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30, 2014

媒体札记:徐徐道来

嚁!裁判终于吹罚了他想要的那张红牌。

现在,“万万没想到”的鏖战正式进入下半场,进入早就设定好的剧情。

2014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纪念日以及香港反对派“占领中环”运动的预定开始日。习近平选择在这一天到来前几小时抛出了徐才厚,把这位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送上了没有退路的天台。

这,或许也是徐将军人生中最后一次执行任务,只不过,是用身败名裂的方式。

再苛刻的看客也得承认,徐才厚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大老虎”。林彪之后40余年,中共再也没有公开处罚过如此高级别的军队将领。习近平,过去一年半里所向披靡的中国最高统治者,不疾不慢间,做到了。

是要有意凸显自己“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统帅气概吗?昨晚的《新闻联播》里,他在镜头前气定神闲地谈财税谈户籍,满脸和蔼地会见印度副总统,直到第17分钟,才是万众瞩目的绝杀令。

主播宣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6月3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徐才厚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并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算起来,徐将军的党龄已经“补时”了三个星期。20天前,微博微信上就已经有消息灵通者在散布“今晚将有重大新闻”式的预告,而主角正是这位被人们以“绿皮大老虎”相称的退休上将。

再向前回溯,他陷入飞短流长已两年有余。今年1月20日,习近平出席的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在京举行,已然头发花白的徐将军身着戎装出现在《新闻联播》画面中,固然一度为他留出了“因患癌而被赦免”的想象空间,但也正是自此之后,他的名字不复出现在任何一份官方通报中。

于是,当中国人还沉浸在由“你懂的”构筑的心照不宣之中时,像是所有经典政治阴谋片都需要一位潜伏的“二当家”那般,71岁的徐才厚异军突起,与“康师傅”——那位迄今仍可苟延残喘的政治局前常委——并驾并驱,成为又一只被困住、被羞辱、被围猎的野兽。

根据中共口径,对他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的组织调查始于2014年3月15日。现在看来,这将是一个徐将军这辈子都会刻骨铭心的日期,去年,也是“3.15”,他正式卸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而习近平也正是在当天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了他在军中“打击假冒伪劣”的征程。

是的,一天都没有多等。徐才厚还没来得及庆祝退休一周年,便被曾与他共同担任军委副主席两年的习近平送上了审判席。经过三个半月的审查,徐将军的罪状被徐徐道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虽然这记迟来的判罚已经让观众们等得有些不耐烦,但能够亲眼目睹大戏在铺垫了那么久之后进入高潮,终究是一件可以躬逢其盛的乐事。

中国石油贸易奇人“杨疯子”

杨庆龙是中国20年来无视美国制裁、坚持与伊朗开展石油贸易的关键人物。杨庆龙绰号“杨疯子”,酒量很大,他被视为全球最大的伊朗原油贸易商。

杨庆龙近日因患癌症在其故乡云南省去世,享年62岁。杨庆龙生前喜欢结交朋友,在他的圈子里以热情好客闻名,而且总是穿一件军服式的绿色外套。但在华盛顿,杨庆龙创建的珠海振戎公司却遭到诋毁,一些人指责该公司妨碍了旨在迫使德黑兰方面就其核计划举行谈判的努力。

2012年,珠海振戎因向伊朗出售汽柴油而上了美国的制裁名单。伊朗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加工本国所产原油的精炼能力。美国的制裁对杨庆龙或他的公司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珠海振戎只与伊朗有业务往来,而且资产几乎全在中国。实际上,中国石油行业的许多人都认为,从伊朗进口石油是一种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所需能源的爱国行为。

杨庆龙最初不得不与中国国有炼油厂的抵制作斗争,这些炼油厂一开始不愿加工伊朗的重质原油。路透社(Reuters) 2012年的资料显示,杨庆龙曾在一名炼油厂经理面前拍桌子、坚持要求他接受自己卖的伊朗原油,吓了对方一大跳。伊朗现在是中国的第三大原油来源地。

杨庆龙是白族人。白族世世代代生活在多山的云南省,聚居地靠近中缅边境。杨庆龙目前仍健在的家人并不出名,但他出生和去世的地方都在大理。中国最美丽的湖泊之一就坐落在大理附近。

毛泽东上世纪60年代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杨庆龙和当地其他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创建的文学社引起当局的猜疑,从而沦为一场充满暴力的政治迫害的对象。在那场迫害接近尾声时,23岁的杨庆龙迈入了大学的校门,后来他和朋友们说,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这为他赢得了“杨疯子”的绰号。

大学毕业后,杨庆龙被分配到前滇缅公路(Burma Road)上的一个汽车运输总站——当时,那里的燃油短缺相当严重,以致于官员们往往会因找到燃油供应而得到现金奖励。杨庆龙开始充当石油掮客,将从中国东北运来的原油拉到中部地区精炼,然后再用卡车将成品油运到云南。

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开始从深圳为云南省驻军采购物资。深圳毗邻香港,当时邓小平正准备把它用作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杨庆龙在部队上的一些朋友找他帮忙解决一个问题。当时伊朗向中国供应石油,用以支付中国在两伊战争期间向伊朗供应的军火的费用,但他的这些朋友不知道如何办理这件事。他们向伊朗官员引荐了杨庆龙,后者创建了一个小型的原油贸易办事处,员工都是来自军人家庭的年轻人。

珠海振戎最初隶属于掌控武器制造和贸易的官僚机构,在江泽民禁止军队经商(中国军队当时经营着全国最大的走私业务)后转变为一家国有的地方企业。

尽管自己掌管的是一家地方贸易公司,杨庆龙仍对所有与军事有关的东西充满热情。他组织员工观看《角斗士》(Gladiator)或《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等影片,并安排私人宴会,款待自己喜欢的战争题材电视剧的导演。

杨庆龙的一位朋友在类Twitter网站新浪微博(Weibo)上发帖称:“有些人可能看不惯他一些不太体面的举止,但我很尊重杨庆龙,因为他做事情是为了中国的政治需求,而不仅仅为了追求商业利益。”

香港政制发展困局的历史根源

接近香港回归17周年之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对于香港本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可谓是香港政制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折点。

本文主旨不是预测,比如未来香港政制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即将到来的2017年特首普选可能会出现的几种路径演变,以及这些演变对香港社会会产生如何的冲击——这将会是另一篇文章的重点。我想回溯历史,去剖析一下香港政制发展困局之所以会产生的源头,以及这一源头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今日的局势。如果不去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也就无法去更好地解决问题。

对于香港而言,“一国两制,港人制港”的核心,就是邓小平所承诺的“五十年不变”。但是五十年之后呢,又该怎么变呢?邓小平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

对于五十年不变,人们似乎已经理解了。但是为什么邓小平又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其时的邓小平,在心里已经对未来香港和大陆的政治发展预设了一个比较明晰的路径。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明确指出:“即使搞普选制,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程,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更进一步强调了香港与大陆的政治关联效应:“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所以,这不是信口开河。”

很明显,邓小平的言下之意,是指中国和香港在民主化问题上是同向异速的,相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香港的命运必然是和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大陆在国家制度建设和政治领域开放的趋势又是无可规避的。黄河九曲,终向东流,“再造几个香港”,这表现出邓小平对于香港政治和经济整体表现的充分肯定,对香港政治体系有学习仿效的意愿。邓小平亲手放开了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为民主奠定了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那也无法使民主的大厦建立起来。市场经济,最后是一定会走向民主化这条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十年之后,变得不是香港,而是内地。等到法制的传统、民主的理念、自由的精神在大陆全面普及,等到大陆也按照设计的时间表施行普选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给出的普选时间表是2050年左右,原话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香港还需要变什么?

香港准备迎接七一抗议

香港正准备迎接可能爆发10年来最大规模街头抗议的一天。目前,相关各方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如何走向民主的问题上矛盾加剧。

7月1日这天预计会有成千上万人游行经过香港市中心。这个公共假日是为了纪念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中国,但现在很多人借这个机会渲泄自己的种种不满。

虽然每年都会有抗议活动,但组织者希望此次抗议活动的参与人数至少达到2003年以来的最多的。香港市民与日俱增的愤怒情绪——其中一些针对中国中央政府——将促使更多人上街游行。学生团体也威胁要在毗邻香港原政府总部的地方举行通宵静坐抗议,作为更广泛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自回归起生效的小宪法——《基本法》——承诺香港将实行普选。中国领导人在2007年作出的一个决定,开启了香港市民能够在2017年选举产生下一届行政长官的可能性。在现行制度下,香港最高级别的政治人物——行政长官——是由该市1200名精英人士组成的一个委员会选举产生的。

香港政府正在起草新投票制度的提议,但民主活动人士担心,即使有公开投票,候选人名单也将由北京方面决定。中国发表白皮书提醒香港其独立性受制于北京的授权后,这些人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梁振英回应“全民公投”【英文原声】

为了向香港政府施压,民主团体“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举行了持续10天的非官方公投,就如何遴选行政长官候选人提供三个不同但相似的选项。此举惹恼了北京方面,后者称此举“非法”。

组织者称,公投总票数略低于80万,占香港登记选民的22%,超过这一特别行政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占中”在微博网站Twitter上发帖称,香港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Leung Chun-ying)当初当选时仅获689票。

“占中”背后的人士誓言,如果要求实行开放提名的呼吁被置之不理,他们将在中央商务区举行破坏性的静坐抗议活动,这一威胁引起了某些商界人士的担忧。

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商会本月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批评举行街头抗议的呼吁。上周五,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介入事态,它们在三家报纸发表公告,警告“占中”危及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此言招致活动人士的批评。

在香港立法会代表会计界的议员梁继昌(Kenneth Leung)表示,香港工商界人士介入政治“不是传统”。

“‘四大’的合伙人和管理层对当地政治或政治辩论毫无兴趣。此举主要是为了他们在中国(内地)的商业利益和业务,”梁继昌表示。

译者/何黎

中国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败运动扳倒了迄今权位最高的人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开除了一名前军方领导人的党籍,并指控他为了收受贿赂而帮助他人晋升职务。

徐才厚上将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级将领之一。官方的新华社昨日援引中共中央的一项声明称,徐才厚涉嫌犯罪的问题将移送军事检察机关。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昨日作出的将徐才厚移送检察机关的决定,是习近平2012年掌权不久后掀起的反腐努力的最新动作。习近平誓言“老虎苍蝇一起打”,即既要打击低层官僚,也不放过精英阶层中的腐败分子。

在人们的记忆中,近年来还没有一位像徐才厚这种级别的高层将领因涉嫌腐败而落马。这名上将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他将是30余年来受审的最高军事官员,”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研究部主管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表示。

中国军方高层上一次发生这样的变动,是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92年解除了杨尚昆和他同父异母弟弟杨白冰的军权。在军内打造了强大派系的杨氏兄弟,没有受到腐败或从事其他任何违法行为的指控。

昨日的声明是官方首次证实徐才厚面对腐败指控。据报道,徐才厚目前罹患癌症。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发表的声明称:“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约翰逊表示:“他们本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一切归咎于个人过失。但他们没有那么做,而是暗示他在军内通过卖官建立自己的权力根基,让人们通过行贿升职。”

据中国媒体报道,本案嫌疑人之一、被控贿赂徐才厚的,是今年3月31日被捕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中将。谷俊山是一些耸人听闻的电视报道的主角,这些报道展示了他在河南省的富丽堂皇的“将军府”

根据《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今年3月的一篇报道,谷俊山涉嫌向徐才厚行贿3500万元人民币(约合560万美元)。这份香港报纸还报道称,3月15日,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徐才厚被20名警察带走。

习近平多次誓言要铲除军队腐败,寻求将军队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化遗留物改造成一支专业的战斗力量,能够深入西太平洋投射武力。他还承诺减少非作战部门和人员,减少军区数量,转而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分析人士称,打击军内腐败的行动,可被视为拿一些人开刀,从而警告高级军官,使他们不敢反对相关计划,同时也可被视为整体改革努力的一部分。

昨日还有两个知名官员被开除党籍: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和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

曾执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的蒋洁敏,是周永康的亲密盟友。周永康曾是党内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之一。大量报道称,他是一项持续已久的腐败调查的对象。然而,这件事尚未得到北京方面的正式证实。

与周永康集团关系密切的另一个人,即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昨日也被宣布开除党籍。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万万没想到

万庆良或许真是没有想到,否则为什么前一天他还在对着满堂下属号召“自我批评辣不怕,相互批评不怕辣”?

