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ly 31, 2012

再论新新人口论

编者按:FT中文网会持续对人口问题关注,相关专题更多文章,请点击

http://www.ftchinese.com/tag/人口

上期的讨论花了不少篇幅,试图建立时间通道里的“生命池”及年龄结构怎样变化的观念,以增加人们对人口长程变化的感性认识。人口变化的规律像冰川的移动,慢同时又不屈不挠。决定人类历史进程转折的是很少的几个“黑天鹅事件”,我们正在面临的人口变化正是这类“黑天鹅”拐点,不过它和突发的剧变,例如蒙古的崛起横扫欧亚、中世纪黑死病摧毁人口、或小行星撞击地球灭绝恐龙之类不同,乃在渐变中发生:这头黑天鹅是从白色逐渐蜕变成黑的。这带来了积极的讯息,人口变化既然由人类的行为造成,就能靠人类对自己的调整改变加以扭转,它不该是注定的。

当人们热衷于讨论股价波动、通货膨胀、人工上扬、房价抑制等短期问题,或研判经济成长、城市发展、制度建设、收入分配、国际竞争、科技创新之类中期问题,请记住,这一切都是在人口兴衰变化的制约和支配的框架下发生的。以日本为例就不难明白。日本二十年来每况愈下,政策或有不当,但经济熄火的根本是因为人口停滞及老龄化造成的釜底抽薪。不用说房市再起不来,社会也趋于保守,创新的活力日减。几个基础数据很能说明:TFR低于1.2;老龄人口的比例23.5%,全球最高;支持率(support ratio,15-64岁的工作人口除以老龄人口,即老龄抚养比的倒数)1970年来下降惊人,从8.6减到了2010年的2.6,四十年后将一路下降到1.2!

把时间通道里人口分成三个年龄段,A. >64岁的称为老龄人口,B.15-64岁的称为工作人口,C.<15岁的称为少龄人口。三者之间的比例如何,非常重要。除了上述的支持率(A/B)外,(劳动)参与率 (B/(A+B+C))、抚养比((A+C)/B)、幼长比(C/A)等等,能解开许多重大的症结问题。

中国的状况其实不比日本更容乐观,支持率的下降得和欧盟整体水平同样剧烈,2010年还在8.33,2050年就会下降到2.5左右(低于美国的2.6)。同日本和欧盟相比,中国的基础却薄弱得多,“未富先老”的担忧,因而绝非过甚其辞。笔者不是人口学的专家,本文拟从常识出发,就三个方面来谈个人的看法,并附带政策建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老无所依;阴阳失衡;从口到手到脑到创新如何提升人的素质。政策建议的第一步,是尽快结束一胎家庭的限制,然后及早辅以其他相应措施,比如退休年龄、退养统筹、户籍改革、创新教育、市场培植,等等的配套。

中国人口消长当然得在国际格局下讨论。国际互动目前的两大热题,1、中国能否取代美国升为第一大经济体;2、中国会不会被印度取代落为人口老二。1的不确定性颇多,而2的可信度确然。这里的讨论用的数据,国际以联合国和OECD的人口报告,国内则以第六次人口普查为准。而且我们尽量以“他山之石”为例证,一来,人口规律是个长期过程,发达社会比中国先行一步,或说先行在衰老;二来,可以少些惰性、颜面和价值观的纠缠。

先来考察中美的对比。2010年,中国的TFR是1.56,美国的TFR是2.08;中位年龄(活着的人自幼及老排列的居中的年龄)中国为34.5岁,美国则是30.0岁;20-24岁的青壮年人数,中国为1.2亿,美国则是0.22亿;老龄人口在中国占 8.2%,在美国占13.9%。两国TFR之间(2.08-1.56)0.52的差别,今后四十年里将造成巨大的影响,中国的人口规模到2026年就开始绝对下降,美国则看不到拐点。(这个重要分别下文还将谈到。)

孙涤上一篇文章:

中国能否建成一流资本市场? 2012-07-10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新新人口论 2012-07-18
中国不缺人口红利 2012-06-19
计划生育罪与罚 2012-06-15
本文涉及话题:人口 计划生育
排序: 评论总数
[查看评论]
未经英国《金融时报》书面许可,对于英国《金融时报》拥有版权和/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任何内容,任何人不得复制、转载、摘编或在非FT中文网(或: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所属的服务器上做镜像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使用。已经英国《金融时报》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

中国运动员叶诗文被疑使用兴奋剂

周一,一位中国游泳小将成为伦敦奥运会首例兴奋剂争议的焦点。

16岁的叶诗文在上周六的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打破世界纪录,这一非凡表现令人吃惊,一位重要的游泳教练将此描述为“令人不安”。

叶诗文的成绩超过世界纪录1秒多,比自己最好成绩短5秒,最后50米的速度比获得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的美国游泳选手瑞恩•罗切特(Ryan Lochte)还要快。

然而,国际奥委会(IOC)对有关叶诗文可能服用兴奋剂的说法不以为然。国际奥委会医务委员会主席阿恩•伦德奎斯特(Arne Lundqvist)表示,没有理由怀疑她的成绩不是真的,但他同时称,并不确定中国对其运动员的检测是否全面。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伦德奎斯特在记者屡次提出对叶诗文的质疑之后表示:“如果我有疑问,我不会说出来……但会采取行动,如果我这样做,那是为了确定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你问我对这场游泳比赛是否感觉可疑,我的回答是没有。就我个人而言,除了想鼓掌叫好外,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除非接下来我又有新的发现。”

世界游泳教练员协会(World Swimming Coaches Association)主席约翰•伦纳德(John Leonard)早些时候向《卫报》(Guardian)表示,叶诗文的表现“令人不安”。

澳大利亚选手斯蒂芬妮•赖斯(Stephanie Rice)是此前400米个人混合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上届奥运会冠军。赖斯将叶诗文的游泳称为“疯狂的快”。赖斯在此次比赛中位居第六。

中国新闻社(China News Service)援引叶诗文自己的话称:“我的成绩来源于勤奋和训练,不会使用任何禁药。”

在被问及中国游泳选手在赛前是否接受了和其他选手一样多的预检时,伦德奎斯特回答道:“我不知道谁接受了预检,谁没有接受预检。”

但他表示,一位运动员成绩突然提高将为体育运动带来风险,并可能成为人们将目标对准特定运动员群体的一个原因。他称:“当然,如果某位运动员成绩突然提高,我们可能把它作为关注的一个原因。”

伦敦奥组委主管反兴奋剂事务的乔纳森•哈里斯(Jonathan Harris)表示:“成绩提高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此我们将目标对准这些运动员。”

中国在游泳项目上有过一段兴衰起伏的历史。在1994年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中,中国选手在16项女子项目中赢得12枚金牌,但有7名选手未能通过一个月以后的药检。在1998年澳大利亚珀斯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同样有中国选手未通过药检。随后中国在游泳项目中保持低调,直到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再次成为游泳强国。

译者/邹策

Monday, July 30, 2012

分析:中国发电量放缓为何更快?

中国的电力生产在6月为零增长,同期的工业增速却达到了9.5%。由于历史数据表明,电力生产是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速的重要印证,这引发了市场的疑虑:中国是否低估了其第二季度的GDP增速。

从历史走势来看,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与发电量之间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笔者发现,自2007年以后,发电量与钢铁产量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密切,其相关系数达到了0.7,这表明中国今年的发电量放缓与投资放缓之间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从较为有限的电力消费数据来看,中国的重工业大约消耗了61%左右的发电量。今年以来,伴随着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减少,重工业开始减速,发电量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发电量与工业增加值出现矛盾,并不是第一次。在2007年1-3月,2008年8月至2009年9月,2009年11月至2010年2月,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以及2011年8月至今,发电量与工业增速都出现了一定的背离现象。举例来看,在2009年年初,发电量与工业增加值之间的背离现象十分明显,当时工业增速大约为3-5%,而发电量却为负值。而到了2009年11月至2010年2月,发电量却开始快速回升,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官方当时实施了大规模的投资刺激计划,并由此导致了重工业的爆发式增长。

通过简单的模型可以发现,发电量与工业增速的相关系数为0.8,这也意味着20%的背离无法用相关性来解释,换句话说,工业增速是决定发电量的重要指标,但其他原因也将影响发电量。

首先,尽管重工业的减速拉低了整体发电量,但轻工业和服务业却仍然保持着较为稳健的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单位电力消耗量则相对要小很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工业增速与发电量之间的背离。

具体来看,轻工业在今年上半年增长11%,远高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2009年1-2月的5%的增速,由于轻工业与出口行业联系得更加紧密,这样的一种轻工业表现,表明中国面临的外需并未像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那样出现“崩溃”现象。同时,由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仍在今年上半年增长了7.7%,比第一季度高出了0.2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重工业在6月份的电力消费量仅增长了2.6%,但轻工业和服务业同期的电力消费量分别增长了6.7%和10.9%。

第二,能源使用效率也在不断改善,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从2006年至2011年大约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国家发改委表示,在十一五期间,单位GDP的平均能耗大约下降了19.1%,笔者的简单测算显示,每单位的电力消费量也从2007年的0.14千瓦/元降至0.10千瓦/元,下降了大约28.5%。如果中国的能源消耗率自2000年以来保持不变,中国的电力需求量将在2011年达到大约63亿千瓦,而中国在2011年的电力消耗量却仅为46亿千瓦。这表明由于能源使用效率改善,中国大约减少了27%的电力消耗。这些都表明中国在能源使用效率上正在进行着结构性的改变。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可能是发电量被低估了。比较中国的电力消费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的发电量往往低于电力消费量,而两者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事实上,电力消费与生产之间差异的绝对值在2009年仅为1%,而到了2012年则达到了4%,以下的几个原因可能造成了这样的差异:首先,一些地方和私人经营的电厂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口径,第二,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有意少报了发电量数据,以保证能够完成节能减排的目标,第三,一些用电大户比如电解铝等产业开始向西部转移,而这些地区更加靠近煤炭产区,因此很多电力供应来自于自营或者地方小电厂。

总体而言,近期的发电量下滑表明了重工业的减速,而笔者认为,这也是因为近期投资减少造成的。由于单位电力消耗不同,与轻工业和服务业相比,重工业消耗了更多的发电量。因此发电量尽管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不能作为判断经济走势的唯一指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媒体札记:市委书记之裸

(2012年7月30日)

一、无与伦比

郭金龙鞠躬哀悼的瞬间刊登在周六每一份北京报纸上,通稿中,这位北京市委书记承诺“必须深刻反思,永远铭记这个教训”,并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的监督、批评和建议”。一场16个小时的狂风暴雨带来了狂风暴雨般的一个星期,在在“7.23”温州动车事故几乎没有什么周年祭的背景下,这是一年以来引发最强烈公众不满情绪的事件。

“头七”之后,正是周末。

虽然有人微博叹息“奥运会一开,北京大雨的事就被冲进下水道了”,虽然网易今晨还坚持把《北京红十字会首发遇难者慰问金》和《亲人遇难运尸被收620元,红会:收费于情不合已退》放在新闻首页头条,虽然《中国新闻周刊》、《新世纪周刊》、《看天下》等都在这个周末聚焦“北京逝者”——但是,铺天盖地的毕竟已是来自伦敦赛场的消息。

首先当然是开幕式。周六凌晨4点起床收看直播的中国人看到了与4年前张艺谋作品迥然不同的手法,赞美其“平民化”“展现自由”的声音陡然响起,2008年鸟巢里的那场盛大演出再次被贬为“团体操”。在陶醉于“女王”纵身跃下、摇滚乐队登台、“憨豆”插科打诨、无名青年点火的“英伦范”时,影评人谭飞突然醒悟:“看伦敦奥运开幕式重播,多元、开放、幽默、平实,每个细节都渗着人性,感觉四年前罗格在北京的预言成真了,他当时说,北京奥运无与伦比——就是无法跟伦敦比的意思。的确如此。”

这种赞美从网络延续到了周日的《新快报》上。虽然已经比电视直播晚了整整一天,这份广东报纸还是要用近乎整个封面的大图来表达立场:“它是平民的,很多人都喜欢”。编辑们在“深奥”、“壮观”、“严谨”、“神秘”、“华丽”这些通常用来形容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词汇前面统统加上个“不”字,来介绍这场伦敦奥运的“温暖开幕”。

5个整版截取“莎士比亚”演讲、J•K•罗琳朗读童话以及披头士成员起身欢呼的场面,在那个伊丽莎白女王严肃到皱眉的肖像上方,这份广东报纸专门摘录一句台词:“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并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为了安静而有尊严地活着。”

胡锡进因为在微博上欣赏“英国人的幽默和自信,令中国知识分子们着迷的自由主义”而被杜建国、孔庆东们批为“糊涂”,但他预测“对它评价最高的,估计是中国舆论”看来是基本准确的。在那些倾心于英伦文化的“粉丝”们讲解带动下,这场开幕式征服了太多已经厌倦了大场面“集体美学”的中国人。

“伦敦开幕式在中国众口交赞,在境外却遭到不少吐槽”——不出媒体人信海光所料,他就此概括在中国讨论问题的大环境:“对伦敦开幕式的评价确实很多体现的是政治态度。右派表示赞扬,主要是因为对时局和京奥运作模式的反感;左派不以为然,是因为右派发出的赞扬。中国的右派混合着自由派(左)基因,左派混合着民族主义基因(右),所以中国的基本情况是分不出左右。”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即使是在“右派”知识分子主导风向的互联网上,也有一些人受不了对北京一面倒的贬损,认为“妄自尊大固然不对,妄自菲薄也要不得”。

中国人的谦虚与自豪

伦敦奥运会的开局在很大程度上和北京奥运会类似——都是中国主宰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体育项目。这次是易思玲赢得女子十米气步枪金牌。

无论如何,金牌就是金牌,中国举国欢腾。中国国家电视台中断节目,由主持人念来自一位中共高官的祝信。这位高官勉励中国运动员“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新的更大荣誉”。

比起任何20国集团(G20)会议或联合国峰会,奥运会更能展现中国外交政策核心的矛盾。“韬光养晦”长期以来是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但更新、而且往往与之相矛盾的目标是中国要获得世界的尊重。因此当奥运会召开时,中国官员们陷进了在谦虚与自豪之间徘徊的尴尬境地。中国外交政策高级官员戴秉国表示:“我们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虚心向其它国家学习。”

然而,在中国国内,事实上一切围绕着“赢”这个目标进行。中国将苏联模式的训练与市场激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选拔者们在全国各地测量孩子们的骨骼,并根据他们的预期身高安排他们专攻的体育项目。如果他们在体校脱颖而出,他们获得一枚奥运金牌就能获得至多100万元人民币(合15万美元)的奖励。就叶诗文而言,这位上周六在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打破世界记录的16岁女孩,她的职业生涯始于幼儿园老师发现她的手大之后。

中国媒体谈论奥运会开幕式的说法就体现了这种谦虚与自豪之间的角力。一些认为,与北京奥运会的高调相比,伦敦奥运会更有人情味儿。但还有一些媒体则无法掩饰一种接近傲慢自大的自豪感。人气颇高的《法制晚报》(Legal Evening News)撰文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烟花和集体舞表演明确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属于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它从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中获得了什么信息?“这并不是一个新崛起的城市,它正处在衰退中”。

译者/邹策

从什邡到启东:应该如何“维稳”?

