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November 30, 2012
Thursday, November 29, 2012
日本右转是虚弱之象
日本将在12月16日举行大选。如果民调靠谱的话，首相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将被反对党党魁、前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取代。若果真如此，安倍晋三将成为日本过去6年来的第7位首相。
日本舆论正转向右翼和民族主义色彩更浓的方向。最近不仅安倍晋三参拜了有争议的二战纪念馆靖国神社，而且比他还要右倾的右翼政客们组建了新的政党，并奉行民族主义立场。曾帮助挑起中日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纠纷的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声称日本需要拥有核武器。43岁的大阪市市长、维新党创始人桥下彻(Toru Hashimoto)也曾发表此类言论。
这一切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安。最近，一个由4名美国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解释美国在尖阁诸岛上的立场，我作为代表团的一名成员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官员对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兴起感到非常担忧。他们指责称，日本政府从私人所有者手中购买尖阁诸岛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安排，这两份文件是国际社会对二战后世界秩序安排的一部分。
人们应该小心此类危言耸听。中国一位部长级官员多年前告诉我，永远不要忘记上世纪30年代，但如今的日本完全不同于上世纪30年代军方主导的社会。尽管某些政客提出修正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以便让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但军队仍牢牢掌握在文官的手里。此外，一个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或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日本是受人欢迎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日本人不支持发展核武器，他们宁愿依赖《美日安保条约》(US-Japan Security Treaty)。正如一位朋友所言：“我们对保守民族主义、而不是军国民族主义感兴趣。没有人希望重新回到上世纪30年代。”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变得过于强大，而是它可能变得过于虚弱和内向。问题是：日本是希望继续成为一个强国，还是打算沦为一个二流国家？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日本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超过200%，而且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如果这意味着日本转向被动的民粹民族主义，而不是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积极角色，那对世界和日本都是不利的。日本可以做出许多贡献。
日本目前是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机构的第二大出资国，也是海外发展援助的重要提供国，同时还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其消费部门的规模是中国的两倍。
日本政治反映出20年的低经济增长，后者导致了财政问题，并促使年轻人变得更加偏狭。自2000年以来，前往美国大学就读本科的日本学生人数下降了逾50%。日本政治体制是民主的，但极不稳定。《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前主编船桥洋一(Yoichi Funibashi)表示，“在日本，人们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成为一个坚强而富有竞争力的参与者”。
许多较为年轻的日本领导人想要改变这种模式。当我问及日本政治上的右翼倾向时，一些年轻的国会议员表示，他们希望这会促使各政党重新洗牌、结盟，从而带来任职更长的首相和更有效的政府。如果利用温和的民族主义来推动政治改革，而此次选举能够促成此类洗牌，结果可能有利于日本。然而，危险在于，民族主义情绪所导致的象征性的民粹立场，可能在国内赢得选票，却会激怒日本的邻国。
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也在重新兴起，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不是依靠选举，而是依靠经济高速增长和民族主义的结合。这有利于鹰派官员。例如，刘源将军表示，中国应该放弃忍让，而罗源少将则主张出动数百条渔船同日本展开海上游击战，以夺取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领土。此类立场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但危险在于，中日两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将在相互较劲中壮大，制造出一种难以保持迄今对地区乃至世界非常有益的繁荣的氛围。
本文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著有《权力的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一书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硬骨头
一、异地高考
昨晚，当新华网提前一步把《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学习罗阳同志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作为首页头条时，人民网仍和新浪一起，把最显要的位置留给异地高考困境。在这个议题上，可以完全颠覆环球时报在《向罗阳致敬，向他身后的精神致敬》中所表现出的乐观——“中国社会的各部分是相通的，多元化带给社会的裂痕似乎并非看上去的那么深。这个国家有着埋在复杂表象下的共识与认同。”
因为新华社稿件也公开承认，“作为外来人口较多的京、沪、粤等地，推进异地高考的政策则显得较为谨慎，这表明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超乎想象”。商业门户直取稿件中透露出的“北京广东外地户籍考生明年不能就地报名高考”为标题，根据汇总，“按照国家关于异地高考政策出台的时间表，31个省区市年底前要因地制宜出台异地高考政策，解决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高考的问题。年底期限渐近，北京市教委目前仍表示方案‘正在研究中，现在不便透露’……11月22日，广东公布的政策同样规定，非本省户籍考生高考报名仍未放开。就在同一天，上海公布，有合法稳定职业和住所，参加该市社保等，但积分指标体系并未公布。”
“对于京、沪、粤等压力大的地区而言，当前最现实的难题是，在教育资源‘一池水’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如何科学有序打通闸门，既减少不均衡的落差，又不引起无谓的波澜”——其实，波澜早已汹涌，上月，京沪两地均发生本地籍家长反对推行异地高考的抗议活动，根据当时21世纪经济报道所言，“在互联网上，京籍人士将支持开放异地高考的家长称之为‘异闹’。明确申明，北京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公共资源本来十分充裕，正是因为不断涌入的外地人口，严重影响了本地居民的正当权益，而开放异地高考则会促使更多外地人口涌入北京。”
腾讯此后虽勇于推出专题《“北上广”本地人的“权利”源自哪》，但恐怕都解不了自己半年前《“异地高考”，死结何解》里的问号。所以，人民日报也来啃一啃这块硬骨头吧，昨日时评劝和，《异地高考，慢不得也急不得》：“条件太严、门槛太高、数量太少，到头来只是少数人的‘游戏’；条件太宽、门槛太低、数量太大，流入地的教育资源又会被稀释，流入地学生的利益可能受损。这样的‘两难’困境，在北京、上海、广东这些人口输入量大的省市尤为明显。因此，这些地方实行异地高考的难度更大、敏感度更高，其政策还具有导向和示范效应……对于这些复杂的生源‘变量’，政策如何科学应对？能否实现多方共赢？在制定异地高考政策过程中，这些都是绕不开的难题，不能不慎之又慎。”
在以春季高考和农村学校撤点并校这两项政策为前车之鉴后，作者袁新文也祭出“顶层设计”一词：“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异地高考已不是简单地做‘加法’，而是一种深刻的利益调整。在多元利益格局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兼顾，难以避免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还需要从政府部门到学生家长等相关各方一起来求共识、想办法、找出路。”
沪市频跌说明了什么？
中国基准股指似乎对利好消息无动于衷。尽管中国国内经济正出现起色，北京又成功地进行了权力交接，监管机构也在努力提高市场参与，但上证综指仍未能止跌。周二，该指数自2009年1月以来首次在2000点下方收盘。
上海股市基本上对境外投资者是关闭的，此类投资者只能通过一套限制多多的配额制度来投资于中国内地上市的所谓A股。相反，全球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H股）对中国企业投资。随着境外人士逐渐看好亚洲最大经济体，此类股票自9月份以来已上涨15%。
过去两年期间，在上海股市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国内投资者有不少坏消息需要考虑。中国经济连续7个季度放缓，今年将录得10年来最低的年度增幅。
人们还担忧，中国10年一度的领导层换届前后的政治瘫痪，延误了必要的改革。
的确，许多中国投资者干脆放弃了股票，转向其它投资，如房地产、黄金，或者高收益率的理财产品。
中国曾在2007年经历了一次股市泡沫，当时上证综指飙升至6000点上方，可不到一年后，该指数就跌回1700点。经受了这样的挫折后，许多潜在的股民现在更喜欢银行提供的投资产品，他们相信此类产品将带来丰厚的回报。公司债券的繁荣，也从股市抽走了大量资本。
于是就出现了股市貌似对比较积极的消息无动于衷的现象。近期中国发布的数据似乎表明，经济放缓可能已到终点。10月的贸易数据出现反弹，而制造业活动、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额都扭转了颓势。至少就短期而言，对于硬着陆的担心已有所缓解。
中国内地股市今年没有出现好转迹象，落后于其它股指。上证综指是亚洲表现最糟糕的主要股指，2012年下跌 10%，接近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之后曾经达到的低位。
昨日上证综指延续跌势，下跌0.9%，至1973点，使整个股市基于2013年估计盈利的预期市盈率为8.4倍，低于亚洲除日本以外的股市的平均值（11.2倍）。
能源板块股票今年成为最大拖累，中石油(PetroChina)下跌12.6%，中国神华能源(China Shenhua Energy)下跌11.6%，中石化(Sinopec)下跌 18%。但是也有一些亮点，如房地产板块股票。保利地产(Poly Real Estate)今年迄今上涨31.4%。
上海股市的疲弱，似乎与中国监管机构加大国际参与度的努力格格不入。6月，北京方面放松了相关规则，让境外投资者更易于获得内地股票交易牌照，上海和深圳证交所的官员们也在9月份前往日本、欧洲和美国，以求吸引新投资。
香港则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s Index)——即H股指数——自9月以来强劲上涨，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最新一轮量化宽松，或称紧急资产购买，推动投资者转向风险较高的资产。
资金流动数据也显示，各方对中国的胃口不断加大。根据基金跟踪公司EPFR的数据，上周，投资者向中国基金增投3.41亿美元，使中国成为全球新兴市场的首选。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10月份对全球基金经理进行的调查显示，各方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已飙升至2009年7月以来的最高位。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及新兴市场股票策略主管乔纳森•加纳(Jonathan Garner)表示，国际投资者并不需要把上海股市的糟糕表现，视为中国整体经济情绪的一个负面指标。
Wednesday, November 28, 2012
分析：中美角力东南亚
上周，随着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降落柬埔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成为首位访问柬埔寨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此行是美国推行亚洲“再平衡”(rebalance)战略企图的一部分。不过由于中国的强力影响，奥巴马此行并不顺利。
金边(Phnom Penh)和平宫(Peace Palace)外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绿色标语，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和平宫内，奥巴马向缅甸首相洪森(Hun Sen)谈了人权方面的问题，他的助理形容这次会谈的气氛有些“紧张”。
自二战以来中美之间的较量一直主导着亚太地区的局势。这种较量突出表明，中国崛起以及美国试图平衡该地区格局的努力，导致亚洲出现了新的两大阵营。
美国一直愿意在缅甸和越南的人权问题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只是因为美国想要在这些国家疏远中国之际加强与它们的联系。
上周，在18位亚太地区领导人出席的东亚峰会年会上，中美两国都试图在巩固已有盟友的同时赢得更多的朋友，两国政府为此开展的活动不断在东盟内部造成裂痕。
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起初宣称，东盟不会与美日等“外人”讨论东盟部分成员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这引起了菲律宾和越南的激烈反对。
中国政府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hin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袁鹏表示：“许多观察家都在质问，我们在亚洲是否正走向新一轮冷战。对此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冷战不会发生，但如何处理中美利益冲突是亚洲面临的一大挑战。”
过去两年中国与日本、越南及菲律宾在海上频频发生对峙，这令某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意图感到不安，也让它们迫切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亚太安全问题专家安德鲁•卡尔(Andrew Carr)表示：“中国的强硬立场适得其反。”
缅甸和越南两国在历史上都与中国有着紧密抑或复杂的联系。如今它们努力与美国重建的关系要脆弱得多。
许多分析人士声称，推动缅甸军方领导人着手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害怕在经济和政治上越来越依赖中国政府。也正是缅甸的改革举措促成了奥巴马在上周一对该国的访问。
中国正努力利用自身经济快速增长的吸引力进行反击。例如作为柬埔寨的主要援助国，中国政府对柬埔寨施压，迫使其听命于自己。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表示：“一个强国的兴起将会相对削弱其他弱小国家的影响力，因此它们会有所排斥。这正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困境。因此中国必须开放市场，给予它们经济上的利益。”
然而许多西方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立场正不断将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推向美国。
曾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主管的迈克•格林(Michael Green)表示：“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该地区如此多的国家都转而采取中国政府不希望见到的反遏制战略，与中国海事行动日益频繁密不可分。”
中国新任领导人可能会更加强硬。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中国政治研究专家约瑟夫•菲尤史密斯(Yoseph Fewsmith)预计，中共新领袖习近平将会以非常明确的表态宣示中国的利益。他表示：“这很可能在中国周边造成新的摩擦。”
东盟秘书长：南海可能成为“巴勒斯坦”
东盟最高层外交官警告，南海纠纷可能成为“亚洲的巴勒斯坦”，即形势不断恶化，酿成一场武力冲突，使国与国之间形成尖锐对立，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
即将离任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秘书长素林•比素万(Surin Pitsuwan)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亚洲正进入近年来“最具争议的”时期，不断崛起的中国主张其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与菲律宾、越南和其它国家发生矛盾。东盟有10个成员国。
比素万表示，如果有关国家不付出更大努力化解（而非加剧）紧张局势，“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事实，即南海可能演变成又一个巴勒斯坦。”
随着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变得更加强大，北京方面在坚持自己的南海领土主张方面也变得更加强硬。南海蕴藏着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还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关键的全球贸易航道。
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宣称对南海的一部分拥有主权。在与越南和菲律宾发生海上冲突后，中国作出了激怒邻国的进一步举动：新版中国护照印有凸显中国庞大海上主权主张的“九段线”地图。
越南已采取回击措施，在入境的中国人护照上加盖“无效”印章，同时另行签发签证表格，而非在中国护照上盖章，以免被视为默认中国的主张。
针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美国的回应是将外交政策的焦点重新转向亚洲，并且与昔日的敌手（如缅甸和越南）打造更紧密的战略和军事联系，这些国家也担心潜在的中国在亚洲实行霸权主义的后果。
比素万是一名泰国外交官，他在担任东盟秘书长5年后，将在下月离任。他表示，夹在美中这两个大国中间的东南亚国家，除非保持团结，否则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它们“站队”。
他提出，南海形势恶化是“中国内部局势”的结果，北京方面专注于坚持本国的主权和领土主张，具体原因包括最近的领导层换届，中国越来越富裕，以及中国方面有关建国过程仍在进行中的意识。
作为亚洲唯一的安全问题高层论坛，东盟在今年陷入混乱。菲律宾和越南曾试图在如何应对中国强硬姿态问题上达成共识，但中国的密切盟友、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破坏了这方面的努力。
“柬埔寨不得不在越来越强烈的大国角力背景下把握自己的立场，”比素万表示。“我认为柬埔寨做了它不得不做的事——你必须从他们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他补充说，避免冲突的最佳希望是由东盟和中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阻止有关国家为了坚持自己的领土主张而试图夺取岛屿、油田和渔场。
但是，相对于亚洲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该地区的政治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仍极不成熟，有鉴于此，要达成行为准则是颇具挑战的。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反腐加速度
一、航母Style
昨天早晨，正当很多军事迷欣赏着各地报纸头版上歼-15从航母上腾空而起的一瞬间，或者模仿着电视镜头里舰载机指挥员“走你”的指挥姿势的时候，五大门户齐齐用首页头条发布一条让人错愕的讣闻：“据央视报道，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旗下的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在随中国国产舰载机成功归来的航母辽宁舰上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2012年11月25日殉职，享年51岁。”