万庆良或许也应该能够想到,去年以来,数度身陷“落马”传言的他每每需要通过公开露面来证明自己的安全。

只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周五。

6月27日下午接近16时,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张贴公告,宣布“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终于,已经习惯了每逢周末就到中纪委网站首页碰碰运气的反腐记者,等到了他们想要的“食材”。

万庆良,不寻常。与刚刚被免职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相比,万书记虽然只是位列副部级,却非“退居二线”之闲职,作为中国一线大城市主官,他手握实权、年富力强,春风得意马蹄疾,被视作接任广东省长的热门人选。更重要的是,万庆良与令政策在催生联想方面有着不相上下的能量,熟谙中国政治掌故的围观者相信,他俩背后都有深不可测的势力,都有习近平和王岐山在“打狗”时不得不有所忌惮的“主人”。

痛打落水狗,愉悦而安全。

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去计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其他可能性,中国的反腐围观者早已习惯于将这个措词与“贪污腐败”直接划上等号。那么,万庆良前一天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会议上的发言就成了最好的讽刺对象,而以27日头版头条播报他到天河区专题调研“稳增长、调结构”消息的广州日报,也因为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般的反差,在当天傍晚的微博微信上获得了始料未及的重新发掘。

其实,再去验证中纪委的“周末打老虎”规律,或者讨论当地媒体的“事先不知情”,都已经没什么新鲜了,像新华社那样带头搜集整理落马官员在落马前的反腐语录,也多少有点“审丑疲劳”——万书记用不着这些,他是个有故事的人。

拜万庆良表现欲所赐,他的轶事在广东民间早已传为“佳话”,并就此在落马之夜被那些此前只能窃窃私语的批评者们扳起指头一一历数。

近在眼前的,非万庆良“运动天赋”莫属。

一个是“15天学会游泳横渡珠江获第二”,一个是“连续三年勇夺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冠军”,一个是“热爱足球常秀球技”。

多亏好事的广东媒体逐年留下记录,新京报和财新网当晚都可以尽情引述:

“2011年7月,在有2000人参加的2011广州横渡珠江活动上,时任广州市长万庆良首次参加此该次活动,一举夺得第二名,冠军则是时任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据报道,万庆良此前并不会游泳,只是‘为了兑现之前曾许下的要和市民一起渡江的承诺’。信息时报2011年7月报道称,‘万市长去年练了3次,7月份以来连续练习了12天,总共用了15天便成功渡江。从一点也不懂,到5米、10米、50米、100米、200米,一直到800米,那么快地掌握技术,这得益于万市长的运动天赋,也归因于万市长的坚强意志’。该报还称,“万市长每天工作非常繁忙,为了这次横渡珠江,他克服困难,腾出时间,从晚上8点到凌晨1点,连续12天不间断地练习,让人非常感动。”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今年6月7日,2014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开锣。由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市长陈建华领衔的‘一哥队’以第二名冲过终点,四年来首次无缘表演赛冠军。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称,最近4年,‘一哥队’从未缺席过龙舟表演赛,而万庆良也是四年四度参赛。过往三年,‘一哥队’连夺三冠,今年首次无缘冠军。赛后,着白衣、戴红帽、套着救生衣的万庆良称,龙舟赛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继承,更重要的是提醒社会各界要对母亲河珠江保护好,造福市民群众、造福老百姓。虽然屈居亚军,但陈建华心情依然不错,‘天气好,水质好。这次是外国友人拿了第一,我们还要多训练。’羊城晚报2013年6月23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时报道,2011年、2012年,万庆良就带领过市区领导共击珠水,而今年已经是他第三次在领导表演赛上夺得冠军。龙舟一靠岸,万庆良和陈建华就举起船桨振臂欢呼,夺得头魁的书记市长大步跨上码头,丝毫不显疲惫,万庆良兴奋地说:‘中流击水,勇往直前。真好!’作为市领导队队长的陈建华则说:‘你追我赶,感觉真好!’”

Sunday, June 29, 2014

阿里巴巴商家反思商业模式

中国最热门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Alibaba)打造了一家规模十分庞大的电子商务企业,却没有销售一条牛仔裤、一台洗衣机或一本书。相反,它“销售”的是消费者,把一批批消费者“卖给”零售商,零售商为点击、关键词、广告浏览和销售而付费。

尽管阿里巴巴在其淘宝网(Taobao)和天猫(Tmall)购物平台上赚取了丰厚的利润(2014财年净利润达37亿美元),但在构成其客户主体的小商家中,很多都不怎么赚钱。

在阿里巴巴准备今年下半年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可能融资200亿美元至250亿美元——之际,它的一些客户开始反思自己的业务模式。当前中国互联网上的中小商家遭遇了一场大淘汰,数量大幅减少。

丽莎女鞋(Lisa)首席执行官陈小刚(音)自6年前公司创立以来,便一直在类似Ebay的淘宝网上出售产品,但近来已在淘宝网竞争对手的网站上开设了店铺。丽莎女鞋位于中国南方的深圳,雇用约50名员工。他说:“(商家在淘宝网上)对广告投入太高,但销售额跟不上去。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在淘宝网上不赚钱。”

他说,淘宝网上竞争激烈,广告费用过高(占他的销售额的40%),促使他寻找其他平台。“所有人都拼命竞争,那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日子很不好过。”

酷迪宠物(Kudi pet)的电商经理王春(音)讲话比大多数人直接:“在所有行业,包括这个行业,第一流商家每月亏损10%,第二流商家每月亏损8%,第三流商家每月亏损5%,以此类推。”酷迪宠物是一家同时在淘宝网和天猫上销售商品的宠物用品店。天猫是阿里巴巴旗下类似亚马逊(Amazon)的购物平台,规模更大的品牌商家在那里向消费者出售商品。

“所有商家都在亏钱,但那是投资人的钱。钱用光了,他们就把手伸向更多投资人。”

阿里巴巴没有公布,在其网站上运营的商家中有多少是赚钱的,但一个向阿里巴巴商家提供优化在线商铺咨询服务的商家表示,根据行业的不同,淘宝网商家赚钱的只有3%至10%。天猫的数据稍好一些。天猫类似于销售品牌商品的亚马逊,是一个B2C平台。

在淘宝网开店为免费,天猫的收费则很低,但商家指出,在电商销售额激增情况下很难赚钱的主要原因是广告费用升高。常用关键词广告和横幅广告,其费率是通过商家竞拍确定的。

在淘宝网销售鲜花的北京卖家李思源(音)说,过去三年“鲜花”等关键词的平均广告费已提高了两倍,由2011年点击一次5元人民币升高到15元人民币。他还表示,大概50次点击可以带来一笔销售。他之所以容忍新订单约200元人民币的亏损,是因为“那是获得一个新客户的成本,而回头客是没有这个成本的”。

他说:“我猜这钱肯定花得值,不然谁也不会花这笔钱。你得多卖货才行,因为线上利润率比线下销售低。”

对于那些非常有钱或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人而言,继续在淘宝网上经营是有意义的。但还有其他许多人,是在几年前互联网的变革力量猛然被看好时开的店铺,对他们而言,小企业主之梦已开始暗淡。

独立调查显示,尽管阿里巴巴表示,活跃买家去年增加10%,至2.55亿,但活跃卖家开始减少。阿里巴巴没有公布历史数据,仅仅表示,在其2014财年,有800万卖家在淘宝网或天猫至少卖出一单。

GSK承认收到过性录像

葛兰素史克(GSK)昨日承认,在中国政府开始对有关该公司贿赂医生的指控展开调查不久前,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收到了一段秘密录制的性录像,主角是GSK前中国区主管马克锐(Mark Reilly)。这一消息让围绕GSK在华业务的丑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GSK证实了录像的存在。录像显然是在马克锐位于上海的公寓卧室里,通过他不知道的秘密摄像头拍摄的,主角是他和他的中国女友。知情人士透露,2013年3月,这份录像通过电子邮件被匿名发送给GSK的几位高管,包括首席执行官安伟杰爵士(Sir Andrew Witty),邮件中还举报GSK中国向医生和官员支付药品回扣。

这场丑闻已纠缠GSK一年多时间,严重损害GSK中国业务,并对这家英国制药商造成了更广泛的法律和声誉风险。上述消息让这一系列事件增添一层阴谋色彩。

马克锐为英国公民,曾长期担任GSK高管。他是中国警方经过10个月的调查,向检察机关移送有关GSK“大规模系统性行贿”的证据之际,在5月列出的46名有犯罪嫌疑的GSK雇员之一。

知情人士透露,GSK将性录像事件视为严重的安保失灵事件,在2013年4月授权马克锐聘请在华工作的英国私家侦探韩飞龙(Peter Humphrey)调查录像的来龙去脉。

当时,GSK内部有关行贿指控的一项单独调查已经展开,最初在去年1月有内部人士举报称存在行贿行为。

2013年7月,韩飞龙和美籍华人妻子、业务伙伴虞英曾被中国警方逮捕,罪名是非法获取有关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去年8月,韩飞龙在电视上公开认罪,目前仍在关押中。

此前媒体已普遍报道韩飞龙受雇于GSK,但他受雇于GSK的事由、以及存在这份性录像的消息,是上周末由《《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首次爆出的。

