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27, 2013

对话胡锡进

【编者按】本文与《<环球时报>是怎样炼成的》《胡锡进的道路》等三篇文章,是作者路琰为《凤凰周刊》杂志采写的一个关于《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辑胡锡进的组合报道,因篇幅关系无法全文呈现于《凤凰周刊》。FT中文网获得作者本人授权,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记者:你怎么看待南方系?

胡锡进:我对南方报系很尊重,也敬重胡舒立,他们开了中国批判之先河,当初他们开始创业,往前闯的时候受到各种压力,他们突破了。而我们在经历另外一次创业,在媒体里另外拉出一种办报的方式。南方系的方式是批判,他们的新闻模式把西方媒体先进的东西引入中国,提升了中国媒体的品质,非常了不起的开拓。今天环球也在做开拓的事情,我们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报道一个复杂的中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大众的利益,开拓新的语言方式。环球时报做的很独特,这种独特性不被接受,我们受到各种压力,像当初南方系要去承担的一样,我们现在也要去承担。

记者:你经常说代表中国主流的声音,你怎么定义主流声音?

胡锡进:拿什么是主流做定义太学术了吧,但我觉得主流的范围是,从改革开放的支持者、推动者、直到它的参与者、受益者。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从改革中受益了,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大家对改革有基本认同,那就是中国需要改革,但需要渐进式改革,不要搞极端。持有这种意见的人是主流声音,他们认同国家发展道路,认同爱国主义。我不认为支持完全走美国道路的人是大多数,很多人骂共产党,说它下台才好呢,不过是发泄一口气,真的到那时候,国家大混乱,打碎了现有世界,新世界又没影子,人们不会愿意的。

记者:最重要的物质财产是什么?

胡锡进:我最大的财产就是房子,我要是个人投资什么肯定赔钱,我总是点儿很背,买车买VCD总是买到最贵的时候,第二天就在降价之前买东西,我们买房子也是自用,没有做过投资的问题去买房,都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在人民日报的房子80多平米。当副主编的时候在远处买了稍微大一点的房子,房子还没装修,我当了总编,只在那住了一夜。

记者:希望别人记住你什么?

胡锡进:没想过。我就是一普通人,吃便宜的饭,不抽烟不喝酒,就是一个普通人。非常意外的走到今天,大家记住我的一些社评,我会很开心,那是我一生积累的发挥,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报人,能让我骄傲的还是思想领域的东西。我相信所有的人退出历史舞台就消失了,我没很高追求,退休后我会选择非常平淡的生活,过自己的小日子。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这段时间里,中国多元的声音有我一个,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发声者,中国的转型很快,我们都是一粒尘土,迅速的粉墨登场粉墨退场。

记者:你曾说担心中国会分裂,为什么?

胡锡进:中国的手里攒着一把好牌,但也有可能出现动荡。如果中国失败了,那我觉得是个耻辱,如果我的晚年看到中国失败了中国动荡了,甚至分裂了,那是我最大的难过,我希望我晚年的时候中国很好,别人对中国很尊敬。

胡锡进的道路

【编者按】作为《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与他所领导的这张报纸一样饱受争议。这位当年的军校违纪生,目睹过波黑战火,最终决定用文字“分担国家艰难”,哪怕谩骂“像子弹一样在身边飞”。胡锡进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本文试图还原当下中国的一个争议性“左派”意见领袖的原貌。本文与《<环球时报>是怎样炼成的》《对话胡锡进》等三篇文章,是作者路琰为《凤凰周刊》杂志采写的一个组合报道,因篇幅关系无法全文呈现于《凤凰周刊》。FT中文网获得作者本人授权,全文刊发。

美国民谚有云:打不赢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也深刻地影响了胡锡进。他一口京腔,语速快而不单调,根据谈话内容重点不同,而伴以缓急错落的节奏,轻重不一的音调,配合这样的节凑,他笑,皱眉,侧头,前倾或者后仰,讲得激烈时从座位上站起来,挥舞两手铿锵而谈。

“我跟人谈话能谈得很好,让别人理解我,交成朋友。”胡锡进对自己面对面的说服力非常自信。即将51岁的胡锡进体型保持良好,头发乌黑,除了面部皮肤微微松弛,不易看出他的年龄。在谈话状态中,除了拥有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他还喜欢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或看法时,喜欢把主语“我”都替换成“你”,便于将听者拉入他的位置。

胡锡进说他曾经把一位抨击《环球时报》的评论人士请到办公室当面交流,收效颇佳。不过,他不可能把他的反对者一一说服:2011年2月15日,胡锡进在新浪微博注册,他的粉丝(关注者)以几何级上升,迄今已达405万,不但远远超过那些批评他的同行,甚至超出粉丝数只有95万的《环球时报》官方微博。胡锡进在网上发言极为勤奋,但多数时候收到的都是一边倒的反对甚至谩骂。那些贴在《环球时报》上面的标签直接置换到胡锡进本人身上:极左,民族主义,政府话筒。

似乎没有第二个人享受到他这样的特殊待遇,也少有人能像胡锡进一样对此处之泰然。2013年1月7日,因为一篇《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的社评,他遭到同行空前集中的口诛笔伐,1月9日晚间,胡锡进发微博称会一一看评论,然后删掉,翌日,他写道:“你们也许是思想拓荒者,你们也许是勇敢的人,你们也许占了道德高地。你们也许会100年后被记住并被歌颂。但请你们等一等自己的祖国。它大而落后,但跟不上你们那些高尚高贵的要求。你们得允许它按现实主义节奏前进,十几亿人的国家不能冒险,一脚踩空无法重来。”

这篇微博第二天被删除。猜测声四起,有称胡锡进被禁言,也有分析称形势将变。

或删或发一条微博,都能搅动民意,甚至引发对国家政策的揣度,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会承认,胡锡进是个重要人物。

胡锡进之音

《环球时报》曾就胡锡进是否应该开个人微博举行了两次讨论会,赞成与反对相持不下,没有任何玩微博经验的胡锡进自己拍板定案,“我不清楚会有什么后果,人要是把什么事都想清楚才动手,那什么都做不了。”兵来将挡,随机应变,胡锡进自认善于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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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September 26, 2013

Lex专栏:讲原则并非都是负资产

这件事有点讽刺意味:一个以商业头脑闻名的不民主的地方,拒绝了三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宗首次公开发行(IPO),原因是公司创始人希望获得大于其股权的控制权。祝贺香港当局采取这种讲原则的立场,他们一定是咬着牙做出了这个决定。无论阿里巴巴(Alibaba)在哪里上市,对其未来股东该说的话是:祝你好运。

至少阿里巴巴没有寻求那种双重股权结构,否则普通股股东会变得毫无地位可言。相反,阿里巴巴希望有一个合伙人团队(创始人马云、其他联合创始人及其继任者)提名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然后由股东对这些提名进行投票。合伙人多数在阿里巴巴工作,他们总共持有阿里巴巴13%的股权。在这样的框架下,将由一些特定的员工遴选自己要向其述职的董事会。结果,新投资者以同样的价格买入股票,享有的权力却更小。这是不公平的。

这么做也不必要。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Tencent)在香港上市,但由仅持公司10%股权的创始人马化腾(Pony Ma)掌管。马云持有约7%的阿里巴巴股权。马化腾的有利条件是得到了持有腾讯45%股权的非洲媒体集团Naspers的支持。但是,经营企业的关键就在于建立联盟。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持有阿里巴巴35%股权的软银(SoftBank)有丝毫反对马云及其他合伙人的意思。

香港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记录并非完美无缺。但香港近期致力于收紧规则,下周将开始执行新上市制度的部分内容。香港需要阿里巴巴这样的优质公司来上市,所以错失阿里巴巴是一个打击。但从长远来看,保护股东权益的声誉也是一项宝贵的资产。

译者/邢嵬

龚爱爱和丁羽心案分别开庭审理

中国最臭名昭著的两名女商人分别在北京和华北接受刑事庭审。就在几天前,落马的共产党领导人薄熙来因腐败和滥用职权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龚爱爱曾是一家农村银行的副行长,她被控使用买来的假身份购买几十处北京物业,而丁羽心据称向中国前铁道部长支付巨额贿赂,以换取巨额合约。

就像薄熙来的庭审一样,这两起庭审也以过度行为、贪婪和腐败的细节吸引了中国公众的关注。薄熙来的落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妻子在2011年11月谋杀一名英国商人引发的。

这些庭审也导致一些官员和分析人士质疑: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反腐,究竟是在提高政府的合法性,还是通过暴露中国腐败问题的规模而削弱这种合法性?

现年58岁的丁羽心在周二开始的庭审中承认,她向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等多名官员行贿8900万元人民币。刘志军本人已在7月因腐败被判处死缓。

现年49岁的龚爱爱被控使用四个身份在北京买下41处物业,包括店铺和公寓,总建筑面积接近一公顷,价值3.95亿元人民币。

据官方媒体从庭审现场发出的报道称,她否认自己面对的控罪,称她不知道拥有超过一个户口是违法的。

这些控罪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但公诉人建议判处龚爱爱2年半至3年徒刑,罪名是她据称支付30万元人民币为她和她女儿购买假户口,以购买北京的物业。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暴露这么多涉及巨大金额和中国某些高级领导人的腐败案,正在削弱基层对执政党的信心。

“以往,当村子里的人们谈论腐败时,他们通常将北京中央领导的用心良苦与地方官员的劣行进行对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中国专家、最近在中国农村开展研究的莎莉•萨吉森(Sally Sargeson)表示。

“但是,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尤其被薄熙来的庭审削弱了,我们在地方层面看到怀疑情绪加重了,人们流传着越来越多有关高级领导人的精辟且有说服力的笑话和传言。”

译者/何黎

《环球时报》是怎样炼成的

【编者按】本文与《胡锡进的道路》《对话胡锡进》等三篇文章,是作者路琰为《凤凰周刊》杂志采写的一个关于《环球时报》的组合报道,因篇幅关系无法全文呈现于《凤凰周刊》。FT中文网获得《凤凰周刊》及作者本人授权,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中央电视台新址向东1.6公里,是《人民日报》社大院,在CBD寸土寸金之地,这座大院闹中取静。经过武警站岗的大门,向东北方向走,紧邻花园是一座白色3层小楼。楼内装修简单,办公用具都是廉价货,除了一间会议室有皮椅,办公室连沙发都是布面座椅,青灰色的地板砖有的已开裂松动。

这便是《环球时报》中文版的办公地。《环球时报》从2001年搬到这栋楼后,就再没有装修过。与这座楼不相称的,还有它巨大的影响力,它以每天150万份的发行量高居中国报纸市场销量的第三位,在世界上,它也被越来越多的国际政要谈起,它鲜明犀利的语言被外界认为同时传递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声音。

大陆网上有个广泛流传的说法,颇能代表《环球时报》在中国社会日益多元的声音中扮演的角色:“管理这个国家的人读《人民日报》;自以为管理这个国家的人读《环球时报》;认为自己应该管理这个国家的人读《南方周末》;认为国家已经被外国人管理的人看‘乌有之乡’。”

不同的人对《环球时报》评价截然不同,支持者的关键词是:爱国主义、中国的声音、正能量;批评者的关键词是:民族主义、煽动仇恨、造谣。

最具争议性的报纸

2013年1月15日18时,《环球时报》在网上发布了题为《日本首次明确将对进入钓鱼岛中国飞机警告射击》的新闻,称“日本防相小野寺五典在当天上午的记者会上回答中国香港媒体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如果中方飞机进入钓鱼岛‘日本领空’,且警告无果,日方将可向中方飞机发射曳光弹进行‘警告射击’。”

4小时后,凤凰卫视驻东京记者李淼在网上质疑这条新闻的准确性:“文中的香港记者就是我,问题是我问的,但日本防卫大臣没回答,‘将发射曳光弹警告射击’,他连‘信号弹’‘警告射击’的词都没提,更别说‘明确表示’。这是部分媒体的延伸解释。”对《环球时报》早有不满的大批网民立即跟进称《环球时报》“一贯造谣成性”“唯恐天下不乱”。

《环球时报》迅速在其官方微博上以《朝日新闻误报?香港记者称日本防相没说要对中国飞机“警告射击”》为题反击,称其说法来自《朝日新闻》。这条辩驳让《环球时报》的大批支持者振作起来,称李淼“幼稚”未解读出日本人的真实意思,而反感它的人则更加愤怒,认为它把误报责任莫名其妙推给了《朝日新闻》——而在《朝日新闻》的原文中并未出现《环球时报》提到的内容。

尽管争议巨大,次日出版的《环球时报》仍然发表了题为《发曳光弹将把中日推向战争边缘》的社评。但在17日的评论版上,又用《日本,请别用谣言来壮胆》为题,委婉地纠正了此前的“发射曳光弹警告射击”说。

为什么要编造日本防卫大臣刺激中方民族情绪的表态?这种对其新闻准确性和专业性的质疑,多年来始终伴随着《环球时报》。曾有媒体从业者称,根据其对新闻源头的追踪检索,同样是摘录国外报纸,文摘型的《参考消息》至多只摘录或节选国外同行的报道,而《环球时报》则有可能将自己的文字嫁接在国外同行的报道上,完全改变其原意。

人人网不再人人爱?