中国不缺乏故事。

当偏居西南一隅的什邡,作为一个新事件进入新闻风暴中心的影响尚未散去;启东,这个处于长江入海口以海鲜和高考状元闻名的江苏小城,重新吸引中外眼球。

刚刚过去的7月28日上午,江苏省南通市启东上千市民冲进市政府,抗议日资造纸厂排污计划。根据媒体报道,参与游行人数超过5000人,且出现暴力行为,有市民打砸政府办公室,并推翻警车;当天,启东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南通市政府决定:“‘南通排海工程’已决定永久取消!请市民放心回家。”

中国有句老话叫眼见为实,此情此景,照片往往比文字直指人心。与什邡事件中手持警棍奔向人群的防暴警察照片“走红网络”形成对比的是,本次启东事件中启东市委书记被扒去上衣似尚存笑意的照片流传甚广,也得到不少掌声,称许本次事件中官方的理性与克制,也批判群众的暴力和激烈。

一张照片离全部真相往往很遥远,不宜过度解读,但这张照片却微妙地传达启东事件两点变化:一方面由环境保护引发的群体事件再度出现,凸显了当下群体性事件中诉求的新趋势,也就是学者所谓“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日益增加;另一方面,“扒衣”等行为,则使得群体性运动中的暴力因素再度摊上台面,引发各界争议。

伴随着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群体性事件”日渐进入大众视野,这一名词脱胎于过去的 “群众骚乱”、“群众性治安事件”、“群体性紧急事件”等,日渐成为最近十余年的社会焦点。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数据,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群体性运动,其实也被认为是社会抗争的一种,另一面则往往对应着“维稳”,群体性运动不时出现暴力因子,也使得“维稳”有了公共安全的理由。近些年不断高涨的维稳经费,也反衬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性与复杂性。反观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网络等新媒体介入下,民众诉求也转而呈现多样化趋势,尽管各个数据口径差异颇大,但普遍认为整体有增无减趋势不改。

有人从国民性去分析群体性事件中暴力,这解释力显然不够。大部分人都厌倦暴力,但是集体暴力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灭绝,又该如何看待群体性运动的暴力,为什么集体暴力从来没有停止?

套用美国社会政治学大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名言,“暴力就像天气”,他认为集体暴力的发生取决于社会过程的汇合,包括社会边界与激活——换而言之,集体暴力往往需要“场域”,往往由一个暴力遭遇引发另一个暴力遭遇。在蒂利的分析框架内,民主程度与国家能力构成影响集体暴力强弱的主要参数,基本趋势是国家能力强而民主程度高,集体暴力影响最小,反之,集体暴力的损害则最大。

蒂利将一国社会政治制度分析为政府机构、政体成员、挑战者、被动者、外部政治行动者。与政体成员拥有常规性接近政府机构与政府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挑战者往往是缺乏常规性接近政府机构与政府资源的政治行动者,不仅对于政治决策缺乏影响力,也没法在体制内找到表达机会,可能成为抗争运动成员,进而引发集体暴力。蒂利提倡制度化的谈判与妥协,借此来解决冲突,提供非暴力选择来降低暴力可能。

中国企业利润大幅下滑

中国正在出现对投资者来说最糟糕的“脱钩”:经济增长相对轻度地放缓,但企业利润的下滑幅度大得多。

近几周一连串盈利预警说明,中国企业对经济略微减速对它们的业务所造成的打击程度感到意外。从电信到航空航天,从零售到房地产,各行业都普遍感受到业务下滑之苦。

分析师们表示,企业困境的两条共同主线是高额税单和库存积压,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时间。

“财政负担不能减轻,而民营企业增长空间有限,这些问题正把中国推向无利润增长的处境,”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经济学家Wei Yao在一份发给客户的简报中表示。

多数企业将在8月份报告上半年业绩,但迄今公布的数据令人难以乐观。

就中国经济中的“巨人”国有企业而言,今年前六个月利润同比下降11.6%,这是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疲弱的表现。

石化和金属等工业部门的表现最糟糕,鉴于政府一直在努力调控充斥着泡沫的房地产市场,这是意料之中的。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集团的利润同比下降2.2%,而去年同期实现了28.7%的同比增长。

官方报纸《中国证券报》(China Securities Journal)形容钢铁行业为“重灾区”,80%以上的上市钢材生产商警告称,它们的业绩将逊于预测。

然而,面向消费者的企业也面临困难,尽管零售销售额迄今表现不俗,今年上半年增长14.4%。

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零售商之一苏宁电器(Suning Appliance)已发布警告称,上半年利润可能下滑至多30%,其主要竞争对手国美(Gome)则表示,很可能出现净亏损。这两家零售商都称销售疲软。

经济低迷,中国各大航空公司的乘客数量也就令人失望。中国国航(Air China)警告称,上半年利润将下滑逾50%。

体育用品企业抱怨整个行业出现庞大库存积压。匹克体育用品(Peak Sports Products)发布了全年盈利预警,而李宁(Li Ning)更换了长期执掌的首席执行官,以求找到新的业务模式。

除了库存积压(这是经济不振时的典型现象)外,Wei Yao表示,政府也要对企业利润下滑承担一部分责任。第二季度企业税上升13.6%,与首季相比加快了增速。

“利润增长与税收增长之间的差距之大,是前所未有的,”Wei Yao表示。她补充说,政府在减轻税收负担方面几乎没有做什么,而其实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短期而言,北京方面加大投资支出的承诺,有望给直接受益于此类慷慨政策的企业带来喘息空间。

全球第四大电信网络设备制造商中兴(ZTE)警告,上半年利润同比将暴跌80%。该公司列出的原因包括在国内的投标遭到拖延。“来自国有运营商的大笔订单迄今一直是快速增长的关键,”一名业内高管表示。这名高管因为自己在评论竞争对手的表现而要求匿名。

花旗(Citi)分析师表示,在当前这个业绩公布季节,逊于预测的公司可能多过优于预测的公司,但是下半年经济增长反弹将推动企业利润的反弹。

与此同时,一小部分公司成功顶住了逆风。

中国营收最高的在线搜索引擎百度(Baidu)克服了中国广告市场相对疲软的影响。该公司报告第二季度净利润增长近70%,得益于该公司在国内网络搜索市场逾四分之三的霸主地位。

译者/和风

Sunday, July 29, 2012

媒体札记:又一个“头七”

(2012年7月27日)

一、一一诵读

午时,千龙网发回头条快讯,称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已经抵达房山看望受灾群众。又一个“头七”,像两年前俞正声在上海、一年前温家宝在温州做的那样,这位中共高级官员率领下属在镜头前鞠躬哀悼罹难同胞。

体制内的步骤终于与体制外的呐喊合拍。在反复承诺一定会尽快公布最新遇难者人数后,那个“北京发布”的微博账号昨晚通报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最新消息:“截至7月26日,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其中66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认,11名遇难者身份仍在确认中。”

77,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数字在昨晚20时20分通过央视直播出来,并立刻成为各大门户网站头条。《人民日报》顾不得“图片拼接相对粗糙”,也要把记者余荣华在发布会现场获取的名单列表拍成图片、微博发布。

根据新华社发回的电稿,这位代表北京官方更新数据的新闻发言人解释说,“之所以至今才公布遇难者人数,是由于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给遇难者搜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遇难者身份确认也需要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在电视镜头前,“怀着无比沉痛心情”的这位官员起身鞠躬,“向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丁志健,男,34岁,溺亡;王姣姣,女,22岁,溺亡;张忠明,男,36岁,触电...”——早晨7点,央视主播再一次用缓重声调读出每一位北京暴雨夜遇难者的名字。

在他之前,欧阳夏丹已经在昨晚新闻1+1中临时插播,用这个方式朗读那份刚刚拿到的名单。这是这家电视台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报道类似事件,而这一行为本身甚至也成为了新闻,门户网站已经用“央视主播逐个读出死者姓名”的标题彰显此举。

深夜守候在微博论坛上的人们为77名遇难者点起烛光,同时承认“这是载入史册的一夜。这一夜,遇难者终于以全姓名登上国家媒体。这是这个国家,第一次对一个个亡灵说,对不起……这短短的两分多钟,是莫大的进步与转变。“

如果他们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或许会更加欣慰。不仅在头版播报遇难数字,同样也是第一次用接近四分之一个要闻版刊出遇难国民名单。在为此配发的快评《当那些沉重的名字一一念出》中,吴焰写道:“66个遇难者的名字,他们的身份年龄、遇难情形,被详细公布出来,被无数陌生人一一念出声来,此刻,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生命的重量,是灾难的痛苦,也是一次极其可贵的进步。”

在宣布对遇难者的尊重可以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后,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向执政者谏言:“虽然,我们还不习惯把那些遇难者的名单公布出来,那些在矿难中、火灾中、地震中、车祸中逝去的生命,还只能是数字。但汶川地震后,我们的国旗已经为遇难者而降;那么,北京“7•21”灾害的这份遇难者详细名单,能否也开启一个示范,让‘公布遇难者名单’从此成为‘以人为本’的实践典范,更成为政府的一种责任与义务。”

来自《人民日报》、吁求此举成为示范——这样又有政治背景又符合网络民意的文字,当然受五大门户主编们的集体欢迎,搜狐把这个新闻首页标题改成了肃穆的黑色,新浪和凤凰网更特意选了那句“公布遇难者名单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作为重点。

再探“李约瑟之迷”

【编者按】受英国首相卡梅伦邀请,以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为团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30人代表团于伦敦奥运之际出访英国,探访当地企业和政要,对话全球商业和学界领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作为俱乐部顾问随行。在途中,代表团成员陆续发回旅途手记。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授权,我们在FT中文网上发布这些手记,以飨读者。点击查看“中国企业家访英之旅专题”

2012年7月24日上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了李约瑟研究所。这是本次英国之行目前为止最具学术亮点的一次访问。

李约瑟研究所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生前创办的一个研究机构,继续着李约瑟开创的事业,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科学与文明》之家”。研究所的主体其实是它的图书馆,收藏着有关中国和东亚科技和文明史方面丰富的图书资料,是同领域其他研究机构难以企及的。研究所工作的学者通常是《中国科学和文明》项目的合作者,也有一些短期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员。我们访问时遇到了撰写中国有色冶金史的作者梅建军教授,他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研究所还经常接待来访的众多学术界和其他人士。

李约瑟研究所位于剑桥,但并不是剑桥大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其经费全部来自独立的基金资助,没拿政府的一分钱,故能保证在研究方面完全的自主权。研究所所长故克礼教授在给我们介绍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感到他非常引以自豪。据说当年已80多岁高龄的李约瑟为了筹集这个基金来到香港,拄着拐杖颤颤抖抖上台演讲时,听众中的一位老太太对旁边的人说:这个老头太可怜了,赶快把钱给他吧。

对李约瑟这个名字,想来中国人并不陌生。他本是剑桥大学一名已有名气的生物化学家,转向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或许纯属偶然。1937年,三名中国留学生来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其中一位是来自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鲁桂珍,两人很快发生了恋情,鲁桂珍讲的中国故事令他着迷,李约瑟由此对汉字和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据说他学的第一个汉字是“烟”,因为他与鲁桂珍谈情说爱时抽着烟斗。当时李约瑟已经结婚,但他太太不仅认可了他的婚外情,而且三人相处甚好,友谊维持一生,一直到他太太去世两年后,李约瑟正式娶鲁桂珍为妻,当时李约瑟已经89岁,鲁桂珍85岁。婚后仅两年,鲁桂珍与世长辞。真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与鲁桂珍的恋情很快使李约瑟成为剑桥的“中国通”。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摧毁中国学术和文化的野蛮行径引起了英国学术界的同情,英国皇家学会决定派人帮助受封锁的中国学术界,李约瑟成为最合适的人选。1942年,他独自一人来到经常遭受日军空袭的重庆,担任科技参赞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直到1946年。这期间他结识了众多的中国著名学者和普通民众。他一方面帮助中国科学家从国外购买研究设备和图书资料,使得中国的学术香火不灭,另一方面长途跋涉游历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土地(包括敦煌、云南等地),收集到大量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的文献。他托运回剑桥的图书资料有70多箱,奠定了后来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也即今天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的基础。

长沙市推出1300亿美元刺激计划

长沙,中国中部一座彪悍的工业城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13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际,该计划可能为中国其他地方政府推出刺激计划铺平道路。

中国中央政府已表示绝不会再次推出像2009至2010年那种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那次的经济刺激造成了债务和通胀飙升的后果。但中央政府也已开始呼吁增加投资、以支持经济,这为渴望增长的地方政府推出雄心勃勃的支出计划打开了大门。

湖南省省会长沙是第一个宣布推出全面支出计划的城市。分析人士表示,此举清楚地表明,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为日趋疲软的经济提供支撑。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幅为7.6%,是三年来最低水平。

瑞穗证券(Mizuho Securities)经济学家沈建光说:“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提出要促进投资、增加就业以后,由长沙开头,中国各地方政府可能都会推出新的财政刺激计划。”

但有人质疑长沙市政府能否筹集足够资金完成此计划。也有人担心,再来一轮大举支出,可能导致投资出现浪费,对中国长期经济前景造成伤害。

巴克莱(Barclays)经济学家常健表示:“人们还未就政府刺激的适当规模达成一致。货币和财政方面都有一些限制,否则现在我们应该已经看到更多这种(投资计划)出台。”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时,中国推出了一轮债务驱动的刺激计划。该计划促使中国经济实现强劲复苏,但也让银行业背上了不良贷款的包袱,并吹高了房地产泡沫。

中央政府从中得到了教训,今年在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变得谨慎得多。但受土地出让转冷影响而收入骤减的地方政府,一心想增加投资,并且在推动此类计划时似乎获得了政治支持。

长沙,这个拥有700万人口的城市,计划在195个项目上投入8290亿元人民币(合1300亿美元),项目范围涵盖机场扩建、道路工程、垃圾处理厂建设和市容建设等各个方面。

新华社援引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的话说:“尽管长沙经济基本面依然非常好,但我们不能忽视种种压力,而必须鼓励稳定、健康的增长。”

就在长沙市宣布其计划之际,中国国务院通过了一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意见。国务院敦促各地方政府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并重点投资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

长沙市政府的通告缺乏一些必要数据,因此我们难以对其潜在影响做出评估。比如,长沙市政府未说明此轮投资将在多长时间内完成,也没有说明有多少项目是新项目。

长沙市政府将如何为支出计划进行融资,这也是个未知数。长沙市政府此计划的总支出目标是该市去年地区生产总值(GDP)的1.47倍,超过2008年中国4万亿刺激计划的五分之一。不过,当时那4万亿是在中国全国各地支出的总和,而长沙只是一个城市。

沈建光表示,地方政府常常夸大其投资计划,最终支出规模可能只有最初计划的三分之一。

长沙市政府表示将邀请“国际金融机构”与自己和地方银行一同投资。

野村证券(Nomura)经济学家张智威表示:“融资是个问题。这份计划能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贷款情况。”

因对上一轮经济刺激中累积的债务感到担心,银行在过去两年中事实上切断了对地方政府的贷款。但监管机构最近几周开始放松控制,允许银行向可能带来良好回报的项目发放贷款。

政策一放松,各地方政府纷纷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

西安(中国北方省份陕西省省会)市政府本周表示,可能在已纳入规划的6条地铁线之外,再建设9条地铁线。同时,中国南方的贵州省政府表示,想投资3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用于发展该省的旅游业。

