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y 31, 2012

准备面对人民币阶段性贬值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2年5月12日傍晚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之前公布的4月的宏观经济数据明显低于预期。与此同时,4月外汇占款就减少605亿元,导致国内流动性收紧,可能也是存准率下调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但不少专家预期存准率下调将推动贷款增加,则可能不太现实。近期新增贷款放缓,主要并非因为银行缺钱,而是实际部门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显著减速降低了贷款需求。因此,要让经济回升,必须从增强实体经济需求入手,不能光靠给银行放水。

而外汇占款持续减少则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问题:中国的政府与企业是否已经充分准备好面对人民币阶段性贬值的后果?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在外汇市场所面对的主要是升值的压力,政府在如何避免货币快速升值方面积累了一些或好或坏的做法。但现在市场环境已经在发生变化,自2011年9月以来,资本外流的压力明显增大,离岸的无本金交割远期(NDF)市场也预期人民币稳步贬值。当然由于央行的直接干预,即期汇率没有出现持续性的贬值。

但正如央行不可能无止境地阻止货币升值,她同样也不可能永久性地避免货币贬值。最近央行不断地做各种政策表态,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意图非常明显。刚刚结束的中美经济对话避开汇率政策却谈到了人民币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信号:第一,IMF下一次调整SDR篮子的时间是2015年;第二,要加入SDR,人民币必须首先成为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交易中被广泛使用的货币。也就是说,人民币在近期内走向基本可兑换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在那之前首先需大幅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度。最近央行将汇率的日波动区间扩大到正负1%,未来这一区间还可能继续扩大。随着经常项目顺差占GDP之比从2007年的10.8%降低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4%,不少市场人士开始意识到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这正好印证了央行官员多次阐述的关于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水平的观点。因此,真正形成汇率的双向波动已经成为可能。但一旦汇率变得更加灵活,货币贬值的可能性也将大为提高。

汇率灵活度增加和资本管制减少,意味着资本可以流入但也可以流出,货币可以升值但也可能贬值。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人民币阶段性甚至持续性的贬值。第一,经常项目顺差持续缩小,外部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内部原因则是货币升值、劳动力与能源价格上升,从而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相比较而言,后一个因素可能更为关键,甚至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这样看来未来再次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的可能性比较低,与之相应,货币贬值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第二,过去资本项目管制长期坚持宽进严出的策略,只进不出,人为地增加了升值的压力。以后一旦放弃这样的策略,自然就意味着资本外流的需求与压力将会增加。以直接投资为例,到2010年,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达到一万五千亿美元,而流出的直接投资累计却只有三千亿美元。另外,即便单纯考虑投资组合多样化,国内投资者也可能希望将相当一部分国内资本送往国外投资。比如

媒体札记:你被说服了么?

(2012年5月30日)

一、“适度腐败”争议

针对导致约50名儿童身亡的胡拉惨案之后的叙利亚国际环境变化,《环球时报》今用社评为中国外交政策辩护,指控“西方才是叙乱局的主要责任方”。

不过,胡锡进总编今天上午更需要用微博为自己的社评辩护:“环球时报昨天发社评,标题是‘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腾讯网在转载文章时将标题恶意改成“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误导读者阅读。对环球时报可以批判,拍砖,但这种篡改术如果受到鼓励和效仿,将是中国舆论之大不幸。希望全国的网络编辑不论左右,都反对、远离这种做法。”

只不过,他遭遇了吐槽者例举环球网转发时的同样标题,而另一家门户网站不仅不“远离”,反而循迹而来:午间,网易接过腾讯的枪,在新闻首页推荐《环球时报:民间应允许中国适度腐败 称腐败无法根治》。

在支持胡总发声“以正视听”的微博账号中,出现了《北京日报》。这家因坚持公开指责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西方价值观而声名大噪的首都市委机关报,宣布在昨天上午接获道歉:“时代周报社长宋浩、总编辑李远谋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日报社登门拜访,就周报近日所发严重错误文章,向北京日报及主要负责人诚恳道歉,表示此文完全有违新闻操守,要严肃处理责任人。”

上周末,这份广东报纸发表《直面真相就是新闻的社会责任》,请来朱大可、陈力丹、展江等人,讥讽《××日报》是媒体界的“奇葩”:“近日,有报纸发表多篇带有强烈旧意识形态色彩的评论文章,其社长更是在媒体论坛上抛出其所谓的‘××新闻观’,持续引发网友围观。有网友戏谑,乌有之乡倒下了,《××日报》站起来了。的确,在今天这个时代,该报言论在党报系列中也属罕见。”此后不久,刊有该文章的电子报网页被删除,而另一位左派代表人物司马南也开始点名反攻:“广东部分媒体(南方系)从打冷枪,到指桑骂槐,再到公开持续地羞辱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已是多年来有目共睹的事实。新近发生的《时代周报》批判《北京日报》泼污该报负责人的事情,不过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没有变,也不想变。但是,广东省委刚刚换届啊,难道这件事会照例模糊下去吗?”

二、“新4万亿”?

今晨,搜狐和凤凰网的头条标题分明都写着“官方否认出台4万亿政策,不松动楼市政策”。事实上,这则消息在昨天下午即已流传,包括新浪财经频道和中国经济网等均以一张流传于微博上的文件截图为证,称“湖南省发改委上午召开全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传递中央精神,明确国家层面有‘两个不可能’:不可能出台像2008年底那种大范围、大规模的4万亿投资政策;不可能松动房地产政策,现在只会预调微调。”

《潇湘晨报》头版头条证明了这场会议的召开,称“湖南将启动一批重大项目稳增长”,并强调“稳增长‘牛鼻子’就一个,就是稳投资”。而在那些不需要使用通稿的外地市场化媒体上,话就说得更加明白,《重庆晨报》在“中国经济破局”的标语下,以“胡锦涛强调中国要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指标为头条,直言“今年不会有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中国政府‘稳增长’政策措施的规模、力度和方向,均明显不同于3年半前(2008年底、2009年初)急速推出的以4万亿元为代表的一揽子‘保增长’刺激计划。其意图很明显,不会再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以推动经济高增长。瑞信经济学家陶冬的报告预计,中国为应对经济放缓而出台的刺激措施规模可能将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是2008年刺激规模的一半。”

那些以财经观察为己任的媒体就更加细致了。《每日经济新闻》宣布自己的记者昨天亲赴发改委外蹲点调查,发现“守候了一个下午,也未见到一个‘亲吻批文’的地方官员……国家发改委外面礼品店里的店员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并没有发现很明显的礼品大量购买现象”,于是强调,“实际上,近来关于发改委的焦点并不是大项目屡屡获批,而是对‘新四万亿’以及‘四万亿2.0’等说法的否定。正如昨日报道的那样,来自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发改部门的官方消息均表示,国家不会重复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投资计划。”

这家财经报纸的采访报道能力得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证明,据其摘录的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声明,“我们主要是针对保持合理的全社会投资规模,来稳定经济增长,要想再一次大规模的靠政府主导的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因为它不可持续。”此前一天,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旗下媒体就此发表分析,为担心温家宝“重提保八”的人们提供镇静剂,《稳增长调结构不存在政策“掐架”》:“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近期出台的措施中,减税、扩内需、向民资开放更多准入领域等带有转型和调结构意味的政策被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可见中央在强调‘稳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忽视‘调结构’,‘稳增长’和‘调结构’是双策并举。”

今晨,中共中央机关报自身也已发表权威表态《稳增长,要投资不要投资冲动》,稿件由多位经济学者出面分析,强调虽然“近日项目审批明显提速,引发外界‘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猜想”,但专家们认为“当前就业形势还比较乐观。各地并没有出现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的现象,相反‘用工荒’还在局部地区蔓延。我国没有必要启动像‘4万亿’那样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文中提出解决方案:“从根本上讲,要减少投资低效率问题,必须更好地扶持实体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还要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真正减轻税负,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

新华社则除了在昨夜发出电稿,强调发改委那句“湛江和防城港新批钢铁项目将在压缩地区钢铁产能基础上实施”之外,也提供《中国“稳增长”政策措施不会加剧经济失衡》之形势分析:“可以预料,中国政府将加快启动收入分配改革,实施大规模结构性减税,切实落实鼓励和扩大民间投资的‘新36条’,放宽私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一切藩篱。”

这些“不会”、“不可能”显然是为了回应在过去数日中民间蒸腾的政策质疑,至少,这些努力能够让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公开表示“欣慰”了,在其于《广州日报》上发表的评论《什么才是两全其美的“稳增长”》中写道:“国家的诸多举措中,将结构性减税放在首要位置,将刺激内需提到重中之重,强调实体经济和减轻小微企业的负担。面对外界猜测,发改委等有关部门也传递出‘不可能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的信号,这无疑是及时而正确的。”

想来,马博士是一边写下“就时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而言,短期的减速并不可怕,如何加大减税力度真正减轻企业负担,如何推动改革真正加大居民收入,如何破除垄断真正为民间资本找到投资空间,如何通过产业升级,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利润端的地位,如何进行体制改革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这些都是必须立即去做的”的同时,一边琢磨着如何接受白岩松的采访。在昨夜央视新闻1+1中,白主播再次向全国民众展示湛江市长亲吻批复的瞬间,于是,这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解说词说道:“他是乐了,一个城市的开心,但是很多人又开始忧虑,一个国家的忧虑,因为我们的经济转型是不是又因此走回头路,是不是走走回投资拉动的这样老路上去。”马博士在电话那头做出解释,“大家担心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保证增长速度,把一些我们可能认为淘汰的,已经产能过剩的,已经认为对我们未来结构调整非常不利的项目上马,这些项目上马以后,增长速度上去了,数字是非常漂亮了,但是留给我们未来的难题非常大。”

在回顾白市长动情一吻时,白岩松还宣布自己想起了“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那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并调侃道,“相信整个湛江的老百姓也是狂喜的,是广东很多人也会是狂喜的,但是见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一定会有人不高兴,首先第一个不高兴就是国家发改委会很不高兴,因为这事你低调一点就完了,结果如此高调……让大家都在议论国家发改委简直是太有权了。”

的确,“稳增长”,“吻增长”——如何真的“两全其美”,执政者与观察者不太可能完全一致,但凤凰网至少可以为自己率先推荐的这个谐音暗喻而骄傲。《重庆晨报》社评里,邓海建正在反问“谁能读懂跑项目后‘吻增长’的艰辛”:“一个项目要辗转34年,行政逻辑上自有其合法或合情的道理……一个‘跑’字,表面是人情的分量,实质对应着职权的自由裁量。‘跑’得越艰辛,‘跑’得越成果卓绝,公共行政的伦理与品质就越面目模糊。”

《长江日报》评论员付小为就讲得更加明白,“省市领导亲力亲为层层拜访、数不清的赴京‘蹲点’……个中细节其实并不让人陌生,或者说,在很多地区、很多项目的审批过程中,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份武汉市委机关值此再析“跑部钱进”现象:“‘跑部钱进’显而易见地会提供寻租与腐败滋生空间,这一点不仅在一些已经暴露的案例中得到证实,还隐现于驻京办撤销变驻京办‘潜水’上……对一个地方来说,获得重大项目落地当然是值得欣喜的事情,然而更应该看到,主要是产业经济项目的重大项目如何安排和布局,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

三、“5.26”车案

四天以来,包括腾讯创始人曾李青在内的民间意见领袖们举起“深圳是我们的家”的旗帜,与那些对黑幕求之若渴的全国观众们一起,在网络舆论场上一度将深圳警方逼至百口莫辩。

不过,从《南方都市报》今天的报道和评论方式来看,特区的大盖帽们可以稍缓口气了。这份在过去三天里向广深市民提供更多“猛料”、并号召“全城寻找目击证人”的省委机关报子报,在今日头版刊出标题导读,确认“深圳警方发布醉驾飙车案最新证据,自首者确系肇事者”。

根据《两天连开两场发布会 深圳警方欲力破“顶包论”》的整版报道,“在‘5•26’豪车交通肇事案发生后第86个小时,深圳市交警局终于找到并公布了足以推翻‘顶包’论的关键证据:一段清晰录下侯某相貌的酒吧视频。身陷风波的G T- R车主许楚辉也在警方相机前赤裸上身,自证下巴和上身并无伤痕。”在《“视频未经恶意加工”》的小标题下,记者更摘录下警方回应:“深圳交警前日公布的几段较为模糊的视频,昨日在网络上引起一片争议。有网友质疑,公布的视频有经过剪辑加工。例如,在一段比较模糊的视频中,被指为侯某的男子走过一面墙壁上的挂饰时,头部周围出现一圈‘白色光环’。昨日,深圳市交警局副局长徐炜表示,警方公布的所有视频,只进行过剪辑和删减,这是为了以更清晰的方式还原事发过程,除此之外警方没有做任何的后期加工和篡改,并没有经过恶意加工。徐炜承诺,为了澄清真相,深圳市交警局还决定公开所有原始录像,警方采集到的所有视频证据,都将放置于福田交警大队,任何市民在获得批准后都可自行查阅原始视频证据。”

对那些热切关心此案的民众来说,有很多人在昨天傍晚即已获知释疑。包括深圳新闻网在内的多家网络媒体提供了第二场情况通报会的现场直播。除了用官方微博账号即时转播外,《深圳晚报》干脆把车主许楚辉高抬下巴显示没有伤痕的特写照片放大至大半个头版,追踪此事的《晶报》也把那半身裸像放到了最大尺寸,表明“车主验伤,上身完好”,通版报道中,更用大标题强调“侯某某头顶光环因为有顶灯”之点:“对于侯某某在游艇会视频中出现的‘光环’,交警解释说是因为当时有一个顶灯照下来的视觉效果,可以保证并非后期制作。徐炜表示,交警局决定设立一个视频查询处,市民和媒体记者如有需要,经过交警部门的审批和批准的都可以查到所有视频的原件。‘我相信以这种手段一定能够消除大家的疑惑。’针对死者家属提出的要求,徐炜当即表示,因视频时间跨度都很长,警方一般只会截取需要的部分。如果家属需要查看完整的视频,警方随时可以提供。并保证交警部门绝对不会对视频进行任何恶意的加工、篡改。”在一问一答式地列出关于“顶包”、“指纹和DNA”以及“视频”的攻防后,这份畅销报纸也向警方提供了说明机会:“为何不能按网友的质疑提供所有证据,徐炜回答:‘一是我们为了办案的需要不能第一时间把所有都告诉媒体,第二就是市民了解的信息和我们办案取得的证据也是有差距的,市民了解的不一定是我们确定事故所需要的。’”

作为市委喉舌,《深圳特区报》也在今天一改前两日作风,放开手脚给出整版,强调“自证清白,记者面前赤裸上身,本报记者和肇事车车主面对面”:“许某辉表示,虽然肇事司机不是他,但车是他的,他也注意到媒体和网友们要他站出来的声音,他不是不出来,是希望警方对事件做出结论,死者家属情绪有所缓和时,再和死者家属见面。当记者询问具体是什么时间,许某辉则表示,一两日内。”

从目前情形看,死者家属情绪还没缓和。在那幅手捧遗像的图片周围,《深圳特区报》摘录了“没有顶包的几率,上升到70%”的网友观点,但也同时承认“死者家属质疑未消”:“对于车主许某辉身上无伤的照片,死者家属也纷纷提出了异议,质疑照片的拍摄时间及真实性方面都非绝对可信。‘退一步讲,就算真的不是这个许某辉开的车,那肯定就是他叔叔许某周了。总之,肯定不是这个姓侯的!开跑车,住高级会所,我们看他(侯某某)的样子,也不像!再说了,开180公里以上的速度撞车,他身上怎么可能只有那么一点点伤。’昨日发布会现场外,死者家属们这样表示。”

甚至,这份机关报还用小标题“怪异的行为不说清,群众的疑虑难消除”来介绍记者感受:“大量的证据并没有说服死难者家属,也没有让媒体、网友信服。无论是昨日还是前日,在通气会之后,死难者家属均高声大呼:我不信;媒体发问越究越细:交警新闻发布会说,侯某某在该公司干了10多年,我们调查只有2年;网友也纷纷质疑:视频是不是造假?为什么,在有没有“顶包”这个问题上,舆论到现在几乎还是一边倒?记者调查发现,关键还是在于事件中犯罪嫌疑人侯某某奇特的行为令人生疑。”

的确,侯某某的“奇特”正是导致民间侦探们“打死不信”的重要原因,一个流传广泛的反讽是,“一个广西的农民建筑工,在夜店喝酒喝到凌晨三点,然后开着超级跑车载了3个美女,在一条10多个摄像头恰巧同时坏了的高速路上,撞死三人后逃逸,住进了大梅沙游艇会所……太励志了!”而那些被逐格分析的视频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就在昨晚通报会之前,名为“新快报新媒体”的微博账号已经“火上浇油”,引用网络调侃:“仔细看肇事者经过墙上挂饰的时候,头上的白圈,强大的后期啊!网友:头上有光环的不是释迦牟尼,不是上帝,而是真假司…….”

从今天的版面语言来看,《新快报》大概是真的不想与深圳警方交好了。虽然没上头版,但在那大半个版的文字中,编辑突出展现网民对“视频被篡改”的三点质疑:“视频出现光晕和时间停止,是否动过手脚?”“侯某身份成谜?”“313个摄像头对准事发地,为何不公布视频?”而得到《广州日报》们同时刊登的警方相关回应,则没能出现在这份《羊城晚报》子报上。

新闻事实之外,评论员们也已出动。《云南信息报》不仅提供了舆情分析《“5•26”跑车案为何惹来连番质疑》,更与《南方都市报》同步刊出社论《信息公开流动,公众疑虑自然去除》:“在公众无法释疑的情况下,深圳警方又于5月29日召开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从媒体披露看,这次发布会针对性极强,先前公众质疑的肇事司机清晰的视频不仅找到了,并且及时进行了公开,被怀疑为真正肇事者的车主在警方说服下,也选择了现身。最新的消息更说,今天下午深圳交警局或将召开第三场通报会,届时将公布DNA比对结果等一系列关键信息。先前媒体总结的此案中的几大疑点,至此几乎已焕然冰释。”而后,文章开始分析为什么“类似的事件为什么总是会给公众留下许多浮想联翩的空间,并形成一股汹涌的舆情”:“将这一现象诿过于公众‘仇富’‘仇官’的心理最为简便,但任何一种社会心理都有其适合生长的土壤……正是因为耳闻目睹了‘摆平一切’远不只是传说,正是因为对这种‘摆平一切’的强大能量充满恐惧,所以在公众心理这一块儿,任何事件只要牵涉‘钱’‘权’二字,不仅疑处容易生疑,不疑处也会有疑了。”

结语处,这份在此案中表现突出的媒体更向深圳警方事后喊话:“以本案而论,如果当初事故发生现场,警方不对正常采访的记者进行阻挠,让与本案有关的信息都自然流动,公众那些建立在想象之上的猜测还会不断发酵吗?”

