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y 31, 2014

中国警方释放广州抗议人士

中国警方已经释放了8名参加广州游行示威活动的抗议者。周二,因反对广东茂名市拟建化工厂项目,人们在广州举行了抗议活动。

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走上广东省会广州街头,支持茂名市民反对当地政府上马有毒化学物对二甲苯(PX)化工项目的计划。

广州抗议活动的一位组织者戴先生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警方在周二拘留了9名抗议者,不过后来有一人因需要治疗而被释放。他补充称,律师和家属没有获准看望被拘留的抗议者。

但根据两位知情人士的说法,被警方拘留的关冬琴(音译)周三晚些时候向朋友们表示,她和其他抗议者已被释放。

这8名抗议者在周三早晨被带上警车拉回茂名。他们全都是来到广州工作的茂名人。

戴先生在周三早些时候表示:“我们不知道他们被关在茂名哪个警局。我们准备打电话给茂名的朋友,让他们帮忙打听一下,并弄清楚拘留他们的原因。我们担心他们会发生什么不测。”

在中国热门微博平台新浪微博(Sina Weibo)上,一个名为“今日茂名”的账号发布了被拘留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上周日,数千名茂名市民由于担心PX可能危害人体健康,走上街头举行反对PX项目的抗议活动。PX用于生产塑料瓶等工业品。

最近几天,中国网民对微博上流传的数名抗议者倒在血泊里的未经证实的图片感到愤怒。自周一以来,审查机构已经在微博上屏蔽了“茂名PX”关键词。

知情人士表示,广东媒体也被要求不得报道与抗议活动有关的新闻。广东省传统上是对记者最为宽容的省份。

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周三呼吁中国当局调查茂名警方是否使用了“不适当的暴力”,并处理镇压活动相关责任人。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李克强总理曾发誓要‘向污染宣战’,然而当市民表达对环境的担忧时,他们似乎被置于不利的处境之中。”

微博上有人说,几名示威者在周日与警方的冲突中被打死,但茂名市政府否认这一说法。

茂名市政府一开始态度强硬,称游行示威活动“属严重违法行为”。但后来他们的态度似乎有所软化,他们表示,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会听取公众意见。

茂名市政府在微博上表示:“在考虑项目上马时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听取公众意见再进行决策。如绝大多数群众反对,茂名政府部门不会违背民意进行决策。”

最近几年,中国公民反对PX工厂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因为他们认为PX工厂给人带来健康隐患。2007年,沿海富裕城市厦门曾爆发公众抗议活动,最终成功迫使投资者迁往别处建厂。

计划在茂名建设PX工厂的中国炼油巨擘中石化(Sinopec)拒绝就抗议活动置评。

茂名多所学校试图迫使学生签署承诺书,让他们保证不参加抗议活动。

然而,校方施压的结果是,由于学生们不愿签署这种协议,很多课被取消。例如,茂名市第二高级技工学校要求学生签署保证书,其中有一条是承诺支持茂名市开发PX工厂的政策并支持其建设。

在PX工厂引发抗议活动之际,中央政府加紧强调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必要性,尤其是污染问题。《环球时报》(Global Times)批评茂名抗议活动是公众“非理性拒绝重化工项目”的又一个例子。但该报也承认,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中国环保形势严峻,则对公众的心理恐慌设置了推波助澜的大背景”。

译者/何黎

中国重工企业靠财技“保增长”

中国第一大航运企业中国远洋(China Cosco Holdings)上周躲过了连续第三年亏损并被上海证交所(SSE)强制退市的厄运。但该公司暂离险境并不意味着,中国重型工业的发展形势趋于好转。

中远2013年勉强实现净利润2.35亿元人民币(合3800万美元),而2011和2012年该公司亏损累计超过200亿元人民币,通过向母公司出售一系列资产而得到救助。中远的状况凸显出当前部分中国大型工业集团的一个共同倾向。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它们并不是通过改善经营来实现盈利,而仅仅是通过重组和出售资产。它们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中远董事会秘书郭华伟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人们眼下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我们今年做什么。我们将努力工作以实现优异业绩,但有些时候人也需天助。”

渣打(Standard Chartered)的研究显示,中国企业的负债水平是亚洲企业当中最高的,平均债务股本比达到85%。虽然这一水平与印度和泰国基本相当,但中国企业的借款规模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5%,高居亚洲国家之首。

民营造船企业熔盛重工(Rongsheng Heavy Industries)周一宣布,2013年净亏损87亿元人民币,并表示已与国内十家银行达成金额总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延期偿还协议。熔盛补充称,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将部分依赖于债券持有人不要求偿还本金,而当该公司股价跌至某一水平以下时,债券持有人本应有权要求偿还本金。

渣打的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负债率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拥有亚洲地区最高的杠杆水平;而在中国企业当中,国有重工企业的债务负担最为沉重。”

由于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至不足7.5%的水平,中远以及其他重工企业正逐渐成为考验中国政府的严峻问题,从中可反映出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同时降低经济对负债和投资的依赖。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转型已在稳步推进,消费品企业的利润规模自2003年以来首次超过了重工企业。

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托马斯•加特利(Thomas Gatley)在研究报告中写道:“工业支撑点的这种转变是受重工业增长停滞以及消费品领域持续稳步增长的双重因素推动。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现象……自2004年以来,重工业的利润率就一直呈结构性下降。”

但中远等企业在过去一年采取的资产重组以及其他企业内部会计处理手法表明,中国政府对改革阵痛的忍耐程度是有限的。英国《金融时报》仅仅考察了五家中国国有航运和造船企业,就发现了总金额达250亿元人民币的关联方资产处置、定向增发以及为美化本财报季业绩而采取的其他手法。

麦格理(Macquarie)工业研究主管珍妮特•刘易斯(Janet Lewis)表示:“航运和造船企业已持续衰退多年,因为这些企业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接到了超出其当时产能的大量订单。他们仍未想出如何让这些企业走上一条可盈利的商业发展道路。”

在中国的很多其他行业,例如炼铝和钢铁,企业也承受着同样的阵痛,并且同样存在为扭亏为盈而走“捷径”的现象。

中国铝业(Aluminum Corp of China) 2013年重新实现盈利,该公司此前已连续两年亏损。中铝扭亏全靠资产出售带来的逾80亿元人民币所得。该公司出售了一项加工业务,并向国有母公司出售了几内亚一处大型铁矿的控股权,这座铁矿的开发进度严重滞后。和中远一样,中铝在经济周期性下行阶段举步维艰——经济转而下行之时该公司正试图消化此前上马的大型项目。此外,该公司的成本基础高于大多数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

麦格理大宗商品研究(Macquarie Commodities Research)的分析师指出,中国钢铁行业的利润水平已骤降至历史低点,受访企业表示订单数量全面缩水。

对投资者和分析师来说,他们对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关联方交易的担忧因在此类交易中常见的信息不透明问题而进一步加剧。

巴克莱(Barclays)驻香港的基建和运输业研究主管乔恩•温德姆(Jon Windham)表示:“资产处置通常不会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特别是中国国企的资产处置。国企资产负债表上有大量资产都以很低的价值入账,特别是拥有地产的国企。它们往往按照20年前的账面价值为公司总部大楼计值。”

这类交易还能使参与各方轻松实现利润,而这可能是以少数股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为代价的。去年9月,在香港上市的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Guangzhou Shipyard International,简称:广船国际)向两个关联方以及宝钢资源(Baosteel Resources)定向发行了价值22.4亿元人民币的新股。宝钢资源是中国主要钢铁企业之一的下属部门。

此次增发的定价为每股7.29港元,较受影响前的股价溢价2.3%,对广船国际已发行股本的稀释幅度高达60%。筹得资金中的一部分被广船国际用于向母公司购买一家造船厂。

广船国际表示,此项交易将确保其能持续使用一处深水设施,该设施能够建造和维护包括军用船舶在内的大型船只。

到2月份增发交易完成之时,广船国际的股价已大幅上涨,宝钢资源转手就出售了认购的股份,轻松斩获1.2亿元人民币利润。

广船国际拒绝置评。

万丽、韩碧如(Lucy Hornby)补充报道

拆东墙,补西墙

中国国企以关联方交易粉饰利润的习惯做法,源于许多企业上市时采取的“母公司-上市公司”结构。

该结构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最初考虑的是这可以让投资银行家把海外投资者不感兴趣的非生产性资产剥离出去,比如企业医院和幼儿园等。国企把生产性资产集中放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向母公司分红,母公司再用分红去支撑非生产性资产的运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结构可能催生的暧昧交易逐渐被视为中国推动国有部门进一步改革的障碍。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率先采取了另一种模式,即“整体上市”。这几家国有银行把不良资产组合出售给专门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后,全部作为单一实体上了市。

所以,在航运业,中国政府全资控股中远集团(Cosco Group),中远集团又控股在沪港两地上市的中国远洋;在金融业,中国政府直接控股在沪港两地上市的中国银行(BoC)。

龙洲经讯驻北京的研究主任白安儒(Andrew Batson)说:“眼下,(中国政策制定者)强烈表示不希望再出现‘母公司-上市公司’结构,希望采取单一公司实体上市模式。那是他们在银行上市时采取的更好的治理办法之一。”

他补充道,“母公司-上市公司”模式是一种“一旦确立就很难改变的结构”。

上周,中国国有投资集团中信集团(Citic Group)表示,将把其价值360亿美元的资产注入其市值60亿美元的香港上市子公司,即通过借壳实现整体上市。

但对挣扎中的中远和中铝来说,“母公司-子公司”模式可能最终会成为陷阱,因为它们需要的是从母公司获得资金,而不是自己根本买不起的更多资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经济学家王军说:“它们没有任何其他融资渠道,因为市场不再信任它们了。它们只能变卖资产。”

译者/何黎

中国不应再拖延改革与调整

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中国的借款热潮必然会像其他多数国家那样以眼泪收场?这是现在人们展开激烈辩论的一个话题。一方预测中国将出现“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预言,这是信贷周期中恐慌占据金融体系的时刻。另一方则坚持表示,中国的巨额债务不会对计划中的经济增长构成任何威胁:中国政府表示中国经济增速将超过7%,那就一定会超过7%。哪一方说的对?我的答案是“都不对”。中国不会出现金融危机。但“信贷瘾”的戒除将使增速放缓,节奏更稳。

有关中国最近经济发展的三个事实似乎相当明显。

首先,如果你从表面上看官方数据的话,中国的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8.8%下滑至2011年的2.6%。此消彼长,同期投资占GDP的比例却在上升,从42%(已经非常高了)升至48%。我们有理由质疑已公布的投资水平,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理由质疑投资比例的突然上升。

其次,与投资比例上升相联系的是信贷和债务的激增。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到去年末季,中国“社会融资总量”(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达到了GDP的200%,全球危机前仅为125%。另外,很多新增融资来自传统银行业渠道以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子银行业体系”(人们可能会这么叫它)出现爆炸性增长。中国影子银行业的增长,并不依赖于如今在西方臭名昭著的复杂证券化或者金融批发市场,而是依赖于信托等金融媒介以及“理财产品”等创新工具。根据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的数据,中国私营部门未偿还贷款与GDP的比率,现在与2007年的美国相当。

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速已从过去10年的10%或更高放慢至2012年和2013年的7%左右。这一增速仍然很高。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假设有人告诉你,在一个无名的经济体,投资和信贷飙升,但增速放缓。越来越多的投资活动依靠债务融资,同时回报率下滑。你肯定会预测到一个不幸的结局。

一些人辩称,“这次不一样”。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行政总裁冼博德(Peter Sands)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全球危机前有几点不同的情况。中国国内的借款行为是为投资(而非消费)融资;企业是主要借款者;中国不依赖外国银行;另外,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为外币。