北京青年报是极少数跟进央视深夜节目而抢到新闻的纸媒之一，所以，在用头版展望“辽宁舰未来将试飞预警机反潜机”之余，也要感叹命运弄人：“歼-15完美升空令国人欣喜的同时，传出此噩耗，令人叹惋！”
人民日报海外版虽然没有及时发布此讯，但占据大半个头版的报道和评论却是对这位歼-15总负责人最好的送别。国防部国际传播局干事在文中声明自己要反驳的是一些外媒，但又何尝不包括那些认定这架战机是抄袭苏33的中国同胞：“稍微懂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歼—15战机是外国某型机‘翻版’完全是无稽之谈。歼—15是我国自行研制的首型舰载多用途战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遂行制空、制海等作战任务，是一款完全具有‘中国心脏’和‘中国气魄’的国产战机，也是我国防科技工作者多年来创新积累、集智攻关的结果。所谓中国‘窃取’之说既在事实上站不住脚，大概也反映了一些人的‘酸葡萄’心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还有另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旗下子报——环球时报，社评宣告“航母这份保险单对中国不算奢侈”：“舰载机是远洋海军的基础性技术，突破了它标志着‘辽宁号’开始成为‘真正的航母’。航母将帮助中国延伸手臂，使中国对外开放时代的国防形成新的质量。全球第二大规模的经济盘子购置一份航母的‘保险单’，从国际政治的基本经验来说，实在不算奢侈。”
昨晚，新闻联播更是以罗阳殉职作为头条，赞其“用生命托举中国战机完美升空”，而后又在《“航母Style”走红，祖国强大振奋人心》感叹：“罗阳最后一刻仍坚守在工作岗位的身影，其实，也是一种‘航母Style’，书写着航空人勤勉踏实、呕心沥血的精神，书写着中国人的梦想。”
二、反腐加速度
央视的变化不只体现为用新闻联播播放网民模仿秀，还体现在报道周口平坟和云南跪访总理事件中。而其周日晚间播出以任建宇为主角的《面对面》节目，由这位曾被劳教者讲述对“不自由，毋宁死”的理解，更是让一些观察者感到些许意外，代理律师浦志强亦通过个人微博大力推荐。门户编辑则发现，任建宇面对央视镜头，声称重庆劳教委仍然坚持“你不要认为你是清白的，你是有问题的，你是应该被劳教的”，于是就以此节作为首页标题。
需要重庆新任市委书记孙政才收拾残局的当然不只这一个任建宇。人们还在关心“雷冠希”之后，真的还会有另外五位厅级官员吗？因此，今天一早，孙书记在市委常委会议上要求“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坚决反对低俗奢靡、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的指示，虽是通稿最后一段，却也成为网站编辑热推要闻。
美国基建有多落后？
去年夏天，印度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停电事故，受影响的人有6亿之多。所以，当我前来探亲的印度籍岳母表示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东海岸地区“像印度一样糟”的时候，这一评价听起来着实刺耳。当时，风暴德雷科(Derecho)正席卷美国东海岸，600万美国家庭因此断电数天，在酷热天气中饱受煎熬。上个月，超强风暴桑迪(Sandy)又让1000万美国家庭陷入恐慌的境地。天气预报机构预期，12月底会有一股很强的寒流，肯定会导致断电。对此，人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面对本国基础设施质量的不断下降，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养成了一种像印度人（或许还包括英国人）那样的听天由命心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英国籍母亲曾在美国住了几个月。那时候，美国到处是令人眩目的未来派景象。在这里你能看到空调，每个冰箱里都有冷藏室，霓虹灯无处不在，就连工人阶级也买得起车、开上宽敞的道路行驶。但在过去三十年里，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基础设施一天天老化。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投资不足之后，这些基础设施已破败不堪，而美国人也已适应了这种现实。
未来12个月的某一刻，我们将能看出，美国是否有意愿让其基础设施也步入21世纪。如果一切顺利，美国国会将在明年1月1日前采取措施，避免到时跌落“财政悬崖”。作为相关协议的一部分，议员们将设定另一颗“定时炸弹”，“爆炸时间”定在2013年年底——在“爆炸”之前他们必须达成一项更大的妥协，否则就会面临另一个“财政悬崖”。美国国会可能会缩减已然捉襟见肘的联邦投资预算。而如布鲁金斯学会都市研究中心(Brookings Institution Metropolitan Center)所言，人们希望的是，美国国会能削减其他预算以支撑投资，而不是从整体上大幅削减预算。
有三个方面值得担忧。第一，美国电网、公路、国内机场和水道的破败，引起的公愤少得出奇。这意味着，议员们目前在其他方面感受到更大的压力（比如捍卫现有的处于低位的资本所得税，或维持可创造就业的国防预算）。搭乘美国国内航班时，你很难不每隔一段时间就遭遇航班严重延误、取消或超订，也很难忘记大多数乘客面对这一切时那超强的忍受力。
美国国内航班的很大一部分难题可通过建设“下一代航空运输系统”(NextGen)来解决，它将使美国从二战时所用的雷达网络切换到基于卫星的航班追踪系统。现有的安排建立在“轴辐模式”(hub and spoke model)基础上，航空公司的每条航线都要经过某个地区性枢纽。枢纽如果停转，会对整个网络造成连锁影响。NextGen会让飞行变得更安全，让轴辐模式变得可有可无。但美国国会对批准这项耗资至少250亿美元的投资案兴趣不大。
第二，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美国落后世界其他国家有多远。世界经济论坛(WEF)的竞争力报告显示，在9个类别的排名中，美国的基础设施大多排在20名开外；而在航空运输质量和电力供应质量分类排名中，更是排在30名开外。互联网是在美国诞生的——这类“去中心化”网络同时也是美国电网迫切需要的。但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美国的平均网速只勉强达到韩国和德国等国的十分之一。在一个“全球IT超级高速路”已不再停留在口号的时代，这种差距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拥堵的交通不会扼杀萌芽中的美国创业者，但缓慢的网速却可能是致命的。
Tuesday, November 27, 2012
助王岐山反腐一臂之力
中国绝对不是在我所工作过的国家里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并且中国也不愿意被与其他腐败国家相提并论，比如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领导下的扎伊尔。
现在中国希望所有人都知道它正在努力根除腐败。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上，几乎所有在会议上发言的人都以某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腐败的极度痛恨。政府已经将王岐山从经济管理者的职位调到打击腐败的岗位上。王岐山是西方人眼中最优秀的经济改革家。我也将助他一臂之力。比如在这个假日期间，如果不清楚每一分钱将花到哪去，我是一块钱都不会捐给他们的。是不是很简单？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在我收养两名中国婴儿的12年中，我已花了很多时间去给大陆孤儿院捐赠现金。最近，如果没有强制的话，（或者说除非美国慈善组织“半边天基金会”(Half the Sky Foundation)负责管理捐款），我是不会捐钱的。不幸的是，有时候捐款确实是强制的。
与其他外国领养父母一样，有时候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参观他们儿时生活过的孤儿院。作为父母，我们都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而去的，我们感激上帝把孩子这一珍贵礼物赐予了我们。一些孤儿院的院长对于能帮我们放下这种感恩的“包袱”而喜出望外。
我的一个孩子以前所在孤儿院院长也是一名政府官员，他组织了一个“孤儿省亲会”，活动环节包括一顿丰盛的午餐，领养者的拥抱，给回家的孩子赠送礼物。而交换条件就是，(领养)父母需要捐赠大量现金。
内幕人士警告我说，捐献的崭新人民币全部都进入了孤儿院院长的腰包。因此上次我承诺要在当地购买一些孤儿院需要的物品，然后用我的银行卡付账。
我们到孤儿院的时候，院长给了我女儿一个粗鲁的拥抱，并告诉我他已经购买了他希望我捐赠的一些物品，问我能不能支付现金。我说我现金带得不够，于是他很明确地说必须去自动取款机(ATM)取现金，否则的话这样的拥抱可能就没有了。
在蒙博托时代的扎伊尔，我从来都拒绝不掉收贿的要求，对这位院长也是这样：我们被带着参观满是新被子的房间，这个时候院长都会问我打算给他们捐多少。
“被子的价格是多少？”，我带着为中国古代文化所不齿的新世界式“天真”神情问道。他报出的价格比市场价格的高好多倍。我把现金给他，他给我一些假发票。就这样，我为中国腐败的大厦中又添进了一块瓦片。
当我后来发现他们也让其他家庭参观同样的被子，并且也买单了，我就试图向参观的家庭揭露“有九条命的被子”的骗局，但我发现大部分家庭都不听我的。就在那天，一些人还说出了我的心声：为了让我女儿对生活中那段艰难的时期有个积极的印象，我做好了受骗的准备。
我决定以后再也不去那所孤儿院，除非我能从“被子”骗局中找到一个说法。于是我后来又改去离我们上海住所比较近的一个重度残疾儿童护理机构，却发现这个机构可能是在王岐山的授意下创建的。那所孤儿院的外国志愿者告诉我，他们每次都会捐一些衣服和玩具，但在后来再去时却从未看到这些物品派上用场，这表明最坏的可能就是这些物品被卖掉了，或者至少受赠儿童没有机会用到它们。
后来我听说，这些好心的外国志愿者还计划用现金支付的方式来整修孤儿院建筑：这是向捐款者收取实际需求的十倍资金并把差额放入自己口袋的绝好机会。但捐款者并不愿意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拒绝使用自己的承包商或者坚持让孤儿院实施工程招标。他们更倾向于感受给予带来的快乐，其他的事情听天由命就是了。
在中国学校有了几次慈善骗局的切身体验之后，我决定以这样的方式来协助王岐山的工作：不再以虚高价格买被子、不再支付虚高的整修费用，甚至不再为我的宝贝女儿“购买”一个虚情假意的拥抱。我将帮中国的忙，不再像在扎伊尔一样容忍上述行为。我也要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
译者/何黎
同学眼里的李克强
【编者按】近期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上， 现任中国常务副总理的李克强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预期将在明年三月人代会上接替温家宝，出任总理。中国官方公布的领导人简历往往过简，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有限，而与新领导人曾有第一手接触的同事同学也多“为尊者讳”。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近日采访了李克强的大学同班同学、现为同学会召集人的名律师陶景洲，请他说说他的大学同窗李克强。以下为陶景洲的访谈实录。
陶景洲，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执行合伙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深造，目前任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委员和伦敦国际仲裁院理事。
我和李克强，都是安徽人。他1955年生在定远。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很快决定恢复全国高考。每个省自行出题。我们当年文科的作文是：读叶帅（时任国家领导人的叶剑英元帅——编者注）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诗有感。
1977年底，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那年，北大法律系总共招收了82位新生。其中安徽籍同学有三位：李克强、 张恒山和我。我们三个人填写的志愿却不是法律系（当时的全称是政治法律系）。法律系当时是绝密专业，政审要求严格，我们三人入学之前都是中共党员了。
李克强比我大三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严肃认真，属于埋头读书那种类型，稍有些内向。报到后，有同学告诉我，这个李克强同学在安徽凤阳县农村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虽然同是安徽老乡，但彼此的接触并不很多。一开始，他好像也不是班干部，既不是班长，也不是党支部书记。
(左图：李克强（后排右）和王绍光、陈兴良和陶景洲（前排右）在一起，1981年，北大南门)
你看这些大学时的老照片。李克强拍集体照，几乎总是喜欢站在后面，或者站在最边上。他平时沉默，从不张扬，有学习上的问题问他，他有问必答。
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他就对经济问题表现出兴趣的浓厚。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我们几个同学到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就在崇文门那里，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我们上“海商法”课程，我和克强等一些同学又跑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那时，国门初开，我们这些学法律的，完全不知道国际商法和海商法是何物。同学中，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他可能认为学习经济法必须要懂经济，所以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
我们77级考大学时，因是文革后的第一届，不考英语。我们这批学生进校时，英语都很差。我是英文字一个都不会，也不重视，还几次申请免修。李克强是同学中学英文最卖力的之一。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叠自己做的英文单词小卡片，一面写的是英文单词，一面写的是中文，用橡皮筋一扎， 一有空就拿出来背。我印象中，他在图书馆呆的时间很长。
（左图：1981年师生留念。后排右一为李克强，左一为陶景洲，前排左二为龚祥瑞教授）
当时，北大法律系有不少名师，如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国际法教授王铁崖。其中，对我们影响很大的有一位老师就是外国宪法和行政法学家龚祥瑞教授。龚祥瑞教授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我是他“比较宪法”课程的课代表，主要是为老师写黑板和擦黑板。一批英文还不错的同学与龚祥瑞老师走动密切，其中就有李克强。他很崇拜龚祥瑞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
大学期间，李克强在学术上崭露头角。记得他曾经写了一篇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他还翻译了《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后来，在龚祥瑞指导下，他和其他系的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正当法律程序》。他当时本来也让我们参加，但我们感到太难。李克强是这本书的第一译者。
1982年初，我们大学毕业。那时，李克强已经是北大的学生代表大会负责人。其实，当时李克强想和我们班上学习比较好的同学一样，参加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去欧美留学。他想做学术，以后当教授。当时，他是以全优生的荣誉毕业的，也就是大学期间每门功课都是优秀。我们班上大约有十几位同学是全优生。北大的出国预备研究生名额，以他的学业成绩来看，他考上的概率极大。但是，一位叫韩天石的和一位叫马石江的北大领导很赏识他，一定要他留校，不让他考出国。那个年代，一切听从组织毕业安排。克强又是个很尊重组织意见的人，最后也就答应不参加出国考试了。毕业离别之时，由于物质条件很差，也没有专门的毕业纪念册。每个人自己随便弄个本子，让同学写几个字。当时，我给克强写了什么，他给我写了什么，都忘了。小本子现在也找不到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克强在他的宿舍里，因一个与法律相关的英文单词争论起来。这个词是“laymen”。当时，我刚开始读英文，说这个词的意思是“律师/懂法律的人”的意思。克强说，他的理解正相反，“laymen”是指“不通法律的人”。当然，争论最后，证明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对的。
他留校后不久，就去了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工作。在团中央时，我去看过他，没有看到他特别忙，这也正好让他有时间读书，写文章和做研究。他就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别的官员怎么读学位，我不知道。以我对他的了解，李克强一定是自己认真读的。1988年到1994年期间，他在北大经济学院读在职研究生，先是硕士，再读博士。他关注中国农村经济，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他又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得到博士学位。
（左图：毕业20周年合影。左起：李克强、武树臣、郭明瑞、姜明安）
毕业那么多年，班上同学有聚会，只要他人在北京，基本都会参加。去河南当省长之后，离开了北京，同学聚会来得少了。2002年，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同学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到场了，还有当年还健在的各位老师。那天，李克强和王绍光教授作为同学代表发了言。会后，组织聚会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当时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我算是纪念册的主编，还写了个序。我们同学间的聚会，很轻松，不谈别的，只谈当年的同学友谊和趣事。另外，克强也是热心肠，记得当年，有一位同学请他帮忙说媒介绍其他系的女生，他出面去谈，可惜最后没有成功。谈及这些北大的往事，大家都很怀旧。
对李克强有什么期待？作为他的老同学，对他成为新的国家领导人，我并不感到吃惊。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我只希望他好好为国家做事，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和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真正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习李新政突破口何在？
后十八大的中国，进入“习李新政”时期。尽管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良好，取得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但全球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不仅出口减速，而且面临巨大压力；此外，经济结构调整缓慢，高投资低消费、工业增速快于服务业、部分行业存在“国进民退”、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急需解决。
面临这些挑战，唯一出路是加快经济转型，即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由制造业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作用转变。这些转变，需要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结构调整、要素结构调整；具体改革来看，又有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西部发展、高技术与新能源以及低碳经济、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改善民生等等。
如此多的任务应该从哪一点下手，或者说哪一点是政策核心呢？正如李克强所说的“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就会事半功倍。”那末，什么是突破口呢？是打破垄断吗？是政府体系改革吗？是国企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吗？是城镇化吗？是要素市场开放吗？或是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吗？这些都很重要，但笔者认为，新一届领导层的经济政策应该以还富于民作为突破口。
