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December 31, 2012
Saturday, December 29, 2012
Friday, December 28, 2012
Monday, December 24, 2012
媒体札记：“不干净”的举报
一、习李特稿
连央视网都已经把“新华社推习近平特稿，披露家庭生活”和“新华社推李克强特稿：万事民为先”推上首页顶端，更不用说五大商业门户网站了。
晨间8时不到，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和凤凰网争先恐后地更新头条，将这两篇特稿中的细节分拆出各个小标题，例如“习近平每天跟彭丽媛通一次电话，女儿取名明泽意在清白做人”、“年幼曾被关押”、“其父曾主政广东”、“遵母诫禁亲朋从商”，以及“李克强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文革任大队书记不整人”、“常年坚持读英文原著，中学时拜国学大师为师深受影响”、“夫人程虹系英语教授”。
图片总是更能吸引眼球。通过新华社发出的两人旧照，被网络编辑制作成图集：习近平多有生活场景，例如他年轻时的青涩模样、与曾经比他更有名的那位歌唱家妻子甜蜜合影、与父亲习仲勋等全家出行等；而李克强似乎是没找到那么多合适发表的真正旧照，均为进入高层后的工作照，当然，那张2008年初察看川北灾情时吃方便面的一幕是最获热推者。
必须要感谢深圳特区报。想来，有很多中国媒体从业者昨天晚上都已经发现了这组图文特稿，但却难以刊用——因为，那是新华社用英文发出的外宣稿件。@新华网英文版在昨晚21时不到开始推介，并获@新华网这个更加官方的账号在子夜转发扩散，“Xi Jinping: Man of the people, statesman of visio”和“Li Keqiang: A man who
puts people first”也分别有了中文说法，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万事民为先”。
“2012年12月7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23天的习近平首次离京赴外地考察，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第一站选择了深圳。此行一路，他轻车简从，与群众直接接触、亲切交流”——稿件中第一句分明就是鼓励，于是，当类似京华时报这样的同行只能依靠微博账号子夜试探传播时，深圳特区报以“全国独家”的姿态，将这两篇中文版本稿件作为头版头条组合，并使用5个内版刊发全部图文。
有了特区市委机关报的示范和加持，网络媒体也终于可以不再只是向中国网民展示英文稿件了，第一时间作出替换，并通过各自微博账号细致摘录重点推荐。中新社午前发稿，引用港媒评价：“新华社23日起连续3天播发‘中共高层新阵容’人物特稿及相关图片。昨天率先推出习近平与李克强的专文，引发境外媒体关注。舆论称，媒体首次罕见详细披露领导人的出身经历与家庭，是新一届领导人倡导透明化作风的开始，可视为是中共十八后，领导人新作风又一展现。”
当搜狐在首页专门配发《外媒：习近平严例治军，禁饮酒私相授受》时，反倒是原始稿源仿佛置身事外。新华网头条选定《部委工作会新风：没有简报会照开，不用进京来领奖》，这是人民日报在根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今年取消颁奖，改成通报表彰名单，先进集体代表和个人不再进京”等事宜，再促地方官员紧跟中央改进工作作风的示范。
“从现在起，应把中共十八大以来焕发出的新风气化作具体的改革举措，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蓄能探路。改革也有长短打，近期的与远期的相互配合，不等不拖。在当前，更应通过让人民可检测的改革行动，表明政府的改革承诺是可信的。干好今天，就是准备明天”——这个时候，再来看本期《新世纪》周刊社评，就更加能体会一些民间意见领袖的迫切心情。对他们来说，会风文风的改变更多是表面功夫，真正担心的是习李新政会否又是一场空欢喜，正如胡舒立所写：“近年来，改革议论不少，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口头改革的局面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部分人甚至对政府推动改革的诚意和能力产生了怀疑。”
中国反腐任务艰巨
将在未来十年统治中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一届常委上个月公开亮相时，其他六位常委都打了红色的领带，而只有王岐山打了一条蓝色的领带。外国投资者都很熟悉这位中国国家副总理，认为他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之一。
如果他想成功完成迄今接到的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反腐败，王岐山将有必要与其他中国政治核心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有点不同。
中共没有让他主持经济，而是任命他为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纪委负责调查有腐败嫌疑的干部。
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腐败猖獗。多年来，中共领导层一直公开警告称，腐败是对中共独揽大权的头号威胁。在上个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当时即将离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其工作报告中再次警告称，腐败可能会亡党、甚至亡国。
但中共领导层一直无力阻止腐败现象发生。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主要的干部培训学校）教授林哲在描述腐败问题以及中共的应对措施时强调，腐败案件数量极多、涉案金额极大，腐败行为所涉及的组织性和复杂性也极高。
尽管中共不懈努力，试图加强对官员的监督，防止他们吸金和编织关系网，但仍难以阻止腐败蔓延。在过去五年间，中国的刑法得到了全面修订，中共内部规定也做出更新，明确列出哪些行为属于“自肥”，如虚挂职务领取工资，或让亲属利用官职特权聚敛财富。
然而，虽然每年都有众多官员被查出腐败罪行，相关规定也不断修改，却未能阻止更多官员继续腐败。就连不赞同西方分权制的官员也承认，原因就在于中共本身凌驾于法律之上。
一位曾主管某地区检察院反腐部门的退休官员说：“我们的法律很好，但在应用中是看人下菜碟。”
“处理案件的时候，我们总得向党请示能否继续提出起诉，甚至连是否展开调查都要先请示，”他说，“如果没有得到回应，那最好放一马。”
另一个问题是，反腐败监察人员很容易被收买。自2004年以来，中共一直在打击各级纪检部门的腐败现象。为保证纪检官员不会对自己人手软，他们必须在家乡省份之外的地方任职。但林哲说，问题依然存在。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监督充其量只能部分弥补现有政治制度的缺陷。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各级官员申报收入。但曾参与中共干部培训的中国学者们称，官员连非法收入的最基本概念都不清楚，一大部分官员经常通过参加道路通车或工厂开业的剪彩仪式获得“红包”，补贴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
此外，干部每年填写的薪水申报表往往只是被归档。林哲说：“这些表格既没有经过审计，也没有公之于众，而这些正是必要的步骤。”
在重庆执业的律师、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已连续七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提交议案，要求官员公开申报财产。但由于此类法规会对最高层领导人的行为构成约束，他的努力频频碰壁。
每当中国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曝光一些村镇级官员拥有超出他们工资收入承受能力的手表、汽车或住宅，往往导致这些官员受到腐败调查。每当发生这种事情，中共的宣传机器便坚称，正在“依法”处理此类不当行为。
这种说法往往遭到讽刺。公众越来越清楚官员如何将财富转移出国，以及高层领导人的家族如何聚敛巨大财富。
中国腐败问题专家魏德安(Andrew Wedeman)在自己的新书《双重悖论》(Double Paradox)中写道：“日本和韩国的腐败呈‘结构化’和制度化面貌，但在中国，腐败呈现出一种混乱状态，官员肆意掠夺。”
“在我看来，政府官员似乎并不是一方面推行有利于增长的政策、一方面从公司利润中分一杯羹，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在敲公司竹杠，窃取公司的利润，否则就为难它们，抑或，还有许多情况下，官员是在窃取国家资产。”
译者/何黎
中国经济的未来十年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会是多少？这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重要的政策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有可能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政策是合适的。基于对发展机制的分析框架（《追问增长根源：政府的罪与罚》），以及日本、韩国、巴西等国的比较研究，我们的分析发现，中国未来10年的平均增速有可能降低到5%～6%水平。这一估算低于林毅夫教授的期望值，不过高于北京大学佩蒂斯教授的估算值。
换言之，与2001～2010年十年期间取得的10.5%的平均增速相比较，中国经济可能不得不遭遇痛苦的增速下台阶。本质上，这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享受之前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与全球化红利却在制度改革上严重滞后所不得不承受的苦果。
不过中国并非第一个经历这一转变的国家——韩国的经济发展史是先例，展示了类似的增速下台阶的动力机制与时间框架。
如同世界银行的研究所发现的，每一个取得了经济赶超业绩的经济体都是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实施者，这暗示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超越表面的重要性。按照我们前文论述，可以将整体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出口部门直接接入全球生产链条，对于学习与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经济流程具有最小半径，后发优势能够得到最佳利用。这样，出口部门具有最快的发展速度。出口部门获得的技术进步与经济流程改善首先溢出给为其服务的国内配套部门，并透过后者溢出到第二层次的配套部门，如此，涟漪效应之下，整体经济技术水平快速上升，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
这个过程之中的技术进步依靠投资而固化在生产流程中，反映在数据中的投资对增长的贡献实际上更主要地是度量了技术进步的贡献。
以韩国为例，成功的经济赶超过程往往都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改革与建设阶段。赶超经济体，按照定义，往往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朴正熙总统上台之后，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力量以间接融资方式支持私营企业，在国内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在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电力、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如汉城至釜山高速公路、中央线等电气化铁路等大型项目。由于这些项目内嵌现代技术，具有被验证的技术与经济合理性，它们的完成有效地提升了韩国的经济技术水平，为韩国经济腾飞打下了良好基础。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72年，投资贡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
第二个阶段，出口拉动阶段。韩国一直坚持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出口年均增速高达接近40%，随着出口部门占比逐年增大，1972年之后，出口贡献压倒资本形成贡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70年代，出口贡献占经济增速的76%，80年代仍旧高达56%。
第三阶段，杠杆化发展阶段。1989年之后韩国出口速度趋缓，新上台政府仍全力追求增长，并依靠政府对金融业、财阀的紧密联系，依靠庞大的固定投资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个阶段资本形成贡献超过了出口贡献，付出的代价是过剩产能与债务比例的直线攀高。过高的过剩产能压力之下，1997年危机爆发，资本形成贡献直线下滑，经济增速也下台阶运行，迄今没有恢复。
Sunday, December 23, 2012
《一九四二》：中国文明的难民
《一九四二》在中国制作和公映是一个开天辟地式的事件，但中国观众似乎并不领情。有人指责冯小刚继续“消费苦难”，有些则认定是“借古讽今”的初级水平，而主宰着影评市场的文艺青年们，从艺术性方面否定了冯小刚导演的努力。这是一个“一九四二式”的悲剧。
这些反应或许会让冯小刚彻底绝望，事实上，笔者也有类似的心情。除了娱乐消费和艺术享受之外，中国人或许更要关注国家的命运，尤其是在每个人都惴惴不安的年代。这部受到审查限制的电影，再现的不只是一场历史灾难，也是有关国家未来的预言。
电影里面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政府（军队）和城市，吃喝玩乐；一个是灾民与农村，饥寒交迫。将这两个平行世界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白的价值体系当中，政府与国民是契约关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不明白为何民国政府既不赈灾，甚至封锁他发布饥荒的消息。
“两个世界”在中国几乎是一种真理性的存在，他不知道在传统的中国，官吏与百姓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官僚体系除了提供必要的治安与司法服务以维持社会秩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责任。“民间”则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天灾人祸只能依靠家庭以及由姻亲、同学等组建的私人关系网。这或许是由小农经济决定的形态，社会因为缺乏组织联系而被马克思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这种形态成为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障碍，因为人们往往对于公共事务持有自私冷漠的旁观态度。
冯小刚以过多且互不交叉的人物丰富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断层，他试图组织各种细节来表达隐藏在背后的逻辑，这破坏了电影的故事性，也是让影迷诟病的地方。但是，冯小刚的目的绝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含蓄的解剖。
在这部电影中，统治阶级遭到了客观的抨击。领袖要面子而忽视人的生命价值，即使遭受轰炸也要市民排练欢迎美国贵宾的仪式，要求打一场胜仗才有面子去开罗参会，关停披露灾情的《大公报》，政府统计饥荒死亡人数只有1062人，而实际有300万有余。在官员逻辑里，国家利益和民族目标远高于人民的生命和利益，人不过是虫蚁般的存在：蒋介石要求国军撤出河南，将难民的包袱甩给日本人，这样“才能顾全大局”；司令蒋鼎文在河南饥荒爆发时还要征粮，因为“人饿死土地还是中国的，仗打输了，我们就都是亡国奴”。从上到下的官吏，在影片中追逐着私利，无情而又贪婪。即使法院的伙夫也因“这一趟灾下来，咱们都成了官”而沾沾自喜，更别说撤退的国军，即使在日军轰炸时也不停止抢夺灾民的财物以及女人。
灾民只有家庭相依为命，没有人和组织去救助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又都是如此懦弱，任由官员和军人抢掠。在这一群体内部，无处不在地充斥着“交易”。少东家借给花枝粮食要对方以性回报；栓柱在老东家被迫给了三个大洋后才去找救兵；老乡拿了小米才帮老东家驱赶流民（一人三升小米，“跟龟孙干了”）；老东家暗示将女儿星星许给栓柱换取其在逃荒途中的保护；栓柱想用饼干换取星星的身体，花枝也想用身体换饼干（你给我饼干，我跟你睡），最终她抢走饼干，因为栓柱把他老公弄丢了（一条命，值两块饼干），等等。
媒体札记：“末日”留念
一、你好，明天
能看到这篇札记，就证明人类12月21日还没灭亡。
北京日报今晨正襟危坐，在《“末日谣言”何以甚嚣尘上》里批评“三人成虎，混淆视听……一些商家、一些媒体有很大责任”；倒是上海的解放日报略解风情，在头版刊发一幅新华社讽刺漫画，《“世界末日”无稽之谈，今天的太阳照样升起》里是三段提要：“今天早上我们还是得打着哈欠挤地铁，下午到点赶紧收工回家——不是末日逃难，而是因为周末近在眼前；今晚有多少节目打出末日旗号，多少商家在进行末日促销？借着末日拉动一把内需，这一天过去，生活照旧，该干吗干吗；根据玛雅传统，这并不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世界在12月21日之后仍将继续前进”。
党报都“卖萌”一回，子报子刊就更加花样百出。毕竟，不管信不信，这已经是消费“末日”的最后机会了。潇湘晨报以冰川退化对比影像昭示“末日启示录”；深圳晚报用地球生机盎然的影像撑足封面，大笑一声“末日，哈哈”；辽沈晚报头版最上方同样信心满怀，“天亮了，世界依然如故，只是又多了个大笑话，‘末日’多少事，尽付笑谈中”；现代快报邀请读者“今天，一起见证末日谣言破灭”；大河报更是想在前面，记者守在医院发回今天零零时新生婴儿的照片，由其代言“生生不息”；扬子晚报也请孩子笑脸相迎，用“今天照样过，明天更美好”的标语，与华西都市报一同提醒大家今天还是冬至，老民俗是吃饺子喝鸡汤……
京华时报干脆用一个整版汇总“末日”新闻，除了通报北京拘留17名宣扬末日将至强拉路人入教的“全能神”人员外，还有《俄总统普京笑谈末日在45亿年后》、《墨西哥专家：“世界末日”无稽之谈》、《玛雅人：“末日”仅是派对主题》。
而这家媒体今日评论《你好明天》更是获得新浪力荐。比起中国青年报《让非理性谣言止于“世界末日”说》里的最后科普，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刘志权是举重若轻：“我们打开窗户，心照不宣地共同迎接这个公开的阴谋、一次性消费的愚人节。这是消费时代的典型景观，是全世界舆论一起制造的狂欢——无关宗教末世观，无关遥远的玛雅预言，只是一部商业化电影的衍生物……但狂欢中也有真严肃，起码警察平添了工作量。因为相信世界末日，南京的女工程师卖了房子捐款，上海出现多起诈骗，还有邪教组织藉此兴风作浪。无知和贪婪永远存在，它们总在‘秀下限’，总与欢乐幽默水火不容。也因此，媒体的辟谣并不全是故作姿态。这正体现了世界意料之中的多样性。”
央视网肯定不会承认自己是在“制造争论吸引眼球”以增加点击量。继《人类第几次“被末日”》、《太阳照常升起》和图解“世界末日”谎言后，编辑们还在首页推荐专题《宁可信有其的困境》：“对于相信谣言的人来说，谣言并不是谣言，而是‘事实’；甚至在谣言被揭穿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仍然相信谣言不是谣言。相信谣言也与智商没有必然的关联，很多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相当成功的人士也难逃谣言的陷阱。”
其实，在这个最后关口，倒是五大门户倒没有再怎么渲染气氛。只有凤凰网首页头条放着《玛雅人迎新纪元，长老吁中国民众莫恐慌》的消息，并配发源自新京报的“北京气象台否认气温将降至-21℃，称寒潮与末日说无关”。
全球最佳CEO百人榜出炉
在最新出炉的全球100位长期表现最佳的企业领导人排行榜上，中国大陆只有3名首席执行官榜上有名，说明中国企业在追赶全球竞争对手方面仍需努力。
这一榜单是根据自1995年以来获得任命的首席执行官在任职期间实现的股东回报及市值增幅来排名的。榜单上包括现已离任的首席执行官。
在《哈佛商业评论》(HBR)今日于网上发表的2013年全球最佳CEO排行榜上，已故的苹果(Apple)首席执行官、曾摘得2010年榜单桂冠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排在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亚马逊(Amazon.com)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和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前首席执行官尹钟龙(Yun Jong-yong)。
苹果股价近期有所下滑，但在乔布斯任职期间，这家科技公司的市值增加了3590亿美元（经调整计算）。“如果你想要创造很大的股东价值，收购一家近期表现不佳的企业是可取的。”
