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December 31, 2011

金正日的国葬

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国葬在平壤举行。对年轻的金正恩来说,大雪和恸哭之后,能否接管这个贫穷的核武国家将是个巨大的考验。

朝鲜:不要期望任何政策变化

朝鲜警告全球“愚蠢的政客们”,不要指望金正日(Kim Jong-il)死后会出现任何政策变化。

朝鲜政府昨日发表的声明体现了典型的好斗立场。它否定了某些观察人士的观点:金正日的儿子和接班人金正恩(Kim Jong-eun)也许更有可能改革这个核武国家,因为他曾在瑞士的学校呆过一阵。

朝鲜实权最大的部门——国防委员会(National Defence Commission)表示:“我们庄严地对包括南朝鲜傀儡政府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的愚蠢政客们宣告,不要妄想我们会发生任何变化。”官方的朝中社(KCNA)发表了这份声明。

朝鲜国防委员会坚决表示,将永远不会软化对韩国保守派总统李明博(Lee Myung-bak)的立场,称:“我们永远不会与李明博逆贼集团交往”。李明博逆转了历任自由派总统推行的与朝鲜接触的“阳光政策”。

首尔朝鲜研究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Korean Studies)教授杨武仁(Yang Moo-jin)表示,平壤方面向外界“炫耀”国防委员会仍完全控制着局势。他补充称,该声明向中美传递了如下信号,即它们不应试图在朝鲜政权交接时期施加压力。该声明与周三和周四金正日国葬仪式的安排相呼应(金正日在上周末去世)。在整个仪式期间,不到30岁的金正恩被其父亲的几个最有权势的亲信簇拥着,给人一种政权无缝延续的印象。

最重要的是,朝鲜官员誓言继续“先军”政策,这包括把军方荣耀置于国家特征的核心。许多人担心,这意味着新领导人可能寻求对韩国或美国目标发动攻击,从而拔高自己在军事方面的形象。去年,朝鲜对韩国进行了两次袭击,击沉了一艘军舰,炮击了一个岛屿,导致韩方50人丧生。

首尔多名分析师表示,该声明是在向韩国下一届政府喊话。已进入最后一年任期的李明博,被视为一只“跛脚鸭”。明年韩国和美国的选举可能引发对朝政策的重新评估,包括恢复对朝食品援助——如果韩国新政府选择放弃李明博的强硬立场。

韩国民族统一研究院(Korea Institute of National Unification)高级研究员朴泂重(Park Hyeong-jung)表示:“朝鲜试图在韩国下届政府产生之前孤立李明博政府。”

译者/何黎

中国制造业活动跌势趋缓

昨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在12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下降,但显示出一些初步的企稳迹象。

汇丰(HSBC)编制的12月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触及48.7,这是受到订单不断减少的影响,该读数仍然低于50,说明制造业活动仍处于收缩状态。然而,跌势相比11月的47.7更为缓和,显示制造业增长放缓或许即将触底,至少就短期而言是如此。

汇丰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警告称,现在还不到解除警报的时候,而且还需要“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才能保持增长。“只要宽松措施在未来几个月逐渐奏效,应当能够避免硬着陆,”他表示。

随着近几个月通胀大幅回落,同时增长放缓,北京方面已谨慎地开始放松其偏紧的货币政策姿态。官方在11月底小幅下调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这是三年来的首次,分析师们预期,中国官方将在未来数周、甚至数日再度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在欧洲仍举步维艰,而美国的复苏时断时续之际,全球经济增长已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中国。

突显中国流动性依然受限的一个迹象是,本周货币市场利率出现飙升。

衡量短期融资成本的7天回购利率昨日升至5.6%,这是5个多月来的最高位。各银行在年底前都忙于筹措现金。

股市表现提供了经济放缓的另一个迹象。上证综指今年下降22%,符合严格意义上的熊市定义,且逼近2009年初达到的低点。

不过,在这些指标的另一面,也有一些令人产生希望的迹象。

中国央行通过汇市干预操作,似乎已成功扭转了人民币跌势。此前自9月以来,人民币持续承受抛压,但本月兑美元汇率已攀升1%,即便美元相对于其它货币走强。

中国民营企业家荟萃的腹地——浙江省的省政府本周也报告称,中小企业的情况有所好转(得益于更大的融资支持),很多人担心的破产没有成为现实。

中国经济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全方位努力遏制房价的结果。交易量已出现骤降,房价终于开始小幅下降,但中国官员坚称,明年他们将继续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

译者/和风

中国:新的“世界警察”?

事实证明,今年是中国全球战略的一个转折点。欧洲债务危机,加之美国国防预算的不断收缩,催生了一种不断升温的预期:在国际稳定方面,中国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大国责任。在国际战略和经济事务中,中国已无法再保持低调。中国是否会比预期更早地与美国一道,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中国对外扩张的速度,超出了最雄心勃勃的本国领导人的预期。但随着中国将其触角伸向多样化投资、保护石油利益、在海上航线巡逻以及为海外员工提供支持,中国可能会遭遇意料之外的反弹。所有超级大国最终都会遭遇反弹。

毫无冲突的企业全球扩张的10年蜜月期已然结束。中国已经在一些新领域卷入了小规模的冲突和政治活动。今年10月13名中国海员在湄公河遇害后,中国向缅甸、老挝和泰国派出了武装巡逻队伍,这些难以控制的国家构成了著名的“金三角”(Golden Triangle)。目前,中国是湄公河实际意义上的“水警”。要预测这一举动的后果,不妨思考一下中国投资是如何在赞比亚最近的选举中成为争议话题的。甚至在对中国友好的缅甸,由于当地民众的反对,由一家中国企业策划的一个大型水电站项目刚刚搁浅。

随着中国扩大其在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商业影响力,这样的事情将出现得更频繁。中国海外员工的数量与日俱增。今年3月,在利比亚,逾3.5万名中国员工不得不撤离该国。把搜寻和救援行动以及在自然资源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可能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巨大压力。对大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是一些事件、而非宏大战略。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商业冒险曾促使英国入侵中国,从而引发了鸦片战争。

中国传统上一直倾向于与其它国家政府直接合作,并要求他国保证保护中国利益,而同时还免费享受西方参与者提供的安全,就像在阿富汗那样。但由于索马里没有一个可靠的政府,中国便不得不被迫地为亚丁湾的打击海盗行动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尽管中国仍不愿投票支持在叙利亚等国的干预行动,但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变化。中国在全球的联合国(UN)维和人员数量,超过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如同长期以来西方强国一直利用联合国的合法性、为自身利益做掩护一样,中国可能也会这样做。

西方应该把这视作一个机会,而非一种威胁。它们应鼓励中国放弃不干涉政策,转为参与其中,就好像对伊朗、朝鲜和苏丹所做的那样。湄公河事件和利比亚救援行动,表明中国是如何推出了自己的“保护责任”原则,至少在涉及中国海外公民和员工的问题上如此。

通过老练地与区域强国建立友好关系,中国已跻身超级大国行列。尽管中国或许会设法避免在不同的竞争对手之间表明立场,但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反弹。5年前,几乎没有人预见到中国海军将在亚丁湾巡逻,同样,有朝一日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在一个中国有着重大利益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例如安哥拉)进行危机干预。

这或许与几年前西方国家宣扬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说法不符,但可能会促使中国通过利己主义进行合作。正如美国和欧洲在阿拉伯之春中所领悟到的那样,中国注意到,仅仅与政府谈判是不够的。随着资源通道的打开,澜沧江-湄公河航线可能会成为亚丁湾或非洲的加丹加铜矿区,他们不仅会变成商业通道,还成为了军阀和抢劫者的通道。要确保资源的长期供应,中国将不得不在卡扎菲(Gaddafi)和穆加贝(Mugabe)之外的圈子里结交朋友。

如果中国遵循这种先发制人的战略,中国可能会跨越几百年的资本主义错误、并避免“反弹”。毕竟,到目前为止中国不是在征服殖民地,而是在收买它们。这或许听上去较为乐观。但是,尽管西方很多国家往往一想到越来越喜欢干预的中国就感到畏惧,但自信的中国正在保护自身利益,可能也是一个好消息。

本文作者是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

译者/梁艳裳

影响中国改革的八个趋势

年终岁尾,一个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是“中国未来的走向”。由于明年执政党召开十八大、后年中央政府面临换届,这个话题益发引人遐想,答案扑朔迷离。

历史的结局总是嘲笑预言者。其实,与其费尽心思预言未来,不如梳理现实的脉络,毕竟,“现在决定未来”。在笔者看来,现实中国社会的八大趋势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第一,政府权力越来越大。21世纪之初,关于政府改革的呼声颇高,政府高层也多有呼应。中国总理温家宝上任伊始,即提出政府机构改革,声言“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而“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在于公权力退出微观经济领域,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可是过去的几年里,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公权力不但没有退出,反而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就像时下的一句流行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看得见的手越来越看得见。”无孔不入的政府干预越来越严重地扭曲市场经济机制,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恶化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第二,司法改革偏离正途。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卸任以后,中国的司法改革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有人批判司法改革职业化方向,力倡司法民主化,欲回归大众司法。中国共产党偏安陕北时所谓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再度受到欢迎,而重庆的“打黑”一度如火如荼,令法学界忧心。司法本应以制约公权力为旨归,近年来却一再强调“为党和国家大局提供司法保障”,司法独立被完全抛弃,几乎沦为维稳工具。法学家贺卫方有一首诗:“棋局交困兵马车,法眼迷离儒道佛。庙堂新招频频闪, 摸起石头过旧河。”写尽对中国司法前景的忧愁和愤懑。司法改革并不是一个局部问题,它关系改革的全盘,司法机制的弱化,会让所有政治与经济改革失去保障。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十二五规划”设计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初衷很好,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经济潮流,但多年来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在缺乏正向激励机制的情况下,那些从中得益的人不会放弃既有做法,例如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出口企业对补贴政策的依赖等,他们甚至会阻挠改革。另外,中国过去30年里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场“奇迹”并不独特,可以说是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的结合,弊病很多,政府究竟想要实现什么转型目标,目前也只是停留在文件和口号上,没有明确的指向。波兰前总理科勒德克曾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比较波兰改革和中国改革,他说,1989年之后的波兰改革是知道“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而中国改革则是不知道“到哪里去”,这让人对中国的未来难以判断。

第四,利益集团不断坐大。30多年改革开放、政治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那些能影响政策走向的特殊利益群体变得越来越强化和固化。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现象是,一些可能损害利益集团的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出台后又得不到有效执行,起不到预设效果,例如,《反垄断法》千呼万唤始出来,且最后文本大大弱化了对行政垄断的制约,只有在作为部门利益斗争工具时才被使用。利益集团的强化造成很多领域的改革迟滞不前,有些方面甚至严重倒退。老百姓对利益集团基本没有制约能力,而靠政府制约或利益集团之间竞争的制约,又不足以抑制其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国进民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遭到损害。

中国政治的焦点、难点、突破点

2012年,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将迎来中南海政治精英的换届。海内外关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日嚣尘上的各种悖论,似乎预示着这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之年。从经济上看,一方面是中国在全球金融、贸易、消费领域举足轻重的强国地位的确立,而另一方面是中国房市泡沫和“唱衰中国论”的兴起。就政治上而言,一方面是中国国内政治人物公开游说和不同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如重庆和广东)互相匹敌的新景观,而另一方面是政治改革包括党内民主举步维艰的旧氛围。在社会领域,一方面是各阶层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加速城市化中丧失土地的农民阶级维权意识的增长以及媒体商业化后的信息多元化,而另一方面是中共对公民社会、新媒体和公共舆论的严格控制。

面临挑战和机遇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中南海的新主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中国的经济转型,改变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应对快速变化中的中国社会?

领导层代际更替:希望和忧虑的悖论

正如中国正在发生的许多其它事情那祥,举世瞩目的十八大中共领导层的代际更替既给人“希望”又让人“忧虑”。

“希望”是因为,下一代,即“第五代" 领导人,较之上一代领导人,职业专长和政治背景更为多元化;由于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基于改革开放时期的高等教育和工作经历,在政策选择上会更具全球视野。他們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行政体制的改革、和民主治理的尝试做出影响更加深远的贡献。

“希望”还在于,如果2012年的权力交接能够取得与2002年第三代领导人向第四代领导人交接权力那次一样的成功,并在未来几年中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对中国领导层和整个国家都将是一大鼓舞;如果中共最高领导层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再次实现和平、有序、系统的权力交接,也将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刮目相看。

“忧虑”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思想多元化和各类利益集团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不仅使领导层达成共识变得非常困难,而且会引发人们对这些政治精英人物能否凝聚民心的严重担忧;新一代领导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可能会发展到一种不可调和的地步;政策分歧则可能使決策过程变得更加冗长和复杂,甚至陷入僵局;在一个缺乏众望所归的强势领袖的年代,民众似乎不能忍耐、也不会允许领导人有诸多犯错的机会。

“忧虑”更在于,即将到来的2012年秋中共十八大和2013年春十二届人大的换届,有可能是近30年来北京最高层权力交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党、政、军三大系统,即政治局常委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军委这三个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中,每个机构都约有70%的成员将实现新老交替,其主要原因是年龄。2013年后,负责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经济与金融管理、外交政策、公共安全和军事运作的首要人物几乎全部都将是新面孔。在新的人事上,尤其是在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委员的任命上,会出现激烈角逐,派别间的內斗可能失控,从而导致一种混乱的局面。而竞争九常委--中共最高层决策机构的席位--则可谓是现今中国政治的焦点、难点和突破点。

中国改革下一步怎么走?

【编者按】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件。不久前,国内一家日报就邓小平南巡20周年纪念以及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采访了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韦森教授就原来的采访稿做了较多的文字修改和增补,并授权FT中文网全文发表。

记者: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您如何看过去20年的改革和现状?

韦森:所谓吃“市场化改革红利”,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经济学术语,而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当然,近些年也有不少学者在用“市场化改革红利”这个概念,并做了一些计量研究,甚至发现这种“红利”对过去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贡献了近16%。我不大相信这种计量的东西,但是至少可以在制度经济学的意义上把过去中国30年经济增长理解为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意思是说,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交易行为和市场活动是受压抑和制约的,因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在1978年后,尤其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加速进行。到21世纪初,在整体上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了,而经济的民营化过程(包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民营经济的自发成长和外资的进入),可以被视作为这个市场化过程的主要构成部分,各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2001年后,中国加入了WTO,又可以被视作为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加入了世界市场经济的“俱乐部”,即按自由贸易的市场规则来参与国际分工。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所附图1清楚地表明这三个大事件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轨迹。概言之,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经济内部各部门乃至整体上市场化的结果。我把这一现象称作为“吃了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记者:如何理解我们在“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韦森:所谓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经济学术语,而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当然,近些年也有不少学者在用“市场化改革红利”这个概念,并做了一些计量研究,甚至发现这种“红利”对过去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贡献了近16%。我不大相信这种计量的东西,但是至少可以在制度经济学的意义上把过去中国30年经济增长理解为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这种说法表示,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交易行为和市场活动是受压抑和制约的,因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在1978年后,尤其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加速进行。到21世纪初,在整体上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了,而经济的民营化过程(包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民营经济的自发成长和外资的进入),可以被视作为这个市场化过程的主要构成部分,各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2001年后,中国加入了WTO,又可以被视作为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加入了世界市场经济的“俱乐部”,即按自由贸易的市场规则来参与国际分工。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概言之,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经济内部各部门乃至整体上市场化的结果。

我把这一现象称作为“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民营企业的崛起、中国经济内部的市场化过程,正好赶上了在国际上8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推动的20世纪后半期的全球经济繁荣这一末班车。中国原有的巨大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加上民营经济的崛起、外资的进入和各级政府所驱动的外向性经济发展,导致了中国加入WTO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入世更重要的是反过来促进了国内市场经济的体制变化,也就是开放促进了改革。加入WTO,加速了出口增长,中国的外贸出口每年对GDP的贡献都在2%以上。

但是,这几年政府的强势参与和干预市场,以及实际上发生的隐形的“国进民退”,使我们国家形成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过的“政府主导或统御市场”的体制格局。目前人们所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大致正是指这个转型中的、还在慢慢渐进成型且自我强化的经济体制格局。不承认它的存在,不承认它的独特性,是一种鸵鸟式的态度。但是,我这些年所担心的是,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吃完后,中国社会沿着这个渐进成型的体制格局自我演化,进入了一种“路径依赖式”的发展。一旦这种政府主导市场的体制吃完了市场化改革的红利,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并且一些问题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承受不起的。

这种担心,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国进民退”,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利润在增加,政府的税收也在快速增加。自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以来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是基建投资在推动着增长,而投资推动的增长又是政府部门、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国有投资机构和国有企业所做的。这种增长越来越依靠政府和国有部门的基础设施扩张,表现形式为财政税收和支出同时增长,尤其是银行贷款的快速增加。在经济的货币和金融层面,财政收入和银行贷款又大部分流到了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去了。

其次,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就像是一个抽大烟上瘾的“瘾君子”:要发展经济,就来建基础设施,建了三环不够,还要建五环,项目一个比一个大。这些基建项目,中央财政没拿出多少钱,大都是银行贷款在推动。这也是这些年地方政府负债不断攀高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会如此?这与我们的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在现有的体制下,因为各级政府的行政官员尤其是一二把手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基本上不对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内的老百姓负责(在西方国家来说是对选民负责);而考核其政绩,又主要看其所在地区的GDP的增长数字。这种政治机制就导致各级地方政府不断地靠从银行借钱和卖地融资来发展经济。经济搞上去了,一届领导提拔了,升迁了,上级说他好,当地老百姓也说他好,但他却把负债留给了银行,把银行负债留给了下一届政府官员。

下一届行政首长上任了,要借新钱还上一任行政长官借的贷款,还需要借更多贷款来建更大的项目和办更大的开发区,于是借款规模更大。这样,一届又一届政府行政长官上台,借的钱越来越多,银行负债越来越重。经济每年都在高速增长,马路修得越来越宽、政府大楼也盖得越来越漂亮,开发区也搞得越来越大,但地方政府负债也越积越多。将来谁来还政府负债呢?