译者/倪卫国

北京似已就谷开来案达成共识

至少在公众面前,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权力交接,本应遵循一套精心拟定的流程脚本:争夺中共党内最高职位的长达数月的幕后斗争,将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集体亮相仪式来宣示结果,胜利者将登上主席台,而观众将根据他们的亮相次序,判断出他们的排位。

目前为止的实际情况则远为复杂。雄心勃勃的中共高官薄熙来决定以非常公开化的方式追求权力,随后又在万众瞩目中落马,将形势复杂化。

但官方媒体不久前公告称,薄熙来之妻谷开来和薄家一位雇员因涉嫌故意杀害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被正式提起公诉(海伍德曾是薄家的事务协调人)。这可看做中央政府发出的信号,表明将重回预定脚本。

对谷开来提起公诉表明,中共对于如何处理此案已达成了共识,并准备好了采取下一步行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专家李成(Cheng Li)表示:“我预计很快就将有开除薄熙来党籍的公告发出,对他的司法调查程序也将启动。”在他看来,官方媒体的公告也确认了温家宝总理之前的承诺——将以公开透明的方式依法处理谷开来一案。温家宝是政治改革的长期主张者。

薄熙来在今年3月以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在这座位于中国西部、人口超过3000万的直辖市,他如同一个强大的地方诸侯。“太子党”的身份也增强了薄熙来的权威,他的父亲薄一波是革命家、红军(Red Army)将领、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八大元老是中共党内最有权势的长者,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是中国政治的幕后掌控者。

但后来,因为薄熙来的部下、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逃至邻省省会的美国领事馆,声称与薄熙来关系破裂,并主动表示愿意提供有关薄的情报,薄熙来被解除了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以及其他一切党内职务。今年4月,薄熙来和谷开来被拘留。薄熙来被控违反党纪(通常这是指贪污腐败问题),而谷开来据称因涉嫌海伍德被谋杀一案而受到调查。

薄熙来目前仍在党内机关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监控下,并未移交司法部门。分析人士认为,司法部门最有可能以贪污腐败等罪名对薄提起诉讼。

但这将引发其他疑问。著名人权律师浦志强表示:“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对谷开来的指控中并不包含腐败罪名,我担心这可能导致同样不以腐败罪名起诉薄熙来。”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中国法律专家杰尔姆•科恩(Jerome Cohen)表示,因为中国司法受党控制,对薄熙来夫妇的所有指控及司法程序都将被小心设计,以符合党的利益。

科恩表示,目前中共领导人应已“就如何起诉薄熙来设计好了相关情境”。

他补充称,如果在谷开来一案中加入腐败指控,“就意味着同样必须以腐败罪名起诉薄熙来,而这将损害他的声誉”。

但另一方面,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完全不起诉薄熙来,将为薄的支持者留下空间,他们可能会在几年后尝试让薄卷土重来。

这些疑问中的一些,将在未来几周揭晓答案。中国的一个历史惯例是,一旦政治领导层下定决心,就迅速处理政治敏感案件,有鉴于此,谷开来一案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开庭审理,并很快审结。

这将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扫清障碍,对薄熙来命运的最终决定,则可能在很久之后才会做出。

译者/何黎

Saturday, July 28, 2012

【有色眼镜】对话《印度斯坦时报》李学华

中印关系复杂微妙。同为文明古国,又是邻邦,两国却相知甚少。FT中文网邀请《印度斯坦时报》新任驻华记者李学华,一同观察中印关系。刚到中国六个月的他,会看到怎样的中国?

Friday, July 27, 2012

中国网民批评政府对北京暴雨反应不力

在越来越多中国网民抨击政府对上周末北京特大暴雨的处理之际,官方死亡人数在周四被上调一倍多,至77人。这场暴雨让北京一些地区变成一片汪洋。

此前官方死亡人数自周日以来一直维持在37人,许多愤怒的北京市民表示,这个数字有低估之嫌。

人们纷纷到中国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上表达愤怒,其激愤程度是几乎恰好一年前动车追尾碰撞事故以来未见的,那次事故导致40人死亡,并暴露出中国人对政府存在深层次的不信任。就像那次事故一样,这场暴雨成为催化剂,使公众站到极少面对大范围公开挑战的当权者的对面。

上周六晚间,特大暴雨使北京交通系统大面积瘫痪,让数以千计人无法回家,政府方面没有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但民间有不少自发行动,市民们让需要离开机场的人搭车,给他们一个下榻之处或者一顿饭菜。

知名博客作者赵楚形容这是一则“两个北京”的故事:一个是政府既官僚又无人性的面孔,另一个是在民间自发行动的烘托下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温馨关爱的城市。

“当人们热情而自然地展现同胞之爱,伸出救援之手,人们应该明白,这种令人感动的场景就是传说中现代社会基本形态的市民社会,”他写道。“只有这种包含高尚道德精神的市民社会才是现代生活和政治的基础。”

还有人以最知名的暴雨受害人之一、某杂志编辑部主任丁志健的悲剧性遭遇为例,说明当今中国的种种问题。当时丁志健的汽车被困在积水中,他打不开车门,也打不通警方或消防队的报警电话,只能致电妻子求助。后来她妻子跪在救援人员面前求他们赶快营救,却无人响应。最终,她的丈夫溺水身亡。

“消防、警察、急救等国家机器在面对一个并不复杂的情势时的无可奈何,表明了制度的缺陷;而救援人员在面对丁志健妻子下跪的苦苦哀求时的无动于衷,反映的则是人性的缺失,”广告专业人士王小心在一篇在新浪微博(Weibo)上流传的散文中写道。她提出,这种人性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当今制度的缺陷造成的。“这不是丁志健一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个社会的故事。”

政府正试图压制批评的声音。数名微博用户因转发与灾难相关的笑话或批评而受到惩罚。其中一名用户的账号被关闭,因为她转发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北京市民在雨季应该携带什么装备(如锤子和手电筒)才能保证安全。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通过官方媒体警告称,“如利用互联网……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严厉打击。”

但是许多北京市民无意沉默。“这是一场与人民的公开对抗!”一名微博作者写道。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适时公布”

(2012年7月26日)

一、早八点之前

耐心快要用尽。

搜狐腾讯凤凰都决定在首页放弃来自北京媒体的稿件,转而引用来自长江日报的描述,因为其中有那句“记者们最关心的自然是暴雨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但主办方对此避而不谈”。

比起前两家竞争对手“未谈死亡人数”“避谈最新伤亡数”的标题,凤凰网更是加粗显示为“发言人念到伤亡人数时改口”。根据那份武汉市委机关报的原稿,“原定晚上9时举行的发布会,推迟了半个小时才开始。首先由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新闻发言人潘安军通报灾情,他对着一份书面材料,刚念到‘全市因灾伤亡’时,台下记者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但潘安军很快改口:‘全市因灾人口160.2万人……’”

驻京记者柯立显然并不太关心气象局对当天预报雨量强度差一级的说明。在专门写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分别获得一次提问机会,但当时无人问起死亡人数”后,文章描述了主持人宣布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的现场情况:“台下的记者们急了,纷纷站起来,追问最新统计的死亡人数。有位拿着CCTV话筒的女记者大声说:‘我看见你手上拿的材料了,上面写着死亡人数是61人,其中因公殉职5人。’但主席台上的几位发言人集体缄默,主持人果断地请5位新闻发言人集体退场。”

事实上,“请发言人退场”这句话,在昨天深夜经由现场记者微博直播后,已经令焦急等候的人们感到愤怒。根据长江日报的说法,“会后,记者们纷纷责问获得提问机会的几位记者为什么不当场发问死亡人数。一位记者无奈地说:‘事前组织者跟我们沟通过,说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最后留给凤凰卫视来提。但是,凤凰卫视最后没有获得提问机会,发布会就结束了。’”

于是,虽然武汉同行已经把“北京暴雨死亡人数远超37人?”的试探式问句做成了大标题,但被沟通过的新京报还是只能把“因灾死亡信息适时公布”的标准口径放在头版。北京晨报已经算是比同城同行们在第一段中多写了句“但是未发布最新伤亡情况”——而这就已经足以让其获得网易推荐。

“适时公布”是那场市政府“7•21”特大自然灾害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承诺,根据北京晚报昨天午后第一时间通报,刚刚获任为常务副市长的李士祥承诺要全力保证灾区人民“四通三有”,而门户网站从中迅速找到那句“北京称适时公布因灾死亡失踪人员消息”作为标题,因为编辑们知道,这才是最能响应网络用户关切的新闻点。

然而,即使已经传遍天下,即使那些本地市民报纸也都可以保留在稿件中,但作为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上却最终连这一句“适时公布”也删去,只在头版宣布“特大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116.4亿,8月5日前受灾群众入住临时房屋”。

或许是因为发现“适时公布”的口径已经招来了“为什么是适时不是马上”的网络质问?或许是已经预料到最高机关报今天也要批评下级党委一番?

是的,《党报:伤亡人数非敏感话题》的链接现在就紧跟在《北京官方未公布暴雨最新伤亡情况》的网站头条下面。

在北京的激流里

在七月二十一日的暴雨里,有人替生活在首善之区的我们死了。我们还活着,仅仅因为侥幸。

一幕幕惊悚片里才会有的场景,令人后怕。

那像一场荒唐的游戏。

气象台预报了这场大雨。

对于雨,因为常年干渴,我们内心里是渴望亲近的,并未不安和恐惧。在那一天,因为有足球赛和演唱会,城市上空隐约飘荡有一丝节日的气息。

雨,大雨,大暴雨,越大越好。我们甚至在心里说道。

我们知道,再桀骜的雨水,也会被装进坚硬的下水道里,流放在大地的阴部。在那儿,他们如同被卸去了武功的侠客,只有沮丧的份儿。

我们相信,武装到牙齿的城市有一只强大的胃,能消化无穷尽的水。而水的降落过程,更像是一次演出,他伤害不了我们一根毛发。我们在大自然面前傲慢起来,以为人造的现代化文明固若金汤,会确保自己不受侵扰和伤害。

当水蒸气弥漫天空,大地发出不祥的兆头时,我们仍旧生活在自己既定的轨道上。

清晨七点钟,北三环大钟寺门口,停满了旅行车。一坨坨男女散布街边,吃,闹,赌博,高声喧哗,导游一声吆喝,他们敛翅飘走,留下一地垃圾。他们一天的旅程开始了。他们几乎没有人看一眼天色,他们只想尽快逛完花钱买来的景点。

中午,门头沟一男子开车去永定河垂钓,失业的他,除了接送妻子上下班外,就在水边消磨时光。

下午时分,房山一女士,开车接两个上补习班的女儿。

晚上七点钟,下班回家的丁志健,接到单位“有事”的电话,立即开车从东郊回单位。

官方打出了信号旗,从早上9点半到下午16点半,蓝色、黄色、黄色、橙色。一天四变,他们知道有暴雨,但也无法确定到底有多大。

又能看海了!有些人嗅到了节日的味道,他们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语言狂欢。

当下水道排水不畅时,中国人发现了新的乐趣。每年一次,在枯燥的钢筋水泥森林里,大家似乎找到了久违的欢乐。

城市里的海,水面平静,没有波浪,下面也不会有巨鲸鳄鱼什么的,只是些纯粹的雨点的集合,或看或进入其中,那股冰凉的感觉,好像还带有一丝浪漫和甜蜜的味道。

当水显示力气的时候,我们惊骇不已。

他汇聚成洪流,打着漩儿,在照搬苏联的下凹式立交桥下打滚,吞噬了汽车;

他把道路视为自己的家,肆意地奔跑着,卷走了一切。

预警,预案,快速反应,洪水退去,英雄丛生。

但当你驶向危险时,没有公职人员阻拦你;当全身湿淋淋的你靠近国家单位的大门时,那门关上了;你站在街上挥手,空载的出租车呼啸而过;城管忙着在你熄火的车玻璃上贴罚款单;高速公路依旧在有条不紊地收费;……这个国家永远在按照自己的铁律运转,该收的一分也不能放过。

黑车蝗虫般钻出来,出租车坐地起价。

110,110,110,永远占线。

走在祖国的大地上,你孤苦无助。

丁先生经过广渠门桥时,被桥下积水围困。水迅速上涨到3米多,淹没了越野车,他怎么都打不开车门。7点半左右,他给家里打电话求援,家人半小时候后赶到,10点40分左右救援队终于赶过来,他已经死了。丁志健妻子感受到的是痛彻心扉的绝望,电视机前的人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画:吃方便面的官员,强悍有力的官兵,热心助人的公交服务员,体现“北京精神”的爱心车队,扎在雨水里做路标的环卫工人……

薄熙来之妻故意杀人案提起公诉

中国检方已正式对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妻薄谷开来提起公诉,指控她参与谋杀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薄谷开来及其子薄瓜瓜与海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薄谷开来认为海伍德威胁到薄瓜瓜的人身安全,遂与另一被告、薄家一位雇员张晓军共同投毒杀害了海伍德。

新华社报道称,此案已由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将择日开庭审理。

薄熙来曾经是争取进入9名成员的中国最高政治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角逐者之一。4月份,他被停止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中共调查。

谷开来被控故意杀人罪

中国当局已正式起诉薄熙来之妻谋杀一名英国商人。北京方面正试图在今年晚些时候完成领导层平稳换届。

这桩丑闻不仅导致举国震惊,也导致薄熙来这名原本有望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走民粹路线的政客落马。谷开来因涉嫌杀害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于4月份被逮捕。去年11月,这位商业顾问被发现死于重庆的一家酒店。薄熙来在遭到整肃前担任这座中国西南城市的市委书记。

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谷开来与受雇于薄家的张晓军被控投毒杀害海伍德。报道指出,调查发现,谷开来及其子薄瓜瓜(报道中未引用后者的真实姓名,而以薄某某代替)与海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她认为海伍德威胁到薄瓜瓜的人身安全。薄瓜瓜未受到任何指控。

新华社指出,“二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报道还说,二人依法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按照中国的法律,这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一位认识海伍德、也与薄家结识的人说:“尼尔与瓜瓜和谷开来都是很好的朋友。我看不出他会威胁到薄瓜瓜的人身安全。他提起薄瓜瓜时,总是很亲切。”

新华社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受理该案,将择日开庭审理。敏感案件往往会在远离被告人家乡甚至是远离作案现场的地方进行审判,以确保党对案件审理的严密掌控。

在中国,刑事案的审理通常会迅速终结,并且很少宣判被告人无罪,这似乎表明党希望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对薄熙来事件做一个了结。预计将在10月份举行的“十八大”将确认下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成员。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权力机构。

新华社在报道中未提及薄熙来,他的命运也依然悬而未解。薄熙来没有受到刑事指控。官方说法是,他正因违反“党纪”接受调查。

译者/何黎

Thursday, July 26, 2012

IMF改变对人民币评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软化了其在人民币问题上的立场,称人民币相对于一篮子货币“中度低估”,这个重要的措辞变动,将使北京方面更易于反驳外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批评。

IMF此前称人民币汇率“显著低估”,但在昨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不断缩小的贸易顺差和人民币近年的升值意味着,现在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其公允价值。

作出这项变动之前,IMF上月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年度评估。

昨日的详尽报告表示,经济改革迄今已大幅降低对外失衡程度,但代价是可观的国内失衡,这是中国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所导致的。

IMF报告警告称,如果投资急剧减速,或不良贷款突然上升,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临风险。

