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pril 29, 2013

“火星一号”到中国招募移民

统计数据相当惊人:个人财富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中国人中,60%已经或正在计划移民去别的国家。

也许这是为何“火星一号”(Mars One)的人周五来中国招募移民去红色星球。

“火星一号”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承诺2023年在火星上建立永久的人类定居点。“火星一号将资助这一长达10年的努力,邀请全世界参与,通过互动的电视广播,全方位转播这一开拓之旅——从发射、着陆,到在火星上生活。”该组织在新闻发布稿中声称。

所以,人类对火星的首次文化输出看来将会是电视真人秀节目。

“火星一号”组织预计将有多达50万人申请成为火星先驱,并已开始致力于为他们提供生命支持系统和宇航服。该项目主页上公布了世界各地一些已提交申请者的自我介绍。

来见见梅丽莎(Melissa),52岁,染一头金发,穿露肩抹胸和涂着晕开的睫毛膏:她对着摄像头背诵了一段关于她为何能胜任这一使命的、有点儿下流的段子,并总结说自己应该被选上,因为“你们不会有那么多申请者”。

但“火星一号”声称已收到600多份来自中国的申请,该国去年把第一位女性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其网站上已发表了三个来自中国的申请者资料,年龄都在20多岁。

而首要问题是“火星一号”究竟要怎样把梅丽莎和她的中国同僚们送上去呢?“通过整合现有的、现成的、可向全球私营太空行业购买的技术,”该组织表示。并补充说他们“正就完成这一使命的不同环节,与多家宇航公司进行谈判。”

他们疯了吗?其广告代理扬罗必凯公司(Young & Rubicam)首席执行官戴维·塞伯(David Sable)不这么认为:他们“有60亿美元的预算来令其成为现实,这跟奥运期间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通过广告实现50亿美元营收,差距并不太大”,他在“火星一号”网站发布的一条博客中说。

习近平承诺要在地球上实现“中国梦”——但若不能呢?就试试火星的大小是否合适吧:按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也许在火星上能够呼吸比北京更好的空气。

译者/艾卜

Sunday, April 28, 2013

案例分析:宜家的“约会难题”

译者注:本文为英国《金融时报》“案例分析”专栏(Case Study)中的一篇。该专栏每篇文章关注一家企业面对的独特挑战和应对方式,邀请世界知名商学院教授、企业管理专家加以分析和点评。

情况

宜家(Ikea)上海徐汇店每年接待顾客超过500万人次,尽管顾客人均支出相对较低,但它是这家瑞典零售连锁店在全球收入最高的10家门店之一。作为宜家在华11家门店中规模最小的一家,其位于市中心的地理位置意味着,60%的顾客是搭乘公共交通来到这里的。

宜家的一个经营理念是,为顾客提供一个宽敞整洁的场所,让顾客可以在此休息并享用具有瑞典特色的美食和小吃。在宜家,餐厅更多是为了支持客户服务,而不是一种营销工具。

挑战

一个老年人交友俱乐部将宜家徐汇餐厅变成了每周两次的聚会场所。这些老年人在网上注册,并向一位身份不明的组织者支付10元人民币,就能加入俱乐部。这名组织者指定宜家徐家汇店的餐厅为交友聚会场所。

这些交友者与普通顾客有着明显区别,因为他们会花上一整天时间,在餐厅里结交朋友、播放收音机、吃从自己家里带来的食物,并享用作为宜家俱乐部会员所享受的免费咖啡(宜家会员的注册手续简便且免费)。

交友俱乐部成员之间有时还会发生争执。一次,一名男子将热咖啡泼在一名试图介入干预的保安身上。让普通的宜家顾客感到不满的是,每逢周二和周四,他们就很难在餐厅里休息和用餐。

宜家员工也有意见。门店里的购物气氛被打扰,在交友俱乐部聚会的日子,销售额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些交友俱乐部的成员很少在店内购物,在餐厅的消费也很少。

随着交友俱乐部的聚会变得越来越受欢迎,问题开始变得严重起来。2009年时,不到250名老年人参加这样的聚会,宜家员工感觉还能应付;但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攀升到了700来人,宜家显然需要拿出一个解决方案。然而,尽管宜家花了不少功夫,但没能确认交友俱乐部那名组织者的身份。

徐家汇门店经理戴杰罗(Jerome Deloix)曾提议,停止向所有宜家俱乐部会员供应免费咖啡,希望以此打击交友俱乐部聚会的积极性。但这遭到宜家中国区总部的坚决反对。戴杰罗不得不寻找另一种办法,既能让徐家汇店坚守宜家的客户服务理念,又能将交友俱乐部对普通顾客和员工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又不让客户中的老年人群感到疏远。

对策

正如戴杰罗所言:“我们必须正确应对。改变人们的习惯需要时间。”他的团队在餐厅里,为老年交友者以及那些只为享用免费咖啡的宜家俱乐部会员专门划出了一个区域。同时,免费咖啡现在换成了绿色咖啡杯。

这两项措施都有效管理了这些“免费顾客”,但又没有把他们赶走。交友者——使用绿色咖啡杯、自带食物且不在餐厅消费——能够更容易被分辨出来。让他们在一个划定区域活动,部分减少了他们的人数,从而确保付费顾客有地方就餐。徐家汇店还增派了保安维持秩序,同时在餐厅入口张贴提示语,请顾客保持文明举止。餐厅规定不准大声喧哗、播放收音机和织毛衣。

结果

把宜家餐厅作为聚会场所的交友俱乐部成员数量减少了。一年后,仍有交友俱乐部成员在店内聚会,与其他享用免费咖啡的顾客分享专门划定的区域。不过,现在的交友人数处于可控水平。

经验

尽管宜家在很多国家经营着高度标准化的门店,但每个地区的顾客行为表现大有不同。

上海徐汇店的经理找到了一个办法,避免让一类客户伤害到宜家的声誉,同时又秉持了宜家为顾客服务的核心理念。

本文作者分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副院长兼教务长、访问研究员和前研究顾问

译者/梁艳裳

媒体札记:七日祭·红会

今晨,四川卫视整屏黑白,“向在‘4.20’芦山7.0级强烈地震中遇难的同胞和在抢险救灾中英勇牺牲的战士致以深切哀悼”。央视画面此时也切入芦山县政府大院,在一幢墙面仍有裂缝的建筑前,官员、军警、医护人员、逝者家属向着震中龙门乡的方向肃立。

8时02分,凄厉的警报声五年后再一次响彻四川。根据官方要求,全省各地汽车、船舶鸣笛,防空警报鸣响,人民默哀三分钟。默哀仪毕,直播画面中,胸佩白花的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掏出手帕擦拭眼眶,而后缓步上前献花祭祀。“逝者安息,生者坚强”——四川卫视用这样的口号安慰勉励这个多灾多难的天府之国。

“深切哀悼”并号召“自强不息重建美好家园”,这是四川媒体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最畅销的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把整个封面染黑,用于志哀七日祭:“今天,请您用三分钟的时间朝向大盆地以西,用三分钟的凝眸,去抚慰芦山,用呐喊的汽笛、喇叭,送别196个远去的亲人,今天,9000万双眼睛都将在8点零2分下起雅雨,巴山呜咽、蜀水涕泣,9000万双紧紧相扣的手,簇拥着不倒的盆地,今天,请您用三分钟的时间为四川驻足,用三分钟的低头,向这片生生不息的热土致敬”。

四川日报把自己的报头改成了黑色,除了号召“逝者安息,生者图强”外,还需要用一篇四川省抗击“4·20”芦山7.0级强烈地震七日记总结成果:“蜀中缟素,低头悼逝者......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党政军民和社会各界的大力驰援下,四川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实现了生命救援、伤员救治、临时安置的初战告捷。回望风雨同行的七个日日夜夜,整个抗震救灾工作紧张有序、科学高效。省委、省政府靠前指挥、统筹各方、领导有力,始终是灾区人民打赢这场硬仗的坚强主心骨。”

虽然没有像汶川地震后那样实行全国连续三天哀悼的高规格,但当那悲伤而悠扬的风笛声传来,相信很多中国人又像五年前一样流下了泪水。“头七祭”——几乎中国每一家时事媒体都在这个早晨为死难同胞送行。虽然官方尚未公布死难者全体名单,但南方都市报今天已经汇总各方消息,用一个整版念出那“一百九十六”个名字。

