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31, 2013

媒体札记:求助的代价

一、关心政治

以宪政为关键词的政治风向揣测,已经绵延一周有余。自10天前红旗文稿上那篇论述“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文章出现以来,敏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微博论坛上接连传阅着一个又一个最新发现的危险信号。昨天,曾经出现“光明日报刊发中国宪法学权威许崇德教授撰写的《宪政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驳斥党刊官媒对宪政理念的攻击”的说法,被宪政守护者一度视作难得声援。但稍顷,即有人指出,那份排名第二的中共党报并未有此项举动,此说更像是迫不及待者将旧文重贴当作“救命稻草”。

真实的,是打击,而且是本轮舆情迄今最为疾言厉色的打击。由中宣部主管的党建杂志,本期封面即推荐《认清“宪政”的本质》和《西方“普世价值”不是灵丹妙药》,其中尤以前面一篇,经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后,在昨天被异议者察觉,奔走相告,惴惴不安。

门户首页展示之时,新浪拟定的标题是“《党建》杂志: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基本政治概念”,而搜狐网易凤凰,则是选取了微博论坛间聚焦最多的那句“宪政主张就是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这两句要点都源自原稿附上的精彩导读:“‘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以落入其背后隐藏着的‘话语陷阱’”。

文中,更有对“社会主义宪政派”——即激进者嘲讽的“改良派”“递折子派”——的否定:“‘宪政’的讨论不是所谓‘词语’之争,‘社会主义宪政’的主张是种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 我们应当看到,在西方以及在我国受西方影响甚深的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宪政有先入为主甚至是‘约定俗成’概念,即认为宪政是与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中立、新闻自由等紧密相连的。一旦我们采用了‘宪政’或‘社会主义宪政’的语词,把‘宪政’当作指导性的基本政治概念,国内自由主义主导的宪政思潮会更加泛滥,社会思想领域会更加混乱,境内外敌对势力就有了对这一新提法做出肆意解读的空间,一步一步地来逼迫我们用自由主义的宪政理论主导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政’,干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向。围绕‘宪政’问题的争论并非语词之争那样简单...... 既然我国已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功之路,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概括,其实就不必再借用‘宪政’的帽子了。”

微博上,@贺卫方当即举着此文网页截图,笑问:“‘社宪派’诸君,这耳光子疼么?照本文逻辑,你们怕不是社宪派,而是涉嫌颠覆派了”。作为“社宪派”意见领袖之一,@童之伟看上去倒没有什么惊慌,他将这篇《认清“宪政”的本质》贬作1990年前后的“棍子”,并与同道中人一起嘲笑署名作者“郑志学”更像是“政治学”的谐音——“难怪文后没有标注作者单位、身份。杨晓青、苏长和至少敢用实名呢。一蟹不如一蟹”。

领土争端交应由国际仲裁

九段线、五名法官、两名当事人——这听起来就像电视真人秀。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却不易为人察觉的开端,它将开启一个过程——根据法治(而不是丛林规则)来划定各方激烈争议的亚洲海上边界。

九段线的说法出自中国。它标记出被北京方面称为中国自古以来领土的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这一广袤的水上通道与其他几个亚洲国家相邻。五名法官已被选定,由其组成合议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决定九段线说法的有效性。

两位当事人是提出诉讼的菲律宾和因九段线声明而遭挑战的中国。严格来说,只有一位当事人,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但中国还未屈尊认可这一程序。

亚洲国家——特别是为数不少的与中国有海上争端的国家——正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该案。不过,由于担心冒犯中国政府,这些国家几乎都不敢作太多公开表态。不管你认为这是勇敢还是轻率,菲律宾只能孤军作战。

菲律宾政府希望,将围绕这片靠近菲律宾海岸的水域和岛屿的菲中双边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这步棋带有一种绝望的意味,它似乎表明:菲律宾看不到通过对话取得进展的任何可能。纽约大学法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Unclos)中国法及国际法权威孔杰荣(Jerome Cohen)教授表示,菲律宾这一“意外举动”的大胆使北京方面感到震惊。

在1月份启动的本案,可能将用四年时间才能走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系统的程序。对于这个遍布爆炸性领土争端(包括中日之间围绕东海无人居住群岛的争端)的地区来说,本案可能产生巨大影响。

菲律宾请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九段线的有效性作出裁决。中国于1947年划定九段线,以表明中国的说法,即中国长期对几乎整个南海实行管辖。这一领土声明与菲律宾从其海岸线算起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有所重合。

无论中国参与与否,本案都会进行。中国政府放弃了提名仲裁员的权利,但仲裁员名单还是出炉了。这些仲裁员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1982年达成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管辖范围实际上非常狭小。多数情况下,其活动限于判定某块岩石是否算作岛屿——从而判定其能否作为12海里领海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依据。某个岛屿属于Y国还是X国的问题,并不在其管辖范围内。

即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宣告其有权裁决本案,我们在过于兴奋之前还应该记住至少三件事。首先,与人们经常作出的假定相反,国际法不是某种牛顿定律式的绝对原则,而是源自二战后世界秩序、各国间达成的一系列通行规则,反映世界秩序的现实。国际法并不是神谕。

其次,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没有什么“道义”可言——不论相关国家对于自己不可分割的主权喊得有多响。多数情况下,国际法的职责就是确定哪个国家先得到哪块领土。边界固定的民族国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当今的边界与军队和战争(而不是正当性)关系更大。

第三,战后秩序是按照美国的设想建立的,而美国却经常袖手旁观,这使得国际法的影响力被削弱。比如,美国政府从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令有关方面难以坚称中国政府应当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裁决。

为金家王朝“善后”

《真实的朝鲜:失败的斯大林主义乌托邦里的生活与政治》(The Real North Korea: Life and Politics in the Failed Stalinist Utopia),安德烈•兰科夫(Andrei Lankov)著,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建议零售价:17.95英镑,27.95美元

用不了多久,争食的秃鹫便会聚集。虽然朝鲜人民精明而机灵,但一旦朝鲜政府垮台,他们没有什么屏障来躲避骗子、庞氏骗局和邪教领袖。以苛刻而出名的韩国企业老板将争相涌入朝鲜,抢夺廉价劳动力。还有一些韩国人会拿着家族土地的契据来到朝鲜。这些契据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不然。

朝鲜120万人的军队也是个问题。失去特权之后,朝鲜的安全力量将迅速嗅到机会,从事有组织犯罪,走私武器和毒品,贩卖人口。

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垮台时,我们曾目睹过这等乱象。安德烈•兰科夫在《真实的朝鲜》中发出了有力的呼吁,请求国际上的政策制定者吸取上世纪90年代的教训,着手为朝鲜的平稳过渡铺平道路。

他对朝鲜的清晰论述无疑表明,不管是一年还是二十年,过渡迟早将到来。一批专家徒劳无益地将拥核的朝鲜称为“非理性”或攻不破的“黑盒子”,对他们来说,兰科夫的著作不啻为一剂良药。事实上我们知道,对于理性但大肆玩弄手腕的朝鲜领导层而言,游戏即将结束。书中指出,破坏性的资本主义妖怪已经潜入朝鲜,但朝鲜无法将它再“塞回瓶中”。这一论述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兰科夫是生活在首尔的俄罗斯学者,他精辟地分析了朝鲜人对自留地与日俱增的依赖。由于人们害怕饥荒,朝鲜政府只好对自留地亮起绿灯。但这些菜园如今发展成政府难以控制的复杂商业网络。尽管理论上人人都是国家的雇员,但已有不少私人交易者兜售黄金和香烟等各类物品。2009年,朝鲜政府试图镇压这一新兴阶层的势力,草草发动货币改革,没收他们的钱。但改革的效果适得其反,不但未能根除这批新资本家,反而引发抗议。

除了资本主义萌发之外,朝鲜人还借助手机、走私DVD碟片和短波电台,加深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国家的宣传机器不再能像以往那样说谎。事实上,在谈到如何加速金正恩(Kim Jong-eun)倒台时,兰科夫给出了最直接的战略建议:进一步向朝鲜人提供信息资讯,最终他们将从内部改变国家。本书认为,最终的变局将不无动荡,很有可能是一场血腥的斗争。

兰科夫的大多数提议都比发起信息渗透攻势温和。他爽快地承认,我们现在拿朝鲜政府几乎毫无办法。美国和韩国等外国政府在对付金家政权的手段上朝三暮四,一会儿掏出胡萝卜,一会儿挥舞大棒,但两种方法效果甚微。指望中国给出致命一击也是徒劳的。

相反,兰科夫认为,国际社会应当考虑更广泛、更长远的计划,以减轻朝韩统一过程中的痛苦。

主要的挑战是,作为成功统一的关键,朝韩百姓之间的交流迄今不尽如人意。首尔的朝鲜难民抱怨被视作二等公民。兰科夫担心,急于统一将助长敌意。在他看来,明智之举是追求渐进的进程,让两国在10至15年的过渡期内以联盟形式存在。韩国方面应当挡住那些趁机敲诈勒索的人——比如,向索要土地的人支付赔偿金,而不是任由他们获得自己旧有的土地。现在,韩国人还应当加强与朝鲜难民的合作,努力营造出朝韩人民共享文明社会的早期迹象。应当让更多难民融入首尔的教育和商业生活中。

麻烦在于,韩国还需要制定一个计划,“拔除”为非作歹、掌管着朝鲜劳改营的安全机器。兰科夫指出了两个值得效仿的榜样:一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二是东欧国家为禁止前政权的安全人员重新任职而制定的规则(不过经常被违反)。

兰科夫承认,他的提议存在问题:它们是对变革的渐进式准备,而不是政客们喜爱的速效药。但他的建议是合理的。我们不能光抱有乐观的希望,而是应当更加聪明地利用朝鲜最后几年的独裁统治,为7500万朝韩人民确保更平稳的统一。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副分析编辑、前驻韩国记者

译者/徐天辰

Thursday, May 30, 2013

Lex专栏:双汇出价“有油水”

有人说无线网络和油井属于战略性资产,所以应该为本国所有。那么培根呢?毕竟早餐是全天中最具战略意义的一餐。在双汇国际(Shuanghui International Holdings)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的要约被后者接受之后,这就成为了一个热议话题。史密斯菲尔德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生猪和猪肉产品生产商,双汇提出以每股34美元、总额为71亿美元(包括债务)的现金收购该公司。

就算史密斯菲尔德养猪场和加工厂的东家换成中国人,早餐也不会因此就变得不安全起来。考虑到中国控股将会拓宽对中国的出口,美国农业部门应该感到高兴。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对史密斯菲尔德的股东们来说,收购价格是否公道。双汇的出价与消息公布前一天史密斯菲尔德的股价相比有31%的溢价,相当于后者预期盈利的17倍(其3年平均市盈率不到10倍),看上去“油水”很足。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史密斯菲尔德最大的股东——康地谷物公司(Continental Grain)3月份表示,史密斯菲尔德可以通过分拆来释放价值,也就是将周期性的、利润率较低的生猪生产业务分离出去,把精力集中在业务稳定、高利润率的猪肉和包装食品上。鉴于双汇曾强调将保留史密斯菲尔德的管理层,人们自然会担心,史密斯菲尔德的老板们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接受了收购要约。但是,公司管理层们这次选择的纵向整合非常合理。

最重要得是,拥有整条供应链使得史密斯菲尔德能够控制产品质量,并为质量完全负责。这点越来越重要(还记得那场马肉风波吗?)。根据BB&T的研究,如果把生猪生产业务分离出来,谁会收购还不清楚。有这么高的溢价摆在眼前,投资者应该抓住机会。“香肠”就是这么制作出来的。

译者/王慧玲

双汇将收购美国猪肉企业史密斯菲尔德

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出价现金47亿美元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如若交易完成,将是中国对美国企业最大的一笔收购。

双汇国际(Shuanghui International)表示,与总部位于弗吉尼亚的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达成的收购协议,将提高其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中产阶层需求的能力,同时化解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对于食品安全的持续担忧。

这项收购将面临审查。但由于双汇没有美国业务,因此反对者将很难以构成垄断或国家安全遭到威胁为由提出应阻止收购。“我们要出口的不是坦克、枪支或网络安全设备,”史密斯菲尔德首席执行官拉里•波普(Larry Pope)说,“我们只是出口猪排。”

虽然美国指责中国持续进行网络攻击,但华盛顿方面对中方投资的态度看起来很放松。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将审查这笔交易。该委员会最近批准了一些涉及中资实体的交易,包括软银(SoftBank)竞购Sprint。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将访问加利福尼亚,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进行为期两天的会晤。

双汇将向史密斯菲尔德每股支付34美元,并承担后者债务,使收购总价达到约70亿美元。这一价格相对于史密斯菲尔德周二的收盘价每股25.97美元溢价31%。史密斯菲尔德股票昨日纽约盘前交易大幅上涨25%。

如果收购得以完成,将帮助美国肉类生产商打开中国市场,并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这些因素可能得到美国农场主和政客的支持。

译者/方舟

日本复苏的荆棘之路

上周,日本提振经济的努力遇到了挫折。债券收益率上涨,股市下跌。一些人当即宣称“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起的改革)失败。这很可笑。“安倍经济学”或许会失败,但不会是因为债券收益率升高或者股市震荡。相反,如果日本复苏,债券收益率肯定会上升,而股市震荡则是正常现象。这项非常必要的日本复苏计划会面临风险,但上周这种迹象并不明显。

诚然,日本十年期政府债券比5月6日高出347个基点(0.347个百分点),但依然只有0.91%。这与去年同期持平。从5月22日到27日,日经指数下跌了9.5%。但在2012年11月13日到2013年5月22日期间,该指数累计上涨了80%。没错,上周日元兑美元汇率小幅上涨,但依然比2012年10月初的汇率低23%(参见表格)。

除了短期波动这种可能没有什么意义的解释之外,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走势呢?《纽约时报》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如果股市下跌引起较大骚动的话,它不是反映人们对经济增长低于预期的担忧,就是反映投资者对日本债务的担忧,或者是对日本央行的决心的担忧。第一种担忧可以解释股市下跌,但无法解释债券收益率上升。第二种担忧可以解释收益率上升,但无法解释日元走高。第三种担忧可以解释债券收益率上涨、股市走软、日元汇率走强,这些都是对货币政策比目前所承诺的偏紧而做出的回应。他得出结论认为,最后一种是最合理的解释。

然而,这只是短期的分析。较长远来看,当前债券收益率远高于其最低点——接近0.4%的水平,股市比去年11月份的最低点位高出63%,而日元汇率也远低于此前的峰值。

这幅较为长期的画面表明,投资者依然相信,日本央行和日本政府对他们采取的新政策是认真的。2013年第一季度3.5%的经济增长率与新政策可能没有多大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令人欣慰的。

