二是：大和民族，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民族，怎样的一个人群？
在我与日本人亲身接触的过程中，几乎他们所有人都可以用温柔敦厚来形容而不为过，他们似乎保存了比我们更加完整的儒家礼教精神。他们自律到令人恐怖，而对于国家之奉献无私到令人惊异。少数人如此也就罢了，当整个民族个个如同至人，需要怎样的国民教育？
可是就是这样高尚贤德的一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能够在他们期望长期殖民的中国东三省，南京，犯下累累人类历史最血腥的罪行，南京大屠杀；东南亚也有菲律宾大屠杀。而美国士兵在日本的东亚战俘营中的遭遇，同样是无穷噩梦。如果说仅仅是战争令人改变的话，那么他们死守着靖国神社，死守着教科书，又是如何解释？
个体的自律与道德，与整个民族所呈现出来癫狂与暴戾，为何如此差异？
谜语之三是：日本真的改变了吗？
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军队打开了日本的大门。在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中提到，许多美国人认为佩里“把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个魔鬼已经变成了一个献血浸透的怪物。”二战之前与期间的日本，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形象与真实。然而，1945-1952年美国占领军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带领下，对这个国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和平宪法通过了，日美安保条约形成了，多党制政治胜利了。这是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毫无疑问。
中国爆发大范围反日抗议
中国各地警方昨日连续第二天试图控制大范围爆发的反日示威。北京方面似乎在小心地走钢丝绳：一方面向日本发出一个信息，另一方面不允许发生可能破坏国内稳定的社会不安定，尤其是在领导层换届期间。
在数个城市，成千上万似乎组织良好的示威者（其中有些人举着毛泽东像）遇到严阵以待的大批警力，而日本首相呼吁中国政府保护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
周末的这波抗议是至少自200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情绪大爆发，其导火线是日本政府决定买下日方实际控制的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北京和台北也都宣称拥有这些东海岛屿的主权，北京方面称其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上周五，六艘中国海监船进入这些岛屿周围的日本水域，此举遭到日方谴责。
这些示威发生之际，中国的形势格外紧张，因为10年一度的领导层换届即将进行，预计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将得到晋升，接替胡锦涛出任国家主席。上周六，习近平两周来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此前他的消失引发外界作出种种猜测，焦点是他的健康状况，以及预期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之前党内权力斗争的可能性。
评论人士称，对中国高层来说，允许举行大规模反日抗议的风险在于，这些抗议可能被用于发泄与争议岛屿无关的民怨。他们指出，在充斥民族主义口号的标语中，也有一些抗议者举起抨击政府腐败的标语牌。
昨日多数抗议似乎是非暴力的，但在毗邻香港的深圳市，据目击证人描述，警方动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驱散数千名在该市附近聚集的人们。
“抗议在开始时是非常和平的，但在人们对警察打人爆发怒火之后，就变成了一场针对警察的抗议，而不再是反日抗议了，”当地一名记者表示。
在北京，示威者上周六向日本使馆投掷石块、鸡蛋和瓶子。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一些日资工厂受到攻击，包括一家松下(Panasonic)工厂和一家位于华东港口城市青岛的超市，其中一家被纵火。日本首相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昨日呼吁中方确保在华日本公民和财产的安全。
随着中国捕鱼季节即将开始，许多渔船可能企图在日本控制的水域作业，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加紧张。
日本政府要面对的另一个复杂因素是，候任驻华大使西宫伸一(Shinichi Nishimiya)昨日突然去世。
Gu Yu和吉密欧(Jamil Anderlini)北京、Zhou Ping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Monday, September 17, 2012
QE3对中国经济影响几何？
众里寻他千百度，该来的终究会来。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终于宣布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QE3）。美联储将以每月400亿美元的规模购入机构按揭证券（MBS）。在今年年底扭转操作到期之前，美联储合计将每月增持850亿美元的长期债券。QE3与前两轮QE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既没有操作时间限制，也没有总额限制。预计在美国失业率出现明显改善之前，QE3会一直持续下去。除推出QE3外，美联储同时宣布，将超低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至少延续至2015年中期。
全球金融市场对QE3的推出一片欢欣鼓舞。预计QE3的推出将有助于降低美国长期利率以及家庭和企业的融资成本、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降低“财政悬崖”的潜在冲击、推动经济复苏、缓解劳动力市场压力。但QE3的推出也可能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与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压力，同时也加剧了未来美联储通过“退出策略”回收流动性的挑战。而一旦“退出策略”不能成功实施，到特定时点后美国乃至全球的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也将难以避免。
本文将集中分析QE3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近期除美联储的QE3外，欧洲央行也推出了新的量化宽松策略OMT（直接货币交易计划），与QE3类似，OMT也没有对干预规模与干预时间的限制。当欧美央行都在加大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QE3与OMT对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影响是，持续近一年的短期资本流出可能变为新一轮短期资本流入。从2011年第4季度起，随着欧债危机恶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以及出口下滑与房地产调控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转淡与货币政策放松，导致短期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出中国。这一轮短期资本流出的强度，已经超过了2008年第4季度与2009年第1季度美国次贷危机的高峰时期。然而，由于QE3与OMT的实施很可能使得欧债危机暂时趋于稳定，全球机构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将再度加强，短期国际资本很可能重新由美欧流向新兴市场国家。最近一两个月来，除中国之外的其他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出现了短期资本流动的逆转。因此笔者预计在2012年第4季度，短期资本将转为流入中国。