以前还指望地方政府靠卖地的出让金来偿还政府负债,但现在全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行,房地产市场前景不明朗,卖地的土地出让金全国又降下来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又不够;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又不对称,一些借债很重的地方政府就感到压力很大,只能不断地借新钱来还旧债。除了还旧贷款和利息,地方政府还得继续发展经济,这意味着还得继续借款。

就这样不断地通过银行借款,或开始发地方债来发展经济。这就像一个吸毒越来越上瘾的瘾君子一样。米塞斯、哈耶克等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说得正是这回事。他们认为,正是每次政府所推动的信贷扩张,导致一个短期的经济繁荣和高涨,但是,还款的时期到了,到清算的时候了,经济衰退就来了。因此他们认为20世纪以来的所有经济危机,都是在政府主导下不当投资所推动的经济扩张的结果。现在看来,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可能非常合宜地能从理论上解释目前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走势。由此,我担心中国经济在目前体制格局中似乎沿着这个不可扭转的发展路径演化着,可能最后逃不出米塞斯的预言。

我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担心,主要在这里。至于经过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增速慢慢下行,现在看来还并不怎么令人担心。GDP年增长率高或低一到两个百分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是靠政府投资所推动的,是靠银行信贷的迅速膨胀所推动的。一旦经济增速下行和资产价格下滑,包括房地产价格快速下降,可能会引发一些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的中国式的次贷危机,最后影响到实体经济,从而最终走向经济衰退。

不久前,我邀好友、天津财经大学的首席教授李炜光来复旦做了一个公开讲座,我主持并做评论。他在讲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税收宪政理论时,讲到了荷马诗史中的尤利西斯与海妖的故事,很有启发意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乃至在靠银行信贷发展经济的施政导向上,政府决策者应该学学荷马诗史中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为了抵御海妖的诱惑,用蜡封住水手们的耳朵,而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最终战胜了迷人的海妖之歌,通过了魔岛。在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疯涨而且越增长越不够的情况下,在政府征税和花钱上越来越上瘾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正像尤利西斯的故事中的一些船长要把我们的航船驶向那个让水手们一去永不复返的海妖的魔岛一样。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决策层中有尤利西斯那样的政治家,那样的觉悟,来让人民绑住自己增税、花钱的冲动和欲望,只有这样,中国这艘巨轮才不会在未来触礁、不会出大问题。

但在目前中国,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尤利西斯?能理解布坎南税收宪政的基本原理?又怎么能会学尤利西斯那样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自愿绑住自己?

记者:中国的这种模式比起美国和欧洲来,是否要更实用?您怎么看这种模式?

韦森: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职能越来越强大,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参与和干预市场运行的能力越来越强。这实际上是一个内在自我强化的过程:政府经济增长方式加强了政府职能;政府的职能又推动了政府所主导的增长方式。这种发展路径增长方式短期看是有增益的,但长期看来可能有很多问题,而且问题越来越难以自我纠正和解决。

张五常教授曾说,过去30年是地方政府的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我认为这没错,但注意是过去这样。具体说来,地方政府经济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过去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但是现在看来,这一贡献因素正在逐渐变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因为这种增长方式将不断给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制造更多的风险。这种增长方式,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来推动的。通过银行贷款建高铁,可以收费用,尽管亏损至少还有收入,但是贷款建公共广场、建政府大楼、建沿江绿地、建花园呢?现在看起来不错,但一分钱不收,将来谁来还贷款?你总不能靠政府未来猛发钞票和货币大幅贬值的方法来抹平这些银行负债吧!我们的银行法也不允许政府财政这么做呀!因此我认为,如果这种增长模式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长的突然崩溃。

记者:您觉得像这种增长模式,还能持续多久?

韦森:我估计三五年之内,中国经济的问题还不大。尽管像高铁项目贷款最近遇到了一些贷款难的问题,但一旦开工建了,总得要建成结束呀!不然成半拉子工程和豆腐渣工程,总不行,那样我们的社会付出的总成本更大。因此,在未来几年中,就是中国经济增速慢下来,也会仍然惯性地增长几年。所以短期看来,中国经济的问题还并不是像一些悲观的经济学家们所预计的那样严重。但长期呢?这种增长方式显然是不能持续的。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长期问题是什么?欧美经济可能五年到十年不会复苏,中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连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对GDP的贡献都是负的。最近的所有数据都表明,我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又在下滑。由此看来,未来中国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好像看来只有靠国内消费了。但问题是,这些年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又怎么指望靠启动居民消费来作为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二级火箭?这说明,推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发动机都不怎么工作了。

如果把国内的消费分成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话,情形可能有所不同,因为,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政府购买和政府消费这些年来高速增长。但是这个增长不一定是好事,并且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就像一架巨型波音747飞机一样,如果外贸净出口、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三驾引擎都不怎么工作了,只有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这一个发动机在轰鸣,那我们中国经济会飞向哪里?还不只会摇摇晃晃地前行?长期还会不出问题?

记者:这个问题可能跟前一阵吴敬琏教授所谈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些类似,您怎么理解?

韦森:多年来,我不太愿意用“国家资本主义”这类意识形态味道很强的敏感词,也尽量避免带着任何情绪看待中国的现状和问题。哈耶克晚年曾认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误称,他宁愿把这种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称作为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但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我们是有市场经济了,但还不是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或用官方的术语来说,还不是一个“和谐的市场经济社会”。多年来,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史学界习惯于把现代市场经济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前些年经济史学界所常说“资本主义萌芽”,就是根据这种思想范式的一种说法。如果全部的生产和经营是为了赚钱的企业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话,那么,在中国的秦代汉代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企业”,那又怎么能认定只有在南宋时期或明清时期才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呢!

记者:您是说,其实不是主义之分?

韦森:是的,这并不是主义之分。但是,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确实有其独特性。尽管这还是一个正在渐进成型的体制,还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因而你可以不承认它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这个体制有着自己的内在演化逻辑,有着自己的特征,而且在中外历史上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史无前例的。这个体制是在自我演化着,甚至自我强化着。我们身在其中,往往不并识“庐山真面目”。一些老外观察家,包括那位提出“北京共识”的乔舒亚•库珀•雷默和使用“中国模式”的老外观察家们,更是雾里看花,认识不到实质。在我看来,如果说目前正在渐进形成一个“中国模式”,其实质应该是一个“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国有企业的高管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的体制”。

我觉得,目前人们谈论较多的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都出在这里: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没有制衡。绝对的权力,就绝对会导致腐败。这是一个层层权力寻租的体制,而这个寻租体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上,可能有其经济合理性,并确实贡献了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体制也是目前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较多批评和议论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在这种自我演化的体制中,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的要求和发债冲动,像吸毒的人一样,必须不断地靠借贷和发债,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由于各级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政府公务员的层层寻租,其后果就是在社会收入和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急剧拉大,后者可能比前者还严重。

所有现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说到底都是跟近几年这种渐进生成的体制有关。并且,经济增长方式与这种体制是配套的,生物学里有个词叫做“共生”。

在目前这个体制下,想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非常困难,这就等于对老虎说:“老虎、老虎同志,你别吃肉了,吃草吧!”这可能吗?这个体制下只可能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体制就转变不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

记者:在现在可行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朝哪个方向上转变?

韦森:即从“强国”向“富民”转变,向提高居民收入和老百姓的福利转变,而不是靠政府建更大的项目、花更多的纳税人的钱来低效率或浪费性地谋求未来不可持续的快速发展。这其中关键还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特别是对政府征税和财政支出的实际制衡。你可能也注意到了,为什么我最近几年几乎利用一切场合讲“预算民主”的基本道理。我觉得,现在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根源和关键是政府的财政税收、财政支出没有受到人民代表的实质性的严格制衡。我比较欣慰的是,这几年我们喊的这些事正在成为现实,比如,国务院这两年所推动政府部门三公消费的公开、预算透明等,另外,预算法最近也在修改,已经修改了好几稿了,但还没有“上会”。但是,我觉得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政府征税和花钱目前还不受人民代表的实质性地制约与制衡,且财政公开透明还刚刚开始,还不怎么透明。总体判断,我们的“预算民主”建设还只是有个意向,严格来说还没有起步。

我注意到,政府决策层特别是温家宝总理也意识到光喊“民主”和“法治”是没用的,必须从财政预算和制衡各级政府的财权上一步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很难,毕竟各级政府的财权是“钱袋子”,是“命根子”。所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相当难。整体看来,各级政府预算公开包括三公经费公开,推行起来,实质上是困难重重。

记者:我们再来聊聊关于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使用。从过去几年的调控结果来看,价格手段似乎没有数量手段更管用?

韦森:数量手段看起来很有效,但实际上效果也很有限,且负面作用和影响很大,真正的效果是扭曲了金融和信贷市场的运作。我们的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曾提到21.5%,但今年的全国信贷总量又降下来多少?前两季度贷款规模是5.68万亿元,全年超过7.5万亿元没问题。这还只是表内,表外呢?那些信托公司、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等影子银行呢?民间高利贷呢?你控制了商业银行,控制住了“影子银行”了吗?当然,法定准金率收紧,不是没作用。法定准金率不提这么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部门的贷款规模可能比现在还大。但是,表内加上表外,我们总的社会融资规模还是很大呀!

这意味着只要有货币需求,光数量工具仍然是不够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是能想出办法来扩张信贷。所以说数量工具形式上管用,但实际上管用多少,值得研究,并且又恰恰扭曲了市场。甚至可以说,是存款准备金率提得那么高,才导致了高利贷。现在又回到了金融产品的价格双轨:商业银行的贷款是“计划价格”,影子银行和民间信贷实行的则是“市场价格”。结果,有资源的人就必然会从这信贷市场的“价格双轨制”中谋取快利,甚至谋取高利。

这也就是我最近一再呼吁央行可考虑降“一定幅度”的法准金,而反向提高利率,使贷款利率提高到自然利率加上通胀率的平均水平的理由。利率上去了,贷款需求降下来了,另一方面又降法准金,增加货币市场的供给,这样就会慢慢恢复货币和信贷市场的供求。只有货币市场的供给需求大致均衡了,才会消除民间的普放高利贷现象。当然,这里边有许多复杂的关系要处理,且国内和国外因素要综合考虑,不是这样简单事。但这样的总体思路大概没错。

记者:明年要开十八大,地方政府都在陆续换届,您怎么看这个政治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韦森:我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在《FT中文网》上提出过:在中国为官现在最好的选择是“不作为”。“不作为”就“不惹事”。特别在这个换届的敏感期,该做不做,平平稳稳风风光光地换届,应该是政府官员的理性选择。想让任何政府行政长官有所作为,目前也不可能。

目前还看不出换届会改变现在中国经济的基本局势。这个体制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地方政府还是在照常不断地依靠投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依靠税收增加和借银行贷款来推动各地的经济增长。现在看来很难改变这个体制所秉有的这种内在增长逻辑。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政府税收的问题,如果进行税制改革,应该怎么改?

韦森: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都在抱怨,他们的税负太重了,税收已经远远超过利润了。整体而言,应该大幅度地减税。多年来,各级政府均把本地区的财政收入增加作为政绩来报,这是多年来我们的体制运作遗留下来的一个极其荒唐的历史现象。要命的是我们许多地方行政长官和财税部门的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税收从本质上“不是个好东西”,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必要的恶”。必要的恶,毕竟是恶,就应该越低越好,越少越好,越轻越好。在西方,一发生经济危机,政府所考虑的第一件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选项就是减税。但多年来我们政府政策导向恰恰相反,是危机来了,仍不断增税,靠增加政府花钱来推动经济增长,来“救市场”。现在财政部和国税局还只是提结构性的减税,而不是在国民收入分配整体上来说的减税。我认为,应该大幅度地减税。一方面要特别为中小企业减税减负,另一方面降低间接税。这对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很大作用。中国目前的高物价,实际上是间接税率特高的一个直接结果,因而实际上是政府高税率推动了中国的高物价。

现在税务部门在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改革,说是结构性减税,但也有企业家说这种改革并非减税措施,而实际上是增税措施。我的观点是:减少间接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赋;增加直接税,比如个人所得税。增加个人所得税,不仅可以调节收入分配,而且也会增加纳税人的意识。现在大量的税是消费环节付的税,在超市、餐馆里消费的税,消费者并不知道;在西方,消费税是直接打在收银条的价格标签上。只有纳税人的意识觉醒了,会要求政府税收增加要经过纳税人选出的代表投票通过,到那时候,我们的预算民主才能真正开始,才能实质性地推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

另外,我最近一直在讲,温州出现了普放高利贷问题,出现一些借高利贷的企业家“跑路”和“跳楼”,本质是货币和金融问题。但是,现在政府最好的救温州民营企业家困境的宏观政策措施,却不应该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和税收政策。只有把税降下来,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下来了,企业有竞争力了,有利润了,高利贷就慢慢减少了。现在一定要在全国转变一种观念,不是税收和政府财政收入越多越好。要把“税收”认为是一种“必要的恶”,这种“恶”自然是越少越好。

记者:最近大家都在争论,宏观调控应该转方向了,您觉得明年的宏观调控会不会有所变化?

韦森:税收无论如何不能再这样快地增长了,这是指财政政策应该转向,而不是简单的结构性减税问题。话说回来,都到年底了,政府还有两三万亿财政存款,这说明政府征的税实在是太多了,有点花不掉了。既然征了那么多税,都有点花不掉了,年终各部委还要突击花钱,干嘛不考虑减税?当然,财政部和发改委可能还是总觉得再增加多少财政收入,也是不够用,还总是财政赤字。但是,财政部和国税局的官员为什么不从民营企业和低收入家庭的角度多想想?有多少企业现在是资金捉襟见肘、企业经营非常困难?比起你们财政部和发改委的预算来说,大家有你们政府部门的日子好过么?各国政府又哪家有中国政府的日子好过?

中国政府体制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目前的分税制体制下,财权和大部分财力集中在中央财政,以致各部委到年底财政拨来的钱几乎都花不掉。最近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龚于和聂日明几位研究人员把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每年逐月的政府财政支出数字做在一张图上,非常能说明问题(见图2)。这张图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多年来,每年12月份政府各部门都突击花钱,且规模越来越大。中央财政没必要收那么多税了。当然,在目前中国的财政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比较困难,这么多年来建了那么多项目,负了那么多债,又有许许多多的民生工程要做,还有医保、社保、保障房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大量吃财政的人员和退休人员的开支,日子很难过。但民间企业日子就好过?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有那么多企业家跳楼、“跑路”,政府的日子总比他们好过吧!这个图也至少说明,目前的财政体制必须要改革了,要改变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权与事权上不相匹配的现状。再说一遍,这张图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整个国家整体上有减税的空间。再则,如果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来了呢?你不能再像2008-2009年那样再靠政府大规模花钱建更多大项目来推动未来经济增长吧!应该考虑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减税、减负呀!企业日子好过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才是可期的。

图2:

在货币政策上,我已经说了,一是把存款准备金率降下来,要一定幅度地降,而不是一个月才降0.5个百分点。你看看我们的股市都成什么样子了?都是世界上最差的了,可能比西班牙和希腊还差,为什么不把法准金降低一定幅度,给市场一些利好消息?另外,商业银行存款法定准备金率趋向于零,是个全球趋势。再说我们的外汇储备最近不再增加了,到期央票也很少了,货币政策放松已经有很大运作空间了,央行为何还迟迟不动?