人人网(Renren)是中国版的Facebook,比后者提早一年在美国上市,当时其估值倍数较在非公开市场交易的Facebook高一倍多。

然而,自从2011年在纽约上市以来,人人网市值蒸发了五分之四,让投资者深刻领教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变化有多快。

汇丰(HSBC)分析师Chi Tsang说,人人网就是原创的中国版Facebook,它的问题是止步不前。

中国相关规定封堵谷歌(Google)、Facebook等大型外国集团,但“人们有时候并不了解,中国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并且在不断变化”。

关闭曾经风靡一时的“开心农场”游戏,是人人网走在下坡路途中的一块里程碑。

在巅峰时期,这个游戏曾拥有数千万用户,还启发美国游戏开发商Zynga开发出一款成功的游戏FarmVille。但用户的兴趣越来越淡。

《人民日报》以伤感的口吻发帖纪念开心农场游戏,不过帖子是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而新浪跟人人网是竞争对手。

分析师指出,人人网的问题根源,在于其不能快速适应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

而国内竞争对手新浪、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则一直在积极推出新产品,并热衷于收购交易,以弥补自身移动战略中的不足。

上周(9月16日),腾讯投资近5亿美元,入股一家流行的文本编辑器和搜索引擎公司,将其与自身服务——包括快速成长的微信(WeChat)——整合。

麦格理(Macquarie)分析师邵烔说,人人网以前是中国社交网络的领军者,问题是,基于个人电脑的社交网络在中国已经不符合人们需要。

分析师指出,中国手机制造商迅速拉低了入门级智能手机的成本,因而中国从台式机转移的速度要快于欧洲和美国。

汇丰和伯恩斯坦公司(Bernstein)的研究显示,今年截止到目前,中国台式电脑互联网流量同比下降15%,而今年智能手机数量预计将增加五分之一。

人人网与Facebook网站类似,它兴起于大学生群体,他们的个人信息中填写的是真实姓名,而中国其他社交网站的用户一般使用化名。

人人网表示,6月份,其每月活跃用户达到5400万人,而去年是4500万人。

其中80%用户至少在部分时候会用手机或平板电脑登录这个网站,但人人网很难从这种使用模式中获利。

人人网预计下个季度营收同比将下降3%到7%,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在出售了亏损的购物业务之后,人人网股价有所上涨,但也仅为每股3.38美元,远低于最初的每股14美元。

北京博达克咨询公司(BDA)总裁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说,市场主要依据公司现金余额来对这只股票进行估值。

同行中更快适应移动网络的公司则迎来股价的大幅上扬。

40%营收来自移动领域的Facebook,最近股价就创下历史新高。

人人网首席执行官陈一舟(Joseph Chen)表示,广告商对购买其移动广告兴趣不大,但人人网正在努力发展移动游戏,他说这是“一个远未得到开发、高度分裂的市场”。

中国最大的一些互联网公司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人人网必须与他们竞争。

近日,腾讯市值突破1000亿美元,其致力于发展微信等服务的做法受到投资者看重。微信每月用户达到2.36亿,除了聊天功能以外,还在增添电子商务和游戏。

准备赴美国或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最近投资了一家地图集团。

阿里巴巴还收购了新浪18%股权——后者拥有人气很高的微博网站——并计划联合双方在社交网络和商务方面的力量,与微信抗衡。

中国领先搜索引擎公司百度也十分活跃,就在7月,百度同意以19亿美元收购中国领先应用程序商店91无线(91 Wireless)。

人人网首席营销官江志强(Alvin Chiang)表示,过去的一年中,人人网一直在开发移动应用程序,并大力向广告商推广。他说,这些广告商对移动设计还不熟悉。

他说,在中国经营一家实名制社交网络,比经营允许匿名的网站要难,但人人网的核心用户群是在校大学生,因此比起目标用户更加广泛的网站,人人网有着更稳定的用户基础。

译者/王慧玲

长城脚下的高端度假屋

北沟村坐落在中国长城脚下的一个山谷中。在这里,成群的小鸡四处踱步,儿童们在广场上嬉戏,年长的村民则在用户外器械健身。许多当地人仍然在靠种植梨树和杏树生活。如今,这里许多人仍居住在农居中,农居由大石块垒成,屋檐低垂,带着院子。农居的设计可以在气温零下的冬天保持温暖,而在酷热的夏季又能保持凉爽。然而,沿着蜿蜒曲折的山间小路进入树林深处,却四散掩藏着一些更为豪华的房屋。

北沟村和相邻的慕田峪村是旅游者集中的热点地区,以“长城门户”闻名(慕田峪拥有可以爬上长城的缆车,还有一条可以滑下来的滑道)。不过,对部分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来说,这里正成为购买高端度假屋的热门地点。距离北京仅一个小时的车程,令这里成为逃离首都喧嚣的极佳度假地。

自1982年以来就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约翰•沃特金斯(John Watkins)表示:“那里空气更为洁净,而且要更凉爽一些。我会去那里度周末,这令我感觉像到了泰国。”6年前,他和他的夫人黛娜(Dinah)在北沟村翻修并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度假屋,取名为Ironstone。

Ironstone从路上几乎看不见,然而进入它的大门,就可以看到由两栋房屋构成的巨大复合结构。其中一栋十分现代,拥有五米高的天花板,另一栋则是一座老式农居,两栋房屋通过地下通道连接。通道上铺着用于修复长城的砖块,是从制造这类砖块的工厂买来的。透过那栋红砖与石头修成的雅致崭新建筑的玻璃窗,可以眺望长城,长城的角楼在起伏的山脊间清晰可见。

Ironstone是由吉姆•斯皮尔(Jim Spear)设计的。他是一位长期居住在慕田峪的美国人,过去8年来已经设计了30套定制房屋。斯皮尔擅长在房屋内创造长城景观,而之前的房屋是没有的。该地区的农居传统上朝南,以便最大程度地利用阳光,而长城在北面。通过在屋顶开天窗,或者把整面墙替换成落地玻璃窗,斯皮尔成功地展现出长城景观。

起初,斯皮尔的客户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如今,随着中国人收入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看重清新的空气,他的客户已有半数以上是中国人。而相应的房价也水涨船高,比起2005年购买和装修一处房产大约需要26万英镑,如今价格已增长了不止一倍。这些客户中,有的是希望拥有一处度假农舍,有的则是为了投资(这里的房屋一晚上租金可能高达5970英镑),还有的则是房屋“收集”者。

斯皮尔表示:“在我曾完成的房屋设计中,有的业主只是希望能够告诉别人,他们在中国长城脚下拥有一栋房屋。”

然而地方保护主义、村庄内的纠纷以及土地所有权问题,可能会为在这里修建房屋带来麻烦。斯皮尔提供一种起价5.2万英镑的成套咨询服务。在这种服务下,他会帮助客户选定合适的农村房屋,就租约展开谈判并监督房屋的翻修或重建。作为该地区一个精品旅馆的创办人,他有能力充分调动与当地人的“关系”。不过这样依然会产生问题:斯皮尔还记得村民曾要求为开发中破坏的树根做出赔偿。另外,在中国还存在一种风险,就是政府可能会为了诸如开发某个大型旅游项目等原因,收回土地或拆除建筑。

温柔的流亡者(二)

1995年,我进入北大,感慨故园不在,一股平庸涌动。这是一个去政治化、去理想主义的校园。诗歌、思想与天下事,再不是年轻人的生活重心。燕园里最受青睐的社团是山鹰社与爱心社,三角地贴满了TOFEL、GRE的培训广告,而不是政治宣言、文学沙龙。游行更成了一种禁忌,我唯一的体验是1999年的反美游行,那是校方允许与组织的,用旅行车把同学拉到美国使馆前。与八十年代的亲西方态度不同,一股狭隘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兴起,用来填补共产主义破产的价值真空。

我缅怀五四时代与八十年代,却从未对1989年的广场感到特别的兴趣。只有一次,我随余杰在勺园的一个韩国留学生宿舍里观看纪录片《天安门》,那真是血脉賁张的一刻,广场上的人山人海、到处飘扬的横幅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我也对片中王丹那镇定自若的表情、刘晓波的口吃与梁晓燕的清新印象深刻。

这感觉短暂、没激起我继续探究的兴趣。我对未来雄心勃勃,1989年的天安门不仅意味着危险、也代表着往昔,如今比尔·盖茨、哈佛商学院、全球化才代表着我要努力的方向。对于王丹、刘晓波或是天安门母亲的遭遇,即使我有某种下意识的同情,却也认定他们代表着被翻过的历史一页。在官方全面遮蔽了这段历史后,我也与很多同学一样,选择了主动自我遮蔽。

直到2009年前后,我这一看法才发生缓慢的转变。在经过将近20年令人绚目也没心没肺的经济增长后,中国迎来了它另一个转折时刻,人们逐渐发现市场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并没改变这个政权,各种弊端也浮现出来。随着年龄的成熟,我也终于迟缓地意识到中国背后蕴藏的巨大的黑暗,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声音,这个国家的另一种可能道路的被迫中断,还有我们这一代无法逃避的道德责任……1989年的天安门是探寻这一切的重要密码,王丹则是不容错过的角色。

在台北一间光线飘乎的Jazz酒吧里,我第一次见到王丹。他头发短促、脸庞圆圆的,比起当年被形容成“可能被一阵风吹走”的瘦弱学生,他明显地发福了,不过那股青春劲儿却尤在。

过去几年里,他在这里教书,与罗文嘉创办了一个促进两岸民主的基金会,编辑出版《公共知识分子》杂志……当媒体与民进党需要了解大陆政治时,他是个当然人选。他也卷入了台湾政治,因为一笔经费,他要上庭作证,也深受八卦杂志之苦。不过总体而言,台湾人对于他的印象颇佳,尤其是在对比他当年的战友、另一位住在台湾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时,后者常因生活作风被诟病。

对于六四,台湾人的感受即使不似香港人那样强烈,却仍有特别的记忆。当年台湾的媒体对中共口诛笔伐,操着乡音的国大代表们对情况深感忧虑,甚至觉得这又是一个反攻大陆的机会,他们仍用“北平”而不是“北京”的称谓,明星们齐唱《历史的伤口》,把天安门的屠杀视作中国人的失败。北京的学生为台湾学生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榜样,中正纪念堂是一个缩小版天安门。

第一次见到王丹时,马永成感到特别激动。“他真是个咖”,他玩笑地说,相比于北京,台湾的学运只是小事一桩,天安门才是世界性的事件。造化弄人,台湾的学生运动世代不仅迅速获取了权力、也迅速被这权力腐蚀与抛弃,他们的人生像是一场加速度运转,与此同时,天安门一代还处于流亡中,像是被仍到某个停滞的时空。

媒体札记:“小贩必须死”

一叶知秋。

如果以社交媒体上的情形来看,中国昨天有那么三四个小时仿佛已经进入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前夜——同样是因为“小贩之死”,同样是躁动、悲愤、绝望,破口大骂、无以复加,恨不得马上就能揭竿而起,推翻这个旧世界。

因为,夏俊峰最终还是被执行了死刑。事实上,四年多以来,这个沈阳小贩的同情声援者也并没有对“刀下留人”有过多大期待,只是幻想着最高人民法院能在死刑核准时能“奇迹”般地网开一面,毕竟,自2011年5月终审判决之后,这道斩首令久久未能签发。但是,现在看来,这两年多的悬念与其说是给他们带来过一丝希望,还不如说是折磨,断头台前的残忍折磨。

最残忍的是,在自己的丈夫就要踏上黄泉路的消息已经被媒体知晓时,他那奔走呼号四年多的妻子张晶还全然不知情。正如21CN网《夏俊峰执行死刑纪实:一个女人的9小时35分》中所记录,“一个被新浪认证为媒体人的博友@康少见看似习惯的提问,显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约55分钟后,她只是习惯性的感谢。在微博上几乎每天都会有人讨论他的老公是否会被核准死刑。”

康少见很可能是看到了那份写明9月25日对夏俊峰执行死刑的宣传通知,官方要求“不炒作”。在微博微信时代,过去密不示人的宣传禁令已经被越来越频繁地泄露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抗议。

“夏俊峰案最高法的复核难道是有结果了吗”——@康少见20时18分的这句留言像是求证,更像是提醒。张晶是在一个多小时后看到了这句提问,可惜,她还没有意识过来,用“没有,夏俊峰案还在最高法院复核”来回答,并“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支持”。

是@邓飞的“一声叹息,都是人命”,让张晶如梦初醒。她这才抑制不住泪流满面,喊道“请不要这样对我们好吗?天呐……帮帮我”。

没有人帮得了你。这个失去主心骨的家庭迎来了崩溃的一夜,而她还心存侥幸,不忍把噩耗告诉即将永远失去父亲的儿子:“婆婆看见我房间还开着灯,看见我哭了!就感觉到了什么,点香拜佛了,一个个响头磕呀,我们娘俩一个屋里,一个屋外,怕哭声惊动了强强,天啊,为什么要这样啊?”

