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October 31, 2014

北京地铁禁万圣节“奇装异服”入内

周五,北京地铁禁止穿着万圣节(Halloween)服饰的乘客进站,警告称,他们可能引起“恐慌”和“踩踏”。

万圣节并非中国传统节日,但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会举行庆祝活动。万圣节在有小孩的中产阶层人士中也越来越流行。

通常,夜班警察和出租车司机都会把身着奇装异服的外国人视为怪人,但今年当局可能担心,人们还可能在万圣节服饰的掩盖下,身穿更具挑衅意味的服装。

本月,香港抗议者在民主抗议中,使用了面具、雨伞和街头艺术。

北京方面压制了任何类似企图。10月初,一些艺术家组织了一次游行向香港民运表示声援,后来这些艺术家被拘留。还有一次诗歌朗诵会的参与者也遭到拘留,而几位抗议他们被拘留的朋友也被拘。

《新京报》周五报道称,“北京公交警方提示,请不要穿着奇异服装进入地铁站及车厢内,那样容易引起群众围观、造成麻烦。”

该报补充道,对于乘客行为造成扰序的,公安机关可视情节和后果对其依法拘留。

狞笑的“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小型蜘蛛侠(Spidermen)或巫师服饰,也许都算奇装异服。不过最令警察担忧的,似乎是下周即将在北京举行的24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安全。

中国在该峰会前实施了大量措施,以减轻交通拥堵,减少污染,并消除一切麻烦迹象。

译者/何黎

中国大型银行不良贷款快速上升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令企业借款人承压,中国各大银行第三季度的不良贷款大幅增长,增速达到至少7年来的最高水平。但分析师们表示,资产质量下降仍然可控。

中国工商银行(ICBC)和中国建设银行(CCB)发布的季报显示,两家银行第三季度不良贷款分别增长9%和10%,是至少7年来的最大增幅。按资产计算,工行和建行是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

但分析师表示,不应误读这两家银行不良贷款的增长。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的中国金融机构分析师陈睆明(Dorris Chen)表示:“市场很可能对工行和建行的不良贷款过于担忧了。不良贷款之所以上升,是因为这些银行不愿将它们出售给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它并不意味着资产质量出现了更严重的根本问题。”

中国央行本周发布的数据显示,银行已经削减了它们在陷入困境的房地产领域的敞口。第三季度发放给购房者和开发商的贷款同比下降了5%。

许多银行今年大举出售或核销不良贷款,但最大的几家银行选择努力将不良贷款留在本行,寄望于至少能够回收一些价值。

中国农业银行(ABC)在今年9月末的不良贷款率高达1.29%,是中国5大银行里最高的,中国第四大银行中国银行(BOC)的不良贷款率为1.07%。

分析师表示,尽管不用担心不良贷款的上升,但更大的风险在于,此类数据是否真实反映出了逾期贷款的真实水平。银行可以通过贷款滚转或延期来掩盖逾期贷款。

但这些银行数据中的一个亮点是,净息差(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与为存款支付的利息之差)依然高于许多分析师的预期。

建行的净息差维持2.80%不变,农行从3个月前的2.93%略降至2.91%,但这依然远高于2012年和2013年的水平。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3月表示,可能在两年内取消实施已久的银行存款利率上限。预计此类改革将会挤压银行业的利润率,因为银行将不得不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争抢客户资金。

但许多分析师认为,经济放缓将迫使政策制定者延迟取消上限,以免存款利率上升传导至贷款成本,导致后者上升,从而进一步拖累业已放缓的经济。

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的同比增速为7.3%,低于二季度的7.5%,创下5年来的最低增速。

中国央行今年还采取了一系列定向宽松措施。上月,它通过向大银行发放贷款,向银行体系注入5000亿元人民币。本月,它进一步向中等规模银行注入2000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这帮助银行降低了资金成本。

与此同时,银行由于担心经济放缓而提高了贷款利率来补偿违约风险的上升,使得贷款利率依然保持相对高位。

同时,监管机构对信托公司和其他非银行贷款机构的表外信贷的打击,导致一些实力较弱的借款者重新回到传统银行。这也帮助推升了贷款利率。

译者/邹策

全球影子银行规模已接近危机前水平

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影子银行相对整体经济规模的比例正接近危机前水平,而主流银行占影子银行的比例有所下降。这些数据凸显了另类金融的体量之重。

在巴塞尔金融稳定委员会(FSB)追踪的20个国家加上欧元区,去年广义上的影子银行规模增加5万亿美元,超过75万亿美元。这相当于这些被追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0%,已接近2007年123.4%的高点。

根据该委员会一项更有针对性的标准衡量,主要经济体中影子银行规模膨胀最厉害的是中国。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目前已排在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去年影子银行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为24.5%,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点。相比之下,传统银行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从2008年逾49%的高点,下滑到了45.6%。

高伟绅律师事务所(Clifford Chance)的合作人西蒙•葛里森(Simon Gleeson)表示,“监管范围”将不得不扩大,已包括更大比例的影子银行活动。本月,金融稳定委员会把目标对准影子银行的一个关键部分——回购市场,便是一例。

金融稳定委员会不但追踪广义影子银行,也关注狭义的影子银行,因为这一领域风险最高。狭义影子银行机构不包括那些不提供信贷的实体,比如股票基金,以及被整合至银行集团内部的经纪自营商(broker-dealer)的资产。

金融稳定委员会表示,23个主要经济体的狭义影子银行总规模为3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规模最大,为14.04万亿美元,英国以4.7万亿美元居第二,中国2.7万亿美元居第三。

2012年至2013年,一场信贷繁荣推动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增加了38%。这场信贷繁荣使人担心中国产生危险的信贷泡沫。环顾新兴市场,有7个国家的影子银行规模增长了10%以上。

在广义影子银行规模上看,投资基金是去年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增幅高于18%,较2007年至2012年间4.3%的年均增速而言大幅提速。

译者/邢嵬

乘豪华火车游西班牙

我从小憧憬的客车就是这个模样。低车身的罗布拉快车(Expreso de la Robla)静静地停靠在毕尔巴鄂(Bilbao)新艺术主义建筑风格的康科迪亚车站(Concordia Station)的侧轨上,车体专门漆成了时髦的深绿色、黑色以及暗红色,金色字体的列车名字则醒目地标示在车体两侧。

餐车供应的早餐有:桃子、煎蛋以及橄榄油面包。我环顾木镶板装饰的餐车内部,身穿深蓝色制服(饰有金黄色滚边)的年轻迷人的服务员与靠推窗摆放的餐桌映入眼帘。与我同车的32位乘客基本上都是西班牙本国夫妻,从他们略微倦怠的脸容可以看出,他们出行旨在躲避八月人满为患的海滩、烈日炎炎的夏日以及自己的亲朋好友。

长久以来,西班牙一直是豪华列车旅游的引领者,久负盛名的安达卢斯快车游(Al-Andalus)与坎塔布里亚快车游(Transcantábrico)就是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Renfe旗下子公司Trenes Turísticos de Lujo旅行社经营的两条最为知名的旅游线路。安达卢斯列车游穿梭于西班牙南部几个城市间,而穿梭于北部港口城市拉科鲁那(La Coruña)与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án)之间的坎塔布里亚游车设施尤为考究,最近刚刚举办了运营25周年的庆典活动。

尽管今年初刚推出的“火车与早餐”(Train & Breakfast)旅游项目很是平常,却让游客趋之若鹜。与严格遵循作息时间、热门旅游线路上运行的超豪华列车不同的是:“火车与早餐”项目推出了包括葡萄酒产区游、美食之旅以及最为诱人的西班牙传统狂欢节日游在内的各种主题游。明年推出的旅程还将包括参观巴伦西亚火祭节(Las Fallas in Valencia)、潘普洛纳奔牛节(San Fermín in Pamplona)以及塞维利亚博览会(Seville’s April Fair),而且乘坐火车游览这些景点可以免去交通拥堵以及四处找寻酒店的麻烦。“火车与早餐”旅游项目通常是白天游玩,晚上则在车站停靠过夜,尽管也可能在中途临时停车吃午餐或是观光游览。三晚上的起步价约为350欧元,而安达卢斯列车游的起步费用为1710欧元。

本月初,我登上久负盛名的罗布拉快车,沿着穿行于北部海岸的窄轨铁路,亲身体验了一把开往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的早班车,及时观看了塞利亚河上举办的划艇赛(Descenso del Sella)。喜欢熟知西班牙的游客都知道,景色宜人的阿斯图里亚斯正好夹在加利西亚(Galicia)与坎特布里亚(Cantabria)之间,是个旅游待开发地区;Descenso是顺山间河流塞利亚河而下的划艇赛事,比赛项目各类繁多;它还举办相关狂欢活动,这项赛事的历史已超过78年,成为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夏季旅游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火车沿着内尔韦恩(Nervión)港湾驶出毕尔巴鄂,经过的地区是巴斯克地区后工业时代的污浊不堪与翠绿色乡村美景的怪异组合体。火车经过倒闭的仓库,废弃的工厂以及家具厂,它们都是西班牙经济调整造成的可悲后遗症。

火车驶入西班牙腹地后,风景焕然一新:遍地是葡萄园与成块的玉米地,刷成白色的农舍窗台上爬满了天竺葵,后花园里则种着郁郁葱葱的棕榈树。

登上列车后,早晨宁静祥和,让人慵懒不已。旅客有充裕的时间凝望窗外的美景、浏览一二页书、题写卡片、或是在咔哒咔哒的火车行进声音催眠下进入梦乡。快抵达卡兰萨(Carranza)时,我登录火车上的WiFi,从网上了解西班牙窄轨铁道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在伊比利亚半岛各个偏僻地区的留存现状————如今仍在德尼亚(Denia)与阿里坎特(Alicante)之间海岸运营的Trenet老式火车就是个例子。上午11:30时,来自毕尔巴鄂的一位男士(他与自己妻子进行周末短途游)点了一杯红葡萄酒:“请给我来杯上等红酒!”乘坐火车旅游具有永恒的浪漫情调,偷偷摸摸的乐趣似乎因此也因此变得堂而皇之。

警惕“重划欧洲版图”