今后，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投资转向消费。只有政府把财富还给居民，使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让居民自己主导消费，而在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贸易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而居民消费率上升以后，即消费需求增加后，企业则会相应加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资金也会真正往稀缺的、投资收益率高的地方跑，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形成良性的持久的经济增长。
而需求结构由政府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调整,也可以抑制投资冲动，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之前，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代替市场主导投资，采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尽管这对于应对外需下降对经济的巨大影响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过度投资造成了国企大幅扩张产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不断降低。“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2%，远远高于“十五”期间20.2%、“九五”期间11.2%的增长水平。
城市化的核心也就是使农民转变成市民，提高劳动生产率，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割据，是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土地制度缺陷在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流转制度不健全，农民不能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而户籍制度令农民工落地难生根。同时目前的社会保障税制度又对民工保护不足。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本是为补偿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削弱的保障功能，然而现在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便携性差，使大批社会保险资源沉淀下来，这不仅是对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权益的侵犯，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社会不公。
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2011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差3.13倍。而据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占全国人口10%的最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只有0.66，10%的最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达0.99。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率是远远低于低收入者的。
Monday, November 26, 2012
媒体札记：雷人，有鬼
媒体札记：雷人，有鬼
一、改革红利
根据卫生部网站消息，李克强在看到“有媒体报道携带艾滋病病毒的肺癌患者求医遭拒，私改病历隐瞒病情接受手术”后给该部主要负责同志打去电话，要求保障艾滋病病人就医权利和医务人员安全。而这也促成昨晚白岩松在央视新闻1+1里带来《艾滋病患者，不能求医无门！》的呼吁，以及今早跟进通报：“经查实，天津市肿瘤医院存在着推诿病人的情况……天津市卫生局正在依据《艾滋病防治条例》进行严肃处理”。
不过，这一条还是上不了新闻联播。能上的是《李克强强调，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按序接在习近平对十八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批示以及温家宝、贾庆林会务的后面。这位预定将接任总理的现任副总理，是在前天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并讲话，根据源自新华社通稿的解说词，李克强指出：“我国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甜头已经尝到。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开放。这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
正是以这段话为核心，李克强可以在今早9点前压过习总书记，成为五大门户的一号男主角。搜狐腾讯网易均重点展示“红利”一词；新浪则是在“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头条标题下，加注“推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要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之要点；凤凰网更是把这个头条坚持到底，并辅以自家卫视的点评视频——《李克强讲话明确中国未来改革思路》。
在广东，南方都市报选中了“中央可给试验区更多授权”作为封面主标题，辅之“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以及“改革要有灵活度，鼓励先行先试，在法律框架内的要大但推进”。这也是通稿中李克强所宣讲的一部分，即“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一时看不准、吃不透的改革，可先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以点带面，并有及时调整和纠错的机制，在探索中‘排雷’和清除‘荆棘’，这是一种好做法……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成熟的改革经验可按程序上升到法规和法律，用法制巩固改革成果。改革要有灵活度，鼓励先行先试，在法律框架内的要大胆推进，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可给试验区更多授权。这样的改革试验虽然是渐进推进的，但步子会更坚实，可以避免大的波折。”
被李克强授命去当改革试验“侦察兵”、“先遣队”的是11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上海浦东新区就是这11个中的第1个。于是，东方早报更加有理由用最大字号在头版通报“李克强谈下一步改革，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的动向。正好，今天评论版还要用大半版来一篇浙江大学杨遴杰的《当前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
改革——这个在十八大会前和会中被中国媒体说了无数遍的词眼，经由党章加持，现在是应该到了“下一步”的时候了。新京报上个周末就已允许学者匡贤明公开提议成立新“体改委”以统筹改革，环球时报前天又向人大毛寿龙提供版面刊登《是否该设立中央改革委员会》之议。
星巴克在忽悠谁？
我不会指责星巴克(Starbucks)没有在英国缴一分税，我也不会指责它销售的小纸杯热牛奶中只加了一丁点咖啡，糖浆却混了不少。我甚至不会指责它让每一条商业街变得千篇一律，而且让数千家独立的咖啡馆销声匿迹。
第一件事是税务机关的错——税务机关不该让那些转移定价的奇才比他们高明。第二件事要怪我们口味太刁。至于第三个问题，现在小咖啡馆已经所剩无几，有一天我在一家小店要了一杯咖啡，结果发现非常难喝，这让我非常想念星巴克的“小白咖啡”(flat white)。
我真正要指责这家公司的问题严重得多。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问题是关于其使用文字的方式。
前几天，星巴克表示，它计划收购旗下拥有数百家茶叶店的Teavana。它大体是想要像30多年前在咖啡领域所做的那样做起茶的生意。星巴克称，茶叶行业的市场规模达400亿美元。
为了传递这条简单的信息，星巴克发表了一份800字的声明。我只能说，阅读这份声明是一种一流的、增强的、提高的体验。
由于篇幅有限，而我又不想啰嗦你已经知道的事情，因此我不会指出各种“产生”、“增强”和“利用核心能力”以及占据很大篇幅的激情四溢的言辞有什么问题。这些是小过错。或者用星巴克夸张的语气说是“中杯级”(tall)的过错。
相反，我想说的是那种“大杯级”(grande)的语言，首先是其阐述的收购理由：“为了增强消费者饮茶体验”。我每天大约喝8杯茶，但我认为自己从未有过所谓的饮茶体验，我也一点都不确信自己想要这种体验。
遗憾的是，我们没法跳过这种体验。在一份短短的声明中，我们不得不看到6种不同的体验。除了增强的饮茶体验外，还有“新的零售体验”、一种“提高的饮茶体验”以及一个“有着各种体验的丰富生态系统”。
但是最过分的是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所说的“零售体验的罗曼蒂克和戏剧效果是星巴克传统的核心和灵魂，它将创造有差别的客户体验……立即给股东带来价值”。
就一个句子而言，这应算作一个“超大杯”(venti)量级的、特别华而不实的句子。声明中有很多这样的句子。它让人犯腻，缺乏营养，因此在你看完后会感觉恶心和不适。
它也让我感到相当困惑：当顾客早上急匆匆地走进星巴克喝上一杯咖啡时，他们肯定不想要罗曼蒂克或戏剧效果，更别提什么核心和灵魂了。只要咖啡好喝、服务迅速以及环境优雅就行了。至于说什么“立即为股东带来价值”，实际上，在宣布收购交易之后的24小时内，星巴克的市值蒸发了约10亿美元。
舒尔茨的咬文嚼字可与Teavana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马克(Andrew Mack)的另一段话相媲美。马克首先说自己的公司“在茶叶领域有着丰富经验”，而且“对茶饮充满了热情”，随后谈到了交易带来的好处。马克说，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带来一种提高的饮茶体验”，他接着解释称，出售意味着公司“将能够真正履行我们在一个全球平台为数百万人提供优质茶叶的使命”。它是哪个全球平台？我们目前在平台上吗？它是我们以前称为世界、后来叫做全球的那个平台吗？
人善被人欺？
有句谚语叫做“人善被人欺”(nice guys finish last)，这话并不完全正确，但如果你过于与人为善，别人会认为你易受他人影响或没什么效率。
作好人到底有什么问题？
《人性摸透透》(How People Tick)一书的作者、辅导师麦克•莱步林(Mike Leibling)说：“作好人可能产生反效果。比如说，你正试图解雇某人，那你不可能真正减轻他受到的打击。假如你第一句说的是你对此感到很难过……你要是真的难过，就根本不会那么做。如果必须要宣布什么消息，那么作好人只会妨碍这项任务。”
The Corridor Company首席执行官、曾与他人一同撰写《八大策略变身职场达人》(Nice Guys Can Get the Corner Office)一书的拉斯•埃德尔曼(Russ Edelman)则表示：“人们往往感觉非常和善的人忍受力无穷，于是就随意欺负他们。另外，和善的人有时候遇到问题却什么都不做，直到别人把他们逼到角落为止，而后他们会突然爆发，变得很坏。”
位于圣路易斯的韦伯斯特大学(Webster University)沃克尔商学院(Walker School of Business)的领导学访问教授、商业心理顾问公司Edgecumbe的董事长戴维•彭德尔顿(David Pendleton)表示，如果你对某一个人很好，那可能意味着你对其他人很坏。“如果我‘作好人’、不去惩罚一名欺负人的主管，那么实际上我是在对这人所管团队中的人作恶。”
对此你能做些什么？
彭德尔顿说：“你需要一面鞭策，一面鼓励。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实际上它们应该结合在一起。你可以对某个人说：‘你的工作一向很棒，但这次表现得不太好。出什么事了？’”
埃德尔曼表示，明白自己拥有相应的权力会很有帮助：“你有权直面问题，有权划定界限，有权大声说出你的想法、指望得到相应的结果并要求人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
他还表示，这没准正是你手下人想要的：“我们做过调查，发现6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老板对他们过于和善了。”
莱布林说，核心衡量指标是效率：“花时间考虑一下你自己和你公司需要的是什么。按照形势的需要发表意见，而不是说人们想听的话。”
这意味着我必须作恶人？
彭德尔顿说：“注重效率可能意味着要独断一些，但独断不等于咄咄逼人。”
为避免显得咄咄逼人，不要像很多人做的那样让人不开心，而应该表现出建设性。“以一种具有支持性的方式传达你的信息，不要回避问题。这不意味着‘再也不作好人了’，而是意味着作强硬的好人。”
什么情况下作好人是件好事？
莱布林说：“在适当的环境下，与人和善是件非常好的事。吃午餐和泡吧的时候，你都可以变成一个和善的人。这会展示你的另一面。在困难时刻，如果别人都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倾向于相信你。”
彭德尔顿补充说：“创造一个人们乐于在其中工作的环境极其重要。问题不在于我们要作好人还是要作恶人，而在于我们在作好人的同时还要作什么样的人。”
本文作者著有《野心家：职场中出人头地的上百种方法》(The Careerist: Over 100 ways to get ahead at work)一书
译者/简易
印度抗议中国新版护照
上周五，印度与中国就中国新版护照上的地图陷入国际争执，印度称中国把两国边界处存有争议的领土划入中国版图是不可接受的。
北京方面在护照上建立领土主张的举措激怒了印度官员。同时被中国激怒的还有越南和菲律宾等受影响的亚洲国家，它们都反对中国新版护照地图上的“九段线”。
印度外长萨尔曼•胡尔西德(Salman Khurshid)表示：“我们不能接受中国的做法。”
据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Press Trust of India)报道，印度驻北京大使馆以牙还牙，在发放给中国公民的签证上印上了自己的地图。
北京方面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以及现代印度边境内或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大片领土，并且近年来越来越尖锐地坚持这些主张。
中印共有的边界线超过4000公里。两国的争议领土涉及到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以及北部的阿克赛钦地区。1962年中印在阿克赛钦地区短暂交火。
20世纪90年代，中印签署了几项协议，承诺遵循“实际控制线”(Line of Actual Control)，并曾数次尝试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就争议达成更加长久的解决方案。
就在2天前，胡尔西德还在新德里称赞，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快速。他表示自1962年以来“（印度）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他在南亚外国记者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上说：“我认为，类似于中国和印度之间发展出的良好关系，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亚洲和世界未来的榜样。”
译者/何黎
分析：台湾走向募兵制
许睿博(音译）是台湾最后一批被征入伍的新兵中的一员。这名大学生对即将开始的一年期强制兵役十分期待，尽管他认为国家并不需要自己。
许睿博说：“说句实话，如果中国和台湾真的打起来，我们几乎不可能打赢。”
明年1月起，台湾将停止征召年轻男性进入现役部队，开始转向募兵制，希望通过募兵制建立一支“更强、更精简、更整齐”（如一位退役军官所说）的职业化军队。从那以后，台湾将需要说服像许睿博这样的年轻人相信，国家需要他们来组建一支将更有力地遏制中国的军队（如一些战略家所说）——尽管中国的现役总兵力逾230万人，是台湾的十倍以上，中国的国防预算也是台湾的14倍以上，并且还在逐年追加。
中国声称对目前处于自治状态的台湾岛拥有主权，台海两岸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被视为最有可能引发中美冲突的因素。在台湾总统马英九(Ma Ying-jeou)任内，两岸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马英九一直主张拉近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贸易与投资协定。然而，中国仍持续加大对其军事力量的投入，包括对部署于台湾岛对岸海岸线上的炮台进行投入。
台湾兵役制度改革将成为文化及战略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一些前官员及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转变仍面临许多挑战，例如如何凑到足够的预算来支付兵饷，从而吸引年轻人从军。
按照这一计划的设想，最终的职业化军队兵力将为约21.5万人，比目前的27万人要少，不过，士兵们将更加训练有素，他们的服役期限也将不少于四年。从明年开始，1994年以后出生的男性不再需要像现在的应征入伍者一样服役一整年，但他们仍必须参加为期四个月的“军事征训”。
现役和退役士兵们表示，强制征兵制的终结将改变台湾社会，因为男人们之间将不再有战友情谊可以分享。许睿博说，长期以来，这种战友情谊是人们联络情感一个“非常好的常用话题”。
台湾一位反对党领导人、前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张旭成(Parris Chang)表示，从战略上说，这一改变意味着台湾能专注于训练精英化并能长期服役的士兵——比如使用台湾高科技武器系统的空军飞行员或海军士兵。
然而，研究军事事务的学者丁树范(Arthur Ding)表示：“事实上，我对这一点不是很有信心。”
丁树范和张旭成都认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台湾对改变兵役制度所需成本准备不足。在中日韩等国家大幅提高了军费开支的同时，台湾的军费开支却略有下降，去年仅为100亿美元，低于2008年的108亿美元。
因为支付给志愿兵的薪水要比支付比义务兵的更高，兵饷开支已经增加。即便不考虑军队职业化将会带来的财政压力，兵饷成本在2012年国防预算中已占到49%，这一比例预计还会增加。美国国会无党派研究机构的一份报告指出，以上数字令美国一些官员发出警告称，不断增长的兵饷成本可能挤占训练和军备准备的资金配额。
另一个问题是台湾人是否愿意志愿从军。台湾立法机关的研究发现，去年军队募兵人数刚过4300，只完成募兵计划的一半。
一名义务兵说：“有些人真的会想学习……如何射击，另外，当然了，因为志愿兵的福利真的非常不错……有些经济状况比较糟糕的人可能会选择当志愿兵。”
在台湾，有祖祖辈辈生活在台湾的本省人，也有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战乱从大陆迁来的外省人。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曾经非常紧张，但如今，这种紧张关系已逐渐消失。不过，台湾北部与南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仍然非常明显。
曾经当过义务兵、现在在读研究生的吴敬杰（音译）表示，共同的服兵役经历有助于部分消除这种差异。他说，原本几乎不可能会相遇的人，可能会因一起服兵役而成为战友。“我服兵役时，最好的朋友是一个比我小八岁、从来没上过高中的人。”吴敬杰补充说，不必服兵役的年轻一代“有得有失，失去的多于得到的”。
译者/何黎
惠普减记谁之过？
上周二中午，在伦敦，情况变得十分热闹有趣。首先，流氓交易员、瑞银(UBS)前员工奎库•阿多博利(Kweku Adoboli)因欺诈罪被判7年徒刑。然后是惠普(HP)指控英国软件公司Autonomy的前管理层犯下不法行为。其中隐含的意味似乎是，正如一位纽约记者在Twitter上发帖挖苦的一样：“不要信任英国人。”
不过，请稍等片刻。我们谈论的是惠普，这家公司有着出高价收购、随后不久又减记大部分价值的糟糕记录。如果说在去年惠普以110亿美元收购Autonomy时，Autonomy虚报价值（该公司对此矢口否认），那么收购方就是全球最大的减记高手。
在惠普最新一任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披露减记Autonomy交易88亿美元时，她使之听起来就像一桩唯一的丑闻一样。但就在3个月前，她对2008年惠普以139亿美元收购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DS)减记80亿美元。不过这场失利与其前任李艾科(Léo Apotheker)相比就望尘莫及了。2010年惠普收购Palm时花了12亿美元，李艾科对之减记的金额甚至超出这一收购价。
在这样的管理层和会计操作面前，惠普竟然还拿得出资产负债表，真令人诧异。确实，由于减记EDS，惠普的其他资产被重新估值，这一因素在Autonomy减记中占了30亿美元。这一连串事件使今年惠普的资产减少了价值200亿美元的商誉和无形资产——几乎抵得上其230亿美元的市值了。
在这个世界上，并购总是充满风险，很多大公司难以从并购中获得好处，即便如此，惠普的情况也是极不正常的。正如很多股东可能会质问的一样——很多人已经在质问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人们最初的冲动——这也是惠普鼓动的——是把这场溃败归咎于Autonomy。不过，尽管Autonomy要为此事承担大量责任，但事情并不尽然。在一个容易随意地错误估值的行业中，Autonomy和惠普在很多方面是天生的搭档。
