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February 28, 2013

农地不集中,粮食不安全

过年在家陪父母。父亲种了一辈子地,里外算是个能手,话头自然离不开田里的事情。说起来最让父亲看不惯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种田了,下地的都是老人家,大都过了六十岁了。虽然都已经机械化了,打个电话就可以撒种,收割,也不算特别累人,但是老人家辛苦了一辈子,抱怨也是自然的。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禁追问为何年轻人不种田。父亲熟知村里的事,一语便道破天机:不划算。父亲以老家的一亩地为例算了一笔账。

苏北老家农村的地种两季,冬季种小麦,夏季种水稻,小麦亩产多说1000斤,水稻亩产多说1100斤。水稻1.35,小麦1.1,两季加起来毛收入2585元。然后看种田成本。种一季小麦的大项成本包括化肥(170),种子(80),刨地(65),收割(60),运输(55),加起来440,小项包括农药,开沟,撒种,除草,加起来大概100块,这样合起来一共540块左右。

种水稻的成本项目差不多,但是化肥、除草费用要贵很多,而且还要多秧苗培育、插秧、灌溉三项费用,总共算起来大概要800。这样两季成本总共算起来就是1340元,算下来一年一亩地纯收入1245。这里面没有扣除种田人自己的人工和田间管理,产出也尽量往高里算,所以1245的纯收入应该有些偏高。老家人均土地不到一亩,大概9分地,三口之家一年的种地收入不超过3400。倘若是夫妻两个人种,双方每人一半,以1700计算。

作为比较,倘若进城打工,刚开始也许收入不高,但也有1000块一个月,变成熟练工人后2000块算少的,现在看餐馆招服务员起薪都是两千。而且,打工收入会随着工作技能的增长而增长,能干的能拿好五、六千,甚至更高。这里面不包含特别能干的当老板的,这些人的收入不好作为中低收入的比较对象,也不好作为任何人,包括白领、金领的比较对象。不过,这么一个可能性,或者说梦想,还是会让很多年轻人离开农田的。 平均算起来,进城打工长短工龄一起算,一个月收入以3000计算。

也就是说,辛苦种一年地,也就是进城打工半个月的收入。这个数字和打零工的收入也咬得上。现在找零工一天工资少说80,多说120,这样半个月大概就是1500。这里的计算很粗略,但是这一粗略的计算反映了一个数量级的差距,就是打工收入大约是种田收入的二十多倍。在这样的收入差距面前,就难怪在城里“挣了大钱”的农村青年,再也不愿下地种田了。

全国各地情况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地多,有的地方地少,有的地方产量高,有的地方产量低,具体的收入差距也不太一样。倘若全国耕地以18亿亩计算,农业户口人口以9亿计算,人均土地2亩,这样收入差距减一半,但是还有10多倍,也足以让农村青年离开土地了,背井离乡,妻离子散,都挡不住。过去20多年里,来来回回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就是这一收入差距的历史背书。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了。吉普赛人对我们来说只是个传说,这几亿农民工,才是我们看得见流浪歌手。

现在村里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农地“赠耕”,注意不是“转包”。也就是说,倘若我家有土地不想种,想转包出去,是没有人来包的,因为无利可图。那么我送给别人种,每季要一点粮食行不行,答案是不行。因为别人种你的地已经不太情愿了,附加任何条件都是不太合适的。

为什么有的国家会衰落?

有时候,我们从一本书的成功中不仅能够获得对该书的了解,而且也能了解当今的时代。《国家衰落之谜》(Why Nations Fail)这本书可能就是如此。这本书去年刚出版就赢得了评论家和各评奖委员会的强烈好评,其所受赞誉甚至直追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

当然,这本出自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两位教授之手的著作既博大精深又趣味盎然。不过该书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部分原因也在于它传递的信息让许多西方人吃了定心丸。我在上周末看完了这本书,当时各大报纸都在预言美国将于本周大幅削减预算——这将令上百万个工作岗位面临裁撤的风险。与此同时,意大利大选也可能重新引发欧元区危机。

不过不要绝望。把这些报纸扔到一边,将眼光放长远一点。该书作者在搜罗了数百年的历史资料后认为,尽管西方式民主遭遇了诸多困难,但它仍是西方长期繁荣的关键。两位教授声称,“英美等国之所以变得富有,是因为它们的公民推翻了掌权的精英,创建了一个政治权利得到广泛分配的社会”。该书的一位评论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对此总结道,他们其实就是在说:“自由让世界变得富有”。

报纸与该书的观点之所以有所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时间范围的问题。该书主要讲的是数百年的社会演化问题。相比之下,本周的意大利大选和美国强制减支问题就像是历史长河里的几滴小水珠。

不过,这还不足以让人感到安心。意大利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具有类似的、令人不安的长期影响。它们表明,在现代民主制度下,由于政客们往往倾向于向选民许下无法承担的支出承诺,从而导致债务不断攀升,这时他们却无法调整回原来的状态。

在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领导的政府的管理下,意大利投资者的信心在过去一年有所恢复,但蒙蒂本人却是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在此次大选中,蒙蒂很可能以毫不起眼的第四名垫底。他的改革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却未能获得选民的认可。美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比起一刀切的强制减支方案,辛普森-鲍尔斯两党委员会提出的控制政府开支的方案更为合理。然而,这个同样由技术官僚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华盛顿却未能经受住政治上的考验。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树立了一个反例,强化了那种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是很有效的担忧。冷战后形成的一个传统政治常识是,自由经济体制具有优越性,然而中国的成功却对这种认识带来了挑战。另外,中国的崛起还对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所坚持的观点形成了挑战——后者认为只要拥有源于政治多元化的“包容性”经济机制,就可以确保经济繁荣。

在《国家衰落之谜》一书中,两位教授花了不少篇幅探讨中国的成功问题,并得出结论称:“中国的增长……只不过是另一种压榨性政治机制下的增长,它不太可能转化成经济的持续发展”。

上述言论似乎完全无视如下事实:即中国在近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让数亿人摆脱贫穷,并且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过,它反映出美国学术界的一个明显倾向,即他们往往喜欢贬低中国的增长,强调美国体制的长期优势。

中国楼市调控怪圈之谜

山雨欲来风满楼。

时隔四月之后,中国高层再度聚焦房地产调控。喊话之声未落,资本市场跌幅频现,地产股承压,而北京等地二手房市场则屡屡传出涨价新闻。

事实上,这也是国务院十年来第九次专题讨论房地产调控,且看市场如何应对。十年之内,面对调控,房价如何变化?国内媒体根据数据统计,十年间全国城镇平均房价从2381元上涨到5791元,十年上涨143%。其中,从一手房均价来看,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更是高于同侪,广州涨幅261%,北京涨幅365%,上海涨幅500%。

首先,中国房价是否高得远远超出基本面?善意的想法总会遭遇残酷的事实,中国房价可能并没有人们想的那样离谱。套用某派产权经济学的“鸡生蛋蛋生鸡”的看法,土地租值高,并不是成本的增加,而是人们认为这块土地可以创造的价值本来就高,换句话说,房价高,但是高得并非没道理。

也正因此,抛开货币超发多少倍的荒诞言论,中国房价最近十年看似涨幅惊人,但平均来看,以房价收入比计算,中国7到8之间的房价收入比对照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并不算高得离谱。

高房价每每触动国人的敏感神经,更是坊间热门话题,十年以来无论涨跌,造就无数专家说客,但始终无法缓解房价的痛苦指数。症结何在?我在此前《中国楼市产能过剩迷思》等专栏多次指出,从统计数据来看,对于中国位于财富金字塔上端的家庭而言,房价并不算高,他们也早已拥有多套房产,而对于超过半数以上的人群而言,即使当前房价下跌一半,房价对他们而言可能仍然高不可攀,至于中间,则是刚够支付能力的夹心层。

换而言之,在大众“被平均”的背后,中国楼市并不是简单的供需问题,而是深层次的分配问题。个中原因复杂,有世代不同,有地域不均,有机遇不等,更有特权不止。中国高房价之痛,在无数蜗居裸婚的悲情无奈背后,难掩多少房叔房姐的意气飞扬。

回望中国房地产调控十年九调,缘何越调越高?事实上,高房价的账上,前后不一致的宏观政策也可记上一笔。笔者曾在《谁在推高中国房价》一文中整理过最近十年全国房价的数据,其中2004与2009年可谓房价起飞的两个加速点,时间点上刚好对应着土地招投标制度铺开与四万亿推出。

就本轮所谓“调控收紧”的风声来看,要点在于重点城市要制定并公布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已实施限购的重点城市,按统一要求完善限购措施;其他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省级政府应要求其及时采取限购等措施、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推进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细究其全文基调,仍旧温和为主,更多是老调重弹,而如何实施仍旧是没有明确的指标,上下博弈执之中,房地产调控陷入僵持期,不太可能会大松,也不会大紧。

调控这盘棋,棋手总是不停在转换目标,其联盟军也显得游移不定,而其对弈的联盟显然坚实得多,无论是已经购房者、准备购房者、开发商还是地方政府,对此都各有对策。对于政策执行者而言,一方面高喊调控,另一方面也并不希望面对房价大跌带来的可能市场危机,如此也难以彻底改变高房价背后的利益格局,一旦宏观风向变化,政策往往陷入胶着以及反复,每每陷入左右互搏的无谓举措。历史屡屡证明,行政之手对于市场力量的压抑,即使短期可以强行降温,必然步入“一收就死 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

媒体札记:“两会”预热

一、换届时间

已进入全国“两会”时间——标志就是新华社电稿《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当选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由中国各地每一家时事媒体刊于显眼处。

亦可从中选取“两会将选举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或“全国人大代表官员比降至34.8%”作为标题。长江日报不仅在头版头条处写明“党政领导干部比例降低6.93个百分点”、“一线工人农民比例提高5.18个百分点”、“74名‘80后’2名‘90后’当选”的要点,还为此刊出社评《让群体间的议政地位不断趋向平衡》,声称“强调扩大工农代表比例,是要找回沉默的草根的声音”;大河报则欣慰于《增加工农代表避免“官员自我监督”》:“如果人大代表中官员人数过多,‘人代会’就会变成代表们戏言的‘党委扩大会议’,变成学者们所说的‘官商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有‘官员自己监督自己’之嫌,名不正言不顺,使得人大的监督力度被大大削弱。”

新京报关注2013年全国“两会”系列社论之一也就是选取了《多让基层声音成“两会好声音”》的诉求,并有整版图解“谁来代表你开‘两会’?”,称“80年代后,每届代表均在2980人左右,名额分配需考虑十余种因素,代表建言不必局限本群体利益”。

这样的解释当然笼统,不足以反驳民间意见领袖对中国人大代表产生过程的持久不满。再加上,门户编辑已经重新把“83岁申纪兰连任12届”展示在首页,90后女孩铁燕飞又在报道中自称“得知自己当选代表,非常惊讶”,@谢文今晨已经借用《北京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水平》的雾霾场面幸灾乐祸:“用严重污染欢迎来自全国的人大代表们。让事实告诉他们不议政,当花瓶的社会恶果”。搜狐和凤凰网所见略同,午前即从中新社图库中找出一幅《来北京参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姚明抬头看天直皱眉》,配发在《沙尘暴袭击中国北方,北京PM10升至1000》的首页头条下方。

环球时报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以《中国进入‘政治会议季’》作为封底文章,引用西方媒体所称“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之称,发表社评《两会已是政治改革的活跃探索区》:“尽管不断有人批评中国两会的作用‘原地踏步’,甚至有人称两会在‘退步’,但这种评价与公众的感受南辕北辙。两会的公众及舆论参与度与前些年有了质的不同,如今普通老百姓也知道了两会是中国人政治参与最重要的渠道。”

以此反击了两会“花瓶”论后,胡锡进要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和权威,以及以挖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潜力为核心的依法治国升级,应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两大主要支撑”:“只要坚决保持党对整个改革的领导,中国就能避免苏联那样的出轨翻覆。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项根本政治制度,让人大履行更多的实权,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就能发生。这两者之间看似有一点矛盾,但解决这个矛盾对国家政治资源的消耗或许是最小的,它比中国找任何其他‘民主政治之路’都更现实,风险也最小。”

提到苏联覆辙,应该就是为了呼应总书记。坊间流传多时之后,人民网昨天允许专家在访谈中披露,“在中央纪委的这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阐述分析了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总结了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历数了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危害,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反腐倡廉的一些重大问题,可以说是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于是,继5天前《习近平引用陈后主‘亡国之音’表官场弊病忧患》之后,门户编辑又有了《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总结苏共亡党教训》可以推荐在首页。

日本出台应对中国雾霾预案

就在日本力阻中国船舶进入日本领海之际,日本还在准备迎接另一个来自中国的危险:有毒雾霾。

根据昨日发布的指引,如果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有毒雾霾的浓度超出两倍于日本官方上限的水平,日本有关部门将敦促居民尽量呆在室内,减少外出。

这些指引是为了应对日本国内对于随风飘至日本的有毒雾霾的潜在有害效应的担忧。近期北京的空气污染达到史上最严重程度,在中国以外也引发了健康忧虑。

“许多人希望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日本环境省大气环境课课长辅佐吉崎仁史(Hitoshi Yoshizaki)表示。

由环境省编制的新版指引建议,如果空气污染物PM2.5的平均浓度预测值超过70微克/立方米,居民就应减少外出。北京的污染程度经常超过10倍于此的水平。

PM2.5微粒被视为危害最大,因为它们足够微小,能够进入血液,损伤肺组织。

主要污染原因据信是中国的发电厂和居民家中密集燃烧煤炭。

译者/和风

媒体札记:市长与市长

一、航母回家

中央喉舌继续以《安倍谎言改不了事实》、《不要轻信美国“冷落”安倍》等发出警告,辅以《外交部:中方在钓鱼岛海域设浮标无可非议》的口径。

不过,从一早起,新改版的新华网找到了更能吸引关注的军事题材,首页头条播报《辽宁舰首次靠泊新建成的航母军港》,并辅以“与属舰协同训练成重点”、“舰载机或将训练挂弹起飞”、“航母军港能抵御百年一遇台风”等小标题。

法制晚报昨天下午就已经描述了一场“有纪念意义的离开”:“‘估计这次走了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回来了。’大连的一位军迷看着大雾中的航母,心情有点失落。‘白茫茫一片!彻底看不见。’趴在高层楼房窗户上的军迷无法目睹航母的离开。记者从相关方面获悉,这次航母将要回‘家’——青岛胶东航母基地。”

从“2013年首次出港”到“或将进驻青岛正式服役”,包括@新华视点、@网络新闻联播这样一些央媒账号,通过发布网络图片,也一步步地接近“航母基地”的正式称谓,直至新华社今晨8时许发出快讯:“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27日上午首次靠泊青岛某军港,这标志着中国航母军港已具靠泊保障能力”;“新建成的航母军港由中国海军组织设计施工,历时4年时间建成,码头水、电、气、油等保障设施完备。辽宁舰将在这里继续开展后续相关试验和训练。”

根据这些稿件,搜狐已经拟出了首页最上方“辽宁舰进行武器试验,详细地点未公开”和“解放军航母放弃南海,已优先增强东海力量”的标题,根据提要:“曾经,海南岛三亚市的亚龙湾基地也被认为是航母入驻的候选地之一。但从战略层次分析,航母入驻南海并无太大助益,甚至可能激化矛盾。相比较之下,东海有更高战略地位”。对此,环球时报亦有铺垫:“此前西方曾猜测,中国正在海南三亚建设另一座航母基地,可能将成为未来国产航母的母港。”