前两条理由说服力不够。实际上,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便是围绕企业财务展开论述的。另外,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额债务,主要也是企业债务。关键在于投资质量,在这方面有很多理由提出质疑。最近IMF人员在一项研究中提出,中国一直以来的过度投资规模可能达到GDP的12%至20%。有些投到房地产和工业产能中的资金可能打了水漂。

后两条理由的说服力较强。中国不但是一个净债权国,也施行外汇管制。国内债权人不能把资金带到境外。如果他们从金融体系的某个领域撤出,就不得不再投资于境内其他资产。中国央行(PBoC)有能力应对任何挤兑事件。此外,据IMF估计,甚至中国“调高后的公共债务”(包含官方数据并非总会披露的地方政府债务),在2012年与GDP之比不过为45%。只要中国政府愿意,它无疑就能承受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损失,尤其是中国与1990年的日本不同,经济相对尚不发达且仍具有很大的长期赶超潜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局面一片大好。已故经济学家、前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因(Herbert Stein)有个著名论断:如果某趋势不能一直发展下去,它就将停下来。信贷增长不能永远快于GDP增长,即便中国也不例外。问题不是信贷增长是否会停下来,而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停下来。信贷增长持续得越久,未来出现措手不及恶果的可能性越大。更重要的是,中国近期经济增长中的某些部分几乎肯定是一种幻觉:不能带来回报的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是浪费,而不是有价值的产出,不论它刺激短期需求的好处看来有多么大。

随着增长逐渐放缓,债务积累的结局可能不是金融危机骤然爆发,而是陷入长期的悲悲戚戚。IMF人员表示,中国银行体系向家庭储户支付低利率,每年由此对投资的补贴幅度达到了GDP的约4%。由于大型企业享受贷款优惠,中小企业不得不承受更高的资金成本。倘若投资继续维持在当前这么高的水平,这种对家庭和中小企业的隐性税收可能将上升,对经济构成伤害。

这把中国政府置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两难处境:要么任由债务继续积累,在未来酿成更大问题;要么现在执行快速改革,风险则是投资减少,增长出现更大的出乎计划的放缓。必须采取折中解决方案:加快调整与改革,同时中央政府要通过货币与财政政策维持总需求水平。

中国推迟危机爆发的能力,可能会导致当权者更倾向于拖延调整。那可能会铸成大错。中国不可能通过无限提高负债来维持增长。必须施行改革与再平衡。根据我在上个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上的所见所闻,中国当局了解这一点。实际上,不进行必需的改革,放开资本账户的计划可能带来致命后果。中国能够避免一场金融危机。这是好事,不过,这也可能降低改革压力。但中国必须改革,而且是越快越好。

译者/何黎

“未婚妻不同意我买房”

我是一个努力奋斗的人,我的未婚妻则是一个富有创造力、无拘无束的人。在我们一起生活的五年当中,我偿清了自己的债务,并积累起了一个股票投资组合,其规模足以支付在伦敦购买一栋房子的定金。未婚妻则背负着信用卡账单以及高昂的学生贷款债务。平心而论,她为了我能追寻自己的事业,曾经两次辞职并跨国迁移。我希望在一个并不时髦但前景看好的地段买一栋房子,而她想要在更时尚的地方租房居住。我的首要目标是和谐的婚姻关系:我应当怎么做?

分析师,男性,32岁

露西的建议

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女人,她愿意跟在你的身后满世界跑,陪伴你发展自己的事业,而且如果在闯荡了一圈以后,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无拘无束的人,而不是一个满腹委屈、充满怨恨的厌世者,那么你确实做得不错。你在感情方面的投资比你在股票上的投资更加明智(当然你的股票投资也非常出色,因为你的投资组合规模已经足够支付购房定金了)。

你说你的首要目标是婚姻和谐。这一点非常好。继续提醒自己牢记这一点。然后告诉你的未婚妻,你并不是举手投降,而是改变了在买房还是租房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告诉她说,她是对的,而你错了。

在你能够承担得起居住在更好地段的情况下,在一个糟糕的地方开始你的婚姻生活并不明智。或许房价会继续上涨,或许不会。但不管怎样,购买房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作为一项投资,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生活居住的地方。如果那个地方让你的未婚妻不开心,而且她待在房子里的时间比你更多,那么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

因此,找一个时尚的地段租套房子,并用一种轻松的心态来面对这件事。听起来似乎你白天所做的工作非常枯燥单调,这让你更有理由享受晚间以及周末的时光,比如假扮时尚人士在肖尔迪奇区(Shoreditch)这类餐馆林立的地区穿梭来去。在你这么做的时候,我建议你放眼四周看看在那里生活的其他人。你会看到很少有人超过40岁。这是因为年纪大一点的人都住在不时髦的地方,背负着沉重的抵押贷款债务和养育子女的压力,正在为了如何将子女送入一所大体说得过去的学校而愁眉不展。有一天或许你也会迎来这样的日子——甚至可能要不了多久。但为什么要提前过这样的生活,而不这么做将让你生活得更快乐,对于打造和谐的婚姻关系也更有好处?

也许,到了你真正买房的时候,你必须忍受一个更不时髦的地段。但那时你很可能会赚更多的钱,你的投资组合也会升值。因此我认为你和你的新婚妻子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读者的建议

买房并出租

买下你看中的房子,招揽租客,另外租下某个时髦的地方自己住。如果抵押贷款条件要求的话你可能需要等待一年时间才能另行租房。或许到了那时你的未婚妻已经喜欢上了你们所住的地区,或者你们也即将迎来新生儿的降生。

房东/房客,男性

她值得更好的对待

在她为你的职业发展做出迁就之后,如果你仍从你的股票投资组合、她的学生贷款和信用卡账单这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那么你们可能很难实现和谐的婚姻关系。你应该对她好一点。

从北京到台北

他们在凌晨抵达,并肩站在一起,四周是激动疲倦的青年,还有横七竖八的标语条幅。他们都发福了,不过昔日的形象仍清晰可辩。这形象曾鼓舞了整个世界,他们是中国理想无畏青年的代表,试图挑战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专制机器。他们也曾让台湾社会激动不已,乡音各异的国大代表声援北平的游行,似乎这群青年比老蒋的军队更可能实现他们的反共志向,受他们鼓舞的学生占据了台北广场,用静坐与抗议来加速威权政治的解体。

他们的挑战失败了。25年过去了,这两个昔日青年仍处于流亡状态,仍是北京名义上的通缉犯。他们失去了天安门广场的舞台,却未退出历史。那个更胖些的几年来一次次试图闯入中国,在东京、澳门、香港的机场激起媒体的关注、让人重温被淡忘的记忆。他在立法会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急速的、戏剧性的语气仍让人想起他25年前的形象,他曾是广场上最有魅力的人物。没有演讲的另一位在这群台湾青年中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力,几年来,他以一名历史教授的身份,帮助新一代人理解中国大陆、激发他们参与社会变革的热忱,这也是个奇妙的相遇,一个无法回到大陆的学运领袖,成为一群茫然的台湾青年的精神导师。

在网络上看到王丹与吾尔开希的照片时, 你很难不想起福克纳的名言,过去永不会消失,它甚至不会过去。25年前的流亡学生领袖,身处一个65年前开始的流亡政权的立法机构中(于右仁书写的匾牌犹在,立法会的章程仍与1947年的宪法紧密相连),也表明历史的重要特性——被压制的历史可能暂时处于弱势,它常以意外的方式再度闯入现实。他们的照片在内心激起的共鸣,也印证了,历史也绝非现实力量的较量,象征、情感、认知、想象同样占据重要的角色。

但王丹与吾尔开希的出现,似乎也在提醒这些自称“太阳花”的年轻人面临的严竣挑战。当在天安门枪声响起,入狱与流亡刚刚开始时,大多数人对未来是乐观的。流亡中的严家祺在1990年写下的《中国人的第四个政治》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它也是对金耀基两年前著作的回应,金耀基相信台湾、香港、大陆因不同的历史际遇正在形成三个中国人的政治,但最终它们都会通向同一个目标——现代化导致民主政治。1988年的金耀基有理由乐观,这三地似乎都正处于一个嬗变的关头,台湾的威权瓦解自不必说,香港也正因回归寻找政治表达,十年的改革开放则令大陆的极权主义似乎退隐了,同为中国人的社会,这三地也正在形成一种良性的相互影响。

严家祺重拾这股乐观,他把海外民运视作中国人的第四个政治。“六月四日的一声枪声,送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不无戏谑地写道。屠杀不仅迅速催生出一个政治流亡群体,还将海外华人世界连接在一起,它可能与台湾、香港共同汇聚成一股对大陆的政治压力。他相信北京的合法性业已消失,更无法应对新的挑战,从东亚到东欧,历史潮流站在自由这一边。“六四”平反为时不远,届时流亡者们归来,这四种政治最终汇聚成一种政治——一个尊重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政治,一个崭新的联邦制的共和国就此诞生。

甲午年春天的造句

【编者按】一些熟悉的词语,经过多年的宣传语境发生变化,也有一些,经历社会的变迁,语义也在改变。本文为作者对这些字词的重新整理,以飨读者。

天——老天,长安街正成为天安门的卫兵。靠近广场,武警稠得胜过老家的好搅团,几乎每一棵树下都挺立着一把刺刀。一道道发光的拦截设施,一辆辆威严不语的特种车,稀少的游人好似拿了钱的群众演员。暴力引发恐惧,而暴政通过制造恐惧威慑大众。

地——土地正从国民脚下流失,权贵阶层依仗武力掠夺本属于每一个人的立锥之地。我们寄身在别人的土地上,目睹更多的良田被种上道路和楼房。弱者的血染红了神州。

人——“人啊人!”当年,女作家戴厚英如斯慨叹,是有感于做一个自由的人的不易。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一代精英,致力于人性、人道、人的价值的实现。我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方才从被奴役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意识到生命的尊严。

群众——群众是统治者对国民的通用称呼,躲藏在这个词后面的,属于被管制和驱使的对象,貌似卑微,实则凶残,他们身上往往兼有暴民和奴才的双重习性:集驯服与作恶于一体。

日——闲处光阴易逝,转眼又是半年。少年时读到这样的句子,常常埋怨作者懒惰,责怪他们不愿意多写,觉得每一天都有故事。如今日子变成太阳的影子,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权力体制下,生活如一潭死水,没来由的会泛起一丝涟漪,这只能使枯燥更加枯燥。

草——京城里大约连一棵野草也没有了。

雨——对北京人而言,雨雪不再是生活里习见的场景,而升华为一种愿景。当预报说有的时候,它不一定会来,无预报的时候,它倒时有临幸。一般情况下,它总是比预报报的要小。我经常感慨:下雨下雪比下钱还难。身居京城,幼时关中老家丰沛的雨雪,近乎童话。

目——视频机器的忠实奴隶。最辛苦的劳动工具。人们通过闪光的荧屏打量万物。腿在走,眼在看,心游弋。中国街头常见情景。

嘴——嘴巴一张开,气味便泄露了你满腹的心事。即使独自一人,嘴巴还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它好像需要对自己说些什么。只要两个中国熟人在一起,世界就热闹了,两张嘴巴立时变成了喧哗的高音喇叭。若有一桌人在吃饭,一张张嘴巴就成了声浪生产机。

手——有的手在举牌抗议,有的手用手铐锁住异议。手替代舌头,喷射出更恶毒的火焰。浏览新闻和博文后面的评论,感觉怯懦者借助自己的双手疯狂倾泻一肚子的戾气。手独自逍遥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它须抓住一个东西,才能让主宰自己的心踏实。

夜——失眠者的牢笼。所谓夜色与自然无关,它指的是由众多不甘心接受平淡日子的动物们踩踏切割出来的碎影。夜,不再是安静、安宁、放松的大床,充满喧哗、无聊和不测。

字——在抑制不住的比特流面前,报纸上的字已成死尸,曾经吮吸毒汁的人,正成批倒下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mojing.huo@ftmail.com)