另外,我觉得在利率上要反向操作,提高存款和贷款基准利率。这对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和降低房价,有双重的良性效应。根据有关专家最近的研究测算,在目前的通胀率情况下,借款利率低于10%,谁贷到款,谁实际上就是赚的。实际上,大多数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实际贷款利率都高于10%。所以,从理论上推算,只有把基准利率提高到10%以上,才能限制地方政府的乱贷款的冲动,房价也会自然降下来。当然,这还要考虑西方国家多年来接近零利率这一事实,因此,如果提高我们的商业银行的存款基准利率,可能又会吸引热钱流入,增加中国经济体内的流动性。但是,可以考虑采取热钱流入的外汇不给它用人民币结汇办法来应对(央行近年来实际上也是这么干的,今年以来流入大笔外汇用人民币结汇非常困难,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这样即使提高央行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也不用担心会导致热钱流入从而央行被动结汇增加基础货币的问题了。总之,目前降低法准金和提高基准利率,央行有的是政策手段可用,因而是可行的、可操作的。但这里根本的体制问题是要增加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能让发改委、财政部、各部委乃至国务院决定和命令央行的货币政策,使央行左右为难,自己做不了主。另外,为什么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央行全年的货币政策定调子?这很不正常。要把决定货币政策的权力赋予或留给央行,让它能随经济的变化来即时调节货币运行,较容易地进行货币政策掉头转向。

归根结底,现在的问题还是利率被地方政府贷款的负债所绑架了。现在,据说各个银行的存贷比都差不多到了75%的红线,加上存款准备金率提到了21%,加起来就成了存款余额96%,也就是说,全国的商业银行只有4%上下的可贷资金。这样的格局,到底是流动性过剩?还是流动性紧缺?现在到了年底,哪家银行不是资金紧缺?再说一遍,高利贷是这种畸形货币政策的结果。各银行,纷纷推出各种短期理财产品,都是在拉贷款呀!都在在千方百计地来弥补自己内部的资金短缺呀!

记者:那我们现在的广义货币不是超过82万亿了,怎么还缺钱?

韦森:要理解这个悖论,只有从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才能理解。今年以来,我已经在《文汇报》、《东方早报》以及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的专栏文章中讲过多次了,在《FT中文网》上最近发表的两篇长文中我也谈了一些看法,这里一两句话也讲不明白。概言之,“内生货币理论”的基本理路是,广义货币并不完全是央行通过发行基础货币发出来的,而是金融体系里面内生出来的,是贷款创造了存款。因而,控制不了贷款,在经济扩张时期,就控制不了存款。贷款增加了,则变成了另一些人(如开发商)的存款,马上就变成了广义货币。我们82万多亿的广义货币,是这么给“转出来”的。广义货币,从一个视角来看,是市场交易的结果,也是市场交易的记录,再专业一点说,主要是这些年我们经济体内资本资产头寸增加的结果。这大致是“货币内生”的基本道理。

记者:现在国际上有一波看空中国的声音,您对此怎么看?

韦森:近来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都很悲观,但是经济学家们提出问题,与“看空”尤其是“唱空”中国,是两回事。我近来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甚至提出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也讲了许多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但我总体上比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判断还相对乐观一些。中国太大了,加上是一个“柔性社会”,企业家、个人、家庭和地方政府总是能想出一些办法来应对各自所面临的难题。话说回来,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问题?哪家政府不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中国政府、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的企业,比起世界各国来说,总体上日子还好过些,至少比大多数国家好过。

但是这并不否认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内部确实存在着诸多的潜在问题。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出口、投资和居民消费都动力不足,确实问题会不少,困难看来还会接踵而来,问题也还会在积累。这又逼迫着和压迫着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尤其是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增速逐渐放缓,是必然的,但并不可怕。我上面讲了,目前看来中国的净出口已经差不多达到了顶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热潮也快过去了,靠居民消费增长来启动内需,从统计局给出的数字上来看好像还不错,但从经济的基本面来分析,可能目前看来还只是一个像梦一样的理想。依靠消费增长,目前制约因素有二:第一,税收在增加,同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又怎么期望能靠大幅度增加居民消费来启动内需?第二,消费增加,不是靠多吃几斤有机米,多吃几个大闸蟹,多上几顿餐馆,就能启动的。消费增加,还是得主要依靠家电和汽车等大件商品这类消费。但是现在中国的家电市场已经饱和,中国的冰箱、空调、电视的普及率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汽车消费总量是在增加,但增速却在下滑。如果把国内消费分成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外贸出口和投资都动力不足了,居民消费又很难启动,那么只有政府消费一个因素在增长,其他三个都在减弱。正因为这样,中国经济学家才很悲观,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往下行。

但是观察中国社会,不能用西方的思维来看待问题。中国社会太复杂,也太灵活,我们这些大学教书匠是很难在书斋中轻易做出正确判断的,对此我自己也常常自我反思,怕自己误判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误己误人。譬如,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本来是要控制贷款规模,从而达到控制广义货币增加的宏观目的的。但是,民间、企业乃至地方政府,甚至国有企业,总是有自己的应对之道。表内贷不到表外去贷,商业银行贷不到又从影子银行去贷,所以大家总是有办法绕开上级的措施和已经制定的规则做事情。所以,中国的经济看起来不好,说不定未来几年,仍会摇摇晃晃地增长着。

另外,从1987年我出国开始到现在,在国外国内几乎每年都能读到一些反华人士和对中国不怎么友好的人士不断“唱空中国”的声音,这些人总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沙滩上,中国经济如何要崩溃了,但20多年过来了,中国经济年年在增长,且年年又在高速增长,你们又怎么讲?前些年,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国外研究中国经济的国际顶尖专家说中国GDP增速有水分,说中国实际GDP增速实际要低两到三个百分点。我则说,2008年前,中国经济增速不但没水分,可能实际增速还要高,因为一些地方如果报高了GDP增速,就要向中央政府缴纳更多的税。我对他说,你怀疑中国的实际GDP增速,你来中国看一看,看看沪宁高速上的大卡车、小卡车的塞车,一塞几十甚至几百公里,你只要看看中国内地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量,就可以感知中国经济增长有多快了。

这么多年,国外那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二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还在增长着。那么现在我们这次是不是还会看走眼呢?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总是有个周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接近10个百分点的高速增长。所以,这次会不会真的“狼来了”,的确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都说不准,我自己也有点看不大清楚。但是,在2007年前,世界上有哪位经济学家能预测到2008年到2009年会有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呢!因此,我们现在多看到一些困难,多谈一些问题,甚至多一点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意见,总比在那里盲目地、甚至别有用心地“空唱”或“空赞”中国经济有多好多好的“催眠曲”要好、要更有意义。我们是希望中国经济明天更好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Friday, December 30, 2011

阿里巴巴为全盘收购雅虎做准备

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已经聘请了华盛顿游说公司Duberstein Group,这一最新迹象表明,如果回购美国竞争对手雅虎(Yahoo)亚洲资产的谈判失败,这家中国互联网集团将考虑出价全盘收购雅虎。

Duberstein本月早些时候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文件显示,日本软银(Softbank)也是其客户。软银持有阿里巴巴30%的股份,并与雅虎共同拥有雅虎日本(Yahoo Japan)。

阿里巴巴和软银是雅虎在亚洲的合作伙伴,雅虎持有阿里巴巴40%的股份,持有雅虎日本35%的股权。今年10月,阿里巴巴和软银出价回购雅虎所持股份。这家陷入困境的互联网公司在阿里巴巴和雅虎日本的投资被认为是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占了该公司200亿美元估值的大头。

最近的谈判焦点是,雅虎希望保留阿里巴巴15%的股份,以便分享后者在中国的任何收益,同时出售其余股份。

然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Jack Ma)屡次明确表示,他有意全盘收购雅虎。按照马云在2005年与雅虎达成的协议,他拥有收购雅虎的优先选择权。

聘请美国游说公司可能有助于阿里巴巴软化任何潜在的美国政界对中国公司收购美国互联网资产的反对。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Huawei)等中国科技公司有过收购美国公司受挫的经历。

美国官员可能担心,中国互联网公司不得不与中国严格的网络审查制度合作。

谷歌(Google)在与中国就网络审查制度产生分歧之后,于2010年将互联网搜索业务撤出了中国。

Duberstein Group的负责人是曾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肯尼思•杜博斯坦(Kenneth Duberstein)。Duberstein还为高盛(Goldman Sachs)、BP美国(BP America)和百事公司(PepsiCo)提供服务。

这是阿里巴巴首次注册游说美国政府。按照美国法律,游说公司需要在接触公职人员等特定事件的45天内公开披露。注册从12月1日起生效,但游说工作可能在北半球的秋季就已开始。

擅长并购业务的纽约律所Wachtell, Lipton, Rosen and Katz为阿里巴巴担任中间人。该律所参与过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卡夫(Kraft)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等客户的交易。

阿里巴巴拒绝置评。记者无法立即联系上Duberstein请其置评。

译者/何黎

中国计划把航天员送上月球

中国已宣告有意把航天员送上月球,这是官方首次证实,中国将试图重演美国在近40年前完成的壮举。

尽管中国科学家此前曾讨论载人登月的可能性,但中国政府周四发表的白皮书,是首份将其列为政策目标的政府公开文件。

白皮书称,中国将“开展载人登月前期方案论证”。

虽然载人登月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专家称,这将是2020年之后的事),但白皮书突显了北京方面日渐膨胀的雄心。就在5个月前,美国的航天飞机计划画上了句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样,”中国国家航天局(National Space Administration)官员张炜表示。“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对茫茫宇宙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向往。”

《2011年中国的航天》勾画了未来五年的蓝图。根据这份白皮书,中国将研发新型卫星,加快建造空间站的努力,并加大空间研究力度。为奠定登月基础,中国还计划发射无人的月球探测器,并致力于到2016年在载人航天领域实现新的技术突破。

人类上一次登月,是1972年12月美国宇航员执行阿波罗17号任务。

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曾提出再次把宇航员送上月球。但在美国政府竭力削减债务之际,载人航天探索的巨大成本迫使现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叫停航天飞机计划,使美国没有了自己的载人航天器。

北京方面的财政状况要强得多,且近年来积极推进载人航天,明年可能有两次载人航天飞行。中国首名航天员杨利伟在2003年进行了太空飞行。

本周早些时候,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进入试运行,该系统将作为广泛采用的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替代系统。官员们表示,北斗将支持渔业和电信等行业,尽管分析人士表示,该系统也可能帮助中国在军事冲突中瞄准美国军舰。

中国在空间站计划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上月,两个无人飞行器在轨道上成功实施了中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中国希望到2016年完成建设一个永久性的空间实验室。

北京方面正努力化解有关中国航天计划缺乏透明度与合作的批评,上述白皮书就是其中的一环。除了披露宽泛的政策目标外,中国政府坚持表示,中国仅出于和平目的探索太空,同时列举了与中国在空间领域有过合作的一长串国家,从英国到委内瑞拉。

译者/和风

中国文化软实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份作出了增强中国文化实力的决定,这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中国文化,第二,政府打算用文化实力做什么。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受崇敬的文化之一,其起源远远早于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绵延数千年不间断地传承下来,至今仍然强盛。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哪个国家的建筑、绘画、书法、文学、音乐、家具设计,当然还有美食,能享有如此久远的历史?

中共中央15年来首次就文化展开讨论,但只有一部分涉及文化遗产,而更多的是在忧虑经济。文化部部长蔡武表示,文化产业应当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创意经济还落后于其它国家。虽然这些产业的统计数据常常充满争议(不仅在中国如此),但蔡武指出,中国文化产业在2010年的产出达1.1万亿元人民币(合173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2.78%。相比之下,欧洲的文化产业贡献了GDP的约5%,美国则贡献了7%左右。

中国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在2016年之前达到GDP的5%。这些增长大部分自然来自消费者财富的增加。中国正在遵循所有国家的模式:随着平均收入的提高,人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就会相应地花费更多金钱,用于购买那些能够带来身份、愉悦感和精神、智力上的满足感的服务。虽然中国多数国有企业在满足这些新需求方面反应迟缓,但私人部门已经投身其中,尤其在时尚、设计师产品、生活方式产品、动画和数字媒体领域。政府则对此表示了欢迎。

电视和电影产业也增长迅猛。许多地方电视台制作出了颇受欢迎的节目,与中央电视台(CCTV)展开竞争,并吸引全国的观众。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达到100亿元人民币,与2002年相比增长了十倍。中国拥有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互联网用户,人数相当于美国的两倍。而被称为“网民”(Netizens)的活跃网络用户产生了新的社交网络需求,由此催生出了种类繁多的新服务。凭着市场的力量,如果这些行业的规模无法在未来五年里翻一番,那将真是出人意料。

最近,蔡武着重提到了若干项政策,这些政策在其他国家都已经颇为常见。其中最重要的是直接提供补贴和银行贷款。中国政府曾表示国有银行必须对文化企业给予优惠待遇。新博物馆和文化场所正以惊人的速度开张。政府还承诺研究税收激励政策,以支持艺术、动画、时尚和设计产业。得到支持的企业有望获得高额房租补贴、免税期、无息贷款,政府支持的发行单位还会按销售额获得奖励。

政府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它拥有土地,能够开发专门的创意产业园区。上海约有70个创意园区。各区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有广泛的自主权,它们会提供资金优惠措施吸引企业进驻。其结果是就业人数和收入的增加,尽管在某些地区由于供过于求造成利润微薄。最近几年,大力推动动画创业企业的发展,已造成许多公司缺乏资金。

更有问题的是,政府试图利用这些产业达成某些政治目的。中国政府希望文化产业成为中国“软实力”的基础,增强中国的民族自豪感,让外国人折服。法国发明了文化实力这个概念,而美国则为之赋予了一个新名字“软实力”,并将它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美国价值观的威力

如今,我从中国听到一句一再重复的话:美国的实力并非源自其民主和自由市场价值观,而仅仅来自其经济规模以及军人和武器的威力。中国官员坚称,美国的民主和经济理想并不是普世的。民主是一个相对概念,而市场有着根深蒂固的失控倾向。美国之所以仍是一个超级大国,只是因为该国经济仍处于首位。他们警告称,这一优势将很快消失。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很多中国人喜欢这一论点。它迎合了他们的体制和当前的成功。中国不需要真正的多元体制,也不需要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经济将很快超过美国;太平洋两岸的经济学家们都这样说。那么,美国出众是因为它强大,抑或美国强大是因为它的价值观出众?这是下届美国总统必须回答的问题。

目前一个普遍共识是,美国正在衰落,但美国的优势如何呢?美国经济不仅为全球规模最大;其规模是位居第二的中国经济的两倍,人均收入超过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之和。尽管人们对美国信用评级和新兴货币取代美元感到担忧,但全球波动性只是巩固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统治地位。美国军队不仅是实力最强的,还是全球唯一有能力在所有地区投射武力的军队。2010年,美国的军费支出超过其后17个国家的总和,即使在美国军费支出遭到预期的大幅削减后,这一优势也不会显著收窄。

当然,美国确实面临着可怕的挑战。螺旋上升的联邦债务、高失业率以及实际薪资下降,这些都伤害了美国的自尊。目前,共和党对于缩减政府的要求,让新的刺激支出变成几乎不可能的事。在海外,美国政府将不得不以更少的资源办更多的事,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了阻碍美国计划的更大实力。

然而,对未来的投资正飞快地继续着。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比美国更多的顶尖大学和研究生院、更多的大型跨国企业,以及更多的尖端技术突破。硅谷最新一波初创科技企业已形成足够大的势头,以至于有人在谈论一个新的“泡沫”。非传统天然气技术的开发,是过去几年在经济上最为重大的一项创新;而美国企业在该领域是领跑者。所有这些传统的实力衡量标准似乎表明,美国表现不错。

另一方面,美国的价值观遭受重创。近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推动稳定和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为全球最大、美国军人的装备最精良,或者美国的技术最为先进。美国影响力经久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上述优势是美国崇尚自由民主制度、法治和市场导向型自由企业的副产品。

苏联解体,不是因为其难敌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是由于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要求自决权——列宁曾作出承诺,但苏联政权从未兑现这个承诺。推倒柏林墙的,不是美国的坦克,而是美国的理想。

近年来,美国的理想失去了光芒。新世纪伊始,美国大选就传出选票争议,选举结果最终由法院裁决,这场闹剧加大了美国在全世界倡导民主的难度。9/11袭击在世界范围为美国赢得很多支持,但美国开设关塔纳摩湾(Guantánamo Bay)监狱、伊拉克的阿布格雷布监狱爆出美军虐囚丑闻,以及美军轰炸巴基斯坦导致平民伤亡,都对美国捍卫国际法和人权的能力造成了持久损害。同时,安然(Enron)和世通(WorldCom)的倒闭、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国际集团(AIG)以及几家汽车制造商的纾困,削弱了人们对美式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经济还在竭力重振就业之际,中国经济已恢复活力。

良史高华

12月26日,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病逝,年仅57岁。中国古人将杰出的史官和史书称为良史。高华和他的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堪称当代中国不多见的良史。

《汉书》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人皆服。治史的人,有辨伪存真,信而有征的才学,又有秉笔直书,敢讲真话的品格,才称得上良史。

高华先生有良史之才。《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问世前,中国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近乎一盘散沙。一方面,延安整风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在官方文献、政治宣传和个人回忆中被屡屡提及;另一方面,官修历史对这一时期的说法往往围绕千篇一律的政治结论,缺少对历史细节和时代背景的还原。档案定期解密制度的缺失,更让延安整风的面貌扑朔迷离。

凭借中、苏近现代史“活字典”的扎实功底和成长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年代养成的敏锐嗅觉,高华花费十多年时间,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考据、辨伪、挖掘,求证历史的真相。这如同在几千块碎片中找出一千块有用碎片,再拼成一幅事先不知全貌的复杂拼图。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是这样一册延安整风的拼图连环画。高华坚持用证据说话。阅读高著上千条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印象最深的就是史家据事言理,不空发议论的实证精神。高华并没有单独接触隐密档案的机缘,书中引用史料均已公开出版,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大陆权威的出版机构。这更显出史家研究的功力和心血。

特别可贵的是高华先生的良史之心。史家对真相的追求有时并不符合政治的需要。是秉笔直书还是为尊者讳?这是对治史者良心的拷问。

研究延安整风,毛泽东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人物。司马迁身为汉朝史官,直书汉高祖刘邦贪财好色,记载他逃跑时推儿女下车,敢用“且喜且怜之”来描摹刘邦得知吕后杀韩信后的反应。这种“不隐恶”的良史风骨在高华的书中看得到。

延安整风和“红太阳升起”是改变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大事。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无不投射下延安整风的影子。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首先是要有求真求实的史家和史书。

高华比常人更懂得中共党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为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在政治上未必正确,而政治随时可能葬送一个体制内学者的前程。以高华的才华,不必说什么违心话,只要换个不太敏感的研究课题,不难跻身于电视明星学者、畅销书作者之列,告别清贫,名利双收。

就个人而言,高华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就国家和民族而言,他的选择无疑是一种担当。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如果止步于为“伟大、光荣、正确”作注脚,与“秦人不暇自哀”何异?