另一则被门户推荐的相关新闻亦源自新华社,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今年军演近40场》。潇湘晨报就是以此结合解放军报报道,配上辽宁舰出海场景,宣布“40场军演,突出国家核心安全利益”。

二、平坟复坟

昨天曾多有报章转发新华社对1月热点新闻的结局追问,包括“房媳”、“房姐”以及云南镇雄滑坡等。其实,有一桩话题是被大大地漏过了,因为此事不仅未有下文,且双方剑拔弩张,对峙局面毫无缓和之意。

就是河南周口那些平了又复的坟头。

中国青年报今天刊出《周口圆坟:魂灵安息,人心安放》,展现坟地之于家族的关系:“圆坟当天,不仅年轻人出动,部分腿脚不灵便的老人,也在家人的搀扶下,到现场鼓劲儿。就连个还没铁锹高的孩子,也拿着小铲往坟头添土。他们添的土,就是当初平掉的。有人还发现,几个老人干瘪的眼睛中还含着泪。有老人甚至还拿着铁锹,颤悠悠地添了几锹土。两个小时后,王家祖坟中166座圆锥形的坟包重新隆起,就像新起的坟一样。”

作为家族长辈,老王在文章开头向记者解释说,“我们也知道圆坟不符合政策,可祭奠祖先总得有个地儿吧!不圆坟,我们到哪祭奠?”而编辑们更展现了以下一段提要:“‘要是祖坟保不住了,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会不会淡化?’王家一名在外读书的大学生说,‘长此以往,王家互相帮助、互相激励的局面也许就不存在了。’”

两极分化的中国楼市

“中国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存在巨大泡沫。住房销售大大放缓,以至于供应远大于需求。”

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警示已经司空见惯,但这个评论更让人吃惊的地方,在于说出这个警示的人。他不是长期唱衰中国的一位预言家,而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档财经栏目主持人、经常发表爱国言论的芮成钢。

文雅的芮成钢理应是一名终极的看好中国者,而不是一个唱衰中国的人。

但上周芮成钢在央视主持的一档节目,就是关于唐山(中国北方一座著名的钢铁城市)房地产困境的。按照目前的住房销售速度,2009年以来唐山建造的住房将需要10年才能销售完。展示厅门可罗雀,开发商已经开始降低价格。

北京到唐山高铁只需一小时,但首都的房地产情况却大大不同。上周,政府报告显示,1月份北京新住房价格环比上涨2.1%,这是三年前刺激政策引发购房热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

房地产网站搜房网(Soufun)数据显示,北京住房均价已经达到每平米25075元人民币(合4000美元),是唐山每平米6024元人民币均价的四倍多。

房地产“双轨”市场绝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英国,伦敦房价飙升,把该国其他地方的房价远远抛在后面。同样,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纽约房地产市场持稳,而美国几个“沙州”(sand states)的房价大幅下跌。

但在中国,这种差别的极端程度达到一个新的高位。不仅一线城市的房价走势与较小城市不同,二者之间的住房开发量也有明显的差异。

人口超过1000万的主要大都市北京、上海、深圳的中低收入居民长期缺乏住房。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人口不到300万的数十个较小城市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供应过剩。

因此,如果仅仅用“泡沫”来描述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有点偏了。“泡沫”是不是指只有富人才买得起住房的一线城市房价飙升?抑或是指较小城市一排排空置的住宅楼?

在政策制定上,中国优先考虑大城市,而往往让较弱的市场付出代价。一个新的重大构想是,拿出更多土地用于开发,以遏制房价上涨。这个措施如果实施,只会加重小城市的困境。

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一个明显的策略就是投资房价正在上涨的地方,避免开发有大量空置住房的地方。

然而,说到容易做到难。首先,供应过剩问题的波及面很广。数据提供商中国房产信息集团(China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Corporation)最近编制中国50个风险最高的房地产市场列表,从与俄罗斯接壤的东北小镇黑河,到中国的另一个端——西南省份云南的普洱,都被列入该表。

第二,大型开发商已经陷入了很多困境之地。曾经有一段时间,某些看好中国的人士经常挂在嘴边的高见就是避开深圳和上海,转而深入“三线城市”:这些较小的城市将成为中国未来10年增长的动力,房地产公司不能错过它们。关于唐山的央视报道就提到中国销量最大开发商万科(Vanke),以及华润集团和中国水电等国有企业建造的住房。

最后,只在大城市开发的成本太高。可用于开发的土地越来越少,地块拍卖价格越来越高。最近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上,土地的售出价格几乎是开叫价格的六倍。

难怪一些公司在寻求完全不同的策略。本月,万科对旧金山的一个住宅项目进行了投资,这是万科首次在美国出手。据悉,该公司还在考虑其他海外交易,包括在巴西。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新领地在哪里?肯定不在中国。

欧阳德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

译者/王慧玲

Tuesday, February 26, 2013

分析:新任教皇面临的重大挑战

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洒进北京市中心的圣若瑟堂(俗名东堂),双膝跪地的会众为祖国、彼此和教宗祈祷。

但在这些每天都会进行的祷告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梵蒂冈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深深隔阂。双方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由一家政府机构管理)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对抗也愈发激烈。

政府有关部门还对中国天主教徒施以更大的压力,搜查未登记的教会,囚禁神职人员。中国的神父数量近来一直在下降,去年有两所神学院被迫关闭。

龚民权(Joseph Kung)是一家向中国“地下”天主教神父提供帮助和培训的美国基金会的负责人。他说:“中国政府在选择主教和迫害教会方面越来越强硬。形势变得非常艰难。”

他谈到了马达钦主教(圣名达陡)的遭遇。在去年公开辞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职务后,马达钦主教被中国当局软禁并剥夺头衔。龚民权说:“中国政府凭什么剥夺一名主教的头衔?只有教宗才可以这么做。”

几百年来,中国一直是天主教传教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目前的形势将给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离任后的新教宗带来重大挑战。一些教会成员希望本笃十六世的继任者能够通过恢复接触、高层邀请和重启梵中双方非正式对话(这种对话于2010年被中国政府切断)的方式,翻开对华关系新的一页。

但在周一,中国暗示将维持对梵关系的强硬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国愿意发展与梵蒂冈的关系,但前提是梵蒂冈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且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从官方口径上讲,中共是无神论者,但中国政府一直在收紧对有组织宗教的控制。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坚称自己(而不是梵蒂冈)拥有在中国任命主教的权力。

梵中双方分歧加深已导致三名中国主教被逐出教会。

八年前,上任伊始的教宗本笃十六世热切希望扭转这种局面。2007年,他向中国天主教会发出一封不同寻常的公开信,呼吁与中国当局展开对话,并暗示梵蒂冈愿与中国政府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在他的支持下,梵中双方的非正式会谈似乎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今天的形势却截然不同。双方的会谈在2010年中止,所有与梵蒂冈代表的非正式交流也被取消。中国警方和地方当局严厉整治不在国家认可教会体系之内的地下“家庭教会”,至少十名天主教神父因自身信仰而被监禁。

一位参与宗教自由案件的中国律师称:“天主教家庭教会的处境非常艰难,因为当局认为它们受‘境外势力’影响。”

其结果是,据香港天主教研究机构“圣神研究中心”(Holy Spirit Study Centre)估计,中国天主教徒的数量停滞在1200万人左右,而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天主教会众却在迅速增加。

译者/何黎

中国应建“发展财政部”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政府体制改革,这经成为政府和市场的统一认识。日前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将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内媒体报道称新一轮“大部制”方案起草已基本完成,其改革重点在于强化市场监管,改善民生,整合完善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包括民政部扩大权责;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整合,成立专门的市场秩序监管部门;国家海洋局将扩权,强化海洋综合管理权限;铁道部与交通运输部有望整合等。

看来,此次“大部制”改革将主要是进行微调,不会像08年那样进行规模较大的改革,也不会对宏观管理和调控的职能做进一步改革。笔者在之前文章中提到了对宏观调控部门重组和改革的迫切性,并重点讨论了人民银行提升职能的重要性及改革路径。本文将主要讨论发改委和财政部的整合问题。虽然短期看来不会变化,但如果看今后5-10年,这个改革还是很是必要推进的。

根据2008年《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的界定,发改委更多的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等更宏观的角度拟定重大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目标及政策。而中国的财政部最主要的职能包括拟定财税发展战略、规划、政策以及组织实施,并承担中央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的责任。简单来讲,财政部负责的是通过基础财税与预算体系的设计,以达到规范财政纪律、调节财政收支并平衡经济运行的目的。从二者的职责划分来看,发改委重计划,财政部重执行,二者理应协调一致。

然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当前关键的问题在于发改委作为一个宏观战略调控部门,却被赋予了部分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的权利。根据规定,发改委承担着重大建设项目布局的责任,涉及中央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的项目都要经过发改委的审批,此外,大额用汇投资也需过发改委这道坎。

以2012年下半年为例,随着稳增长基调越发浓厚,发改委也重燃了审批热情。据笔者的粗略统计,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审核通过的项目数超过500个,其中9月份当月就通过147个项目,平均每月审批超过80个项目,相较上半年和去年同期大幅增加。此外,发改委批复项目的节奏差别也很大,譬如经历了9月和10月的高峰,11月发改委仅批复17个项目。然而,似乎正是发改委的积极“作为”使得市场对于基建投资等领域重燃信心,各地官员亦奔走寻求项目上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宏观经济在四季度也见底回升。

如此看来,发改委的审批速度可以调控短期宏观经济运行之势,而财政部并没有多少手段。财政部的失势仅仅是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则是中国预算体系执行上的不协调。发改委坐拥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控制权以及重大项目的审批权,但却没有足够的财权。政府的财源走的是预算通道,财权掌握在财政部(拟定预算计划)和人大(审议并通过预算计划)手里。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其一,每年预算的制定与发改委的“灵活的”调控计划能否匹配。对于这点,很难给出明确的回答,原因在于中国的预算体系的透明度仍然非常低。根据IBP(International Budget Partnership)的调查数据,2012年中国在100个受调查国中预算透明度排名第86位,且排名连续三年下滑,仅高于部分非洲国家。

世界需要新的战争规则

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以来的两个世纪里,国际社会逐渐发展出一套“游戏规则”来规范国家之间、甚至包括敌对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规则的基本前提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技术进步意味着,如今这些游戏规则正受到严重削弱。国际体系正面临风险。

在梅特涅(Metternich)、塔列朗(Talleyrand)和卡索瑞(Castlereagh)的时代之后,各方对于从正式的和平转向战争的过程发展起高层次的理解。这一过程涉及外交官之间精心措辞的交涉、有关如何对待战俘的规则,最终甚至达成了对战争罪的一致定义。所有这一切都隐含这样一种观念:虽然战争与和平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状态,但是它们都需要行为规则。

在更近的时代,核武器的使用令两者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核武器具有史无前例的毁灭威力,但矛盾的是,这推动核武国家在行为上更加谨慎。核武器的存在还创建了一种新的全球等级制度:少数核武国家居于顶端,其余国家则居于下面。

如今,国家间的游戏规则正在失效。对远程目标实施打击的先进能力,以及由政府支持的跨境恐怖主义,正使“可为”和“不可为”之间的明确界线变得模糊起来。科技进步还扩大了某一类行为的空间,此类行为的肇事者更难辨认,也更难以及时阻止。

的确,国际社会正在见证的是:各国日趋依赖秘密暴力手段,而不公开宣战。如今,领导人可以下令出动远程无人机,越境对目标人员进行致命打击,而这种打击有时也会伤害到平民。

使用尖端手段传播计算机病毒,可以扰乱对手的军工资产。各国还有能力对外国领导人和从事武器研发的科学家进行无人承认的刺杀。他们可能支持黑客侵入外国机构的电脑以获取情报,或者侵入私营商业实体的电脑以取得商业优势。

有的国家还在试验更全面的网络战争模式,以扰乱目标国家的基础设施,正如2007年爱沙尼亚及其银行业机构受到的攻击那样。技术先进的流氓国家如今拥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对目标国家的社会经济系统和最重要的政府机构发动虽不致命、但足以导致全面瘫痪的网络攻击。

对于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国际体系,其退化过程中蕴含的危险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社会混乱可能蔓延,对于攻击来源的不确定性将加剧人们的末日恐惧,导致社会瘫痪。潜在更加糟糕的是,国际体系的退化并非某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的产物,而是全球体系在各种累积压力(技术创新、大规模及越来越不耐烦的民粹主义骚乱,地缘政治实力的重新洗牌)下脆弱性日益加剧的后果。

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局面下,敌对国家倾向于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主观的评判。在这方面,核武时代初期的情况可以提供启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明智地没有利用其在原子弹方面的垄断地位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那种攻击可能产生可怕后果。然而,美国的自制导致苏联先是努力获得平等的核地位,后来又试图超过美国。由于美国令人钦佩地坚决不让苏联在核武实力上超越自己,很可能加上拥有核武器并越来越反苏的中国的崛起,苏联最终被迫满足于可核查的核武对等原则。

围绕当今威胁全球稳定的新风险开展开放式的讨论,仍可能有助于避免前所未有的灾难。那些具备技术实力、与全球稳定利益相关的负责任国家应当共同推动一个过程,目的是设定规则,禁止各方渐渐付诸于秘密的侵略行径。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创新者,美国在这方面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如今72岁等于古代30岁”

科学家宣称,过去100年间人类平均寿命快速延长,以至于现在的72岁相当于过去的30岁。

的确,位于德国罗斯托克的马克斯•普朗克人口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的研究人员表示,自1900年以来,在降低各个年龄段人群死亡率方面的进展如此快速,以至于人类预期寿命的提高速度超过了此前20万年(各种类人动物在20万年前开始向现代人进化)。

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类预期寿命提高的速度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工业化经济体措手不及,没有从成本上准备好为这么多人提供这么长久的退休收入。

这份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上的研究,选取了瑞典男士和日本男士为研究对象——这两国是当今预期寿命最长的两个国家。

研究发现,1800年瑞典男士和日本男士的预期寿命更接近从事打猎和采集活动的原始人类,而非当今瑞典和日本的成年男子。

从事打猎和采集活动的原始人在30岁时的死亡概率,相当于现代瑞典或日本男士72岁时的死亡概率。

另外,参与该研究的科学家们表示,人类寿命的可能极限不再清晰。马克斯•普朗克的博士后研究员、该研究的领导者奥斯卡•布格尔(Oskar Burger)说:“人类寿命可以延长到多少岁?我们无从得知。”

译者/阑天

Monday, February 25, 2013

英中即将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长期有权按照其认为合适的尺度发行英镑。不久后,该机构也将能发放人民币资金。

英国央行上周五表示,即将与中国央行签署协议,使其能向英国各银行出借有限金额的人民币。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央行也将能发放英镑资金。

这一协议旨在推动英中两国之间的贸易及投资活动,巩固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作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之一的声誉。

英国财相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表示,所谓的“互换额度”协议是“又一个迹象,表明在全球竞争中,英国被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都视为对商业开放”。

自去年1月奥斯本访问香港以来,推动伦敦成为人民币交易中心之一,一直是英国财相积极投入的项目。

未来几年里,如果北京方面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让人民币自由交易,预计英国对华贸易将出现繁荣。面对银行监管及奖金规则收紧的伦敦金融城,正寄希望于发展其初生的人民币交易,以便向世人展示,它仍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现实是,在全球汇市每天4万亿美元的交易量中,人民币交易仍只占很小一部分。受中国当局严密管制的人民币仅占交易总量的1%,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交易量都大得多。

许多银行家私下里认为,无论奥斯本是否居功自傲,伦敦都会迎接人民币的到来。伦敦是全球汇市交易枢纽,部分原因是其在一个24小时连续运行的市场中处于地理上的中间位置。伦敦在全球汇市每日交易量中占37%,远高于位居第二的纽约(18%)。