媒体札记:什么都没变

以马伊俐父亲之名发出的那段质问南都娱乐周刊、“请求你们放过我们家,放过我们的孩子”的长微博,让俨然全民围观的文章出轨话题得以延续热度。昨晚,喜上眉梢的@微博小秘书,已为话题转发破纪录而庆功:“短短四天,有关文章的微博阅读量高达9.5亿,热议微博数猛增56倍!在参与讨论的网友中,70%用户是90后高学历女性;广东、江苏、北京成为最热衷讨论此话题的区域。”

如果这个广东力压群芳的数据是确实的,那么,一定会让有些人愈加悲哀。因为,即便是在“周一见”高潮迭起的前昨两天,他们都顽强抵御着“娱乐至死”的冲动,转身关注广东茂名民众“PX致死”抗议行动。

其实,除了地名,这场抗议和过去数年中发生在厦门、大连、启东、宁波、彭州、昆明等处的反PX行动并无二致。民众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论坛酝酿串联是一样的,举着标语横幅来到政府大门外抗议是一样的,示威过程中出现打砸现象是一样的,当地官方派出警察强力驱逐、指责“少数市民受极个别不法分子挑唆”是一样的,事后承诺“PX项目在社会没达共识前决不启动”是一样的,现场冲突画面被上传后引发围观是一样的,以伪托图片指控警方开枪打死人是一样的……

昨天,将这些真假掺杂的碎片整理成篇,东方早报发布通版报道《茂名:绕不过的PX项目,30天宣传车轮战挡不住恐慌与脚步》,广获流传:“一位在现场的崔姓市民告诉早报记者,3月30日9时30分许,约2000人陆续聚集到市委门前广场……到下午3时许,聚集群众开始与维持秩序的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冲突。‘群众中有几个人扔石头,还有扔矿泉水瓶,但不是往人堆里扔,而是扔在地面上。’一位当时在现场的中学生谢同学告诉记者。谢同学说,后来警察与群众发生肢体冲突,现场有多人受伤……到晚间聚集事件‘性质变了’:‘有乘机作乱的人把栏杆拆掉,把公交车的候车站烧毁,还把垃圾桶,天桥牌和一些市政设施都拆掉。’”

追根溯源,东方早报介绍道:“据多名现场抗议的市民介绍,茂名市近期一系列举措让他们感觉PX项目‘上马在即’……但茂名市政府相关人员向记者表示,该项目近期才启动,仅处于‘科普宣传’阶段……尚未开展正式环评……该工作人员否认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被强制签订对该项目的知情同意书,不同意者将被撤职处理’的传闻。”

新京报虽然没能提供这么详尽的记录,但自有社论《面对PX:市民要理性,政府要透明》昨获门户推荐:“近年来,各地几乎开始按照同样的套路,展开‘反PX’、‘停PX’,抑或‘挺PX’的行动与舆论‘攻防’。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PX情结’。遗憾的是,从2007年的厦门,到7年之后的茂名,很少有地方解开这个发展与安全的‘疙瘩’,也很少有地方能跳出这样的PX事件的恶性循环。”

是啊,7年了,似乎什么都没变。重蹈覆辙都已经成了铁律。

俯瞰天下,@人民日报更有理由坐立难安。前天子夜,微博留言:“相似的场景,相同的结局。只不过,这次换成了广东茂名。‘PX冲突’一再上演,以两败俱伤的结果警示地方官员:涉及公众切身权益的决策,只有以沟通促成共识,以透明提升公信。”

彭丽媛换手机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已成为中国头号时尚偶像、爱国消费者,以及中国设计师和制造商的形象大使。中国设计师和制造商经常受到恶意中伤,他们需要任何能够得到的国际声誉。

博客作者和分析师们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她选择的每一件裙子、鞋和手袋。但此前她没有在众多不是很有特点的国产手机中选择一款,而是使用苹果(Apple)的iPhone手机,让技术发烧友和浏览社交媒体的网民感到失望。这种情况在上周末改变。

上周六习近平夫妇访问德国期间,世界各地新闻机构拍摄的一幅照片显示:坐在大众公司(Volkswagen)首席执行官文德恩(Martin Winterkorn)旁边的彭丽媛,拿出一款似乎是Nubia Mini的手机拍摄足球比赛,这让批评者们安静了下来。Nubia Mini是总部位于深圳的科技公司中兴通讯(ZTE)生产的一款高端手机。

中兴通讯准备好了一篇新闻稿(尽管语气稍微有些不确定)。“通过严格对比手机的外观,彭丽媛使用的这款手机极有可能是中兴通讯旗下高端手机品牌努比亚(Nubia)。”

我们还发现,努比亚Z5旗舰机是中兴通讯“首款在智能手机引入单反(SLR)核心功能的产品”,采用光学图像稳定技术,以及“世界上首个独立白平衡功能”。

这对手机爱好者来说够好了。很快,努比亚手机(零售价300美元左右)在京东商城(JD.com)上的销量飙升。周二,中兴通讯股价上涨4%。

该公司发言人表示,上周末中兴网站的访问量增长一倍。

这并非彭丽媛的时尚选择第一次引发轰动。在她首次随同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期间,她曾身穿一件中国设计公司例外(Exception)生产的一款大衣。当时电子商务网站淘宝的流量大增,消费者希望找出她穿的是哪个品牌,在找到结果后,“例外”网站由于流量过大而崩溃。

相比之下,中兴貌似几乎在期待着人们的关注。在努比亚官方微博上,中兴几乎马上贴出了彭丽媛手持这款手机的照片,并加上了一句口号“中国梦从中国制造开始”,这里指的是习近平提出的政治口号“中国梦”。

除了明显的名人认可以外,“努比亚”手机还有其他特色。在中国人听来,这个名字非常特别,听上去特别像“牛逼”,在普通话中的意思是“棒极了”。鉴于该公司在自我推销方面的争强好胜,很难相信这是一种巧合。

译者/何黎

茂名PX抗议活动扩展至广州

周二,中国广东省茂名市民抗议对二甲苯(PX)化工项目的活动扩展到了省会广州市。数百名抗议者在广州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

两天前,数千名茂名市民在抗议当地建造PX化工厂时与警方发生冲突。PX是一种用于制造塑料瓶的化学品。

尽管周二茂名的局势有所缓和,但广州出现的抗议活动将进一步引起人们对该事件的关注。

一位抗议活动组织者戴先生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广州是广东省的省会,因此我们在这里抗议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广州许多人都不知道茂名抗议事件。我们想让公众知道茂名市政府用武力镇压抗议活动。”

抗议者聚集在广东省政府大楼附近,举着上写“谁给(政府)的权力乱打人?”等口号的横幅。戴先生表示,组织者们利用QQ,要召集2000人参加抗议活动。但在组织者的QQ群被删除之后,只有300人来到了现场。QQ是腾讯(Tencent)运营的即时通信服务。

戴先生表示,警方殴打并拘留了3名抗议者。另一名抗议者表示,当抗议者试图走向省政府大楼时遭到警方阻止。她补充称,一些人正在前往珠江新城,以吸引更多的注意。珠江新城是一个现代化的商业区,是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所在地。

广州抗议活动进行之际,茂名市政府似乎软化了立场。周一晚间,茂名市政府在微博(Weibo,中国版Twitter)上发布了一份安抚性的声明,呼吁市民平和表达意见,并表示将听取500万市民的意见。

茂名市政府表示:“在考虑项目上马时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听取公众意见再进行决策。如绝大多数群众反对,茂名政府部门不会违背民意进行决策。”

该声明与周一时候的态度相比有所软化。当时它称,游行示威活动“属严重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

微博上流传的未经证实的图片显示,武警在市内列队行进,数人满身血污地躺在街道上。

微博上有一个人说,在周日的冲突中有4人被打死,但茂名市政府表示没有人死亡。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茂名市政府本身对PX项目也有顾虑。无论是否会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他们都决定延迟该项目。

茂名市政府积极开展宣传活动,试图说服人们相信PX生产不会影响他们的健康,但此举似乎加大了人们的恐慌。

中国炼油巨头中石化(Sinopec)拒绝就茂名PX厂项目置评。按照计划,该工厂将成为中石化茂名精炼厂的附属设施。

周一,中国审查机构屏蔽了“茂名”和“茂名PX”关键词的搜索,但在周二下午,“茂名”一词可以再次搜索了。

译者/何黎

壳牌采购中国设备削减成本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表示,将在其陷入困境的美国页岩业务部门使用更多中国制造的设备,该公司由此成为最新一家试图通过改用更便宜的亚洲供应商设备来降低成本的自然资源企业。

力拓(Rio Tinto)和智利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等矿商已受到中国机械可靠性提高的鼓舞,他们表示,现在可以将中国机械引入现有的作业中,而不会影响效率或安全标准。

但是,壳牌这家石油巨擘转向成本较低的中国制造商,突显了新兴市场竞争对手对西方工业设备集团——如卡特彼勒(Caterpillar)和久益环球(Joy Global)——构成的潜在威胁。

壳牌采取此举之际,近年在大宗商品繁荣期间大幅提高资本开支的石油和矿业公司,正受到股东们的压力,要求它们压缩支出,提高回报率。

壳牌首席执行官范伯登(Ben van Beurden)在海牙接受采访时解释说,这家英荷企业正从中国等低成本国家为其去年亏损的北美业务部门采购更多设备。

“我们为什么非要在美国或墨西哥制造我们的油罐呢?”他说。“我可以在中国制造油罐,你猜怎么?我们可以一举节省40%的成本。”

他表示,这一转变是“马赛克项目”(Project Mosaic)的一部分,该战略意在利用更多标准化和模块化设备,“剔除所有定制设备”,以削减其美国业务的成本。

今年1月执掌壳牌的范伯登表示,扭转公司北美页岩业务的颓势是他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该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大约240亿美元的页岩资产,但迄今仍未从中赚到多少利润。事实上,其美洲上游部门(Upstream Americas)去年出现了亏损。

该公司已宣布出售部分页岩资产,并在去年对其美国页岩业务计入21亿美元减损。

安托法加斯塔是富时100(FTSE 100)成份股,这家矿业公司现在采用更多的中国设备来削减项目成本。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迭戈•埃尔南德斯(Diego Hernández)表示,中国设备的质量日趋可与西方制造商的产品媲美。“如今他们的动力铲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与西方的动力铲竞争,”他说。

英澳矿商力拓近期也在中国大举支出。该公司在成本超支导致投资者失望后,正致力于削减资本支出。该公司称,去年在中国采购了近20亿美元的设备,在印度采购了大约10亿美元的设备。

力拓首席执行官山姆•沃尔什(Sam Walsh)去年12月表示,该公司为其铁矿石业务采购了“数千台的”中国矿石车,以及中国制造的装船机、堆料机、取料机和卡车。他表示,此举带来的采购成本节省效果是“显著的,不然我们不会这么做”。沃尔什表示,所有设备均通过了力拓“非常严谨的范围界定和规范过程”。

译者/和风

让市场力量决定城镇化进程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各方期待已久的中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于3月中旬公布。《规划》的不少内容值得称赞。它正确着眼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提出要抑制投资浪费、满足农民工的社会需求、解决环境问题,并发展新的融资渠道。《规划》的最终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目前的54%上升到60%左右。

不过,《规划》的缺陷源自一个貌似合理的规定:“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引导劳动力向中小型城市迁移。这一限制不仅违反了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核心精神——让市场(而非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会加大中国实现其亟需的生产率增长的难度。

问题源于起草者不得不在城市、省级官员和中央机构的不同利益之间寻求折中。规模较大的城市与较小的城市在增长和融资需求上有不同的利益关切,而省级和中央的政策制定者对于促进地区平衡发展看法各异。

新规划参考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见解最深刻的可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联合报告,这也是刚刚结束的一场会议的主题。和官方批准的新规划不同,这份报告采用的方法要“有机”得多——它认为城市规模不应被控制,而是应该允许它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