知情人士透露,马克锐目前仍在中国境内,尽管未受关押,但被禁止离境。

他仍然是GSK的雇员,但已不再是中国区主管。

GSK昨日发表声明称,“本公司中国业务的相关事务非常棘手和复杂”,有关行贿的指控“非常令人不安”。

GSK拒绝就性录像的可能动机以及录像在丑闻中发挥的作用置评。

译者/何黎

朝鲜发射导弹叫板习近平访韩

朝鲜昨日向海上发射两枚导弹,此举貌似是该国在遭到其主要恩主中国冷落之后作出的反应。中国国家主席将在周四对韩国展开国事访问。

传统上,中国国家元首在访问外交上与美国关系更密切的韩国之前,会先访问长期盟友朝鲜。但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选择先访问韩国;目前,北京与首尔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加强,而与平壤的关系遭遇寒流。

韩国军方称,朝鲜发射了两枚飞毛腿导弹,此举将是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的。韩方称,两枚导弹在朝鲜东海岸发射升空后,飞行了大约500公里,最后坠入海中。

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上周五表示,习近平将在首尔与韩国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并重申了中国对朝鲜半岛和平的支持。

习近平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寻求重振中国的国际外交角色。他在曾经帮助缔造不结盟运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承诺中国不“称霸”,也不寻求战争。目前中国与不止一个海上邻国爆发一系列争吵。

北京和首尔找到了共同立场,即反对两国眼中的日本向右转、不愿承认二战之前和期间的罪行。两国还都与日本存在领土争端,涉及一些小岛和海上边界。

韩国在中国有很多投资,两国的经贸联系日益增强。

相比之下,平壤和北京之间的关系趋于冷淡。在朝鲜变得不那么顺从北京的同时,近期中国允许官方媒体发表数量不同寻常的对“隐士王国”的批评。朝鲜统治者金正恩(Kim Jong Un)则清洗了一批被视为过于亲中国的官员,包括处决他的姑父张成泽(Jong Song Thaek)。

译者/何黎

谁在威胁美国核心利益?

对某些人来说,世界永远停留在1939年。我们不停地告诉自己,上世纪30年代时,美英是怎样低估了德国和日本的威胁,西方领导人中唯独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一人看出危险,并号召他的国人捍卫民主,抗击纳粹(Nazis)。美国在二战后持续70年的领头,不乏这样的“丘吉尔时刻”——从柏林空运(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借助大规模空运挫败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译者注)到柏林墙的倒塌。

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美国及其盟友战后在欧洲和亚洲创建了一个和平、自由的国际秩序,他们的表现是可敬的。但这一叙述的选择性太强。历史上西方领导人在许多时刻自认为是丘吉尔: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英国首相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越战期间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以及伊战期间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他们高估了自己面对的威胁,把事情搞得更糟,挑起不必要且适得其反的战争,削弱了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所得到的政治支持。

当今的辩论焦点应该是:我们该如何区分各种威胁的轻重缓急?最严重的威胁有多糟糕?今年我们看到了一连串进展迅速的事件,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声索主权,再到伊拉克政府管治崩溃。威权势力正在活动。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5月在西点军校(West Point)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是错误的。他列出了动用武力的种种抽象标准(军事行动必须“适度、有效和正义”;在美国利益不受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必须提高动武的门槛”)。这些标准让人很难提出异议。但接下来他声称,我们面对的唯一直接威胁是恐怖主义。对于世界秩序面临的另外两大挑战——俄罗斯和中国,他几乎只字不提长期应对策略。奥巴马在首个任期宣布最重要的政策举措之一,美国重返亚洲时,曾大肆渲染了一番,但这一次他在演讲中根本没提到“重返”这个词。

尽管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最近连连取胜,但我主张,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来说,恐怖主义其实是这些挑战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我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目睹的是一场缓慢扩散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战,当地武装力量分别扮演着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代理人的角色。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发酵。然而,即便在15万美军占领伊拉克时,我们也捂不住宗派仇恨;很难看出我们现在能够采取什么果断行动。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跨越了一道非常重要的门槛。冷战后欧洲的全部秩序都有赖于俄罗斯对现状的接受,即滞留在邻国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呆在原地安居乐业。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让这一切都产生悬念,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和爱沙尼亚都将感受到影响。

不过,俄罗斯的实力建立在有缺陷的经济模式之上,终将受到削弱。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未来几年很可能会超过美国。中国一直在一点点地推进领土主张,以其它地方更具戏剧性的事件为掩护。它想成为东亚的主宰力量,将美国从中国自己划出的势力范围赶出去。

Isis极端主义势力最终将被证明是在自掘坟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曾缔约保卫的一些盟友,如今受到某些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高技术军力的威胁。

分析:充满悖论的中国外交

上周末,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涌入人民大会堂,出席旨在重建中国国际领导地位——穷国的代言人、美国之外的选择——的纪念仪式。此景令人遥想起上世纪50年代。

中国不断增强的商业实力,赋予了它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不再享有过的国际影响力。在那个年代,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与富有魅力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联合推动“不结盟运动”,鼓励各国(大部分是刚刚摆脱英帝国统治的国家)既不对美国效忠,也不对苏联效忠。

如今,在海上边界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中国正就如何运用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提出新愿景。

它一方面使用现代的方法,例如推出一只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或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分庭抗礼的基金;另一方面,它又在举办像上周六纪念仪式那样的活动:在中国国家主席与缅甸总统和印度副总统纪念一项有60年历史、但不总是得到履行的协议时,受邀出席的外交官和记者礼貌性地鼓着掌。

1954年,国际外交影响力达到高潮的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签署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翌年的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Bandung Conference)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将新近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联合在一起。

不久后,中国采取了极左政策,导致数千万人死于饥饿和暴力。中国总理周恩来好不容易才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派系清洗。

中国后来抛弃了集体化,转向市场改革,向外资敞开大门,如今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逐渐增加的商业往来和长期存在的外交军事联系,使得中国在非洲、中东和亚洲各地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尽管无论是就军事实力还是就国际影响力而言,它仍远不及美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缅甸总统登盛(Thein Sein)和印度副总统哈米德•安萨里(Hamid Ansari)表示,中国新获得的实力不威胁任何人。他表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

在多条战线上,中国庞大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对外投资正帮助它建立更为强大的地区影响力。习近平下月将访问韩国,但在此之前不会礼节性地访问中国的长期共产主义盟友朝鲜,此举一反中国国家元首的惯常做法。

习近平延续了之前政府改善与台湾关系的举措,并加强了与中亚前苏联卫星国的紧密合作。台湾是一个自治的岛屿,但中国声称台湾是它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在习近平任内,中国积极宣示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并就东中国海无人居住的岛屿与日本发生争执,令中国海上边界紧张局势剧增。

事实上,北京方面此次纪念大会选择的座上宾,恰到好处地反映出邻国对作为地区新强国的中国的矛盾心态。

在经历数十年的孤立后,缅甸已着手实施经济和政治改革,而这些改革恰恰源自缅甸国内对于中国(也是该国的最大投资者)影响力过大的担忧。在印度,人们一方面羡慕中国的出色经济表现和先进基础设施,一方面又担忧它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刺耳的领土主张。

译者/何黎

香港的民主抱负并非“闹剧”

自1997年英国殖民者将香港交还给中国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一直像雾霾一样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这个问题是:香港最终能否实现选举制?

香港的“小宪法”(即《香港基本法》——译者注)表述称,最终目标是让香港通过普选来选定其领导人。鉴于香港在英国治下毫无民主可言,允许其普选已是中国中央政府作出的一个不小的让步了。北京方面后来原则上同意了香港2017年可普选行政长官(简称“特首”)、2020年可普选立法会的设想。但万万想不到的是,北京方面说的“普选”跟香港民主派说的普选不是同一回事。双方解读上的差异,或会让北京方面与香港走向危险的对峙。

北京方面已表明了底线。正如中英双方达成一致的《香港基本法》所阐述的,中方认为,选举候选人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香港民主派则表示,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花招,目的是剔除北京方面“不中意的”候选人。的确,北京方面坚持要求,所有被提名人必须“爱国”。在中国现行政治架构下,这一要求或许等同于爱中国共产党。

为凸显自己的决心,北京方面本月采取了不寻常的举措,发布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阐明了香港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白皮书称,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但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取决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许享有独立的司法权、言论自由和示威自由,甚至每年都举行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大型烛光守夜活动(这种活动在中国内地是不可想象的)。但说穿了,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北京方面允许其存在。

香港民主派指责北京方面偷梁换柱。声势最浩大的运动团体“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扬言,如果香港政府的普选方案不符合他们眼中的国际标准,他们就将让香港的商务区陷入瘫痪。香港人深谙金钱和权力的本质,颇有商业头脑。许多香港人认为,“占中”运动做得有些过头了。但有不少香港人都在心中暗自钦佩“占中”运动的勇气。迄今为止,有逾70万人参加了决定香港人真正想要哪种民主的模拟“公投”。鉴于香港总人口仅700万,这个人数可不算少。公投中有三个选项,每一个选项都涉及某种“公民提名”程序,因此每一个选项都逾越了北京方面可能允许的限度。

北京方面本可忽略这个公投。但它却摆出了气势汹汹和咄咄逼人的姿态,为这场投票贴上了“非法和闹剧”的标签——此举有些令人费解,因为这场投票原本就不标榜自己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这场主要在网络上进行的投票,遭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这不仅让人怀疑这是一场经过精心安排的、旨在让香港噤声的攻击。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中国一名前官员警告称,如果抗议运动失控,可能会派中国人民解放军(PLA)予以镇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类威胁反倒促使更多人参与了此次投票。

香港可能有种受到围困的感觉。无论这么想是对是错,总之香港人是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香港民众的怨气表现为多种形式。许多香港人愤怒于中国内地资金推高香港房价、导致他们买不起房。还有一些香港人相当傲慢地讥讽内地人的举止以及所谓的俗气的购物习惯。

中国近韩疏朝是件好事

中国只有一个正式缔约的盟友——朝鲜。然而,本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朝鲜的死对头韩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前往首尔将被视为是对朝鲜政府的严重羞辱——这么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习近平未访朝鲜先访韩国。

然而,中韩关系转暖是一个难得的迹象,令人对朝鲜半岛局势好转产生期盼。鉴于朝鲜半岛冲突是世界上最危险和棘手的冲突之一,这是一个可喜的消息。

多年来,有一点一直十分明显,那就是只有中国才具备对朝鲜施压的能力。以金正恩(Kim Jong Un)为首的朝鲜政权,在贸易、援助和能源方面几乎完全依赖中国。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习近平和中国政府把朝鲜视为一个危险、一种尴尬。朝鲜在2013年2月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似乎在北京引发了不悦。金正恩的姑父(此人据信与中方关系比较密切)不久前遭到清洗,令事态变得更加糟糕。

西方和韩国的一些强硬派人士呼吁中国对朝鲜施加沉重的经济压力。在现实中,北京方面从来都不太可能会以这种方式对待一个“老战友”——无论其多么让人讨厌。然而,要遏制朝鲜的核武计划,遏制朝鲜政权离谱的、具有威胁性的行为,中国加大压力显然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访问平壤之前先访问首尔,此举明显展现出的冷落是一个好的开端。