此时,来自《新京报》的评论《深圳车祸案不必急于“断言”》得到新浪凤凰共同头条推荐。在肯定“当地警方也在逐步有针对性地一一回应”的同时,这份北京报纸也劝告,“现在回头想想,如果这些信息一开始就能发布,‘顶包’的质疑或许会少一些。当然,面对一个复杂的案情,警方不可能一下子掌握所有的信息……如果当初警方只说,‘初步确定’该案肇事司机为某某,没有‘顶包’,具体情况正在调查,质疑的声音或许会少许多。”

《深圳晶报》则选择继续立论于公民意识。在今日社论《我们关注“5•26”车祸,因为深圳是我们的家》中,赞扬“公众、警方、涉事企业等正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着真相呈现”:“诚如有网友所言,对于‘5•26’车祸,深圳人都该关注,因为这事关深圳的荣誉,而深圳是我们的家。‘5•26’车祸的调查若能做到铁证如山、无懈可击,那么将陡升深圳的法治化形象,反之,则会令深圳的形象受损。因为爱这个城市,所以对真相穷追不舍;因为爱这个城市,所以不愿其被质疑蒙羞;因为爱这个城市,即使有质疑、有分歧、有交锋、有辩驳,也终能因真相达成共识,并由此迸发出爱家创业的无限激情。”

《深圳特区报》也可以在这个早晨宣布“诚破天下之伪”了:“真实的结论就要经得起一切质疑。交警部门化解各方疑虑的过程,与公众求解真相的过程是一致的。社会各方的各种合理质疑都应得到有力回应。如此,疑虑方可解,公信方可立。”

只是,身在局外的《成都商报》更愿挑明,围观民众并不会真的统统解除疑虑。在《每次公共事件都是修复社会信任的机会》中,评论员付克友叹息,“和以往类似的公共事件一样,‘媒体报道-公众质疑-有关部门回应-公众更多质疑……’成为此次信任危机的模式链条。”他的结论是,“在一种缺乏社会信任的氛围中,也许警方再多的证据,再详尽的回应,都无法打消所有民众的全部疑点。但是,以专业的精神和法治的程序,却可能避免又一次信任危机,也是修复社会信任的机会。公共部门应该重视这样的机会,而不是一次又一次浪费这样的机会。”

曹林显然是相信“谣言止于透明”“公民推动进步”的,他今天获准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强调“没有说服不了的公众,只有缺乏说服力的证据”:“没有说服不了的公众——这并非对公众的吹捧,而是一个现实。公众可能有被蒙蔽的时候,但不可能永远被蒙蔽,理智和理性终将占据主流;公众可能被情绪和偏见所主宰,但多数人还是会被确凿的事实和充分的证据所说服;公众可能对政府部门充满不信任,但当政府提供了毋庸置疑的证据后,虽然真相不如公众开始所想像的那样,但公众还是能接受的。可能会有少数人只相信自己的想像而拒绝接受任何不符合其想像的事实,可多数人还是保持着一种可以被说服的开放与包容。”

你被说服了么?“打死不信”、“必有阴谋”的人们还在控诉斥责,同时也确有一些质疑者在警方证据和专业释疑面前开始反思,是不是对公权力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立场太过僵化?

“今或公布DNA”,搜狐此刻正用首页大标题推介着今天下午深圳警方再开发布会的预报。

四、推荐阅读

人民日报《乡村不应成被安全遗忘的角落》 http://t.cn/zOdmlgP

南方都市报《关于地震的一点遐想》http://t.cn/zOdmEsk

中国青年报《可怜之刃刺向可怜之胸——执法大队副队长死亡调查》 http://t.cn/zOdm1Os

中国青年报《儿科病?社会病?》http://t.cn/zOdmBuw

东方早报《绝不能用“卖淫嫖娼”为奸淫少女者开脱》http://t.cn/zOdmgnK

晶报《教师“挣扎人生”背后的多重挤压》http://t.cn/zOduAt9

钱江晚报《<指南>能还孩子一个幸福童年吗》http://t.cn/zOduJZ2

新华每日电讯《格力电器空降董事遭否的标杆意义》http://t.cn/zOduW5C

新华每日电讯《当“早教指南”PK疯狂的“起跑线”》http://t.cn/zOduOCL

长江商报《怎样看待耸人听闻式新闻》ttp://t.cn/zOduo7T

腾讯《中国孕妇的保胎荒唐剧》http://t.cn/zOdmBnH

凤凰《在争议死刑案中坚持正能量》 http://t.cn/zOd3fQX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傍晚的扬州

鉴真和尚、扬州炒饭、瘦西湖……

踏入此地前,“扬州”两个字使我联想的仅仅是这些固定名词,缺乏一些具体的场景与想象。又是第一次,我还是陌生人,一张白纸的状态。

甚好,至少对它不抱有傲慢与偏见。

上午时,下着雨。

到了下午,雨就停了。

瘦西湖充满着雾气,空气则充满着忧伤。我自以为是理想的悲观主义者。那里的环境意味着绝佳,没有更美。再走两步,到了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我只是听说过它,雾气和竹子形成主旋律。

突然想起童年时代,想起家乡伊豆。记得,老家周围都是竹山,我们家原来拥有好大面积的竹山的产权。小时候,我很喜欢爬长长的竹子。有一天,我跟爷爷一起爬,爬得不稳定,就从上面掉到地上,速度很快,幸亏是小孩子,身体足够柔软,没怎么受伤。伤疤只是心里上的,从此以后,我有了恐高症。那些竹山,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们家了,我也不知道那条使我产生恐高症的竹子还在不在。父亲事业受挫,那些被担保的竹山,全部都被“大社会”拿走了。

来中国以后最不适应的事儿始终不变,就是我不喜欢人多,我怕人,更怕见人,我就尽力避开扬州景点里那些成群结队的游客们。我有意选择无人的空间,默默感受眼前鼎立的竹子。不知为什么,竹子总是让我变得忧伤。

离开个园,我随意漫步。

到处都在修路,老百姓乱骑车、闯红灯、随地吐痰、大声说话……这里离合格、健康的公民社会还有一段距离。我走过有着江南特色的小巷,看到了矮小的四合院式平房。老先生坐在地上,叫卖着亲手做成的扬州小吃,价格不到3元。

我感受到了文化的韵味。继续走过一段路,在幽深的小巷里,我居然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杂货店,店门口大声播放着节奏颇快的音乐。在混乱与无序中,年轻的小贩们促销的商品,有衣服、玩具、电子游戏、光盘、山寨手机等。我的文化欣赏似乎被叫卖声打断,我却并不感到突兀。

“这样才符合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本来面貌”,我在心里说服了自己。

中年阿姨骑着电动车向我冲来,退休后的叔叔们坐着下围棋,使我怀念已离开的京城。

走出小巷,继续漫步。

接下来要去的目的地,是朱自清故居。我不知道怎么走,便向当地居民问路,他们很亲切地告诉我路线。我对扬州居民的印象很好,虽然问了几次路,我都找不到目的地,每个人的回答好像一致,又好像不一致。这也是我在中国不少地方问路时所遇到的常态。

扬州不是例外。

要过马路了,在前方看到了“人海”。过去瞧一瞧。

文昌中路241号,东关小学。放学的时间,小孩儿们从小小的校门纷纷地“喷”出来。他们的父母或祖母、祖父来迎接,造成那一空间的失序。类似的现象,我曾在北京几所小学门口也看到过。往前走,拐个弯,进入小巷,又碰到了学校另外一个校门。路很窄,拥挤不堪,迎接方与被迎接方彻底占领了空间。一个穿着名牌衣服和鞋子的胖男孩儿坐在爷爷骑的摩托车后面,经过我面前。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他的表情很无辜。我则同情他,他穿的衣服、上的学校、他的生活方式,似乎都不是他主导的。

人民币国际化:宏大变革的开端

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启程,这将对全球货币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很多人相信,已有的变化和将要发生的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

人民币国际化:宏大变革的开端

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启程,这将对全球货币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很多人相信,已有的变化和将要发生的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

Wednesday, May 30, 2012

拉萨发生自焚事件

两名藏族抗议者在拉萨的一个宗教圣地附近自焚,成为发生在西藏首府的首起自焚事件。在动荡的藏区,去年接连发生了30多起此类事件。

中国官方新闻社新华社表示,两名藏族自焚者一死一伤。新华社引用当地党委宣传部门的话称,自焚事件目的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上周日下午发生在拉萨大昭寺(Jokhang temple)附近的这起事件,突显出中国政府在遏制自焚抗议事件上面对的困难。这种极端抗议方式显示出一些藏人对中国统治的不满程度。

此前的自焚事件几乎都发生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藏区。上周日的这起事件是经媒体报道的发生在拉萨的首例自焚事件。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藏语广播报道称,15分钟之内,自焚现场的所有痕迹已全部清除,但拉萨街头出现了很多警察和武警,气氛紧张。

这起自焚事件发生在朝圣者去往大昭寺途中的一个集市中,这里此前发生过多起反对北京统治的抗议活动。新华社称,自焚发生时,市场中挤满了参拜者和游客,都在参观佛诞节庆典。中国政府指责流亡的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煽动自焚,称达赖和他的“集团”在搞“经过伪装的恐怖主义”、“以伤害人民的方式搞分裂”。

但达赖喇嘛去年11月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异见人士的铁腕政策才是引发抗议的真实原因。抗议者多为喇嘛或尼姑(或已还俗的喇嘛或尼姑)。

达赖喇嘛说:“正在发生着某种文化灭绝运动。”

中国当局一直试图通过从重判处和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的方式来压制抗议活动。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发改委与铁道部

(2012年5月29日)

一、市长之吻

又一份地市级机关报因为社交网络的传播力量而在昨天走红,这次倒不是因为针对本地负面或者恶性事件“装聋作哑”,而是因为本地领导人的真情流露。“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动工建设。湛江钢铁基地从提出设想到核准,历时34年。该项目将在5月底前后动工。”对配图的说明是:“图为湛江市长王中丙在国家发改委门前难抑激动,亲吻批复文件。”

伴随着多家市场化媒体微博账号在昨天发现并推荐,这一被解读为经济刺激政策重启或者“审批权力之魅”的瞬间,今晨又登上报章版面,例如《钱江晚报》封面那句“市长的吻”。《新快报》摘录了《湛江日报》那激动难抑的现场记录,即“当湛江市长王中丙手持批文满脸笑容地从国家发改委走出来时,在门外苦候多时的湛江市发改局以及驻京办的工作人员们群情振奋,早已顾不得周围的人来人往,握拳、叫好、击掌、拥抱、欢笑……”《南方都市报》更是宣布采访到了“动情挥笔、一气呵成”写下《湛江钢铁湛江梦》的王市长,他承认“我是搞钢铁出身,这个项目前前后后30多年,现在终于落地,太不容易了;当时我真的是发自内心地有些激动,很自然就有了这个动作。”拍下这一幕的记者则回忆:“我们问市长当时的心情,市长情绪很激动,拿着文件凑到嘴边说,‘太不容易了,你们看,墨迹还没干呢’,说着就亲上去了”。

而《扬子晚报》今日头条标题正是“发改委一天批一百多项目”,所引用的信源正是来自周末《华夏时报》,“进入5月以来,发改委项目审批的速度,可用‘猛烈’来形容。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项目审批与批准’栏显示,仅5月21日一天就有高达100多个项目获得批复。据初步统计,1至4月份,新增项目增长8000多个,仅4月发改委批准项目就多达328个,近乎去年同期的两倍。”搜狐也适时旧文重温,讲述新一轮投资盛宴中的细节:“位于北京西城区三里河路的国家发改委大门口已经是车水马龙了。本报记者5月25日在发改委传达室门前看到,拎着沉甸甸资料袋的地方官员排起了队等着拿进门条。连带效应是,附近的酒店、复印店和出租车的生意都格外好。连负责片区的清洁工都在抱怨:“这几天,垃圾都要多拉一车。”

不过,对那些眼见中国政府再启“四万亿”的财经评论员们来说,他们心里的忧虑多过激动。《上海证券报》上,易宪容的警诫是“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不宜过度放松现有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仍应坚持让今年的信贷规模及货币增长回归常态,只需采取预调微调即可。‘稳增长’切不可走向2008年的老路!”《南方都市报》则由周俊生强调,“经济增速减缓,正在现实地考验着政府的经济调控思路。面对目前出现的经济疲软局面,政府需要保持足够的冷静,不能太过急躁。”《新京报》所发评论正以王市长之吻为证,劝告“千亿钢铁项目上马莫走刺激老路”,上海学者郁慕湛的意见是:“应对经济下行,当然需要加大投资,但是这一次能不能加大投资的力度小一点,多一点减税,多一点增加收入?这样,尽管经济下行到经济上行的时间可能拉长一些,不能像上次那样‘率先复苏’,但是经济上行的结果更扎实一些,整个经济品质也更完善一些。”

甚至,昨天的新华网也已经在首页推荐来自《经济参考报》的《靠大规模投资稳增长蕴藏巨大风险》,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张茉楠在文中认定,“当前,面对经济下行的趋势,稳增长政策不应着眼于做加法,靠财政杠杆启动大规模投资。实际上,财政刺激更应该做减法,要从总量上降低税负成本,刺激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以减保增、以减促加,才可能避免陷入新的‘风险循环’。”为了说明中国政府面临的“稳增长”困境,新华社昨天还向全国民众发出“中国经济未来数月面临减速阵痛”的警告:“在4月份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进出口和发电量等各项经济指标增速均大幅下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发酵的情况下,不少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或将在短期内难以避免,在稳增长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后,各项经济政策在预调微调过程中将面临三大挑战”。

中国官方在近日宣布的鼓励和引导民资政策,也被迫在民间的将信将疑中推进。《21世纪经济报道》今日社评直言“引导民间投资当摒弃政策恩赐姿态”:“银监会、国资委、证监会、铁道部、卫生部和交通部等相继发布引进民资的非公36条细则……坦白说,当前这一系列民间资本市场准入实施细则,只是为民间资本的投资准入提供了前置条件,而民间资本进入后如何运营则依然缺乏相应的规范,如民间资本允许进入国企垄断的领域后,是否具有公平透明的竞争秩序、可预见的投资损益和风险管控渠道等,则几乎是这些细则共同的短板,而这才是民间资本长期无法有效进入的根源所在。”在回忆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狼共舞的竞争格局使民资始终煎熬于被吃的恐慌之中”的历史后,文章总结:“当前应摒弃对私企政策恩赐之理念,避免舍本逐末地过度追逐技术细则,致使非公36条陷入政府搭台无人唱戏之尴尬。殊不知,政府不可能借非公36条把私企也纳入垄断体系,同时实体经济不会如股市,刺激出一个政策市来。”

遥相响应,在另一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财经媒体——财新网的头条位置上,编辑们已给出了《发改委大幅放宽铁道部发债限额》的最新动态,而与之相配的正是“新长铁路:强借民资偿还难”的旧事:“江苏省多个城市政府强制从民间集资修建新长铁路已过去16年,过亿元债务逾期四年,本息未偿。”

二、刘志军

就在21世纪经济报道《获批项目仍以钢铁、基建等为主,新一轮经济刺激冷启动》的标题一旁,是一张前铁道部长的头像。

宣传官员们昨晚通过《新闻联播》宣布,“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经查,刘志军滥用职权帮助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公司董事长丁羽心获取巨额非法利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贵重物品;道德败坏;对铁路系统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这则早不出人意料的消息成为昨夜今晨各市场化媒体重点报道,刘志军那微微谢顶的头像再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头版,《大河报》更是标明了“中纪委查实女富商涉案”的新闻点,刊出丁书苗(又名丁羽心)的大幅面容。编辑们找回那些在过去一年中陆续曝光的铁路往事,《21世纪经济报道》追加了前景分析:“对于未来的高铁行业走势,受访的企业人士均表示,不会再像过去那么疯狂,但应该会有些许复苏,毕竟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还是要执行,那么多在建的铁路还是要续建。而对于刚刚起步的铁路改革进程会否随着刘志军案的深入而有所进展,这亦是业界颇为期待的大事。”

《环球时报》再一次成功发表评论。以“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为题,这份《人民日报》畅销子报强调,中国腐败官员“抓不完”的感觉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中国是全球化很深入的国家,发达国家廉洁的高标准已被中国公众见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信息强行压缩在中国舆论场上,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根据这篇文章的说法,控制腐败在中国尤其困难,“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有些‘潜规则化’,医生、教师这些涉及公共福利的行业也在流行‘潜规则’,很多人的法定收入不高,但有‘灰色收入’...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腐败的动力。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在承认“反腐败确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的同时,这篇《环球时报》社评认定:“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反腐败是中国的突破口,但这个国家最终只能‘综合前进’。”

三、深圳车祸

对深圳媒体来说,他们需要报道的头号新闻人物还排不上刘志军,而是一个在三天前驾驶跑车高速行驶撞车致死三人的肇事司机——《深圳晚报》头版头条有云,“‘5•26滨海大道交通事故’新闻通报会展示视频证据,警方认定肇事司机没被‘调包’”。所配近半版图片正是一只只媒体话筒直伸向通报会后欲离开的交警代表。

“调包”之说在惨剧新闻发布后的第二天开始流传。虽然27日《晶报》已发表社论呼吁警方“严明法纪须敢碰‘硬茬’”,但这份深圳畅销报纸及本地同行在星期一仍需面对来自《南方都市报》们的“各种说法”,因为在《侯某血检证实属醉酒驾驶》的通稿之外,这家省委机关报子报纸用头版刊出硕大黑白剪影,声称“飙车致3死自首司机疑似顶包”:“死者家属强烈质疑,称飙车男面部受伤且有缝针,而自首者侯某脸部无伤;医生根据照片初步判断自首者不是就诊者,交警称现有调查尚不能证明顶包。”

在这些来自广州的麦克风帮助下,认定“顶包”的死者家属们大声控诉,并且迅速得到网络支持。于是,深圳警方宣布,在周一下午召开通报会。在这个媒体发达的省份,记者们迅速传回说明:“媒体反映肇事司机脸部摔伤,与自首的侯某某伤情不吻合,实际上是凌晨3时57分,一名意外摔伤的男性,刚好也到华侨城医院看病...侯某某是深圳天恒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但不是普通工人,他追随建筑公司法人代表10年时间,估计是和车主、法人代表关系比较密切的员工。”

这些官方公布的视频证据能够带来本地报纸“肇事顶包?这个真没有!”的大标题,但仍然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南都的报道手法。以“警方不认可司机被顶包”为题,这份正在特区与晶报们抢夺民心的报纸列出三大疑问:“证据链关键性视频缺失”、“有否进行指纹、D N A比对?”以及“视频男子衣服与侯某某不符”。在其深圳读本中,宣布“在昨日的记者会上,警方没有提供包括事故过程视频、指纹鉴定等关键证据。近两个小时的记者会,在媒体的一片质疑性提问中结束”之余,更附加“网友声音”,获得摘录的嘲讽是“飙车一族有福了”:“除开昨日的现场记者会外,深圳市交警局还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该次事故的调查报告,但此份没有后附证据链的帖子,却引发潮水般的炮轰。这条昨晚7时11分上传的帖子,两个小时就收到逾2000个回复,绝大部分网友回应依然为‘不相信’。”

这种“异地监督”的热闹景象也发生在原本无国界的网络媒体上。当搜狐、网易、凤凰的编辑们正乐于把《广州日报》上“为何不能公布完整视频?手机翻拍视频说明什么?”的家属疑问推向首页头条时,注册地位于深圳的腾讯将消息坚守在要闻区外,他们宁愿推荐由自家记者潜伏获得的《杭州疑现非法肾源供养基地, 警方介入》。

与《深圳晚报》在子夜时分发布微博感叹“各种疑问……各种解释……各种流言……各种辟谣……各种不信任……各种各种……期待明日真相浮现”相比,《晶报》在这个时候选择评论见报,《公民围观有助于促使真相全面呈现》:“公众围观这起飙车案的进展情况,也是积极行使公民参与权的体现...我们尊重警方的专业判断,同时也须呵护公民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和热情,或许在这种关注过程中会有一些情绪化、非理性的言论出现,但对此我们不必草木皆兵。”在宣布“从已有证据来看,警方给出‘肇事司机没有顶包’的结论显然有较为可信的证据支撑”之后,这份市委机关报子报亦有结语:“既然部分公众对相关细节尚存疑惑,那么警方不妨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出示更多的铁证。”

四、推荐阅读

新华社《“数苍蝇”式规定不出为好》http://t.cn/zOdIvpv

搜狐《从公厕苍蝇标准联想到反腐败》 http://t.cn/zOdMVug

搜狐《公务员救火不该拿补贴 可以拿加班费》 http://t.cn/zOdMGkf

南方都市报《拥抱“起哄时代”》http://t.cn/zOdIwA8

新京报《深圳电动出租车起火原因要查清》http://t.cn/zOdfteX

中国青年报《万人民调:六成受访者曾受耸人听闻式新闻误导》 http://t.cn/zOdI4Cv

中国青年报《急于出伟大的作品, 也是一种浮躁》http://t.cn/zOdMUFv

广州日报《警惕奶粉质量“历史最好”式监管自恋》 http://t.cn/zOdIcC8

晶报《公知为何被污名化》http://t.cn/zOdIJGw

都市时报《不能伤害孩子应是社会的底线》 http://t.cn/zOdI6lN

环球时报《警惕五大错误思潮误导网络》http://t.cn/zOdI9cH

网易《自首从宽?有原则无标准全看法官》http://t.cn/zOdIIfi.