尽管香港是人民币首屈一指的离岸交易中心,但根据全球支付公司Swift的数据,伦敦已在最近超越新加坡,成为第二大中心。

英国远远不是唯一获准发放人民币资金的国家。迄今已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与中国央行签署了互换协议,包括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香港和冰岛。

去年秋天,英国央行对自己成为最新一家与中国央行签署互换协议的央行感到忧虑,担心此举不过是北京方面的公关操作,意在展示中方正在放松针对境外获取人民币的限制。银行家们抱怨,他们曾请求英国央行提供互换额度,以增强各方交易人民币的信心,却被告知互换额度仅适用于紧急情况。

但是,英国央行的抵制态度似乎在今年消失了。英国央行首席出纳克里斯•索尔曼(Chris Salmon)——他的签名出现在所有新版英镑纸币上——上月表示,目前各方的“观感”是互换协议将提振市场信心,他补充称,英国央行原则上愿意响应这一呼吁。

银行家们表示,在操作上,对于那些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开展贸易往来的出口商,以及那些与人民币打交道的金融家,其日常活动几乎不会受到互换协议的任何影响。英国央行只会在人民币严重紧缺的情况下提供人民币资金;在伦敦市场充斥人民币流动性的情况下,英国央行和交易员都认为这种紧急情况不太可能成为现实。

相反,互换协议将被视为英国央行对人民币交易给予肯定的标志。近几个月来,银行家们一直在努力向企业强调使用人民币的好处。

大型跨国公司深知用人民币付款的优势。伦敦各银行近期试图增强这方面的认知,以鼓励中小企业也使用人民币。支付公司西联(Western Union)表示,英国企业如果用人民币向中国供应商付款,可获得至多3%的优惠折扣,原因是如果用美元支付的话,中国企业将加上把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的费用。

“各银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以确保它们在客户登门时准备就绪,”花旗集团(Citigroup)在伦敦从事外汇业务的银行家吉尔斯•佩吉(Giles Page)表示。

“这是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又一个信息,即伦敦仍是极其与时俱进和对商业开放的。”

汉娜•库赫勒(Hannah Kuchler)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媒体札记:再次“坑爹”

一、为谁痛心

故事其实和一年半前也没什么分别。

2011年9月,因为年轻气盛的儿子李天一无照驾车打人,72岁的李双江中秋夜赶往受害者病房道歉;时过境不迁,昨天本该又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但这位军旅歌唱家想必又是老泪纵横,因为他曾万般宠爱、引以为傲的儿子又因涉嫌轮奸而被刑拘——残破的月饼,17个月后换成了苦涩的元宵。

于是,过去的这个周末,李氏父子的名字再次传遍大江南北,贴满报章网站,在社交媒体上更是火得发烫,毫无疑问地荣登春节假期后头号热门话题。

其实,如果不是实名认证为“《南华早报》网络新闻编辑”的王丰-SCMP在上周五午前发出“海淀公安分局昨天晚上以涉嫌轮奸刑事拘留了一名叫做‘李冠丰’的年轻男子。名字虽然改了,但还是有人认出来他真正是谁”,并附以一个指向李天一的人物词条,李双江夫妻所要面对的拯救任务还不会那么艰巨。

微博爆料者如此明显的暗示,媒体又哪能不闻到气味?午后15时许,新浪娱乐频道率先发稿,称“与李天一的母亲梦鸽取得联系,对方并未否认,也并未给出肯定答复”,并附上“李天一曾因寻衅滋事被收容教养一年”的背景资料。

肯定的答复稍后经由北京警方通报宣布,并获央视新闻口播:“2013年2月19日,海淀分局接到一女事主报警称,2月17日晚,其在海淀区一酒吧内与李某等人喝酒后,被带至一宾馆内轮奸。接警后,分局立即开展工作,于2月20日将涉案人员李某等五人控制。目前该五人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

案情通报毕竟简短。此时,《传李双江之子曾率人强奸老师,此事最终不了了之》、《李天一被指爱玩弄女性,绰号“海淀银枪小霸王”》等消息已然相约现身,被门户网站和媒体账号争相传播。

京华时报把一幅李双江之子被戴上手铐站在囚笼中的合成效果图放在头版,老父亲带着一年半前的满脸愁容站在一旁,标题有云“李天一获释不到半年再‘坑爹’”。

“坑爹!”——确实,还有什么感叹能比这两个字更言简意赅?众说纷纭自周六起喷涌。和2011年中秋节前一样,李双江夫妻做客电视台大谈“如何培养合格的孩子”、称赞儿子“根红苗正”的视频又被翻出,再一次作为最好的讽刺素材。如果说李天一是因为“军二代”的身份而在现实生活中享尽荣华富贵,那么在虚拟空间里,他和父亲就不得不为此加倍偿还。“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的人们再一次改编李双江的成名曲《红星照我去战斗》为《爹妈罩我去战斗》,甚至指控李双江本人“年轻时曾因‘冒充妇产大夫到产妇旁围观’等多宗流氓罪险被枪毙”,@夏商更是毫不掩饰心情:“我一点不想否认,我就是幸灾乐祸。军队设文工团,靠唱红歌跳红舞当上将军,成为党的玩宠,从此享有特权。说实话,唱红歌者就是意识形态帮凶,人格低贱。文工团这朵奇葩,各种丑闻绯闻不断,成为全世界军界的笑话,早该取缔。”

眼见这样的幸灾乐祸风靡网络,曹林坐立不安。这位中国青年报评论员周六以微博奉劝各位“不要沉浸在那种讨伐李双江、看军二代笑话、鄙视有钱人有权人的狂欢中,而回避了真实的问题”,并就此写下昨日头版评论《别把教育反思变成一场仇恨宣泄》:“名人靠公众掌声滋养,也必须有承担嘘声的心理准备……不过,也不赞成舆论将此案变成一场指向李双江及其身份的情绪宣泄。虽然李双江的身份比较特殊,其子的为非作歹也与其教育有很大关系,但批评和反思应该限于这是一个个案的事实,而不应借此渲染和发泄对李双江身份及其符号的不满。也就是说,不要将对一起刑事案件的反思,对一个家庭教育失败的批评,变成一次仇权情绪的发泄……李双江在这样的悲剧中,更多的是一个父亲,而不是一个‘军旅歌唱家’,不是一个‘文职少将’。他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教育责任,这样的失职让人痛心。但还是应该回到教育问题上进行反思,而不是盯着李双江的特殊身份。”

中国、西方与量化宽松

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相继在2009年推出了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最初的意图是作为一种紧急措施,向发达经济体中注入货币意义上的“火箭助推器”,以使其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路径之上,其实施期限以月计算,而不是以年计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所暴露的全球经济的种种失衡而言,量化宽松这副药是不对症的。2008年之后,美、欧、日发达世界均经历崩盘之后的反弹,但却似乎陷入了增长率极低甚至零增长的模式。现在,2013年初,金融危机爆发的四年多之后,人们又开始讨论一个新话题——实施一种新的、强度更大的量化宽松,可称为“从直升飞机上撒钱”,通过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注资,将货币直接注入经济体中。这种“从直升机上撒钱”的做法并不以税收为基础,而是直截了当地印钞,这通过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将表现为政府的负债。就像吸毒上瘾者需要剂量越来越大的海洛因来维持一定的欣快感觉一样,现在看来,量化宽松似乎也必须要不断地扩大规模,才足以阻止西方经济体重新陷入衰退。量化宽松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生活的一个永久性特征了吗?

量化宽松的鼓吹者从历史上的著名经济学家那里寻找理论支持,如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们都赞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帮助经济摆脱危机的想法。凯恩斯甚至提到,可以把塞满纸币的瓶子埋在土里,从而让人们忙碌地寻找、挖出并花掉它们。但量化宽松的支持者们忽视了另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家,例如奥地利人熊彼特(Schumpeter)。熊彼特相信经济繁荣之后的“创造性毁灭”的重要性,相信这能为新的经济增长清理道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借债金额的持续上升,造成难以支撑的债务负担,最终在2008年把政府压垮。但至今为止,西方国家仍未能吸取历史上很多过度借债导致的金融危机的教训,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北欧与东亚。西方国家也未能认识到,要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就必须承认坏账的存在并将其冲销,还必须重组金融机构,通过公共投资来削减成本和提升增长率。1998-1999年,韩国、泰国、印尼等亚洲国家因为独立性不足,或不够坚定,从而未能抵制以IMF为首的西方机构强加给它们的痛苦的经济重整方案。

不过事实却是,IMF等机构在1998年所提的建议是正确的。今天的结果是,除了日本之外,绝大多数东亚经济体都早已走出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财政实力雄厚,发展迅速。西方国家之所以能不顾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坚持原先的方式,是因为它们仍然控制着全球经济体系及其主要机构。由一位前法国官员(拉加德)领导、最终由美国主宰的IMF,无法迫使西方国家接受那些痛苦但必需的改革措施,那些措施会导致银行高管失业,导致西方生活水平下降。西方并没有服用本来可以治疗危机的正确的药物。许多触发本次危机的西方银行仍然没有得到重组,仍有很多坏账被遗留,尤其是在欧洲,而那些在2008年“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了。假设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任何东亚国家提议把印钞作为一种经济复苏策略,肯定会遭到西方的嘲笑。但在今天,在已实施印钞策略四年之后,西方为何仍能继续忽视它过去给东亚开的药方,把这么多的希望寄托在量化宽松(其实就是印钞)之上呢?

Sunday, February 24, 2013

中国新贵重振传统饮食

“先倒入用10只老母鸡的卵巢炼出的鸡油……”所有这么开头的食谱放在我这种人身上可能都浪费了——在我看来,吃东西的主要目的就是填饱肚子,因此吃马肉跟摄入其他任何蛋白质并无太大区别。

但在中国,吃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在中国人最看重美食的春节期间。各家在决定吃什么时,要看某个菜名的读音是否像与金钱、富裕和长寿等意思有关的字眼。当然,在其他很多文化中,人们每逢佳节也会吃些象征性的食物,但他们吃“火鸡”(turkey)的原因绝不在于这个词的读音像“兰博基尼”(Lamborghini)。

在这片烹饪中充斥着谐音字的土地上,食物与词汇的关系从来都不简单。以上述鸡油为例:它直接取材于一本书——18世纪的文学经典名著《红楼梦》。这是一部夹杂了《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特征的中国版《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其中还带有一丝《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的味道。

过去吃一顿必胜客(Pizza Hut)就算一夜狂欢的中国,如今已经走过了这一发展阶段。日益富裕的企业家越来越沉溺于书籍中记载的美食。由此,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奢华盛宴再度呈现在世人的眼前——人均消费可高达1500元人民币(合240美元)。

居长龙是当今中国最德高望重的红楼宴烹饪大师之一。他在自己兼职的中国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表示:“必须使用鸡油,其他任何油都不行,因为书里用的是鸡油。中国人把吃视为一种艺术,就像绘画和作诗一样。”

在一家西式中餐馆里,居长龙操着蚝油一样浓重的口音,深情地讲解着“茄鲞”的每一道复杂制作工序。这道菜取材于《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制作工序包括把茄子晒上三到五天,加入蘑菇、豆腐、坚果葡萄干和干番茄翻炒,密封到子里腌制。再配上一盘书中第八回记载的“糟鹅掌鸭信”,一碗“九道汤”(其中似乎只有五六道有英文名称),马上就有了一桌红楼宴,即便尝遍人间百味的人也会馋涎欲滴。

在高峰时期,扬州西园大酒店每天为被餐厅部女经理称为“儒商”的顾客供应四到五桌红楼宴。富商们开始重拾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而在我所称的肯德基(KFC)中国发展时期(数十年一切以快以大为重的高速发展期),这些传统文化曾被弃如敝履。

她说:“如今,企业家确实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因为他们到过的地方多了,眼界大大开阔了,现在开始寻找与众不同的东西。”她补充道,如果顾客一次想预定几十张桌子,那就不走运了:没有这么多一流的食材来招待这么多人。

在日益被星巴克(Starbucks)和哈根达斯(Häagen-Dazs)占领的中国,淮扬菜(《红楼梦》人物所享用的烹饪风格)成了稀罕物,因为它无法大规模烹饪。一道红烧茄子就要用20只鸡的卵巢炼出来的鸡油来做,因此未来可能不会发展出特许经营。

当然,需要用餐者猜谜的中国菜肴并非仅限于红楼宴里的菜肴。普通日常菜名也充满诗意,几乎让人摸不着头脑。尽管“Husband and wife lung slice”(夫妻肺片)和“chicken without a sex life”(童子鸡)这样的名字让人浮想联翩,但中国政府最近认识到,在追求实用简洁风格的当下,外国人可能更喜欢把童子鸡就称为“spring chicken”。

菜名还不是唯一的问题:有时候鸭非鸭,鱼非鱼。这并不是在说偷偷地在牛排汉堡里夹上马肉,而是在说绝对正当的事情:素食餐厅做的菜看上去完全就是鸭或者鱼,但实际上都是用豆腐做成的。所有人对这种厨技都交口称赞。

即便某些中国饮食并未试图展现出艺术性,也绝对能和文学沾上边儿。在扬州新开的一家包子店里,只要几块钱就能吃到一顿淮阳传统风味早餐,一名顾客发自内心地创作出一首称赞毫不起眼的扬州早餐包的诗。相比之下,吉士蛋麦满分(Egg McMuffin)可曾有过这种殊荣?

