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周六下午宣布再度降息，以提振世界第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3月1日起，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5%，将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5.35%。同时，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2倍调整为1.3倍。
这是自去年11月下旬中国央行时隔两年首度降息后，在三个月内第二度降息。2月初，中国央行还下调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同时宣布了针对部分金融机构的额外降准措施，意在帮助金融机构调整结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以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支持力度。
2015年2月14日的晚上，无论你身处哪座城市，都会看到这样一群人在城市里穿行。他们的外部特征是：牙关紧咬，愤懑不语，表情变幻不定。这就是被伴侣硬拽着去电影院看《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的男人们。
他们坐在影院里，星星点点的男性荷尔蒙隐藏在几乎全是女人的海洋中。他们之所以愿意来，主要是因为心中至少有个盼头：如果一个女人丝毫没有上床的打算，是不会带另一半看这种电影的。诚然，女人们在盯着杰米•多南(Jamie Dornan)的完美腹肌流完口水后，再看自己另一半臃肿的身躯，视觉上可能会产生落差。但是，难道她们真打算开始在“克拉珀姆周六”(Clapham Saturday)的夜晚11点寻觅一个备胎吗？
男性们或许会在某一刻突然觉得，强迫他们观看这部捆绑性爱大片，实际上就是将他们绑在座位上，强迫他们向自己妻子或女友的性幻想对象屈服。他们可能像安娜斯塔西娅(Anastasia)一样知道性爱即将来临，但他们没料到会有“红房间”(red room)——一间黑暗的房间，在嚼爆米花声和吸健怡可乐声中，这里上演着离奇的性幻想。毫无疑问，克里斯蒂安•格雷(Christian Grey)肯定会让他们提前签一份合同，承诺绝不泄露Vue电影院北芬奇利店或Odeon电影院谢菲尔德店的那间“密室”里发生过什么。不过对于这些男性来说，完全没这个必要，因为没几个人想谈论它。
也许有些较为敏感的男性会意识到，自己正面对因果报应，体验着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女性在电影院的感受，她们被伴侣拽着去看了《本能》(Basic Instinct)、《艳舞女郎》(Showgirls)、《美国派》(American Pie)或《爱你九周半》(9½ Weeks)。
我的女性朋友告诉我，她们认为杰米•多南扮演这个角色缺乏说服力，觉得他不太符合她们心中那位完美男主人公的形象。就我个人而言，她们的话让我倍感欣慰，因为多南跟我不怎么像，但对于没我这么自信的男士来说，她们的评论会削弱他的自尊。我刚好跟多南一样有6块腹肌，只不过我的腹肌藏在保护层下面。要是我自己家里也上演起《五十度灰》热，我想我可以设计一间自己的秘密红房间。不过等我布置这间密室时，我最后肯定会省掉所有情色道具，而选择放一把La-Z-Boy休闲躺椅，一台超大屏幕的电视和一条直通棒约翰(Papa John’s)披萨店的热线电话。我的红房间或许不浪漫，但不会让人感到那么烦躁。
我敢说到时候会有大量“姐妹狂欢夜”，提供给那些对伴侣失望，或被一晚上的喘息声、吞咽口水声撩拨起来的女性。尽管这部影片令观影的男性感到如此不适，但我预感更危险的是它将你的伴侣引入女性派对的魔掌。因为除非你英俊非凡，富可敌国，床技一流，否则你的伴侣参加完姐妹狂欢夜后，反思自己是否轻易地放纵自己去参加这种派对的可能性很低。
因此对于男士来说，去看这部电影可能更为明智。首先，他可以花时间仔细指出这部影片的缺点，男女主角间没有火花，以及这位乏味的亿万富翁过着多么空洞无聊的生活。其次，他或许可以提醒他的伴侣她有多么幸运，能抓住自己这样的男友，他虽然没有直升机，可不靠打屁股就能维系一段感情。最后，只要他去看这部电影，他就挤进了伴侣的性幻想电影之夜，谁知道呢，没准她甚至会在他的身上找到格雷的部分优点。
因此对于每一个陷入这一矛盾的男士，我作出如下建议。拥抱《五十度灰》吧，把它变成一场情人节的周末盛事，精心打扮，租辆豪华轿车，订一家高级餐厅，来一场梦幻约会。
而当你回到家，千万别忘了给她戴上眼罩。目不转睛地盯着克里斯蒂安•格雷看了两个小时后，她或许尚未准备好看到现实。
译者/彩云
【译者注】本文首发于2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基于对数位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的采访。其中一位接受采访的反对派领导人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文章发布不到两天后在莫斯科遭枪击身亡，为反对派筹备中的周日反普京大游行增添了变数。
2015年2月24日，星期二。莫斯科市中心克拉斯诺普列斯年斯卡娅地铁站外，人行道两边仍堆着肮脏的厚厚积雪。冻实的雪堆提醒着人们这是个漫长的冬天。积雪旁站着四名年轻男女，他们手里拿着亮绿色的气球。其中一人边向路人派发传单，边说道：“春天来了！”
这四名年轻人，连同俄罗斯各地类似的活动人士群体，正努力动员他们的同胞本周日现身莫斯科及俄罗斯其他几个城市，参加抗议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游行，他们称之为“反危机游行”。
传单上写道：“当前政权经过多年对石油收入的榨取，已将这个国家带入停滞，走向彻底破产。普京和他的政府不能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危机，他们必须下台。”
有几个路人接过传单，但大多数人无视他们的存在。三年前，俄罗斯全国有10万人参加了各地的反对集会，而今这场运动已支离破碎，领导者中有的被监禁，有的已倒戈，有的流亡在外。
一年前普京吞并克里米亚时，他的支持率一举超越80%，且此后一直停留在历史高位。但随着俄罗斯经济步入衰退，人们普遍认为普京可能会面临政治困境。
这正是西方制裁俄罗斯背后的逻辑。西方一直试图借制裁来惩罚这位俄罗斯领导人霸占克里米亚的行为。理论上，如果俄罗斯那些对普京保持忠诚的寡头们面临经济损失的威胁，他们就会开始逼迫普京改变道路。同样，如果俄罗斯人民开始感到经济阵痛，也会掉头反对总统。
但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推翻了上述假设。连续不断的宣传攻势将这场危机描绘成一场俄罗斯的生存之战，让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团结到了普京身边。
经济阵痛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不过仅有部分是制裁造成的。更直接的原因还是油价暴跌，石油与天然气在俄罗斯出口额里占四分之三，在其财政预算收入中占比超过一半。
过去一年卢布对美元暴跌40%以上，卢布崩盘后消费价格飞涨，政府的一项决策更是火上浇油——去年8月，俄罗斯政府为报复西方制裁，禁止进口多种食品，从波兰的苹果到法国的奶酪全都包含在内。
经济冲击
俄罗斯当局正迫使每个人勒紧裤腰带。公共部门人员薪水冻结，医生和护士被辞退，私营企业则在削减产量和裁员。
俄罗斯政府表示，通胀可能在今年夏天见顶，峰值在15%左右，国内经济很可能收缩约5%。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米洛夫(Vladimir Milov)说：“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危机。”
反对派活动人士相信经济困难最终将引发人民的愤怒，他们希望能利用这股情绪。
资深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政治人士、曾在20世纪90年代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执政时期短暂地担任过副总理的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表示，他在上周会见了莫斯科东北雅罗斯拉夫尔镇的居民，那里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工资停滞和通胀飙升。他说：“他们认为进口食品禁运是美国的错，当我告诉他们这不是奥巴马的错，而是普京的错时，他们很惊讶。这就是我们需要让人民意识到的，这场危机的根源是普京。”
周六凌晨，俄罗斯反对派最高领导人之一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莫斯科市中心被枪杀。涅姆佐夫的盟友称他的遇害是一起政治谋杀，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则谴责这是一起“挑衅行为”。
涅姆佐夫现年55岁。俄罗斯反对派原本计划在周日举行一次针对普京的抗议活动。他的遇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极大谴责。
涅姆佐夫长期担任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他曾在普京前任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政府中担任副总理。俄罗斯内政部一名女发言人表示，枪击案发生时，涅姆佐夫正走在克里姆林宫正南面莫斯科河中的一座桥上，一辆轿车经过现场，车上有人用手枪向他开了四枪，致其死亡。
涅姆佐夫的亲密盟友伊利亚•亚欣(Ilya Yashin)表示，涅姆佐夫的遇害是一起政治谋杀，因为他一直在准备一份有关乌克兰东部战争的报告，报告将提供俄罗斯士兵正在该地区作战的证据。目前，俄罗斯政府仍然否认俄士兵在乌克兰东部作战。
按照普京发言人德米特里•巴斯科夫(Dmitry Peskov)的说法，普京表示：“这一残忍的谋杀行径具备职业杀手作案的所有特征，是一种纯粹的挑衅行为。”马斯科夫补充说，普京已亲自负责开展对谋杀案的调查。
俄罗斯反对派成员表示，普京称枪击案为挑衅行为，对普京的批评者来说不是个好兆头。另一位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团队的一名成员表示：“这听起来就好像他在指控我们导演了这一切。他们可能会把这当做借口，在游行之前，对我们采取行动。”纳瓦尔尼曾在博客上发表有关反腐的文章。
组织周日游行的反对派希望，游行将吸引逾1万人，以抗议俄罗斯经济危机和普京介入乌克兰战争。
纳瓦尔尼的盟友弗拉基米尔•阿舒尔科夫(Vladimir Ashurkov)在Twitter上发消息称：“鲍里斯•涅姆佐夫是所有政治家中最人性化的一位。为人和善，富有同情心。我们对他深表怀念……”
周六凌晨2点，人们开始来到枪击案现场并摆下鲜花。
就在周一晚上，涅姆佐夫刚刚接受过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当时他表示，俄罗斯反对派陷入了“绝对的低潮期”，自2012年的抗议活动以来，俄罗斯反对派已成一盘散沙，他们需要再次振作起来。他说，在普京对反对派运动人士以及媒体和民间组织的打压下，批评人士正被束缚了手脚，最多只能称得上异见分子，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重新打造真正的反对派。
他还对俄罗斯政治改革的前景表示悲观。普京在2018年结束当前任期后，还可能继续一届6年任期，也就是说可能要到2024年才会下台。
涅姆佐夫表示，他打算努力说服俄罗斯民众，普京才是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原因，俄罗斯正在乌克兰发动一场战争。他说：“这场战争或将成为促成改变的重要因素。因为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越来越多的军人家属将了解相关情况，普京在军方和安全部门的支持力量将会崩溃。”
涅姆佐夫是一名科学家，拥有物理和数学学位，他的政治生涯要回溯至苏联(Soviet Union)时代晚期。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他曾组织过一次抗议活动。1990年，他首次当选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
一年前，19岁的学生艾顿(Artem)在基辅加入了推翻乌克兰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本周，他再次走上街头，但动机是更为琐碎的生活抱怨：不断高涨的供暖价格、螺旋式上升的通胀以及汇率暴跌的货币。
“一年前，我在独立(Maidan)广场上参加革命，但不是为了如此深切的经济痛苦。坦白讲，我们的人民现在根本无法承受这种痛苦，”艾顿称。他与1000多人一起，在昔日的抗议活动领袖、现在成了基辅市长的前拳击手维塔利•克利钦科(Vitali Klitschko)的办公室外抗议。