一周来,中国新闻人像五年前一样冲进了破碎山河间,并且更迅速更深入,呈现出势必会被铭记的时代记录。例如腾讯,《十个雅安人》和《活着——挖掘最后的尊严》的灾区素描在互联网上流传,沉重却克制。

五年过去,中国舆论生态的巨大变化则更让人唏嘘。微博微信的兴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情传播速度,但也带来了“反应过度”和“添乱添堵”的争议,带走了“万众一心”和“众志成城”。互指作秀炒作、争攀道德高地,社交媒体成全了人们的猜忌。

为了“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人民日报昨天在普及“地震无法准确预测”的科学知识,今天则分析谣言传播路径。将“西南交大不准学生避震”、“土豆片促伤口愈合”、“香港援建学校损毁严重”作为此轮谣言代表,文章呼吁“政府做到更公开,微博知名网友用好‘拇指话语权’”:“‘不少谣言传播的效果是传谣范围大、辟谣范围小;传谣速度快、辟谣速度慢;接受谣言的网民众多,而看到辟谣信息的网民比较少。’张志安说,单纯依赖‘自净’功能是不够的,更需要网民在转发消息时坚持‘批判性思维’和‘慢半拍’原则,将信将疑的时候看下跟帖中是否有辟谣,辨析下是否有具体的消息源等......‘传统媒体具有信息把关人的作用。传统媒体把好关,网络不实信息的负面效果就会得到有力的遏制,’祝华新说。沈阳说,‘更要研究如何提高网友辟谣积极性,逆转造谣者猛涨粉丝,辟谣者微涨粉丝的尴尬局面。’”

香港工潮凸显社会痼疾

亚洲首富正受到围攻。在玻璃铮亮的香港长江集团中心(Cheung Kong Centre)外,数百名进行罢工的码头工人搭起了帐篷。长江集团中心是高盛(Goldman Sachs)、彭博(Bloomberg)和亿万富翁李嘉诚(Li Ka-shing)的办公所在地。

罢工工人们临时搭建了几十顶蓝色帆布单人帐篷,四周悬挂着多个手绘标语,其中一个上面写着:“全球华人首富剥削工人致富”。标语上方悬挂的一幅巨大的李嘉诚头像,被画上了恶魔的双角和吸血鬼的獠牙。

根据香港高等法院周四做出的判决,这些工人至少可以在长江集团中心外面再待上一个星期,尽管李嘉诚的公司试图“阻止罢工工人擅闯、阻碍或占据该地区”。

为了推动雇主提高薪资和改善工作条件,香港葵青货柜码头的工人发起了此次罢工,目前已持续一个月之久。香港是全球第三繁忙的航运港口,码头星罗棋布,葵青货柜码头就是其中之一。工人们抱怨称,过去17年里,他们的实际薪资在下降,工作条件却在恶化。罢工组织者李卓人表示,许多工人24小时轮班工作,工作场所没有厕所,也没有午餐休息时间。

资方是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集团所拥有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Hongkong International Terminals,简称HIT)。HIT是葵青货柜码头的运营方,不过450名罢工工人主要是转包商雇佣的。HIT表示,“已尽最大努力促进相关各方的谈判”。

李卓人表示:“这是一场反对大企业及其垄断地位的战斗。香港民众真的很愤怒。(他们)感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盘剥。香港民众通过支持罢工来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这场冲突不仅影响了香港航运中心的声誉,并迫使某些船舶改泊其他港口,还突显出一个事实:香港虽然是亚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收入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而且许多人陷入贫困。美国中情局(CIA)估计,香港的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与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相当,同时其基尼系数是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两倍。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指标。

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蓬勃发展,在为香港带来繁荣和就业的同时,也推高了该城市的生活成本。最可怕的是房价的上涨——自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以来,香港的房价上涨一倍以上,成为全球房价最高的城市(按每平方英尺计算)。

与此同时,少数几家大企业依然主宰着各个经济领域。和黄的核心业务就覆盖了超市、能源、酒店、电信和房地产开发。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社会工作学教授黄洪表示:“不仅仅码头出现了这一局面,所有行业都是如此。通胀卷土重来,房价日益上涨,食品价格不断上升。这让普通民众承受了更大压力。”

一年前就任香港特首的梁振英(Leung Chun-ying)曾发誓要采取更多措施帮助香港的穷人,而且要更“主动地”发展经济。不过,虽然香港政府努力在这场纠纷中进行调停,但迄今未获成功。

码头工人要求薪资上涨20%左右,他们表示,这样才能反映出工作条件的艰苦,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他们消费能力的下降。但资方仅承诺将薪资和福利总和调高7%。

就香港而言,这场罢工是典型的“大卫对战歌利亚”,只不过这次看上去巨人将会取胜。HIT表示,在雇佣合同工人以后,码头已经恢复了约80%-90%的运营能力。HIT还表示,船舶在港等待时间已从罢工最初几天的60小时左右降至20-25小时,但仍远高于罢工前通常3小时的等候时间。

香港公众对罢工十分支持,但主要体现于现金捐赠,捐赠额已达到700万港元(合90万美元)。这为罢工工人提供了一些缓冲,他们至今没有显出要放弃的迹象。

李卓人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人们有些进退维谷。“我们能够继续坚持,因为有香港民众的支持。”

译者/邹策

双语能力带来红利

几年前,安东尼拉•索瑞斯(Antonella Sorace)在法兰克福访问欧洲央行(ECB),介绍她对双语的研究。她惊奇地发现,欧洲央行的多国职员们都在担忧一个“问题”,而这本来应该是他们家庭的主要优势之一。她说:“他们对多语种能力给子女带来的效益有各种疑虑,担忧自己的子女不能以任何一种语言好好掌握读写。我认为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这位出生于意大利的爱丁堡大学发展语言学教授,应该可以解除他们的疑虑。索瑞斯教授的研究显示,说另外一门语言不仅提供了实用的交流优势,也带来了认知上的益处。她给公司的建议是:“雇佣更多的多语言职员,因为这些职员可以更好地交流,有更好的跨文化敏感性,更擅长于合作、谈判、妥协,而且他们的思考效率也更高。”

大型跨国公司都意识到语言技能的重要性。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员工掌握的语言多达130多种,该公司还资助那些在加入公司前希望学习另外一门语言的人。联合利华(Unilever)估测,该消费用品集团的100名最高级别领导中,80%至少会说两种语言。渣打(Standard Chartered)的国际毕业生培训计划也物色双语人才。

这些公司都意识到拥有双语员工的功能性效益,比如让说汉语的员工与上海供应商打交道,让说法语的员工与法国卡尔卡松(Carcassonne)的一家客户搞好关系。

但在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与索瑞斯教授牵头的项目“双语很重要”(Bilingualism Matters)合作举办的圆桌会议上,高管和咨询师都表示,他们还认为,企业能够获益于多语种领导人的多元化背景和技能,而这一点在未来会更重要。

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亿康先达(Egon Zehnder)全球多元化和包容事务联席主管劳伦斯•莫内瑞(Laurence Monnery)说:“多语言能力将得到公司更多的重视和利用。多元文化缔造更好的领导。”

英国特许管理协会(Chartered Management Institute)首席执行官安•法兰克(Ann Francke)说:“会说多种语言的人是不是更好的领导?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

研究显示,双语人士能够更好地意识到其他人的观点,因为他们在早年的时候就更深刻地明白,某些人有不同的视角。与只说一种语言的人相比,他们也更善于对问题的特定方面给予选择性的关注并忽视误导性的元素,以及在不同任务之间切换。索瑞斯教授指出,双语人士并不关掉自己的“另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他们的大脑已经变得比单语人士更有适应能力;在复杂的商业世界中,这是一项关键资产。

多数公司依然看重雇佣语言人才的实用价值而不是认知优势。汇丰(HSBC)是全球跨国程度最高的雇主之一,该行强调雇佣并培养多语种职员。但是,出生于西班牙的学习、人才、资源及组织发展联席主管乔治•爱莎•德雷福斯(Jorge Aisa Dreyfus)表示,该银行“或许依然过于注重这样一点,即如果你说德语,你就可以处理我这里的所有德国业务。”