在榜单上排名最靠前的中国CEO是名列第17位的中国国航(Air China)前首席执行官李家祥。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的王东明和格力电器(Gree Electric)的董明珠也进入了全球最佳CEO百人排行榜。
中国商界领袖对这项研究的作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莫滕•汉森(Morten Hansen)，以及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哈米尼亚•伊瓦拉(Herminia Ibarra)和乌尔斯•派尔(Urs Peyer)——表示，“随着中国企业变得更加注重创新，它们的表现将会提升。”
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在前10名中占了6名，但整体表现欠佳。在3143名接受分析的首席执行官中，美国CEO的平均名次低于拉丁美洲、印度和英国的CEO。“美国CEO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力不如人们可能想象的那么高。”
这项研究评估企业领导人的长期表现，而目前股东看重的是短期股价和盈利的变动。贝佐斯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时表示：“如果你在发明和开创什么东西，你必须愿意受到长时间的误解。”
研究作者发现，企业的财务表现与它们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之间似乎没有关联。
100名最佳CEO在任职期间平均产生1385%的股东总回报，并使其公司的市值增加402亿美元（经调整计算）。相比之下，表现最差的100名CEO——《哈佛商业评论》没有点名——平均带来57%的股东回报跌幅，而公司市值缩水136亿美元。
译者/和风
Lex专栏：中国房地产业利润率下降
中国怀疑论者曾希望所有人都相信，到此时中国房地产市场应该已经崩盘了。那些没听信他们的投资者将为此感到庆幸。今年港股中收益最大的是中国内地地产股，回报率高达80%，而基准恒生指数年内涨幅仅为25%。
考虑到中国政府限制房地产价格的承诺并未发生改变，取得这么高的回报率真了不起。另一方面，今年住房销售额仍然增长了10%。住房单价直到最近才开始回落，比8月份的峰值下降了十分之一。即便如此，得益于房价下跌以及利率下调，11月的总销售量同比跃升了30%。
销售的增长有利于开发商降低库存，但在价格上涨预期不强的情况下，除了实力最强的开发商之外，其他开发商都开始放量促销。随着价格狂涨势头的结束，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及高杠杆率将使开发商们不得不面临回报低于资金成本的窘境。巴克莱(Barclays)的数据显示，目前开发商的债务股本比率已超过70%，短期债务自2006年以来增加了六倍。如此说来，地产开发商绿城集团今年被迫从其股东九龙仓(Wharf)募资50亿港元就不足为奇了。
如此低的周期性回报率以及高杠杆率，意味着地产公司的估值开始显得过高。市值最高的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China Overseas Land and Investment)等开发商的预期市盈率为12倍，这与14倍的行业长期平均市盈率相接近。然而投行杰富瑞(Jefferies)指出，该板块报价相对净资产价值的平均折扣率已经从48%的历史平均值下降到35%。由于中国政府下决心解决收入不平等并支持可持续增长，房屋价格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上涨。中国地产开发商必须为此做出相应调整。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何黎
中国终将“失去”朝鲜
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讨论朝鲜发射卫星以及亚太地区局势问题，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在场嘉宾有韩国、日本、中国的，就是没有朝鲜的，可见在事关朝鲜问题的国际对话中，朝鲜并不在场。
在谈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所能采取的政策、中朝关系的未来以及亚太格局时，有人认为朝鲜是中国的负资产，也有人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挡箭牌。在我看来，无论过去和现在中朝关系如何，总有一天，中国终将“失去”朝鲜。
很多人指责朝鲜发射卫星、发展弹道导弹、研制核武器，是在加剧东北亚紧张局势，给美国重返亚洲、在亚洲大规模军事存在提供借口，仿佛没有朝鲜捣乱，美国就不会重返亚洲、也不会在亚洲部署大量的军事力量。这种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美国重返亚洲无需任何理由或者借口，朝鲜局势如何都无法改变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选择。既然要重返亚洲，美国就一定会在亚洲部署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否则就谈不上重返亚洲了。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是其全球战略的重心转移，目的是为了应对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并不是为了遏制朝鲜。美国与其说要对付朝鲜，还不如说要考验中国。
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不称霸、和平崛起，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在访美时表示，一个太平洋容纳得了中美两个大国，因此，中国不会是美国的敌人，不会主动挑战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也并不公开反对美国重返亚洲。实际上，在中美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中国并未坚持美国从日本等地撤军，相反，还觉得美国在日本驻军，是远东地区的一个制衡因素（制约苏联、约束日本）。但随着美国重返亚洲，这种微妙的心态已经改变。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在亚洲并无多少可以依靠的力量足以跟美国抗衡，如果硬要说哪几个国家是中国可以依靠的对象，估计勉强可以把朝鲜、柬埔寨、巴基斯坦算在内，其余恐怕都难说，不站到美国一边乘机敲诈中国就已经不错了。
更让中国感到不安的是，美国重返亚洲，本来，看起来即将有能力取代日本主导亚洲局势的中国，一下子失去了这个能力，变成了次要的、有时甚至是被人忽视乃至被人围攻的角色，在未来亚洲局势中，美日同盟是牢不可破的关系，如果说美国曾经有过与中国一起主导亚洲的念头，如今也已经烟消云散。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重返亚洲将以美日同盟为核心，不仅将重振美日同盟，而且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怎么改善与加强其同缅甸、朝鲜等这些原来中国的战略同盟者的关系也是其重返亚洲战略的一个重点组成部分。
在亚洲，不仅朝鲜是孤立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也已经被孤立，中国将发现不仅盟友越来越少，而且将处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包围之中。实际上中国应该早就看清这种局势，并且未雨绸缪。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在美洲除了加拿大可以称之为朋友外，几乎也找不到一个跟他友好的国家，所以大国的战略必须是远交近攻，从内线跳到外线，不仅要做好朝鲜陷落的心理准备，不仅要有将军事力量投射到美国亚洲包围圈之外的能力，而且还要在外线建立同盟者链条。不能就亚洲论亚洲，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想当年，中国处在美苏包围之中，最后还是依靠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一样，现如今，中国仍需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中美之间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之争，更是两个大国之争，就像苏联即使瓦解了，美国依然把俄罗斯视为战略上的敌人。因此，中国必须同欧洲、中东、独联体、拉美、非洲地区国家建立更为友好的关系，不仅是经济关系，或者经济援助，还需要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建立更加紧密友好的关系，同时在处理复杂的国际政治事务时，要有自己鲜明的立场，要树立负责任、讲信义大国的良好形象。
王岐山批评美国“政治审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在华盛顿结束与美国官员的高层贸易商谈时表示，有意在美国投资的中国投资者不应该非要接受“政治背景审查”。
作为即将卸任的分管商务、贸易和金融的副总理，王岐山周三晚间在有奥巴马政府内阁成员出席的一个晚宴上表示，中国投资者没有理由被问到自己的政治倾向。
“你怎么检查他们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其他政党？”他表示。他补充说，美国人在海外投资的时候，没有人问他们这类关于政治派别的问题。
王岐山刚刚进入中国执政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7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不久之后，他将出任中纪委书记这个新职务。他在政治审查问题上发表的言论，触及中国方面一个长期抱怨，即中国国有企业试图在西方投资时，受到不公平的歧视。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免的。
但中国方面坚称，这些企业是独立的商业实体，它们从商业角度出发进行决策，而不是听从执政党或政府的指令。
鉴于现金充裕的中国企业必将在海外进行巨额投资，未来多年里，国有企业的地位以及它们与党的关系肯定仍会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
作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资源丰富的国家已表示，来自海外国有企业（无论什么国家）的投资将受到更严密的审查。
即使是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Huawei)这样的私有企业，也因为据称与党关系密切而在美国受到关注。
美国国会10月发表一份报告，以安全担忧和相关中国企业被视为与中国政府关切密切为由，警告美国企业不要与华为或其中国同行中兴(ZTE)开展业务往来。
9月，在总统竞选期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下令中资控股的Ralls公司取消俄勒冈州一个靠近军事基地的风力发电场项目。这是美国总统史上第二次正式阻止一笔外资收购，上一次是在1990年。
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研究咨询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介绍，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企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形式在美国投资了创纪录的63亿美元。
“正在酝酿中的交易仍然颇为可观，但美国日趋激烈的公开辩论，正在加剧美中投资关系中本来就存在的紧张局面，”荣鼎咨询公司研究部主任韩其洛(Thilo Hanemann)在最近一份报告中写道。
王岐山表示，他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得到保证：美方欢迎中方的投资。
但是，王岐山在主旋律积极的讲话（他对自己的美国同行给予称赞，并谈到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中，也表达了一些疑虑。“美国有的人对中国不了解，”他表示。
美中两国就开启有关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已经商讨了很多年，但至今仍未启动谈判。美方拒绝对王岐山的言论置评。
美国官员对中方的两项承诺表示欢迎，即确保政府部门采购规则不歧视外国产品，以及采取更多措施阻止长期且普遍存在的对美国产品的盗版仿造行为。
“其中一些问题看上去也许深奥费解，但它们可能决定数百万、数十亿美元的新出口，并保护美国的就业，”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Ron Kirk)表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东亚四国关系的历史回音
在不长的时间里，东北亚三个大国先后选出了新的领导人。11月份，习近平被指定为中国国家元首的当然接班人。安倍晋三(Shinzo Abe)则赢得了执掌日本的第二次机会。本周三，韩国也选出了新一任总统。如果算上去年从去世的父亲手中接过朝鲜权杖的金正恩(Kim Jong-eun)，那么这个地球上局势最为紧张的地区就总计有四位新领导人上台。各方在外交上推行“边缘政策”（或者更加糟糕的政策）的可能性很高。
似乎是为了强调该地区有可能迎来更加危险的时代，现年29岁、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他唯一了解的方式来庆祝该地区的选举、选任及王朝接班“嘉年华”：他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次日，中国政府派出了一架海监飞机巡航中日争议海域——日本政府称，中国此举侵犯了日本领空，为1958年以来的首次。
亚洲的“外交花园”底下，埋藏的是悬而未决的历史留下的腐烂“残骸”。殖民主义和战争的记忆不仅潜伏在每次冲突背后，还体现在今天执掌各自国家的领导人本人身上。
金正恩是朝鲜备受尊敬的开国者金日成(Kim Il-sung)的孙子。据称，金日成在把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朝鲜人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正是源自于此。
习近平是中共革命元勋习仲勋之子。中共合法性的基石之一便是其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的斗争。
安倍晋三则是日本战时内阁大臣岸信介(Nobusuke Kishi)的外孙。岸信介曾协助统治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国”。这是一场强大的家族交锋。后辈之间再次上演祖辈的冲突。
韩国的朴槿惠(Park Geun-hye)将加入到这一“三头政治”之中，这位中右翼候选人本周三刚刚在韩国总统选举中胜出。朴槿惠的身上也背负着深深的历史印记，她是韩国昔日威权领导人朴正熙(Park Chung-hee)的女儿。朴正熙1961年通过政变上台，1979年被刺杀。在其任内，韩国经济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崛起。败在朴槿惠手下的自由派总统候选人文在寅(Moon Jae-in)是一名朝鲜难民的儿子。文在寅在学生时代是一名民主人士，曾遭朴正熙威权政府监禁。
这四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充满仇恨，至少可以说是充满变数。其中三组关系尤其需要密切关注。
第一组是韩朝关系。韩国即将卸任的总统李明博(Lee Myung-bak)执政期间，韩朝关系严重恶化。与几位前任推行的“阳光”政策形成反差的是，李明博对朝采取了强硬路线。朝鲜的回应则是日益好战。朝鲜击沉了一艘韩国军舰、导致46名船员丧生，并且炮击了韩国岛屿。朝鲜还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人们普遍认为，李明博的路线已经破产。不过，阳光政策的成果也相当有限，朝鲜并没有因此就停止首次核试验。
尽管如此，预计朴槿惠还是会采取不那么僵化的立场。可以想象的是，她会用她的民族主义威望作掩护，实施更加灵活的政策，开拓出“尼克松访华”一样的局面。不过，无论韩国政府推行什么政策，人们都不认为朝鲜会暂停其核计划。
第二组可能棘手的关系是韩日关系。5年前李明博上任时，对日本采取了和解的态度。双方签署了一项货币互换安排，并考虑制定双边贸易协定。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双方接近于达成一项分享军事情报的协议。而后，历史问题扯了进来。李明博确信日本没有正确地反思历史。他访问了韩国控制下的独岛(Dokdo islands)，日本也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并称之为竹岛(Takeshima)。李明博提出，如果日本天皇想访问韩国，他首先应该为战争道歉。
Friday, December 21, 2012
Thursday, December 20, 2012
中日岛屿纠纷再度重创日本出口
日本对华出口在11月再度大幅下降，反映出中国增长放缓和领土纠纷持续打击的双重影响。
对华出口下降，推动日本贸易逆差扩大至9534亿日元（合113亿美元），这是30多年来第三大的月度贸易逆差，也是贸易平衡连续第5个月恶化。
鉴于今年迄今的累计贸易逆差达到6.8万亿日元，今年全年日本贸易逆差将打破纪录。1980年，日本录得2.6万亿日元的贸易逆差，这一纪录保持至今。
不断恶化的贸易平衡，将给即将上任的新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带来压力，要求他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即刺激日本经济，压低日元汇率，使日本重新进入增长轨道。
将在下周三上任的安倍，誓言采取措施对付日元居高不下的汇率。强势日元损害了日本出口商的竞争力，减少了他们的海外利润。
但是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经济学家西冈顺子(Junko Nishioka)表示，较弱的日元虽能提振出口，但也会使进口更加昂贵，从而损害贸易平衡。
“认为弱势日元将有助于改善贸易平衡的观点是错误的，”西冈顺子表示。“进口总值将会上升，因此贸易平衡实际上将会恶化。”
日本出口商自2007年以来一直饱受日元持续坚挺之苦，同时日本的进口有所增加，部分原因是在福岛核灾难之后，日本从核能转向化石燃料，而日本必须从海外进口能源。
11月，日本出口同比下降4.1%，为4.9万亿日元，而进口增长0.8%，至5.9万亿日元。船舶出口骤减46%，而工程机械和采矿设备出口下滑29%。
对华出口下降14.5%，至8590亿日元，这是连续第2个月出现两位数的月度同比下降。10月，即中国各地发生大范围且往往涉及暴力的反日抗议过后不久，日本对华出口下降12%。
引发中国反日浪潮的导火线是，日本政府决定向私人所有者购买东海有争议的岛屿——日本称为尖阁诸岛(Senkaku)，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抗议者洗劫了一些日资商店，如华东青岛市的吉之岛(Jusco)超市，还砸坏了一些日系汽车。
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体现于工程机械和采矿设备对华出口暴跌75%，而领土纠纷似乎是日本对华整车出口暴跌69%背后的一个因素。前一个月，日本对华整车出口暴跌84%。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日本对美国出口增长5.3%，至9340亿日元，使美国成为当月日本商品出口的头号目的地。这是日本对美国出口连续第13个月增长。
11月，日本对欧盟出口下降20%，至5020亿日元，10月对欧盟出口亦下降20%。
日本对欧盟出口已经连续14个月下降，跌幅最大的是整车和工程机械等产品。
分析师们预期，随着全球需求好转，日本出口将在新的一年逐渐复苏。
“不过，此轮复苏的力度将不足以推动日本摆脱目前的疲态，这将给日本央行带来更大压力，要求其（在周四的政策会议上）出台更多放松货币政策的措施，”汇丰(HSBC)常驻香港的日本经济学家Izumi Devalier表示。
译者/和风
台湾，被植入的那些风景
【编者按】这是老愚的系列文章“宝岛行记事”的第一篇。
不小心被组了团，主体是一大帮官媒人士。
降落台北桃园机场，入境处便有了气氛，看着长长的通关队伍，有人猫腰越过拉起的绳子，被值班员拨拉回原位，后面的这才安心去排队。一对中年夫妻分排两边，妻子见丈夫前面人多一些，便大声叫他过去。
我前面的台湾老太太，未在登记表上填写儿子电话，通关姑娘笑眯眯地请她打开手机，帮老人找到号码，一一填上。
接站处台湾人举起牌子，大陆人趋前，有人大声招呼，对方忙做手势，令其保持安静。
陆续下来的十几个人，老的银发飘飘，少的黑发披肩，神情拘谨而紧张，他们对接待员提出各种要求，买卡，换钞。双手紧紧握住自己空空的行囊，两眼狐疑闪动。
午饭，各人坐在自己熟识的人群之中，一帘之隔的隔壁传来喧天声浪，一堆女人持续哄笑着，这边忍耐地听着，似在重温某个瞬间，有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又一个熟悉的场景复制到了台湾。
服务员已见怪不怪，他们努力做出平静的表情。