在各大沿海城市借助不断扩大的贸易和外商投资繁荣发展几十年后,中国政府在过去10年将重点转向促进经济活动在地理上更加平衡,特别是侧重于偏远的西部省份——这让人回想起中国由中央政府规划一切的时代。现在,中国政府计划到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但按照新计划,仍将有逾2亿的城镇人口(尤其是在特大城市)无法落户,从而无法获得正式居民才有资格享受的社会服务。这种带有歧视性的举措旨在抑制特大城市的移民。

但中央政府的这一政策与市场的要求是相冲突的,尽管城市政府未必这样看。许多特大城市想限制人口,但较小的城市确实想得到更多的人口,希望变成更具吸引力的中心城市。结果,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在中部和西部省份)为了吸引更多人口而大搞建设,但到头来往往催生出一批“鬼”城。

不难理解,北京方面的规划者为何感到特大城市已经过于庞大了。6个超大型城市的人口超过1000万,25个大型城市人口突破400万。许多政策制定者也想知道,为什么城市规模会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城市规模扩张的压力源于经济学家所谓的“聚集经济”:公司和员工的集中带来效益,随之而来的是专业化分工,经过一段时间,还会产生对高价值服务的的需求,特别是在特大城市。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相比,中国城市的生产率格外突出。这表现在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倍以上——这一比例是世界最高的。相比之下,印度的这一比例低于2,该国的城镇化率10年来没有变化。中国特大城市的生产率也显著高于规模较小的城市。假如劳动者不能在任何地方寻找和自己的资质及意愿相符的最佳工作,那么经济增长将受到影响,收入不平等将会恶化。

反腐风暴逼近“大老虎”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2012年初,周永康可以说是中国最有权的人。他控制着中国庞大的政法系统,维稳经费预算超过国防支出。他在政治、能源和政法系统的人脉深厚,以至于人们有时称他为中国的迪克•切尼(Dick Cheney)。他还掌握着大量证明高层领导有问题的秘密文件,以至于人们又将他比作另一位美国人——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

当时,身为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之一的周永康高高在上、掌握着实权。他的亲信网络遍布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

但这一切已在去年彻底改变,周永康及其多位家人被共产党的调查人员拘留。了解调查情况的不止一人表示,周永康及其家人涉嫌的腐败罪行应该会在未来几周内公布。周及其亲属眼下被关押在秘密监狱;曾几何时,听命于他的国保人员在此类监狱关押被认为对党构成威胁的人士。

如果现年71岁的周永康被公开审判和定罪,那么他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来,被判犯有腐败罪的最高级别官员。

周永康腐败案的冲击波已传遍商界和政府官僚机构。自一年前周永康正式退下来之后,已有数百名跟着他飞黄腾达的官员和商人因腐败指控被拘留,其中包括安全部门、国有石油企业和国资委的部长级官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一年多以前上台以来,一直将反腐运动作为自己的标志性政策。公审周永康很可能标志着这场运动达到最高潮。

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周永康被拘押,既源于打击腐败的意愿,也是高层权斗的结果。习近平需要一个战利品来告诉世人,他在掌控局面,而且他对反腐是认真的。清洗周永康,也让他除掉了一个潜在的对手。

但清洗周永康也会暴露出威权体制清除腐败的最大障碍——规模庞大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周的关系网就是明证。

即便习近平决心要清除体制高层的腐败,他也不能攻击其他高级领导人以及他们各自的亲信网,因为那会动摇中国整个权力结构。

“老虎与苍蝇”

尽管习近平承诺既要打级别较低的“苍蝇”、也要打高级别的“老虎”,但过去一年期间被拘留的数万名官员大多只能算“苍蝇”。

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员章立凡说:“对现任领导层而言,打下周永康这只大老虎既能帮他们清除政治对手,又能巩固他们的政治声誉。但这也会暴露体制的问题。仅拿下周永康会让普通民众满意吗?抑或他们还会质疑其他高层官员?”

在各派激烈博弈的中国政界,“打老虎”是一项神圣的传统。习近平之前的两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等到就任至少两年以后,才出手清洗一名强有力的对手。江泽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清洗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胡锦涛则清洗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

习近平的动作则快得多,目标也高得多——他瞄准了周永康。有些矛盾的是,如果习近平决定公开审理周永康,那可能意味着他仍然觉得有必要展示力量,他对国家的掌控可能并不如许多人所相信的那样牢靠。

周永康被控涉及的腐败关系网,在过去30年间中国几乎每一位高级领导人的仕途中都找得到影子。这加大了公开清洗周永康的政治风险。

中国房地产销售出现下滑势头

3月份中国房地产销售出现了大幅下滑势头,这让投资者更加担心,中国可能会有更多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开发商无法偿付债务。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旗下调研性刊物《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对中国42座城市的监控数据,今年3月前23天的房地产销量同比下降34%。

下方图表显示,按环比计算,中国住房销售出现较大幅增长,这是中国农历新年之后的季节性增长现象,但今年3月的增幅低于去年同期,从而导致销量同比大幅下降。

《中国投资参考》调查的系列数据涵盖了中国各个地区不同级别的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在销量疲软的同时,14个城市的可售住房面积同比增长21%,这加大了房地产开发商降价和抛售的压力。

基金经理们日益对中国房地产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敬而远之。锋裕投资(Pioneer Investments)的新兴市场、债券和高收益产品主管叶尔兰•瑟兹德科夫(Yerlan Syzdykov)表示,尽管较大的开发商拥有大量的土地储备和充足的现金流,因此有可能抵御当前不利的市场环境,但二三线城市的一些小型开发商可能很难支撑下去。

瑟兹德科夫表示:“房地产领域可能出现违约。”他补充称,投资者选择在香港挂牌交易的房地产公司债券时,有必要比去年更加精挑细选。

上月,地区性房地产开发商——浙江兴润置业(Zhejiang Xingrun Real Estate)无法偿付35亿元人民币债务,突显出三四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公司在住宅和商业地产长期供应过量情况下所面临的风险。

开发商打折抛售房产的报道不断涌现。据当地媒体报道,华东浙江省省会杭州市萧山区的一个楼盘降价17%,约每平米降价2500元人民币,售价降为每平米1.25万元人民币。还有媒体报道称,北京郊区一个楼盘的开盘价比市场预期低12%。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Xinhua)表示,开发商不愿公开谈论“降价”,但会提供免费装修、赠送家电或取消首付要求以吸引买家。

根据中国国内媒体报道,房地产中介机构链家地产(Homelink)表示,今年1季度北京住宅成交量同比骤降65%。广州和上海的住房销售同比也出现大幅下降。

基金经理们表示,房地产市场放缓可能加大中国政府提振国内经济的压力。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在向来自辽宁、浙江、安徽、广东和重庆等地的政府官员讲话时承认有必要出台支持措施,他说:“不能忽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困难和风险”。

李克强接着说道:“我们既要保持定力,又要主动作为。”

分析师指出,有报道称,中国国务院的政策制定者敦促加快实施重大投资项目,这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准备推出某种形式的刺激措施。瑞穗证券(Mizuho Securities)驻香港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我们认为,最近令人失望的经济走势显然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宣布新的支持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

译者/何黎

如何衡量中国的大国地位?

【编者按】中国新领导人上任已经一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否承担与之相配的大国责任讨论诸多。本文为茅于轼先生两年前撰写的短文,作者认为这与当下对中国“大国”心态的讨论颇多契合,FT中文网重新刊发,以飨读者。

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访欧,受到隆重接待,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如何从现有的大国地位进一步上升为世界真正受尊重的国家,就要反省我们还缺些什么。

回顾人类进化的几十万年,最重要的顾虑还是安全。现在人类的安全不是怕被狮子老虎吃掉,而是自相残杀。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暴政对百姓的伤害,非正常死亡几亿人口。这些恶果的负责人是谁?当今的政治家应该做些什么来保障百姓的安全,这些问题的回答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大问题。也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应该关心的问题。

以下是我两年前写的一篇短评。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从世界受尊敬的大国变成了受尽欺凌的弱国穷国。此后的一百年中世界列强不断侵犯我们,迫使我们割地赔款,甚至侵占土地成立傀儡政府。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主要靠美国的帮助,中国成为战胜国,恢复了被占领的东北三省和台湾岛,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回收了十几个租界,并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恢复了大国地位。

可是中国自己不争气,连下来三年内战,好不容易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可是迷信于阶级斗争,搞得民不聊生,国力衰败,再次论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弱国。虽然体态硕大,可是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各方面都没有影响力。别的国家碍于礼节表面上对中国还算尊重,其实一点也看不起。

但是经过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虚弱小国,而变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强国。中国每年的财富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一,更有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球债务缠身的背景中,中国成了唯一的大救星。每逢中国领导人出访,都被看做大施主光临,受到隆重接待。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世界各国也摆出尊敬的姿态,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商讨国际规则,中国正在成为在世界政治中能起领导作用的重要国家之一。

中国从一个饱受欺凌的弱国变成倍受尊敬的大国,心态的变化很自然是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自我感觉良好,经常以大国的身份发言,对国际上新发生的事态表示赞同或反对。对别国的某些外交行为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

“对此我国表示密切关注”是很常用的一句外交辞令。别的国家,特别是周围的邻国,对我国的大国地位也有点不安,生怕得罪了这位惹不起的大兄弟。更因为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军备,造了航空母舰,开发了新型战机,互相之间的关系正在起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还是可以有别的选择,这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中国是不是世界大国?够不够世界大国的资格?仅仅看经济成长是不够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要看国家的体制,是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是不是共和国。其次要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现代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后还要看对世界各国的百姓有没有吸引力,是否愿意接近还是想离得远远的。

江南,那些旧事

1980年代中期,我北上求学,在陌生的京城拜望客居此地多年的乡邻旧戚时,突然发现,我的那些在北京读书工作了一辈子的前辈乡贤们,一个个操着极为奇怪的普通话,简直就是故乡方言的翻版,只不过声调高低起伏,显示出了努力靠拢北方腔调的残存。

须知,我故乡方言,几乎找不到与如今流行的普通话的一丝影子,当年我在北京讲方言,还经常被笑话为“跟日本话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长辈,绝大多数人年轻时普通话并不是这样。年岁越长,乡音越重,到最后几乎全部回归了儿时的音调,无论是文字学者,还是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普通职员达官贵人,我所接触认识的前辈乡贤,无一例外。

是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有此魔力?

我向乡邻旧戚请教,他们只知道本就是这样;我向语言学者请教,他们的解释不能说服我;我也没有在文献中发现这样的研究……

直到有一天,我在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一首诗里,发现了这变化背后的隐秘逻辑和魔力所在:

“捷克人民的歌声

这般甜蜜又深沉;

被它感动的心灵,

欣喜得想要哭泣。

当一个儿童

在土豆地里咿语;

穿过长夜守望者的梦,

它的清唱来临。

纵使你远远离开,

到世上最寂寞的所在,

往后的岁月,它执著的声音,

仍然会萦回在你的心里。” (里尔克,民歌)

里尔克的谣曲,让我心旌摇荡。

不是别的,是出生时依托的那块土地的造化神秀,是跟着亲人学舌的咿语乡音,深种于心,溶进了血液躯体,一开始就已经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

生活的外部环境,会让我们主动或被动地去学习接受并习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儿时的记忆,儿时的咿语,此时也会悄然躲进某个角落,让位于生活工作的现实。

但是,当工作生活的世俗压力一旦消退,那早已深种于心、暂时避让的记忆,就会悄然溢出,慢慢滋长,“往后的岁月,它执著的声音,仍然会萦回在你的心里!”