上周将中国2012年增长预测从4月份的8.25%下调至8%的IMF重申,中国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是欧元区债务危机恶化。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从首季的8.1%放缓至7.6%。

IMF对人民币作出的比较有利的评估,与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言论形成鲜明反差,两名候选人都誓言反击他们所称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优势。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就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正在竞选连任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则强调他的政府对中国提起的多起贸易诉讼。

IMF指出,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已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降至去年的不到3%,同时,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相对于各大贸易伙伴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已上升近三分之一。

尽管IMF的措辞更为和缓了,但北京方面仍对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结论感到恼怒。

“我国主管机构认为,这一评估是不符合现实的,”驻IMF中国执行董事张涛在针对报告的回应中写道。他还表示:“人民币汇率近期的双向浮动间接表明,其汇率已大致达到均衡。”

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中国央行昨日指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降至去年末以来的最低水平。

鉴于美元在全球市场上接近两年高位,即便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有所走低,但其对其它货币继续走高。

中国央行在今年4月扩大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日浮动空间,让市场力量对人民币汇率起到更大决定作用。

IMF指出,自作出上述决定以来,中国央行在外汇市场的干预已“大幅减少”。“如能持续下去,这种克制将标志着在更加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方面取得的可喜进展,”IMF表示。

译者/和风

华为挑战爱立信地位

华为(Huawei)正在对爱立信(Ericsson)发起挑战,目标是发展成为按销售额计算的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近十年来华为一直锐意进取,以期改变行业面貌。

华为周二宣布,其今年上半年销售收入为1027亿元人民币,较2011年同期增长5.1%。

爱立信则于上周公布,今年上半年收入为1063亿瑞典克朗,低于上年同期的1077亿瑞典克朗。虽然爱立信的营收不及华为,但两者的业绩数据并非直接可比,因为华为接近四分之一的销售收入来自手机等消费者业务。

此外,虽然华为的销售收入持续增长,该公司表示今年上半年的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滑22%至人民币87.9亿元人民币。

目前尚未上市的华为并未公布净利润数据,但该公司表示,“尽管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以及电信设备市场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公司业绩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爱立信第二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63%,是最近一个受行业整体增长疲软影响的电信设备生产商。此前不久,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 Lucent)警告称第二季度将发生4000万欧元的营业亏损,而规模小于华为的中国同类企业中兴通讯(ZTE)则表示,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将较一年前的7.693亿元人民币下降60%至80%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表示:“我们对于2012年剩余时间里的自身经营业绩以及盈利能力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爱立信在移动网络基础设施以及电信服务等多个细分市场是优势明显的行业领头羊,但分析师指出华为很可能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北京科技咨询公司BDA董事长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表示:“华为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此目标,并寻求所有可能方式排除障碍。”

译者/马拉

中国不缺经济增长点

近来常引起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寻找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仔细一想,这其实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个全民致力于经济发展,几乎心无旁顾的国家,一个人均收入只有发达经济十分之一的国家,怎么会缺少经济增长点呢?难道不应该到处都是增长点吗?理解这一话题,要从背景说起。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行,通胀压力显著,房地产价格高位欲涨,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增大,而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收效甚微。在欧债危机爆发、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这些现象引发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宏观经济基础变坏的担忧。特别是2012年以来,不但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而且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等,经济增长速度也迅猛下行,比发达国家的情形更加不容乐观,引发了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甚至进入长期萧条的担忧。国外低迷,国内的近况也很惨淡,今年一、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只有8.1%和7.6%,尤其是考虑到这是从14%的速度降下来的,下降了几乎一半。

好的迹象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逐渐褪去,CPI从2011年6月的6.5%高点下降到2012年6月份的2.2%,为宏观政策转向提供了空间。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着力点应该在哪里?倘若没有强有力的增长点,宽松的宏观政策带来的可能是通货膨胀和财富转移,而非经济繁荣。

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渴求,源于旧的增长动力的衰竭,因而让我们先来看看旧的“增长点”。中国经济在1998年开始陷入通货紧缩和长达4年的低迷,直到2002年才真正回暖,并开始了近十年来的高速增长。1998-2002年间为了应对低迷采取的对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经济发展路径,甚至是世界的经济版图,其中有两件事情,是不得不提的。一是1998年开启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房地产经济时代;二是2001年加入WTO,从此进入世界市场,净出口迅速增加,中国制造开始席卷世界。房地产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内需”。净出口的大幅增加,代表了外需的大量增加。一内一外双剑合璧,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大的图景上看,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靠的就是房地产和净出口,以及这二者带来的大量投资。

经济增长有主要支柱行业并不是坏事情,但是过于依赖一两个支柱也并不一定就是好事情,按下深层次的资源错配暂且不表,一旦支柱行业出现停滞,整个经济增长就会面临中断,而这正是中国宏观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房地产调控使得内需大幅减弱,发达经济的低迷减少了中国商品的外需,两根柱子一起倒塌,一时间风声鹤唳,那也是自然的。

回顾历史,你会发现所谓的两大支柱,其实是我们造出来的,而且因为好用,一用就是十年。或许就是因为这两根柱子太好用了,人们才不愿意轻易放弃,或者说已经缺乏寻找下一根柱子的勇气了。但是这世界上有永远撑起房屋的柱子,却没有永远撑起经济增长的柱子,随着时间推移,支柱产业发生转换是必然的事情。

具体什么行业会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支柱,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政策方面的因素。但是放眼望去,多个行业都有巨大潜力,有待释放。

媒体札记:“正能量”之毁

(2012年7月25日)

一、“北京市民高度”

对中共官方宣传口径的挖苦又多了一种形式:“@北京市民踊跃 :本人郑重声明:此次市府号召捐款,本人一毛钱都不捐,所有标榜‘北京市民踊跃捐款’的新闻全部为虚假报道,本人将保留追究相关媒体侵权的权利。”

与这个微博账号相呼应的当然少不了“@北京市民高度”,他对“踊跃”的声明表示“高度肯定”——在这些网络讽刺者一唱一和的行为艺术之间,宣传官员们沿用几十年的那套话语模式——比如“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表示”、“积极”——越发像个笑料。

在已经因那份《北京娱乐信报》上的“北京顶住最强暴雨”大标题而感到不适的情况下,官方通稿中频繁出现的“重视、迅速、亲临、奋战、温暖、感动”,让那些敏感的异议者格外厌恶,对“被代表”的警惕之心更因北京官方发起为“7•21”特大自然灾害救灾捐款活动而蔓延。尽管类似“北京市民高度”这样的账号陆续被注销,尽管新浪头条新闻和北京市民政局在发布通稿时关闭了评论,但挡不住那些转发者加上一句“捐你妹”,或者“我已纳税”。

《晶报》今天勇于在纸面上公布这场民意反弹。根据这篇社论总结,不少人在网上说“不”的原因是因为“既在情理上站不稳脚,也显得有点牵强与突兀,倘若在其使用的合法性方面也缺少必要的承诺与行动,将很难消除市民的疑惑”:“作为一国首善之区,北京与上述本身就属于边远贫困地区的灾区不同,公共财政的支撑能力要强得多,应该不至于困窘到了需要公众解囊来渡过难关的地步。更为吊诡的是,北京这次是号召全体市民向灾区捐款——北京市民本身就是这场暴雨的受害者,自己给自己捐款,是不是显得很滑稽?”

在说明慈善公信力严重透支、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时代背景后,这份深圳报纸认为,北京的当务之急“不是发动市民捐款,也不是挖掘救灾过程中的英勇事迹,而是吃一堑长一智,从中吸取教训,就一些公众关切的问题作出回应。”

权利意识被这场暴风雨洗刷得格外清晰。经过一轮又一轮与公权力的抗争,以互联网为最重要根据地的中国民众已经变得更加严苛。虽然尚不能与一年前“7.23”后的山呼海啸相提并论,但“7.23”也已经被一些抗议者与那些被掩埋的动车车头相提并论,“要真相、要反思”。

就像那些起初听到预警时不以为然地认为“下个雨能出什么事”的人们一样,首都官员或许也没能想到这场天灾会在周末过后带来如此持续而猛烈的质问——这很可能与这个城市聚集了最多公共知识分子有关,与那些北京“爷们”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有关,总之,虽然那些由北京市主管的报纸和门户没能放行太多愤怒情绪,但在网络意见领袖的带领下,对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悲剧的尖锐拷问持续不断。

这些拷问反映在对这个曾经举办奥运的光鲜城市地下基础设施之差的震惊上,反映在对气象预警信息发送范围和效率的质疑上,反映在当夜足球赛和演唱会照常举行的纳闷上,反映在对机场高速当夜坚持收费、交通协管次日张贴停车罚单的愤怒上,反映在对“降雨量百年一遇”的口径将成为政府免责理由的推测上……甚至,当发现连官办媒体也在赞颂“双闪车队”“爱心留宿”之类的民间互助为“正能量”时,那些异议者忍不住要怀疑这是宣传官员们将计就计设下的一个圈套,只不过是过往那些正面宣传穿上了“马甲”。他们决定,不给官方“转移视线”“引导舆论”的机会。

Wednesday, July 25, 2012

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

【编者按】FT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即将离开求学和生活了近十年的中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员。加藤自2005年起在FT中文网上开设《第三眼》专栏,试图从“非中国人”的第三双眼的独特视角,解读中国现象和中日关系。在过去数年间,他是我们最勤奋、最多产的专栏作家之一。读者对加藤的观点有弹有赞,他的特殊身份和言论在给他带来关注的同时,有时也带来争议。FT中文网始终鼓励多元观点,相信兼听则明。我们在发布加藤离开中国前最后一篇专栏之际,也希望他在赴美之后,继续遥望中国,与读者分享他对中美日三国关系的观察。

好久没有写中国字了。

这段时间,我有意与中文写作拉开了点距离。不为什么,只是直觉。

最困难的时候,我很信任的一位中国老师劝我,“嘉一,你暂时什么也别做,从公众眼里消失一段时间,这对你来说是有必要的。忍耐一下,你会成为更有力量的人。”

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劝告,就像无条件听妈妈的话似的。

于是,我决定集中做好两件事:跑步与等待。

现在,我看着一面镜子,我变黑了,皱纹多了,头发也少了,感觉很陌生。

现在,我写这些文字,不知该写什么,怎么写,从哪写,写到何去。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嘉一,你要振作起来,这是你离开中国之前的最后一篇文章,这对你很重要。与你的第二个故乡——中国之间,要找到情感上的联系。无论如何,你是要写下去的,挫折使你成长,但不能停止,千万不要。因为,停止意味着结束。

中国让我明白了“我是谁”

现在回想起9年前的自己。

那时的我,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是。选择来到中国是偶然的,对自己的期待与不安并存,毫无战略。来到中国后相逢的、面对的、遭遇的,99.9%以上都是出乎意料的。我唯一始终清楚的两件事是:一,我是加藤嘉一,加藤是我的姓,嘉一则是父母给我的名字;二,我来到的地方叫中国,庞大的、复杂的、神奇的。

我后来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字,运用中文这门外语,写给中国的朋友们。我始终对中国这片土地,以及在这里生活的、可爱的、热情的主人翁们充满激情,是因为他们鼓舞着我;还有感恩,是因为这段经历救了我。

若说伊豆是我人生的起点,那么,北京是我成长的起点。

若说日本是我身份的归宿,那么,中国是我命运的源头。

我来到中国,在写作的过程中,终于解开了从我很小的时候一直困扰我的、最大的谜:我是谁?

现在,我可以很自信地回答说,“我是日本人”,并说明一句,“我生于日本,将葬于日本。对于我是日本人的事实,我充满自豪。”

是中国以及在这块土地生活的那些人使我清楚地看到我是谁,找到我的位置在哪里,灵魂在哪里。

我发表一个言论,往往导致误解比理解多的局面。但我从不觉得,这种局面对我来说意味着被动。

误解与误解之间的碰撞,才是我塑造自我认同的接点。

我爱日本,我也爱中国

这些年,回头想,我的工作时长被中国人误解。很多的时候,我说什么都没用,因为我是日本人。在中国,日本人永远不属于“外国人”,它是独立的、无法与他者分享的存在。我似乎没有什么解释的资格,只好退一步,“旁观”自己被质疑、否认、攻击的场景。

媒体札记:高地和洼地

(2012年7月24日)

一、十年间

这并不是一种通常的做法,更不用说连做四次——7月17日、18日、19日和22日,新华社连续播发四篇来自中共中央机关报、署名“任理轩”的长文,关键是,这四篇文章并非新近刊登。

《复兴之路、富强之路、幸福之路——关于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原载5月9日人民日报;《唱响科学发展的时代主旋律——关于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考》原载5月30日;《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思考》原载6月13日;《中国奇迹的一大法宝——论新形势下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其间最新一篇,但也已是6月29日见报之作。

和“任仲平”一样,“任理轩”也是一个集体署名,根据人民网的解释,这是人民日报理论部长期以来重点打造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品牌栏目。各省区机关报当然明白此中蕴意,多在新华社发出电稿次日全文刊载。奔忙于聚焦暴雨善后的北京日报,虽然未能在昨天第一时间转发那篇《中国奇迹的一大法宝》,今天也决定辟出版面补登。

连来四次,其实也只是前奏。真正的高潮还在昨晚的新闻联播和今晨的人民日报上。最高党报今天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全文不转版、报眼提要的高规格,刊发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的消息,领袖指示凝结成一句话——“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

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以及现代快报当然也要忠于这个通稿原题,后者在江苏甚至用上了大红色。与标语式的号召相比,南方都市报有自己中意的新闻点:《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编辑们将最高领导人对地方大员、部委主官们作出的训示分解成12点,从“谈旗帜”到“谈政治体制改革”、“谈文化强国”,并重点摘录以下三段:“在谈到国内外形势时强调: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在谈到党建时强调:新形势下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组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党的建设方面特别是党员、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在谈到迎接十八大时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势头,为大局稳定奠定坚实基础,要做好关心困难群众工作,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各地党报和都市报都已经把总书记的指示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了,门户网站也不能落后,《胡锦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是晨间的标准头条;凤凰网觉得那句“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十分重要,并把那句“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加黑突出;搜狐和网易编辑则在副题中附加讲话亮点——“保证人民广泛权利自由;党员结构有变化;外部风险前所未有”。

此时,新华社和央视正在配发“科学发展十年间”的特稿或专辑,人民网则告诉民众,早在昨天,人民日报的评论员就已经教诲那些走上工作岗位的“一大批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从现在起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了。在这段紧张忙碌的日子里,我们该以什么样的状态投身改革发展?又该以什么样的作为迎接党的十八大?一切难题,只有在实干中才能破解;一切机遇,只有在实干中才能把握;一切愿景,只有在实干中才能实现。”

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有益

中国官方公布的GDP增速显著下滑,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可能还要低得多。中国正逐步陷入通货紧缩。温家宝总理则再次警告称,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压力。中国似乎正在走向经济硬着陆,很多中外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必须大幅下调利率水平并扩大信贷供给,才能使本国及世界经济免于陷入灾难。

但这些专家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经济目前发生的转变也许正是中国以及世界所需要的。在经历多次失败的尝试后,我们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所看到的,或许正是中国亟需的经济再平衡过程的开端,它将改变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增大向消费的倾斜。

这一过程绝非易事。

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快速上升,如果不迅速扭转多年来的持续过度投资趋势,中国将面临严峻的问题,甚至可能引发危机——但中国越早启动经济再平衡,调整过程的痛苦程度也将越低。然而,目前中国国内消费占GDP比重仅勉强超过全球平均值的二分之一,投资占GDP比重则为全球最高水平,因此实现经济再平衡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比例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改变其占GDP比重处于前所未有低水平的局面。而这需要中国提高工资水平、对人民币重新估值,最重要的是,中国应当降低人为低利率水平下、居民向借款人支付的巨额隐形通货膨胀税。

但这些措施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隐形的“金融抑制税”既是导致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推动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强制提高实际利率水平,是中国政府为纠正国内经济失衡、减少低效率投资所能采取的最重要举措。

目前实际利率水平似乎确实呈上升态势。中国政府今年以来已经两度降息,政策制定者们虽不情愿,但面临进一步降息的巨大压力。由于通货膨胀水平下降的速度远快于降息进程,近几个月来居民储蓄的实际回报率显著上升,贷款的实际成本也同步大增。中国经济中最严重的扭曲现象之一正在得到修正。

但这就不得不降低国内投资增速,中国GDP增速也必须显著下降。很多认为中国经济将持续高增长的人,很晚才明白经济结构扭曲在催生了如此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后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并终于意识到实现经济再平衡是多么迫切。但他们仍然不能理解在高增长率下无法实现再平衡。中国的投资增速必须连续多年下降,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才可能达到足够高的水平,进而使消费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随着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推进,理论上经济整体增速将放缓,实际利率水平将快速上升,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我们不应感到恐慌并要求政府逆转调整进程,而应为中国的问题终于开始得到解决舒一口气。

但经济增速放缓是否会在中国国内引发社会动荡,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构成干扰?只要管控得当,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请记住,中国经济再平衡要求中国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超过GDP增速,即使中国GDP增速显著下滑至3%——我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只要居民收入维持5%至6%的增长水平,就远远不会引发社会动荡。

Tuesday, July 24, 2012

新疆:中国能源战略新前沿

中国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居全球之首,其中太阳能是一大亮点,而日照充足的新疆成为新能源战略的前沿。在全国境内繁荣的小型太阳能发电站,正在改变很多中国人的生活。

《预算法》修订为什么重要?