同样,日本转变政策必然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日本央行理事会的一些成员认为,当前政策立场令人困惑,因为政策目标不仅是要提高通胀率,也要降低利率。债券市场的波动使日本央行新任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受到批评。一些人认为,银行所持日本国债组合遭受了损失,将破坏他们借贷的能力和意愿,给经济复苏带来障碍。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纷纷对日元贬值发出了批评。很多人(尤其是在东亚)认同中国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发出的警告:世人未见日本通胀率上升,“只看到日元在大幅贬值,这种贬值既对其他国家不公平,同时也是不可持续的。”在写给英国《金融时报》的信中,来自东京的Takashi Ito回应道:“让本国货币贬值或操纵本国汇率的国家竟然可以批评日本让日元贬值的政策,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这看上去开始有点汇率战的架势了。

我们如何评价这些争论?首先,结束通缩并恢复增长的决心应会推升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在一个年通胀率为2%的稳定经济体,长期利率不会低到0.5%的水平。上周日本利率小幅上升并不表明政策失误,而是新政策有望成功的一个初步征兆。

然而,重要的问题是,如果要让实际利率下滑(这是必要的),利率涨幅不应超过预期通胀率。日本央行必须就长期利率走势提供指引。当利率超出某个上限(或许是移动的上限)时,日本央行应该愿意无限制地买入国债。它可以表明,在多长时期内将把短期利率维持在零的水平,以此支持这一政策。而这种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被推翻。例如,利率可能维持在零的水平,直到物价(而非通胀率)达到指定水平。这样一来,日本央行将可以成功地带来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

其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必须想个好办法来管理巨额的日本政府债务。不管采取哪种解决方法,其中都必然要包含“货币化”这一激进举措。这可能需要长久地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而这样做将给储户造成负担。但在日本,让银行为政府提供超廉价的永久性融资是合理之举,因为经济增长预期疲弱,私人借款不太可能强劲复苏,同时公共债务数额巨大。此外,银行存款的实际收益较低或为负值,可能会导致日元贬值、资产价格上涨以及私人支出扩大等效应,这些都是非常可取的。

第三,对日元疲软的影响感到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我在上一篇专栏文章“日本货币政策仍不到位”中就提出,扩大经常账户盈余是抵消日本企业界储蓄过剩的一种方法。但伦敦朗伯德街研究(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认为,李稻葵的担忧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中国是受日元大幅贬值影响最大的。然而,不久以前中国也是一个汇率操纵大国。现在需要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主持之下,就管理汇率相关政策的原则展开讨论。这不会成为现实。安倍晋三的经济民族主义可能会与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大象要是打起来,遭殃的是草地。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不稳定的风险都很大。这一点明白无误。但日本必须冲破困境,也仍然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要取得根本的成功,唯有推行结构性改革:日本必须将更多的收入从企业转移到股东、政府和工薪阶层。较长期来看,日本需要提高实际工资水平,降低折旧免税额,提高针对留存利润的税收,同时增加股息。归根结底,安倍晋三不可能单纯依靠操纵货币和日元贬值来获得成功。他必须解决日本根深蒂固的企业强势问题。这将是一场真正的变革。他会尝试这么做吗?唉,我对此仍深表怀疑。

译者/何黎

谁将接任伯南克?

当华尔街预言华盛顿会发生什么事时,押注于相反情况往往是明智的。多项调查显示,现任美联储(Fed)副主席的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最有希望被提名为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继任者,成为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提名人选可能在9月底之前宣布。

这种一边倒的状况令人困惑: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已经认定了耶伦为美联储主席人选。他可能考虑的人选还有:两位前财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一位前美联储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与这几个人相比,耶伦也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人选。这里面每个人都有响当当的名声,还有一些著名的外国人也可能进入奥巴马的考虑范围,比如以色列央行(Bank of Israel)行长斯坦利•费西尔(Stanley Fischer,拥有双重国籍)。可供奥巴马选择的候选名单很长。

我认为,奥巴马会选择萨默斯。耶伦的优势很多。她的经济学水平很高,不输于包括萨默斯在内的任何其他人选。曾担任旧金山联储银行行长,因此也有丰富的在央行工作的经验。不过,耶伦是著名的鸽派,而眼下这一轮周期可能即将面临转折点。明年1月伯南克的继任者上任之时,长时期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将逐渐收尾。上周,伯南克向美国国会保证,只要美国经济复苏有任何问题,第三轮量化宽松中每月85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就将继续。每召开一次新的美联储会议,这种对美国经济复苏的疑虑就会变弱一点。眼下,美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正在加快。

伯南克的继任者上任之后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让市场相信,在必要的情况下,自己会有足够的魄力来加息。耶伦的鸽派名声可能促使她过早收紧货币政策,这就好像一位温和派总统迫于压力而下令发动空袭一样。他人的期望对一个人的“激励”作用就是如此荒谬。盖特纳的履历亦不同凡响。但他坚称自己对这个职位不感兴趣。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专门针对茶党团体的事情,在华盛顿引发的争议还在继续。这可能导致一点:提名盖特纳,将难过美国参议院那一关。此事发生在盖特纳担任财长期间,而国税局是美国财政部管辖的。没有人暗示盖特纳对此事知情。但共和党人可能忍不住重提他在2009年未能及时缴纳一笔3.4万美元的税款一事。相形之下,提名科恩可能会顺利通过参议院那一关。但大多数人认为,现年70岁的科恩可能会被视为年纪太大。

这样就只剩下萨默斯了。我应该坦白一点:我曾为他工作(他也经常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但我并未就本文跟他通过气。人们主要担心的是他的情商,而非智商,这也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人对他的智商有任何怀疑。批评人士认为,鉴于美联储主席的工作是促使不同的个体(这些个体的自尊心有时十分脆弱)取得共识,萨默斯的粗暴性格对他非常不利。这种看法有些多虑了。友人们说,萨默斯近几年脾气好多了。不过,人们高估了个人魅力的作用。他可能不是担任叙利亚斡旋者的恰当人选,但幸运的是,美联储主席不用面对那么多外交方面的挑战。对这一职位而言,最重要的素质是智识型的领导力,而萨默斯在这一点上相对其他人的优势非常明显。

破解中国房地产调控困境

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新春伊始继续加力,2013年3月2日中国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强化对二套房的相关管控政策,同时提出对出售自有住房应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的20%计征税收。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18日发布的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显示,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67个,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66个。房地产价格并未因调控加码而逆转,而且继续延续普涨格局,房地产仍然没有跳出“越调越涨”的怪圈,破解房地产调控困境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房地产调控为何难以抑制房价上涨?

观察本轮房地产调控,“限购、限贷”政策直接管控需求,旨在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然而,需求调控为何无助于房价下跌?此前相关部门出现了多种解释,最为常用的解释是“刚需托市”,即本轮房产价格上升不是由于投机投资形成的,而是那些真正需要住房的人进入市场导致的价格暂时性上升。细究容易发现,这种解释苍白无力。一方面,为何刚需在之前价格下跌时不发力,而在当前价格上升的时候才出手,难道刚需者喜欢买涨?另一方面,什么是刚需?当前主要将符合限购政策的人群称为刚需,这种做法的弊端显而易见,类似通过婚姻状况变更或者补交社保等手段变身为所谓的刚需人群的做法屡见不鲜,甚至滋生了帮助转换为刚需人群的的中介专业组织,揭示了行政限购短期内难以规避投机投资的难题。

刚需既然无助于解释房价波动,那当前房价为何上涨呢?从理论上上说,房价上涨必须有资金的支撑。然而,中国2012年人均收入才超过6000美元,收入偏低是中外差异的重要体现。在此背景下,高房价下对房地产进行大幅投机投资缺乏必要的收入支撑。进一步观察发现,中国尽管收入不如外国,但中国市场流动性资金总量却不比外国少,当前中国货币供应量M2已经超过100万亿人民币,货币供应量M2占GDP比重位居G20国家首位,如此宽松的货币供给显然为市场购买力形成了支持。同时,去年以来房地产贷款优惠利率再次出现,在实体经济不乐观的情形下,宽松货币进入房地产寻求获益成为必然,今年以来地王的再次出现表明投机投资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迹象。

货币宽松背景下投机投资的客观存在会促使住房需求难以有效缓解,但今年以来出台的20%住房交易个税征收为何也没能稳住市场价格?目前来看,尽管北京等大城市出台了相应的较为严格的规定,但执行过程中却大打折扣,买主与卖主之间通过实行双重价格规避税收,向政府低报房产真正售卖价格以降低甚至规避个税,由此让房地产新政流于形式,而且导致统计局发布的住房价格数据有偏低的可能。同时,本次新政临时增加20%的个税,将压缩二手房卖方的利润空间,由此将导致市场上住房售卖数量的减少,结果将刺激新房需求,原来购买二手房的客户转向新房的购买,由此可能刺激新房价格上升,对房价产生推升的作用。另一方面,二手房市场营业税等卖方承担的税收极容易转嫁给买方,即卖方在签订买卖协议时约定相关的税收由买方承担,否则房东将选择惜售,20%个税的征收无疑可能由于转嫁的现象而隐性提高购房者成本。综合来看,20%个税征收可能推升房价或者隐性提高购房价格,并无助于降低房价。

媒体札记:委屈的可乐

能够促使都市时报这样的市场化媒体像环球时报一样说着《挺国家就是挺自己》、《权利意识离不开法律责任》,还要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众目睽睽中发布《昆明南博会期间加强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管理》的维稳通告,云南宣传官员不容易。

其实,邻省贵州同行这两天的心情也不会好过,因为从这个偏远省份传来的鸣冤鼓声在互联网上也是接连响起。

一是“遵义两只恶犬咬死晨练老人”之事。前天晚间,自称晨练老人外甥女的微博鸣冤者发帖,控诉当天早晨发生“官儿子饲养高档狗咬死人事件”,句句泣血:“养狗人是原来园林业局书记兼局长周德力之子周洋”;“一车的警察看着我舅舅被那两条狗撕咬啃食!没有一个上前施救!”;“真到现在,林业局和政府部门还没出面安慰我们家属,还传出要封锁此消息,不让发网上不让更多群众知情”。配发多幅图片,确实显示两只壮犬正蹲伺在一具倒下的人体边,现场血迹斑斑。

自称“每日发布第一手猛料”的@Happy张江,是促进此事在微博上加速流传的主推力量,昨天早晨,特意标注“亲自采访”,为死者女儿寻求声援者:“眼睁睁看着恶狗把你爸残食。现在联系不到你,你妈精神崩溃守着灵堂防止他们抢尸...”

不过,在昨今两天贵阳晚报、贵州都市报、黔中早报的先后描述中,不仅周边群众称狗主人是在在当地租房从事苗圃种植的外来户,已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辖区警方也已通过微博回复,称当时曾3次采取驾车驱赶的方式,试图驱散猎犬未果。

鸣冤者不服,不仅在微博上指控在当地电视台节目中出镜自认狗主人的小伙子乃是替周家顶罪,并得以通过今晨南方都市报继续质疑警方处置失当:“为什么不当场把狗击毙?这是最不能让人理解的”。

比起恶犬,贵州“恶吏”引发了全国舆论更大的关注。那则题为“贵州赫章县可乐乡书记粗暴执法,派出所长将13岁未成年人戴手铐游街示众”的帖子一经发布,即引爆网络。

配上显示一位被铐女孩行在在街头及坐于车中的图片,网帖矛头直指可乐乡党委书记袁泽泓。发帖者称,4月6日,一名叫饶瑶的13岁女孩“不慎倒水淋到乡政府的车上而发生口角纠纷”,“该乡副乡长下车后与该未成年女孩对骂而抓打”。按发帖者的说法,事发后,袁泽泓带领该乡的30余名工作人员殴打女孩的婶婶,并用手铐将饶瑶铐住,街头街尾来回游行达20余分钟。“街头街尾游行两遍,警车开启警笛在前开路”,网帖称,警方还将女孩带到派出所非法拘禁了12小时。

除了指控袁书记对受害者家属叫嚣“党委政府说你白就白,说你黑就黑,我随时可以拖几车人来和你打架,你想怎么玩都可以陪你”,这条长微博更配上按有几十个血手印的联名上书,称袁在任期间不仅殴打商贩及民众,且强制征收土地,“事件举不胜举...已经引起当地人民群众的激愤”。

根据南方都市报昨天报道,女孩父亲饶富贵虽然宣称网帖并不是他所发,但对事件的说法与网帖大体一致,并指控“事后警方将他女儿叫到派出所,要求道歉”。

伴随着门户首页转发消息,可乐乡党委书记袁泽泓的名字昨天火速荣登微博话题榜首,新浪编辑注释的新闻背景正是“倒水不慎淋湿书记专车,13岁幼女戴手铐游街”。

越南必须抛弃裙带资本主义

这个国家刚刚摆脱一起丑闻,这起丑闻暴露了共产党核心的致命腐败。这个国家亟需改革国企,也就是那些效率低下、裙带之风盛行、代表强大既得利益的庞然大物。这个国家的互联网上充斥着关于野蛮征地、良心犯以及“太子党”各种荒谬之举的消息。

听起来这像是在说中国,其实这是在说越南——它同样是一个一党制国家,在那里,民众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各种渴望,正在与一个僵化而漏洞百出的政治体制激烈碰撞。

很少有越南人乐见别人拿越南与中国比较。历史上,越南曾长期与其规模庞大的北方邻居为敌。尽管越中两国的规模和发展水平悬殊(越南只有9000万人口,人均国民收入1500美元,而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国民收入6000美元),但两国的相似之处如此明显,让人忍不住要把它们比较一番。

像中国一样,越南也刚刚经历了一段激烈的政治内斗,这段内斗为越南民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窥视一下越共系统的内部运行情况。去年,中共打倒了一名党内人士: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这颗曾经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在其本人被控腐败、其家人被控谋杀之后,遭到了整肃。

越南也上演了一出类似的政治肥皂剧。肥皂剧的主角是越南总理阮晋勇(Nguyen Tan Dung),他曾是越南最有权势的人物。如中国的情况一样,这场政治内斗涉及的主要是大佬们的代理人。国有造船企业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Vinashin)背负44亿美元巨额债务的事情被曝光,为这出肥皂剧揭开了序幕。阮晋勇曾力撑这家本应是越南民族工业领头羊的企业,但事实证明,这家企业更擅长的是替越共党棍侵吞国有资金、而非制造船舶。最后,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董事长成为替罪羊,被判20年有期徒刑。