红网《中国学者其实都是武侠人士》http://t.cn/zOdMznn

中国经济周刊《南海宝藏》 http://t.cn/zOdVDVQ

腾讯《死缓为何阻止不了连环杀人犯》 http://t.cn/zOdMIEW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中国经济的第四次机遇

回顾历史,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在抓住外部三次重大机遇推行对外开放,并在国内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次机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国家滞胀,经济大调整,产业转移。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轮较长时期的滞胀,世界经济重新洗牌,发达国家大量产业开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此时打开了国门,开放国内市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积极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凭借劳动力价格优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紧抓东亚产业转移契机,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经济初步起飞。

第二次机遇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两阵营对峙结束,全球统一市场形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这一时期,中国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开发上海浦东,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拉开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序幕。同年,中共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内改革的力度更大,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过热的同时,进一步开发国内市场,启动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投资环境得到很好改善,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日趋活跃。

第三次机遇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的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加快,中国逐渐成为亚洲、欧美、非洲、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2001年加入WTO,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借助这一契机,中国进一步根据国际贸易规则改革国内规则,全面融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工厂,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911事件后,由于反恐的需要,大国加强合作,欧美空前团结,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紧密,中国获得了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终结了20世纪70年代“大滞胀”以来世界经济经历的20多年“大缓和”的繁荣周期,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空前的困境,新一届中国政府面临很大考验。由于危机的冲击,主要经济体都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对外经济政策趋于保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生逆转,其深度和广度已远不及此前,加入WTO所带来的“外贸红利”已经消耗殆尽,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国内改革。如果仅仅是全球化的外部环境逆转,我们还可以通过国内的改革来弥补;如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发生逆转,国内改革向“左”转向逆市场化的方向,那么两个逆转的叠加将把中国经济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改革与转型这样的制度变迁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巡讲话推动的市场化改革,9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其方向都通过重大的制度变革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是一次以货币膨胀换取经济复苏的经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没有重大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这种复苏是不可持续,大规模的货币膨胀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将不断显现。中国经济要获得重生,必须进行深入的制度变革和转型。未来的决策者,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中国的政策选择

随着越来越多的乌云笼罩中国经济,北京方面已开始谈论支持增长,对于它具体将采取什么行动,各方的猜测越来越多。

一些分析人士预计,中国政府将再度取出2008年的剧本,宣布一项大规模刺激计划。但另一些人表示,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中国高层一方面对当前的放缓不那么心慌,另一方面对又一场支出热潮的危险性更加警觉。

以下是中国的政策选择、以及对其实施可能的评估。

1. 坚持原计划

对于国内不稳的房地产市场和欧债困境冲击波的担忧,在中国算不上什么新闻。这些担忧已存在了近一年,在此期间官方在放松货币政策和增加财政支出的问题上非常谨慎。

自去年11月以来,北京方面已两次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官方还加大了保障房建设力度,要求到2015年建成3600万套保障房,这是一个庞大的投资计划。在汇率方面,中国官方今年让人民币兑美元微幅下跌,以帮助艰难挣扎中的出口企业。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已开始实施较长期的税收和金融业改革,这是其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减轻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把重心转向消费。

直到不久以前,北京方面还满足于在这条渐进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中国经济显然有所放缓,但从今年首季度8.1%的同比增幅看,距离崩溃还很远。重要的是,与2008年2000万蓝领工人几乎在一夜间失业的情况不同,目前劳动力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危险迹象。

在国内经济增长不出现更严重的滑坡、欧洲也没有爆发全面危机的情况下,原计划(渐进式地放松货币政策;一些额外的财政支出,尤其是在保障房领域;加上较长期的结构改革)看上去仍颇有说服力。

“就北京而言,它首先应当做的,是认真实现2012年的各项既定目标,而不是急于宣布任何新的大规模刺激计划,”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经济学家陆挺表示。

2. 低度刺激

过去几周里,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力度的信心出现动摇。从发电量到银行放贷,4月份的数据可谓令人失望,显示经济放缓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在加重。

一个月的数据算不上什么趋势,但政府似乎在针对各种麻烦迹象“投保”。

中国总理温家宝上周表示,政府应当“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此言被视为打响了更大胆财政支出计划的发令枪。近日官方媒体有一连串关于投资项目的头条新闻,从机场扩建到新建钢厂,这些项目都已得到中央规划部门——国家发改委的批准。

同时,政府已出台(或将要出台)一些鼓励消费的小型措施,包括补贴高能效的家电产品,以及再度实施旨在鼓励购车的“旧车换现金”举措。

不过,与2008年形成反差的是,中国政府压低了外界对于潜在刺激规模的预期,甚至否认正在酝酿任何真正的刺激措施。

本周,中共机关报之一《光明日报》网站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表示,“即使国家发改委的工作状态超常”,也未必“意味着其忙于一个新的经济刺激计划”。

在这种情形下,将不会有正式的“刺激计划”,官方也不会显著放松货币政策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

Tuesday, May 29, 2012

如何让人听懂你的英语?

本月英法橄榄球赛开赛前,BBC一位记者在采访前法国名将塞吉•贝森(Serge Betsen)时,问起他在同一场地“痛揍”(knocked seven bells)对手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贝森的英语很好,但这么晦涩的表达他能听懂吗?他似乎能够应付过来。要么是通过语境猜测的,要么是因为以前在英国打球的时候听过这种表达法。

但另外一位法国人,前足球运动员埃里克•坎通纳(Eric Cantona)带领纽约宇宙队在一次比赛上邂逅了他此前效力的曼联俱乐部,他似乎并没有理解“What will it be like in the away dugout?”这个问题。这或许有些奇怪,毕竟他踢了那么多年球,但这也证明,英语为母语的人在与那些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交流的时候要格外用心。

一位奥地利银行家说:“我总认为,与希腊、俄罗斯、或者丹麦的合作者(用英语)做生意要容易得多。但要碰到爱尔兰人打来电话,理解起来真的很复杂很费事。”当时听到这番话后,我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我最近的写作中也提到,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往往认为,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要比和那些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或者澳大利亚的人交流容易得多。

过去的几个月,我一直在记录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与世界各地居民交流时口中“蹦出来”的晦涩词语。比如一个英国人将最近一篇争议颇多的报告描述为“像台振动采种机”(tree shaker)。他这么说一群提出反正统提议的人:“他们不想被看成是扎着马尾辫的人。”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还会用到一些表达法,诸如“get slightly short shrift”、“pin their hopes on”、“shrug off”等,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只有英语学得很好的人才能理解这些用语。

在国际商业、医学、学术(可能不包括体育)领域,任何人想要登上顶峰,都需要学会很流利地说英语。同样,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如果要与这些新取得卓著成就的人打交道,就要学会说不绕口的英语。

因为现在很多说英语的人都只会这门语言,他们不知道掌握一门外语有多难。很多人认为,让外国人听懂你说话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说得太正式。这或许显得很友好,因为可能会用到很多口语(比如 “shall we crack on then?”),但却让人更难以理解。

语速放慢会让人更好听懂,但更重要的是,要避免使用修饰语或者是习惯用语。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为你已经清楚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别人要理解你说的话就是小菜一碟,但听者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于非英语国家的人来说,短语动词(动词加小品词)也很让人伤脑筋:试想一下,理解“我受不了他”(I couldn’t put up with him)和“我同意为他提供住宿”(I agreed to put him up)的区别有多难。还不如说得直白一点呢。或许句子会比较长,但意思却更好理解。

学术研究显示,学英语的人会尽力避免使用动词短语。但如果是“go out”、“take away”等意思比较直接的短语,他们还是乐意使用的。诸如“let down”、“brush up on”等带比喻色彩的动词短语,即使对于讲荷兰语之类语言(语言结构与英语极为相似)的人来说也是个问题。既然人们使用这些动词短语很困难,当然也就不希望别人口中冒出这些字眼。

要让人听懂外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重复:当然不是反复不停地说同样的话,而是用不同的表达来重复。比如可以这么说:“埃里克•坎通纳,你曾经是曼联的一位优秀球员,大家都很喜欢你。但你现在属于另一边,成为他们的对手。队友变成了对手,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即使他没能理解最后一句话,整个语境也会帮助(compensate,注意,在这里我们避免了使用“make up for”这一复杂短语)他理解。

译者/王慧玲

媒体札记:三桩案件

(2012年5月28日)

一、再来4万亿

在民间财富嗅觉最为敏锐的浙江,《都市快报》用一整版报道《六部委密集出台文件鼓励民间投资,银行、铁路、医院等多个领域均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以及《新批多个机场项目,核准千亿钢铁投资,国内重大项目审批大提速,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启动?》

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东方早报》也用头版头条导读着《投资刺激经济再启动,各地大项目密集上马》,描述“地方排队拜会国家发改委,一批久拖未决重大钢铁项目获批”的景象。与之搭配的是来自叶檀的头条评论,《新经济刺激政策是市场化的机会》:“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项目审批与批准’栏显示,仅5月21日一天就有高达100多个项目获得批复,其中多为清洁能源领域,获批项目总量几乎相当于5月前20天的总和。国务院5月23日召开的常务会议发出了明确信号: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这已是第三次在国务院层面提及启动重大项目。”

在承认“刺激政策并非完全不可取,尤其是经济增速预期大幅下降、欧债危机深不可测的背景下,如果经济下行,中国也就失去了改革与发展的空间。宽松的货币、积极的财政政策总是最受欢迎、社会成本最低的政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同时,这位财经评论员亦表达担忧:“当全球当中国重启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刺激政策时,必然意味着债务的货币化,未来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地方投融资平台、铁路、公路债务将越来越庞大,负债率超过60%的警戒线,再过两三年,我们可能又会看到一波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融资大潮,看到企业债、公司债、垃圾债漫天飞舞,会看到高速公路继续以种种理由延期收费,会看到通胀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蚕食纸币价值。”文末,再发警告:“频率越来越快的经济刺激政策是迷幻药,会让人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无法自拔,而忽略制度性变革的必要性。幸亏,一些忠诚的改革者以‘乌鸦嘴’唤起改革的热情,至少,可以让经济刺激政策成为市场化的机会,以股权保障建筑民资的安全堡垒。”

事实上,和叶檀一样,在过去一周内多有评论员表达对中国政府再启经济刺激政策的批评,来自铁路、医院领域的民资介入前景亦被热烈讨论,虽然有《京华时报》《民资破冰的春天已经到来》这样的喜悦,但更多的还是《新京报》《对民资开放既要开门还要设座》、《成都商报》《民资“进门”后需要一个给力的市场平台》这样的担忧,正如童大焕在本期《晶报》专栏中所言:“普遍担心民资进入后会不会沦为国企的提款机,最终成为‘烈士’。”

值此,胡舒立亦已发表意见,以本期《新世纪》周刊开篇之作讲述“经济增速下滑是福是祸?”:“面对增速下行,其实不必过度紧张,更不可反应过度。就经济总体而言,在经历了‘4万亿’刺激计划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大幅攀升,通胀压力犹存,政策工具及其实施空间已相当有限,幻想通过新一轮刺激使经济重新‘热起来’,纵饮鸩亦难止渴。另一方面,在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将已有的政策储备较快变现,诸如满足实体经济信贷需求、促进消费、启动并加快重大项目投资、鼓励民间投资等举措多点推进,防止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并不困难。”

二、三桩案件

官方宣布,云南晋宁系列杀人案告破,56岁的独居男子张永明被确认杀害11人,并通过碎尸、焚烧、掩埋等方式销毁罪证。消息成为云南本地都市报的集体头版头条,不过,在这个周末,人们的关注其实已经被三桩性犯罪案件所转移。

互联网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民众冤情,又有一件得到了至少是部分证实:26日晚间9时,河南永城市官方网站发布通告,称“原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因涉嫌刑事犯罪,日前已被永城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经审讯,李新功涉嫌强奸未成年女性十余名。”

经由包括人民网在内的门户转载推荐,这短短百余字迅速成为周末公众热点,恐怕就算河南本地民众也已人尽皆知。

通稿以外的一些细节也开始得到媒体披露。在比同行们多出来的几百字中,周日的《深圳晶报》引用网传讯息,称“李新功因奸淫幼女,于2012年5月8日19时在永城市第三中学门口作案时,被刑警现场抓获……公安人员抓获李新功后,突击搜查其和案情有关的场所,在他办公室及车中查到大量安全套、润滑剂、壮阳药等;电脑上查出大量黄色图片、幼女QQ号、成人群、学生群等大量犯罪事实,另有一本五十万元人民币的存折;每个被奸淫幼女QQ号都注明孩子的生日等相关信息。”

《中国青年报》在周一亦有所突破,宣布“李新功的主要犯罪手段是利用社会闲杂人员及学校未成年人,引诱或威吓在校未成年少女,并通过网络认识、诱骗一些未成年少女。他还和永城某中学的一些在校学生达成协议,由那些学生负责介绍给他女孩,事成之后,给予一定金钱。为了不引起怀疑,他还编造自己是永城税务局的领导、现在是单身等谎言。李新功自己开一辆黑色无牌照汽车,每次都是在车中作案,情节恶劣,令人发指。”

《青年时报》记者显然已经压抑不住愤怒,周一引用来自互联网帖子的描述:“根据李新功手机短信显示,非处女不要。每奸淫一位幼女,都拉到无人之处,任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叫,都无法停止其兽行。还有的孩子哭求他说:‘我才13岁,叔叔别这样呀!’也无济于事。在受害幼女中,最小的才2001年出生。根据多名受害幼女家属十余天的调查了解,受害幼女远远高于犯罪嫌疑人李新功市委办公室电脑记录中的数字,极有可能高达近百人。”

至少,人们有理由相信以下这段指控:“该市已下达封口令,不允许任何人随便发布有关信息和接受媒体采访。记者在发稿前,也被别人劝说‘最好不要先去采访,届时朋友会表示感谢’。”事实上,永城官方选择发布消息的周六夜晚,恰逢河南本地畅销的《大河报》、《郑州晚报》、《东方今报》按例休班,而今日见报的河南诸媒体,也未有跟踪。

媒体人的义愤填膺还展现在《京华时报》的头条评论上,展现在新浪、凤凰、搜狐等门户网站的重点推荐上。文章标题开门见山,“永城强奸幼女案必须大白天下”:“在这则官方消息中,网传‘常务副秘书长’没有出现、‘数十名’变成‘十余名’。而在其他诸多关键信息上,同样留下了巨大的公众需求真空。显然,100余字的消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信息渴求,微博对消息进行了大量转发和评论,质疑和愤怒成为主要舆论情绪。在一般情况下,官方发布消息讲求准确、真实,因而在未弄清事实之前会惜墨如金。然而,尽管李新功作案非一日,但案件进入公共舆论场却是突发,因而是舆论突发事件。显然不能按一般事件进行消息发布,而必须在信息发布的节奏、内容披露的程度等方面合乎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规律,合乎突发事件面前的公众信息需求。”

评论员李光东就此奉劝永城官方,“若以‘案件正在侦查’为由不及时发布信息,则会白白失去与公众进行良性沟通互动的时机。 ”

《作恶多起为何才暴露》——这是《北京晨报》作者的质问。这位资深记者认为,受害少女“家丑不可外扬”并非原因,“李新功不是流窜作案犯,他是永城市委堂堂的一个官员!他每天衣冠楚楚出入于永城市委办公楼,服务于市委领导,还隔三岔五发言做报告,难道所有的人都没有从他身上嗅出一点犯罪的气息?像李新功这样的人,在工作中也许是备受领导称赞的人,但其糜烂的私生活,领导们一无所知。假如不是其中一个女孩子的家长举报,李新功不知还要残害多少未成年女孩。”

《现代金报》则允许作者值此重提强奸与嫖宿之别,表达担忧:“笔者坚持认为,对强奸幼女的官员罪犯必须依法从重处罚,因为他们大多是利用权力实施犯罪,不仅容易实施犯罪,有条件犯罪,而且对整个官员队伍造成的不良影响极其严重,因此应该按照刑法相关规定适用最高的徒刑予以严惩。”

在凤凰网同期推荐的另一篇《对“官员强奸未成年女性案”的四点期待》中,作者在建议“从重从快严肃查处”、“办案程序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厉问责”的同时,亦呼吁“审判结果不受舆论干扰”:“在一些论坛和QQ群上,要求将李新功立即处死的呼声很高,更有一些知名网络意见领袖写出了‘李新功必死无疑’的帖文广泛传播。从个人认知和道德审判的角度,李新功的确该死,而且死十次都无法弥补其给众多未成年女性带来的伤害。但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对一个人的审判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因此,期待办理李新功案件的司法部门能够独立办案,不受舆论干扰,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给外界一个客观公正的法律结果。”

强奸、嫖宿,一词之差,量刑大不同。在浙江永康,这个周末则传出官商嫖宿女学生案。本地《钱江晚报》亦有报道,称其记者根据微博网友“奸商陶瓷”昨日下午所言向当地警方求证,得到永康市公安局负责宣传的陈科长回应:“事情大概发生在2月份左右,永康公安已经立案了,但具体的细节,现在还不方便透露。”根据这篇报道,“当地相关部门透露,涉案人员中社会闲散人员为买淫卖淫和中介者,个体业主是买淫者,在校生为卖淫者……事件涉及永康3所学校的20多名学生,其中有10几名未成年学生被老板包养,且永康已有3名老板因为这件事被拘捕。”

从永城转战永康的《晶报》亦于今日刊出“嫖宿幼女为何屡禁不绝?”之问。根据这份报纸《网传浙江多名人大代表嫖宿女生》所言,微博爆料的“奸商陶瓷”是实名认证的《时代周报》高级记者陶喜年,不过,文中亦提到,永康市公安局宣传科科长陈永柯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又否认了浙江在线上他的回应,“我根本没有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微博爆料的内容,陈永柯并不确定,“这个事情只是在永康传的比较厉害,但究竟有无发生这类案件,我都不知道。”

不过,比起这种夹杂了官民对峙、贫富分野的不共戴天,另一件已进入庭审阶段的虐杀少女案引发了更多的“人民内部矛盾”。新华社昨天发出调查,针对“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大二女生小米(化名)在教学楼厕所遭猥亵杀害案一审判处被告人死缓,引发死者家属和网友质疑”一事提供多种视角,成为今日各家媒体广泛采用的稿件。

连中共中央机关报也加入进来,用标题设问:“‘被害人激烈反抗’是免死理由?”报道开篇介绍背景,“小米的父亲梁显彬发微博称:6个月前,女儿课间在教学楼女厕所遭猥亵虐杀。凶手律师说,没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请求法院轻判。这条微博在网上迅速传播,很快便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事件。”而后逐条介绍法院针对质疑的回应:“案件宣判‘秘密’进行,法院称并不违反程序”、“手段残忍为何还免死,法院称因‘被害人激烈反抗’”、“是否走投无路才自首,法院认定被告自愿”。

《京华时报》选择了最后那句法官辩解作为主标题:“法院称重判会打击自首者”,而这也成为新浪和网易编辑们的共同选择:“考虑到被告人是一名22岁的年轻人,受性冲动影响实施犯罪,考虑到被害人‘有激烈反抗行为,才导致被告杀人’,如果司法机关每每下重手,对愿意接受惩罚的人也是个打击。”

正如新华社记者所摘录,网络意见此时呈现一边倒:“网友‘Su小仙’说:这个杀人犯的行为已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如不惩治,社会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敖翔’。梁显彬在微博上写到:‘敖翔杀害小米时没有丝毫的慈悲,现在也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怜悯,我请求国家判处最高刑罚,该赎罪的就应去赎罪!’”与此同时,小米家属制作的视频、照片被大量转发,“看着照片上乖巧可爱的小米,许多网友对少女生命的消逝表示痛惜,对案犯表示强烈谴责,也对案件的判决提出了种种质疑,称之为广东版‘药家鑫’案。”

“药家鑫”——于是,这个在一年前掀起中国全民死刑存废大讨论的阴影重新降临。《新京报》作者徐明轩不愿纠结于个案中被告人的死与不死,在强调“凶手被轻判的主要原因,是他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这是法定的从轻或减轻量刑的情节”后,向双方提出告诫:“本案无论是死刑判决,还是死缓判决,都是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不能说死缓判决就是枉法。法院应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能屈服于长官意志和公众口水;公众也有权监督和质疑,但不能根据受害方亲属的描述和简短的报道,越俎代庖做出判决。这是双方权利-义务的边界。”于是,这篇获得新浪头条推荐的评论批评“网民不能基于朴素的情感,认为‘杀人者必死’”,亦向法官们提出建议:“对于可能引发争议的判决,要让公众信服,法官就必须以阳光的司法过程、严谨的判决来保障结果的公正,必须将司法运行的整个过程呈现在公众的有效监督之下。”

不过,就在《半岛都市报》允许作者呼吁“广东版‘药家鑫’案不应再陷公众审判泥潭”的同时,新浪也展现了来自《扬子晚报》的反驳,《“有激烈反抗行为”又是“激情杀人说”?》 。文章大呼咄咄怪事:“药家鑫8刀捅死张妙,有律师和专家以‘激情杀人说’为之开脱,敖翔将小米头部、脸部往地上猛撞,又捂嘴掐颈致其死亡,则有法院以小米‘有激烈反抗行为’为敖翔卸责!还分是非不?”而后,更从作案动机、程度、社会影响等一一比较药家鑫与敖翔,直指“些微自首情节”可以忽略不计,“退一步说,即或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缓可以商榷,但无论如何,小米‘有激烈反抗行为’也绝不成其为‘死缓’——替敖翔开脱、减轻罪责的理由。”

《都市快报》评论员徐迅雷也展现了与新闻标题《猥亵虐杀少女凶犯被判死缓。轻了?法院说是依法留情》相同的立场,叹息奈何,“好像没有多少网友认为这样的判案判得光荣、正确、伟大,而是一片批评声。但法院总是自己顾自己,屡屡这样干。受到冤屈的百姓奈何?