就对付朝鲜而言,首尔和北京之间关系转暖非常有益。但是,若放在东亚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大背景下,中韩走得更近就是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现象。

在一个层面上,这是一件好事,东亚两大经济体实际上在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该地区的许多国家一样,韩国与中国之间存在一个涉及海上边界的领土争端。但是,相对于领土争端严重损害了中国与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的关系,首尔与北京之间的争端仍处于合理的休眠状态。

不过,中国和韩国之间关系拉近,也是基于一个比较消极的现象——两国都有越来越强烈的反日情绪。中国人和韩国人有相似的怨言。他们指责东京的安倍政府粉饰当年日本皇军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犯下的罪行。中国和韩国也各自与日本存在领土争端——这些争端有助于煽动它们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

对韩国政府来说,明显的诱惑是与中国联合起来,结成某种非正式的反日同盟。中国正投入一场与美国争夺影响力和权力的日益公开的斗争。在东亚,日本和韩国两国都让美军部署在本国。如果中国可以加大美国的两大亚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将韩国拉入自己的轨道,北京方面将取得显著的战略收益。

然而,尽管这一战略的吸引力对中国显而易见,但对韩国来说,弱化韩美关系将是一个巨大错误。保卫韩国不受北方侵略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的部队。同时,尽管历史遗留的敌意不难理解,但韩国面临的长期战略挑战将是避免沦为日益强大的中国的一个卫星国。

译者/何黎

Friday, June 27, 2014

媒体札记:红色光标

陈光标再一次红了。不过他此番漂洋过海渲染的红色慈善,不是中国钞票的红,而是记忆深处的红。

与以往一样,陈氏光标所到之处,钞票和眼球随之滚滚。勤奋的信息分享者们,配合着微博上陈光标一贴再贴的报名表,把外媒的报道一点一滴搬运回国——陈光标这次在纽约时报登广告,不再是宣告岛屿主权,而是重回慈善老本行:邀请千名流浪汉共进午餐,并每人发放300美元现金。

经过十多天的报名宣传,节目预告已广而告之,围观者也都已经落座,万事俱备,只等美国慈善午宴开餐,国内舆论盛宴就可同步。

前日深夜,@成都石龙送上第一道开胃菜,他转发来自美国朋友的朋友圈照片,询问各位意见:“我一个美国的朋友,做为媒体实习记者,参与了陈光标在美国的所谓慈善行为。陈光标准备了大量的中共在井冈山以及文革时期的服装,让那些接受现金的穷人穿上照相,你们怎么看他的行为?”

照片中一位须发皆白的黑人兄弟,正朝拍摄者行解放军军礼。他身着墨绿色军装,头戴印有五角星的军帽,腰间斜挎一军绿水壶,右臂上还别着一道红袖章,胸前佩戴一块硕大的心形牌,上书:“学习雷锋好榜样”,还是中英文对照的。

这喜气洋洋的气氛,均印证了陈光标此前的悉心准备:“将从南京带100套雷锋装、50套红军装到活动现场,请中国留学生穿上服装,参与现场发放红包的志愿服务。服装上有‘为人民服务’字样。开场时,将邀请参与人员用英文同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而早已转变立场的意见领袖们,终于按捺不住开始了又一轮口诛笔伐。只不过褪去对昔日慈善家光环的惋惜,如今剩下的,满满是对一个目的不纯的政治投机者的警惕。@陈宗鹤先生 的看法即是最好的例证:“几年前偶然的场合,我曾见过陈光标,可能他已不记得我,这没关系。第一次见到这人,他的外貌与表达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尤其当时在郭美美事件前,他一人担起颠覆红十字的慈善模式让我尤为佩服。那个时候我真以为他在做慈善。可逐渐地,他的慈善开始变味。直到今天,陈光标已被赤裸裸赋予了政治外衣。”

凤凰网昨日邀来钱江晚报评论员刘雪松,为这一番赴美慈善秀写下判词:“标哥此番撒的是钱,但施的不只是善,而是自己心目中的政治。他用恩赐的表达方式施舍别人,试图寻找的却是自己‘被恩赐’的结果……这种低成本的政治讨巧,满足了部分民族主义激情高涨的国人情绪,也试探着把控国际政治关系的上层脸色,依赖这种对国际强权奚落般的施舍,希冀得到权力层面的认可……那些在标哥奚落美国强权政治的布施中分享精神快感的人们,同样荒诞无比。真正的慈善,可以有功利性,但绝不会有攻击性。”

尽管@阿忆试图澄清,“怎么总把解放军认作红卫兵”:“红卫兵穿的类似军装,但没帽徽,没领章,有帽徽有领章的是六五式解放军军服。”但显然为时已晚,雷锋装与红军装的红色元素,早已足够惹怒对文革深恶痛绝者。对比文革期间毛泽东接受万人欢呼,与陈光标捐助现场前呼后拥的阵势,@夏骏对陈光标寄于嘲讽之同情:“光标近来在国际舞台的表演争议不小,细想起来,其实顺理成章。以陈的年龄,他的青少年世界观形成期,正是学雷锋、闹文革的高峰期,后来忙着挣钱,不大可能系统读书思考,脑海中的符号惯性就是红军、雷锋、文革。不同的是,人家用枪,他用钱,实现了君临天下的领袖感,骨子里是一个系统。”

北京最严格入学政策的暴力本质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北京常住人口每年新增规模均未超过60万人。北京市统计局近几年人口数据发现,从2011年开始,北京市外来人口增速一直呈现下降态势。

从2010年开始,为应对北京外来人口过快增长,北京出台一系列人口调控“组合拳”,对于外来流动人口,北京市实行“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从目前的情势来看,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中,除了以往都有的GDP、CPI等外,还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目标。在“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之中,除了户籍、居住证等刚性措施,清理低端市场、群租房外,最令人感到愤怒但却无能为力的,莫过于严格的公立学校招生政策。

根据新政,非京籍适龄学童,不但要严格采集学龄人口信息,家长还需持在京借读证明及“五证”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学联系借读。所谓“五证”是指父母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五证”齐全对很多人来说并非易事。对从事收诸如废品收购等低端行业的家长来说,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很难准备;就连很多在京缴纳十年社保甚至已经买了房的家长,即便能达到“五证”,也很难达到完美的“五证”,比如,通州区就要求达到“在我区务工就业证明审核标准”,除此之外,还要求社保必须交足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在此其间哪怕因为变换工作断交一个月,也立即丧失入学资格。

要说清非京籍学童一事,不妨回过头,从2011年说起。2011年时,北京出现过一波针对主要接收农民工子弟、打工者子弟的草根学校的关停潮。当时的社会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府如何承担提供教育的责任”。所以,有人认为,只要政府在淘汰、关停草根学校的同时,把学生安置好,关停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这相当于撕开了一个务工子弟进公立学校的口子。”

在当时看来,北京做得的确不错。比如,朝阳区组织了关停学校的老师招聘会,有教师证的老师优先安置,即使没有教师证,从业时间长、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也会被考虑招收进政府委托办学的学校。石景山则把被关停的太和、红星、春蕾等三所学校的学生,全部安排进了公立学校。

现在回过头看,对政府“不使一个学生失学”的承诺,公众过于乐观了。关停的结果是市场提供的学习机会被消灭了,三年之后,翻云覆雨,公立学校却持续收紧,成为逼人离开北京的最有效手段。

关停草根学校,表面上看,理由是充足的:过度追求盈利、师资不足、质量低下、安全隐患突出。但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深层原因则是,许可证的严格控制,使办学者没有稳定的长期预期,从而刺激了其短期行为。但即便如此,草根学校在市场竞争下,也购置电脑、教学光盘、开设英语课、用车接送学生等等。假以时日,即便不能与公立学校一较高下,起码能接收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的学生,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这实则是一个次坏的选择。

看跌中资银行股的理由

眼下中资银行股很便宜,但尽管股息丰厚,中资银行股还很可能变得更便宜,尤其是许多银行正计划再次发售优先股。

看跌中资银行股的理由不胜枚举。主要理由之一是,来自影子银行的竞争日趋激烈,而影子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实力不断增强,地位也日益合法化。自上而下的改革,加上自下而上的市场演进,不仅将使中国变成一个更公平的竞技场,同时也将让中资银行面临更大压力。

如今,监管机构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护着国有银行了。相反,监管机构正加紧实施一些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向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新进入者发放银行牌照。监管机构一方面努力给予这些公司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努力对其实施监管,凸显出这些公司拥有的市场威力与日俱增——它们可以筹集零散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投入货币市场基金。与商业银行获准支付的存款利率相比,货币市场基金支付的收益率要诱人得多。

中国政府终于承认,目前的中央计划式金融体系(利率很低)已造成了巨大的扭曲,导致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国有企业债台高筑,房地产价格飞涨。但现在,中国政府与中国央行(PBoC)开始努力推动金融体系市场化,这将为私人资本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

市场的力量

“银行已经证明,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资本配置模式,无法变得更灵活,”中国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说。新进入者把目光瞄准企业家和中小型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只会是一件好事。

目前已有10家公司获准发起新的民营银行,阿里巴巴(Alibaba)和腾讯(Tencent)位列其中。鉴于阿里巴巴和腾讯巨大的市场威力,围绕金融改革的辩论主要集中在这两家公司身上。

例如,阿里巴巴持有两块牌照,一块是第三方支付牌照,另一块牌照则允许消费者把资金存入基金,这笔钱既能用于网购支付,又能赚取收益。监管机构最初没有预料到,这两块牌照加在一起会产生这么大的威力。如今,这些货币市场基金本身成为了人们投资的目标(余额宝的初衷是为人们存在支付宝中的钱带来收益——译者注)。

据摩根大通(JPMorgan)驻香港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的估算,中国互联网企业吸收资金规模已达约1万亿元人民币。这与中国银行业100万亿人民币的存款余额相比相形见绌。但朱海斌补充称,互联网企业吸收资金总额增长之快,将推动中国早日取消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并推出其他改革措施。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侵蚀了银行业的利润。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处于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核心的理财产品的发展颇为相似。互联网金融让家庭闲余资金终于能赚取像样的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件好事,将有利于中国经济朝着消费拉动型方向再平衡。

目前新进入财富管理领域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多。比如,宜信(CreditEase)创始人唐宁现正进入财富管理领域,瞄准的目标是其借贷平台上已有的出借者。宜信是一个在线借贷平台,在需要用钱的人和手头有富余资金的人之间牵线搭桥。

快速增长

当然,其中蕴含诸多风险。货币市场基金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理财产品的增长速度。而恰恰是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提供了颇具诱惑力的组合——既能享受更高的利率,又可随时取现,监管机构和作为竞争对手的银行才都担心,互联网公司缺乏同时管理利率风险和取现猛增风险的技能。近几个月来,随着名义利率下降,这一担忧有所加剧。