纵使你远在海角天涯。

岂止是萦回在心里,它最终将成为我们的主宰,让我们在愉快而悲伤的回忆和诉说中,渐渐老去。

故乡的水土有一种神秘力量,在人们出生的时候,便规定了他们的未来。人们在那里住过,便会受其影响。住越久,它便将每一个人缠住越久。

这才是故乡。

我的故乡在江南,曾是季札领地,今属江苏常州武进。

故乡沃野千里,蔚蓝的天底下,遍地绿意。河渠纵横,水波晶莹。村庄掩映杂树竹园中,鸡鸣狗叫之声,此起彼伏。热闹中透着大地的沉静。

故乡四季分明,风调雨顺,就连凶悍的台风到此,也变得温驯了。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所,是人人羡慕的鱼米之乡。

羡慕什么?

春天地上随便挖口塘,春水漫过,经过酷夏,待到秋冬时,小儿捞鱼虾忙,这便是故乡旧时风物,也是我们这一代乃至我们的祖辈父辈,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一方水土一方人。

我出生在武进的一个叫西朱西的小村庄,在常州南,离市区有四、五十华里。我18岁离开故乡的时候,这个村子还只有十四户人家,如今各家开枝散叶,各造大房,隐隐然已成一个大村子了。

藏共创始人平措汪杰

这名藏人曾是中共最重要的少数民族盟友之一,他后来却为自己的亲北京立场感到后悔。上周末,他离开了人世,身后留下了一份呼吁达赖喇嘛结束流亡回藏的请求。

平措汪杰(Phuntsog Wangyal)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平汪(Phunwang),他上周日(3月30日)在北京离世,享年92岁。

离世前不久,他长达432页的“政治遗嘱”《平等团结路漫漫》被偷运出中国内地,在香港以中文出版。出版方香港新世纪出版社(New Century Press)专门出版历史书籍,其出版物的内容往往与中共官方的叙述相左。

平汪在这本书中提出,如果被大部分藏人视为精神领袖的、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将有助于实现和解、“放下怨念”。

他还极力呼吁中国宪法能够平等地适用于少数民族和占中国人口多数的汉族,中国宪法赋予了公众言论自由和其他权利。

“他的重要之处在于,他并非从外部批评中国的民族政策,他本人就是这一政策的参与者。所以,这对民族政策的未来修订非常重要,”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鲍朴表示。鲍朴的父亲鲍彤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被监禁的最高级别官员。

平汪出生于青藏高原的康区(他的出生地现属四川省西部巴塘县),在西藏现代历史的几乎每一个重要转折点上,几乎都有他的身影。他创建了西藏共产党,在中国内战期间反抗国民党,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PLA)进藏,在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与年轻的达赖喇嘛的历史性会晤中担任翻译,并因反对“大跃进”的激进政策(这些政策引发了青藏高原的饥荒和叛乱)而入狱18年。他的妻子狱中被害。

邓小平摈弃了毛泽东的许多激进左派做法,平反了平汪。之后,平汪帮助中共与达赖喇嘛的兄弟建立起了一条沟通渠道。他毕生都是共产党员,但北京方面对西藏采取的许多政策令他失望,他感到自己被出卖了。

2008年青藏高原各地发生骚乱以来,藏区一直戒备森严。自那以来,已有约130名藏人自焚,以一种可怕的方式进行公开抗议。

中国政府表示,政府支持的对藏投资帮助减轻了这一偏远地区的贫困。它将达赖喇嘛贬为煽动独立的“披着僧衣的狼”,并采取措施冷待与达赖喇嘛会面的各国领导人,包括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

本月早些时候,前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现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Padma Choling)在北京对记者表示:“平措汪杰的呼吁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西藏人民以及西藏代表团。平汪希望达赖回来,他可以自行邀请。”

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短暂的自由化后,1989年拉萨发生的示威和2008年的骚乱导致中国政府对藏区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临终前,平汪曾公开批评许多官员利用“分裂主义”的幽灵压制正当的批评,以谋求个人仕途的升迁。

达赖喇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不气馁、不丧志,甚至在他退休之后,仍然关心西藏人民的权利和福祉,只要有机会,他便会向中国领导人提起。”

“我祈愿平措汪杰能够拥有很好的来生。”

谷禹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应警惕“投资悬崖”

美国有财政悬崖,中国则有“投资悬崖”,但后者来得远远要险峻。结构扭曲、泡沫经济的发展往往会持续相当的时间,在其壮大的过程中,危机预言家一路都是“错”的,而趋势追逐者则一路凯歌。但是,市场可以追逐趋势,纵情于泡沫,政府却不能。

无以伦比的投资规模

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开始站上40%的台阶,2009年的投资大跃进使投资率从2008年的43%急剧攀升到47%,此后一直到2013年都维持在47%-49%的高位。在未来3-5年,相信都很难看到投资率下降到40%以下。这是一个惊人的记录:高于40%的投资率已经持续长达11年,平均水平是44.7%。如果未来投资率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将在2022年把投资率降到40%(这仍然是个很高的水平)以下,总体持续时间将达到20年。

在经济发展史上,高投资率主要发生在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大推进阶段它们都经历过高投资率,但是和中国比也都相形见绌。日本、韩国的投资率从未超过40%,台湾则只有在一年超过了30%。最和中国接近的是新加坡,它的投资率在1971年第一次高于40%,在1985年则是最后一次高于40%,在期间的15年中有5年低于40%,最高达到过47%,平均是41.8%。

对比中国和新加坡,二者经济体量上的两个极端,有趣的是在投资率上有惊人的相似,但中国无法复制新加坡的发展路径。由于工业化阶段国内储蓄不足,新加坡的高投资率伴随着持续的贸易逆差,在投资率下滑后,净出口开始转正并快速攀升,这使得新加坡得以消化其产能并支持经济平稳增长。2013年其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仍然维持在23%的惊人水平;中国则相反,高投资率和贸易顺差同时出现,考虑到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将来在投资率开始下行之后,不可能再以更大的贸易顺差来维持经济增长。应该说,中国以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在高投资率上持续这么长时间,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先例。笔者认为中国将面临投资悬崖风险,也就是投资增速快速下降导致经济过度萧条。

房地产泡沫、投资回报率错觉与过度投资

投资是财富的积累,在统计核算上体现为GDP的增长。如果简单的高投资就可以持续成长,逼近技术前沿(比如说美国的水平),那么世界上就不应该有穷国。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在对东南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评论的时候强调,长期来看增长的几乎唯一源泉是技术进步。缺乏技术进步,投资的回报率将逐渐走低,最后投资将不可持续,中国的发展也摆脱不了这个规律。

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研究,中国资本回报率在2008年以后经历了快速的下降,2008年以前的资本回报率大约在8-10%左右,而到了2012年则降到了2.7%,对比中国银行业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是6.5%左右。理论上,这种情况会导致中国的投资出现快速的萎缩,而现实却正相反。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不难理解。资本积累多了,边际投资回报自然会下降。从收入分配上看,经济产出会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分配,资本拿得多了,劳动拿得就少了,反之亦然。2008年之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开始紧张,工资水平有了显著的上涨,这也很大程度导致了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最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几年中也有显著下降,这也降低了资本的边际投资回报。

媒体札记:刮“谷”疗毒

倒也算“周一见”。

选在星期一——同时也是2014年第一季度最后一天,以及愚人节前一天的晚上,中共官方通过新华社宣布“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于2014年3月31日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这是中国30多年来被公开起诉的最高级军官,如果考虑到罪名主要指向贪腐,而非吴法宪、李作鹏式的“反革命”,那么,谷俊山已经打破中共建政以后的记录。

谷俊山被查之事,大致是从2012年春天开始流传于坊间,去年8月,人民网在播报国防大学教授、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主任、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公方彬大校访谈时,由其讲出“谷俊山及其前任犯罪,连续两个军队高官出现犯罪,老百姓不满意。”,使得中国媒体开始可以公开触及这一话题。

今年1月15日,财新网出手不凡,由记者王和岩和谢海涛发表《总后副部长谷俊山被查已有两年》等五篇特稿组合,洋洋洒洒、细致入微,引发舆论轰动,当时,“数百箱军用专供茅台”、“手枪状河南将军府”等细节刊遍大江南北,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跟进转载的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分别刊登评论《谷俊山的“将军府”中没有“新料”》、《打虎须高压,更须深化改革》,搜狐更在首页回溯王守业案,以专题《盘点军中大老虎:为钱不择手段》历数多位解放军落马贪官“纸碎金迷”的特殊爱好。

终于,事隔一个半月后,新华社昨日18时获准以50余字宣布了谷俊山被起诉的消息。篇幅之简短,使得南方都市报已经可以将全文放进头版标题中。但评论只能停留在微博上,1月15日深夜追问“总后副部长需要给谁送房子呢”的@南都评论,再敲晚钟:“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案提起公诉,军委巡视组在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发现一批重大问题线索,显示军队反腐在不断推进。军队是特殊部门,却不是法外之地,军队管理的封闭、强调服从等特征,令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难度更大,期待更多个案的披露,也期待军队廉政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中央军委巡视组完成首次巡视》,是由新华社在发布谷俊山案稿件之后3小时,向中国媒体提供的素材。通报称,从去年12月10日至今年3月13日,两个巡视小组“在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干部选拔任用、工程建设、土地转让、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出售、医疗卫生系统等方面,发现一批重要问题线索,并进行深入了解核实,发挥了震慑作用”。

京华时报把这则通报的标题做成“军委巡视组发现土地转让等问题线索”,应该也就是为了呼应谷俊山案。事实上,几乎所有中国市场化媒体都只能在有限的一两个素材中寻求亮点,其中得到最多转发的就是由中国军网以及@军报记者——解放军报法人微博——昨晚21时前后提供的“权威发布”:“军队法律专家欲晓说,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受理后二个月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鉴于谷俊山案件属于重大复杂案件,如果经上一级军事法院批准,还可以延长三个月审限”;“从目前披露的案情信息看,谷俊山案件可能涉及军队后勤装备的生产、采购等情况,或因涉及军事秘密,军事法院依法不公开审理。军事秘密作为国家秘密的重要内容,关系国家安全,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此类案件,符合国际司法惯例”……

中国前领导人就反腐风险发出警告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敦促现领导层收控、放慢数十年来最严厉的反腐败运动。

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2003年卸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上月向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江泽民发出信息称:这场反腐败运动的步伐不能搞得太快。此言意在警告习近平,不要对党内高层太多权贵家族或亲信网动手。

参与执行反腐败的一名人士表示,一年前被习近平接替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对反腐败努力表达了保留意见,警告其继任者不要过分扩大反腐运动。

江泽民和胡锦涛认为这场反腐败运动已走得够远,进一步扩大可能伤到他们自己或各自派系的利益。他们担心,一场严厉而持久的反腐风暴可能削弱党内基层的支持,威胁中共统治的稳定。

习近平已将对付腐败和官员铺张浪费列为自己任期内的核心任务,誓言“老虎苍蝇一起打”,即反腐对象包括权势极大的高层官员(老虎)和较低层的官僚(苍蝇)。

预计当局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对中国最大的“老虎”之一、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提起公诉。

周永康去年被中纪委调查人员拘留,他的家属以及他在安全部门、能源行业和政治机构工作的数百名亲信也被拘留。如果他受到公审,那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被控以腐败罪名的最高官员。

据熟悉高层讨论的不止一名人士透露,胡锦涛和江泽民大体上支持迄今为止的反腐败运动,两人也都接受了习近平处理周永康的决定,即便周永康曾是江泽民多年的亲信。

就胡锦涛而言,一直有传言称,习近平想要对他的一些主要盟友展开调查,包括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

译者/何黎

广东茂名发生大规模环保示威

广东省茂名市数千市民周日举行反对一家石化厂的抗议,这是中国人投入行动反对有毒化学品生产的最新事例。

类似于Twitter的中国微博平台新浪微博(Sina Weibo)上贴出的照片显示,大批抗议者举着标语牌,要求将这家计划生产对二甲苯(PX)的工厂改到另一个地点建造。对二甲苯是生产塑料瓶和聚酯纤维衣物所用的化学品。