如果一个人1914年出生在利沃夫,1992年去世,一生中一直在这个城市生活,那么这个人一生中已经在5个不同的国家中生活过了。1914年,利沃夫(Lviv)还叫伦贝格(Lemberg),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到1919年,这个城市已成为波兰的一部分,名称也变成了利沃夫(Lwow);1941年,这个城市被德国占领;1945年后,这个城市被并入苏联;然后,在1991年,这个城市又成为新独立的乌克兰的一部分。

这些变化的发生大多伴随着战争和流血。正因如此,不久前的那个消息才会引发轩然大波,该消息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几年前曾向当时的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建议,应再次瓜分乌克兰,东部的领土归俄罗斯,利沃夫和西部的其他领土归波兰。

有关各方都表示否认并出面澄清,普京与图斯克那次对话的具体情况随之变得扑朔迷离,的确,就连那次对话是否真的发生过也成了一个谜。但瓜分乌克兰的构想引发了公愤,这本身仍然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这揭示出,对于欧陆版图再次遭到重划的可能性及其必将带来的种种危险,欧洲感到深切和有理由的恐惧。

俄罗斯今年强行吞并了克里米亚(不过整个过程基本上没有流血),意味着对乌克兰的瓜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开始。自那以后,已有数千人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中丧生,该地区如今已局部由俄罗斯支持的分裂主义者控制。即便乌克兰不久前举行了选举,但分裂主义者控制区域的选民无法投票。

在欧盟(EU)内部,有重量级人物敦促乌克兰人“接受现实”。他们建议乌克兰人专注于搞好仍然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大部分国土,而不要试图通过打一场旷日持久、又不可能成功的战争以求赢回东部的所有国土,然后不得不重建那些沦为废墟的城市。乌克兰人可以声称俄罗斯对那些区域的控制是不合法的。但他们应接受这一现实。

这是对领土被瓜分的“现实主义”看法。但还有一些重量级人物认为,即便是有策略地接受可以用武力重划欧洲的版图,也是个灾难性的错误。

刚刚卸任的前瑞典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直言道:“欧洲的版图或多或少都是用鲜血划成的,在这个过程欧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血腥冲突。”他认为,允许重划欧洲版图,无异于鼓励“鲜血再次横流”。

最明显的风险在于,俄罗斯将再次搬出它用来证明吞并克里米亚有理的那个理由,即这些土地在历史上和文化上都属于俄罗斯,并用这个理由来占领如今已被克里姆林宫习惯性地称为“新俄罗斯”(Novorossiya)的乌克兰约四分之一国土。这块区域包含了乌克兰的全部海岸线,失去海岸线将严重削弱作为一个国家的乌克兰。

如果对乌克兰的瓜分真正开始,其他国家或许也会忍不住加入。在某些欧盟国家素有“小巴尔干的普京”之称的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已明确表示,他认为匈牙利在一战后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国土是个悲剧。一些曾经属于匈牙利的土地如今有的在乌克兰境内,有的在斯洛伐克、塞尔维亚或罗马尼亚境内。如果乌克兰真的开始分裂,就连波兰都可能有人忍不住想要收回利沃夫。

尽管德国政府常常被批对俄罗斯太软弱,但德国政府特别坚定地主张禁止谈论一切重划欧洲版图的话题。直到1970年,德国才放弃对二战后被划归波兰和俄罗斯的领土的主权要求。那些区域与德国文化的亲近程度,至少不亚于克里米亚与俄罗斯文化的亲近程度。比如说,现在为俄罗斯飞地的加里宁格勒,曾经叫柯尼斯堡,是普鲁士的首都,也是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故乡。

罗塞夫与中国的双赢

把本届巴西总统大选比喻成一场闹哄哄的肥皂剧虽然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但对于此次状况频出的选举季来说,这个比喻却再合适不过了。先是一位总统候选人死于坠机事故,然后他的副总统候选人——环境活动家玛丽娜·席尔瓦在民意调查中支持率飙升,但在遭到巴西政治史上最猛烈的负面宣传打击之后,她的支持率又随即迅速地下滑。亲商候选人阿埃西奥·内维斯与寻求连任的迪尔玛·罗塞夫并驾齐驱地进入周日的第二轮选举。最终,罗塞夫以微弱优势取得胜利。

在所有候选人中,最富戏剧性经历的候选人是席尔瓦,如果获胜的话,她将是巴西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席尔瓦是亚马逊地区一位割胶工人的女儿,16岁之前没有受过教育。她曾在巴西劳工党(PT)前总统卢拉的政府中担任环境部长,这让她的政治生涯逐步崛起。但是,她在若干问题上与自己的政党产生了分歧,包括在亚马逊地区建设大型水力发电大坝(这是巴西劳工党寻求能源独立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次选举中,她原本是巴西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埃杜瓦尔多·坎波斯的竞选伙伴,但后者的突然去世将她推到了聚光灯下。

然而,席尔瓦在10月5日的第一轮选举中失利了。在她的支持者看来,这件事就好像是打破了他们对于建设一个更加环境友好、进步的巴西的希望。而在很多人看来,更糟糕的是,她竟然公开对内维斯表示支持,想借此反击针对巴西劳工党的负面竞选宣传,而内维斯却是一位来自南方以白人为主导的富裕地区的亲商州长。

内维斯和罗塞夫进入了第二轮选举。罗塞夫曾在卢拉政府中担任主要职务,并且在其三年的总统生涯中一直继续推行卢拉的政策。最终,超过半数的巴西人更愿意保持现状,罗塞夫以51.6%的微弱优势赢得胜利。

那么,罗塞夫的胜利对于环境,以及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

更加密切的贸易关系

罗塞夫的连任标志着巴西很可能会继续现有的做法。最近,罗塞夫和中国主席习近平签署了50多项涉及能源、金融和工业领域的协议。中国同意向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提供75亿美元的融资,而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商。今年巴西向中国出口的280亿美元的货物中,绝大多数都是铁矿石、大豆和石油。

巴西的一位高级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道:“中国关注的两大战略性问题就是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而在这两方面巴西都是中国理想的合作伙伴。”

上述融资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共同提供,并将用于从中国企业购买船只和设备。中国也同意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购买60架喷气式客机。

习近平是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与罗塞夫签署上述协议的。这次峰会在巴西的福塔莱萨拉召开,会上成立了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该银行以后将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这也为各国提供了除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由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外的选择。

巴西落后的基础设施是中方关注的一个主要领域。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建设银行收购了巴西工商银行(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SA)72%的股权。中巴两国已经计划修建一条从巴西大西洋沿岸出发,穿越安第斯山,直达秘鲁太平洋沿岸的铁路。中方之所以喜欢这个提议,是因为这样一来,中国从巴西进口谷物的运输成本每吨将下降30美元。

Thursday, October 30, 2014

中国死刑争论的民意阻力何来?

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草案,拟取消集资诈骗罪等9个罪中的死刑,中国学界和媒体一致盛赞。这一动向自然值得称道,但多少令人有点出乎意料。因为中国对刑法上一次修订中,已刚刚一揽子取消了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包括此前一直主张废止的集资诈骗罪死刑。

而不出所料的是,此番缩减死刑的动向,再次遭遇反对之声。表面上,呼吁减少死刑在中国法学界已是绝对主流,但在发言门槛较低的博客、微博等网络媒体上,舆论的反馈中反对减少死刑的声音并不在少数。在占据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中,支持死刑者却反而可能占多数——与之类似的是,尽管中国舆论界坚决反对刑讯逼供,其实在普通大众的观念中,是不能刑讯“好人”,而“坏人”不打才是不对的。

这一微妙现象,可以借用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著名论断“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来概括:在公共舆论界叫地响亮的声音其实并一定不能代表大众,因为普通大众通常在舆论场上是沉默的。尼克松此说当然本是为了自辩,未必符合事实。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真实的大众民意也基本可以通过议会代议机制顺利地表达出来。但无论如何,沉默的大多数这一论断本身却极富洞见,这对于准确地认清真实的民意民情,避免被传媒造就的舆论错觉所误导,至关重要——这尤其在民意表达机制严重不畅的国家,显然就更为重要。

其实,前段时间网络写手周小平应邀参加中国最高层举办的文艺座谈会事件,也可以此来解释。对周小平文章的通篇硬伤和姿态,以及官方对其青睐和庇护,中国主流文化界尽可以不屑乃至鄙夷。但这并不能说明周小平没有支持者,可能恰恰相反,普通大众中周的支持者并不在少数——这可能正是官方挺周的原因之一。官方可能也并不指望利用周小平一人可以改变知识阶层的固有观念,而只要能影响普通大众就够了。

但朴素的民意是民意,中国死刑现状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全球至少70%以上的国家已实质上废除死刑,即便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大多原则上限于严重的故意杀人犯罪;对比强烈的是,中国的死刑无论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居世界榜首。死刑过多,不仅有违生命权这一最基本人权的保障,而且也不经济,例如:恰恰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死刑过多也反而可能造成,一个人犯罪后会抱着“反正一死”的心态,更肆无忌惮地实施犯罪——所谓的“投名状”,其实正是这一法律内在悖论生动、极端的现实体现;再者,死刑耗费的公共资源成本极高,因为死刑的后果无法挽回,所以为避冤杀就必须设立极为严格、复杂的死刑适用机制。

再者,重刑也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引发更多问题。例如,中国现有非暴力犯罪适用死刑的案例,最常见、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集资诈骗罪。表面上,集资诈骗往往受害者众多且金额巨大,的确危害极大。但问题是,集资诈骗和民间集资之间其实往往存在着较大的模糊地带,而很难严格区分开来。这就导致实践中,集资行为是否会被认定为集资诈骗,通常取决于集资者最后能否还钱,这显然是不问主观过错的“客观归罪”,从而会混淆民事纠纷与犯罪。

Lex专栏:平安保险平安吗?