晚宴，当蒋经国之子——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讲话时，某报官员的手机响了，他挺直身体站在离会场不远的地方，大声通话，侃侃而谈的蒋显然受到影响，他目光指向发出噪音的方位，停顿了片刻。当服务员走近劝阻，打电话的才慢悠悠走出会场。
一些人站起来使劲拍照，全然不顾阻挡了别人的视线。
蒋先生的主题是：同文同种，都有一个身份——中国人。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大陆和台湾用法并列，自此成了惯例。
故宫博物院，只要大陆人汇集，立马就有了紧张感。嘁嘁喳喳，嘁嘁喳喳，每个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发声器。与日本人整齐的队形相比，陆客一定是扇形展开，犬牙交错，封锁了下行路径。进入展区，轻易就在展品面前做成一堆，最前面的一定罩住后面的视野，这里隐含有占便宜的心理。更有甚者，一中年妇人慌张奔走，扯起嗓门叫喊：快过来，这儿有宝贝！
禁止拍照的告示，好像就不存在似的，不断有闪光灯发出的声响，被巡视员制止时，拍照者无一丝羞愧，反而露出一副被侵犯人权的愤怒表情。
博物院进、出口标示非常清楚，但有些大陆人就要从出口进，由进口出。使劲掰门，抢在正常进出者之前抢先迈进一只脚。
等车的地方，烟枪们叉开腿，凑在一起吞云吐雾，随后很自然地把还在燃烧的烟扔在地上。我惊异的是，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这有多么不好，他们也好像看不见周边鄙视的眼神。
我的脸却是微微地涨红了，因为人家会把我看成一伙：陆客。
故宫邮局，在为土特产购买者留地址特设的小屋里，没有一支笔回到原来的位置，他们像被主人遗弃似的，散落在窄窄的台子上，周边有纸片、瓜子壳为伴。
有些手热情地伸展，以为对方会欣然接受自己的美意。北京某报官僚，三句不离西门庆，自诩搭讪有术。当他伸手去搂抱姣好的女服务员时，对方客气地掰开了那只自我感觉良好的爪子，“我们合张影吧？”西门庆喃喃自语，对方摇头拒绝。此人到了佛光山，又一次把手伸向和蔼可亲的女法师，人家似被蝎子蛰着了般跳开，眼里写满了惊恐。
人民币国际化：积小成大
让人民币成为一种完全可兑换的、国际化的货币，这个话题在中国和全世界已经讨论了20多年。这样做对中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借债成本会降低；可以获得“铸币税”（央行通过发行广泛使用的纸币而获得的收益）；中国企业的外汇风险降低；中国管理本国美元外汇储备的难度会降低。
但是，长期以来，对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所带来的一项明显不利的考虑，压倒了对上述诸多好处的考虑。这项不利就是，中国将难以再进行资本管制，而且不能再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来支持失去竞争力的本国出口商。只是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才开始相信，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事实上要小于继续依赖美元作为国际主要贸易结算货币、记账单位和价值储备的风险。
正是由于中国政府最高层这一观念上的变化，中国上一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才把人民币的国际化设定为明确的目标。到现在，中国对全球经济已经拥有了主导性的影响力，人民币已成为全球最坚挺的货币之一，自从2005年7月以来对美元升值了30%以上。因此，全球的交易者、汇率投机者和央行官员都在紧密关注这个进程的进度。
现在很多人都已忘记的是，在将近20年前的1993年，中国政府也同样做出过让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承诺，甚至将2000年设定为完成目标的时间。但这中间突然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该计划遂被搁置。今天，尽管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比20世纪90年代大有提高，但中国政府会不会坚守这一次的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目标，仍然没有定数，因为仍可能有难以预见的变故发生。
但过去一年左右的事态似乎显示，中国政府已经决心采取行动，实现人民币完全国际化的既定目标。2012年初，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宣布，中国距离资本账目可兑换目标已经不远。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全球主要金融结算与支付平台之一，简称SWIFT）统计，2010年以来，人民币作为国际金融交易结算货币的地位不断上升，从2010年10月的第25位上升到2012年的第16位，与南非兰特与丹麦克朗并列。但同样据SWIFT统计，用人民币进行的金融结算的金额，目前仍只占全球总额的不到0.5%。而欧元、美元和英镑所占份额总和则达到85%。
2004年中国允许香港32家银行接受人民币储蓄，自那时以来，香港一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目前占全球人民币离岸结算的75%。但近年来，以伦敦和新加坡为首的其他金融中心，也开始在人民币结算市场上与香港竞争。2012年1月，为了表明伦敦对人民币业务产生的兴趣，香港金融管理局与英国财政部联合在香港设立了一个人民币离岸平台。2012年4月，汇丰银行发行了中国大陆与香港之外的第一只人民币计价债券，在伦敦融资人民币20亿元。此举得到巴西央行和澳新银行效仿，并在11月30日得到中国建设银行效仿，该行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之外发行“点心债券”的银行。2008年之后，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下降，受此影响，香港的人民币储蓄迅速增长，但在2012年，随着更多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工具的出现，这个增长势头又有所放缓。这也许预示着，香港的人民币储蓄市场正在逐渐成熟，可能会向着投资市场过渡。
Wednesday, December 19, 2012
如何破解中国产能过剩迷局？
近期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未来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在宏观上表现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对应的解决之道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关键是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同时，会议明确指出，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策略是“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 笔者认为，从中国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和表现看，如果金融危机不能逼出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尤其是在金融市场多元化方面取得进展，那么即使是全国一盘棋的经济布局和产业规划，对产能过剩问题的化解，也帮助有限。
中国企业的“圈地情结”和产能过剩
库存过多和产能过剩是当前低迷经济格局在企业层面的主要表现，前者可短期内自动消除，后者则不会自动消除且影响长期，因而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主要矛盾。2011年，在明白反危机刺激的过度扩张行为不可持续后，中国经济进入了补库存后的再度去库存过程，过剩产能问题再度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现象。
为降低去库存和去产能行为给经济造成的不利冲击，促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应对之策随即被提出。这种状况说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并非单纯是经济周期问题。经济周期问题，通常只需采用恰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就可解决，而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和库存过高问题，正是反周期政策作用的结果。按照改革开放以来“十年一周期”的粗略划分，中国经济在过去第三次经济周期中的长期繁荣，并不是造成中国企业热衷“跑马圈地”的唯一原因。
“圈地——融资——上市”，尽快将企业做大，是中国企业过去成长的通用模式。中国企业过去的这一普遍做法和成长模式，导致了中国企业浓厚的“圈地情结”，以及尽快扩大产能的冲动。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中国当前经济产能过剩的困境。
三大因素导致普遍产能过剩
笔者认为，中国企业过去一直存在的“圈地情结”，是以下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1．经济上升周期中提升市场份额的需要。无论是随“入世”而来的外需市场的快速拓展，还是国内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国内市场扩张，宏观层面上经济总规模的提高总会带来微观层面上企业市场的扩大，在经济快速上升周期中，不断提高的市场需求筑就了企业做大的基础。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虽然彼此间竞争激烈，但大都能通过市场细分找到各自的市场空间。谁能比别人更快的做大，谁就能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为满足迅速膨胀的客户需求，快速提升产能是企业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在尽快做大的导向下，通过打价格战提升市场份额是企业顺利扩产的有效手段，而产品创新是比较吃力不讨好的。
2.流动性扩张时期抢占资产价格上升的先机。从进入新世纪后的2000年，到危机发生的2007年，中国货币存量由13.8万亿上升到了40.3万亿，7年间接近翻了3倍；危机更是给了货币扩张以超常规的推力，到2011年，中国货币存量又翻了1倍，达到85.2万亿元。而同期名义GDP，2000年中国名义GDP为10万亿元，2007年为26.6万亿，2011年为47.3万亿。2000-2007年间货币还并未超越GDP增长太多，但2008年后货币和GDP间的增速就被明显拉开了，此这意味着大量超发的货币进入了资产领域。
媒体札记：伤口上撒盐
信阳日报闯了祸。
这份地区党委机关报昨天在头版发表《光山：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那些仍在因为22名小学生被砍伤事件而声讨光山官员封锁消息的人们来说，这已经不只是粉饰太平，根本就是在挑衅民意。
示众！在徐小平、任志强等名人的带头谴责下，信阳日报迅速成名，在微博论坛上赢来了铺天盖地的“不要脸”。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引火烧身的当地宣传官员，决定由报社编委会出面署名，在昨天深夜发表《诚恳致歉》，并刊发在信阳新闻网头条位置：“我们新闻职业素养差、工作责任心不强……客观上造成了对受伤学生及其家人的伤害，并对公众舆论形成误导，也伤害了广大网友和读者的感情”。
这样就够了么？虽然@人民日报子夜补充说明，称“稿件十天前已经写成，按原计划17日发表，这种安排恰恰形成了最大的讽刺”，但愤怒网民顾不得那巧合之说，连同行也不依不饶不留情面，@环球时报对比美国康涅狄格邮报和信阳日报对本地校园惨案报道的天壤之别，以嘲讽“什么叫媒体”，@财经网不仅与前者一唱一和，还加以微问——“真是因为职业素质差，工作责任心不强？”
新京报允许作者用《赞美光山县教育，是往伤口撒盐》往信阳日报的伤口上撒盐，并获新浪腾讯加力：“报纸公然为光山教育美言开脱，难道仅仅是职业素养和工作责任心的问题？全国“走转改”深入了好长一段时间，在各方都在转变作风、文风之时，有些地方、有些部门依然我行我素。这个往受害者伤口撒盐的新闻是怎么出笼的，请信阳当地给个严肃的说法。”
钱江晚报也是要把对方钉在白纸黑字的耻辱柱上。不仅以在内版头条通报《信阳日报刊文赞光山教育惹争议》之事，更由评论员戎国强“从‘光山报道’看鸵鸟式宣传”：“在22名孩子被砍伤的时候，歌颂‘人民满意的教育’，两者之间的对比太尖锐，太刺眼了，说白了，太不把人当人了，才引燃了人们的愤怒。其实，这种宣传模式，是我们早已习惯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反面文章正面做’。22名孩子被砍伤，上了报纸、电视，就是‘负面报道’，在信阳市及光山县，即当地主政者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负面报道’是不被允许的，而且还要用‘正面报道’来抵消‘负面’消息，以收引导民众、引导舆论之效。”
根据这份浙江畅销的都市报分析，单向性宣传固然是“自娱自乐”，但当地主政者也并不是不懂掩耳盗铃的道理，只不过，“不能这样就事论事地看问题。当地报纸不报道陈棚村小学血案，其实是向当地民众发出一个信号，一个有威慑意味的信号：有关陈棚村小学血案的消息，是‘非法消息’。自然，传播、谈论这个消息，也是‘非法’的。人们不敢公开传播、谈论，当地社会的‘稳定’局面就得以保持，主政者就很省心了。”
写明禁止报道发生在“当地主政者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应该也可以视作钱江晚报在试图纠正广泛流传的中国媒体“装聋作哑”说。的确，固然有太多网络发言者在意见领袖示范作用下，齐声认定中国报纸电视只关心美国惨案、而无视本国苦难，但这只能算作人云亦云，并不符合实情，除了事发当日次日篇幅稍少以外，这3天以来的报道评论俨然后来居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新闻人既是知耻后勇，也是在以实际行动为自身正名，当初“封锁消息”以致拖累媒体的信阳官员如今只能面对一场“报复性反弹”。
五年内煤炭可能超过石油成为头号能源
煤炭将在五年内赶上石油，成为世界最主要能源来源，得益于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它新兴国家对发电及钢铁和水泥生产的需求猛增。
国际能源机构(IEA)昨天表示，即便煤炭需求增速比起过去十年的狂热势头略有下降，到2017年煤炭仍“将接近”超过原油，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能源来源。
IEA执行干事玛丽亚•范德胡芬(Maria van der Hoeven)表示：“煤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份额每年都在增加，如果现行政策保持不变，煤炭将在十年内赶上石油。”
覆盖2012年至2017年这一时期的IEA最新中期预测，对世界顶级煤炭生产商来说是个好消息，这些生产商包括中国神华集团、印度煤炭(Coal of India)、英美资源(Anglo American)、合并后的嘉能可(Glencore)与超达(Xstrata)以及博地能源(Peabody Energy)。今年早些时候，由于美国（在那里煤炭不得不与廉价的天然气供应相竞争）及印尼煤炭出口猛增，基准煤价曾降至每吨85美元的两年低位，不过自那以来已有所回升。
欧洲基准价格——鹿特丹的煤炭现货价格昨日报价为每吨91美元，而在作为亚洲基准价格的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报价则为每吨92美元到95美元。煤炭价格曾在2008年达到每吨逾200美元的峰值。IEA预计，亚洲需求的强劲增长将超过工业化国家煤炭消耗量的下降。在工业化国家，环保政策的施行以及页岩气革命背景下美国廉价天然气的竞争，都使得煤炭这一大宗商品的需求受到强大阻力。
IEA预计，2012年到2017年间煤炭的消耗量每年增长2.6%，低于本世纪头10年4.3%的增速。该机构表示：“结果就是煤炭将继续以超过其他任何化石燃料的增量增长至2017年，尽管增速比天然气慢。”
今后五年印度将以每年6.3%的需求增长推动煤炭的消耗。报告预计，到2016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运贸易煤炭买家。IEA表示，它预计中国煤炭消耗量“到2014年将占全球煤炭需求一半以上”。
译者/简易
媒体札记：法外之地
一、 五省换帅
昨晚新闻联播前五条全是财经消息，今晨人民日报也同在头版发布“企业退休养老金将调整”以及“前十一月城乡消费同增”的部委消息，不过，更吸引眼球的恐怕都还要算后半段以及右下角的那组新闻——《广东内蒙古2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吉林、浙江、陕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由《中共中央决定：夏宝龙任浙江省委书记》打头，新华社昨天下午电稿一出，即直接跃为五大门户头条。王儒林赵正永分别升任陕吉“一把手”的消息之后，最受关注的政治局委员级职务调整压轴登场：“汪洋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兼任广东省委书记”。
既然连央视网都顾不得和人民网、新华网保持规格一致，单独把汪胡二位提取出来作为首页头条主角，就更不用说商业新闻网站了。汪洋，这位被民间观察者时常用来与薄熙来对比、许为“改革派”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虽然没有在十八大上晋身常委之列，但在由地方诸侯回归中央之际，倒也没有辜负众目睽睽——19时许，人民网、南方网、奥一网、南网同时刊出他致“网民朋友们”的公开信：“今天，我已从广东省委书记的岗位上卸任，值此之际，谨致信向广大网民朋友道别，对过去五年间大家给予广东省委、省政府及我个人工作上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
另一个花絮是服装。就算面对交接职权的例行场景，也总有人要用心解读，@财经网昨晚21时就已特意截图“广东新闻联播”的电视画面，以《汪洋•中山装》提示：“主席台就座四位领导，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及省长朱小丹。四人中三人着西装。”
广东媒体昨晚还不方便就此展开猜想。在省委机关报带领下，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晶报等今晨封面均是刊发标准照，即汪洋与胡春华微笑握手合影。不过，南方日报所办南网最终在凌晨发布独家消息：“12月18日，汪洋回顾在广东五年的工作时深情地说：五年前我是穿着西装来与大家首次见面的，今天我将穿着中山装离开，带走的是广东文化，中国特色！我在这里受到的熏陶，将使我终身受益。五年前我首次与大家见面时，曾表示要努力成为一个‘广东人’。五年后的今天，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如果大家认为这五年我真的融入了广东，请鼓掌通过，批准我为‘广东人’。”
有关“广东人”的汪洋表述，其实本地通稿中也有。而且，还有中共中央通报中未明示的内容，即经由接任者之口说出的“由衷地期盼汪洋到中央工作以后，继续关注广东、关心广东、支持广东的发展。”
于是，依据中新社昨晚会议稿件，云南信息报今晨就直接把“汪洋赴中央工作”做成了封面副题，附加的“新闻助读”则是《胡春华的履新引人瞩目》：“从农家子弟到‘封疆大吏’，胡春华仕途不乏看点。其从政经历曾创造中共政坛多项纪录。26岁副厅，29岁正厅，34岁副部，43岁正部；45岁时任省长；46岁时任省级党委书记；49岁时进入中央政治局。”
这是援引自财新网的描述。这家网络媒体昨晚18时发稿，聚焦胡春华仕途中的首次南下，并特意回溯历史，提及当胡春华北大毕业主动要求去西藏工作后，“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到1992年底，担任西藏区委书记的，是曾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锦涛。”
什么是真的人脉关系？
有个职场新人在面试的时候排出一个大名片簿，指着上面的总裁们、CEO们说：虽然我刚出来工作，但我的人脉很广。
他没拿到这份工作。面试他的人对我说，我们想招一天能给100个业务主管打电话的人，而不是和老总们把酒言欢的人。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手中的名片簿还是有价值的，只是他用错了场合。最佳使用方法是，跟同行、朋友、或者亲戚闲聊时，不经意地提一句：那个张总裁，李CEO，我认识，然后就等着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陶醉吧。或者，把这张名片信息当成礼物送给急需它成就生意的人。事实上这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意。地铁口的地摊上就有卖这种所谓人脉资源光盘的，总裁级的，100元一张，总经理级的50元一张。
这种有过一面之缘然后互换了名片的结识，其实算不上人脉。只有当双方互相需要时，这张名片纸才算起死复生，成为人脉。
有个资深娱记手里有几乎所有一二线明星的联络方式，曾经很让新入行的娱记眼红。她曾经很拽地对我说：就算我把这本子复印了给他们，他们也未必派得上用场。她的意思是：有联络，没交情，也没用。但我不这么看。明星与娱记的关系，其实归根结底是明星与媒体的关系，也就是产品与市场推广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交情深浅其实是次要因素。