对很多来自英语文化的公司来说,随着英语作为商务语言的普及,雇佣多语种职员的压力已有所缓解。

学者担忧的是,这可能会让国家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自满。卡迪夫大学商学院(Cardiff Business School)的詹姆斯•弗里曼-派克(James Foreman-Peck)评估了语言技能投资不足对英国经济造成的代价,结论是“相当于对英国出口征收了3%到7%的税”。英国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最近关于“国情”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英国正进入一个“单语文化的恶性循环”。

车臣与恐怖主义

“前几个月,战争看上去不太可能发生,(武器)价格比较低”武器商阿斯兰别克解释道,“以后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武器,价格开始上涨。现在价格已经回落了。”看上去人人都有了自己的武器。

——安·尼娃《战争的母狗:一个女记者在车臣战线后的报道》

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震惊了全球。随后媒体称,爆炸案的嫌疑人是车臣难民家庭背景的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Tamerlan Tsarnaev)和焦哈尔·察尔纳耶夫(Dzhokhar Tsarnaev)两兄弟。据报道,两兄弟中塔梅尔兰仍是俄罗斯国籍,而焦哈尔已在2012年取得了美国国籍。

嫌疑人的车臣血统,吸引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为了透过嫌疑人的身世进一步了解车臣因素在波士顿爆炸案中的影响,我采访了三位有着特殊经历的传奇人物,他们和车臣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安·尼娃(Anne Nivat),著名的独立记者、作家,世界上最杰出的车臣问题独立专家之一。她的突出之处在于曾在车臣战争时期未经许可就大胆地闯入战地进行研究。关于车臣问题,她已经出版不少著作,代表作是《战争的母狗:一个女记者在车臣战线后的报道》(Chienne de Guerre: A Woman Reporter behind the Lines of the War in Chechnya)。

文森·科舍泰尔(Vincent Cochetel),联合国难民署官员,曾于1998年遭武装分子绑架到车臣,在被囚禁了长达317天后被俄罗斯特种部队解救。

扎拉·穆尔塔扎利耶娃(Zara Murtazalieva),已在俄罗斯监狱服完八年半徒刑的年轻车臣女子,她因“企图在莫斯科组织恐怖主义袭击”而被判决。但至今为止,她始终坚称自己是无辜遭陷害的。

车臣人的普通生活

车臣人是少数民族,生活在俄罗斯南部北高加索地区的山地乡村里——目前全世界的车臣人总数也才150万人。

我没去过车臣,但是小时候我就认识了车臣朋友——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家车臣人就租房住在我家隔壁。车臣人妈妈很年轻,我觉得她很漂亮,只是她带着头巾,这么年轻却和俄罗斯奶奶一样带头巾,不太时尚的感觉。他们家还有一个深色卷发的小男孩。记得有一次车臣人妈妈和我在路上玩羽毛球的时候,车臣人爸爸还在家里洗碗。总之,他们没有穆斯林激进分子、民族主义者之类的感觉,只是很和善、很友好的人。

“车臣人非常眷恋自己的家园。”安·尼娃说,“他们最近因为故乡发生种种不幸才开始背井离乡移民国外。我认识很多在国外的车臣人,他们很多是难民,在融入其他社会族群方面表现得还行吧。他们学习当地语言,在当地找工作:比如,男人做保安,女人做保洁工。他们保持低调,生活比较辛苦但是他们总是能找到办法让自己生活得好一些。”

尽管有着被车臣武装分子绑架的不愉快经历,文森·科舍泰尔还是承认:“我曾共事过的绝大多数车臣人是亲切的、热情好客的人民。车臣武装冲突使大量无辜平民受害,流离失所的车臣人还是生活有尊严和很坚强。一部分车臣武装分子选择了没有人性的恐怖主义暴力,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车臣人都支持他们的恐怖主义袭击。绝大多数车臣人都希望和平的生活,和所有人一样,他们关心的是家庭、子女教育、工作机会、医疗服务水平和自己的文化被尊重。”

媒体札记:帐篷风波

有人像防贼一样防着中国红十字会,就有人像看戏一样看着李承鹏。

怀疑“李大眼”前往芦山震区救灾只不过是在“作秀”的人,通过对媒体报道的研究梳理找到了论据。

首先是北京晚报4月23日报道《孤单王家村》,根据特派记者赵喜斌当时的描述,在称为“很孤单”的龙门乡王家村,“帐篷,成为受灾村民最想得到的物资。从村子中穿过,没有发现村中有专业的救援帐篷,不敢回家的村民也都在自己想着解决办法。”

同在这天午时,人民网亦曾由记者宋嵩发稿,引用龙门乡五星村党支部书记袁康华之言,急呼“我们缺帐篷!”

虽然无锡电视台的节目估计在外地没几个能看到,但因其记者@李兴远通过微博发布灾区见闻,也意外成为关键证词。4月24日下午,他附图发帖:“龙门乡五星村,95%的房屋严重受损。但全村分配到的救灾帐篷只有几十顶。居民住自己搭建的棚子,漏雨。多方协调,我通过一支民间救援队要到了400顶帐篷,又联系了运送车辆。现在帐篷已经送到了居民手中!”

李兴远为自己“没给灾区添乱”而自豪,但他是真的给李承鹏“添了乱”。现在,以@张鹤慈为首的质疑者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论据,可以向正在惨淡红会映衬下的光彩照人的民间慈善组织发动反击了。

@张鹤慈在微博上的个人签名是:“公共舆论在今天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叵测或卖狗皮膏药的人所操纵,一个尚有闲暇从事写作工作的人难以将忧虑缄藏于心”。这位自称身居澳大利亚的发言者,曾多次严厉批评@李承鹏、@郑渊洁、@章立凡、@杨恒均等右派公知,指斥他们是“无知而且是无良知的讨好民粹”、“又要抢反对派领袖的大旗,又享受在国内出书的名利双收”。

但从发言记录看,他也并不是@司马南等左派人物的同路人,甚至,一些追随者称他才是“真右派”,比如拥有百万粉丝的@马伯庸即言,“微博诸人,余最敬服张鹤慈先生”。按照@张鹤慈本人的说法就是:“我和司马南的政治观点对立。但我不会以人废言,也不会以言废人。就事论事时得罪了左派,就会被称为右派,得罪了右派,就会被称为左派,我重的是独立而不重划线站队的派”。

而之所以在微博发言中多批评右派而不批评左派,@张鹤慈的解释是:“民间和当局的博弈是一步步的挤空间,博弈的后果是民间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就是民主进了一步。今天民间辛辛苦苦积累的资源被一些精明的人消耗;他们利用搞民主做生意消耗的民间的积累而只求个人名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不停的批判这些败家子。”

这一次,@张鹤慈又要批判“败家子”了。4月25日子夜,他开始对比展示北京晚报特派记者赵喜斌的报道,以及李承鹏四天前所宣称的“昨晚23时,我们把498顶帐篷运送到龙门乡五星村、王家村”。

“李大眼”确实在微博上说过这话,并且是作为民间力量吸取五年前经验教训、关注“被遗忘角落”的例子。4月22日,@李承鹏配图发帖,称在自家团队将498顶帐篷等送至五星村、王家村,并在村民监督下由村长签字验收后,“昨晚开始下雨,王家村一位妇女跑来告诉我们,家里103岁老人还在淋雨,有帐篷就好了。这证明做救援,做出预判是很重要的”。

美国大片中的中国元素

不久以前,几乎所有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面孔都是次要角色,例如恶棍或坏人——功夫明星成龙(Jackie Chan)是个值得一提的例外。但从迪士尼(Walt Disney)旗下漫威娱乐公司(Marvel Entertainment)出品的最新大片《钢铁侠3》(Iron Man 3)中可见,华人角色以及中国作为故事背景的地位正变得愈发重要。

《钢铁侠3》本周在好莱坞举行了首映仪式,并将于5月1日在中国上映。目前已有多部大片在中国拍摄,并拥有对剧情发展至关重要的华人角色,本片是其中的最新一部,片中中国著名演员王学圻与好莱坞明星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联袂出镜。中国蒸蒸日上的电影票房或能解释其中原因:中国的观影人次正在快速增长,修建多厅型电影院的热潮使得中国的银幕数量以每天10块的速度增长,2012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中国目前拥有约12000块银幕,但其增长速度是如此之快,在短短几年之内中国的票房收入就可能超越美国。梦工厂动画电影公司(Dreamworks Animation)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卡岑伯格(Jeffrey Katzenberg)表示:“如果中国电影产业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那么在五到七年之内,中国的票房规模将与美国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超越美国市场。”

