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4年7月28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在罗马尼亚的伯伊莱图什纳德发表讲话，题为“未来将是一种工作型社会”。演说吸引了国内国外的广泛关注。这里，我想讨论一下其多元化观点中的几句话。
“关于如何寻找那些最能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社区组织方法和国家类型，是一场竞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探讨的热门话题，是解读那些非西方的、非自由的、非自由民主的、甚至可能是不民主的，但却能令国家成功发展的制度。根据当前的国际分析，这类表现出色的星级国家有，新加坡、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
这是一张奇怪的列表。在以上提到的国家中，哪些特征是其他非星级国家所没有的？让我们来看看表1。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和之后，这五个国家中有四个，GDP增长率远高于许多表面上不断衰落的西方国家，也高于匈牙利。对许多人来说，这确实评得上是一个“星级”。但是俄罗斯显得与众不同，它在2009～2013年的平均GDP增长率并不比美国快。按照列表隐含的其他属性，印度也颇为独特。不同于其他四国专制或独裁的政府形式，印度自独立以来就一直实行议会民主制。政治力量未曾陷入权力纷争；任何人都可以被投票表决出局，因此竞争的政党和团体能够交替执政。
表1 经济衰退期间和之后“星级”国家和其他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IMF
要对此进行充分阐述，就要分析以上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由于篇幅有限，我打算只谈谈中国。这个国家清楚展示了两项瞩目的标志：极迅速的增长和独裁的政府。这里若干问题就出来了：如何解释中国的快速增长率？匈牙利可以效仿中国吗？如果可以，是否物有所值？匈牙利以中国为榜样能否获益？
中国的发展之路——快速增长时期
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恐怖时期，其间压迫极其残酷，甚至非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比。百姓被贫困、饥饿和混乱不堪的经济政策压得透不过气。接着，经历了几年权力争斗后，终于在1981年转向开展邓小平策划的制度改革，此后生产率逐渐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增长。（参见图1和图2的GDP曲线。）
图1 中国的经济增长
（注：尽管改革进程始于1980年之前，但改革的各种影响在1980年才出现。这就是1980年被选定为基准年的原因。曲线最低部分所代表的部门包括，狩猎、林业、渔业以及农业等狭义上的子行业。用于计算指数的绝对数字，以2005年美元不变价格的来源进行测量。
资料来源：UN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
图2 改革进程的开始
注：此图“放大”了图1的左下部分，时期为1974～1987年。资料来源：见图1的来源。
“改革”一词涵盖了若干个过程
1.农业领域发生了极其突然且深刻的转变。私人承包取代了公社和集体农业，从而释放出巨大力量，推动了农业生产。（参见图1和图2的农业曲线。）
2.移除了以往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各个经济部门涌现出大量新的私人公司。
3.出现并迅速流行起一种新型公司（称为地方企业），是市政和私人所有权的特殊组合。
4.被西方排斥的内向型毛泽东时期让路给了“对外开放”时代。出口量突飞猛进。（参见图1和图2的出口曲线。）
5.中国不仅允许、而且是积极地邀请外国投资者到来。于是外国资本强劲注入，势不可挡。
6.中国竭力向发达国家学习。对知识的渴求表现为诸多形式。譬如，成千上万的学生被送往西方最好的大学学习，而且毕业后回国人员的比例很高。
7.伴随第5、第6点所述变化而来的，是现代技术飞速传入中国。国家日渐融入现代信息的世界网络以及以通讯为基础的社会。
应当指出的是，1～7点的变化并非“异端”特征。它们都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以及中国领导层咨询外国经济学家后所实施的改革。现在我们来谈谈不属于西方国家建议标准范畴的增长因素。
8.中国对工资实行严格控制，进而牢牢控制着家庭消费。虽然消费有所增加，但其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的增长。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很低，并且进一步下滑。（参见表2第2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水平提高到了戏剧性的程度。
表2 中国的GDP利用率
（资本形成总额、家庭消费）
注：构成计算起点的GDP数据，与用来计算表1所示指数的数据一致。
资料来源：UN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