其中一个原因是，硅谷企业以及现在的伦敦“硅盘”(Silicon Roundabout)企业，总是生于增长也死于增长。风险资本家为软件和互联网公司提供资金，以期从快速增长和高额利润中分一杯羹。一旦增长放缓（正如惠普一样），这些企业就有了身份危机。
过去几年，惠普数任首席执行官沉溺于这样的诱惑中：他们试图通过以虚高的价格收购高增长企业，来补充已经成熟的业务，从而恢复高速增长。Autonomy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李艾科支付了高得离谱的溢价，以期让惠普走出对硬件业务的依赖。
运用精明的会计手段来虚增软件公司的价值也是相对简单的。伦敦Peel Hunt的技术分析师保罗•莫兰德(Paul Morland)表示：“这里存在更大的滥用空间，因为你只要按一下按钮，就能以接近零的成本记录一项交易。在其他企业，交易通常要牵涉更多方面，例如制造和交付某种产品。”
Autonomy创始人、前首席执行官迈克•林奇(Mike Lynch)坚称，惠普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他的企业被惠普收购以后毁掉了。但惠普指控Autonomy采取的手段已为其他企业采用，例如将软件许可销售在整个许可期内的销售价值，提前确认。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这使卷入其中的企业受到欺诈指控。2006年，美国软件公司冠群 (Computer Associates)的7名高管因欺诈罪和妨碍司法罪被判入狱，起因是他们把一个季度的销售记入前一个季度，篡改业绩。
媒体札记：红与黑
一、宪政改革
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上传来的画面是周末热点头条。周六晚上的新闻联播，在《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的后面，紧跟的就是《我航空母舰顺利进行舰载机起降训练》现场视频，门户编辑从新华社稿件中发掘该战机“各项性能可与俄罗斯苏－33、美国F－18等世界现役的主力舰载战斗机相媲美”的评估，搜狐以“刀尖上起舞”比喻起降难度，海峡导报更是把一整个头版都用于高呼“壮哉，航母！美哉，歼15！”
与军事迷的兴奋相似，李克强的“改革红利”说也给寄望中共振兴者打了针强心剂。新京报连发两篇社论，周六疾呼《改革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周日再言《改革更要在“分蛋糕”上用力》，并均得新浪力推。
前者称李克强的表态“是在向社会明确传达改革的决心”，而后强调：“‘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我们乐见政府积极的改革态度，更乐见政府积极的改革行动，尤其是乐见政府打破自身利益的行动。唯有政府打破自身利益，才能打破现有利益格局，才能使政府成为改革强大的动力之一。未来一两年，适应社会需求，尽快在收入分配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社会组织发展、财政预决算公开透明化、政府官员财产公开等方面，扎扎实实地一个一个突破，一个一个解决，一个一个地释放制度红利。在这方面，改革的速度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昨晨之文则再赞李克强讲话“引发海内外热议，在公共舆论空间中获得广泛共鸣”，而后承认“不触动所有人利益的帕累托式改革，已经不复存在”：“改革的共识其实不难达成，但在‘分蛋糕’这种具体的领域怎么改革、怎么达成共识，恰恰是最困难的。既有的‘蛋糕’分配不公的问题当然需要解决，但当下更重要的事情还是，全社会如何达成共识，制定出更加公平合理的‘蛋糕’分配规则，并以此为突破口，打破一些领域的改革僵局。”
南北响应。在广东，南方都市报决定摘录推荐新京报的《改革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而其自家社论更是选取了另一个角度——宪政。这是在借怀念法学家蔡定剑先生逝世两周年之机，重申“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和“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的道理：“李克强表示，改革开放是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其特别指出，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推进改革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改革要尊重群众和基层首创精神……而今我们依旧怀着这样的希望，由追缅蔡定剑先生出发，为法治国家的建设寻回常识与力量，记取勇气与信念。”
其实，南都这同样已是第二论，周六《强调法治思维，首先要依宪治国》里，就已经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亦为下一步改革深入、国家发展所应致力的方向”。正如此文导语所言，之所以能够如此高调地写出“宪政”二字，正是因为：“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江必新在《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刊发署名文章，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思考’。文章强调，要把宪政作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路径，通过宪政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改革、发展中的棘手问题。”
中国舰载机首次成功起降航空母舰
中国舰载战斗机首次在航空母舰上着舰，在亚洲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此举将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军事实力。
中国国防部昨日公布了一组战斗机在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甲板上起飞和着舰的照片。“辽宁号”于两个月前开始下水服役。
国防部表示，“这次舰载机起飞、降落试验成功，是我国海军航母战斗力提升的一个阶段性标志。”
预计“辽宁号”将主要用于训练，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距离实现拥有多艘航母和完整战斗机群以便向远洋海域投射空军力量的目标还需要数年时间。
然而，中国正迅速取得进步。
此次舰载机起降训练是歼15战斗机的首次飞行，中国官方新闻通讯社新华社(Xinhua)称这款战斗机与美国的F-18类似。
新华社表示：“航母平台和飞机的技术性能得到了充分验证，舰机适配性能良好，达到了设计指标要求。”
就在此次舰载机成功起降几天前，中国的几个邻国对中国的领土愿望表示担忧。
发放给中国公民的新版中国护照内页包括一张中国地图，上面显示几处印度控制的地区以及几乎全部南海都属于中国，这激怒了宣称对这些地区拥有主权的其他国家。
此外，最近几个月，中国和日本就无人居住的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爆发争端，中国开始派遣多艘海监船在附近海域巡逻。
南海争端和中日岛争给上周在柬埔寨召开的亚太领导人峰会蒙上阴影，南亚国家在如何应对更强势中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中国表示，中国已建造“辽宁号”航空母舰，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辽宁号”航母和歼15战机都依赖于国外技术。“辽宁号”的前身是前苏联海军未完工的“瓦良格号”(Varyag)，拆除了发动机、武器和导航系统之后，于1998年从乌克兰拖回中国。歼15的原型是俄罗斯的苏33(Sukhoi Su-33)。
译者/梁艳裳
呼之欲出的“习李新政”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李克强以常委排名第二的地位入列，宣告了“习李”时代的到来。
此时，正值中国社会迫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时刻。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GDP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以低成本、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也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地方政府“公司化”，陷入GDP崇拜综合症不能自拔，法治不断给经济发展让路，导致日趋严重的污染危机、食品安全危机。在市场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由于政府保留了大量审批权，加之权力制衡的缺位和透明度的缺乏，“半管制半市场”的状态成了权力寻租的乐园。根据王小鲁的测算，2008年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占GDP的17％。房叔、表叔的此起彼伏，以案例的方式生动验证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趋于失控的腐败、旧的经济增长驱动力衰减、政府公信力危机，构成了危险的组合。而乌坎、启东、宁波、大连、什坊等地的群体性事件，则凸显了社会稳定的隐忧。吴敬琏先生告诫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实，邓小平早在1993年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就忧虑地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正确的认知，是正确的行动的前提。从习近平、李克强在18大后几次重要亮相传递的信号来看，决策层对形势的判断相当准确，改革思路的把握相当到位，令人期待。
1、摒弃GDP至上的思维模式，是实现转型的思想基础。习近平在总书记就职演讲中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须知，影响人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众多，除了经济增长外，还有社会公平、环境质量、食品安全等等。习近平更进一步把“美好生活”具体化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样的执政理念，比起唯GDP论，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2、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入世”红利、90年代改革红利。如今，这些因素都出现了显著衰减。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在21日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众所周知，中国企业必须从粗放式制造向创新转型。但是，企业的创新离不开宽松的制度环境，包括便利的融资条件、较少的行政审批限制。而过去几年，政府部门权力出现了无序膨胀，极大地扼杀了民企企业创新的空间。企业家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结交政府官员，甚至不少企业把政府关系视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批评说，“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温家宝、李克强都曾经提出“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这样的问题，其实，强势政府是企业家精神最大的敌人。
Thursday, November 22, 2012
媒体札记：难以想象的穷
一、“雷冠希”
仿佛变戏法，十八大之后一夜之间，中国又调回了丑闻四起的状态。以商业门户和都市报为主力的市场化媒体，从互联网上发掘举报线索，接力展示着贪腐、不公、悲情的指控。
昨天下午，就是在《刘奇葆兼任中宣部部长》大红喜报的下方，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凤凰一同带来了“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被曝不雅照，官方正核实”的消息。这是由重庆官办门户华龙网在14时许发布的通告。
“雷冠希”——在微博论坛上，这个外号可比雷书记更加闻名遐迩。那几幅表现一男一女性爱场面的视频截图两天来走红网络，发布者声称男主角正是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在经由与雷书记工作照对比后，人们发现两人体型皆微胖，宽脸，有点秃头，左嘴唇上都有一颗黑痣，再加上是实名举报，围观者因而纷纷采信，并将其比作当年因大尺度艳照门轰动一时的那位香港男明星。
注册在香港的人民监督网正是告发者主阵地。这个首页满是《女子晒干爹赠送“连体钞票礼服”，称价值20万元》、《温州事业单位招聘考9分入面试，官方称报名人少》、《广州一城管队长受贿400万，称怕得罪人不敢不收》、《女生被老师带出吃饭坠亡，校方拒采访：别没事找事》之类消息的网站，显然正是以曝光丑闻为安身立命之道。前天下午，署名记者朱瑞峰发文：“人民监督网近日接到举报称：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生活腐化，长期包养18岁二奶周小雪（化名）’。爆料人向人民监督网记者提供了雷政富书记在宾馆与二奶周小雪性淫乱的视频。”
稍后，《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冠希”性淫乱视频曝光》再推出：“经人民监督网记者调查：2007年农历大年初一和初三，时任北碚区委副书记、区长的雷政富于在重庆市一宾馆与18周岁的二奶周小雪进行性淫乱。周小雪的真实姓名赵红霞，重庆市开县赵家镇人。2012年11月7日，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接受人民监督网记者采访时说：‘这些都是假的，你们的责任我就不追究了。’”
朱瑞峰意犹未尽，再加点评：“雷政富书记性爱视频曝光之后，‘雷冠希’的称号不胫而走。现在，雷书记正忙着辟谣。然党纪国法，天网恢恢，等待雷书记的，将是什么呢？”
人民监督网当然不是合法稿源，但中新网是。傍晚，即使是新华网也参与到对此事求证过程的转发中：“从20日晚到21日下午，记者多次电话联系北碚区相关负责人，对方以‘不了解情况’、‘正在忙，稍后联系’回复记者或未接电话。21日下午3时许，记者拨通雷政富的移动电话。雷政富在了解记者身份后直接说：“那些是假的，是造假的。你不要信。”记者又再三向雷政富核实确认，其所指的造假即网上流传的不雅视频。雷政富在电话中两次对中新网记者说：‘是假的，你们不要管。’”
今晨，有更多媒体宣称自家记者也拨通了雷书记的手机。东方早报说“听到是‘记者’，他就挂断了电话”，新京报得到“没有这事”的回应后再想求证，就“已无人接听”。而门户编辑们更加重口味，首页推荐出潇湘晨报的猛料，并把原标题“网曝重庆某区委书记不雅照”修订为更加有新闻性的“重庆区委书记不雅照爆料者：还有更完整视频”。根据这份湖南媒体所言，是新浪微博认证为“资深调查记者”的@纪许光自称愿意就此事提供证据：“网上现在流传的这个东西，是别人处理过的，因为原本的视频太过露骨所以必须进行处理。不过我保证流传的这部分就是从原始视频里面截取的。”
媒体札记：毕节的垃圾箱
一、空中飞人
赵乐际现在是“空中飞人”。这位接替李源潮担任中组部部长的前陕西省委书记，昨天早晨还在陕西日报头版“向三秦父老鞠躬致意”，但上午9时30分刚过，就已经受中央委派在重庆宣布孙政才代替已升任政治局常委的张德江主政山城，并强调“张德江同志是在特殊时期兼任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稳定了重庆大局”。
但那架庞巴迪专机还得马上奔赴下一程，带他出席另一位新任常委俞正声的地方权力交接仪式。新华社在傍晚来临前发布“韩正兼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通稿——这位眼见三位上司在过去6年里“成王败寇”的市长，终于成为中国最大城市里的第一号人物。
于是，以来自两地媒体上的通稿为据，门户网站的首页最顶端，现在满目皆是“张德江重庆工作8个月：重庆在我心中，我祝福重庆”、“孙政才任重庆市委书记称不懈怠不折腾”、“俞正声：回顾5年
我心情很不平静，往事历历在目”以及“韩正：感谢党和人民的信任，我一定努力当清白官”的离任上任宣言。
只是，好事者此时总爱在微博上晒一晒“马屁文章”。这回被他们抓到的典型是四川新闻网，因为其为送行省委书记，在昨天下午发表《刘奇葆：从封疆大吏到中央领导》。
赵乐际当然还得飞。未来几日里，他注定要在新浪搜狐凤凰网早已建好的“十八大后重要人事调整”专题里成为出镜最多的金牌配角。
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照例以新华社简短通稿一言蔽之。环球时报倒是要多说一句《地方官员对问题应有更多担当》：“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都可能产生全国影响。地方反应快，处理得好，国家就会多些平静。地方反应慢，处理失当，矛盾就等于‘上交’到国家层面，中央的权威就要跟着受损……各地省一级机构有必要对辖区内出现的问题加强公开表态，让公众了解问题的处理过程。这些实践可以成为改革的公开探索，给中央多留一些总结、整理的空间，从而在整体上既增加各地的活力，又保持国家的稳健。”
二、坚守权利
眼前，就有一件事需要履新的孙书记有“更多担当”。
新华社昨晚发稿，称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位重庆彭水县大学生村官因转发微博、发帖被劳教而提起行政诉讼一案作出宣判，认为任建宇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裁定驳回其起诉。
“任建宇曾把自己案子的改正纠错寄望于二十年后，谁承想一年多的时间便薄雾散尽、‘换了人间’，但其对未来的笃定坚信令人感佩动容”——社论版与众网友同呼“真好”之余，持续追踪此案的南方都市报也刊出了任建宇在法院招牌下手持裁定结果的失望表情。根据记者王世宇的记录，“任建宇称，他此前对这个结果已有预料。在法院裁定下达之前，重庆市劳教委、重庆市司法局劳教局等曾多次找到他，承诺将撤销对他的劳教决定，条件是他要在法院撤诉。任建宇提出，他可以撤诉，但撤销劳教决定书的理由，必须是认定他没有违法事实。这一点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任建宇表示，虽然获得自由，但这个结果并不是他想要的，他将继续争取自己的权利，进行上诉。同时要申请国家赔偿，并想恢复身份。”
新版中国护照内页中国地图引越南抗议
中国政府在新版中国护照内页印刷的地图上将南中国海划入自己的版图，此举至少激怒了它的一个邻国。
越南已正式就新版中国护照向北京方面提出抗议。越南驻华大使馆表示：“越南方面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越中双方正就此展开讨论，但迄今为止讨论还没有取得结果。”
其它与中国围绕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地区发生过冲突的国家，也担心北京方面通过发放新版护照来谋求它国对其领土主张的默认——中国公民入境这些国家时，它们要在该公民的护照上盖章。一位驻北京的高级外交官表示：“外界认为，这意味着局势严重升级，因为中国正在发放无数的新版护照，而且成人的护照有效期长达10年。如果北京方面稍后改变立场，它就必须召回所有这些新版护照。”这位外交官要求不透露其姓名，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敏感。
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领土争端给本周的亚太峰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东南亚各国就如何应对日益强硬的中国产生了分歧。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也出席了此次亚太峰会。
中国主张其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在中国地图上，这一主张体现为“九段线”。九段线一直延伸到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尼的海岸线附近。
九段线将一大片据信海下能源储量丰富的区域划入中国版图，也将北京方面声称为其领土、目前处在自治状态的台湾划了进来。
中国公安部负责新版护照的设计和发放。新版护照上还印有台湾两个旅游胜地的图片。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护照上的地图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中国愿积极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表示，决定在护照上印刷地图的很可能只是部级官员，而非最高层领导人。
谷禹在北京、Nguyen Phuong Linh在河内、莎拉•米西金(Sarah Mishkin)在台北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国企改革为什么难
在许多关注中国的观察家看来，国家主导型的资本主义正在危害中国是明摆着的事实，政府所有的大型企业正在挤出民营企业，损害经济增长前景，危及中国经济的未来。
在上周的中共“十八大”会议上，政府所有的企业集团的一把手以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齐聚一堂，在这里看不到一丝对中国的企业模式感到惊慌的迹象。
相反，许多人对这种模式还流露出一种自傲、甚至是自负的情绪。在很多方面，“中国国企”(China Inc)的表现都好于以往。被党任命掌管国企的高管们认为，他们正在不断完善一种混合式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把市场纪律与国家发展的战略愿景结合在一起。
中粮集团(Cofco)董事长宁高宁表示：“放在政治和经济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甚至感到更加自豪。我们有着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粮集团是一家国有的农业综合企业。