对于由好莱坞片厂主导的全球电影产业而言,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利用好这块2012年增长36%、票房达到27亿美元的市场——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提供的数据显示,这是中国的票房规模连续第二年增幅超过30%。

去年上映的《复仇者联盟》(The Avengers)、《谍中谍4:幽灵协议》(Mission Impossible: Ghost Protocol)等好莱坞大片对中国的票房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中国国产电影的市场竞争力也有所增强,上月一部名为《北京遇上西雅图》(Finding Mr Right)的国产浪漫喜剧在中国票房排行榜上叱咤风云,而去年中国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是《泰囧》(Lost in Thailand),这部国产电影是有史以来在中国上映的最成功商业片之一。

今年前三个月里,中国的总票房收入为8.306亿美元,其中约70%来自国产影片。好莱坞制片厂的首席执行官们对来自中国本土的竞争姿态放松,称这仅仅表明中国市场正在趋于成熟,开始迎合多元化观众群体的不同审美品味。对于好莱坞而言,中国仍然充满机遇,中国电影观众也依然喜爱美式风格:本周中国票房榜上前两名的影片均为好莱坞出品,分别是《特种部队:全面反击》(GI Joe: Retaliation)和《疯狂原始人》(The Croods)。

去年在美国电影协会以及奥巴马政府私下主动示好的强大游说攻势之下,中国提高了每年允许公映的海外制作影片配额。在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配额上调以后,中国同意在原本每年引进20部美国电影的基础上,增加14部IMAX或3D制式的电影。

中外联合制作影片不受进口配额限制——这类影片是由国际制片公司与中国本土合作方共同摄制的。漫威去年表达了希望在中国联合制作《钢铁侠3》的意愿。满足中国有关合拍片的条件能够显著影响一部影片的盈利前景,因为在这种模式之下制片方的票房分成比例能够提高一倍:符合合拍片条件的制作方能够分得约50%的票房收入,而普通的外国影片则仅能得到25%的票房收入。

Saturday, April 27, 2013

聚焦美股隐秘市场

美国主要的交易所已不再具有以往那种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越来越多的美国股票投资者以及交易商开始放弃纽约证交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以及纳斯达克(Nasdaq)等公开交易渠道,转向更为隐秘的非公开交易市场。

鉴于通过非公开渠道(或者说在交易所以外)达成的交易量在总成交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近40%,一度曾经主导市场的交易所指出,非公开股票交易的兴起正在损害美国资本市场的神圣性。

交易所把这一发展趋势看作是对自身商业模式的直接冲击,这促使他们向监管当局与立法机构发出警示。纽约泛欧交易所(NYSE Euronext)的高管乔•麦肯(Joe Mecane)表示:“从长期来看,我们的担忧是,如果不立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其有可能最终影响到整个世界对美国资本市场的看法。

“美国若想保持自身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必须拥有公平而透明的市场,以利于资本募集活动的顺利进行。”

但其他人则指出,交易所发出警告主要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出发,因为他们来自交易活动的利润规模已经萎缩。

经纪商ITG的一位高管表示:“这其实是一个商业问题,但它被包装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非公开交易在美国资本市场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但其演化发展与市场份额的提升激起了证券交易所以及部分买方投资者的担忧。

传统的非公开交易市场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其能在调整大额股票头寸的过程中不给整体市场留出进行对其不利交易的机会。

非公开交易平台运营商Liquidnet仍然奉行这一传统模式,在其平台内的每单平均成交规模约为43000股。其他非公开交易平台则利用了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相关法规鼓励非公开市场与交易所争夺交易量。

Sandler O’Neill的分析师里奇•雷佩托(Rich Repetto)指出,来自Rosenblatt Securities的数据显示,正是受此影响,非公开市场整体的平均成交规模已经下跌到了仅210股。他表示,主要原因在于非公开市场上使用高频交易策略的交易员越来越多。

丹•马西森(Dan Matthison)负责管理瑞信(Credit Suisse)旗下美国规模最大的非公开交易平台。他于近期指出,交易所与非公开交易平台之间的界限已日渐模糊。交易所为了弥补市场份额下滑的影响,现已推出了结构复杂的新型交易指令以及返利优惠,此举有利于采取复杂高频交易策略的交易员,但与普通投资者拉开了距离。

对于那些厌倦了市场不公的投资者来说,非公开市场提供了成型的交易规则,并且交易成本较公开市场更为低廉。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者对非公开市场接纳程度的日益提升是否会降低公开市场交易价格的有效性。

普信集团(T Rowe Price)美国股票交易部主管安德鲁•布鲁克斯(Andrew Brooks)表示:“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对于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如果非公开交易渠道导致市场的这一功能减弱,这就不是一种理想的局面。”

银行以及经纪商的内部撮合机制(internalisation)进一步增强了非公开市场的影响力,来自这两者的交易量占到了非公开市场成交量的一半左右。采用内部撮合机制的机构从其他经纪商手中购得散户订单,并将这些订单配对交易,剩余下来无法配对的订单才投入公开市场。

Jones Trading董事总经理汤姆•卡特(Tom Carter)表示,这种模式并不符合市场利益最大化。他指出:“内部撮合从公开市场中抽离的巨大交易量对于市场整体以及投资者来说不利,尽可能地扩大公开市场环境中的交易量非常重要。”

交易所正在寻求改革,此种举措将要求所有的交易都被导入公开市场完成,除非非公开市场形成的价格明显更加合理。其他方面则指出,监管当局可以按照非公开市场的设计初衷为其设定一个交易规模下限。这两种思路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监管当局过去一年来为限制非公开交易而采取的举措中都有所体现。

管理着美国第一大非公开零售交易平台的TD Ameritrade通过内部撮合机制完成交易,该公司非常关注任何可能限制竞争的监管改革。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弗莱德•托姆奇克(Fred Tomczyk)表示:“我们不认为交易所引发的这场讨论有利于散户投资者或者行业整体。”

而交易所则认为,鉴于非公开市场的交易规模现已达到历史高点,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译者/马拉

媒体札记:“公知”污名化

红十字社监委里那16位名人押上了自己的声誉,恐怕也很难立即打消民间对官办慈善机构的“有罪推定”,甚至就是“故意污名化”,强调“不能去官方化”、希望“级别高点”的说法一经报道,更是导致骂声加码。与此相比,李承鹏在网络舆论场上的待遇可谓天壤之别,经由本次雅安地震救援行动,他的意见领袖朋友和追随者们更加赞赏他的“行胜于言”。

正是这种一呼百应的信任,使得网民们义务帮他重贴那份屡遭删除的《一线报告》,扩散对“官僚作风”和“五毛党”的斥责,并“拜托下次把学校修坚固点,拜托救援时别只看得到国道和县城”;也正是这种压倒性的信任,使得当他的伙伴@成都-石龙发布控诉:“据说某报要来搞民间NGO的负面新闻,派出记者跟随@李承鹏前方团队偷偷搞录音的把戏。除了这些,还在救灾物资里给我们偷偷夹带了200箱过期的某敏感品牌牛奶,今天成都仓库还收到曝光奶粉,就算我们再小心,也是防不胜防。”这番控诉后,虽然尚无具体指证对象,但已经有一众微博大V集体声援。

毫无疑问,经过雅安救灾这7天,李承鹏的公众形象再次获得正面提升,他本人面容憔悴昼夜无休的现场画面,甚至比那些援助物资数据更加深入人心,更加让那些曾经讥其只会“放嘴炮”的批评者哑口无言。

“我觉得对李承鹏老师这样的活动型公知的态度,应该就是对职业政治家(贵国还没有)的态度。对他的言论和文章尽可嘲讽,政治理念有分歧更可争论。他开工干活,推动社会向好,那就该支持。至于‘出名’,那是职业收益,跟卖东西收钱是一个道理。商人重利天经地义,政治家博名自然也理所应当”——从过往言论看,都市周报新闻总监耿清华不能算是“李大眼”的粉丝,但他在4月21日的这段微博评价,却也说服了不少同样曾认为@李承鹏难逃“作秀”之嫌的人。