虽说这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网络同情者围拢了过来,但除了看着她“跪求最高院”“祈祷到天明”,也并不能真的帮上什么。能做的就是找出两年前陈有西律师的一段访谈记录,在那段视频里,陈律师指认有城管队员做伪证,强调被带到执法办公室的夏俊峰是在“不逃出去就要被打死”的情况下,才拔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向上捅,“他是无法预计后果的,这是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情节的”。

陈有西并不像他年轻气盛的同行一样,以公开挑战法官作为快事。他听从最高法“鉴于当时的社会舆论环境和社会稳定需要”的建议,并未在第一时间公布2011年6月那份向死刑复核审合议庭提交的这份辩护词,而是延迟至2012年7月,当中国互联网上又掀起一轮对夏俊峰命运的讨论后,才将之张贴上网。

根据辩护词,陈有西向最高法指控“本案原审公、检、法倾向性办案明显直接导致错案”、“一二审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直接导致错判”。他主张刀下留人的主要理由有四条:“城管执法人员极不尊重夏俊峰张晶基本的人格尊严,以傲慢、轻视、争抢、随意推拉、殴打、扣押夏俊峰等粗暴野蛮执法,该行为是本次血案发生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原因。城管及申、张二人对本案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过错责任”;“夏俊峰防卫行凶,系被迫自卫,主观恶性不深。夏在‘第二次冲突’过程中拔刀刺人,虽造成二死一伤严重后果,但其仍不属于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的犯罪分子,依法不适用死刑”;“夏俊峰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家属愿意全面赔偿被害人损失”;“投案自首情节和被害方过错应当法定从轻”。

中国老龄化挑战被低估

【编者按】:作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的放缓引发诸多关注,这是周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几何,合理的应对应该如何呢?FT中文网对于这一议题持续关注,近期也邀请不同意见领袖对此发言,期待以争鸣探索有益的公共讨论,专题链接可见《中国经济放缓》

在这篇文章中,王丰教授指出,对于中国经济乐观还是悲观的判断——无论是Eichengreen等定量分析使用的历史个例,还是林毅夫教授引用的几个实现了后发优势的经济体,都没有充分考虑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挑战。

他强调,国际经验与经济增长要素的原理都表明,人口老龄化的因素不可被低估。与历史上的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相比,中国是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起跑线上。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彻底改变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条件,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的经济增长奇迹之一后,中国经济是否还能保持高速度增长,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

按照比较乐观者的预言,即中国经济能够以8%的年增长速度持续20年,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实现近5倍的增长。在人口总量没有显著变化的条件下,这也意味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进一步上升5倍左右。届时,中国不仅早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人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幅令人向往的美好前景,这会发生么?

对于中国前景的两种不同判断

对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增长的判断,大体分为两类。首先,持比较谨慎或悲观态度的人认为,那些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并跨越过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都先后转入了低增长速度阶段。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等人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艾辰格林(Barry Eichengreen)及他的合作者都属于此类。

他们的研究都注意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工业化的几十个国家中,只有13个越过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这些成功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年增长率以30%-40%的幅度在下降,最终进入低增长率阶段。这些经济体在增长率开始明显下降时的收入水平大约为11000国际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将在2013年达到10000国际元。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放缓,似乎正好印证了这种根据国际经验所得出的结论。

Eichengreen等学者在解释为什么高速增长不可持续时,引用了几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学观察:当经济部门由制造业开始向服务业转移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不再与由农业向制造业转移时同日而语;资本投资在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资本折旧的需要,投资回报率递减;收入水平提高后,社会福利公共开支需求上升,影响生产性投资。中国社会至今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使中国符合这几个经济增长减缓的条件。

持较乐观观点的学者,如林毅夫和李稻葵等学者,也是基于国际经验作出推论。林毅夫教授指出,亚洲的几个经济成功发展的案例,如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韩国,在达到了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5之后,都保持了20年的8%或更高的平均增长速度。这些经济体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都具有并发挥了其后发优势。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使中国人均收入达到了美国的1/5水平,也给中国发挥后发优势的发展潜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当然,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中国需要深化改革,消除各种结构性缺陷。

港失阿里,焉知非福?

中国互联网集团阿里巴巴(Alibaba)决定到纽约上市。对香港交易所来说,主持这宗各方高度期待的巨额上市交易的梦想变成了噩梦。

最终而言,阿里巴巴希望从上市规则得到的豁免待遇,超出了香港交易所能够灵活掌握的范围——无论这家交易所有什么商业本能。

公司治理维权人士和一些分析师对这一结局表示欢呼,但也有一些人认为,错失这样一家大牌公司的上市,对该交易所乃至香港都不是一件好事。熟悉阿里巴巴思路的一名人士称这个决定是一个大错误,在全球交易所争夺上市交易的角逐中让纽约赢得一场大胜。

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数据显示,今年迄今已有30家公司在香港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IPO),募资总额达74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纳斯达克(Nasdaq)有76宗IPO,募资总额达103亿美元,而纽约证交所(NYSE)有69宗IPO,募资总额达241亿美元。

阿里巴巴希望安排一种特别的结构,使其顶尖高管团队——称为“合伙人制”——能够提名多数董事会董事。这种结构将使合伙人高度掌控阿里巴巴的事务,就像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借助双层股权结构(让创始人拥有多于其他所有人的投票权)做到的那样。

尽管失去这单交易将使香港交易所今年错失大笔营收,但瑞信(Credit Suisse)分析师阿让•冯•维恩(Arjan van Veen)表示,最终而言,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香港)展示出,它不愿意为任何人放松自己的标准,我认为就长期前景而言,这是一个利好因素,因为市场完整性是关键,”他表示。

不过,一些银行家认为,失去阿里巴巴的上市交易对香港作为未来上市地点是不利的。其中一人指出,在中国内地过去10年里上市的30余家互联网公司中,只有两家在香港上市。

银行家们表示,这不是估价或投资者群体的问题——无论阿里巴巴在香港或是纽约上市,这两点差别不大;真正的关键在于有能力捍卫富于企业家精神的创始人。

“我认为美国现有的双层股权结构是一件合理的好事,而不是坏事,”一名银行家表示。“有些投资者欢迎这种结构,视其为保护企业家的一种手段,正是这些企业家的创意和干劲在驱动着这些企业。”

美富律师事务所(Morrison Foerster)合伙人安娜•皮内多(Anna Pinedo)表示,多年来,此类结构每隔一段时期受到美国发行人的青睐。她回顾说,几十年前,《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报业集团曾利用这种结构,而近年高科技企业和私人股本集团纷纷利用这种模式。

她表示,就吸引上市而言,“这是一种非常特定的决定,我不认为它是一种将给美国带来长期竞争优势的趋势”。

很多人认为,香港并没有相应的配套机制使双层股权或类似的控制结构可行。在美国,上市公司必须做出高水平的财务披露,小投资者还可利用集体诉讼机制,把行为不当的企业或其高管告上法庭。香港投资者得不到这样的保护。

知名的香港公司治理活动人士戴维•韦布(David Webb)表示,此前阿里巴巴在试图两头占便宜。“阿里巴巴不能期望挑选每一种管辖制度的最薄弱元素,然后把它们拼凑起来,形成它自己的上市制度,”他表示。

在多起涉及中国内地上市企业的丑闻爆发后,香港监管机构正在收紧监管制度。香港证监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正要出台严厉的上市规则,使上市保荐人对他们帮助上市的企业所陈述的虚假信息承担刑事责任。

译者/和风

中国:强大而脆弱

我第一次见到薄熙来是在2005年,当时他正在领导中国对抗欧洲的“胸罩战争”。作为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迎战”时任欧盟贸易专员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当时他们谈判的主要议题是:对可能淹没欧洲市场的中国产胸罩、裤子和T恤等商品,欧盟打算征收关税和实施限制。

薄熙来跟我见过的其他所有中国官员都不同,他高大英俊,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眼中闪出一丝犀利的目光。他会讲一些英语,并很擅长经营自己的公众形象。他本人也是一名“太子党”,但这倒无损于他的名声。他父亲薄一波在毛泽东时代担任过财政部长,后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幕后帮助治理国家。很多见过薄熙来的人认为,凭他在个人黄金时期所具有的魅力,加上他深谙民粹政治之道,如果中国举行民主选举的话,他是很有可能当选国家主席的。

现实则恰好相反,薄熙来如今被判犯有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如果二审维持原判,他很有可能在秦城监狱了此残生。这座有名的监狱位于北京郊区,多年来关押过数不清的政治名人。

薄熙来的妻子谋杀了一名英国公民,他手下的公安局长则擅自进入了美国领事馆。抛开这两点不说,薄熙来最严重的罪行似乎源于野心太大。薄熙来已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的25名委员之一,但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他大张旗鼓地造势,试图“入常”,即成为权力更大、实际统治中国的政治局常委之一(目前有七人)。一旦进入常委,他的前途将不可限量,最终可能凭着强大的意志力登上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的宝座。他的许多政治对手把他跟希特勒(Hitler)相提并论。

上个月,法院在微博(Weibo)上对薄熙来庭审过程进行了略有延迟的文字播报,为传统审判融入了一些现代特色。微博是中国国内发展起来的一个类似Twitter的微博客平台,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在触动着中共统治根基。中共通过发布经审核的庭审记录,试图削弱支持薄熙来的力量,并提高公众对中国腐败丛生且受政治控制的司法系统的信任度。但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这么做唯一的效果是凸显了中国领导人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并让外界看到,他们并没有做好应对现代社会中变革力量的准备。

将近两百年的战争、饥荒和外国侵略过后,中国过去30年里经历了一段相对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黄金时期。随便问一位40岁以上的中国人,他都能跟你讲起自己幼年时没完没了的饥饿和贫困,以及党在几乎所有个人生活领域中的巨大权力——到哪里工作、买什么商品,甚至跟谁结婚都不是个人能做主的。如今,人们只要有钱,就可以到国内各地旅行,可以出国;可以到私企或外企工作,或自己创办企业;大多数人都温饱无虞,也有自己的住所。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备现代社会的大部分特征,比如出现了篮球运动员姚明、演员范冰冰、艺术家曾梵志等多位世界性名人——FT记者最近在“2013中国特别报告”系列文章中采访了这些人。不再为基本需求而担心的中国人,还搞起了环保运动,日益热爱有机食品,热捧励志演说家,如行事张扬的陈安之。

“中国考虑加速治理污染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Lord Nicholas Stern)表示,中国正在考虑以快于外界预期的速度治理污染问题。严重污染已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斯特恩爵士表示,在对2016年至2020年中国下一个五年期国家发展计划内容的讨论中,“我们听闻中国可能将目标设定为让温室气体排放在2025年以前达到峰值”。斯特恩爵士是2006年《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的作者,他在中国工作了25年。

他昨日在伦敦表示:“我之前从未听说过中国在讨论早于203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期,而现在他们在讨论2025年。”

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这种气体被认为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人造温室气体。

因此,中国未来的排放目标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来说至关重要。这项行动预计将于2015年末在巴黎形成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

虽然斯特恩爵士强调称,他无法透露中国下一个五年发展计划最终可能包括哪些内容,但他表示,他还曾听说中国可能正在考察能使减排幅度显著高于预期的其他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设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绝对量的政策目标,而不是像现行目标那样旨在降低所谓的排放密度,或每单位经济产出排放量。

他还表示自己认为,中国的煤炭使用量很可能较某些人的早前预期更快地到达峰值,甚至可能早于2020年。煤炭是污染最严重的化石燃料之一。

他指出:“中国目前面临多种形势的共同作用:中国的领导人认为现行经济模式不可持续,他们既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关注,也高度重视全球污染问题。”

斯特恩爵士称,在联合国(UN)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中,就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被阐述得“极其透彻”。这份报告本周正在斯德哥尔摩做最后的修订,并将于周五正式发布。

译者/马拉

Wednesday, September 25, 2013

伦敦与巴黎:哪里更宜居?

我在2001年从伦敦逃到了巴黎。当时,我在马里波恩(Marylebone)一家有卖酒执照的商店楼上与别人合租一套简陋的房子。随着年岁增长,我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继续过这样的群租生活了,那个多数伦敦人都会面临的终极问题也摆在了我面前:要不要借钱买一套蜗居,然后将后半生都用于偿还房贷?

就在那时,一个表亲向我提到,他在巴黎的那套公寓才花了3万英镑左右。我顿时灵光一闪。他接着说:“不过那是1998年买的。如今这样一套房子得花两倍价钱才能买到。”欧元在当时恨不得跟津巴布韦元一样便宜,因此我马上搭乘“欧洲之星”(Eurostar)来到巴黎,以6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巴士底狱附近的一套公寓,公寓所在的大楼是一座漂亮的奥斯曼风格建筑。

我的新邻居中有许多人似乎终日无所事事,我看不出他们以何种方式谋生。当时的巴黎提供了一种用钱都买不到的奢侈:它让你不必考虑有关钱的事情。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住在巴黎。

不过,生活在尽管完美、但暮气沉沉且不够精致的异乡,确实会逐渐让人感到厌倦。在巴黎的大多数夜晚,我和妻子临睡前总要进行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搬去哪儿呢?”这就像一个仪式,部分原因是为了向自己保证,我们是绝不会在巴黎生活一辈子的。夏天我们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并试图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这两个城市哪个更适合居住呢?