58岁的弗拉基米尔(Volodymyr)称，在他每个月2500格里夫纳（合90美元）的退休金中，70%都用于交水电燃气费和基本花销，而1年前这部分仅占30%。“如果他们再按计划将取暖费提高40%，我拿什么吃饭？”他问道。
抗议反映出乌克兰革命成功引发的欣喜已经让位于残酷的经济现实。不久前，乌克兰央行收紧了对外汇交易的限制，这一沟通糟糕的举动惊吓了市场，格里夫纳兑美元的汇率本周四一度触及1美元兑33.78格里夫纳的低点，创下了新低纪录。乌克兰央行随后收回了禁令。
坊间传闻似乎表明，一些乌克兰人正在恐慌地抢购日常用品，以缓解格里夫纳进一步贬值带来的影响。在2013年底反对亚努科维奇的抗议开始前，格里夫纳兑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8格里夫纳。
与去年推翻亚努科维奇的抗议相比，本周四的抗议规模并不大，而且有迹象表明受到了反对势力的收买。反对势力不满目前亲西方的乌克兰新政府。可话说回来，抗议中流露出的许多情绪似乎是真实的——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一旦经济危机失控，这个饱受战乱的国家会遭遇更大规模的抗议和更多不稳定。
乌克兰政府要同时应对多个挑战：面对俄罗斯撑腰的分裂主义者所制造的叛乱，保持对东部地区的控制；防止经济崩溃；推行全面改革。这些改革措施长期而言将造福国家，但也对很多人造成了较大的短期痛苦。
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地区并在乌克兰东部（曾在乌克兰经济中占比1/6）煽起战火后，去年乌克兰的产出萎缩7.5%。巨额资金逃离该国。国库接近空虚，外汇储备下降至只够覆盖1个月的进口。坏账不断堆积，一名外国投资者形容乌克兰银行体系的现状是灾难性的。
乌克兰总理阿尔谢尼•亚采纽克(Arseniy Yatseniuk)领导的政府希望，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期四年、总值175亿美元的纾困计划达成的工作层协议——两周前乌克兰东部最新停火协议签署的当天达成——能够稳定事态。但是，目前停火协议尚未实施，IMF的第一笔资金直到下个月才能发放。投资者担心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乌克兰财政部长纳塔莉•杰里斯科(Natalie Jaresko)反驳称，这笔纾困资金“相对GDP的比重是IMF援助项目史上最大的一笔”。杰里斯科是一位干劲十足的美籍乌克兰裔，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也曾做过基金经理。她称，市场过分估计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和乌克兰所需的帮助。“我确实相信我们得到的援助足以恢复信心——在其他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她称，“关键在于重建储备，重建市场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春节前两周待在广东，老同学肖滨建议我们到下围村看看，说那里发生了“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多年的老上访村，在短短一年中就消失不见了。这个村的干群紧张远近闻名。1999年第一届村级干部直选，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机会，反倒是选情异常激烈，政府不得不派400名警力“维持秩序”。2000年为了解决上访问题，增城市委书记入村蹲点三天，一度曾被愤怒的村民围困。随后的十几年中，村民到市省和京城的上访不断……问题持续这么多年未决，“冤情”一定够深且复杂，村里发生了什么使冲突消停下来？我们决定去看个究竟。
下围村地处广州东部增城。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兴起了大开发大建设的热潮。借着区位商业条件的优越，几个临街酒店和商贸城项目陆续开建。自然，支配这些集体财产深藏巨大利益，因此和其他地方一样，下围村的致富过程充满纠纷：在征地拆迁、物业出租、工程承包、收益帐目等各个环节，村民的质疑不断出现，激烈的对抗持续了二十多年。
村里多数村民姓郭，应为同一祖上的后代。但同宗无法阻止内部纷争，派系斗争在郭姓的两个“堂”之间展开。两个“堂”各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他们轮番出任村干部，但谁上台，另一派都不接受，因而每有新班子就任，一定就是新一轮干群紧张的开始。如果双方各有人进入班子，结果则是互不配合，难决策，更难执行。多年来，下围村一直在这两级来回摇摆。
堂派斗争起因清楚并且雷同：抗议对方当权，把大量的致富机会分给他们的堂亲，令自己一方吃亏。于是把对方赶下台，推拥自己的堂派人物上台，折腾几年，再被对方告状搞下台。对抗周而复始，剧情无大差异，只有不断升级。纠纷无法在本地解决，村民结队到各级政府的上访日增。虽然大家都明白，村里的尖锐对立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物业闲置，谁经营都有人阻挠，客户对付不了纠纷只有放弃经营，集体产业无法派上用场……但麻烦的是，任何改动都难以开展，因为派系怨深，人们逢会必打，打而难决，决而难行，行而受阻。二十几年来，下围村如何“保持稳定”，成为基层治理者头痛的死结。
2014年初，陷入“发展困境”的下围村成立了“村民议事厅”，全村约600户人家，根据人口多少，平均每5-15户选出一位代表，形成总数69名代表参与的议事会。会议不定期举行，议题从村民微信平台中选择，争议最多、意见最大的事儿首先上会商议。因存在分歧，村民代表往往会提出几个解决方案，再通过激辩进行选择。三分之二代表拥护的方案有效，确定为最后决议，所有代表须签名或摁手印确认。决议当场公布，议事过程通过微信平台公开播放，任何有兴趣的场外村民，都可通过手机视频观看会议进程。村《议事规则》写明，决议案一旦通过，两委和村民都“必须执行”，“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变或另作决策”。会议由村两委召集，除了发言席、代表席，议事厅还设置了监督席、列席和旁听席。不是村民代表的村党支部委员及合作社主任，规定可以列席，“（他们）享有议事权，但对需要决定的事项没有表决权”。
作为村里公务的决策平台，下围村议事会决策的议题涉及：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议事章程修订，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大额资金的使用分配，集体借贷举债、资产处置办法，集体土地、房屋等资产的租赁，电力、水利、道路、管道铺设等公益事业建设经费的筹集方案，建筑承包方案，宅基地分配，补偿费分配……总之，凡涉及集体资产、村民重大关切的事项，盖拿到议事厅商议表决。已经讨论的议案，无一不是和村里的经营机会、财产处置和营利方法有关。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部分最野蛮谋杀的元凶、头戴面具的“圣战约翰”(Jihadi John)被两家著名的新闻机构各自独立地公开了身份，称他是居住在伦敦西部的穆罕默德•埃姆瓦兹(Mohammed Emwazi)。
这位ISIS杀手曾出现在网上流传的视频中，这些视频似乎显示了至少8人被斩首的内容。他身份的公开，可能会再次引发人们的呼吁，要求逮捕这名杀手，并加大力度抗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这一野蛮的叛乱活动。
这名杀手杀害的人，据信包括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James Foley)和史蒂芬•索特洛夫(Steven Sotloff)，救援人员戴维•海恩斯(David Haines)、艾伦•亨宁(Alan Henning)和彼得•卡西格(Peter Kassig)，一位不知名的叙利亚士兵，以及日本公民后藤健二(Kenji Goto)和汤川遥菜(Haruna Yukawa)。
目前，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已将逮捕或击毙这名带英国口音的战士列为头号任务，美国当局也已为此发出了1000万美元的悬赏。
周四早上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率先声称，埃姆瓦兹正是这位被称为“圣战约翰”的杀手。该报援引了对他密友和同事的采访，声称他是在科威特出生的伦敦人。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在晚些时候报道称，圣战约翰正是埃姆瓦兹。据信，埃姆瓦兹的年龄为20多岁。
英国白厅(Whitehall)一名高官向英国《金融时报》确认，英美情报机构相信埃姆瓦兹就是“圣战约翰”。
“圣战约翰”的身份一直是众多人猜测的对象。多家新闻机构曾声称，通过与来自伦敦穆斯林社区的伊斯兰主义者对话，或使用语音识别分析等技术，它们已知道了“圣战约翰”的身份。
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反恐部门S015的指挥官理查德•沃尔顿(Richard Walton)周四表示：“由于事关他人生命，我们此前已要求媒体，不要猜测我们的调查细节。”
不过，当局知道这名武装分子的身份已有一段时间。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曾在去年9月表示，当局知道圣战约翰的真名，而英国官员应该也已知晓了这一信息。
周四，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女发言人贝尔纳黛特•米汉(Bernadette Meehan)表示，对于圣战约翰的身份，她既不肯定也不否认。
米汉表示：“美国政府正在继续调查美国公民被ISIS杀害一案。正如总统先生所说，无论需要多久，美国将永不停歇，直到找到应为杀害美国公民负责的恐怖分子，并让他们为此负责。”
她补充说，美国政府正与英国政府“密切合作”。
据《华盛顿邮报》和BBC报道，埃姆瓦兹是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计算机编程专业的毕业生，英国情报机构对他的监视已持续了一段时间。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最早在2009年，英国安全机构军情五处(MI5)一名官员就曾联系过他，当时他刚从赴坦桑尼亚的中非之旅回来。这名官员指控他试图前往索马里，与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共同作战。索马里青年党是一个与好战的基地组织(al-Qaeda)有联系的组织。
目前，记者未能与埃姆瓦兹的家人取得联系，以置评此事。
译者/简易
2012年夏天，英国一度似乎终于将其难以摆脱的后帝国时代的神经质抛诸脑后。一个曾统治世界近三分之一疆土的民族定位了自己作为热情东道主的新角色，并对自己的多元化感到十分惬意。伦敦奥运会是一场新“英国性”(Britishness)的庆典：多元化、外向型、铭记传统却也渴望拥抱未来。的确，金融危机过后的紧缩挫伤了士气，但是“大不列颠之队”中的杰西卡•恩尼斯(Jessica Ennis)、莫•法拉(Mo Farah)等许多本土运动员所赢得的奖牌，照亮了前方的路。
那一时刻已然过去。2015年的英国体会到一种困难重重而又支离破碎的境地。对多元化的自豪之情已经为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让路。经济再次实现增长——增速甚至比欧洲其他地方快得多——但繁荣地区和弱势地区之间巨大的鸿沟似乎也在进一步加深。表象背后，英国旧体制的支柱已经出现裂缝。
尽管去年经过投票继续留在联合王国之中，但苏格兰仍有可能决定自谋出路。在2012年仍是全球中心的伦敦和较不繁荣的英国腹地之间，政治和文化鸿沟已经拉开。主导战后政治的两个党派——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领导的保守党以及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领导的工党——正退守至区域阵地。联合王国很少出现过如此分崩离析的情景。
民族自信心
英国失去了国际支撑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民族自信心。削减赤字和降低债务的必要经济举措又加强了英国向内向型的转变。从伊拉克巴士拉(Basra)和阿富汗赫尔曼德(Helmand)的战场失利中返回的军队，又遭遇军费预算被全面削减的前景。面对国内升温的欧元怀疑主义，卡梅伦玩弄着退出欧盟(EU)的概念，让海外盟友均困惑不已。米利班德对国际事务一味保持沉默。英国著名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又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编者注)的一份报告称，英国人仍然希望能在世界上昂首挺胸，但他们对自己是否能带来决定性的影响没有把握。