以史为鉴,是中国的古训,更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中国人对过去一百年历史的正视和反思,尤其不能例外。高华先生为缩小这段历史中的盲区鞠躬尽瘁,他是当代中国的良史。

读高华的书,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任何个人都有局限,司马迁亦非无瑕。后人如能指正高著史料或逻辑上的错误,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更进一步,恰是对良史传统最好的继承,这也是高华著书的初衷。

高华一生洞察权谋,却不醉心权谋。如果说他字里行间流露了什么个人倾向,那就是对天下苍生的悲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我与高华先生虽不相识,在我眼里,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联系作者:zheng.wu@ft.com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金正恩的两难选择

美国援助机构美慈组织(Mercy Corps)朝鲜项目主管戴维•奥斯汀(David Austin) 2月份参观了朝鲜平安北道的一家医院,探视那里的新生儿情况。当时,医院大楼里非常寒冷,连奥斯汀钢笔里的墨水都冻住了。在一间冷得像冰窖一样的产科病房里,四张病床拼成了一张大床。在大床上,六位刚生完孩子的母亲合盖着几条搭在一起的毯子,挤作一团取暖。尽管她们的宝宝谁也不是早产,但每个都不到两公斤重。

奥斯汀在这个与世隔绝国家的医院看到的情形,暴露出该国经济最紧迫的两个问题:电力供应几近中断,营养不良现象十分严重。朝鲜每年的粮食缺口约为100万吨,据联合国(UN)估算,约四分之一的朝鲜人在饿肚子。

观察人士正密切关注朝鲜新领袖金正恩(Kim Jong-eun)的新动向,以判断他会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韩国首尔梨花女子大学(Ewha Womans University)的朝鲜问题专家Jo Dong-ho表示:“搞经济改革很难,因为它会威胁政权的稳定性。”2009年,金正日(Kim Jong-il)推行了里程碑式的货币改革,造成了危险的后果,导致许多市场关闭并引发前所未有的民众抗议。作为金正日的儿子,金正恩肯定对此印象深刻。

尽管金氏家族在粉碎民众抗议方面战无不胜,但饥饿对朝鲜政权构成的挑战似乎越来越严峻。秘密拍摄于朝鲜的视频显示,“流浪的燕子”越来越多。“流浪的燕子”指的是一些瘦骨嶙峋孩子,他们在火车站乞讨,或在田野里搜寻可以吃的草根和浆果。

奥斯汀说,今年2月至9月间,朝鲜粮食供应情况严重恶化。据朝鲜人称,政府设定的每人每日粮食定额是150克(相当于一个土豆),比2月份时的定额少了一半以上。对朝鲜多块玉米地的实地考察结果显示,收成状况非常糟糕。

奥斯汀说:“朝鲜人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上一次吃蛋白质食品的时间,这不禁令人不寒而栗。他们记得自己上一次吃鸡蛋或豆腐的准确日期。”

由于公共渠道供应不足,朝鲜人越来越依赖他们的自留地——他们能在上面种点粮食,养点小牲畜。脱北者团体表示,金正日去世后,朝鲜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官方关闭了许多市场、以示哀悼。这些团体表示,大米价格上涨了约三分之一。

电力供应也逼近临界低位。朝鲜今天的用电量只有20年前的三分之一多一点。为获取燃料,朝鲜人砍伐了大片森林,导致泥石流和洪灾频发,进而造成许多煤矿被淹。因缺乏抽水技术,朝鲜许多被淹的矿井得不到清理。

一位外国目击者表示,露天煤矿的状况也很糟糕,老掉牙的挖掘机在那里挖出的煤炭“品质低得吓人”。他说:“我们看到几百名妇女手持铁锹铲土,帮助在那里重建一个项目。她们显然比挖掘机更廉价。至于她们在那里到底是义务劳动、还是领工资、抑或是在尽部分‘社会责任’、甚至是在接受什么惩罚,我根本分辨不出来。”

上月,韩国央行估计,去年朝鲜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万亿韩元(合220亿美元),是韩国的四十分之一。朝鲜大部分政府支出流向该国100万人的军队、铀浓缩和核导弹计划。

朝鲜官方媒体去年报道,金正日试图加速维尼纶的生产。维尼纶是朝鲜自力更生发展出的一种化纤面料。根据韩国央行的数据,尽管朝鲜努力促进纺织业的发展,该国整体经济产出去年仍下滑0.5%。

美国不应孤立中国

我30多年来多次访问中国,却从未见过任何一届中国领导人像现在这届领导人那样对国家的未来感到如此没有把握。不夸张地说,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正处在转折点。一个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在美国和亚洲政治领导人忙于争论如何更好地应对自己眼中那些中国构成的威胁时,中国政治领导人却在忙于争论如何更好地应对自己眼中中国受到的诸多威胁。

中国人眼中那些中国受到的威胁,大多数来自其国内。30年来,中国一直依靠强劲的经济增长(不断增长的出口是主要贡献因素)来维持较高的就业率和提高生活水平,从而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这一时代或许已走到尽头。多年来,欧洲和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前景也不乐观),削弱了它们对中国商品的消化能力。同时,中国人为低估人民币汇率、以压低其出口商品在欧美消费市场价格的政策,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抵制。

来自国内的压力也在迫使中国寻找办法对出口拉动型增长进行补充(如果不是替代它的话),这些压力包括:还有数亿中国人需要脱贫,民众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日益感到愤慨,经济增长率需要保持在高位。因此,中国现在正处于一次转型的初期。这一转型意味着,经济增长必须日益依赖内需增长。与所有的转型一样,中国经济再平衡也是说着容易做到难。

经济再平衡难以实现的原因在于,必须让通胀和房地产泡沫得到控制。这种压力要求出台给经济降温的政策。虽然从长远来看,这种政策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但从短期来看,它却有可能招致政治上的批评。更为复杂的是,中国必须在政治领导人换届的同时进行这一经济转型。离下一届领导人上任,大约还有一年时间。除了上述种种困难以外,新一届领导人还将面临一系列艰巨的挑战:环境恶化(我最近去北京时,那里的可视距离只有几百米,空气脏得让人几乎无法呼吸)、人口老化、政治环境日益脆弱。最近发生在华南海门镇和乌坎村的抗议,只是冰山一角:过去一年里,中国出现的大大小小的民众抗议远超过10万次,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民众对征地、失业和环境问题感到不满。

接下来是中国境外的一些动向。中国生硬的外交手段和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特权的表态,使它在这一地区受到孤立。结果,该地区国家有更大的兴趣与美国合作,来制衡中国。中国官员对台独势力有可能在明年1月台湾大选中显示出力量也感到担心。西方向缅甸示好,同样令中国紧张。朝鲜金正日(Kim Jong-il)的去世,使得朝鲜半岛可能发生变故,进而导致难民涌入中国、中朝发生冲突、甚至是朝鲜的垮台。最后一种可能性将使中国在战略上受挫。中国不愿看到朝鲜半岛被韩国统一并沦为美国的卫星国。

美国和亚洲的一些人(尤其是那些视中国为越来越大威胁的人)会忍不住想利用这种局面从中渔利。但是,他们应当抵制住这种诱惑,就像抵制大多数诱惑一样。孤立中国或是加剧中国人心中的反感,并不符合世界的利益。相反,将中国纳入管理经济、抑制气候变化和防止核扩散的种种全球安排,仍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世界的利益。要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和确保巴基斯坦屹立不倒,仍然需要中国的帮助。

去往管理层,女性要更主动

渣打银行现金管理及贸易融资部集团总裁Karen Fawcett认为,提升女性商业地位是个“推拉”的过程——公司应当给她们创造更多的上升路径,但女性们自己也应当更加进取。最重要的是,女性们应当享受她们的工作。

Thursday, December 29, 2011

朝鲜为金正日举行国葬

数万朝鲜人昨日冒雪守候在首都平壤的主要街道两旁,送别前领导人金正日(Kim Jong-il)。为期两天的金正日国葬仪式就此拉开帷幕。

人们铲除积雪,为金正日的灵车开道,灵车及随行车队在路边聚集的平民和军人面前缓缓驶过,许多人没有带帽子,放声大哭。

金正日之子、接班人金正恩(Kim Jong-eun)在覆盖白菊花的灵车右侧步行。在零度以下的严寒中,他低着头,向军人敬礼。

陪同金正恩的是他的姑父张成泽(Chang Sung-taek)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Ri Yong-ho)。这两人与金正恩之间的距离很近,这似乎表明,他们将在辅佐新上任的“最高指挥官”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不到30岁的金正恩,接手了一个拥有核武、但粮食和电力等基本供应严重短缺的国家。

“从灵车旁边的几个人看,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我的感觉是,他父亲的亲信张成泽和李英浩实际上正在掌管国家,同时培养这名接班人,”著有金正日传记的迈克尔•布瑞恩(Michael Breen)表示。“归根结底,相当长时期内什么都不会改变。”

一直坚称金氏家族与大自然休戚相关的朝鲜官方宣传机构称,“鹅毛般的漫天大雪”非常符合金正日葬礼的场景,据称,金正日就是在一个下雪天出生在朝鲜文明圣地长白山的山坡上。

“雪花不停地飘落,如同泪珠,”一名朝鲜军人对官方电视台表示。“当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将军,一个从天上下凡的伟人时,苍天怎能不流泪呢?死亡让我们与将军阴阳两隔,此时此刻,人民、山川和苍天都落下了鲜血凝成的泪珠。亲爱的最高指挥官!”

国葬仪式将在今日结束,正午时分将鸣响礼炮,朝鲜全国的火车和轮船将鸣笛致敬。

昨日,人们争先恐后地靠近路边。在灵车及随行车队穿行于平壤市区的三小时期间,一支乐队演奏着哀乐。

朝鲜电视上播出的人们悲痛欲绝的画面,在韩国引发了辩论,在这里,公众对朝鲜随意处决的情况和残酷的集中营网络了解的更多。

一些逃离朝鲜的人士称,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团队策划了人们的吊唁行为,比较外向的吊唁者被安排在前排,让他们在镜头前表演。但其他一些观察人士表示,这种说法低估了朝鲜宣传机器的威力,朝鲜在宣传中将领导人描述为父母、提供者和保护者,他的死引发了真切的悲痛。

国葬仪式后,金正日的遗体很可能会被进行防腐处理,安放在平壤的锦绣山纪念宫(Kumsusan mausoleum),靠近他的父亲、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Kim Il-sung)的遗体。

国葬仪式已大幅提高了金正恩的形象。官方宣传机构称,他指示设立了数百个为吊唁者提供热饮料的服务台,甚至亲自确保饮料中的糖量合适。这种领导人“关爱”人民的概念,在过去围绕他父亲和祖父的宣传中也十分关键。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朝鲜媒体在报道国葬仪式的过程中,还誓言平壤方面“具有继续推进先军革命的钢铁意志”。许多分析人士担心,这意味着这名年轻的领导人为了拔高自己在军事方面的形象,可能发动针对韩国或美国目标的袭击。朝鲜去年两次对韩国发动攻击,导致韩方50人丧生。

译者/何黎

人口城市化将换来20年高增长

这两年中国的宏观形势不容乐观。虽然3季度GDP增长率依然有9.1%,但与2007年二季度的14.5%相比已经低出了多达5.4个百分点。综合考察这几年的数据,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态势已经很明显。雪上加霜的是,通货膨胀自2010年年初以来一路上升然后高居不下,这一轮通胀特别顽强,最近虽然有所回落,但是随着货币逐渐开始放松,通胀回头的危险远未解除。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同时通货膨胀却很顽强,这二者共同指向一个可能性,即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下降。在人均收入只有4000美元,也就是发达国家十分之一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不会减速,甚至停滞?

这个问题绝非杞人忧天。翻开二战以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增长—停滞”的模式。很多拉美、东南亚、非洲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以后,并没有能够一帆风顺地增长下去,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是经历了长时期的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真正能够踏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仅有亚洲四小龙等有限几个国家。

若要避免减速和停滞,关键的问题是进一步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

以史为鉴,我们过去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妨从过去的经验中再找一找。粗粗梳理一下,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这么几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帮助解决了粮食生产问题,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帮助把农民从农业中释放出来,为工业的发展做了准备。二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没有人想到的地方长出了一大块GDP。三是亿万农民工进城,借加入世贸的东风参与世界分工,从此全世界都可以买到中国制造。

这几件事都与农民有关,概括成一句话,解放农民是中国改革的根本经验之一。对于一个初始人口中农民占80%的国家而言,通过解放农民促进生产和带动经济增长,其实是毫不奇怪的事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农民从无效的集体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中解放出来;乡镇企业是把农民从农业和土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是依然离土不离乡;农民工进城是把农民进一步从农村解放出来,可以进城了,虽然还远远不完全是城里人。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改革奉行渐进的逻辑,解放农民也是一步步来的。从大集体生产到分田单干是第一步,拿掉了生产组织形式上的一个低效的枷锁。乡镇企业是第二步,除了种田农民还可以开工厂,但是只能在农村开,不能到城里开,离土不离乡。亿万农民工进城是第三步,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干得好的还可以创业,参与国内、国际大市场的分工合作。这每一步之后,都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农民身上的潜力释放完了吗?这个问题在目前尤为重要,因为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增长的机车似乎在慢慢失去动力,需要寻找新的燃料了。

有一个证据表明农民身上的潜力还没有释放完毕,那就是城市化还远没有完成。倘若说过去的增长靠的是工业化,那么未来的增长就要靠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很多国家也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这本来难说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客观形成的结果,是目前城市化水平依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而城市化的发展可以带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

LG南京工厂复工

本周,LG Display位于华东地区一家工厂的数千名员工因年终奖问题举行了罢工。随着工人们的自我意识日渐增强,一波产业动荡大潮正迅速席卷中国,上述罢工事件只是其中的一幕。

截至昨日晚间,这场持续了3天的劳资纠纷似乎已接近达成解决方案。纠纷涉及约8000名员工,造成了南京工厂部分停产。

中国产业工人维权行动的增多,与日益疲软的全球经济不无关联。全球经济放缓导致企业削减了薪资和福利,而与此同时,用工短缺以及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也促使工人寻求加薪,并要求改善工作条件。

“所谓的廉价劳动力模式造成了大量问题,如今已无法正常运转下去。”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的董事总经理杨应超(Kirk Yang)表示,“(工人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5年或10年前,这些人觉得找到工作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当时劳动力供应过剩。而如今,情况完全相反。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工人们就有了更多的议价权。”

面对日益频繁的抗议活动,中国政府感到越来越紧张不安。最近,由于一起土地纠纷,中国南部乌坎镇的村民驱逐了当地政府官员,并且在脱离共产党控制的情况下实施了10天的自治。最后,村民与政府达成了协议,事情得以解决。

朱明国是一位帮助斡旋解决乌坎村事件的官员,他表示,公众的民主、平等和权利意识正不断增强,他们相应提出的要求也在增加。他还谈到,民众表达不满的渠道多种多样,而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愈演愈烈之势。

尽管朱明国指的是政治上的抗议活动,但劳工维权活动同样威胁着共产党对于权力的掌控。中国拥有共产党认可的、全国范围内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但该组织本质上是一家政府机构,独立的工会组织是受到禁止的。

在LG Display位于南京的工厂,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工人们仅获得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年终奖,远低于去年的三个月或四个月工资。

罢工始于周一上午,管理层周二宣布,将年终奖增加一倍、至两个月工资,但同时威胁称,如果工人们没有在昨日下午复工,就将关闭工厂。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报道称,到昨日晚间,工人们已经复工,而有关工食宿的要求未得到回应。

据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LG南京工厂办公室职员称,工人们在周一和周二打砸了食堂和办公室,但没有破坏工厂设备。韩国LG Display是全球第二大液晶面板制造商,该公司表示,工厂有一些产品丢失。

根据网络论坛和中国媒体报道,最初的一个月工资年终奖,仅相当于韩国员工年终奖的一个零头,不过上述职员表示,这些报道有些夸大其词。他补充称,警方带走了21名被认为挑动闹事的工人。

LG Display表示,公司正努力向中国工人解释利润下降的影响。由于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导致销售疲软,LG Display今年第三季度出现了创纪录的净亏损。

上述职员称,此前LG南京工厂因薪资和待遇问题出现过劳工维权活动,包括2006年的一场罢工,当时工人们破坏了一些工厂设备。

Kang Buseong首尔、Gwen Chen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楼市期待软着陆

本世纪初的十年是中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房地产价格奔腾式上涨的十年。当家电等各类消费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以降价促销吸引消费者眼球时,房地产价格却一骑绝尘,十年间主要城市房价上涨了5-10倍。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升温,风险也不断积聚,曾经支撑房地产价格长期上行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楼市的冬天正在逼近。

房价为何持续上涨?