译者/倪卫国

请来丑字考教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务院颁布的第二批简化汉字,三十年前已经作废,不必旧事重提。只是睽隔太久,回想起来,仿佛前生我结拜的一群狐朋狗友,既深知其可恶,又想再看他们一眼。今朝独坐北窗,天寒客稀,不忘旧雨。且请他们回来叙叙。他们回来七十二位,恰够古贤之数。六六排列,共十二例,亮相如下(见下图)。

亍辺 垟坒(街道修整墙壁)

苎芘(幕僚瞎嚷蒙蔽)

令 浂氿(婴龄腾踢灌酒)

厷 辟历(雄殿爆弹霹雳)

厶 迠坣 抪(私寮建堂演播)

彐 (稳尊雪藏情意)

合元旦 胡(糖盒圆蛋糠糊)

午 苎龙 (舞影朦胧短眉)

(勤富谦懂器具)

仃畄沋予(燎原停留游豫)

(擦镜撤展鞋帽)

俈 皃 (蹲靠面貌懒愉)

狐朋狗友排列亮相,适逢师大中文系教授送书来。龚教授既不老也不少,求学年代正好碰上第二批简化字,所以认得,勉强通读一遍。不过将芘(蔽)误认作蓖了,(镜)(愉)也不认识。令(婴龄)他傻了眼,茫然相视。最可惊的是认不得元旦。我说:“这是圆蛋二字。”他才恍然悟了,怪笑称奇。后来我又考了一起老友小友,竟无一个能及格的。

如此可笑的第二批简化字,堪叹生不逢辰,面世之日,祖龙已殡天了,四凶已系狱了,文革已歇台了,文化人也敢由腹诽而嗫议了,所以遭到明抵暗抗,暂行两年,即告废除。那些明抵暗抗的文化人,只是觉得政府把汉字简化成这般模样,太可笑了,太难看了。要讲道理,也讲不出个明堂来。直觉可笑,直觉难看,如此而已。这种直觉起源于汉字文化的浸润渗透,深栖吾人灵魂中。直觉不死,汉字不亡。

不能全凭直觉,还须讲讲道理。且将前引那些狐朋狗友请出来讲讲吧。

(责编:薛莉 shirley.xue@ftchinese.com)

美国破获“中国蜂蜜门”案

美国当局公布了一起中国蜂蜜反倾销税案件,指控两家美国国内企业和5名个人涉嫌规避1.8亿美元反倾销税。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和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调查部门称,部分中国蜂蜜以果汁、糖浆和甜味剂等产品的名义走私进入美国。也有些中国蜂蜜通过其他国家转运,并贴上了他国原产国的标签,以规避针对中国产蜂蜜的较高的反倾销税。

在一名卧底探员的帮助下,联邦官员破获了这一犯罪集团。根据与政府达成的暂缓起诉的协议,涉案的两家美国最大的蜂蜜供应商——德克萨斯州的Honey Solutions和密歇根州的Groeb Farms,同意分别支付100万美元和200万美元的罚金。

“这些(违规)做法的结果是,合法进口商以及国内蜂蜜生产行业多年来赚不到利润,一些企业甚至已破产,”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副局长丹尼尔•拉各斯戴尔(Daniel Ragsdale)说。“我们将继续依法打击任何行业触犯反倾销法的犯罪行为,美国和外国企业要在相同的规则下开展经营活动。”

2011年,美国开始对中国蜂蜜征收反倾销税,旨在保护美国国内蜂蜜行业不受中国低价蜂蜜大举进入的影响,此后这一税种一直存在。

但此举并未阻止中国厂商想方设法进入美国市场,比如前述案件中的非法手段。

“这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在美国一直存在双重市场:一方面是正规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是这些廉价的进口产品,”总部位于南达科他州的一家美国大型蜂蜜生产商理查德•阿迪(Richard Adee)说。“如果他们想进口蜂蜜,这没问题,但我们都要诚信经营。”

这次打击行动被美国官员称为“蜂蜜门(Honeygate)”,得到了政客们的肯定。

“这一成功行动肯定会给未来的蜂蜜走私者泼上一盆冷水,”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在一份语带双关的声明中说。“很长时间以来,走私外国蜂蜜的做法让国内蜂蜜厂家面临困境。我们应对'洗蜂蜜(honey laundering)'采取零容忍政策。”

美国官员表示,一些非法进口的中国蜂蜜含有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批准的抗生素,但似乎不存在任何健康风险,也未发生致病案例。

在5名个人被告中,4名为蜂蜜中间商,1名为前蜂蜜销售高管。

Honey Solutions发言人拒绝置评。Groeb Farms发言人没有对请求置评的语音信箱做出回应。

译者/梁艳裳

“暴徒”的微笑

走进房门,迎面就是那幅著名的黑白照片。那是在1980年3月18日的台北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第一法庭上。在头戴白色头盔的宪兵的押解下,“高雄事件”部分受审人一字排开、表情各异地站着。施明德正好在图片中间,与身旁普遍的严肃与茫然的表情不同,他竟双手插兜,咧开嘴在笑,那得意的神情,仿佛不是在一场很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审判上,而是出席一场朋友间的聚会。照片被放大、喷在一整面的玻璃墙上,似乎引你跨入另一个时代。

这不仅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也是台湾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决定性瞬间”之一,这令人意外、漫不经心的笑容,像是在暗示在严酷的冬日正在过去,破冰声正传来。

在里间的办公室内的绿墙上,则挂着满墙的小幅黑白照片。照片上都是台湾民主史上的著名人物与事件,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桥头事件、《美丽岛》编辑部,他都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人,黑白的光影对比,令它们既真实又神秘,似乎牢牢地确认了对过往的解释权。

我在台北郊区的一处幽静的半山上的别墅里,见到施明德。他身材高大,穿蓝色牛仔裤、宽松的白衬衫,长发蓬松,胡须修建得干净,整个人望去得体又潇洒,既不像一位71岁的老人,更看不出25年牢狱生涯的痕迹。

他温暖、客气、潇洒,却又高度形式感。不管是我们见面的形式、还是谈话内容,都给我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在我遇的人中,再没有一位比他对自身更富有历史自觉意识。我们没有面对面相坐,而是并排坐在两张侧过来的椅子上,一架小型摄影机则摆放在不远处。我同朋友与他的两个漂亮女儿,则列席在两旁,这使得我们的谈话像是一场会谈,是为了镜头与听众而发表意见。他也正有此意,他多少担心年龄尚幼的女儿,难以了解这个父亲的多姿多彩的过往,他们间过分悬殊的年纪,多少令他觉得这种讲述与记录的紧迫感。

当他开口时,有一种奇特的“个人化的非个人语气”,他在动情地讲述自己观点,却又似乎代表着某种抽象的历史叙述,有一种不容质疑的绝对性。

面对着我这个北京客人,他自然要从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的政治结构说起,似乎要给我补上一小节浓缩的历史课。他的独特性也因历史背景,而倍显突出。在他的自述里,在他的公开谈话里,当然也在对我这样的陌生拜访者的讲述中,他也一定会说起,他做过中华民国四任总统的牢,历经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与李登辉……

“台湾没有一位政治人物比我资历更深的,包括李登辉在内,尽管他年纪更长”。为他这个看法作注释的是他在1962年的首次入狱。

很显然,他已把50年前的一个躁动青年的遭遇,当作了一种成熟意识的反抗。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似乎很确信,自己早已形成了一种坚强、稳定的内在意志,正因此挺过重重难关。我对此多少有些怀疑,他有些太过浪漫化自己的过往,但我又不知如何反驳,倘若他没有这样的自我暗示,他怎能熬过那些漫漫长夜,“自大”与“先知”总是如影随行。

当施明德站在1980年的法庭上时,不仅他的微笑,还有他的自我辩护,都显得如此不可理喻,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根本不知现实为何物。在法庭上,他大谈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看法,对于台湾未来思考,解释自己所创的“暴力边缘论”,他不仅没有为所谓“罪行”申辩的意思,甚至一开始就放弃了对个人命运的忧虑,他始终谈论的是台湾的命运。

《甄嬛传》能输出什么价值观?

2012年,一部描写中国清代宫廷内斗的《甄嬛传》,创下中国大陆有史以来的收视记录。仅在上海本地,最高收视率破10%。

这部剧讲述了宫女甄嬛从进宫时一个天真善良的姑娘,在经历过宫廷的尔虞我诈之后,变成一个“腹黑女王”并成功上位的故事。整部剧充斥着权谋斗争,互相陷害,否定了友情、爱情、亲情等一切人类美好情感。宫女们出卖朋友,使朋友流产;为上位不惜抛弃曾经的爱人;为陷害他人甚至亲自杀死腹中胎儿。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皇上的恩泽,使自己拥有更大的权力。

这样一部剧怎么会引起中国人如此大的兴趣?导演郑晓龙认为,《甄嬛传》在中国大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其传达的核心价值观是正确的”。(《京华时报》,2013年1月23日)因此,这部剧将在美国主流频道播出,被视作完成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使命。一些中国主流媒体如《南方日报》称:“不仅要依赖外国人对神秘国度的这种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如何像好莱坞一样向世界输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这将是有世界眼光和远大抱负的中国电影人电视人所面临的终极命题。”(《南方日报》,2013年2月3日)

尽管中国主流媒体对《甄嬛传》在美国播出持肯定态度,但我认为,这部戏在美国不会受到太多认可,更不可能完成价值观输出。其原因是,它宣扬的是中国落后的、倒退的价值观,在中国引起的社会效应也是负面的。它在中国的高收视率,并不能代表它具有普世意义。

《甄嬛传》的热播,是因为它与当今中国转型中人们的负面心态产生了共鸣。

首先,高收视率有其深厚的社会认同为基础。人们需要找到一个关注对象以宣泄内心情感。《南方日报》称:“《甄嬛传》本身就是一个披着古装的外衣,展现职场伦理的剧。”中国网友称,《甄嬛传》反映的就是中国社会现实,无论是职场,还是情场方面。数据显示,中国80后离婚率超过30%,其中有四分之一是由于男人找“小三”,更能表明中国人对《甄嬛传》情节的认同不是基于主观偏见。该剧中的皇权至上,滥用私刑,与当下中国政治腐败、职场各类潜规则横行、缺乏监管、正义得不到伸张有相似之处,其根源都是“人治”。人治的准绳是人心,这是世界上最变幻莫测的东西,几千年来关于人的系统研究都没有达成一致。以统治者人心为准绳的管理自然具有不确定性、排他性、神秘性,这势必导致权力不受制约,造成社会存在无力感,对人生、对社会的不确定感,无法享受当下的安宁,从而产生焦虑、恐惧、抱怨甚至仇恨。罗素说过:“恐惧是残忍的根源。”这种恐惧需要通过不断获取来的权力来暂时镇痛。《甄嬛传》又正好满足了中国人窥视获得权力诀窍的愿望。相比之下,民主与法制社会具有确定性、民众参与性、透明性。这就让人们处于一种身心相对安宁的生存状态,不用把过多精力用于研究人的问题,而用于做事。

可怕的是,《甄嬛传》的热播并不仅因为它反映中国当下现实,更是被当作一部励志剧被乐此不疲地模仿、奉为秘籍。因此它被大众起了《甄嬛升职记》的别名。一些以《甄嬛传》为蓝本的职场攻略应运而生——《看甄嬛如何上位》;新闻标题也借甄嬛的光——《亿万富豪要选“妃”,上千“甄嬛”博上位》;至于从《甄嬛传》中学习计谋指导“小三”、正室的“夺爱宝典”更是数不胜数。人们认同并模仿甄嬛最终变邪恶,反映出中国人倾向于适应不合理制度,而不是反抗不公。一些中国人虽然嘴上对现实不满,可是恐惧让他们只得去适应,因为现实意味着无法改变,反抗可能会带来报复。

中国将重陷资产泡沫?

在全球金融风险降低,经济转好,以及新一轮的政治经济周期的推动下,进入新年的中国经济显露出一幅乐观良好的图景。萎靡了很久的中国股市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弹,房产市场也开始升温,市场憧憬新年牛市的情绪开始高涨。

结束了10个季度的连续下滑后,在新一轮城镇化政策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在未来一年的表现令人期待,笔者也认为,中国经济在2013年的每季度经济增速应该可以平稳地维持在8%以上,全年的经济增速应该在8.1-8.3%。

但需要指出的是,宏观基本面的好转,加上主要央行的大幅放水,可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资产泡沫的窘境。

特别在日本央行步入美联储的后尘进行新一轮的无限量的量化宽松之后,美元和日元的套利交易会进一步为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推波助澜。虽然市场已开始讨论美联储在年内退出“量化宽松”的可能性,今年这种可能性的出现还较小,但其对于全球资本流向将有着深远的影响。去年流入美国的避险资本会大幅流出,而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的中国,也会成为资本流入的首选。虽然这样的风险是全球性的,而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加速会放大资本流入的效果。

中国资产泡沫风险,在几年调整之后重新整固,颇有大举回头之势,而随后可能出现的严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紧,又会增加影子银行体系信用违约的风险。要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中国的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通胀和资产泡沫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为了治理通胀,收紧货币政策的同时,也付出了经济迅速下行的代价。而进入去年第四季度,我们却再度看到了通胀的魅影。

首先,整个大中华区域的资本流入较为明显,香港金管局已经向市场注入了数千亿元的港币流动性,以避免港币的升值。在台湾岛内,银行间拆借利率水平也一直维持在低位。

在中国大陆市场上,流动性从去年10月起明显改善,即使央行主动减少了逆回购的操作量,市场的资金面却依然呈现整体宽松的局面。同时,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并出现了连续的“涨停”走势,为了避免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央行也被迫对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导致了人民币流动性的增加。

此外,对中国过去的通胀监测可以表明,中国的猪肉周期大约为2年,经历了上一轮通胀后,中国新一轮的猪肉周期似乎已经开始,按照历史节奏,整个猪肉周期预期将在今年下半年明显上升,这也将带来明显的通胀带动压力。

食品价格之外,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似乎也难以避免。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多数城市的房地产成交量开始明显上升,并在今年年初再度攀升,这样的一种现象值得关注,因为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新房存量并不高,如果去库存过于迅速,那么房价的上升则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笔者相信在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发布后,20个城市群的大规模建设,很可能推升投资者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并导致房价重入升轨,资产泡沫的风险将被再度吹大。

资本流入、通胀上升、资产泡沫重现,加上经济周期上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都将是不能承受之重,一旦通胀成为问题,那么严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紧,将是中国官方唯一的选择,这也将造成经济的下行风险。

中国资本市场新宠:ETF

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成为中国资本市场近期又一亮点。更多ETF产品面世将进一步打开中国资本市场,方便中国投资者“走出去”,外国投资者“走进来”。

Saturday, February 23, 2013

流沙河:简化字“不讲理”

现年八十二岁的流沙河先生是诗人,学者,曾因诗获罪,也因诗闻名。近十几年里,他集中精力研究古文字,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汉字缘起的著作。今起,流沙河先生在FT中文网上开设专栏《简化字不讲理》,邀请读者共同探究传统汉字之美。

Thursday, February 21, 2013

袁鹰: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二)

本文上接“袁鹰: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一)

问:回过头来说《人民日报》,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关于文艺的报道,同时接受编委会和中宣部的领导。具体是怎样协调的?

袁鹰:50年代到“文革”以前大体上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报社工作编委会事情比较忙,再加上当时文艺界的领导跟报社领导历来比较熟悉,比较关心,通过报纸来指导或者是影响文艺界的一些方针政策,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文艺部接受双重领导,基本上我们很多的文章,从社论到小的评论,比较重要的都是先拿到中宣部文艺处去看一看,日常编辑工作,中宣部是不管的。

问:他们会倒过来直接命题,说最近要组织什么报道吗?

袁鹰:中宣部同志当时都是尊重报社的,他们都是互相尊重的,遇到比较重要的文章,报社领导就会问中宣部文艺处看过没有,反过来中宣部内部也会说你们回去请报社领导最后批发,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矛盾,一直比较顺畅。从名义上来讲没有这一条,中宣部也不会承认说同时来领导《人民日报》文艺部,没有的。但是报社来讲就是,有很多文章先请他们看,报社领导尊重中宣部,并没有形成一个直接的明确的领导关系。

问:江青怎么插手《人民日报》的工作呢?

袁鹰:江青这个人她是什么都想插手的,特别是文艺界。她自认是文艺界出来的,好像很内行,最早就是《武训传》,当时怎么发表的我不太清楚,后来成立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老家去调查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当时公开见报的调查团有三个领导,一个是《人民日报》文艺组组长袁水拍,一个是中宣部的钟惦棐,第三个是文化部李进,当时谁也没注意这个“文化部李进”,以为是文化部派来的干部做具体工作的,其实就是江青的化名,实际上调查团是以她为主。尽管她当时不是什么官员,但她本身的特殊地位,别人肯定都是听她的,她到哪儿都是按照社论定的调子,按她主观的要求来证明武训是一个剥削人民,品质恶劣的恶霸地主。调查中凡是适合她要求的材料她要,不适合的不要。后来证明什么事情只要江青一插手肯定坏事。

问: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筹备工作是胡乔木亲自抓的。他想打造一份怎样的《人民日报》?

袁鹰:胡乔木这位同志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包括《毛选》里面很多文章,包括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他都帮助动手改,从内容观点到文字。另一方面他到底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在北京念大学,有自己的想法,有才华,也想把报纸办得活泼一点,多样化一点,这样更能够有读者,他本人文化比较高,也能够写文章,不光是能写社论,也能够写古典诗词。他不是外行,知道文章怎么样才算好文章,有真情实感,不能说假话,不能虚情假意。

但是他上面又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管着,不能越雷池一步,明明是不对的也得这么说。所以他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我想大概他自己也挺苦恼的,并不是那么心情愉快。他有的诗写得很好,很有感情,也不像他作为中央代表人物到报社来讲话那么严肃,不可侵犯的样子。我跟他接触过,因为他有一些诗词就直接寄给我。所以我在文艺部编报也有个有利条件,有时候他火气很大,要查一篇稿件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背景,我就个人给他写一封信承担责任,说工作疏忽了,政治思想不强,今后一定注意等等。写一封信也就了了,他是这么一个人。

朝鲜为何坚持发展核武?