外交官出身的间谍机构首脑、最近才卸任英国秘密情报局(SIS)局长的约翰•索厄斯爵士(Sir John Sawers)称，英国从世界舞台撤回，就像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脱身而关注本国事务一样。在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领导的俄罗斯进军乌克兰时，美国当局一位高级人物公开质疑华盛顿和伦敦之间传说中的“特殊关系”是否只剩下空壳。他称，“英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中作为伙伴国的承诺和信誉”确实值得怀疑。
在其他环境下，定于5月7日举行的英国大选可能已经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不仅是关于国内经济和政府构成，还关于如何最好地适应一个更严峻、更不稳定的世界。
选举应该是各路人马提出竞争性的发展愿景和不同的未来选择。然而，目前为止竞选活动已经暴露出过时的政治主张与选民的关切和期待之间的严重脱节。社会和政治的步调不一致。卡梅伦年轻时在牛津大学(Oxford)的导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政府学教授韦农•波格丹诺(Vernon Bogdanor)，就指出了“早期宪法和政治形态与当今社会和经济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异”。
工党已经失去了曾由传统工业输送的成员，保守党成员的身份牌也不再能给有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中产阶层赋予社会声望。
腾讯(Tencent)在中国农历春节期间的“红包大战”中击败了阿里巴巴(Alibaba)。在这场大战中，双方都希望通过“红包”将用户吸引到自身的移动支付平台上来。
在2月18日除夕夜，腾讯的微信(WeChat)用户发送了10亿个红包。相比之下，通过阿里巴巴的支付宝钱包(Alipay Wallet)发送的红包只有2.4亿个。
这种虚拟红包的灵感，源自中国用装有现金的信封向亲友送礼的节日传统。
咨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Z-Ben Advisors)表示，对于腾讯来说，这次春节假期的促销活动是一次意外胜利。根据艾瑞咨询(iResearch)的数据，去年第三季度，腾讯只占中国移动支付市场10%的份额，而支付宝占据了83%的份额。
该咨询公司周四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对腾讯今年通过抢红包活动再吸引一到两亿微信客户（以及他们的银行账户信息）并不奇怪。相比之下，阿里巴巴的增长则可能没那么让人印象深刻。”
腾讯成功的关键，在于与官方的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展开了合作。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除夕晚会是中国收视人数最多的电视节目。在晚会过程中的特定时刻，微信用户能通过摇晃自己的手机赢取现金礼品。
腾讯表示，晚会期间，晃动手机的微信用户数一度达到每分钟8.1亿人次。
分析师表示，微信在移动产业的强势地位，为它提供了从阿里巴巴手中争夺市场份额的机遇。而支付宝的优势，则源自与同属于阿里巴巴的淘宝(Taobao)和天猫(Tmall)电子商务平台的整合。
早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前，数百万网购者就已经通过个人电脑，将他们的银行卡与支付宝关联，用于在淘宝上购物。
然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为腾讯创造了新的机遇。截至2014年9月底，微信用户已达到4.68亿。相比之下，支付宝钱包的用户只有1.9亿，尽管许多微信用户并未将账户与银行卡关联。
不过，部分分析师质疑微信的增长势头在春节假期之后能否持续。与微信关联的腾讯支付平台财付通(Caifutong)相比，不论是对线上还是线下零售商来说，支付宝的接受程度都更高一些。
关注移动互联网的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首席执行官张毅表示：“就算腾讯能关联许多银行卡，他们仍难以将其转变为现金收益。他们已在‘抢红包’活动中投入大量资金，却没有太多收入可言。”
阿里巴巴和腾讯都希望，一旦通过“抢红包”及其他营销活动能促使用户将银行账户与移动支付系统相关联，它们就能有效推销银行及基金管理等其他金融服务。
阿里巴巴和腾讯都已获中国银行监管机构批准，可以推出民营银行服务。去年，腾讯正式推出了微众银行(WeBank)。而阿里巴巴的浙江网商银行(Zhejiang Internet Commerce Bank，也被称作“蚂蚁银行”)也将于今年开始运营。
咨奔商务咨询表示：“对于蚂蚁银行和微众银行来说，没有什么比以任何必要手段尽快抓住客户更重要的了。至于从银行客户身上尽快盈利的基础设施，这两家集团要么本来就有，要么完全有能力建起来。”
Ma Nan补充报道
译者/简易
中国人民币汇率已跌至2012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从而宣告了对人民币升值“单向押注”思路的破产。
周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0.17%，跌至1美元兑6.269元人民币（见下图）。这是汇率受到严格控制的人民币本月内的最大跌幅。
这次汇率下跌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央行(PBoC)对中间价的调整。该行每天都会“固定”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并允许投资者在该汇率上下各2%的范围内交易。周五该行将中间价下调了0.16%。
不过，从更大范围来看，人民币此次疲软的源头，似乎是市场力量的作用。这可以从下图中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市场价之间的差异反映出来。
这一点令人惊讶。仅仅13个月以前，人民币刚刚达到一美元兑6.0406元人民币的历史高点。投资者认为，随着中国开放外汇市场，这种受到压制的货币汇率还会继续上升。对人民币汇率的投资被视作一种单向押注，从而吸引投资者将数十亿资金投向加杠杆产品，这种产品能放大这种看上去有保证的回报。
不过，中国央行从去年开始允许人民币汇率在更大范围内波动，以打击此类投机。结果，去年人民币汇率下跌了2.5%，这是20年内首次全年下跌。
上个月公布的数据则显示，第四季度中国出现了大规模资金外流：中国资本账目的净外流资金达到创纪录的910亿美元，此前的第三季度外流资金的规模则为567亿美元。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Credit Agricole)资深策略师高大力(Dariusz Kowalczyk)表示，有传闻暗示称，最近几天和最近数周，“中国内地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依然）十分强劲”，从而将人民币汇率压至交易区间的低端。
译者/简易
关于自己为何曾将年度奖金通过一家巴拿马公司放在一个瑞士私人银行账户上，欧智华(Stuart Gulliver)本周给出的爽快解释听上去不无道理，但如果他说自己那样做是为了逃税会更容易理解。这位汇丰(HSBC)首席执行官说：“放在瑞士能够不让香港的员工知道。通过巴拿马公司能够不让瑞士的员工知道。”
那是当然，但汇丰曾经是一家没有必要隐藏奖金或逃税的银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汇丰的经理人年度奖金还是固定的一个月工资。汇丰如今仍然为其全球350多名国际经理人的基本工资支付所得税。对大多数高级领导人员而言，把奖金转移到巴拿马或瑞士根本没有必要。
不想让你自己的员工知道，这个说法也挺有意思。相比其他任何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高层管理者都更像一个兵团。该行的“国际军官”在香港太平山顶一个叫云岭山庄(Cloudlands)的“军营”里受训，然后被组成一支帝国建设部队。他们首先是按照相互信任的要求培养出来的。
汇丰眼下遇到了麻烦。欧智华称有关汇丰瑞士私人银行曾协助逃税的爆料“让人羞愧”。两年前，汇丰才因未能通过墨西哥分支阻止毒资洗钱向美国当局支付了19亿美元罚款。
任何见证了汇丰在20年的时间里崛起为一家世界级跨国银行的人，都会觉得整件事令人费解。在所有金融机构中，汇丰看上去是最不可能让其帝国失控的。那么，原因是否如欧智华所说，只是因为汇丰扩张得太快，导致局面失控？还是因为汇丰始终就名不副实？
这个答案非常重要，因为欧智华正试图收缩汇丰的规模，同时回归本源——那个1865年由英国和英裔印度商人在香港创建的贸易金融银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汇丰没有不能通过重申传统纪律解决的问题。
在1998年至2006年间担任董事长的庞约翰爵士(Sir John Bond)任内，汇丰的扩张显然超出了其管理能力。在那期间，汇丰员工人数从13.6万人增至33万人。庞约翰爵士向全球各地出击，进军中美洲和拉丁美洲，收购了Household Finance和瑞士那家私人银行，前者是一家美国消费者金融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不久破产。
汇丰发现自己面对一系列新业务，却没有足够的经过考验的可靠经理人来搞定所有这些新业务，就像庞约翰和汇丰前首席执行官基思•惠特森爵士(Sir Keith Whitson)当年搞定美国海丰银行（Marine Midland，汇丰进军美国的第一次尝试）和米特兰银行（Midland Bank，汇丰1992年收购的英国银行）那样。忙着应对危机分散了汇丰的精力，监管机构对银行业不当行为的打压也让它应接不暇。
但这就是事情的全貌吗？可能不是，理由之一就在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和戴维•基纳斯顿(David Kynaston)即将出版的有关汇丰成长历程的新书《狮王觉醒》(The Lion Wakes)里，该书记载了汇丰所有这些收购的来龙去脉。
基思•惠特森爵士1992年私下写道，汇丰如今需要对米特兰银行“施加自己的意志”，而庞约翰爵士在收购了Household Finance和埃德蒙•沙弗拉(Edmond Safra)的Republic银行（包括瑞士那家私人银行）之后，则小心地不干涉两家银行的业务。庞约翰1999年在给高管们的信中写道：“我们收购了一支非常能干的队伍。在许多领域，Republic银行的员工都比我们自己的员工能干。”2004年，他向Household Finance的负责人威廉•奥尔丁杰(William Aldinger)保证，该公司是“这一行里全世界最棒的，因此只有疯子才会不让Household Finance领导我们在全世界努力把握……我们所拥有的最好增长机会”。
随着中国已持续两年的反腐运动继续发酵，一篇抨击一位早已离世的19世纪晚期满族亲王的文章，引发了对一位极具权势的前中共领导人命运的疯狂猜测。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家都深谙用意味深长的历史故事含沙射影地攻击对手之道。
所以，当中国最高反腐机构周三下午发表一篇详述“庆亲王”(Prince Qing)种种恶行的文章时，中国互联网上立刻炸开了锅，对谁才是真正的攻击目标的各种猜想充斥网上。
到目前为止，最普遍的猜测对象是2008年卸任的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他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得力助手，也是当代中国最具权势的政治家之一。
没有任何先兆或解释，这篇署名习骅、刊发在中纪委网站上的文章，讲述了这位满族亲王的故事。庆亲王曾主管外事和海军，在清朝末期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直至1911年清王朝覆灭。
庆亲王和曾庆红的名字都包含“庆”字。
文中重点突出的几个细节似乎是对曾庆红含沙射影的批评，而互联网上许多人也正是这样解读的。
微博用户“评论员陈方”写道：“庆亲王所指是谁？谁满足文中所指四条：一、长期身处中枢，得一把手欢心，却毫无治国才能；二、海外资产不菲，连外媒都看不下去，予以公开报道；三、颇善于摆平事，再大的丑闻也能稳坐钓鱼台；四、热衷搞圈子，一个人带出一批贪腐巨蠹。 ”
另一名微博用户“海上心史”写道，“曾‘庆’红亲王？”
社交媒体上许多类似的评论无一被中国通常行动迅速的网络言论审查机构删除，很多人据此认定这表明他们猜对了方向。
澳大利亚媒体以及其他一些海外媒体几年前的报道，就曾让公众得以一窥曾庆红家族积累的巨额财富。据报道，曾庆红之子曾伟2008年在悉尼购买了一幢价值3200万澳元的豪宅，当时曾庆红还在担任国家副主席。
一位与曾庆红家族关系密切的人士，及几位熟悉曾庆红家族房地产投资事务的人士最近几个月中告诉英国《金融时报》，他们认为这个家族可能会成为被调查的对象。
有报道称，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海外版社交媒体账号1月末曾发表简短文章，警告“比周永康更有分量的超级老虎”将很快在反腐运动中“现身”。该消息后被人民网否认。