保险公司可被认为兼具赌场与对冲基金的特点。自留保费(retained premiums)就相当于赌场的胜率;而通过保费获取投资回报有点像对冲基金的做法。赌场有时会赢,有时会输——由其风险押注和资产回报的综合结果而定。

中国平安保险(Ping An Insurance)本周发布的第三季度业绩可谓相当坚挺。该公司稀释后每股盈利(diluted EPS)同比增长五分之四,今年头9个月的盈利已相当于分析师所预期的全年盈利的90%。

要说有什么东西令人不安的话,那就是平安发展得有点太快了。该公司今年保费收入增长了16%。相比之下,中国最大的寿险公司——中国人寿(China Life)今年迄今的保费收入下降了2%。财险和意外险领域的领军者中国人保(PICC)的保费收入仅增长14%。要么就是平安知道了竞争对手所不知道的事情,要么就是它对风险作出了错误的定价。

平安的理财资产自去年12月以来增长了三分之一,这同样令人不安。中国保险市场受到严格管控。上世纪90年代许多保险公司向客户许诺回报,导致最终破产,让监管机构还心有余悸。2009年起保险公司可以开展理财业务,受限制相对较少,对保险公司和客户来说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但这里面有风险,尤其是保险公司保证收益率,比如说是4%至5%的话。如果理财业务能够实现比这还高的回报,那么没有问题。但如果回报低迷,理财业务就会赔钱。

中国寿险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根据瑞士再保险(Swiss Re) 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寿险缺口达到19万亿美元。伯恩斯坦(Bernstein)表示,中国寿险健康险每年新增保费收入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而香港的这一比例是11%。因此,中国的保险公司应该能够发展壮大。但即便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市场里,赌场也不会总赢。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邹策

熔盛重工大举融资并易名

周四,负债累累的中国熔盛重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熔盛重工)表示,将融资至多32亿港元(合4.17亿美元)用于发展新的能源业务。其股价应声上涨16%,但随后又大幅下滑,至下午3时已下跌2.21%。

这家民营公司一直受到密切关注,它是检验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允许企业破产的一块试金石。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让原本就在长期产能过剩下艰难挣扎的重工业承受更大压力。熔盛重工设在江苏省的造船厂是当地最大的用人单位。

熔盛重工在周三晚提交给港交所的一份文件中称,其将向私人股本投资者王平出售可转换认股权证,并更名为中国华荣能源(China Huarong Energy Co.)。

熔盛重工当初由亿万富豪张志熔创立,从此希望通过投资能源资产,重现往日辉煌。对于其亏损的造船厂,熔盛重工正在等待一项可能由政府主导的重组。

今年8月,熔盛重工宣布,将收购中亚一处油田的多数股权,并可能在该地区增加投资。

今年上半年,熔盛重工净亏损超过30亿元人民币,目前已对总共逾85亿元人民币的还款合同违约。但当地的银行债权人已给了一段宽限期。

译者/邢嵬

中国金融雄心的挑战

今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忙着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奠定基础。虽然实现北京的宏伟设计仍然既不明朗又很遥远,但其战略的主旨是明确的。首先,它力求创建一个人民币区,以抗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主导世界金融体系的美元区。这包括鼓励使用人民币作为一种储备货币、一种结算贸易的单位、一种证券投资者的价值储存手段。迄今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s)昨日表示,今年头九个月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总量增至创纪录的4510亿元人民币,高于2013年全年的3760亿元人民币。

北京总体计划中的第二支柱是,仿照目前主导全球发展议程的多边组织,推动设立与之对应的机构。7月,金砖集团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决定建立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应急储备安排,由此创建了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对应的机构。10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AIIF)在20个国家的支持下成立,由此产生了一个与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分庭抗礼的对手。北京还在推进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的计划;上合组织是一个由欧亚六个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集团。

这四个机构将使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和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本已相当可观的财务火力如虎添翼。中国进出口银行在短短两年里发放了大约6700亿美元信贷——超过美国进出口银行(US ExIm Bank)在之前80年期间提供的贷款、担保和保险。

此类事实印证了中国雄心的可信度。但疑虑也很多,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国内治理记录被官场腐败、对国有企业的制度化偏袒、以及财务交易缺乏透明度留下污点。

一些资深人士用外交语言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亚行行长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表示,虽然他理解AIIF,但他不欢迎它。其他评论员的语气更加生硬。“我们要的是基于法律的秩序,而不是基于蛮横实力的秩序,不幸的是,后者正是中国现在的情况,”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教授高原明生(Akio Takahara)表示。

中国方面则辩称,它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金融秩序,而是要改善现有秩序。它以亚洲基建项目估计存在8万亿美元资金缺口为例,强调需要额外的资金来源,而不仅仅是依靠世行、IMF、亚行等现有多边组织。

此外,很明显的是,中国正推动建立的新机构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失望。IMF尤其不受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该机构对市场化改革的刚性坚持,被怀疑是一种压制穷国(而不是帮助其脱贫)的工具。

因此,现有的多边机构将不得不对自己进行彻底整改,才能在一个日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更有效地开展竞争。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会发现,如果这些新的金融机构不实行透明、严格的治理标准,它们可能还没有建立起与自己的资金实力相称的声誉就已经走下坡路了。

译者/和风

高盛对阿里股票给出不同评级

高盛(Goldman Sachs)与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Alibaba)的其他顾问发生了意见分歧,它对阿里巴巴给出了“中性”评级,给出的目标价也远低于上月一起承销阿里巴巴IPO的其他银行。

主导阿里巴巴上市的6家投行周三发表了研究报告。对于未来12个月,高盛给出的目标价最低,为102美元,花旗集团(Citigroup)给出的目标价最高,为118美元。

上月,阿里巴巴股票在纽约上市首日大涨三分之一。周二,阿里股价报收99.68美元,略低于此前100.67美元的创纪录高价,较68美元的发行价上涨47%。

高盛在报告中指出,阿里股价的这一涨幅是目前不能给其更高评价的一个原因。然而,高盛补充道,其预计在长期内阿里股价具有上涨空间。

阿里的其他主要顾问——摩根大通(JPMorgan)、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花旗、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瑞信(Credit Suisse)——对阿里的评级都是“买入”或“增持”,给出的目标价分别为112美元、112美元、118美元、111美元和114美元。

译者/邢嵬

钻石将越来越昂贵?

中国经济放缓或催生更多违约

非典型创业日志(一)

【编者的话】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把自己变成一个商业创业者的过程是怎样的?一个写作者又如何看待自己创业的过程?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推出系列《非典型创业日志》,为读者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新历程,他内心的矛盾、分裂与兴奋。

星期二(10月28日)

我把两本书夹在了车后座。不到两个月,这辆凤凰自行车已被骑得破损,右脚蹬子只剩下一个轴。

夜晚时关上店门,独自骑车回家却是最惬意的时光。我觉得自己常陷入无意义的忙碌、亢奋,在那个满墙爬山虎的、由昔日的图书馆改造的办公楼里,我很少获得宁静与真正的智力刺激,哪怕是暂时的。但我又舍不得离开,那种亲密的喧嚣有股特别的魅力,它令你回避自我。

这两本书也代表了我内心的分裂。一本是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它是我迷恋的、也习惯的主题,知识分子该如何在历史中坚持自身的智识的、道德的责任,他既不该被现实的政治权力、也不该被群体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他应该坚定地遵循个人的、诚实的声音。不管是这本书的作者,还是书中的三位主人公——布鲁姆、加缪、阿隆,都是我心中最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亢奋中的冷静,是颓败中的激情,既是永远的局外人也是持续的介入者。

记得是2008年春天,我第一次读到托尼•朱特。在维也纳的莎士比亚书店(卖书的老婆婆说,他们与巴黎那家没什么关系)里,纯粹出于偶然,我买了他的那本重思20世纪的文集。接下来几年中,他成了我知识上的偶像。他的论述与关怀似乎将我心中朦胧兴起、却仍暧昧不明的东西指明出来。我喜欢他在公共事物与个人情绪之间的微妙平衡,对更大的历史叙述与意义的追寻,同样重要的是,他在这叙述中的不屈不挠的道德声音。这道德当然不同于我在成长中不断遇到的那个被扭曲的、抽空的“道德”,而是基于个人良知的行为准则。但或许最吸引我的,是他对他者的同情之理解,在这理解背后,是对所有既有常规、陈辞滥调的厌恶。在他恢宏、魅力四射的《战后欧洲史》中,他把整个东欧带入了叙事,而之前,历史学家们对于1968年的巴黎学生大书特书,却忘记了布拉格才是真正意义的反抗。

另一本是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的《一网打尽》,关于亚马逊公司的商业传记。不过二十年,这家公司发展成一个无法形容的庞然大物,入侵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有时候,在办公室闲荡、看着那些年轻的同事时,我也不禁心生好奇,我们将上演怎样一个变形记。

单向空间不再是一家书店,它要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定义者。但到底该怎样定义,又该怎样具体实现这抽象的概念?白天,我翻过这本书,唯一记得的片段是,贝索斯对他的员工很糟糕,为了节约成本,禁止他的仓库管理员开空调。

托尼•朱特既代表着安全,也代表着焦虑,他的腔调与立场让我进入熟悉的空间,但似乎也在提醒——我是不是在逃避这“责任的重负”。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这可是一个严酷的考验时刻,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恐惧从未这样鲜明过,而荒诞也从未如此赤裸裸过。以至于,你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驳斥了。一场大规模的内心流亡似乎已不可避免。但问题是,你有足够的内心空间让自己逃避吗?你常常发现,你的内心要么空洞不堪、要么不过就一堆杂乱的垃圾。

雾霾天,为什么还跑步?

如今,在中国白领们中间,跑步风潮之猛烈,甚至不需要列举多么详细的数字,只用两件事情便可说明问题。

第一件事情:一哥们通过种种关系,花160元人民币成功报名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之后转手便以2000元人民币将参赛资格出让,他的感慨是:"这钱赚得太容易了,早知道我要价3000块!"