尽管国际社会就朝鲜新近举行的核试验发出谴责是再正确不过的,我们仍应思考一下躲在“掩体”里面的人究竟是何想法。这里说的并不是韩国强硬派总统李明博(Lee Myung-bak,将于下周离任)仓促召开安全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北方对手最新威胁时待的那个掩体。相反,这里说的是比喻意义上的“掩体”。朝鲜长期待在这个“掩体”里,它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因此受到限制。

金氏家族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核世界”。某种意义上讲,朝鲜就诞生于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核武使用。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当时,国际社会需要找到一条权宜之计,来处置被日本野蛮统治40年之久的朝鲜半岛。美国建议,“暂时”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斯大林(Stalin)对此表示同意。自那以来,这个古老的国家一直处在分裂状态。

美苏分割朝鲜半岛的五年后,莫斯科方面扶持的朝鲜领导人、年纪尚轻的游击队员金日成(Kim Il-sung)孤注一掷入侵韩国,结果被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MacArthur)率领的联合国军击退。在被解除联合国军司令职务之前,麦克阿瑟曾想对朝鲜及其长期盟友中国使用核武器。1975年,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再次对朝鲜发出威胁,称如果朝鲜利用南越垮台之际图谋不轨,就将对其进行核打击。当时,韩国独裁统治者朴正熙(Park Chung-hee)也在推行秘密的核计划,后来遭美国制止。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Park Geun-hye)将于今年2月25日就任韩国总统。

金日成当时很明白他究竟拥有什么才会感到安全。他利用“主体思想”从苏中双方榨取援助,同时秘密发展核威慑力量以牵制国际社会。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整理的、来自朝鲜昔日共产主义盟友(这些盟友都不喜欢或不信任金日成)的文件显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朝鲜就对核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剩下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金氏家族耍弄了种种手腕和诡计,国际社会遏制他们发展核武器的努力不幸以失败告终。朝鲜目前拥有两种核能力,分别基于钚和铀。它在2006年和2009年进行的头两次核试验使用的是钚装置;目前尚不清楚,最新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这次核爆炸是否涉及浓缩铀。

他们为何要发展核武器?十年前,小布什(George W. Bush)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的一员。我们现在知道,“邪恶轴心”是一位年轻的演讲撰稿人鼓捣出来的夸张词汇,而且当时他需要往“邪恶轴心”里添加一个非穆斯林国家。但从平壤的角度来看,“邪恶轴心”名单上的一号国家伊拉克很快便遭到美国的入侵,其政权被推翻、领导人被处死。而且,目前仍有人公开主张,美国应在名单上的二号国家伊朗掌握核武器之前就对其发起攻击。

金氏家族还看到,其他偷食禁果的拥核国——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印度——并没有遭到攻击。这三个国家均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朝鲜则先是签署后来又退出了该条约;但这三个国家在让自己变得不可征服之后,全都获得了美国的援助。此类双重标准让金氏家族滋生了一种幻想,即如果他们能迅速拥有核武器,也会免受惩罚。

香港地产大鳄赵世曾

通往赵世曾(Cecil Chao)水景豪宅的小路顶头的熟铁大门上醒目地写着“乐居”(Happy Lodge)两个大字,而这位香港地产大鳄自然不会放过寻欢作乐的机会。即使对照香港富翁的奢华标准,赵世曾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这位76岁的富翁自曝曾与上万名佳丽上过床——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赵世曾终生未婚,去年九月,他再次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豪掷6500万美元为自己的同性恋女儿赵世芝(Gigi)招婿。最后才弄清楚他在意的并不是自己女儿的性取向,而是希望她能结婚生子,好让孙子(女)能继承自己的商业帝国。

赵世曾公布这个怪异的征婚条件后,我曾与他见过一面。当时我去薄扶林(Pok Fu Lam)看望朋友,薄扶林是港岛(Hong Kong island)最西边的一个僻静住宅区。赵世曾居住在赵苑(Villa Cecil),这是他名下的公寓楼群,可以眺望博寮海峡(Lamma Channel)的胜景。一辆劳斯莱斯(Rolls-Royce)就停靠在乐居住宅区一头的大门口,所挂车牌上就是赵世曾的英文名“Cecil”。赵世曾坐在副驾驶位,高兴地向某人挥手示意,后排则坐着两位靓妞。

如今我坐到了赵世曾的客厅里。(香港这个地方待人非常和气,彼此之间几乎都是直呼其名。)刚才乐居的大门半开着,我顺着小路漫步,经过一座满是锦鲤的鱼池。通往他豪宅的小门也开着,客厅摆放着一张大钢琴、一颗装饰简单的高大圣诞树、两大尊现代主义风格的雕塑以及很多玻璃墙与铬合金。远处那面墙是玻璃幕墙,可以俯瞰外面的壮丽海景。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在内格拉岛(Isla Negra)的寓所,聂鲁达对大海情有独钟。

豪宅似乎没有门铃,即便时节已届12月初,天气仍挺暖和,所以在室外站了好一会儿,才由一位菲佣把我引进去。房间很大,呈圆形,高高的天花板用黑色玻璃装饰。阳台区比客厅高,可以俯瞰客厅里的一切,有专门的娱乐区及宴会厅。通过旋转楼梯可以抵达顶层,由于门设在第三层,所以楼梯还通往手下人住的房间以及赵世曾自己的卧室,里面的床肯定也是圆形。

赵世曾最后从楼下的卧室现身,我俩坐在沙发上,房间里共有三张沙发,分搁在不同的区域。对于一位76岁的老人来说,他显得还算年轻,行动也还自如——长相年轻,他把这归功于定期打篮球以及丰富的夜生活。

他穿着棕色山羊皮夹克、羊毛衫、系着领结、下穿休闲裤。他招呼手下人(包括司机,总共有8人)把他的有色太阳镜拿来。只见一个仆人拿着一副菲拉格慕(Ferragamo)太阳镜走过来。

这套豪宅是赵世曾约40年前自己设计的,当时他刚从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建筑系毕业回港。“设计完全遵循当代设计理念:黑色玻璃、不锈钢、高屋顶以及天窗,”他说。“但年纪越大,就越喜欢中国和欧洲的古典文化,”他用手指着房间里的众多古家具、水墨画、中国漆器以及四周搁放的多尊佛像,补充道。“我还建了一座日式花园。”

整座豪宅面积约16000平方英尺,设计精巧,自然采光理想,与周围的海景浑然天成。“我把房间设计成两边都有很好的采光,并与周围的绿色环境融为一体,”他说。“因此,室内花园与室外花园以及人造瀑布珠联璧合。”他看到人造瀑布并没有运转,于是就拿起咖啡桌上的白色电话机。“朱莉娅,麻烦打开瀑布,”他说,通过电话发号施令,神情酷似邦德影片中的坏蛋。“客人都想来看鲨鱼,”我都觉得他想说,“朱莉娅,烦请放鲨鱼给大家开开眼。”

我们走到阳台上,为的是从这儿欣赏大海的美景。楼下一座形似肾脏的泳池,旁边立有一尊石象,摆出一副要纵身跃入泳池的姿态,池底则点缀着岩石与珊瑚。“我们都可以在这里潜泳,”他解释道。

我们拾级而上,来到宴会厅。赵世曾请中国木匠干了两年工,做了长条桌以及一圈装饰华丽的高靠背椅。桌子总共可坐36人,分坐两头的客人互相说话压根就不可能。赵世曾的朋友三教九流,从游艇和直升机的发烧友到篮球伙伴,应有尽有。当然也少不了他的那些风流韵事。

你可不可能与上万名女人上过床?根据自己多年的小报经验,我这样问他。“我从未算过,但有可能,”他说。“您瞧,每天都能与一位、二位、三位甚至四位女性约会,我的密友很多,彼此分享生活,并不仅仅限于某个人。我喜欢快乐自在的生活。”

赵世曾分别与三位女人育有三个孩子,包括比他小30岁、漂亮的美籍越南裔女人特丽•霍拉迪(Terri Holladay)。“结婚很麻烦,尤其在香港当前的法律体系下,对方会分割走大量的财富。不结婚则要安全得多,”他笑得很high。

共享财富并非香港社会最突出的特点,要知道,香港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别最大的地区。“香港穷人太多,这明显对香港不是件好事,”他坦承。“如此一来,社会就会不稳定,从而影响安定。但社会福利太好也不行,”他继续说道。“它会培养人的惰性,如此一来就会造成与希腊、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同样的结果。”

赵世曾对自由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觉得香港的自由也是差强人意。“我老说自由是个好东西,但太多的自由会让政府难堪。你瞧中国大陆没有太多自由,但整个国家运转良好,经济也是良性发展。民主会让整个国家失去闯劲——金融发展会随之变糟。”

扯完政治话题后,最后自然就聊到他33岁的宝贝女儿赵式芝身上。“谣言四起的原因,都是八卦小报记者推波助澜的结果。他们给我打电话,说我女儿已在巴黎结婚,”他指的是谣传女儿已在法国与另一位女性登记结婚。“我听后非常震惊,Gigi还那么年轻漂亮,未来的人生之路还有70%呢。”

这就是他为何豪掷6500万美元招婿一事的由来。“Gigi(赵式芝)嫁任何男人都行,任何男人只要愿意娶她,我都会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他说。很明显,他给的6500万美元在香港花不了多久。“我不会强迫她下嫁,很显然,我还是希望她能结婚生子。”

我俩谈完后,赵世曾自己沿着旋转楼梯往楼下走。下楼梯时,他大声向手下人说自己马上要出门,马上要用劳斯莱斯车。“开第四台劳斯莱斯,”他进一步明确道。

最心仪之物

赵世曾最喜欢唐寅(Tang Yin)画的桃花,唐寅的另一个名字唐伯虎(Tang Bohu)更是家喻户晓,他是明代(Ming dynasty, 1368-1644)的大学者、书法家、画家与诗人,被誉为明代四大才子之一,其画作更是价值连城。赵世曾藏有七幅唐伯虎的画作,这一点也不算奇怪。他说在“很久之前”的一次拍卖会拍得此画,尽管自己难以准确回忆起何时以及当时的具体情景。我问他那幅画究竟值多少钱时,他说自己记不清楚了。“反正很多钱。”既然不准备再拿出去拍卖,价值多少也就无所谓了。

赵世曾最喜欢的画家(唐伯虎)也不是独身者,据传他共有八位妻妾。其中一则风流韵事说他在船上见到某位奴婢后对她一见钟情。唐伯虎被整得神魂颠倒,因此自愿为奴,目的就是想向对方表明爱意。他的计谋终于得逞,最终成功抱得美人归。

赵世曾也特喜欢安吉尔•博特约(Angel Botello)的两尊巨幅雕塑,安吉尔•博特约是波多黎各裔的西班牙人,被誉为当代毕加索。赵世曾在波多黎各的博物馆看到这两尊雕塑后,就从博特约儿子手上成功购得它们。这两尊雕塑在埃及浇铸完成,赵世曾原想把它们搁放在花园,但由于香港经常下瓢泼大雨,担心因此会损坏它们。如今它们就堂而皇之地矗立在赵世曾超大客厅的角落里。

译者/常和

中国不应再纵容朝鲜

朝鲜的第三次核试验对关注这个无赖国家未来的所有国家构成挑战。

对韩国而言,这是对即将下台的李明博(Lee Myung-bak)总统的强硬政策的最后反击,同时也提醒将于下周上任的新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与平壤打交道具有严重风险。对日本而言,此次核试验让一些悬而未决的绑架事件取得突破的潜在希望化为泡影,此前曾有日本公民在沿海地区被朝鲜特工绑架。对美国而言,此次核试验生动地表明,朝鲜不可预料且行事隐秘的年轻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eun)正寻求远程核打击能力——这对美国的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风险。

然而,朝鲜这次核试验主要是冲着中国来的,中国受到的震动也最大。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正在为今后几年的外交政策拟定人选和方针。中国与朝鲜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理论上的意识形态团结,也有深层次的相互不信任。尽管在朝鲜战争中两国都有牺牲,而且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从自我利益出发)支持金家王朝,但双方彼此并无好感。

在现代历史上,中国对这个极其不可预料的邻国的政策经历了数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国家。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与朝鲜站在一个阵营大规模参战——与其说是为了挽救朝鲜,不如说是为了把不断推进的“帝国主义”部队驱离中国边境。自1952年停战以来,朝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缓冲国”,把非军事区对面的美军与中国隔开。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朝鲜自己选择了一条内部流放的道路,得到共产主义阵营其他兄弟国家的关照和扶持,直至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垮台或发生改变。中国在这段时期内基本上专注于自己的历史性改革,对平壤偶尔的挑衅行为有点放纵,同时满足于让苏联等其他国家为朝鲜怪诞的发展道路买单。

自共产主义阵营垮台以来,朝鲜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陷于孤立。中国对如何与家门口这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国家打交道颇感头疼。朝鲜采取一系列虚张声势和欺骗手法,试图两头捞好处——既想从那些渴望哄骗他们放弃核武的国家获得亟需的资金、粮食和能源,又耐心地追逐着核武和导弹之梦。“六方会谈”标志着中美在朝鲜半岛上的共同目标达到短暂的高水位。东北亚国家都对这种集体外交感到满意,只有朝鲜是突出的例外。

朝鲜在近几年不断主动挑衅,行动逐步升级,这使得外交几乎变得无关。平壤方面以自己的困境为要挟,迫使中国提供援助以维持其统治。朝鲜发现并深知中国的底线:不惜代价保持稳定,无论有多丢脸,也无论有多大的风险。

但是最近这次核试验暴露出两国的分歧越来越大,暴露出中国对朝政策存在缺陷。中国对朝鲜的纵容已经达到极限(并与中国对待冒犯自己的其它亚洲国家的方式形成鲜明反差)。

去年12月在联合国,中美外交官合力推动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批评朝鲜在那之前不久进行的挑衅性的导弹发射。这一有限度的举措令平壤感到惊讶和愤怒,从而为其核试验埋下伏笔,其目的就是警告中国,朝鲜不会扮演传统的附属国角色。

在中国评估东北亚形势之际,它必须应对多个趋势。朝鲜拒不推行改革,金正恩的行为越来越出格,中国的“柔和”政策显然无效,中国自身与韩国关系不断深化,以及亚洲爆发更大范围冲突的风险——这一切都突显出中国日益加剧的不安。这已导致中国新领导层周围有影响力的圈内人士质问:这个所谓的“缓冲国”有什么用?

本文作者是Asia Group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担任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

译者/何黎

Wednesday, February 20, 2013

Lex专栏:京东商城能否一鸣惊人?