Thursday, June 26, 2014

源头

【编者按】本文系作者《故乡在童年那头》系列之十四。

当我写下关于故乡的文字时,那个“故乡”只存在于记忆之中,它躺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一旦被外物触动,有时是一阵风,有时是一朵云,有时甚至只是一个汉字,就在眼前化作一幅幅图画,任由我用笔把它描下来。

那画面绝不重复。因而,每次描摹都充满了新奇和喜悦。

地理上的高家村就在那儿,关中平原西部,周朝故地,一个一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周围有一千多亩肥沃的田地。

我在那儿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时光。庙宇,老树,窑洞,城壕,河渠,坟茔,乌鸦和麻雀,一茬茬熟过了的麦穗玉米棒,雨声,雷电,雪花,喇叭锣鼓唢呐,大人小孩的声音,……一切都在心里留下了痕迹。

我写的是一个温暖自己的“故乡”。

一切都化作做梦的材料,我在连绵的梦境里感知自己的存在。

谁也不知道自己将降生何处。

我来到人世的那天是癸卯年腊月初五,公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新年近在眼前,人们一定在忙碌过年的事情,再过三天是腊八,该熬粥了。

我猜想,外婆一定从绛中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汤家村,陪伴在我母亲身边。

那时候没有大路,五里多地的阡陌小道可够小脚外婆走的。老人家有一双“解放脚”(缠了没多久又放开了),不好看倒也罢了,走路相当吃力。

一路上,外婆恐怕无心看伏在地里的麦苗。收秋后,渭北台地除了轮休的闲地,大都种上了麦子和油菜花,隆冬,正是它们埋头假寐的时节。或许还有一些景色,比如五泉人民公社修筑的沟渠,新栽的白杨树,干枯萧索,想必不会让她有多少愉悦之感。

在平展展的阡陌间,散落着一个个瘦瘠的村子,黄墙灰瓦,聚落上空冒出的枯黑枝条,拽出一丝可怜的生机。

从窑洞里走出来,外婆心里有了些许敞亮感。她已经习惯了低头走路,“地主婆”的身份,改变了她的行为,她害怕人——一切出身比自己好的。她是出名的善人,叫花子上门讨饭,碗盛得满满的,临走还要往手里塞一个馍,生怕人家吃不饱。

夫家靠祖上积攒的家底添置了百十亩地,十几头高脚牲畜,住的还是窑洞。关中平原的窑洞,有两种类型。常见的是在崖面凿洞,外修围墙,方便易成,但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富有的人家,发明了一种特别的洞穴。从平地中央挖下去一个长方体或正方体深坑,大约十五六米深的样子,四面凿出孔洞,洞深约在十米许,宽四五米,盘炕起灶。这样的独立窑洞部落,大都坐北朝南,从东南角掘一斜坡作出口,按上厚重结实的大门,崖外再版筑一圈土墙,一方让主人心安的栖息地便成了。当然,讲究的还要在崖上植荆棘若干,不出几年,旺盛的枝条沿崖头一路探下来。到晚上,牲口、大车悉数入窑,任你土匪有十八般武艺也奈何不了。

一九四九年夏天,中共将领彭德怀率部发动“扶眉战役”,驱走了国军胡宗南部。随后便是一场颠倒乾坤的“土改”。之前,有人从陕北回来,劝说外祖父赶紧卖地卖牲口,“共产党一来,财东都得完蛋!” 外祖父生性倔犟,他觉得不可理喻:祖祖辈辈都认的理,难道要被人打翻了?机灵的把值钱的都卖了,跟胡宗南将军往西南撤了,不愿离乡离土的,就地趴倒,静观其变。

如何看待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世界最大规模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RIMPAC)于昨日(6月26日)正式拉开帷幕。23个国家参加了此次军演,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首次参加的中国。

在本次问答专访中,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陈琪阐述了此次军演的意义以及其对环太平洋地区的影响。他解释称,互不信任一直存在于中美军事关系中,本次军演既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军事紧张关系,也有可能会改善整个局面,这要取决于双方合作时的坦诚开放程度。

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美军事关系的现状?

当前中美关系中相互不信任问题突出,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时爆发冲突的火花。

中国希望可以与美国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而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通过合作避免并管理大规模冲突。

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努力下,中美两国的学者、政府官员以及部队军官普遍认为中美军事关系是最脆弱的环节。军官、专家甚至是公众都相信中美两国在军事方面芥蒂颇深,军事关系上的严重不信任和相互猜疑,超过了经济上的摩擦以及政治上的对立。比如,中美两国出现政治对抗是由于两国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尽管两国不时有言语上的冲撞,但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控制这种分歧。而军事关系则与此不同。

中美双方军事上的紧张、对立和不信任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到恐怖袭击后急剧上升。但自2010年起,双方都做出了大量努力希望可以缓解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进行了会晤,希望可以防止中美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出现恶化。正是在这次会晤过程中中国决定参加2014年的环太平洋军演。此间双方进行了多轮高层军事官员互访,包括了两国国防部长的互访。如2014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参观了中国位于青岛附近的海军基地。

尽管中美双方在记者招待会上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推动两国间的合作,但当涉及到海上安全以及海上岛屿领土主权问题时,两国依旧会爆发冲突。两国高层领导人都曾提及这类冲突,这暗示着双方一直以来都很清楚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不信任与摩擦,而双方出于国内外的压力也不再想掩盖这一问题了。

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与会谈并没有阻止双方互不信任状况的加剧,而且紧张关系也不仅局限于军事层面。两国之间的差异不断扩大、分歧不断增加。由于整体战略关系糟糕,两国的军事关系也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善。

近期两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又遭到了挑战:美国指控五名中国军官盗取商业机密。这一举动显示出了美国决策者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渐不满,且对于两国战略关系的改善缺乏信心,也可能是美国商业利益团体与政客对美国战略选择产生影响的结果。过去,美国政府就曾在不公开情报来源或是不一定有充足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做出指控。银河号事件即是例子,美国称要检查一艘驶向伊朗的中国集装箱货运船,认为其上装载着制作化学武器的材料,但最后证明是子虚乌有;此外类似事件还有美国起诉并严肃处理华裔物理学家李文和,称其偷盗美国有关核武的机密文件;美国的考克斯委员会报告也曾称中国盗取美国的核武器设计信息。美国的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中美双边关系,使两国的互不信任不断加剧。

伦敦金融城为何盯上人民币?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上周获悉中国建设银行(CCB)被正式指定为伦敦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时,十分兴奋。他表示:“在我们的金融世界中,历史性变化少之又少。”他接着说,希望“伦敦金融城推动这一变化,并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

这一进展让伦敦拥有了与香港和新加坡竞争的基础设施——迄今为止,后两者或多或少都拥有了自己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目前,伦敦在这个市场中的份额是150亿元人民币(合15亿英镑)——与伦敦金融城深厚的资本市场相比只能算是沧海一粟。但乐观人士认为它与上世纪50年代伦敦欧洲美元市场(eurodollar market)的发展有相似之处。欧洲美元市场为在美国金融体系之外持有美元提供了可能,并助推伦敦成为金融世界的中心。

由于英国经济遭遇“信心危机”,英国在1957年加强了外汇管制,欧洲美元市场就是为应对这一局面而诞生的。管制规则禁止英国以外的交易方之间使用英镑交易,伦敦金融城银行的地位很可能会因此受损。作为回应,伦敦的一些银行开始接受美元存款,并用它们向英国国内外的客户发放美元计价的贷款。这个新市场是一种商业开拓,而非监管开拓——尽管大西洋两岸的货币和金融当局均决定不对其进行干预。

人民币交易国际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是一种由政策主导的发展,中国当局设定发展步伐并为市场提供指引。这种发展应该不会给香港(迄今为止是离岸人民币交易的主要市场)带来太多困扰,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有自己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但对伦敦以及中国辖区以外的其他金融中心来说,这种发展的问题可能更大一些。未来几年,决定人民币交易发展轨迹的,是中国当局的开放意愿,而非私人部门对中国资产的兴趣。

欧洲美元市场建立在美元的主导地位基础之上——截至上世纪50年代末,美元已成为排名第一的国际货币,逾80%的国际贸易的发票都是美元计价的,结算也是用的美元。

到1970年时,离岸美元的规模达到3850亿美元——美元很容易被吸引到离岸银行。在上世纪70年代的10年里,离岸美元存款市场每年以逾25%的速度增长,从1977年到1987年规模增长了3倍。今天,离岸美元占全部美元资产的四分之一,这一比例是所有货币当中最高的。

然而,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最大的出口国,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仍然有限。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推高了中国贸易额中以人民币结算的那部分所占的比例。尽管如此,该比例似乎达到了一个瓶颈,停滞在14%左右。在国际支付体系中,很难看到人民币的身影。

伦敦别无选择,只能参与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否则,伦敦就会在世界经济重心持续东移之际,错过一波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趋势。但参与的结果是,伦敦金融城只能按照中国当局的金融与货币改革决定设定的节奏走。不过,虽然中国政府依然坐在驾驶席上,但它流露出了新的意愿,欲开放中国的金融业,向外界的参与和监督敞开大门。

中国当局的谨慎可以理解。即便是小步迈向开放,也可能催生出要求加快开放步伐的、难以抵挡的压力。过早开放资本账户可能会释放出有害的金融流动,破坏中国经济的稳定。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上月警告称,即便是取消当前的管理限制措施,也会出台新的“宏观审慎”措施来监管资本流动。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家应该注意这一点。他们的前辈可以放开手脚发展欧洲美元市场。但现在的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交易的管理将会谨慎得多。

本文作者是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正式名称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总监

译者/邹策

推翻萨达姆并非伊拉克乱局本源

首先要声明,2014年的伊拉克当然带有11年前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所留下的印记。否认这一点是荒谬的,虽然《金融时报》最近一篇社论就暗指我否定这种观点。

不过,人们也必须抓住两个重点。

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正在伊拉克攻城掠地的圣战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简称Isis)是借叙利亚骚乱东山再起,组织起伊拉克作战行动的。4年前,英美部队和逊尼派部落合力将Isis及伊拉克境内其他基地式组织全面击溃。这些势力本已倒下,叙利亚内战又让他们站了起来。因此第一个重点是,不干涉政策也会带来种种后果。就叙利亚冲突而言,这些后果是可怕的,而且正如英国和欧洲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们所警告的,它们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切实威胁。

第二个重点是,只有仔细研究颠覆了旧政权的阿拉伯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分析当今中东局势才有意义。认为革命不会在伊拉克发生是匪夷所思的。而且萨达姆•侯赛因的反应肯定更像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而不是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不管我们在2003年作过什么决策,2014年我们都会面对一个重大挑战。