一场大雨,让城市的真相裸露。

在“百年一遇”频频现身的当代,61年不遇的大雨听起来似乎不够规格,却使得帝都近乎沦陷。根据官方次日公布的数据,北京暴雨已经导致37人遇难,这一数字目前还在攀升。

这场暴雨,似乎也印证了台湾作家龙应台此前的判断:验证一个国家和城市是否发达,一场雨足矣——“因为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来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能看出它的真面目来。”

北京遭遇暴雨并不是第一次,近些年已有不止一次水深火热的记忆;这场暴雨刚刚发生在去年7·23动车事件的纪念日之前,7·23动车事件夺走了40条生命;令人喟叹的是,此刻彼岸的伦敦奥运会冷淡开场,令人回味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大手笔。

地上高楼林立的光鲜,到底抵不过地下的不堪。国家是否文明,城市是否宜居,可能“看不见的”远比“看得见的”更为重要,而目前静默无音的《预算法》修订与暴雨看似不相关,却属于“看不见”中的最为重要一端。

所谓预算,就是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也就是政府“钱袋子”怎么花的问题;而《预算法》即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预算管理的法律规范总称,换而言之,就是将政府花钱计划从制定以及实施均纳入“法定程序”。

预算为什么重要?政府国计民生的资金来源均主要来自预算,预算或许是现代政治最重要的政治程序;预算的制定、分配以及制定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经济权力分配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预算资金来源自财政收入,这意味着主要来自公众各类税费,这一权力的经济来源实际上来自公共空间,公众与政府之间实际是一种委托代理机制;因此,公众获得权利,以《预算法》来对政府收支进行监督与审核。

由此可见,《预算法》可谓财政法中的基本法,与公众生活与民众权利直接相关,也被称为“经济宪法”,现代预算制度也公认为是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

尽管《预算法》如此重要,却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一度长期缺失。1949年之初,中国预算制度就曾规定“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但是严格意义上的《预算法》却一直没有出现;直到90年代,国务院方出台《国家预算管理条例》;随后不久伴随着分税制改革的进行,上述条例逐步被取代。

现行《预算法》于1995年正式实施,其间《国家预算管理条例》痕迹不少,开篇即宣称“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其预算编制、预算体系、预算内容、预算调整等处理往往被学界认为不科学,也不合理,遑论透明。也正因此,无论理念还是条文,这一法律长期被指斥为更类似政府内部条例,而不是面向社会公众的现代法律。

现行《预算法》已经实施17年,而中国财政近些年连连增收,已经迈向10万亿大关,法规与现实之间脱节再也难以回避。也正因此,《预算法》的修订迫在眉睫。本次《预算法》修订几年前重启起来,学界不乏呼吁,进展至今,《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意见征求,其截至日期为2012年8月5日。

北京罕见暴雨引发各方问责

一场罕见的暴雨上周末侵袭中国首都北京,至少37人因此丧生,这引发了人们的愤怒,也使人们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糟糕的城市基础设施提出了质疑。

根据北京市政府部门的信息,上周六的这场暴雨是北京60多年来经历的最强降雨,平均降水量达到170毫米。大雨造成的突发洪水一度使全市陷入瘫痪,多数交通工具被迫暂停使用,上周六晚间,8万人滞留机场。

到周日上午时,北京大部分地区的水已退去,城市运行也已恢复正常,一些市民据此认为,这表明北京在应对暴雨方面是得力的。但在其他人看来,尽管近些年为美化及改造北京投入了巨额资金,但这场暴雨证明,北京未能对排水系统进行升级换代。

新浪微博(相当于中国版Twitter)的一名用户写道:“我们为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问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个代价太高了。”

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曾发生过数起不幸的事故,这些事故凸显出目前在建的许多基础设施质量低劣。许多中国网民将北京暴雨致死事件与温州附近的动车追尾碰撞事故相提并论,在那起事故中,两列动车发生追尾,造成40人丧生。

昨天是温州动车事故发生一周年的日子,但中国媒体被禁止进行相关报道,延长了针对这一敏感话题的禁令。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媒体对此次北京暴雨进行了广泛报道,官方媒体也站了出来,对政府应对暴雨的方式提出批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英文版的一篇社评指出:“如果说在首都北京也会引发如此程度的混乱,那么在其他许多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只会更糟。”

相对较为贫穷的北京市郊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在位于北京市区西南方的房山,救援工作昨日仍在继续,当局表示,那里的死亡人数可能会大幅上升。

昨天上午,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37人。根据北京市政府部门的统计,其中溺水死亡25人,雷击致死1人,触电死亡5人,房屋倒塌致死6人。

译者/何黎

丹羽去职风波预示什么?

【编者按】7月23日,日本驻华大使馆表示,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不会被替换,这与7月22日的日本媒体报道不同。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可以确认的日方情况是,9月份免掉丹羽应非最终决定,但要求免职的意见渐占多数。FT中文网也根据这一最新情况,对文章内容做了一些修改,敬请留意。

7月22日,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决定于9月份替换现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原因是丹羽此前所称的“购岛将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发言不符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方针。丹羽在大学时代曾是反安保运动的学生领袖,从伊藤忠商事会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作为出身民间的驻华大使,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颇具务实的商人思维,是平衡中日冲突的重要角色。

7月23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又表示,丹羽将不会被替换。丹羽可能去职的风波,进一步佐证了中日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对立将可能取代对话,动手将可能取代动嘴,中日应对话、应动嘴不动手的主张将成为遭清除的“不和谐音”,而钓鱼岛之争恐怕只是中日对决的导火索和正式开幕。日本言论NPO和《中国日报》公布的最新联合民调也显示,对中国无好感的日本人已增至84.3%。可以预见,随着中日实力对比的进一步失衡,未来的中日关系基本上不会回归1980年代的“蜜月期”。

一旦进入对决局面,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将看见民族主义再度燃起憎恨,不断升腾的民族对决情绪将淹没对战略大局和双方真正核心利益的理性选择,在付出惨重代价却又毫无所得的败局到来之前,中日之间仍将为了互相指责而嘶喊。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争议问题上,中日双方的舆论环境往往都置身在清一色的本国立场上,双方国民完全无法、也没兴趣互相了解对方也有道理(哪怕有些只是歪理),从而完全不允许本国政府与对方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外交交涉,这酿成了悲剧的土壤,使得事态越来越直线式地走向憎恨和对决,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那几个无人小岛所能提供的一切,但人们无法直视这一现实,于是悲剧将继续深化。

然而,中日相互必要、相互依存的程度极高。笔者周围的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幼,不分政界、商界、学界,若抛开个人好恶,没有人否认对华经济合作的重要。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国,也是日企对外直接投资最集中的地区,换句话说,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工厂”,也是最大的“市场”。除了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等经济层面外,中国是日本安保中最值得重视的因素。反之,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也绝不可低估,中国在解决产业升级、环保节能、老龄化等诸多课题方面,都离不开与日本合作。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中日无法“和则两利”呢?中日复交距今已历经40年,40年后的中日关系非但未能步入“不惑”,反而随着现实利益冲突的加剧而变得更为棘手。笔者认为,“中日友好”之所以未能扎根、开花结果,根源就在于“中日友好”如同建造海市蜃楼,从一开始就缺乏厚实的根基。

追溯历史,小泉纯一郎时代称得上是中日关系的转折点,小泉因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而被指责是“反华右翼”。的确,即使在日本人眼中,小泉也被视为“另类”。迪格尔印第安人有句箴言:“开始,上帝就给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可以说上帝赠给大和民族的陶杯中充满了“暧昧不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上,所做的演讲题目即《Japan, The Ambiguous, and Myself》,一般译成《暧昧的日本的我》,“暧昧的日本”精确地勾勒了日本的民族性格。

Monday, July 23, 2012

媒体札记:狂风暴雨里的公民社会

(2012年7月23日)

一、“7.23”周年祭

“7.23”温州动车事故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那趟永不抵达的列车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40位乘客从此没能再见到他们的亲人,失去双亲的小伊伊已经历了整整一年的康复治疗;因为那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而不想再和媒体接触的王勇平去了波兰,留下新任铁道部发言人韩江平一场发布会也没开过,至于他们曾经的最高领导刘志军,正在身败名裂中等待司法审判。最重要的,曾经高歌猛进的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从此真的慢了下来。

在去年7月那场堪称过去20年间最猛烈的怒海狂潮中,对中国执政党的不满无论是从高度(正式媒体的点名逼问直至铁道部长、微博论坛达到副总理)、广度(从甬温线到铁道部的垄断体制),还是深度(从信号灯技术审核流程到对执政者合法性的质问),似乎影响到了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拥有财富和话语权的中产阶层,深刻地体会到了不安全感。

狂风暴雨般的口诛笔伐一直延续到“头七”之祭,在身着白衬衫的温家宝7月28日来到那座铁路桥下颤抖双唇说出“要让群众得到真相”后,宣传官员们最终还是接管了舆论导向。虽然总还有一些媒体人前仆后继被处罚的消息传来,但日子也总是要继续。

在日历又要翻到7月23日的时候,有人已经提前在互联网上为死难者点起蜡烛,但这烛光恐怕也真的照不进现实。此时,微博论坛上流传一篇来自日本媒体的《被遗忘的7•23动车事故》,现场图片中,那些坠毁车辆的残骸满是污泥,依旧原封不动地放置在温州南站附近。根据对温州当地报社的引述,他们并没有打算制作回顾事故一周年特集的计划,而一位市政府干部在文中表示:“这起事故是一段沉痛的回忆。如果当地政府计划搞一些追悼活动,铁道部门的面子就挂不住了。这道理你想必也懂。”

想必你也懂。当年怒斥“荒唐、卑劣、傲慢、骄狂”的《南方都市报》,和铁道部结下“深仇大恨”的《经济观察报》,以及温州本地的机关报都市报,现在确实都放弃了追悼。只有《钱江晚报》,愿意也能够在这个祭日里为小伊伊送上一份“生如夏花”的安慰:“第364天,上海新华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区,楼下的小花园内,她和小朋友一起玩篮球,溜达了一会,唱起了‘小蜗牛和黄鹂’……”

在女孩扮鬼脸的稚嫩面容旁,这家浙江省委机关报子报的驻温州记者解亮向劫后余生的小伊伊送上人群渐散后的祝福:“其实,谁想要奇迹?宁可这个孩子,像那些没有奇迹的孩子一样,安静长大。她还小,路还长。奇迹,更适合归于平静,现在,以及未来。”

和新浪、凤凰网等同步将这则独家报道推向首页,搜狐配发来自曹林的周年感叹《这一年,高速前行的中国学会了慢》:“时间是最好的疗伤灵药,而时间又是这样的残忍,关于这一天的所有痛苦、沉重和惨烈的集体记忆,都会在时间的冲淡和磨碎后,又被时间全部唤起。这个心理上的坎,不仅是对那些遇难者的亲人,那些亲历者和目睹者,那些被灾难震撼的旁观者,那些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不仅如此,对这个国家,都是一道需要逾越的坎。”

中国金融改革悄然提速

中国金融监管者现在看起来像是驾驶着快艇的拖船船长。他们对于如何驾驶中国市场这艘大船朝着理想的方向航行有着正确的直觉,但事实证明这艘船的发动机马力比他们最初想象的更足。

他们的目标是减小银行业的比例,使其在中国金融体系中不再占如此强大的主导地位。官方数据显示,目前银行贷款占到中国企业融资总量的80%,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超过50%的一般水平。

这些监管者精心制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但如今,强大的市场力量正推动中国以远高于设想中的速度在这条航线上前行,并且催生极大的新风险。

中国政府想以小心谨慎、循序渐进的方式对金融业进行改革,近几个月来一直在逐步推动这一进程。最引人注目的是,随着6月初以来的两次降息,中国政府已在设定存款和贷款利率方面赋予了银行更大的自由。中国政府仍保证银行享有可观的利差,但比以往有所收窄,这迫使银行逐渐去适应这样一种情况——资金成本实际上也非常重要。

中国政府在企业债券市场上也取得了进展,该市场此前由于发行方面临繁琐的审批流程而长期停滞不前。监管者近来已放松了管制,加快了审批流程,并鼓励发行更多债券。

北京方面取得的成就值得称赞。毕竟,许多观察人士原以为,中国政府不会在2012年采取什么大动作。由于中共目前一心专注于十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人们认为政府基本没有心思进行政策试验。

但与中国金融市场快速变化的步伐相比,中国政府取得的进展就显得很缓慢了。中国金融市场发生的变化,已超出了官方改革议程所涵盖的范围。

银行出售的理财产品就是真正利率自由化的例子。这些理财产品通常是把贷款再包装为短期投资产品,这在几年之前几乎不存在。但到今年第一季度末,理财产品总额达到10.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银行存款总量的12%。

银行使用理财产品竞相争夺客户,用比存款利率上限还高的收益率吸引他们。但客户都非常挑剔。许多理财产品的期限短到只有一个月,到期之后投资者就可以转向另一家银行。竞争相当激烈,使得银行的利差降到了最低限度。

若要感受固定收益产品的繁荣盛况,请忽略普通的债券市场,把目光转向信托业。中国的信托公司发放贷款或进行股权投资,然后再把这些打包成固定收益产品卖给客户。

这些信托公司在十年前还默默无闻,如今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5.3万亿元人民币,就资产规模而言,信托业今年将令保险业黯然失色。与债券市场的对比结果甚至更令人震惊。信托产品总额大约是在中国的交易所交易的企业债券总规模的20倍。