QE3与OMT对中国经济的第二个影响是，随着短期资本流动的逆转，中国外汇储备增量将由负转正，月度外汇占款规模也将重新上升。自去年年底以来，随着外汇占款规模的迅速下降，传统的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受到限制，央行不得不借助于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启用逆回购等非传统货币工具来释放流动性，国内也出现了是否应该取消商业银行贷存比的讨论。随着QE3与OMT的实施，中国的资本账户赤字可能重新转为资本账户盈余，外汇占款增量的回升将会降低央行进一步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与频繁使用逆回购的必要性，而关于是否取消贷存比的讨论也可能转淡。
QE3与OMT对中国经济的第三个影响是，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新一轮反弹，中国经济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上升。从前两轮量化宽松的实施来看，流动性的注入与美元贬值均会导致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而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将会通过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最终传递至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输入性通胀压力的加剧、目前国内猪肉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内货币信贷增量的反弹，预计将会导致中国CPI同比增速在最近几个月触底，甚至从年底开始反弹。而一旦通胀反弹，中国央行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将所剩无几。
分析：中国青年中的“理性对日派”
哈梦鹤回到家，发现一屋子人都死了。如今，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有一座按照哈梦鹤家旧屋复制的模型，模型上方小小的电视机屏幕上，这位蓄须的老人正在回忆当年的情景。那是1937年，当时南京还是中国的首都，老人还是个少年；男孩回到家，等待他的是多位亲人和房客一家的尸体，他们被当时占领南京的侵华日军枪杀、奸杀或用刺刀刺死。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展览，展现了隐藏在中日关系深处的伤痛。
数十年来，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让中国人一直对日军侵华历史和暴行保持着鲜明的记忆，这种记忆导致了中国人对日本发自内心的厌恶。
最近，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Diaoyu Islands，日本称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的争端不断升级，可能引发另一轮反日风潮。钓鱼岛是一个很小的群岛，目前由日本控制，而中国也宣称对其拥有主权。
上个月，在中国十几个城市，数千民众走上街头举行反日抗议。一些日本车在抗议中被砸。
日本政府宣布将把上述群岛中的几个岛屿收归国有之后，北京一些抗议者本周二在日本驻华大使馆门前集会。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广州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另外，在吸引了大量日本投资的海滨城市威海，约200人举行了反日示威。
中国各大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上群情激奋，网民们争相发泄对日本的愤怒。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民族主义者聚集的论坛——强国论坛上有人发帖：“干掉小日本！！！”
然而，一些中国年轻人似乎越来越能够接受与日本保持正常、甚至友好的关系，而且这个群体的人数正在增加。
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的大多是年轻人，通常是结伴而来的大学生，或年轻家庭。参观者看上去对那段历史感到好奇，并对展示日军当年暴行的证据感到震惊，然而，他们也愿意接受纪念馆传达的和平、友好的思想。“我不仇日。”陕西小伙韩忠说，“我们来参观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像这样的事情绝不会重演，因为中国正在变得强大。”这名31岁的青年是上周来参观的。
中国学者们表示，这种更有主见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中日两国政府努力构建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中共在抗击侵华日军和解放中国方面有功劳，这部分构成了其执政的合法性。不过，中共一直对中日文化交流和民间互访持支持态度。
但中国年轻人对日本态度的转变，也是因为他们的视角更加国际化了。“与20年前人们对抗日战争还记忆犹深时相比，如今的反日情绪不是很强烈，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北京外国语大学(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从事日本研究的教授周维宏说，“原因在于，中国有更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这些人能够接触到外国的东西，因此增加了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如今的人们更理性。”
一些学者还说，尽管中国的教科书对日本仍多有贬损，但普通人对这类说法并不能感同身受。在中国，日语是学习人数第二多的外国语。
上海学生Kelly He上周来到南京。看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陈列的从万人坑中取出的人骨，Kelly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这太可怕了。”她说，“但真正可怕之处不在于日本人屠杀中国人，而在于人类自相残杀。”
赵添琦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分析：“不封顶”的QE3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和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终于扣动了第三轮量化宽松(QE3)的扳机，他们将发起新一轮资产购买行动以扶持美国经济，这将是2009年美国摆脱经济衰退、开始缓慢复苏以来最重大的货币政策举措之一。
启动QE3的决定是在周四下午宣布的，它反映出美国央行内部对于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担忧。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发表了一份接近得到一致同意的声明。
鉴于失业率仍顽固地高于8%，而就业创造断断续续，不能形成势头，美联储官员们觉得他们别无选择，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只能采取他们能够拿出的最激进的行动。
但是，对美联储来说，这绝不是一个轻易做出的选择，因其不仅要回应外界对于放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的担忧（毕竟已经实行了两轮量化宽松），还要顾及在大选之前不到两个月出台重大行动的政治影响。