曾主管中国庞大的公安和国安系统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被拘一年后，于去年底因腐败指控被移送司法机关。
他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临正式腐败指控的最高级别官员。
曾庆红曾是周永康的主要政治靠山。如果曾庆红被列为打击目标，将引发更大动荡，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将被视为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88岁高龄的江泽民至今在幕后仍手握重权。
中纪委周三发表的这篇历史文章谈到了一些细节，描述了庆亲王是如何讨好“老佛爷”的。“老佛爷”指清朝太后慈禧，她曾垂帘听政统治中国几十年。
北京政治圈中的很多人把这解读为暗指江泽民。
中国知名历史学家、政治评论人士章立凡表示：“当然，这种借古讽今或以史为鉴的传统不仅是共产党的传统，也是中国古代传统，在清朝尤其流行。”
共产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曾多次借批评和贬低历史人物，以扳倒现实中他眼中的敌人。上世纪70年代初，他就曾通过批判古代哲学家孔子来打击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谷禹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暗示，他希望自己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时发表的演讲着重强调面向未来，此举有可能重新引发地区紧张局势，其邻国表示，日本未能对其军国主义的过去做出反省。
安倍晋三本周召集将为他的战后70周年演讲提供参考意见的顾问组开会，并在会上暗示了自己希望在今年8月发表的演讲主旨。
安倍晋三表示：“基于对二战的反省，日本建立了一个支持人权和尊重法治的自由民主国家。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以及美国的盟友，日本也在二战结束以来的这70年里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日本在纪念二战结束的重要周年发表演讲已经成为外交上的必要之举，因为中国和韩国坚称，日本从未真正对其战时侵略行为反省。屡次道歉的效果往往被其政界要人的修正主义演讲削弱。尽管安倍的长期政治目标是通过修订和平宪法而让日本变得更加“正常”，但他表示，将会沿袭过去的声明。
然而，在韩国和中国看来，安倍是一个顽固的民族主义分子。一次聚焦于未来而非为过去道歉的演讲，可能重新引发地区紧张局势以及对其修正主义的指责。
安倍晋三要求顾问组回答5个问题。该顾问组将不会直接参与撰写安倍的演讲内容。
一个问题是关于日本应该从20世纪汲取的教训，其他问题则聚焦于战后变化和日本对21世纪的展望。安倍聚焦于未来和德仁皇太子(Crown Prince Naruhito)本周发表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
现年55岁的日本皇位继承人德仁表示：“虽然我本人没有经历过二战，但是，在战争记忆逐渐淡去的今天，谦逊地回顾过去，向对那场战争没有直接认识的下一代正确传递过去的悲惨经历和日本的历史，十分重要。”
人们认为，他的关于“正确”传递历史的言论是对修正主义者的批评，那些人会希望安倍淡化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
安倍应该说些什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日本国内对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演讲是否有意义曾经产生过争论，但既然认为有必要发表演讲，那么问题就是安倍的演讲和其前任们的演讲应该有哪些不同。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在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时发表了至关重要的声明，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在2005年重申了这一声明。声明内容包括，“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日本“给许多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
这两位前首相都表达了“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如果安倍弱化这些内容，那么无论他如何谈及未来的计划，都将会激怒日本的邻国。
安倍晋三计划着眼于日本的未来，但其邻国希望听到他对日本过去侵略行为的反省。
译者/邹策
央行应该在什么情况下放松货币政策？标准答案是当经济运行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时，应该放松货币政策。多数经济学家认同这个标准，因为这个标准与全社会居民福利跨期最大化相一致。
实践当中，很难非常准确地判断潜在经济增速，要通过几个间接指标判断经济运行是否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最有代表性的指标是就业。如果非意愿失业明显上升，说明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经济运行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社会福利蒙受损失。美联储在此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最看重的指标就是就业，既遵循了当代学院派传统，政治上也是最好的理由。
另一个传统指标是通胀。如果通胀持续下降，可能意味着需求不足，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通胀下降的原因，除了需求不足，还可能是因为进口商品价格下降或者生产率提高。因此，在以通胀为依据判断经济运行是否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的时候，首先要对通胀变化的原因做出分解，究竟是需求面原因还是供给面原因。如果是供给面原因造成通胀下降，货币政策可以不必刻意刺激总需求提升。
除了就业和通胀，近年来宏观经济学家在对潜在产出判断和对货币政策调整的视野中增加了宏观审慎的相关指标。日本泡沫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前，经济增速较高，失业率较低，通胀水平也很低。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是否应该采取行动的风向标出了问题。很少有人担心过度就业，用更低的失业率判断经济运行高于潜在经济增速很难被接受，而通胀水平又是如此低，至少按照传统标准不支持需求过度和正的产出缺口。但是，危机爆发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增速都大幅下滑，说明此前确实存在需求过度和经济增速高于潜在经济增速的问题。基于这些思考，有学者提出了金融中性的潜在产出概念，即剔除了金融周期因素以后的，与金融稳定（爆发金融危机概率极低）相一致的潜在经济增速。按照美国的经验，这种方法计算的美国次货危机前的潜在经济增速要明显低于基于通胀率的潜在经济增速。
简单回顾了上述关于货币政策是否调整的理论依据以后，现在回到中国问题。此时此境，中国央行应该尽快放松货币政策吗？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转化为下面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吗？从就业、通胀、宏观审慎等相关具体指标来看，有充分证据表明货币当局低于潜在增速，货币当局应该采取积极行动吗？
对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准确判断很困难，基于不同框架的潜在经济增速存在很大差异。基于传统增长核算框架的GDP潜在增速，学术界普遍意见是目前大约在7-7.5%，以后会更低；基于菲利普斯曲线计算的GDP潜在增速可能比7%稍高一些；基于金融稳定的GDP潜在增速更低一些。如果目前官方GDP增速可靠，那么目前还不存在明显的产出缺口；如果实际的GDP增速大幅低于官方GDP增速，可能存在一定的产出缺口，但究竟多大难有定论。
从就业、通胀、金融周期等间接指标来看，存在支持放松货币政策的证据，但算不上充分。中国公开发布的就业数据不多，仅从城镇登记失业率和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两个指标来看，劳动力市场情况尚好。但是调查发现，在有些过产能过剩密集的地区，有工作岗位但事实上没事可做的隐性失业颇具规模。
沃尔沃(Volvo)拿出了在中国人的带领下走向复兴的更有力证据。该公司实现了可观的盈利增长，并表示这为其在全球扩张中进一步投资“扫清了道路”。
随着中国首次成为沃尔沃的最大的单一市场（紧随其后的是瑞典和美国），这家瑞典汽车制造商2014年创纪录地销售了46.6万辆汽车，同比增长近10%。
吉利(Geely)旗下的沃尔沃正在升级其产品系列，以努力实现年销售80万辆汽车的中期目标，两倍于过去10年大部分时间公司所徘徊的销量水平。沃尔沃希望今年出售至多50万辆汽车。
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2010年从福特(Ford)收购了这家注重安全的品牌之后，去年推出首款车型——XC90运动型多功能汽车(SUV)，自此启动沃尔沃的整改。这款车型基于沃尔沃全新的价值110亿美元的可伸缩性平台架构(Scalable Platform Architecture)打造。
这家总部位于瑞典哥德堡(Gothenburg)的公司昨日报告，2014年营业利润增长17.5%，至22亿瑞典克朗(合2.65亿美元)；营业收入增长6%，至1300亿瑞典克朗。
沃尔沃首席执行官哈坎•萨缪尔森(Hakan Samuelsson)称：“这表明，当我们升级产品时，我们不仅在销量，而且在利润率上都取得了积极效果。”
萨缪尔森热切地强调，这种好转仅仅只是开始。沃尔沃2014年的营业利润率为1.7%，而2013年为1.6%。这一水平与沃尔沃想要同台竞争的其他高端汽车制造商——如奥迪(Audi) 10%左右的利润率——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
译者/陈隆祥
很可能除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古巴之外，没有几个国家像新加坡这样，如此鲜明地反映出一个人的遗产。李光耀(Lee Kuan Yew)可谓这个国家的建立者，新加坡今日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超过了英国、美国和挪威。91岁高龄的李光耀目前因严重肺炎在住院。他的重磅回忆录《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展现了他对自己成就的敏锐认识，他像魔术师一样，将没有辉煌历史、地理条件一般的新加坡，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国家。但是当国父离去，新加坡将如何发展呢？
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提的实在为时过早，更不用说有点不得体。正如李光耀本人曾对《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所说的那样，人们应该等到一个人死后再评判一个人，用他的话说，“盖棺定论”。事实上，只要他还在世，人们也不可能对他作出真正的评断。部分是因为新加坡人对他的尊重和感恩情结，还有部分是因为每当他觉得受到诽谤，就会坚持不懈地提出诉讼，这令人心有余悸。他的一位早期合作者谈到李光耀的遗产这个话题时，阴沉地说：“人所为之恶，死后犹存；所为之善，与人俱亡。”
另一方面，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代将要面临的困境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2011年，李光耀从新加坡内阁退休，此前他参与创立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在大选中遭遇了50年来最低得票率。（尽管这个长期执政党只获得60%的选票，但它却赢得了87个议席中的81席。）李光耀从此进入半退休状态（即使到了现在，他仍是国会议员），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他担任了30多年的总理，卸任后又当了20多年的总理公署高级部长(senior minister)和内阁资政(minister mentor)，内阁资政这个职位是他的儿子、2004年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李显龙(Lee Hsien Loong)设立的。