其他一些人也沦为这场代理人战争的牺牲品,其中包括越南人脉极广的大亨、亚洲商业银行(Asia Commercial Bank,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为其股东之一)联合创始人。尽管这种赤裸裸的政治交锋有时会被打扮为围绕国家前途问题而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但其呈现出来的面貌却让人疑心这是一场赃物争夺战。

阮晋勇的政治命运一度吉凶难卜。他挺过了这场内斗,但被迫低头认错——去年10月,他为自己对国有资金处理不当向越南国会(National Assembly)道了歉。

越南政府还摆出了一些姿态,以示自己已吸取教训。它承诺(当然不是头一次承诺)要彻底改革国有部门,甚至还开启了宪法改革的协商进程、打算考虑民众提出的各方面主张——从土地改革,到同性恋的平等权利。但民主以及越共的领导地位均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政治内斗已对越南经济造成损害。在一个办所有事情几乎都需共产党权力掮客点头的国家,经济体系已陷入停转。近日,越南央行将政策利率下调至7%,这是该行连续第八次降息,目的是推动经济体系恢复运转。之前,越南央行曾上调利率至15%,以求驯服失控的通胀、并阻止越南盾大幅贬值。越南盾问题已成为一个痼疾,越南民众更信任美元和黄金,而不是本国的货币。

在截至2007年的5年中,越南经济年均增长率曾达8%。当时,一些外国投资者正在寻找“下一个中国”,越南就是在那个时候得到了他们的青睐。如今,越南的增长率已经下降,无力地徘徊在5%的水平上——这还是官方的数字。就算是这样,很大一部分增长还要记在出口头上。不久之后,单是雇佣有3万名员工的三星(Samsung)越南工厂,出货量就将占到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的五分之一。但是,越南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仍然较低,即便在服装行业也是如此。

中国式购房的尴尬

中国式,多么神奇的词汇,似乎可以重新诠释一切概念。中国式离婚、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相亲、中国式堵车等等,无处不在的中国式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的新闻热点。然而,媒体盛宴的背后却是中国式的无奈。如果说,面对其它“中国式”,我们还可以笑谈之,但是当面对中国式房地产和中国式购房时,恐怕更多的是苦涩与难解。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或者预言家能想象到一个房子竟然能凝结那么多的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元素,然而随着疯狂的房价和无厘头的调控,勤劳而聪明的中国人不断创造着新的经济现象和消费行为,戏称“被逼的”。于是,丈母娘房、学区房、投资房、改善房、刚需房等各种“需求型号”的购房,可谓总有一款你需要,这就是中国式购房的需求基础。

与被逼出来的需求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式购房的背后推手——中国式房地产行业规则。供求关系只是间接决定了房价,中国式房地产业催生了经济奇葩,更酝酿了中国式房价。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式购房的尴尬。试问,房价为什么这样高?房地产利润是怎样炼成的?谁动了高房价这块蛋糕?购房者究竟在谁买单?

一问高房价高利润的炼成。房地产业关联60多个产业、3000多个行业,每个房屋产品包含至少18000个子产品。如此高的关联度,足以让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的一个典型缩影,近20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中国的房价上涨同样是惊人的。在发达国家500强企业中难觅房地产开发商的影子,而在中国的500强企业里70%以上都是开发商或者靠房地产业务上榜,中国20年来的房改之路,创造了无数致富神话,中国大陆开发商可谓都是“白手起家”,在国外是财团做地产,在中国则是“穷人”做地产,是政府制定的市场游戏规则让开发商赚钱赚到不好意思。而真正的房地产利润分配,开发商只占到40%不到,60%的利润都让地方政府和银行赚取。这种游戏规则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土地出让制度。在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下,政府依靠土地出让博取政绩和财政收入,开发商则一次性购买土地的70年使用权,在税费交织的房地产成本体系下,土地增值税形同虚设。开发商的核心利润来自土地的增值,例如一年花费30万/亩的价格购买一块土地,什么都不用做,还可以抵押给银行贷款,放到第二年土地价格升值为50万/亩,用银行和预售的钱进行开发,最后赚得利润并全部归为己有,银行、政府分别获得利差利润和土地收入。而真正为土地增值作出贡献的不是开发商,而是土地所在城市的人民,是人民的劳动建设让城市变的更美好,土地的价值才能提升。而土地出让的收益最终应该回馈给人民,人民享有土地红利,土地流转应遵循“平均地权,涨价归公”的原则,然而,中国房地产业经过疯狂发展之后,不但没有让人民享受到土地升值带来的资产收益,相反留给人民的是居高不下的房价。

若问“房价为什么这么高?”,答:地价难降,房价何有降价之理。面粉贵,面包只会更贵。土地垄断,银行垄断的游戏规则造就了今天的高房价,衣食住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由高房价带来的社会矛盾问题越发突出,而这只是中国式发展带来诸多社会负面影响的缩影之一。

Wednesday, May 29, 2013

新三驾马车:如何升级中国经济

市场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关注微弱的经济波动、捉摸不定的热钱和憧憬中的货币刺激方面了,当然市场历来只关注短期也很正常,但目前不可忽视的是中期的逻辑。研究显示在中国重大的换届年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会有一些固定的政策步骤,差不多就是三板斧——反腐倡廉、治理整顿和规划设计。今年可以找到类似的模式,仍然都是些规定动作,当然其中也不乏新意。

在反腐方面,从改进政府作风反对浪费开始,也可能升级到后续的官员财产公示和抽查;而这次金融体系治理整顿的核心则是针对影子银行,目的是使得金融创新重新回到可以测度和监管的可控范围内,以免重蹈中国版次贷危机的覆辙,因为所有金融灾难的根源都是相同的——把钱借给了没有偿还能力的个人、企业或者政府;第三,这次的改革规划有了一个时髦的词汇表达——顶层设计。上一轮的关键设计要回溯到1992-1994年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给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奠定了接下来20年繁荣的基础。这次情况则更复杂,利益也更多元和顽固,不过我们仍然预期今年秋天大概率可以拿出一个具有最小公约数性质的整体改革方案。尽管上述三个步骤都十分重要,但都还不过是些热身动作。然后呢?

然后是继续推动增长,中共十八大给出的国民收入倍增目标仍然是中国未来10年的首要任务,对于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没有可持续的增长,一切都是白扯。因此从GDP构成的需求端来看,升级三驾马车并重新启动增长引擎,就是我们理解的所谓“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如何升级投资引擎呢?关键在于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深度城市化将替代原来的半城市化成为新一轮增长的抓手,老版本GDP锦标赛有一个重大缺陷,它是县竞争制度,参赛队员太多,必须升级为城市群之间的竞赛。

第一线的城市群是沿海的三个大三角洲,三个超级城市群可以筹划在原来泛三角洲城市联席工作会议基础上成立城市群管理委员会,统一协调辖区内的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类似标准的公共服务。产业方面,主要布局先进制造、研发与创新以及生产型服务业,例如长三角是围绕着上海的大陆家嘴国际金融中心,虹桥枢纽及生产型服务业中心,世博园及创新创意基地,迪士尼及生活型服务业片区展开。而相应的新兴产业制造中心、配套产业园区、转口物流区以及居住、休闲、养老区则分布在一小时生活圈内的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以及周边大量的卫星城镇中,由于更集约和有效的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这三个超级城市群未来可能会容纳接近6亿人口,这给包括光网、排水及水处理、环境保护等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智能交通、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新兴信息化产业都提供了大量的业务机会。

第二线是中西部的五大城市群,即沿京广线和长江水道展开的产业转移黄金十字架区域,这是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核心地带,各地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产业定位,并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例如武汉有光通讯集群,长沙有重型装备集群,成渝有电子产业集群等,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速维持在12%左右,是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热核,并提供了大量的就地就业机会。同步启动的城乡一体化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有望一同完成,这会对区域内的钢铁、有色、水泥等原材料工业以及区域的商贸、物流流通等行业形成利好。第三线则是地缘和能源的敏感带,它们是稳定中国周边的关键棋子,其中有的提供能源基地以及能源线路布局,有的则是沿边地区贸易和交通中心,中国在整个亚洲伸展筋骨正是通过这些地缘敏感带实现的。例如北部湾地区正在筹划修建通往新加坡的高速铁路;新疆的口岸城市则是对中亚贸易和能源的主要通道,它们会成为中国发挥地区影响力的关键节点。新疆板块、新能源、煤化工产业以及资源价格体系改革都是其中亮点。

改写历史不会复兴日本

媒体正在着力报道日本的“回归”。经历了十多年的边缘化之后,日本已在安倍晋三(Shinzo Abe)的推动下回归世界舞台中央。日本股市已大幅上涨(暂不考虑上周出现的动荡),消费者在不停地花钱,经济增长似乎正在加速。在海外,日本正在赢得各方的关注。日本形势的逆转有三点值得讨论一下:其中两点基本上是正面的,第三点则极为负面。

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下月的八国集团(G8)峰会时,出席峰会的其他国家首脑多半会希望与他套套近乎。而安倍之前的几位日本首相可能得不到这种待遇。

日本首相职位就像一扇飞速转动的“旋转门”。从2006年到安倍赢得大选的2012年,日本几乎每年都会换一任首相。其他国家领导人在与日本首相握手时,心中几乎可以断定这位首相在下次峰会之前就会下台。据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尤其反感把时间浪费在与这些走马灯似的首相的会面上。

当然,安倍也曾是进出过那扇“旋转门”的人之一,他曾在2006年至2007年作为首相主持过一届失败的政府。但如今,他的政治前景却好于自本世纪初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担任日本首相以来的任何一任首相。

安倍所在的执政党自民党(LDP)正面临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不过,如果民调可作参考的话,自民党应该会以较大优势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如果不出现任何意外,安倍在2017年众议院选举前应该不用去担心下台的问题。

仅仅是首相不太可能会很快下台这一点,就能让日本在全球事务中拥有影响力,而此前日本一直极度缺乏这种影响力。日本回归世界舞台中央之际,恰逢中国日益自信导致东亚地区关系在紧张之下重塑。如果说安倍有什么执政理念的话,那就是认识到国内经济实力对捍卫日本海外利益至关重要。

他打算动用自己的政治资本。与自民党的主张不同,他希望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贸易谈判以创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由于自民党与农业保护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他的这一努力迄今仍步履蹒跚。但他明白,贸易协定的地缘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一样重大。安倍是长期以来首位将战略利益置于国内政治斗争之上的日本领导人。

他最大胆的举措是在国内经济领域,这是我所说的第二点正面因素。安倍推出了让日本摆脱经济停滞的“三管齐下”的计划,首先是出台巨额财政刺激,并突然换掉日本央行(BoJ)行长。如果史无前例的货币刺激、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和已承诺的结构改革都不能让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恢复活力,那就真没有办法了。

这里面蕴含着许多风险。上周四的股市暴跌表明,“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并非不受不断变化的市场情绪影响。日本邻国对日元暴跌深感不安。提振国内经济的正当举措与“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仅有一线之隔。如今所有的央行行长都在摸索前进,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在经历“失去的二十年”之后,日本必须采取措施打破经济停滞的局面。在消费者信心恢复和支出回升之后,很可能会出现出口和投资增长。或许在某一天,日本甚至会走出深陷多时的恶性循环,步入良性循环。

媒体札记:到此一游

“众所周知,只有日本人才喜欢起四个字的汉字名字,所以,‘丁锦日天’毫无疑问是日本人,而且为涂黑中国才故意用汉字写上到此一游的。有德有信的中国人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是@作家崔成浩25日晚间的留言。

这个因反讽而上走红的账号,是加入了上个周末中国互联网上最热闹的一场围观,围观一个名叫丁锦昊的旅游景点涂鸦少年。

事件缘起@空游无依此前一天深夜所发微博:“在埃及最难过的一刻。无地自容。我对埃及导游‘亚瑟王’说:‘实在对不起!’没想到吃惊得嘴里叨叨‘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的亚瑟王,返过头来安慰我说:‘这不是你们是错,这一定是哪个导游的错,导游应该阻止。’我们试图用纸巾擦掉这羞耻,但很难擦干净,又不能用水,这是三千五百年前的文物呀。”

配图正是那7个应是用砖石刻画于埃及卢克索神庙上的歪歪扭扭的汉字——“丁锦昊到此一游”。虽然@空游无依原本只有几千关注者,但这条揭发国人在外丑行的微博却在24小时内获得了近10万次转发。

前一秒可能还在反唇相讥人民网的“无德无信美国人”栏目,可如今有图有真相,那些刚刚兴奋于反打公权力一记耳光的人们,现在自己的脸上难免也会觉得有些火辣辣——尽管有人第一时间认定能去埃及旅游者非权即贵,但扪心自问,谁又能否认“到此一游”乃是神州大地司空见惯的恶习,参与者之广泛已经致使国人见怪不怪。

伴随着“你的趣味让所有国人的脸摔在地上;你的趣味让一个文明古国在另一个文明古国丢尽颜面”的满屏斥责,人肉搜索也已开始。也怪当初父母给丁锦昊起名字时太过用心,埋下了祸根——只用了一个晚上,@辣笔小球就宣布“查出来了”:“全国叫丁锦昊的,一共7人。经过笔迹认定,这个丁锦昊是南京人,现年15岁,在某中学就读,小学毕业于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此时,在更多名人大V加入关注后,“丁锦昊”三字已经跃入新浪微博“时事热搜榜”前三,并迅即荣登话题榜首。媒体账号和意见领袖们纷纷就此发表观点,代表央广的的@中国之声提醒各位:“这不是一个人的羞耻。现在中国人走遍了世界,别忘了,出去时,你就是中国”;@经济日报配上表示鄙视的图标,斥道“这才真是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文冤阁大学士发挥毒舌本色:“建议把丁锦昊童鞋制成木乃伊,在其亚麻裹尸布上写下八个墨笔大字——‘图坦卡门到此一游’”;连@周鸿炜都专门跑来杀毒:“一个叫丁锦昊的中国人,我们不要像他一样丢人好不好!”