第二件事情:10月19日,3万名职业及业余选手(其中2.6万人报名42公里的全马、6000人报名21公里的半马)在PM2.5浓度高达344微克/立方米、AQI美标指数高达394的有毒害级别(离报表值500仅一步之遥)的重度污染空气里,或佩戴口罩、或戴着防毒面具、或干脆素面朝天,活生生实践了"厚德载雾、自强不吸"的北京精神。随后,一篇《你是那个昨天跑了北马的SB吗?》的雄文在微信朋友圈刷屏。

秋高气爽,这个季节本应适合包括跑步在内的各种户外活动,但糟糕的空气质量却让很多有心锻炼的人胆战心惊。前两天,去参加一个关于智慧城市的论坛,身为德国工程院院士的Sachsenmeier Peter教授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他捏着一个纽扣电池大小的传感器对大家说,他有个在柏林做宾馆经理的朋友,把酒店的走廊里、路灯上、植物下都安装了这种传感器,总共有300多个,每天这些传感器都会实时检测不同区域的空气质量,住店客人可以登录酒店的服务系统查看环境变化,以此来决定是否出去跑步。

Peter教授的本意,是强调科技进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各种便利。但我听这个故事的最大感想,则是两类人面对的不同的选择题:对于生活在德国的朋友来说,空气质量不好可能只是暂时的,适合跑步的天气很快就会到来;而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朋友来说,遇到适合跑步的天气是比较罕见的,更多的时候,工业排放、汽车尾气、煤炭不充分燃烧产生的废气等各种原因导致的空气污染一直笼罩在心头,并且,像PM2.5这样极其细微的颗粒物会轻松突破鼻毛、咽喉黏液和下呼吸道的过滤,径直进入肺泡--肺的基本组成单位--并且沉淀在肺泡中,进而通过堵死肺泡的方式伤害人们的肺。

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依然有越来越多的白领加入到跑步的行列中来?最近,我碰巧比较密集地参加了2014摩根大通企业竞跑赛、《第一财经日报》十周年十公里HI RUN等跑步活动,并且与参加上海国际马拉松赛、戈10挑战赛的几位朋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除了锻炼身体的基本功能,跑步被赋予了更多精神层面的含义,而这才是跑步在白领中盛行的真正原因。

很多人通过跑步得到了生活的启迪。朋友小郭辞掉工作,准备跟几个伙伴一起开果汁店,大半年的时间里,他先是去不同的果汁店打工偷师,后来又寻找合作资金,接着寻寻觅觅找店面,到现在,还忙碌于完善果汁店的LOGO等各种细节中,其中甘苦,他说到动情处,三尺男儿不止一次两眼发红。10月23日,他跟我一道参加了摩根大通企业竞跑赛,完赛之后他在朋友圈里写道:"一口气跑完5.6公里,挺有成就感的,上次参加这个赛事是2011年,那次走走停停,成绩是30多分钟。今天也几次想停下来,心里一直跟自己较劲,终于还是一口气跑下来了。很多困难,扛一扛也就熬过去了,就是这样。"这段话,明显是借跑步的由头,抒发自己创业过程中的感慨,而三年之后更加出色的跑步成绩,也必定能够增强他在生活中披荆斩棘的勇气与信心。

小米将贷款10亿美元加速海外扩张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敲定一笔10亿美元的贷款,从29家银行获得融资。该公司正寻求加速拓展海外市场。

这笔贷款期限为3年。贷款人遍布各个大陆,包括全球性投资银行,如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摩根大通(JPMorgan)、巴西银行(Banco do Brasil)、马来西亚的马来亚银行(Maybank)以及中国按资产计算最大银行的海外分支——工行亚洲(ICBC Asia)。

其他贷款人包括巴克莱银行(Barclays)、澳新银行(ANZ Bank)、瑞信(Credit Suisse)、荷兰国际集团(ING),以及总部位于香港的永隆银行(Wing Lung Bank)和恒生银行(Hang Seng Bank)。

根据两名知情人士的说法,小米之所以选择从这么多家银行融资,部分原因是为了在其有意拓展的市场与当地银行建立关系。

这笔贷款将分为两大块:一笔5亿美元的贷款和一个5亿美元的循环信贷额度。

总部位于北京的小米是中国本土科技行业的明星企业之一。

创建于2010年的小米目前还未上市。根据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的数据,小米已经成为中国智能手机销量第一的制造商。今年第2季度,小米的出货量同比上升了240%,达到1510万部。

译者/许雯佳

中联油大举购买中东原油

随着国际油价暴跌至近4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简称中石油)旗下的贸易机构在过去一个月掀起一波购买潮,抢购了大量中东原油。

价格报告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Chinaoil,以下简称中联油)在10月份购买了逾2000万桶迪拜、阿曼和上扎库姆油田(Upper Zakum)的原油,其中许多来自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中石化(Sinopec)旗下的子公司联合石化(Unipec)。

这波购买令人猜测,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正利用油价大幅下跌的机会来充实其战略储备。

它也表明了如下事实,中国国有企业正在采购原油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而不是依赖交易机构为它们采购。

根据领先的能源价格报告机构——普氏能源资讯(Platts)提供的数据,交易员和分析师表示,中联油在过去一个月创纪录地购买了45船上述三种中东原油,将于今年12月交货。

本月早些时候,对全球供应过剩的担忧推动基准原油价格下跌至近4年来的最低水平。

与今年6月中旬每桶115美元的价格相比,布伦特(Brent)国际原油基准价格下跌了25%,同时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est Texas Intermediate)的跌幅也差不多。

昨日,这两个基准价格分别为87.21美元和82.26美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联油开始大肆购买。

分析师表示,中国大量购买原油可能有多个原因。一个是中国要充实其战略石油储备。伦敦咨询公司Energy Aspects估计,中国今年以来为其储备购买了8700万桶原油。如果要注满当前所有储备设施,中国可能还会再购买2000万桶原油。

不过,其中一些原油也可能用于商业储备,或者满足国内需求的增长。

译者/邹策

中国全面降准概率上升

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仅为7.3%。事实上,净出口成了中国经济的“解放军”。如果没有快速增长的贸易顺差贡献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经济增长,三季度的GDP增速将会更低。受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影响,短期内消费很难显著增长。中国国内外需求萎缩加剧制造业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导致制造业投资增速疲软。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受困于二三线城市的过度供给,去库存化的压力意味着本轮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会很快结束,房地产投资仍将持续低迷态势。地方政府债务快速上升带来的风险,将会束缚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

第三季度的出口增速为何回暖?一是因为美国经济快速复苏带来的外部需求有所增长,二是上半年人民币贬值的滞后效应,三是跨境套利活动再度抬头。因此,很难指望未来出口增速将会继续显著改善。以上分析意味着,仅靠经济自发性内生增长动力是很难实现2014年的保增长目标的,中国政府在未来一两个季度内进一步放松宏观经济政策,无疑是大概率事件。

财政政策方面,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投资将会加快,棚户区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也将提速,针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减免以及服务业的营业税改增值税也有望加速推进。但受制于财政赤字上限的掣肘,以及经济减速本身会造成财政收入下降,因此财政政策的力度终究有限。短期内要实现保增长目标,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放松是基本可期的。

今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严格遵循了定向宽松这一特征。无论是先后两次定向降准、对国开行的1万亿再贷款,还是近期下调央行正回购利率,都体现出货币政策操作由过去的“大水漫灌”向“喷灌”与“滴灌”演变的趋势。央行之所以实施定向宽松,一方面是试图实现保增长的目标,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重蹈2008年-2009年期间全面放松的覆辙。定向宽松,体现了央行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所做的困难权衡。

然而迄今为止,定向宽松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并未得到实质性缓解。实体经济增速与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之间的背离也并未显著改善。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的疲软态势仍在持续。除了效果不明显之外,定向宽松货币政策还存在操作过程不透明、可能产生新的资源配置扭曲与寻租空间等问题。因此,随着宏观经济的进一步下行,央行面临的自上而下的保增长压力将会显著上升,因此货币政策由定向宽松转为全面宽松的概率正在增加。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这里所指的全面宽松,仅仅是一次或数次的降准或降息,与2008年底央行与银监会取消对银行信贷的管制而发生的信贷大跃进不可同日而语。笔者认为,当前不应该把一次或数次的降准或降息视为洪水猛兽。当前进行的全面宽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范在未来经济急剧下滑时,不得不进行的更大规模的全面宽松。换句话说,是用短痛来避免长痛。

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越来越具备支持全面降准或降息的基本面基础。第一,9月份CPI同比增速仅为1.6%,PPI同比增速更是近3年以来均处于通缩格局,这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增速可能已经低于潜在增速,有限的货币政策放松不会加剧通货膨胀压力;第二,9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增速全部下跌,房地产市场面临巨大的库存调整压力,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放松也不会加剧房地产泡沫;第三,制造业部门已经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正在与融资平台切割债务负担,这意味着有限的货币政策放松也很难导致结构性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第四,如果不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的下行将会导致企业债务负担的加剧。换言之,在一定程度内,放松货币政策完全可能实现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的目标,而不作为却可能导致企业杠杆率加剧。

Wednesday, October 29, 2014

中共四次文艺座谈会

2014年10月13日,最后一位健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于敏去世,享年100岁。两天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立即被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相提并论,铁凝想起了“72年前那次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姜昆称“绝不亚于72年前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有种说法是,两次座谈会相隔72年,所以此次座谈会的与会文艺工作者是72人。

在中共治下的文艺历史中,有三次标志性的文艺会议:一次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产生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一次是1966年的部队文艺座谈会,一次是1984年底、1985年初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作协四大”)。

1966年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是“文革”之先声。《纪要》认为文化战线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主张“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1979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指出《纪要》成为在文艺界进行法西斯专政的合法理论根据,“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纪要》。

《纪要》虽然题为“林彪同志委托”,当事人的回忆证明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委托”,林彪也明确表示《纪要》“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纪要》多次谈到《讲话》,认为《讲话》“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革命文艺工作者在《讲话》发表以后,“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纪要》正式发表,是在1967年《讲话》二十五周年之际。总政治部认为《纪要》篡改了《讲话》精神,但与其说《纪要》是对《讲话》的否定,不如说《纪要》把《讲话》中“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逻辑推到了极致。