新加坡的问题虽然之于其自身是真正的问题，却是大多数国家梦寐以求的。新加坡干净、安全，是重要的金融及制造业中心，其难以成为典范的唯一原因就是它规模太小。然而新加坡的普通民众间明显存在着一股不满情绪，这在民意测验和热闹的博客世界都有所体现。新加坡的传统媒体受到严格控制，博客则可以摆脱这些束缚。新加坡的房价被这个城市大批的银行家、股票经纪人以及其他专业人员抬高，许多新加坡人买不起房。新加坡的贫富差距正在加大。
移民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新加坡有530万人，其中130万为外籍人口。新加坡政府已设法减缓移民速度，但其必须应对生育率位列全世界最低之列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由于担心人口过剩，李光耀推行“两个就够了”运动。新加坡女性相信了他的话，她们甚至更进一步。新加坡现在平均生育率仅为1.3个孩子，而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最低生育率为2.1个孩子。人口下降的前景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针对这种情况，新加坡政府正在修改李光耀所倡导的自力更生式资本主义，承诺将提高再分配力度，并加大对社会福利的投入。就在本周，新加坡政府提高了收入最多的5%人群的税收，将他们的边际税率从20%提高到22%，以帮助为上述承诺买单。
李光耀对这些酝酿中的问题可能比大多数人更不意外。他始终有着极端疑惧的心理，把创建新加坡的过程称为一场“长期的艰难跋涉……在这个过程中成功看上去是不可能的”。这个弹丸之地的岛国，在供水方面依靠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在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的。自英军撤出后，新加坡在防务方面开始依靠自己征召的军队。该国由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共同构成，国内种族和语言的差异一直困扰着李光耀。他的对策是采取了英汉双语政策，并努力将他所说的缺乏共同命运的多民族人口建成一个“多种族社会”。他强力打击腐败。他支持肉刑，认为那是约束民众——新加坡拥有的唯一资源——的一种途径。
他的成就是真真切切的，也可以说是棱角分明的。就像一位校长一样，他打造了一种文化，他只能寄望这一文化可以在他离世之后延续下去。他告诉传记作者汤姆•普拉特(Tom Plate)：“我认为，一人一票……不是最终归宿。”
他更相信精英，而不是普通民众。要是精英大体上仍是称职和务实的话就好了。
不过，当李光耀辞世之后，新加坡人可能会想，要是他们过去在学习如何自己管理各种事务方面做得更好，那该多好。
译者/何黎
欧美企业已请求各自的政府尽快施以援手，阻止中国实施新的网络安全监管规定。该规定预计会迫使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使用被中国政府视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设备。
在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一封写给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日期为2月25日的信中，以欧洲商业联合会(Business Europe)和The City UK为首的企业组织表示，这些“令人担忧的”中国监管规定“可能会关上许多外国IT企业进入中国银行业IT市场的大门”。
这些企业组织警告说，如果全面实施这些政策，它们“不仅会削弱欧洲企业参与中国IT市场的能力和服务银行的能力……还会伤害中国银行部门在全球市场的发展与集成”。
去年9月，中国银监会(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和中国工信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曾就“安全可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布新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或将影响到银行的设备采购——包括对ATM机、销售网点终端设备、智能卡读写器以及点钞机等设备的采购。
跨国企业担心，这些还未全文公布的新规定最早可能会从3月15日开始生效。目前，记者还无法在短时间内联系上中国银监会和工信部，以置评此事。
就在欧洲的抗议活动之前不久，十几家美国商界游说团体也曾在本月向美国四位内阁部长提出类似请求。他们在信中要求奥巴马政府，针对这些新规定“立刻采取措施”。
信中表示：“这些政策一旦全面实施，将威胁到美国企业参与中国IT市场的能力，该市场的规模高达4650亿美元。我们的企业为此蒙受的损失，反过来会导致在美国研发投入的降低，从而伤害美国的就业和创新。”
译者/简易
澳大利亚计划对外国购房者征税，这是国际社会日趋抵制富裕中国房地产投资者的最新迹象。去年中国投资者对澳大利亚房地产的投资飙升60%。
澳大利亚当地人抱怨住房市场价格过高，把他们挡在门外。澳大利亚出台此举之前，香港和新加坡推出了类似但更具惩罚性的税收，主要目的就是抑制中国大陆的资金洪流涌入那些市场。这三个地方的政府表示，此类税收并非针对任何单一国籍。
据房地产经纪商介绍，过去一年里，中国大陆买家已成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以及其它西方国家主要城市住宅物业的最大单一外国投资者群体。
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U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14年3月的一年里，中国大陆买家占了美国住宅房地产全部外国买家的近四分之一，支出约220亿美元，远高于上年的128亿美元。
同期第二大海外买家群体加拿大人支出了138亿美元。
中资开发商在纽约、伦敦和悉尼等黄金市场建造的公寓，大多数也被直接销售给中国大陆买家。
在伦敦，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Knight Frank)的数据，2014年中国买家在100万英镑以上的购房交易中占了11%，远高于2012年的4%。第二大群体俄罗斯买家的可比数字为5%，这一比例已经多年基本未变。
英国政府在过去三年里进行了一系列税收改革，旨在阻止富裕外国买家进入伦敦住房市场。这场行动尤其聚焦于利用离岸公司购买的住宅——这种做法令人难以追查房产所有权。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提议对外国买家花在澳物业上的每100万澳元征收1万澳元（合7900美元）的“申请费”(application fees)。它还承诺执行有关禁止非居民购买二手房（而不是新建住房）的现行法规。违者将被罚款，罚款额最高可达房产价值的25%。
谷禹(Gu Yu)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质问哪个正确毫无意义，因为当前的经济增长对未来长期稳定的盈利（这是现在股价的基础）几乎没有影响。甚至未来的增长也与股票没啥关联，因为对股价非常关键的每股盈利取决于国内利润总值以外的许多其他因素。
但真正重要的是股市飙升的原因。这里有许多可能的解释。
香港Gavekal的查尔斯•加夫(Charles Gave)认为，股市上涨的原因是，投资者预计中国将会成功转型，实现速度更低、但质量更优的增长。与中国官方指导相比，允许企业自己做出投资决策应该会取得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并在未来产生更高的利润。
对中国政府将会进一步出台货币宽松政策来支持经济的预期，也是股市上涨的推动因素之一——中国已经在3个月前降息。不利的一面是人民币日益贬值——昨日人民币收跌至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外，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短线观点”栏目(Short View)去年年初指出的那样，当时中国股票很便宜。投资者对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和银行坏账的担忧，迄今都未成为现实。随着信心恢复，股价大幅飙升。外国投资者的进入也可能有所帮助。去年11月，随着“沪港通”的开启，国际投资者更容易投资于A股。中国国内股市提前上涨，并持续至当年年底。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股市上涨。但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弥漫的疯狂投机狂潮，可能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融资交易大幅增长，得益于资本管制，人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增长的效果。上月，A股对H股溢价率达到33%。
中国股票不再是便宜货。无论人们对中国政府收拾乱局的能力多么信任，经济改革都会带来极大的风险。投资A股不仅是对经济改革的押注，而且还是对更大的融资交易杠杆的押注。
译者/邹策
【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非典型创业日志》系列之十二。
2月20日 雪 星期五
纳坦·埃德尔曼（Natan Eidel’man）相信，赫尔岑可能是一个世纪来最幸运的俄国作家，因为“他只写自己想写的，除去自身的判断，没有任何审查，他也完满地展现自己的才能与知识，他既有生存手段、也不缺乏优秀读者”。
自1847年流亡以后，赫尔岑不仅没从俄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消失，反而以更显著的姿态出现。先是《北极星》、然后是影响力更著的《钟》，他在巴黎与伦敦编辑的杂志成为俄国公共生活的中心。从理想主义大学生、青年军官，到大臣乃至沙皇，都是他的热心读者。不同派系的政治力量都知道，倘若你要实现自己的主张，与其上书宫廷，不如投书《钟》。伦敦的流亡出版社与圣彼得堡宫廷的距离反而近些。
纳坦·埃德尔曼是赫尔岑最重要的传记作者，也是1970年代苏联最活跃的历史学家之一。当他描述赫尔岑的幸运时，他的同代人都听得出这是对自己时代的隐晦抗议。沙皇俄国尚能容许这样一种异议声音的存在，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断然不可能。
除去赫尔岑的传记，纳坦·埃德尔曼也以有关“十二月党人”的研究著称，这些著作在1970年代初的苏联知识人中盛行一时。“十二月党人”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为了创造一个他们希冀的现代俄国，他们不惜发起了一场起义，试图刺杀刚刚登基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失败的起义，引发了绞刑与大规模的流放。这悲剧也塑造了一代人的心灵，赫尔岑也是其中之一。起义发生时，他不过是13岁的少年，却深深被其中强烈的理想主义、自我牺牲的精神震撼，他日后的道路——先是一名具有反叛意识的作家与思想者，然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最终流亡至伦敦——正与此相关。
不管是赫尔岑，还是“十二月党人”，都是俄国历史上的“异端”，是这个有着漫长政治专制传统的国家的自由派声音。在纳坦·埃德尔曼书写他们时，苏联短暂的“解冻期”已过去，一个高度控制、意识形态化的时代再次到来，甚至已被鞭尸的“斯大林主义”都有复活的征兆。
苏联的“异议传统”也是从个时刻开始兴起的。1966年，对两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与丹尼埃尔的审判，既开始了对知识分子新一轮的打压与控制，也让一小群最勇敢的人汇集到一起，他们成为了“异议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索尔仁尼琴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
历史研究既是躲避、又是反抗。在这压抑、沉闷的年代，十二月党人的激越故事，他们在伦理与美学上的主张，不啻是对此刻的最佳控诉。这又是安全的控诉。倘若苏维埃因推翻沙皇俄国具有合法性，这些同样的反抗者也具有合法性。苏联从未完全杜绝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纪文学、思想传统，被每一个苏联人牢记的普希金也是十二月党人的半个同路人。
纳坦深谙此道。他出生于1930年的莫斯科，即斯大林牢固攫取权力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是一名记者与戏剧评论家，曾参与对帕斯基尔纳克的公开批判，但他自己也难逃厄运，作为一名犹太人知识分子，他在1949年被卷入莫名的指控，因此入狱。