@张晓舟就在点头称许。他转发@耿清华之论,并备注“我有一篇小文提到这个问题,意见相似”。

这篇小文应该就是指为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所写的《帮人民群众打飞机》。他4月16日通过自己的微博账号上发表此文,当时雅安尚未地震:“李承鹏这样的公知当然非作业本之流可比,但是他更多地只是诉诸正义批判的道德感召力……特权车、形象工程、毒牛奶是该骂,但请问特权车、形象工程、毒牛奶和城管究竟有什么逻辑关联?李承鹏又痛骂官员‘他们只懂二奶的风情,不懂城市的风情’,但请问二奶跟城管究竟又有什么逻辑关联?为什么要拉官员的二奶为城管陪斩?李承鹏更满足于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义愤,这就是这类时评广受欢迎的关键所在:逻辑不重要,重要的是情绪,是推倒多米诺骨牌,是导火索,是引爆民情,不管怎么离题万里,中心思想九九归一,就是:万恶的天朝呐。于是乎,不转不是中国人。”

“道德pose和煽情pose,是微博的两大必杀技”——作为十几年前与李承鹏齐名的足球评论员,张晓舟将他的老相识讥作“情识阶层”代表人物:“‘情识阶层’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抒情时评。我绝不否认抒情时评对大多数民众的启蒙作用,但其最大功能其实还是——帮人民群众打飞机。”

“中国首富”宗庆后

身为中国最知名的商人之一,宗庆后仍然会使用一些粗俗的比喻。这是青年时期的宗庆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耕田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

他的娃哈哈(Wahaha)帝国价值数十亿美元。在讨论接班计划时,他提到31岁的女儿宗馥莉已经接手企业的部分职责,随后补充道:“如果她出了问题,我会去帮她擦屁股。”

不过,无论用不用这类粗俗的中文表达,讨论接班计划对这位67岁的饮料大亨还为时尚早。在胡润百富榜(Hurun Rich List)上,宗庆后以130亿美元的财富位居中国首富,而他还无意在短期内放手自己创立的公司。他以粗嘎的嗓音大笑着说道,工作之余,喝茶和抽烟是他仅有的爱好。

但过去六个月,宗庆后过得并不轻松。去年11月,他开始实施业务的战略转型,进军零售业务,在位于上海附近的家乡杭州开设了精品商城——娃欧商场(WAOW Plaza)。他计划在未来5年开设100家商场,销售西班牙Groc、意大利Gregory等知名度较低的欧洲品牌,旨在为中国中产阶级提供“买得起的奢侈品”。

但娃欧商场开局不佳。寓意为“娃哈哈欧洲”的商场名称遭到外界嘲笑,生意门可罗雀,分析人士则质疑:在网络购物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进军实体店零售是否明智?

即便宗庆后担心,他也没有将担心流露出来。“这不是问题,”他笑道,“打造品牌需要时间。我喜欢这种过程。毕竟,我靠卖冰激凌发家,通过努力销售产品打出了品牌。”

熬过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后,他开始了从商生涯。1966年,宗庆后就读的高中关门停课,他同其他数百万学生一样被下放农村,与农民一起劳动。

当他15年后回到杭州时,这座城市正在经历一场截然不同的剧变: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削减国家权力,杭州成为私营企业的温床。1987年,他获准在学校售卖零食,开始做生意。宗庆后卖冰激凌和软饮料,将近10年后,他开始主打矿泉水产品——当时很多中国家庭还享受不到自来水。

从勉强糊口到中国首富的经历,或许能解释宗庆后为何具有超人的自信。这段经历也丰富了他的世界观。

宗庆后连续11年以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在允许的言论自由范围内,他十分珍惜发言的机会。今年3月中旬左右为期两周的人大会议期间,他在足有自己办公室两倍大的酒店套房内,边抽烟边说道:“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一定要减税。政府拿走了太多钱,老百姓得到的太少。”

尽管身为亿万富翁,宗庆后却尽力保持低调。过去,他一直佩戴着一块价值4.8万美元的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手表,但与我见面时他并未将表戴在手腕上。之前接连有政府官员因为戴高价手表被揭出腐败丑闻,于是不戴手表突然成了中国官场的规矩。

他下榻的酒店舒适但不豪华。他穿着朴素的拉链夹克,不停地抽着大卫杜夫(Davidoff)的香烟——这在中国属于中端品牌。

他一边赞扬着国家对商业的作用,一边不以为然地摇摇手指。“欧洲社会福利高、税收高,所以没人工作。这导致了你们的经济问题,”他说,“在中国我们需要维持机会平等,让人们通过辛勤的劳动挣钱。”

中国领导人警告金融风险

中国必须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这是中国高层领导人在一个特别会议上表示的。目前各方对中国短期增长前景越来越担忧。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开会讨论经济政策。两周前出炉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放缓至同比增长7.7%,低于2012年第四季度7.9%的同比增幅。本周汇丰(HSBC)发布的采购经理指数预览值(flash PMI)似乎表明,4月份增长势头仍比较疲弱。

政治局承诺促进国内消费,并使企业更易于通过投资项目审批。与此同时,它誓言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应对地方政府通过非正式渠道积累大量债务引发的担忧。

这份声明突显中国面对的经济两难。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首季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作出反应,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仍需增强”。但它也对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以提振增长发出警告,告诫称“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需要加强防范”。

“要实现两个目标是有难度的。从整篇声明的措辞看,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可能容忍较低增长率,以便更加注重增长质量,同时降低金融风险,”花旗(Citi)经济学家丁爽表示。

他指出,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刚刚进入预期将持续10年的任期。

“他们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他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刚上任就动用所有支持增长的工具,却在日后面对种种问题,”他表示。

但是,光大证券(Everbright Securities)首席经济学家徐高从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议得出完全不同的解读。他表示,这次会议上有关防范金融风险的言论比近期的政府声明更为有限。

“这个会议发出了稳增长的强烈信号,超出此前的政策信号,”他在发给客户的简报中写道。他表示,更多积极的政策行动有望推动当前季度的复苏。

徐高补充说,政治局常委在4月份开会讨论中国经济是极不寻常的;上一次这么做是在2004年。正常情况下,政治局常委在年初、年中和年末召开聚焦经济问题的会议。

译者/和风

Friday, April 26, 2013

郭树清的新角色

本周山东省人民政府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备忘录。原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今年“两会”后赴任山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他是否试图利用“背景关系”,来解决山东企业融资难问题,难免引人遐想。

郭树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期间,密集推出了诸多新政,包括完善新股发行改革、退市制度、对内幕交易“零容忍”、强调分红等等。自2012年10月26日起,中国股市IPO暂停至今,防止水准较低公司“肆意圈钱”,得到了投资者的欢迎,但也触动了既得利益阶层。市场曾有传言,郭树清之所以离开中国证监会主席一职,是因为国企IPO受阻而遭到投诉。

此次山东省能与上海证交所签署合作协议,郭树清自然功不可没,也由此让人想到“屁股决定脑袋”的理论。郭树清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时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完善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为全国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赴任山东后,作为地方封疆大吏,当然希望自己辖区内的企业更快发展。正所谓位置不同,行事逻辑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上交所作为全国性的股票交易所,为不同省份的企业上市提供全面专业化服务是其本分。据统计,目前山东省已有上市公司237家,上市股票250只,累计募集资金3048亿元。此次上交所仅和山东签订协议,对其他地方似乎有点“厚此薄彼”。尤其是目前中国各地排队等待上市的企业近千家,如何客观地让现有资源合理、有效分配才是上交所工作的重中之重。

目前中国新股发行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在审批制下,衡量一个企业是否符合上市标准、有无上市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层意愿,市场资源配置功能被高度行政化。国企、央企等特权企业经常通过所谓“绿色通道”融资圈钱,严重践踏市场化规则。只有改革权力发审、取消特权配售,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发行。

官本位已成为当下中国不能承受之重。官本位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背道而驰。政府应该把民间的还给民间,市场的还给市场,让市场成为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知今天的郭树清,是否还记得他在证监会时的改革雄心?