如今的伦敦棒极了。毒雾、战时的轰炸以及战后在轰炸留下的废墟上建起来的丑陋建筑终于成为了过去时,伦敦又恢复了活力。看惯了巴黎,色彩缤纷的伦敦让人眼花缭乱。在伦敦,巴士和邮筒都是鲜亮的红色,跟阴郁的气候绝配。巴黎的一座座白色建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而在伦敦,各种颜色相互冲撞:棕红色的砖墙,绿色的树木,花园里五颜六色的花朵。(在巴黎,只有大富豪才有自己的花园。)这一切营造出的整体效果,就是一张充满迷幻色彩的上世纪70年代唱片专辑封面。

在伦敦,你还可以穿紫色的衣服,为周遭缤纷的色彩又添一色。你甚至可以把头发染成紫色,招摇过市。在习惯了巴黎的人看来,伦敦半数人口看上去都像朋克、或女流浪汉。在巴黎约束一切人类行为的礼仪规则,在伦敦似乎不复存在。

我很快适应了新的规则。只有我7岁的女儿还在严格遵守着巴黎的行为标准。有一天早上,我正要带她出门,她用一种批评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说:“你没有穿戴整齐。”她说得不对。事实上,我这一身打扮看上去很不错——运动鞋、短裤,搭配一件巴塞罗那足球队的T恤衫。

在今日的伦敦,如果你违反了一切法则,没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会嘲笑你。

一名曾经在伦敦居住的德国朋友下过这样的论断:在这个各种文明疯狂融合的环境中,只有一条社交规则仍然适用,那就是——基本的礼貌。诚然,与我们的伦敦住所在同一条街道上的索马里社区中心最近被一些神经病烧毁了,但除此之外,伦敦人确实看上去比巴黎人更有教养。或许花园让伦敦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巴黎市中心弥漫着愤怒的氛围,伦敦市中心则弥漫着精疲力尽的气氛。

中投成为乌拉尔钾肥第二大股东

作为影响全球钾肥业的最新调整,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CIC)已成为全球最大钾肥企业——俄罗斯乌拉尔钾肥(UralKali)的第二大股东。

中投通过债转股,持有了乌拉尔钾肥12.5%的股份,将在乌拉尔钾肥董事会拥有一个席位,由此这家中国基金能够进一步了解乌拉尔钾肥的谈判和定价政策。此举还简化了乌拉尔钾肥的所有权结构,为其最大股东、俄罗斯寡头苏莱曼•克里莫夫(Suleiman Kerimov)完全退出该公司铺平了道路,这是解决乌拉尔钾肥与邻国白俄罗斯问题的关键一步。

钾肥是农业的关键肥料,乌拉尔钾肥生产全球约20%的钾肥。今年夏季乌拉尔钾肥退出了与白俄罗斯的Belaruskali组成的一家出口卡特尔,引发市场大乱。此举导致全球钾肥价格暴跌,影响了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关系。

白俄罗斯的威权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曾要求克里莫夫出售其所持22%乌拉尔钾肥股份,以修复关系。克里莫夫身边的人士透露,这位寡头正在谈判出售股份,潜在的买家包括亿万富翁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Vladimir Evtushenkov)和米哈伊尔•古特谢里耶夫(Mikhail Gutseriev)。

尽管中投的交易似乎可以让克里莫夫顺利退出乌拉尔钾肥,不过分析人士表示,此举对中国也举足轻重。中国与印度和巴西一样,是领先的钾肥进口国之一。

莫斯科VTB Capital分析师叶莲娜•萨赫诺娃(Elena Sakhnova)表示,中投将“能够获取敏感的定价和运营信息”。

萨赫诺娃表示:“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可能改变它与(乌拉尔钾肥)的谈判方法。我认为,中国的立场将越来越强硬。”

中投进入钾肥行业是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实现投资多元化,摆脱对工业大宗商品的倚赖。

译者/倪卫国

默克尔: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

评论员们在分析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政治上的成功时,往往端出一些老掉牙的观点。他们说,这位德国总理是一位谨慎的务实者、一位遵循“小心求证”原则的科学家、一位令人放心的母性人物、一位能够本能地与选民建立融洽关系的天生政治家。所有这些都没说错。但他们错过了一个关键因素:默克尔还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在时常令人恐惧的货币危机中,她在更可持续的新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德国与欧盟(EU)的关系。

默克尔没有被公认为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部分原因在于她的风格非常低调。她并不试图像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那样发表慷慨激昂的言辞。同时,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布鲁塞尔,欧洲火炬的卫道士们对于那种欧洲应该有什么“远见”抱有非常具体的看法。能够得到他们认可、从而有幸被供入非正式神庙的“有远见的欧洲人”是类似德国前外长约什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经的导师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这样的人。科尔和费舍尔这样的人主张,德国只有热情支持统一的、消除国家界线的欧洲,才能超越过去那种扭曲的民族主义。

默克尔为欧盟(EU)以及德国在欧盟中的地位绘制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愿景。她承认德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并明确表示她有意捍卫德国国家利益。

她最重要的深刻见解在于,保护德国纳税人的利益与努力维持欧洲单一货币的生存并不矛盾,而是这一任务中的关键环节。一旦德国选民反对欧元,这一货币体系将面临灭顶之灾。

欧元区危机中,德国纳税人“造反”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对南欧的各种救援基金,都需要由德国以提供贷款或担保的形式,承诺背上相当于德国全年联邦预算金额的负担。另外,默克尔还不得不支持欧洲央行(ECB)那些听起来像是异端邪说的政策,顶住德国央行(Bundesbank)提出的反对意见。为说服德国人同意采取以上步骤,很关键的一点就是默克尔需要留下一种印象:她将始终不渝地坚决捍卫德国纳税人的利益。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正因如此,反欧元的“德国其他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在上个周末的选举中只获得了不到5%的选票,与芬兰和荷兰类似党派获得的两位数选票比例相比,可谓微不足道。

既然默克尔已经赢得第三次选举的胜利,那些旧式的“有远见的欧洲人”希望,如今能够推进他们那种建立“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终极梦想。许多经济学家则声称,只有默克尔改变策略,努力推行真正的银行业联盟,并最终实现拥有更大中央预算的“转账联盟”,欧元区才能真正稳定下来。

但这两类人很可能会大失所望。他们没有看懂的是,默克尔在欧元区危机期间采取的方式,并不是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而是在对待欧洲方面采取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原则的方式。

只要与默克尔的顾问谈一谈,就能明显看出,这些人根本无意参与欧元区伙伴那些更大胆(代价也更高昂)的计划。对泛欧洲社保体系的讨论,会得到一个简短答复——“办不到”。认为当前银行业联盟规划不够大胆的提议,会得到不屑一顾的回应,被当做一种间接的企图,目的是让德国补贴欧洲其他国家濒临倒闭的银行。

新一轮反弹能持久吗?

【编者按】:作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的放缓引发诸多关注,这是周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几何,合理的应对应该如何呢?FT中文网对于这一议题持续关注,近期也邀请不同意见领袖对此发言,期待以争鸣探索有益公共讨论,专题链接可见《中国经济放缓》

在本文中,朱海滨博士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三个主要的结构性问题:制造业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投资回报率严重下降、地方政府债务、金融体系风险。这些问题需要在未来三五年内逐步地解决,改革推动明年经济向好或是田园诗般的错误判断。尽管他不认为政府会采取激进的去杠杆化的政策,但渐进式的结构调整方案短期内也会造成经济增速放缓。

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似乎正在重复去年的故事。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整体差强人意,从年初到年中市场情绪日趋悲观。这一悲观情绪在六月钱荒现象前后达到了顶点。而自七月份以来,形势突然好转:七月份的经济数据整体远超预期,八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又持续走强,说明经济形势正在改善。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市场分析师们纷纷重新上调了对中国增长的预期,关于对中国经济的担忧迅速被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市场恶化所取代。

毋庸置疑,最近的数据好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期政策方面的变化。自三月份新政府上任以来,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是不会出台新的刺激政策。新任领导人强调要容忍较低的增长速度,以换取增长质量的提高。但是,增长底线在哪里,以及应该采取哪些新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一个相对混沌不清的局面。这造成了市场和地方政府的观望甚至理解上的混乱,也是造成上半年经济持续失速的一个原因。

七月以来的措施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政策的不清晰性。首先,李克强总理重申了今年的增长目标是7.5%,并强调容许经济增长下滑的底线7%绝不能突破。其次,七月以来国务院公布了一系列将“稳增长”和“调结构”相结合的措施。这其中效果最显著的是一系列推动有效投资方面的政策,包括铁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棚户区改造等。这些措施有助于提振市场的信心,也给稳增长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政策推手。

这一幕与去年年中发生的变化如出一辙,在政策的着力点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有效投资的领域均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房建设和节能环保。在调结构方面,均强调鼓励消费、支持服务业和小微企业,相应地推出营改增和小微企业税费减免的措施。在促改革方面,金融改革也同样被作为重点领域,如去年的存贷款利率的进一步放开和今年贷款利率自由化的彻底完成。

如果说最近两个月的许多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去年的做法,那么至少在两个方面今年与去年不同。首先,去年的政策转变伴随着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放松,而这一轮重提有效投资是在信贷增速下滑的环境下进行的。其次,以往的投资,尤其是在稳增长背景下的投资,通常与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划上等号。而这一轮的政策突出强调简政放权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比如,国务院关于铁路投融资改革的方案里,明确指出2014-2015年内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目标为2000亿元,而且也有具体个案(如蒙华铁路)证明政府确实在放权让利方面迈的步子更大。

中国网络“严打”难以奏效

毛泽东有句名言:“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如今,似乎党也必须指挥互联网了。当然,这么做并不新鲜。多年来,中国官方一直在与网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撤下有争议的帖子,恐吓那些持续不断的“闹事者”。中国的“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 of China)如此“雄伟”,以至于它毫无疑问也能从太空“看见”。

但最近几周中国安全机构加强了打击力度。他们发动了针对微博名人的全面批评,并大力打击所谓的恶意造谣行为。中国政府通过官方出版物将网络上对中共的批评称为“诽谤”,还公布了一项司法解释。根据该司法解释,人们发出的某些帖子如果被浏览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500次以上,发帖人就有可能因“传播网络谣言”受到指控。这个司法解释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如果你要发布一些有争议的内容,你最好确保没人能读到它。

在过去几周,有数百名博主被捕。一些被称为“大V”的网络名人尤其成为打击行动的目标。所谓“大V”,是指在中国版Twitter——新浪微博(Weibo)——上拥有经过特别“认证”账户的网络名人,他们中部分人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粉丝”。不久前,拥有1200万粉丝、直言不讳的博主薛必群(Charles Xue,网名“薛蛮子”)被拉到电视上亮相,称赞这轮打击行动。今年8月,这位出生在中国的美国华裔投资人因涉嫌嫖娼被捕。中国官方媒体在突出强调其据传拥有的性怪癖的同时,还强调了他对网络的利用,暗示这是更为严重的罪行。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称:“网络大V‘薛蛮子’跌下神坛……向所有网络大V们敲响了法律的警钟。”

这场运动令整个互联网感到一阵恐惧。几周以来,博主们一直在警告网友注意自己的言辞。房地产开发公司Soho中国(Soho China)创始人、亿万富翁潘石屹在新浪微博上拥有1600万粉丝,他公开对此次打击行为表示了支持。一位人们眼中的互联网先锋人物出现这一始料未及的立场变化,表明这一带有恐吓性质的运动正在奏效。

这一互联网打击行动引发了几个问题。最亟需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它会不会奏效?对于为什么现在行动这个问题,最合理的解释是中共害怕失去对互联网的控制。尽管他们此前也曾努力控制网上内容,但中国的互联网已经变成一个不受约束的“狂野西部”,人们在这里进行各种讨论、嘲弄、信息共享以及透露各种秘密。一些看上去很小的纠纷都会变成轰动全国的大事,比如去年的占海特事件就是如此。占海特是上海一位外来务工人员的女儿,她抗议因没有上海户口而不具备在上海参加中高考资格的待遇。她的困境赢得了许多支持,几个省份都为此改变了相关规定以解决这个问题。

而在其他一些事件中,有官员由于佩戴昂贵的手表(这些手表被视为腐败的证据)而被拉下马来。另外,包括土地争端和环境危害在内的地方性问题如今都拥有了全国性言论平台。互联网对于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十分重要,而这种公民社会并不总是把中国人的利益和中共的利益视为完全等同的一件事。

互联网上自然而然地也会有许多愤怒情绪。这令当局找到了口实,声称这些人不怀好意。然而,当局对此做出的举动,从更大范围看似乎是由习近平领导的一场更宽泛的运动的一部分。这位中共新领导人正在迅速失去“隐秘的自由主义者”的名声。有一份文件据说与习近平有密切关系,文件中批评一党专政的反对者通过用互联网公开官员财产和揭发腐败行为“招惹是非”。习近平眼中的“七个危险”(需要压制的受西方影响的观念),包括媒体独立、公民社会以及对中共历史的批评。而互联网对这三者都有推动作用。

雷曼破产的真正教训

在纪念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5周年之际,我们必须要问的是:我们从中汲取了什么教训?我们的表现如何?美国和欧洲的持续疲弱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金融部门在危机前的失误、危机本身以及我们对危机的应对方式造成的?