话题滚烫。继周六下午出版的晚报开始报道这一网络事件后,昨天各地都市报更是群起跟进,多在头版给出标题。

新京报即在封面刊出那幅作为罪证的图片,并有整版报道《埃及3000年神庙浮雕现“到此一游”。部分中国游客感羞愧,网友人肉“题名者”;律师称是否构成犯罪要看文物损坏程度》。除了宣布微博评论中出现最多的字眼是“耻辱”、“丢人”、“没素质”、“道歉”外,更是用提要专门注明:“5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贯彻实施旅游法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部分游客素质和修养不高,旅游景区乱刻字、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有损国人形象,影响比较恶劣。要倡导健康文明旅游方式,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树立中国游客的良好形象。”

中国择友新标准

中国总理李克强首次出国访问的行程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在亚洲,他选择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欧洲则是瑞士和德国。的确,久拖不决的边界争议、对亚洲领导权的竞争,让中印关系充满挑战,但在欧洲,以法国和英国的规模,以及与中国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来看,似乎是更合理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习近平在4月选择以俄罗斯作为自己就任来的第一个出访国。所以在中国两位领导人的履新访问计划中,并没有美洲、中亚、中东或非洲国家的位置。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在未来十年里,中国经济有望在总规模上接近美国,而这将不可避免地深化并拓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孤立的中国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中国的持续崛起有赖于成功融入世界体系。

然而,中国颇为独特的历史则意味着,今天它在国际社会里并没有多少举足轻重的朋友和可以长期维系的盟友。正如它的名字所显示的,几千年来,中国认为它是世界的中心,无法想象其他国家可以与它平起平坐。在那个年代,中国并没有结交盟友的想法,因为没有这个必要。1793年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率领的英国贸易使团的回复中,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乾隆皇帝表示普天下的所有国家及其君主都在沐浴“天朝”的恩德,通过陆路或海路送来了昂贵的贡品。“天朝”无所不有,外来的“奇技淫巧”没有任何价值,其制造品也没有任何用处。

到了20世纪上半期,美国在中国内战中对今天退据台湾的国民党的支持,为当今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不平静关系埋下伏笔。根据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政府在任何台湾与大陆的冲突中都负有支援台湾的义务。直到1971年,中国共产党征服中国大陆22年后,国际社会的大多数主要国家才追随美国,承认毛泽东领导的北京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

今天,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扰乱1945年以来的全球势力均衡。但中国仍处在它长期的“光荣孤立”符咒的影响之下,如果邻国联合起来抵制中国影响力的提升,这个国际舞台上的后起之秀仍很有可能被孤立,落到孤家寡人的地步。

因此,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面对以美国为首的、排除中国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中国有着越来越强烈的需求来在世界各经济大国中寻找战略盟友。或许与中国关系一直不温不火的印度能成为中国的好伙伴,但也许不会成为紧密盟友。中印关系的持续发展可以在东亚制衡美日联盟产生的影响。但巴基斯坦是一个问题,它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真正的长期盟友之一,却是印度的传统敌人,这可能限制中印友谊可以达到的热度。

欧洲虽然经历了经济危机,但仍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就其经济规模以及在科技和文化方面的领导力来说,具有优先的重要性。李克强首次出访选择德国和瑞士显示了中国在欧洲选择盟友时秉持的标准:经济上稳定,拥有足够的能量和影响力,地理上处于欧洲心脏位置。德国、瑞士都和中国形成了稳定的政治经济关系。两国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进入中国投资。事实上正如李克强指出的,瑞士电梯公司迅达集团(Schindler)与中国企业成立了1979年之后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1985年德国在中国成立的两家著名的汽车合资企业(德国大众分别与“长春一汽”、“上汽集团”成立)都已成为市场领导者。

中国的商战分化术

中国商务部希望对太阳能电池板问题上即将爆发的争端展开商讨,因此于上周日向欧盟(EU)贸易专员卡洛•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提出了会谈要求。

从中方所用措辞的简洁与严厉来看,第二天的会谈与其说是努力达成和平的谈判,倒不如说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几近赢得胜利的机会。

中方访问者到达德古赫特办公室之前,中国政府明显已取得了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支持,共同反对这位贸易专员的一项提议:对中国生产并向欧盟倾销(即以低于成本价销售)的太阳能产品加征临时关税。

知情人士表示,最终计票的结果是,27个欧盟成员国中有18个国家反对德古赫特的提议。其中最主要的是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该国的太阳能产品生产商在欧盟规模最大的贸易调查中扮演先锋角色,调查对象正是2011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的约210亿欧元的太阳能产品。

一位欧盟官员承认:“如果我说我们不为此头疼,那我是在撒谎。”他补充道:“中国是一个极其擅长用胡萝卜加大棒分而治之的国家。”

在6月6日的最后期限之前,预计身为弗拉芒自由派人士的德古赫特将继续推动通过临时关税提议。根据欧盟法律,欧盟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发言权非常小。

但是,随着该案的进展,这次非正式投票已使德古赫特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受到了怀疑。这位贸易专员必须获得欧盟成员国的支持,方可在调查预计的完成时间今年12月,最终决定对中国太阳能产品征收关税。即便没有这一层威胁,德古赫特也将想方设法推动中国政府加入和解谈判。

可以表明中国政府信心的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钟山于周一晚发布了一份强硬的声明,警告欧盟称,如果欧方对光伏产品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对无线通信设备自主立案调查,“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管”,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利益”。

欧盟统一贸易政策的思路是,如果欧盟成员国作为一个集体,能够在获得授权维护其共同利益的贸易专员身后团结一致,那么它们在与中国等国打交道时将有更大的胜算。

这一安排背后令人不安的现实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政治领导人总是比一位被任命的欧盟专员有着更多的“切身利益”。如果提高进口关税加剧国内失业状况,他们会为此承担责任。他们也可能赢得或丧失来自中国的宝贵商业合同。

去年,德国对华出口达666亿欧元,中国成为德国在欧盟以外最大的市场。本周一,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对第一次对外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欢迎,并承诺寻求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这表明了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

“欧盟成员国——这一次是德国——对欧盟委员会执行欧盟共同贸易政策表现出了不信任。”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主任霍素克•李-牧山浩石(Hosuk Lee-Makiyama)表示。

接近德古赫特的人士则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欧盟成员国的决定只不过确定了,在政治领导人可能无力抵御的压力面前,更有必要保持坚定立场。

译者/邢嵬

【有色眼镜】《纽约客》欧逸文

为每一篇登上《纽约客》杂志的文章,驻华记者欧逸文要花费数月时间、采访50至80人,积攒两、三百页的采访笔记。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和中国人会吸引他的关注?拥有众多美国上层知识分子读者的《纽约客》杂志在中国报道上有何独特之处?

Tuesday, May 28, 2013

李克强就贸易争端对欧盟发出警告

中国总理开始介入中国与欧洲之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争端,并警告称欧盟(EU)对于中国产光伏面板以及电信设备的调查将适得其反地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

“这两类产品和设备案对中国相关产业、企业和就业将造成严重损害,同时也会损害欧洲用户和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在出任总理后的首次外事访问中,李克强在周日前往柏林的途中表示:“我们表示坚决反对。”

李克强的讲话标志着中国最高层领导人首次就贸易争端发表意见。针对光伏产品的调查目前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这是欧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贸易调查。

欧盟必须在6月6日之前决定是否执行欧盟贸易专员卡洛•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提出的方案,对进口的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平均幅度高达47%的临时性反倾销关税(倾销即产品销售价格低于成本)。欧盟各成员国应在上周五之前提交对提案的立场。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支持和反对征收关税的双方即使在周末期间都在努力游说,试图把尚未作出最终决定的成员国政府争取过来。

从周日的情况来看,投票形势非常微妙,多位熟悉这项调查的知情人士声称,27个成员国中多达15个已对征收反倾销税表示了反对。欧盟委员会拒绝证实这一情况,而这一数据本身似乎并不确定。

德古赫特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关注”各成员国所持立场。他补充称:“在当前阶段,任何可能出台的临时性举措都是为了重新平衡市场而采取的应急方案,来自中国光伏面板产业的倾销行为以及不正当竞争已经威胁到了欧洲企业的生存。”

按照欧盟规则,欧盟委员会,而非各成员国,将对是否施加临时性关税做出最终决定。在缺乏来自多数成员国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强行施加关税将使德古赫特身陷尴尬境地,并在贸易调查于12月得出最终结果的过程中削弱他的影响力。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长格雷格•巴克(Greg Barker)上周带领多位能源企业的高管奔赴布鲁塞尔,试图说服欧盟委员会终止对于中国光伏产品的调查。德国经济部长菲利普•罗斯勒(Philipp Rösler)则敦促德古赫特通过协商找到解决办法。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将于今日在布鲁塞尔与德古赫特会面,商讨针对中国光伏产品的调查案,以及欧盟即将对中国电信网络设备供应商华为(Huawei Technologies)及中兴(ZTE Corp)发起的调查。

李克强总理是在访问德国之前发表这番讲话的,德国是中国在欧盟范围内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吴海龙也恰好在今日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中撰文指责布鲁塞尔方面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昨晚在柏林表示:“德国将尽一切努力,以保证在这些会谈中取得实质性进展。”

译者/马拉

中欧经贸难轻松

一年的时间里,李克强的两次欧洲之行却面对着不同的情境。

去年五月,时任中国副总理的李克强曾启动一轮对欧盟国家的访问。启程之际他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文章中,他对那次欧洲之行充满期待,强调“欧盟始终是中国值得期待的战略合作伙伴。”

彼时,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往来正迎来历史高点:中国自欧盟的进口已连续两年实现超过25%增幅,中欧平均日贸易额超过15亿美元;与此相伴,中国在欧盟的直投、高新技术引进也均在以飞快速度增长。

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李克强引用中国民间谚语:“隔道不下雨,百里不同风”,寓意和谐发展西方思维与东方智慧,建立多元一体、互利共赢的中欧关系。

然而一年之后,当上周末李克强以中国新一届国家总理的身份再次到访欧洲时,“百里不同风”的中欧关系正面临着不小的麻烦,种种迹象似乎都在预示,一场史无前例的贸易争端正进入一触即发的敏感阶段。

几乎就在李克强抵达欧洲的同时,欧盟成员国正在为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对华光伏征税建议案进行投票(去年9月,欧盟委员会启动针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关税调查),如果在6月初的初裁结果中宣布对中国企业征收47%的惩罚性关税,中企在欧洲的产品将面临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与欧盟委员会围绕电信设备的贸易纠纷也正不断升温,欧盟指责中国为华为和中兴通讯等电信设备公司提供非法补贴。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的事件最新进展,截至欧洲时间27日晚间,已经有包括德国在内的半数以上的欧盟成员国对制裁中国投出了反对票。这一结果多少让当下剑拔弩张的情绪有所缓解。此前有悲观人士担心,无论是光伏争议还是通信纠纷,都有可能随时会演变为中欧之间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争。

在24日出席苏黎世的演讲活动时,中国总理对欧盟立案制裁的回应措辞严厉,他表示中方将高度关注欧盟发起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和无线通信设备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并指出“对这两类产品和设备实行‘双反’,不仅会严重损害中国相关产业、企业和就业,也会损害欧洲用户和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损人而不利己,”因此表示“坚决反对”。

无可否认,随着光伏案和通信案的不断发酵,所涉及问题已不再是中欧之间相关产业间矛盾,而是已上升为一场涉及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多方博弈。在此番中国与欧盟高层的磋商中,除去行业贸易摩擦,双方在农业、航空业的合作,以及等待启动谈判的中欧投资协议和自由贸易协定都成为了讨论内容。

有人用“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来形容一年来的中欧经贸关系。一方面,欧盟是中国在全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彼此国家之间的元首互访正愈发频繁;而另一方面,接二连三的贸易纠纷却为中欧关系增添了不少阴影。

贸易数据也许能够为双方挽回关系提供一些支撑。根据中方统计,2012年欧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仍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和技术提供方。中欧双边贸易额连续第二年突破5000亿美元的纪录,中国自欧盟进口2120.5亿美元,增长0.4%。

Monday, May 27, 2013

量化宽松成“致幻药”

当中国经济疲软的时候,没有哪个国家不受到影响。至少上周的经济数据就释放了这一信号。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引发其他国家股市出现紧张的抛售潮。日经指数一天内跌幅超过7%似乎是反应过度,但去年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对华出口占日本商品出口的18%以上。韩国四分之一的出口商品输往中国。中国也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墨西哥和加拿大。

股市震荡的原因不全在中国。美联储(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暗示,与量化宽松相关的资产购买计划可能比投资者预期的更早进行削减——这是股市下挫的另一个原因。与此同时,日本债券收益率的上涨再次引发紧张情绪:金融押注不能再是单向的了。

最近几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增长动力主要来自生产力推动的竞争力上升。经通胀调整,年出口增幅在20%到30%之间。自从危机爆发之后,出口增长势头迅速回落。2012年,出口只增长了6%,部分是受到欧元区危机的影响。出口放缓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大幅下降,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以上,下降到去年的2.6%。

在此期间,中国曾试图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来限制经济放缓步伐。这么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比如说,经合组织(OECD)统计显示,中国前十大城市平均每平方公里的铁路密度仅为发达国家典型城市地区的四分之一。

然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信贷增长过快,资本配置缺乏效率,生产力增长放缓。虽然我们可以把中国经常账盈余下降视作有利于缓解全球失衡的因素,但这种下降是与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放缓同时发生的,后者对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压力。

中国经济不会崩溃。持续的城镇化带来的生产力增长,足以让中国经济表现继续超越其他国家。

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财政政策依然有一些施展空间。但中国经济放缓,再加上发达国家至多只能称作疲弱复苏的经济发展势头,让政策制定者头疼。实施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诱惑越来越大。

量化宽松及其他相关政策主要是通过两条渠道来发挥作用。第一条就是所谓的证券渠道,即央行购买政府债券,使长期利率降低,从而鼓励投资者转向收益率更高、但风险也更高的资产。这样做是为了让企业更容易筹集资金,促进投资;家庭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增长,从而促进消费者支出。

这条渠道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但结果乏善可陈。财务愿景和经济现实之间出现了缺口。中国经济放缓影响到了其他国家生产商的出口前景,只能使缺口加大。取消货币支持可能会突然导致这种差距消失——不是因为经济活动增多,而是因为资产价格的突然调整。

第二条渠道是通过降低汇率发挥作用的。一些人认为,一个国家因为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而导致的汇率下降,最终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好处。面对出口收入减少,那些原本避免实施量化宽松的国家,最终将不得不仿效,从而导致更多的国内证券效应。

但如果说量化宽松对国内经济所起的效果令人失望,那么汇率下跌的主要作用将是促进出口。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这只能导致有关货币战争的口水仗。由于日本持续而大规模的货币宽松举措,未来几个月,第二条渠道注定会成为亚洲紧张局势之源。

今年年初,由于大剂量的货币“药方”、美国的复苏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人们曾对世界经济走出不景气抱有很大希望。然而,“货币药方”似乎有致幻作用。

发达国家迟迟不见复苏,加之中国经济放缓,我们就更有理由怀疑,金融投资者是否已经脱离了经济现实。

本文作者为汇丰首席经济学家,著有《资金枯竭之时》(When the Money Runs Out)一书

译者/王慧玲

媒体札记:“无德无信”

虽然与求是杂志同属最高喉舌,且子报环球时报被视作推动“宪政姓资论”的马前卒,但总体来说,人民日报迄今并未卷入这场“宪政”论战。不过,顾此失彼,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其下属人民网引火烧身——因为“无德无信美国人”。

已经很难查清究竟是谁第一个发现了人民网早在两个月前就已开设的这个子频道栏目,群起攻之集体吐槽大约是从24日午后开始,继微博热传之后,网易带头将《人民网开设“无德无信美国人”专栏》作为一条新闻,展示在了首页。

此后,包括@央视网在内的各媒体微博账号均前来围观,更不用说那些早就等着嘲笑人民日报的民间意见领袖,如此好机会怎能轻易放过。@袁裕来律师当夜发起号召:“竟然发动民间力量攻击另一国人民,闻所未闻。这脸真丢大了。我首先向美国人民道个歉。愿意和我一起道歉的,请转发”;@雷颐补充:“一个政府媒体发专栏攻击另一个国家的民众,确实闻所未闻”;刚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以追寻“美国梦”形象原型出现的@徐小平,则是换位思考:“假如美国媒体开设一个‘无德无信中国人’,恐怕会引起我们的强烈抗议吧?开这个专栏的人,太缺德了”。

多有媒体从业者此时也不顾同行情份,出面切割。东方卫视主持人@骆新怒斥:“人民网用开专栏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确是当代‘义和团’!”;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反话正说:“这个栏目一定会写进中国新闻史的”;新闻传播专业教授@展江更有三问:“什么叫人民网的‘美国公司记者’?是不是在大领导要去以前提醒不要被蒙?是不是最近对方使馆签证业务太忙帮人家减压?”