有些照片拍摄到武警在市内调动,而一些无法核实的照片显示,人们躺在街道上,血迹斑斑。有一人写道,四个青少年在冲突中被打死。还有一个商业门户网站称,不止一辆警车被烧毁,但这也无从核实。

“我很愤怒。这是什么样的政府呢?你们忽略普通市民的诉求,武警甚至打人,”一个自称茂名辉仔(音,Maoming Huizai)的人在微博上写道。

周一,茂名市政府批评抗议者不遵守中国法律,称他们的抗议“属严重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市政府后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抗议中没有人死亡。

茂名发生的示威是中国公民在环境问题上举行抗议活动的最新例证。近年中国各地至少爆发了三场针对生产PX的石化厂的大规模抗议。

中国一般会迅速平息街头抗议活动,但反对PX装置的运动成功奏效的印象鼓舞了公民。

虽然多数专家并不相信PX比中国各地的工厂所生产的其它许多化学物质更危险,但围绕以往的抗议活动的报道有助于解释中国公民认为对二甲苯特别危险的想法。

一张照片显示,一个女士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茂名的特产不是鼻炎(一种感染)。另一个男孩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如果我们不能住在这里,我们将不得不去火星。

中国审查机构周一迅速采取行动,删除有关抗议活动的社交媒体帖子。在新浪微博上搜索“茂名”或“茂名PX”字样,都会得到相关字条已遭审查的标准通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名叫Q1aoFe1的网民在新浪微博上呼吁人们转发这个社交媒体网站上的帖子,让世人关注茂名市的局面:“现在,我们茂名人只能依靠互联网寻求帮助。关注我们的朋友们,请帮着转发我们的微博帖子。让全世界关注茂名。这个城市就像是一个战场。我们在这里怎么生存下去?”

据一名目睹一部分事件的当地大学生介绍,抗议最初是和平的,但在晚上10点的时候少数抗议者变得情绪激动,抗议变成了骚乱。

这名学生说,他所在的高校上周多次开会,讨论PX项目和人们的抗议计划。

“我想参加抗议,但我所在的高校不允许我们参加,”这位要求匿名的学生表示。

茂名的PX装置自2005年首次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当地的激烈反对。该项目当时是中国最高规划机构大规模扩建PX产能的计划的一部分;当时PX是利润最高的石化产品之一。

在2007年,厦门市民走上街头,抗议在这个富裕城市的一个住宅区附近建造PX生产厂,这些抗议者取得罕见的胜利:当局和该项目的台湾投资者同意搬厂。

后来发生的反对PX的大规模示威——2011年在大连,2013年在昆明——争取到了搬厂或重新考虑投资的类似承诺,尽管大连工厂仍在运行,而国有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并未放弃在昆明建造PX生产厂的计划。

拥有茂名炼油及石化厂的中国炼油巨擘中石化(Sinopec)不愿置评。

译者/何黎

亚洲方便面转向高端路线

随着低端方便面销售陷入停滞,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各大方便面生产商正竞相让不起眼的方便面走高档化路线,以求提振营收。

方便面热量高,营养低,烹制容易,售价可低至0.1美元,已成为亚洲逾10亿人口的主食,也是康师傅(Tingyi)、统一企业(Uni-President)、印多福(Indofood)等公司的摇钱树,这三家主宰着这个330亿美元的市场。

这些方便面公司正推动消费者购买价格更贵、利润更高的方便面,从而踏上了联合利华(Unilever)、雀巢(Nestlé)等全球消费品企业的后尘,这两家公司已在从洗发精到冰淇淋的种种产品上实施了这种“高端化”(premiumisation)策略。

比如,联合利华去年收购了澳大利亚高端茶叶零售商T2,以补充旗下大众市场茶叶品牌立顿(Lipton)。该公司出售了几个效益不佳的品牌,基本上都是相对不健康的食品,如四季宝(Skippy)花生酱,Wish-Bone沙拉酱和Peperami零食香肠。

亚洲方便面生产商已与日本的朝日(Asahi)及当地百事(Pepsi)瓶装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涉足利润更高的软饮料和零食领域,并充分利用他们在中国和印尼建立起来的无可比拟的分销网。中国和印尼分别为世界第一和第四人口大国。

过去20年期间,亚洲的方便面革命帮助康师傅和统一的台湾创始人,以及印尼印多福背后的家族成为富商巨贾。根据《福布斯》(Forbes)的资料,创立康师傅的魏氏四兄弟是台湾第三富家族。

印尼三林家族(Salim)控制着从汽车销售到当地肯德基(KFC)特许经营权的相当大一部分经济。该家族在苏哈托(Suharto)独裁时期取得垄断的磨面许可,由此打造起印多福公司。

但随着中国和印尼这两个最大的方便面消费国的平价方便面市场逐渐饱和,这些公司开始竞相生产价值更高的产品,从比较异国风味的产品,到可以直接在包装里吃的更方便的杯面。

此外,方便面生产商还面临着小麦及其他原材料成本上涨,以及亚洲新兴中产阶层舍弃快餐食品,转向更健康饮食的挑战,后者在美国和欧洲早已形成趋势。

“印尼人的人均方便面食用量仅次于韩国,所以我不认为他们还能大幅增加自己的面条食用量。”雅加达联昌国际(CIMB)的研究部主任Erwan Teguh说,“随着销量增长放缓,能做的就只有推动价值增长,推动人们购买高档产品。”

根据马来西亚马来亚银行(Maybank)的数据,印尼人均方便面消费量从2001年起以年均5.2%的增速上涨,至2007年达到人均66包。2007年以后又以每年1.5%的速度下降,到去年降至人均61包。

印尼2.5亿人口中,大约43%的人每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许多人一天吃好几顿方便面。

根据伯恩斯坦(Bernstein)的数据,中国的方便面销售增长同样在下降,从2012年的12%降至2013年的3%。但在人均消费量大致仅为印尼一半的中国,增长放缓的主因在于人口结构。

花旗(Citi)分析师表示,中国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学生人数增长率近年有所下降,这对方便面生产商来说是坏消息,因为这两大群体是方便食品的消费主力。

随着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各公司被迫在价格和产品创新方面展开竞争,利润率受到挤压。

在中国占据逾50%市场份额的康师傅,2013年毛利润率从30%下滑至29%。市场占有率为17%、遥居第二的统一不得不以更大幅度降价以保持竞争力,同期毛利润率从33%跌至2%。

香港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大中华区消费品研究主管严志雄(Charles Yan)表示,虽然这些公司不太可能保持销量持续增长,但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他们有销售较高价方便面的大量空间。

他指出,在更为富裕的香港和台湾,消费者每年在方便面上的支出大致是中国和印尼消费者的两倍。

印多福旗下知名品牌营多面(Indomie)最近推出了“亚洲味道”(Taste of Asia)系列,包括“泰国冬荫”(Tom Yam,也称:泰式酸辣汤)及“韩国烤肉”(Bulgogi),每包售价约为4000卢比(0.35美元),是其印尼市场典型产品售价的两倍多。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生产商正推动杯面的销售,其售价为普通袋装面的三到四倍。分析师表示,得益于时间宝贵的城市居民的需求,杯面销量正以两位数的速率增长。

“关键是方便。”Teguh说,“杯面不用将面条放到锅里煮,只要往杯子里加热水就行了。”

市场上出售的袋装面一般装在每份一包(80克)的塑料包装袋里,需在锅中煮2分钟左右。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消费者倾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减盐、减脂的方便面销量正急速提升,尽管基数较低。

虽然面对着种种挑战,但亚洲各大方便面生产商在利用消费者的口味变化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他们已经建立庞大的分销网络,即使在那些基础设施贫乏的大国也延伸至偏远乡村,而且他们正向利润更高的品类积极扩张。

“印多福现在利用方便面作为获取现金流的渠道,他们并不真想提高利润率。”联昌国际的Teguh说,“更有利可图的增长将来自饮料、奶制品和餐馆等方便面以外的业务部门。”

舍赫拉查德•达内什库(Scheherazade Daneshkhu)伦敦补充报道

译者/曲雯雯

进口美国天然气难以吓倒普京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向欧洲出口页岩气,以帮助欧洲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力。观察人士关注俄罗斯政府的能源影响力并没有错,但他们拿出的解决方案错了。欧洲可以从美国引进的最有用的东西不是页岩气本身,而是美国开放的经济模式。美国的天然气行业正是凭借这种模式实现了蓬勃发展。

欧洲近30%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这导致有些人担心,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中,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可能会关掉几个阀门,借此取得优势。就目前而言,他们有些过虑了,至少,欧洲还有大量天然气库存,但在根本层面上,这种担忧很有道理。

不过,美国向欧洲出口天然气,对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起不到多少作用。美国的天然气出口码头要一年多才能建好,因此美国天然气无法在本次危机中取代俄罗斯天然气。即便当相关设施建好、并投入运营,将页岩气从美国运送至欧洲也很可能不划算。考虑运输成本因素,俄罗斯的天然气会便宜得多,因此其在欧洲市场所占份额不太可能发生太大改变。相反,美国出口的天然气将主要运往亚洲。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向欧洲出口天然气不会对普京造成损害。允许美国向欧洲出口天然气有许多理由,其中之一是,美国出口的天然气会压低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但我们不应幻想,在未来的危机中,从美国进口的天然气能让欧洲对俄罗斯拥有一项决定性优势。

相反,欧洲政界人士应把精力投入到借鉴美国的成功政策上,这些政策为美国令人瞩目的天然气生产大繁荣奠定了基础。通过借鉴美国的这些政策,欧洲或许能自己生产更多天然气,从而减少向俄罗斯购买。美国能源情报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估计,欧洲理论上可开采的页岩气储量有598万亿立方英尺,大约为美国的一半。但欧洲的页岩气几乎一点都未得到开采。这部分缘于欧洲在这场始于美国的繁荣中仍在追赶,但还有一些深层次原因。许多欧洲国家禁止开采页岩气。允许开采页岩气的国家则设定了针对页岩气开发的税和政府许可费,大大遏制了页岩气的开采。

在这两方面,美国都有可供借鉴的经验。美国大多数页岩气丰富的州都拒绝了禁止页岩气开采的呼声;相反,这些州要求开发者在开采过程中采取健全的环保措施。各州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在德克萨斯这个长期的能源大州,页岩气行业的监管较其他地方更宽松,但仍获得公众接受。在较晚才开始开采页岩气的俄亥俄州和伊利诺伊州,监管更为严格。美国许多州在发展和环保之间取得了平衡,对欧洲而言,从美国的这些州汲取经验是明智之举。

美国页岩气行业在私有土地上发展得很好,土地的私人所有者比较容易受商业利益诱惑。在欧洲,矿产权一般为公有,而且不太可能私有化。不过,有两条基本经验仍值得欧洲好好借鉴:一、政府制定政策时应小心,不要让页岩气开发变得无利可图;二、应努力确保当地社会能从页岩气开发中获益。

美国的天然气市场也有可借鉴之处。美国的天然气市场能高效率地对中断做出反应,因为监管机构坚持要求开放利用输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并执行各种透明度标准,以确保市场参与者能充分知情。欧洲已在这个方向上有所行动。当然,与美国不同,欧洲必须保护自己的自由市场不受外国生产者操纵。可话说回来,欧洲在这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与吹嘘美国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作用相比,关注于这些措施或许不那么吸引人:既剥夺了美国夸耀自身战略影响力的机会,又迫使欧洲人纠结于自身的政治问题。不过,最有可能提高欧洲能源安全的方法,不是从美国进口天然气,而是进口美国的模式。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能源高峰》(The Power Surge)一书作者

译者/阑天

中美之间的经济“钟摆”