中国签下18架空客宽体客机

中国昨天签下40亿美元空中客车(Airbus)宽体客机订单,此前,这笔订单曾因中国政府反对欧盟对外国航空公司征收碳排放税而受阻。

总部位于法国图卢兹的空客宣布,中国已在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开始正式对华访问之际签署协议,购买18架A330宽体客机。

空客去年曾公开表示担忧,欧盟以应对碳排放为由,将外国航空公司纳入碳排放交易计划之举会造成负面影响。这一协议是自那以来中国A330订单的首次突破。

空客首席执行官法布里斯•布利叶(Fabrice Brégier)表示:“这一协议显示出中国认可了空客及欧盟为解决(碳排放交易计划)问题而付出的努力,向‘一切照常’迈进了一大步。”

空客去年抱怨,由于中国政府反对将外国航空公司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计划,该公司未能敲定与中国国有航空公司达成出售45架A330的订单。

昨日的订单此前就包括在空客未能签约的45架宽体飞机中。按目录价格计算,这一订单价值41亿美元,不过中国预计能争取到大幅折扣。

空客还表示,中国已签下一份42架A320窄体客机的订单。按照目录价格计算,这些飞机价值38亿美元。不过这些飞机并未被卷入关于欧盟碳排放交易计划的争端。

去年11月份,在密集的游说之后,欧盟宣布暂缓一年将外国航空公司纳入碳排放交易计划。

空客预计今后20年中国将成为最有价值的飞机市场。该公司是欧洲航空防务与航天集团(EADS)的主要子公司。

奥朗德总统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表示,他将“扫清所有障碍,消除所有阻力,畅通所有程序”,鼓励中国更多地投资于法国,承诺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译者/简易

印度低调回应中国“越境扎营”

印度外交部长萨尔曼•库尔希德(Salman Khurshid,见右图)将于下月访问中国,尽管反对党日益严厉地批评政府对中国军队越过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作出和缓回应。

库尔希德周四在一个商界领袖会议上说:“我们不能因为出了点状况,就破坏对两国关系的多年投入。”他表示,有一种说法是“荒唐的”,那就是一支中国巡逻小分队过去10天在拉达克(Ladakh)地区扎营所引发的两国对峙,会让两国关系脱轨。

然而,印度政界人士和媒体正变得越来越愤怒,他们认为,在一个曾在1962年被卷入中国发动的边境战争的地区,中国新领导人正企图测试其较弱的南方邻国的意志。

以国大党(Congress party)为首的印度执政联盟的主要反对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发言人普拉卡什•雅瓦德卡尔(Prakash Javadekar)说,“人们非常愤怒,中国在达拉克地区的越境入侵问题很严重,但政府没有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印度报纸和电视台报道,中国出动直升机越过有争议的实际控制线(Line of Actual Control),而印度只是部署无人机监视有争议的营地,除此之外保持低调回应。《印度时报》(Hindustan Times)周四的头版头条标题称:“印度放飞鸽子,中国出动直升机”。

在两次现场会议和电话交谈中,印度都要求中国恢复原状,但中国否认越过实际控制线,表示只是在开展正常巡逻。

库尔希德5月9日访问中国之后,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将于下月访问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起边境纠纷中,印度方面迄今避免对中国发出尖锐批评,尽管印度外交部常务次长兰詹•马塔伊(Ranjan Mathai)上周对中国驻印度大使魏苇表达了“印度政府的关切”。

译者/王慧玲

媒体札记:红会公信力

宣布重查郭美美之后,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获得的舆论待遇也没比“一片‘滚’字”好多少。不屑一顾的批评者们,懒得理会这个社监委与中国红十字会在理论上的独立关系,继续表达着自己对官办慈善事业的“打死不信”。

先是在微博上出言怒斥。@陈宗鹤先生奚落:“真是闹腾,红十字会公信力丢失居然去复查郭美美。你儿子考试不及格,怎么不去查马化腾?你老婆信用卡刷爆怎么不去查马云?难道你贪污被抓,是因为我们老百姓捐款太多,你们花不光造成的么?这么说,我还想去查李大钊了!”

“有人事隔这么久,突然后悔当初放过郭美美了。别说重新调查了,红会就算真的‘杀’了郭美美,我也不会捐款给他们,除非中国红会、国际红会两个红会接轨成一个国际红会”——@赵何娟决绝起誓,不过,最狠的还是她附上的标签:“你杀了嫖客、小姐也都没法证明你不是个窑子啊!”

@光远看经济今晨亦已加入阵营:“红会,别太无耻了,你们真以为是郭美美毁了你们?这就是你们反思的结果?别入戏太深了,看看戏台下面,还有几个观众?”

事实证明,在“要不要再相信一次”的这场测验面前,社监委成员白岩松、俞可平、袁岳等人的信誉,远不足以扛起在民间舆论场上声名狼藉的中国红十字会。

@21CN聚投诉——这个隶属于21CN网的微博账号——早在前天午前就一一列出16位社监委委员的名字,并质问发言人@王永:“1.既然需重启调查,何以你们昨晚还断定‘郭美美事件中没有蛀虫’?2.16委员几人认同‘没蛀虫’?3.贵委主任委员是哪几位?是红会确定的吗?有何权限?4.你们是被红会聘请的,下来不由红会决定产生的委员何时出现?”

根据中国青年报今天发布的的舆情观察,七成网民期待“晒账”胜过“查人”》:“‘重查郭美美案’的新闻面世不足15个小时,转载量已近620条,并登上百度新闻门户首页。微博平台上的讨论更加火热,主题微博达2.7万条。在新浪微博,‘重查郭美美案’一度进入当日十大热门话题榜。但正如近年来多数红会新闻一样,红会社监委拟重查郭美美案,也陷入了‘叫座不叫好’的尴尬。中青舆情监测室抽样1000条网民意见显示,尽管关注者众,但仅有27.8%的网民对此表示赞赏,逾七成(72.2%)网民持不认同态度。”

根据文中分析,更多网民(39.6%)不买账的理由,则是怀疑“重查郭美美案”只是红会试图将当前募款难的境地,归咎于郭美美。新联合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分析被这家报纸形容为一语中的:“郭美美案只是一个导火线,最主要的是,官方公益组织体制导致的透明性不足、对外响应缓慢,在互联网面前,难以满足公众的‘苛刻’要求。重查郭美美可以看作一个公关事件,但很难根本性地扭转局势。”

“不买账”阵营中的主将当然非@落魄书生周筱赟莫属。这位揭发官办慈善组织黑幕而成名的时事评论员,紧盯着@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一言一行:“上午刚官微发布要调查郭美美,中午马上就说还未经半数以上委员投票通过,这样出尔反尔是啥意思?这个官微到底是真的是代表社会监督委员会,还是只有某一个人在控制?@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自成立以来,除了帮红会澄清以外,做过什么监督红会的行动吗?红会那么多废话干吗,敢让老百姓随便查账吗?”

“四大”的中国对手

1999年,当张克离开永道(Coopers & Lybrand)创办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时,一些人怀疑这个初创企业能否生存下来。永道如今是普华永道(PWC)的一部分。当时除了永道和其他几家西方大型事务所以外,中国没有几家像样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这没有吓倒张克。他回忆道:“我觉得中国那么大,应该有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多年后,冒险获得了成功。张克创立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ShineWing),如今已成为在中国紧追“四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而有着长辈风范、言语温和的张克或许已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会计师。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教授保罗•吉利斯(Paul Gillis)表示:“他是目前中国会计师行业的标杆。他是领军人物。”

一些人很难认可此类赞誉。中国会计师行业由于丑闻不断而在国际上声名不佳。许多西方投资者挂在嘴边的是对多家中国公司提出会计欺诈指控的浑水(Muddy Waters)研究公司,而不是张克。浑水创始人卡森•布洛克(Carson Block)曾表示,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值得怀疑的审计处处可见。

尽管中国的会计和审计操作持续暴露出不足,但目前已经出现了一种更为微妙的趋势。在经过了20年利润丰厚的发展之后,全球领先的审计和咨询公司网络——普华永道、德勤(Deloitte)、安永(Ernst & Young)和毕马威(KPMG)——在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正受到信永中和以及其他本土竞争对手的侵蚀。

在占据低成本制造业的主导地位之后,中国开始努力向价值链上端移动,进军更为复杂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初创会计师事务所就是最新的例子。

然而这种力量对比的转变也具有国际影响力:中国的规模和增长轨迹意味着,中国的变化可能对全球审计行业乃至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因为延伸而言,审计行业扮演着金融市场“守门人”的角色。