其实不单娱记是这样，对公司职员来说，那些商务人脉归根到底都是公司与公司的关系。一旦你离开这个行业，或者离开了大公司自创小企业，会突然发现以前那些热络的“人脉”都变得陌生起来。
然而若是人脉深到一定程度，深到已经可以跳脱出公司与公司的关系，转而在更深层面利益合作时，就又不一样了。比如有的娱记跟人合伙开了经纪公司，与明星的人脉就由媒体合作升级为事业合作伙伴了。
但在一个职业人的诸多深深浅浅的人脉关系中，真正能用于商务开发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还是潜在的人脉：同学、朋友、同行、相同兴趣爱好者等等，可以分享话题和喜好，可以互通信息，可以让情感变得愉悦，可以在愉悦中增强信任，从而可以分享人脉和资源。
把没有利益关系的友情人脉变成有利益关系的商务人脉，是有一定风险的，若不小心从事，很可能不仅生意做不成，连朋友都没得做。
可对以事业为重的人来说，人脉的目的就是商务，而经不起利益考验的人脉，就像不合格的瓷器一样，只能被淘汰。在这种事业狂的人脉关系图中，每个人都只是商务人脉：同学是竞争对手或合伙人；打球的球友是业务咨询顾问；亲戚是潜在投资人；太太是出纳；孩子是潜在目标消费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你以为去的是同学聚会，到那儿才发现，原来是个商务咨询会，你只是作为一个业务咨询顾问的人脉出现了。即使明白过来原来是被老同学利用了，老同学大多还是会倾囊相助，因为这人脉有足够的时间厚度。
直到需要把人脉变现时，你才会发现，平时没有功利目的交往的那些才是最好用的。可现实中的情况是，有的人结交人只求趣味，交情再深也从不变现；有的人结交人只求功利，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就急吼吼地去变现。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样的人，就造就了什么样的人脉。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电子邮箱：from9to5@live.cn）
中国科学家发现肥胖“秘密”
一项研究显示，肥胖可能由细菌感染引发，而不是过度饮食、锻炼太少或者是遗传因素，这可能对公共健康体系、医药行业以及食品制造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世界各地科学家研究了8年之后，中国的这一发现解释了肠道细菌和肥胖之间的联系。
上海的研究者找到了与肥胖有关的人类细菌，并将其喂给老鼠，将它们的体重增加与没有喂细菌的老鼠进行比较。尽管后者得到高脂肪食物喂食，并被阻止锻炼，却没有出现肥胖症状。
开展这一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团队的赵立平教授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是证明细菌导致肥胖的最后一个此前缺失的证据。”
与该项目没有联系的其他学者，很快对潜在影响发表了评论。
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生物学讲师戴维•文考夫(David Weinkove)教授说：“如果肥胖是由细菌导致的，那么它可能是传染性的，可能来自一些不明环境因素，或者来自父母。到头来它可能与行为无关。”文考夫认为，赵教授的研究为肥胖介入治疗开辟了道路，可能开发出药物来进行治疗。
这项研究发表在同行评议的《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icrobial Ecology)上。
译者/王慧玲
塑造2012年的五件大事
所有人都认同，经济和政治力量正在向东方转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围绕这一理论构建了一整套全新的外交政策——“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但在我筛选今年的年度五大事件之际，惊异地发现，欧洲和中东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2012年，“老欧洲”颤巍巍的双手似乎扼着全球经济的命运。人们一直担心，欧元危机可能无药可救。今年夏天，政界要员和金融界人士几近歇斯底里。阻止危机每况愈下的人是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假如欧元危机未来再次急转直下，失去控制，那么德拉吉“不惜一切”拯救欧元的承诺，以及后来关于可能“无限”购买债券的誓言，在历史长河中将只是一个注脚。然而，此时此刻，德拉吉的干预举措无疑能够入选年度最重要的五大事件。
第二和第三件事——叙利亚战争和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在埃及取得胜利——展示了中东继续消耗世界领导人的时间和精力、令他们焦头烂额的原因所在。叙利亚内战中，4万人丧生。然而美国依然铁了心避免再次陷入中东的冲突中。
阿萨德(Assad)政权倒台以后，叙利亚何去何从依然是个未知数。相比之下，今年6月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当选埃及总统，是指明未来中东走向的一个最重要指示器。穆尔西的胜利，以及极端原教旨主义派别沙拉菲(Salafists)在埃及议会占据大量席位表明，伊斯兰教派的政治权力不断壮大。在近日举行的全民公投中，穆尔西备受争议的新宪法获得过半数支持，表明埃及（以及阿拉伯）的自由主义明年依然处于消遁之中。
今年，全球5大经济体中有4个更换了领导层。美国和法国都举行了总统大选。日本自民党(LDP)重掌大权，安倍晋三(Shinzo Abe)当上了新任首相。中国则任命了一位新的中共总书记。
如果历史证明习近平是一位改革派领导，那么他攀上中国权力巅峰无疑将成为2012年的关键事件之一。但目前想要得出结论，为时尚早。
至于赢得法国总统选举的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他看上去不大可能成为改革派人物。而在过去20年间，也没有哪任日本领导人能够拯救这个国家的经济于萎靡之中。
因此，能入选我的年度五大事件的唯一一次大选是美国总统选举。严格来讲，这也是唯一一场没有任何改变的选举。奥巴马总统再次当选代表了连贯性。而如果我们坐等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就任美国总统，全世界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了。
很多观察中国的人士可能辩称，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下台应该登上榜单。但到了11月份中共召开十八大时，中国政治高层已经恢复了秩序——至少表面如此。
相比之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比过去多年来都要混乱动荡。中国与日本争夺中国东海几座荒无人烟的小岛的所有权，双方都摩拳擦掌，展示军力，显示出可怕的未来发展趋势。而美国明确指出，《美日安保条约》(US-Japan security treaty)涵盖这些岛屿，情况就更令人担心了。因此，我的2012年重大事件榜单上第五件、也是最后一件就是中日争端。
还有几件事没有上榜，但也是今年的大事。飓风“桑迪”(Sandy)袭击了纽约，可能在改变美国总统大选局势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在美国政客几乎放弃了讨论气候变化问题之际，一场飓风把这一话题重新推上议程。桑迪•胡克(Sandy Hook)小学的学生遭屠杀也使人们重新关注枪控问题。
胡春华将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性格颇富魅力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将被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接替。广东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也是中国的出口大户。
中国调整省级领导层之前，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新一届常委在11月亮相。现年57岁的汪洋未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但预期仍将在中央政府出任高级职务。
自从汪洋在2007年主政毗邻香港的广东以来，这个人口众多的华南省份经历了经济转型和劳工维权行动频发的动荡时期。针对2010年夏季广东爆发的一波自发罢工浪潮，他推动有关方面与年轻的工人们谈判，而不是沿用以往出手打压的做法。
现年49岁的胡春华曾是一名建筑工人，他是所谓的第六代领导人之一，预计有望在2017年进入政治局常委。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他将是在2022年接替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的领先候选人。
他的任命突显出广东的重要性，自中国在30年前走上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以来，广东一直是经济改革的一个实验室。这一点在本月早些时候得到强化，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广东，对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在30年前开启的改革给予肯定。
中国有许多领导人是中共老一辈领导人的子女，与他们不同，胡春华的童年比较艰辛。他曾在老家湖北省步行数公里上学。
就在一年多一点以前，汪洋的斡旋能力受到考验。当时陆丰市乌坎村的村民奋起抗争，在抗议腐败的当地官员抢占土地后，与在村外包围的武警对峙了11天。汪洋派出一名受到信任的官员前去化解危机，为该村在今年3月举行选举铺平了道路。这两件事都突显了汪洋所称的对广东省更具质询意识的年轻一代需要引导，而不是发号施令。
受尊敬的当地杂志《南都周刊》的编委沈亚川周二在一篇博文中表示，汪洋处理危机的能力在省级以上官员当中无人能比。不过，沈亚川接着批评汪洋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广东打压传统上大胆的本地媒体的做法。他的帖子后来遭到删除。
汪洋一再推动广东省向价值链上方移动，从世界工厂的车间，转型为一个技术和创新中心。他在本月早些时候郑重宣告，广东企业要“卖知识”，而不再是“卖汗水”。当地学者表示，这一转型努力的成果参差不齐，尽管在深圳及周边地区发展起了一大批电子产品制造厂。
习近平的广东之行让人联想起20年前邓小平的南巡。上周他视察了广东工业设计城和一家研究院，对汪洋的领导投出信心票。
“习近平表现出他对汪洋的支持，并且为胡春华定下了基调，”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学者彭澎表示。汪洋和胡春华还共同拥有一个在中国领导人圈子中不多见的习惯：两人似乎都不染发。
周苹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Tuesday, December 18, 2012
Monday, December 17, 2012
中国媒体密集报道美国校园枪击案
就在一名持枪者在上周五走进美国康涅狄格州一所学校，枪杀20名幼童的几小时之前，一名精神失常的男子带着刀子走进中国的一所学校，砍伤了22名小学生。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尽管凶手在河南光山县陈棚村完全小学行凶超过半小时，但没有一个孩子被杀死。
这两起表面上性质相似的凶案在死亡人数上的显著差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的枪支管制支持者中间，都被当作禁枪有效的有力证据。枪械在中国社会是几乎不见踪影的，中国警察平时也不佩枪。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的数据，美国的谋杀率是中国的四倍多。
“不仅这种枪击案的反复发生骇人听闻，美国政府的不作为同样令人吃惊。”政府控制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问道，“难道这不是人权灾难吗？……我不明白美国的家长们为何能够忍受。”官方的新华社在一篇社评中表示，上周五枪击案受害者的血泪要求美国在枪支管制方面不再拖延。
近年来，中国发生多起精神失常男子持刀攻击学校的事件。
2010年3月至5月期间曾接二连三地发生6起攻击事件，造成至少17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幼儿园或小学里的孩子。两个月前，一名挥舞砍刀的男子在中国西南部一个民办托儿所杀死3名孩子，砍伤13人。
这些案件令人关注中国缺乏精神健康服务的问题，并加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现代中国社会“道德真空”的担忧。
据官方媒体报道，上周五的犯罪嫌疑人、现年36岁的闵应军有精神病史。
河南发生的校园攻击事件在中国本土媒体上没有得到大量报道，相反，新华网用大量篇幅报道康涅狄格州的枪击案。这种处理方式引发中国网上评论人士不满。
“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我表示震惊和哀悼……但我必须说，我更关心针对我国儿童发生在河南的残害案件，”军事和政治专栏作者赵楚写道。
“此类令人发指的案件一再发生，而我国官方媒体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报道和讨论，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认为这是一种不能原谅的对同胞生命的绝对冷漠。”
译者/何黎
中国明年将保持经济政策基本不变
中国新领导人已开完第一个重大会议，同意在明年保持经济政策基本不变。近几个月的数据显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出现反弹。
在为期两天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昨晚结束之际，执政的共产党介绍了来年的经济工作任务，与即将交棒的上一届政府基本保持一致。
虽然所用的措辞都是套话，而且没有政策上的意外，但该会是新一届政府自11月中旬亮相以来首个重要的政策制定事件。
几乎所有高层官员都出席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党的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包括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增加国内消费。
会议还同意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国今年几乎肯定将出现1999年（7.6%）以来最疲弱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经历显著的低迷之后，中国经济在近几个月出现温和反弹，为新一届政府提供了一些喘息空间，使其无需采取紧急行动大幅调整政策。
“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反弹、企业盈利增长反弹，而通胀较低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于有利地位，并能在2013年上半年保持这种状态，”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经济学家陆挺表示。
即使新领导层在未来几个月里真的遭遇更具挑战性的前景，它也能轻易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而无需改变措辞。
中国央行自2010年后期开始一直称其货币政策是“稳健”的，即便在此过程中它从极度宽松摇摆至相对从紧，然后又趋向相对宽松。
财政政策从2008年后期开始一直是“积极”的，当时北京方面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一个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方案，但没有一个经济学家预期中国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采取类似的应对措施。
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中，中国政府誓言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此类政策已经实行两年，其宗旨是遏制房价快速上涨，以免引发社会不安定。政府还将加快面向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建设，鼓励加快面向数亿农民的城镇化进程。
自今年早些时候出现价格回落和建筑活动减少之后，中国楼市似乎已在最近几个月出现反弹。房地产投资在中国GDP中占有大约13%的直接比重，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五分之一的比重，对其它行业具有巨大的连锁影响。
在承诺明年加大公共投资的同时，新领导层也誓言“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译者/何黎
安倍晋三当选日本首相
日本自民党(LDP)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执政的民主党(DPJ)，巨大的优势意味着，该党若与规模较小的政治盟友联手，就能通过立法，而不必受议会上院的制肘。
这一举改写了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政治版图，它标志着日本在财政及货币政策，在对中国和其他邻国的关系上都可能出现深远转变。
日本国家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NHK)称，自民党在下院480个席位中赢得了至少293个席位，这样自民党与规模较小的盟友公明党(Komeito)共同确保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超级多数，这使自民党即便在其不占多数席位的上院反对下，仍能推动议会通过立法。
通过终结上院的有效否决权，自民党及其盟友的超级多数地位使得该党及其党魁安倍晋三(Shinzo Abe)有机会迅速兑现竞选诺言，以大幅增加公共工程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并促使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采取更为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以遏制通缩。在由于疾病、政策受挫及丑闻下台五年后，安倍晋三将第二次出任首相，他的当选也表明，日本将在正处于紧张状态的对华领土争端以及日韩关于日本二战史的摩擦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译者/何黎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挑战
11月15日，习近平被指定为未来10年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首次向中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令人耳目一新，没有出现胡锦涛热衷使用的那类陈腐的政治口号。胡锦涛即将卸任中国国家主席职位。
习近平声音洪亮，讲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只提到一次“社会主义”，简短的讲话中不乏对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之辞。
习近平在电视直播讲话中向中国人民宣告：“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新一届领导班子必须“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在中国领导人的众多讲话中，这一次非常坦然地承认了中共面临的艰巨问题。自1949年以来，中共就一直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习近平表示，中共必须“下大气力”来避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他强调，必须打击党内和政府中猖獗的腐败和受贿现象，改善社会服务，加强环境保护。
毛泽东曾发起了一场疯狂的“文革”，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文革也随之结束了。自那时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段历史上最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期。
尤其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迅猛，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居第二，同时保持了很低的通胀率和友好的国际环境——至少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是如此。