【压岁钱】孩子期盼年三十，为的是得到压岁钱。春晚开始不过十来分钟，在主持人红唇背诵颂词的当儿，老父掏出了崭新的人民币，一一领受几个孙子的喜气。年过二十的大侄儿，过完年即将大学毕业，也伸出手来接钱，去年就说是最后一次了。接下来，诸弟兄依次发放。数额都为一百元，握紧钱的孩子们笑眯眯的。小时候，能从大人手里接到一两毛钱，就欢喜得不得了。那时，觉得有属于自己的钱了，簇新的纸币攥在手里，正反面仔细端详了，然后珍重地藏到口袋里，用手护着，生怕丢了。平日里见不到钱，买盐买本子时，手里才握一会儿钱，但要交给售货员，故不会有什么感觉。
彼时，压岁钱带给我的，是被当人看了的惊喜。其实，也舍不得花掉，往往当晚便交到母亲手里。过年，我最渴望糖果，一张吃过的糖纸，舔了又舔，晾干后夹进课本里，时不时拿出来回味。钱，雪花，糖果，新衣，是贫瘠岁月过年的四样礼物。
【碌碡】邻村小学校拆了，地碾得光溜溜的，中间聚集了八九个碌碡。知情人说，有专门为城里藏家收旧物的人，把农村值钱的东西都收走了。没有土地，没有牲口，碌碡也确实不再有什么用处了。若有幸作了权势者的装饰，也算为古典农业时代保留了真切的实物，总比烂在旮旯里好。
【地菜】荠荠菜、面条菜……年三十，在母亲安眠之地看到了这些久违的东西。麦田里的野菜，是幼时春天最喜欢挖的宝贝，母亲将它们做成可口的下饭菜。本村耕地悉数被征用，皆作大棚蔬菜。邻村麦田里，寻觅不到一棵草，盖因年年都用除草剂。能于南坡头坟园闲地里看到这么旺势的野菜，岂能不令人欣喜呢。
【皂角树】每年返乡，我最想见的是村里几棵大树。昔时，家家都有一两棵大树，以槐树皂角树为多。皂角树高大粗壮，树身黑亮，树冠阔大，枝杈繁多，刺长而硬，一团团附着在树干上，令人望而生畏。到秋天，挂满黑黝黝的皂角，男子打下来，送给自家妇人浣衣。鸟雀们也喜欢在皂角树上做巢，……在昏暗的土色里，皂角树让人们感到一股生的力量。邻村有一棵皂角树，魁梧圆润，蹲伏于村口，被尊为神树，无人敢碰。该村有个二杆子，却硬生生折断了一根碗口粗的树枝，当晚进猪圈解手，腿被门柱击伤，剧痛无解，内心惧怕，转而央求神婆。黑衣老婆婆令其归还断枝，跪于树下，烧纸，磕头，二杆子惟命是从，次日即愈。母亲常常用这个例子告诫我们，不要出去乱折树木。本村的几棵老树早就被干部卖给收大树的了，一谈起树的话题，村里老人就骂。如今只剩下了两棵皂角树，他们扎根于城壕边，腰身上挂了一面杨陵区古树保护铁牌，标明一个约八十四岁，一个约九十四岁，都可做爷爷了。
【闲汉】某小子又杵在街头，廉价西服遮不住滚圆的肚子。他一手捏烟，一手往嘴里送瓜子，眼睛瞟着马路上行走的女子。其父嗜赌，常年打牌，一日偏瘫在麻将桌前。此人育有三子，长子幺儿皆已婚育。街头小子排行老二，年过三十而独身一人，好吃懒做，偶尔进工地打几天工，挣几个钱就跑回家。村里谁家有牌局，辄往观之。见人便敬上兜中便宜烟，套个近乎，手痒而不能自已，则上场赌运气。惜财运欠佳，十有九输。他唯一能抓住的，就是手头生生不息的劣质烟。
如今，谈论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沉闷无趣。过去几年存在的挑战和机遇看起来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一方面，鉴于政策刺激空间仍然较大，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地方债、影子银行、过剩产能、房地产等拖累因素，加之主要出口目的地普遍疲弱带来的外需不振，导致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还将长期存在。一言蔽之，可谓上缺惊喜，下无显忧。这种波澜不惊的“新常态”，使得外界对中国经济出现相当的审美疲劳。
仅就中国经济自身而言，这种观点固然有一定的道理。改革开放以来，大的结构性调整往往会持续数年之久，且多遵循实现制定的计划。然而，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尤其是结合未来十年全球经济的大格局 ，2015年无疑是最不可忽视中国的年头。
首先，中国与美国携手，将成为未来十年全球经济的两大基石。今明两年，欧洲和日本经济预计还将维持疲弱，新兴市场会面临美联储加息等挑战。不出意外的话，全球经济增速的上限将取决于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如何，而中国经济则会界定其下限。如果中国今年能够继续维持小幅、有序放缓的态势，全球经济至少不至于陷入意外失速的境地。从更长的时间来说，本轮全球经济的复苏动力，到底是相对危险的单引擎，还是更为稳当的双保险，很大程度上决定于2015年中国经济表现如何。
其次，在全球经济版图中，中国在结构性改革等关键领域相对领先。改革预期是过去一年印度、印尼、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受到外国投资者青睐的主要原因。一定程度上，结构性改革也是日本、欧洲经济中长期命运如何的关键。尽管中国相对低调，但从过去三十年的历史经验来看，2015年中国最终兑现的改革措施反而可能比这些热点更多。与印度等新型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在政治层面对改革的共识更为明确，并且在两年前已经公开了详细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蓝图。而相对日本和欧洲，经过过去一年多的摸底和研究，中国今年可能开始实际推行微观层面的具体改革措施，包括地方国企改革和中央政府的进一步放权。知易行难，中国艰难开始的深化改革举措，其影响必然会显著大于其他热门国家尚停留在可行性层面的讨论。而这一点却受到很多人，特别是外国观察者有意无意的忽略。
再次，中国应对地方政府债务等风险的做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过去十年，政府债务高企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很多国家存在的通病。通常的解决方法不外乎推高通胀、财政紧缩等。前者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动荡，后者使得欧洲、美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不菲的代价（欧债危机、财政悬崖）。而近邻日本的债务问题几乎成为不治之症。中国计划中的解决方案可能更适合多数发展中国家，即在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和中期通胀稳定的前提下，限制债务增量，用增长逐渐化解债务存量。其主要用意在长期防止债务日本化，同时在短期避免大的经济起伏。如果能够最终达成预期的目标，可作为其他存在类似问题、处于类似发展阶段国家的有益借鉴。综合各类公开信息，笔者在今年内预计可以初步观察到这一计划的初步效果。
永远不要惹恼美国政府。但在中国政府头上动土会如何？从“大萧条”时代艾尔•卡彭与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冲突，到三年前汇丰银行(HSBC)就洗钱问题与美国达成的和解协议，美国的顾问和公司律师明白，他们的雇主与美国联邦机构正面交锋时，很难占到便宜。
在华经营业务的跨国企业正学习如何应对类似的挑战，因为它们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监管机构的靶子。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监管机构是对执政的中共负责的。跨国企业是应该公开高调地抱怨，还是暗中奋力反抗，抑或迅速屈服、希望达成痛苦相对较小的和解？
多数在中国身陷调查（最引人注目的是发改委(NDRC)展开的反垄断调查）的企业做出的结论是，谨慎即大勇。没有一家企业公开抱怨过发改委涉嫌对海外企业抱有偏见或者手段强硬（尽管这是发改委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例如阻止企业高管在约谈时带上律师。
一家遭发改委调查的企业中的一位管理人员表示，调查引发了该公司内部的激烈争论。至少有两名高管反对发改委的建议，即该公司如果自行降低其产品和服务价格，或许能躲过反垄断调查和处罚。这两名高管认为，尽管发改委可以因涉嫌垄断行为惩罚企业并向其收取补偿款，但它不能在证实垄断行为成立之前强迫企业降价。
这两名高管后来输掉了这场争论，因为他们的一位同事坚称，与中国监管机构就发改委的法律责任边界辩论毫无意义。该公司遵照建议降低了价格，迄今还没有受到正式处罚。发改委则坚决否认调查存在偏见或者手段强硬。
在年度会员企业调查中，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采取了类似低调的态度，对中国监管问题的表态十分委婉。很多批评都留有余地。美国商会官员表示，发改委的做法可能让一些人感觉生硬，但也反映出该机构陡峭的“学习曲线”。发改委实施《反垄断法》(Anti Monopoly Law)仅有六年之久，而美国的反垄断法已实行一个多世纪。
相比之下，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在批评中国监管机构方面则更为直言不讳，这既体现在一份年度立场声明上，还体现在一次性声明上。
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的报告提到了其会员对于网速过慢的失望，而这是由于北京方面攻击虚拟专网工具导致的。虚拟专网工具被用于规避中国对谷歌 (Google)的搜索引擎、电子邮件服务以及其他重要网站的审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了更为一针见血的评价。“过度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会阻碍商业增长并抑制投资，”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这是在华经营中一项日益繁重的成本，许多企业都发现该成本越来越难以承受。”
中国美国商会的官员坚称，他们直接向中国政府官员表达了其会员的担忧。欧洲的高管们承认，欧盟商会不够委婉的方式激怒了一些中国监管机构，但他们相信，北京方面最终会尊重坦诚的交流并予以回应。
欧洲人或许是对的。到目前为止，欧洲企业在监管调查中相对轻松地躲过了一劫。尽管发改委对汽车行业进行了漫长的调查，但德国“三大”高端汽车制造商中只有一家——大众(Volkswagen)旗下的奥迪(Audi)——因涉嫌垄断的商业行为被罚款，而2.5亿元人民币(约合4000万美元)的罚款相比该公司过去30年在中国获得的利润简直微不足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包括宝马(BMW)和戴姆勒(Daimler)旗下的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在发改委介入调查的早期就同意降低价格，起到了帮助作用。另外，奥迪、宝马和奔驰颇具影响力的地方合资伙伴（包括中国五大国有汽车企业中的两家），它们原本也可能因为高额罚款遭受损失。
即便如此，至少有一家商会不怕为其会员进行公开抗争，而且敢于发出很多外国投资者（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企业）自己不敢发出的声音，还是令人欣慰。
译者/何黎
2010年，比尔•盖茨(Bill Gates)参观了中国深圳郊区一个工业区的一栋寻常建筑。里面一排排的高科技机器在嗡嗡作响，这个地方可能很容易被误认为一个无名数据仓库。
但那天，盖茨和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中国项目主任叶雷(Ray Yip)看到了其他的东西。当他们参观华大基因(BGI)总部时，在这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的科学家们的伟大理想让二人震惊不已。在该公司里面，150多台先进基因测序仪正每天对数千个人类基因组进行分析。
该公司的目标是基于数百万人的DNA建立一个大规模数据库。华大基因的高管不认为这是终极目标，而是新药开发、高级基因研究和公共健康政策改革的一个跳板。
“我们吃了一惊，”叶雷回忆道，“我们从没想过我们会发现这么具有创意的方式。他们独树一帜，开放且自由。”
自从初次参观以来，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直与华大基因在各种基因组研究项目上展开合作，从大米基因组测序到癌症基因组项目合作。盖茨基金会还与很多组织一道，向华大基因提供资金，其中还包括硅谷风投企业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多数人只是将他们视为DNA分析服务提供商，”华大基因的一位投资者表示，“实际上，他们正在建立的数据库将让他们变得强大可畏。”
华大基因的投资者表示，该公司代表着中国新型科技公司。长期以来，在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中国企业一直被视为抄袭者（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偷窃者的话）。西方人普遍看不起中国的知识产权创造。
然而，华大基因与深圳其他企业一道，可能会很快改变这种形象。华大基因的很多高管在国外受过教育，不那么畏惧体制或者看重中国的既成经商模式。该公司的科学家为国际杂志撰文，并经常申请专利。该公司与欧美有名望的机构合作，其研究成果也开始得到国际竞争对手的尊重。