打官司,如果变成‘打关系’、‘比地位’,那么公正正义必然成为空话。”他用来对比的例子是:“你想不到的是,对某些案件,法院的严厉判决完全超乎你的想象。海南乐东县19岁的少女阿珠,在2009年入室抢劫了40元钱,法院一审,判了她整整10年徒刑!服刑期间,阿珠表现异常,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此案才得以重审,阿珠被释放。”

三、推荐阅读

腾讯《中国也该“化学阉割”强奸犯吗》 http://t.cn/zOrrev5

凤凰《城市规划:建筑师的忧伤》http://t.cn/zOrru5L

央视新闻调查《私了》http://t.cn/zOrckil

环球时报《知识分子应敢于在舆论场说真话》http://t.cn/zOrdMdB

21世纪经济报道《民众质疑宜宾机场更名是地方政企关系的折射》http://t.cn/zOrdwez

青年时报《有多少人接受孩子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http://t.cn/zOrrk3T

大河报《“历史最好”不代表令人放心》 http://t.cn/zOrreom

晶报《苍蝇的目测统计学》http://t.cn/zOrr15g

东方早报《给价值观冲突以制度化疏通渠道》 http://t.cn/zOrrHEM

南方都市报《孔子学院:被政治化误解》http://t.cn/zOrras2

人民日报《解读魏桥现象》http://t.cn/zOrrila

人民日报《不能把腐败扩大化》http://t.cn/zOrrM0a

时代周报《直面真相就是新闻的社会责任》http://www.time-weekly.com/story/2012-05-24/124349.html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中国第三次土改实验

目前束缚中国市场化改革最大的三根绊马索,一是土地制度,二是金融制度,三是做大国有企业的理念。

土地改革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总阀门,不懂土地、不懂农村,就不懂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中国面临第二次改革,总阀门又要动了。5月25日,《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正式公布,这是深圳历史上的第三次土改,是中国第三次土改的一次重要实验。

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放门户之后的第一次土改是包产到户,解决了中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必政府号召种粮,中国饥荒消失;第二次土改是土地招拍挂,通过市场化的土地作为投资品的价格与政府规定的土地补偿价格之间的差价,解决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原始积累,这条路到现在还在走;第三次土改就是此次深圳土改,国土资源部与广东省政府用部省合作方式,推进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土地利用高效化、土地管理法治化。

1978年11月24日晚,没什么政治理念的18名安徽小岗户主,为了吃饱饭,在一份错字连篇的“生死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当时农民自发的土改冒着杀头的风险,18名户主用最原始的办法签下口头信用契约,发誓不向任何人说出去,亲戚朋友也不例外,谁泄密谁就不是他娘养的。民间改革之后,中国进入包产到户时代,包产到户满足了农业社会中农户的基本土地需求,但包产到户使中国停留在小农经济中无法自拔。

1987年12月1日,深圳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从这一天开始,土地作为最大宗的投资品,作为溢价最高的投资品种成为地方财政的根基,到目前为止,以土地整备中心或者储备中心,通过拍卖等方式推向市场获取差价,成为实现土地溢价的主要模式。

现在,土地改革又到了关键时刻。

此轮土地改革的背景是,各阶层对土地利益分配已经到了以性命相搏的阶段,强迁、强征现象层出不穷,土地上凝结了斑斑血迹。较为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最头痛的问题是,国土资源部下拨的土地指标永远不够用。2011年4月8日,国土资源部宣布,根据国土部369人调研组用时一个月对31个省(区、市)179个县市进行的实地调研,表明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从调研情况看,31个省(区、市)都反映计划指标不足,多数反映下达指标只能满足需求的1/3。另一方面,土地不足与土地浪费并存,就像中国的水资源利用一样,圈地而不用,土地产出率低。土地的非集约化使用已经让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如老牛拖辕,不堪重负。

由于土地国有制,中国的土地从来不是市场化的,以前非市场化,现在非市场化,将来还是非市场化。

深圳土改没有在土地国有化这一核心区域取得突破。深圳土改加强土地国有制,从以往的国有与集体土地二元化管理转变为国有土地的一元化管理体制。2011年11月,在深圳南山区土地整备中心挂牌时,深圳新闻网曾介绍,土地整备工作是深圳今年和“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点基础性工作。当所有的土地进入储备中心交易时,以往基于集体土地的小产权房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土地所有权之所以没有根本变化,是因为土地仍然是最大宗的投资品,溢价仍然是最高的,政府的改革、城市的更新、产业的升级,第一桶金必须从土地中来。

再来一个“四万亿”?

2012年注定不会平淡,甚至可能不乏轮回的宿命。

近日,一张在微博上几小时内转发过万的照片搅动各路人士神经。照片的主角不是明星八卦,而是湛江市市长王中丙。媒体在照片介绍中写道,他在国家发改委门前“难抑激动亲吻批复文件”——当天,也就是5月27日下午,中国发改委正式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动工建设。

湛江钢铁并不是个案,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正在启动,首钢迁钢项目、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都在近期获批。种种迹象表明,近期项目上马速度正在加快。有媒体根据中国发改委网站的信息统计,5月21日就有超过100个项目获批,超过前20天总和。

相关板块股票闻风而舞,而银行相关领域的信贷也开始有松动迹象。各家投行开始预期新一轮刺激的可能性,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甚至直接宣称,中国为应对经济放缓而出台的刺激措施规模可能将高达二万亿元,也就是2008年“四万亿”的一半。

不过,湛江这位“父母官”的表情并未在网友中激起广泛共鸣。有人直接斥之为 “丑陋的表情”,也有人质疑,为什么在钢铁过剩情况下,还要继续上马项目。种种对于照片的感叹背后,暗示了对于“四万亿”的集体不安。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内忧外患,催生了 2009年中国“四万亿”刺激计划。这一轮大手笔刺激虽然使得中国经济“保八”成功,但复苏代价不菲:不仅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现象,导致新一轮“国进民退”,而且加重了居民收入不均情况,通胀间接掠夺了不少中下阶层的收入。目前人人诟病的“货币超发”,其直接推手在于财政刺激计划,而并非所谓的中央银行滥发货币(具体参见《一个四万亿就够了》)。

“四万亿”的不良经济后果,要完全显现及消化,还需要相当的时间。对此各界不乏共识与反思,最近一两年对于“放松”也颇多忌惮。但到经济周期转折时刻,政策风向又开始有所变化。

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日表示,要“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三者的关系,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虽然这一叙述与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稳增长,调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看来大同小异,但是市场还是从中读出了对放松与刺激的微妙权衡。

回顾中国经济,这个5月并不美好。虽然今年中国经济从年初就宣布不再“保八”,但第一个季度GDP增速下滑到8.1%时,却又令人大跌眼镜。随后,4月发电量以及进出口数据双双下滑,再加上银行信贷与货运量放缓,中国经济步入下行周期的信号明显。

从中国经济的构成来看,“三驾马车”之中,外需因欧美经济下行收缩,内需虽有增长,但无法弥补外需之缺,目前看来,唯一可以依赖的,似乎唯有“投资”这匹中国政府惯用的“轻车熟马”。

如此看来,新一轮“四万亿”真的无法避免么?显然不是。中国仍旧需要投资,但政府投资应该退位。以往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已被证明效率低下,目前正在不断展期的地方债即是明证。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2011年报告,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0.7万亿,占GDP比例看似不高,但如果加上各级负债,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应该超过7成,加上今明两年将迎来偿付高峰,目前唯有展期应对还本付息压力。

Monday, May 28, 2012

橄榄油价格下滑加剧南欧危机

已在对抗一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现在又面临一场橄榄油危机。

橄榄油是地中海国家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食材之一,其价格已跌至10年最低水平,此次经济危机导致主要生产国——南欧国家的国内消费下滑。同时价格下跌正值全球最大橄榄树种植国西班牙橄榄大丰收,这导致供应过剩,这迫使欧盟(EU)在各方对农村收入感到担忧之际出手干预,以减少过剩。

“市场正面临严重危机,”欧盟农民协会Copa-Cogeca主任佩卡•培桑嫩(Pekka Pesonen)在布鲁塞尔表示,“从保持农村地区的就业来说,这种农作物对于主要生产国至关重要。”

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是全球遥遥领先的最大橄榄油生产国,占全球橄榄油产出的70%。

橄榄油对于西班牙一些最贫困地区非常重要,包括最大产区安达卢西亚,上个季度,该地区失业率飙升至33%。

总部位于马德里的国际橄榄油理事会(International Olive Oil Council)执行主任让-路易斯•巴约尔(Jean-Louis Barjol)表示,橄榄油“供过于求”。他估计,到当前产季末,橄榄油库存将飙升至110万吨的空前高位,相当于全球年度橄榄油消费的三分之一左右。

通过向企业支付补贴以储存橄榄油,欧盟一直努力应对橄榄油供应过剩的局面,这好比是欧洲央行(ECB)购入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主权债券在大宗商品市场的翻版。

农业工会官员以及其他政策制定者认为,欧盟此举已稳住价格。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特级初榨橄榄油的批发价格本月降至每吨2900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低,较2005年每吨近6000美元的价格下跌逾一半。

橄榄油受到各种更廉价的植物油的激烈竞争。西班牙颇受欢迎的超市连锁Eroski销售的葵花子油为每升1.25欧元,普通橄榄油价格为1.99欧元,而特级初榨橄榄油的价格为3.25欧元。

根据国际橄榄油理事会的数据,西班牙今年的橄榄油消费将与2002年持平,而希腊和意大利的国内消费将退回至1995年的水平。

其它国家的消费增长只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需求下滑的影响。

译者/梁艳裳

美国在中国的一再失败

在中国的所有外交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最坚挺,也是最脆弱的关系。任何两国之间的一点风吹草动,些小细微,都能引起官方与民间的轩然大波、口攻笔伐;而任何两国之间惊天动地、天塌地陷的争端,又往往都能够相逢一笑,和好如初。

最近又是一个不太平的时候。“王教头夜奔领事馆”以及相关后遗症、盲人律师陈光诚去留的一阵罗生门、孔子学院的兴废之争……想来不久关于签证难的传说又要开始流传。“在曲折中前进”,学术界和官方在概括两国关系的时候,总是异口同声地这么说。

我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几年时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自以为肩负着一个伟大的使命,也就是使我所接触的美国人民能够真正地了解中国。但是在几个月之后,我就自动放弃并且留下一声叹息:原来美国人民对于中国是如此地怀有善良美好的愿望,但是对中国原来如此地无知傲慢呀。我想这大约和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态度,庶几相似。

近日一字一页,终于读完了邹镋先生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关于中美关系的书,双方的研究著作都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是这本研究短期美国对华政策与行为的学术作品,却读来令人一惊三叹,心悸无语。作品早在1963年就已经出版,对于当时的史料掌握之详实,美苏国共日,方方面面,无不深文周纳,上穷下达;而其学术立场之客观严谨,令人无论立场何在,都无以辩驳,惟叹命运之促狭,历史之捉弄,以至于今日本当携手共进的中美关系,及至猜忌重重,戒心四起。

邹镋先生早已于1999年谢世,而他的名字也早已不闻于中美关系研究学术界。他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0年代即赴美攻读学位,此后留任芝加哥大学直至荣休。但若以为这本著作可随先生作古,却是大谬不然。其间所揭发的中美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彼此误读与妄为,今天也未有甚多更张。

著作所阐述的时间从1941年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美国进入太平洋战争,直至1950年中国共产党全面掌握中国,尾声至中国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短短十年时间中美关系天翻地覆的变化。根本在于“一个有良好愿望和高尚理想的政策,却收到了悲剧性的后果”。

事实上,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讲,这是一个完全不应该发生的故事。这十年期间,美国从罗斯福到杜鲁门,政府一直掌握在民主党的手中,政策本不该有反复。而这正揭示了一个美国对于中国政策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对于中国这样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的国家完全缺乏了解与应变的原则与机巧,以至看上去完美的一段佳话,成为了一地鸡毛的废墟。

在经历了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罗斯福所延续的政策,乃是希望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能够成长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大国”,并尊重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这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噱头,在联合国秩序的安排上,中国已经定为安理会常务理事国;而在战争中的重大会议上,中国一直是以与美英苏并列的位置出现的。

然而,在对援助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却无法在行动以及资源上给予当时执行中国任务的史迪威将军以实际的支持。一方面,在对中国的援助上,缺乏在缅甸战区以及中国大陆本土上的兵员投入,而仅仅是有限的物质供应;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内部建设上,给与蒋介石政府以资源分配的全部权力,而不对其分配权力进行约束,以及对其它中国力量给与相当的关注,导致了蒋政权的独断性不断扩张。

西方“注定”会衰落?

不太久以前,西方大国若是召开一连串峰会,肯定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如今,这类连串峰会只会让人们注意到西方的衰落有多么快、多么严重。如果要找个例子来说明过去十年西方的衰落,那么几乎没有比最近的八国集团(G8)峰会和北约(Nato)峰会更具说服力的了。

不要忘记,在本世纪伊始,美国似乎还扮演着世界永恒霸主的角色;欧洲则以后民族主义时代的多边主义典范的姿态亮相,而这种多边主义似乎会在世界各地生根。在巴尔干驯服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之后不久,北约就把自己重新定义为一支捍卫全球新秩序的军事力量。

十年过去了,欧洲再次处在它认为自己已经赶跑的民族主义的控制之下。G8领导人华盛顿峰会传递出的信息是,面对令欧洲大陆元气大伤的银行业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依然既绝望又无可奈何。至于北约,它在芝加哥召开的峰会也成为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急于退出阿富汗的拙劣表演。

决定论(或应称之为宿命论)历史观认为,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东方和南方国家不可阻挡地崛起,注定会推翻一个观点,即西方战胜苏联共产主义预示着历史发展的终结。

中国和印度的重新崛起,以及巴西、土耳其和其他国家实力的上升,导致了全球力量的再平衡,西方国家一直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再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对富国造成的经济和心理冲击,这一切似乎就不难理解了。

或许是这么回事吧。不过,对那些生来就相信世界的主宰是北大西洋这侧或那侧的少数几个国家的人来说,有两件事令他们感到震惊。第一件是世界各国实力对比发生扭转的速度太惊人了——2000年以来这十几年的变化,简直相当于以往的一个世纪。另一件是西方窜通一气自掘坟墓的劲头是如此之大,这既体现在美国企图以巡航导弹重建大中东秩序上,也体现在欧洲认定纵然世界实力对比已经扭转、自己也无需做出任何改变上。

大多数报道均称,G8领导人在此次峰会上交换意见时表现得很有礼貌。由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缺席,此次峰会闭门讨论的氛围变得更加融洽。普京则仍在生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闷气。

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当选为法国总统,使欧元区的重心发生了改变。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之间的关系,让人们回忆起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与小布什(George W. Bush)“搂作一团”的样子。

因此,默克尔现在发现自己非常孤立。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毫不掩饰他对柏林的失望情绪。奥巴马知道,欧洲的危机可能拖累美国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而他本人正需要经济增长为其竞选连任助力。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等领导人认为,若实现不了增长,实施财政紧缩反而会弄巧成拙。

这一切是否会催生重大的政策转变?往好了说,这是个尚无定论的问题。这场危机中的一件怪事是,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主要当事国,实际上都想拯救欧元。只是这些国家还没准备好确立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意愿。它们是否准备创建维系单一货币所需的政治联盟?只要这个问题还未得到解答,欧元区危机就会愈演愈烈。

Sunday, May 27, 2012

美国发布年度人权报告

中国法律维权人士、盲人陈光诚从农村逃离事实上的软禁,抵达美国几天以后,奥巴马政府便发布报告称,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恶化”。

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将中国列入状况“极差”(extremely poor)的国家名单,与叙利亚、伊朗、朝鲜等国同列。

今年的报告对缅甸(Myanmar)正在发生的政治改革给予了乐观评价(美国政府仍将缅甸称为Burma)。报告中还提及“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激发起的“对变革鼓舞人心的渴望。”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周四表示:“随着埃及人走向投票站,历史上第一次由自己来决定谁领导国家,我们看到那些呼声今天在埃及正在带来改变。”

年度人权报告常常成为美中两国争论的引爆点,中国近几年也开始就美国的人权状况发表报告。

今年的报告发布前夕,北京刚发生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因为抗议强制堕胎和结扎而遭监禁的陈光诚,前往美国大使馆避难。经过紧张的谈判,他最终得以在上周末离开中国,前往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就读。

周四有报道称,陈光诚的哥哥陈光福今日也得以脱离软禁,从山东省逃往北京。在接受路透社(Reuters)采访时,他描述了弟弟戏剧性地逃脱之后,当地安全官员对他本人及妻子、儿子的殴打。

在被问及对他的弟弟前往美国的感想时,陈光福对路透社说:“我觉得要是他有机会,应该带我们过去看看。很多人都说美国的坏话,有的人甚至说他像条狗一样被踢出了美国大使馆。可是最终他到美国了,我觉得那些批评没道理。”

去年的报告说中国人权在一些领域的“消极趋势”在持续,今年的报告则更直白地表述为人权状况“恶化”。报告中还提供了一长串非法逮捕、折磨、骚扰记者和律师的案例,以及与一胎化政策相关的滥用权力的案例。

报告针对俄罗斯写道,在去年12月的选举中,一些“明显的不正常现象和舞弊行为”得到了报道,但也强调了“俄罗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公民参与。”

尽管奥巴马政府为了帮助向阿富汗提供后勤补给,改善了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但报告还是对乌兹别克斯坦存在的虐待、恣意逮捕和政府腐败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对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关键盟友巴林,报告中说,尽管针对某些活动人士和反对派人士的起诉仍在持续,但是“一些政治犯已经获释,一些被解雇的员工已经复职。”

尽管美国经常强调互联网的重要性,报告却对科技催生政治变革的较乐观评价泼了一盆冷水。

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Michael Posner)指出:“科技本身并不能带来人权的进步,进步要靠人来推动。科技只是一个平台,它并不能替代政治组织,以及鼓动与说服工作。让人们走上街头的并不是互联网,而是民众的不满。激发起‘阿拉伯之春’的也并不是互联网,而是社会的不公。”

译者/何黎

Saturday, May 26, 2012

2012:谁是全球最具价值品牌?