现在出现了一种倾向,在写到萨达姆•侯赛因时代的伊拉克时,作者们将他描述得好像是维持稳定与和平的一股力量。我只想提醒大家:是他发动了两伊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上百万人伤亡,许多人死于化学武器,这是促使伊朗发展核计划的起因之一;他入侵了科威特;他在对库尔德人发动的种族清洗中使用化学武器,他镇压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他还迫害“沼泽阿拉伯人”(Marsh Arabs)。当今中东局势是一些深层问题导致的,随着旧政权被推翻,所有问题也浮上水面。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观点。我不是在说服人们支持我们在2003年作出的决策。我是在努力让大家明白,当前的根本挑战并不是当时的决策所引发的,甚至也不是后来对叙利亚的决策所引发的。这是一个带有巨大复杂性的挑战,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发生后我们充分意识到了这一挑战的存在,它的产生绝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一事件后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其源头是糟糕的政治与糟糕的宗教所构成的有毒混合体,这一混合体并不局限于伊拉克或叙利亚,它不但蔓延到中东,还会扩散到全世界。

我们之所以在伊拉克遇到这样的困难,就像在阿富汗一样,正是因为一旦独裁政府被推翻,伊斯兰极端势力就会跳出来,让局面变得异常棘手,难以取得进展。这是他们对全世界的可怕影响。今日的根本挑战并不源于2003年的决策或2014年的决策。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挑战,而且是全球性的。

我们无法逃避这一挑战。其后果将大大影响我们的安全。我们或许厌倦了战争,想要从中脱离,但我们的斗争对手没感到疲倦。且不谈伊拉克或叙利亚,看看今日的巴基斯坦。它拥有强大的机构,民主体制也运行良好。然而毫无疑问,它仍在进行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20年前尼日利亚曾是宗教宽容的典范,如今它却深受极端主义的危害。即使在西方社会,这种紧张也真实存在,且十分危险。

坏消息是这一问题不会消失。这也是我谈论此事的原因。自从离任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这一问题,并通过我的基金会努力化解这一问题。

从上海家化“内斗门”看并购

根据媒体报道,上海家化在引入平安信托以后,平安信托作为大股东慢慢对公司的管理与发展方向与公司高管产生了冲突。“内斗门”一年多来,暂告一段落,在葛文耀被迫辞任上海家化董事长之后,其一手提拔的家化原总经理王茁,近期也因“内控问题”被董事会罢免职务,目前正在申请劳动仲裁。

两败俱伤“内斗门”

我认为这一冲突事件(以下称为家化事件)可以说是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目前的尴尬境地一定有违双方初衷。不管是并购也好,还是战略投资,其实和婚姻关系没什么两样。一个成功的战略投资就好比是一个成功的婚姻,需要最基本的两个先决条件:一是相互欣赏与信任,二是双方需要不断的妥协。这两点任何一点做不到,婚姻就会出问题,同样并购或者战略投资也不会成功。“家化事件”就是这两可能点都没有做到,而且还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就像在选结婚对象时,如果不选适合自己的,光看报价,这样的婚姻怎么可能走到最后?

企业在选择投资者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和企业自身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就需要企业做好功课。比如说,这个投资者以前做过哪些投资,他们的投资理念等等。一旦意识到他们和自己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理念,那么不管他们出多少钱,都不应该接受。

资本VS.产业

关于PE(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家之间的冲突,此前也有过雷士照明与赛富基金等不少案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股力量有着内在的矛盾,有冲突并不奇怪。一是投资时间段,PE是短视的,一般来说五年左右,有的甚至更短;二是战略方针不同。对于PE来讲,在投资的那一分钟开始,收益压力就随之而来,PE往往一进门,就开始找快速收益的项目,或者进行一些改革,比如人事变动,这就难免会触到现有企业的一些“雷区”,让现有的管理层很不舒服;三是两方都认为自己可以把公司搞好,企业家认为自己对公司对行业是最了解的,相反PE觉得自己投资过多少多少公司,我最懂应该怎样重组公司,发掘公司内在的价值。

两方面都没有错,关键是如何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并购不是科学,而是一门艺术,能够化解矛盾,能够巧妙地利用双方的资源,把两者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让两方面朝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达成共识,就能实现双赢。

而PE之于公司即如资本之于产业,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一个是真正为产业痴迷,一个则是两眼紧盯利润表,难以和平共处;但其实在深一层来看,两者其实有一样的最终目标,那就是公司业绩上升,股价上升。但两者往往在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多快达到这个目标上达不成共识。在双方有矛盾的时候,资本往往强势,因为有钱,有控制权。当然并不是有钱就一定有控制权。像阿里巴巴、脸谱、谷歌,他们就很聪明,通过股权结构的设计,把控制权牢牢地抓在手里。

我认为金融在企业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善于利用资本市场的企业,就如虎添翼,能够把自己做大做强。而相反很多企业家因为没有和资本市场对接好,即使有一身的本领,也出不了头,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年的乔布斯,如果没有红杉资本,就没有今天的苹果。金融家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正是企业家做不到的。比如说金融家更了解资本市场,有更多专业的管理能力,善于挖掘企业的内在价值等等。像巴菲特这样的金融家,他不但知道投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时候去投,他更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手,让企业去做企业他做得好擅长的的事。首先他从来不投他看不懂的公司。他投的公司都是好人吃亏时,比如所罗门兄弟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因为有两个交易人做内幕交易,股价大跌,濒临破产。巴菲特深知这是一家好公司,只不过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所以他买下之后,完全不干涉经营,因为他识才。相反另外有几家公司,他买下是因为管理不慎,而公司的资产是优良的。对于那样的公司,他一买下就替换管理层,甚至自己亲自管理了一段时间。

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新反右之路?

——《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

6月21日,广州律师唐荆陵因涉嫌所谓“颠覆罪”遭批捕。如此“高大上”的罪名,近年已极少使用,包括对许志永、郭飞雄、浦志强等良心犯,中国当局用的都是涉嫌扰序等治安罪名,尽量去政治化。对唐荆陵案再度祭出政治化大棒,显示当局正调整策略,对民间社会尤其对异议人士的遏制不再忌惮政治成本,不再讲技术含量,不再留余地。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批捕唐荆陵之前,会重判江西新余三君子。虽然新余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原来的“非法集会罪”不成立,但改罪名之后,反而获刑更重,远远超过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等新公民运动“主犯”——后三人总刑期不足十年,前三人总刑期竟高达十五年。

唐荆陵被捕和新余案重判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信号,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与此同时,全国律协联手公检法整顿律师队伍;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作报告时,实际代表最高当局抨击社科院被 “境外渗透”;国安委在全国范围彻查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真是八方来风,黑云压城,以致不断有人惊呼:“新反右”的狼来了。

这种“新反右”,不可能出自统治集团的个别意志,似应出自最高当局。习近平所谓“中国梦”、所谓“第三条道路”到底是什么,答案逐渐清晰。原来的模糊空间,正在烟消云散。

政教合一不容挑战 主张宪政即为极端

对习近平的政策指向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认为他有红卫兵情结,要复活毛时代;一种认为他最终会推动宪政转型,但起初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来迷惑左派。这两种解读都一厢情愿。第一种解读太低估习近平,尤其低估他因个人历史和家族历史对毛的不满。第二种解读太高估习近平,尤其高估他对现代文明的认知。

实际情形复杂太多。毛泽东毕竟是共产党政权的开创者,习近平的政策不会照搬毛,但毛泽东遗产中对党有利的部分他也不会拒绝。即他对毛泽东的亲疏,完全根据党的利益来决定。

习近平本人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他在墨西哥怒斥洋人指手画脚,不是表演,而是真心话,反映其对普世价值、对宪政,尤其对国际人权干预,是抱有抵触乃至敌意的。民主可以讲,法治可以讲,但要自己解释为我所用。自由和宪政则是绝对的高压线,凡可能削弱党、凡可能对党构成实质威胁的,都属于所谓“西方民主”或“美国民主”,都属于高压线,都要坚决打击。党不仅不允许夺权,而且不允许分权,不允许分享。党不仅决不下台,而且不接受任何制约。党有病党自己动手术,有问题自己来解决,绝不接受任何压力。即党天下不变,这点不做任何让步。

对内对外讲话中,习近平反复抨击所谓“极端势力和思想”,似乎他主张“中道”,即所谓“第三条道路”。何谓“极端”,他从无具体解释。但他迄今的执政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和主张宪政转型的,都属于“极端”,都等于挑战他的“中道”。一直以揣摩最高当局为能事的《环球时报》,对此有过反复表述。在环球时报看来,只要主张宪政,主张分权,都叫所谓“偏执”。习近平有所不知的是,其实正是宪政和分权,才属于经典的中道,宪政和分权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中和、均衡,警惕与遏制任何极端。否定宪政本身就属于“极端思想”,或环球时报所称的“偏执”。这是派生其他一切“极端”或“偏执”的根源。抛弃宪政而主张所谓“中道”,根本就是缘木求鱼。这种认知上的短板,即是我在《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一文中强调的价值短板或称智慧短板。

对于中企西进的几大误解

最近在访问伦敦时,我对身边有这么多中国企业的影子感到震惊。当我乘坐黑色出租车时,我想起中国企业吉利(Geely)在2013年收购了标志性的英国出租车制造商锰铜控股公司(Manganese Bronze)——吉利还在2010年收购了沃尔沃(Volvo)。当我到达希思罗机场(Heathrow)时,我想起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CIC)持有该机场运营商10%的股权。在登机口排队时,我看到一块巨型显示屏上播放着中国企业联想(Lenovo)笔记本电脑的广告——2005年联想因收购IBM旗下ThinkPad品牌而成为新闻头条。

在短短几年里,中国企业已经大举走向西方。然而,这里还有许多疑问:是什么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他们在全球投资的最终成本和收益将是什么?