笔者认为,房价持续快速上涨原因有几点。

(一)保障房建设严重滞后

1998年7月,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中,“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被确立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一。

该文第三条第七款将“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进一步明确表述为:

“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

由此可见,在1998年启动房改之初的政策目标中,中国房地产供应格局中,应以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为主体,只有高收入群体才完全面向市场购买或租赁商品住房。根据这份启动房改的纲领性文件,大多数居民的住房需求都应来源于保障房的供给。

然而,在此后近十年的房地产大发展时期,保障房建设严重滞后、甚至缺位,直到2008年,廉租住房保障资金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年中央财政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181.9亿元。在1998年启动房改之后的十多年间,绝大数居民的住房需求被完全推向市场。

(二)地方政府推波助澜

地方政府是房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房价上涨的重要推手。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不仅使地方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上升,而且房地产业相关税费收入也大幅上升。以沪深两市130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2009年、2010年上缴的税费总额同比分别上升了36.7%、33.6%,房地产企业上缴的税款中除所得税由中央地方共享外,其他税费主要为地方税。统计数据显示,历年主要房地产企业上缴的税款均高于其自身的净利润。

此外,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还拉动二手房交易的火爆以及建筑业的增长,二手房交易的契税、印花税、建筑业的营业税等地方税收入也大幅上升。

上述分析显示,地方政府是房地产牛市的最大受益者,这也是2004年以来多轮房地产调控均被化为无形、房价一路高歌猛进的重要原因。今年10月以来,当房地产调控初显成效时,部分地方政府就试探放松调控政策,也表明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推升房地产泡沫的冲动。

(三)长期低利率市场环境刺激投机性需求

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长期维持低利率水平,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1995年7月的12.06%持续下调至2002年2月的5.31%,直到2004年10月才首度加息,距离上次加息时隔近10年。

长期低利率环境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活跃,也导致了此后房地产市场的高烧难退。2004年底开始,国家也曾出台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但一直未能奏效,直至2007年央行数度加息,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终于出现了明显降温。然而,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央行大幅下调利率,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一系列救市政策,房地产市场骤然由寒冬转入炎夏。

Lex专栏:中国楼价能否“合理回归”?

中国官方在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试图策划楼价放缓。现在他们已如愿以偿。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这将是一件有序的事。楼价将继续每月环比下降,正如在11月份所发生的那样,该月中国70个大中城市有超过半数的房价录得下跌。如此再过两至三个季度,全国范围房价从高峰到低谷的跌幅将达到20%这一水平,高于2009年低位约30%。然后,官方可能尝试让楼价恢复适度上涨,祝贺自己在没有严重损害整体经济的前提下,打消市场对于楼价只涨不跌的期望。根据中国央行12月22日的一项调查,随着房地产市场数据连续4个月呈现逐步疲软趋势,该类投资已从中国家庭投资首选的地位下滑,被基金和财富管理类产品取而代之。这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所希望看到的。

但另一种可能的情形就比较令人担忧了。对楼价下跌的预期一旦扎根,可能导致交易完全干涸。激励措施可能无法扭转局面,正如去年各种遏制措施都未能阻拦价格上涨势头一样。如今,只有14%的家庭表示,他们可能在未来数月内购房,这已接近自央行调查开始以来的历史低点。与此同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几家大型开发商的股价,仅相当于其资产净值的大约五分之二,这是对销售放缓,银行信贷紧张和利润率下行压力的不祥体现。在未来一年,投资者应该养成对中国公寓价格和交易量进行仔细研究的习惯,正如他们对美国新屋开工率进行仔细研究一样。中国楼市在价格上行阶段得到的管理就是不规律的。下行阶段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员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艾卜

假如碰到123岁的希特勒

这个世界颇为奇怪,似乎不可以谈罪孽之外的希特勒,也不可以谈毛泽东的罪恶。

雕塑《123岁的希特勒》,是艺术家金锋人物系列主题的延伸。两年前,他推出《70岁的雷锋》:老年雷锋翻看自己的日记,好似在看想象奇绝的悬疑小说。金锋长于设想人物的命运,他忍不住要去揣测:如果他们活着,将会怎样?

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希特勒,对我们其实是陌生的,谁会像端详心上人一样端详一张恶魔的脸?如今,我们终于可以打量他了。我承认自己被他那装满忧虑的眼神击中了,他还在为世界的命运而操心。牙齿稀稀落落,岁月拿走了属于自己的装饰,这些曾经锐利无比的牙齿,如今恐怕只能勉强咬碎酥脆的食物了,连一颗坚果也夹不住了。嘴巴半开,露出深不见底的黑洞,有多少人害怕从这个喉咙深处发出的声音,他能让你升天也能让你下地狱。数千万人的命运系于此处的蠕动。大耳朵耷拉着,很像一个摆设,他已经过了听风就是雨的年龄,他不相信外面的声音,他内心的声音一直回响在耳边。

二战结束已经一个甲子多了,在我们的意识里,希特勒早已灰飞烟灭,成为笑谈。在内心里,有多少人羡慕他的雄才大略,欣赏其纵横驰骋,扫平一个个国家的奇迹,但因为政治正确的约束而不得不压抑着仰慕。

金锋在巧妙地提醒我们:独裁者离开我们并不远。如果他活着,明年就123岁了。我们身边不乏长命老者,他们大都居住在深山老林,与天地自然相交接,过着逍遥而自在的日子。在他们绵长的生命面前,时间似乎不堪一击。

他就在我们身边。他从隐居之地回来了。

他死了,在某种意义上如此。雕塑基座四周用汉字刻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能看到这本禁书的人不会有几个,几乎很难从互联网上寻到完整的版本。他早期的一些水彩画留下来,评价不高,价格昂贵。那仿佛是人们对作为艺术家的希特勒的特别怜爱。展览主题是:如果希特勒是个画家,我们该有多幸福!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德国复兴,日耳曼神圣,犹太人该死,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他在德国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除了戈培尔创造性的宣传管制略有耳闻外,我们真的不知道第三帝国是什么样的?一些私下里可以看到的记录片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强盛之所,人民被国家机器吸附在上,自觉成为一个个肩负神圣使命的发条,浑身散发出活力和创造力,奇迹不断,举国生活在一个亢奋异常的情绪里;人民在依稀看见国家的强盛,感觉作为世界主人的幸福;国家至上,他们甘愿国家主宰一切。毫无疑问,任何怀疑第三帝国和元首的人都是敌人。

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希特勒。

极权主义的幽灵并未因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之死而散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身边的情况似乎跟希特勒时期相仿,有人在金锋作品后面留言:希特勒就活在我们周围!活在大陆的人能体会到强烈的等级差别,他们逐渐明白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怎样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那就是:非党意味着被排斥,入党做官才能分享权力和获得各种不言而喻的好处,而且拥有终生的法律赦免权。赤裸裸的豁免权凌驾于法律之上,许多情况下,仅仅视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决定是否按法律处置。与此同时,几乎废除了法律的合法存在,在一个全能的“政法委”管制下,公检法被强行拧成一股镇压不满的蛮横力量。访民群体,他们好像第三帝国的犹太人,可以被权力随意处置而不受惩罚。被分享并运用到极致的权力,撕碎了写在宪法和法律文书上的任何条文,无所依靠的人们依赖关系或丛林法则而行事。

温州动车事故源于“管理不善”

中国已将一起导致40人死亡的列车追尾事故归咎于铁路行业普遍管理不善。这起事故令人对中国的高速铁路网络产生疑虑。

在这份有关7月份引发民愤的事故的最终报告中,政府异乎寻常地直接指出了责任者。报告点了个人和公司的名,还批评铁路系统安全标准松散的整体风气。

不过国务院也明确表明,这份报告并不是要否定高铁。报告称,中国将继续扩建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尽管会比以往更加慎重。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信号设备故障,致使一辆列车撞上另一辆因雷击而失去动力的列车。这与初步调查结果一致。

但最终报告更进一步,列出了54名将受到处罚的责任人,从信号设备工程师,到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刘在事故发生的几个月前就因涉嫌腐败而被免职。

报告中也严词斥责了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称这家央企缺乏适当的专业技术。

报告称,引发这起事故的各种问题在整个铁路系统中广泛存在。该事故发生在华东的温州市附近。

报告要求“全面提高铁路特别是高速铁路建设、运营安全管理水平”。

不过,政府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表态将继续致力于发展高速铁路,表示“高速铁路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出行条件,促进了经济发展。”

译者/何黎

跌停中人民币升值的逻辑

2011年9月中旬以来,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CNH)一改之前单向升值趋势,开始出现了一轮贬值走势。相比之下,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CNY)调整相对滞后。从11月30日开始,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相对中间价出现了第一个跌停。之后,连续12个跌停。但是,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却延续着小幅升值的趋势。

人民币近期的走软,既有国际的因素,也有国内的因素。在国际因素中,当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久拖不决,令美元指数必然走强;在国内因素中,受危机冲击,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收窄,加之应对通货膨胀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季度数据)持续走低;与此同时,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调控等问题,进而对中国政府偿债能力和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乃至人口红利丧失的等等担忧,引发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甚至唱衰。

这些已有许多的讨论,下面仅从外汇市场参与者的交易策略角度,作一些归纳和补充。

人民币外汇市场包含在岸和离岸两个市场,分别作用,形成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汇率的变化是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反映。基于外汇市场的交易机制,参与者的交易策略和交易行为最终表现为外汇市场的供求,进而影响汇率的变化。另一方面,汇率及其预期的变化,也会影响交易策略。

在讨论参与者交易策略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之前,需要简要说明相关政策的演变,这也是外汇市场广义交易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结汇制度来看,中国1994年起对进出口企业的外汇收支开始实施强制结售汇,之后采取限额结售汇,2007年开始实行意愿结售汇,所以国际收支与外汇收支存在非线性的关系。

其次,从跨境贸易来看,中国2009年开始进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2010年扩大试点范围,2011年全国范围铺开。据统计,截止2011年11月,中国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超过2万亿元。但相比中国的进出口总量,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小。换言之,中国贸易收支的主体仍然以美元等外汇计价并结算。

最后,从中国国际收支而言,相比资本与金融账户,经常账户居主导的地位。数据显示,2001年1月以来,中国经常账户下企业持续地将美元卖给银行,而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绝大部分月份同样表现为企业的美元净卖出。

因此,围绕经常账户,笔者对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之后尤其是今年的人民币汇率的短期波动略作讨论。

从贸易对手方的交易策略而言,主要表现为结算货币调整。2009年实施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之后,在单向升值预期背景下,加之中国企业缺乏话语权,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企业的进口多以人民币结算,出口则仍以美元结算为主(曾达80%),美元收付的不对等意味着美元超速流入中国,汇率风险留在了国内。

2011年年中以来,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从人民币单向升值预期转为贬值预期,而中国企业定价权缺失的局面仍无改观,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企业进口以美元结算以及出口以人民币结算的比重都可能增加。在经常账户顺差收窄的背景下,人民币跨境贸易项下的出口美元收入减少,在意愿结售汇制度下美元结汇减少,外汇市场上美元供给减少。相反,进口美元售汇增加,即外汇市场上美元需求增加。从中国2010年1月至2011年11月每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与同期的进出口比率来看:截止2011年6月,该比率持续攀升,至6月达到19%左右;但之后该比率大幅回落。当然,这里的人民币结算同时包含了进出口。但是,如果之前出口多以美元结算,那么这个比率的大幅跳水背后,是否同时印证了进口人民币结算比率的下降呢?

从中国进出口企业的交易策略而言,首先需要考虑提前结汇(lead)与推迟售汇(lag)。除了上述结算货币的被动调整之外,在单向升值阶段,在意愿结售汇制度下,为了规避汇率风险,中国出口企业将美元收入提前结汇,进口企业对美元支出则推迟售汇,导致外汇市场上美元供给增加,美元需求下降,进而使得人民币升值加剧,即经济学中的预期自致(self-fulfilling);在出现贬值预期时,相反情况出现,加剧人民币贬值趋势。

中国进出口企业的交易策略还表现为跨境套利 。除了主动规避汇率风险的lead 和lag之外,进出口企业还依据在岸市场(CNY)与离岸市场(CNH)的汇差,进行直接套汇。

在单向升值阶段,CNH(离岸)的美元便宜,CNY(在岸)的美元贵,出口企业倾向于在CNY结汇,进口商倾向于在CNH售汇,导致大陆(在岸)的美元有贬值的压力,香港(离岸)的美元有升值的压力,两地的汇差有收窄的倾向;

在出现贬值预期后,CNH的美元贵,CNY的美元便宜,出口企业倾向于在CNH结汇,进口企业倾向于在CNY售汇,导致大陆(在岸)的美元有升值的压力,香港(离岸)的美元有贬值的压力,也会导致两地的汇差收窄。

从图1发现, 2011年8月中旬以来,CNY与CNH的汇差有两次收窄的过程。截止9月中旬,CNH从下向上与CNY交叉,汇差第一次收窄。之后,CNH与CNY的汇差加大。但是之后到12月中旬,CNH从上向下与CNY交叉,汇差第二次收窄。

此外,截止今年6月市场对香港人民币存款的增长普遍比较乐观(预期年底将达8千至1万亿元)。但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显示: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今年10月底下降0.6%,至6185亿元。这也是2009年10月以来,香港人民币存款首次下跌。这也间接印证了上述观察。

图1:人民币兑美元的CNH市场汇率与在岸汇率(spot)(2010-2011),数据来源:路透社

中国进出口企业的交易策略之三,表现为外汇贷款。进出口企业的外汇收支,除了反映在外汇市场的结售汇上,还可以从其外汇存贷款的数据加以观察。在单向升值阶段,加之美元与人民币的利差因素,进出口企业的外汇贷款需求增加,进而降低售汇需求。从中国银行业外汇存贷款的变化来看,2009年中国开始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之后,外汇贷款快速飙升,与外汇存款的差距持续拉大;2011年9月出现贬值预期后,外汇贷款却没有立刻下降,这可能一方面取决于人民币贬值的幅度,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

如果从中国商业银行的交易策略考虑,则主要表现为外汇头寸调整。进出口企业的结售汇行为发生在外汇的零售市场上,即他们的交易对手是商业银行。因而,人民币汇率从升值转向贬值预期,银行的结售汇综合头寸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该头寸是由银行办理的对客户(进出口企业为主)的结售汇业务、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所形成的外汇头寸。

在升值预期下,银行尽量不保留美元头寸(下限为0),出现贬值预期之后可能在限额内保留一些,即随着客户结售汇行为的变化,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也是净买入。据披露的数据显示, 10月商业银行的外汇占款增加了600多亿。

如果从中国人民银行的交易策略来看,则体现着角色的转换。人民币的在岸汇率(CNY)指的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天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该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中国人民银行并不参与报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中间价(权重由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

在进出口企业的结售汇和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调整的过程中,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国人民银行从单向升值阶段的美元净买入方转为美元净卖出方(反映在10月和11月央行外汇占款的下降)。

自2007年5月人民币汇率每天围绕中间价的波动幅度从千分之三放大到千分之五之后,在2011年11月底出现连续跌停之前,很少触及千分之五的下限。从图2的中间价与当日K线走势可以发现:跌停后第二天的中间价都会略微下探,因而在连续跌停的同时,人民币中间价却在升值。例如,2011年12月2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3167,逼近汇改以来的最高点。