我们充其量只能说避免了最坏的结果,那就是:“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卷土重来。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无从得知这是否应归功于各国政府和央行官员举措得力——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如果没有进行大规模纾困,情况会怎样。

我们确切地知道的是,在危机后的5年里,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这比大萧条时期的情况还要糟;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家已陷入衰退;美国劳动力参与率处于35年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仍显著低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前的水平;银行业更为集中,金融部门竞争力下降,几乎每天都会曝出新的金融违规行为,没有任何一名高级银行业官员被追究责任,而且金融部门成功抵制了许多改革——这些改革本来会让银行业变得更具竞争力、更加透明、风险更低、不再敢轻易占普通民众的便宜。我们还知道,经济低迷导致的债务和赤字增加如今限制了欧洲和美国拿出可能促进增长和就业的举措的能力。

为大规模纾困银行辩护的人士认为,如今既然大多数资金已经得到偿还,那就没什么可抱怨的。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政府以接近为零的利率为银行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贷款,然后银行再以较高的利率贷出去,从而有钱偿还政府。这种骗局一眼就可以看穿。如果政府要求银行支付更高的利息,我们的财政状况就会更好;如果我们要求银行增加放贷(而不是忙着支付奖金),以此作为提供纾困的条件,或许经济会出现更强劲的复苏。甚至连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也对银行的行为感到意外和恼火。

尽管金融部门对经济造成的破坏总计高达数万亿美元,但如今欧洲和美国的所有遭遇不应全都归咎于金融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去监管化和低利率催生的泡沫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危机让解决这些问题变得困难重重。

欧美都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从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随着制造业产能的增速超过需求增速,全球就业人数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下降;比较优势的转移意味着欧洲和美国将在全球日益减少的就业人数中占据更小的份额。这种转型无法如农业经济向制造型经济的转型那样,轻易通过市场实现,我们需要政府,而如今政府支出正遭到削减。

欧洲和美国全都面临不平等日益加剧的问题,而“大衰退”令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最为富裕的那1%的人,享受了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经济增长的95%。欧洲和美国全都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但是金融危机限制了欧美政府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的能力和意愿。这种不平等让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增长方面的经济代价,以及社会日益分裂的更大代价。

媒体札记:土豪与小贩

案件新闻正在主导着中国舆论场上的议题风潮。薄熙来案毕竟是庙堂之争,观众们没有理由入戏太深,眼神更多地是投向那些由平民出演的悲情剧。

切过张家川“辉哥”带来的插曲,@评论员杨禹昨晚留言:“龚爱爱、丁书苗、韩磊、李某某、王书金等案,今起陆续开审或宣判。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公众关注度高。公众舆论,既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也可能是影响甚至破坏司法公正的异常力量。尊重法律,尊重事实,让关注成为审慎的监督,而不是把关注变成舆论审判,是每一位观者和议论者的责任。”

苦口婆心,难免螳臂当车。

韩磊就是那个在北京街头摔死两岁女童的泄愤男子,今天上午,北京一中院宣布判处其死刑;李某某就是李天一,在被全国舆论贴身紧逼了大半年之后,海淀法院预定于明日公开宣判,京华时报注意到公告已经删去了强奸案之前的“涉嫌”二字;王书金的命运则直接关系到聂树斌能否平反,河北高院承诺将在后天通过官方微博播报宣判情况。

至于龚爱爱和丁书苗,自然不能归为草根,她俩一个是拥有4个户口、40多套房产的“神木房姐”,一个是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结成利益同盟的“高铁一姐”。按照腾讯《我爱问编辑》里的说法,她俩都是女土豪,“财富来路有异曲同工之潜规则,手段又各有千秋。不过最后殊途同归,都站到了法庭上”。

昨天上午开始,这两桩案件的开庭情况即被各门户在首页直播,今晨出版的各地都市报也多将这两位奇女子作为封面主角,并排陈列。

丁书苗“靠替领导洗内裤袜子感动对方后赚到第一桶金”、“因不知如何赚钱被刘志军骂猪脑子”、“发现自己被调查后捐款3亿欲免刑责”的故事,再加上她颤颤巍巍、老泪纵横的模样,甚至都能在心软的观众那里换回了一丝怜悯。

在昨晚的《新闻1+1》中,央视主播白岩松除了重申“有关方面应对证人王立军坐轮椅出庭给出解释”的希望外,就也表达了对丁书苗因做过开颅手术而获准戴帽受审的认同:“看着今天的丁羽心既觉得可恨,同时也觉得可怜……她的丈夫才刚刚去世,她的女儿也被抓了,儿子又在外面,现在她的身体又是如此的糟糕……如果没有刘志军的权,这样一个小学文化都没有的丁羽心能够富贾天下吗?能够走到今天吗?当然你也要感慨钱的这种摧毁力,如果没有钱,铁道部长刘志军能把自己推上死缓这样一个境地吗?今天看到北京一家媒体在晚上写了一个评论,叫能不能让中国的企业家干净的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没有能力的人还是想钻权力,还有人情的漏洞,因此要把它更好地去堵上。”

夹杂在人民日报《“权力掮客”串起腐败链条》、北京青年报《丁书苗案的现实危害和想象空间》、京华时报《警惕贪腐者的“形象经营”》、晶报《权力寻租流程再造》之间,搜狐今晨首页评论《除了丁书苗还有谁的荣誉是买来的》亦言:“对动机不纯的丁书苗应依法惩处,对那些进行权力寻租的慈善机构官员更应零容忍。该反思的是,接受慈善捐款、宣传慈善名人,不是有严格的程序吗?范增玉为何有那么大权力,能顺利安排丁书苗‘在有关表彰会上发言、在有关刊物上刊登慈善事迹’?”

中国禁止向朝鲜出口“两用”物品和技术

中国已禁止向朝鲜出口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物品和技术,此举似乎表明中国在朝鲜核计划问题上对平壤方面感到厌烦。

中国商务部本周发布了一份236页的“两用”设备、化学品和技术清单,称其可能被用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商务部表示,中国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Security Council)有关决议,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我认为这是一个变化,”设立于北京的智库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Carnegie-Tsinghua Center)的主任韩磊(Paul Haenle)表示。“我们逐渐看到中国的政策开始出现相当重大的转变。”

从无人驾驶飞行器、导弹的再入飞行器,到埃博拉病毒等生物剂——这些被禁物品和技术可能被用于开发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导弹系统。

这份清单出炉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了一个旨在重启六方会谈的会议。朝鲜首席核谈判代表金桂冠(Kim Kye gwan)与会。

金桂冠重申了平壤方面的立场,即它只愿意在没有预设条件的前提下重返谈判桌。但美国以及早已陷入僵局的六方会谈的其他成员坚称,朝鲜必须首先兑现以前的诺言。

这个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教授张琏瑰批评朝鲜无视自己以前做出的放弃核武的承诺,拒不接受其他各方将此列为重启谈判的条件。

曾先后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手下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国事务主任的韩磊表示,张琏瑰的言论突显中国国内对金正恩(Kim Jong-eun)政权越来越不满。

“他们只是在耍花招,我认为中国方面意识到这一点……我预期中国将对朝鲜施加更多压力,尤其是在最近的大场面会议上(朝方)表现出缺乏诚意之后。”

出口禁令是朝鲜在过去一年里发射火箭和进行核试验之后、中国对朝鲜施压的最新迹象;朝鲜的这些行为已导致联合国出台两轮新的制裁。北京方面投票赞成这些举措,就像2006年和2009年朝鲜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实施制裁时一样。

朝鲜对这些新制裁作出愤怒的反应。朝鲜竭力展示,国际压力只是强化了该国推进核计划的决心。

今年3月,朝鲜劳动党将核计划和经济发展一同列为国家重点。随后平壤方面扬言要重启宁边(Yongbyon)核设施的核反应堆,据估计,这里一年生产出的钚足够制造一个核弹头。朝鲜据信拥有若干核武器,但具体数目不详。

卫星照片显示,朝鲜可能确已重启上述反应堆。

中国开始努力限制潜在危险的材料流向朝鲜之际,有新的报道称,在开发核武器生产所用的零部件方面,朝鲜的进展可能大于此前的估计。

向美国政府提供咨询的顾问约书亚•波拉克(Joshua Pollack)本周表示,朝鲜似乎已“着手掌握——可能已经掌握——关键的离心机相关零部件的国内生产以及相关技术”,此举将使该国能够规避禁止此类产品贸易的制裁。

Julie Zhu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落马前三个月的薄熙来

【编者按】: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已于9月22日被判处无期徒刑。本文为港媒记者邓明宇2011年和2012年两次前往重庆采访薄熙来时的手记,记录了薄熙来在落马前三个月中两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重庆模式”宣示的变化和一些亲历者的画外音。FT中文网经作者授权刊发,希望能为读者提供另外一个观察视角。

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世纪审判已尘埃落定,在其落马前夕,也是其政治声望的最顶峰时期,笔者曾于2011年10月上旬及2012年1月上旬两度奔赴重庆,当面采访薄熙来。

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连续公开采访同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十分罕见的,而在最后一次采访的3个月后,也就是2012年4月10日,薄熙来正式宣告落马。

两次采访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透露出当时薄熙来“山雨欲来”的焦灼心态。现在看来,在其落马前的半年里,他一直展现的“政治强人”心态已经开始松动,并开始着手补救此前的一些失误,但同样也是基于其一贯的强人心态,他的所有举措又经常处于一种摇摆状态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正是这样的心态,注定了其最后的结局。

2011年的重庆是薄、王两个人的舞台

2011年的重庆,可以说是属于薄熙来和王立军这一对政治搭档的一年。这一年,在他们两人掀起的“唱红打黑”一波波高潮中,重庆犹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吸引了全国上下的密切关注。

从重庆卫视的“红色频道”事件开始,至震撼全国的10万人“中华红歌会”;从薄熙来在全国人大会上放言力挺重庆“打黑”到王立军升任重庆副市长……,这两个曾配合无间的政治搭档成就了2011年重庆的所有光环。

作为薄熙来当时最得力的助手,王立军亦在此时达到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这一年,王立军不仅打黑硕果累累,而且再次在学术界获得了许多学人究其一生也难以获得的荣誉——2011年12月被北京邮电大学聘为教授。北邮校长方滨兴院士、党委副书记赵纪宁等高层均出席聘任仪式,并给予王立军高度评价。

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掀起了一股力挺重庆“打黑”的理论热潮。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就专门在《红旗文稿》上以《谈谈重庆“打黑”的特点》为题,撰文力挺重庆“打黑”。

……

尤为重要的是,2011年的重庆GDP首次突破万亿,达10011.13亿元,同比增长16.4%,增速也首次跃居全国第一。这个过硬的经济数据为2011年的重庆划上了完美的终止符。

薄熙来未雨绸缪借港媒发声

可以说,2011年的重庆展现给世人的只有辉煌和荣耀,收获的也多是鲜花和掌声,自然也受到了包括港媒在内的海外众多华文媒体的高度关注。在重庆官方的邀请下,由众多港媒高层组成的香港主流媒体采访团在2011年10月10日抵达重庆。

10月的重庆已完全感受不到“火炉”的炙热,天空中偶尔飘落的雨丝似乎也带着山城特有的一丝清新。2011年的薄熙来如日中天,是中国的政治明星,路透社报道中称他为“大人物”,也被人称为“红二代”,“以国际化和成熟有魅力著称的传奇人物”。

在采访了近2天重庆的改革成就后(当然也包括了王立军在重庆公安局内创办的警察文化沙龙等),终于在11日下午开始了此次重庆采访最重要的环节——采访薄熙来。

25位最值得关注的中国人

政治

尽管胡春华(见右图)看上去与其他中国共产党员没有多少不同之处,但他很可能就是将在2022年接替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那个人。胡春华现年50岁,比习近平小10岁。胡春华在去年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广东省的省委书记。

如果中国有一位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那么他只能是王沪宁。王沪宁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为中国最近的三任主席写过讲话稿。王沪宁曾在美国进修,会说法语,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高外交政策顾问。他还策划出了“中国梦”——习近平的核心施政理念。

律师许志永长期以来活跃在为中国争取法治的前线。他最近、也是最大的一个项目是建立一个维权人士网络,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公民观念。许志永有望成为中共党外的政治人物,但这显然让中国的领导人感到不安。许志永在上月被捕。

10多年前,维权人士胡嘉(胡佳)参与披露了一个消息:中国中部的艾滋病流行是一起受到政府支持的卖血计划引发的。自那时起,他参与了许多其它活动,从环保活动到维护上访者权益的活动。现年40岁的胡嘉是中国最敢于直言的异见人士之一。

科技

腾讯(Tencent)首席执行官马化腾(Pony Ma,见右图)可谓中国的互联网之王。他创建了一个为中国6亿网民提供社交通讯、游戏和在线购物服务的帝国。如今马化腾正在尝试开拓其他市场,方法就是:努力将腾讯的热门移动聊天应用微信(WeChat)推向全球。

雷军已大获成功。他的公司小米(Xiaomi)如今在中国卖出的智能手机比苹果(Apple)还多,市值达100亿美元。雷军投资了一系列塑造了中国互联网行业面貌的企业:软件制造商金山软件(Kingsoft)、卓越网(Joyo.com,如今已变身亚马逊中国(Amazon China))、以及中国第一大手机浏览器UC浏览器(UCWeb)。