在为我的新书做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人们对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普遍抱有5个误解。尽管有些误解经常出现于主流媒体,但其他误解可能让你意外。

第一,“中国企业正在收购全世界”

与流行观点相左,中国企业远未收购全世界。从1990年到201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2.1万亿美元飙升至23.6万亿美元。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为5090亿美元,而美国和英国分别为5.2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然而,这种情况已经在改变。2014年4月,美国商业游说集团——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宣布,2013年,中国对美投资额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额。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仍在追赶其他国家,但重要的是,中国对外投资正在快速增长,中资进入的行业和地区越来越多元化,同时中国企业签署了大量引人瞩目的海外协议。

第二,“中国企业之所以走向全球,是因为政府要求它们这么做”

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政策依然是主要政策框架,政府通过该政策支持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这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原因包括:有能力将中国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投资出去,获取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以及缔造“国家冠军企业”以提升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和软实力。

但与此同时,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国内日益激烈的竞争也使得走向西方成为一种商业上的必然性。它们寻求先进技术、国际人才和全球品牌,不仅在海外开拓新的市场,还可以增强它们在国内的竞争力。

第三,“中国企业准备扩张进入发达市场”

取决于它们是否投资于新兴市场,中国企业在海外取得成功的能力有所不同——它们在新兴市场可以更容易地调整产品和商业行为,相比之下,英国、美国或德国等发达市场拥有更加制度化的商业运营环境。在进入一个发达市场时,中国企业往往未能明白谁是合适的合作伙伴,往往在做出投资决策时过于倚赖当地政府。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受访的74位中国高管中,78%曾在欧盟遭遇运营问题,大多与政府繁文缛节和高成本有关。其他报告的困难包括缺乏支持、与当地政府的沟通问题以及对企业面临的法律法规要求不够明确。

第四,“伴随中国企业投资的还有它们的不良商业行为”

去年,中国大型猪肉生产商双汇国际(Shuanghui International)收购了美国猪肉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而在达成那笔交易的几个月前,数千头死猪漂浮在黄浦江上成为国际新闻。在几十年报道中国企业在国内外犯错的新闻故事之后,西方对中国企业在它们的后院运营感到警惕。然而,在美国或英国这样的市场运营,监管规则是没有特别例外的。美英企业必须遵守的规则,同样适用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13年7月,在因涉嫌在美国窃取前供应商的商业秘密而被告上联邦法庭之后,中国风能企业华锐风电(Sinovel)脱手了美国业务部门。

媒体札记:张志军这一步

今晨,中国各地都市报头版热门主角是两位微笑握手的男人,最通行的标题则是“迈出这一步,足足用了65年”。

语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由新华社昨晚引述:“25日,台北桃园机场成为两岸人民和海内外舆论关注焦点。上午11时30分许,张志军搭乘国航CA185航班抵达这里,成为首位到台湾参访的大陆对台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我这次从北京到台湾,飞行一共用时不到3个小时,但是迈出这一步足足用了65年。’张志军当天下午在与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会面时感慨道。1949年后,海峡两岸曾战火纷飞、尖锐对峙、相互隔绝,紧张动荡的局面直到2008年才有了根本性转变。今年2月,王郁琦应邀首访大陆,与张志军在南京举行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首次正式会面,两岸关系再获突破性进展。首次‘张王会’上,王郁琦邀请张志军适时回访。在双方努力下,张志军终于6月25日‘如愿以偿,如约而至’。”

作为中共对台事务操盘人,张志军此番登台之行确实广获关注。继一周前确认其启程日期后,新华社前天预热烘托气氛:“放在65年的时间长度、放在海峡两岸“战争与和平”、悲欢与离合的历史厚度去观照,此访意义相当重大,堪称‘张志军的一小步,两岸关系的一大步’。”

根据此稿所述,张志军此行有两大重点:“一是与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主委王郁琦举行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第二次正式会面;二是与台湾各地各界基层民众‘深接触’……从26日到28日,张志军一行将从新北市一路南下到高雄市,再折返至中部的台中市、彰化县,用3个整天的时间实地了解台湾北中南各地情况,与岛内专家学者、大学生、农渔民、少数民族乡亲、中小企业业者、大陆配偶、宗教信众等各界基层民众深入接触,倾听他们对发展两岸关系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会向他们说明、阐释大陆对台政策措施的本意与善意。”

此外,这家中共喉舌还由随行报道的记者在“预祝张志军主任访台圆满成功”的同时,提前宣布了行程意义:“首先,增进大陆对台专责部门负责人对台情的了解,使对台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台办主任要知台’,前几任国台办主任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无法‘登台’,只能通过‘二手传播’了解台湾情况。张志军主任此行大量深入基层,对于岛内社情民意必有深切的了解,这必将有助于大陆对台工作今后更加‘接地气’、得民心。其次,保持与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势头。张志军顺利回访,说明国台办与陆委会间的联系沟通机制已进入良性运作的新阶段。二度‘张王会’必可增进互信,破除障碍,为因反服贸学运等因素而降速的两会商谈‘催油门’,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为推进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再添动力。最后,坚定与鼓舞两岸同胞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心。此访是在台湾爆发反服贸学运之后进行的,面对民进党、‘台独’势力的刻意操弄,面对岛内反大陆、反对两岸加强经济合作、反对两岸关系改善的一些杂音,面对一些政治势力、团体谋划的抗议动作,张志军主任仍坚持如期访台,这以事实证明大陆方面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方向不变、步伐不停、信心不减,定能坚定与鼓舞两岸同胞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心。”

Wednesday, June 25, 2014

中国将告别投资净流入时代?

联合国(UN)经济学家昨日预测,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即将停止增长,因为世界各地的企业都在加大对欧美富裕经济体复苏的长期押注。

经济学家还表示,流出中国的投资很可能最早于今年超过流入中国的投资。他们指出,日益自信的中国企业不断走向海外,这将为中国逾20年的投资净流入画上一个句号。

专家们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年度《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预测称,全球经济即将复苏,而上述动向是随之而来的投资流向大变动的一部分。

联合国贸发会议称,经历了2012年的大幅下滑之后,去年全球企业在新工厂和其他项目上的长期投资增长了9%,至1.45万亿美元,预计今年还将再增长12.5%,至1.6万亿美元。

至少有四个趋势值得思考:

一、经历了严峻的2012年之后,乐观情绪在2013年回归

联合国贸发会议称,无论是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还是前苏联经济体,所有主要经济体组别的FDI流入都出现增长。

经历了2012年主要由欧元区危机导致的大幅下滑之后,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去年增长9%,至5660亿美元。

2013年流入转型经济体的FDI也大幅增长,达到1080亿美元。

不过,流入富裕经济体的FDI占全球FDI总量的比例仍维持在39%的历史低位。相比之下,流入发展中世界的FDI去年达到创纪录的7780亿美元,占全球FDI的54%。

此外,FDI的最大目的地仍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这一地区在2013年吸引了4260亿美元FDI。

欧盟(EU)和北美都吸引了约2500亿美元FDI。

二、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即将停止增长

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快速增长,是逾10年来的一大趋势。但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趋势即将发生改变。

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数据:2000年,流入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FDI只占全球FDI总量的19%。去年这一比例达到近60%。

但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经济学家表示,发达经济体正在上演的复苏已在改变这一趋势。

他们预计,今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将增长35%,流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FDI将减少0.2%。

他们还预计,到2016年时,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将占全球FDI总量的52%。

三、从中国流向海外的FDI预计将超过流入中国的FDI

联合国贸发会议称,中国的FDI流出(即中国本土企业对海外资产的投资)在2013年首次达到1000亿美元。该机构还称,这预示着一种酝酿中的大趋势。

中国去年吸引的外商投资(FDI流入达到1240亿美元)仍超过中国对海外的投资,但这一局面很有可能将成为绝响。联合国贸发会议负责《世界投资报告》的中国经济学家詹晓宁(James Zhan)表示,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投向海外的FDI不出明年就将超过流入中国的FDI。

原因很简单。中国企业不仅正在发达经济体大举收购资产,而且还在将生产转移至柬埔寨、缅甸和非洲等地,以利用这些地区较低的成本和优惠贸易协定。

四、去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西方工作岗位在“回流”

联合国贸发会议称,至少世界顶级跨国公司看上去已不再将工作岗位转至海外了。

该机构经济学家从100大跨国公司(总部大多位于发达经济体)搜集的数据显示,这些公司的本土产量增速快于海外产量增速。

联合国贸发会议还表示,尽管上述跨国公司中常驻海外的员工的人数仍然占大头,但这部分员工的占比在2013年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

2013年,世界100大公司总共雇佣员工1730万人。其中,980万人在海外受雇,750万人在本土受雇。

但工作岗位似乎正在“回家”。

自2011年以来,上述100家公司在海外雇佣的员工的人数事实上下降了。

与此同时,它们在本土雇佣的员工的人数较2011年增加了近100万。

译者/阑天

港人为何抗拒白皮书?

【编者按】中国国务院本月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在陆港两地引发争议。我们发布香港媒体人卢敬华的这篇文章,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个来自香港的视角,促进公共讨论。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忽然于六月十日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明明白白地说中央政府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有权向特首发出指示,对香港制订的法律有监督权;人大拥有《基本法》的修改权,包括特首和立法会选举方法;法官是“治港者”的一部分,所以必须是“爱国者”,审案时要识趣;北京有权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等等。

北京对香港有管治权的这些说法,近年从京官及北京代理人的口中都听过不少。不过,有系统地以白纸黑字写出来,以政府报告形式出现,相信则属第一次,故效果相当震撼。不少人惊觉原来“一国”可以任意凌驾香港这“一制”,原来《基本法》所谓北京只管国防外交,其余都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事,可以由北京任意解读,《基本法》这个保护伞原来如此脆弱。

前一天,身兼全国政协常委的九仓主席吴光正在股东大会后的记者会上,忽然大谈政治。此举相信是香港财团富豪接受中共号召后 “发声”,为中共的“鸟笼”政制护航。说护航也未必准确,因为香港很多生意人实际上是现存不民主政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乐见港人接受有筛选的“假普选”,由中共有莫大影响力的提名委员会,提名中共认可的候选人,然后才由市民一人一票选出。

有趣的是 ,吴光正还对“50年不变”作出新“注脚”。他说,50年不变并非只是“马照跑,舞照跳”(当年邓小平的名言),而是政治权利也不变,还质问港人港英时期香港人有否政治权力,完全漠视《基本法》规定迈向“双普选”的条文。他“语重心长”地警告香港人:“香港50年不变,现在已过了16年,还有34年,(剩下)不是好多,好自为之!”想不到第二天,北京方面实际上已宣布,没有50年不变这回事。

所谓“双普选”,即立法会所有议席由市民一人一票直选产生,公民有权提名特首候选人。目前香港立法会有差不多一半,即30席,是功能组别小圈子选举产生,而行政长官是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

其实,认为有权主宰自己命运的香港人,并不相信什么50年不变,但改变应属香港人的内部事务,包括争取真正的“双普选”,包括争取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减少贫富不公。只可惜香港人这些朴素的诉求,被认定在“搞事”,甚至扯上“外部势力”,中共及香港建制派誓要全面打压。

例如早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周南接受访问,对争取普选的“占中运动”指指点点,说占领中环危害香港法治,有人图谋夺取香港的管治权,中央不会容许香港变成颠覆基地,有必要时会作出干预云云,都是企图恐吓一些胆小的香港人,疏离一些怕事的香港人。

周南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代表中方参与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六四”学运后接替同情北京学生的许家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是一个强硬派京官,在九七到来前的过渡期内,与1992年来港担任末代港督的彭定康角力。

媒体札记:中国方案

由习近平率领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展现想要重塑全球秩序的蓬勃冲动与自信心。

在今晨首页,人民网是以“中国愿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作为头条标题,来概括习近平会见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议长时的讲话主旨,这显然是针对南海之争的宣慰措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准备在与越南、菲律宾以及日本的领土争议中作出让步,相反,一幅特意张扬南海诸岛主权的中国地图已经高调问世。

新华社昨天下午播发《大幅面全开中国竖版地图问世并发行》,确认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主权宣示工具已经正式出版发行::“据湖南地图出版社介绍,竖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是国内首创的大幅面全开竖版地图。南海海域和岛屿与大陆为同一比例尺,南海诸岛不再作为插图形式表示。‘这样能使读者全面直观地认识中国全图,不会再误以为国家领土有主次之分,有利于国民的版图意识和海洋意识的树立。’湖南地图出版社总编辑雷宜逊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中,对南海诸岛之岛屿、礁盘等地理信息详细标示,使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南海诸岛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地图中海南省、海南岛以及南海诸岛的地理关系及行政区划变得更为清晰明了。”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此时,@凯雷和@杨锦麟都记得,两年前,那个极其神秘的“老同志”龙泽天曾经在一篇指点天下的网帖中,以中国地图“把南海版图划在右下角一个小框框里”为据,批评“我们政府对南海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此低级错误长期存在,找什么借口都不应该!”