呼吁对国企进行改革的人士认为，宁高宁属于“既得利益集团”，这个群体由位高权重的高管们组成，他们身处国企最高层，正在刻意阻挠改革。然而，人们常常忽略的是，他们反对改革并不是完全出于自私的考量，背后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
这就使改革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核心问题是，哪一种经济管理方式更有效？虽然在西方媒体上露面不多，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捍卫者有充足的论据。
首先，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是千年之交时的近5倍。
政府功不可没。中国政府建设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为民营企业的繁荣打下基础。中国政府击退了全球经融危机：果断推出经济刺激方案，通过国有银行体系把资金输送到经济中。
其次，国有企业绝对称不上僵化。与经营最好的跨国企业相比，中国国企看上去缺少活力。但与前些年相比，中国国企变得健康多了。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为了提高国企竞争力展开了一场无情的运动，导致5000万名工人下岗。现在，此举的成果开始显现。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国企的平均股本回报率从1996年的2.2%上升到10.9%。经过大规模资本重组的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率从50%以上降至不到1%。
第三，中国民营部门也不是没有污点。在一个监管和法律框架不完善、增速奇高的经济体中，追逐利润的行为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在这种类似于美国西部开荒时期的环境中，从毒牙膏到地沟油等一系列丑闻层出不穷。过去5年，中国政府开始进入煤炭行业，部分原因就在于，私营矿商的安全记录糟糕至极。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中最过热的部门，基本上属于私有性质。山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谭成义最近表示：“如果最重要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是国有企业，市场不是会更加稳定吗？”
但上述观点每一条都能被驳倒。过去1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的，但那更多是由勇往直前的民营企业拉动，而不是国有企业。
国企效率高？国企效率仍比民企低很多，民企的平均股本回报率比国企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
国企的安全记录？2008年，中国爆出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丑闻，而风暴的核心就是一家国有企业。去年导致40人遇难的动车事故也是国家酿造的灾难。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威权资本主义面临的挑战》(No Ancient Wisdom, No Followers: The Challenges of Chines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一书的作者麦健陆(James McGregor)认为，中国模式就快过保质期了。他说：“如果他们继续满足于现状，人们将对中国失去信心。”
但在北京，对国家的信心仍然根深蒂固。只要经济增长保持强劲，政府所有的企业仍在赚钱，“中国国企”的辩护者就有足够的理由捍卫现有模式，就没有多少动力实施改革。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
译者/何黎
Wednesday, November 21, 2012
允许土地自由交易的好处
中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得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病。
第二、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如果分散的农民可以竞争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地价会比现有的价格大大地降低，而农民出让土地的收入却可以大大提高。地价合理化的结果将是房价的下降。国务院想尽办法压房价，效果不大，还引起一大堆意见。如果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由公平竞争的市场决定，谁也没有意见。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中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去租房买房，再有三十年也难于实现。农民工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每年拥挤的春运，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人口流动会逐渐消失。
第四、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流动的劳动力单身在城市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中的犯罪大多数和流动人口有关。如果单身的他们变成了家庭的一员，犯罪率可大幅度下降。
第五、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中国GDP的使用方面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低消费和高投资有正反馈作用。由于低消费必定有高投资；由于高投资必定有产能过剩；由于产能过剩，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中国股票仍不便宜
我们知道几件事情。我们知道，股市的长期回报率跟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丝毫关系。相反，真正有关系的是买入价。历史表明，在股价便宜时买入，将收获丰厚的长期回报；在价格昂贵时买入，回报就没有那么高了。
我们也知道，当股价便宜时，市场情绪会很低落，人人都有理由相信，“股价将一直保持在低位，这时无论如何不要出手买入”。聪明的投资人则会忽略这些噪声，看到股价偏低的实情。
这让我想到了中国股市。不断有人告诉我，中国股票是多么便宜。Fundexpert.co.uk的布赖恩•登内希(Brian Dennehy)最近给我发来了一张图表，上面呈现了自2007年10月以来全球主要股市的走势。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下挫10%，富时100指数(FTSE 100)下挫约11%。但上证综指呢？大跌62%。即使从20年的视野看，中国股市仍表现欠佳。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MSCI China index)在1992年12月31日以100点起始，如今跌至59点。
考察一下基金的短期表现，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形。过去一年，美国股市表现最佳的基金涨幅达18%-20%，但即使在中国市场表现最佳的首域大中华增长基金(First State Greater China Growth fund)，涨幅不过略高于4%。而第二名Baillie Gifford Greater China还下跌了2%。
登内希指出，中国股市已呈现出多个标志熊市触底的特征。首先，外国人逐渐形成厌恶中国股市的共识，《巴伦周刊》(Barron's)今年7月号的封面故事名为“跌落之星”，该篇报道解释了中国增速放缓对股市（以及对当地投资者）构成利空的原因。中国股市新开户数量已跌回2008年的水平，今年上半年，上海和深圳两家主要股票市场的交易量降低了30%。
接下来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股市的市盈率(P/E)已达到或接近——取决于你相信谁的说法——历史低位，处于12-15倍，很像其在1995年的水平。过去，中国的股价与亚洲其他股市相比存在很大的溢价。如今，中国股价则低于亚洲其他股市。强烈认为中国股票便宜的不单是登内希。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处于历史上便宜价位的观点越来越流行，就连住在亚洲的股票大师、“末日博士”麦嘉华(Marc Faber)也在几周前告诉我，中国股市在目前的价位上将出现大幅反弹。
鉴于我通常乐于鼓动大家买入便宜股票（这是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中生存的唯一办法），你们大概估计我会建议你开始买入。但是，尽管我对中国股市在当前水平上反弹不会感到惊讶，但长期持有中国股票是不可取的。为什么？原因有二。一是，中国股票还不够便宜。在预测股市走势时，很少有哪种估值方法能证明自己真有多大的用处，但是，经周期因素调整后的市盈率(Cape)确实管用。以Cape来衡量，中国股票仍然很贵。Cape达11倍以下才算便宜，而中国股市的Cape更接近于16倍。
但是，除交易员以外，任何人都不应投资中国股市的真正原因，与价格；有关股票应当或者可能如何估值的不同理论；或者围绕政治变动和经济低迷的噪声都没有什么关系。
相反，正如里昂证券(CLSA)的罗素•纳皮尔(Russell Napier)这周向我指出的那样，真正有关系的是一些更为根本的要素——通常的衡量标准不适用，因为在中国证交所上市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票。股票是股东占有某项资产的真实份额（希望该项资产代表着经济体中生产部分的增长），这个份额让你享有产权带来的所有权利。
Lex专栏：汇丰为何告别平安？
汇丰(HSBC)出售所持中国平安保险公司(Ping An)16%的股权，看上去有些违背常理。虽然近期中国经济形势引人担忧，但试图缩小自身在华资产规模的跨国公司并不多——无论是银行还是其他类型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平安保险为汇丰贡献的税前利润高达4.5亿美元，占汇丰税前利润总额的4%。标普资本智商(S&P Capital IQ)的数据显示，平安保险的股本回报率为16%，远高于汇丰的10%（在美国的有毒资产拉低了汇丰的整体股本回报率）。
但汇丰确实需要出售股权能带来的资金。汇丰持有的平安保险股权目前市值94亿美元，较汇丰2002年和2005年支付的收购成本增长了78亿美元——较其账面价值高出30亿美元。据摩根大通嘉诚(JPMorgan Cazenove)测算，此次股权出售将使汇丰按照《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计算的核心一级资本比率上升50个基点，达到10.1%，让汇丰这个方面不再是一个担心。
此外，这一交易还将使汇丰未来在中国市场以及在保险领域的发展前景更加清晰。汇丰一直在缩减保险业务规模，去年与保险相关的资产剥离共有4起。汇丰与平安保险在业务经营方面的联系较少，因此相对于后者而言，汇丰只是一个投资者。平安保险的股票在香港和上海挂牌上市，喜欢该公司的投资者可以直接购买其股票而不用通过汇丰间接持股。
汇丰还持有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19%的股份，两者间的合作前景则更加看好。今年上半年，所持交通银行股权给汇丰带来了8.3亿美元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此外两者目前还建立了业务联系。近年来，汇丰认购了交通银行增发的新股，以保持自身持股比例不变，但却未认购平安保险增发的新股，以至于持股比例被削弱。这一稀释过程将随着股权出售交易的推进而画上句号。问题的关键在于汇丰能否找到更赚钱的资金运用途径。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马拉
公正评价胡锦涛的十年
FT中文网编辑：
FT中文网11月16日发表了FT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的专栏文章《胡锦涛执政十年的功与过》，文章认为，虽然胡锦涛使中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胡锦涛一直没有勇气大胆推进改革，使过去的十年成为不作为的十年，失去的十年。
中共十八大后“习李体制”的开启，同时意味着“胡温时代”的基本结束。对于过去的十年，各方会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但功过是非背后的复杂原因，往往被忽视。
11月15日，69岁的胡锦涛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这个中国最高领导职务上刚好干满10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过去的十年，令人感到吊诡的是，无论是左派人士、还是右派知识分子，都纷纷指责胡温政府，认为中国行进在一条不恰当的道路之上。左派认为，中国太“资本主义化”了，社会主义少了些；右派认为，中国过于“特色主义”，普世主义不足。平心而论，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包括美国，都不会尽善尽美地满足国民期待，完美无瑕。
事实上，外界对胡锦涛执政时代的不满，主要集中于第二个任期。然而，人们忽略了第二个任期的一个大背景。一个是国际层面的，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茉莉花革命”。另一个是国内层面的，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人民表达渠道的增多，权利意识的觉醒。
所以，当胡锦涛面对外界指责的诸多问题，如没有进一步改革中国经济，使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国家垄断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司法不公、社会不公时，相信他也会感到交瘁、疲惫甚至是委屈。
胡锦涛执政的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增长最快速的十年。然而，由于近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多人已习惯于将中国的经济增长视为理所当然，进而忽略了胡锦涛和他的团队为此付出的努力。尽管中国目前存在诸多问题，但纵观2008年金融危机会后的世界各国，除了德国的日子好过些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些国家甚至濒临破产。然而中国，至少使国家在正常运转，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坦白来讲，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当家人实属不易。
更根本的是，作为中共建国后首位平民出身的总书记，胡锦涛在10年执政中受到了太多的掣肘，这些掣肘既来自他自身观念的局限，更多来自卸任元老和“红二代”利益集团对他的制约。这让原本就个性谨慎的胡锦涛在政治改革、遏制腐败、破除利益集团等关键问题上魄力不足，建树不多。
这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由于中国强大的利益集团，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万亿财政纾困基金，大部分落入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央企。再加上中国紧密的政商联系，特殊群体在这次危机中的财富聚集反而跃升。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财富的攫取、掠夺，是一种人为拉大的差距。
但是，不能因为中国目前城乡差距和社会矛盾依然突出，就忽略胡锦涛时代在缩小城乡差距、维护公平正义的努力和进展。
事实上，中国农民等弱势群体从来都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权益从来都没有被其他阶层的人群重视，始终是被遗忘的一个群体。相对以往，胡锦涛时代对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扶持，远超前几十年。这从笔者在农村做的一个实证调查结果相吻合。
媒体札记：平坟运动
一、警察也笑了
中共中央机关报头版头条是习近平署名讲话《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报眼辅以评论员文章《向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一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不过，对更多的市场化媒体来说，还是这个版面右下角两项人事变动更有新闻价值。
昨天下午，搜狐腾讯网易和凤凰网就用首页头条带来了新华社最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周永康同志不再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孟建柱同志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与之同期，“赵乐际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不再兼任”亦获公布；今晨9时30分刚过，则是“张德江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兼任”。
最前一条因为涉及到常委职责下调至政治局委员级别，因而更加引发微博热议，尤其是那些一直强调政法委之设置有违法治的律师和学者，更加欣慰。
而此时正好有两件事需要他们扩大音量。首先是李庄案，这位薄熙来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在上周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控告，指责重庆公安局李庄案、龚刚模案专案组（简称“专案组”）警员涉嫌徇私枉法罪。根据财新网报道，他在微博上转发自己的《控告书》全文时如同宣战——“该开始了”。
新京报在努力帮助李庄。继11月8日发表对其专访《李庄：相信中国法治文明进步势不可当》后，又在前天允许学者子且写出《让“李庄案”回归真相和法律》：“一系列的案外事件，将李庄案弄得扑朔迷离、云山雾罩，它俨然成了法律界的‘百慕大三角’。无论李庄是否罚当其罪，目前各种传言满天飞，已伤害到司法公信，应该被纳入司法渠道彻底解决……对李庄案，乃至其他对重庆打黑中有异议的案件，只能回归法律，甄别个案的司法公正、每个被告人的刑罚相当。我们不能因为相关领导的落马，就大而化之地认定打黑案必然都是‘冤案’，这不是法治精神的体现。关键是要回归法律本身，不‘以言代法’，把真相还给公众、让证据说话。”
另一桩案件更是在昨天有了新进展，即@新闻人艾君所言对孟建柱两个期待——“一是复查重庆打黑案件，有错必纠，王立军们造的孽该有个说法了；二是在不远的将来，废掉劳教制度”——中的后一项典型，因为转发微博而被劳教的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
昨天下午16时许，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以官方微博账号转发律师浦志强消息，称任建宇刚刚获释，“已被江津公安从劳教所接出……明天15点开庭宣判”。此后，经由@北京青年报、@网络新闻联播、法律学者@徐昕等助力，此讯得到更大范围传播，令@环球时报也要“夜有所想”：“这起始于去年的冤案，在坚守法治信念的人们的努力下，终于将平反。这将是法治的胜利，也将是民主的进步。不会因转发几个微博、批评几句政府而获罪，应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度赋予公民最起码的权利，不容侵犯”。
各大门户今晨亦以首页重点位置展示这一消息。多是源自京华时报的报道，以引题强调“市劳教委发文称原劳动教养决定不当”，并带来律师的下一步计划：“浦志强说，不论怎么判决，任建宇都不可能再被抓回去，他已经获得自由，他希望法院能跟他一起坚守法律底线。他称，法院宣判后，下一步会为任建宇申请国家赔偿以及精神损害赔偿。”
美国将再次改变世界？
得益于油气产量大幅增加，美国实现能源独立的前景已变得乐观起来。几十年来，“能源独立”不过是几届美国政府喊出的堂吉诃德式口号而已。国际能源署(IEA)本周预计，到2020年美国可能会超越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无论这一前景能否实现，目前美国能源业的变化都将继续改变本国经济的面貌，并将对国际关系和全球能源前景产生影响。
能源独立对美国来说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是，世界石油生产的再平衡已然开始。美国将迅速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并且不久后就将加入液化天然气(LNG)出口国的行列。这与四年前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首次当选总统时人们的展望相比，有很大的差别。2008年，外界预测美国石油产量将会下降，进口量将会增加。结果是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石油生产的好日子即将到头。
与当时预期相反的是，美国石油产量自2008年以来增长了25%，国际能源署估计，到2020年美国石油产量还会增加30%，增至每日1110万桶。如今，石油进口量在美国石油总消费量中的比例已从2005年的60%下降到42%。