信托和理财产品的成功很容易理解。在中国,对任何有可能带来合理、安全回报的投资产品,投资者都有着被压抑的需求。由于利率过低,储户已厌倦了把钱存进银行。股市被视为从事内部交易的秘密堡垒,房产价格也在下降。投资者迫切需要新的投资产品。

但信托和理财产品的迅速崛起,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中国政府鼓励了一种信念,即债务违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可以命令银行为濒临违约的公司纾困,比如今年早些时候的人造纤维制造商山东海龙(Shandong Helon)。许多理财和信托产品在出售时,都带有“债务人不会违约”的隐性担保。投资者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遇上糟糕的结果。

还存在市场改革操之过急的系统性风险。中国政府变得谨慎是有理由的。就在十年之前,中国的各家银行实际上是资不抵债。政府必须注入巨额资金帮助银行恢复健康,同时也希望给它们时间站稳脚跟、成为以盈利为导向的机构。

多年以来,中国监管者的态度都极为谨慎,不敢引导金融体系驶向竞争的“惊涛骇浪”。他们最终还是朝着这个目的地驶去,而金融体系就更加迫不及待了。

欧阳德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

译者/邢嵬

Saturday, July 21, 2012

最新FT全球500强排行榜出炉

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全球500强排行榜(FT Global 500)出炉,这是对全球最大公司的第16张年度“快照”。苹果(Apple)成为全球最具价值企业,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降至第二。今年全球500强企业总市值从26.2万亿美元降至25.3万亿美元,降幅3.6%。按美元计,富时环球指数(FTSE All World Index)同期下跌3.2%。第500名企业价值179亿美元,去年则为190亿美元。

主要榜单“FT全球500强排行榜”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其他数据显示了过去一年间企业财富如何变动,凸显出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的相对表现。银行和石油企业依然是榜单上最具价值的行业,分别达3.836万亿美元和3.272亿美元。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业取代采矿业,成为第5大最具价值行业,排在医药和科技硬件与设备之后。

欲了解最新的“FT全球500强排行榜”详情,请点击以下链接(英文):http://www.ft.com/cms/s/0/e9d0412e-ca82-11e1-89f8-00144feabdc0.html

译者/倪卫国

最新FT全球500强排行榜出炉

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全球500强排行榜(FT Global 500)出炉,这是对全球最大公司的第16张年度“快照”。苹果(Apple)成为全球最具价值企业,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降至第二。今年全球500强企业总市值从26.2万亿美元降至25.3万亿美元,降幅3.6%。按美元计,富时环球指数(FTSE All World Index)同期下跌3.2%。第500名企业价值179亿美元,去年则为190亿美元。

主要榜单“FT全球500强排行榜”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其他数据显示了过去一年间企业财富如何变动,凸显出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的相对表现。银行和石油企业依然是榜单上最具价值的行业,分别达3.836万亿美元和3.272亿美元。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业取代采矿业,成为第5大最具价值行业,排在医药和科技硬件与设备之后。

欲了解最新的“FT全球500强排行榜”详情,请点击以下链接(英文):http://www.ft.com/cms/s/0/e9d0412e-ca82-11e1-89f8-00144feabdc0.html

译者/倪卫国

媒体札记:一起来维稳

(2012年7月20日)

一、三公,你读懂了吗

《解放日报》用《逾90家部委“爆发式”晒“三公”》形容截至昨日19时已有92家官方网站公开其部门决算及“三公经费”的情形,《南方日报》在头版放上一个显示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出国(境)经费和公务接待费的比例图,大标题写着“‘三公经费’最高的超过20亿,最低的不足100万”——机关报都如此热心,更不用说那些不知发表过多少要求“三公”公开檄文的市场化媒体了。

“多部门行政经费破亿”、“公车最少十余辆最多过万”、“国税总局三公经费20.38亿暂居各部之首”、“地震局预测经费不足公车1/13”……都市报和门户网站的编辑们费尽心力,从接近百份统计表格中找到各自中意的“亮点”。《重庆时报》最是机智,干脆把那些阿拉伯数字直接放上头版,问一句“你读懂了吗?是否满意?”

虽然谈不上很满意,但至少那些代表媒体立场的评论员们这回是愿意给出一个“欣慰”评价的,所谓“中央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如期公开,主动接受公众检阅,朝常态化、制度化的方向演进,态度值得肯定。”

《新京报》摘录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那句“今年公开情况跟去年比,有很大的进步”作为基调,但也发表“多个部门三公缘何只增不减”、“行政经费占比缘何差距很大”等解读疑问。在声明“离让公众‘完全看懂’的要求,还是存在不小差距”后,社论鼓励:“公众希望被质疑的部门及时回应,更希望在这次公开的基础上,有关部门进一步总结经验,早日推出‘三公经费说明书’的‘标准模板’,确保今后的公开能够让公众看得明明白白。”

“如果公开数据,就能立刻使‘三公经费’支出合理支出,并完全控制,那么是否太神了?”——没公开时责令公开、公开了怀疑“太神”,都市时报对数据统计是否可信有点纠结。这份云南报纸除了用一个通版刊登数字表格、用标题示众“海关‘三公’支出5亿,4.5亿用于公车”外,也宣布“‘三公’要透明更要分清是否合理”:“我们必须承认,在有些地方单位还没能公开细账的前提下,中央部门能够公开细账已经是‘三公经费’公开史上的重大进步。但要让公众真正满意,仅仅公布细账并不足够,还必须配备惩罚机制……(《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应是有史以来对“三公经费”最严格的规定。若能严格执法,应能有所成效。”

此时,练洪洋在《广州日报》上鼓励在过去数年中持续围观的人们,“公众需要对三公经费报以更多关注”。根据这篇得到搜狐重点推荐的社评,中央单位“三公经费”公开仅仅一年时间,2012年财政拨款预算就大幅度“跳水”,“充分说明‘围观也是生产力’”。于是,在要求继续“甩水”、“拧干”以及增加细节透明度后,这份广州市委机关报也将希望寄托在那份《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上:“一方面行政部门当以更大的诚意对待法规条例和公众意见,为社会监督创造便利;另一方面,也需要公众报以更大的热忱,继续围观‘三公经费’预算、决算,助催行政机关廉洁、高效。”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担忧的是“看客”心态,“有人是因为过去中国社会财政决策透明度低,进而缺乏参与意识,有人则是一度积极参与推动信息公开,但质疑与意见没有得到积极回馈,转而消极对待。”而这篇文章能够发表在《环球时报》上,很可能与下面一句结语相关:“促进财政信息公开,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最好的一个实践活动,强过‘空谈民主’。”

美国:下一个产油大国

美国中西部地区太干燥了,以至于树都在向狗行贿。这是美国上世纪30年代沙尘暴(dust bowl)时期的一个玩笑。过去两周,美国刷新了高温记录。过去12个月,美国平均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包括1933年,那是整个酷热的30年代里最热的年份。

天神并没有对美国不公。根据美国宇航局(NASA)的数据,在全球10个最热年份中,有9个出现在2000年以后。接着,从一个数据里程碑到另一个里程碑,直到我们遇到一个令人烦恼的难题:全球变暖的证据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具说服力,但公众应对这一趋势的兴趣也几乎没有比现在更微弱。美国比任何地方都更好地印证了这两点,其罗列的托词也比大多数地方都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今年4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告诉《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他将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第二任期中的一项优先任务。如果奥巴马重新入主白宫并履行这一破格的承诺,他将面临三项挑战。这些挑战要么在他初次当选时还不存在,要么有所变弱。他创建某种碳机制的可能性肯定更低。正如科罗拉多最近的野火和德克萨斯的干旱所证明的那样,继续不作为既会影响外国人,也会影响美国人。

自2008年以来,第一个(也是人们最没料到的)变化是美国正迅速从一个消费国变成一个生产国。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美国不断扩大的能源范畴是上天的恩赐。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近三分之二的石油依赖进口。这一数字现在已降至近二分之一以下,而且还在下滑。2008年,“煤老大"(King Coal)仍主导着美国的发电活动。上月,天然气取代煤炭成为美国电力供应的最大来源。

美国新发现的能源资源如此丰富,分析师甚至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成为又一个沙特阿拉伯,液体能源日产量将高达1500万桶(沙漠王国沙特今年的日产量为1100万桶)。这主要归功于私营部门的创新者,他们从上一个10年的高油价中得到启示,试图找出开采以前不经济的“致密油”和页岩气等地下资源的方法。一定程度上纯粹是出于运气。远未达到最终资源边界的美国,在地下发现了新的资源。

第二项挑战是政治性的。即使没有出现严重衰退并且随后复苏势头疲弱,美国丰富的新能源也会引起心态的变化。但两者的结合扼杀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说法(只除了奥巴马在《滚石》杂志的简短言论)。2008年,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曾提出一项控制碳排放的限额与交易(cap-and-trade)计划。2012年,罗姆尼绝口不谈这个话题。

两人立场都与各自的时势相符。奥巴马有所变化的措辞也是如此。命运给他带来了意外之喜。根据能源研究机构美国剑桥能源咨询公司(IHS Cera)的数据,单单水力压裂(hydraulic fracturing)技术就为美国创造了60万个就业岗位,几乎与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自2009年以来的裁员数量一样多。想想看,如果没有能源热潮,就业状况会变得多么糟糕。

上月,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承认,全球变暖正在出现。对于这家对“变暖说”反对声音一直最为强烈的公司而言,这是一项巨大进步。他补充称,我们现在能做的是适应我们身边的变化。因此,埃克森美孚异乎寻常的发现自己恰好与公众舆论站在一条线上。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上周的一项调查中,多数美国人表示,全球变暖正在出现。反对在国内采取强制措施、或者提供海外援助以延缓变暖的受访者也同样占多数。

大陆妹与美国牛

在辽宁街边的排档,60块台币可以叫上一盘“大陆妹”。桌边的台北朋友、端菜的老板娘,都说不清这青翠的菜怎会有这样一个名字?

是因为,十多年前它从大陆引进时,也正是大量大陆女子来台卖春时,它们(她们)都“好吃又便宜”? 我记得自己肾上腺素的轻微上升,不知因为缘于我这大陆客的地域情绪,还是因为这名称中含有的普遍性歧视,一个自认先进的地区对另一个落后地区的蔑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黄春明的小说《再见,莎扬娜拉》。这些叫上一盘“大陆妹”的台湾人忘记了,四十年前的他们是怎样义愤于美国大兵、日本游客享用了台湾姑娘的青春。

不过,很有可能,它不过是一种无心的称呼。这莴苣类的青菜在台语本就叫做“妹仔菜”,从大陆引进的莴苣品种也就自然叫做“大陆妹”?本地人习惯通过农作物来理解世界,他们曾自称是“蕃薯人”,把外省人叫做“芋头”。这些名称虽有乡土式朴素,却也一直怀有情绪,当你听到一个福佬人称一位外省老兵是“老芋头”,它绝不仅是客观的称谓,它含有悲情与愤怒——我们与你们不同。如今,蕃薯也好,芋头也罢,都变成了现代台湾人,是台湾身份的一部分,那“大陆妹”呢?

在台北,你感得到中国影响的再度增强,与由之引发的焦虑。60年前,蒋介石不由分说地把整个中国塞进了小小的台湾,那曾管辖着4亿人口、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的统治机构,被放进了这小小的盆地,这里蔡元培就职过的监察院、陈年的蒙藏委员会仍在运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提醒你五族共和的理念。而现在,中国代表的财富与权力,正激起新的希望与忧虑。依靠中国的劳动力,郭台铭才成为台湾的首富,从大陆来的慈善家慷慨给台湾人散出钱财,还有这规模恢弘的奥运会与世博会,让那些标榜独立的台湾明星知识分子心潮澎湃——只要他们能被作为特权者对待、享受他们在一个民主社会无法得到的中心感,他们就愿意为专制唱赞歌(讽刺的是,他们都曾因反对国民党专制而闻名)。《中国时报》的新老板公然否认天安门悲剧……而半年前的总统大选,从新竹的高科技巨子到台南的果农,他们都站出来,确认中国对岛内政治的影响力,这也是勉强的确认,混杂着诱惑与无奈。“大陆是骗养套杀,我们是装吃闪活”,在台北郊外一间宽阔的办公室里,一位老派作风的报人再度提起了这著名的两岸哲学。大陆“用‘九二共识’之类的笼统语言‘骗’住台湾,再以开放三通、陆客来台等‘养’台湾,在建立倾斜的两岸关系后‘套’住台湾,最后则生杀由之”,而台湾的反应是“对‘九二共识’等笼统语言‘装’作解决了问题而不深究,设法促成三通并‘吃’大陆的养分,再用养分来建立台湾的主体地位以‘闪’避北京的套路,进而谋求两岸共存共荣的‘活’路”。这是4年前,他的一篇著名社论的论题。

那时,马英九上台未久,陈云林刚刚来台参访,颠簸异常的两岸关系似乎终于驶入平缓地带。不过,这却是一种“暧昧的平缓”,一种拖延的哲学。4年过去了,当初的判断显得更为清晰,在海峡两岸,一种新的依赖关系正在形成,这心照不宣、从不摆上台面的策略也更为显著。但具体的策略越清晰,它的意义与方向就越模糊。在模糊与拖延中,台湾期望大陆日渐民主化,建立现代政治体制,能宽容不同的声音,它甚至能在其中起到催化作用,而大陆则期望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最终能降服这个岛屿,让它放弃自主性。但很有可能,它们都是一厢情愿。

Lex视频:中国降息影响最大

全球的央行接连降息,其中,中国降息的影响最大,也最值得投资者关注。

Friday, July 20, 2012

严重扭曲的中国金融体系

很多分析师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严重扭曲已成为导致该国投资失控的最大单一因素。

大型企业和国有背景实体能够以人为压低的利率从银行贷款,低利率助长了草率的支出决策。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政府支持,创造了80%就业岗位、作为经济生命线的中小型企业被视为高风险贷款者,因此几乎无法从国有金融体系中获得贷款。

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教授张军表示:“资金最终都流入国有企业,国企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进军房地产业,或对外放贷,于是资产泡沫越吹越大。”

政府已命那些不以房地产为核心业务的国有企业停止投资房地产业,因为政府担心,这种国企纷纷投资房地产业的动向正在推高房价,并增加资产负债表风险。但很多公司忽视政府指示,继续大举投资房地产业,直到去年房地产市场情况恶化。比如说,中国最大的粮食贸易商中粮集团(COFCO),也是中国最大的购物中心开发商之一。

中国本土报纸《第一财经日报》(China Business News)引用某国企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的话说:“我们主要担心的是盈利的问题,而不是退不退出房地产市场。”

普通民众以异常低的利息将余钱存入银行,贴补了国企的豪气。2004年以来,尽管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平均实际存款利率仅为1.5%。

中国人的钱除了存银行以外也没有多少别的选择。股市方面,内部交易层出不穷,上市公司治理腐败现象十分普遍;个人很难在海外投资;共同基金和保险产业仍然不发达。

除了把钱存入银行,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可行的投资选择:投资房地产。西南财经大学(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拥有住房1.2套。

中产阶级中许多人还在为成为有房一族而努力奋斗,这意味着那些更有钱的人往往有数套房产,也不介意房子空置,因为预计到房子会升值。

中国西南部城市昆明市市长张祖林上月发表讲话称:“有权有钱部门的人员有4、5套房子很普遍。”

译者/何黎

中国股市怎么了?