美国和中国这两个超级经济大国之间不断演变的关系,很好地解释了当前新兴市场的波动。

新兴市场持续的动荡,包括风险资产价格的急剧下滑,应该被视为中国再平衡以及美国再次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主力的“副产品”。因此投资者不应忽视大局,别忘了,从根本上来说,美中经济关系始终是决定全球经济走势的基础因素,无论长期还是短期。

尽管中国、乃至整个新兴地区经济增长放缓,并且这种景象不断刺激人们的负面看法,但正在进行的再平衡实际上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中国已经发挥出了自己的主要优势。中国已经基本上利用了其庞大、似乎源源不断的廉价而半失业的劳动力供应,导致薪资水平迅速、稳定上涨。半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工作导致的生产力大幅提升也已成为历史。此外,计划生育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劳动力人口在一两年内开始缩减。因此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有必要决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以便保持至少在6%-7%之间的平稳经济增长水平,同时进一步扩大其迅速发展的中产阶级。

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变得更可持续。增长放缓本身可能正是这种转变已经开始的迹象。长期而言,中国必须从以出口、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转向一个由消费者驱动、充分利用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经济。

薪资水平迅速上升和家庭财富增长表明,中产阶级逐渐有能力购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这相应意味着,美中两国的进出口失衡终于开始趋向平衡。中国有能力购买更多的外国产品,同时国内的产品和服务由于生产成本增加而价格上涨。

与此同时,美国重获全球经济增长驱动者的地位。过去20年中,美中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化,但美国在恢复其主导地位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制造业开始回流美国。一些中国公司甚至计划在美国开设工厂。尽管一些人认为美国股市已经高估,但它仍然交易活跃,继续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资机遇。此外,欧洲也出现了有利的经济形势,经济数据向好。2014年的整体局面是,中国以及整个新兴地区经济增长放缓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将被发达国家经济状况日益好转所抵消。

我们在过去十年见证的中国奇迹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无法长久地持续。可以说,正是美中关系的“副作用”使得监管缺失,从而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美中两国之间的“供应商融资”(vendor financing)协议的推动下,从新兴世界流向发达国家的储蓄催生了便捷而廉价的信贷,这种模式帮助中国实现了繁荣,而美国则陷入了不良贷款的恶性循环。

每一场繁荣都导致了失衡,接下来就有必要解决这种失衡。中国和新兴市场的繁荣留下了许多问题,但总的来说,投资者不能被短期市场波动遮蔽双眼。中国正处于发展轨道上。它始终会对全球经济运行持续产生重大影响。为了直观地理解这一点,你不妨想象中国和美国处在一个钟摆的两头,这个钟摆最近开始从中国那头摆回美国那头。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将要经历一场经济危机。中国正在寻找新的增长点,摆脱以大宗商品为核心和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旧模式。

中国奇迹带来的兴奋感可能已经消散,但中国将依然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超级经济大国。

本文作者是信安环球投资(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首席全球经济学家

译者/邹策

中国经济不会因债务崩盘

中国借债太多,这一点似乎是没有争议的。该国总债务(指公共部门、消费者和企业三者债务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大幅升高至230%,远高于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在其他国家,如此高的水平已足以引发诸多严重问题。

看空中国者把这一比例视为中国即将“崩盘”(即债务导致的硬着陆)的证据。他们特别指出,工业产能过剩和建成基础设施过多是这种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他们谈到了影子银行的迅速膨胀与不透明。他们还指出,银行间市场资金吃紧、一家太阳能企业所发债券最近违约、以及人民币汇率走低,都是中国经济崩盘在即的警示信号。

但如果由此就仓促得出崩盘不可避免的结论,那就错了。将中国的债务问题与本次危机前的美欧债务问题划等号,是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一些重要区别。首先,中国借债很多,但储蓄也很多。所以,中国基本上一直是自己跟自己借。这与依赖外国债权人的情况大不相同。

其次,借债增多主要是由企业而非政府或消费者推动的。而与此同时,颇为矛盾的是,中国企业也一直在积累大量储蓄。由于基本没有分红或提高回报的压力,它们把资金又放回了银行和影子银行,经由后两者再贷给其他企业。这不是什么有效的配置资源方式,但它在更大程度上揭示出的是资本市场的缺陷,而不是系统性的过度举债。

再者,中国借债主要是为了筹措资金投资。如果你像本次危机前的美欧那样借债消费,那么当盛宴结束后,你基本上从中得不到任何东西,得到的只是生活水平下降。如果你借债投资,你最后得到的可能是一些昂贵却无用之物、以及产能过剩,但你也可以得到一些超级棒的基础设施,比如中国的高铁网络,以及一些世界级的生产设施。

最后,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可不会被本次危机前令众多西方政策制定者和银行家丧失判断力的“新经济范式”幻觉所迷惑。中国领导层清楚中国存在一个问题,并决心解决它。在本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几乎每场会议都涉及到杠杆过高和产能过剩的议题。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由政府赞助的,中国许多高级别领导人出席了该论坛。

西方分析人士提到的许多警示信号,都是中国政府刻意引导出现的,或者是受中国政府欢迎的。中国有关部门希望收紧银行间市场,乐见一起债券违约导致市场纪律加强,并下决心打破人民币将一直单边升值的观念。

事实上,在中国看来,解决债务问题只是对金融体系实施更激进的全面改革的一个要素而已。全面改革包括放开利率管制、发展资本市场、改革地方政府财政以及最终放开资本账户管制。

这些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比如,影子银行的兴起既与投资者追求高收益有关,也与信贷需求有关。由于存款利率有上限、可投资的债券不多、股票分红往往少得可怜,储户们迫切地需要其他投资渠道。所以,互联网储蓄工具迅猛地发展起来。以阿里巴巴(Alibaba)的余额宝为例,自2013年6月上线以来,余额宝吸收的存款已突破800亿美元。

此类基金绕开了存款利率上限和种种流动性及资本金规定,收益率比银行存款利息高。它们随后再把吸收来的存款出借给银行。这一监管套利以及伴随的道德风险,让人回想起本次危机前美国货币市场发生的事情,凸显出迅速推进存款利率自由化的必要性。

MH370背后的马来西亚政治

【编者按】MH370失联事件,让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执政状况遭遇了一次隆重的“国际体检”。是否如很多人批评的一样,马来西亚政府习惯了黑箱运作和藐视民意才会有这样的表现?本文作者通过自己对马来西亚政治和社会的亲身体验和观察研究,还原一个马航事件背后真实的马来西亚政治和社会——巨大的城乡差距、变化的世代结构和竞争型威权政府。

2014年3月24日,马来西亚官方宣布失联的马航MH370班机在南印度洋终止飞行,但飞机为何改变航线仍是一个谜。其中最可怕的可能性莫过于班机驾驶员因政治原因与马当局谈判并遭当局拒绝,进而发生坠机,这种情况对反对党和当局都有极大杀伤力,但可能性较小。另一种同样可怕的假设,是班机驾驶员仅仅想制造神秘自杀事件,拉乘客陪葬,那么他要病态到多深、残忍到多深?第三种可能则是驾驶员遭胁迫,那么胁迫方是怎样近乎滴水不漏地让航班与外界毫无联络并且那么超然地没有任何诉求?

航班失联后,处在事件漩涡中心的马政府一些不专业、不敬业的应对态度,使该国由来已久的威权政治体制也被顺便围观。《纽约时报》发文批评马“家长式政治文化和养尊处优的领导人”,并援引一位亲反对党人士的话说:“全世界终于感受到了的这种失望,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很多年了。”该文认为,由于马执政党内部的“主仆政治”和公务员体制中对马来人实行优先特惠、对少数族群实行限制打压的政策,真正的人才很难晋升到政府高位。正是这种僵化傲慢的体制,使马当局的应变能力、办事规范性受到外界的质疑。

马来西亚政治曾多次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由当时在任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印尼总统苏哈托组成的“亚洲价值观三人团”就曾充满各种自信地与西方展开政治理念的激辩;接着是1998年马哈蒂尔撤销副首相安瓦尔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指控其犯有“鸡奸”罪,从而引发一场浩大的“烈火莫熄”反威权运动;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发布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排行榜,马来西亚又赫然高居第三名。这个排行榜以亿万级富豪的财富占比和财富来路为衡量标准,俄罗斯排名第二,乌克兰排名第四──原来最近的克里米亚事件,居然就是两个典型的裙带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利益冲突。

马来西亚当局对这个排行榜做出了一个习惯性反应,那就是禁止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在马发行,理由是其中刊有同性恋者互吻的照片,尽管照片的拍摄现场是在中国。

MH370事件引发对马来西亚政府的国际“体检”

3月29日,马官方终于承认曾一度拖延公布失联飞机折返南飞的信息。应当说这个信息即便及时发布也不会对失联调查产生不利影响,马方没理由拖延。事后马国内外都有舆论指马政府习惯了黑箱运作和藐视民意才会有这样的拖延。当然也有舆论从专业角度为马官方辩护,认为政府应当只发布被确证无疑的信息,而这需要时间。于是又有舆论转批马政府的无能,但关于这一点亦有人提出:马来西亚历来是一个极少发生紧急灾害的国家,所以马航失联发生后手足无措也可以理解。针对这一点,也有人指马当局在打压反对党方面,其实效率很高,但在为公众服务方面反倒效率不高。

中国老年人活得不够好

说实话,我没太搞懂大家对延期退休的义愤填膺。如果多做一下老年生活的调查,我想会有一些人改变看法。他们会变得热衷于呆在工作岗位,至少那还能给我们老去的日子带来一些存在感。

我居住在一个老龄化相对严重的社区。2楼的老人从夏天被子女接来后,门上就出现一则告示,拜托邻居看到老人忘带钥匙坐在门口,给其子女打电话。

老太太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炎热的夏季,她经常孤独地坐在楼道里,老花眼镜后面是一双浑浊的眼睛。天气冷了,她常常站在小区的甬路上,呆望来往的人群。她的背影常让人对老去的远景略感悲伤。

尽管这是极端个案,但其他老人的生活状态也不容乐观。按照目前的养老体制,每位老人都有或多或少的退休金,多或者少差额巨大,从农村老人的60元到政府机关退休干部的四五千元,在不同的生存条件下,活下去已经基本解决,提高老年的生活质量才是问题。

每个城市都有若干离退休老干部活动中心,但显然,这个场所不是提供给所有的老人。除此之外,再没有专门提供给老人的娱乐休闲场所。

商场、公园,甚至小区的活动中心,不管阴霾多么浓重,老人们都按照自己的习惯,从房子里出来,落寞地走走坐坐,捱到饭点,又慢慢走回去。

老年人的娱乐项目老三样:下棋、跳舞、打麻将。我们不理解大妈们占领了广场和公园,可这城市里,总要有你的我的老去的父母的休闲之地吧?