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中国会计师行业仍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长足进步。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整个会计师行业遭到废除。但在上世纪80年代谨慎地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时,中国再次恢复建立了会计师行业。

作为这种复兴的一部分,领先的西方会计师事务所(当时是“六大”而非“四大”)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获准与中国本土事务所创建合资企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教授理查德•马可夫(Richard Macve)表示:“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会计师行业毫无基础。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允许‘六大’进入中国,培训人才并编写指导手册。”

张克在一家国有审计机构积累了最初的审计经验,之后他进入永道,但他与外国同事在战略方面产生了分歧。张克希望培育中国企业客户,而据他说,外国合伙人只注重国际客户,但他们在中国的任期只有两三年,在他们离开时往往承认他是对的。

张克解释道:“然后下一任合伙人又重复这个过程。到第三任时我就厌烦了。”

Thursday, April 25, 2013

中国容忍朝鲜纯粹基于理性

中国为什么容忍朝鲜的极端行为?中朝两国关系不同寻常,但这不是建立在互敬与友谊的基础上,而是基于冷冰冰的算计。中国已在联合国(UN)同意支持美国发起的对朝制裁举措,但让世界疑惑不解的是,中国对制裁缺乏热情,明显不愿跟随美国的脚步。

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就曾是朝鲜的盟友。此外,中国可能还认为,金正恩(Kim Jong-eun)之所以在核问题上摆出这种姿态,是因为他手中的牌太烂,只有这么打才是合理的。毕竟,朝鲜政权要管理数千万营养不良、生活贫困的民众,它急于避免倒台。但中国与朝鲜可并非什么关系愉快的邻居。

中朝两国在边境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国占据着长白山的一部分,而朝鲜将这座山视为圣山。两国都认为,图们江三角洲的一部分被对方侵占了。去年,穿着制服的朝鲜士兵在中国水域绑架、殴打、劫掠了28名中国渔民。更糟的是,朝鲜还持有种族主义观点,认为朝鲜人更优等——跨种族私通会被强制堕胎并遭监禁。

此外,中国并不喜欢看到拥有核武器而又喜怒无常的领国频频发出威胁和发射导弹,原因不仅仅在于不断恶化的局势导致大量美国战机与战舰拥入该地区。不过,中国有着某些明确的利益。首先,20世纪50年代中国之所以参加朝鲜战争,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影响力不会逼近其边境线。如果朝鲜垮台,中国在边境线上或许就能望到美国大兵。

其次,中国不希望看到朝鲜垮台后出现的数百万难民威胁它的稳定。如今,朝鲜的贫困人口估计达2400万。而且中国境内目前已有200万朝鲜族公民。

再次,身边有一个明摆着的“坏小子”作邻居对中国而言是有利的。朝鲜泰然自若地履行着这一职责,为中国带来了双重好处:朝鲜那些极不受欢迎的行为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使其无法专心批评中国;另一方面,朝鲜问题使得中国有机会在讨论该问题的多边组织中担当领导角色。

此外,未来如果朝鲜半岛统一,公民总数将达7000万,这是一个潜在的成功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低,人口密度高,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心态,还握有核武器。在这方面,中国的保留态度得到了日本的呼应。日本面临人口数量稳步下降的问题,并因其在1945年前战争时期的行为而不时遭到韩国的抨击。

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很可能会由南朝鲜人领导。南方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你只需想想届时北朝鲜人的心理落差会有多么大,而且北朝鲜人比南朝鲜人平均要矮三英寸。

南朝鲜人掌握领导权会引起中国的担心。去年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韩国人的反华情绪最强。将近三分之二的韩国受访者对中国的影响力持负面看法。

韩国一直在规划一项太空任务,同时还在扩充军力,并把其导弹射程提高到500英里。韩国海警与中国渔船之间的冲突不断。2006年以来,已有800多名中国渔民遭韩国逮捕,2600多艘渔船被扣押。

中国长期支持朝鲜与两国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无关——事实上,两国的意识形态并不相同。中国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人们认为,朝鲜政权倒台的方式大体可以解释有关各方在此次朝鲜半岛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尽管在美国眼中,朝鲜政权如果倒台,会增强该地区的稳定性,但对中国、俄罗斯甚至日本而言,这却意味着稳定性会降低。

本文作者的新书《蹒跚的巨人:中国未来面临的威胁》(Stumbling Giant: The Threats to China’s Future)即将出版

译者/倪卫国

印度抗议中国军队越界扎营

印度抗议称,中国军队的一支巡逻小分队上周越过两国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有争议的边界,目前在通常由印度控制的领土境内数公里处扎营。

在绵延4000公里的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LAC)上,越界事件时有发生。过去三年里,新德里方面记录了数百次涉及中国解放军的此类事件,但此前越界的军人很少长时间滞留,纠纷也通常很快得到解决。

印度政府正严肃看待在其眼里违反正常惯例的行为。这起事件发生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于下月访问印度和巴基斯坦。

“我们正采取一切行动保护我们的权益,”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A.K. Antony)表示。

据印度官员介绍,一支中国巡逻队4月15日在德普桑(Depsang)地区实际控制线的印方一侧扎营,这里是拉达克(Ladakh)地区的最北端,是一个多山的沙漠地带,靠近连通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山口(Karakoram Pass)。

印度电视新闻频道NDTV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同日还有两架中国直升机侵犯印度领空。

印度外交部表示,外交部常务次长兰詹•马塔伊(Ranjan Mathai)上周四向中国驻印大使魏苇“表达印度政府的关切”。

中国观察人士对印方的抗议表示不屑,称其为媒体炒作。“那里有数十公里的无人之地,”一名接近中国军方、去年曾与解放军一起走访边境的中国消息人士称。

“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因为双方对实际控制线有不同理解,”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张力表示。

“这种事不时会发生,它不意味着中国想要做什么事来制造摩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韩华表示。

印度防务分析人士猜测,中国新上台的共产党领导人可能在试图测试印方的回应。

赵添琦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中国称21人在新疆冲突中丧生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当局表示,周二晚间的一场武装对峙造成21人死亡。这是这一动荡地区一年多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伤亡事件。

事件发生在位于中国最西端的喀什市附近的一个镇。它表明,尽管中国政府已在努力改善民族政策,但仍然面对新疆当地少数民族的抵制。

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自治区政府称,事件起因是,三名社区工作人员在一户居民家中发现几名“可疑人员”和一些被禁用的刀具。当他们打电话向上级报告时,被这些人控制,随后赶到现场的社区干部和警察也在屋内外遭到攻击。

根据当地政府的说法,包括警察在内有15名公职人员遇害,6名袭击者被击毙,还有8名男子被逮捕。

当地政府表示:“初步查明这是一个预谋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团伙。”

当局表示,被害公职人员中有10名维族、3名汉族以及两名蒙古族。

这是自2012年2月发生在更南端的叶城县伤亡事件以来,单次事件中已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叶城事件中,据报有20人丧生。另外,在2011年发生的一起事件中,一群武装人员攻击和田一个警察局,导致超过20人丧生。

欧阳德(Simon Rabinovitch)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媒体的“错”

新闻联播昨晚口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全面部署四川芦山抗震救灾工作,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虽然没有播出会议现场画面,但解说词中“政治局七常委起立为地震遇难者默哀”之意,立即成为各门户首页头条,并延续至今晨诸多报纸封面。

根据新华社电稿,中共最高领导层重拾前辈那句“多难兴邦”,并加上了一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强调“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是要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的凝聚力,越是要鼓起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气神。”

“我提议,为表达对四川芦山地震遇难同胞和在抢险救灾中英勇牺牲的战士的深切哀悼,请大家起立”——这句引自习近平的话,还同时成为另一篇电稿的导语。《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开展四川芦山抗震救灾纪实》刊发在今日人民日报及各省级机关报头版,文章最后写道:“‘我们的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和挑战。’‘只要我们有准备,团结一心,共同应对,就完全能够从容应对征途上的各种复杂局面,战胜各种可能出现的艰难险阻。’总书记坚定有力的话语,在人们的心头久久回响。”