更多的抨击是折向国内之“无德无信”,尤其是公权力。@五岳散人即出言奚落:“在全国人民都希望监督自己政府的时候,我们的喉舌却去监督美国了。您不能因为大量裸官家人在美国,就把自己等同于美国媒体,监督美国、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而这么努力吧?”;近来转以批判安身立命的@丁来峰亦是极尽反讽:“美帝官员普遍贪污,将老婆子女送到其他国家享受美好生活,自己在国内包二奶嫖幼女,这还不是无德吗?!美帝政府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但苛捐杂税盘剥人民,自己吃特供小灶却让百姓吃地沟油毒大米,这还不是无信吗?!”

以及对最高喉舌的幸灾乐祸。一个美国电视脱口秀的视频恰好在此时到来,23日的节目中,那位主持人正是以人民日报那幢在建过程中形如男性生殖器的大楼外观为取笑对象——于是,人们传阅并哈哈大笑,再加一句“万恶的美帝果然无德无信!”

甚至,看到@人民日报昨天发出《美国马拉松赛选手举中美国旗悼念爆炸案遇难者》的消息,身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的@凌志军也跟着那些为此感佩于美国人“有德有信”的网民,一同公开喊话——“你所不了解的美国人……推荐给@人民网的新栏目”。

由于人民网这个专栏所刊第一篇是《侮辱中国乘客,美联航拒不道歉》,@琢磨先生更要直接打脸,以自己在美国坐飞机行李延误却得获150美元补偿为据,假意愤怒:“无德无信的美国人,竟然丢我的行李,特向@人民网举报!我这算立功了不?我该向哪个部门领取五毛钱?”

中德“特殊关系”的机遇与压力

李克强上周末访问柏林,这是他今年3月出任中国总理以来首次访问欧盟国家。此举不仅反映出中德政治关系日益加深,还反映出两国经济相互依赖日趋增强。

中国政府视德国为进入欧洲的大门,认为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是能够办成事的人。在出访德国之前,李克强在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在文中表示,中国“赞赏德国为推动欧洲经济复苏所作的贡献”。

中德两国展开政府间磋商的传统始于温家宝任总理期间。这一传统帮助巩固了分析人士所称的中德“特殊关系”。

预计此次默克尔与李克强会晤期间,贸易问题将是议程的重中之重。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德国在欧盟以外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去年,德国对华出口额达666亿欧元,自华进口额达到773亿欧元。

欧盟计划对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板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德国商界领袖却争先恐后地与该计划保持距离。德国经济部长称,该计划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以牙还牙的贸易战不管是对德国还是中国都没有任何好处。在欧洲需求依然疲软之际,德国汽车制造商、机床生产商以及化工企业在华创造巨额利润的能力有助于保护就业。

中德经济关系建立在一个简单的交换基础上,即“技术换市场”。两国都倾向于认为,这一策略实现了“共赢”。

德国企业与中方合作伙伴组建了合资企业,并达成技术转让协议。作为回报,德国企业从中国对豪华汽车以及高科技机械设备的需求中获益。去年,中国成为宝马(BMW)的最大单一市场。

近期德国蓝筹企业管理层的变动既反映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也反映出向中方合作伙伴证明自己非常重视他们的必要性。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大陆集团(Continental)本月紧随戴姆勒(Daimler)和大众汽车(Volkswagen)的脚步,委任了一名专门负责中国市场的董事。

大众汽车进入中国市场已有将近30个年头,如今正在收获此举结出的硕果。去年,大众在全球销售了910万辆汽车,中国在其中占了30%左右。此外,大众将于2015年之前向其在华的两家合资企业投资98亿欧元。因此,当今年3月大众与苹果(Apple)一道受到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一档消费者权益保护节目大力抨击时,着实有点出人意料。大众被指销售变速箱有故障的汽车。像苹果一样,大众也进行了道歉,并召回38万多辆汽车。大众表示,此次召回是自愿的,是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

其他德国汽车制造商也成为央视抨击的目标。央视称一些德系豪车的内饰包含有害化学物质。戴姆勒、奥迪(Audi)和宝马(BMW)对此温和地予以回击,称自己已就此事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表示:“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的抨击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你不安分守己,我们就能让你吃苦头。这件事反映出德国企业的处境有多么脆弱,即使对那些已与中国建立长期密切关系的德国企业而言也是如此。”

昆德纳尼认为,中国沿价值链的攀升或对中德和谐关系构成最大的挑战。

中投公司艰难物色新董事长

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政府正想方设法为其50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物色一位新董事长,此前已有两名顶级候选人拒绝接手,因为他们害怕该职位是一只有毒的圣杯。

自今年3月,中投公司(CIC)前任董事长楼继伟上任财政部长之后,董事长一直缺席至今。前述知情人士表示,由于最新候选人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极其不愿担任中投董事长,物色工作看来还要继续下去。知情人士还补充道,央行副行长易纲已拒绝这一职务。

一位中投高管表示:“符合条件的不想接手,想接手的不符合条件。”此高管承认,物色新董事长是中投的一个难题。

中投成立于2007年,当时曾引起极大的轰动。该公司的宗旨是为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谋取更高的回报。外国政府与企业一直以来对中投大献殷勤,中投的投资项目已覆盖全球,从巴西到澳大利亚和俄罗斯。

知情人士表示,那些被请求掌舵中投的人担心,这家主权财富基金账目上的投资可能存在某些不妙的意外,他们害怕,自己将为回报率低的投资背上黑锅。

一家中投控股的银行的高管在获知其投资组合情况之后表示,“中投匆忙地在大范围播下了大量种子。很难讲,有多少种子将来会长成大树,有多少种子将来会结出硕果。”

众所周知,由于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中投最早的投资——入股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私人股本公司黑石(Blackstone)——都产生了很大的账面亏损。前述银行高管表示,中投一些较低调的房地产和私人股本投资,也业绩不佳。中投拒绝置评。

尽管新董事长可以把责任推给前任,该银行高管表示,这么做的难度将更大,因为如今楼继伟已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政策制定者之一。

包括总理李克强在内的中国领导人,都参与到物色中投董事长的工作中来,因此拒绝担任该职位的候选人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屠光绍称自己在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方面还有更多的任务要完成,而这也是中国政府的优先任务之一。

领导人空缺突出表明,中投有可能变成中国金融业里一个失去核心地位的角色。中国央行已将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打造成事实上的主权财富基金。外管局负责管理中国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过去五年里,外管局已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资于股票、地产和私人股本基金,与中投的投资领域大致相当。

译者/邢嵬

Saturday, May 25, 2013

中国黑客产业生态观察

五年前一个闷热而潮湿的春夜,在华南城市深圳,六个年轻人正在喝酒,渐渐有点高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天酒桌上第一次有人提到富士康(Foxconn)时,大家都已经喝了不少啤酒。但我们马上就意识到这主意非常不错。”

他们打算入侵富士康的计算机系统。富士康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台湾合同制造商,组装了许多世界畅销的电子设备,比如苹果(Apple)的iPhone。这不是几个醉鬼酒后异想天开的念头。根据三名知情人士的说法,四个月后,这六个黑客攻破了富士康的电子邮件系统。

富士康在全球科技价值链条中所处的核心地位,使其成为有心勒索者眼中的诱人目标。这家拥有140万名员工的企业,为惠普(HP)、戴尔(Dell)、思科(Cisco)、宏基(Acer)、IBM、微软(Microsoft)和索尼(Sony)等全球顶尖的科技公司组装产品。

不过,这个黑客攻击富士康的故事向我们揭示出,那种把中国视作一台运转良好、集中控制的网络攻击机器的看法是不对的。相反,这个故事反映出,真实情况更加复杂:一些黑客犯罪分子为了利益,也实施网络攻击。各政府和企业设计的防御体系要抵挡的,不仅是来自有国家背景的黑客攻击,还有类似上述故事中这种黑客威胁,后者的目的就是通过敲诈跨国公司迅速捞一笔。在上述富士康的案例中,几名黑客得手了。

西方政府目前仍将矛头对准中国政府本身,以最严厉的措辞指控中国政府支持各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网络间谍活动,称这些活动方式大胆、组织协调性高、并且由来已久,目的往往是窃取商业和军事机密。

今年,美国承诺要给那些据信支持网络攻击的国家点颜色看看。美国政府针对网络攻击的新策略,是紧随美国互联网安全公司曼迪昂特(Mandiant)发表一份报告之后推出的。该报告称,中国驻上海的一支部队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针对美国和其他地方的141家企业和其他机构实施了网络攻击。

相形之下,当年深圳那几个一起喝啤酒的黑客,几乎不可能是受到中国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指使。他们当时只是觉得,这家台湾企业与中国大陆一家对手企业的竞争,提供了一个诱人的商机。

深圳那6个黑客在2008年夏天侵入富士康的电邮系统时,该公司与比亚迪(BYD)的专利纠纷正如火如荼。比亚迪是一家电池制造商,总部位于深圳。同年9月,亿万富翁、投资人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将以2.30亿美元购入该公司10%的股份。

如今还制造电动汽车的比亚迪,最近一直经营困难,去年净利润下跌94%,至8140万元人民币(合1320万美元)。但在2008年,比亚迪正飞速扩张,以至被富士康视为一大威胁。当时比亚迪在手机部件市场上正与富士康展开直接竞争。自2003年起,富士康一直指控比亚迪窃取其知识产权。比亚迪则否认这一指控。

一个中国黑客表示:“当两家企业之间竞争如此激烈时,总能找到赚钱的机会。”他补充说,他们打算在获取富士康一些内部信息后,威胁将这些信息公开,或卖给比亚迪,从而敲诈富士康。这几个黑客将重点放在了富士康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郭台铭(Terry Gou)的电子邮件上。

这几个黑客当时发现了一些邮件,在这些邮件中,郭台铭游说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惩治比亚迪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传福。一名曾看过电子邮件的人士表示:“郭台铭抱怨说,政府部门(在有关比亚迪涉嫌窃取知识产权的调查过程中)只调查比亚迪的中层管理人员,而他声称王传福才是幕后的策划者。”

其中还有一封邮件,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台湾事务的最高主管贾庆林。到那个时候,这几个黑客才猛然意识到,他们发现的东西已不是自己应付得了的了。

一名与那6个黑客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在中国,这种与国家领导人有关的事最好别碰。”他补充说,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商和出口商,也是提供就业岗位的大户,因此对中国的领导层有“巨大的影响力”,找郭台铭的麻烦可能会惹祸上身。他说:“他们放弃了从富士康讹诈钱财的计划。”

该人士表示,由于已为此次攻击花费了大量时间,那几个黑客不愿意就此罢手。于是,他们随后试图用富士康内部邮件吸引比亚迪的兴趣,但是也没能成功。一名知情人士称,比亚迪方面的联系人害怕这是富士康设的陷阱。比亚迪和富士康拒绝对此事置评。

富士康这一案例,反映了一股更广泛的潮流。曾做过黑客、现在是中国顶尖互联网安全专家之一的Eagle Wan表示,在企业纠纷中,黑客技术已成为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这些纠纷不仅包括中国国内企业与海外企业之间的,还包括国内企业之间的,而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往往更为激烈。

专家还认为,意在窃取企业情报的网络攻击是最多的。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副总工程师杜跃进表示:“自2007年起,利用木马控制他人电脑、窃取信息和商业机密的事件急剧增多。”

尽管有人(可能来自一些外国政府)企图利用蠕虫病毒Stuxnet搞垮伊朗核计划的消息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杜跃进认为,网络攻击活动最主要还是集中在网络犯罪和网络间谍领域。

去年晚些时候,有媒体报道称,重型机械制造商三一集团(Sany)曾雇佣黑客刺探其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中联重科(Zoomlion)的情报,顿时在中国工业界中引发轩然大波。三一集团在这个消息传出几个月前刚刚收购了德国混凝土泵制造商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三一和中联重科均拒绝置评。

去年11月,三一集团总部所在省份湖南省警方向当地媒体证实,他们已逮捕三名与此案有关的三一集团高管。但警方拒绝透露案件最新进展情况。

美国一家工业协会的一位官员表示:“有些观点让人以为,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组织性很强,有严密的指令体系。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位官员说,曼迪昂特将中国军方驻上海的那支部队描绘为盘踞在一张巨大间谍网中央的蜘蛛,事实上,中国黑客的生态系统繁荣但混乱,许多不同的个人或国家机构在这个系统中活动,那支部队只是其中的一员。“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一整套提倡创新和新技术开发和获取的国家政策。这意味着每个企业和政府机构都有动力、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知识产权。”