市场需求是刺激交易繁荣的根本。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年轻的父母会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而从胎教开始排兵布阵,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也把父母对下一代的热情体现在对孩子的娱乐项目消费上。

所以,各种儿童游乐场火爆得一塌糊涂,童装的价格快赶上阿玛尼,老人想挑副老花镜却得到处找匹配的门店。即使周末的全家出行,老人也往往是搭头。

退休后的日子,在1-3年内发挥余热看护孙辈的任务结束后,老人会彻底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慌乱中。

社区有几位老人常捡拾塑料瓶和废纸,我甚至同情地给过他们一些家里积攒的这些废品,当有一天,我又给其中一位废纸盒时,意外得知,老人的退休金比我的工资还高。因为在家太无聊,搜集废品成了她锻炼的方式。

和小孩子无知,对任何新鲜的游乐场所都要吵闹着尝试相反,老人度过了大半生,对金钱的感悟经历颇多,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下,他们更愿意省吃俭用资助孩子买房甚至送孙辈到更好的幼儿园,哪怕这样的决定掏空他们一生的积蓄,他们也断然不会像国外的老人买辆房车到处走走看看。

周末的社区,更像是探亲大会,各个年龄段的父母们带着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纷纷回到他们的父母处,欢声笑语从窗户传出来,在周六的傍晚就提前谢幕。年轻人越来越向往自由的生活,老人心甘情愿被蹭吃蹭住,儿孙辈还不一定赏脸。常回家看看都写进了法律,足见老人的生活多么的无助。

农村的冬季,老人们会一字排开揣着袖子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城市的老人,无非把地点改在了居民楼下。钢筋水泥限制了他们可以走的更远,活动区域日渐变窄,慢慢地被固化在小区和超市之间的两点一线,比上班时的日子还要无趣。

中国金融改革滞后探因

当前中国众多经济改革中,与公众财富密切相关的金融改革引发社会普遍关注,近期信托等产品违约风险升级更是警示金融改革迫切性。相比其他改革,金融改革尽管也伴随改革开放而稳步推进,但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却未能出现金融改革的同步大幅推进,金融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如近年来美国等外部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施压、热钱跨境流动越发频繁、外汇储备被动高位累积、信托金融及影子银行等井喷式发展等,诸多现象暴露了中国开放金融潜在问题所在,更有评论指出中国陷入经济大国与金融弱国的尴尬局面。

业界期盼借金融危机促使政府加快推进相关改革,但始于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至今尚未实现,金融改革滞后成为不争的事实,政府方面也在释放迫切加快金融改革的信息。为何当前中国金融改革难以推进,近年来热捧的自贸区金融改革也明显低于预期,种种迹象凸显中国金融改革的难处,必须理性评估。

当前金融改革滞后的根源

理解金融改革必须区分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金融制度的好坏会制约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但金融市场是否完善还有赖于微观主体的竞争等因素,从而政府在金融改革中更多侧重金融制度改革并辅予相应的金融市场监管。从这个意义上看,利率、汇率市场化及资本账户可兑换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上述改革实质上是将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及资本流动从行政管制转由市场决定,在操作上更多是技术性的,却又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源在于利率、汇率、资本流动与国民经济其他领域息息相关。当前金融改革滞后并非简单的技术操作所能实现,而是有其更深层次的制约因素。

首先,宏观经济稳定性制约金融激进式改革。资本与劳动、技术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金融改革必然影响到资本配置,对宏观经济稳定性将构成冲击。比如,从中国现实来看,尽管贷款利率已经市场化,但存款利率仍然受到行政管制,民间利率显著高于官方利率的现象显示官方利率的低估,由此促使大量资金转向较高收益的影子银行、信托产品等领域,滋生庞大的金融监管盲区。

在此背景下,激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大幅提升之前享受低利率的大型企业的资金成本,相关企业可能因此面临困境甚至破产,而先前依赖存贷差保障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润可能大幅缩窄;同时支撑房地产发展的廉价资金流入将因此大幅减少甚至逆转,房地产市场风险将急剧上升,又反过来影响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地方财政,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也将陡升。这反映出金融改革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潜在影响,而一步到位的激进式金融改革可能将相关风险骤然放大,期待快速实现金融改革目标的民众觉得金融改革滞后也就不足为奇。

其次,金融抗风险能力建设滞后阻碍金融改革进程。尽管金融改革成为宏观经济稳定的较大影响因素,但如果抗风险能力很强,那么金融改革也能持续推进。然而,当前中国金融抗风险能力建设仍在发展,尚未形成健全的风险防控体系。存款保险制度尚未确立就是一个例证,自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率先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以来,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构建了存款保险制度,为保障金融体系乃至宏观经济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目前仍然未能构建这一制度。综合的金融抗风险能力建设的滞后成为金融改革如期推进的巨大障碍。

中国三胞集团洽购House of Fraser

一家中国企业集团正在洽谈以超过4.5亿英镑价格收购英国百货商店集团House of Fraser的事宜。该中国集团的老板是一位富裕的零售业企业家。

三胞集团(Sanpower Group)的洽购可能导致House of Fraser无法按原定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上市。

三胞集团的控制人是其创始人、中国前官员袁亚非,集团业务涵盖房地产、零售和科技等领域。

三胞集团旗下拥有中国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的商店之一——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Nanjing Xinjiekou),该店成立于1952年8月,是南京第一家上市公司。这将是该集团在英国零售行业的首次重大投资。

三胞集团的发言人证实正在进行相关谈判。House of Fraser的发言人则拒绝置评。

House of Fraser在英国拥有60家商店,在过去就曾与其他潜在买家举行过谈判,包括法国老佛爷百货(Galeries Lafayette),以及经营体育服装业务的亿万富翁迈克•阿什利(Mike Ashley)

此次交易据信获得了House of Fraser董事长唐•麦卡锡(Don McCarthy)的同意,正在让其他投资者考虑。麦卡锡持有House of Fraser五分之一的股份。

在与老佛爷百货谈判期间,曾有知情人士表示,麦卡锡考虑的出售价格至少是4.5亿英镑。

House of Fraser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60多年前,而三胞只有20年的历史。三胞发展迅速,号称旗下有100多家公司,近3万名员工。2012年,三胞表示,旗下资产总额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合80亿美元),年收入超过560亿元人民币。

House of Fraser由包括冰岛多家银行的代表在内的众多机构所有。2006年,由这些冰岛银行控制的Baugur牵头组建财团,将House of Fraser私有化。企业家汤姆•亨特爵士(Sir Tom Hunter)和凯文•斯坦福(Kevin Stanford)也持有House of Fraser的股份。

译者/邹策

菲律宾正式将菲中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

菲律宾正式将其与中国之间在南中国海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尽管此举意味着菲律宾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持续已久的外交纷争可能升级。

马尼拉方面周日向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简称Unclos)仲裁海事纠纷的机构递交申诉。这份所谓的“起诉状”(memorial)将敦促仲裁庭裁决中国在地图上标出的、用以证明其拥有几乎整个南海主权的“九段线”无效。

中国与数个邻国存在海上争端,但菲律宾和日本迄今在挑战中国的主权主张方面是最积极的。上月,菲律宾总统贝尼格诺•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将中国在南海日趋强硬的姿态与1938年希特勒抢占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之举相提并论。

中菲争端持续之际,中国和美国正在太平洋角力。中国在快速扩大海军实力,而美国在继续推进其重返亚洲的战略。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4月访问菲律宾之前,华盛顿和马尼拉正试图敲定一项协议,让美军舰艇和部队在东南亚国家轮流驻扎。

菲律宾和中国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公约》阐明了各国的海洋权益,以及在海洋权益主张重叠的情况下解决纠纷的机制。本案将在海牙由5名法官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称本案系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

菲律宾外长阿尔伯特•德尔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在宣布菲方已递交近4000页的起诉状时表示,不清楚中国将如何回应。

“通常情况下,在这种性质的仲裁中,下一步是对方提交辩诉状(counter-memorial),”德尔罗萨里奥表示。“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会参与仲裁,还是会继续目前的弃权政策。”

上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国希望菲律宾“充分认识到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他敦促菲律宾“尽快回到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正确轨道上来,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免给两国关系带来进一步的损害”。

马尼拉方面主张,仲裁庭应当裁决“九段线”无效,因为它一直延伸到距离菲律宾只有30至50英里的地方,切断这个东南亚国家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EEZ)和大陆架,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马尼拉方面表示,该国将因此失去西部海岸外80%的专属经济区,包括一些拥有巨大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区块。

菲律宾还试图阻止中国占据——或不让菲律宾渔船和渔民接近——位于该国专属经济区内的8个所谓“水下地物”(submerged features),包括中国和菲律宾的船舶在2012年年中对峙两个月之久的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中国称为黄岩岛——译者注)。

马尼拉方面表示,斯卡伯勒浅滩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大约120英里,距离中国则超过350英里。那里是一个资源丰富的渔场,自菲律宾方面为结束僵局而撤回船舶以来,一直处于中国的实际控制之下。

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奥•卡皮奥(Antonio Carpio)表示,马尼拉方面并未请求仲裁庭裁决争议岛礁、浅滩或暗礁的所有权,而只是希望仲裁庭澄清一下,大部分淹没的地物是否也有在其周围划出专属经济区或领海的资格?

“菲律宾向仲裁庭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九段线是否可以否定菲律宾得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保证的专属经济区?”他在上月发表讲话时表示。“菲律宾向仲裁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像斯卡伯勒浅滩那样在涨潮时只有部分岩石露出水面的地物,是产生一个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还是仅12海里的领海?”

国际刑警组织批评马来西亚推卸责任

马来西亚正再次被迫因其处理已持续3周的搜寻MH370航班行动的方式而采取守势,此前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对马来西亚一名部长提出严厉批评,这位部长称,国际刑警组织的被盗和遗失旅行证件数据库速度太慢,以至于马来西亚有关部门无法使用。

在载有239人的MH370航班失联后的头几天,被偷护照事件浮出水面,当时,国际刑警组织证实有两名乘客使用被偷护照登上了这一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航班。

国际刑警组织当时质问,为何“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来查询登上国际航班的乘客是否使用被偷护照。

上周,马来西亚内政部部长艾哈迈德•扎希德•哈米迪(Ahmad Zahid Hamidi)发表言论,指责该数据库的技术“缓慢”,将加大马来西亚处理入境旅客的难度。国际刑警组织针对此言发表了一份声明。马来西亚政府把今年定为“欢迎来马来西亚”年,旨在促进旅游,而旅游是这个东南亚国家最大收入来源之一。

有很多国家和马来西亚一样不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马来西亚没有在允许乘客入境或登上航班之前查询国际刑警组织的被盗和遗失旅行证件数据库,这一决定不能被错误地归咎于技术或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在声明中称,“如果要追究这一失误的责任或过错的话,那完全在于马来西亚出入境管理部门。”

与此同时,对失踪航班位置线索的搜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搜寻船舶已开始在在印度洋偏僻海域的搜寻区域打捞起一些物体,但到目前为止,这些物体都与失联客机无关。

译者/梁艳裳

中国各大银行贷款减记规模骤增

中国各大银行去年注销的贷款规模增加一倍多,表明随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速放缓,金融压力不断加大。

中国最大的五家银行占据贷款总额过半,它们的2013年年报显示,它们减记了590亿元人民币(合95亿美元)无法追回的贷款。这比2012年高出127%,也是过去10年期间这些银行经过救助脱离资不抵债、进行资本重组和上市以来最高的一年。

减记规模骤增,是动荡局面影响中国金融体系的最新表现。中国债市3月份迎来首例真正违约,今年两款备受关注的影子银行投资产品最后时刻得到兑付而免于违约,而一家小型农村银行上周遭遇短暂的挤兑。

数据也表明,一季度经济放缓比预期更为严重,这意味着中国将迎来1990年以来经济增速最低的一年。

形势恶化促使人们预计中国政府将很快出手支撑经济。“不能忽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困难和风险,”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表示,“(我们)为今年继续应对经济波动做好了政策储备。”

中国的银行在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期间建立起了坚固的防御体系,现在它在经受考验。由于银行早已为可能的亏损拨备了大量资金,它们得以在不影响盈利能力或缓冲资本的情况下将减记加倍。

包括中国工商银行(ICBC)在内的五大银行2013年利润增长7%到15%不等,不及2012年,但仍处于健康水平。由于银行采取了减记,银行业坏账率去年仅略有上升,从0.95%增至1%。

但市场对中国各银行股票的估值表明,投资者认为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可能高达官方数据的5倍。

标普(Standard & Poor’s)中国银行业分析师廖强表示,银行似乎还拥有充足的拨备资金应对经济放缓。但他担心银行通过减记人为压低不良贷款率。

他表示:“一些银行担心,如果不良贷款率超过理想范围,它们可能招致负面报道,所以它们在减记方面比较积极。”

中等规模银行尤其如此,去年6月中国遭遇“钱荒”,银行间拆借利率飙升至两位数,它们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监管机构近期放宽了减记规则,方便银行剥离不良债务,腾出资产负债表的空间。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