如何坚持《讲话》,又避免重蹈《纪要》之覆辙?1980年,邓小平明确表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文艺从属于政治”,正是《讲话》首倡,与之并行的说法是“文艺服从于政治”,“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鉴于《纪要》“灾难性的后果”,“作协四大”试图纠偏,首次提出“创作自由”。这次纠偏没有违背政治正确的戒律,也谈不上离经叛道,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发表的祝词,多次讲到“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讲到“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余毒”,但是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作协四大”仍然遭到批判,被指责没有明确出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字样,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参见郝怀明《胡耀邦与作协四大》,《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对“作协四大”的批评和淡化,并不意味着《讲话》重新被全盘肯定,即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也承认《讲话》有“不够准确、不够科学”之处。(《<讲话>和当前的文艺实践——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讲话》,1987年)

虚报出口令中国贸易前景引发质疑

中国再度出现虚报出口数据现象。

虚报出口发票、以把更多外币兑换成人民币的手法再次盛行,令中国近来强劲的出口数据招致怀疑。

今年9月,中国出口额达到2140亿美元,远胜预期,同比增速达15.3%,也是20个月内最快的一次。

这对中国经济来说似乎是好消息。在房地产市场疲弱的背景下,传统上最强大的增长推动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已开始放缓。

但经济学家们警告称,真实出口需求可能比人们眼中看到的更为疲弱。

9月,中国内地对香港出口与香港从中国内地进口之间的差距大幅升高。在理论上,这两者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基于两地的海关数据得出的。

在分析师看来,这说明中国出口商又开始通过虚构对香港出口,来绕开该国严格的资本管制、把外国资金带入境内。

“虚构出口发票做法明显再度增多,让我们更坚定地认识到,中国9月的出口数据并不预示该国实际出口会保持强劲增速,”苏格兰皇家银行(RBS)首席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写道。

虚报出口发票是中国的一个老问题。中国货币仅在用于贸易时才可以自由兑换,但用作投资时仍受到严格管制。人民币利率更高且处于稳步升值通道,吸引一些人逃过这些管制,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把热钱伪装成出口收入、带入中国境内。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央行策划了一次人民币贬值,外汇管理机构也发起了打击非法资金流的行动,使得这一做法逐渐减少。

但近几个月来,人民币汇率有所反弹,周三曾创下8个月高点。近几个月上海股市行情好过其它全球股市,也使人民币产生了额外的吸引力。

经济学家表示,这一次,企业似乎开始用新办法绕开资本管制。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指出,9月中国的进口额似乎也有虚报,从中韩两国各自公布的中国从韩国进口数据的差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中国进口与出口同时猛增,表明企业在使用‘往返套利’手法——即进口一种商品,然后标高价格、把它出口给一个关联方,由此把资金带入境内,”埃文斯-普里查德本周写道。

“我们……对于企业为何舍近求远地从韩国而不是香港进口,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理由。我们最合理的猜测是,由于当局一直打击虚报出口发票,企业不得不在如何利用体制漏洞上变得更有想象力。”

瑞银(UBS)的汪涛估计,对发票虚报部分调整之后,中国三季度的贸易增幅仅为11%,而不是官方数据中所显示的13%。

这表明,跟消费大体相似,中国出口虽然不错,但将不足以阻止中国投资导致的增长放缓趋势。

译者/何黎

QE结束,谁将裸泳?

六年来,新兴市场一直处在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宽松货币政策所营造的世界里。一股又一股流动性洪流从发达经济体涌向发展中经济体,为基础设施和企业投资提供资金,还让消费者陶醉于信贷助燃的消费梦想。

因此,美联储昨日宣布量化宽松(QE)政策结束,既是一个分水岭,也代表着纵身跳入一个未知世界。

美联储终止资产购买计划之际,适逢新兴市场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受到各种相互关联的不利趋势的困扰。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受德国需求不足拖累的欧元区也是如此。

大宗商品——包括石油、基础金属和一些粮食——价格已陷入持续低迷。与此同时,经过六年的流动性流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格和债务水平仍处于较高水平。

“即使没有大宗商品的低迷,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而言也是一个危险的时刻,”投资基金Investec的分析师迈克尔•鲍尔(Michael Power)表示。“令人想起巴菲特的妙语——只有退潮的时候,才能知道谁在裸泳。”

大宗商品的价格普遍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市场预期量化宽松政策将要告终。价格下降拖累了大宗商品出口国,如巴西、俄罗斯和智利的经济增长。

美国解除货币刺激的做法推高了美元汇率,而多数大宗商品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升值使得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对买家更加昂贵,进而给卖家带来降价的压力。

野村证券(Nomura)预计,今年第四季度一篮子19种粮食、能源和金属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下降10%,而此前从6月至10月底已经下降了12%。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油价低迷,布伦特(Brent)原油自8月底以来下跌了17%,至每桶86美元。

野村证券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苏博文(Rob Subbaraman)指出了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带来的一些变化。但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很可能是不利的,潜在可能引发政治不稳定。

“在过去10年的大宗商品繁荣期间,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强劲经济增长,催生了很多人所称的‘新中产阶级’,”他说。

“如果不推行改革,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可能……意味着潜在增长率的永久下降。这可能引起政治不稳定,进而可能对经济政策产生不利影响。”

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跌,已经导致各方下调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预测。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简称IIF)预测,欧洲新兴经济体的国民收入在第三季度萎缩0.1%之后,在第四季度将进一步萎缩2.9%,主要拖累因素是俄罗斯经济陷入低迷。对于亚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国际金融协会预测第四季度的增长将放缓至6.8%,低于第三季度7%的增幅。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预测,只有拉丁美洲的增长会加速,从第三季度的增长1.2%加快至第四季度的增长2%。

在很多分析师的眼里,未来取决于美联储如何走下一步。如果它快速转向更为鹰派的货币政策,最终上调美元利率,其结果对新兴市场可能是严峻的。

“如果美联储提高利率,那对新兴市场可能是相当不利的,”野村证券的苏博文说。“大家已经有很久没有经历高利率环境了。”

施罗德(Schroders)经济学家克雷格•博瑟姆(Craig Botham)表示,近年充斥由QE带来的资金,并且为资助政府赤字、基础设施项目和企业扩张计划出了大力的债务市场尤其脆弱。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外资所持的新兴市场本地债券比例已从2007年的8%升至2012年的17%。同期,新兴市场国内证券市场的总规模增加三分之一,至16万亿美元以上。

不过,即便有种种负面信号,令人抱有希望的迹象也是有的。不断下跌的大宗商品价格导致许多新兴国家通胀压力消退,使央行拥有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同时,尽管美联储已经终止资产购买计划,但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仍忙于购买政府债券。如果欧元区经济增长继续令人失望,欧洲央行(ECB)也可能效仿。流动性充裕的时代远远没有结束。

译者/和风

云南小粒咖啡吸引国际买家

知名跨国咖啡交易商Volcafe在云南设立了一家从事采购和加工的合资公司,此举有望提振中国高品质咖啡豆的出口。

过去10年里,云南阿拉比卡咖啡豆(arabica,亦称小粒咖啡)的产量一直在稳步增长。交易商表示,其品质已提升至与中美洲咖啡豆相当的水平。

总部位于瑞士的Volcafe隶属于大宗商品交易商ED&F Man。过去10年,Volcafe一直在出口中国产阿拉比卡咖啡豆,将其用作高品质咖啡的混合原料。通过与云南思茅阿拉比卡星咖啡公司(Simao Arabicasm Coffee Company)组建合资公司,Volcafe将成为首家在中国拥有据点的国际咖啡交易商。

ED&F Man大宗商品全球主管扬•基斯•范德维尔德(Jan Kees van der Wild)表示:“中国味道清淡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在全球咖啡市场仍属于相对新鲜的品种,但其质量稳定性不断改善,让它正迅速得到全球烘焙商的认可。”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雀巢(Nestlé)就涉足中国咖啡种植业,与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一起投资于该行业。

在那之后,星巴克(Starbucks)在中国设立了一家加工厂和一个农户支持中心,向农户提供技术援助。

云南产的头一批咖啡(与咖啡相比,云南的茶叶更为知名)是由欧洲传教士在19世纪末种植的。不过,中国人目前喝的更多是速溶咖啡,这类咖啡通常以品质较低的罗布斯塔(robusta)咖啡豆制成。

中国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产量超过100万袋(每袋60公斤),几乎与哥斯达黎加一样多,是哥伦比亚产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多数用于出口。

Volcafe亚洲业务拓展总监马克•弗尼斯(Mark Furniss)表示,欧洲烘焙商一直是云南咖啡豆的买家,特别是在中美洲产量下滑之际。

哥伦比亚的咖啡豆产量最近因叶锈病下滑,这刺激了中国咖啡豆的出口。他表示:“(中国咖啡豆)已成为烘焙商混合所用的常规组分。”

这些需求导致中国咖啡豆的价格在过去几年里呈现上涨趋势。咖啡交易商称,中国咖啡豆现在的售价较纽约阿拉比卡咖啡豆基准价格存在一位数的折让,目前为每磅1.95美元。

译者/梁艳裳

勿让改革再止步于意识形态之争

意识形态一直是中国社会难以回避的话题,近期重新泛起的“阶级斗争论”又将这一问题拉回到公众关注点。

2014年9月《求是》杂志旗下的《红旗文稿》刊发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文章称,“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强大”。

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院长,王伟光的文章不太可能是一不小心按错了鼠标,而应是精心思考、有的放矢。2014年7月,王伟光就在社科院内部会议上说,“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所谓‘自由撰稿人’。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离开政治大方向,离开为人民做学问,做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撰稿人’,无论怎样标榜,充其量也都不过是自觉不自觉地为追逐个人名利,或为他人所利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极端者甚至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我院学者绝不能为了个人名利或其他什么政治目的而从事理论学术研究,决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自拉自唱、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如社会大V、网络公知那样。党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学者,这一点全院同志必须明白”。

除了“主流”媒体照章转载外,王伟光的阶级斗争论并无人喝彩,还遭到网络舆论一面倒的谴责、揶揄和嘲笑。网民的第一反应是想知道王院长究竟属于哪个阶级,也没有任何知名学者、官员表态支持。不仅如此,很多刊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网页都已被屏蔽。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更以“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为题作鲜明反击。《北京日报》刊出署名为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陈述的评论《铭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暗批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就连以“左派言论”著称的《环球时报》,也只是在社论中“捣浆糊”说,“学界重提阶级斗争,大概不是政治信号,而是创造更全面科学方法论的需要”。

在改革成为时代潮流、薄熙来重庆“唱红打黑”的民粹路线破产、四中全会重申依法治国的今天,“阶级斗争论”赫然重出江湖,着实把国人吓得不轻,也有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产生了穿越感,时空穿越感。

问题是,为何官居部级高位的王伟光甘冒“名裂”的风险,写出如此缺乏时代感的文章呢?