这也就是说,富士康、以及三一和中联重科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下则是中国日趋繁荣的地下网络经济,其繁荣有赖于针对实体资产(比如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和虚拟资产(供在线游戏玩家相互交易)的盗窃活动。黑客还会绑架互联网服务,并出售一些黑客攻击工具。趋势科技(TrendMicro)的Gu Lion、清华大学的诸葛建伟和段海新在去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一个研讨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我们估计,在2011年,黑客活动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总额超过53.6亿元人民币,有1.108亿中国用户和110万个网站受到影响。”

非法网络活动的主要驱动力是中国巨大的“人才库”。在中国连入万维网(World Wide Web)后不久的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第一代黑客就出现了。

早期黑客的重点是,在时局趋于紧张时期攻击外国网站,比如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那些不受雇于任何人的“爱国黑客”为中国军方提供了人才储备,军方可以将这些人招募进自己的网络战部门,这种可能性已引起一些外国分析人士的关注。

然而,中国黑客圈中的普遍观点是,被军方招募的“爱国黑客”只是极少数。大多数资深黑客还是进了互联网安全企业。部分人还创立了自己的企业。想当年,安全专家Eagle Wan也是一名“爱国黑客”。其他一些如今在奇虎360(Qihoo 360)和腾讯(Tencent)这类中国互联网公司工作。

但中国如今这一代黑客大部分都是自己干,跟当年攻击富士康的那个黑客团队很像。他们愿意为任何人做事,只要有钱赚。

当年参与攻击富士康的六名黑客之一表示:“如今我们面临许多商机。不久前,家电业对情报服务的需求十分强劲。如今电子商务在这方面也有很多需求。”

他声称自己的业务仍集中于国内市场,而不是那些引发媒体关注的跨境网络攻击。他学着政府的话说,富士康不算外国投资者,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尽管从数量上说,中国的黑客或许跻身全世界最可怕之列,但说到追踪和打击网络犯罪,中国则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美国,互联网攻击势头愈演愈烈,已催生出一个致力于保护网络免受此类威胁之害的行业,但在中国,这样的行业仍未诞生。

中国目前还没有与曼迪昂特类似的企业。金山(Kingsoft)、奇虎360、浪潮(Inspur)、天融信(Topsec)以及启明星辰(Venustech)这些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安全公司对于发展网络取证业务兴趣不大,或毫无兴趣。网络取证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对既往攻击的源头、结构和技术细节进行长期而深入的分析,如今赛门铁克(Symantec)或趋势科技这样的公司正在发展这种技术。北京一家安全公司网康科技(Netentsec)的首席执行官袁沈钢(Tony Yuan)表示:“我们的互联网安全产业与美国的差距以光年计,这部分是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识还非常淡漠,企业也不愿意为这类服务付费。”

这个问题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理解不足、协作性不高、透明度低。在中国,党政军旗下许多不同的机构和许多半官方实体,都有权管理信息安全。

但中国国务院旗下主管日常信息安全事务的办公室却于2008年被解散了。这造成各个政府机构之间相互竞争,在监督和执法上缺乏统一管理。

因此,一些中国专家认为,国外指控一些黑客攻击源自中国,这远非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律专家刘德良表示:“指控中国政府实施网络攻击者动机不纯。网络犯罪才是主要问题,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打击这种犯罪。”

赵添琦(Zhao Tianqi)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被暗渡陈仓的出租车改革

不出意外的话,北京出租车价格将于6月开始上涨。

在5月23日举行的价格听证会上,出租车的起步价已经没有悬念地上涨了30%,从10元涨到了13元。听证会讨论的其实只是两个不同的涨价幅度——起步价后每公里的计价是从现行的2块钱上涨到2.3元还是2.6元,而最终的结果只是一个“涨”字。

一场“打车难”的讨论历时大半年,最终以涨价收尾,全体消费者承担了本轮调整的最终成本。主管部门只是保证:涨价收入归出租司机个人。这是多么奇怪的一幕,掏钱的是消费者,收钱的是出租司机,打车难的矛盾成了出租司机涨工资的矛盾,主管者的尺度只是不从中分利而已。

而出租车行业改革中最大的瓶颈——份子钱,仍然无从触及。至于出租车公司,再一次有惊无险地保留着既有的惯性运行,因为他们声称“自己只是个位数字的行业微利”。

虽然在怎么涨价的讨论中,出租司机们无一例外的支持涨价要一步到位;但在私下该不该涨价的讨论中,多数出租司机并不愿意涨价。因为涨价必然带来的是客人的流失,可打可不打的、可选择公共交通的乘客一般都会放弃打车。“至少两到三个月的时间,会存在乘客流失。”出租司机们的基本判断是,所谓的涨价早期将是左手进右手出。

沸沸扬扬的全民打车大讨论,最终是——乘客们被拍死在“沙滩上”。

被钳制的打车软件

管理者并非没有作为。

日前,深圳交通运输委员会下发“禁令”:要求出租车司机不得使用手机召车软件,并将联合执法支队进行专项整治。

将从6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管理试行办法》也规定:北京将建统一特服号码调度平台,提供24小时电话约车、网络约车、手机约车等电召服务。

衔枚疾进的打车软件市场正在遭遇一场行政力量的狙击。

这场狙击的背后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正在发酵中:中国有110万辆出租车,其中前6位的城市出租车总数超20万辆。仅以北京为例,来自首汽公司的说法是单车月收入才6172元,如果6.6万辆出租车按照每月6000元收入计算,每年保守估计也是接近48亿元的市场。而对于多数出租车保有量上万的城市,也都意味着10亿级别的总量市场。

所以在打车软件市场上,无论是阿里投资的“快的打车”,腾讯投资的“嘀嘀打车”,还是中国电信的“易打车”,每一个快速成长的打车软件背后都站着一个另外一个行业巨子,个中商机更是不言而喻。甚至北京交通广播也推出了自己的“1039易打车”,将实时路况和打车软件进行深度整合。

从技术层面上看,10多个打车软件激烈竞争的背后,是这个市场经过长达两年的试错,技术乃至商业模式都已经成熟,从消费者到出租司机们都开始产生工具性依赖,而眼下市场最需要的是集中和效率。

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很多打车软件开始免费送终端,给出租司机按月发放补贴,原本需要三个月、半年的推广期往往在一个月内就获得数万忠实用户。这个用补贴砸出来的市场,极大的方便了打车人,更有效的缓解了出租司机们的空驶率。

一位出租司机这样描述:当你下午还在拉活的时候,第二天的订单已经开始排队了;当你还在去机场的路上,返回的订单已经预约上了……打车软件已经将出租司机们提前智能化地武装起来。

媒体札记:拜登的“傲慢”

比起“宪政”之争,拜登那几句批评中国不能“另类思考”和“自由呼吸”的话,在大洋此岸掀起的实在算不得什么轩然大波。只不过,对中国现状的感知不同,反应也就不同。

比如@今晚报,为其“另一种声音”栏目新选的批判对象,就是@假装在纽约那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343名中国留学生联名抗议……从小埋在他身体里的爱国主义感情……”。原文摘录由环球时报昨天刊发的新闻《美副总统称中国不能自由呼吸,中国学生要其道歉》,以及@假装在纽约声称“觉得他说得都挺对的,并没有侮辱中国的意思”的帖子,这家天津老牌媒体批评右派公知又在“编造心理活动抹黑‘爱国主义’”:“这么快就忘记了你翻译的奥巴马演讲?‘你们这一代人身上充满了最鲜明的美国精神——那就是热爱国家的人民能够改变他们的国家。’”

在网络舆论场上,能这样旗帜鲜明地宣扬“爱国主义”的市场化媒体账号,大概除了环球时报就要数今晚报了。多数派不以为然,例如,@南都评论就是站在@假装在纽约身边一同嘲笑:“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留美学生要求拜登道歉,提出了‘另类思考’,享受了‘自由呼吸’,更以正统的方式爱了一把祖国。不过,这也不禁让人想起那个经典的前苏联笑话”——配图显示,那个前苏联笑话是“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美国很民主,美国人可以在白宫前骂美国总统。’勃列日涅夫说:‘这有什么?我们苏联人也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门前骂美国总统!”

的确,当中国留学生张天璞带头写出抗议信的消息传回国内,网络舆论场上更大声的不是后援团,而是讥笑,讥笑这位“爱国青年”其实是“不打自招”,因为他只有在美利坚才有可能公开要求国家领导人正式道歉,才有可能真的“另类思考”、“自由呼吸”。至于对中国的批评,在这些异议者眼中,那只是对中共执政者的批评,民众自己完全无需感到羞愧,甚至应该感谢对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于是,@徐昕已经用上激将法:“我认为,那些抗议的留学生应该有骨气,如果拜登不道歉,他们就立即回国,以示严重抗议!”

虽然这场风波总体来说并没有引发中国媒体的集中报道,但腾讯还是决定动用今日话题栏目分析《拜登批评中国何以引起风波》。在张天璞看来,拜登演讲时所用的nation一词“牵扯到一个族群甚至说种族……不是说中国不行而是你中华民族不行”,但根据腾讯责编张德笔的分析,“其中可能存在误会”:“揪住一个措辞不仅太过敏感,而且这样的纠结本身可能也站不住脚。英国著名刊物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用很大的篇幅否定了中国留学生的看法,认为美国人并不讲究这样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nation和country是可以混用的。”

承认“中国留学生把拜登的批评理解为是对自己的批评,也没错”,腾讯更建议“面对批评,敏感愤怒不如闻过则喜”:“拜登的言论中到底有多少欠妥的地方,见仁见智,不过即便有,也未必要斤斤计较。正如知名网友和菜头所言,‘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辱华事件中透露出的弱国国民形象,自信的人是不受辱的,强者是不受辱的’。而对于‘中国没有最好的大学’这些方面,我们完全应该从善如流。无论是中华传统,还是我们的党和国家,都提倡闻过则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就曾刊文指出,‘对于共产党人而言,闻过则喜是一种基本的党性修养,一种优良的政治传统,一种民主的工作方法。’”

【有色眼镜】欧逸文:中国进入“个人主义”时代

曾经讳言“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已经进入人人都有梦想的时代。欧逸文如何看待“中国梦”?让他感触最深的一段中国经历,是跟随一个中国旅行团周游欧洲。那段经历向他展示了一个怎样的中国?

Friday, May 24, 2013

经济前景恶化考验中国政府改革决心

根据中国的政治日程安排,今年的重大经济政策决策预计要等到秋天,届时中共将召开一场重大会议,全国最高领导人将汇集一堂。

不过,最新工业调查凸显出的经济前景恶化,有可能压倒政治日程,考验新一届政府的决心,看他们是否能够忍住不去部署短期纠正措施来刺激疲软的经济。

汇丰(HSBC)发布的初步调查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将从4月份的50.4跌至7个月来的最低点49.6。下滑态势比预期糟糕,PMI降至50以下表明,中国工业活动开始收缩。

瑞穗证劵(Mizuho Securities)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PMI下降对官员发出警告。他们过于自满,低估了经济减速的速度。”

PMI最让人担忧的是,新订单与就业指数下降似乎源于国内需求暴跌,而不是外部疲软。

沈建光表示:“我预计从6、7月份开始,中国政府将转而采取更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减税增支。”

如果政府确实增强对经济的财政支持,这将标志着脱离目前的等待模式。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表示,政府增加支出或者推出政策刺激的余地有限。

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召开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新任主席习近平将利用这次会议来充实其政策日程。

习近平与李克强清楚地表明,他们想要实施更深层次的经济改革,而不是采取短期刺激措施,因为短期措施可能激起房产泡沫,进一步堆积债务。

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分析师姚伟表示,政府眼下只会实施“审慎宽松”的政策,这让她对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

姚伟表示:“金融市场迫切期盼出现短期积极刺激因素,但这可能只能来自改革进展了。”

因此,她表示未来几周李克强将要主持的一场关于中国城镇化战略的会议“值得期待”。这场会议将制定长期城镇化方案,预计将于6月底前召开。

最近几周,中国政府采取了措施,使私营企业的投资项目更加容易获得批准,这是中国政府为让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而实施的另一项政策。尽管分析人士欢迎这一举措,但他们也表示,政策要见效,即使不用数年之功,也得需要数月时间。

去年中国经济增幅为7.8%,是10年来最低水平。今年年初,多数分析人士预计今年的经济增幅将恢复8%,但前5个月增长不稳定,很多人预计增长将再次下滑。

译者/倪卫国

媒体札记:真理与红旗

这两天,平素嘲讽金家王朝最兴高采烈的右派知识分子,多少有点意兴阑珊。因为,他们现在连自怜自艾都还顾不过来,他们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度分明就是“西朝鲜”。

红旗文稿刚刚砸碎宪政梦想,惊魂未定,昨天又出现了两篇让异议者深信互有关联的檄文:一篇来自人民日报,《坚守神圣的“党性”》;一篇来自解放军报,《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

看党军喉舌的原稿标题似乎还没什么,但自有研读过全文的门户编辑和微博时政观察者发掘出其间段落,重点展示。

由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署名的那篇最高党报文章,虽然是选在“名家笔谈”这种看上去有几分闲适的栏目发表,且亦非评论版头条,但文中确有非一般的描述方式——像新浪那样选取“‘党性’二字一旦说出来,必石破天惊 ”以及“一些官员没信仰没下限,也敢妄言以党性保证”作为标题已经算是体贴,注定会引发更大争议的还是另几家门户的慧眼所在:“如同基督徒心目中的‘上帝’,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以‘党性’为自己作保,在神圣性上,丝毫不逊于基督徒‘向上帝发誓’……建立起新生国家,其艰难程度,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追杀中荒野流浪40年,最终到达‘流着奶和蜜’的‘上帝应许之地’,何其相似。不同的是,摩西手中高举的,是上帝赐与了魔力的神奇手杖;而人民那时跟着共产党走,是因为那一代共产党人,把‘党性’二字如火炬般高擎。”

正是后面一段将“党性”比作“神性”、将众人相信“党性”比作基督徒相信“上帝”的说法,在互联网上引起骚动,这篇主旨看似军方高官响应习近平号召的文章,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集中嘲笑的目标。最有资格来吐槽的莫过于孙海英,作为演艺界的“公知”以及基督徒,这位以饰演中共老革命而成名的演员在微博上反问:“不信神,还口口声声要干神圣的事这是不是撒谎骗人?”;@余少镭补充:“不同在于,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一起到达‘流着奶和蜜’的地方;神圣的党,则利用了它带领的那群人,自己先到达充满‘二奶和小蜜’的地方,而把他们留在荒野。”

而昨日出现在解放军报头版的《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甚至导致了更多的瞪目结舌。从文章刊发位置和栏目看,也只是例行宣传“中国梦强军梦”的延续,但敏感者很快从这篇3000余字长文中发现了几乎是唯一一句可以引发网络关注的话——“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确实没有什么比这句“宇宙的真理”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朝鲜了。在互联网乃至媒体转发的朝鲜官方语言中,类似的雄伟表述连篇累牍,几乎已经成为金氏父子独一无二的标志,@作家崔成浩甚至就是因为模仿这种语气而迅速成名。虽然也有认真考据者指出,解放军报此句注明引号,原作者系中共早期党员方志敏,所述“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共产主义,但在一片哄笑声中,这多少显得迂腐。

于是,虽然这篇解放军报稿件并未在各门户首页得到突出展示,但就凭“宇宙的真理”那五个字,就已足够在微博、微信和手机客户端等相对管控宽松的媒体渠道中成为笑柄。

禁止中国入内的俱乐部?