9.投资占GDP的比例高得惊人（参见表2第1行）。这显然与中国极高的储蓄率有着紧密关联。世界经济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相似情况，可媲美于中国国民收入利用率的这种分配。（我稍后再讨论这一点。）唯一的类似案例，也许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下的斯大林主义工业化。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民众，会承受这种在生产增长中的比例限制。
列举的经济增长属性来源于该时期发生的制度变革，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显得自相矛盾。当时出现的经济体制是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所需。这些制度使私有财产和私人合同得到1/2～3/4（但并非完全或连续）的保护。另一方面，国家所有制仍然保留了重要而有影响力的一席之地。大批国有企业人为接受国家补贴和廉价的银行贷款，并通过“软预算约束”综合症等其他体制得以维持，全然不顾贸易损失有多严重。
在政治制度方面，改革没有打破共产党一党制的政治垄断。国家仍然保持独裁政权，但毛泽东时期的那种野蛮残酷已经有所缓解。可以辩论的空间变大了，给教育和思维活动施加政党意识形态的强度变轻了。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组成结构逐渐发生改变。在其内部，政治官僚与新型资本主义业主和技术管理者集成的社会群体日益相互勾结。
中国的发展道路——减速时期
中国的生产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事实表明，这种骇人的速度无法永远保持下去。在表3中，1984年的GDP增长了15%，接着有所放缓，然后增长率再次跃升到2007年的14%；自那以后增长一直呈现明显的减速趋向，有两年还萎缩到了1984年增长率记录的一半。
表3 中国的增长率百分比数据
（GDP增长率、农业增长率、出口增长率）
注：表中的数据，以当年和去年之间的指数差作为去年的比例值，即增长率百分比。
改革后，最重要的事件开始发生于政治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20世纪80年代压迫缓和所产生的效果，并没有带来对统治者的满意或感激之情，而是唤醒了民众对自由的渴望。分散的抗议运动不断积蓄力量，最终在1989年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当时，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连续数日被学生和其他公民占领，大家要求获得人权、自由，呼吁杜绝腐败。在邓小平的指令下，这场非暴力反抗被武装部队残酷和血腥镇压。随后而来的是打击报复，独裁政权再次变得强硬，尽管没有回复到毛泽东时代的疯狂暴行。
很难说以满腔热情开始、却以腥风血雨收场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与经济增长的稳步放缓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过，可以在经济条件的变化中找到对后者的一个充分解释。
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层面的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广泛增长阶段，以充足的自由劳动力供给为标志，国家为此提供生产所需的资本。生产能够迅速增长，是因为资本量上升的同时工作量也增加了，但是这些并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经济将遭遇越来越多的增长瓶颈：在需要的地方无法获得足够资格的劳动力和/或便利的投资资源。慢慢地增长就会进入强化增长阶段，这期间可以主要（后来也许只能）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生产增长。强化增长阶段的增长必然比广泛增长阶段慢。
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奇迹。中国也在经历这种渐进的阶段转换。提高生产力必将被赋予更大的权重，这对资本和劳动力的质量提出了许多要求。越来越多领域急待资本密集型（所以很昂贵）的投资。国家日益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包括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就没有技术开发和创新可言。人们必定获得更好的薪酬。专业训练将包括大力发展教育和研究。人们会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员工的健康须受到更多重视。建立一个福利国家（至少在适度的水平）不能再拖延了。
因为所有的这些事态发展，工资就必须提高得更快，除工资成本增加外，还出现了各种税费，以覆盖不断上涨的国家福利支出（涉及到教育、健康和养老金）。结果之一即，中国用于出口的商品将更加昂贵，商品的竞争力将会下降。出口能力的下滑，或者是出口能力的最终前景，加大了转向内需的诱惑。
至此，以上讨论均从经济的内在规律（即消费投资比率不可避免的变化）推导而得。但是，变化并不全都由于盲目的内部强迫：人民也是有发言权的。地方民众的不满抗议越来越普遍，罢工频繁发生。许多地方小型运动都被平息，或者通过贿赂组织者，或者经由警方严厉打击。不过，公众对获得更大增长收益份额的诉求显然造成了压力。
国家领导层因为急于扩张，未能处理好环境遭受的破坏。发出警告的不再单限于外国观察家，采取行动解决空气污染和其他环境问题已是势在必行。这些进而会转移掉不少可以迅速并直接促进GDP增长的投资资源。