意识形态始终是改革阻力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中,其实意识形态的障碍始终如影随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大革命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

事实上,改革开放正是以一场清算文革的思想交锋拉开序幕。1978年胡耀邦推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矛头直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文革思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彻底厘清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误区,中央于1981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苹果,你会接受中国审查吗?

北京地铁将告别“2元时代”

北京市政府向全球最大地铁系统的用户警告称,他们的平均通勤成本可能上涨逾一倍。

北京有17条地铁线路,日运送乘客近1000万人(是纽约的两倍),目前实行每人每程2元人民币(合0.33美元)的单一票价,无论距离长短。

低票价对北京市民是一项福利,尤其是那些因无法承担北京市区高昂房价而住在郊区的通勤者。

但对北京市政府来说,低票价也等同于巨大且不断上涨的成本。去年,北京市政府将每年提供给地铁系统运营商——北京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Beijing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的补贴增加逾50%,至155亿元人民币。

穆迪投资者服务(Moody's Investors Service)的数据显示,北京基础设施投资公司今年的营运利润预计仅达到58亿元人民币。

在周二举行听证会之前,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警告通勤乘客,他们的平均单程价格可能达到4.4元人民币,并会按照出行距离计算票价。

该报认为这种涨幅是合理的,因为北京通勤者的公共交通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不到3%,而上海和广州的地铁系统按照距离收费,乘客在公共交通上的支出达到收入的7%。

广州中山大学的基础设施专家周天翔(音译)表示:“北京市的补贴太高了。两元人民币的票价并不合理。人们将需要时间接受涨价,但他们将会适应。”

北京上一次调整地铁票价是在其将于次年举办奥运会的2007年,当时票价从每次3元至5元人民币不等,调整为当前的2元单一票价。

北京市政府努力将公共交通出行占日常出行的比例提高到40%以上,那次调整票价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随着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这种战略遭到削弱。

周二的听证会严格按照套路进行,反映出该问题的敏感性。听证会有25名代表参加,包括10名“消费者代表”、8名北京市人大和政协委员,以及3名政府管理人员。

外国记者未被获准参与听证会,官员们表示,公共旁听席太小了,容纳不下他们。

根据听证会现场直播记录,32岁的IT人士菲菲表示:“我基本同意发改委提出的第二套地铁涨价方案。”菲菲说,她每月的公交出行成本将增加一倍,至177元人民币,她提议对拟议的涨价方案进行小幅调整,并推出月票优惠措施。

其他通勤者似乎并不赞同涨价。一位拒绝透露全名的李先生表示:“我除了地铁以外别无选择,因为路面交通太糟糕了。”这位31岁的销售人员每日上下班要坐15站地铁。

译者/邹策

麻将成为中国反腐新目标

中国政府向公职人员发出要求,在本该开展党内生活,比如加强理论学习或者重温党的纪律时,不得花太多时间玩麻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了一系列倡廉举措,以打击腐败和提高政府效率,上述举措也是这轮运动的一部分。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昨日发表的一篇评论称:“集中党员到郊外农家乐游玩,打麻将、耍扑克……等现象应当坚决制止。”

习近平的节俭运动打击面甚广,从五星级酒店和高档白酒,到同样被指责为奢侈的京剧等传统文化形式,皆受影响。

麻将是一种古老的游戏,在亚洲各地非常流行,甚至在西方国家也有拥趸。它是中国老年人喜爱的消遣方式,经常可以看到在公园里有老人打麻将。

但中共似乎将矛头主要对准了政府官员,这些官员去郊区主要是为了享受而非工作。

《人民日报》上述文章呼吁结束政府官员“花公款到名胜古迹‘学习’,哪里好玩哪里去”的现象——在这些游玩处,一些官员们想必也会尽情搓麻将。

中国政府的节俭运动将矛头对准了一长串消遣活动,而且这个清单还在不断增加之中,麻将就是最新一例。

中国政府在本周一还公布规定,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设立私人会所,因为它们对反腐造成了阻碍。

在中国,私人会所一向被视为非法性交易或其他不法交易发生的场所,因此一直是反腐运动的主要目标。

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Xinhua)援引中共公布的一份暂行规定报道称:“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设立私人会所,侵占群众利益,助长不正之风,社会各方面对此反映强烈。”

该报道补充称,在历史建筑或公园设立高档餐饮、休闲、健身、美容、娱乐、住宿、接待等场所也在禁止之列。

中国政府最近还禁止政府或国企“领导干部”接受奖学金攻读EMBA项目,并要求那些已经就读的官员退学。

在当前氛围下,官员们担心被人认为利用公款吃喝,因此,从精致的月饼到应季的大闸蟹等商品的销售也因此遭受重创。

译者/何黎

阿里巴巴市值超过沃尔玛

上月在纽约上市的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已经在一个重要指标上超越了沃尔玛(Walmart):目前其市值超过了按收入计算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

昨日,由马云执掌、总部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的股价攀升了2.7%,触及100.5美元的新纪录,使其市值超过2470亿美元。

在这个市值水平上,阿里巴巴距离世界上十大最具价值公司只差20亿美元——瑞士制药集团罗氏(Roche)和诺华(Novartis)的位置对阿里巴巴来说已经触手可及。如果不是诺华第3季度业绩超出预期,阿里巴巴可能已经让令人梦寐以求的“十大”名单重新洗牌。

沃尔玛在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国家拥有11000家门店。上个财年沃尔玛公布的收入为4730亿美元,而阿里巴巴从线上市场上获取的年收入为86亿美元。

在阿里巴巴昨日股价上升前,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和执行董事长马云周一晚上在一个会议上宣布,他有意与苹果公司(Apple)在支付方面合作。

阿里巴巴9月19日在纽约上市,这一天创下了美国股票市场的峰值,随后基准股指标普500指数(S&P 500)接近进行调整。

阿里巴巴的股票发行价定为68美元,交易首日股价飙涨38%。在巨大的需求下,承销商花费数小时努力满足订单。最终,阿里巴巴在纽交所(NYSE)的开盘价为92.7美元,盘中曾短暂触及99.7美元的高点。

过去两周,多名华尔街分析师公开了他们对阿里巴巴的目标和评级,表明阿里巴巴受到了热烈欢迎,超过四分之三的经纪商将阿里巴巴的股票推荐为“买进”级别。

彭博(Bloomberg)搜集的分析师预测数据表明,阿里巴巴的年收入有望在2017年达到1305亿元人民币(合213亿美元),比2014财年的水平上升149%。相比之下,沃尔玛的销售额预计将在同期上升7%,至5220亿美元。

译者/许雯佳

扎根中国的美裔翻译家

上世纪80年代,那些敢来中国转转的西方年轻人惊讶地听到,北京友谊宾馆(Friendship Hotel)的走廊里回荡着一个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说话的人是沙博理(Sidney Shapiro),一位30多年前就来到“中央王国”的温文尔雅的翻译家。许多新来者都受过他的照顾。比如,曾有个美国人被禁止迎娶自己的中国籍未婚妻,是沙博理劝他要有耐心、不要放弃希望。

作为共产党开始掌权后一小批决定留在中国的“外国友人”之一,沙博理自己就有着大量与耐心、希望和爱有关的经历。他在中国结婚成家,并在女儿、外孙女和曾孙的陪伴下走完人生,享年98岁。

自中国启动市场改革以来,许多外国人来华定居。在他们看来,沙博理这一小批决定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生活的人是些充满争议的怪人。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幻想破灭——有些人是对毛泽东思想、也有些人是对后来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大失所望——最终离开了中国。还有些人找到了一种适宜的平衡、留了下来,沙博理就是其中之一。

1915年12月23日,沙博理生于美国纽约。二战期间,美国陆军征他入伍,让他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当时,取得律师资格的他已然对大萧条时期美国的不平等现象深感不安。沙博理还没来得及发挥自己所长,战争就结束了,于是在1947年他决定去上海工作。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座饱受战争和贫穷摧残的城市,也遇到了凤子——一位美丽的中国女演员、共产党的同情者。

沙博理与凤子结婚后定居北平。很快,这座城市就落入毛泽东的部队手中。沙博理目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的欢腾场面,也见证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胜利时刻。他后来写道,生活在革命的中国,他终于找到了一种目标感。

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孤立,沙博理开始专心从事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和较近代的小说译为英文的工作。1963年,他加入了中国籍。此外,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数不多的“洋”委员之一。政协是中国高级别的政治顾问机构。

沙博理还以编译《中国古代的犹太人-中国学者研究文集点评》一书而闻名。他的老朋友、驻京记者泰德•普拉夫克(Ted Plafker)说:“沙博理其实有一柜子著作值得我们研读,其他许多人只有几摞《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一份英文月刊)。”

1965年文革爆发,无人能避开政治。凤子在1969年被下放到北京以外的一个强制劳改营,偶尔获准回来探家,1975年才被释放。尽管沙博理有6位同事命丧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ress)的派系斗争,但他却成功地免受牢狱之灾。

1971年,沙博理25年来首次回美国探亲。在学者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看来,他的探亲之旅是旨在突出中国正面形象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寻求与美国这一曾经的敌人结盟。但沙博理不得不躲避一个尴尬的问题:为什么他的妻子没有随行?