新西兰、越南、秘鲁、日本和美国有两个共同之处。首先,它们全都希望加入一个初具雏形的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是自世贸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以来自由贸易舞台上上演的最大一出戏。其次,它们全都不是中国。

这两个共同之处密切相关。尽管没有人会公开这么说,但TPP的目标其实就是创建一个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排除在外的“高标准”贸易协定。目前希望加入TPP的12个国家(除了上述5国,还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和澳大利亚),其经济产值合计占到全球的40%,贸易额合计占到全球的约三分之一。这是一个“禁止中国入内”的大型俱乐部。

这么做的动机有两个。第一个动机是想把时钟拨回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许多政客、工会和企业现在都对准许中国加入WTO后悔不已。获准进入全球市场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提振。但有人认为,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小。加入WTO并未阻止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未阻止它操纵招标程序,未阻止它将廉价资金输送给大型国企,也未阻止它系统性地藐视知识产权规则。有人认为,中国只知索取不知付出、而且还搞欺骗。这些人其实忽略了一个事实: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全都在其经济腾飞阶段大力推行过重商主义政策。但这些人就是要这样认为。

第二个动机听起来正好与第一个相反。它是想创建一个极其强大、极有吸引力的组织,从而让中国感到有必要改正其错误做法以加入该组织。为了推动这一目标,TPP的规则将在某些领域对中国不利。一个例子是原产地规则。按照TPP的规定,产于(比如说)越南并输往美国的服装,其关税将降为零。这将对越南规模业已可观的服装业产生潜在的巨大提振。但要想享受零关税,越南就必须得从TPP成员国(可能性最大的是美国)进口制衣原料,比如棉花。就目前而言,没错,越南庞大服装业所需的很大一部分棉花是从中国进口的。

那么,你如何设计一个可将中国排除在外却能向越南之类国家敞开大门的俱乐部呢?毕竟,越南也是一个拥有庞大国企、监管不透明而且极度藐视知识产权的指令性经济体。TPP旨在消除这种种“罪恶”。了解越南TPP谈判内情的人士表示,TPP的目标是推动越南政府彻底改革其国有部门。往好里说,这是一厢情愿,往坏里说,这是自欺欺人。到了紧要关头,能够决定是否接纳越南以及其他几个潜在TPP成员国的,将更多的是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TPP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项目。TPP是一个“只禁止中国入内的俱乐部”,这一事实对日本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走民族主义路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将TPP成员国身份视为与那些大国拉近关系的一个机会。最近他宣布日本会加入TPP谈判时表示,TPP将有助于日本的“安全”(这几乎不在TPP的正式职能范围内);他还提到了TPP成员国享有共同的“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和法治价值观”。这段描述刻意把中国排除在这类国家之外,但不知怎地把越南(一个威权主义共产国家)和文莱(一个伊斯兰苏丹国)包括了进来。

Thursday, May 23, 2013

【有色眼镜】欧逸文:中国同行们让我着迷

《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认为,最近几年是外国媒体报道中国的“黄金时代”,而中国媒体人与体制博弈的勇气和执着让他着迷。他还介绍了《纽约客》如何确保文章的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以及他如何保护自己的消息人不受伤害。

以邻为壑的安倍经济学

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所言,日本尝试推行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即外界所称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为了结束本国的长期通缩。但迄今为止,世界还没有看到日本显露出什么通胀的迹象。世界只看到日元在大幅贬值。这种贬值既对其他国家不公平,同时也是不可持续的。

去年12月以来,日元相对美元累计贬值约25%,相对人民币和韩元则贬值得更多。其结果是,日本的出口已经加速;上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3.5%,其中将近一半是由出口增长贡献的。出口加速增长提振了日本大企业的预期盈利,日本的股指也相应上涨了50%。但核心消费价格仍低于去年同期的水平。“安倍经济学”并没有推高通胀预期,相反,它只是催生了对日元将进一步贬值的预期。

这种复苏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是靠牺牲日本的贸易伙伴来实现的。韩国财长玄旿锡(Hyun Oh-seok)上月表示,与朝鲜是否会发射核导弹相比,韩元相对日元升值是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

中国已成为“安倍经济学”事实上的减震器。过去三年里,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一直在稳步下降,从逾5%降到约2%。从绝对数值来看,中国贸易顺差已从约3000亿美元降到接近2000亿美元。另一方面,自2010年7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累计上涨了约20%。在此期间,中国的通胀率比美国高出约两个百分点,因此实际汇率上涨得更快。

日元贬值是中国出口商不愿看到的。很多中国产品正在与日本同类产品展开激烈竞争,比如相机和电视。日元贬值正在损害生产这些产品的中国厂商的利益。与此同时,日本对华出口正因东中国海岛争相对平静而呈上升之势。

日本以日元贬值为基础的复苏是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地缘政治。在包括日本央行在内的多家央行推行量化宽松的背景下,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都面临本币升值的问题。日元贬值对它们来说是在伤口上撒盐。反安倍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日本的邻国在经济政策上作出强烈反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日元继续贬值,中国和韩国可能不得不对外汇市场实施干预,阻止本币升值。或许会出现对某些日本出口商不利的贸易争端。最后,日方的投资也会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

日本需要回归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特别是应该试着通过加强国内经济活动来提升资产价值。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增加资本支出——尽管日本出口在快速增长,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这说明,日本企业高管认为,日元贬值是不可持续的。

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需要落实早就该落实的自由化,放松各种监管,让企业能够自由投资。它需要放开劳动力市场、允许企业雇佣更多员工,还需要强化竞争,并通过降低信贷门槛鼓励小企业投资。不付出这种努力,实体经济活动就无法快速复苏,通缩也会持续下去——印多少钱都不管用。这是世界从各种金融危机及随后来之不易的复苏中汲取的一个教训。日本也必须汲取这个教训。

本文作者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Mansfield Freeman Chair Professor)

译者/王慧玲

华为涉入美工程师新加坡死亡案

年轻的美国工程师沙恩•托德(Shane Todd)在新加坡的离奇死亡引发了一场备受瞩目的调查。这名工程师的雇主周一表示,托德在生前曾与来自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华为(Huawei)的高管开过会,讨论一个潜在的项目。

新加坡政府研究机构——微电子研究院(IME)研究执行副主任Patrick Lo是在验尸庭研讯上作证时,这么说的。

(视频:美国电子工程师在新加坡的离奇死亡)

31岁的托德为IME工作,从事氮化镓的研发。这种物质具有商用和军用双重用途,适用范围从发光显示器、手机基站到雷达和卫星通讯等。

Lo提交的书面证词显示,IME与华为从2011年7月开始讨论一个氮化镓合作项目。

2012年7月,华为决定不再继续,双方结束了商谈。Lo向调查员表示,因为华为“不想要我们的技术”。

Lo表示,IME与华为合作过4个项目,托德涉及的是有潜在合作可能性的第5个项目。

书面证词显示,托德一直在IME的氮化镓团队全职工作到2011年7月。到2011年8月时,托德向IME提交了一份计划书,提议IME以180万新元的价格为华为开发一种“氮化镓放大器”。

Lo在书面证词中表示,托德涉及氮化镓研究中所使用设备的采购,2012年1月IME送他到美国接受相关培训。

Lo告诉调查者,2012年4月19日,托德参加了一场与华为“高管”的会议。在书面证词中,Lo表示,托德还参加了2012年6月5日讨论华为项目的会议。2012年6月24日,托德辞去IME工作后两天,被发现死于自己的公寓中。

Lo的证词提供了本次调查中迄今最详尽的有关IME与华为商业关系的信息。华为因被指与中国军方有关联,在多个国家遭到审查。华为否认这种关联。

Lo及其他IME雇员均证明,IME没有从事任何涉密的军事相关工作,并表示托德在IME也没有涉及任何此类工作。

本周一审讯进入第二周。审讯的目的是找出托德死亡的原因:他是自杀,还是像他家人所言,是被谋杀的?

政府律师Tai Wei Shyong周一问Lo,托德是否可能认为自己在拟议中的华为项目中的工作,损害了美国国家安全。

Lo回答道,“如果你允许我猜测的话”,华为一直是美国国会批评的对象,对于某些人而言,“一切与华为相关的事情都可疑”。

周一的审讯上还得知,另一名IME员工上个月偷偷录下了一场会议的录音,期间Lo告诉可能会在调查中作证的员工,不要公开讨论华为的项目。

Lo为他的这个指示辩护道,他们需要服从IME与华为签署的保密协议。

他表示,随后华为允许了IME就该项目作证。

Lo表示:“如果华为没有给予许可,我会很犹豫。”

Tai问道:“你陈述事实的义务不会压倒对客户的保密义务吗?”

Lo回答:“坦白讲,我不知道。”

译者/何黎

中国,下一站韩国?

经济学家索罗曾说经济增长如此重要,一旦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就无暇他顾。从另一个方面来解读,如果过于沉迷于增长的速度与优势,或会忽略增长的风险与变化,譬如当下中国经济。

和历史比较,中国2013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并不好看。GDP同比增长7.7%,低于2012年第四季度0.2%,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增速也低于预期。值得注意的是,比起实体经济层面的低迷,金融数据却表现亢进。

从社会融资总量来看,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增加6.15万亿元,其中3月高达 2.54万亿元,2月仅为1.0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加2.26万亿元,增幅高达58%;信贷近期也出现回暖,有媒体统计截至5月中旬,工农中建四大行信贷投放1530亿元,高于4月份同期数据30%。

这一表现已是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监管部门多次收紧的结果,实体与金融数据之间缘何背离?此前专栏《中国经济重寻源动力》中,我推测源自政策收紧以及“僵尸企业”横行。如今对照,这一判断更可确信,宏观经济分析并不是占卜,只能通过不断印证接近经济现象背后隐匿的逻辑。

如果数据会说话,那么这次透露了什么?四万亿刺激之下,中国短暂强劲反弹后陷入中国式滞涨,而上一轮周期中漫长的萧条期后,宏观经济终于在去年四季度步入温和复苏,但力度相当微弱。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情况可能更为不妙,如果继续延续旧有模式,金融危机将不会只是纸上谈兵。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质的变化,或逐渐步入一个新阶段:一个依靠加杠杆发展的阶段,未来债务的规模扩张将会进一步加剧,投资型驱动经济模式短期之内很难得到有效遏制。

中国债务的严峻考验并不在于当下,而在于整体经济未来还本付息的能力及坏账风险。也正因此,我过去一直强调城投债等问题并非首要风险,备受瞩目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也不会马上爆发,最为可能的金融风险在于大规模的银行坏账,而这并不那么遥不可及,也曾在90年代成为现实。

债务的另一面是资产,债务可以膨胀,而资产可能缩水,信贷是考察债务比较确信的视角。那么,中国的杠杆率有多严重?一国信贷规模与该国GDP之比(DCG)是指标之一。根究世界银行数据,目前中国DCG已从2008年的120.8%上涨至2011年的145.48%,3年内已上涨25%。据此,野村证券日前一则报告中引用了“5-30规则”表达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所谓“5-30规则”,指的是在5年时间内,如DCG增长幅度超过30%,那么则很可能诱发危机,并且引用了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案例佐证。

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无论债务还是信贷占GDP规模而言,中国并非特别惊人。美国和日本债务均超过GDP规模,而两国DCG水平在危机爆发前都超过200%,但中国的问题在于上涨速度与发展趋势。

当我们对现状迷惑之际,往往会求助历史。日本是最常见的案例,但日本并非中国最合适的参照系。换而言之,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无法比肩日本,早在八十年代,日本人均收入、发展阶段、社会成熟度等都已经超过今日中国太多,下一个日本不是赌咒,而近乎空想。比较之下,韩国倒是更为接近的参照系。

Wednesday, May 22, 2013

媒体札记:宪政梦醒

“宪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起因是本期红旗文稿所刊《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这篇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署名的文章,昨天一经求是理论网发布,即为门户编辑发掘,共同推荐在首页,凤凰网尤其突出,“红旗刊文: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标题从昨天一直延续至今。

微博上的媒体账号更加活跃。例如影响力居前的@财经网,昨天下午为此连发五段摘录:

“宪政主张主权在民,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竞选得来,是民主革命胜利成果。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共产党没有经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但以宪政理念为标准,就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西方宪政的欺骗性在于,以表面全民自由民主掩盖其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例如,宪政宣称主权在民,实行议会民主政治。但议会民主的实际运转完全掌控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参选的议员或官员必须得到大利益集团的支持才能当选”;

“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宪政作为完整的制度架构并没有普适性,其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

“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经过与国民党军队的殊死战争,夺取政权,不可能是‘中立化、国家化’的军队,共产党不可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这样的政权也就不可能是宪政政权”;

“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至上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利益,通过法定程序,宪法和法律都是可以修改的。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容易掉入‘宪政’的话语圈套,这也是‘宪法和法律至上’口号的局限性”。

五段摘录,倒也真没有断章取义。而且,根据求是理论网上的原稿,杨教授还指责自己的论敌才是断章取义:“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人说毛泽东专门撰文论述过‘宪政’,并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是指毛泽东1940年2月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在文中毛泽东确实提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 但引论不能断章取义,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 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毛泽东的这段语录,作为“社会主义宪政”一说的论据,曾经出现在前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所主编的《历史的先声》中,不过,事过境迁,这位改革派人物虽然远不及莫之许那般“革命”,但亦早被微博禁言,现在,他的焦虑只能通过友人账号转达:“从李慎明奇文到杨晓青彻底否定宪政的奇文大致可断言,所谓红旗文稿,已是文革理论大本营两报一刊之首的红旗杂志的复活。该杂志复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彻底否定邓时代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复辟文革极左的明显信号。乌有之乡张宏良之类的体制外极左,与体制内极左已开始合流。”