相比沃伦·巴菲特投资亨氏(Heinz)的120亿美元,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王子(Prince Alwaleed Bin Talal)投资中国网络零售商京东商城(360 Buy)所花的1.25亿美元看起来微不足道。但这一迹象表明,当最富盛名的价值投资者选择质量(若非严格意义上的“价值”的话)之时,他的对手却仍在寻觅“一鸣惊人”式的投资对象。再没有比竞争激烈的中国零售市场更具“惊人”潜力,或者说更具风险的领域了。

从规模看,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电子商务市场存在巨大潜力。中国仅有约五分之二的人口使用网络,比例不到美国或韩国的一半。但在线购物人数已达2亿,超出美国25%,这还只占中国网民人数的三分之一。美国熟悉网络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三会经常上网消费。此外,在中国可自称全国经营的零售商少得多,因此对于能够在网上做大的商家,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巨大品牌价值潜力。

窍门是如何从这一市场获利。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投资目标京东商城,是中国第二大网络零售商,规模占网络交易总量的六分之一。近年其销售额的复合增长率达150%。但据麦格理(Macquarie)数据显示,在线市场的整体规模扩大速度也有这么快,似乎表明其市场份额几乎没有增长,尽管一场又一场极端且代价高昂的价格战噱头害惨了所有商家。电子产品市场的竞争者国美(Gome)日前表示,其网络部门是造成去年首次全年亏损的因素之一。麦格理预计,到2015年,市场增长将放缓至50%左右。对大多数企业来说,这种增速是求之不得的,但忙于打造送货网络的京东商城还没有任何盈利迹象。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持股,是京东商城此轮4亿美元注资的一部分。忘掉该公司去年所说的到2015年都资金充沛的话吧。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投资工具——金达控股(Kingdom Holdings)表示,会投资于三年内寻求上市的集团。这可能乐观了点儿。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艾卜

中国多个城市收紧房贷控制

中国数个城市收紧了房贷控制。此举可能预示着,为应对房地产市场再度升温,官方将出台范围更广的政策收紧措施。

在富裕的浙江、江苏和广东省,近日来有几个城市对利用当地住房公积金的购房者提高了借款的最低要求,或调低了贷款额上限。

这些新的限制标志着,与去年相比,政策出现了转向;去年,有数十个城市放松房贷要求,以求提振萎靡的房地产业。该行业被广泛视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自去年末以来,中国的房价已开始反弹。公积金规定的改变是一个迹象,表明官方试图在房价出现太大涨势之前遏制住市场。地方政府经常利用对公积金的微调来控制整体楼市。公积金通过补贴按揭付款来支持首次购房者。

根据中国主要房地产门户网站之一搜房网(SouFun Holdings)发布的对全国100个城市的调查,1月份中国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1%。这是两年来的最大涨幅,也是房价连续第8个月上涨。

成交量也有大幅增长。据搜房网透露,上周农历新年放假期间,27个大城市的售楼量同比增长逾5倍。

位于上海以西的江苏城市昆山是最新一个收紧公积金规定的城市。当地政府本周表示,从下周一开始,市民需要向公积金缴费一年以上,才能申请购房资助,而此前要求的最低缴费期限为6个月。

在此之前,广东东莞市和浙江金华市都调低了购房者可从公积金借款的金额上限。

这波收紧措施周二打击了房地产公司的股价。中国销售额最高的上市开发商万科集团(Vanke)股价下跌逾4%。

自2010年政府大举干预、力阻楼市形成一个大泡沫以来,中国房地产政策的总体框架是以调控为主。

中央政府调高了首付要求,限制了开发商资金来源,并在全国数十个升温较明显的城市阻止人们购买第二套房。地方政府在保持这些调控措施的同时,去年出于对房地产市场低迷变得过于严重的担忧,放松了公积金规定。

去年,中国楼市还得到央行放松货币政策的提振。中国央行两次下调利率,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

表明中国央行可能也在调整政策方向的一个迹象是,周二,中国央行通过一个28天回购协议,从货币市场抽走300亿元人民币(合42亿美元)。这是该机构8个月来首次直接抽走流动性。

收紧房地产政策的步骤,与1月份信贷发放飙升形成反差。鉴于中国仍试图巩固经济复苏的势头,许多分析师相信,更大力度的政策收紧要等到今年下半年才会出台。

译者/和风

Tuesday, February 19, 2013

投资中国公司仍需谨慎

中国的增长速度令人惊叹。长期来看,中国还将维持这种增长势头。但蛇年的到来提醒投资者:购买中国股票未必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那些最初投资了模拟MSCI中国指数(MSCI China Index)产品的投资者到去年年底时应该是赔钱的。

在中国内地或其他任何地方,获得丰厚回报的关键就是充分了解所投资的那家公司。毕竟,我们投资的是一家真实的公司,而非股票本身。作为长期投资者,这就转化为两点:质量和价值。投资质量,指的是投资竞争优势明显、资产负债表健康、富有管理经验和增长前景光明的公司。

那么中国内地的公司在这些方面做得如何呢?令人遗憾的是,非常糟糕。中国是“宏观做得好、微观做得差”的典型例子。内地大多数上市公司是国企,这就意味着它们在经营中未必将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对国企而言,国家利益往往是排在第一位的,特别是能源等社会敏感领域。此外,大多数公司治理不透明,高管(甚至监管者)之间往往互相推诿。并且,腐败情况仍然严重,因此投资者需要详细了解公司所有者的背景以及公司运营的方式。

从估值来看,中国内地股票价格较低。市盈率水平目前较低。五年前,中国股市的市盈率大约为40倍。然而,中国股市事实上不是由基本面控制,而是像一个赌场。导致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在中国封闭的金融体系下,投资渠道太少。因此,很多人将资金投入股市(以及房地产市场),希望通过投机赚快钱。

正因如此,我往往宁愿通过投资在香港上市的公司间接分享中国的高速增长。一般来说,这些公司大约有40%的利润获取自中国内地,但往往公司治理水平更高,对股东也更加友好。此外,这些公司在异常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知道该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意。

在这个角度而言,我非常青睐的一家公司是在香港上市的太古股份(Swire Pacific),该公司在房地产业、航空业和零售业建立了一系列优质品牌。该集团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内地的消费增长,并正利用从其在香港的投资性房地产中获得的资金,在内地大举进行商业开发。

由于其管理风格保守,太古的资产负债表仍然比较健康,与内地很多同类公司形成鲜明对比——内地那些公司发展势头较弱、负债率较高。

尽管中国提供了很多诱人的长期投资机会,但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已明显发生转变,转向中国领导班子换届后的经济前景和政策动向。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8%,明显低于前几年。经济似乎正在企稳,但这主要得益于货币政策的放松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支出的增加。

然而,最新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却显示,经济增长有所放缓,突显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在促进经济加速增长方面面临的挑战。在经济增长模式向更可持续的消费拉动型转变方面,进展仍然平平。新一届领导班子有没有那份政治意愿去推行迫在眉睫的改革,这一点也只有依靠时间来检验。

如果西方投资者对东方的兴趣集中体现在中国,但中国市场却没有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投资者就会推导出这样的结论:那些看似不太重要的经济体往往能够提供不错的替代投资机会。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新加坡,那里有很多财务状况健康、经营良好的公司。

那些公司大多早已突破了新加坡狭窄国内市场的限制,拓展到了东南亚和更远的地区。还有印度,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也有很多优秀的企业,从全球一流的IT公司、到消费品公司,这些消费品公司拥有许多优质品牌,满足该国日益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的需求。

本文作者杨修(Hugh Young)是安本资产管理亚洲公司(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Asia)执行总裁,并管理着安本New Dawn投资信托

译者/王慧玲

万科首次进军美国楼市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首次进军美国市场,签约参与旧金山一个高档住宅项目。

中国销售额最高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集团(China Vanke)将投资于铁狮门地产公司(Tishman Speyer Properties)发起的一个项目。

双方都没有透露具体投资规模,但其金额应当较小,因为万科是通过其董事长的微博(而非通过向证交所申报)宣布这一投资的。

但这笔交易的潜在意义较大,因为这是中国大型开发商到美国建造住宅的首批项目之一。由于中国政府在大城市实施住房限购,而许多中小城市的新房存量又过多,中国开发商正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以寻找商机。

“不要一提国际投资就提醒应该在国内如何如何。21世纪优秀的企业一定是全球视野、国际化,”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在新浪微博(Weibo)上写道。

王石以前曾表示,市值近1300亿元人民币(合210亿美元)的万科希望登陆海外市场,尤其是那些拥有较大华人社区、熟悉万科声誉的市场。

万科进军美国之前,去年鑫苑置业(Xinyuan Real Estate)斥资5400万美元,买下纽约一个规划建造200个住宅单元的地块。

国有控股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去年也进入美国市场,向美国最大住宅建筑商之一莱纳公司(Lennar Corp)提供了一笔17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旧金山的两个开发项目。

据瑞信(Credit Suisse)分析师杜劲松透露,万科将在名为“富升街201”(201 Folsom Street)的旧金山项目中持有70%股份,铁狮门将保留其余股份。

万科仍须得到中国政府批准,才能将资金汇至海外,完成这笔交易。

“要判断万科海外扩张的最终影响,现在还为时过早。”杜劲松表示,“不过,鉴于中国房地产业的种种结构性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万科为找到潜在长期增长点而进行的有益尝试。”

万科上月还宣布计划,拟将一部分上市股票从中国内地转至香港交易所。

除了借此得到较高的估值外,此举还将使万科更易于为海外收购进行融资。

董慧(Emma Dong)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如何抵制“房叔房姐”?

房产查询摸了官员的老虎屁股。鉴于房叔房姐房哥房姐层出不穷,漳州、广州等城市开始堵上漏洞,禁止“以人查房”,即检索在某个个人名下的所有房产信息。

表面理由是保护个人隐私,实际上是保护既得利益阶层。

以人查房蔓延的结果,必然暴露少数人掌握了大多数房产的现实,到那时候,不仅中纪委反腐人员疲于奔命,由贫富差距导致的尖锐社会矛盾也会进一步加剧,官员最重要的房地产资产相当于全部公开。不必中央倡导保护个人隐私,各个地方政府一定会想方设法,防止个人房地产信息外流。最典型的案例是:虽然住建部承诺住房信息联网不等于个人住房信息公开,联网工程一拖再拖,到现在为止仍未完成。

公众之所以对个人住房信息如此感兴趣,主要原因是对于官员或者国企高管的寻租租金感兴趣,到目前为止,网上曝光的信息显示,这些寻租权比公众设想得要大得多,离奇的房姐房叔故事,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探密热潮。

中国富豪的资产绝不仅仅在国内,而是遍布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各个国家。

笔者在加州伯林顿市的开放住宅中,见到了几拔中国来客,山上豪宅里年轻的售楼小姐,撇着一口香港国语说:“北京人好有钱啊,全都用cash,像我们这种打工的人,一辈子也住不起几百万(美元)的豪宅啦。”北京人,香港人,成为有钱、喜好现金的标志。在下山的路上,看到一辆豪车出行,车上坐着的漂亮小姐一望而知是中国有钱人。如果国内公众可以查询到富豪国际资产的情况,他们会毫不犹豫进行搜索,然后怀着满腔怒火发泄到微博之中。

禁止查询无法阻止公众的质疑,质疑反而随着信息封闭进一步加剧。平息公众的怒火、保护个人隐私,最好的办法是尽快缩小贫富差距、培育出庞大的中产收入阶层,只有多数人享受改革红利,社会的暴戾之气才能逐渐降低。

尽快公开官员财产是建立公开透明政府的基石。公开官员财产是执政者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能否建立现代政府的试金石。缺乏反对派别政治人士的质询,政府官员公开财产成为信息勾通的惟一渠道,否则,官员的财产就是一笔永远说不清楚的糊涂帐。

公开官员财政才能真正保护社会公众的隐私。官员所应承担的财产公示之责,是衡量官员能力、检验官员操守的重要标志,绝不可与保护隐私混为一谈。以个人隐私为由阻止官员财产公开,公众会把保护个人隐私当成保护官员寻租权的借口,人们在抨击寻租权的同时,也会彻底抛弃保护隐私等现代文明准则。

没有必要限制官员或者富豪购房,而应该改变激励机制。

很少听到加拿大、美国本地人充当房姐、房叔。巴菲特一辈子住在老房子里,乔布斯、盖茨也没有充当房地产大款,他们的豪宅美仑美奂,却不可能囤积几十套住房待价而沽。如果按国人的做法,大约会把热门区域或者好的学区房全都囤积起来,高价出售给新移民,以获得最高溢价。赚未来的钱,让新来者无路可走。

正确的税收激励机制功不可没。假如,房姐龚爱爱2003年在北京核心区域购买20套住房,在2012年下半年出售,她不仅能够轻松获得最高十倍的收益,还享有如下红利:在持有区间不必缴纳任何税收;由于北京房地产大部分时间处于卖方市场,因此,在出售房产时,龚爱爱可以把税费转嫁给买家,这是世界上少有的鼓励投机购房的税费政策。

春节观感:十字路口的中国

中国每年一度的春节人口大规模流动,给了客居大城市者观察家乡(一般为中小城市与农村)的机会。如果将全国各地的回乡见闻汇聚起来,可以形成对中国现状整体上的感性认识。当然,这种短时间的观察和交流可能流于表面或片面,但仍然是窥视中国真相的一个宝贵窗口。

笔者综合全国各地的春节回乡见闻,来自诸多朋友以及网友,也有本人的家乡感受,得出一些初步的个人主观判断,但区别于正式的调查和研究。

最直观的判断是,三四线城市(除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城市之外的所有地区级市和县城)的房产购买热潮已渐熄灭。有相当部分城市的商品房滞销,这些城市的政府与国有部门人员,大部分拥有多套相当于特供的住房(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单位住宅),也有富人或动迁户大量投资住房的现象,这形成供给过剩和空置现象,虽然很多农村人口在城市置业,但这个过程已经放慢,显然需求高潮已过,空置住宅需要长期消化。在一线城市,还有大量刚需存在,但因房价过高而无法转化为有效需求;与此同时,一线城市的住宅大约有1/3左右属于投资并推动了价格上涨,形成了真实居住需求与供给间的断裂,积累泡沫。

经历缓慢的增长之后,汽车消费迎来了高潮。在三四线城市,私人购车已相当普及并在加速,汽车正在取代地产成为新的消费点。如果说住房是必需的话,汽车消费还有“面子”因素推动。三四线城市旧城区道路规划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自行车时代,完全不能适应汽车运行,因此交通反而比大城市更加堵塞。不过,由于大部分城市都规划和建设了宽阔的新城区,拥堵主要发生在旧城区。行驶成本低的新能源汽车适合在小城市使用,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引导和迎合这种需求。中国私人汽车保有量在未来几年可能继续上升,这对中国石油供给、环境治理以及保护耕地带来挑战。

子女教育是与住房、汽车消费并列的三大消费之一,这也是大量人口从农村到县城、县城去市区等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大规模并校,农村学生上学成本上涨(午餐费和校车费),且教育质量非常低,大部分有钱人都为孩子寻找最好的学校,学区房和借读费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读书无用论”也大有市场,因为大学生就业困难,也找不到好工作,工资收入甚至可能低于农民工和小经营者。对于教育的两极态度或许表明中国的教育质量、经济结构都存在问题。

住房和汽车等消费使得人们日常生活品消费能力大幅降低,因为前者吸收了大部分收入和储蓄,甚至透支未来,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们的省吃俭用,只有在节假日或家庭重要活动时才会有“面子消费”。不幸的是,三四线城市由于需求不足导致商品周转比较慢,大部分品牌商品价格远高于大城市和电商,最近几年人工和租金的上涨助推了这一趋势。因此,这些城市除了有特色的餐饮业比较繁荣之外,其他商业与服务业并不发达,为了压低商品价格,三四线城市的商品“去品牌化”(山寨货多),质量较低。

考虑到住宅需求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得到满足,而汽车也逐渐普及,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并使国民收入持续增加,中国大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消费能力将逐步增加和释放,健康、文化娱乐、旅游、教育等也将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一个依靠国民消费拉动的经济体,而这也正是转型的目标。

袁鹰: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一)

袁鹰,原名田钟洛,1924年生于江苏淮安县,是当代著名的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散文家,也是一位从业50多年的老报人,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自1952年进入《人民日报》,他亲历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多次批判运动。2006年,他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出版发行后,即卷入了当时影响极大的“八本禁书”风波。在访谈中,他详尽回忆并反思了这段经历。访谈分四篇刊登,本文为第一篇。

问:您的童年似乎在迁徙动荡中度过,请谈谈家庭对您个人成长的影响。

袁鹰:我祖父原来家境贫寒,后来从秀才、举人考到进士,到北京殿试后分到安徽候任,当了几任地方官,最后一任在安徽六安当知州,辛亥革命后他就回老家了。现在回头看,他也还算是清官,在任时提倡办一些学堂,没有贪污,所以回老家后也没多少钱。他在家乡做一点慈善事业,救济孤儿等等,筹办了一所江北慈幼院。

我是他的第一个孙子,我也去念私塾,四书、《三字经》、《千字文》这些归私塾老师教,祖父自己在家里教我念唐诗、《千家诗》、《古文观止》等等,这样一直到10岁。

问:您离开淮安是什么时候?