“中国的老朋友(比如沙博理、新西兰的路易•艾黎(Rewi Alley)和美国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是理想化革命历史的一部分,这个神话确立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并将之与当今的时代联系在一起,”布雷迪写道。为完成《洋为中用》(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一书,她曾采访过沙博理。

Tuesday, October 28, 2014

梁振英为有关香港选举言论表示遗憾

香港特首梁振英(CY Leung)对他的言论所造成的“误解”感到遗憾,他曾表示,将过多权力赋予低收入选民将带来民粹主义政府政策。

梁振英上周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和其他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如果让香港的选举制度基于“数字化代表法”,将迫使政治人士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那些收入低于家庭收入中值的人群。他表示:“你将得到那样的政治和政策。”

梁振英举例说,在这种体制下,经济上并不重要的体育和宗教界别也将遭到排挤。

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不平等是一个敏感话题。慈善组织乐饷社(Feeding Hong Kong)称,在这里,每5人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周二,梁振英试图平息他的上述言论所招致的愤怒情绪,其中一些人上周在他的住所外举行了小规模抗议活动。在出席一次行政会议之前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梁振英表示,他本应“更清楚”地解释自己对当前选举制度的立场。

“我知道我的措辞不是很清楚,这在基层(穷人)、宗教界别和体育界别引起了一些担忧和误解,”他表示,“我对此感到遗憾。”

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已持续一个月,示威者在香港3个繁忙街区设置路障,呼吁改变选举产生香港特首的方式。

数百人仍在香港特区政府大楼外的主要道路上扎营,晚上睡在帐篷里,依靠捐赠的食品和水生活。

在抗议活动持续之际,根据香港大学(Kong University)的最新调查,梁振英的支持率已从8月的45%降至现在的不到39%。

上周,香港政府和学生活动人士举行了自9月26日抗议开始以来的首轮对话。然而,尽管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电视直播辩论,但在结束这场公民抗命方面依未取得进展。

“占中”领导人之一戴耀廷(Benny Tai)周一呼吁政府就选举改革举行一场没有约束力的全民公投。他说,此类举措很可能结束街头抗议活动。

按照香港政府当前的提议,约500万居民将在2017年的选举中首次参与投票。然而,批评人士抱怨称,候选人名单依然掌握在来自精英阶层的区区1200名人士的手中。

香港政府坚称,这一制度是《基本法》(香港的宪制文件)规定的,这让他们没有改变的余地。

然而,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周二在《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梁振英有着“相当大的回旋空间”,呼吁他“展示一些政治家的水平”。

译者/何黎

徐才厚被移送审查起诉

在结束一场关键的司法改革会议之际,中国共产党透露,其最高层军方人物之一承认收受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贿赂。

新华社昨日援引军事检察院的声明称,原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才厚将移送审查起诉。他由此成为被国家主席习近平清除的职位第二高的官员。

徐才厚认罪的消息与中共中央第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报告全文同日发布;360多名高层领导人每年秋天举行这样的全会,以确定下一年的工作重点。

尽管宣布一名高层党员在腐败调查中落马,但四中全会报告似乎表明,在加强法治方面进展甚微。

去年的全会发表了一份涉及面较广的经济改革议程,展示习近平成为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最雄心勃勃、最有影响力领导者的决心。为此,此前外界抱有较高的期望,认为今年的全会将启动潜在影响深远的司法改革。

但分析人士发现这份报告的内容令人失望。

“我没有(从本届全会)看到任何新的东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表示。“它把太多的重点放在党的领导上,而不是强调党或党员必须遵守法律。”

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专家曾锐生(Steve Tsang)补充说,全会报告似乎是“对所谓法治原则的笼统重述”。“这不是你我所理解的法治,”他表示。“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司法运行、同时压缩地方一级滥用空间的问题。”

在敏感的案件中,判决将继续由党的官员指导。但为了减少地方当局插手比较普通的审判,全会报告表示,法官和检察官应当由省级机关招聘和提拔。中国最高法院还将设立巡回法庭。

其他司法改革包括周一提交中国全国人大审议的减少死刑罪名的刑法修正案。

不过,一些评论人士表示,他们对于宪法保护未能得到足够强调感到失望。

“全会的决定回避了一些关键问题,”曾担任有影响力的党校理论刊物《学习时报》副编审的邓聿文表示。“如果一位公民认为某事是违反宪法的,并希望把此事告上法庭,目前没有(这么做的)任何机制。建立宪法法院是非常重要的。”

报告也没有透露有关周永康命运的任何信息,作为党内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前任常委之一,周永康是迄今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党在7月宣布,周永康正因“严重违纪”(通常是指腐败)接受调查。

译者/何黎

中国经济“由奢入俭”难

节俭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存”、“积”、“蓄”等在中国古代象形文字中包含谷子、田地、丝线和孩子的象形。与之相对的是,“债”字是一个人站在一堆作为货币的贝壳旁边,可以想象这个人是非常无助的——这就是古代版的“我欠你”(IOU)。中国人用“千金勤中寻,富贵俭中藏”来教导孩子,用“早睡固然省蜡烛,多添子嗣不足取”幽默地劝诫成年人。

金钱,或者说缺钱,也是中共30余年前决定将经济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的一个主要动因。当时中国的资金极其吃紧,1974年邓小平(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打算带一个代表团访问联合国(UN),他发现国库里只有3.8万美元外汇能用于支付盘缠。

那么,既然中国不乏警示人们小心用钱的谚语,为何中国政府过去5年来在财政支出上如此严重地偏离了克勤克俭的正道呢?政府、公司和家庭的负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大幅增加至240%,相当于金融危机时的两倍。

诚然,这样的比率跟一些西方国家比起来仍不算离谱:美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为322%,爱尔兰为逾400%,希腊和西班牙则均为300%左右。但中国债务水平的增速则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此外因为中国利率提高(按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的估算,平均为7%),使得偿债成本增加的速度远高于其他债台高筑的国家。

今年中国应还利息约为1.7万亿美元,比印度去年的GDP总额(1.87万亿美元)低不了多少,高于韩国、墨西哥和印尼的GDP。

讽刺的是,疯狂支出导致债务激增发生在中国政府倡导回归节俭的传统美德之际。金融危机期间主政的胡锦涛任内,中国各地的城市里立起“八荣八耻”宣传板,告诉人们“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快脚步,进一步推出了全国性的倡节俭运动。

中国政府为何这么快借了这么多钱,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是,它没有多少别的选择;债务反映的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付出的代价。2008年,美国需求大幅减少,重创中国出口行业,让约3000万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失去了工作,迫使中国政府推出刺激项目,从地方政府证明自己“天赋使命”的雄心中吸取动力。

北方某省原本寒酸的省会出了名,因为该市建成了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单体建筑,用作政府办公楼。新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桥梁和工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冒出来。《财新》(Caixin)杂志称,在2008年至2012年之间,中国建成了约9700平方公里的新市区,相当于约25个底特律那么大的城市。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每平方公里居民数量少于1000人的“鬼城”,凸显出地方政府的大手笔支出是如何超过了实际需求。

这股支出热潮的大部分账单都被记到了地方政府以及数千个地方融资平台的头上。确实,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和或有负债,以及生产助长了建设热潮的钢铁、水泥和设备的重工业企业的负债,构成了中国总债务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但除了刺激增长势头减弱的经济恢复快速增长之外,中国债务的增长也缘于经济竞争力的衰减。因此,当中国官员上周宣布季度GDP同比增速创下5年来最低纪录7.3%时,他们警告称,世界应准备好接受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新常态”。他们未暗示到的一点是,未偿债务带来的汹涌暗流正日益成为削弱中国商业活力的主因。

企业会受到影响,是因为根据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的估算,如今有约32%的新增信贷被纯粹用于偿还现有债务的利息。消费者会受连累,因为整体偿债支出如今花去6800美元人均年GDP中的大约1290美元。地方政府仍然是主要投资主体,它们也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从财政部上周提议允许它们借新还旧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惠誉认为,上述压力加起来,导致中国这个史上最伟大的增长神话之一出现决定性拐点。中国将挥别逾30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2%的快速“赶超”阶段,进入逐步放缓的信贷驱动增长阶段。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掌控局面将是不易的。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译者/何黎

依法治权不能缺席中国法治

执政党四中全会业已落幕,从会后发布的全会公报来看,与会前对依法治国的普遍期待相比,落差不少,社会不乏失望情绪。

这是执政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全会主题,同时也提升了社会的期望。会前不同管道的信息,有意无意地暗示全会审议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或将会有意外惊喜。客观而言,会议聚焦依法治国,本身显示执政党已经意识到法治问题对执政的重要,但若仅从公报内容来看,对执政党真正依法治国的诚意却需要打个问号。

从文本来看,公报在依法治国的表述和具体制度建设方面不乏亮点,如提出依宪执政和依宪行政;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等等,都是过去没有的。但公报缺失了两个最关键的内容——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及建立违宪审查机制。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权和依法限权,依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而前者对中国而言尤其重要。无论在民主社会还是非民主社会,官员实际拥有的权力总要高过一般民众,而中国由于一党执政,且执政缺乏民主基础,因此在此条件下推进依法治国,就首先要做到依法治权和依法限权,且首要针对党权,使党对权力的行使严格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规制。否则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

在中国,判断依法治国是否得到真正能落实有三个标准:一是确立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权威,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活动,宪法和法律应该载明这点,而非仅仅作为党的政策宣示;二是为此要建立司法审查机制,以监督执政党和政府落实宪法和法律;三是将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人权通过立法具体化。

第五代领导人还对宪法的权威做过相关表述,但现在公报未置一词,可以说是从过往的立场后退;对于第二点,虽然公报提出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但宪法监督制度是否包含违宪审查制度,有待随后公布的《决定》来确认;只有第三点,公报有比较完善的表述,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有鉴于此,有舆论认为,四中全会的所谓依法治国是要确立一党治国,依法治民的格局,这个概括未必完全贴切,却反映了部分舆论尤其是自由派人士的看法。他们对依法治国的悲观实则是对执政党建设法治国家的不信任,而公报正好印证这一点,即在中共专政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执政党提倡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于是人们按照执政党的逻辑,将依法治国与法治等同起来理解,严格来说,这两者并不完全是同一概念。依法治国虽然所“依”的是法,但它暗含着有一个执法主体,即谁来依“法”治国,显然,这个“谁”在现实中只能是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对此,中共倒也没有回避,公报就指出,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国理政。所以,若依法治国有一个握有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则还是难逃人治之嫌。而法治从字面上来理解,至少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主体,持“法”治理,执政党、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一样,在法律下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