陆兆禧(Jonathan Lu,见右图)领导的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或许仍牢牢把持着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但在带领阿里巴巴完成互联网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首次公开发行(IPO)之际,陆兆禧必须像他的前任、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Jack Ma)那样,展现出雄才伟略才行。

商业

蒋琼耳计划帮助中国摆脱因数十年来制造廉价饰品而产生的自卑感。她的方法是与爱马仕(Hermes)合作,推出一个名为“上下”(Shang Xia)的新奢侈品牌。这个品牌致力于从中国的传统中寻找灵感。中国古代的皇帝们的确懂得如何享受生活。

长城汽车(Great Wall Motor Company)总裁王凤英(见右图)是一位另类的中国汽车行业领袖,原因有两点:首先,她是女性;其次,她沉得住气。中国汽车行业的其他领袖都是男性,都急不可耐地想要进军全球汽车行业。而王凤英却一直耐心地为树立一个高品质“中国制造”品牌打地基。

郭广昌可能是大多数英国《金融时报》读者闻所未闻的一位顶级富豪。他是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集团复星集团(Fosun)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他正推动复星集团收购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欧美很多其他品牌也在他的待购清单上。

过去4年来,宗庆后(见右图)曾两度荣登中国财富榜榜首。这位来自娃哈哈(Wahaha)的“饮料大王”看上去毫不起眼,但他经营的娃哈哈在中国的软饮料市场上却一直是可口可乐(Coca-Cola)的劲敌。宗庆后身家达187亿美元。如今,他的计划是,引进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奢侈品牌,卖给一贯崇尚名牌的中国人。

近年来,有好几位原本籍籍无名的中国企业家以宏大的项目震惊了世界。但他们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还数王靖。现年41岁的王靖从事电信业和采矿业,他横空出世,赢得了在尼加拉瓜开凿大运河的合同,这条大运河一旦建成,将足以挑战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的地位。

金融

现年61岁的方风雷没有显示出打算放慢脚步的迹象。他曾任高盛(Goldman)高华证券董事长,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投资领域的顶级大师,但在3年前,他的基金停止募资。今年5月,他推动组建了一支20亿美元的新基金。

现年42岁的肖建华充满神秘感,这位昔日神童被称为中国的“金融界007”。中国国家媒体去年报道称,肖建华参与了对汇丰(HSBC)在平安(Ping An)中所持股份的收购,有关的报道险些让这笔94亿美元的交易泡汤。平安是中国第二大保险商。

这笔交易最终达成——肖建华如愿以偿。

体育

2008年,邹市明(见右图)赢得奥运会拳击金牌,将自己的名字写入了中国体育史册。拳击从来不是受到政府鼓励的项目。如今,邹市明已转型成为职业拳手,他的下一场比赛将于11月份在澳门举行。

今年4月,关天朗(见右图)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这位14岁的少年成为美国高尔夫大师赛(Masters)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参赛者,在这项运动中赢得了荣誉。中共一直轻视高尔夫球运动,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也没有向这项运动提供官方支持。关天朗10月份将参加亚太业余锦标赛(Asia-Pacific Amateur Championship)。

艺术与娱乐

今年59岁的中国文坛常青树王安忆(见右图)如今终于在国际上获得认可。2011年,王安忆凭借她最著名的作品《长恨歌》(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进入布克国际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决选阶段,出版商预期她还将赢得更多奖项。

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Cannes Film Festival)上,贾樟柯(见右图)导演的《天注定》(A Touch of Sin)获得了最佳编剧奖,并获金棕榈奖(Palme d'Or)提名。外界预计他还会拿出更多优秀的作品。贾樟柯的当务之急是推动这部电影获得中国审查机构的批准,从而能在11月份公映。

王云鹏在海外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位年轻的男中音歌唱家最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的一场比赛中拔得头筹,并在普拉西多•多明戈歌剧大赛(Placido Domingo Opera Competition)中荣获第二名。他不久将参加大都会歌剧院林德曼青年艺术家发展计划(Met's Lindeman Young Artist Development Program)。

媒体

社交媒体让罗昌平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反腐斗士。罗昌平直接在新浪微博(Sina Weibo,中国版Twitter)上发布腐败官员信息,这让他真正像媒体一样发挥起监管作用。最近因被罗昌平举报而下台的一名官员,是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

作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旗下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Global Times)的主编,胡锡进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尽管他的观点常常在新浪微博上遭到奚落,但他的报纸为中国新左派提供了表达担忧的渠道。

胡舒立是中国职业记者中的女元老。无论是在她创建的财经杂志《财经》(Caijing)、还是在她创立的媒体集团财新(Caixin),胡舒立都是坚持记者操守和新闻独立的先驱者——尽管中国的新闻业面临严格审查、并且贿赂之风盛行。

社会与学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教授于建嵘(见右图)一直在向中共进言,提出了许多有关如何实现宪政、以及解决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建议。他将向中共进言视为自己的职责。如果一名异见人士提出同样的建议,他可能会蹲监狱,而于建嵘却能够公开提出这些建议并且安然无恙。

赛车手、作家兼博客作者韩寒(见右图)总是擅长出人意表。刚过31岁生日的韩寒个性鲜明,既有些玩世不恭,也有些物质主义,还兼具反叛精神,这令他成为同代人的代言人。他最近又赢得了一场赛车比赛,还出版了两本新书。他其中一本新书的内容包括:来自读者的1000个问题,以及一些名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王怡领导着成都“秋雨之福”教会(Blessing of the Autumn Rain)。该教会是中国最大的家庭教会之一,拥有近400名信徒。王怡现年40岁,曾是在大学里教授法律的无神论知识分子。目前无数中国人纷纷皈依宗教,王怡皈依基督教的经历是这股潮流的一种反映。

译者/何黎

Tuesday, September 24, 2013

黑莓47亿美元收归私有

黑莓(BlackBerry)同意以47亿美元的现金价格被加拿大投资企业组成的一家财团收归私有。这一孤注一掷之举旨在保证这家全球智能手机行业的先驱得以生存。

黑莓手持设备有“瘾莓”(CrackBerry)的昵称,因为在全球商界和政界精英的西装口袋中,黑莓的身影无所不在。在昨日宣布上述消息之前,其市值已经从2008年巅峰时的830亿美元跌至区区42亿美元。

这家财团出价购买之前,上周五黑莓承认,其基于新版操作系统和手机的扭转战略失败了,该公司将放弃消费者市场,裁减4500个职位,并报告上季度运营损失达10亿美元。

这家财团由普雷姆•沃察(Prem Watsa)的Fairfax Financial Holdings牵头。该公司持有总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黑莓公司10%的股份。沃察是一名投资人,有加拿大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之称。他在上月辞去黑莓董事会职位,当时黑莓宣布已经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其战略选择。

沃察当时的举动被普遍解读为,他将尝试整合一家包括加拿大领先的养老金基金的财团,收购陷入困境的黑莓。黑莓曾是加拿大科技行业的象征。

上周五黑莓预告了其季度业绩以后,股价下跌17%,昨日盘中再跌5%。在宣布公司已经与Fairfax牵头的财团签订了一项意向书之前,黑莓股票停盘,停盘价8.26美元。

译者/倪卫国

计划生育从来不是最优选择

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到目前为止已实施了三十余年。该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其在实施的过程中成功缓解了中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为之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深,曾令中国经济长期受惠的人口红利逐步丧失,计划生育政策严重拖累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更有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生前曾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非常不合理的政策,长期来看,计划生育不仅会使人口红利迅速消失,更会最终让中国面临亡国之祸。面对如此多的质疑声,我们不禁要问,计划生育难道真的是当时解决中国人口资源矛盾的唯一选择吗?假如没有选择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真的就会陷入长期贫困的阶段吗?

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历史上当人口负担超过了资源最高负载能力的时候,控制人口生育是否是当时社会的唯一选择。人类历史上从公元元年到1500年的漫长岁月里,人口增速和人均GDP增速都维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而从1500年到1800年的三百年间,二者趋势则转为同步下降,表明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面临了严重的人口与资源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方社会选择了寻找新资源,拓宽新领土和开发新技术。从1500年前后开始的殖民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海上强国相继崛起。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地区就政治地位而言,相继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就经济地位而言,则分别成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产成品倾销市场。而自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更是令西方各国的人均GDP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由此可见,在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资源矛盾出现的时候,西方社会的选择是先通过不断地开拓新领土来分流一部分本土的剩余劳动力,而后再借助工业革命的契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消化其余的剩余劳动力,在300年的时间里,逐步化解了人口资源矛盾。

同一时期的中国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明清之际十余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之后,清朝统治者不但重新分配了原先的土地资源,还在之后近百年的对外扩张中将中国实际控制的领土面积扩大了近一倍。就这样,中国通过扩张领土和重新分配资源的方式化解了人口资源危机。可见,在第一次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矛盾爆发期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应对方案都不包括控制人口。

当工业社会后期,人口资源矛盾再次爆发的时候,人们的应对方案同样不止一种。几十年来,西方各国通过探索新的资源(比如海洋资源)、发明财富创造的新技术、节约能源和原材料(降低人均资源消耗)等方式都成功的化解了各自面临的人口资源危机。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人类社会因为资源和人口关系紧张而陷入经济困境时,控制人口都不是唯一的选择方案。以主张控制人口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人口控制论者之所以认为控制人口是人类社会别无选择的宿命,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科学技术革命对人与资源关系的巨大改变,看不到新资源探索的无限可能性,甚至也看不到未来节能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比如,马尔萨斯理论核心思想之一“土地肥力递减”的假设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当化肥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土地肥力不但不递减,反而是递增的。当他提出限制人口增长时假定人类永远停留在他的技术时代,完全想象不到农业产值目前只占人类财富总量不到10%,想象不到来源于石油的制品可以占到人们衣食住行的20%以上,想象不到电磁波、核能、互联网的世界。

被控网络传谣的中国少年获释

一场引人注目的网络运动,让一名少年免于成为中国打击网络谣言新刑事法规颁布后,因违反该法受到起诉的第一人。

杨辉是中国西北部甘肃省的一名16岁学生,上周他被控违反了严厉的禁止网络传谣法规,遭到拘留,这项新法规是在中国政府加强网络信息管理的背景下出台的。

这名少年周一获释。在遭到拘留前,他在网上发布了多张群众抗议图片,抗议的起因是一名男子在当地某官员亲戚所开的卡拉OK城内死亡,而死因不明。杨辉在帖子中说,好几个死者家属已被警方拘留,并声称警察有胆量就来抓他。警方将群众抗议的原因归结为受到杨辉煽动。

根据中国司法部门本月发布的一项法律解释,如果一个人在网上发的帖子被超过5000名网民阅读,或者转发数量超过500次,就可以用诽谤或者“散播网络谣言”的罪名起诉发布者。出台这项司法解释是政府为加强微博管理——微博是中国版的推特(Twitter)——而采取的行动之一。电视上还播出了一位著名微博评论人带着手铐、称赞新司法解释的片段。

近几个月来,微博不仅被用于协调一些网上运动,还被用于协调许多线下的抗议活动,例如针对官员腐败、工厂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游行抗议,有些还促使人群大规模走上街头。

网民们群起力挺杨辉,并挖出了杨辉所在张家川县一些未解决的腐败案件,一些甚至涉及公安人员。杨辉的律师王誓华表示,这名头发凌乱、戴着厚厚眼镜的少年周一早晨获释时看起来像是“承受了很大压力”。“但总的来说他的情况很好。我们问他,‘是否感受到了压力?’他充满信心地答道:‘不成问题’。”

中国著名民权律师浦志强表示,在新一轮打压网络发帖行为的背景下,杨辉一案中当事人赢得许多同情,对于“缓和眼下形势”将起到有益作用。

浦志强表示:“公安部门今后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将更加慎重。仅仅因为帖子被转发500次就给一个人定罪是一种幼稚做法。”

微博或许让政府当局感到不适,但如果封杀这一民众揭发权力滥用以及发泄不满的空间,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加剧社会不稳定。

中国社科院研究社会动荡心理机制的专家王二平表示:“你需要让信息透明,这样谣言才不会传播。”他的研究显示,在民众对地方政府极不信任,并且认为上级政府会介入调查当地政府权力滥用情况的地区,最容易爆发骚乱。

赵添琦(Zhao Tianqi)补充报道

译者/马拉

中国寻求加入《服务贸易协定》谈判

中国正寻求加入由美国牵头的旨在更新全球每年4万亿美元服务贸易的陈旧规则的谈判,此举引起了美方对于中方动机的担忧。

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缺乏进展感到失望的美国、欧盟和另外20多个以富国为主的国家,去年发起了旨在达成新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的谈判。此项谈判覆盖全球服务的大约70%,并且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贸易战略的主要支柱之一。

近几周美国和中国官员开了几次会,尚不清楚美国会否(或者能否)阻止中国加入谈判。据接近谈判的人士透露,中国也与欧盟和其他谈判方举行了商谈。记者一时联系不上中国官员请其置评。

美国官员担忧的是,如果中国加入商讨,中方可能寻求弱化这一服务协定。他们指出,今夏早些时候,中国在围绕意在降低高科技产品贸易壁垒的《信息技术协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的谈判中就是这么做的。那项谈判在今年7月暂停,原因是中方提交了冗长的产品清单,希望使清单上的产品不受《协定》约束,此举促使美国和其它国家退出谈判。

“我方不希望类似的命运降临(服务谈判),”美国一名官员表示。

“美国支持任何目标一致(即达成一项高标准的、雄心勃勃的服务贸易协定)的成员加入TiSA,”这名官员表示。“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加入此类贸易谈判的代价必须是展现出对这一目标的承诺。”

常驻日内瓦的一名资深贸易官员表示:“TiSA一直被设想为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协议……但问题是:‘中国与其志同道合吗?’”