图2: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与当日K线走势(2011年10月份以来),数据来源:路透社

除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继续保持升值之外,人民币的有效汇率也在继续升值。根据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编制的数据,2010年以来复旦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延续了升值的走势(该指数由以2005年为基期,根据24个样本国贸易加权计算);从图3可知,近期的复旦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在2011年11月底出现贬值之后,12月中旬以来重拾升势。

图3:复旦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走势(2011.11.1-2011.12.23),数据来源: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http://ifsfd.fudan.edu.cn/rmbei/index.html)

综上所述,今年9月以来境内外的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微观主体的交易策略的调整,也可以得到部分的解释。而今年8月以来大陆与香港的人民币汇差的两次收窄,从人民币单向升值预期到贬值预期,人民币汇率的双向调整,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和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市场化进程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从买入方到卖出方的角色转换,对中国外汇储备的管理也是有益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Wednesday, December 28, 2011

农业银行周宏亮:中国富人的理财经

中国农业银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周宏亮认为,中国富人的比例虽然不高,但是人数已经相当可观,并且,富人财富增长的速度将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乔丹中国造

在竞争极端激烈的市场上,中国公司如何使自己的产品脱颖而出?对其中至少两家公司而言,答案是借用他人之名。

乔丹体育(Qiaodan)是中国南方的一家体育用品生产商,刚刚通过了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相关审核。这家家族控股企业去年营业额为29亿元人民币(合4.6亿美元),按营业额和门店家数计算,该公司已跻身中国十大运动服饰企业之列,尽管它只有11年的历史。

至少,它使用“乔丹”之名只有11年的历史。这家公司其实创立于上世纪80年代,原本名为“福建省晋江陈埭溪边日用品二厂”。难怪它要改名。

该公司于2000年更名为乔丹体育。而在中国拥有众多球迷的美国传奇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的中文译名里就有“乔丹”二字。另外,乔丹也是耐克公司(Nike)旗下Air Jordan鞋服系列在中国使用的商标名字。这不过是一种巧合吗?看看乔丹体育的商标图案,你就不会那么想了。那是一个篮球运动员的剪影,颇似耐克公司取材乔丹著名上篮动作的“飞人”图标。

这家中国公司在其招股材料中指出,乔丹体育是纯粹的中国品牌,没有得到过耐克或乔丹的支持。据本地媒体报道,耐克过去向中国政府申诉过这个问题,却被国家商标局驳回了。

在发达市场,如果你使用的商标与他人已注册的商标相近,足以给你惹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很显然,在中国内地情况并非如此。

下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销售“蜡笔小新”品牌食品的中国休闲食品集团(Chinese Lifestyle Food & Beverages)本月在香港IPO,融资近1亿美元。“蜡笔小新”是日本知名漫画人物,上世纪90年代通过电视风靡中国。

中国休闲食品集团坦承,未曾获得日本相关出版社允许其从中营利的许可,但该公司在招股章程中自信地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不会遇到麻烦。该公司表示,该日本出版社授权的正规“蜡笔小新”产品的中文商标以横向书写,而中国休闲食品集团商标上的“蜡笔小新”,则是纵向呈现的。

与耐克一样,那家日本出版社看起来也束手无策。在2005年,该出版社曾试图阻止一家中国太阳镜生产商注册“蜡笔小新”商标,却被北京一家法院驳回。

同样的品牌名被一家食品公司采用,那家太阳镜生产商似乎也没有大惊小怪。这恰恰说明,在全球最重要消费市场之一的中国,版权问题依然极其混乱。

译者/何黎

日中首脑谈什么?

2011年10月23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连续访问了朝鲜和韩国,分别与金正日、李明博进行了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10月上旬至中旬,日本政治家、官员、学者、媒体人等也期望能够与李克强会面,加强交流,建立友谊。根据日中关系消息灵通人士介绍,“李克强副总理本来也有计划访问日本,两国政府之间努力协商,实现其访问,却最终没促成。”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呢?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难道日本的价值低于朝鲜与韩国吗?”这位人士的回答说,“问题是,此刻李克强来日本,跟日本领导人会面,谈什么?对,就是这个问题。”

谈什么?

日本与中国,年度总贸易额已超过3000亿美元,世界第三与第二经济大国,亚洲名副其实的两个地区大国,这两个国家之间,难道没话题可谈吗?我无法证实那位消息灵通人士传达过来的消息的准确性,却进行了一场反思:两国在领土或历史等极为敏感的领域发生突发事件时,双方领导人往往屈服于来自大众舆论的情绪化压力,规避与对方见面,主动或被动地暂停首脑外交。2005年前后,小泉纯一郎前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期间的情况是其中的典型。

2011年10月,据我所知,日中之间没有发生使得两国迫不得已停止首脑外交的突发事件。自从3・11大地震发生以后,中国政府与人民向日本社会伸出援助之手,支持日本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日本人也对此深表谢意,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反华情绪在蔓延。

假如李克强副总理最终没来日本的原因真是“没什么话题可谈”,从另外角度看,难道日中关系太顺畅,顺畅得不需要领导人之间的坦诚交谈吗?

9月2日,日本首相又一次更换,野田佳彦“接班”了菅直人的位置,成为日本第95任第62位首相。在急需推进灾后重建的严峻形势下,日本政局始终处于迷失状态,缺乏活力与稳重。假如我是中国领导人,会认为“在对方国家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轻易地去访问,与其领导人直接交谈,会有风险”。2010年5月30日至6月1日,应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邀请,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第二天,6月2日,鸠山由纪夫“突然”表示辞职。那一刻,刚刚离开日本不久的温家宝总理的心情如何,不难想象,可想而知。

对当代国际关系来说,“首脑外交”的作用与功能主要有二:一,国家领导人之间坦率地交换意见,对对方核心人物在想什么,想要什么,不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等加深直接的理解;二,国家领导人的会面往往意味着加强政治互信,它必将为两国民间社会与交流营造良好的舆论基础与氛围。

就展开首脑外交的两个主权国家以及其领导人来说,对方国家社会的稳定必然成为决策的焦点。哪一个领导人敢去内政极为不稳定,甚至处于失控状态的国家,会见对方领导人,面向对方公众呢?除非形势为战争时刻,抑或访问者为来自超级大国的强大领导人。

可见,首脑外交是错综复杂的大工程。甲方在国内的权力基础如何,乙方内政的稳定性如何,甲方与乙方之间存在着哪些急需探讨,解决的问题等,都必然成为甲乙两国领导人决定要不要见面的背景。倘若其问题敏感到使得双方领导人不敢见面,面对,或者说,其问题轻松到使得双方领导人觉得根本不需要会谈,首脑外交就变得难以实现,或其迫切性受到质疑。不该忘记,日本与中国的领导人都均属于大忙人,忙于政局,尤其在2011—2012这一过渡时刻。

朝中社:金正恩关爱人民

周三,在独裁者金正日(Kim Jong-il)追悼会之前聚集的朝鲜人,将能够在温暖的大巴内躲避严寒。尽管朝鲜燃料短缺,但这些巴士的发动机将保持运转状态。

在首都平壤,还将有数以百计的服务台向吊唁者提供热的豆浆或蜂蜜水。

自金正日在本月早些时候去世以来,电视画面不断显示嚎啕大哭的吊唁者在公共纪念碑前聚集,但平壤方面仍希望确保大批群众将冒着严寒,前来参加这名独裁者的追悼会。

外界对追悼会的具体安排所知甚少,但这将是金正恩(Kim Jong-eun)首次在没有父亲陪同的情况下出席重大公共活动,让朝鲜当局有机会深化他作为一名关怀人民的领导人的形象。在以个人崇拜为基石的朝鲜社会,这种形象至关重要。

官方的朝中社(KCNA)称,热饮料展示了金正恩对人民的“关爱”,在对他的父亲和祖父的宣传中,这也是特点之一。

“他是一个如此细心和慈祥的人,”朝中社表示。

1994年,有数十万人参加了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Kim Il-sung)的追悼会,但那是在炎热的夏季。根据天气预报,金正日追悼会当天将会下雪,官方媒体发布了有关舒适大巴和热饮料的通告,两者都是为了鼓励人们参加在户外举行的悼念仪式。

为了在追悼会之前烘托气氛,朝鲜官方媒体报道了天人同悲的种种现象。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日去世时,在他据称的出生地长白山,火山口湖上的冰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爆裂”。三天后,一只哀鸣的仙鹤围着金正日的塑像盘旋。官方报纸后来还发表一篇报道称,当一家水泥厂的工人们在缅怀“亲爱的领袖”时,两只鸽子飞过来啄着窗户。“这两只鸽子呆在一颗桃树的树枝上,哭泣了30分钟,”《劳动新闻》(Rodong Shinmun)的报道称。

追悼会前夕,刚获得“最高指挥官”头衔、不到30岁就执掌这个核武国家的金正恩,会见了一些知名的韩国嘉宾,扮演了短暂的外交角色。

对朝鲜在去年两次发动攻击、导致韩方50人丧生之事耿耿于怀的韩国官方,并未派出正式代表吊唁。朝鲜方面表示,不接受任何外国官方代表团吊唁。

不过,几名韩国人以私人身份在追悼会前夕前往平壤。朝中社援引韩国前总统金大中(Kim Dae-jung)的遗孀李姬镐(Lee Hee-ho)的话表示,她仍希望韩朝“尽快”统一。金大中曾发起“阳光政策”,以求与朝鲜搞好关系。2000年,金大中和金正日曾在韩朝峰会上会晤。

金正恩还会晤了韩国现代集团(Hyundai Group)女董事长玄贞恩(Hyun Jeong-eun),尽管后者表示,双方没有时间洽谈。从电梯到旅游,现代集团的业务极其广泛。玄贞恩是在她的丈夫、时任董事长的郑梦宪(Chung Mong-hun)因一宗丑闻在2003年自尽之后,才接手这个庞大的企业集团的。导致郑梦宪自尽的丑闻,正是涉及为策划2000年的韩朝峰会支付贿赂。

韩国基督教教派统一教教主文鲜明(Moon Sun-myung)的一个儿子也前往平壤吊唁。文氏家族在朝鲜运营韩朝合资企业“平和自动车”(Pyeonghwa Motors)。

平壤吊唁者悲痛欲绝的画面,在首尔激起了复杂的反应。

逃离朝鲜的人士表示,这些哀悼行为是人为策划的,朝鲜的政府官员会走访工厂、学校和农场,掀起为独裁者哀悼的活动。

不过,许多观察人士辩称,这种说法低估了朝鲜宣传机器的威力,朝鲜在宣传中将领导人描述为2400万人民的父母。

译者/何黎

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

(编者按:韩寒发表在新浪博客上的三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经作者本人同意,由FT中文网转载。原文网址为http://blog.sina.com.cn/twocold。)

谈革命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中国制造业转型的缩影

这名清瘦的中年男子一只胳膊抱着光着屁股的孙女,另一只胳膊抱着一团线。他在思考着自己位于中国童装之都织里的家庭作坊的未来。

这位不愿透露自己名字的宋先生,是中国走向成熟不可避免的牺牲品。他当过农民、在工厂打过工,最后自己开了一家童装作坊。但随着中国走向价值链的高端,眼下他必须找到另一种谋生之道。

宋先生的作坊位于织里郊区一个破败的村落里。他指着自己家里的客厅说道:“我当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因此来到了这里,但开作坊只能勉强维生。”宋先生的7个亲戚在这家作坊里工作,他们一天弯腰弓背地在缝纫机旁忙碌12个小时,生产供应国内市场的廉价服装。

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本国制造业的愿景中,不包括这样的作坊: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不再生产便宜货,而是开始发明创造。但现年46岁的宋先生已不再年轻,手头没多少钱,也没受过教育,无法攀上经济规划者所制定的价值链。

他和邻居们仍然保留着以前的模式。由于受到成本上升和订单减少的挤压,他们的利润率非常微薄,能否生存下去都成问题。

上月,当地政府将每台缝纫机应缴纳的300元人民币(合47美元)税款提高了一倍,这令他们雪上加霜。这种“机头税”两年内已经增长了6倍。

一些民众怀疑当地政府想通过税收手段逼迫家庭作坊破产,因为规模较大的工厂劳动力短缺,需要个体业主为它们工作。

其他人则认为税务人员打算私吞增收的税款,因为后者拒绝开具收据。无论哪种情形,增税都让居民们感到愤怒。他们爆发了数日的骚乱,此后当地政府做出让步,放弃了计划中的增税。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类似抗议活动在整个中国蔓延开来,最近的一次是在中国南方的乌坎村,突显出民众在某些地区所面临的经济困境。

织里政府放弃增税无助于解决宋先生的问题——他的租金两年来几乎翻了一番。与此同时,由于通胀、不合时令的暖冬以及可能存在的经济衰退,宋先生生产的低档冬夹克的需求大幅下降。当宋先生明年1月回到河南老家时,他将物色一个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做生意。

宋先生苦笑着问道:“生意,什么生意?”这个河南人之所以来到织里,是因为他听说在这里可以过上好日子。

其他人已经走在了宋先生的前面——中国政府有意打乱本国经济的格局,加之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接连不断的经济移民——既有迁入织里的,也有从这里迁出的。

在金融危机2008年冲击中国出口部门之后,逾1000家童装制造商从广东和福建的出口枢纽搬到织里,为国内市场生产服装。在国内零售销售飙升的支持下,织里镇蓬勃发展,接纳了来自邻省安徽的农民工。但激烈的竞争推升了当地的租金和劳动力成本,导致了一波撤离织里的浪潮。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张晓波对织里当地经济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属于中国经济走向成熟的自然秩序。

张晓波表示,“这些家庭作坊的未来将会在安徽”,那里的地方政府正在提供税收和其它激励政策,“而织里将成为一个物流中心”。与此同时,织里规模较大的工厂将进军高端市场。

湖州东针织服饰有限公司(Huzhou East Knit Dress Co)的老板郭红(音译,Guo Hong)表示,她正投资于创新,以便让公司进军价值链的高端。而迄今为止,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只需订阅韩国和欧洲的时尚杂志,并照抄它们的设计。

但随着中国消费者变得越来越挑剔,郭红除了加大研发以外别无选择。她表示:“如果你的产品好,就能卖得出去,反之则卖不出去。”

随着中国经济走向成熟,中国将不仅需要宋先生这样的人,而且还需要郭红这样的人,但他们不一定在同一地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正在发展,迁移带来的压力和紧张情绪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之后情况才会有所好转。

译者/何黎

中国试验时速500公里列车

中国推出了其速度最快的列车,这种时速可达500公里的列车让人意识到: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致命事故,并没有令中国的高铁计划完全“刹车”。

该列车目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投入商业运营。它标志着中国希望在超快速列车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雄心壮志。据中国国有媒体称,这种列车是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由国内企业自行建造的,这与中国前几代高铁列车形成了对比。后者是通过与跨国制造企业的合作,共同研制而成。

然而,上述试验列车的下线,正值中国政府缩减其铁路投资计划之际。这是因为人们担心中国太急于构建高铁网络,将列车速度置于了安全性之上。新车型面世之时,这种矛盾依然存在。

列车车头被拉长,看起来就像是战斗机的机头,这显然是在设计时考虑到了速度因素。有些官方媒体报道,制造方中国南车(China South Locomotive)将在试验中把列车时速提高至600公里,让它成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列车。目前这一纪录由法国的TGV保持。不过中国南车董事长赵小刚表示,当这款列车投入使用时,其运行速度将低于设计时速。他表示,“我们将通过试验,科学地研究这种列车的安全时速。”

今年1月,该列车的研制获得了铁道部和科技部的批准,当时中国正由于过去数年构建的高铁网络(其高铁里程位居世界第一)而自信满满。自2007年以来,中国政府建造的高铁里程数接近1万公里。但7月份时导致40人丧生的两列动车相撞事故,粉碎了上述信心。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最终的事故原因,但初步报告称,信号故障是导致列车相撞的原因。

事故发生后,中国政府暂停了铁路投资,并出于安全考虑,暂缓进行与高铁线路相关的工作。政府还降低了现有高铁列车的运行速度。

译者/何黎

冷静看待中日货币协议

中国与日本签署协议,拟推动在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两国的货币,但分析人士指出,此份协议缺乏细节,基本上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

这两个亚洲经济体表示,它们希望为各自的企业减少成本和风险——这是降低对美元依赖的一种含蓄呼吁。目前美元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主要交易媒介。

日本还证实了一项购买中国国债的计划,这将是日本首次在外汇储备中持有人民币计价的债务。

分析人士表示,这份协议可能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在亚洲乃至国际间的地位,但只是中国政府为提高人民币地位而迈出的许多小步之一,就目前而言,美元作为世界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仍是安全的。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过去,日本曾推动日元成为亚洲唯一的国际货币,因此,这将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瑞穗证券(Mizuho Securities)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