中国的经济发展强劲有力，但是它的巨型体制大厦出现了裂缝。很多政府支出用于支援亏损的国有企业。一大批国有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负债累累。至于银行部门，则在饱受不良贷款的折腾。
中国为抵抗经济放缓做出了各种努力，甚至通过提高投资在GDP利用率中的比重（2012年投资比例上升到47%），来恢复加速增长。这绝对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项巅峰创举！每两单位的生产中就有一单位被用于投资。因此，家庭消费比例也达到创世界纪录的新低：仅仅36%。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家庭消费（只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3，见表2。）中国经济的这种严重的内部冲突——经济放缓的一个因素，似乎导致了紧张局面日益恶化，而不是逐渐缓解。
从公众的情绪中可以感受到紧张不安。虽然那种巨型增长的一个幸运结果是，拯救亿万人脱离了可怕的贫困和饥饿，但也令富裕的上层阶级与数亿赤贫人口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收入不平等。
一种对不满情绪的回应是“强硬起来”：镇压措施激增（警察暴力、恫吓以严厉的处罚），过去的一、两年尤其明显。另一种回应是，通过挑起国人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中国的未来将会怎样？
谁能对未来有十足把握？不排除中国领导层有可能实施矫正措施以疏解压力，就好比锅炉徐徐放掉蒸汽。实际工资将予以提高，福利国家的要件会一个接一个安装起来，档次至少与中国的发展相称，增长阻滞效应也会得到冷静承认。
上述变化，加上重新分配共同负担和国家服务从而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措施，会令社会紧张局势得到缓解。这一切能减轻萧条，总的来说还可能会迟早导致政治体制民主化。
希望看到中国走这条路的人不计其数——不只是绝大多数的外国政要和中国专家，还有抵抗当前中国制度的国内反对派们：开明的教师和学生、作家、艺术家、记者，和以前的甚或是现在的党员干部。
当然，事情也许会往另外的方向发展。领导人可能都想通过遏制工资增长和国家福利开支，尽量压挤出更快的经济增长。冲突和抗议行为可能会遭到更强烈的打击报复。如果情况恶化到这个地步，即根据当权者的判断，有必要令“全国上下听从指挥”，那么，他们会着手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不惜尝试军事行动。
没人知道应该如何解决向外发展还是转向封闭的两难困境。如果是后者占了上风，则可能意味着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将变得松散，很多经济效应会减弱，中国活力十足的技术进步会受到阻碍。
经济结果是不可预知的。而可以预见的是，“强硬”不可能使第一阶段的增长率持久回归到惊人的15%。我们也无法肯定，目前7%～8%的增长率是否能长时间稳定下来，从而阻止经济的进一步放缓。
匈牙利能否追随中国模式？
一句话：不能。但是我想多说几句。我如此严谨且精确地概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性，就是为了可以更详细地证明我的否定回答。
我们不能给某个国家任意指定未来的发展路线，正如历史不会在“中央意志”面前摆放一份菜单，上边列有各种菜式：新加坡菜和瑞士菜、中国菜和日本菜、美国菜和尼日利亚菜、瑞典菜和韩国菜，然后说，“给，都在这：请选择您想要的。”一个国家在给定时间内的状态，以及它当前的历史路径，通常都浓缩了它所能遵循的路径集合，虽然要遵循的路径同样无法确定。决策者仍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当然也得负担起相应的历史责任。
就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比较一下中国和匈牙利的特征：
先看中国，其幅员辽阔，沿海省份众多。它跨越多个气候带，因此能生产多种多样的农产品。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且不论转向封闭是否有利于中国，可以肯定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有能力那样做。而自然资源贫乏的内陆国匈牙利，没有能力如法炮制孤立自己。开放是其自然特征和地理特点所造就的。
至于匈牙利，其投资比例约是中国的1/3，即便政府有心，也无力达到中国的水平。因为这仅仅部分依赖于政府意向；而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公民、个人、家族、家庭、私营公司，以及至少部分取决于自治机构和小型社区。国家可以尝试用华丽词藻和财政激励措施来影响人们的决定，但是这种分散的过程并非在国家的命令下运作。它有赖于独立的决策者，靠的是谁储蓄、谁投资，以及大家对未来、对投资和财富安全寄予多少信任。
匈牙利的竞争力没有改善。可不可能通过把匈牙利人的工资推低到中国的水平，从而大幅提升竞争力？国家花在医疗保健、教育和养老金上的费用（按人均百分比算）是不是也应该减少？这里我并不是问，根据某些价值观体系，那样做是否可取。我讨论的仅仅是可行性。那么匈牙利能效仿中国吗？可以很明确地回答：不能。
此外，有一项重要的标准即所谓的规模经济。匈牙利的人口相当于中国某些较大城市的规模。中国拥有一个15亿人的国内市场，为中国和外国投资者提供储蓄和盈利的巨大空间。这是匈牙利的中央意志力所不及的。
实证分析总结