当然，伯南克及美联储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放话，以便让市场——以及华盛顿的政界人士——准备好迎接QE3。上月，伯南克在洛基山度假胜地杰克逊霍尔对一群央行官员们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停滞“令人严重关切”，此言是最明确的迹象，表明美联储主席对美国经济无力摆脱衰退后遗症、进入更快增长轨道感到失望。
在美国劳工部报告美国经济在8月份仅创造9.6万就业岗位（同时失业率微幅降至8.1%，原因是劳动人口减少）后，出台新一轮资产购买举措的理由就更加充足了。
“就业报告出炉后，他们会采取行动就差不多是不可避免的了，”《经济学人智库》(EIU)的美国金融分析师史蒂芬•莱斯利(Steven Leslie)表示。
美联储采取行动的另一个理由是，美国国会在财政政策上陷于瘫痪，让人无法预测国会会出台任何新的刺激措施。事实上，QE3可能起到防范以下危险的作用，即11月大选后财政政策僵局延续，并在议员们不能就如何避免“财政悬崖”（6000亿美元的年度增税和减支，在1月初自动生效）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导致美国陷入经济衰退。
“美联储正挺身而出，抵消一部分冲击力，”Raymond James & Associates首席经济学家斯科特•布朗(Scott Brown)表示。美联储这次所采取的行动在形式上与前两轮QE大致相符，但更加果敢。每月购买资产将达到850亿美元，包括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在延续“扭转操作”(Operation Twist)的计划下买入长期证券，这些都与前两轮QE相似，但这一次的承诺是无限制的。这意味着美联储将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提供刺激，直至劳动力市场出现重大好转。
“此举不会马上引燃经济，但它将有助于缓解住宅行业的问题，”布朗表示。但美联储同时也将其有关“极低利率”维持时间的前瞻指引从2014年底延伸至2015年年中，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将在今后至少三年里继续得到大量宽松资金。
“关键问题仍是，什么样的失业率可能促使他们把脚从油门踏板上移开？”三菱东京银行(Bank of Tokyo-Mitsubishi)经济学家克里斯•鲁普基(Chris Rupkey)表示。“我们认为是接近7%，但我们有时担心，美联储主席希望把失业率压低至接近6%的水平，因为他确实认为，失业问题令人严重关切。”
这一前景（以及美联储的行动）在美国国会引发共和党批评人士的愤怒反应。“我对美联储今天的行动感到失望，我真的相信，伯南克主席正开始给美联储这一机构带来严重损害。无限制买入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将导致美联储政治化，大幅增加其资产负债表风险，而同时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没有帮助，”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Bob Corker)表示。
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和副总统竞选人保罗•瑞安(Paul Ryan)均已表示反对QE3。
译者/和风
中国海监船进入钓鱼岛海域
中国6艘海监船周五清晨进入日本控制的尖阁诸岛（Senkaku，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领海，此际关于这一争议岛屿的紧张局势已有所升级。
这是中国海监船自今年7月以来首次进入尖阁诸岛海域，当时3艘渔政船曾进入该海域，日本政府谴责这一行为“极其严重”且“不可接受”。
中国外交部表示，“2012年9月14日6时许，由中国海监50、15、26、27船和中国海监51、66船组成的2个维权巡航编队，抵达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维权巡航执法”。
此前，日本政府不顾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强烈反对，决定从日本私人所有者手中购买这一有争议岛屿中的3个岛。台湾也宣称对这个遥远且无人居住的岛屿拥有主权。
日本新闻通讯社共同社(Kyodo)报道称，日本周五就此举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并开始动用危机管理中心。
共同社援引日本首相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的话称：“我们将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确保尖阁诸岛附近海域的安全。
在北京，预计聚集在日本大使馆外的规模小但情绪激昂的抗议人群数量将在本周末大幅增加。
译者/梁艳裳
媒体札记：抵制日货
一早，五大门户把《中国6艘海监船今晨抵达钓鱼岛海域》的消息顶至首页。央视在8点不到口播快讯，宣布“9月14日6时许，由中国海监50、15、26、27船和中国海监51、66船组成的2个维权巡航编队，抵达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维权。这是我国政府宣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钓鱼岛海域领海基线的声明之后，首次对该海域进行维权巡航执法，执法体现了我国对该岛屿及海域的管辖。”
两天以来，这些根据新华社通稿早该抵达的船只，在互联网上受尽“隐形”的奚落，那些认定中国政府只会装腔作势的异议者显然更相信日本海上保安厅“没有发现”的说法，所以，连日本NHK电视台都曾敢于借吉祥物“DOMO君”的新浪微博账号，用汉语嘲讽中国海监船GPS导航水平太差。
现在，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可以不用再以“中方公务船将继续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正常巡航活动”的口径回答追问了，事实上，他昨天就已铿锵有力地昭告天下：“中国举国上下对日方的错误行径无不义愤填膺，坚决支持中国政府提出的正义要求和采取的有力举措。”
这个“举国上下对日方错误行径义愤填膺”的宣言展示在各地媒体上。为了说明“随着日本政府的一意孤行，中日两国关系在这两天急剧降温，而且这种降温正在从政治领域向经济和民间领域在蔓延”，央视新闻1+1昨晚即已请中国游客和旅行社总经理出镜，呼吁“抗议，以经济的方式来抗议”，主播董倩更要用数据说话：“今天我们也在网上做了这样一个调查，截止到今天晚上9点，一共是两万多人参与，我们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对日本的好感度降低的，有超过8成的人选择。你会继续购买日本产品吗？同样有接近9成的人选择说‘不会’，只有不到10％的人说‘会看情况’。不购买日本产品的理由是？‘以此作为对日本政府的抗议’超过了9成。”
从各地媒体汇总的情形来看，三天以来的确出现了以抗议示威、抵制日货、放弃赴日为典型代表的反日现象。按照21世纪经济报道在《中日贸易遇寒流，日系品牌9月蹒跚》中的描述，“在事态升级的一个多月里，中国市场上日本商品和服务的销售相继受到打击……‘目前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而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是欧盟，多年来，日本对华是贸易顺差，中国对日是贸易逆差，因此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要高于中国对日经济的依赖度。’商务部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研究部主任刘雪琴告诉记者，‘日本应该从大局考虑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中国是否合适，毕竟中日彼此的经济依赖度很高，而日本更依赖中国。’”
辽沈晚报是把《“康辉”中止5万游客赴日计划》的新华社电稿做成封面头条，并辅以这家国内最大的组团日本游批发商董事长李继烈的愤慨：“日本政府的行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容忍的，因此赴日旅游产品只能全面‘下架’。其所属全国220家公司、5500家门店停止销售日本游产品、停止组团前往日本旅游。”