尽管中日之间贸易发展良好,但两国的正式政治合作受到各种紧张因素(从领土纠纷到历史伤疤)的阻碍。

两国均表示,中日在日本首相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在圣诞当日访问北京后签署的金融协议,意在加强合作和稳定。不过,要判断这项协议在经济上是否意义重大,还需要一段时间。

虽然中国媒体报道大肆炒作两国的承诺,即鼓励在结算双边贸易时使用两国的货币,但是这种操作自北京方面在2010年年中出台相关改革后早已可行。然而,用日元和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量迄今仍很小,以至于不存在统计此类贸易的官方数据。

从日本购买商品的中国企业,需要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才能进行购买,原因是日方企业仍不愿接受人民币。同样,日本企业从中国购买商品时,也需要将日元兑换成美元。

促进此类贸易的关键障碍,是中国不愿放松其对资本账户的管制,这意味着除了香港这样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外,得到人民币的外国企业无处投资这些资金。

中国央行(PBOC)研究员梁猛承认,用人民币结算更多贸易的誓言本身改变不了什么。 他在中国商务部主办的报纸上表示,“不同于美元全球投资的畅通无阻,外币来华投资仍需要经过中间渠道才能实现。”日本也寻求淡化其购买至多100亿美元中国国债的计划。中国媒体援引一名未具名的日本官员的话表示,这是对经济合作的一种表达,而非企图分散投资日本外汇储备之举。

过去五天里,中国还与泰国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货币协议,分别建立了700亿元人民币(合110亿美元)和 1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互换额度。

译者/和风

Tuesday, December 27, 2011

中国的初次政策救市

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之后,中央政府第一次干预市场涨跌的尝试发生在1994年。

自从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后,在市场秩序正规化的预期下,1992年11月17日, 上证综指从盘中的最低点386.85点开始快速上涨,到1993年2月16日盘中涨到最高点1558.95点,只用了3个月时间,大盘涨幅高达303%。

1993年2月16日,快速牛市上涨完成后,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证券市场大扩容也就开始了。

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出 “产权明晰、权责清楚、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目标,开始接触了产权这个问题,明确了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股份制,中央选了100个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但是1993年的中国经济,通胀率直线上升,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大力收缩银根。1994年,经过1992、1993年中央政府严厉的经济调控和治理整顿,企业面临严重的困境。

为此,政府提出了“三年解困”,采取了国家的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债转股、中央储备金、贴息贷款等手段,花了2万多个亿来解决国有企业的困境,但仍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而其中在证券市场上,很重要的就是从这时起,大量的国有企业开始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进入证券市场采用股权融资的方式解决企业所面临的困境。

伴随着新股的不断发行,上证指数也逐步走低,进而在777点展开长期拉锯,后来777点位失守,大盘再度一蹶不振的持续探底。到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在盘中回到近期最低点325.89点,指数跌去近八成,但这次熊市带来的“成果”是上市公司数量急速地膨胀。由统计数据可见,至1992年底,全国上市公司数量为53家;到1993年底,就激增至183家,增加了245.28%;而到1994年底,则达到了291家,比上一年增加了59%,是1992年的549%。

这是中国证监会成立以来市场出现的第一个熊市,也是早期股民经历的时间最久的一次下跌。而此前,即便是在1992年的大牛市中,上海一位住在浦东陆家嘴地区、名叫康柏华的股民,就已经因为忍受不了炒股亏损6449.55元,于1992年5月12日自缢身亡,从而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亏损自杀第一人(*)。

插图1:199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

1994年7月30日,面对股指的急剧下跌和市场持续的低迷,各大传媒均刊登新华社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作出决策》,中国证监会发布三大救市政策:今年内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人市资金范围。即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

插图2:1994年7月30日《上海证券报》对三大救市政策的报道。

1994年8月1日,上证指数以大涨18%跳空高开。买盘蜂拥入场。这一天,深沪指数大幅飙升三成。此后,上证指数从7月29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9月13日盘中最高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

不过,由于经济紧缩状态没有改变,证券市场其后重新恢复低迷。但325.89点却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此后十年的最低点位,再未见到。也正是从这次救市开始,新股扩容及资金扩容成为管理层调控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把双刃剑,并屡被效仿,至今如此。

对此,证券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多年以后有这样的感叹:按理说监管部门应该不管股价的,这是市场规律。为什么要管?就是政治压力。上海股市股指跌到三百多点的时候,上海市委正式写报告给中央,中央转给我们,要求采取措施,得救啊。按道理讲政府管这个干什么啊?它有跌有涨。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环境。价格高低不应该管,这是基本的常识。但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政府为什么要管呢?怕社会不安定。因为我们的市场很脆弱,投资者的承受力也很脆弱,政府的承受力也很脆弱。所以应该在特殊环境下采取特殊措施,使得它不要造成更大的压力和社会的震荡。(插图3见右: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

尽管有着不愿干预市场的意识,但作为中国证监会的开局人物,刘鸿儒有时可能更多地要妥协于现实。于是“三大政策救市”,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中央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范例而留存于历史,至今仍常常被人津津乐道。

*见1992年5月15日《解放日报》、《金融时报》;但据1992年6月26日《新民晚报》记者习慧泽的报道,康柏华炒股损失的“确切数字是3500元”,而他真正的死因是“广泛性焦虑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魏城 weicheng_ft@yahoo.co.uk

印度改革不能止步

印度经济正处于萧条之中:工业生产增长停滞,通胀居高不下,卢比跌至历史新低,外国投资者大批撤离……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困难时期,还是光辉岁月正在消逝?

与其他许多新兴市场一样,在全球经济动荡中,印度也无法幸免。然而,人们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当政治陷入瘫痪,导致该国亟需的改革停滞之时,印度经济也迷失了方向。

经过了一些年的光辉岁月,印度经济似乎走上了一条高增长道路,印度国内流行这样的说法:不久之后,印度将一举跨越与中国之间的增长差距。遗憾的是,印度非但没有推进改革,以巩固这些成就,反而滋生出了骄傲自大之心。

主要问题在于政府没有为改革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增长的益处分配不均。腐败成风——受腐败危害最大的是穷人,他们的不公平感也会因此变得更加严重——加剧了这个问题,助长了改革反对派的势力。

在这种背景下,近来印度在零售业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的政策逆转意义重大。把大宗商品及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归咎于外部因素和投机者固然省事,但根本问题是,印度的粮食分配制度极其低效,在不同阶段造成了大量毁损和价格高企。

尤其荒谬的是,有些人以保护就业和穷人为借口,反对加大粮食分配体系的竞争,而坚持低效率的做法。事实上,粮食价格高企且持续上涨,最受苦的是穷人。而且,其他政策必须对此加以弥补。央行基本上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平抑不断上升的粮食价格通胀,同时却损害了工业部门的增长。以货币政策应对粮食供应和分配中各种结构性问题所造成的后果,最终只会导致高薪工作减少,并阻碍印度的经济转型。

当前的挑战在于通过改革,让穷人和下层中产阶级获得更多利益,使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更大好处,从而为经济改革奠定政治基础。那么,政府该如何去做呢?

首先,应该对腐败迎头痛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他本人似乎无可指摘。但是,辛格和他的政府一直都在维护、而不是打击腐败行为。反腐斗士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受到热烈追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推行一揽子改革措施、重拳打击腐败,将会引起民众的共鸣,有助于为其他改革赢得支持。

其次,政府应改善社会保障体系。以现金转移代替粮食和能源补贴,将可遏制导致穷人享受不到增长好处的腐败、减轻相关市场低效率的问题,让穷人直接获得更多利益。

第三,印度政府应推进金融业改革。印度亟需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以引导国内外资金流入有利于创造就业的生产性领域。在这方面,印度已经取得了缓慢、有序的进展。但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以扩大金融市场的广度,包括建设企业债市场,同时把银行体系从各种约束之下解放出来。扩大正规金融系统的准入通道,使更多人能够购买储蓄、信贷和保险产品,这一点也极为重要。

改革议程几乎已陷入停滞。限制性的劳动力市场法规和产业政策、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以及功能失调的教育体系,正在扼杀印度经济的内在活力。再次齐心协力推动经济改革已刻不容缓,因为过去二十年改革的好处已消耗殆尽。

要重启改革进程,政府首先应着重推行能够使增长好处得到更公平分配的措施,以便为总体改革议程争取广泛支持。否则,印度的光辉时刻可能会变得黯然无光。

注:本文作者系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

译者/何黎

1587:帝国的黄昏

《万历十五年》一书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千禧之年元月驾鹤西归,距今已有11年之久。

在众多史学家眼里,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历史年份,却成了大明帝国明显衰败的不祥之年。正是凭借这份独特的发现,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笔触,将大明帝国必然衰败的深刻内在机理淋漓尽致地剖析在世人面前,发人深省。

21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深刻的变化是全球化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但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中国仍然与世隔绝,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众生,被动地接受外界的变化,甚至顽强抗拒。

“大国心态”一览无遗,但固步自封必然导致落后,保守循旧肯定阻碍创新,大明帝国衰败应在情理之中。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所说,“《万历十五年》旨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16世纪中国社会传统的历史背景是大明帝国统治的文本蓝图,亦是大明帝国统治衰败的导火线。当时统治阶级层面唯一能做的是在统治利益集团——文官集团——内部保持某种微妙的利益均衡,并确保下层最基本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这种只能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利益而不能彻底变革和创新的权宜之计,虽然可以延长帝国的命,但对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持续发展却带来了巨大代价。

万历皇帝是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很多史学家把他斥为大明帝国昏君或庸君之一。当然,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他十五年不上朝的历史记录就足以让人目瞪口呆了。更何况,万历在一段时期内为了立储的问题与全朝文武官员为敌。这样说来,大明帝国的衰败是不是自万历皇帝始,带了一个不励精图治、不团结文武百官的坏头,以至于使后面的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最终导致帝国的衰败,甚至灭亡?

非也。在黄仁宇看来,大明帝国的衰败乃至灭亡非因个人,实乃虚无飘渺的道德统治与道德劝告无法整合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统治阶层与下层之间、国家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变化和利益协调,从而导致统治者治理能力的下降,衰亡便不可避免。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万历皇帝具有丰富的感情世界,无论从他对自己的老师张居正的感情依恋,还是他对母亲慈圣太后及心爱的妃嫔郑氏的感情寄托,都可以看出他是个性情中人。不过,万历对老师张居正的依恋,更多是景仰他的政治才能和宫廷斗争的平衡力,当然,也有一种微弱的个人情感夹杂在里面。张居正死后被敌对派彻底清算,万历皇帝完全可以保全他的家族和声誉,但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复杂和微妙的宫廷门争让他无能为力,也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

万历对待慈圣太后的感情则是一种养育之恩和皇家威仪的混合体:一方面万历具有普通人的性灵,对母爱表现出天然的亲近感;另一方面,慈圣太后是皇家威仪的最高表征,因此万历的感情也必须呈现出皇家威仪的连续性,在她面前表现得非常谦恭和礼貌。这种烦琐、等级森严的皇家威仪严重摧残了万历的个体展现和性情释放,从午朝误传到郑贵妃册封事件的处理,万历心理的微妙变化已闪烁其中。

中国的革命恐惧

韩寒年底写了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在中国引起一阵文化骚动。细读下来,引起争议的主要是《谈革命》。《说民主》不过是对之的补充而已。《要自由》最无新意,基本不出八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思想,只是说得更大胆些而已。

韩寒是年轻一代反叛的象征,就像是童话中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女孩儿。所以,他不仅是青年的偶像,在知识分子中也很受尊重。《谈革命》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震动,一大原因就在于许多过去非常尊重他的知识分子,觉得这个反叛人物好像突然接受了“招安”,乃至对他的动机生出种种猜测。

这些猜测动机的“噪音”,当然不利于思想的讨论。但是,韩寒本人对此并非没有责任。在《谈革命》这篇自问自答的博文中,是他以“最近中国群体事件频出”的问题开始,并且,也是他对自己提出“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这样的问题。他显然清楚: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为现实而辩护的,所以等不及别人攻击就要先自辩一番。

之所以要先讨论这些背景,是因为它们和韩寒的核心论点有着重要的关系。以下是他的论述:

“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

“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他最后的结论是:“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 “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

1.2万英镑的手袋值不值?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香港与两名英国女子一起逛街。我们在一家商店的橱窗看到一个手袋。那两名女子有些动心。我们想知道这个手袋的港币价格换算成英镑是多少。最终,我们得出了答案:1.2万英镑。这让我们目瞪口呆。后来,我向一位奢侈品行业的高管请教,谁会买这种手袋。她回答道:“秘书。”

在我们当前的地位游戏中,这种手袋是一个关键的手工艺品。没有人比奢侈品行业更清楚如今地位是怎么回事。

人们追逐地位,而且通常还否认自己在追逐地位。过去,获得地位的最佳途径是出身高贵。你出身于上流社会,那么从襁褓起就会浸泡在上流社会的套路中。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在《英格兰贵族》一文中透露了上流社会的某些说话规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在相关话题出现的时候,你必须说“卫生纸”(lavatory paper),而不能说“厕所纸”(toilet paper)。“卫生纸”是上流社会用语(用米特福德的话来说,是“上流”),而“厕所纸“是“非上流”用语。然而,米特福德怀疑“非上流”者能够变成“上流”人士。

但米特福德在1954年写这些话的时候就知道,以任人唯贤为原则的精英制度已经在改变局面。出身高贵不再能保证获得地位。地位成为你必须努力争取的东西。人们往往通过掌握高雅文化来获得地位。如果你“懂书”(借用一个很传神的利比里亚表达方式),你就有地位。但从上世纪60年代起,高雅文化也开始丧失地位。随着通俗文化兴起,人们开始质问:为何“懂书”就比“懂电视”好。

第三条获得地位的主要途径是购买你不需要的东西。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将这称为“炫耀消费”。高雅文化人通过“求知”来寻求地位,而炫耀消费者通过“拥有”来寻求地位。“求知”族必须嘲笑“拥有”族,因为其他人的地位形式威胁到你自己的地位。如果我“懂书”,那么我希望地位源于“懂书”。因此,我必须嘲笑那些宣称地位源于其它东西的人。

但收入增长再次改变了地位游戏。突然之间,新的人群买得起自己以前不需要的商品了。显然,这些人对地位的追求必须受到嘲笑。于是,在陷入衰退之前的英国,购买奢侈品的工人阶级被称为“俗人”(chavs,指那些没有多少钱,品味也不高却热衷名牌的人)。我被告知,在中国,购买同样东西的秘书们被称为“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们”因生活在一个1.2万英镑的手袋的虚幻世界里而遭到嘲笑。由于这些女人的存在,炫耀消费失去了某些地位,正如早先的高贵出身和高雅文化一样。

仅仅“拥有”奢侈品不再足以证明有地位。其他炫耀消费者迫切希望证明自己不是“俗人”或“包法利夫人”,他们现在也在努力“懂得”商品。那位奢侈品行业的高管告诉我,“目前的游戏目的是成为鉴赏家”。“包法利夫人”只会购买手袋。更具雄心的地位寻求者则前往法国探访制造手袋的作坊,现场观看工匠制作手袋的过程,并倾听该公司如何为欧洲上流社会长期制作手袋的故事。曾经的手袋目前被作为工艺品、甚至是艺术品销售。毕竟,现在没有人敢言之凿凿地说手袋不是艺术品。

中国税改的最大阻力

中国税改牵涉到各方面利益的剧烈博弈,空喊口号无用,必须在税收法制、财政公开、减少公务员人数方面有实际行动。税改如果不能突破最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各级权力部门的阻力,就难有寸进之功。

在严峻的实体经济转型形势的倒逼之下,财政部与国税总局紧锣密鼓地推出税收结构改革。

12月25日,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阐释了明年完善结构性减税的路线图,同时表示要把改善民生摆在财政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此轮税改的目标非常清楚,一是保实业,二是强民生,三是保进口。这些目标就短期而言非常正确,很可惜未曾触及具体举措,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些改革举措将会遭遇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

此轮税改必须在税收法制建设、公共财政等方面有根本性变革,才能改变税收改革越调越高、调而无效的覆辙。

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清楚,近十年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缘于两大原因:政府从公共服务型政府向投资型政府转型;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

当政府的主要功能从公共服务转向投资,政府部门也就成为一个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依附于该经济实体的所有官员,身份也就转变成为投行家或者企业主,筹资性现金流总是越多越好,债务利率总是越低越好,“政府公司”因此借助税费、规费、低息债等各种手段增加收入。甚至不顾当地实体经济与消费的增长,推出类似黑社会的外地车小时进城费等匪夷所思的手段。

很遗憾,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有力的手段阻止市场权力部门的无度扩张,这导致一些税收优惠形同虚设,更导致税收优惠离开法治范畴,成为官员寻租手段。

如谢旭人在会议上提出,明年将继续落实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的各项政策。实施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的小微企业,其所得将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明年还要落实好其他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涉企收费项目,全面清理规范公路收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