7月,初伏,民间认为这是夏暑的开始,同期A股表现却很冷。

上证指数近日暴跌,回归年初低位,更出现百余只主板股票跌停“壮景”,即使蓝筹、央企亦未能幸免。在中国经济近年增长速度堪称第一的炫目光环之下,A股指数反而逼近三年来谷底,表现之黯然,堪称数年来全球主流股市中末流。

逃离A股似乎成为主旋律。一方面,卖方分析师的“钻石底”跌成了“暂时底”,甚至进入被追杀黑名单,财经评论员们更对牛市预言极尽各种嘲笑之能事。中登公司数据表明,半年以来,A股销户股民达22.2万户,持仓账户占比则降至三成略多,达到数年以来冰点。

另一方面,中国监管层不乏改革热情,证监会半年多来新政频出,外界曾以“四天一个新政”解读其速度。其新晋主席郭树清,则始终未能远离媒体聚光灯关注,从喊话蓝筹“显示出罕见的投资价值”到最近表态“中国资本市场没有理由不成为世界一流”,中国股市 “首席营销员”之称实至名归,却也始终无法撬动大盘。

冰火两重天之下,令人不禁反思,中国股市怎么了?不仅高速经济增长未能带来市场行情,郭树清新政也未能带来上涨?熊市阶段,上涨的理由需要很多,但是下跌则几乎不需要理由,最通常的说辞则是中国股市背离中国宏观经济表现。

国际资本市场通常被视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是对于A股,不少人往往暧昧地笑着说二者没什么关系,原因“你懂得”:中国股市往往视为“政策市”,这或许肇因于二十多年前股市定位于 “为国有企业解困”,不少人断言其“圈钱”基因无法改变。

历史地看,股市其实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绝佳镜子,都处于从国家管控逐渐走向市场主导模式的过渡期。二者诸多机制运行不畅,都与错误定位带来的资源错配有关,扭曲的制度设计必然带来扭曲的激励后果,发展过程中也自然也少不了反复甚至退步。回看股市,从国企解困开始,到套牢无数散户,期间既得利益团体逐渐增加,导致存量改革难度大于增量改革,郭树清对于上市机制的改革背后阻力可想而知。

但是,市场的发展,其内外引发的嬗变与力量往往超越设计者起初的构想与约束。正如中国经济经过多年淬炼,已经初具市场形貌一样,中国股市其实也取得了很多长足进展,不能简单以“圈钱机器”或者“政策市”视之,不仅市场先生逐步有了更为权威的发言权,而市场风气也远比以前干净、投机有所退潮、“三高”现象大幅好转,股市指标也更加贴近宏观经济形势。

回顾最近十余年的股市数据,根据笔者整理,上市公司盈利增长了5倍有余,流通市值增长了8倍多,但是指数却低于2001年同期。十年A股真如一梦,也意味着中国投资者这十余年并没有充分分享到上市公司增长的红利——究其原因,投资者是在为当年不合理的制度设计付出代价;股市十年间从高估值到低估值的过程,也是中国投资者以血泪为中国股市“正常化”埋单的过程。

事过境迁,近些年A股持续扩容与发展,特别饱受诟病IPO融资额连连世界第一,但平心而论,中国股市已经今非昔比,其体量早已超越GDP五成之上,市值的“量变”必然带来“质变”,股市与经济互动联系加大。

“不能说的费用”

近日有报道透露中国公司上市过程中的灰色交易,有人因上市发财,有人却因上市而面临破产。有关文章写道,在敲响上市钟声的那一刻,几乎所有人的理解都是上市公司董事长已经获得了数亿财富,可以直接退休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从那一刻起,他才刚刚走出个人破产的边缘。因为在公司挂牌之后,他不用再担心无法填补上市过程中留下的财务窟窿。这些财务窟窿是怎么形成的呢?大部分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大股东,在上市过程中都留下的高达一两千万的“不能说”的费用,因为无法走账,基本都被上市公司大股东个人兜底了,而这个财务窟窿将耗光大部分做制造业起家的大股东的毕生积蓄。

“不能说的费用”之一是财经公关费用,一般上市公司IPO时的财经公关费用从400万到1000多万不等。“所谓的财经公关费用其实就是打点媒体关系,除了几家证券报的费用可以从承销费里面扣除,其他的费用大部分需要打点各路媒体的各路人等,有些是广告投放,但更多的是现金,形成了不能说也说不得的巨额费用。”据悉,目前关注IPO的媒体在200家以上,最近两年每年约300家的公司批量挂牌正催生了IPO产业链中财经公关这一巨大的市场。由于这些媒体本身鱼龙混杂,还涉及到大量的代理公司,即使是正常的广告投放,很多连个基本的发票都没有。有上市公司老板感叹,“对于做制造业出身的人来说,财经公关报出的几百万的巨额费用很难接受,但保代(保荐代表人)不同意,说有些瑕疵被媒体放大后影响很大。几经沟通后,我说能不能把绝大部分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媒体给砍掉,但保代说,经过网络转载后,已经没有大媒体和小媒体之分了,预审员只要搜索一下,瑕疵就全都出来了”。

“不能说的费用”之二是,打通各级政府对拟上市公司的关卡费用,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现在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很大,但只要是需要政府批准的,都需要各路打点,有时候申请个普通的资格,都需要打点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办成。此外,在准备期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市政府、区政府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怀、行业协会的调研等,送些礼品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保持财务报表的规范,有些也走不了账,虽然单笔金额不是太大,但长期下来累计的费用也不小。

“不能说的费用”之三是落实政策。这有点匪夷所思,但的确是真的。现在最引起企业反感的就是国家和市政府对中小企业的一些补贴,不找关系打点一下根本到不了企业,业内潜规则是四、六开,企业获得1000万的政府补贴,有400万要返回去给相关的审批人员。有些地方玩得更过,以前是资金下来后再返钱,现在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果不先打点400万出去,1000万补贴就进不来。而这400万打点的都是敏感人物,不可能在公司走账。

在挂牌上市之前,两年多的上市历程给上市公司老板个人留下个2000万的财务窟窿,属于很正常的花销。有上市公司董事长找保代沟通说,“我们赚的都是辛苦钱,这么花钱我吃不消了,能不能想个办法一部分费用由公司分担一下。可保代指出,你最近一年正常的利润也就4000多万元,费用走掉一部分后,利润就没增长甚至下滑。而且你想,现在多一块钱的利润,按照25倍市盈率,上市后你的估值就多24块钱啊,再穷也要咬紧牙关挺住。想想觉得说的也有道理,就找一个做酒店的亲戚借了一笔钱,年利率15%,期限一年。”到了这个时候,这位董事长才明白,“有些企业上市失败两次了还要冲击上市,他们老板实际上是被上市绑架了啊。”据了解,接触过的上市董事长中,2000万的花销不算多的,有些公司董事长个人的花费高达3000多万。

中非贸易不平衡引发担忧

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警告,非洲与中国之间蓬勃发展的贸易往来的不平衡性质,长远而言是“不可持续的”。

这位南非领导人是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China-Africa Forum)上发表讲话的。此前中国国家主席刚承诺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贷款,这比北京方面三年前在同一个论坛上同意的对非贷款总额高出一倍。

“非洲对中国发展的承诺,已从原材料和其它产品的供应以及技术转让中得到展现,”祖马表示。“这种贸易格局从长远看是不可持续的。昔日非洲与欧洲的经贸往来经历意味着,我们在与其它经济体签约合作时需要谨慎从事。”

祖马这番话似乎是指非洲一些国家对于中非贸易关系的不平衡性质的担忧。他后来在讲话中呼吁建立更多合资企业,以确保非洲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好处得到公平分配。

去年中非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660亿美元,非洲拥有贸易盈余,因其向中国出口原油和铜等原材料。中国向非洲出口大量廉价制成品,如电子产品和服装。

尽管他暗示长期而言可能出现贸易问题,但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场时发表讲话的祖马,用大量篇幅赞扬中国对非洲的“坚定”承诺。他表示,这一点“已经通过具体而实实在在的结果得到展现,尤其是在人力资源发展、债务减免和投资方面”。

中国和南非关系密切。将自己定位于其它非洲国家门户的南非,已吸引了可观的中国投资。

批评人士指控,中国对非洲大陆采取新殖民主义方式,并剥削非洲的自然资源。许多非洲国家希望中国进口非资源类产品。

中国把非洲视为一个战略盟友,推动让更多非洲人在联合国任职,同时鼓励中国的基础设施和资源企业在非洲大陆投资。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过去10年期间估计达到150亿美元)正在快速增长,中国企业正在非洲各地建造基础设施。周三,尼日利亚宣布签署一个15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合同,由国有的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China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承建。

中国在本周推出多项措施以求调整贸易关系平衡,包括对更大范围的非洲产品实行零关税。北京方面还承诺举办更多贸易博览会以展示非洲的商品。

尽管中国企业在非洲大举投资,但它们并非始终一帆风顺。2010年出现了一个低点,当时赞比亚一个矿区的中方管理人员在一场骚乱中枪击10来名当地矿工。中国企业还被卷入近期北非政治突变的风暴,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倒台后,在利比亚总价值逾40亿美元的项目被搁置。今年早些时候,29名中国工人在苏丹南部遭到绑架。

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论坛,汇聚40余个非洲国家的国家首脑和部长级官员。

除了在论坛上作出200亿美元贷款的承诺外,中国还誓言聚焦于农业、基础设施以及文化交流领域的合作,并提供奖学金让非洲学生来中国学习。

中国学者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并不是唯利是图的,而是受到历史关系的推动。从周四北京人民大会堂摆出的盛大排场看,这话没错。

“中国当年是在非洲国家的帮助之下重获联合国席位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非洲专家张海冰表示。“我们不能忘记老朋友。”

陈晓敏(Gwen Chen)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中国经济驶向何方?(下)

(续前)

中国政府一直在谈要控制投资、鼓励消费,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然而实际上,去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到历史高位——49%,这个数字在1990年约为32%。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个数字也仅达到40%。

“每当需要刺激经济时,最常用的手段仍然是以投资为导向。”曾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驻北京经济学家、现供职于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位于香港的智库机构)的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这种模式带有惯性,只有拿出非常大胆的改革措施,才有可能令这种模式出现大的改变。我们看到了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但这些都不是真正非常重大的举措。”

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明显仍然需要增加投资。英国银行汇丰(HSBC)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工的人均资本存量仅为美国的8%,增加投资的空间巨大。任何人只要去中国各地走走,就会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从北方的沈阳到南方的广州,中国许多城市都在无序扩张,城市道路拥堵,地铁不够用。

但中国在追赶的过程中显得过于着急了。拉迪说,尽管其资本存量理应赶上较发达的经济体,但这个过程不应在一夜间完成,而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中国目前的资本存量,有近三分之二是在2003年以后积累的。简而言之,中国建设得太多,也太快。

在青岛,官员们私下里承认,建造这座世界最长桥梁是个错误。建这座桥是青岛党委一位领导的提议,之后这位领导就因腐败问题“下课”。青岛跨海大桥连接的是青岛中心城区与郊区。除这座大桥以外,跨海交通通道还有一条海底隧道、几条轮渡路线和一条沿着海岸线建设的高速公路。大桥设计的日通车量为3万辆,但一家与政府有关系的建筑企业的一名高管表示,目前日通车量仅1万辆。

比较可喜的是,一些高层官员如今已准备公开谈论这个问题。被视为最坚定的改革派之一的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月在一个金融会议上,措辞严厉地指出了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基础设施本来是我们的瓶颈,现在已经出现局部过剩,一些通道和线路注定会闲置。”

在房地产领域,浪费现象更加严重。房地产施工速度快,但工程质量低劣,即便在最富裕的沿海地区也是如此。郭树清说:“现在的房子平均六、七年就要重新建一次。”

持这种看法的不只郭树清一人。今年高层政策制定者中越来越普遍的一种论调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温家宝在2月份的时候说:“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出台。为了引导中国经济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中国政府进行了多管齐下的努力,这些改革措施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廉价资金是导致投资过度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央行已开始对这种状况进行纠正,方法是增加市场力量对利率和汇率的作用。同时,监管机构命令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减少对国企的贷款,努力引导资金流向更具生产性的领域。财政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其目的在于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的依赖,这种依赖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促成新的投资项目。

Thursday, July 19, 2012

媒体札记:“求安慰、求真相、求解释”

(2012年7月18日)

一、“中国很难”

在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和凤凰网的新闻首页上,主图是用《海南渔船编队永暑礁附近海域捕鱼》通报中国在南端国界线的应对策略;而就在这则标题的上方,突然又传来了北疆枪声:《俄罗斯扣押2艘中国渔船,对其中1艘开火》。

根据新华社对中国驻俄罗斯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领事办公室的引述,“17日下午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边防局致函我领事办公室称,我国山东威海两艘渔船进入俄罗斯专属经济区捕鱼,因此对两艘渔船进行扣留。”在昨晚收到电稿后,多有都市报已决定将这条来自远东的消息推至头版头条。作为家乡报纸,齐鲁晚报当然更有理由大张旗鼓,除了讲述动态,还附加一条“三年前俄曾击沉一艘中国货轮”的档案。

用封面文章继续嘲笑“菲严防30条中国船‘入侵’”并通报日本媒体对“南海火种飞到钓鱼岛”后,环球时报今天用社评劝告北方盟友,《俄不应该对中国渔船用枪炮》:“中俄之间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它不仅需要双方政府的积极促进,也需要两国民间的善意传递来维护。长期以来,俄罗斯的对华友好政策已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俄罗斯在中国民间的形象不算太好,甚至有些粗鲁,不太讲理,俄巡逻艇这次炮击中国渔船必将加强人们的这种负面感受。”

这份报纸还在报道中讲述了俄方“指称渔民进入俄水域,追捕过程长达三小时”的细节。不过,根据此后援引的中国驻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通告,俄媒体关于“有1名中国渔民坠海失踪”的报道与事实不符。央视网更在子夜时分传达领事先生的基调:“每年都会有中国渔民误闯俄罗斯领海被扣留的事件发生。对于此类事件,领事馆相关负责人会与俄方和中国渔船船长沟通,通过罚款等途径解决……不认为此事会上升为政治事件。”

长江商报视野开阔,用半个头版放上一幅中国东南方向的周边局势图,最上方正是《俄巡逻艇炮击中国渔船》,中部传达朝鲜突然免去军方前核心李英浩一切职务后的人事更换,即《玄永哲被授予朝鲜人民军次帅》,而《三沙市政权组建正式启动》的消息则来自南疆——现在,内忧外患似乎同时降临中国。

当环球时报继续请来作者用《钓鱼岛纠纷,中国别怕美国介入》助威时,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加油声就更加嘹亮了。作为这份中共中央喉舌的编辑,作者正楷先行讲述困境,“中国外有麻烦,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一时半会难解;内有挑战,二季度经济增速‘破8’,温总理坦言‘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此种背景下,四起声音中不乏消极,‘中国最近很难’”;但此后笔锋一转,“当前国际环境再严峻,也没当年‘北约炸我大使馆’、海南‘撞机’严峻,更没有改革开放前后时严峻。中国不惹事,也从不怕事,更何况时过境迁,国力日增,以前时而搁置的难题,现在已有条件拿来逐步解决。”

“一个大国迈向强国的过程,从不会一帆风顺,路口有花环,路上就必有荆棘……一言以蔽之:中国很难,中国也很有信心”——这种豪迈之情更体现在一篇延后发布的通稿上。北京日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今均辟出显要大幅版面,刊发由新华社昨日播发的《复兴之路、富强之路、幸福之路——关于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根据附注,这篇由“任理轩”署名的文章,早在5月9日即已刊发在人民日报上。

周其凤的惊世一哭

看网上流传的周其凤行孝图,心里不由生出巨大的荒诞感。

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祝寿,周家人支起摄像机,预备留下永恒的纪念。

我相信周其凤是一个有内心感情的人,那个瞬间也确属真情流露,颇能打动天下做儿女的心。

但那么撕心裂肺地一哭,却让人疑窦丛生。老人九十高寿,大喜之事,儿女们应该喜气洋洋才是。在祥和的气氛里,最有出息的儿子本应春风拂面,让人为他高兴才是,但周其凤竟然突兀地哭了,——哭,也就罢了,如果是那种有节制的哭,也没有问题,但他是夸张的抱哭,好像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回到母亲身边才找到了倾诉的怀抱。又恰似找奶吃的婴儿,仿佛能从母亲那儿获得神奇的滋养。

就算是心头突然涌起一股不能自已的感情,也不应该如此直接:看老人的表情,仿佛被什么异物突然粘住了。

周边的,有预备鼓掌的,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国式祝贺,官员名人的一举一动都是值得欣赏的;有的双眼一热,显然被母子情深的场景感动了;还有呆呆注视的,男主角周其凤的举动显然是突发的,让他们不知所措;最醒目的是肩扛摄像机趋前猛拍的,他们终于抓到了独家新闻。

这样一幅图为何令公众侧目呢?