在最新公布的2012年BrandZ最具价值全球品牌百强榜中,苹果蝉联榜首。中国企业占据榜单13席,其中民营、科技类企业上升速度超过国企,茅台首次上榜。榜单发布公司——华通明略大中华区研发总监谭北平与我们一同解读最新榜单折射的品牌价值变化趋势。(点击查看完整榜单)

媒体札记:孔子和人权

一、人权问题

继南海问题后,中国执政者再一次公开指责美国政府。论战气氛大大冲淡了原本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向驻华使节开放营造的“越自信,越开放”(人民日报头版评论标题)观感,因为在这篇数百字短文的下方,正是标题导读二版半版长文《认清西方“民主人权输出”的实质》。

这篇由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署名的4400余字,呼吁中国民众“要透过美丽的面纱,自觉认清和抵制西方‘民主人权输出’,积极维护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根据揭发,“‘民主人权输出’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殖民主义已经破产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种种新的隐蔽方式干涉、控制、支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和活动。”例如,“近年来,在一些国家中发生的以政权更替、社会动乱为表现的所谓‘颜色革命’,往往与西方‘民主人权输出’密切关联。”执笔者需要回应有关人权主权孰轻孰重的争议,他们的观点是:“人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在没有国家主权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的;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以世界警察自居,侵犯别国主权,是对人权的最大破坏。”

“西方国家”究竟是谁?中共中央机关报后面还有话要说,国际版“钟声”署名,宣布《“人权牌”无法撼动中国稳定》,嘲笑“中国越稳定、发展越快,华盛顿某些人的无奈与焦躁就越强烈,‘人权牌’打得越来越起劲。华盛顿要维护不合时宜的‘老大地位’,还要捍卫赖以主导世界的理论根基。”作为批评论据的是那篇发自美国的简讯,记者写道:“美国国务院24日发表了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度人权国别报告。在这一年度报告中,美国政府对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指手画脚、颐指气使恶习不改。在长达142页有关中国人权状况报告中,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事业进步视而不见,全面抹黑中国人权状况。”

人民网的消息略为详细些,新浪之外的四大商业门户们在晨间以此为头条,网易将标题设定为“美国报告指中国人权状况继续恶化”,凤凰则是“美国2011年度人权报告声称中国为‘独裁国家’”,不过,宣传官员们显然也不太满意这种“曲线示众”的处理方式,午后陆续改为“美国发表2011年度人权国别报告”这样的标准叙事。而环球网,这时则已经换上了爱憎分明的头条标题,“希拉里公布美2011人权报告,诬中国为‘独裁国家’”,搭配的链接新闻是《朝媒发报告控诉美国人权状况,称其“无赖国家”》、《人权专家:评价中国人权不能违背基本事实》。

二、“孔子中枪”

为这个一年一度的人权论战增添特色的是孔子。在过去数年中,以这位中国儒学先贤名命的“孔子学院”在海外落地扩张,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胡锦涛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出访时均曾到校助阵。

不过,数日前传出消息,称美国国务院已向附设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发出公告:“孔子学院教师以教授和研究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但部分教师教授的对象却是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违反了J-1签证的有关规定。因此,这些签证持有人必须在6月底之前离开美国,若需返美,须重新申请正确的签证。”

那些夹杂爱恨的情绪借此还魂。《人民日报》昨日发稿,批评“单方‘喊停’令人困惑”:“美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些政治势力,一直对孔子学院横加指责,不断抹黑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并引用那些称赞孔子学院“成绩斐然,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美方人士证言,例如“美国有关大学的校长对于国务院签署的这个公告非常反感,认为这是在干涉学校的教学自主权,他们正与国务院联系并交涉。”

当然,此时,另两家最权威官媒也已经启动报道和评论,同步指责美国“突然发难”。新华社向全国媒体发出中国国家汉办的“遗憾”声明、“中美文化交流应为畅通‘双行线’”的呼吁,以及孔子学院总部的抱怨——“他们抱着一颗与美国人民友好的心去,却带着不受欢迎的伤痕归来,这对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不是一种伤害呢?”。央视昨夜《新闻1+1》里,在概括了“今天国内各大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中,大都充满了不解、困惑、震惊,甚至是愤怒”的舆情后,主播白岩松更直接向驻美记者提出感想:“大家有时候也会觉得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对应的关系,这边中国刚开始依法清理‘三非’外国人,美国的媒体马上就出现了中国排华,而且是经济的压力等等,接着又有了孔子事件这样的事,可以直接产生联想吗,这个背景是什么?”

跟随着白主播那句“孔子躺着中枪”,今天多家市场化媒体投入了更多版面,不过,虽然报名不同,但来自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口径均是这些都市报所呈现的主要内容。例如《京华时报》回顾历史强调《孔子学院在欧美多次被“围剿”》,《南方都市报》用老夫子画像和美国国旗占据半个头版,析因“突发难,为教学?为政治?”《新京报》除了直接在头版刊出汉办之反驳“在美国高校开办孔子学院属美国高校自主权,不需要所谓的认证。美方提出对孔子学院进行资格认证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更是使用三个内版,包括对“孔子学院7年开办350多所”的统计,在“国外有人对孔院存偏见”的小标题下,记者写道:“与《华尔街日报》只是客观地强调了‘孔子学院’的政府资金支持的背景相比,孔子学院‘扩张速度过快’也引发海外质疑,而2010年,时任日本大阪产业大学事务局长的重里俊行甚至不友好地称,‘孔子学院’为中国的‘文化间谍机关’。针对这样的‘质疑’,时任国家汉办副主任、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赵国成解释说,孔子学院不是中国的谍报和宣传机构,所有孔子学院的设立都是国外主动申请的,‘没有申请我们不做’。”

中共中央机关报海外版在这个时候需要发挥作用,由高级编辑黄晴在头版怒斥“不负责任的单方谬举”:“举措谬乱,是思维谬乱、心智不够成熟的表现。美国近年来陷入金融危机,拖累经济发展,如何走出这一危机,尚无可行良方。由此,美国的政治机制,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也均受到学界质疑。这是一种容易下乱棋、出昏招的情势,当事人须有定心审思的功力才行。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地搅事,找替罪羊,捉巫师,转移焦点等等,这都不是做事的正招。美国近年来这类做法似乎多了起来,殊为不智,也令人费解。”

《环球时报》也没有拉下,社评强调“孔院教师若走人,美国学校最伤心”。摘要有云:“这件事反映出,美方的文化自信没有中国人通常认为的那么高。孔子学院在美国推广汉语,顺便宣传中国文化,这让美国一些人感到了不安。而这样的警觉通常是文化弱势国家才有的。”文末更是劝慰委屈愤怒者:“国家软实力的建立是艰难曲折的,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出头鸟’,尤其‘难做人’。扩张很快、具体麻烦也不少的孔院是中国崛起路上一段特殊的中外交集。善意、误读及中外利益在这里搅成了一团,对它的评价注定是形形色色的。”

不过,胡锡进总编也明白,不是每一个听到孔子学院波折的中国人都会感到委屈愤怒,正如他针对中国人权异议者而写的那句“微博上为美国报告站台者,呵呵,你们有这权利”,在互联网论坛上,“幸灾乐祸”的声浪甚至压过了汉办的辩解。多有民间意见领袖根据海外报道和传言,正在指责孔子学院成为“权贵子女洗钱平台”,或者“人浮于事”、“浪费纳税人钱财”。

这种有异官方对外口径的吐槽声甚至一度穿越自媒体,成为了网易这家门户网站的专题,《赶走孔子学院教师?不合规产品就该退货》。编辑们显然对“政治势力在大选年刻意抹黑中国”的推论不以为然,强调“事实是,这次行动仅仅是美国对J-1签证资质的清理以及对中小学教师资格的规范,通过孔子学院在美国长期违规工作的中国汉语教师们只不过是集体‘中招’。”根据这个专题,入选孔子学院赴国外汉语教师名单的志愿者够不着教师签证标准,只能长期以“访问学者”名义教汉语,而这一行为严重违反访问交流协议框架及联邦法规,“志愿者属于既不符合签证管理中对教师类别访问者的规定,也不符合美国中小学教师上岗资质要求的‘双非’人员。”

专题结语处,这些“另一面”的编辑更是大声嘲讽:“那些美国政治抹黑、中国文化入侵、意识形态控制的口水都省省吧。就事论事,一个中国人跑到你家说可以教孩子学中文,虽然乐于助人愿望良好,虽然中国风红遍全球,你不还是得看看他有没有资格证书,能不能教得好?就算一时激动忘了,回过神也有清理无证人员的自由吧。”不过,“有态度”并不一定“有活路”,午后,这则专题被从首页移除,链接失效。

于是,网易现在的处理方法变成了用首页头条推荐最新动态,“美方称将重发指令尽量不让中国教师离境”:“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举措并非专门针对孔子学院,奥巴马政府非常支持他们的工作。‘这不是孔子学院或中国模式的问题,仅是一个监管问题’。”

三、中美暗战

事实上,这种中美暗战还有一个变种,发生在以《北京日报》为代表的左派媒体和美国大使馆的口舌之间,而且是更加明确地指向了意识形态。

继5月初发出评论公开定义骆家辉为“主动搅起矛盾漩涡的标准美国政客”后,首都市委机关报遭遇了巨大的国内反对声浪,不仅来自互联网上那些一以贯之的体制异见派,甚至《环球时报》也允许一位作者公开反驳、“欢迎更多官员加入简朴秀”。继《新快报》将《北京日报》和《新华每日电讯》有关媒体责任功能的评论做出一番对比示众后,《南方都市报》更是在20号允许作者以来论反问“哪些媒体在营造错觉?”:“坊间传说比媒体报道更让人触目惊心。这究竟是媒体过分渲染,还是现实问题本身引起公众的不安?就像传染病不是因为医生发现而四处传播的,而是传染病本身就在蔓延。”

至于那几个分别驻在香港、上海、广州的美国领事馆微博账号如今更是活跃异常,充分利用微博平台提供的麦克风争取中国民间盟友,除了第一时间应战、推介美国官员们的财产公开档案外,他们更是在互相调侃中紧盯《北京日报》,比如嘲笑其后续之论《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的那段:“打了个猫盹,醒来听说传媒都得改成乐队啦!不再报道新闻,追求真相,而是唱主旋律了!”

梅宁华社长当然要以牙还牙。在用官方微博回应反击了对其个人品行的网络攻击、用《北京晨报》在22号刊出《西方媒体为何“阵阵心悸”》后,这位《北京日报》掌门人布置今天的“七日谈”再出一论:《从南加大枪击案反思新闻真实性》。文章以两名遇害中国留学生曾遭遇的抹黑、攻击、侮辱为反面典型,质疑那些当初“不假思索以讹传讹”、用标题标签引导网民“心领神会解读出弦外之音”的中国媒体,“作为社会之公器,又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歉意呢?”

而后,作者再举西方媒体在伊拉克战争和“占领华尔街”中的表现为例,强调“长期以来,西方公正、客观、自由的新闻理论被奉为金科玉律,但事实证明,西方媒体的新闻实践跟纸面上那套理论并不是一回事情。”文末,更发出警告:“信息爆炸时代,处处都有湍急的谣言漩涡,时时冒着暴戾的气泡,放大或截取一星半点信息制造矛盾变得越来越简单,维护新闻真实、坚持理性解读变得越来越不容易。这时,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还是擦亮自己的眼睛、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去谩骂,还是守住良知良善的底线?媒体和公众都需要给出答案。”

四、推荐阅读:

人民日报《机场改名为何一“名”惊人》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2-05/25/nw.D110000renmrb_20120525_2-09.htm

新京报《用名酒命名机场,合适吗?》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2-05/25/content_341021.htm?div=-1

南方都市报《五粮液机场》http://gcontent.oeeee.com/e/7c/e7c99e68cb320032/Blog/593/059f2f.html

南方都市报《想“私了”的“呕吐死”置法律于何地》http://gcontent.oeeee.com/1/d9/1d94108e907bb831/Blog/139/16cbf8.html

中国青年报《失言主持人起码应该道个歉

》http://zqb.cyol.com/html/2012-05/25/nw.D110000zgqnb_20120525_6-01.htm

环球时报《中国外援应堂堂正正地做》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5/2755490.html

环球时报《“公知”面临公信力危机》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5/2755394.html

腾讯《“打通任督二脉”能治病吗》http://view.news.qq.com/zt2012/rendu/index.htm

凤凰《“打通任督二脉”不妨当做娱乐新闻》http://news.ifeng.com/opinion/society/detail_2012_05/25/14801812_0.shtml

搜狐《河南人大PK公安:致使“代表身兼网上通缉要犯”》http://star.news.sohu.com/s2012/henanrenda/index.shtml

凤凰《理直气壮落实民资36条》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caizhidao36/

中国新闻周刊《无权威无信仰时如何说理?》http://view.163.com/12/0525/10/82BGST5O00014MO9.html?from=zyk2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外资电力撤出中国

AES的中国经历

近期,全球最大独立供电商——美国爱依斯电力(AES)的中国业务动向,引人关注。

一个月前,有报道称AES已聘请一家投行担任交易顾问,将出售其全部或部分中国业务,交易价格在3亿-4亿美元。4月,《能源》杂志披露,阳城国际发电有限公司是 AES在中国控股的最后一家仍在运行的火电厂,且目前正寻求出售。“AES打算整体出售中国资产,脱离中国市场,这事业内都知道。”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一直关注外资电力公司的在华动向,“和它一起来的基本都走了,AES算是在中国奋斗最久的外资电企,政府应该给它发枚奖章。”

如果AES离开,中国的外资电力企业将仅剩法国电力公司,其在华重点是发展核电。

早在2001年入世之前,中国就已对外资开放火力发电行业。1993年,AES成为首家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电力公司。当时AES主要以合资建厂的方式在华办电厂,合作对象为国家或地方电力公司,并与当地用电企业签订购电合同,议定最低购电量和电价计算公式。

当时,在中国电力市场缺电、缺钱、缺技术、电力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引进外资,山东、福建、广东等省开风气之先,给予外资电力公司“三保证”优惠政策: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许以外方固定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5%-20%)。

众多投资者被吸引前来,1998年底,经批准设立的外资电力公司共有39家。据国电动力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到1997年达到14.5%的历史高点,外资电厂装机量占总装机量的12%。

中国电力联合会一位内部人士回忆说,按国家规程规定,60万千瓦火电机组的建造时间是36个月,但当时很多电厂都只建了20个月就交付使用,“早一天发电就多赚一笔钱”。

“收起红地毯”

外资电企投资中国的这一轮热潮之后,1998年,中国出现严重的电力过剩,政策随之由鼓励变为限制。

根据发改委的要求,各地逐渐取消了对外资承诺的固定回报率政策,当初的合资合同中规定的发电小时数和最低购电量也不再得到保证。当时有外媒称,“中国开始对外资电力企业收起红地毯”。

“15%的回报率靠什么支撑?必须是年允许发电5500小时这样的硬指标。但电厂发电时间由电网调配,2000年左右很多地方出现了发电时间不足的违约行为,尽管当时有些外资电力诉诸了法律,最后也大多不了了之。”上述中电联内部人士表示。

时任AES中国副总裁的吴东明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期望中方合作伙伴和购电方都能像当初欢迎投资一样,认真执行已有合同。”对此中国政府反驳说,设定固定回报率有违公平,在世界任何地方也属十分罕见的超国民待遇。

尽管风云突变,但AES对中国电力市场的潜力仍有着乐观预期,相信自己能够在中国实现盈利,它选择了收缩战线,坚守中国。

自阳城三期项目2001年投产后,AES在中国再未染指过火电项目。至2008年2月,AES在中国仅剩阳城、焦作、爱溪、芜湖四座火力发电站,同年,AES又将其焦作AES万方电力有限公司的70%股权全部出手。

此时,尽管这个市场中有少数看好中国电力市场的逆势新入者,比如由美国联合能源公司、世界银行等联合组建的太平洋顶峰电力公司。2002年它正式进入中国,至2004年在中国设立了7家热电厂,杀进外资电力企业排名前五。更多的企业却“用脚投票”,离开了中国市场。如法国阿尔斯通转让了广西来宾电厂B厂项目40%的股份,全球第三大能源巨头美国迈朗公司出售了它在山东国电和广东沙角一电厂的股份。

普利兹克奖得主抨击中国拆迁文化

全球最富盛名的建筑学奖项的中国得主,批评了肆意拆迁的做法,称拆迁割裂了中国不少城市的景观,使其面目全非,几乎无法辨认。

王澍今日将在北京举行的一个仪式上领取2012年普利兹克奖(Pritzker prize),他的言论突显中国各界对于城市规划的普遍抱怨,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中,仅在去年一年就有逾2000万农村居民迁至城市。

王澍是首位在中国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普利兹克奖得主,他在一个汇聚历届得奖者和本土建筑师的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城市已基本上被剥夺了昔日的独特性格与美丽。“在30年时间里,我们建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他表示。

近二、三十年来,房地产开发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推动因素,改变了城市面貌,创建了对建筑相关的大宗商品的需求,在全球各地的市场都能感受到这种需求。

在近期楼市趋弱的大背景下,这种狂热的开发速度可能在今年有所放缓,但政府似乎急于阻止价格回落过多,巨大的建设规模预期将得到保持。

中国财政部昨日宣布补助公共租赁住房专项资金660亿元人民币(合104亿美元),以支持各地在2012年建设200余万套公租房。

北京等城市的快速重建,已吸引国际注意力和赞叹,尤其是由于大量令人瞩目的超现代化项目的兴建,包括体育场馆、歌剧院和高层公寓楼。

但王澍批评了分配地块用于开发项目、往往不顾及周围地段的标准程序。他表示,这样的项目变成一个个“殖民地”,城市居民甚至无法从一个小区走到另一个小区。

这位建筑师长期主张保护建筑遗产,哀叹全球化浪潮剥夺了中国城市的独特性格。

王澍小时候居住在北京一条胡同的传统四合院里,他曾说起一本汇集20世纪早期北京老照片的书,他表示,那些照片显示,当年的北京“比巴黎更美。如今我一点儿也认不出它了。”

在他自己的工作中,王澍结合现代形态与传统物料和工艺。他在华东城市宁波的旗舰博物馆采用从拆迁的居民楼抢救出来的砖头及其他物料。拆迁这些居民楼是为了给新开发项目腾出地块。

在一些观察人士眼里,将普利兹克奖授予王澍,是评委们加强呼声的一种企图,他们希望为中国尚存的建筑遗产和城市肌理喝彩,使其得到保护。

“此举向中国官方及其娇惯的开发商发出一个信号:‘尊重过去,而不要只是把它抹掉’,”《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上月在一篇文章中表示。

200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格伦•马库特(Glenn Murcutt )在前述论坛上表示,中国面临的风险是拥抱一种“拉斯维加斯模式的”现代性。“中国需要非常小心地对待彻底忘记过去的做法,”他表示。

译者/和风

陈独秀:光荣的“失败者”

【编者注】5月27日是陈独秀逝世70周年,FT中文网特发此文,以示纪念。

五四一代的风云人物,晚年大多功成名就,荣光加身,唯有陈独秀落魄孤独,贫病交加。1942年5月27日,当63岁的陈独秀在四川小城江津寂寞辞世时,身无长物。

从辛亥革命时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到共产党的创建者,陈独秀一度活跃在中国现代史的风口浪尖,叱咤风云。但晚年的陈独秀却被他亲自组建的政党开除,他领导的中国“托派”也与他分道扬镳。在国民政府的监狱里度过六年以后,他流落武汉、重庆,直至埋骨异乡。难怪他自己也自嘲为“失败者”。