对中方动机的疑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以往对世贸组织框架外的贸易谈判并不热情;中国在世贸组织内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巴西人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已经任命了一位中国副手。

“一年前,他们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讲话,称TiSA将敲响多边体系的丧钟……而现在他们在非常积极地研究如何加入,”上述常驻日内瓦的官员表示。

由于发达经济体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之间谈不拢,世贸组织框架内为达成全球贸易协定而展开的长达12年的谈判已陷入停滞。有鉴于此,近年来美国优先推动重大区域性贸易谈判,以及TiSA这样的“诸边”协定。

此前中国不仅对世贸组织框架外的贸易协定表态不多,而且基本上被美国牵头的谈判拒之门外。基于这一理由,许多人相信,美国的战略意图是从经济上遏制正在崛起的竞争对手,或者至少在打造一份全球贸易协定的潜在构件时,不让其坐上谈判桌。

中国争取加入TiSA谈判的努力可能颠覆这一战略。这项努力是从8月起步的,当时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首次向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提出这个构想。

译者/和风

新款iPhone创销售纪录

苹果(Apple)在新款iPhone发布后的首个周末共售出900万部这种智能手机,高于去年的500万部,也高于分析师早前的预期。

这一数据受中国被纳入首发市场推动,它可能有助于缓解投资者对于廉价版iPhone定价策略以及顾客对iOS 7(苹果移动操作系统多年来最重大的一次改变)反应的担忧。

这些数据公布之际,正值微软(Microsoft)准备推出与iPad竞争的最新产品Surface 2,英国零售商特易购(Tesco)也宣布了自己的平板电脑Hudl。有传言称,苹果将于下月发布新一代iPad产品。

智能手机的强劲销售数据促使苹果上调了第四季度的财务预期。该公司表示,销售额将接近其340亿至370亿美元预测区间的“高端”,而市场的共识预测值为361亿美元;毛利率也将处于该公司给出的36%至37%预测区间的高端,分析师表示这意味着苹果的利润将高于市场共识预期。

苹果表示,超过2亿人将自己现有的iPhone升级到了iOS 7操作系统。这相当于一年前iOS 6新推出后几天内下载量的两倍,当时苹果的新地图应用大受批评。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欢呼称,这是该公司“迄今最棒的iPhone新品发布”,并刷新了“发布后首个周末的销售纪录”。

巴克莱(Barclays)的分析师表示,苹果很少在季末之前上调销售指引,因此此举发出一个充满信心的信号,并表明该公司给出的第四季度销售2900万台iPhone的预测或许过于保守。

巴克莱在昨日发给客户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们曾认为,iPhone的销售数据将低于当前水平,因为纳入首发的新市场数量较少,而组装带有指纹识别器的手机难度较大,进而导致供应受限——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iPhone 5s内含指纹识别装置,并有一款金色的新机型。金色款自上周五首发以来一直缺货。而塑料机身的5c仍然有货,其在美国的合约价相对较低,为99美元。

分析师们在5c本月面世之后一直担心,其无合约版在美国高达550美元、在中国高达700美元的定价,对于在新兴市场争取新顾客来说或许过于昂贵。苹果的iPhone 5在中国上市首日共售出了200万台。

苹果股价在纽约股市午盘交易时段上涨了3.8%,至485.06美元。

译者/马拉

懂外语,不一定会交流

一位西班牙朋友表示周围有很多朋友在学中文,一位意大利资深飞行员朋友也不能高枕无忧,正试图在中国航空公司里找份工作,学中文也是迟早的事,当然也有很多欧洲人来到德国学德语找机会。这是很好理解的现象,除了德国,欧洲经济十分不景气,语言学习潮流从来都随经济走向。

而在中国,学英语长期以来是义务。多少倒霉鬼都栽在英语四级上,每次都考59.5分而拿不到大学学位证,好冤:吃自己国家的粮食,拾人家的牙慧?

在中国,英语四级是高等教育,可中国人在国外向来是餐厅打遍天下,学语言为的是基本生存。

抱怨英语难的中国人是因为还没学法语,抱怨法语难的人是因为还没学德语。在德国生活的人,大部分人上过语言班和融入班,在那里可以一睹各国人的“命运”:来自科索沃的姐姐说起德语来像开着一辆坏透了的车,时停时开;最角落里的西班牙兄弟打着不稳定的西语颤音,而最让人受不了的还是那位中国大叔,说起德语来像日本武士般不容分说,却让听众想一剑封喉。

德语里最难的一个音是“r”,在中文里是没有的,让中国人困惑,急躁,神伤——到底是喉咙管哪个部位发出来的?德国流传这么一个传说,一个大半辈子呆在德国的中国人临终前,把妻儿召集床前,大家等着他揭秘一个天文存单,不曾想老头子说,我终于能发这个音了,“r……”,然后无憾地离开了人世。

德语的句子也较复杂,并且语序相当不一样,谓语动词或者情态动词经常排在句末,中国人说着说着就走丢了,像经历了一场长跑,长得足以忘我忘他,自然谓语就给跑丢了。

中国人无论是学习德文还是英文,都是无丝毫优势的,因为它们是和中文八竿子打不着的另一套语言系统。可在中国,学英语的积极性莫名其妙地高,小朋友一见到外国人就来主动过来练英语,管他是来自英国还是法国,还是非洲。

但是学外语到底是在学什么?除了中国学生“升学”、“找工作”等实用主义理由,有两种主张。第一种认为语言不过工具,第二种认为语言就是文化本身。但共识是,语言文字是另一种文化难以逾越的屏障。

中国人遍布全世界每个角落,可见中国人的适应能力之强,但很多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即使学了一定程度的当地语言,仍然保持着严格的中国式交际方式和生活方式: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融入不是主要目标,而是享受当地好的空气质量和福利制度,尤其是教育系统,语言即使磕磕巴巴,能混就行,全指望下一代了。

中国人喜欢把酒言欢,而这个“欢”更多的是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间用烈酒把对方灌倒,中国人讲究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是察言观色,祸从口出。

而西式聚会,鲜有椅子,大家举着红酒杯一对一,或三三两两地交流,很多是初次见面或者二次碰头,这样你可以结识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没有椅子固定下来,自然加速了聚会人员的流动性,也就增加了交流的覆盖率,实打实靠的是语言和谈吐。

在交流初期,作为一个外国人,说出当地的语言,对当地人来说是件新鲜的事情,就像逗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新鲜感和喜悦感油然而生,但是过了这个阶段,就觉出交流的无力,或者寡味。

伦敦不惧中国投资客?

日前,我参加了一个由伦敦发展贸易促进署(London and partners,L&P)举办的媒体交流会,谈论的主题是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即将启动的访华之行。

交流中,伦敦发展贸易促进署CEO因内思(Gordon Innes)告诉我,伦敦市长抵达北京的日期已确定在10月中旬,在为期约一周的访华行程中,他将陆续访问北京、上海和香港。

在我的记忆中,胖胖的鲍里斯市长上一次现身中国公众的视线中,还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而此次伦敦市长中国之行的主题却已和运动无关。与他一同飘洋过海的,将是一支由伦敦市政府机构要员和企业界代表组成的庞大商队。

据因内思介绍,这支商队到访中国的主要任务,除了对伦敦旅游教育等传统项目的推介,还将和一些“中国大型机构投资者接洽,希望吸引他们来伦敦投资”。在此前英国媒体的报道中,鲍里斯前往中国,将会为伦敦的“超级下水道工程”(super-sewer)和水晶宫(Crystal Palace)重建项目招揽投资。

因内思的语言很轻松,但我却因此联想到近年来中英经贸的一些变化。一方面,去年英国首相卡梅伦会见达赖喇嘛让中英外交关系陷入冰冻,但另一方面,中英经贸纽带却格外顽强的连接在一起。伦敦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向中国敞开大门,而中国投资者对伦敦的期待和胃口,也已不再局限于送子女到英伦高校念书,和到市中心的精品店买包。

在最近的一则报道中,中国媒体用“四面开花”来形容中国企业在伦敦市场的攻城略地:中融集团计划重建伦敦南郊的水晶宫,总部基地投资10亿英镑改造伦敦东郊废弃已久的皇家码头;万达集团收购了英国顶级游艇品牌,伦敦城里满街跑的黑色出租车也已经属于浙江吉利;中投公司正在盘算购买德意志银行的英国总部大楼,而中国平安集团则已买下了劳合社大厦。

一系列的事例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如今的国际并购市场中,很少见到中国企业能像在英国市场中出手这般干净利索。更常见的情景是,某国因为担心本国公司被收购导致公众利益受损,而设置重重壁垒,最终令交易举步维艰。与此相对,伦敦人对待外资所表现的慷慨实在与众不同。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人的身影在伦敦的收购市场上并不孤独。去年在泰晤士河畔竣工的“碎片大厦”(Shard)如今已成为伦敦的新地标,但这座72层摩天大楼的实际大股东却是卡塔尔国家主权基金。查看伦敦的城市版图,从希思罗机场到天价公寓“海德公园1号”,从东区的金融区金丝雀码头,到城市水务和能源系统工程,在这些伦敦项目的董事会中,均坐满了来自海外大股东的身影。就连以大牌商品云集著称的哈罗德百货商店,也变成了商品被阿拉伯投资者装进了购物车。

根据英国房地产咨询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的数据,如今在伦敦金融城,海外资金的投资占比达到了76%。前金融城市长保罗.麦纳斯(Paul Myners)曾表示,“如今在伦敦收购一家公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容易。”

这难免令人心生困惑,对待外资,伦敦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开放的心态?他们是在变卖家当还是另有盘算?

媒体札记:V字少年

莫大的讽刺。因为两高司法解释而受到最大惩罚的人竟然是它的“忠实执行者”,一个甘肃小县城里的警察头目。

昨天子夜23时34分,甘肃张家川县政府官方网站在首页发布消息,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根据市纪委建议,决定停止白勇强担任的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这一晚,白局长应该是比他的拘捕对象更加痛恨中共官方部署的打击网络谣言行动。五天以来,他用自己的故事证明了什么叫“悔不当初”,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

要怪他自己邀功心切。9月17日,他派遣手下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了本地初三学生杨辉,因为对方曾发布微博指控该县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内情,而且“情节严重,发帖点击次数达到500次以上”。

这份官方通报经由京华时报在19日以《甘肃一初中生发帖涉嫌造谣被刑拘》转述后,被异议者定义为“500转刑拘第一案”,那些对打击谣言行动扩大化和两高司法解释的不满瞬间合流,使这个籍籍无名的西北小城很不幸地成为了民间反对派千军万马反复冲击的缺口。

绝招就是围魏救赵。

在这个基层吏治集体涣散的国家里,很可能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县政府经得起“全民找茬”行动了。人肉搜索者手到擒来,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豪华气派的行政中心办公楼被实地拍照者形容为“有一种走在天安门广场的神气与豪迈”;县委书记刘长江白白胖胖的那张脸简直就是天生的罪过,他手腕上的浪琴表被呈递给花总鉴定,他独自坐在精美会议室远端中间部署工作的模样被形容为“威风凛凛,堪比中央领导接见外宾”,他下乡调研时站在泥坯房前的姿势被讽刺为“从欧洲到了非洲”,他在下属簇拥下为工程奠基的画面被预言为“自己给自己挖坑”……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就是在这种迫不及待的气氛中,《甘肃纪委对张家川书记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消息登上了昨天上午各门户首页。从时间上来看,这份通报来得意味深长,明明是“自2013年9月4日起,对刘长江任张家川县委书记、马中奇任张家川县长以来经济责任和机构编制情况进行审计”,却选在这个地方因为“500转刑拘第一案”而成为全国焦点后的22日深夜才发布。

至少到今天午前,刘书记还是书记,马县长也还是县长,但白局长已经不再是局长了。他在劫难逃,是因为被抓住了切实的罪状。根据一份甘肃省武威市中级法院公开的判决书,1995年至2005年期间,白勇强曾经以拜年等名义向自己时任上司史居平赠送现金共计人民币五万元,且在2009年还曾应上司要求违规撤销一桩故意伤害案。

人肉搜索反腐史上,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白纸黑字、不容辩驳的铁证。这份法院判决书被发掘出来后,为少年杨辉打抱不平的人们可以说是信心百倍,以至于“白勇强被免职”的消息从前天晚间起就多次传出。

这份有关自己命运的谣言,莫说转了500次,就算5万次,白局长应该也没心情去追究了。昨天一早,新京报刊出《张家川公安局长行贿一事,要说清》之论,并获新浪搜狐凤凰推荐,文中即是呼吁以行贿者和徇私枉法罪追究白勇强刑事责任。

中国引导人民币走高突显改革决心

人民币远期汇率周一升至创纪录高位,此前中国央行发出信号表明,它将容许人民币对美元进一步升值,同时强劲的制造业数据令人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走向复苏产生期待。