“我们代表着中国新型国际企业，”华大基因年轻的首席执行官王俊表示，“中国有合理机会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佼佼者。我们的技术可以改变世界。”王俊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系，研究人工智能。
华大基因的发展并非一个简单的中国崛起的故事，也不代表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实际上，华大基因与北京方面有着矛盾的关系，代表着对中国教育和研究模式的挑战。
该公司最初名为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创建。（该中心是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参与者之一。）但对于其近来的成功，来自北京的影响有好有坏。
“在这里，你可能很聪明，但在美国你可能会变得更聪明，”一位曾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很长时间的员工表示，“在这里的思维环境下，很难有创造力。”
这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很多批评者认为中国教育体系的结构会限制创新。“中国体系非常排外，”一位驻北京学者表示，“政治性非常强。你有两个选择，要么离开中国蓬勃发展，要么达到不需要北京的钱的地步。”
然而，华大基因的卓越表现给人们带来希望：中国可能会吸引那些在美国一流大学毕业后通常选择继续待在国外的最优秀学生回国。
香港和新加坡披露了截然不同的计划，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人口老龄化及全球增长放缓。互为对手的亚洲两大金融中心，将因此走上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这两个英国前殖民地均以极低的税率、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和发达的金融服务业闻名于世。自2010年以来，两地一直被世界银行(WB)列入全球三大商业环境最佳地区。
然而，两地近年来均面临生活成本升高和人口结构转变的挑战。就在本周，这两座城市的领导人都公布了今后一年的预算，两份方案凸显出两地应对此类问题的不同思路。
周三，香港选择动用其638亿港元（合82亿美元）的财政预算盈余，为所有居民提供一次性的所得税和营业税退税。此举再次确认了港府致力于打造低税收、放任式政府的努力。
毕马威(KPMG)的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sley)表示，由于许多较贫穷市民的所得还未达到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下限，上述举措的好处可能只有香港中高收入居民才能体会到。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John Tsang)表示：“我知道，许多香港市民正指望政府的救济措施减轻他们的负担。”然而，他说，出于对短期经济增长的顾虑，香港政府必须以“谨慎的态度”调配资金。2014年香港经济增长率是2.3%，而新加坡经济则增长了2.9%。
为提振萎靡不振的旅游业，曾俊华公布了对餐馆、旅馆和旅行社的免税举措。按照曾俊华的说法，香港旅游业的艰难处境，是去年民主运动的结果。
2014年，香港零售总额下滑了0.2%。不过，许多分析师将零售总额的疲软归因于中国的反腐运动，该举措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在抗议活动的几个月内，香港总体消费开支却出现了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苹果(Apple)推出的iPhone 6手机。
此外，香港还为某些短期救济措施安排了资金，并为较贫穷的退休人员拨备了额外现金。不过，香港政府并未建立全民养老金制度。相反，港府鼓励较年长人士重返工作岗位。
新加坡政府则与香港不同。在周一公布的计划中，它以提高最富有居民的税收方式实现财富再分配，以便应对社会福利开支——尤其是医保开支——的增长。
受惠于这一计划的包括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家庭，他们将获得更多资助，以及高技术人员，他们将获得更多额外资金用于培训。根据联昌国际银行(CIMB)的计算，上述措施合起来，将令新加坡政府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目前的18.5%升至2020年以前的19%到19.5%。
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在其预算讲话中表示：“我们已为未来设定了新的方向。我们正在开展根本性的政策转变，以便为新加坡人提供生命所有阶段的更大保障、创造更多机遇、并为所有人打造更美好的家园。”
从现在起到2017年的某个时候，新加坡人将投票举行大选。为此，部分分析师宣称这一预算方案是一种选举前的拉票行为。
自金融危机以来，香港和新加坡的生活成本都已急剧攀升，令人们日益担心社会不公的问题。目前，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t Unit, EIU)将新加坡列为全球消费最高的城市。而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的数据，香港拥有全球最高的房价。
在香港抗议活动期间，生活成本是抗议者公开表达不满的问题之一。将近三个月的抗议活动，曾导致香港三个商业区的主要街道关闭。
香港定于在2017年实行普选，不过批评者表示，按照该选举方案，候选人的提名将受严格控制，从而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
译者/何黎
自从2008年美国经济不景气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受到影响，但是影响不算太大。中国受到了出口减少的影响，实际GDP增长速度慢了。从2010年到2013年GDP的增长率分别是10.4%、9.3%,、7.7 %与7.7%。这几年以商品零售价格计算的通胀率分别是3.10%、 4.90%,、1.99%与1.40%。为了增加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2008至2009年增加了政府财政支出约达四万亿元人民币，来维持GDP增长。从2008年到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放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11月把存款利率从0.72%降至0.36%。中国人民银行属于中国国务院，货币政策与财政策可以互相联系，分工合作。对比之下，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独立于行政部门，双方合作有赖于联邦储备银行决定货币政策时设法与财政政策配合。
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关系如何？本文的目的是回顾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解释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和说明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的货币政策。
1980年代，中国通货膨胀问题发生。从1984年到1989年，零售价格指数从1.177增至2.034，原因是货币供应在这几年增加了太多。从1984年到1989年，流通中货币M0从482亿增至2099亿。从1993年到1994年通胀又发生，零售价格指数从2.549增至3.102。流通中货币M0从4746亿增至5729亿元。通胀的原因也是货币供应增加得太多。当这两次通胀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没有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发生与中国人民银行能否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有关。在1995年以前，中国可以说是没有货币政策。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让货币在一年内增加了50%。当时中国进行国营企业的改革，给予企业部分的自主权。同时也给予银行部分的自主权。因为增加贷款能帮助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引起银行大量贷款，增加了货币供应，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1992年邓小平“南巡”，鼓励继续改革开放以维持经济增长。结果不久以后各省银行大量放款，1993年通货膨胀便发生了。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用行政手段与压力，在1996年以后禁止各省人民银行行长大量放款。行长如不从命便会被免职。结果通货膨胀放缓了。到了1998年中国的物价指数下降了。总之，这两次通胀，1985年（8.8％），1988 （18.5％），1993年（13.2％）和1994年（21.7％），都是归因于货币供应每年增加了约30％。
1995年中国人大通过了《人民银行法》，指定与授权人民银行用货币政策控制通胀和在必要时协助增加生产。货币政策包括决定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央行的基准利率和由它决定的银行存款需具备的准备金率能被用来影响货币供应。从此人民银行有权力与责任来施行货币政策。1997年以后，虽然中国的GDP继续增加，但通货膨胀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目前中国GDP增长缓慢。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是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尽量把利率降低，把货币供应增加。自2014年11月22日起人民银行降低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的基准利率。存款利率从3%降至2.75%。贷款利率从 6%降至5.6%。
今后中国的货币政策改善，也有赖于人民银行制度的继续改善，如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让存款利率根据市场借贷的供求来决定。当实行货币政策时，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与干部需具有足够的知识与才能，在必要时能利用经济数据了解当前经济情况，以决定适当的货币政策。中外无不如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人们常说，资产市场受到贪婪和恐惧的驱动。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教授非常确定现在是哪一种情绪在控制局面。这位诺贝尔(Nobel)经济学奖得主和畅销作家认为，此次信贷危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状况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让全球投资者感到不安。
他表示：“从本质上来说，人们担心的是，30年或40年后，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女）的收入会处于何种水平。”
这与他所说的“千年之交繁荣”（millennium boom，指上世纪90年代末各种市场的繁荣）以及从大约2000年持续到2007年的“业主社会繁荣”(ownership society boom)形成鲜明对比。
“那两次繁荣都受到某种对投资的热情和兴奋的驱动。这一次，似乎更多的是出于恐惧。这一次又与技术有关，不过是对技术的担忧，而不是对机遇的兴奋。”
好像是为了证明这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智能手机，对着它一字一句地说道：“今日国债价格是多少？”他试了几次，终于手机不辱使命地显示了一个列满国债价格和收益率的页面。
“20年或30年后这个页面会是怎样的？可怕的是这个。我认为，人们被这件事吓住了。”
人们的回应一直是抬高安全资产价格。“他们在抬高债券价格，还在抬高股票价格。市场上没有足够多的安全资产。”
席勒教授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戳破资产泡沫。他的第一版《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题目借用了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一次著名演讲中说的话）对互联网股票时代的股票估值提出质疑。第二版是对美国房地产估值提出质疑。第三版刚刚出版，呼吁结束政府债券的长期牛市。