多数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习近平及新一任政府恐怕将与曾推动中国前行的如此强大的力量无缘。部分原因在于，胡锦涛在任期间，尽管经历了数个世纪以来可能最伟大的经济繁荣时期，但中国政府没有认真地尝试启动经济和政治改革，否则可能已经把中国送上了更有持续性的发展道路。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史剑道(Derek Scissors)与成斌(Dean Cheng)写道：“胡（锦涛）及其盟友将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区域大国崛起为全球大国而被载入史册，但他们其实不能居功自傲；因为不管由谁来掌舵，中国的崛起都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领导中国的这10年，基本可以被认为是痛失良机、甚至是失败的10年。”
他们辩称，2002年胡锦涛和其他领导成员上台时，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增长率超过8%，收入不平等似乎至少可控，投资与消费保持大致平衡，银行体系当时经历了一番大规模重组，而再往前5年，中国银行业已步履蹒跚地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计将略高于7.5%，为1999年以来最低增幅；同时，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远超过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
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命令国有银行向经济注入天量低息贷款，以支撑疲弱的经济增长，结果导致信贷严重扩张。经济学家担心，这些信贷最终将无法完全收回。
由于过度使用水和煤炭等资源，公然无视环保法规，中国现在无疑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地方，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示威和骚乱的共同诱因。
经济学家逐渐达成一项共识：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若要保持经济增长，必须实施重大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经济研究员张斌表示：“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是个巨大的挑战。”
未来20年两大权力转移
关于未来的世界格局，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仔细考虑。政府在变得愈发武断自信的同时，处理问题的能力却在下降。新近获得更大赋权的公民们对于自己的政治领袖则变得愈发挑剔。把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考察，你或许就能得出导致民族主义和冲突复燃的原因。
日前，美国级别最高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简称NIC）发表了每四年一次的、展望二十年后世界局势的报告。这份名为《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的报告，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发布。报告本身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是一座汇集了经过精挑细选的案例、有预见性的分析以及战略性洞见的宝库。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总部位于华盛顿。
这份报告花了很大篇幅阐述对于美国实力走向的看法。NIC指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即始于1945年的美国霸权时期，很快就将结束。你也许会说，那又如何？世界各国的实力对比变化早已不算新闻。但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美国自身开始主动承认这一点。来自华盛顿的消息称，白宫在这份报告发表前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紧张。
除了概括性的结论以外，NIC的分析比悲观主义者所钟爱的中国崛起、美国衰落论调更加细致——这些悲观派宣称，美国很快就将被中国统治。首先，报告作者以及几乎所有的严肃分析师都认为，到2030年美国仍将是世界强国阵营里居首位的国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美国想要使自身主张得到贯彻，要比现在更加努力。
在看过这份报告以后，读者可以根据自身立场决定是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当然，未来全球至少新增10亿中产阶级，这一点值得庆祝。但这对于有限的自然资源将构成怎样的压力？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过上寿命更长、更加健康的生活，但整个世界则在趋于老龄化。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丰富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获取知识的途径，但也能被暴君以及恐怖主义者用作破坏性武器。页岩油气资源使我们能够维持目前的能源消费方式，气候变化则将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社会繁荣甚至整个地球的未来。
可以确信的一点是，整个世界正在以超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段时期的速度快速演变，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不愿走出现有的条条框框。凯恩斯早在人们开始谈论数字时代以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他写道：“我们的惯性思维及行为模式，极其排斥那种认为未来会与现在不同的观念，受此影响，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极力抵制把这种想法付诸实践。”
对我来说，未来二十年最吸引人的故事围绕两种巨大的权力转移。第一种是众所周知的权力东移以及南移。到2030年，亚洲将在大多数相对实力衡量指标上，超过欧美。不过这一转移并不只是与中印有关。墨西哥、印尼、土耳其、越南、伊朗以及其他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对这一“后西方世界”，美国将愈加难以按照自己的蓝图勾画。
然而更具有冲击力的潮流是政府影响力的衰落。这一潮流已经产生有一段时间了。包括西方和其他地区在内，任何地方的政府都由于全球化而受到了削弱，它们的影响力正在让渡给跨国公司、自由资本以及跨境网络。NIC发现了这一由政府到个人的第二种权力转移。报告称，个人赋权是“大趋势”，认为这一变化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组织方式。
Sunday, December 16, 2012
政策利好预期助A股大涨
用一个字来形容今日A股市场的走势最为恰当，那就是“牛”。受PMI回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周末召开、改革预期带来新气象等诸多利好的提振，今日沪综指放量暴涨4.32%，重回2100点上方，并创下3年来（09年10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可以说，今日市场放量暴涨出乎笔者意料之外，同时此次放量长阳意味着短线原有的市场趋势彻底发生变化，也许这就是中国股市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
今日沪深两市股指高开后一路高歌猛进，在券商、银行等金融板块个股的带动下，沪综指一举突破半年线压力，随后市场做多热情全面爆发，各板块个股全线飘红。午后个股涨停潮开始涌现。据统计，两市超过50只个股涨停，其中金融、地产、有色金属板块成为绝对做多主力。尾盘沪综指报收于2150.63点，上涨4.32%；深成指报收于8530.90点，上涨4.40%；中小板指数上涨4.04%；创业板指数上涨3.80%。沪深两市成交金额分别为1177亿元和905亿元，较昨日增长超一倍。
今日A股市场暴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本周末举行，预期向好效应显现；二是，面对逐渐增多的IPO排队企业，监管部门的应对思路——融资主体分流、严格监管——已逐步明晰；三是，一直以空头身份著称的中国平安，出手数十亿元进场，申购指数型和偏股型基金，激发资金进场意愿；四是，汇丰公布1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初值为50.9，创14个月新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 “定调”受到广泛关注。分析人士表示，明年宏观经济政策有望继续“稳中求进”，财政政策有望进一步宽松，赤字规模或扩大，结构性减税将有更大空间，货币政策倾向中性。
从9月7日至今，大盘三次出现放量长阳，但从成交量级别看，只有今日的长阳将真正改变短线市场原有趋势。从历史走势看，短线形态很容易因突发因素而改变，而造成今日大盘走势的突发因素也许就是市场对周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利好预期。在此提振下，沪市成交量再次回到千亿水平以上，显示资金进场迹象明显。如果说1949点一线是严重超跌后资金抄底抢反弹的位置，那么当前点位资金加大进场力度，显示资金对未来反弹行情延续充满信心，而这种信心建立在利好政策的预期上，包括金融和体制改革、规范股市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等。
对于后市走势，反弹行情有望延续，但强弱还有待观察，毕竟短线放量暴涨过后，市场需要消化的过程。同时，既然资金大举进场是政策利好预期所致，那么一旦周末消息面平静或者难以达到预期，无疑会对市场热情产生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大盘在严重超跌后技术反弹的基础上发展成跨年度小行情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加大。但近期行情仍然是自09年起一轮大熊市中众多超跌反弹中的一次，任何利好因素都只是在配合这个特性。笔者认为，1949点绝对不是此次大调整周期的最终底部，大盘离真正的反转还有距离。
操作上，投资者应注意把握市场结构性行情，深度套牢的投资者可继续持有，而仓位较轻的投资者不必盲目急于进场，做到进退有序。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中国经济失衡及其走向
日益失衡的中国经济面临能否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挑战，这是旧模式的惯性所致，但这种模式也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原动力。因此，对旧模式的大规模改造是项巨大的挑战，这需要政府自我否定，并可能影响到增长。
从各项数据上看，中国经济失衡始自2003年，此后一直伴随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一年，中央政府首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试图修正旧模式。那么，为何科学发展观没有纠正失衡，反而让失衡加剧呢？
这要从2004年谈起。这一年春节刚过，国务院决定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投资过度行业进行控制并收紧信贷政策。但此次调控甫出就遭反对，国务院在调控前专门组织了四个调查小组分别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调研，都否认经济存在过热，一些东部城市公开反对调控。到了4月26日，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召开会议，要求统一思想，控制经济过热，支持调控。
这次调控既是抑制新一届政府“政治周期”开端的大跃进，也是为调整经济结构，推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调控仍无法推进，最终中央采取杀鸡骇猴的做法，关停铁本、建龙等钢铁公司，其目的是震慑地方政府而非打击民营企业，因为这些项目是地方政府违规、越权审批上马的，而地方政府又普遍反对调控。到了6月上旬，国务院宣布调控已经收到成效，让此轮调控在争议中匆匆结束。
应当说，此次调控的目的是好的，手段是错误的，但在无人响应的情况下，以微观的行政打击推动政策的执行似乎也不可避免，尤其是，政府根本没有形成市场化的调控手段。这次调控暴露了中央的无力，如果一次普通的调控都做不到，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更不可能。
笔者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最大的政治正确，这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而后由“保八”等目标具体化，由GDP与政绩挂钩驱动。其次，是中央权威的丧失，“十六大”后中央采取集体领导体制，决策缺乏效率，如果不能统一思想，而又缺少一个最终拍板的权威，就无法调动政治资源推动调控和转型；当然，最大的障碍是官僚集团，他们既有政绩需要，更有利益渴求，事实上，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是现有模式的核心动力。在无法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背景下，过去十年，中央仅仅在某些增量领域有所作为，比如提高农民以及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
回顾过去十年，中国既有经济规模的成功，也有社会与经济日益无法承受的失衡。如果这些成功和问题是由一种模式制造的话，那么，这种模式显然是1990年代改革的产物，过去十年只是新人驾驶老车。
1990年代中期后的改革是大刀阔斧式的，政府退出了很多领域，最终建立了一套控制资源配置的官僚体系，通过资源的调配和诱导刺激经济增长。这个体系首先由发改委、财政部、央行等部门实现对经济的干预和主导；重组金融、钢铁、石油、电力、通讯等行业，强化了中央对资源的垄断；分税制改革则提高了中央通过投资左右经济的财政能力。
在所谓“集体总统制”下，中央决策与执行能力下降，权威削弱，各个部委、地方政府与央企借机扩张权力，追求利益最大化，加速了经济失衡与社会失控。比如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造成地产泡沫与“血色拆迁”问题，集体抵制地产调控；央企带动“国进民退”潮流；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越来越多的增加审批和管制。这些失控的权利扩张阻碍了经济转型，资源和权力越来越向政府、国企集中，造成经济失衡、社会不公等问题愈演愈烈。
中国海监飞机首次进入钓鱼岛领空
中国昨日在其与日本不断升温的纠纷中采取升级行动，首次动用政府飞机挑战日本对一个有争议群岛的控制。
在这些偏远且无人居住的岛屿——日本称为尖阁诸岛(Senkaku)，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上空发现中国海监飞机后，日本方面紧急出动战斗机进行拦截，并提出正式外交抗议。
据日本防卫省表示，这是至少自1958年以来，中国政府飞机首次侵犯日本领空。这件事发生在日本大选仅仅3天前，而围绕尖阁诸岛的纠纷已经成为竞选中的一个议题。
“此举令人深感遗憾，”日本政府首席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Osamu Fujimura)表示。
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国对钓鱼岛进行空中监视是“完全正常的”，是日本舰船和飞机在侵入中国领土。
这件事发生当日，中国迎来了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日，那是1937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日本侵华战争仍是亚洲两个主要大国之间的一个摩擦来源。
近几个月来，中国经常派出海监船进入尖阁诸岛周边领海，挑战日方对这一群岛的实际控制。中国方面称，日本在19世纪末期窃取了这个群岛。
动用飞机配合海监船行动，必然会加强日本国内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强硬行动、加强该地区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力量的呼声。日本媒体称，中方小型双引擎螺旋桨飞机的入侵，最初没有被自卫队的雷达捕捉到。
日本防卫省表示，针对中方的空中入侵，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8架F-15战斗机，在一架空中预警机的协调下执行拦截任务。但据日本官方广播机构——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等日方战机赶到时，中方的飞机已经离开该群岛领空。
日本将在周日举行大选，岛屿争端已成为竞选中的一大外交政策议题。从目前选情看，本次选举很可能带来民族主义色彩明显更为浓厚的外交政策。反对党自民党(LDP)党魁、人气最高的首相候选人安倍晋三(Shinzo Abe)强调，有必要以更强悍的姿态来保卫尖阁诸岛。
安倍承诺加大对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的资金投入，称为了阻止中国的侵入行为，更大的物质资源是不可或缺的。
自民党还承诺考虑在岛上驻扎日本政府官员，此举将被中国方面视为具有高度挑衅性。
中国官员表示，中方对日本对这些岛屿的控制发起强硬挑战，是为了回应他们所称的日本政府向私人所有者非法购买其中三个岛屿之举。
日本官员表示，政府买下本来一直租借的那些岛屿，是为了维持现状，阻止右翼的东京都知事购岛开发。
日本方面将需要决定，假如今后中国飞机再进入这些岛屿的空域，日方应该做出多坚决的回应。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中国公务船进入尖阁诸岛水域时发起挑战，但并不寻求阻挡中国公务船的通过。
中国外交学院(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外交政策专家周永生表示，中国将“让这种飞行常态化，因为我们已经宣布了我们的领海基线”。
不过，周永生称此类飞行将是有限的，因为国家海洋局的海监部门只有4架飞机。
尽管中国迄今没有出动军队挑战日方对尖阁诸岛的控制，但许多日本官员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力表示担心。
何丽(Leslie Hook)和欧阳德(Simon Rabinovitch)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谷物进口“红线”松动
美国内陆州内布拉斯加从未对中国感到如此亲近。该州越来越多的农作物正跨越太平洋运输到中国，满足那里的需求。在全球谷物市场上，随着中国谷类进口量创下历史新高，内布拉斯加站在了一次结构性调整的前沿。
内布拉斯加州农业部部长格雷格•伊巴克(Greg Ibach)最近在访问北京的时候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也是一个需求不断扩大的出口目的地。”过去五年，该州对中国的农作物出口量已经翻番。
注意到这点的不仅仅是内布拉斯加州。从中国官员到全球贸易机构高管，业内人士都开始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谷物净进口国，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就在前不久，中国还坚持自给自足，只进口少量的优质大米和小麦，玉米进口近乎为零。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同时还在将玉米、小麦、大麦、大米列入其“购物清单”中。
这一转变可能会对全球粮食市场带来深刻影响，因为相对于全球市场的贸易规模，中国的谷物需求十分庞大。
大型农业综合产业贷款银行荷兰合作银行 (Rabobank)的分析师Jean-Yves Chow说：“中国自给自足的能力稍有降低，都会带来大量贸易。即使中国只进口5%的玉米，也相当于全球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玉米贸易。”
今年迄今，中国谷物进口已经增加两倍， 1月到11月进口量为1340万吨，而2011年同期则只有450万吨。这样大手笔的进口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大米和大麦进口国，玉米和小麦进口也分列世界前十位和前二十位。
其重要的驱动因素是，中国城市人口的增多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增加了对肉类的需求，因而需要更多的动物饲料作物。
在耕地和水缺乏的境况下，中国需要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种转变加剧了中国农业领域的压力。