“能源独立”的主张最早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73年石油危机当中提出的。自尼克松以来，每位美国总统都做出承诺，称美国可能重返能源自给自足的状态，这样就能减小中东局势动荡和高油价带来的冲击——起码外界是这么认为的。
但直到最近，唯一切中要害的问题似乎是，石油进口增长的速度会有多快？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过去几年导致美国能源供给状况好转的正是高油价下的技术进步，而并不是宏观政策。两项正在开发中的技术——“水力压裂法”(hydraulic fracturing)和水平钻井技术——共同催生了美国页岩气革命。十年之内，页岩气在美国天然气产量中的比例已由2%上升至37%。如今，美国已经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
石油勘探商很快就把这两项技术应用到以往产量很低的岩层上。结果是，“致密油”(tight oil)的产量猛增。致密油的得名是因为源岩的密度很大。
上述非传统生产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其经济效益已很明显。最直接的效益体现在就业方面，美国由此新增了逾170万个工作岗位。页岩气和致密油的开采需要建设很长的供应链，在全美带动了大量支出。正是这些新增工作岗位，赢得了奥巴马和许多州长对页岩气和致密油开采的支持。
这场能源革命的影响将日益增大。到2020年，美国可能由此增加300万就业岗位。其支付的薪水将高于美国平均工作岗位。对于手头拮据的政府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收入。IHS分析表明，到2020年，美国政府来自非传统油气行业的税收和专利使用费收入可能超过1110亿美元。
这场能源革命也将对全球竞争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美国天然气蕴藏量丰富，并且价格低廉——是欧洲的三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这推动了美国能源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让欧洲和亚洲的竞争对手们深受打击。正是由于天然气价格便宜，已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计划投向美国制造业。
石油呢？美国在长期将继续成为石油进口国，但进口量将大幅下滑，部分原因是石油供应日益增加，还因为美国的石油需求已触顶。美国将在石油利用方面提高效率，目前已要求提高汽车燃料效率。越来越多的美国进口石油将来自西半球，特别是加拿大，加拿大目前占美国石油总进口的近30%。（海湾地区的一些炼油商可能仍将需要来自东半球的某些品级的石油。）
Tuesday, November 20, 2012
东盟对美国态度转冷
东南亚各国领导人同意不在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将海上纠纷“国际化”。此举将安抚中国，但给美国和日本在该地区的战略带来了麻烦。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一年两次的会议上，由10个成员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表示，它将只同中国商讨不断加深的领土争端。此言意味着要把美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排除在外。美日等国主张，辩论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涉及其国家利益。
“东盟领导人决定，从现在起他们将不把南海问题国际化，而是完全在现有的东盟-中国机制下专注于这个问题，”柬埔寨高级官员高金洪(Kao Kim Hourn)表示。
高金洪是在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召开两天前发表上述言论的。有18位世界领导人将出席这一峰会，其中包括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中国总理温家宝、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以及日本首相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
作为将重心转向亚洲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在去年加入东亚峰会，而且它还声明，这个峰会应当成为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如南海争端）的主要论坛。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强硬行为表示关切，此举激怒了北京方面。
外交官们表示，虽然某些东南亚国家仍对中国重新显露出的强硬感到担忧，但它们急于在中共领导层刚刚完成换届的敏感时刻避免得罪北京方面。
“中国正竭尽所能淡化南海问题的影响，试图说服东盟国家不在东亚峰会上将此列为重大议题。”东盟一名高级外交官表示，“它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它们明白现在不是与中国闹翻的时候。”
北京方面一贯主张，中国与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在南海的纠纷，以及与日本在东海的纠纷，只应当在双边基础上进行探讨。
中国宣称其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南海蕴藏着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还拥有庞大的渔业资源和关键的全球贸易航道。
近年来快速扩充海军实力的中国，在强调其领土主张方面日趋强硬，导致其与越南和菲律宾发生海上冲突，促使这两个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战略关系。
7月份举行的上一次东盟峰会不了了之地结束。当时，柬埔寨屈服于中国（柬的密切盟友和关键援助国）的压力，拒绝让越南和菲律宾在会议公报中提到它们对近期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担忧。
高金洪表示，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不希望（因在国际论坛提起这些纠纷而）导致事态复杂化”。
他的言论得到北京方面的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印尼和马来西亚领导人在金边同温家宝会谈时同意，南海问题应当在东盟和中国之间妥善解决，不应该成为东亚峰会上的一个关键议题。
秦刚表示，本次会议的焦点应当是如何在东亚地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此言很可能惹恼美国方面。
译者/何黎
中国最大的海外收购
现在只剩下最终的表决了：只要加拿大政府点头放行，中国国有石油及天然气生产商中海油(Cnooc)就将买下加拿大能源集团尼克森(Nexen)。
中海油对这笔交易志在必得，它发出的令人难以拒绝的150亿美元全现金收购要约就体现出这一点。这将是中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收购。中海油雄心勃勃、渴望增长，但受制于手中油气储量有限，必须展开收购。尼克森看上去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家加拿大企业的股东已经以99%的赞成率接受了这笔交易。他们明白，像中海油这样既有能力、又有动力来收购尼克森的买家，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12月10日前，监管机构还不必做出决定，但他们绝不能用《加拿大投资法》(Investment Canada Act)来在潜在买家和卖家之间设置障碍。不管是从政治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来看，都没有理由否决中海油收购尼克森的交易。
最后，还有一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要顾及。虽然他们对这笔交易没有直接发言权，但他们所起的作用同样重要。中海油在香港和纽约上市后，私人和机构股东持有其35%的股份。他们无疑可以随时用脚投票，出售所持股份。那些坚守者则断定，中海油盈利潜力巨大，有理由为此顺从控股股东的选择——尽管控股股东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可能并不总是一致。对中海油而言，收购尼克森显然是一步好棋。但对投资者而言，购买中海油的股票则需要勇气。
另类的中海油
因历史原因，中海油与其他两家中国大型国有石油企业的情况迥然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国解散了石油部，同时设立了中海油、中石化(Sinopec)和中石油(PetroChina)。中石化和中石油继承了旧式的陆上采油技术和基础设施，同时还接管了原有的炼油厂，并按照政府管制下的价格在中国销售石油。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缺乏海上采油技术和知识，中海油别无选择，只能从零开始，并与国外勘探和生产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海上油气资源。
结果，中海油现在要比国内同行更加国际化。尼克森交易将强化这一优势，使中海油在北美获得很大的份额。除此之外，中海油还在尼日利亚、乌干达、阿根廷、伊拉克和印度尼西亚拥有资产，并在中国近海拥有大型油气田。在中国三大石油企业中，中海油还是效率最高的一家。中石油勘探和生产部门的每名员工，每年只生产4000桶油当量，而中海油的数字为6万桶油当量。由于中海油的石油产量远高于天然气，再加上油价弹性大、中海油成本较低、税负较少，因此在全球油气行业中，中海油的每桶油当量净利润比和股本回报率都位居前列（要比雪佛龙(Chevron)高出十分之一以上）。
最后要提的是，中海油在香港发行了35%的流通股；相比之下，中石化的比例不到25%，中石油仅为15%。因此，中海油股票的流动性应该更强。而且，中海油中小股东的表现很不错。中海油过去10年的回报率超过1000%，是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的近5倍。
总之，中海油是最能吸引国际投资者的中国能源企业。不过，它也面临着挑战。中海油已探明储量的寿命只有9年，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去年渤海湾发生溢油事故后，中海油关闭了蓬莱油田，这拖累了其产量增长，暴露出它过于依赖中国海上油田的缺陷。过去5年，中海油油气产量的年均增幅达20%，未来5年的年均增幅将降至6%到10%。在油气行业，并购很少是创造价值的最佳途径，其回报率通常只有勘探投资的一半。但正如咨询公司Wood Mackenzie所言，海上油气发现要耗费10年至15年才能达到产量峰值。按照目前的产量水平，中海油的储备寿命不允许它作此奢望。因此，它才会收购尼克森。
为什么是加拿大？
中海油之所以瞄准尼克森，坦白讲，是因为加拿大有石油、而且人们认为加拿大对外资更开放（例如与它南边的邻国相比）。没错，加拿大迄今确实封杀了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斥资53亿美元对进步能源公司(Progress Energy)的收购。但中海油对尼克森的收购完全不同。中海油已向加拿大政府展开柔性攻势，承诺这笔交易对加拿大“有利无害”。中海油暗示它将在多伦多上市，向尼克森的员工做了保证，还将把卡尔加里当作其北美中心。而且，加拿大卖出的算不上是地质遗产；尼克森只占加拿大已探明和概略储量的不到1%。但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加拿大的油砂开采需要巨额投资、并且很大一部分投资要来自海外，而美国投资者已撤回国内、专注于开发本国的页岩气了。毕竟，美国已走上能源独立之路。
中海油董事杨华曾亲历过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Unocal)失败一事。在试图收购优尼科的几个月前，他精心策划了中海油收购加拿大MEG Energy部分股份的交易。那次收购之后，中海油又收购了更多加拿大资产，这一系列收购在去年收购破产的油砂生产商OPTI Canada时达到顶峰。OPTI的主要资产是艾伯塔省长湖(Long Lake)油砂35%的权益，其余的权益则归尼克森所有，这使得中海油有机会仔细考察尼克森的主要储备资产之一。
如果中海油成功收购尼克森，它的年产量将跃升五分之一，已探明和概略储量将增加三分之一以上。根据麦格理银行(Macquarie Bank)的数据，以现有产量水平计算，中海油的储备寿命将由此延长至18年以上。除了位于加拿大的油砂（占尼克森已探明和概略储量的70%），中海油还将把尼克森位于北海(North Sea)、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和尼日利亚的资产收入囊中。这样，中海油的海外产量占比将从2011年的六分之一升至三分之一。
昂贵，但并不离谱
中海油向尼克森报出的收购价颇为诱人，每股27.50美元的收购价较尼克森未受此事影响时的股价存在61%的溢价。近年来，由于经营表现时好时坏（这在其油砂项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尼克森股价一直处于振荡之中。然而，由于这笔收购事关自己的储备寿命，中海油是以长远眼光来看待这笔收购的，它对收购价格的衡量也是基于每桶油当量的美元价格。从这个角度看，中海油报出的收购价并不贵得离谱。把尼克森的债务包括在内，这笔收购价值179亿美元——对尼克森9亿桶油当量的已探明储量来说，这相当于每桶油当量19.9美元，与最近的大型油气并购交易价格大致相同。经纪公司伯恩斯坦(Bernstein)指出，如果再把尼克森11亿桶油当量的概略储量考虑在内，中海油报出的收购价会降到每桶油当量8.90美元，接近于每桶油当量8美元的全球均价。如果能将尼克森总计56亿桶油当量的不确定储备(contingent reserve)开采出来，这一收购价将降至每桶油当量3.20美元，中海油将因此大大获益。
中海油过去3年的平均勘探成本为每桶油当量18.2美元；收购尼克森的成本并不比中海油增加内生产量的成本高太多。而且，这笔收购是一次着眼长远的押注。
现实问题
以资金回报率或股本回报率来衡量，中海油当前的收益相当高，以至于任何增产或提高储备的努力都会压低这两个回报率。麦格理估计，收购尼克森会使中海油股本回报率减少5个百分点，至15%。换句话说，如果中海油通过尼克森交易以及其他可能随之而来的并购，成功实现了公司以国际并购来获得增长的策略，它将变得越来越像一家跨国石油公司——无论是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来看。
这让中小股东们不得不问几个问题。中海油有能力管理全面国际化的业务吗？跨国石油公司必须小心与当地监管机构、政府以及公民打交道，而中海油在沟通方面并未显示出什么天分。在去年渤海湾溢油事故中，与康菲(ConocoPhillips)合伙拥有蓬莱油田的中海油，用了一个月时间才发布公报。这种表现在加拿大是要不得的，特别是考虑到围绕油砂开发出现的环保担忧。中海油与股东之间的沟通也比较糟糕，该公司对其国际业务的细节提供得太少。
最重要的是，中海油是国有控股公司。中海油董事长王宜林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在中海油的股东利益与它的国有控股背景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但问题在于，中海油的多数股股东是否总有动力作出经济效益为导向的投资决策、并始终愿意与中小股东分享回报。一大风险是，中国新领导层会寻求打造另一版本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完全是政府权力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延伸；或者他们决定弱化国有控股企业，这正是即将离任的本届领导层想做的。目前而言，这两种情形似乎都不太可能出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或许正在减速，但其能源需求仍将保持增长。
只要中海油保持国有控股身份，中小股东们就必须坚持对中海油未来盈利中理论上属于他们的那部分打一个折扣价。折扣应该打多大，还有待讨论。不过，有几个因素对乐于顺从政府决策的股东很有利。生产方面遭遇的挫折正使中海油的股价处于历史低位附近，但蓬莱油田的生产已经恢复，并且产量在不断攀升。买下尼克森会进一步增加中海油的产量，为其带来更为平衡的勘探与生产组合，最重要的是，此举将延长中海油的储备寿命。即使加拿大政府否决了这笔收购，中海油也能够寻求其他选择——它一年的派息后现金流达25亿美元。它接下来可能会收购一些较小的公司，或是非洲近海一些前景看好的勘探项目的权益。尽管在中海油扩张的同时，其回报率会出现回落，但它在成本结构方面仍将保持优势。全球投资者承受不起忽略中海油的代价。
何丽补充报道
译者/倪卫国、简易
媒体札记：打翻的鸡汤
一、改革此其时
尽管已是闭幕后第5天，大红色的十八大专题仍是门户网站铁打的头条，唯一区别是发号施令的主角由胡总书记变成了习总书记。周六周日以来，分别是《习近平：胡主席主动提出不再担任军委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党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倒已经率先从喜庆模式调回了工作模式。前天头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当前首要任务是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昨天是在两任军委主席身着戎装的合影下刊发胡锦涛十八大报告，今晨则是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全文、解读，以及习近平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不过，这些已由新华社向全国媒体播发的通稿，并不能显示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特别权威。所以，能被新浪腾讯看中，推荐在新闻首页的还得是《人民日报对话专家：收入倍增不意味着人人翻番》。与经济周刊封面报道《收入十年倍增，幸福年年提升》呼应，这是“十八大热词”系列报道第一期，由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推测：“这个倍增是去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的‘纯倍增’，但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翻一番。应该是低收入者收入增长得更多一些，中等收入者平均增长，高收入者慢一些。”
先请苏会长排队稍候，此时，东方早报用封面导读自家记者早在半个月前就已完成的采访——《俞可平：收入分配不公是社会不公最深刻体现，必须改》。根据文中记录，这位因《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红遍海内外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承认“我想说话的时候会找你们媒体的。”所以，这份与俞局长互相需要的上海报纸，以四整版访谈摘录其核心观点：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评价幸福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逾七成民众认为社会不公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最危险的不是“贪钱腐败”，而是“特权腐败”；政改的机遇期也是科学发展的机遇期；增量改革必须突破既得利益格局；政治发展要突破，而不是突变；通过系列制度创新最终实现善治理想；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
至少倒数第三条也是符合人民日报立场。“七日谈”本期选中的议题是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并获搜狐和同为喉舌的央视网扩音。作者马国英回顾这项制度的产生发展，强调：“改革不是‘变魔术’，不能指望一夜之间所有的制度都建立起来。评价一项制度的价值，就是要看其是否能够建设性地回答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在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的中国’实行一项新的制度，必须要有充分的实践基础。许多地方的情况说明，书面上被论证是正确的，在实践中未必行得通；一时行得通的，时间长了未必行得通。”
“复杂的中国”——这听上去多么像是胡锡进在说话。人民日报海外版今晨还在用头版评论称赞习近平“就职演说”备受中外舆论好评，而环球时报早在前天就已以此及胡锦涛“全退”为据，喜称“社会信心这两天受到新的激励，‘后十八大’时代呈现强有力的出发状态”，并表明期待：“国家需要以一系列行动保护、壮大民间情绪中那些积极的东西，促进舆论的稳定，避免十八大后对国家前途的乐观逐渐被必然会冒出来的各种问题消磨掉，使抱怨连成片，主导舆论的面貌。”
Monday, November 19, 2012
日本首相警告国民提防“极端”民族主义
日本首相警告国民不要对外国人表现出过度敌意。目前有很多分析人士称，在与中国的领土纠纷升级之际，即将举行的选举将标志着日本政治向右转。
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强调有必要冷静处理与中国在东中国海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译者注）问题上的纠纷。
在日本定于12月16日举行的大选中，中国日趋强悍地强调其海上领土主张将成为一个关键的竞选议题。中国的行为也是昨日在柬埔寨开始的一系列亚太地区峰会的主要议题。
野田拒绝接受中方对日本处理岛屿纠纷的批评，但他也把矛头指向他所称的一种可能导致危险的“气氛”。他表示，这种气氛的形成，可能危及日本有效处理岛屿纠纷的能力。
“健康的民族主义不可或缺……但是如果搞到极端的程度，那就变成了对外国人的敌意，”野田表示。
他不愿说明他认为谁要对这种新的气氛负责。但是，日本各大反对党领导人都已采取了相对强硬的对华立场，这些政党正在挑战野田所在的民主党的执政地位。