然而,七十年过去了,当历史的粉饰剥落以后,多少所谓伟大人物身上的光环黯然失色,陈独秀的身影却如巨石一样屹立,其思想更如穿越历史隧洞的火炬,直抵当下。

陈独秀一生推崇民主与科学,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虽然五四以后,他误入列宁主义的思想藩篱,以为无产阶级的民主要高于资产阶级民主,中国可以经由无产阶级专政达到真正的民主。可是,在随后的革命活动中,他认识到共产国际里没有丝毫民主可言;斯大林的“大清洗”又使他认识到斯大林的本质——残暴的个人独裁。

陈独秀说,任何专制独裁,都是领袖个人独裁,“没有阶级的独裁,只有个人独裁”。就像德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卢森堡所描述的那样:“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摄政治家的专政。”

陈独秀还指出,“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直到苏联解体二十年、俄罗斯人早已唾弃斯大林体制之后的今天,中国还有人为斯大林辩护。而七十多年前,陈独秀就以深刻的洞察,揭示了斯大林的罪恶并非个人品质所致,而是制度使然。因为“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如果不在制度上反对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许多斯大林在苏联和别的国家产生出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事情都被陈独秀言中了,斯大林、铁托、齐奥塞斯库、霍查、波尔布特……这些独裁者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不断产生。

晚年的陈独秀痛定思痛,回归五四,并在更高的层次上认同民主的价值。他在深入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他尖锐地说,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

陈独秀不会想到,在他去世后60多年后,中国一位学者竟然由于发表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轰动。假如不认同民主的价值,当初推翻清王朝的帝制、建立民国有何意义?在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当代,很多中国人还在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而争论,真令人慨叹不知“今夕何夕”。

陈独秀凄然离世之时,二战战火方炽,他在最后的文章里提醒国人:“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

重读陈独秀七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就像他在对着当下的中国说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假如陈独秀还活着,他是否会学得“聪明”些呢?不会的,因为他早就宣布:“我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一个自认的“失败者”,他的言论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如暮鼓晨钟,足以在中国现实的铁幕前激起巨大的回响。这是时代的悲哀,却是陈独秀的光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Friday, May 25, 2012

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已过三十年,这条正在形成中的“中国道路”备受各界关注,改革重启的呼声近期四起。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步入“深水区”,检点当下得失对于未来无疑大有裨益。

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长期关注宏观经济以及财税体制等领域研究,他认为引入市场机制为主轴的内部改革,与对外开放和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互动过程,可理解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转型主要构成部分,而这一转型仍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权力制衡将是未来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

近期他的新著《大转型》由中信出版社推出,荟集了他近些年关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转型的诸多思考。经作者授权,FT中文网刊发其序言,以飨读者。

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译本第8页)

1978年以来,中国已进行了30多年的经济与社会改革。中国社会内部以引入市场机制为主轴的改革,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是相互促进和互动成长的同一过程,因而可以在整体上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转型的主要构成部分。过去中国经济社会的市场化,不仅引致了中国经济30余年的高速增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今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到201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二:中国的人均GDP也超过了5000美元。另外,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仍超过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中国钢铁、水泥、煤炭、汽车以及许多制造业的产量,都是世界第一了。另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有了10多年高速增长时期。按照英国法律综合投资管理公司(Legal & Gener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最近的一项研究,2000年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 1.3万亿美元,大致与法国相当。但到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接近7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德两国经济总量之和。这家投资管理公司所给出的数字也显示,中国当前GDP相当于2000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七国GDP之和。这些数字均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已经极大地提升和增强,也充分是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大转型所带来的经济繁荣。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和无可置否的伟大成就。然而,也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也在大量积累和积聚。国内外学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中国政府决策层的领导人——一般都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到了一个大转型的节骨眼上,进入了进一步改革的“深水区”,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似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未来中国向何处走,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绕过和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果我们把晚清以来中国人民为寻求富强和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视为具有一定连续性的社会进程,那么,可以认为,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只是重新开启并加速了这个进程,但并没有完成之。基于这一判断,可以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社会转型(英文为“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或简称“大转型”)仍是一种“现在进行时”。

作为一名在文革后上大学且随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经济学人,笔者非常幸运地置身于这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转型之中,且正好在国内亲临和实际观察了2007年之后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08~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目睹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所采取的对应之策。基于对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现实观察和理论思考,近两三年,笔者不断在国内外网络和平面媒体上发表自己的一得之见,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和评论大都收集在这部文集之中。

多年以来,笔者专业研究和教学领域是较抽象和思辨的制度经济学。现在回头来看,连笔者都没想到在近两三年里自己对现实的关注被卷入得如此之深。可能正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是做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所得出的一些看法,与许多中外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媒体”的见解和判断有较大差异。作为一名濡染于传统中国文化,受教育于现代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以及受惠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学人,多年来笔者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在一定环境中一些“不可言说的话”可以不说,但是言说出来的任何话,写出的任何文字,都是自认为是“真”的东西,是发自自己内心的认识。故此,这些年来,自己始终坚守做学问、写文章的一点:“决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且尽量减少言之无物的浪费自己和他人时间的废话”。尽管近些年来笔者在网络和平面媒体中不时发表一些不乏尖锐甚至有些“出格”的文字,但是,关注我思想性时评的读者和网友会体察得出来,笔者始终出于对我们国家未来走向的由衷关注而“建设性”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和建议。至于自己作为一名书生的一得之见,是否确当,是否对社会有益,自己无法断言,只有留给世人和历史去评说了。自己作为一介书生,不求轻言能补天,但愿自己的点滴认识和见解能“精卫填海”,只是期望把自己点滴思考和述说汇入当代中国社会“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洪流。

收入这本文集的文章有长有短,风格不一,且在许多文章中一些观点被重复讲了多次,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婆婆妈妈、唠唠叨叨了。然而,试问,一个良序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复杂么?那为什么连“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样极其简单明白的道理,多年来却不被人们所认识、所接受,以致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数十年的时间里市场交易一直被视为“应消灭”、“被改造”和“受限制”的对象?同样道理,一些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和原理,如“预算民主”和“税权(宪)法定”的基本原理,只有通过人们不断地讲,重复地讲,才有望以后能慢慢变成人们的共识和常识。记得在学英语中似乎有一种说法:“只有当一个英语生词在70多个不同的地方遇见时,一个常人才能掌握这个单词。”同样道理,现代社会良序运行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则,只有你讲,我讲,他讲,大家都讲,且不断重复地讲,才会说起来顺口,以后做起来顺手,也自然慢慢逃脱了“犯忌讳”和“被屏蔽”的命运了。回想一下,清末民初的剪辫子,在当时是何等困难且被世人视为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但现在还有人留辫子么?在中国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又是个多么“犯忌讳”的词?但现在还有多少人怀疑和质疑“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效率及其“合法性”?话说回来,没有邓小平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所倡导的“思想解放”,会有中国今天的经济、社会、思想和学术的繁荣?人类社会的思想解放,往往是个渐进性过程,需要慢慢来,更需要人们不断地去说,去不断地宣讲。

这本书的许多文章之所以写出,自己的点滴思想之所以形成于文字语言,要感谢诸多媒体朋友约稿、催稿、逼稿和访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笔者作为多年对语言哲学、道德哲学和制度经济学思辨理论感兴趣的一名大学教师,这么多年来如此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且发表了诸多尖锐的时政评论,是被媒体的朋友们所拖了下水。尽管有违个人知识禀赋和研究兴趣的现实关注从个人“成本-收益”的经济学计算上来说并不合算,但是,回顾这两三年自己的研究路径和思考轨迹,觉得并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试问处在自己国家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和节骨眼儿上,一名经济学人能置身得了世外么?置身世外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又将有多少意义?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过去和现在,我们都一直相信这一点。最近,在网上又看到一种说法:“没有互联网,就没有新中国”,觉得此说也不无道理。未来中国之新,要靠我们每个中国人——包括执政党人——去思考、探索以及去努力改造和建设。今天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博客和微博网络,迅速及时地传播着各种资讯、新闻、意见和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社会。互联网和全球化的现代网络通信技术,正势不可当地促使人类诸社会变成一个个“开放社会”,从而使奥地利学派的大思想家哈耶克所说“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不断成长。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互联网正在改变和重塑着人类社会的未来。但是,变中亦有不变。构成一个现代良序社会的基本原理、运行法则和基本理念,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和“普世的”。《周书•泰誓》中有言,“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告诉我们的大致也是这个道理。

让我们不断地探索、认识和领悟现代人类社会良序运行的基本法则,遵从显见的天道,致力于建设明天更美好的新中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略有删节)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媒体札记:任督二脉

(2012年5月24日)

一、“怀念习老”

枪杆子、笔杆子——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见北京军区第十次党代会代表时要求坚决听党指挥的讲话、对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的指示今天同在《人民日报》头版展开。

此时,对习仲勋逝世10周年的纪念专题也已向民众推出,打前锋的是搜狐和凤凰网,网络编辑对这位中共元老、下任总书记最热门人选习近平之父的赞美是“一辈子没犯过‘左’的错误”、“在改革开放的岁月中,始终与胡耀邦肝胆相照、同舟共济”。在深圳,市委机关报在庆祝自己创刊30周年的时刻,也不忘《缅怀习老与深圳的不解之缘——我市干部群众深情回忆习仲勋同志在深圳的晚年生活》,与昨天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张伟基那篇5000字之作共同“怀念习老”。

根据官方周二发布的通稿,上海市出席十八大代表已产生,习近平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均已高票当选。

二、晋宁疑案

在中国新闻生态中,媒体报道本地负面、恶性、敏感事件时通常都会表现得谨慎保守,在难以完全禁绝外省记者“异地监督”的情形下,地方宣传官员们至少还能制止属下媒体的冲动。

对这次发生在云南晋宁的多人失踪案来说,新华社在昨天的发稿固然向全国各大报章提供了合规信源,但究其起源,还要归于20多天前《云南信息报》的封面报道。

5月3日,这份由南方报系参与主办的当地都市报以近乎半个头版刊出大幅图片,展示一位家长提供的5名失踪男孩资料,用大标题替这些伤心欲绝的父母发问:“你们去哪了?”

根据这份记录,不满20岁的韩耀从公司拿着资料回工地离奇失踪,家人现场走访寻找韩耀。却意外得知还有其他失踪孩子,他们有着相似的年龄,相同的失踪时间段和地点。”于是,记者来到晋宁县公安局,当地警方承诺已知晓情况,“会尽快组织调查,将在第一时间向媒体进行通报。”

这篇独家报道迅速招来了同城和外省同行的跟进,离奇的案情与人们的推理迅速给当地警方带来巨大舆论压力。5月9日,昆明警方向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媒体发布通报,称已于3日当天成立工作小组抽调警力前往晋宁县晋城镇调查,确认韩耀已经被害并已对犯罪嫌疑人张永明刑事拘留。

特派记者们显然不会被这样的官方通报所打发。17日,《南都周刊》提供出多达17位失踪者的名录,根据所引村民证词,“30多年前,张永明曾勒死过邻村一个16岁的少年,还曾在半夜用菜刀乱砍那时候他唯一的好朋友陆土荣。”记者写出了人们的怀疑:“韩耀的失踪时间是在上午9时至12时之间。这不由得令人猜想,张的时间安排是上午像狩猎一样去杀人,吃完午饭后,再到公园里像退休的老人一样悠闲地下象棋。”

21日,《东方早报》提供了更多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嫌犯张永明“此前曾杀人碎尸,于1997年六七月份出狱,返回老家。”“目击者说,警方挖出了好多个蓝色编织袋,里面的骨骼清晰可见。还有村民说,附近至少挖出5具遗体。”

两天后,新华社终于确认了公安部领导赴云南晋宁督办多人失踪案的消息,并通过一则简讯宣布当地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和和晋城镇党委副书记、派出所所长已因此案被免职。

这些通告成为今日市场化媒体的重点报道,虽然字数简短,但《潇湘晨报》还是决定把它做成头版头条,新浪、腾讯这样的门户网站更是把家长们手捧孩子照片的悲苦放在首页。至于在管制相对宽松的微博论坛上,来自海外媒体的“云南食人魔吞逾20少年”报道截图早已不胫而走。

漩涡中央的《云南信息报》算是终于等来了援军,但此时,他们也需要与同城的《春城晚报》、《都市时报》同步,收拢旗鼓,用通稿等待答案。

三、任督二脉

甘肃畅销的《兰州晨报》今天倒也没有对事涉本地官员的争议装聋作哑,甚至是在其封面报道《41人‘打通任督二脉’引热议》中直接引述嘲讽——“5月22日,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在其微博上发布一则‘甘肃省医务人员真气运行学骨干培训班在武山矿泉疗养院成功举办’的消息称:‘经过9天的培训,有41名学员打通了任督二脉’。此语一出,引来网友关注,网上板砖不断,有着浓烈武侠情结的一名网友揶揄‘打通任督二脉后可以学九阳神功、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了’。”

这份本地媒体宣布自己带着网友关注的问题前往采访甘肃省卫生厅真气运行法办公室主任王春道,得到的解释是“打通任督二脉只是打通了小周天,这是气功养生的初始功夫。在实践过程中,一些慢性疾病患者确实会通过调理有所好转,但在个人的体会上则可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刘厅长的微博回应也得到重点摘录:“在武侠小说的误导下,我们认为打通任督二脉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从中医上来讲,打通任督二脉只是让气血更加通畅,身体更健康而已,并不是什么武功绝学。”

对那些“看热闹”的外地都市报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可以制作戏谑标题以及版式的好机会,特别是针对“任督二脉以人体正下方双腿间的会阴穴为起点”。《重庆晨报》选用了周星驰电影《功夫》中撩腿攻击的一幕作为图解标本,内版通栏标题主动向网民贴近:“亲,不会武功9天也能练成神功。甘肃卫生厅教你打通任督二脉”。这份报纸宣布自己找到了“真气运行学骨干培训班”教员李天晓女士,这位著名中医回应质疑语气坚定,“不怕你不信,就怕你不练。”并承认其大力推广真气运行等中医治疗方法受到了刘厅长的很多帮助,“他一个邻居的孩子得了乙肝,就是靠真气运行法治愈的,所以他特别相信这个。”

其实,类似“神功速成班”这样的说法还算是纸媒克制,在互联网吐槽中,对刘维忠的嬉笑怒骂早已是花样百出,令这位卫生厅长当年名噪一时的“食疗吃猪蹄”理念更是被旧事重提。

在直接用标题“甘肃医务人员集体练功成笑料”做出判决时,《都市快报》摘录医学业界知名网站丁香园的官方微博评论:“已经打通任督二脉……是否可以申请诺贝尔医学奖了?”《成都晚报》的记者们发现,连“打假斗士”方舟子也从与韩寒、“作业本”的论战中抽出身来,对这位笃信中医的“异类”卫生官员再度发难:“其实我还有一种更好的功夫推荐给‘猪蹄厅长’,叫‘信息锅’功,让甘肃省医务人员人人炼成一口‘信息锅’,从此不怕医闹打脑袋。”

《新京报》严肃对待这个板砖与口水横飞的议题,花费半个版开展时事评论。两位作者均不认可刘厅长的解释:“气功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当然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如果要拿它来证明中医的神奇并加以推广,值得慎重考虑”;“作为专业医务工作者的上级主管单位,对这种明显违反医学——或干脆说违反科学规律和基本常识的‘人间奇迹’听之任之,信之赞之,且大有要发扬光大的气魄,就不免更令人费解了。”幸好还有一位学习过中医的医生赞成甘肃“真气运行学骨干培训班”,认为“练习者感到精力充沛,一些疾病的症状明显减轻或痊愈,还是有可能的”,但他亦指“宣传推广要去神秘化。用‘打通任督二脉’一类的说法,会引起人们的误解。”

与《重庆晨报》那篇社评《卫生厅“打通任督二脉”培训涉嫌滥用职权》观点近似,《南方都市报》正襟危坐的来论《“猪蹄厅长”打通的是权力“任督二脉”》成为新浪、腾讯、凤凰三家门户共同推荐的头条观点:“卫生厅长已经走火入魔...手握众多人员前途和命运的厅长‘病’得不轻,利用手中的权力召开‘玄学’培训班,厅长打通的不是人体的任督二脉,而是权力的‘任督二脉’———公权私用。”

四、推荐阅读

人民日报《什么是科学的民主》 http://t.cn/zO1jNgp

人民日报《有学校在,乡村的“灯”就亮着》http://t.cn/zO1jjEe

南方都市报《援建中学拆毁,将其归咎企业难以服众》http://t.cn/zO1jQ98

长江日报《慈善项目应当延续社会温暖》http://t.cn/zO1lNaQ

中国青年报《大学更应以“校友捐赠”论英雄》http://t.cn/zO1jFUw

中国青年报《“鲁若晴”微博门的悖论》http://t.cn/zO1YvXb

南方都市报《毁人的成本有多低》http://t.cn/zO1juEo

鲁中晨报《探求真相绝非媒体苛求》http://t.cn/zO1HSxo

新京报《对公众也不应“夸大灾情”》http://t.cn/zO1jBbU

现代快报《劫持副县长的疑犯是怎么骂领导的?》http://t.cn/zO1YTec

晶报《一份“告示”引来如潮质疑,医患均需推己及人》http://t.cn/zO1YtjF

网易《和平年代,别迷信烈士光环》http://t.cn/zO1jLdZ

新浪《银行出错也不能趁火打劫》 http://t.cn/zO1bRMz

环球时报《菲律宾人其实不支持争黄岩岛》http://t.cn/zO1TYhZ

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转型是新36条落地的先决条件》http://t.cn/zO1TZTl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温州:中国试“金”石

黄建勤戴着粗框眼镜,穿着黑色修身短袖衬衫,看上去更像是一位设计师,而不像一家中国贷款机构的掌门人。唯有办公桌一角的大金牛摆件(传统的富贵象征)泄露出追逐财富的气息。

但黄建勤并非寻常的中国银行家。中国当局正在开展一场改革试验,目的是通过放松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而黄建勤执掌的、位于沿海温州市的恒隆小额贷款公司就处于这场改革试验的中心。

恒隆小额贷款公司的目标客户是小型企业。中小企业虽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但长期以来被国有大银行忽视。分析师表示,如果温州金融改革试验能够成功,恒隆小额贷款公司之类的企业将会大量繁殖并发展壮大,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打造一种效率更高的融资模式。而如果试验失败,则中国经济可能大幅减速。

黄建勤表示:“金融改革势在必行。民营企业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银行却不愿借款给它们。国有银行只向大型国企发放贷款。”

如果说中国三十年来的蓬勃发展令人惊叹,那么,这也是一部原原本本地展现出这个共产党掌权国家利用国有银行大举投资、使落后且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故事。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更为艰难的阶段。许多高层官员仍热衷于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虽然该模式多年来在中国很有效,但目前已成强弩之末。瑞银(UBS)经济学家汪涛表示,“推动增长的旧有路径不可能永远管用。中国在资源和信贷的使用上都面临约束。”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但如今正在降温,今年第一季度增长率已下滑至8.1%。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陆挺预测,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放缓,到2020年增长率会下降到6%左右。

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已习惯向政府支持的大型投资项目大举放贷。如今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这将迫使银行掌握一项新技能:甄别那些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中国下一轮增长的动力将来自这类企业。

中国要转变增长模式绝非易事,但我们仍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相信中国政府确实打算真刀真枪地进行金融业改革,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并避免经济硬着陆。中国经济硬着陆将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据政府估计,中国约65%的国内生产总值(GDP)、80%的就业岗位由中小企业创造,但它们却只占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我们正在改变这种不对称的局面,”黄建勤表示,“如果某家企业成为银行的客户,那它绝不会是我们打算提供贷款的企业类型。我们承担着更高的风险。”

中小企业融资也已成为中国政治议程中的头号问题。在即将于明年卸任之际,中国总理温家宝发出了不同寻常的疾吁——该是“打破大银行垄断”的时候了。

为了把温家宝的指示落实到行动中去,中国政府决定在温州开展可能是中国十年来最大规模金融改革的试点,以期降低中小企业的借贷成本。今年3月,中国政府表示将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王钢表示,“如果温州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温州经验。所以我们处于前沿位置。”

Thursday, May 24, 2012

政策利好为何撬不动A股?