因为他们把周其凤放在时代的舞台上考量,相当自然地想起了网上热传的周公媚上图。他也是那样突兀地从场景里跳出来,异常投入地谄笑,因为真,就格外刺疼了读者——他在官员面前丧失了人应有的尊严。一个犬儒化的时代,他以自己独创的媚笑印证了知识界的堕落。

那样一张嘴脸,如果是女子或可用“巧笑倩兮”来比喻;若是老男人,只能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在那个瞬间,他完全丧失了文化人的属性,仅仅作为一个权力体系内的家丁和奴仆而存在。

那种笑,真而生猛,看见的大老板一定会愕然:他怎么了?但他的心意到了,这恐怕也是看似鲁莽的周其凤官运亨通的秘诀。从观赏者的角度看,周其凤显然是个蹩脚的献媚者,但从官员的视线看去,他就是一个“无心机”的人,一个绝对让上头放心的忠诚之人。周其凤的本色表演,既愚且鲁,却无往而不胜,这才是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

弯不如周氏鲁直有用。

如果就一张行孝图说东道西,我也会同意某些职业评论员的观点:既消费别人的隐私,又指责人家作秀,那确实有点舆论暴力和不道德。但遗憾的是,为周校长补台的一个人泄露了最大的隐私。这个自称周家老四朋友的“守望浏阳河”,在自己的博客里披露:父亡,周其凤未回家;母八十大寿,周仍未回家。

在这个确凿的事实背景下,周其凤的恸哭才有了合理的理由。

那失声的泪水里成分颇为复杂,有感恩,更多的怕是愧疚。一个身不由己的官人,或许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古意,触景生情,方有惊世一哭。生父驾鹤西去,母亲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保住的实体了,“有困难就回家来,妈妈还在。”在母亲面前,他的失控,正显出他的可爱来。他忘却了官场的羁绊,为官的假面具,突然就回到了童年,扑进了母亲的怀抱。在这个瞬间,他回归了本真。

中国房价反弹导致官方担忧

中国房地产市场6月份出现反弹,这使政府的努力复杂化,中国政府正试图在不助长房地产泡沫的情况下,支持不断放缓的经济增长。

中国多个大城市的住房价格出现一年来首次上涨,此前中国政府刚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房地产市场疲软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最主要因素,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速降至7.6%,为三年来最低水平。

住房价格上涨被认为是下半年将出现复苏的强烈信号。但分析师指出,房价在近期宽松货币政策出台后这么快就上涨,将让政府忧虑,过去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为房地产市场泡沫降温。

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经济学家姚伟表示:“中央政府感到担忧。他们甚至可能感到难堪。他们承诺让更多人买得起住房已有一段时间了,但现在看来他们将再次失败。”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伴随房地产数据的公告中称:“必须把抑制房地产投机投资性需求作为一项长期政策。”

国家统计局跟踪的70个主要城市中,25个城市6月份住房价格环比上涨,21个城市则出现下跌。相对于5月份来说这是一个大幅度的转折,5月份43个城市的房价环比下滑,仅6个出现上涨。

引人关注的是,中国一线城市房屋价格6月份普遍出现上涨,北京、上海、广州的住房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3%、0.2%和0.2%。其中上海和广州是一年来房价首次环比上涨。

中国政府早在2007年就试图为房地产市场降温。但在2008年末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后,房价再度飙升。政府官员坚称,这一次他们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

译者/马拉

职场的“中国特色”

香港咨询公司“Community Business”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有1/3左右的上班族考虑跳槽。相对于香港本地和西方国家,这是个惊人的数字。

这倒不是中国员工天生爱跳槽,而主要因为企业对员工的加薪幅度赶不上市场对工作经验的渴求度。当欧美企业每年按照本国惯例按部就班地为员工一点点加薪的时候,中国本地市场却愿意用20%-50%的加薪幅度抢夺有经验的员工。这个时候光用忠诚度来苛责中国打工族,似乎有点太片面了。你换个西方人过来试试?几年前,一家法资企业在竞争对手来到中国市场时,给中国员工平均加薪30%以上,当然,这发生在十几位员工相继跳到对手公司后。据说这引起了法国公司总部的整体不满:总部在非议,凭什么这些中国同事加这么多钱?我们已经十年没加薪了。这时候,欧洲同事好像已经忘了,中国的房价已经从30年前的免费住公房,涨到数万一平方了。

但当我向一位朋友谈论起这一“中国特色”时,他强烈反对,表示“这不能代表中国职场的情况”。这位友人就职于大连一家营利状况良好的国营事业单位。他27岁左右,属于骨干级员工,正苦恼于发展空间小,升职无望的“瓶颈期”。我跟他说:你可以跳槽啊。他说:我根本无槽可跳,没有选择。

他根本不是没有选择。中国就业市场除了国有企业、公务员、事业单位这些体制内的机构外,还有大量市场化、双向选择的外资机构与民营机构。后者意味着充分竞争、不稳定、福利待遇由市场决定。大连也有大量的市场化企业,当然也是他的就业选择。只是他连看也懒得看一眼。

我想起一位在央企做“国际贸易”的人对我描述的工作状态:每天四点就可以下班了。也会去和供应商应酬,但两家供应商也是央企,因此他们基本达成了和谐的约定:这担生意给A,下一担就给B。剩下来的无非就是面子上的需求:酒还是要喝,礼还是要送,生意反正一定会做。

在这样的环境中,苦恼于“发展空间小,升职无望”,就像儿女双全的杨澜抱怨“时间不够用”一样,是甜蜜的抱怨吧。不同的地方在于:杨澜意识到这是甜蜜的抱怨,而他们没有意识到。

中国职场有事业单位、央企、政府机构、半政府机构(如各种协会等)、民营企业、外企等多种生态,每一种不仅职业规律不同,甚至会影响到生活方式及个人性格塑造。这种情况恐怕是西方职业人很难领会的。我认识的一位做财经咨询的德国小伙子在被裁员后去了邮政局工作;化妆品公司做市场的一位法国小伙子后来在公立医院找了一份后勤工作。黑石集团的创始人后来成了报纸专栏作家,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一方面,中国职业人对不同生态圈之间的转换缺乏想象力,一方面,又对某些职业的发展过于有想象力。比如:教授乐于上电视,乐于成为大众明星。西方的教授通常对大众媒体十分谨慎,只愿意在学术界的小圈子里混;作家乐于被官员追捧,如果哪个作品受到了市委书记或者中央领导的批示,便是作家诚惶诚恐的至高荣誉,是件名利双收的事。最近遇到位五十多岁的男作家,至今对当年市委书记登门拜访他的事实感动不已,同时对如今作家追求书的销量之类的行为痛心疾首。而西方作家热衷于嘲讽政客,若被政客吹捧,当然也会暗自欢喜,但会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提出,并希望你觉得他对这种“重视”很“轻视”。

基于如上种种不同,中国职场成为世界上最有话题性并最有趣的职场区,这对写职场的人来说,是最大的幸运。

(作者电子邮箱:from9to5@live.cn)

中国经济驶向何方?(上)

对中国这个交通堵塞问题非常严重的国家来说,建造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至少在一个方面是成功的:不会出现交通堵塞。但问题是同样也没有几辆车从桥上通过。

这座位于东部港口城市青岛的跨海大桥一年前通车,轨迹宛如跨越海湾的一道宽阔的弧形,一端是繁华的城市中心,另一端则是远离写字楼和居民区(大桥本是为这些区域服务的)的农田。

该桥共有六车道,长达42.5公里,足够横跨整个英吉利海峡还绰绰有余。由此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经济问题:中国的规模型经济增长是否已经走上了没有任何目的地的“绝路桥”(bridge to nowhere)?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能正将资金浪费在效率低下的投资项目上。这个说法存在争议。很多官员和投资者都相信,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显著提升资本存量——如道路、机场、厂房以及住宅区——以赶上发达经济体。

这种乐观看法目前正在受到考验。担忧情绪的焦点并非中国用尽了优质投资机会,而是中国已经进行了过多劣质投资,尤其在房地产领域,因此必须以经济急剧衰退的形式付出代价。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尼克•拉迪(Nick Lardy)表示:“一国确实有可能超越自身、凭借过度投资取得发展。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已经连续九年超过40%,世界其他国家尚无此类先例。扭转这种过度投资趋势非常困难。”

中央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通过遏制投资增速扭转过去十年的过度投资趋势。调控效果已经显现在最新GDP数据中,上周五中国政府公布今年上半年GDP增速放缓至7.6%,为2009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国内政策是使GDP增速下降的最大因素。受政府对失控的房地产投资踩刹车影响,建筑业景气度下降。

很多分析师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在脆弱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不温不火的经济增长也许看似不受欢迎,但另一种情境更令人担忧。如果中央政府现在不引导经济增速温和放缓,未来几年随着劣质投资项目持续积累而导致经济崩盘的可能性将显著扩大。

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简称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平衡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即我们不应仅关注短期内的经济增速放缓。”

但即使目前中国经济只是温和下行——7.6%的GDP增速仍高于其他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传遍了中国各地。建筑企业的亏损不断扩大,股票市场持续疲软,很多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地方政府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当前的楼市调控政策均发表了反对意见。

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一直保持冷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于今年离任。他于2007年首次指出中国经济处在一条“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虽然此后他并未就此采取有力措施。2009至2010年间的4万亿元人民币(合5850亿美元)刺激计划使问题进一步加剧。目前官方媒体则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经济不会重走老路。新华社在5月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中国政府的‘稳增长’政策措施不会重复三年前大规模刺激计划的老路。”

Wednesday, July 18, 2012

传化物流徐水波:政府是物流低效症结

中国有着良好基础设施,但为何物流却十分低效?电商企业纷纷自建物流,但对成本会造成什么影响?“十二五”将现代物流作为重点发展领域,会否掀起物流业的重组潮?中国物流业资深管理人、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总裁徐水波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访,分享他对上述问题的见解。
专题:物流中国

媒体札记:“探母”风波

(2012年7月17日)

一、其凤探母

周其凤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围观的人们还在争执。

值得这位北大校长欣慰的是,在微博论坛上的嘲讽经久不息时,今天有多家报纸发表评论,为他那一跪撑腰。

《京华时报》由刘志权撰文,认定周其凤跪母祝寿是“一则本不该有争论的新闻引发了争论”:“老人此举,正该是大力赞扬的例子,为什么会引发不同的声音呢?只因为,他是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网民的批评,除了针对周其凤本人的高调,其实也是宣泄对目前高等教育体制的某些不满。”

但作者愿意就此劝解一声,“无论周校长平时的作为是否‘高调’,无论对其平时的言行是否认同,这次,那些下意识地指责他长跪拜寿的行动‘作秀’或者说‘肉麻’的人,的确是错了”:“认为‘作秀’的人错了,是因为我们相信血浓于水的亲情。在母亲面前,周其凤只是一个儿子。儿子对90岁母亲的那一跪,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俗常。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将对其观念的不满,轻率地转为猜测其炒作,这是典型的舆论暴力。”

“认为‘肉麻’的人也错了。国人向来羞于表达感情,因此,中小学教育鼓励孩子告诉父母‘我爱你’,倡议孩子为父母亲洗脚等,都是旨在鼓励爱的表达。我们一直感慨世风不古,而面对周其凤这率真的一跪,却嗔之‘肉麻’,究竟谁该反思?”

在他看来,该反思的当然应该是“典型的舆论暴力”,是他们“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将对其观念的不满,轻率地转为猜测其炒作”。学者王刚桥也从《京华时报》昨日报道中那句“很多家长都拿这件事来教育孩子要孝顺长辈”获得信心,愿意相信“周其凤拜寿”在当地已传为美谈的真实性,今晨通过《新京报》强调《尽孝道无关“北大校长”身份》:“在北大,周其凤是校长;回到老家母亲身边,他就是一个儿子。为母亲拜寿,是所有儿子的义务。北大校长当然可以批评,但批评者最好能分清公域私域。”

针对质疑者最重要的线索,即“有‘记者’前去采写报道”,王刚桥认为在没有弄清事实之前以此为据指责周其凤“高调祝寿”近乎“有过推定”,而且确有些“过”了:“据媒体报道,这些图片是一个叫‘老锣’的网友自己被感动后主动发帖的。既如此,就不是周其凤的‘高调炒作’。说实话,这样一个私人的举动,稍微动点脑筋就能判断出,这不可能是什么自我炒作。”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因为北大校长的身份而出言相护,这位学者事先声明“对周其凤先生在公共领域中的某些言论,也不尽赞同,甚至对他有些观点还持完全相左的态度”,但他更愿意强调:“仔细察看批评‘周其凤拜寿’的言论,多数都在‘指东打西’。周其凤作为北大校长的一些言行,以及北大近日的一些非正面消息,都被‘打包’在对周的质疑之中。这更像是一次‘连带伤害’的事件。”于是,他劝告那些批评者“分清公域私域”:“周其凤作为公共名人,网友也有权监督其私事。只是这私事本身无从指责,又不曾因私事而影响北大,那就不必拉郎配般地‘为批评而批评’了。”

新华网已经把《中国青年报》上那篇头条评论《“作秀”的莫须有指控和话语暴力》的标题改为“说‘北大校长作秀’完全是一盆污水”,在首页加以推荐。作者自然是曹林,他斥责那些针对周其凤跪拜行孝的批评“很多实在算不上正常的批评,而是缺乏基本人情和善意的恶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作为游子的周其凤跪拜在慈母膝下痛哭流涕,网众却因为种种情绪和偏见而在一边扔砖头——这样的恶评,对周其凤是很不公平的,更伤害着这个社会的善心和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