这位日本首相称，日本需要看到日中关系的大局。人们普遍预计，野田所在的中间偏左政党将在定于12月16日举行的大选中被赶下台。
野田表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气氛或情绪正在形成……说狠话有可能吸引公众，但对国家来说那将是最危险的事。”
反对党自民党党魁、接替野田出任首相呼声最高的安倍晋三(Shinzo Abe)也发出信号表示，他将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近几周来，安倍誓言“坚决保卫”尖阁诸岛，承诺提高国防支出，以向北京方面“发出一个信号”。
曾发起购岛开发努力、从而引发当前尖阁诸岛危机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过去曾在谈到中国人时表现出轻蔑，他还形容中国是咄咄逼人和奉行扩张主义的。
译者/何黎
中国领导人必须拥抱民主
随着中共新一届领导层的亮相，许多中国和西方观察家头脑中的问题是：中共是否将允许民主化改革？
跟以往的类似场合一样，这一次党给出的回答仍是明确的：中共无意放弃权力。在十八大开幕式上，即将离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驱散了外界对于中共是否决心延续政治垄断地位的疑问。他提出，中国领导人“绝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换句话说，不会放弃一党制。
尽管胡锦涛的表态必须得到认真对待，但也有必要记住，中共对中国的未来并不享有唯一的决定权。事实上，虽然其仍在信誓旦旦，但党目前承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它通过民主化改革交出权力。
一党制变得更加不稳固的最重要迹象是，民主化辩论又回来了。知识界意识到现状不可维系，从来都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就中国而言，知识界的这种觉醒受到中国经济和社会一些强大趋势的推动。
以支撑中共统治的中国经济表现为例。面对近来增长放缓，许多人绞尽脑汁思索个中缘由。获得最大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的“恶性肿瘤”已经四下扩散，正在扼杀中国的经济。
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是中国各类经济弊病（宏观经济失衡、歧视私营部门、监管过度、金融抑制以及创新乏力）的根源。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中共背弃了市场化改革方向，转而把政府主导的投资行动作为增长引擎。在一段时间里，一系列一次性的有利因素，如人口结构红利（导致劳动人口相对于非劳动人口的比例较高）、全球化和信贷繁荣，带来了令世人瞩目的高增长，也掩盖了这一掠夺性制度所造成的代价。
眼下的经济增长放缓，暴露了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中国各界正快速形成一种共识：今天的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首先是民主化改革。若不授权于民，既得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中央部委以及执政精英的家族）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种种特权。
如果为了继续执政而重振经济增长的动机，尚不足以促使中国新领导层冒险启动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日益升级的各种社会紧张将迫使他们顺应形势。对社会不公、贪污腐化和环境退化感到不满的中国民众，如今比以往城市化程度更高、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联系更紧密，他们已开始在非常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上对党发起挑战。最近因环保问题引发的多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大型工业项目被取消——只不过是未来局面的先兆。天天发生500人以上的抗议活动，是显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又一个迹象。
从国际经验看，中共很可能将要进入最终下台前的危机时期。自从葡萄牙1974年开始民主转型以来，全球已有大约80个国家完成了由威权体制向不同形式民主政体的转型。当然，这些转型并非都产生了高质量的民主政体。但当今一个引人瞩目的事实是，世界上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家（195个国家中的48个）仍在实行威权体制。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这一政治民主化进程。就中国而言，最相关的两大因素是一党制的失败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后果。
如何实现十八大经济共识
随着中共“十八大”闭幕，新一届常委名单也随之出炉。这份名单中，仅有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核心人物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年龄在60岁以下，其他5人中最年轻的王岐山也有64岁，按照中共内部不成文的规定，本届5年任期届满，超过70岁的常委将不会留任。这也意味着习近平和李克强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初步成形，而这也将保证中国的经济政策将在未来今年内保持平稳。
外界对于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讲话，普遍评价较高，因为在讲话中习近平主要提及了实现民族复兴、提升人民福祉和打击腐败的主要任务，而没有空洞的口号式语言。习近平提到，“人民希望有良好的生活和保障，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简单的几句话事实上勾勒出未来的政策导向和经济发展方向。
这样的一个简短讲话，与胡锦涛在十八大开幕当天所作的报告，事实上形成了执政党的经济共识，即让更多的人更加公平地分享经济健康发展的成果。媒体报道称，胡锦涛的这份报告原文大约为3万字，而本次会议上并没有全文宣读，却仅仅涉及了主要观点。
胡锦涛在报告中提到，中国目标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提出在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与2010年相比“翻一番”的目标，据新华社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党代会上首次提出人均收入的增长目标，此前中共仅仅提出GDP增长目标。
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提出，并不是空穴来风，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名义人均GDP增长率平均高于人均收入大约1.8个百分点，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国更加注重财富的积累和储蓄，将其用于投资，而非用于居民收入增加，来实现消费的增长。
明确GDP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发展的目标，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其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胡锦涛也表示，将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同时强调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这也意味着，城镇化仍然是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无独有偶，“北大博士”李克强的博士论文也以城镇化为题。而以城镇化为主导目标的“十二五”计划的起草事实上也在中央的全盘统筹下、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负责协调起草工作。这不仅体现了中共在政策决策执行上的传承，也意味着到2015年前中国的整体经济政策将不会出现重大的变化。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也意味着执政权力将向总理进一步集中，其考量可能是出于保持整体政策的连贯性，强化执行力度。
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城乡一体化也被重点突出，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增加投资，也将通过城镇化来实现城乡结合，来推进城镇和乡村的协调发展，增加人民收入，并实现消费的最终增长。
当然，更有内涵的城镇化需要产业升值、服务业的发展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这样才能保持发展模式的竞争力。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金融市场化必须加速，打破国有体制对金融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垄断，扩大民营资本对这些行业的准入，投资与营运。
Sunday, November 18, 2012
读者来信：中国领导人选拔机制的根源
注：这封来信来自美国伊利诺斯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Khairy Tourk)。
先生您好，我由衷地认同贝淡宁(Daniel Bell)与李世默(Eric Li)提出的“中国政府体系植根于自身文化和历史”的观点（见《为中国政治模式辩护》(In defence of the Chinese way of picking leaders)）。这种体系产生了能力卓著的领导层，能够一以贯之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中国领导人从他们的经验性知识中汲取力量。若要成为处于国家权力顶峰的9个职位的候选人，必须要完成过多项充满挑战的工作，其中很多人两次担任过省级领导人，每个省的面积都堪比欧洲某些国家的国土面积。
尽管成就斐然，但中国的领导人在西方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西方总是批评中国缺乏民主，腐败猖獗。这种误解的部分原因在于，支撑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伦理基础，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罗布•吉福德(Rob Gifford)在《中国之路》(China Road)中指出，在欧洲，“基督教的存在……往往独立于君主权力，这一点在制衡皇权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督教还造就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他们不会向君主宣布效忠。”相比之下，在古代中华帝国，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都会到政府部门担任公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佛教的影响力。
此外，儒家社会道德的基础不是君权神授。在这一体系中，忠孝原则从家庭延伸到政府，形成“家国”的概念，皇帝扮演者“君父”的角色。中国人对家庭极度看重，向裙带关系敞开了大门。正如官员应该服务于政府一样， 他还得帮助亲属发家致富。至于法律体系，肯尼斯•斯科特•拉图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中国人及其历史与文化》(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中写道，中国社会“缺乏律师这种博学的专业人士，而律师在西方却举足轻重……裁决通常会偏袒向身家最丰厚的人。”
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把新加坡（中国人占75%）当作改良威权主义政权的典范，这种政权根除了腐败问题。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彻底根除腐败比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岛国要困难得多。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未来，谁也无法预测它会如何演进。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一体制肯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读者：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
伊利诺斯理工学院
经济学教授
伊里•图尔克
译者/倪卫国
习近平塑造亲民形象
昨天早上，在全中国正等待新一届领导人亮相的那段时间里，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播了一些宣传片。在新任中共总书记带领其班子在全球受邀媒体前亮相之前的一个小时里，两位男士在演播厅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
随后，习近平出场了。在未来10年里，他将领导中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他陈述自己施政纲要的演讲仅用了十几分钟。其施政纲要概括起来就是：努力实现中华复兴，解决令人民不满的问题，根除腐败。演讲中只有一次提到了社会主义。
习近平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与前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10年前就职时主要谈论中共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创新不同，习近平的演说语言平实，易于为不是党员的普通群众接受。
许多观察人士对习表示欢迎，认为他有西方政治家的风格，希望他能为“官老爷”时代画上一个句号。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克里•布朗(Kerry Brown)表示：“过去10年里，人们习惯了胡锦涛呆板、面无表情的形象，（如今，）只要新的领导人面部表情稍微丰富一点……那就是革命性的。”
习近平承诺要解决教育、医疗保障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过去胡锦涛把执政重点放在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平衡性方面，尤其关注三农问题。如今，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开始关注中产阶层。这一阶层一直是支持中共推进经济改革的中流砥柱，但如今他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
北京中国研究中心(Beijing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主任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表示：“习近平开始谈到‘房奴’阶层的问题。”
习近平强调新一届领导班子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承担的责任。其次才谈到中国共产党，并且也只是为了强调反腐败和反官僚膨胀面临的挑战。美国波士顿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说：“他看上去是那种行动迅速、有独创性的人，也有政治实力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胡锦涛卸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习近平就有了更强的权力基础重启改革。在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内，改革陷入了停滞。中共将中央政治局常委数量从9个减至7个的决定，可能也有利于习近平开展工作。
这种有利于提高执政效率的安排正是习近平所需要的，因为他可能没时间慢慢来。
傅士卓说：“习近平将很难保证能在自己的两个任期内保持政策连续性，因为新一届7人的领导班子中有5人将在5年后退休。”
中共任命经验丰富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危机管理能力出众的王岐山为中共中央纪委书记，习近平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演讲中特别提到反腐败问题，这两件事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但一些分析人士仍表示怀疑，因为中共的反腐斗争多年来一直受到私人关系网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傅士卓说：“习近平必须限制地方官员滥用职权；新一届领导班子必须针对地方上买官卖官的行为采取行动。这才是关键。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在这方面开刀。”
中国的改革受到一些深层次矛盾的阻碍而无法推进，要克服这个问题，习近平的杀手锏或许就是其作为中国革命领导人之子的家庭背景，以及其个人领导魅力。
三星在韩国引起不安
本月传来消息称，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正在蚕食苹果(Apple)在平板电脑市场的份额，削弱后者在该市场的统治地位——此时距三星超过苹果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还不到一年时间。
作为目前全球营收最高的科技公司，三星在韩国国内的影响力更是大得惊人。去年，三星的营收达到1490亿美元，相当于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
三星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引起国内供应商、政界人士和竞争对手的不安。供应商正在竭力避免过于依赖向三星供货；政界人士担心三星的影响力；竞争对手则苦于跟不上三星的增长速度。
三星的许多最重要部件是自己生产的，另外它也向不少国内中小企业采购部件。随着三星的利润不断增长，这些中小企业的利润也在增长，但这种盈利模式也伴随着风险。
“三星不希望其代工企业同时向苹果或LG电子(LG Electronics)供货。”韩国产业研究院(Korea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rade)研究员Joo Dae-young表示，“如果一家代工企业为某一大客户进行定制化生产，它就很难实现客户群的多元化。”
三星“在供应链系统的管理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半导体材料生产商Soulbrain表示，“我们将保持每年20%至30%的研发投入增幅，因为如果品质不够好的话，三星就不会使用我们的产品。”现在，Soulbrain的营收有一半来自三星。
但是，有些投资者担心，三星的供应商基本不具备跟三星讨价还价的实力。邓普顿新兴市场集团(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Group)执行董事长马克•默比乌斯(Mark Mobius)表示，由于担心三星供应商的利润受到三星的挤压，他旗下的基金没有对这些供应商进行投资。
三星对这类说法不以为然。它表示：“供应商实力增强对于三星提高自身竞争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在管理上将继续强化与供应商共同成长的策略。”
尽管如此，由于担心这家韩国最大的企业对国家的影响力过大，韩国政界人士已呼吁对三星和其他财阀的实力进行制约，这也是下月韩国总统选举之前的竞选活动的一个主题。
与此同时，三星的国内竞争对手要被迫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自己在全球科技市场上是如何落到三星后面去的？LG电子就正面临着最强烈的质疑。如果投资者10年前同时买入三星和LG的股票，那么他（她）去年5月初会发现LG股票的表现大大强于三星。但自那以后，LG的股价跌去了三分之一，而三星的股价却上涨了42%。
LG内部人士表示，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LG对这波智能手机大潮反应迟钝。不过，这些人士表示，LG手机部门已开始从最近的“重建”期收获回报。
LG凭借今年第三季度销售的强劲增长，扭转了最近的亏损局面。尽管如此，就连那些乐观的分析师也不认为，该公司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其在智能手机市场所占的份额（现为4%）再提高好几个百分点。
在三星成功的背后，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因素是，该公司通过自行生产三星手机关键部件获得的协同效应和效率。销售内存芯片所取得的利润（三星是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制造商），为三星在智能手机领域的投资提供了部分资金；反过来，手机部门的利润又确保了三星对半导体业务的持续投资。
全球第二大内存芯片制造商SK海力士(SK Hynix)就没有这样的靠山。在过去5个季度中，该公司有4个季度录得营运亏损。个人电脑市场需求萎靡压低了DRAM的价格，整个行业对产能的巨大投资导致用于智能手机的Nand芯片供应过剩。