现代快报是另一家在这场新闻大战中冲锋在前的媒体。据其今日报道，连续三天的封面设计和口号不仅“在市民和网友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封面来的。’南京新街口一家报刊亭老板激动地表示，‘我每天也专门留下一份，时时激励自己。’”而且，引来了广告商——“菲时特集团刊登支持中国政府维护钓鱼岛主权的公益广告，现代快报决定将这笔广告费捐赠给宁夏远景希望小学。”
Friday, September 14, 2012
媒体札记：同床异梦
一、杀鸡儆猴
新浪微博热门话题榜上，“iPhone5来了”从昨晚起即已远远抛下“钓鱼岛是中国的”，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压根认为中日“口水战”只是双方政客演戏的人们，在子夜时分热情讨论苹果公司新产品的特点。
不过，供职于中国时政媒体的记者编辑们还是得正襟危坐一会儿，虽然来自新华社的通稿已经少了很多，东方早报的专题得从昨天的18个版急剧缩减到今晨的两个半版加两篇国际观察评论。
潇湘晨报、长江商报、华西都市报等都把来自解放军报的“四大军区演习夺岛”消息做成头版头条，新华社主办的现代快报决定沿用两天以来的封面设计方案，大喊一声“日本，我们不去”：“‘十一’黄金周接着赏枫季，原本从现在开始赴日游应是‘渐入佳境’，逐渐进入旅游旺季。然而，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闹剧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江苏省内各市多家旅行社开始退团，有的甚至明确表示停止组团前往日本旅游。”
当然，最有风向标价值的仍然是人民日报。在头版右下方放上《中方再次要求日方撤销“购岛”决定》的新华社电稿，以及《中国青年和青年学生对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的标题，这份最靠近中南海的媒体今天的“钟声”之论也短了许多：“日本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行所谓‘国有化’后，一方面显示其顽固与强硬，同时又自作聪明地大搞‘危机公关’，说什么‘不能让此次事态阻碍日中关系稳定发展’，试图通过种种动作掩盖其真实图谋。但是，不要忘了，半个多世纪以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最终沦为战败国。不管再过多少年，背信弃义和耍小聪明，日本就不会成为有尊严的正常国家。”
作为军方喉舌，解放军报正处于聚光灯下，围观者总希望从那些铿锵有力的章节中推测事态。今天，头条是《科学发展砺雄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纪实》，再辅之《休想攫取我国半寸领土》的喝斥：“日本政府强行推进钓鱼岛‘国有化’进程的本质，是企图以渐进换大进，积量变为质变，以‘切香肠’的方式蚕食中国的固有领土。这种伎俩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更低估了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意志和力量，甚至把国际社会当傻瓜。日本政府自以为高明，自以为得计，殊不知正在滑向危险的深渊。其一意孤行的结果，最终必将应了一句古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所谓“耍小聪明”，指的正是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昨天声称不会撤销“购岛”决定之事，根据新京报引述，“玄叶同时提及中国可能采取报复措施，称‘希望中方以冷静、恰当的方式对待此事’，再次要求中国政府确保在华日本人的安全，并强调：‘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激化，双方都能从大局出发加以应对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按今晨中国青年报的描述，这分明是《闹剧中竟要中方“顾大局”，日本政府妄图浑水摸鱼》：“倒打一耙，竟要中方‘顾全大局’。全球最擅长‘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有的说成无的’国家，当属日本了。日本政府无视双边关系大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钓鱼岛‘国有化’，让恢复邦交40年的中日关系滑落至崩盘边缘，竟然还大言不惭地反过来要求中方‘顾全大局’。”
苹果发布iPhone 5
苹果(Apple)发布了更轻更薄的iPhone，配备速度更高的无线技术和整体升级。该公司希望，在旧款iPhone产品需求萎缩之际，新产品将引发新一轮智能手机销售狂潮。
新款iPhone的改进基本上与业内专家的预计吻合，没有让人意外的飞跃。然而，苹果粉丝团队的潜在需求（以前的购买已经使他们离不开苹果App Store），加上该公司迄今最快的国际销售安排，意味着目前来看iPhone 5足以抵御三星(Samsung)的竞争。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说：“苹果从未像现在这么强。”
然而，苹果并没有削减旗舰设备的价格，两年合约的iPhone 5最低售价为199美元。但8GB iPhone 4合约价已经低至零。新款iPhone将于9月21日在主要市场销售。年底将在100个国家上市。苹果表示，iPhone 5的上市销售是迄今最快的，这将成为新销量的关键推动力。
席勒(Schiller)表示：“我们对iPhone 5进行了各方面的改善。各方面都有所强化，并进行了再改造和再设计。”
外观上iPhone 5与iPhone 4S相像，采用平板玻璃、简约的界面和圆角，但其处理器有所改善，并配备LTE无线技术。
他嘲讽了三星和谷歌(Google)旗下摩托罗拉等竞争对手屏幕更大的产品，称：“制造一款更大的手机很容易，大家都能做到。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手机更好更小。”
译者/王慧玲
投资者何时能享金改红利
9月12日，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仍在进行中，当日最受瞩目的无疑要数“Financial Reform in China”分论坛了。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金融改革”这个主题是当前各方热议话题，同时与会嘉宾们多为重量级人物，如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中国银行董事长肖刚，瑞银集团中国区主席兼总裁李一。
从嘉宾名单中我们不难看出，本次“中国金融改革”分论坛邀请的嘉宾几乎涵盖了社保基金、银行、政府官员、经济学教授、上市公司大部分金融领域，共同为当前中国金融改革把脉。
嘉宾们根据自己所在领域就“中国金融改革”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在这里笔者要重点讲一讲方星海主任关于近十年投资中国股市不赚钱的分析。
回顾过往A股市场20多年发展历程，风风雨雨走到今天，经历了初创、高速发展和全面规范、稳步推进和制度创新三阶段，不可否认，中国资本市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是进步的。但是香港大学研究报告显示，2001年至2011年十年期间投资中国股市平均收益率是1.4%，大大低于同期通胀率，这也再一次验证了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少数人赚钱的地方。
方星海表示，中国最近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投资中国股票市场或者股权市场是应该非常赚钱的，但是现实却是不尽如人意，相比于投资一级市场的PE们赚得盆满钵满，投资二级市场的股民却损失惨重、投资收益寥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方星海从以下三点予以解释：