袁鹰:1934年10月。先到杭州。1934年,我父亲一个人在杭州工作,后来就把整个家搬去杭州。对我整个人生成长来说,在杭州的几年很有作用。第一是在杭州进了新式小学——杭师附小,对我来讲很新鲜,不是在家里光念古文,有算术课,特别是有体育课,音乐、美术、劳作等等课程,现在小学没有劳作,那个时候劳作都做一些手工。

第二是我受到许多时事教育,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整个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危险。我们校园里立了一个很大的牌子,上面四个大字“毋忘国耻”,这种教育是无形的,每天一进去就看到这四个字,老师也常常讲,对小学生的影响比较大,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政治思想教育,那个时候叫时事教育。每天早晨早会,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体学生都在操场上,有一个老师根据昨天的报纸讲几分钟国内大事,然后体育老师让大家做早操,再回教室。

每周一早晨开一次全周大会,校长讲话前要临时指定高年级学生背孙中山遗嘱,那个时候按童子军编队,他在台上临时宣布第二小队副队长上来,就上去。我念到五年级的时候,总觉得有可能早会上忽然被点到,也不一定都是队长,什么六年级第四小队第五个,排到第五个的就上去了。所以我从小第一件事就是把孙中山遗嘱背熟,现在还能背得出,就是那个时候念的,结果一学期也没叫到过我。这种我觉得就是公民意识的教育,国家碰到危险了,有责任将来要担当救国的重担。因为杭州离上海比较近,有上海流传过去的进步电影,音乐课常常唱一些歌,《义勇军进行曲》我在小学五年级就会唱了,我觉得这对儿童少年成长很有好处。

公民课倒不全是政治思想,包括怎么做人,为人处事,怎么做一个公民,对待社会,对待长辈,对待国家都有。现在公民课课本没有了,前些年李慎之同志提倡过中小学校公民课,我也很赞成,公民课应该说比现在的政治课范围更广。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杭州五年打下一点基础,有一点现代文明、公民责任的意识。小时候在淮安还是按四书五经那么念,顶多只是懂得一些个人品德修养,并没有现代文明教育的意识。

中国难以根除腐败

在郑州长途汽车东站,春节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该汽车站是书院街村村办企业,村干部们抱怨说,每一辆汽车离站都在告诉他们,又有一笔收入落入了腐败分子的口袋中。

书院街村党总支书记樊建辉已将该汽车站据为己有,尽管村干部们举行了抗议活动并多方举报,但樊建辉迄今未受到调查。

这个案例凸显出,尽管新一届领导班子发誓将根除腐败,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确保基本的治理标准得到落实方面仍面临困难。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月表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并表示在调查贪腐行动中绝不破例,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中共下达文件,要求干部减少豪华宴请、厉行勤俭节约,此举顺应了民心。中国活跃的社交媒体上揭露的一些腐败嫌疑人被迅速调查和停职,这也让人们产生期待。但专家们提醒称,只要中共仍然拒绝外部监督,就不会取得太大的进展。

一直呼吁政府提高透明度的上海律师严义明说:“反腐唯一真正有效的办法,是提高透明性、发展法治和民主。目前的反腐运动并不具备这些特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跟之前的反腐运动并无区别,预计也不会更加有效。”

尽管中共无意分出权力,但体制内的专家们表示,要在遏制腐败方面取得进展,就必须推行结构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目前这种运动式反腐是不可持续的。”他表示,在党、公安部和司法部之下,有太多机构参与反腐,而调查常常就在这个盘根错节的系统里卡在了某个环节。

料想举报郑州汽车东站腐败问题的人应该会同意这个观点。当地村干部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向中共纪委部门、组织部门、公安部门以及司法部门检举樊建辉,都没有结果。领导举报活动的书院街村村委会委员樊建强(音译)说:“哪个部门都没给我们回信。司法部门把我们打发回公安部门。公安部门说上头有指示,不允许他们插手这个案子。”樊建强和樊建辉没有亲戚关系。

樊建辉并不否认这家汽车站是作为他的个人企业在运营,但他说,这样做是根据1998年签订的一份合同。但据原告委托的第三方审计机构估计,合同上的签名字迹不超过7年,显示合同是樊建辉担任村委会负责人时签署的。2008年,樊建辉未能再次当选村主任,被任命为村党总支书记。

汽车东站是书院街村当地经济的支柱。据樊建强估算,该车站在2006年至2012年之间原本可为村里带来4300万元人民币的纯利润。

因此,村民们决意反抗到底。他们对樊建辉提起了民事诉讼,质疑合同的有效性。

这种强硬态度并非个别现象。中国民众已开始公开抗议腐败现象,微博(Weibo,中国版Twitter)推动了这股声势。观察人士表示,微博已开始成为一股要求政府提高透明性的独立力量,这股力量正是中国现有体系中所缺乏的。

中共正设法在现有体制中利用这股力量。

汪玉凯补充说:“在西方,廉洁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三种权力的互相监督来实现。反腐工作在一党制下更加困难。其他国家肯定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但即便中共反腐取得成效,这可能也会令其陷入两难:把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完全展露出来,可能令中共的声誉荡然无存。

赵添琦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大宗商品周期与中国经济

人们都在谈论从债券到股票的转移,或者说轮换。但全球市场的另外一种转变或许已经开始,并且可能会变得更重要。这就是关于大宗商品的转变,它可能预示着中国及其经济的一场演变。

这种越来越紧迫的担忧就是,大宗商品价格已经达到顶点,价格上涨10年的“超级周期”已经结束。

历史最悠久的美国商品研究局(CRB)大宗商品指数没有分享股市的反弹。与近两年前的峰值相比,该指数下降了15%左右。而此前的10年该指数几乎上涨了两倍。在2001年该指数开始上涨之前的20年,它实际上也是下降的(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时期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之后的阶段)。

经历了急剧上涨之后,工业金属价格大幅下跌。(今年迅猛上涨但依然远低于历史高位的原油价格一定程度上是个特例)。

所有这些都表明,大宗商品市场的走势是一个长周期。这种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被斯大林处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colai Kondratieff)。他发现大宗商品价格存在10到20年的上涨期,间隔其间的停滞期的时间也差不多长。他在上世纪20年代发现的这一模式一直存在,只是周期在缩短。

毫无疑问,人们对历史上的大理论有些直觉上的怀疑。但它与近期历史的吻合非常有说服力,其影响也不仅仅波及大宗商品投资者。经济研究机构Longview Economics的克里斯•沃特林(Chris Watling)的研究显示,整个20世纪,大宗商品处于“上升”周期的时候,股市就是水平的,凡是股市上涨的时候,大宗商品价格都处于静默期。过去10年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正好对应股市“失去的10年”。

这些理论也有一些直观的逻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成本就会上升,资源就会实行限额配给。除了大宗商品生产者以外,这对任何人都没好处。当原材料价格平稳的时候,资本主义的机器就会稳定运转。

因此,如果眼下大宗商品周期真的已经转向,或许还是好消息。是这样吗?

与最近大部分经济难题一样,答案在于中国。过去的20年,大宗商品价格与外汇储备的积累几乎是完美联系在一起的。当资金更多的时候,硬资产价格就会被抬高。

由于成功的出口,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成为很多基础原材料的最大消费国),但在过去的两年中国正在稳步减少外汇储备。它希望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内部增长上,可能也希望本国货币升值(从而缓解通货膨胀)。

中国也有自身的周期性问题,这个可以用上周我在女儿所在小学的班级关于全球贸易的讲座来阐释。讲座时每个人都非常兴奋地把自己的鞋子脱下,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余人都发现鞋子是中国制造的。这双例外的鞋子来自越南。

我解释说,曾经大家的鞋子都是英国制造的。然后一个小女孩举手向我说,在拍摄于1985年、讲述时空穿越到上世纪50年代的电影《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战后的美国没有人相信30年之后,美国人会穿戴并使用日本制造的产品。这个转变正好反映了亚洲最强经济体的经济周期。

Longview Economics的说法更实际。先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虎”经历了30年的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10%,但之后又回到5%的常规增长。中国则紧随其后。最近中国铜进口的剧烈收缩可能就是这种渐进转变的一部分。

对于其他市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目前来看还不错。特别是金属价格曾有许多年与世界股市保持一致(与历史模式不同)。现在股价上涨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表明,历史上二者的反常关联正在减弱,我们正在回归常态。这将是健康的。

这可能也表明,通过开采更多矿场,供应正在增长,从而满足需求。这是循环的正常结束方式,也是健康的。

最后,这可能表明,西方股市的投资者不再感觉要依赖中国的增长来促进自身的增长。这点还有待于证实。

西方股票投资者已经习惯了预期中国经济会永远快速增长下去。这种乐观为股票和金属价格都提供了支撑。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像日本和韩国当初那样放缓,那对世界其它地方未必有益。

译者/王慧玲

Monday, February 18, 2013

中国下一代消费生力军

每到中国春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返乡,带回他们在大城市采购的礼物。这种旺盛的购买力是二三四线城市消费市场崛起的缩影。

法兴银行:中国复苏恐将放缓

中国经济虽然在2012年末有所反弹,但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复苏难以延续到今年年末。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需要特别注意结构性改革,为国企和财政体系带来新变化。

Sunday, February 17, 2013

沃尔玛二月销售“一塌糊涂”

因为一些被公之于众的内部邮件,沃尔玛(Walmart)股价周五下跌逾3%。在这些邮件中,沃尔玛一名高管称,该公司二月迄今为止的销售情况“一塌糊涂”。

彭博社(Bloomberg)获取了这些电子邮件,并摘录了部分发表。沃尔玛未对发表出来的摘录内容予以否认。

作为全球销售额最高的零售商,沃尔玛被视为美国消费者信心的晴雨表。这则消息令人们更加关注今年薪酬税上调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导致整个零售业板块股价下挫。

据彭博报道,在2月12日发送给其他高管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沃尔玛销售与物流副总裁杰里•穆雷(Jerry Murray)称:“二月(迄今为止的)销售情况一塌糊涂。

“我在公司呆了7年,这是开局最糟糕的一个月。”

这则新闻报出后,沃尔玛股价大跌3.5%,之后略有回升。截至美国东部时间周五下午2:50,沃尔玛股价为每股68.69美元,跌幅为3%。

据报道,在另一封发于2月1日的邮件中,美国区补货管理高级副总裁卡梅伦•盖格(Cameron Geiger)称:“沃尔玛美国区刚刚度过了最坏的一周。顾客都到哪儿去了?他们的钱都到哪儿去了?”

沃尔玛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与任何企业一样,我们的内部交流常常不完全准确、没有交代清楚事件背景、也仅代表发言者的个人观点。”

沃尔玛尚未公布去年年终那段关键购物时期的销售额。它将在2月21日公布截至今年1月底的上一财季利润。

译者/徐天辰

美“重返亚洲”政策让中国不安

美国“重返亚洲”的外交政策旨在制衡中国对亚洲地区的影响。然而,这一政策迄今为止没有为亚洲地区带来多少安宁,反而激起了不少不安。

直至本世纪头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方针仍然是“接触”。就连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及冷战的结束,都未能令美国改变这一方针。其背后的逻辑在于,美国希望,如果将中国带入国际社会,这个国家可能会“变得更像美国”。

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美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采取了一种“融合但筑篱”(integrate but hedge)的战略,它与如今的重返亚洲政策类似。奈的说法或许没错(他曾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中任职),但当时没有一个美国官员公开提到这种战略。

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突然发现,中国变得更加自信了,或者说,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中国变得更加傲慢了。中国政府曾学习美国的制度,中国的代表过去在国际会议上往往不发一言。但在这次危机后,中国开始向美国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老师,您为什么会犯错?”一些中国人甚至开始公开谈论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政府的军费开支增长率一直维持在两位数。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从所有这些动向中看到了一点: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不像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思想并不新——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9/11袭击事件,小布什政府或许会实施同样的政策,但美国发现中国变得更加自信,这无疑令美国加快了将这项政策付诸实施的步伐。

重返亚洲政策的目的之一,恐怕是防止中国对其邻国进行军事侵犯。不过,应该注意,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军费开支是以名义值计算,而中国经济的名义增长率一直维持在两位数。

对普通中国人而言,这种政策再次凸显出美国本质上是一个任意扩张自己势力的霸权主义国家,并印证了中国人长期以来秉持的一个观点:“落后就要挨打”。如果说重返亚洲政策对中国有任何影响,那肯定是促使中国政府加快了军事建设的速度。

美国人喜欢说,美国重返亚洲是针对中国在南海(South China Sea)和东海(East China Sea)部分海岛和珊瑚礁提出更强硬的领土主张而做出的回应。知情的中国人将不会认同这一观点。但不管中美动作孰因孰果,呈现给世人的结果是,美国重返亚洲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的邻国把美国的动作视为对它们的鼓励;同时,这也迫使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本该是美国重返亚洲过程中更有建设意义的方面。但即使在这方面,美国令中国感到更多的是怀疑,而不是好意。TPP的构想是,由具有类似思维的国家,达成(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话讲)一项“白金级”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该构想的出台,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对亚太经合组织(Apec)论坛的低效率感到不满,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白宫采取了同时取悦左右两派的政治策略——该协定扩大了自由贸易,所以共和党人感到满意;但它同时要求成员国满足一定的劳工、环保甚至人权标准,所以民主党人也感到满意。

日本空气净化器在华热销

就在日本官员为从中国漂来的空气污染物造成的有害影响而烦恼之际,日本的白色家电制造商却发现,这个问题给它们带来的是意外的商机。

过去几个月里,随着中国人对空气污染日感担忧,大金(Daikin)、松下(Panasonic)和夏普(Sharp)三家日企生产的空气净化器在华销量急剧增长。

夏普表示,该公司空气净化器在华销量上月同比增长两倍。松下空气净化器上月在华销量也同比增长一倍以上。

知名空调生产商大金的空气净化器在华销量上月同比增长2.6倍。

对夏普和松下而言,空气净化器需求增长是个难得的好消息。这两家公司目前都在为恢复盈利而挣扎。夏普预计,在截至3月底的一年里,该公司净亏损额将达到创纪录的4500亿日元(合48亿美元),而松下预计将净亏损7650亿日元。

松下的一名代表说:“我们相信,中国空气污染问题会给我们的空气净化器销售带来很大影响。我们预计,到今年5月或6月,这一产品的销量还将继续增长。”该集团正致力于将空气净化器产量提高50%。