Sanford C Bernstein分析师马克•纽曼(Mark Newman)表示，SK海力士将受益于DRAM价格出现的回升（在该领域的竞争中，该公司显然不敌三星而排在第二位），尽管其在Nand技术上已落后于三星。
然而，三星逾200亿美元的年度资本支出预算令其所有的国内竞争对手都望尘莫及——在这些对手试图在创新方面缩窄与三星的差距之际，这一点令三星获得了强大的先发优势。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开创历史
一、高风亮节
“刚才直播，视频最高在线XXX万，音频最高XX万，顶一场中上水平的NBA了。还行吧！点评：彻底、平稳地移交政权，是这次大会献给中国的最大遗产”——很少在微博上表明个人态度的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昨天下午14时26分发布以上留言。前半部分可以说明，政治如今已不再是中国民众生活的全部，哪怕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在互联网上也比不上体育或者娱乐明星有人气；而后半部分的点评，则代表了时事观察者的普遍感受。
在通过新华社通报得知胡锦涛不仅卸任总书记，而且也没有仿效江泽民恋栈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后，左、中、右各路意见领袖异口同声表示欢迎，称赞其“裸退”开创历史。凤凰网子夜时分发挥自家卫视的独特优势，重点推荐吕宁思点评节目，宣布胡锦涛“开创了60多年来执政党领导人‘到站下车’、‘全身而退’的首例，广为外舆论所关注。这表明中共内部的体制已经渐入佳境”。
感慨万千，东方今报编委盛大林特地翻出泛黄的报纸档案，微博回忆往事：“十年前的今天，全国的报纸都在等人民日报，因为不知道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这一等，竟等到了凌晨五点多！而等来的头版也确实非同寻常。当天下午出报的新民晚报等不及，就按常规把总书记排在最前面，后来发现‘错了’。今夜应该不用等那么久了，因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同时交班，情况比当年简单得多”。
是的，连人民日报的决策者也决定公开表示赞许。“一次彻底的退出，塑造权力交接新样式；一个平易的见面，展现治国理政新格局。今天，权力核心干净利落交棒，让人感佩结束的毅然决然，也看到开始的欣欣气象。办好中国的事情，需要每个人参与和推动，而政治家的勇气与担当至关重要。中国正在改变，中国还要改变。变革，请自权力始”——这条“你好，明天”的帖子得到包括央视网所属@网络新闻联播以及@第一财经日报等多个媒体账号助推，12个小时内转发数超过13000次，达到近期晚安帖影响力新高。
心情愉快地说出“今天很特别。今天很新。晚安”后，今天一早，@21世纪经济报道又把第一条微博用于转发新华网《权力平稳交接：中共更加成熟的一个标志》。这条稿件此时亦正套红展示在这家中央喉舌网站的首页上、五大门户的十八大专题中，是以引述专家评价的方式称赞“新一届最高领导层的诞生标志着中共再一次按照自己的模式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这已经足以载入史册”。
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评价还得来自接任者，习近平同志。他称赞“胡锦涛等带头离任体现高风亮节”的讲话被推荐在腾讯网易和凤凰网头条位置，链接到的是新闻联播视频节选。
是得节选，因为昨晚那场新闻联播是史上最长一次，比15年前邓小平去世后那天还要长。当@央视新闻18时作此预告后，引发躁动，纷纷以“剧场版”称之。其实，前两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习近平等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均已在昨天下午通过各渠道广而告之，但紧跟的《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并发表重要讲话》却是第一次公诸于众。
FT社评：习近平应当启动中国改革
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和公众说的第一句话是：“大家好！让大家久等了。”他指的是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的记者见面会推迟的事情。但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一刻到来之前长达数月的预备期，在此期间薄熙来戏剧性地落马，而习近平自己也曾神秘地消失于公众视野长达两周。
习近平的开场白随意、坦诚，为他接下来的讲话定下了基调，并与前任胡锦涛略显机械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谈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说，“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存在贪污腐败、脱离群众等问题。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前任胡锦涛所常用的意识形态口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出现了一次。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现代领导人。
习近平同时还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打破了此前的惯例。正常情况下他可能还需等待一至两年。明年三月习近平还将成为中国国家主席。虽然有薄熙来事件的干扰，这次换届仍堪称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顺利的一次权力交接。对于将习近平看做潜在“改革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迹象。一些人从政治局常委人数从九减到七中看到了希望。一个较为精简的领导集体更有利于改革措施的推进。但对此感到过于兴奋则大可不必。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以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等潜在的“改革派”均未入选。七常委中有四位属于“太子党”，包括习近平本人，而通常来说像“太子党”这样的党内贵族对推行重大改革的积极性并不高。
新一届领导班子不论以后表现地极其保守还是倾向改革，都将面临一系列长期悬而未决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日渐艰难。习近平亟需改革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增强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他还应加速推进建设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的税制。
中国民众的要求正变得越来越高：除了经济增长以外，他们还希望空气更清洁，铁路更安全，腐败程度降低。习近平应努力满足而非压抑民众的愿望。在外交政策方面，习近平也大有可为。他应当寻求修补与日本的关系，近几个月来中日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或许习近平还应做好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打交道的准备。奥巴马在首个任期开始时向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但在受到冷遇之后态度逐渐变得生硬。
以上是习近平所能采取的部分举措。但不必对此过于激动。他的谈吐举止或许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但在他证明自己的改革决心以前，或许应当更谨慎地假设。他的最终目标和他的前任们一样，仍是维持共产党的权力。
中国新领导层第一道关
此次中国领导层换届正值世界经济处于不稳定时期。欧洲仍在试图寻找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解决方案来化解欧元区危机，美国濒临财政悬崖。发达国家的调整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也许需要持续到本十年结束。对中国而言，这种外部形势意味着出口的高速增长将永远成为过去。
中国国内的挑战也同样严峻。中共“十八大”承诺，要让居民人均收入在2020年底前翻一番。以过去的增长速度衡量，这个目标并不过分。然而，有几大因素可能让这个目标在本十年内实现变得富有挑战性。面对出口增长减速，中国必须扩大国内市场。然而，十多年来，家庭消费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下滑，没有明显迹象显示未来这个比重会扩大。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见顶，在那之后，中国将只能依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来实现经济增长。作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会在2015年至2020年之间的某个年份见顶。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中共新一代领导层似乎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十八大”强调了几项改革措施，以求应对这些挑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是改革户口制度。户口制度建立于1958年，目的是限制劳动力流动，特别是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这项制度事实上是将一个人的合法居住地限定为其出生地。然而，如今中国有2.4亿流动人口，其中1.6亿人属于农村户口。
实际上，中国在2012年2月就宣布了新的户籍政策。其中提出，小城市的外来人口如果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包括租房），可以申请落户。中等城市的外来人口如果在一个城市连续工作和居住三年以上，同样可以落户。
如果这项政策得到实施，将极大地促进国内消费，原因有两点。首先，工人把大部分收入储蓄了起来，因为他们必须为将来回老家做准备，如果让他们在城市里落下户口，将稳定他们的预期，促使他们增加消费。根据粗略估算，如果中国农民工消费水平提高至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中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增加4.2个百分点。
其次，一旦入了城市户口，工人会把他们的孩子和父母接到城市，而城市人口增加将为服务业打开更大的市场。中国服务业严重发展不足，因此很有希望填补2015年-2020年期间制造业占比下降造成的缺口。
中国领导人并非选举产生，但仍然存在政治周期。在1978年至2002年期间，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效率，但也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土崩瓦解，同时也忽略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在过去的十年间，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政府出台了重大举措，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并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在教育领域。
在某种意义上，这届政府可以说有些左倾。因而有理由预期，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将重返改革轨道。“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没有提及工资改革。现任总理温家宝推行了工资改革，以期扭转中国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新一届领导层显然不想延续现任政府的左倾政策。
如果新一届领导层希望推行“十八大”期间阐述的改革措施，他们将面临艰巨的挑战。在宣布户籍改革8个月之后，中国仍未出台具体实施计划。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本地居民都反对此次改革。地方政府认为，接纳外来人口将极大地增加地方公共财政负担，而城市居民认为，外地人会危及自己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并挤压他们本已紧张的生活空间。与以前那些为社会带来明显益处、只增加个别人群负担的改革不同，户籍改革不会立即带来益处，却会明显、而且立刻威胁到大多数人口的利益。
新一届领导人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才能为“十八大”期间承诺的改革争取到适度的支持。姿势已经摆好了，现在我们等待真正的行动。
（本文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主任、《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主编姚洋。）
译者/何黎
习近平见面会实录
11月14日，星期三，中共“十八大”闭幕日。
闭幕会的上半段议程，是闭门会议。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外，上千名中外记者等候两小时后，获准入场旁听下半场。
尾声是三项表决：政治报告、中纪委报告和党章修改案报告。胡锦涛总书记主持表决：同意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弃权的请举手。三项表决结果，均全票通过，无一人反对，无一人弃权。大会堂内，巨大的扩音器里，不时传出各种男声错落有致的报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通过！”。全场，爆发热烈掌声。
当晚，中国国家电视台CCTV的“十八大”特别新闻中，没有出现这段“没有”的画面。
走出人民大会堂时，耳边恍惚，仍有“没有/没有/没有”的幻听。 新闻中心，邂逅一位外国记者同行，有些低潮：“这次特地飞来北京，报十八大，最重要的就是见证明天的新领导层上任与媒体见面。但中方说，名额有限，我未得到请柬”。我安慰她，让她再与中方好好协商，放在替补名单上。听罢，她赶紧上楼找新闻官，协商去了。
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大闭幕后，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应大会发言人之邀，率另外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并接受提问，开启一个新惯例。此后，从十四大到十七大，一中全会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后，常委们都会与中外记者见面， 成为媒体追逐焦点。
大会新闻中心通知说，周四的见面会安排在一中全会结束后，11点许开始。不到九点，我赶到东门外时，已有上百中外记者等候。 摄影摄像记者居多，多扛着摄像机和三角架等重家伙。新闻中心一官员告诉我，见面会共邀请了260多位外国记者，尽量照顾国际媒体。
早上，突来寒流，风有些刺骨冻人。队列中，一位外国记者，指着手上的请柬说：“这里有个注意事项，特别提醒严禁携带武器、弹药和爆炸物。”此段文字果然幽默，众记者，已忙碌一周，大笑。暖身。
按照惯例，每届党代会闭幕后次日，即召开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因一中全会属闭门会议，中外记者们直接在东大厅等候。 闭幕日那天，我在安徽厅，邂逅美国女摄影记者Gwendolyn。她已过花甲之年，高大，但腿脚不便，拄着手杖。她在哈佛拿的政治学博士，但一辈子给了摄影。她抱怨说，在场很多记者未经她许可，随便拍她照片。她很不喜欢。她要求一位记者把拍她的照片立马给删了。她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仅书签大小的黑白老照片，说：“我不重要。 他重要。”
照片上，是一脸笑意的中年胡锦涛，一束射灯漫洒在他身上。 这是1992年Gwendolyn采访中共14大时给未满半百的胡锦涛照的。二十年前。胡总首度进入中国最高权力层，成为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总书记江泽民这样介绍他：“这是一位年轻人，胡锦涛同志，今年49岁。”政治磨人。外界已很多年没有看到胡总如此阳光释怀的微笑了。Gwendolyn告诉我，明天她要去拍胡锦涛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完成一个时代的记录。
东大厅内，除了官员与警卫的预留席外，几无空座。得一工作人员相助，我在两家海外重要媒体高大的摄像机位空隙，找到一个站位。背后摄像台阶上，一位欧洲电视记者正在责骂日本同行的摄影凳太高，挡他的镜头。平时通情达理的同行，到了现场一线，也有翻脸的时候。
微妙时刻的权力交接
那七位身着黑色西装、上了年纪的男士虽说是新面孔，但当他们拘谨地走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时，一举一动都按照与10年前他们的前任们几乎一样的剧本。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依次介绍了这些新出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则鞠躬并互相鼓掌。接着，在习近平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之后，他们鱼贯走下舞台，他们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执政就此开始。
中共的这套仪式十年来几乎没怎么变过，而中共的领导人仍然是由党内元老组成的小集团秘密挑选出来的。
但是中国的情况自上次换届以来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共要维持长久统治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习近平昨日在北京的讲话中同样承认了这一点。这次讲话异常坦率，并且很少出现中共官员惯用的口号。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如果七位领导人需要任何证据证明10年来周边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只要看看中国的“推特”(Twitter)——微博(Weibo)——就行了。一些评论者把矛头直指政治局的古板作风，无所顾忌地拿常委们的讲话风格取笑，说他们推迟一小时露面是因为要化妆。
在中国新领导层上台之时，有关方面能够可靠地把那些令人难堪的事情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就像当年“非典”(Sars)和艾滋病(Aids)爆发时的情况一样。不过，他们僵化的政治体制将难以应对越发具有批判性和对抗性的公众舆论。这一点在去年的动车事故中显露无遗，当时微博上目击者的评论迫使当局采取了直接行动。这在十年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击鼓传花
实际上，公众的抵触情绪正在加深。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估计，2010年全国发生18万多起群体事件，而在2002年官方估计为4万起左右。孙立平据说在习近平读博士时指导过他。
上届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增加国内安全预算，加大“维稳”力度，也就是对任何被视为会威胁到现状的人进行压制。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中国政策研究项目(China Policy Programme)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表示：“对于中国最近五年，特别是2009年以来的这段时期，我认为其特征是威权体制下的停滞时期，所有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都流产了。我恐怕在习近平执政时期这种情况将会持续。”
即将交班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他们执政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1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双位数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也相应大幅度提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差不多是10年前的五倍，而且中国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上升为第二大经济体。
在这一时期，中国外汇储备从2870亿美元跃升到3.3万亿美元，中国年出境游人数从不到1700万增加到7000万以上，而全国公路里程增加了一倍以上。
然而，中国政策制定者、学者及官员中最常见的评价却是，胡温执政期间中国经历了“失落的十年”，他们收割了前任们英明决策的果实，却未能为中国未来勾勒出一幅可行的愿景。民众揶揄他们在玩“击鼓传花”游戏，这是一种类似于西方“传包裹”或“抢椅子”游戏的中国传统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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