首先，目前中国股票市场IPO受控，政府介入过多、过深。在新股发行过程中，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当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公司溢价发行明显，同时由于一段时间内上市公司数量有限，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因此，导致发行价过高；而在类似于现在行情不好的时候，管理层放缓发行节奏，导致需求减少的同时，供给也相应减少，上述两种情况都会造成一个共同结果，即由于IPO价格很高导致股权收益很大一部分被一级市场获得，二级市场的投资收益相应就会很小。
笔者认为，融资功能是中国股市重要职能之一，在管理层推出IPO的同时，不应忽略新股发行机制改革，尽管近几年新股发行机制改革稳步进行中，但是取得什么样的成果相信投资者有目共睹，不禁让人有种感觉，即证监会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有避重就轻之嫌。
从某种意义上讲，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构成新股发行市场的博弈主体，而现行的新股发行机制更有利于资金雄厚的机构投资者。这种以资金为本的发行认购方式带来一系列消极的影响，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财产性收入不均等，而且还加剧了普通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同时，在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证监会有责任且有必要提高新股发行改革进程的透明度，明确表示如何改革，目前的进展如何，存在怎样的难点，只有这样才能让投资者对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拥有明确的预期。
其次，中国股票市场规章制度过多、过于繁杂，从而导致很多能给普通投资者带来较大收益的上市公司远离中国证券市场，而选择到海外上市。换句话说，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由于其自身制度上的条条框框、效率低下，因而对优质公司在上市地的选择上缺乏吸引力。
毛泽东的“红卫兵”
【编者按：本文为老愚的系列文章《读一本淘来的“文革”日记》的第四篇。】
毛泽东决定撤走刘少奇集团向各单位派驻的“文革工作组”，亲自指挥这场夺权革命。他接见“文革”积极分子，鼓动成立“红卫兵”组织，并自认“总司令”。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起来了，原有的政权体系迅速瘫痪，进而摇摇欲坠，中国进入极端恐怖的暴力革命时期，一个最黑暗的时代来临了。
这年夏天，官方做出决定：暑期不放假，让被煽动起来的学生继续“革命”。
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被迫派车送造反学生去各高校参观“取经”。H去的是北大，除此之外，他还四处打探，感受“革命”氛围。他在北大、二外、广播学院等校看到热火朝天的场面，“斗争是激烈的”“激烈的大辩论”，“大字报贴的很多，对黑帮分子管得真严，劳动改造进行得很好”。也看到造反阵营的分裂，他表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勇敢地站在革命的一方，不怕孤立，不怕扣帽子，不怕讽刺、讥笑。”
听说外地群众“革命”起不来，天津处于无政府状态，许多激进的造反学生来北京观摩。H非常着急：“实在想到外地宣传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毛泽东思想。”
三胡下台（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团中央改组，H在团中央门口看到“人们纷纷高呼口号、敲锣打鼓前来祝贺”。“他们企图把共青团办成全民团，不实行阶级路线，歪曲‘重在表现’，与毛泽东思想唱反调。”
纺织工业部却是一副温吞水的气氛，“贴的大字报倒是不少，可是口气都是和风细雨的，给部长、党委提意见都是商量的口吻。”H很不满意。由此联想到化纤学院革命的状况，H不免着急起来，“回校后又写了几张大字报，以后还是抽出时间写一些大字报，学毛选，只有这样才能把运动搞好。”第二天，他发现讨论问题和写大字报的人多起来了，感慨道：“前几天冷冷清清的运动形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H去一所中学查看中小学生斗争情况。见他们斗争技术拙劣，无杀伤力，便亲自出马，“我和几个同学帮他们斗了一个右派分子，结果把他问住了。大家呼喊着把他拖进小屋检查去了。”H对中小学生的“革命”暴力持支持态度：“小学生打人很厉害，不过这些小黑帮也值得一打。”
在这之前，官方推出了一个“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的刘英俊，他的人生最高目标就是“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最高指示”，并为之献身，他为救六名儿童挺身拦惊马而死。H在学习其事迹后写道：“我应该学习他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读主席的书，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也出身于工人家庭，自己也要带着无产阶级的感情去读主席的书，争当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H已经具有相当强烈的阶级意识，他赞美“讲出身讲成分”的社会氛围：“我们一提到出身就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我们的条件就是好。我们对党对毛主席就是比那些出身不好的人热爱得多。”他宣称：“我们的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就是无产阶级扬眉吐气的社会。”他明白这场大革命就是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必须把握好，告诫自己要“大造资产阶级之反，做红色的接班人。”
媒体札记：攘外安内
（2012年9月12日）
“铮铮铁骨”、“一触即发”、“悬崖勒马”、“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些词汇的烘托和带领下，中国舆论场上对日本的反感与愤怒在昨天达至新高峰。
新浪微博持续号召网民顶起“钓鱼岛是中国的”标签，在这个最有人气的公众发言平台上，实时热搜榜首是“钓鱼岛”，第二名是“中日交火”——因为政府强硬表态而激动的网民已经杜撰出中国潜艇在钓鱼岛海域击沉日本驱逐舰的消息，因为相关报道截屏图标明系来自新华网，以至于这家新华社下属网站需要在昨天下午16时许发布声明：“网传新华网播发的‘中国军舰在钓鱼岛与日本海军交火’消息并非本网编发”。
当然，这条否认微博不忘补上一句“本网记者将第一时间权威报道有关钓鱼岛的最新消息”。在这场新闻大战面前，不论是喉舌媒体还是商业门户，都在全力以赴争取第一时间。
昨天午后出版的新民晚报已经用头版头条宣布《我两艘海监船上午抵钓鱼岛海域》，这个消息来自新华社午前快讯，即“中国海监46、中国海监49船11日上午已抵达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岛外围海域，海监部门将视情况开展维权行动，宣示主权。”
更多宣示通过央视新闻联播集中放送，从第一分钟起连续3条：《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就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发表声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就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发表声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日本政府实施所谓钓鱼岛“国有化”发表谈话》。
在习近平已10天未公开露面的情况下，是另一位接班领导层热门人选李克强昨天代表执政者表态。在其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的解说词中，超过一半的时长被用于强调钓鱼岛立场，人民日报昨晨署名文章《中国钓鱼岛岂容他人肆意“买卖”》中那句“日本……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否定和挑战”，被再一次强调，并补充“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所有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不会答应”的警告。