夏普的一名代表说,由于人们日益注意健康和环境问题,日本制造商生产的空气净化器在华需求已在不断增长。

尽管岛屿争端引发的抵制日货行为,打击了日本制造商所产大件商品(从汽车到电视)的在华销售,但中国消费者看上去对日本空气净化器的质量保有信心。

夏普表示,去年夏普空气净化器的销量同比翻了一番。

夏普称,空气净化器是该公司在华的关键产品之一,销售额占集团所有白色家电在华销售额的30%。

然而,空气净化器销量的强劲增长不足以扭转松下或夏普的命运。

空气净化器只是日本电器企业生产的众多产品之一,其创造的销售额远低于冰箱、空调等更为昂贵的产品。

译者/阑天

中国股市需要“惊险一跃”

中国股市发展至今已22载,而财务欺诈、内幕交易、权钱交易依然大行其道。究其根本,IPO审批制可谓乱象之源,对此社会已有共识。

IPO审批制的危害大致可以罗列如下:(1)扭曲IPO供求关系,导致市盈率长期处于高位的堰塞湖,破坏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2)高市盈率创造了巨大套利空间,也刺激了上市公司造假冲动;(3)IPO审批制把上市融资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成为腐败的温床;(4)证监会把审批作为主业,导致监管职能严重边缘化,可谓本末倒置。

在这样的市场中,公司忙于融资、套现,没有长期成长的动力,投资者行为(甚至包括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严重短期化,年换手率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一家上市公司(600137)居然在15年内更名12次,这样“雷人”的记录可谓中国股市的耻辱。各级政府也是乱象的推波助澜者,屡屡通过税收优惠、补贴、重组,创造出股市众多的“不死鸟”(例如“京东方”)。被寄望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的创业板,最终证明成了“业绩变脸板”。

市场派学者型官员郭树清出任证监会主席后,平均每四天推出一项新政策。但是“IPO不审行不行”最终被证明仅仅是一问而已;被寄予厚望的新退市政策,也因为遭遇反对而草草收场。可以说,“郭树清新政”已经败下阵来,中国股市依旧未能走出“低水平重复”。

尽管IPO审批制的弊端已有共识,但要废除这一制度却是相当艰难。虽然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证券发行制度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但其实换汤不换药,核准制不过是穿了个“马甲”的审批制而已。

从IPO审批制到注册制的转变,需要面对一个阻力、一个恐惧。

所谓阻力,当然是指既得利益集团。通过PE腐败等方式寻租,不仅收益快、获利惊人,而且非常隐蔽,可谓理想的寻租场所。在中国,很少有哪项权力能够与IPO审批权相媲美。上市已经变成“范进中举”式的暴利机会。高西庆早在1996年就预言:“让证监会放弃审批权,对一个从计划经济脱胎的体系而言,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2013年1月《财新网》在“发审的秘密”专题报道中,已经充分揭示了IPO寻租的利益链条,证监会不应继续保持沉默,应该展现“关公刮骨疗毒”的勇气。

所谓恐惧,即所谓“审批之下还这么多公司造假,如果不审批岂非更乱?”这种论调其实在逻辑上讲不通:(1)审批制导致IPO供求关系扭曲,进而创造了造假激励,因此审批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问题的制造者;(2)证监会在审批制下,既无能力也无动力去识别造假者。回顾中国证券市场历史,造假者被识破的情况主要包括:自我暴露、媒体发掘、公众举报。而靠证监会发审委识别造假,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3)在审批制下,寻租的巨大诱惑,使得审批制往往成为造假者的保护伞和遮羞布;(4)注册制并非纵容造假者,相反,注册制关注的是信息的强制性充分披露,只要信息披露充分,保障媒体的报道权利,鼓励公众举报,相信那些造假者将无处遁形,这才是打击造假的正途;(5)废除审批制,证监会才能回归其监管主业,严惩那些造假者,通过强大的震慑作用吓阻造假者。

中国逐渐恢复创新力

中国将会发现自闭症的治疗方法吗?10年前,这会是一个有些可笑的问题。但在如今,喜欢穿工装裤的基因研究人员汪建相信,答案或许是肯定的。

汪建是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公司华大基因(BGI)的联合创始人。华大基因的前身是北京基因组研究所(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目前它的基因测序能力占到全球的50%,已经绘制了癌细胞、植物、昆虫、人类,甚至大熊猫的基因组图谱。该公司的研究员每年发表数百篇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章,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华大基因体现了中国企业的一个普遍趋势:转向通过创新进行竞争,摆脱中国制造“山寨产品”的坏名声。

中国曾经是一个创新超级大国——火药和指南针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在今天,它只是缓慢地向着恢复这一地位的方向前进。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的科研机构遭受了政治动乱的严重影响。

这一过程并不容易,商业领袖和官员们经常感叹中国缺乏创新。房地产集团SOHO中国(SOHO China)首席执行官张欣在一次小组座谈会上表示:“我们的抄袭能力远远超过原创能力。我们的社会急需原创的东西。”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在投入资金并出台扶持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去年,中国国营和民营部门的研发支出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合1590亿美元),并且正以每年约20%的速度增长。

他们还设定了各省提交专利数量的目标。中国提交的专利数量在过去10年增长了四倍———尽管科学家们表示,由于申请程序不严谨,大多数专利没有价值。

华大基因的战略在中国企业里算是另类。该公司过去的总部位于北京,隶属于国营的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但汪建表示,华大后来被“踢了出去”,迁至数千英里以外的制造业中心深圳。这使得华大基因可以追寻一条独立的研究道路。华大基因由其员工和投资者共同拥有。该公司与全球数十家研究机构结成伙伴关系,比如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GE医疗集团(GE Healthcare)以及“自闭症之声”(Autism Speaks)———华大基因正与其合作,绘制2000多个有自闭症儿童的家庭的基因组图谱。

华大基因也在拓展国际业务,该公司去年收购了美国一家基因组测序公司完整基因公司(Complete Genomics),这让它获得了基因测序机技术。它的目标是让基因测试成本降到每人1000美元以下———使其足以纳入常规医疗保健。

中国企业进行创新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薪酬相对较低的年轻人才。但挑战在于,由于中国的教育制度高度强调死记硬背,而不鼓励独立思考,企业难以雇佣到既有创造力又有实验室技能的人才。

因此,华大基因物色那些略显另类的人才,他们招聘那些还未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研究人员。在中国这个孩子们从出生就被告知必须获得大学学位的国家里,这种做法有些激进。汪建笑着说道:“我告诉他们,‘来我们这里工作吧,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员。为何还要回到学校?没有必要坐在教室里听一个愚蠢的教授讲课’。”

他用从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退学加入华大基因的王俊作为例子。科学期刊《自然》(Nature)上月将这位“基因巨人”评为2012年世界科学界十大人物之一。

中日交恶日本损失更大

2002年,时任日本外相川口顺子(Yoriko Kawaguchi)受命前往莫斯科,商讨改善日俄关系的方法。在那次访问中,川口顺子向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表示,在八国集团(G8)任意两国间的关系中,日俄两国的关系是最让人头疼的,而事情本不应如此。川口顺子当时主张,两国都声称对太平洋上的一群岛屿拥有主权,由此引发的争端妨碍了两国关系在其他领域的潜在发展空间,这是没有必要的。普京对此表示同意。他表示,两国政府都是从几十年前的战争时期继承了这个问题,改善双边经济关系对两国都有益。

自那次会晤以来,两国围绕争议岛屿的紧张关系仍不时散发出火药味,但这并未妨碍两国商业关系(特别是日本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的稳步改善。

这才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如今在处理日中关系时应该采取的方法。中国和日本分别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显然,在二十国集团(G20)任意两个国家之间,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最严重的、互信是最薄弱的。这对中国当然不利,但对日本更加不利。日本的贸易伙伴不如中国多元化,日本经济的活力和日本一些最大型企业的健康仍然严重依赖中国消费市场。

日本政府去年年中宣布对东海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行国有化,此举毫无意外地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反日浪潮,而在中国政府的默许下,民众的反日抗议持续的时间比往常更长。中国的抗议者发起了抵制日企活动,并打砸了一些日本商店和日货。仅去年9月一个月,丰田(Toyota)和本田(Honda)在华销量就同比分别下跌 49%和41%。

这一事件还给新上台的日本政府带来了另一个警示:它必须在亚洲其他地区缔结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对冲”押注对华贸易的风险。安倍政府高官今年年初访问新加坡、澳大利亚、菲律宾、文莱和缅甸,这是明智之举。另外,正如韩国如今与美国、欧盟(EU)和东盟(ASEAN)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一样,日本也必须将贸易关系拓展到更远的地区。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亚洲和美洲多国共同参与的一项贸易协定)谈判,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

但这还不够。与中国改善关系已变得势在必行。近来,日本派遣战斗机向中国非军方飞机实施恫吓,阻止这些飞机接近争议岛屿。中国也派遣了自己的战斗机对日方进行“监视”。尽管这种虚张声势的活动对中日两国和整个地区都非常不利,但受影响最大的将是日本经济。

安倍晋三希望扩大美日间的安保联系,然而如果中日摩擦加剧损害日本企业利益,美国政府也将无法提供保护——对于日本的未来而言,这一威胁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带来的任何威胁都大。另外,美国也必须维护自身与中国的关系。

为巩固民众的支持,日本新当选的自民党(LDP)政府意图以强硬的对华言行投射力量。日本民众中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人要求政府展现这种强硬立场。然而,日本人民最希望他们选出的领导人做到的,是令日本经济重新返回有活力、持续增长的轨道,出于这个原因,与中国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是不可取的。最好的“投射力量”方式是通过振兴经济,在实质上增强日本的国力,而不是炫耀武力。

Saturday, February 16, 2013

全球经济:未到乐观时?

世界度过了有惊无险的2012,但2013并非没有风险。FT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同总编辑 莱昂内尔·巴贝尔 以及经济编辑克里斯·贾尔斯一同讨论:人们是否乐观过头了?

Friday, February 15, 2013

中国有望年内推出黄金ETF

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表示,中国很可能在今年推出首只由实体黄金支持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从而提振黄金需求。

“我们确实预期,你在2013年期间可能看到不止一只实体黄金ETF,”世界黄金协会投资部董事总经理郭博思(Marcus Grubb)表示。该协会是采矿业支持的游说组织。

一些看涨黄金的人士一直殷切期待中国推出黄金ETF,相信此举将引发一波新的需求。

世界黄金协会报告,去年市场对黄金的投资需求自2007年以来首次下降,原因是中国需求停滞,而西方投资者开始质疑持续已10年的黄金牛市的后劲。目前金价徘徊在每金衡盎司1643美元的水平,接近6个月低位。

黄金ETF在世界其它地方已取得巨大成功,自2003年问世以来促进了金价飙升。规模最大的ETF——SPDR Gold Shares——如今持有1327吨黄金,多于全球除4家央行以外的任何央行。

推出黄金ETF将是放开中国黄金市场的第二步,中国人对黄金的投资需求已从2006年的区区15吨,飙升至去年的274吨。

郭博思表示,上月中国证监会(CSRC)出台新规则,“为实体大宗商品ETF铺平了道路”。

他表示,假设ETF对中国散户投资将产生像它们在美欧那样的影响是不对的。

“中国还有许多别的投资产品可以利用,”他表示。

不过,他表示ETF将对某些中国买家具有吸引力。“我们认为(对黄金需求的)净效应将是好的,”他表示。“ETF在中国很可能得到大型投资者的青睐,如机构投资者或主权财富基金。”

许多分析师同意这种看法。瑞信(Credit Suisse)贵金属分析师汤姆•肯德尔(Tom Kendall)表示:“我们认为,此类产品很可能引发可观的投资者兴趣,至少在初期是这样。”

世界黄金协会是SPDR Gold Shares的担保人,并在推介黄金ETF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郭博思不愿说明该组织是否在商业层面参与了中国正在筹备的黄金ETF。

据中国媒体去年报道,数家基金管理机构正在筹备黄金ETF产品,拟将其在上海和深圳上市。

译者/和风

我在美国念博士

在美国接触到一些经典表达,让我印象至深。比如这句:Your dream doesn’t have an expiration date。Expiration date指的是药品食品上的保质期。这句话直译就是,你的梦想没有时间限制。言下之意是,什么时候、什么年纪你都可以有梦、追梦。

对有些人,有些梦真是不死的。比如我的博士梦。

虽然博士头衔(Ph.D)已经成为永久脑损伤的代名词(Permanent Head Damage),留学美国的文科生就业市场尤其灰暗,出于很难解释的情结,我却一直喜欢置身校园的感觉,一直希望有一天能把博士头衔印在自己的名片上。虽然因两个孩子的出生,这个梦的吸引力大大褪色,但还始终苟延残喘,我也就被那点不死的微光牵扯着,拖拖拉拉读了好几年书,终于在今年正式成了博士。

按照国内的标准,我是名副其实的高龄博士生。在国内工作过,在美国做访问学者,读硕士生孩子,然后再休假带孩子。等进入博士班,我已经是30多的孩子妈了。让我意外的是,我居然是我们系那届博士生班里最年轻的。我们班年纪最大的Bill当时已经61岁,几年前从政府部门退休,自己开着咨询公司的同时,申请读博士。年纪次大的Amy已经55岁,有硕士学位,多年在大学做讲师,儿女都已经成人,她想乘着空闲拿下博士学位为以后的教学生涯铺路。年纪居中的Morgen四十多岁,是个小有名气的体育记者兼一个黑人教堂的牧师,他感觉事业到了平台期,想来校园更新自己。比我大一岁的Ben工作了几年后开始给某大学兼课,发现自己爱上了大学教学,就辞职来读博士,认真考虑事业转型。我们博士班的很多小课上,来授课的教师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加之美国课堂本来就气氛民主,我们这班同学上起课来,更像是同辈间交流讨论。

三四十岁才来读博士在美国校园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人文科系尤其如此。我们新闻学院副院长就是40多岁拿到博士学位的。他晚的不只是读博,成家也晚。他做媒体十多年,得过Amy奖,给大学代传媒课的时候爱上了教书。意识到博士学位是任教必需的“绿卡”,他和当时的女友说起了自己的顾虑:“博士读下来,我都四十岁了。”女朋友说:“你有没有读博士都会到40岁。”这句话对他如醍醐灌顶。事后发展就是,他选择了有博士学位的40岁,娶了说这话的女人。

对很多大把年纪来读书的人来说,读博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校内助教助研的奖学金不多,但也足够个人开销。许多人愿意泡在校园里,花好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项目。我曾自认因为生孩子蹉跎两年,觉得自己超级滞后。毕业答辩的时候回学校,碰到我的几位学姐学哥,才知道他们还在不紧不慢地张罗论文,一点没有着急毕业的意思。

美国是个讲求个人自由的国家,个人选择不会有太大社会压力或传统影响。年龄尤其不是你要做或不做什么事情的因素。招工时公司不能问年龄,因为年龄不该被列为判断申请者资质的指标。你不必因为到了年纪就要结婚,你也不必因为年纪大了就不能重新开始,创业、转行、恋爱、生子、重新生活。女儿的钢琴老师有两个成年学生,一个六十多,一个八十多。在儿童游乐园看到老人和小孩一起,不要就以为他们是祖孙关系,他也可能是孩子的爸爸。我们领女儿去公立图书馆听美国著名宇航员Story Musgrave 演说,77岁的他就不无自豪地提起,他有六个孩子,最小的五岁。

当做梦和追梦都被摘去了年龄的标签,快四十的我也恢复了做梦的本事。借着拖拖拉拉推进我的博士梦的同时,重拾我十二三岁拉小提琴的爱好。拉锯般的练习其实对我是份琐碎的小折磨,因为自己继续童年梦想的那份甘心情愿,也就权算作梦想成真的初步体验了。

(责编:薛莉 Shirley.xue@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