中国央行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定在1美元兑6.1475元人民币,而上周五的中间价是1美元兑6.1557元人民币。

此举在两天休假结束之后做出,反映了美元在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决定推迟缩减量化宽松刺激方案后走低。但它也突显中国官方致力于推行改革,而这些改革将会稳步推动人民币升值——尽管日元和亚洲其他贸易对手的货币近期疲软带来了竞争性挑战。

自今年初以来相对于美元升值1.9%的人民币,在即期外汇市场触及1美元兑6.1160元人民币的两周高位,随后有所回落,收盘与上周五持平。12月期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NDF)报价达到1美元兑6.1860元人民币的创纪录高位,尽管这仍意味着投资者在价格中计入人民币将在未来一年里走低大约1%。

中国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并将人民币汇率与一篮子货币挂钩,有鉴于此,中国没有受到近期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动荡的直接影响。

随着一连串强劲的经济数据缓解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的担忧,分析师们表示,人民币得到投资者情绪改观的支持。在前两个月出现资本外流之后,8月份中国再度出现资本净流入。

一个重大出口市场制造业出现起色的证据,周一也提振了澳元和新西兰元。往往被视为投资者押注中国增长前景风向标的澳元走高0.6%,至1澳元兑0.9456美元。新西兰元走高0.2%,至1新西兰元兑0.8383美元。

不过,野村证券(Nomura)经济学家张智威警告,尽管制造业增长达到六个月高点,但中国的复苏也许过了11月就难以维持,他预期届时中国政府“将把注意力从增长速度转向其它努力,包括推动经济再平衡和提高增长质量”。

译者/和风

中国取消资本管制将双赢

中国正徘徊在一场根本性政策变革的边缘,这一政策变革不仅会改变中国,还会改变全球金融市场。

目前,在中国能最深刻地感受到新兴市场面临的全球压力。上世纪90年代末新兴市场面临类似的压力,但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却没有产生很大影响。这是因为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竞争力。美国利率的最新上扬将再次对汇率估值过高的新兴市场造成最大冲击。而这一次,中国将首当其冲。

根据我们的计算,以相对劳动力成本衡量,人民币汇率大约高估了三分之一。两年前,尽管中国工资水平在快速上升,生产者价格却开始下跌。中国企业为了保证在世界市场的销量,不得不降低销售价格。这些企业已经被高估了大约10%。自那之后,相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了20%。生产者价格下跌意味着,从产品价格来看,汇率的高估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利润率严重缩水。

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不断上升的美国债券收益率上,而中国实际利率的大幅上升却几乎没人注意到。两年前,国有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6%——低于生产者价格指数7%的涨幅。如今,工业借款企业支付的贷款利率为6%,然而生产者价格指数2%的跌幅意味着实际利率是8%——对于借款者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

企业利润受到压缩的同时实际利率又居高不下,这迫使企业不得不削减工资涨幅。与此同时,酝酿已久的摆脱过度资本支出(2012年为GDP的48%)的政策正开始实施。尽管政府现在实施的适度刺激计划可以部分弥补“市场部门”资本支出减少的影响,但工资的下行压力却使之加剧,因为这种下行压力令消费上扬的希望成为泡影。

要摆脱这种极为棘手的困境,中国领导人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重操旧业”——再次推出2008-09年那样的巨大经济刺激方案。然而正是这一刺激方案令中国陷入当下的困境,它导致实际汇率迅速攀升,整个经济被巨大的债务吞没——现在几乎没人认为这么大规模的债务能够正常偿付。因此,走老路可能令人民币汇率进一步高估,债务进一步加重,两到三年内就有可能引发重大危机。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来说,这种方案不太可能有吸引力,毕竟他们还要掌权10年。

另一条路是好好利用中国私营部门收购海外资产的胃口。中国对外部资本流动实行严格控制,最近只对资本流入有所放松,这导致资本流入势头强劲。尽管如此,今年中国资本账户却保持了平衡。相比之下,放松资本流入限制之前,在截至2012年底的18个月内,中国资本净流出总额达5000亿美元。然而,只有人脉强大的中国人才能够逃过监管。想要输出资本的正是这些“局内人”。

这种局面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双赢”的政策契机。如果中国取消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一方面可以改善经济供应面的运转,另一方面这对于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和国际化这一目标也十分必要。这么做还会带来中国极度需要的人民币贬值,可以缓和资本支出缩减带来的影响。私营资本将因此大量流出中国,从而降低人民币汇率,并减少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总理李克强已多次重申,到今年底之前将制定一项取消资本管制的计划。

Monday, September 23, 2013

好笑的英语错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我住在雅典的时候,八月的酷暑把人压得抬不起头,我们当中的一群人跳上一辆巴士,去往城市郊外一座由泉水汇成的湖。

湖水比附近的海水更加清亮,湖畔还有一家令人愉快的餐馆,根据那里的英文菜单,你可以在“新鲜明虾”与“冷淡明虾”(frigid prawns,本应为frozen prawns)之间择一而从。如果你对这些都不感兴趣,还可以选择“罐装沙丁鱼”(caned sardines)。

希腊岛屿上的英文标识比首都雅典的更富创造性。帕特莫斯的沙滩上有一条标识写着“禁止大声裸体”(No nuding aloud)。

多年来,英语标识和菜单带来了很多乐趣。查理•克罗克(Charlie Croker)的《迷失翻译》(Lost in Translation)与《依然迷失翻译》(Still Lost in Translation)中提到了巴黎宾馆让顾客“请把您的价值放在前台” (Please leave your values at the front desk) ,以及日本停车场说“请到2号窗口挨揍” (Please get a punch at window No 2)。

Engrish.com等网站记录了英语在亚洲的发展,上面展示了日本箱包店“Drastic The Baggage”以及首尔的“猪宝宝童装”(Porky Childrens Wear)等英语误用。

我谈论这些问题,并非出于讲英语人士的优越性。我的蹩脚外语也曾经带来足够的笑话。但如果我自己出力花钱经商,我觉得我会找一位英语为母语的人士来帮我校对一下标识。

人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的奥利弗•拉特克(Oliver Radtke)和Xin Yuan在其论文《“珍惜生命,请勿爬树摘花”——理解中国双语旅游标识》中表示,有时我们误解了使用英语标识的目的。有些地方用英语标识,并不是为了帮助游客,而是在当地人面前摆出大都市的姿态。他们写道:“这么做展现出一定程度的高雅,一种国际范儿,即便显示出来的英语是错的,或者用的是不标准的英语词汇。”

他们的观点也适用于日本服装上的口号。我记得第一次访问日本时曾看到“运动起来,编造娱乐”(Be sport. Make up a recreation)这样的标识。

很多标识是信心膨胀的结果。店主、宾馆所有者以及餐厅业主的英语水平远低于自己认为的程度。有时他们对语言的掌握没什么错;欠缺的是对英语人士感受的敏感性,比如“上海中佑肛肠医院”(Senyo Anus and Intestine Hospital)。

如今,标识作者当然不需要依靠自己的英语。有互联网翻译工具可以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样的结果处处可见。Engrish.com上贴出的一张照片显示,上海一家餐厅的灭火器上写着“Forbid to embezzle fire apparatus”(消防设备严禁挪用)。

不过基于网页的翻译正在迅速改善,尤其是在某一家公司的推动下。戴维•贝洛(David Bellos)在他令人大开眼界的翻译著作《你耳朵里有鱼吗?》(Is That a Fish in Your Ear)中表示:“谷歌(Google)打造了与众不同的自动翻译工具。”

贝洛表示,谷歌翻译的诀窍是,“它根本不处理意义。”当被要求把一句话翻译成其他语言时,谷歌翻译的做法是搜索已经使用过的翻译。

贝洛写道:“谷歌搜索引擎扫描的资料包括欧盟(EU)自1957年以来用24种文字发布的所有文件,联合国(UN)及其下属机构用6种官方语言发布的所有文件,以及大量其他材料。”

诺基亚前CEO将获1880万欧元奖金

诺基亚(Nokia)向前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埃洛普(Stephen Elop)支付1880万欧元的计划遭到抨击,连芬兰总理及财长也加入了批评行列,而在这个北欧国家,政府对一家私营企业施加干预是极其不寻常的。

芬兰中间偏右翼的总理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周末对芬兰电视台(Finnish TV)表示,企业在艰难时期支付这种水平的奖金,是说不过去的。

他说,1880万欧元的奖金“高得离谱”,并补充称:“世界各地大型公司的奖金制度看上去是如此特殊,以至于用常识无法理解。”

中间偏左翼的财政部长尤塔•乌尔皮莱宁(Jutta Urpilainen)在她的博客上表示,这笔奖金将破坏人们对企业的信任。她写道,“除了对整体氛围不利以外,支付如此规模的奖金还可能威胁社会和谐。”

两位顶层政治家的干预意义重大,充分说明诺基亚将其一度全球领先的手机业务以54.4亿欧元出售给微软(Microsoft)一事,给芬兰全国民众的情绪带来了多么负面的影响。

埃洛普此前在诺基亚担任首席执行官,更早以前是微软的一名管理人员。根据埃洛普雇佣合同中的一项控制权变更条款,他将因为重回老雇主微软怀抱而拿到1880万欧元。

芬兰政界、工薪阶层和工会都对此事表示愤怒,并可能因此减少对这项收购交易的支持。

诺基亚支付这笔奖金的计划引发很多非议——折算下来,这大约相当于诺基亚在埃洛普领导下每损失10亿欧元市值,就向他支付100万欧元。

诺基亚在去年11月份为批准微软收购而召开特别会议,在委托材料中该公司表示,已经对埃洛普的雇佣合同进行过修改。

诺基亚昨日补充称,修改合同是为了防止埃洛普辞职,并剔除一条规定其不能为微软工作的不竞争条款。

微软已同意支付这笔奖金的70%,其余部分将由诺基亚支付。

诺基亚还强调称,触发这笔支付的控制权变更条款在企业界前任首席执行官的雇佣合同中、在全球范围内均属惯例。

译者/马拉

出奇的转轨——评林毅夫的发展观点

【编者按】:作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的放缓引发诸多关注,这是周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几何,合理的应对应该如何呢?FT中文网对于这一议题持续关注,近期也邀请不同意见领袖对此发言,期待以争鸣探索有益公共讨论,专题链接可见《中国经济放缓》

变革时代,现实与理论都亟待更新,也正因此,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引发诸多讨论,FT中文网也有相关讨论,专题链接可见此处

在本文中,孙涤教授在本文从经济趋势、方法论以及历史等角度谈了对林毅夫发展观点的评述。对林毅夫估计今后相当一段时期还能继续保持高增长率的乐观进取,他提出保留的看法,强调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正在耗竭中;同时他认为林毅夫的观点并不只是轻松的乐观。

中国经济连续13个季度下滑趋势引起忧虑,在如何因应的纷杂看法里,林毅夫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详见此处),不只因为他的深入研究,而且二十年来他始终一贯的观点,在很长时段里是基本验证过了的。毕竟,无论将来的走向如何展开,我们作为中国人,都希望经济不至于中途熄火成为“夹生馒头”,更别说断裂的前景,是任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对林教授估计今后相当一段时期还能继续保持高增长率的乐观进取,我赞赏之余,这里提出一些保留的看法。

目前经济增长速率节节下滑,短期言外部的影响虽说很大,但正在抬头展露的内部因素或许更值得我们关注。美国的刺激措施终于把经济拖出困境,有效性不容低估,但远期的作用如何,尚有待考察;中国2008年来的 “反周期”干预,其快捷果断令国际称羡,可是长期的负担如何,还受着掩盖未能全面评估。若是说过去30年的发展积累了不少筹码就能确保今后的健康成长,未免有乐观过甚之嫌,为什么?

从趋势看不能不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正在耗竭中。诚如林教授指出的,处于落后很明显的状况,我们可以通过模仿、引进、集成先进国家的研发成果来弥合差距;但差距缩短、几乎要同彼等比肩竞赛的今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将陡增,同时我们的优势因素却在急速消逝。这个转折拐点不是以往运作惯性的外推,或者同等收入水平下历史的类比所能说明或预测的。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诠释,不妨参阅格申克龙的论述(Alexander Gerschenkron ), 俄裔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对欧陆国家经济的梯度发展的历史阶段曾有深入的考察,他总结出来的格申克龙效应(Gerschenkron Effect )对我们的讨论或许会有些帮助。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首要的因素来自供应出奇充沛的人力。说中国的人力要素出奇,是因为出奇众多的劳动力被限制在出奇狭窄的生产领域——或被户籍局限在农村粗笨的农耕、或被资本局限在城镇技术低下的重复劳作,出奇的低效带来出奇的贫困,因而改变生活境遇的企图心出奇的旺盛。劳动力的出奇供应同另一个要素土地的出奇供应结合起来——土地价格从固有的计划经济的账本上为零到市场交易中腾涨焕发出价值,构成了我们出奇的高速增长。这些“出奇”,乃拜以往出奇不合理的制度扭曲之“赐”,今后不可能再重复。更有甚者,我们须知“制度的午餐”也远不是白吃的:过去几辈人被压制的坎坷,以及今后几代人的环境资源被透支的风险,都已经集中反映到了过去三十余年的出奇崛起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