从伯伊莱图什纳德演讲中摘录的那些话，并不呈现明确的因果关系，只是反映了两个同步现象：“星级”的经济表现——从非常迅速的GDP增长意义上说，以及非民主的专制/独裁政府形式。然而，同时提及它们的确造成一种因果关系的印象，至少狭义来看，专制/独裁是那种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确切地说，所谓的关系就是：专制/独裁→快速增长。
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为真。在这次讨论中我甚至都懒得进行一般性的反驳；篇幅限制就已经称得上是充分理由。我并非要拒不接受演讲中提到的那五个国家的真实事例。我希望能以中国的案例来支持我个人的反驳：因果关系远比上面引用的论断复杂。一方面，关系中的“原因”方包括的解释因素非常多，绝不仅仅是一、两个而已。另一方面,“后果”方并非只有一个单一结果——高的GDP增长率，而是包括了从民生发展到收入分配再到环境破坏等的诸多结果。命题的两方是交互式的，即彼此相互影响。压制、侵犯人权等，可以置于“原因”方（因为这些在制度体系中被用来遏制不满的声音）；但是它们同样可以属于“后果”，因为它们是强制增长加速所产生的部分恶性副作用。
我还要强调一点，只简要说明政治经济制度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了解其动态过程：哪一方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加快了速度或减缓了下来。
匈牙利效仿中国是否可取？
我们暂时弱化早前想法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匈牙利不可能效仿中国。假设如果整体上或在主要特征方面不可能，那么也许仍然会有不少部分可以遵循中国模式。
我不是在逃避问题；这绝不是无涉价值判断的“纯经济”问题。答案取决于应答者的价值体系。民主宪政的坚定信仰者（比如我）会确定无疑地回答“不”。民主——尊重人权和法律保障离不开它——并非只是众多价值中的一个。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它不只是一种利益，可以用来交换诸如较快增长或更大繁荣等其他的价值。
让我用经济理论的语言来表述以上的意思。有人谈到一种权衡取舍，一边是民主、人权和法律保障，另一边是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物质福利。对他们来说，把一小撮情绪激动的人关起来，或是必要时向抗议群众开枪，是值得的，如果那样能为经济增长一、两个百分点开辟道路。这里我是以经济学家的行话，平铺直叙了许多人心目中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所以中国没有民主，人权经常被践踏，这很可鄙，但却是当前值得付出的代价，而且也是为了将来生产能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增长，并最终让许多人免受贫困之苦，以及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福利。”
这种权衡为民主的虔诚信徒们所深恶痛绝。绝不能以换取其他价值为名牺牲民主、尊重人权和法律保障。
之前我以实证分析的框架驳斥“专制/独裁→快速增长”公式，因为它没有充分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我仍要抨击这个公式，这一次是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因为在我的价值集合里，民主是决不能舍弃的，即使结果是要加速经济增长。
我的观点将引出许多新问题，至少和试图解决的问题一样多。是否存在一条发展路线，其中政府采取自由民主形式，而持久的增长和相关的物质福利能得以维持？匈牙利能否遵循这条路径？倘若我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会远远超出编辑允许的最大篇幅，虽然不管怎么说我都已经超过了这个范围。
讨论这些有意义吗？
这个不好确定。在科学会议上，发言者能表达他或她的观点，并用数据和逻辑论证加以支持；而其他人则在理性推理的基础上和他/她进行辩论。但是伯伊莱图什纳德演讲并非发表于某个科学会议。
我不是与世隔绝的学者。我有直接的生活经历，大量阅读过关于理性决策的理论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学。世上没有令人信服的理性论证狂热者。一个考虑基本问题的政治家并非在各种非此即彼的建议中做选择。他/她早已持有受自身信念影响的立场，并挑选那些愿意提供咨询以确切支持其立场的顾问。这些顾问已经准备好给出这个政治家喜欢的意见，他们也愿意参与到他/她的事业中去。
赢得选举和获取权力，无法通过思想的力量实现。然而，本文提供的那些讨论也许仍有意义。它们或能做出一点贡献，帮助那些愿意进行理性论证的人找到方法，阐释政府形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作者为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他1928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曾任匈牙利科学院计算中心部主任，世界计量学会理事和会长，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对中国八十年代改革亦有重要影响。本文译者为颜超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