今年以来,中国管理层频出利好政策,以期能够提振低迷的A股市场。特别是在五一小长假期间也密集出台了不少政策,其推动股市向好的导向十分明显。

客观而言,管理层出台的这些政策,效果不尽人意。虽然当时确实刺激了股市的上涨。使得大盘在五月份出现了“开门红”。但是,随后股指就出现了下跌,到5月中旬已经把因为利好政策出台所引发的上涨行情全数抹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利好政策本身强度不够是一个原因。像这次宣布降低股票交易费用,其中包括了降低交易所收取的经手费和过户费等。如果按照2011年的成交量来计算,大约可以减少交易费用约30亿元。应该说,30亿元的数字不算很小,但是相对于时下的证券交易规模而言,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是很有限的。而且,这次降低交易费用,主要是减少了对券商的收费,真正对股民有直接影响的,只是上交所向投资者收取的股票过户费,其数量是很有限的。

因此,这次降低交易费用,应该说还是形式大于内容,更多是表现出了一种姿态。现在,股票交易费用其实是不高的,印花税单边征收0.1%,佣金规定不超过0.3%,而实际佣金率只有0.1%还不到,因此在理论上并没有大的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如果真要降的话,那么只有股票红利税可以降,现在上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需按10%的税率为投资者代缴所得税。该项税收本身就有重复征税之嫌,过去征收20%,后来减少到10%。

至于要进一步下降乃至取消,应该说是有理由的,但这不是证券监管部门能够决定的,需要财政部同意。因此,这次降低交易费用,尽管体现了管理层呵护股市之心,对投资者是一个心理上的鼓舞和安慰,但是其实际作用并不是特别明显,更多是一种积极的表态。因此,其对市场的积极作用难免有限。

至于引进长线资金、鼓励现金分红、改革新股发行制度、抑制新股炒作、完善退市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推动券商发展创新业务等方面的政策,内容很丰富,应该说都有明确的指向,如果真正得到全面的落实,也确实能够对股市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完善退市制度这一条对市场的影响可能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它能够明显抑制对绩差股的炒作,打击利用内幕信息牟取不当利益的行为,在倡导投资理念,引导资金流向绩优股和成长股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作用。而其它的政策,作用应该说也是不小的,但因为实施起来有个过程,因此短期内未必会产生直接影响。

再譬如引进长线资金入市,现在看来没有几年时间是看不到有多大进展的。去年年底以来,管理层就一直在鼓励人们投资蓝筹股,并且很不寻常地明确表示“蓝筹股有罕见投资价值”,但是相关股票表现并不见起色。原因在于,如果要启动蓝筹股,需要大量的长线资金。而现在市场上就是缺少资金。不但长线资金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甚至盘中的短线资金现在也仍然在外流,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大盘蓝筹股上涨,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历史上,管理层密集出台多项利多政策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股市运行的小环境还是可以的。只是这个小环境“太小”了,其本身的利好作用有限,更无法与时下的大环境相抗衡。大家都知道,尽管现在的股市政策颇为积极,但是实体经济仍然比较弱,同时宏观政策也与投资者的预期有距离,再加上周边市场表现也比较差,这就使得股市运行的大环境甚至显得越来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想象股市会单边上升。

当然,现在股市的估值不高,管理层提振股市的决心也很大,大盘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下跌空间,但要有很大的上涨也不现实。既然现行的政策利好撬不动大盘,那么股指比较大的可能还是在2300点-2550点的区间内波动。当然,由于客观上各种题材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个股与板块行情会比较活跃,结构性机会并不小,只是大盘缺乏系统性上涨机会是明确的,哪怕有再多的有利于股市的政策,估计也不太能够改变这个局面。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桑兰的战争

如果不是媒体同行约稿,我只怕都不会那么容易想起桑兰。

这是《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个策划,话题围绕着桑兰的美国官司、生活起伏和个人挣扎,约我写一篇评论。此前对于桑兰事件,我了解的并不多,但是这次约稿让我很有兴趣。

阅读完大量和桑兰官司相关的内容,再询问过一些和桑兰相熟或者长期关注桑兰事件的同行之后,我觉得,没必要去努力和桑兰本人取得联系了。她和她的经纪人丈夫,据说最近生活在家乡宁波,我估计也是在美国官司之后,他们想要获得些许宁静。在粗略的了解过程中,我对桑兰事件以及她这个个体的认知,也在发生着某些逆转。

说实话,从桑兰在博客上暴露保姆劣迹开始,她在我心中的最初形象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在我看来曾经无比阳光积极的姑娘,似乎变得越来越尖锐刻薄,越来越愤世嫉俗。内心深处,我很排斥这样一个桑兰,似乎只愿意记住那个永远笑对生活的桑兰。

以至于这桩美国官司开始后,我不自觉地选择过滤掉一些和她相关的信息。在她美国官司进行过程中,从天价索赔到性骚扰指控,再到她和美国律师的矛盾以及美国律师反咬一口,事态越来越朝着闹剧方向发展,我也越来越不想跟随这样一场官司。

随着官司的进展,桑兰也不复那个身残志坚的现代版张海迪了。我们儿时心目中的张海迪是一位圣女,一位无缺偶像。当这样的社会偶像逐渐还原成真实的个体时,过程让人很难马上接受。

直到这次的约稿,让我我静下心来,一点点审阅官司经过、以及桑兰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我曾受人之托,通过朋友联系桑兰,看她能否上一本内部杂志的封面。桑兰经纪人当时的报价相当高,请求于是搁浅。那时候我觉得桑兰似乎想走一个公众偶像的路线,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感觉还是有点怪怪的。直到了解清楚桑兰伤后从美国归来的生活状况时,才知道,这个公众偶像其实始终要戴着一幅面具面对社会,不论她是否心甘情愿。

她本来就是在一个金牌至上的竞技体育体制下被“圈养”而成的专业运动员,遭遇人生厄运后,既没有独立应对生活挑战的准备,也没能从体制得到足够的支持和保护。在她受伤后,一度流传说,她醒后的第一句话是“我还能练吗?”但事实上,她苏醒后惊恐地说:“都是他!都是他撤垫子!不怪我,真的不怪我!”这个“他”,指的是她那次改变命运的起跳前,撤掉垫子的一位罗马尼亚教练。

桑兰有着坚强的个性和乐观的人生态度。17岁的她敢于笑对未来,她的笑感动了一个时代。但是从17岁走到27岁,再到30岁,虽然她得到了很多社会关爱,获得了上学深造机会,但她不能再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甚至不能随意发泄自己的情绪。她必须是那个戴着面具的完美的孩子。

因此我想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两句萧索落魄的诗句,或许是对桑兰内心世界的一种写照。她受伤12年来,表面上得到了极高的荣誉和重视,总是面带笑容出现在各种公众画面上,可关起门来,一个遭遇身残厄运的人的真实生活,又能阳光得哪里去?

大宗商品市场感受中国之重

上周,我去了一趟新加坡。过去两年,每次去新加坡,我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在大宗商品市场,中国比希腊重要,不用担心需求和价格下跌。”我心想,这次又要听到这句话了吧。

然而,这次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没错,在大宗商品领域中国是比希腊重要。但是,人们对中国不再像过去一样乐观,而是抱着悲观情绪。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新加坡交易商和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都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忧心忡忡。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到8.1%,这是近3年来最慢的增速。中国政策制定者关注的其他重要指标(包括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额)也预示着,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将更大幅放缓。

在为期一周的会议上,新加坡交易商和企业高管告诉我,“中国和印度需求放缓”;“情绪相当悲观”;“供给充足”;库存“不断增加”;亚洲消费者“仅能糊口”,交货“违约和延期”。这几乎和两年前的情况截然相反,当时中国及周边地区一片繁荣,交易商们问我希腊是怎么回事。

华尔街某知名银行大宗商品部的区域主管总结道:“看跌者正在占据上风,我认为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大多数高管都不看好大宗商品市场的短期前景,不过也有一些人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市场大概已经触底,需求可能由此好转。这种较为乐观的看法有一些根据:中国当局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大宗商品价格较两个月前的峰值已经下跌了10%至25%,这会刺激买家;下半年需求的季节性增加也将起到推动作用。

尽管大宗商品交易商和高管不看好中国,对印度大多也抱着悲观情绪,但他们对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看法要正面得多。

此外,一些需求下降的情况被夸大了。凭借国内的大量库存,寄望价格走低的中国买家纷纷推迟采购,这就导致了需求螺旋式下滑。未来某个时候,这些消费者会认为价格已经足够具有吸引力,这为需求下降构筑了底部。

推迟交货和违约也是一样的情况。大宗商品交易商认为,延期和违约更多反映出中国买家正在迫使供应商降低价格、违反合约,而不是表明需求出现大幅下滑。正如俗语所言:“糟糕的不是价格,而是合约。”

尽管人们发出种种警告,同时也抱着希望,中国的大宗商品需求看起来确实不如过去两年旺盛。这无疑是个问题,因为中国在大宗商品领域的确比希腊重要,而且简直比任何国家都重要。

译者/倪卫国

油气发现将改写全球政治

上周末,八国集团(G8)领导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对石油市场出现供应中断的可能性发出悲观警告。显然,他们误解了这个市场,因为这份声明根本没有抓住重点。

鉴于西半球非常规油气资源的新发现,供应中断的威胁实际上在减弱。这些发现将降低价格和供应的波动性。它们还将“重置”并极大地改善国际关系。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这个卡特尔组织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局势动荡的石油国家——从伊拉克到委内瑞拉——将被边缘化。G8发布的有关石油的声明本应是乐观的。

科技带来了能源供应革命。先进的地震技术和复杂的钻探方法开启了以前不为人知或无法获取的矿藏。因此,美国现在的天然气供应可以维持100年。在石油方面,美国、加拿大、巴西可能还包括墨西哥的产量预计都将大幅增长。所有这些国家在未来20年可能会位居全球七大能源生产国之列。西方世界的石油产量自1952年以来首次有望满足需求。

这将为更稳定的油气市场的形成做好准备。市场将变得更庞大、更深化、更稳固。地缘政治因素造成的供应中断将不会再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而且将变得不那么普遍。石油禁运将不会像1973年阿拉伯国家或1979年伊朗实施的禁运那样造成严重破坏。国内冲突(如在伊拉克和利比亚发生的冲突)引发的石油产量下降也将不至于产生严重后果。简单来说,稳定产油国的名单将变得更长,这将让任何一个流氓国家的影响变得更为有限。

石油市场深化也应意味着,中长期而言,日常价格波动将降低。毕竟,石油在交易中日益具有金融工具的特征,而全球最具深度的金融市场(例如美国国债)往往波动性最小。此外,交易员成功操纵市场的可能性将因为能源市场的巨大规模而减小。

这种从供应层面解决问题的方式,还将推动全球政治秩序重组和改善。首先,随着中东产油国的实力和重要性达到顶峰并走上下坡路,该地区在地缘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将会减弱。一、二十年后,伊拉克的石油日产量是否会达到100万桶的意义并不大。只有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出将不可或缺。欧佩克作为一个卡特尔组织(已在衰落)的想法将走向尾声。这将导致该地区的安全部署出现变化。

美国长期以来部署在海湾地区的军力(一直具有争议)将减弱。美国政府在那里的唯一优先事务将是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稳定,这两个国家都已高度军事化。另外,美国政府今后的预算紧缩将支持削减这样的国防支出。

其次,俄罗斯等其它渴望获得权力的石油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将减弱。西方国家和印尼等国石油产量的不断飙升,将导致这些国家被边缘化。例如,随着美国成为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俄罗斯切断对欧洲能源供应的能力将减弱。这一点,再加上俄罗斯人口不断减少且经济疲弱,将让俄罗斯进一步衰落。

第三,美国能源政策将越来越着重于在西半球的关系。特别的,巴西可能会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参与者之一。这种着重很有可能会在整个美洲地区促成一个自由贸易区。

第四,中国将受到很大影响。中国的石油日进口量预计将从400万桶增至1200万桶。中国80%的能源需求可能最终不得不依靠进口。但中国已是中东和非洲石油的最大客户,这些地区一直不稳定。随着西方对中东的保护减弱,中国将承继美国留下的脆弱性。

二战后,西方曾在能源生产方面引领世界。随着西方石油生产陷入停滞,这种状况消失了。西方的消费量飙升,中东的产量增加,不稳定性也随之而来。能源从东方向西方输出。如今,这种流动即将逆转,市场将会改善,G8应该感到高兴。

本文作者是Evercore Partners的董事长、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译者/梁艳裳

Wednesday, May 23, 2012

【有色眼镜】对话英国《金融时报》吉密欧

FT中文网新推视频采访系列《有色眼镜》,邀请外国驻华记者走进镜头,分享他们最难忘的采访经历,最希望报道的“中国故事”,以及最真实的生活体验。首期嘉宾是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吉密欧(Jamil Anderlini)。系列名称“有色眼镜”,带有几分调侃。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系列,增进中外沟通,让更多的人摘下有色眼镜,看中国,看世界。

走活中国政治改革的两步

【编者按】本文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先生谈政治改革问题的第二篇,第一篇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四条边界线》

以稳健的两步走活中国政治改革的棋盘,我考虑过一段时间了。下面勾画的这两件事本身也是比较宽泛的,中间还有一些更细小的环节。让我们这里先把基本的路径引示出来,以后再逐步讨论它们的组成部分和配合环节。

政治改革起步的第一件基本事情,是要在中国从县一级、地市一级到省一级,再到全国一级,每年定期召开的“两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要能够对本级行政部门的两个方面进行公开的讨论、辩论、质询和表决。一个方面,就是“两会”期间代表们能对本级行政部门的预算进行公开的讨论、辩论、质询、表决。另一个方面,代表们能够对本届行政部门的人事编制及安排进行公开的讨论、辩论、质询、表决。

为什么要把“两会”这个平台上的事务如此大力的鼓吹?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每年的民意调查、媒体报道里反映的中国老百姓最不满的很多事情,都是和这两者——就是“财事”和“人事”——密切相关的。各级政府手里掌握了那么多的公共资源(土地、正式的预算、非正式的预算如行政收费、罚款等等),既包括钱财也包括物质的资源(当然这两者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然而就各级政府来说,钱和物的征收、掌控、分配、转换、使用,以及使用以后产生的实际效果,基本上没有来自同级的、更没有来自下层的监督和制约。

这种“黑洞式财政体系”中间最轻微的坏行为都会导致浪费性的使用,包括重复性的投资等。由这种浪费性的使用再往更糟糕的方向不断蔓延,一直到巨额的贪污和盗窃,在浪费性使用和贪污盗窃之间还有公款消费这一大块(中国绝大部分时候并不把公款消费视为犯罪)。对于浪费性的使用和公款消费,每个中国老百姓都能举出成百上千的精彩例子:高档汽车、豪华办公室、出国考察、四海旅游、乡政府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已经修建得像美国总统的白宫,等等。

所有这些事情的根子就埋在“黑洞式财政”里面——各级政府的预算不受平级和自下而上的公开监督和制约,糟糕的使用做法很少受到追究。至于贪污盗窃,根子还更广泛深厚一些,不过也有很大部分源于此,比如说土地转换就成为近几年来巨额贪污的一大源头。

这里所讲的公开讨论、辩论、质询、表决,不仅是针对当年和下一年的预算,还包括针对上一年、甚至上三年的预算,要对它们有回溯的追究责任。老百姓每年都在议论,中国政府看起来那么有钱,但这么长时间以来,教育经费占GDP一直没有达到政府所承诺的百分比。

我在这里还没有讲到纳税人对政府的直接追究和制约,那在老牌议会民主制国家里有更给力的渠道,比如直接选举。我现在并没有鼓吹马上达到那种程度,目前我所讲的仅仅是“两会”代表对同级行政机关的议政和问责,这早就是中国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政治机构中最基本的两大块之一(另一块就是行政部门)。强调的只不过是要让宪法和法律中早就界定的这些系统和机构,能够履行本来就是要它们履行的功能,所以这完全不是“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更不是“阴谋颠覆”。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怎么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呢?

讲到这一步时,读者们肯定会有很多的疑虑甚至质问,比如说,你看现在的“两会”代表,大多数都是现任的或刚刚退下的官员,或者是像那两位著名女代表一样“从不给政府添乱”、“永远举手赞成”的,他们怎么会对同级政府部门进行质询呢?更不用说表决了!但我们不要忘记,人是可以被周围改变了的气氛所改变的,只要一开始有了这样一种氛围,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代表会张口提有意义的问题,举手作有价值的表决,哪怕他们原本不是普选出来的。这种行为方式只要启动起来了,有了多次的重复,就会变成一个渐进的、有机的制度化过程。只要有一些代表履行了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责权,一定会有其他的代表随之而来,履行自己的责权。我非常相信,只要这个过程扎实地启动,就能带来一系列“触媒”的效果,黑箱作业就会慢慢被打开,阳光就会射进来。也许开头阳光只能照到第一层,但只要重复了几次,一定会慢慢渗透下去,照亮更深层。

在“两会”这个平台上第二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对同级政府的人事编制和安排进行公开的讨论、辩论、质询、表决。中国政府早就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官僚体系,但它是分成两大块的,一部分是正式编制,还有一部分是非正式,即所谓“不在编”的。中国政府越往下层,“不在编”的比例越大,在很多地方,特别是经济发展不太好的地方,政府官员往往花样翻新地把自己的亲戚纳入正式、非正式的“吃皇粮”队伍(其实是“吃民粮”,是老百姓出钱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指望行政部门不滥权呢?