分析:中国房价再升背后的原因

今年3月底时,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公开重申,政府有决心控制房价上涨并防止再度形成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的局面。

但不论从哪种指标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4月份仍继续走强,住宅价格、销售量以及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较3月份都有所加快。野村证券(Nomura)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公布的部分数据所做测算显示,4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较上年同期平均上涨了4.3%,增速快于3月份的3.1%。

瑞信(Credit Suisse)房地产行业分析师杜劲松表示:“4月份的数据显示,房地产市场并无增长放缓迹象,房价上涨势头与前几个月持平甚至更强。即使中国经济绝大多数其他领域的投资增速都有所减慢,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增速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这种鲜明对照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以说明为何李克强控制房价上涨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努力似乎都毫无成效。由于贸易、制造业、投资以及消费领域的表现都未达到政府期望,今年3月正式接班的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感到,除了允许房地产市场轻度泡沫以拉动整体经济增长以外,他们几乎别无选择。

李克强在上月所做的一项关于经济的重要讲话中,悄无声息地去掉了所有关于控制房地产市场的提法。此举被很多分析师解读为一种未公开宣布的政策转向。

瑞银(UBS)驻香港的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今年4月,中国经济唯一的亮点就是房地产市场,房产销售以及新屋开工数据都表现强劲。中国的领导层面临一个困境——他们既不希望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也不希望过度抑制这一领域,让房地产市场在当前疲软的经济环境之下出现萎缩。”

自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试图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并调整房地产市场结构,但所取得的政策效果不一。

中国政府确实避免了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某些地区性房产市场房价上涨两倍甚至三倍的现象,但这一结果是在多个城市出台严厉的限涨措施或者限购二套住房的背景下才实现的。

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无法直接从资本市场上融资。但是地方政府以及腐败官员可以征用农田、将其用途改为价格更高的住宅用地并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从而获取大把资金。

过去十年中,这一模式创造出了巨额财富,驱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成为了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增长源泉,并催生出了对于工业大宗商品似乎无法填满的需求。这一模式还是导致社会形势紧张以及抗议活动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政府担心,掠夺土地的行为以及快速上涨的住房价格会削弱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并助长反政府情绪。这正是近些年来中国政府试图干预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原因。

但新的限制措施以及今年2月出台的房屋交易税,并未在除了北京以外的任何其他城市得到真正执行。鉴于中国政府因担心导致整体经济增长停滞,不愿再次打压房地产行业,某些分析师担心,新一轮信贷推动的房地产市场泡沫正在形成当中。杜劲松指出:“短期之内,人们认为房地产市场必须表现坚挺,才能支撑经济其他领域的增长,但从长期而言,这是不可持续的。”

译者/马拉

中国梦:缺水而枯?

今年63岁的棉农王富国(音译)家住尘土飞扬的威捷村(Weijie,音译)。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何时开始在这片土地耕种的。

不过,有一点他相当清楚——他将是家里最后一个在这里耕种的人。他说:“别人都离开了。”他向门外望去,村里唯一一条街道两旁的房子都已人去楼空。

原因很简单。他说:“这里就是没有水。没有水就活不下去。”他家每5天只有1小时可以接取自来水,勉强够给一小块茄子地浇水,并供家人和12只绵羊使用。

“生态移民”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背景下,缺水的国情经常被人忘记。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香港咨询机构“中国水危机”(China Water Risk)的资料显示,在中国的28个省份中,有8个省的干旱程度与约旦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不相上下。

在王富国居住的甘肃省民勤县,干旱问题尤其严重。以前,这里曾是夹在内蒙古广袤沙漠之间的一片绿洲。离开这里的并非只有王富国的邻居们。1万多人已搬离这里,成为所谓“生态移民”。

中国官员将缺水列为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难题之一,这个问题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今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发布各省用水配额,设定了截至2015年的年度消费指标。

中国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使缺水问题更加紧迫,因为不断扩张的城市需要更多的水资源。从现在到2030年,预计将有3亿多人转变为城市居民。

这一转型发生之际,中国人正开始对政府的治理方式提出更响亮、更尖锐的批评。在类似Twitter的社交网站新浪微博(Weibo)上,经常有用户上传环境遭到污染的信息。有些用户甚至叫板官员们,问他们敢不敢到自己负责保持清洁的河流中去游泳。政府无力控制河道的消息,经常使其成为民众嘲讽的对象,比如今年早些时候1.6万多头死猪沿着上海主要水道黄浦江漂浮之时。

鉴于缺水可能使经济增长突然刹车,相关的经济问题尤其令人生畏。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07年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水资源问题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2.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企业高管表示,缺水已开始改变各个行业的面貌。

世界银行驻北京的水资源专家蒋礼平说:“严重缺水已成为妨碍中国北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

中国的缺水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经济增长引发的。随着人们越来越富有,并搬到城市里生活,他们会吃更多的水资源密集型食品,购买更多的水资源密集型产品,并且在家里用掉更多的水。气候变化也扮演了一定角色,导致降雨规律与河流流量发生变化。而这一切又因承受重压的农业而恶化,中国农业耗水量占到全部用水量的60%。如今,农民们必须挖得更深才能取到水,以灌溉更多的土地。

中国经济增长导致严重的污染,这也使缺水状况更加严重。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夏军表示,“整治污染是中国水政策中最困难的方面。即便在那些不缺水的地区,污染也非常严重,可能使那里的水不可用。”中国主要江河39%的水体毒性过大,不适合与人体有任何接触。

面子工程?

Tuesday, May 21, 2013

腾讯品牌价值超Facebook

中国民营互联网公司腾讯(Tencent)在一个最新公布的全球品牌价值排行榜中,排名首超Facebook,品牌价值位列全球第21位,并跻身十大增长领先品牌。

有12支中国品牌登上了2013“BrandZ全球最具价值品牌百强榜”,较去年略有下降。其中包括中国工商银行(ICBC)、中石油(PetroChina)在内的大型国有企业占据多数。在中国企业中排名首位的中国移动(China Mobile),以553亿美元的品牌价值列全球第10,与去年排名相同。腾讯、百度(Baidu)和茅台(Moutai)为入榜的三家民营企业。

这个榜单是全球最大广告集团WPP委托华通明略(Millward Brown)制作的。

相比2012年,拥有近8亿有效用户的腾讯在品牌价值上实现了52%的增长,排名较去年上升16位至第21名。而同类型的Facebook品牌价值下降36%,排行从去年的第19名降至今年的第31名。

“腾讯的黑马产品如微信(WeChat),以及它在网上游戏以及在线视频上的表现,促成了其52%的品牌价值增长,”华通明略中国客户解决方案副总裁王幸说。

不仅在全球市场中成绩突出,在与国内企业的比较中,腾讯的表现依然亮眼。 与其相比,同样作为民营科技类企业的百度品牌价值在过去一年中下降了16%,排名下降8位至33位。

王幸表示,百度在手机搜索引擎上策略不明确,以及在公共关系维护上不太主动,影响了今年的表现,但强大的研发力量意味着它品牌价值的潜力依然巨大。

另一家入榜的民营企业茅台,虽然在过去一年中受到了政策调控、食品安全问题等影响,但品牌价值微升3%,排名则从69下滑到73。

尽管中国品牌的品牌价值总额有所上升,但在百强榜中比重从去年的10.8%微降至10.6%,这表明中国企业的品牌价值增速略低于全球水平。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品牌入榜数量前几年快速增长,但近三年来却遭遇瓶颈,一直保持在12-13支品牌的水平。华通名略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尽管中国企业品牌资产雄厚,但仍主要依赖本土市场,海外市场份额非常有限;此外,虽然中国企业海外扩展正在提速,但仍处于资本积累阶段,在品牌影响力和国际化方面还投入不够。

相比于“金砖四国”中其他四国,中国企业品牌表现更好。入围百强榜单的俄罗斯企业有两家,印度和南非分别有两家和一家,而巴西品牌则榜上无名。

在全球范围内,苹果(Apple)以1850亿美元的品牌价值,蝉联榜首。但相比去年,苹果品牌价值仅微升1%,而其第一大竞争对手三星(Samsung)则猛增51%,以210亿美元位居第30位。谷歌和IBM分居二、三。在全球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信息科技品牌占据六席,此外还包括麦当劳(McDonald's)、可口可乐(Coca-Cola)、万宝路(Marlboro)和Visa。

科技和电信品牌继续主宰排行榜,在百强中占据29席,品牌价值总和超过百强品牌总价值的43%。

在今年的排名中,啤酒行业得益于拉丁美洲和中国的销售增长,以36%的价值增速成为了增长最快的类别。

M2激增的风险在于资产泡沫

根据中国央行最新数据显示,4月末M2余额已经达到103.26万亿元,同比增速为16.1%,较10年前翻了5倍多。M2与GDP比重接近200%,创下全球新高,远高于美国的67%、欧元区的95%、日本的174%和英国的133%。面对货币供应量屡创新高,各界议论纷纷。中国的M2/GDP比重激增原因和风险何在?这是否会给今年的通胀带来压力?是央行失职导致货币超发吗?

横向比较不可取

从概念上来讲,由于各国广义货币M2的统计口径不同,不能简单地进行国际比较而草率得出结论。比如,美国的M2/GDP比重较低,原因在于其M2统计除扣了大面值定期存款(10万美元以上),而小面值定期存款、非机构持有的货币市场基金也都扣除了个人退休账户和Keogh计划部分,即扣除了长期储蓄,其M2统计相对狭窄;韩国从2003年对M2统计口径进行调整后,M2/GDP便大幅提高,其中M2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

而中国的M2是统计在狭义货币(M1)上加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外币存款和证券公司证券保证金,2011年又将住房公积金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纳入统计,相对来讲,统计口径较宽。因此,如果仅采用各国公布的M2数值并使用M2/GDP比率作简单的国际横向比较,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偏差。

当然,即便剔除指标因素,中国M2增速较快,占GDP比例之高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这一结果的形成原因也十分复杂。

纵向比较:中国M2/GDP比值之高有其合理性

其实,对中国M2/GDP之高的担忧由来已久,造成中国M2/GDP较高的原因众多,既有经济货币化的需要,也与中国居民储蓄率高、国际收支双顺差、间接融资比重过高、企业留存收益较低等综合因素有关,需要分别梳理。

首先也是最基本的解释是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货币化进程正在加快。毋庸置疑,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提高了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居民所需物品也逐渐由政府配给转为自由交易,货币的交易动机大大提高,随着产品供给种类的日益丰富,货币化进程飞速发展。这点央行的官员多次做过阐述。

另外,伴随着中国企业制度改革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人力资本货币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仍经历着要素市场的货币化过程。正如北大周其仁的观点,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下,政府供地类似投放货币。自1999年以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大幅提升,启动住房改革便是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仅用经济货币化的观点解释中国M2/GDP 高于其他国家的事实, 却又略显乏力,毕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高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因此,探求这其中的原因,或许还需从中国独特的经济特点着手。

一是中国拥有较高的储蓄率。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医疗、教育、养老等预防性支出占比较多,加之国内的投资渠道单一,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比较严重,居民储蓄存款始终平稳增长。据统计,到2012年末中国国民总储蓄率高达51%,居民户存款已经达到43.7万亿。而高储蓄率所产生的大量存款为银行贷款投放提供了支持。

二是中国直接融资比重仍然较低。从融资结构上看,中国一直是以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为主,尽管近年来直接融资有所扩张,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如美国直接融资比重长期以来都接近90%。国际经验表明,间接融资比重较大的国家,M2往往也会偏高。但值得肯定的是,伴随着金融深化和发展,中国直接融资的比重已经有了较大提升。例如,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比重在2002年为91.9%,但近几年一路下滑,今年3月已经降到了42%。而信托贷款与债券融资从几年前的星星点点,发展到今年3月,占社会融资总量分别达到了17%、16%。

中国“一炮走红”背后的隐忧

探寻国家兴衰的奥秘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所言,这一问题是如此有趣,以致于人们一旦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便很难再去想其他问题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上亿人摆脱了贫困,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等等。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因此,我们在人均方面取得的任何改善,那怕只是少许,都可以看成是对全人类的贡献,这样说不算过分。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一员,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国能否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重拾几百年前的辉煌,无疑是令人着迷,同时又令人存疑的一个问题,而当我们对这些年中国的发展路径做一番严肃思考之后,这一问题似乎变得迫切起来。

最近,汉译新书《一炮走红的国家》(Breakout Nations: In Pursuit of the Next Economic Miracles)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反思机会。此书作者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是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负责新兴市场的投资家,这使得他具有全球的视角并拥有大量的一手材料。此外,他还担任过电视评论员和美国《新闻周刊》及《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

通读全书,第一感觉恍如徜徉在万国博览会,因为此书涉及的国家实在太多了,有点眼花缭乱,作者信手拈来的国家之间的对比强化了这一印象。尽管如此,夏尔马还是用了很大篇幅专论中国问题,并将其置于显要位置。例如,第二章即展开对中国的论述,在被冠以“中国的成长狂欢与温和衰退”的论述中,作者简要温习了中国过去取得的经济成就,同时指出中国的隐忧。夏尔马还列举对中国乐观和悲观两派的观点和理由。不过,这些短期的情绪,无论乐观也好,悲观也罢,说到底对一国的繁荣与衰落影响都不大,因为一国长期的兴衰实际上是靠制度来保障,并可由制度来解释的。环视全球,恐怕没有那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能让人们的看法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了,而这种有趣的对比和分析,恰是最吸引中国读者的卖点之一。

除去对中国取得成就大唱赞歌之外,此书作者在乐观的笔墨中也不失冷静的色彩,如认为中国“大到难以繁荣”(第21页),但“中国不会崩溃,它会发生转变”(第241页)。为支持这种谨慎乐观的情绪,夏尔马特别列举出几个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劳动力枯竭、通货膨胀、社会动荡、政府债务、体制问题和消费不足等等。如此阐述的背后是想说明,除非中国政府能够妥善处置上述问题,否则,中国不大可能走上一条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

过去这些年,我们在目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经历了巨大的社会阵痛。中国已由原先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转变为灵活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现代国家的角度看,尽管基本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框架已见雏形,但进一步改革现存体制中的痼疾和完善目前的社会结构,丝毫不比过去30年急剧的改革和变迁来得容易,相反,从多个层面和因素来看,未来的改革会更加艰难。30年前,多数中国人都能从改革中获益,那时候的改革阻力小,成本也很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各阶层也快速形成和壮大,庞大且稳定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成为变革中国的强大阻力,因为改革必然会触动到这部分人的“奶酪”。套用一句眼下中国的流行“语录”便是,触及中国某些人的利益比触及这些人的灵魂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