焦点访谈这一期是在《钓鱼岛：中国主权不容侵犯》中回看前世今生，但更受全国媒体关注的还是这之前的另一个象征性举动，即“中国气象局和国家海洋局今起正式发布钓鱼岛天气预报和海洋环境预报”。正是据此，华西都市报把“我钓鱼岛今日小雨明日晴”的大字放在了插有五星红旗的封面上，东方早报则截取了新闻联播《天气预报》节目播报时的那一瞬间。
说起来，这份上海报纸今天堪称大张旗鼓，用了18个版来推出其“岛与国”专题。在封面手绘古风画作的带领下，汇总各位政治局常委表态，解析“棋子钓鱼岛”和“大国游戏”的关系，并带来类似《中国部分民众开始取消日本游》、《多项涉日会谈及出访计划取消》以及《日本担忧中国进行经济反制》的动态。
和东方早报一样，有太多都市报今天选择将那份国防部声明作为头版大标题，即“中国军方表态将保留采取相应措施权利”。而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喉舌已在用头版文章宣布“三军实兵演练扎实推进……随时准备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任务”的同时，刊出头条评论《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绝不会退让半步》，同样是将中日争端与战后秩序相关联：“这一领土争端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等亚洲国家当年遭受日本铁蹄蹂躏的悲情，而且直接关系到日本是否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的结果，涉及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果实的问题。”
苹果发布iPhone 5
苹果(Apple)发布了更轻更薄的iPhone，配备速度更高的无线技术和整体升级。该公司希望，在旧款iPhone产品需求萎缩之际，新产品将引发新一轮智能手机销售狂潮。
新款iPhone的改进基本上与业内专家的预计吻合，没有让人意外的飞跃。然而，苹果粉丝团队的潜在需求（以前的购买已经使他们离不开苹果App Store），加上该公司迄今最快的国际销售安排，意味着目前来看iPhone 5足以抵御三星(Samsung)的竞争。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说：“苹果从未像现在这么强。”
然而，苹果并没有削减旗舰设备的价格，两年合约的iPhone 5最低售价为199美元。但8GB iPhone 4合约价已经低至零。新款iPhone将于9月21日在主要市场销售。年底将在100个国家上市。苹果表示，iPhone 5的上市销售是迄今最快的，这将成为新销量的关键推动力。
席勒(Schiller)表示：“我们对iPhone 5进行了各方面的改善。各方面都有所强化，并进行了再改造和再设计。”
外观上iPhone 5与iPhone 4S相像，采用平板玻璃、简约的界面和圆角，但其处理器有所改善，并配备LTE无线技术。
他嘲讽了三星和谷歌(Google)旗下摩托罗拉等竞争对手屏幕更大的产品，称：“制造一款更大的手机很容易，大家都能做到。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手机更好更小。”
译者/王慧玲
温家宝交出“政绩单”
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前15分钟，匆匆赶去主会场旁听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主旨演讲。几位熟悉的资深中国记者迎面走来，笑着说，不去听了。这种国际场合温总理能说什么？我说，还是要听。这可能是他明年春天正式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国际亮相。离任之际，人之常情，总得说些什么，更何况是温总理。
中国最高领导人中，最熟悉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的是温家宝。10年总理任期内，他六次出席达沃斯年度论坛，并作主旨演讲。国际媒体依旧清晰记得，2009年2月，全球金融危机进入休克期，他远赴瑞士冬季达沃斯作"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演讲，承诺了四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是他独步国际舞台的黄金时光。
今天，他回到老家天津，是他总理任内最后一次出席达沃斯论坛。一如往常，他以他的招牌式挥手，登台致意。他的演讲，长达31分钟。不到三分钟，与会者开始意识到，温家宝可能选择这个由86个国家代表出席的重大国际场合，提前交出一份他的卸任"政绩单"。
"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１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０．７％，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１０００多美元提高到５４３２美元，对外贸易总额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外汇储备超过３万亿美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基础进一步巩固，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这里提及的所有政绩数据，都以2002年为起点。2002年春，时任常务副总理的温家宝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位国务院总理。
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重要公开演讲，常态下，一般都经过专职写作班子几个月乃至半年时间的磨合修改，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中国官方的政治文字，在外人看虽常嫌乏味单调，但有它自己的语法修辞与解读；依照惯例，中国新老总理在"两会"换届交接时，卸任总理并无记者会的安排。因此，这次，温总理的达沃斯演讲，又有"卸任演说"的意味，自己盖棺论定，维护自身的政治遗产。过去一年，国内外对他三年前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有非议和激烈批评，他是知情的。显然，他不容他人说三道四。他必须捍卫自己的政绩记录。
"全面实施一揽子计划，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也为全球经济走向复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有人不顾事实地歪曲和指责，甚至说是不必要的代价。我想郑重地说明，正是因为当时的果断决策和科学应对，我们才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继续保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防止了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
温总理这段辩护，在中国官方文字中，其直白出人意料之外。演讲进入10分钟，我在场内渐渐生出一种时空的错位感。温总理似乎把在场来自86个国家的两千达沃斯人，当做了中国人大代表，把天津达沃斯会展中心梅江会馆当做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温总理的这份演讲，其实是一份袖珍版的政府工作报告。它涉及城镇保障房、铁路建设、公路建设、农村水库、农村电网、金融不良贷款、股权分置、教育、科研、产业协同、区域经济发展和差异、制造业、节能减排、PM2.5指标、养老金、最低生活标准、就业、社保、人才、专利、生态等议题，几乎涵盖了政府工作报告所有层面与细部。
Wednesday, September 12, 2012
Tuesday, September 11, 2012
香港特首面临日趋两极化的立法会