自从三十多年前中国进入高经济增长时期以来，就有人警告称，中国粮食需求的不断增加会导致全球供应短缺。中国在农业领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以维持其在三大主要作物（玉米、大米、小麦）上的自给自足，因而总的来说，这些警告还未变成现实。
中国的官方政策依然是在这些作物上维持95%的自给自足，也就是所谓的“红线”政策。但最近的言论显示，这一政策正在松动。
中国农业高级官员陈锡文承认，谷物和油料进口增多是不可避免的。他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说：“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已经变得非常必要。中国的农业产量在增加，但需求增加更快。”
世界上一些大型贸易公司都在努力从中分一杯羹。最大的粮食贸易商之一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将中国玉米进口的猛增描述为“改变格局的举动”。
日本贸易商社丸红(Marubeni)的高管们表示，该公司有着领先优势，在从中国谷物进口中盈利。丸红今年以5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私人谷物贸易商Gavilon及其债务，旨在为中国供应玉米。此次收购是对2009年丸红与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Sinograin)一项“全面合作”协议的补充。
其他贸易商也在跃跃欲试。纽约上市的贸易商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ADM)，今年曾以28亿澳大利亚元（合29亿美元）主动竞购澳大利亚谷物公司GrainCorp，后者是亚太地区硕果仅存的独立小麦和大麦贸易商之一。ADM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夏•A•沃尔茨(Patricia A. Woertz)最近向投资者表示，她的目标是将“澳大利亚的高产种植者，与以亚洲为代表的不断增长的全球谷物和粮食需求结合起来。”
嘉吉(Cargill)、邦吉(Bunge)、路易达孚、来宝集团(Noble Group)、嘉能可(Glencore)也都在投资一些业务，如果未来几年中国进口大量小麦、大麦、大米和玉米，这些业务的盈利性将提高。
译者/王慧玲
中日关系：政冷经寒？
最初，日本零售集团永旺(Aeon)经理们的担心似乎毫无根据。一个星期六的早晨，3000多名愤怒的抗议者，出现在这家集团位于中国东部港口城市青岛城郊的Jusco购物中心外面，不过抗议者列队走过，没有冲击地方官员派遣警察组成的警戒线。
但永旺的青岛企划主管Hiroshi Ono表示，喘息只是暂时的。那个9月的周六上午晚些时候，一个更加庞大的人群重现，抗议日本政府购买位于中国东海的数个争议岛屿。这一次，抗议者破门而入，蜂拥进入这家面积逾6万平方米的商场中，一阵疯狂打砸洗劫。员工夺路而逃，中方经理在保安和警察的协助下才得以脱身。
这一天，在这片城郊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日本企业也经历了同样的场景，一直以来支撑中日商业与经济关系的假设遭到挑战，令人震惊。过去，中日外交危机从未引发如此大规模、如此愤怒的公众抗议，对商业影响甚微。谈到中日关系时，中国的分析人士常说：“政冷经热。”
这一事件发生在9月15日，部分受到震动的驻青岛日籍高管称之为“9/15”事件。此后，企业显然无法不受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了。单是永旺商场的损失就达7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估计，当月中国的反日骚乱给日本企业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100亿日元。
代价更加高昂的是，中国人呼吁抵制日货，这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汽车和消费品生产商，也打击了为这些制造商提供刹车板和发动机润滑剂等各种产品的日本供应商。
例如，9月份丰田(Toyota)汽车的销量同比下降了49%。10月份，日本对华总体出口同比下降12%，至9480亿日元，这是自1979年有记录以来，日本对中国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最大月度贸易赤字。10月份，前往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与2011年同期相比锐减三分之一。自去年3月的核电危机以来，中国游客一直是日本旅游业的支柱。
同时，日本企业遭遇来自贸易展览会的非官方禁令，使其难以接触顾客。它们还因中国监管机构延迟批准其跨国并购而蒙受损失。
瑞穗研究所(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的中国问题专家铃木贵元(Takamoto Suzuki)表示：“在中国，什么都得经过政府审批，现在审批是越来越困难了。日本和中国都承认，双方必须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但中国这个国家，政治影响一切。”
经济纽带的破裂不仅仅影响到中国和日本。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经济总量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五分之一。它们的商业部门日益融入到全球供应链的环节之中。
对于菲律宾等同样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邻国而言，经济寒流提醒它们，它们自己的商业关系也可能面临风险，令人忧心。
投资者也不能认为摩擦是暂时的。尽管有些分析人士表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可能愿意缓和紧张关系，但日本周日即将举行的大选很可能导致日本的外交政策向右转移，立场更加强硬。东京称双方存有争议的岛屿为“尖阁诸岛”(Senkaku)，北京则称之为钓鱼岛，日本控制着岛屿附近的水域，现在中国政府的巡逻船经常挑战日本对这片水域的控制权，这让很多日本民族主义分子愤怒不已。铃木贵元表示：“看上去，尖阁诸岛问题将持续下去。”
自今年第二季度开始，日本陷入双底衰退(double-dip recession)，举步维艰，这一消息无疑雪上加霜。日本人口萎缩，这意味着，日本扩大国内市场的前景有限，很多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寄希望于新兴亚洲市场的增长，尤以中国为首。
上周，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调降了对今年日本经济增长的预期，从2.3%降至1.7%，部分理由就是岛屿争执冲击日本对华出口。日本颇具影响力的商业游说组织经团联(Keidanren)的会长米仓弘昌(Hiromasa Yonekura)呼吁日本政府采取行动，修复中日关系。他批评日本政府认为尖阁诸岛不存在主权争议的官方立场“难以理解”。
但中日纷争也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青岛及其他城市出现的抗议场面促使部分日本企业重新思考其中国市场战略。一名驻青岛日籍高管表示，参观青岛寻求潜在投资机会的日企数量一落千丈。9月15日，至少有10家与日本有联系的企业遭到袭击。
在华经营的日企超过2.2万家，其中很多供应机械和零部件，在中国出口工业的成功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他日企向中国日益增长的消费市场供应的产品越来越多，同时还提供更多的服务，如物流管理。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促使很多公司寻求出路，减少对该国的依赖。汽车厂商日产(Nissan)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今年10月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将继续按计划在中国进行投资，但中日关系的持久不睦可能会减缓扩张速度。
如果日本企业撤出中国，将使中国更难接触到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以及生产和物流经验。中国如要成为发达国家，这些经验是不可或缺的。
被洗劫的这家青岛购物中心由永旺与一家中国合作伙伴组成的合资企业经营。其中方经理表示，日本的现代化管理让他受益颇多。“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学习国外的先进事物，不论它来自哪里，”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理说道，“我们尤其应当与这种知名、先进的日本公司寻求合作。”
永旺购物中心的打砸事件还表明，最直接受到反日骚乱影响的还是中国人。永旺购物中心部分为中资所有，员工也是当地人。而且，尽管青岛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政府一样在岛屿争端上愤怒情绪高涨，但多数人仍谴责对企业的攻击，并认为失去就业机会才是最大的洗劫。
一家青岛日产经销商的最大专卖店被砸。该经销商的经理李昆（音，Li Kun）表示，当地政府提供了修缮费用，但中央政府应当为更加高昂的销量损失买单。“对我们来说，政府计划不当，（对抗议的）应对也不合理，”李昆说。
另一家青岛日产经销商的经理打出了中国对岛屿拥有主权的标语，支持“坚决抵制日货”，使得自己的专卖店免遭抗议者攻击。但之后销量的大幅下滑迫使他跳槽到一家销售韩国和法国汽车的公司。“我的收入减少了一半，我必须为家庭着想，”这位经理说，“我也担心这种事会再次发生。”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的贾庆国称，一些中国人没有认识到中日经济关系破裂对本国的影响。“两国都受到了伤害，很难说谁受到的伤害更大，”他说，“中国的损失可能更大。”
然而，即便是青岛日产经销商的经理也认为，经济损失将无法阻止中国的爱国者通过抵制和其他经济施压手段，来迫使日本在一场普遍认为事关民族尊严的问题上让步。许多人对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心存怨恨。他们说，自己的国家已经足够强大，已经能在岛屿问题上与日本叫板——他们认为，日本政府在19世纪窃取了这些岛屿。
中国外交学院(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的周永生坚持认为，在岛屿争端涉及的经济影响方面，中国处于有利地位。“中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坚实，增长潜力雄厚，它将能够消化掉这些成本，”他说，“日本则无法消化这些成本。”
不过，最终账单的出炉还需要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两国政府能否搁置岛屿争端。目前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上个月，两国与韩国同意展开三方贸易协定正式会谈。中国政府在骚乱之后也在平息公众的反日抗议。
不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日本公司称，抵制呼声对它们与中国的业务往来影响甚微。即使是受抗议影响最严重的一些企业也保持着乐观。
青岛永旺购物中心上月重新开业时宾客盈门，购物者津津有味地吃着餐饮区的面条，逛着时尚专卖店。Hiroshi Ono表示，虽然一些股东对新投资表现出担忧，但永旺仍计划在中国和香港的50家购物中心与超市的基础上进行扩张。“我们准备以每年10家新店左右的速度发展，”他说。
日本汽车的销量也出现了试探性复苏，意味着爱国主义情绪和担心日本产品让主人遭殃的恐慌可能正在消褪。“如果日本产品物美价廉，人们自然会购买，”贾庆国说，“情况不会完全回到从前那样，但一段时间以后，负面的影响会大幅降低。”
但毋庸置疑的是，由于尖阁诸岛争端悬而未决，中日经济关系仍将容易遭受外交冲突的影响。
在北京城东的蓝岛百货大厦，一名电视机售货员称，日本品牌东芝(Toshiba)和索尼(Sony)的销量，在抗议爆发约两个月后仍持续走低，比以前低大约一半。
“顾客先看看索尼，再来到飞利浦(Philips)的柜台，”这名店员说，“他们知道飞利浦是荷兰品牌，而中国与荷兰没有任何领土纠纷。”
译者/何黎
中日错失改善外交关系良机
2009年日本民主党(DPJ)上台时，曾信心满满地希望让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中日关系回到友好和稳定的状况。
在成为日本民主党的首位首相之前，曾任大学教授的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以美国为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表示谴责，并指出，日本应努力与中国及其他邻国在政治上融合、结成“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
有一件事或能说明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友好的重视程度——他冒着激怒保守派的风险，打破惯例，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安排习近平与日本天皇进行了一次会面。当时习近平是公开的中共下一任领导人，现已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然而，中日关系并没有多少起色。日本民主党首任外务大臣冈田克也(Katsuya Okada)与中方的会晤并不愉快。他批评中国政府不愿削减核武器军备，这激怒了中方官员。围绕中日双方海军舰艇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令本已阴云密布的中日关系更加紧张。
中日之间的这些摩擦有一些是源于日本民主党经验不足，以及日本保守派政党自民党(LDP)长期执政期间建立的两国间非官方沟通渠道突然断裂。
由于未能兑现为颇具争议的美军驻日海军基地寻找新址的承诺，鸠山由纪夫被迫下台，日本民主党就此对改变外交政策丧失了热情。随后在2010年发生了日本扣押中国渔船船长事件。那名船长的船只在尖阁诸岛（Senkaku,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与两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相撞。该群岛处于日本控制下，但中国对声称对其拥有主权。
日本政府最终释放了中国渔船船长，但该事件加剧了中日两国在领土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今年导致了更严重的事件爆发。
中国外交学院(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的日本问题专家周永生支持中国政府在中日岛屿争端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但他表示，中国领导人们犯了一个错误，在鸠山由纪夫2009年当选日本首相后未能及时接过他抛出的橄榄枝。
周永生指出，中国领导人当时不确定鸠山由纪夫是否确有诚意改善中日关系。他说：“他们错失了一个好机会。他们反应得太慢了。”
译者/马拉
媒体札记：公安局长
一、立体巡航
东海快讯昨天午后跃上五大门户首页头条，源自人民网引述日本共同社消息，称“日本官房长官藤村修今天宣布，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于当地时间13日11时6分(北京时间13日10时6分)左右确认中国飞机进入钓鱼岛上空”；紧接着，就是“日本防卫省今天令航空自卫队的F15战机紧急升空，以应对中国飞机进入钓鱼岛上空”。
中国官方对己方行动的表述口径是“海空立体巡航”。15时刚过，中新社发布在国家海洋局网站上的发现，即“北京时间上午10时许，中国海监B-3837飞机抵达中国钓鱼岛领空，与正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的中国海监50、46、66、137船编队会合，对中国钓鱼岛开展海空立体巡航。期间，中国海监编队对日方进行了维权喊话，严正声明我国政府立场，要求日方船只立即离开中国领海。”
网络媒体此后随时更新的细节，更是令中日之间已略有沉寂的钓鱼岛之争重新焕发热度，例如《中国飞机巡航钓鱼岛回应日方：在自己领空巡航》、《中方拒绝日方交涉称无权对我正常巡航说三道四》，以及《日媒称中国飞机史上首次“侵犯日本领空”》、《英媒称中国努力“升级”挑战日对钓岛实际控制》。
此前，环球网的头条原本是在播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于是，在发布“中国飞机赴钓鱼岛日本军机拦截态势效果图”时，决定第一句便交待时间背景——“2012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5周年祭”。而这也正是其纸质报纸今日两篇社评左右呼应之处。
《爱国主义向多元内涵敞开大门》就是以昨日悼念30万遇难同胞的活动入手。先是承认：“在今天的中国民间，爱国主义常常缺少具体的目标，钓鱼岛冲突等只能提供传统的、也是短暂的凝聚。国的危机感逐渐变得淡薄，一些人主张把它从现实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危机感中剥离走，国被拆成了党、政府、社会各种力量不同层面，仿佛它们的命运真的可以彼此无关”；而后宣告：“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日只是从我们最熟悉的角度，展现了爱国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巨大蕴藏，它仍然无与伦比，有振臂一呼的威望和力量。”
另一篇《日方“拦截”终将导致中日战机对峙》则能更好地配全封面文章以及罗援少将新作《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刻不容缓》。文章定义“首次形成海空配合的钓鱼岛巡航”为“加强维护钓鱼岛主权的又一重要推进”，斥责日本“拦截”是显示了“继续压中国一头的蛮横”：“中国有从海上执法到海空联合执法的重大进展，这是明显的‘得’。然而日方9架军机有备而来，展现了它的优势和保卫所谓‘尖阁群岛’的决心，也说不上‘失’。总体看，中国摆脱了过去的完全被动，在钓鱼岛主权争议中获得了相当大的主动权。但昨天的情况也表明，保卫钓鱼岛的事业征途漫漫，我们的前方仍有大量挑战。”
当然，主要还是为子弟兵打气加油，搜狐推荐时已经将之改题作“日本派战机拦截很嚣张，中国军机迟早登场”：“昨天是中方对钓鱼岛空中巡航的开始，中方有必要加快行动，使对钓鱼岛领空巡航常态化日本必须清楚，如果日方军机今后继续‘拦截’中方海监飞机，两国军机对峙的日子必将到来。中国决不会在日方的挑衅面前退缩，中国老百姓不会答应这样的退缩，中国空军战机一定会前往钓鱼岛，与日本军机一比意志，甚至一决雌雄。”
Friday, December 14, 2012
Thursday, December 13, 2012
人民币国际交易中心争夺战
上月末，一个大型法国商务代表团抵达香港，带队的是法国央行(Banque de France)行长。
代表团的任务是说服银行家和企业，在当代一部伟大的货币发展史——人民币国际化中，巴黎将发挥重要作用。数日之后，伦敦为了争取明星地位而加紧了努力，英国财政部(UK Treasury)主办了一场人民币论坛。
尽管香港依然是人民币的国际交易和业务处理中心，但追求坐上第二把交椅的潜在候选者有很多。目前伦敦在比赛中领先，新加坡和台北也在争夺一席之地。这里的逻辑是，随着人民币的地位逐渐提高，晋升为真正的全球货币，成为人民币交易中心将为金融行业带来商机，扩大就业。
摩根大通(JPMorgan)中国投资银行业务副主席龚方雄(Frank Gong)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产生的商业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可自由交易的人民币将创造“大量新机会”。外国政府也看到，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持有除美元和欧元以外的外汇有好处。例如，尼日利亚央行去年宣布，其外汇储备中将持有10%的人民币。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最近在一份白皮书中表示：“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持有第三世界货币——尤其是一个亚洲国家的货币是有利的。特别是在亚洲国家之间贸易增长之际，各国在其外汇储备中持有一个亚洲国家的货币大有裨益。”SWIFT是一家支付服务企业。
这份白皮书补充道，2008年的金融危机凸显出，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过于依赖美元市场存在意想不到的风险。但对于借助低成本出口和严格管制的外汇制度而成为经济强国的中国而言，把人民币打造成美元的强劲对手，除了树立威信以外，还有什么好处？
目前为止，人民币国际化的焦点落在贸易方面。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占全球贸易的10%。然而，尽管增长迅猛，中国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比例仍然相对较低。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预测，到2013年底，中国全球贸易额中，只有15%是以人民币交易的，这还是预期在2012年的基础上增长30%得出的结论。