于是,伴随着这幅新版地图登上各门户首页,爱国志士心中甚慰,@网络新闻联播和@今晚报齐声号召“买一幅中国竖版地图挂起来!”

人民日报另有重任,那就是坐镇中南海放眼全球。上周以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纪念宣传已成系列,最新篇章是《构建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以及《适用性丝毫没有减弱》,强调这项60年前诞生的中国外交主张之“普遍适用性”:“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南海周边国家和平友好关系以及新型反恐合作关系”。

与此对应的,就是一整版《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牵动世界》,记录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美国前总统国家事务助理斯蒂芬·哈德利、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等人在第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上的发言。根据这份摘要,中美外交官共同批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称赞习近平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思路。

文中,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尹永宽建议中美“必须做出一些重大妥协”::“第一,美国作为一个大国,要认可中国是一个崛起的经济大国,要认可中国在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发言权。和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相比,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中一直没有足够的发言权。第二,美国要确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将中国纳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来。把亚太经济强硬分成两个阵营,既不利于中美两国,也不利于全球稳定。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要尊重并且维护一些普遍的国际准则。第四,美国可以减少对台湾的军售。考虑到过去10年间台海关系已有了很大的改善,美国可以继续保证台湾的安全,但不一定要通过大量军售来实现。第五,中国必须要在安全领域尊重现状。中方应当遵循和平发展的政策,这对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

跑偏的“马航”话题

如果说,在一本正经的双边会谈里,双方落座后,中方代表团团长请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先谈谈搜寻马航失联MH370航班的进展,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话题选择(毕竟这是一个大事件,两国都有牵涉,马来西亚的飞机上面载有100多位中国旅客,而且飞机仍在继续搜寻中),那么,马方的回答就有点出人意料。

他先说的是,你知道,马来西亚的潜艇来自法国……

后面他还列举了一连串军事设施,都是法国的。

他大概是要表明,马方可是把看家宝贝都拿出来了,毫无保留,尽力搜寻。

作为刚好在场的围观者,我想的却是,您还真直接,就不怕第一次来跑香格里拉对话的记者抓住这个线索回去搜搜看,然后发现十多年前的法国潜艇采购案不仅牵涉到马方政府官员受贿,还有一个年轻女子的死亡?

至于亚太市场成为军工企业的希望所在,这新闻虽然发生在后面,却没排上搜索结果的前列。

这是发生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的场景,也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

跟上次一样,除了两天的大会议程,还有至少一半内容发生在大门紧闭的会议室里面,那是各国代表团在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而在多数时候,会谈开始前,代表们都愿意给一点时间,摆出握手言欢的姿态,让记者拍照,甚至,在双方落座以后,继续让记者拍一点双方在开会的场景。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就是在这个环节说出他们的潜艇来自法国的。

当时在场的记者并不多,主要是十几个中国记者,跟大会的座无虚席且配备全程图文直播相比,可以说只算小范围。

因此,就直率程度而言,很快就被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大会上的表现给比下去了。

先说一点背景:在香格里拉对话的大会上,绝大多数提问者来自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官员们更愿意在闭门会议里进行交流。但这一次,向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提问的,就至少有一位外国政府官员,他来自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主管国际安全与裁军。

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本来就引人注目,他们既是邻国,又存在各种分歧,去年秋天由于澳大利亚作为“五只眼”侦听联盟成员负责监听印度尼西亚领导人电话一事被曝光,两国关系一度跌至冰点。

“五只眼”侦听联盟作为二战产物,是由美国主导的。现在,印度尼西亚官员要提的问题,也跟美国有关。

他的问题是,美国国防部长刚刚在演讲里说,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只是一种保护性的存在,但这驻军虽然数目很小,却可能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安排。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部署,会不会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做法有关?毕竟这一决定就是在美国宣布再平衡战略的时候由两国首脑一起提出来的……

这当然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再次表明美国的亚太战略在亚太国家看来并非完全没有顾虑。

但澳大利亚人的回答根本没有涉及地缘政治之类的严肃词汇。

相反,他说得非常直白:美国在达尔文的驻军远非澳大利亚本土最大的外国团队,很多国家都有在澳大利亚安排轮训,比如美国,以六个月为一个轮训周期,期满再换下一批过来。他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是澳大利亚跟一些国家开展业务的一种方式,因为澳大利亚地域辽阔,特别适合建立各种训练设施,再由澳大利亚作为这些设施的拥有者,提供给有需求的其他国家——当然,他没忘记说,这些国家跟澳大利亚享有“紧密的友好关系”。

Tuesday, June 24, 2014

中国经济数据看不懂

《拨开中国经济数据迷雾:如何理解和使用中国的统计数据》(Myth-Busting China’s Numbers: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China’s statistics),马修•克拉布(Matthew Crabbe)著,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建议零售价:14.99英镑/24美元

尽管拥有13.6亿人口和世界第二大经济规模,但中国总能在每季度结束后短短两周的时间里收集、审核并公布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之后从不修正。

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只有700万人,却花费6周时间整理公布数据。美国则花费8周,在最初数据公布之后还会不断修正。

还有一种在统计学上不可能出现的奇怪现象:中国各省公布的年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就连中国总理李克强也称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是“人造”的,并建议使用用电量、银行贷款和货运量等不易被操纵的指标,来估算真正的经济增长率。

20多年来,马修•克拉布一直试图理解中国令人迷惑且往往自相矛盾的统计数据。他的这本著作是一本实用的入门读本,介绍了这些统计数据的问题以及理解中国经济数据的方法。

克拉布通过故事和案例呈现出实用知识,对于需要对在华业务的投资或运营做出决策的跨国企业高管来说,这些知识是无价之宝。

他指出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的列宁主义体制中,所有信息都与政治有关,只要执政的共产党认定信息无助于巩固它的合法性和权力,便可随时将其划为“国家机密”。

克拉布还解释了数据和统计数字为何屡屡被中共干部操纵。这些人的仕途升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完成中央公布的各个目标。

本书出版的时机非常恰当——正值全球各地自称“中国通”的专家数量呈指数级上升之际。

克拉布反复强调的一大重点是,光看政府公布的数据,是无从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的。

最说明问题的一个案例是他2006年私下进行的一项深度调查,结论是中国零售市场当时的实际规模约为北京公布数字的一半。

这就解释了一个问题:当时许多跨国公司根据零售业销售的官方数据制定了自己的销售和营收目标,但难以完成任务。

鉴于世界各地充斥着大量有关中国的劣质信息和分析,克拉布的著作不失时机地敲响了一记警钟:任何人如要透彻了解这个经济规模堪比一个大洲的国家,都应当引以为戒。

考虑到克拉布经营着一家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关注中国市场的消费品和零售咨询机构,不难料到他最优秀的分析和观点均与这些关键领域有关。

不过,本书部分篇幅的编辑仍不够严谨,缺乏价值的数据图表太多。另一个小问题是,克拉布论点的证据主要引自2013年,因此本书在出版之前便已经有些过时了。

这种做法的风险在临近结尾处凸显出来:克拉布断言中国房地产价格可能将长时间持续上涨,但目前中国各地房价正在下降。

但总体而言,这是一本实用、有益的书,工作以理解中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家为基础的跨国企业高管、分析师和战略师,均应将其作为必读书目。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译者/何黎

降准、微刺激,改革呢?

随着中国经济新政“蜜月”效应正在消退,政策讨论重归旧局。

一方面,当前局部降准引发是否应该全面降准的争议,放水与救火的争议正酣,另一方面则是对 “微刺激”的再定义,甚至引发官方媒体对于巴克莱版likonomics(即李克强经济学)“不刺激”的批判,而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英国访谈期间,发表演讲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率不会跌至7.5%下方。

这一切听起来是否有点耳熟?这些讨论其实和一两年前甚至几年前的讨论类似。我最近一段没有太多更新《经济人》专栏的宏观内容,原因在此。

李博士从年初目标“7.5%左右”到“7.5%”,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旁人无缘知会,但是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判断显然目前存在差异。基本面真相到底如何,或许首先需要厘清三点误会。

首先,全面降准是否就是“放水”?显然不是。我几年前就呼吁存款准备率应该不设下限,应该一降再降(可参见《存准率应该一降再降》),目前我仍旧持有这一立场。全面降准不过是对于已经存在的错误的修正而已,谈不上放水。中国银行业存款准备金最高达20%,这一比例大幅高于全球银行业,很多国家更早已放弃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型调控工具。

事实上,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每年上缴的存款准备金央行支付利息极低,却要支付存户利息,这种倒挂事实上已经形成实质的负利息,而成本则是全体存款人以及使用资金的企业来承担。刚刚过去的6月20日钱荒一周年阒然无声,大家似乎已经忘记当时银行间市场的惊心动魄。流动性泛滥与钱荒来袭看似矛盾,恰恰是中国信贷资源分配不合理的一体两面:在利率管制以及金融抑制之下,体制内个体往往能够以极低资金成本获得贷款,这些个体甚至是不具备经济可持续性的僵尸企业,与此同时,体制外个体往往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分享信贷盛宴,只能借助民间借贷甚至高息借款,导致不少中小企业流动性周转不灵的原因正在此间。当前高存准率进一步恶化了这一情况。

其次,定向降准是否万灵丹?基本不是。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管制必然造成寻租,定向降准以及各种新调控工具看似高明,但在在单一标准之下,其实仍旧存在模糊空间。中国银行业同质化相对较高,定向降准的立足点之一“差异化监管”其实根基不足,设计目标其实很难兑现,反而导致监管当局对于监管个体的行政管制,其结果已经如媒体报道,各家银行已经在各展神通,力图挤入降准名单,这对于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并不是好事。就本质而言,央行对于利率以及流动性、贷款方向引导初衷或许很美好,但是其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

从上面分析可知,中国钱荒之谜正在于结构性问题,局部资金泛滥甚至导致全局资产价格泡沫与局部资金紧张同时存在,这就导致第三个问题,是否应该刺激,或者如何刺激?“四万亿”之后,国人对于刺激投资可谓深恶痛绝,官方亦多次放话表示对于大规模刺激的警惕,这也存在一些误区。事实是,经济下行阶段,政府注定不会坐视,必然要刺激,但是方向要对,我多次强调未来中国仍旧需要投资,但需要的是有效投资,无效和低效投资只能进一步加剧过剩,这就意味着一手要放开,这主要针对货币政策,同时一手要改革,这主要针对政府(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