“美国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成反比）已下行了35年。这并非一种危机现象。它不可能持续下行。”
但其他所有资产不是一样昂贵吗？美国仍一如既往地昂贵，但席勒教授对于美国市场与欧洲市场之间估值的差异越来越感兴趣。根据他帮助开发的“经周期调整的市盈率”（Cape，将10年盈利均值与目前的股价相比），欧洲看上去颇具吸引力。
“如果你看看各国的Cape值，你会发现，一些国家的Cape值较低，特别是希腊，低于4倍。”
“接下来是俄罗斯（7倍）、然后是匈牙利、葡萄牙和意大利。它们都远远低于平均水平。”
不过，希腊国债眼下无人问津。他有没有将自己的钱投入希腊国债？“没有，不过我可能会投。但问题是，即便最后结果不错，这么做似乎也有点不靠谱。这就是群体思维(groupthink)的问题所在。”
“不过，我倒是真投了意大利国债。”
对于席勒教授而言，廉价至关重要，因为他主张，这预示着未来的收益情况。他谈到第一版《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中的一个著名图表，一个坐标轴代表市场1月的市盈率，另一个坐标轴显示接下来10年的实际收益率。其中存在例外，但总体而言，低市盈率伴随着高收益，反之亦然。就在格林斯潘发表那次著名讲话的前一天，席勒曾用这张图表在美联储(Fed)作证。
我反驳说，多数“廉价”市场之所以廉价是因为他们有风险，这种风险对于多数人来说或许太高了，而等待“昂贵”市场回归中值，不是家里有孩子上学以及需要退休金养老的人们的选择。
中国去年新增房地产开发用地数量下降了逾25%，这反映出需求疲软，进而可能加剧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官方的新华社援引中国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报道说，2014年15.1万公顷土地被用于新的房地产开发，同比下降超过四分之一。
中国的房地产业是总投资的关键推动者，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一半，并推动对大宗商品的需求。
虽然中国城市房价已连续9个月下跌，但这一价格回落的全面影响尚未冲击整体经济，一旦这种冲击到来，很可能会导致更多阵痛。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房地产投资增加了超过10%，至9.5万亿元人民币（合1.5万亿美元），而总建筑面积的销量却下跌了8%。
中国农历新年假期（正式开始于2月18日）前一周，大城市房地产销售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约20%。
中国券商海通证券(Haitong Securities)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最重要的全国假期前夕，发电量以及汽车和消费者产品（如冰箱和洗衣机等）的销售也比去年同期有所下滑。
鉴于2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预计将低于1%（1月份仅上涨0.8%），越来越多的分析师呼吁中国政府再次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再次降息的时机已经成熟，”海通证券称。
面对近25年来最低速的年度经济增长，去年11月中国在两年多来首次下调了基准利率。
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本已严重依赖土地出让获得财政收入。中国国家审计署最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债务达18万亿元人民币。
自那以来，只有一个省级政府公布了更新的债务数据。据《财新》(Caixin)杂志报道，海南省政府称，该省地方债务在截至去年12月的18个月内增长逾20%，达到1700亿元人民币。这包括1450亿元人民币的直接债务，其余是债务担保和或有债务。
中国其它30个省级行政区应该在3月8日之前向财政部报告更新的债务数据。财政部希望遏制地方政府通过特殊目的融资工具的借贷行为，转向通过发债筹集资金。
尽管财政困难，但一些省级政府已承诺，今年将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以支撑增长。湖南、湖北和陕西最近出台计划，拟在2015年在基础设施和其它固定资产上投资共计6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加20%。
译者/陈隆祥
当我最初向人们提议用老鼠来排查地雷时，他们都笑话我。我向我老家比利时的军队还有其它几个组织提出了建议，但是他们都说我疯了。
从我们训练第一只老鼠到现在已经11年了。靠这些小老鼠，我们清除了超过80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约3000颗地雷和1000多颗未引爆的炸弹。如今有超过300只老鼠在加沙、莫桑比克、泰国、安哥拉这样的地方进行排雷作业。老鼠的嗅觉比狗发达得多，而且他们体重轻得多，更不容易引爆地雷。没有一只老鼠在作业中牺牲过——我们把它们称为英雄鼠。
我们训练这些老鼠识别地雷材料的味道——TNT是最常见的爆炸物。训练开始的时候，我将一只老鼠关在笼子里，笼子里放着不同味道的小袋子。当它分辨出TNT的味道并开始扒上面的土时，我就会用食物奖励它。它们很快就学会了，并且反复这么做来获得更多的食物。
当我们开始在真正的雷区训练老鼠的时候，结果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主要的训练中心在坦桑尼亚，那里的地雷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我从九岁起就开始养啮齿动物，因此我知道老鼠的嗅觉非常灵敏。我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长大，我的第一只宠物是一只名叫戈尔迪(Goldie)的仓鼠。它与我如影随形，就藏在我腋窝下的毛衣里。我甚至带着它去上学，直到被别人发现。
我饲养过仓鼠和沙鼠，但最适合一起共事的还是老鼠。它们聪明又友善——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害怕它们传播疾病。这种恐惧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尽管实际上是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了鼠疫。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设计公交车，但那不太合适我。我辞去了工作，成为了失业人员。我花了好几年来抉择下一步投身于哪个行业。那段时间很艰难，直到我看到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在电视上谈论地雷。我开始构想种种方法，试图解决这个困扰着世界各地人民的难题。即使是在今天，每年都有几千人被地雷炸死或炸成重伤。
我用老鼠排雷的想法不断地遭到拒绝，让我非常沮丧。但几年后，我时来运转。我遇到了一个前大学讲师，他觉得我这个主意妙极了。他帮我联系上了比利时发展公司(Belgiu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我终于得到了研究的启动资金。
我决定从非洲引进非洲巨鼠(giant pouched rat)，因为这种老鼠非常好训练。将它们驯化成可以在实验室里训练的家鼠花费了两年的时间，但最终，它们变得足够驯服，能够戴上项圈、拴上绳子训练了。然后我开始训练它们分辨地雷材料的气味。每只老鼠正式上岗前，都要通过一项测试，对一块24公顷的场地进行排雷，在此过程中分辨14种地雷的气味。
我创建了一个名为Apopo的慈善组织，来开发老鼠的其它用途。其中一项就是分辨人类痰液中是否含有肺结核病菌。一个技术人员需要使用昂贵的仪器并花费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化验40份样本——而一只老鼠仅需要7分钟就可以完成同样的事情。
我今年47岁，觉得自己幸福圆满。我的工作非常有价值，对那些曾给予我成功的机会的人，我心存感激。现在我同很多原来将我拒之门外的组织开展了合作，还雇佣了很多地雷受害者。
想一想，这一切都源自那只名叫戈尔迪的小仓鼠。
照片提供：Apopo
这篇文章原本是为了反映肺结核不是一种病毒性传染病而写，因此在这里进行了改写
译者/许雯佳
今年春节，“抢红包”无疑是中国人的热衷的一个节目，其影响范围实际比中国内地更广，所有微信、微博、手机QQ和支付宝用户，理论上都有参加抢红包的可能。据称，仅微信用户就已覆盖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四大超级入口（微信、微博、手机QQ和支付宝钱包）公布的红包数据，在除夕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10.1亿次，是去年除夕的200倍，在零点峰值，每分钟有165万个红包被拆开。手机QQ方面则表示，除夕当天，QQ红包收发总量6.37亿个，抢红包人数1.54亿。支付宝方面的数据也相当可观，在除夕当天，有6.83亿人参与了红包游戏，支付宝红包收发总量超过2.4亿个，总金额40亿元。微博方面则有1541万微博网友分享了由央视春晚及39位明星与商家送出的1.01亿个红包。
基于移动互联平台的这些最新变化，对商业银行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身为监管者的中国央行和银监会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业态变化和市场空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潜在风险？
对于传统的银行来说，直接影响就是各种红包大战带动了大量资金流出银行，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究竟有多少红包资金沉淀在外？目前还缺乏权威的数据。但从微信推出的“零钱”功能及使用的便利性来看（与支付宝钱包的存储功能相同），沉淀资金的数量应该相当可观。消费市场也随之出现了调整。有不少小朋友，既没有任何银行卡，也没有绑定支付账号，但靠着在春节期间从微信红包抢来的数百元，通过“零钱”系统居然都消费了出去！利用微信钱包的功能，能够极为便利地实现点对点或点对多的定向转移支付。据有关学者的估算，这次春节红包，主发红包者发送的红包是其收到红包的大约4-5倍，这意味着富裕者和年长者对年轻人超过百亿元的转移支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过程都完全发生在银行业务之外。即使这些钱最终都回到了托管银行，但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便宜钱”变成“贵钱”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对于监管者而言，“抢红包”所代表的移动互联金融也带来了全新的监管任务。微信钱包、支付宝等与移动终端的结合，使得消费环境迅速便利化，进入门槛极低，这使得大量缺乏认证的人进入到了无线互联金融领域。安邦咨询（ANBOUND）特约经济学家钟伟认为，考虑到中国法律系统对线上和线下的巨大差异，考虑到中国在移动互联基础设施方面的持续投入，这使得移动互联有可能打破逐步固化的利益格局、阶层格局和产业格局。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的微信春节红包，使人们有理由对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未来寄托更高期望，尤其是在全球国家的精英和普通民众都难以理解微信红包时更是如此。从羊年春节的红包大战来看，微信是最大的赢家。微信春节红包的派发次数在百亿笔，从交易笔数和单位时间交易笔数的强度看，这种饱和峰值下运行的能力，都与银联和支付宝处于同样的量级。从各种移动支付的表现来看，为移动商业模式的扩张，移动支付已经做好了准备。
不过，监管面临的风险也同样存在。钟伟指出，应该看到，微信支付借助春节红包在全球的巨大成功，不是互联网金融能跨国落地，而在于微信是作为社交APP而落地的，而微信支付则镶嵌在其中。国外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立刻明白过来，没有要求海外微信支付落地需要金融监管许可。但从支付宝在走出国门的四处碰壁看，微信支付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如果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不能彻底清理自身在远程开户、匿名、洗钱、虚拟发钞方面的漏洞、诱惑和冲动，那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就难以摆脱先天性的心脏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