在这种家族式、血统式的机构下,官员更有机会来掩盖其滥用公权的所作所为,直到对本地居民非法的、甚至犯罪性的压迫和掠夺。如果再把他们的亲朋好友和“哥们”、“姐们”列进来,那就可以把一个地方政府的某些部门变得像黑社会一样。例如,如果王立军这样的人不是从东北被薄熙来空降到重庆的话,重庆“打黑”过程中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是不可能强行推动的。如果重庆的“两会”代表能对本级行政部门的财政权和人事权进行公开的讨论和质询,同级政府下属的公安这样最厉害的权力部门、乃至整个维稳系统干的最黑暗的作业,就会及时被暴露出一些。一个社会的进步就是从有人去查问、去追究最最可怕的地方开始的,这种查问和追究应该得到法律的保障,这就必须规定,代表们在“两会”上提出的任何问题不得被以毁谤和造谣等名义惩罚。

以上两块一启动,便可以带来连锁性的正面效果,能够把中国公民多少年来每天抱怨的很多政府作业和官员行为,包括不规范的行为、贪污腐败、滥用公权直至黑社会式的执法和管理,把其中的部分得到较有效的监控和缩减。那样一来,官民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就会一步步朝正面改善。中国社会中那些被迫要用激烈的甚至犯法的手段(比如拿炸药包去炸政府大楼)来解决矛盾的悲剧惨案,就会大量减少,因为以上两块给了民众多一些的合法渠道——尽管还是间接的——公开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

以上讲的是“政”部分,在“党”这一部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改革起步就是中共党员代表大会。如果不是在全国党代表大会这个层次,至少在地市和县这两级(如果县比较大,县下面的乡镇一级也包括),党员代表大会一年开一次。现在全国和省的党代表大会五年才开一次。中共目前有8000多万党员,全国大会每年开一次不大可能。省一级党代表大会可以两、三年开一次,省级以下的一年一次。

党员代表大会是共产党体制原本的基础。全世界第一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即俄国共产党,在列宁领导期间,按照党章每年都要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既便在他们取得政权之前,很多人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很危险,容易被政府发现、逮捕坐牢等,即便如此,他们也要想尽办法每年开一次大会。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虽然全国条件很差,内战、饥荒、动乱、外敌入侵,在那种非常紧急情况下,也是每年开一次。

为什么条件这么差的情况下还是每年要开?因为按照党章的规定,共产党体系中权力最大的机构就是党员代表大会,而不是什么中央委员会或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最重要的党的路线方针、机构和职务,无论和革命、战争还是和外交、建设有关,都要在党员代表大会上讨论、辩论和表决的。如果党员代表大会没有公开讨论和表决这些事,就不能作为全党的决议或政策推行下去。这种规矩从列宁1903年建立布尔什维克党(当年举行的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分裂前的工党),一直保持到1925年的第14次。

这种一年一次代表大会的规矩是何时被冲击破坏的?是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他越是搞党内的权力集中,就越需要黑箱作业,党员代表大会越少越好,能拖就拖。从一年一次,逐渐变成三年、四年、五年一次,最长的拖了13年(1927年第15次;1930年第16次;1934年第17;1939年第18次;1952年第19次,次年斯大林逝世)。所以这个资格最老的共产党的历史显示:斯大林不希望普通党员推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大会定期对最重要的政策和人事有影响力,就尽力淡化它。换句话说,他把自下而上的党内权力合法机制颠倒为自上而下。

这乃是一个普遍规律,我们可以看看全世界的共产党,不论其是否执政,如果哪个共产党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就可以说它的党内民主制未遭到严重损害。在这方面保持世界纪录的是北朝鲜劳动党,它在2010年9月之前的44年里,都没有召开过党代表大会(《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香港译版第39-40页),因为它的统治家族要不受任何约束地重建中世纪的一整套暴政。

中国共产党1921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的党章,第六条就是:“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如有两个地方组织表示不信任中央时,中央应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从事解决”(《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原版第1册第142页;此处“两个地方组织”是指大的地区组织,如上海或广东)。所以,中共本来也是有这个传统的,一直延续到六大。六大之前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清党”,对进入国民党内任重要职务的中共干部进行清洗,中共转入地下。既便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在中国境内不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还是跑到莫斯科去召开了中共六大。

就中共而言,党员代表大会每年开一次的党章规定被冲击和更改,是在1928年六大之后,七大一直拖了17年到1945年才在延安召开。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中共的处境变得很危险,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党内民主越来越被淡化。陈独秀等从一大到六大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于俄共列宁时期传统的了解和基本的法治意识,还是蛮不错的(唐宝林:《陈独秀全传》香港第1版)。而在陈独秀等之后,上层领导里越来越多了像毛泽东这样的“山大王”,对民主制度和党章越来越不当回事。七大之前,毛泽东一帮人用各种手段搞“肃反”、“抢救”,把不属于他们小圈子的、有独立见解的、不会无条件服从他们的党内干部排挤、降级或放逐,从实权位置上挪开。一直到这些事做得差不多了,他们很放心的时候,才举行了中共七大,在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主题(详阅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修订版)。

斯大林现象就像镜子上的反光一样,映照在中共的七大至九大上。毛泽东从1930年代起掀起的一波波党内斗争,绝大多数都是违反党章的,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七大中打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的人,后来也一个个被干掉,新一帮人被扶植起来,然后才开了九大(1969年),距离八大已经13年,平了斯大林晚年的纪录(八大距离七大11年)。这个评语一点都不夸张:全世界的共产党,如果党员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说明党内民主尚属正常。党内民主受到严重冲击或大破坏,最明显的指标是全国党员代表大会能拖就拖,直到掌握实权的人确信搞定了格局才召开,你普通党员对上面越少制约越好。

实际一点讲,现在中共8000多万人,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每年开一次不现实。但全国层面以下,地市县每年一次、省每两三年一次是有条件的,完全符合共产党原本的党内民主制,这才是真正需要发扬的“优良传统”。

在这样的党员代表大会上,必须对最重要的党务,包括机构、规则、人事、财务、方针等,包括前一两年的工作效果,进行讨论、辩论、质询和表决。有了这个常规过程,党内外对中共批评最多的那些问题才能得到有力的控制,有些甚至可望大体上解决。比如说,卖官问题,“给下面做十件好事不如给上面做一件坏事”,“一家两制”问题(丈夫在国内当书记捞钱,老婆孩子在国外洗钱),“一把手”用黑老大手段管制本单位本地区的问题,成片的“大窝案”问题等等。只有让普通党员推选的代表大会整党治党,才会对党内最严重的专权腐败行为实行监督和制约,执政党内部最坏的成员顺利上升并掌握越来越多实权的现象才会得到有力的抗衡和控制。重复地做,等条件具备后,党员代表大会省级的每两年、全国的每三年举行一次,就像一个人定期检查身体,早发现病灶早治疗。

以上两步是相辅相成的,第一步是以“两会”代表适当制约行政部门,第二步是以党员代表大会适当制约党官和党组织。再强调一下,这里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两步走,完全是在中国宪法的基本架构之下,和中共最早章程的党内民主制的框架之下,完全不是“另起炉灶”,这本来就是它的根基。这两步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是合理的,最后也是合情的,“情”就是民情,就是符合亿万公众的期待。这两步能扎实地改善政府的民众信服基础,改善执政党的法统基础,因为它们针对中国权力组成和运作过程中最腐烂、最黑暗的部位,有希望开启在现有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之下进行良性手术的稳健道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分析:中国加快基建投资

根据官方报纸的一篇报道,中国正加快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这个消息令人进一步预期,北京方面将采取行动,扶持正在减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若出台刺激行动,将有助于缓解国际间的担忧,即中国经济放缓将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目前全球经济深受欧元区危机和美国复苏乏力困扰。

中国此前报告,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8.1%,而近期数据似乎表明,中国经济将进一步减速。

中国总理温家宝已对经济减速表示担忧,称政府现在应当“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除了其他措施外,温家宝表示,政府将加大对重点在建项目的信贷投放。

《中国证券报》(China Securities Journal)昨日在头版一篇报道中称,政府正加快审批基础设施项目。

“一些项目原定下半年开工,现在已酌情提前到上半年,中央资金将提前足额到位,”该报援引一名“相关人士”的话称。

这篇报道继续称:“与前两年相比,今年政府预算内投资下达速度明显加快。”

该报道没有具体说明哪些项目可能获益,但分析师们指出,水务基础设施和运输是可能对象。

“重要的是(中国政策制定者)对增长感到担忧……他们正在放松政策,”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

王志浩表示,尚不清楚政府将能够以多快速度、多大有效性加快投资。他表示,有些行业(如高速铁路)正在艰难应对中国上一波大手笔刺激支出所遗留的债务和腐败案件。

“他们在上一个派对留下的头痛仍未消失的情况下,开始又一个派对,”王志浩表示。

中国最大的水泥生产商安徽海螺水泥(Anhui Conch Cement)在上海上市的股票昨日上涨3.4%,这是一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在香港股市上,工程机械制造商中联重科(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 Technology)的股票昨日大涨6.9%。中国两大上市铁路建设企业——中国铁建(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和中铁(China Railway Group)的股票分别上涨6.4% 和5.3%。

中国加快支出之举,很可能在海外获得普遍赞许。经合组织(OECD)昨日在每年发表两次的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在当前季度继续趋弱,那么中国“应当加快实施(已经规划好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

经合组织对更具扩张性的中国财政及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效果表示有信心。“增长应当会在2012年期间加快,2012年全年在逾9%水平企稳,”该组织表示。

译者/和风

FT社评:再创中国经济奇迹

无论人们怎么看,4月都是中国经济最惨的一个月。工业产值、投资和零售支出都远远弱于预期。鉴于贸易数据也出现急剧减速,难怪中国总理温家宝承诺,他领导的政府将采取更多行动,力求恢复增长。

乐观人士称,没有明显理由为中国经济忧心。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首季中国经济同比增长8.1%。尽管这与2011年末季相比有所放缓,但这样的数据仍足以让世界上其他几乎所有国家艳羡。

问题在于,分析师们正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认真对待官方的增长数据了。中国在出于政治原因操纵统计数据方面是有过往记录的,而随着经济放缓,掩盖真相的诱惑力可能变得更大。这种做法当然是弄巧成拙的。在数据上遮遮盖盖,从来就不是构建各方对某个经济体信心的上策,无论其增长率是多少。

北京方面真正需要做的,是找到重振中国经济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在这么做了。过去两周内,中国官方降低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还公布了鼓励购置节能型白色家电的补贴政策。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尽管中国政府已表示将采取更多行动,但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它将像2008年时那样,出台又一套巨额货币刺激方案。由于中国仍在艰难遏制那一波信贷狂潮的长期影响,这将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要刺激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应当鼓励消费者支出,具体手段包括减税和扩大社保安全网。这还可能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在中国的国民收入中,尽管投资所占比重正在缓慢下降,但目前水平仍太高。

另一个举措将是改革银行业,使信贷流向中小企业。正如本报在今日的分析文章中所报道的,中国仍有太多银行贷款流向那些有政治后台的大企业。在温州开展的那种试点项目,应当为更大规模的改革铺平道路。

中国经济今年放缓,可能是未来麻烦的种子,也可能是更大成功的跳板。结果如何,要看温家宝和他的继任者的作为。

译者/何黎

昂山素季宣誓入职

在因不满宣誓誓词而拒绝入职国会一周后,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作出让步,正式宣誓成为国会议员。妥协的艺术,也许是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完成从民主斗士到立法者身份转变之后,需要学会的第一课。

Tuesday, May 22, 2012

媒体札记:渔民回家

一、渔民回家

环球网、凤凰卫视、新华社、央视、央广、中新社的记者们奔赴大连港口,陆续在今晨发布消息,称中国在朝鲜被扣押渔船及船员获释返回,于6时许抵达。

《环球时报》特派记者发回的稿件得到各家门户广泛转载,成为相关专题的主力信源。据其描述,“中国船员们被扣押后,从头到尾不允许说话,船员之间也禁止交流,吃喝拉撒都被限制在狭窄的小仓中。有的船员甚至被殴打,身上有多处伤痕。回国的渔民大多情绪低落,多数船员的作业衣服被扒,只剩内衣裹体,船员们被要求只能穿拖鞋。”

凤凰网还拥有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卫视画面,可以增加“船上值钱物品被洗劫一空”之类的细节,午后,其头条标题更打出“独家:获释渔民讲述遭朝方棍棒殴打经过”的字样,获释渔民康利军在镜头中控诉“一开始抓到打一次,上船招呼我们干啥听不懂,慢了他也打。”

“人回来了就好”——现在,控诉和抱怨可以更加便利地表达了,中国网络空间上迸发的对朝鲜政权“忘恩负义”的骂声值此持续。不过,在船只靠岸之前,即便已经接获了朝鲜官方通告,但中国宣传官员仍然要努力控制正式媒体上的传播力度:昨晚,新华社以两句话简要通告进展,即“据朝鲜外务省通报,我被扣渔船及船员已全部获释返回。”

这20几个字出现在了全中国几乎每一份今日出版的时事媒体上。《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选择刊发位置的是内版下方,通稿照登,不增不减;而需要满足民众关注的市场化媒体,则以各种方法为统一口径加大音量。例如:为了与这样简短的字数匹配,《潇湘晨报》决定在头版大标题下,为正文加大字号,以便通告天下。

《南方都市报》、《都市快报》在稿件内容上稍稍向前一步,典型做法是在电稿后面加上来自央视——另一家拥有最高政治地位的中央媒体--的描述,即“朝鲜方面已经释放扣押的3艘中国渔船及船上29名人员,预计在今日中午抵达大连。目前为止,未有船主付赎金的消息。”而《辽沈晚报》,这家东北地区畅销报纸也终于可以借此时机把本省渔民命运做成头版头条。

《东方早报》做得更多。根据这家上海报纸发自大连的消息,“此次被扣的大连四艘渔船中,一艘先期被释放的大连湾渔船‘辽大甘15171’号是艘大型冷冻船。有报道称,船主是在缴纳了100万元人民币后才被对方释放的,船上相关物资被收缴一空。但‘辽大甘15171’号船主刘佩臣昨天向记者否认了缴纳赎金的说法。”

但未及傍晚时分,这种集体上阵、触碰禁区的现象开始消解,音量再次调小。五大门户网站的头条都已换成了类似“俄罗斯首次表态反对美国干预南海争端”的标题,搜狐原本大声宣告的“朝鲜将29名中国船员扣押13天之久方释放”已经难觅踪迹。

而《环球时报》再一次豁免于这种管控。《朝鲜驻华使馆官员谈中国渔民遭劫:不该发生此事》仍然停留在环球网首页头条位置上,记者在这则稿件中引用朝鲜驻华使馆一名官员的表态:“他向记者谈起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历史,称‘两国关系很重要’。当记者告诉他,中国渔船被朝方武装人员劫持引起中国民众不满时,这名官员表示,‘理解中国民众对船员安全的担心’。他说,朝中之间海上发生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很重要。需要先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然后按两国人民的利益好好解决。”

温家宝呼吁推动稳增长

中国总理温家宝上周末为新一轮促进增长的政策作了铺垫,他的言论引发亚洲及大宗商品市场行情飙升,市场预期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将出台一连串刺激措施。

但经济学家们昨日告诫称,不应把温家宝的言论解读为这样一个迹象,即北京方面准备推出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拿出的那种大手笔刺激方案。他们表示,新的刺激措施很可能是渐进和谨慎的。

近期,围绕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拖累了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但温家宝的言论是迄今最清晰的迹象,表明北京方面计划采取政策行动以刺激增长。

“(要)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温家宝表示,这番话引发亚洲各地股市上涨。

尽管温家宝的措辞与以往相比只有细微变化,但他的言论被视为一个明确信号,表明北京方面对急转直下的经济指标感到担忧。

虽然官方数据显示今年首季中国经济同比增长8.1%,但在过去一个月期间新增贷款和大宗商品进口量急剧下挫,似乎表明实体经济的挣扎程度超出整体数据所暗示的。

温家宝介绍了一整套渐进式政策措施,以求推动中国经济重返增长轨道,这些措施包括:向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发放更多贷款、降低融资成本、减税,以及向中小企业发放更多信贷。他暗示,鼓励购买家用电器和建材的计划应当得到延长。

“他希望比以前更重地踩油门,更轻地踩刹车,”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宋宇表示。“这项声明是过去半年来他作出的最明确的担忧表述。”

分析师们表示,政策方向的转变将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启动大规模投资项目方面将有更大空间,而且可能意味着中央政府对此类项目提供更多支持。但没有迹象表明,北京方面将像它在金融危机过后所做的那样,打开信贷龙头。

“你不会得到一个大方案,但渐进的努力将很有意义,”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经济学家彭垦(Ken Peng)表示。“目前货币政策方面能做的不多,但财政政策方面有更大余地推出促进增长的措施。”

温家宝是在视察了拥有1000万居民的工业重镇武汉及周边地区后发表上述言论的。在中国政府官方网站贴出的长篇报道中,温家宝描述了他与该地区数十名企业负责人的会晤,并对需求和销售下降表示担忧。

电子及家电产品企业海尔(Haier)的高管告诉温家宝,家电行业今年一季度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13%。武汉重型机床集团(Wuhan Heavy Duty Machine Tool Group)的负责人说,企业运行基本平稳,但有效合同比去年同期少。

欧元区危机和全球经济不振,使今年4月中国出口同比增幅降至区区4.9%,远低于2011年4月29.9%的出口同比增幅。

译者/和风

吴英案余波远未了结

一条意料之中的消息,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

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吴英的罪名没有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且其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危害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吴英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主动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其中已查证属实并追究刑事责任的3人,综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词强调了吴英案的集资数据,以及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显然,对于吴英案所显示的金融风险,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很难想象,有关方面会允许一些法律人士援引这一案例,对集资诈骗案网开一面。一旦允许民间集资,则中国金融固守的利率堤坝、金融向特定企业输送资金的渠道将消泯于无形。

这是一次胜利,又是一次失败。所谓胜利,是刀下留下了惨淡的生命;所谓失败,是千万个活跃在地下金融“战线”的吴英并没有因为这次判决,而得到制度上的保障,或长久的赦免。

事实上,同在浙江,2009年到2010年,就有杜益敏、高秋荷、王菊凤等人被判处死刑。根据《浙江省非金融机构借贷报告》,2008年-2011年3月,金华市法院接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51件,集资诈骗罪案件数为14件;共中2009年情况最为严重,全市涉案7件8人,其中上千万规模案件4件5人。2010年全年,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206起,2011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再度紧张,诉至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入高峰期。无数的集资亡灵,构成了吴英案的幽暗背景。

吴英集资诈骗罪名成立,民间金融屡败屡战、屡禁难止,印证目前的金融体制千疮百孔、不敷所用。民间集资案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体中的一道哭墙,正是因为体制性歧视下,民间金融身兼二任,既背负发展经济的重任,又在额头上刺有搅乱金融秩序的红字。民间金融推动市场与扰乱市场功罪交集,由此导致围绕民间集资案背后的舆论战役,孙大午案是如此,吴英案同样如此。

抛开无数为吴英辩护的言论,笔者找到较为代表性的反对派吴其伦的民间判词。他提出的理由是,吴英非法集资、恶意诈骗数额巨大,对事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对其处以极刑符合当前刑法死刑认定标准;非法集资诈骗获死刑有先例可循;近年来,民间非法集资诈骗盛行,主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较低,从重打击此类犯罪利于警示他人。前三项可以不论,因为受到伤害的事主“鲜有指控”,并未主动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集资诈骗判处死缓的案例也不少,而民间集资诈骗盛行、必须抑制的说法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间人士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吴英案是典型的庞氏骗局,理当严惩。

在笔者的文章后面,常有读者留言,有少数人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们指责笔者不该为吴英这个“诈骗”者辩护,“你在为吴英辩解的时候,有多少人因为掉进高利贷陷阱痛哭”,笔者甚至可以想象他们身陷高利贷一无所有后的愤怒,可以理解某些书斋学者对吴英明知不能偿债而大举借债的道德愤怒。

新一轮经济刺激号角已经吹响?

近日,中国新华社报道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湖北考察并与六省负责人一起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笔者认为这是重要信号,可能是新一轮经济刺激号角已经吹响。

2011年10月底,温总理也曾在天津召开天津四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席间要求“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其后不久,央行下调准备金率,信贷大幅增加,货币政策由早前的过紧回归至中性,温总理当时的表态可以解读为货币政策变调的前奏。

对比两次表态与所处环境,可以看到,相同之处是全球经济动荡加剧、国内经济下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小企业运行困难等。但有所不同的是,如今通胀比较低、流动性充足而贷款需求疲软、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更大等。因此,笔者认为,温总理的表态可以解读为决策层对稳增长的担忧更加明显,将是新一轮刺激政策号角。

有别于上次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调整的方式,如今货币政策放松对于经济的支持力度有限。为了真正达到稳增长的目的,笔者认为,应该适当调整对房地产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部分严格控制,细化政策针对对象,对于支持刚需、改善性住房的合理需求,及对于具有盈利能力的地方融资平台项目,应该考虑松绑。

流动性改善但投资需求不足

当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与去年年底已有明显改善。经历了政策的预调微调,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当前市场资金量并不紧缺。上周末,央行下调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资金价格回落跌幅也超出预期。截止5月17日,隔夜Shibor已经跌破2%大关,跌至1.81%,创下了一年多新低。隔夜和7天期的Shibor比一周前累计下跌了55.5个基点和54.6个基点。

另外,从公开市场操作来看,上周央行先后两次采取正回购操作,分别是周二的600亿元,周四的300亿元正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分别为2.8%和3.14%。上周共净回笼资金量640亿元,结束了连续七周的净投放。因此,银行间资金价格回落、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重现净回笼,可以说明目前市场资金较为宽裕。

与之相对,央行公布的信贷数据却不容乐观。4月新增贷款大幅回落至6818亿元,环比回落3千多亿,同比回落612亿,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明显不足。另据媒体报道,5月信贷投放延续了4月相对低迷的态势。前两周,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新增人民币贷款整体接近零,存款继续流失2000亿左右。

既然短期内不存在流动性不足,为何贷款仍旧不足?仔细查看信贷投向,便不难发现,中长期贷款需求不足是主要原因。4月住户中长期贷款增加628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1265亿元,总占比不到30%,远低于以往近50%的比例,显示居民住房贷款需求与企业投资需求不足。

笔者认为,中长期贷款下降主要是受政策影响,对于房地产调控与地方政府投资平台的严格控制,导致相关贷款不足,并使上下游产业链的诸多需求都受影响。这样看来,贷款需求不足这一难题无法用货币政策放松来化解,而需要更多恢复投资需求的政策出台。

下调存准率为何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