中国企业被迫主要以美元进行交易，其外汇对冲和交易费用成为了企业的财务重担，企业感到日益挫败。中国外汇制度自由化将移除这些成本，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效率。
虽然在过去10年间，人民币盯紧美元的政策为中国出口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未来数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
今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将创下1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将促使政府的政策重点向万众期待的方向转移。北京希望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消费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不是一味依赖出口或者基础设施投资。人民币的走强和加深全球化，将通过降低进口成本使消费者受益。
中国还为已经是国内金融之都的上海制定了目标，到2020年成为全球商业中心。没有自由兑换的货币，这一目标就无法实现。
金融界的部分人士认为，未来数年，这些因素的合力将推动中国加快人民币自由化的步伐。汇丰(HSBC)外汇策略师在至客户函中指出：“目前正在显露出迹象，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将加快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我们认为进展的步伐将远远超过目前预期，相信在5年内，人民币将成为自由兑换的货币。”
不过，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缓慢而稳定。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提出警告，开放过快会引发风险。
摩根大通的龚方雄表示：“中国的金融行业才刚刚起步，因此（政策制定者）在管理金融体系时想要保持谨慎。”尽管中国的银行已经商业化，其中很多银行已经上市，股东中不乏大型国际银行，但很少有人认为，它们已经准备好了应对中国金融体系向世界开放而带来的巨大变化。
其他人则担心，资本逃离中国的可能性、中国相对封闭的国有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竞争的前景，都会延缓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虽然在中国允许人民币以多快的步伐国际化的问题上，人们存在分歧，但变化的方向是确定无疑的。
译者/倪卫国
司机魏师傅的生意经
出差，从泸州去成都。司机魏师傅是泸州本地人，精瘦，一对眼睛瞪得很大。我和他一路上扯了些家常。
魏师傅74年生人，在成都上的学，全国各地工作了8年。2008年经人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小十岁的太太，成了家后就一起回了泸州。在沱江边买了套二居室房子，4800一平米，离父母家近。儿子三岁，老人还可以帮忙带带。
“我一个朋友在青岛做生意，叫我去给他帮忙，5000块一个月，我也没去。”出发前吃午饭，他带我找了一个当地馆子，点了一盆姜椒鸭。
我说，五千块一个月不是挺好？
他说这里也能挣到，公司给三千来块，自己跑点润滑油的生意，一个月五六千问题不大。
我问五六千是税前税后？他说私人企业，“没有税”，净收入。只是不给上五金。
“一定要搞点副业，不然怎么行呢？”
魏师傅20岁出头参加工作，在国企里面做业务员。他脑子活络，也学过一点营销，工厂让他管几个人。国企有空子可钻，出厂的板材，他在等级上做点手脚，少盖一个章，一车货倒手就可以赚两千多，那还是1998年的事情。
“那时候挎包里面装了几万的公款，当然也有几千是自己的。去重庆朝天门顶楼旋转餐厅去吃早饭，点牛排。那时候没吃过嘛，我就叫服务员弄七成熟。”他哈哈一笑，还有点不好意思。
“还点了瓶酒。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人头马，就看到上面一个圆的瓶子，我就说要那个耍标枪的。一问三百八，我就叫她拿一瓶。喝不掉的，也就扔在那边。”
我问380块的酒，点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楞一下？当时他一月正式收入才900多。
他说没有，掏钱就买了。年轻赚了点钱，喜欢享受。“那时候回泸州，带几个小兄弟到迪吧耍，当时谁见过信用卡？一刷一个晚上几千块。”
听说我是上海人，魏师傅说他2002年去过一次，当时兜里就揣了3800块钱。
“看东方明珠，大世界。那时候磁悬浮就150块钱一张票了啊，我也坐了。一个国庆过完，兜里面还剩下几百块，再坐火车一路回重庆。”
魏师傅谈起这些，像是回首一段光辉岁月。2002年去了上海之后，做军工的国有企业就倒闭了。他换了几个工作，做过实木门销售，给老板催过款，现在回到泸州的私人公司里开车，接待些当地企业带来的客人。听说我们和泸州老窖合办了个活动，直说一千多的“国窖1573”太贵，200块的特曲喝喝也不错。
鸭子吃完上路。魏师傅09年才学的车，自己也刚买了辆小别克，1.6的排量。我看他喜欢车，高速路上遇到好车，他总要多看几眼，念叨捷豹是好车，凯美瑞是畅销车型，经过Mini Cooper的经销店，他也要把Mini Cooper念几遍。
前几天，魏师傅载了几位歌星去云南镇雄县开演唱会。他掏出手机问我想不想看和蒋大为的合影。
夜里照的，蒋大为的脸看不太清楚，闪光灯把魏师傅照得像个小学生。
“能跟蒋大为拍一张照片不容易的，旁边武警还有警察都羡慕我。连他们记者都进不来。”
快到成都的时候，魏师傅问了问我的收入，还有北京租房的行情。听罢多少有点意外，但他不愿表示吃惊，说，那你说，一个家庭，在泸州挣八九千跟北京挣一万五差不多？
我还是想客气一下，说，北京还得扣税，纳金，那还是泸州的八九千比较多。
魏师傅第一次叹了口气：现在日子过得还不如我小舅子好。金沙江那边搞工程，淹了他们那边的地，赔了三十多万。回老家，十万买房，十万装修，十万买车，那日子过得舒服。
我原想告诉他京沪拆迁，没有几百万已经挪不走一户人家，想想算了。
下车前我问他，如果青岛的朋友给你一月八千，你去不去？
他想了想，笑笑：再多一点可以考虑。
（责编：薛莉）
媒体札记：占海特的战争
一、关键一招
终于来了。赶在昨晚19时前，新华社发出“迟到”的《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虽然在宣传官员的允许和新媒体技术的助推下，这位新任最高领袖的首次出京行程已经人尽皆知，但毕竟通稿中还有他的政治指示，即由@新华视点摘录提要的四段：“瞻仰邓小平铜像：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
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与胡锦涛时代相比，新任总书记的视察稿篇幅要短得多，也没有了此前类似“岭南热土再奋起，科学发展绘新图”的气氛烘托。所以，人民日报也只需要半个头版就足够刊登——这简直就是对新任中宣部长刘奇葆在中央新闻单位调研时强调“要带头改文风，展现新气象”的最佳实践。
是的，虽然有关“平易近人”的传诵在过去5天里已经足够多了，但还是可以再来一轮。总算可以跟上那些市场化媒体的步伐了，新华网昨晚就推出述评《新气象带来新希望》：“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履新后首次离京视察赴深圳，他在深圳行程150多公里，沿途不封路、不清场，不铺红毯，与群众相伴而行，为不久前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作出表率。
一些深圳市民用手机拍摄现场照片并发布到互联网，引来无数的赞扬和期待：‘很好，真的不扰民！’‘致敬！习总书记有空常来哟’‘不封路，不分心’‘密切联系群众又回来了’‘在人民群众中间是最安全的’……不止如此。连日来，李克强、刘云山、王岐山召开重要会议的一些细节，通过一些媒体公之于众，成了津津乐道的社会话题，让普通百姓倍感亲切。更加亲民，更加务实。十八大后，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亲为表率，犹如一股扑面春风，给人温暖，给人信心。”
而当那句“民众间最安全”成为门户标题选择时，新京报今晨又贡献出更多细节。这篇记者从深圳顺德发回的《习近平：富国富民路要有新开拓》，被网站编辑重新配以类似“习近平视察深圳住酒店普通套房吃自助餐”的标题，集体推荐在首页：“‘没横幅，没彩旗，没鲜花，没红毯，什么都没有。’王玉清说。管理局内也没有任何通知，只是因为工作关系，王玉清得知是‘一位重要人士来访’……整个仪式与陈开枝想象的不同，现场除了少数陪同官员，只有4名武警，没有红毯，没有封路，莲花山的游人们围在一旁。他还了解到，此次习近平在深圳视察，没有安排任何宴请，没有入住深圳迎宾馆的1号楼，而是选择了另一家酒店，入住了一间普通套房，吃饭也选择自助餐。”
作为20年前的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曾陪同邓小平视察广东。虽然早已在微博论坛中流传，但他与习近平的面对面交流还是第一次被新京报登上纸面：“‘总书记，我觉得当年小平同志的几句话很重要，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谁不坚持改革开放，谁没有好下场。’陈开枝说。听完他的话，习近平报以微笑，随后表示，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
中国金融改革路径分析
临近2012岁末，西方经济疲弱仍在持续，市场将目光投向中国并密切关注决策层刺激经济的政策举措。未来一段时间，有望看到财政和货币稳增长的政策努力持续，并拉动经济温和回暖。关注短期政策波动之余，更应注意到金融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正加速推进。
中共十八大刚落幕不久，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未来将接任总理的李克强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了改革推进的决心。笔者预计2013年年初新一届政府领导层上台后，金融领域的改革推进速度可能大大加快并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期，具体内容可能包括银行体系改革、发展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以及人民币可兑换几个方面。这一系列可期的变化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关键内容的一部分，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为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获取更高收益并进而促进消费，为经济增长从投资向消费转型并提升潜在增长速度创造条件。
本文分析了未来三到五年可能的改革推进路径。金融领域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推进过程中的波动和曲折在所难免。在这一过程中，吸收借鉴他国历史经验及教训无疑也有助于少走弯路。
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的累积迫使决策层近年加快发展以债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渠道。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催生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桥梁等)投资需求。而我国超过50%的国民储蓄率决定了资金并不成其为问题。但长期融资工具的匮乏意味着基建投资项目的融资不得不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并因而造成了项目周期长期性与银行贷款短期性之间的错配。这一错配在过去几年已经通过政府债务的积累有所显现，而引发市场对于银行系统性分先累积的担忧。从长期来看，要解决这一错配，并适应未来城市化需求，债券市场的发展亟待加快。在推出了市政债及高收益债试点之外，今年以来企业债发行提速明显，前10个月债券发行同比增长了近一倍半。给定未来十年总计约20-30万亿人民币的城市化基建投资需求以及金融十二五规划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的目标，预期市政债及企业债规模可能在未来五年扩大一倍。当然，发展债券市场的过程中也存在巨大的挑战：如何将相互割裂的几个债券市场一体化并对发行统一监管以及建立健全的市场制度框架对提高市场效率至关重要。此外，允许国际金融机构更多参与将有助于提高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债券市场的发展反过来也将刺激银行业更多关注中小企业及消费者的融资需求。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对于探索贡献我国GDP的65%、就业的80%以及税收50%的中小企业未来融资效率将做出有益探索。
推进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机制架构，货币市场利率的形成基于资金的供求关系，起到基准利率的作用。这意味着央行对于金融系统的影响将主要通过直接干预货币市场利率来完成，而降低对诸如贷款配额及存款准备金率等行政性政策工具的依赖。其他国家的改革经验表明，改革的先后顺序及速度将决定利率市场化推进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乃至实体经济是否会受到负面冲击。
FT社评：金正恩的危险野心
本周世界变得更加危险了。朝鲜成功发射一枚远程火箭，意味着有朝一日这个无赖核武国家更有可能打到远在美国的目标。目前的威胁还不是核武性质的，因为朝鲜的技术水平还不够高。但其意图是明确的。
这次发射——以发射一枚民用卫星进入太空作为幌子——应当打消外界此前可能抱有的任何希望，即曾在瑞士留学的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eun)比他父亲更愿意与国际社会接触。相反，他似乎决心在金正日(Kim Jong-il)的核武野心基础上更进一步，以巩固自己对权力的掌控。
近期世界专注于伊朗的核计划。然而朝鲜其实更令人担忧。该国拥有数枚核弹，还拥有铀浓缩设施。该国在弹道导弹的开发方面也比伊朗更先进。鉴于金家王朝向任何人销售技术诀窍的习惯，现在朝鲜的导弹技术转移到伊朗及其他人手中也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经过本周发生的事件，国际社会再也不能对朝鲜的显摆嗤之以鼻，称其为仅仅是虚张声势。朝鲜也许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研发出带有核弹头的导弹。但这次火箭发射不能像今年4月朝鲜失败的火箭试射那样，没有后果，不了了之。朝鲜已经是世界上受到最严厉制裁的国家之一。然而，美国及其盟国仍可采取更多行动，堵住为朝鲜军备计划作出贡献的境外资金渠道。
中国也应当运用其经济影响力，把朝鲜从毁灭之路上拉回来。本周朝鲜发射火箭后，中国在评论中使用了强烈的措辞，这是一个可喜的迹象，表明北京方面通常缄口不言的姿态也许在发生变化。可是，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应当明确表明，朝鲜此举可能带来进一步的后果。作为朝鲜主要的食物、燃料和投资来源，中国扶植了一个过去20年里政策不当、导致民间饥荒和饥饿愈演愈烈的政权。不能让人民果腹的领导人，不会永远得到人民的容忍。如果金正恩执迷不悟，那么他应当得到这样的提醒：他也许是自己危险野心的第一个受害者。
译者/何黎
Wednesday, December 12, 2012
中央美院学生作品惊艳西方
贾妮斯•布莱克本(Janice Blackburn)，这位对发掘年轻设计师有着极大热情的策展人及设计收藏家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她策划的“展开的风景”(Unfolding Landscape)展售会在伦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举行，这是北京著名设计院校，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作品第一次在西方世界的集中展示。预展会持续到11月8日。
中国工艺在当下是相当受世界关注的。但是在过去的10年中，西方人更为熟悉的是中国的艺术及摄影作品，相比之下，中国设计则并没有那么瞩目。人们基本上只能通过一些有限的场合接触到这些才华横溢的学生作品，比如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或者是这20年来，香港著名艺术收藏家及策展人林明珠在伦敦、巴黎、迈阿密以及纽约举办的艺术展上也都会带上一些设计作品；又或者是在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A)欣赏到其收藏的四把邵帆创作的“解构”椅子，这位画家、雕塑家及设计师曾与艾未未一起倡导家具改造的概念。
布莱克本的专长就在于发现“世界各地尚未受到关注的设计”。她已经在苏富比上带来过耶路撒冷贝扎雷艺术与设计学院(Bezalel Academy of Arts and Design)的毕业生作品，以及著名的荷兰埃因霍芬设计学院的毕业生作品。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王敏的介绍下，她在3月拜访了该校，并在来自中央圣马丁学院工业设计专业的客座教授本•休斯(Ben Hughes)的帮助下，挑选了这些毕业生作品带到伦敦。
据布莱克本介绍，学生和校方都非常兴奋：“他们希望能够将人们普遍印象中的‘中国制造’扭转为‘中国设计’、‘中国创造’。”对于王敏教授来说，展售会起名为“展开的风景”，即是意在邀请英国观众“展开并发现当代中国设计的新风景”，这道风景迄今为止还尚未被大部分人所熟悉，“就像隐藏在中国山水画卷轴里的那些部分。”
布莱克本非常惊讶于在这些作品中呈现的自由感：“尽管所有的学生，尤其是家居设计方向的，在最初都受到过严格的传统工艺训练，比如采用木、藤、陶瓷还有漆器作为设计元素，但是他们仍旧受到鼓励去探索和尝试当代设计概念，比如可持续发展性等等。创造力是极为宝贵的。”
本次展售会中许多作品都是仅此一件，不过布莱克本还是可以展示一些在学校里拍摄的图片。发现这些“思维严密、耗工耗时的作品”是非常有乐趣的，“它们十分精致、特别，并且没有那么重的‘亚洲’痕迹”。亮点包括霍奕瑾的毕业设计，一个茶盘，是对经典传统中式物品的一个全新演绎。他在研究钧窑瓷器的过程中发现瓷器的颜色可能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于是设计了这个会变色的茶盘。
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胡克伦(音，Hu Keren)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生秦雪(音，Qin Xue)合作设计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的组合，在这三件亚克力材质的家具中嵌入了清代木质雕刻。“设计师说他们一直想要找到一种方式将这种美融入现代设计中去，因为中国已经跟自己的过去越走越远了。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好东西也有被遗忘甚至丢弃的危险。”布莱克本解释说。
如今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就读的刘颖川(音，Liu Yingchuan)的作品同样让她印象深刻。刘颖川“制作了一本书籍，有三个版本，结合了版画、丝网印刷、传统印刷以及摄影，主题则是她童年生活过的祖父母的房子。她的作品非常精致。”此外还有岳周(音，Yue Zhou)的碳纤维和环氧树脂家具作品“变幻的影子”，灵感来源于一首非常著名的中国诗歌。布莱克本评论说：“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了非常多的个人特色。”
亚洲崛起动摇“美国治下的和平”
美国政府对全球趋势的一项新的情报评估显示，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美国将依然是国际体系中“首屈一指的国家”。
该报告预测，欧洲、日本、俄罗斯将继续处于相对衰落中，亚洲将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超越世界其他地区。
调查预计：2030年之前，伊斯兰恐怖主义之潮很可能会终结；美国将实现能源独立，并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制造技术的进步将减少外包需求。这项研究还警示，未来亚洲和中东的冲突可能会涉及“核武器因素”。
该报告指出：“随着其他国家的迅速崛起，美国独霸的‘单级时代’已经结束，1945年以来国际政治中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也在快速褪色。”从经济规模、技术和军事开支来看，到2030年，亚洲将超越北美和欧洲的综合力量。尽管如此，美国将依然起着核心作用，因为美国仍然是能够调动联合力量应对全球挑战的唯一国家。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克里斯托弗•科基姆(Christopher Kojm)说：“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都无法替代美国的作用。”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版的这份名为《2030年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2030)的报告，反映了美国政府16个情报机构对未来二十年世界局势的分析。这项研究报告每四年发布一次，帮助每一届新当选政府制定长期战略规划。