随着周日的香港立法会选举落下帷幕，香港特首梁振英(Leung Chun-ying)将面临日趋两极分化的立法机构和更加激进的反对派。
尽管近期在当地学校推行爱国教育课程的计划引发公众愤怒，但泛民主派仍未能在有权力否决政府议案的立法会中取得重大突破。
相反，亲北京的建制派在这一香港主要决策机构维持了多数席位，优势约为60:40。在民众看来，建制派更注重民生问题，因此仍获得强劲支持。建制派的不少支持者还将选票投给更倾向于支持政府、从而给梁振英政府一个机会的候选人。
不过，更加激进的泛民主派候选人也有所斩获，取代了一些温和派的席位。专攻香港地方政治的香港大学教授林蔚文(Lam Wai-man)表示：“更强硬的泛民主派代表成功赢得席位，对梁振英不是好事，因为妥协的余地更小。”
新出炉的立法会将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是否在2017年举行香港特首直选。今年3月，梁振英由少数精英推选为行政长官，随后得到北京方面的首肯。
中国批评日本政府购买有争议岛屿
日本中央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敲定了从日本私人所有者购买东海有争议岛屿的一笔交易。
中国已多次警告日本不要对三个岛屿进行国有化，并暗示将作出未指明的报复。日本将这个群岛称为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则称其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日本中央政府目前租借尖阁诸岛的这三个岛屿，并禁止私人登岛，以免激怒北京方面。
但这一安排在最近几个月因民族主义倾向的东京都知事的言行而受到威胁。东京都知事发起买岛并在岛上建设渔业和其它设施的努力。
日本官员表示，对这些岛屿进行国有化是必要的，为的是避免各方在这个群岛的问题上紧张升级。这些岛屿已数十年无人居住，但它们位于潜在资源丰富的海域。日本首相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上周强调，日本将继续对这些岛屿进行“平稳安定”的管理。
日本最高级别政府发言人藤村修(Osamu Fujimura)昨日在一个新闻吹风会上表示，已经与相关岛屿的私人所有者达成交易。他没有说明日本政府为购买这些怪石嶙峋的小岛拿出多少钱，但日本媒体称，政府将为购岛掏出逾20亿日元（合2560万美元）。
围绕日本实际管辖的这个群岛的争端（台湾也宣称对其拥有主权），近年来已成为东亚两大强国之间最大的紧张源头。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昨日称，东京方面“把双边关系扔进一口滚烫的锅”。
新华社在其网站上表示，推进这样一个挑衅性的单边行动，除了破坏来之不易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外，达不到其它目的。
中国政府还警告日本，其行动将有“严重后果”。
北京方面称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并警告称，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
中国昨日首次宣布这些有争议岛屿的领海基线，从而界定了其所宣称拥有主权的领土的精确地理位置。此举可能为北京方面执行其领土主张、甚至宣布围绕这些海岛的专属经济区奠定法律基础。
“中国以前没有宣布领海基线，是因为相关领土是有争议的，中国政府表现出克制，”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表示。
“中国与日本之间还存在某种谅解，即双方都将避免导致问题升级的动作，”他表示。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出现恶化，中国不得不作出反应。”
Zhao Tianqi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悬崖勒马
一、中日“9.11”
“9.11”，或将成为中日关系一段时间里的关键转折点。
昨日午后，人民网等陆续编译外媒快讯，称在由首相野田佳彦主持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上，已敲定钓鱼岛“国有化”方针：“将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三岛正式‘国有化’，并于11日用政府预算的准备金支付该款项，‘国有化’后的钓鱼岛将由日本海上保安厅管理。”
此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对日本的警告已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和各地都市报头条位置上，中新社那条《华媒：胡锦涛主席对钓鱼岛问题表态极具分量》的标题还停留在腾讯和凤凰网首页，甚至，前一天影视明星文章领奖时说出的那句“钓鱼岛是中国的”也仍被新浪微博热门话题推荐着。
最终还是到了摊牌时刻。16时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答问画面由央视播出，洪磊再一次说出“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必要的措施”早就准备好了，17时刚过，新华网即更换头条稿件为《中国政府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发表声明》，新华社中国网事栏目在微博转发之时还提醒“要读懂本声明，请先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即以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主管机关有充分理由认为外国船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时，可以对该外国船舶行使紧追权...本条规定的紧追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军用船舶、军用航空器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的执行政府公务的船舶、航空器行使。”
中国官方试图以这份列出19个经纬度的文件反制日本，同时平缓国内民众对“外交软弱”的愤怒。曾任新华社国际部国际观察编辑室主任的马晓霖此时已经用个人微博为此提供注解：“中国政府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意味着不再承认这些岛屿存在主权争议，而是明确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议、不容谈判的主权。相信围绕这一重大立场调整，中国将有一系列相应宣示、落实和维护主权的跟进措施，也不排除使用武力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是今天最重大的国际新闻。”
新华社在夜幕降临前播发完毕重要稿件，这样就可以由拥有最多城乡观众的新闻联播逐条展示。先是《温家宝赴外交学院为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铜像揭幕并向师生们发表讲话》，解说词所引述第一段就是“旧中国饱受屈辱，山河破碎，弱国无外交。中国政府和人民比任何人都珍惜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即使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是铮铮铁骨。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退让半步”；在间隔几条政治局常委会见稿后，紧接着就是长达近5分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字幕，宣布“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再以《外交部长杨洁篪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强烈抗议》、《中方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作结。
然后，央视更出动《新闻1+1》、《东方时空》及《环球视线》三档名牌栏目，由主播们和专家对谈分析“我国公布领海基线为管理钓鱼岛提供法理支持”、“日右翼若再登钓鱼岛中方可依法抓扣”等。