事实是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或者徒有其表。

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9条支持小型微型企业的财税金融政策措施,核心内容是减轻税收负担和加大信贷支持,但有名无实,有待落实。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将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一些小微企业实行的额定税制被取消,反而增加了小微企业的负担,而另一些早就将小微企业起征点提高到5000,所谓提高起征点不过是对事实的延迟确认。

中国建立基本社保体系,成本将近一半由企业主承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表示,现在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肯定会倒闭,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另据周天勇测算,2009年企业税外收费2.19万多亿,占到当年整个6万亿税收的1/3,估计这几年数据更高。加之土地财政收入下降,地方政府征收过头税等现象屡禁不止。此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权力部门投资人的身份认定,恢复公共服务提供者,而让市场主体进行投资交易,否则地方政府、权力部门的经济人理性受不到人大、社会舆论监督,必然无度膨胀。

2012年:全球领袖的缺位

接下来的一年很可能是关键的一年,正当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更多的领导之际,全球领导人却在酣睡。

他们不会真的睡着,而是会积极忙于国内事务(特别是执政面临的生存挑战),同时忽视许多需要他们迫切关注的全球挑战。

明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只会关注一件事:赢得连任。与他的前任一样,他不会因外部挑战让自己从大选中分神——当然,除非欧元潜在的崩盘可能会对此构成阻碍。这是他最终在2011年12月派遣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向欧洲人伸出援手的主要原因。

奥巴马不会尝试重启多哈(Doha)回合贸易谈判。在美国政治中,自由贸易已成为一个碰不得的话题。他也不会敦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更多行动。美国人不会在这方面极力呼吁采取行动。2007年,当戈尔(Al Gore)获得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时,63%的美国人表示全球变暖构成了“有点严重”或“非常严重”的威胁。2010年,只有53%的美国人这样认为。更危险的是,当美国人对经济感到更为沮丧时,中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头号替罪羊。近30年来,中国一直专注于在经济上具备竞争力,而对于奥巴马而言,告诉国人这一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无异于政治自杀。相比之下,美国则把自己仍具备竞争力视为天赋神权。

遗憾的是,中国领导人也不打算接过全球指挥棒。他们也将专注于本国的领导层换班。目前人们差不多知道,习近平和李克强将接替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位置。这部分相对简单。而困难的是决定谁将成为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人物等等。中国领导人最关注的,将是确保交接工作一切顺利。把全球挑战作为优先要务,将会牵扯到太多问题。

另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全球领袖——欧盟(EU)至少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才能厘清欧元区的乱局。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巨额债务必须展期。有关各方将就欧元区新治理安排进行具体的谈判。似乎从一次危机峰会赶赴另一次危机峰会的欧盟领导人,将不会有余力关注全球挑战。

因此,所有全球最具实力的领导人都有着充足的理由按下“暂停”键,推迟应对全球挑战。但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在“快进”状态下展开。科技带来的快速变革以及数十亿人渴望加入现代化大军的愿望,意味着我们必须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调整,以应对居住在这个复杂且互相依存的小小世界上的所有挑战。因此,明年对于全球领导力的需求将会扩大。但不会有什么全球领袖出现。不需要什么天才,我们就可以预言:这是治愈继续存在的动荡和不确定性的良方。

注:本文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院长,著有《新亚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一书。

译者/梁艳裳

Monday, December 26, 2011

房地产加大中国经济下行风险

从一线城市外围开始的降价潮开始向二三线城市蔓延,媒体报道,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房价出现了大约5-7成的下跌,大量商品房根本无人居住,成为了一座“鬼城”。

在上海嘉定、北京通州等地,大量商品房的下跌幅度也超过3成,更多的房地产开发商也准备新一轮的降价。笔者认为,如果这样的情形蔓延下去,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硬着陆风险也开始加大。

这不是危言耸听,2008年的金融危机肆虐时,中国大幅度放松了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一系列调控政策,结果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再次井喷,房价大幅度上行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本轮房地产调控从去年开始,政策力度前所未见,而持续时长也快将近两年。

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不得不选择降寻求以快速回笼资金,而此起彼伏的降价一旦不能收到成效,也将导致房价的进一步下行。

与2008年当时的情况类似,房地产开发商手中囤积了大量的土地,本轮土地囤积的高点出现在今年年初,按照正常的供应速度,这些地块将在明后两年被大量投放市场,这将造成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承压。另一方面,开发商手中的闲置土地也不断出现上升,这表明在资金回笼不畅的状况下,未来的进一步投资将出现问题,甩卖土地和项目的情形可能大面积出现。

与2008年不同的是,政策的放松也难以像当年那样迅猛而直接,在尝过一次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再“厉行调控”后,未来的政策放松也将会投鼠忌器。这样的共识已经在开发商中形成,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即使出现反弹,也将力度较弱。

然而,房地产市场关乎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尽管整个经济增速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度开始下降,但房地产仍然是目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与房地产相关的钢铁、水泥、建筑材料以及工程机械的增速开始明显下滑,这将在未来造成工业上游以及中游需求的萎缩,而汽车销量也开始走软,也表明终端需求的减弱范围开始扩大。

从历史走势来看,房地产销量往往领先GDP的走势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这意味着目前的市场低迷将很可能拉低未来两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在外需同样萎靡的状况下,这将造成整体中国经济进一步承压。相信到明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将感受到更强的寒意。

房地产市场也关系到财政收入和金融体系,中国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主要由于大量投资造成,未来也需要卖地以及相关的收费收入来进行偿还,而按照目前的土地拍卖进度,地方政府将很快感受到“囊中羞涩”,尽管地方政府被允许进入债券市场进行融资,但融资规模将难以抵消土地拍卖收入的差额。更重要的是,大量地方债务平台的贷款偿还速度也是基于项目本身可以产生的现金流,而这样的现金流也依赖于房地产销售,一旦销售不佳,那么未来的资金短缺可能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银行系统也是一样。尽管抵押贷款在整体银行贷款中所占的比例不大,抵押成数也较高,但按照IMF的预测,中国金融系统贷款对房地产业的“间接风险头寸”却仍较大,中国前5大银行超过5成的抵押品是土地和物业,如果抵押品的价值出现缩水,银行将很可能要求企业或者个人提前归还部分贷款,这样的结果将造成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和资金面紧张。

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

2011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为所谓“中国模式”唱赞歌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国奇迹的背后,却难掩公众的不幸福感甚至日增的愤怒情绪,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让和谐社会的愿景显得扑朔迷离。

如果GDP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中国在全球经济惨淡的情况下确实足以“笑傲江湖”。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之间展开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尼克松巧妙地把辩论的焦点转移到了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上,而不是武器上,最终被认为赢得了辩论,在国内威望大增。当然,此后几十年美苏经济对比的戏剧性演变确实佐证了尼克松的观点。

苏联悲剧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借鉴。首先,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升人民的幸福程度,而非盲目追求经济规模。脱离民生的经济发展,不仅会失去民众支持,也会因为民众收入有限造成消费需求难以提振,最终陷入投资驱动的泥沼。其次,GDP的结构很重要,苏联当时虽然是世界第二强国,但把资源过度投向军事和工业领域,而导弹对公众的日常生活而言显然不如茶叶蛋重要。再次,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经济竞赛是长跑,暂时的领先有时只是透支的先兆而已。正如克鲁格曼在经典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1994)中所揭示的:苏联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克鲁格曼也尖锐地预测了“东亚奇迹”的不可持续:“太平洋周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异乎寻常地动员资源进行经济建设已经得到了回报,这些回报正是最乏味、普通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的。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

如果我们以足够清醒的态度审视“中国模式”,就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奇迹并没有创造例外,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复高储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甚至在错误方向上走得更远。

剖析中国经济的本质,乃定位于“世界工厂”。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7%猛增至14%左右。中国制造之所以能迅速攻城略地,基本上靠的是低成本竞争力。低成本竞争本身未必是坏事,不过考虑到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不是像丰田汽车那样来自管理效率,而是建立在被扭曲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等生产要素价格之上,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简而言之,中国目前的GDP奇迹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员工权益(尤其是农民工)、污染环境和透支未来资源的方式实现的。由于缺乏必要的职业防护,很多农民工患上了“尘肺病”等职业病。自然资源不仅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但由于子孙后代在当下并没有投票权,无法阻止资源被过度开采,留给他们只有废弃的矿山、污染的河流。甘肃舟曲县只用了半个世纪就从“陇上小江南”沦为泥石流多发区。从1952年8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舟曲县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森林面积每年以5万亩(30平方千米)的速度削减。由于环保部门有法不依,中国成了污染环境的乐园。根据测算,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据报道,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湘江,到2015年需要为治理投入3000亿元);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受到酸雨侵袭,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更有甚者,全世界电子垃圾80%被运到亚洲,而其中的很大部分又被运到中国,对汕头等地的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中国增值税改革的现状与前景

2011年11月1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11]110号文和财税[2011]111号文,规定了上海市增值税试点改革的具体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增值税试点办法”)。110号文规定了增值税改革试点方案的基本框架而111号文规定了适用于上海试点地区的具体执行办法。该增值税试点安排是日后进行更广范围的增值税改革而率先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增值税制度进入了历史新时代。

早在2008年出台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中国已经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为第一类立法项目,当时希望争取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内提请审议。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与学界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多次举办高端研讨会。

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为进一步解决货物和劳务税制中的重复征税问题,完善税收制度,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会议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一)先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等开展试点,条件成熟时可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进行试点。(二)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三)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试点行业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可以延续,并根据增值税特点调整。纳入改革试点的纳税人缴纳的增值税可按规定抵扣。

在中国,增值税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央75%—地方25%),由国家税务局征收;营业税由地方税务局征收,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增值税(VAT)是对销售有形动产、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课税;营业税(Business Tax)是对提供其他劳务、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课税。增值税与营业税将统一的货物与劳务税分开,对不同的货物与服务分别课征不同的税种。上述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分离,与简化、公平、高效、中性、低成本等良好税制的基本要求相背离,两税合并的改革需要提上日程。

增值税与营业税分立,曾经有其历史意义。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分税制改革,增值税与营业税分别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保障,这是分税制最终确立的基础之一。1994年新税制改革,理想方案也是将货物与劳务全部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但当时面临立法技术难题,如金融交易、不动产交易均难以在技术上处理,如果不采纳营业税,则增值税的推行定会遥遥无期,1994年引进现代税制必将全盘延后。两税分立,带来了国税局与地税局的事实上竞争,这也是税收收入持续增长的一种动力。

增值税改革试点为何选择在上海?选择上海进行率先试点,得益于上海的财政承受力;上海国税局与地税局合署办公,较少行政牵掣;较为成熟的税收行政。另外,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在2010年发布了《营业税差额征税管理办法》,使得营业税与增值税的理论差距大为缩小。

增值税改革试点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试点,取决于试点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也有技术上考量。交通运输业目前征收营业税,税率为3%。但交通运输劳务与有形动产买卖通常是同一交易的构成行为,为主合同与从合同之关系,或构成同一交易合同的条款,《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对此特别处理,规定“购进或者销售货物以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支付运输费用的,按照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金额和7%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所以说,交通运输业是营业税征收范围中较容易与增值税沟通的领域。增值税的独立性,依赖于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形成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拆除增值税发票与营业税发票的藩篱,逐步扩大营业税发票在增值税中的抵扣,实现发票的相互包容是两税合并的关键,当然这需要金税工程的改进。

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

近期,校车事故一直是中国公众热议的话题。先前发生在甘肃的校车事故阴影还未散去,12月发生在江苏丰县的事故,再次点燃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情绪。

事件发生后,中国总理温家宝敦促并迅速制定了《校车安全条例》,承诺帮助地方政府购置安全校车。这显示出中央政府对此事的担忧程度。温家宝被视为中国最亲民的高层领导人之一,当公众的不满强烈到可能沸腾时,他常常第一时间站出来表态。

但温家宝的安抚效果或许有限。外交部网站恰在此时公布的一份中国向马其顿捐赠校车的声明,引发了愈发强烈的不满,和微博上的大量负面评论,有代表性的诸如:“你自己的孩子被轧死了,却把安全校车给外国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这样的事算不算叛国?”。

很自然的,声明很快从外交部网站上删除了。

外界的学者和媒体或许很困惑:一个一党执政的共产主义国家为何如此担忧民意?

笔者认为,这其实涉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之所以能一党长期执政,其合法性基础在于两点:其一,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其二,民族主义。

第一点已成为学界流行的观点,这里不再细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可以叫“中央政治工作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上做的经济决策,基本上就是保持“不变”二字,而这个会议透出2012年工作的主线,就是一个“稳”字:稳增长、稳农村、稳社会、稳舆论。这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政府对稳定的重视。

至于民族主义,中国学者丛日云认为,在毛泽东的时代,领袖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将每个人都吸收了、淹没了。那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是很弱的。在毛之后,个人意识开始出现,但在中国的教育中,个人主义没有获得其合法性,所以不能得到正常的伸张,只能以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所谓曲折的方式表现在,个人的情感聚焦点由领袖转移到民族和国家,个人依附于民族。

同时笔者认为,相应地,中国执政党越来越倚重民族主义来填充意识形态真空,并将自身重新合法化,尤其是在当今中国面临经济不稳、贫富分化、腐败丛生等挑战的背景之下。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持续增长。可是在繁荣的表象之下,却涌动着令人担忧的暗流。2008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不仅没有解决诸多老问题,还引发了很多新矛盾。过去的三年,中国国内的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通货膨胀飙升,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国有银行状况堪忧等问题,都预示着中国社会的不稳定风险将会加剧,以经济为支撑的执政合法性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影响。

国内层出不穷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迫使中国政府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来维护其合法性,这无疑会影响到北京的外交政策。事实上,近几年来,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从军队蔓延到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等群体。由于新型网络技术的发达,中国执政党越来越不能忽视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否则就会引起民意反弹。

中国援助欧盟的问题,则与此紧密相关。在12月10日的世界政策大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表示,“中国希望帮助刺激欧洲的经济和就业增长。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和金融议程,而且有一亿人口的日均生活费用仅有1美元,认为中国或者其他金砖国家应该‘拯救’欧洲的想法是具有误导性的”。无论是从官媒还是政府官员的发言,都看得出,中国原则上对于纾困欧洲持开放态度,但是中国政府不得不担心国内公众舆论的反弹。

“路虎”阻碍中国经济转型

本月,河南天价过路费案重审,引起了广泛关注。

此前,农民时建锋因为使用假军车逃过过路费368万而被判无期徒刑,近期的重审,其中300万被排除出涉案金额。而大众更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短短八个月时间内,一辆车的过路费就达到了368万?

此案所反映的中国公路高额收费问题,已为世所公认。据统计,目前,全球收费公路总长约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占总公里数的70%。中国公路收费高于欧洲九倍,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1/3。广州到北京运输成本高于从广州到美国。

如此高昂的成本,已经使中国国内事实上形成了重重关卡,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必将有重大的调整。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转型,已经成为中国未来趋势。内需时代方是中国崛起的未来大势。

在全球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韩国等小经济体,才适合贸易立国,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乃是全球大陆型大国崛起的异数。无论美国、俄罗斯还是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均是内生性大国,即以内需为主导,而中国不然,由于处于后发劣势,中国的崛起,主要是依靠外贸。

以前,国内严重的关卡问题,之所以没有彻底暴露,乃是因为外向型经济使中国以外贸为主,而在内需时代之后,“从广州到北京”的贸易模式,将取代“从广州到美国”的模式,大陆交通,将重新取代海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业贸易通道。

中国发展,急需奔驰,各地的公路收费,已成为中国腾飞的拦路虎。

如此,则国内交通成本的上升,使交易各方开始有切肤之痛。而在油价上涨的助推之下,各种过路费和关卡通融费用,尤其显得无法忍受。扫平国内关卡,对于中国实现大国崛起战略,至关重要。

事实上,纵观全球现代史,扫平国内关卡,成为各个大国崛起的先决条件之一。统一的国内市场、公平的市场经济、完善的法律保障,相对先进的政治制度,是各个大国崛起的普遍规律。而要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扫平国内关卡,荡平“诸侯经济”,则是大国崛起必然之路。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国内诸侯林立,各地关卡多如牛毛,工商业发展受到巨大制约。1868年,明治政府发表《五条誓文》,成为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的第四条,即是宣布废除封建内地关卡,实现国内自由贸易。

明治维新倡导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战略,由此得以推行,扫平国内关卡之后,日本“殖产兴业”的国家战略得到彻底实施。仅仅用了25年时间,即崛起为世界强国。

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也是国内矛盾重重,南部种植园主和北部制造业集团之间、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奴隶制和废奴主义之间,冲突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直至爆发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国内关卡被扫平,各个州之间的贸易,基本畅通无阻,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国内市场。而美国也从此启动了“大陆战略”,随着芝加哥成为美国的交通中心,美国由立国之初偏重外贸的美洲大国,转型为内生性的世界经济强国,国内消费的比例,远大于外贸,庞大的国内市场对于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