“美国治下的和平”将终结这一概括性结论，与不久前总统竞选中的论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时两位候选人都描绘了美国将维持其独霸地位的前景。然而，与四年前深处金融危机时发布的上一份报告相比，此次报告中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美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稍微乐观一些。四年前的报告认为，由于美国影响力的衰退，2025年的国际体系将会“面目全非”、“充满风险”。
虽然新的研究承认世界相对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巨大转变，特别是亚洲，但报告在评估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可能增加时，观点较为微妙，指出中国存在人口老龄化、环境恶化、民族主义强化、潜在的动荡和地区冲突等问题。
报告的主要作者马修•伯罗斯(Mathew Burrows)在提到中国在亚洲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时说：“中国存在很大变数，其行动可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的不利。中国的做法导致更多人支持美国在亚洲地区维持影响。”
与此同时，建立盟友联盟的能力、动员个人和非国家力量联合起来的能力都是美国的优势，即使美国在“硬”实力上失去了其主导地位。然而，该报告还说：“一个分裂的美国会更难以塑造新角色。”
该研究认为，由于页岩气的开发，美国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如果美国还能够利用其较难开发的石油储备，则可能会改变世界石油市场的格局，削弱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力量，甚至可能导致油价“崩溃”。
报告还说，诸如机器人技术和3D打印等新技术的进步，可能会给制造业带来巨大影响，从而提高生产力，减少一些生产外包需求。尽管如此，这些趋势将继续降低发达经济体中低技术和半熟练工人的工资。
伯罗斯认为，由于缺乏穆斯林国家的民众支持，到2030年，伊斯兰恐怖主义或将“精疲力竭”。
情报分析预计，未来二十年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中产阶级的壮大，他们“将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这将带来“个人赋权”的迅猛提升，包括教育和医疗的改善，以及通讯技术的广泛运用。
译者/王慧玲
媒体札记：“平易近人”
一、浪漫主义
尽管已经被直播网民和粤外市场化媒体弄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但新华社电稿还是要以习近平“正在广东考察工作”一笔带过，已经获准通报的只是这位新任最高领导前天在广州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的指示。
不过，这篇通稿中同样有能够刺激出网络编辑兴趣的字句，比如习近平谈到当前经济形势时称“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
以“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的深圳和广东行是对新班子坚决推进改革的宣示”开篇，环球时报今晨以封面报道加社评的阵仗，刊发《习近平广东行引改革期待》、《只有极幸运的改革才能获一路掌声》，就是要为实际推行改革中“常常遭到意想不到的阻力”提供铺垫。搜狐财经频道亦推荐易鹏专栏《切不可有“改革浪漫主义”》，呼吁“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速胜心态”。
但面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样的宏伟话题，更多媒体显然还是偏爱那些“平易近人”的细节。而新华社也的确为此提供了素材：“习近平在座谈会开始时表示，这次座谈会主要是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央下一步安排经济工作做点准备……我们不定基调，事先也没有要求大家提交发言稿，就是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
于是，在总书记那幅不打领带的留影后面，人民日报除了用经济版《外贸形势仍严峻，结构调整见成效》、《我们期待没有水分的增长》助力，更需加注《“不定调、不交稿”彰显新政风》：“开座谈会，不定调，不交稿，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真实情况。因为，一旦定了调，就会有担心，怕唱了反调，有的同志发言时就会畏首畏尾，本着不犯错误的原则讲，揣摩着领导的意思讲……从不拉欢迎横幅、不封路，到不定调、不提交发言稿，习总书记在广东的考察，让人感受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求真务实，显示出一种别开生面的新政风。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中央领导率先践行，清风劲吹，作出了榜样，那些说多了的废话、摆多了的排场、做惯了的套路，是到要改变的时候了！”
其实，作为新晋常委的最高宣传主管，刘云山此时亦正在头版号召“好的作风、好的学风、好的文风”。作为本地媒体，新京报用整版中记录诸多调研细节：“12月10日上午8点50分，北京市西城区委大院驶入一辆黑色轿车。车上下来一人，穿褐色皮夹克，快步走进大楼。他是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大楼内迎接他的只有两个人，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和西城区委书记王宁……22个人围坐的会议桌非常‘干净’：没有果盘，没有毛巾，没有鲜花，没有讲稿，只有笔记本和茶杯。整个会议室也没有横幅。”
然后还有“作报告不能超2小时”的具体指示。倡导学习十八大精神时要原原本本阅读原文、以防“歪嘴和尚念错经”后，这位新闻记者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主张宣讲“一定不要讲太长”：“看一部电影才两个小时，那还是有故事有情节，你作报告超过两个小时，谁能听进去？”
像昨晚领奖的莫言一样，刘云山也当了回“讲故事的人”。根据新京报记录，他是以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文集中一个“连野猪都骗不了”的故事，来趣解“空谈误国”。
习近平能否推动新改革？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发出了推动新一轮改革的呼吁，他利用北京以外的首个正式行程，到过去20年期间处于经济改革前沿的广东省考察。
据官方媒体昨日报道，习近平在广州的一个会议上表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他在这个南方城市对官员和企业界人士表示。
“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另一篇报道援引习近平的话称。他还说，“深化改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
习近平昨日结束对广东省以及深圳和广州两个城市的考察。此行充满象征意义。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启动了一轮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加速发展。习近平上周六在深圳一个公园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据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表示，他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推进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深圳是经济改革的同义词，”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历史系教授林和立(Willy Lam)表示。“他向外界发出的信息是，‘我是邓小平的传人，我不是一个保守派’。”
深圳也是习近平的父亲，一个知名的革命者，在上世纪80年代赢得改革者名声的地方。习仲勋在深圳帮助创建了经济特区，使深圳从一个村庄转变为一座1000万人口的都市。习近平有关改革的言论直到昨日才得到普遍报道。
前任胡锦涛以动作僵硬和“科学发展观”口号闻名。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习近平的风格更为轻松自在，他提出“中国梦”这个表述，形容他对国家的目标。今年中国将出现10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率，第三季度增幅已降至7.4%。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其它机构警告，中国需要展开新的改革，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停滞。许多投资者担忧，若不推进改革以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控，中国的增长可能以更大幅度减速。
习近平当然不是第一个谈到需要改革的中国领导人。但他的改革言论在语气上比以往的领导人更加有力。
这一点让一些观察中国的人士感到乐观，他们认为，从放松户籍登记制度到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各项拖延已久的经济管理改革措施有望出台。但另一些人指出，自上月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尚未推出任何实质性的政策变动。
“很多中国人很看好习近平，现在对他有很高的期望，”咨询公司北京领先国际金融资讯公司(Peking First Advisory)总裁董先安表示。“对此我持保留看法。言论和行动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如果习近平大力推动改革，他很可能遭遇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包括国有企业和希望保持现状的690万公务员。“最高领导人再好也没有用。他们只是一个庞大架构中的一部分，”董先安表示。“中国的政府并不是什么一个人说了算的组织。”
习近平已改变了基调。上周他发起遏制官员铺张浪费的努力，呼吁官员们“简化接待”。他还发起了一场反腐败努力。
在外交政策上，习近平在言论上的民族主义色彩比前任更加浓厚。邓小平曾强调中国应当“韬光养晦”，而习近平则谈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表述使越南、日本等邻国不安，这些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
译者/何黎
Tuesday, December 11, 2012
中国领导层换届的经济效应
对于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到头的乐观投资者来说，从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身上获得收益的投资途径正在增多。
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工业产值、投资以及零售额增长均有所加快，近一步证明中国近两年的经济增长放缓已告一段落。但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预计仍将低于8%，可能成为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最慢的一年。
上月习近平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将于明年三月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有能力使处于减速通道中的中国经济重新加速增长。专家们指出，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较上一届似乎更懂得有的放矢，调整养老金制度以及在二三线城市周边推进城市化进程等改革措施也有助于提振经济增长。
IG Index的市场分析师阿拉斯泰尔•麦凯格(Alastair McCaig)表示：“当交易员试图从中国经济走势波动中寻求获利机会时，他们通常会从多方面寻找机会。直接参与人民币外汇交易一直颇为不易，在中国的证券交易所交易股票也很困难，并且成本高昂。”
但自10月份起，GFT Markets开始向客户提供香港离岸人民币(CNH)兑换美元或日圆的外汇交易机会。具体交易形式有差价合约(CFD)、点差交易或者标准外汇交易合约等。
GFT Markets技术分析师福阿德•拉扎克扎达(Fawad Razaqzada)表示：“虽然人民币汇率仍然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管制，但远非固定不变，由此存在一些不错的交易机会。”
投资者的另一个选择是交易中国大陆企业港股股票。
IG Index的麦凯格指出，交易员可以通过投资招商局集团（China Merchants Holdings，简称“招商局”）以及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China Overseas Land & Investment，简称“中国海外”）的股票获得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利的机会。
麦凯格表示，招商局的核心业务是集装箱和货物运转站业务，因而能从中国经济活跃度提高中获益；中国海外则开发和投资房地产项目，此外还经营大型基建项目。
分析师指出，这一交易策略存在风险。伦敦资本集团(London Capital Group)市场分析与沟通主管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表示：“中国股市投资者很可能比其他大多数投资者更明白，投资股票没有只赚不赔的。”
坎贝尔表示，中国股市2007年达到令人目眩的高点，如今已比那时已累计下跌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取决于参考哪个股指。他指出：“在2008年全球股市遭到沉重抛盘打击后，2009年市场看似即将迎来新一波行情，美国和欧洲股市在其后的几年中超过了之前的高点。但中国股市的表现不及欧美，因市场担心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
麦凯格表示，投资中国市场一种风险较小的方式或许是，选择那些影响因素范围较广的投资工具，例如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交易员可对恒生港股指数交易所交易基金进行点差交易。该基金复制了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s Index)走势。麦凯格表示，交易所交易基金应该有助于部分消除投资于单一股票时的收益率波动。
麦凯格补充称：“选用点差交易这样的产品的另一大好处在于消除汇率风险。假设以英镑为本国货币，则点差交易只看每一点价值多少英镑，港元或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情况对投资者完全没有影响。”
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
民营企业目前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支柱。无论在民营企业的数量，还是其对GDP、就业以及技术创新（以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衡量）的贡献，都超出了国有经济。
到2011年底，中国有967.7万户私营企业和3756.5万户个体工商户。单单这两类民营企业就占据了压倒性多数。2011年民营企业就业人口是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的近四倍。民营企业的GDP贡献大约在50%以上，50%-60%之间，如果考虑到影子经济的影响，则民营企业的GDP贡献还要大。
民营企业（含个体户）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占全国城乡总就业人口的比例是逐渐提高的，2011年达到23540万人，占城乡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达到30.8%；而国有企业就业人口占比是缓慢下降的，2011年只达8.8%。单单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获得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来衡量，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据支配地位。2011年，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总数为131986件，占65%。其中单单私营企业的有效专利发明数就达41366件，占26.1%，该数量是三类“国”字头企业（国有企业、国有联营企业和国有独资企业）有效专利发明数的2.5倍。
目前民营企业的税收贡献在某些名义指标上高于国有企业，但在另外一些名义指标上低于国有企业，但民营企业的实际税收贡献也超出了国有经济。中国的大量税收是间接税，其税负是可以转嫁的。比如很多国有企业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实行行政垄断，其价格也是行政垄断定价，往往是偏高定价，典型的有中石油和中石化。由于对这些企业产品与服务的需求缺乏弹性，这些企业的税收负担主要转嫁给了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和消费者，或者说其“税收贡献”应归功于这些民营企业和消费者。
但是，根据一些调研结果，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它在近年来总体上有所恶化。其根源是多方面的，有着制度原因、市场原因和自身原因。
首先是体制原因：一是从法律和政策规定上看，民营企业的地位仍然较之于国有企业要低，私营经济的地位也比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要低；二是民营企业的法律安全问题所有加重，比如政府在煤矿业的结构调整是以牺牲私营煤矿业主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的；三是宏观经济政策变动频繁，主要是保增长，但是政策变动往往侵害到民营企业的产权，比如信贷控制和金融抑制政策造成民营企业融资难；四是汇率的大幅上调影响到大量东部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出口；五是劳动合同法的推行、社保法规和环境法规的强化实施提高了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成本；六是行政垄断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强势，限制了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七是民营企业税收负担总体上比较重；八是很多地方各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对企业经营各种名目的侵扰增多。
其次是市场原因：一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外需减少；二是欧美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较多，反倾销等措施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出口造成一定的冲击；三是沿海地区民营企业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竞争性行业工业产品价格总体上趋于下降，原材料、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上升，由此引发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危机；四是总体经济下行，企业之间“三角债”问题严重，在许多地区部分企业资金链紧张或者断裂，经营困难；五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一些外地企业在中西部的经营甚至遭遇“关门打狗”；六是很多企业面临产业转移或者产业升级，但面临资金和资金瓶颈。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加剧了其转型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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