中国计划合并南车、北车

中国国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政府打算让国内两家最大的铁路设备制造商合并,目的之一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海外建造合同。

《中国证券报》周二报道称,中国北车(CNR)和中国南车(CSR)将被重组为一家实体。10年多以前,为了促进行业竞争,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被一分为二,成立了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

然而,自成立以来,这两家公司便因在争取高级别的海外合同时彼此竞争广受批评,两家的竞争经常导致彼此双双出局。

如果合并,新公司的营收额将高于320亿美元,员工人数也将超过11.8万。

按营收额计,中国北车是在香港上市的最大铁路设备制造商。去年,该公司净利润达42亿元人民币(合6.77亿美元),销售额为157亿美元。

最早在9月,便传出了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将合并的消息。当时财经类杂志《新世纪》周刊报道称,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正在讨论两家公司的合并事宜。那时,两家公司都表示不清楚合并事宜。

周一晚,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宣布,他们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并将于本周末前发布一份更详尽的声明。当日早盘,这两家公司双双停牌,记者未能立即联系到它们置评。

上周,中国北车率先赢得了一份美国的业内合同——合同价值5.67亿美元,按照合同北车将向波士顿地铁系统供应至少284辆地铁车辆。根据该协议,中国北车将投资6000万美元,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地区建立一家总装配厂,并创造250个就业机会。

但是,马萨诸塞州交通官员裁定,中国南车标书的技术、制造和质量保证部分“不可接受”,导致中国南车被取消竞标资格。国内有关这两家公司竞争的批评显然是有的放矢。

中国北车赢得的这一突破性协议,在马萨诸塞州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译者/何黎

央行“变招”刺激中国股市大涨

在连续调整两周后,中国股市上证综指周二收涨2.07%,创三个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分析师指出,中国央行首次采用MLF货币工具定向释放流动性的消息,是股市大涨的主要动力;在资金价格继续下行以及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的提振下,A股中期走势相对乐观。

交银国际首席策略分析师洪灏:央行MLF定向放水提振股市。

今天从中国商业银行业传出消息,10月中国央行向商业银行投放的流动性,不是传统意义的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 简称SLF),而是中期借贷便利(Mid-term Lending Facility, 简称MLF)。MLF期限仍为3个月,但临近到期可能重新约定利率并展期。相较SLF,MLF能够鼓励商业银行更多放贷,压低资金价格,更好拉动经济。此消息应该是今日股市大涨的关键原因。不过,这一消息并未官方发布,而是来自银行业的“小道消息”,使得投资者很难做好预期管理。同时,受传闻刺激,单日超过2%涨幅的走势,对A股长期牛市的建立非常不利,毕竟信息不对称一直是中国股市的一大顽疾。

华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彪:中期上涨行情趋势不变。

最近两周A股的调整,是中期上涨行情中第一次像样的调整。今日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是我们无法把握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短期股市无论大幅上涨还是下跌,都无法改变其中期走势。对于后市,有两点投资者应重点关注。一是,经济增长下限在哪里。之所以政府应该确定一个下限,是为了给市场明确的预期,最大程度降低经济增速下滑对股市的冲击。二是,更低的资金价格有利于权益类市场,融资成本下降也有助于企业盈利水平提升,这些都会对股市形成支撑。因此,我们对未来股市走势相对乐观。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改革预期再度激发市场乐观情绪。

市场经过两周调整,本身存在技术性反弹冲动。在新股密集申购结束、资金解冻、经济数据密集发布期后等短期利好因素的刺激下,今日市场大涨。但上述因素只能算是促发因素,真正导致市场大涨的因素还是投资者对未来改革的乐观情绪。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中的部分内容,包括依法治国对经济效率的提升,超出市场预期,令市场乐观情绪明显升温。

海通证券高级策略分析师陈瑞明:今日股市大涨只是短期行为。

今日上涨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市场无论基本面还是资金面都没有想象中的好。四中全会后改革预期虽在,但执行以及效果有待验证,对市场没有形成直接利好。今日打新资金解冻并不能构成牛市基础。因此今日股市大涨只是短期行为,后市还会回归之前的走势。

美国油价跌破每桶80美元

美国油价昨日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此前高盛(Goldman Sachs)预计2015年油价将继续下跌,而交易员们紧张地关注着大宗商品指数投资者的抛售潮。

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12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油(WTI)下跌2.2%,至每桶79.44美元。此前高盛表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将在有证据表明美国页岩油产量增长放缓之后,才会进行有意义的减产。

高盛(Goldman Sachs)分析师杰夫•柯里(Jeff Currie)表示:“尽管我们仍相信欧佩克依然是生产调节者,但它不再是率先行动者。”他说,美国页岩油产量必须减少,才能平衡全球石油市场。

“相应地,我们预计油价将降至美国产量增长放缓的水平,我们估计这个价格是每桶75美元。”

随着人们担忧需求增长低迷和供应增长,WTI油价自今年6月中旬达到107美元的峰值以来,已累计下跌近25%。

咨询机构Energy Aspects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全球石油供应增加92万桶/日,至9350万桶/日,而需求总额则为9280万桶/日。

交易员们表示,如果市场进入期货溢价状态(contango,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价格),被动的大宗商品指数投资者可能开始抛售,这种担忧也打压了油价。远期曲线结构是被动投资者回报的关键要素。当每个月大宗商品合约到期时,基金经理们通常会卖掉合约,然后重新买入下月合约。

当新合约价格更高,即处于期货溢价状态时,这种做法就会导致亏损,因为投资者要卖掉价格更低的即期合约,买入价格更高的下月合约。

译者/邹策

TPP谈判“终点线在望”

12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的贸易部长周一表示,他们在推动一项区域贸易协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分歧仍有可能挫败在今年底之前敲定协议的努力。

“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还不能说美日完成市场准入谈判的前景已经明朗,”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Akira Amari)在悉尼举行的三天谈判结束之际表示。

他说,谈判取得了显著进展,他希望两国在后续谈判中能够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立场。

为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而举行的谈判在去年12月陷入僵局,因为美国和日本未能就相关问题完成双边谈判——日本需要开放牛肉和猪肉等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农业领域,而美国需要下调汽车及其它一些产品的关税作为回报。

参与谈判的12个国家加起来占世界经济的近40%,这项贸易协定在美国扩大自身在亚洲影响力的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

这也被视为提振亚洲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就把TPP当作他的“第三支箭”(在日本推行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

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在推动在今年底前达成协议,各方曾希望,TPP框架协定也许可以赶在亚太国家领导人下月汇聚北京举行峰会之前达成。现在看来这已不太可能,尽管参与TPP谈判的12个国家的官员将留在澳大利亚,就谈判细节展开数天的讨论。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弗罗曼(Mike Froman)表示,TPP谈判的实质内容(而不是任何截止日期)将驱动时间表。

“关键是要拿出并实现雄心勃勃的、全面的、高标准的协议,我们将投入一切必要的时间做到这一点,”他说。

他形容美国和日本之间在谈判中的关系是“好的”,但表示在市场准入问题上仍有分歧,指出日本具有世界上最封闭的农业市场之一。

各国贸易部长们发布的官方公报称,TPP谈判的两个组成部分——市场准入以及贸易和投资规则——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我们认为,一项雄心勃勃的、全面的、高标准且平衡的协议正在成形,”公报表示。

上周六,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Andrew Robb)在谈判开幕时表示,他觉得今年底之前有望达成TPP协定。

“目前大家有一种真切的感觉,即终点线已经在望,”他在周一表示。

在周末的谈判中,除了应对市场准入问题外,部长们在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以及在对待国有企业方面确保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译者/和风

Monday, October 27, 2014

中国应该追求真正的法治

中国领导人正试图让中国与法律的关系实现平衡。中共将保持最高权威,但中国人民将拥有通过法律寻求正义的权利。这样的平衡如何能够实现?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法治”,在政治上是自相矛盾的。

在上周的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上,中共精英们同意启动一场法律体系改革,这被称为是中国自开放经济投入国际贸易以来最全面的一场法制改革。这一计划的设想是,让原本因腐败和政府失灵而黯淡的现行体制多一层合法性。中国的法律体系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过去,公民想挑战政府行为非常困难,如今这成为可能。今年7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扩大和改革司法部门的长期计划,包括将地方政府与司法机构适当隔离——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一直对司法机构有不良影响。

这些改革已足够有意义,但未能解决核心问题,即中国如何能协调威权主义与法治。在四中全会上,中共领导人试图给出明确答案。会后发表的《四中全会公报》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换句话说,国家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当法律被视为国家工具的时候,法律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这些话听起来都很耳熟。中国领导人称,中国实际上比西方更民主,其政治体制追求集体的福祉,不允许损害每个人的个人主义蔓延。中国的发展方式更有效率,因为改革的步子永远不会迈得过大,以至于超出人民的准备。如果中国想要有朝一日真的成为依法治国的国家,那么就必须抛弃这些观点。

毕竟,诉讼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事务。中共希望民众更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权利,面对政府争取他们的权利,以改进政府的表现。眼下情况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自《行政诉讼法》1990年颁布以来,行政诉讼的数量已增加9倍,其数量如今达到六位数中的低端。有一段时间,法官们往往对原告施压,迫使他们撤诉、或庭外和解。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今年3月表示,应改革法律、让公民能更方便地起诉。

不过,尽管取得了上述进展,应采取的程序在中国往往被视为是条文主义和无用的障碍。人们对严格遵循法律的理念也持同样看法。改变这种观念需要深层次的调整,调整过程将是不愉快的。

中国解决纠纷的传统方式是基于不同的实际情况,让各方之间达成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副校长王利民本月对《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表示,中国人仍需“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共承诺推出一项民众教育项目。但嫌犯在电视上供认罪行的画面、以及中国对一些贪官的法外处置,显示出施教者本身应首先学会法治是什么。他们必须认识到复仇和正义的区别。如中共高官上周所承诺的那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很可能不足以让中国人树立法治理念。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远大抱负是自相矛盾的。它反映出中共在接受西方理念的同时仍然紧抱中国特色不放。中国应该追求法治,而且是没有“社会主义”作为定语的法治。

注:本文作者是生活在硅谷的公司法律师和中国问题分析师。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