媒体札记：爱国爱港
一、彝良地震
周五云贵交界处地震，震中彝良。云南信息报已是连续第三天将封面改为素色，向本省民众播报这场官方统计已有81人遇难的灾难，今晨的呼号是《黄金72小时，最后大搜救》。
这场地震的严重程度使国家总理温家宝再一次以星夜兼程的方式抵达灾区现场，新华社昨天发出了描述他一夜未眠的稿件。当上司胡锦涛正在APEC会议现场对日本发出有关钓鱼岛的警告时，他则在各地报纸头版手握话筒安慰云南灾民——“我们一定能战胜这场灾害”。
这有可能是这位10年来持续塑造亲力亲为形象的领导人最后一次亲赴灾区，虽然“作秀”之讽不绝于耳，但看到他周六凌晨4点出现在抢险现场的图片，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也忍不住要微博说一句：“无论如何，不容易。”
二、国民教育
23分钟后，王冉发布另一段话：“面对香港，内地媒体集体失语，昨夜的那些震撼照片也大都去留无痕。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在有香港和台湾同胞一路同行。”
他说的“震撼照片”是指周五晚上的香港反国民教育大游行景象，根据网络流传数字，参加者超过12万。事实上，在为彝良灾民祈福不到半天后，王冉们就已经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特区政府总部门前，通过微博论坛传播蔚为壮观的示威场面，在他们看来，比起生死由命的天灾，这场“人祸”更加值得检讨。
这场以“反洗脑”为诉求的抗议贯穿了整个夏天，并在开学伊始这一周达到顶峰，参加绝食行动的人群中甚至已经出现中学生，抗议政府在小一至中六推行旨在“加深学生对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及对国民身份的自豪感”的这项必修科。
当那些以红布蒙眼、以“河蟹（谐音和谐）”之旗封口、以手臂做出“X”字的特区民众抗议画面传至大陆互联网，强烈地触动了同样憎恨中共意识形态“洗脑”的异议者，与其说他们是在声援，不如说是感谢，同样用王冉的微博来说就是“让我们看到了那束照耀未来的倔强的光亮”。
在抗议者和声援者看来，这本《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的教材名称本身就不存在——他们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即使是在大陆内部也争议颇多，更不应该以通过教科书登堂入室。中以下描述最不可接受：“中国的执政集团是一个进步、团结与无私的执政集团；与西方民主国家政党的政党轮替方式不同，中国执政集团以服务人民、服务国家为主，管治理念和方向相近，确保了政权延续性和社会稳定；西方政党恶斗，百姓当灾……”
来自林夕、梁文道等香港民间知识分子的振臂一呼被转贴入微博论坛，强调“谎言”是反对推行国民教育科的重点，后者回忆他在大陆演讲时提及“中国模式”教科书后听到台下哄笑：“眼前这群青年全是受过“爱国教育”的人，你说这种教育有效吗？如果真的有效，他们为什么会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这种教育最叫人担心的地方并不是它真能洗脑，而是它洗脑无效的后果，恰巧正是那天我演讲的重点，一种犬儒的道德虚无……可怕的是，你不在乎这种欺瞒；久而久之，甚且习惯活在谎言之中，反正如此撒谎也不难受。蔓延下去，你可能还会开始怀疑任何宏大的理念与崇高的信仰，觉得它们都只不过是种怎么说都无所谓的大话。”
中国企业遭遇资金短缺
中国企业的本个财报季一直持续到8月底，中国内地投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的分析师在其间注意到了一种惊人的新趋势：净利润数据的表现远逊于其他数据所暗示的结果。
在对一些企业的管理层进行问卷调查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个普遍的话题：中国地方政府正突然提高税负。
中金公司分析师在写给客户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指出：“（这些企业的）管理层解释称，（净利润数据表现不佳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要求他们在当地的子公司今年按照不打折扣的企业所得税率纳税，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让他们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率优惠。”
这种情况反映出，资金短缺今年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广泛领域。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信贷仍然紧张，备受期待的中央政府刺激计划只是在缓慢地推出，有些地区甚至根本不在刺激计划的覆盖范围内。
除了地方政府提高了税负，出口也出现了放缓。如果以香港玩具制造商的遭遇为依据来判断，海外客户正将发票付款期限从60天拉长到90天。
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和用电成本都在继续稳步上涨，麦格理(Macquarie)分析师表示，2010年以来，中国各地的用电成本平均上涨了15%。
这一切都在损害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对那些销售额严重下滑或其他投入成本跳涨的企业而言，这种局面对它们的现金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对标普资本智商公司(S&P Capital IQ)数据库中的1700多家公司过去6个季度的营运现金流模式进行了分析。标普资本智商公司收集整理全球各地上市公司发布的财报，并对之进行尽可能仔细的比对。
分析结果显示，中国遭遇困境的行业绝不仅仅是与政府投资关系最为密切的房地产、建筑、钢铁和重机械行业，而是比这多得多。
投资者和分析师早就察觉到了中国经济放缓对于渴求投资的大规模行业的影响。这些行业从2009年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计划中获益匪浅。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铜陵有色金属集团(Tongling Nonferrous Metals Group)或河北钢铁(Hebei Iron and Steel Company)等企业位居营运现金流转为负值的企业榜单前列。这一结果并不出乎人们意料。
比较出乎意料的是，广东美的（GD Midea，生产空调及其他家电）、天虹商场(Rainbow Department Stores Company)或百盛商业集团(Parkson Retail Group)也位居这个榜单的前列。
制药、电子和纺织行业可能正出现产能过剩，或是面临来自生产成本更低国家的愈发有力的竞争。在这些行业中，都有相对较多的企业出现现金流转负的情况，这似乎并不是季节性模式的一部分。
在本财报季，消费和零售行业发布的财报最多。家电、包装食品与肉食、百货商店和服装公司都因中国经济放缓而受到冲击。
苏格兰皇家银行(RBS)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他开始注意到利润率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去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利润率滑坡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广泛，”高路易表示，“（在中国国内），不仅仅是房地产和投资在放缓。”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一些企业的增长战略步入歧途——运动服装生产商李宁(Li Ning)成本高昂的库存增加，就充分证明了这点。而百货商店等其他领域却过于分散化，无法应对新式大型购物商场以及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构成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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