但是,在中共喉舌之外的民间舆论场上,冲突越来越多地浮出雅安震后水面。

尤其是在微博论坛中,点过蜡烛发过爱心后,那些环球时报口中的“好批评者”更愿意传播的当然是“负能量”,从学校建筑垮塌、物资发放迟滞,到救援队伍因为调度不力而扑空。

《汶川地震后所建8级抗震建筑不抵7级地震》的消息即是一例,虽然只是隐藏在中国青年报原题为“在抗震建筑上,我们必须向日本学习”的一篇评论中,但经由门户发掘,瞬间在互联网上热传。文中所引原话来自国际在线网站周日报道,是雅安宝兴县县长介绍,“目前,全县水电气中断,房屋几乎全部受损,包括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建筑”。

批评者们顿时痛心疾首,认定“豆腐渣”再现,声声质问工程监管何在。所幸,这种“有罪推定”此后被多家媒体引用专家解释予以修正,腾讯今日即刊首页专题《“8级抗震建筑”为何抗不了7级地震》,指出这一说法中有“概念错误”:“看起来,这次雅安芦山7级地震还没有达到8级的标准。但是,对于房屋的抗震性而言,震级并不是衡量指标,烈度才是……这次雅安地震的部分烈度已经超过当地建筑抗震设防标准……从目前情况看,在芦山和宝兴两地,包括学校和医院在内的公共建筑基本没有在地震中完全垮塌的,这说明我国公共工程建设的强制性国标,在汶川地震后得到了反思和贯彻”。

河南高速管理收费站向山东救援车队收取过路费一事也是招致骂声一片。新京报今天来一篇《救灾车免费通行应有全国统一机制》已经算是客气,晶报和钱江晚报更是义愤填膺:“震灾当前,收费站唯利是图令人齿冷”;“你收的这些费能有多少,你因此而伤害到的慈善之心又有多少,你算过吗?”

包括五大商业门户及众多媒体微博账号在内,昨天还曾大力扩散一组表现宝兴县灵关镇灾民聚集抗议的照片。@南方都市报就是以转发@新浪图片的方式,通报《宝兴灾民聚集拉幅“我冷饿”》:“4月23日上午8点30分,四川省宝兴县灵关镇,部分受灾民众举着‘我冷饿’的横幅,呼吸各方支持和关注。因交通阻断,许多救援物资未及时运送到震区灵关镇。目前,部分震区缺水缺粮和帐篷,民众情绪激动。”

农民工决定中国经济未来

推动中国在10多年前成为“世界工厂”的是农民工。他们为世界各地的商场生产消费者产品,而他们的工资比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工人的工资还要低。如今,这个估计人数达2.2亿的农民工群体本身正在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消费者群体。这一根本转变势必推动中国的下一场重大经济演变。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调研机构《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对中国各地1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农民工群体2012年总共消费了4.2万亿元人民币(合677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要更加直观地理解这个数字,不妨作一些对比:它相当于印尼去年总消费者支出的1.5倍,或者比土耳其2011年总消费者支出高出23%。

这种转变也是中国本身转变的缩影,其原因既包括经济到达拐点,也包括心理、社会以及代际的转变。前述调查显示,出生于相对富裕的90年代的“90后”,在花钱方面比“80后”和“70后”要大手大脚得多。他们花掉53%的收入,而“80后”和“70后”的这个数字分别为47.2%和38.3%。

农民工每月的可自由支配支出大部分用于购买大众消费者产品,比如方便面、快餐、啤酒、无醇饮料、服装鞋帽和手机。尽管他们的品牌意识仍处于朦胧阶段,但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正迅速形成对一些中外品牌的偏好,包括统一(Uni-President)和康师傅(Master Kong)方便面,肯德基(KFC)和麦当劳(McDonald's)快餐,诺基亚(Nokia)和三星(Samsung)手机,安踏(Anta)和李宁(Li-Ning)运动服装,双汇(Shuanghui)肉制品,雪花(Snow)和青岛(Tsingtao)啤酒,以及上淘宝(Taobao)网购物。

这些朦胧的品牌意识令人瞩目,因为这个群体仅10年前还几乎普遍被城市居民瞧不起。记述农民工现状的《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一书作者张彤禾(Leslie Chang)说,在每一个工作岗位都会引来无数农民工争抢的时代,老板们对手下员工的鄙夷几乎是毫不掩饰的。

张彤禾指出,在东莞(广东省的制造业腹地)的众多工厂里,弥漫着一种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小说中的气氛:很多墙上贴着“贫穷地死去是一种罪过”、“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实践出真知”等标语。类似地,招聘广告也赤裸裸地写道:“招销售专员。能吃苦耐劳。独生子女勿扰。”

这种局面已发生逆转。从2010年开始,蓝领劳动力市场已由供给过剩转为供给短缺,新的形势迫使雇主学着取悦工人,并用加薪和改善福利吸引更多工人为自己工作。《中国投资参考》的数据显示,2012年,每月的蓝领岗位空缺填补率都没有超过75%。

劳动力市场的这种根本性逆转,已促使农民工的收入迅速增长。只要蓝领劳动力仍然短缺,这一趋势就不太可能改变。的确,《中国投资参考》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收入上涨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重要消费者群体——他们的月收入在2012年累计上涨12%,达到2995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过去10年里城市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3%。

从北京方面的视角看,农民工群体的消费实力对实现增长模式再平衡和推进城镇化这两个目标至关重要。就第一个目标而言,毫无疑问,农民工支出在促使增长模式由过度投资依赖型转向消费拉动型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55%由消费者支出贡献,预计2013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连续第三年超过投资。

分析:中国对英法的“一冷一热”

法国总统今日抵达北京时,中国政府将以红地毯欢迎他,与中国在过去一年里公开冷落英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

在两天访华行程中,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将会晤中国上任不久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以及其他共产党高官。分析人士和外交官们表示,中国厚待法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向英国施压。

去年5月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会晤西藏精神领袖、受中国政府谴责的达赖喇嘛之后,英国政府一直受到中国的外交冷落。

自卡梅伦会晤达赖喇嘛以来,中国高官取消了访英计划,两国间唯一正式的部长级官员接触是,英国原卫生国务大臣毕西满(Simon Burns)去年8月会晤中国卫生部的6名副部长之一。除此之外,唯一高层接触是英国一名部长级官员与中国某个副部长非正式会晤。

“中国方面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不客气地测试欧洲人,”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曾任英国外交官的克里•布朗(Kerry Brown)表示。

“我猜欧盟面临的问题是,在主要成员国之一受到刻意冷待的情况下,其它成员国不展示团结的做法好不好。”

官员们表示,英国政府希望英中两国能够每年进行总理级的互访,但在2011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英国后,卡梅伦去年未能访华,预计他不会很快接到访华邀请。

卡梅伦并未正式寻求与中国新领导层会晤,英国官员们否认有任何“冷落”。

但卡梅伦完全明白,他在北京方面欢迎的嘉宾名单上绝非名列前茅——即使他希望今年能够访问中国,作为他“商业”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为艰难挣扎的英国经济争取一些业务。

去年5月,中国外交部对卡梅伦在伦敦会晤达赖喇嘛的决定作出愤怒谴责,称两人的会晤严重干涉中国内政,而且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中英关系由于去年5月英国领导人会见达赖受到损害,”中国外交部女发言人华春莹昨日表示。

“中方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希望英方与中方共同努力,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中英关系取得改善和发展。”

“中方高度重视奥朗德总统此次访问。当前中法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华春莹还说。

法国和德国政府在过去10年里均曾因为领导人会晤达赖喇嘛而冒犯中国,但据分析人士和外交官们表示,这一次中国对英国的愤怒持续时间之长,超出法德当年遭到冷遇的时间。

虽然中英之间的政府联系几乎被切断,但政治纠纷似乎并未影响中国人对英国产品的喜好。去年中国从英国进口额增长15.5%,增幅超过中国从美国(8.8%)或从欧盟整体(0.4%)的进口。

10年前,英国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英国经济规模仍大于中国。但是,中国现在无论按什么衡量标准都大于英国,而北京方面在其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的立场显著转向强硬。

“过去,英国可以在人权和达赖喇嘛等问题上固执己见,但现在,对中国来说,这就像拍掉背上的一只苍蝇,”布朗表示。“从英国这次受到的对待看,我怀疑未来还会有哪个欧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敢于会晤达赖喇嘛。”

对法国总统奥朗德来说,访华将是一个可喜的机会,让他在国际舞台上出头露面,暂别国内的烫手局面。过去一个月来,他受到一起破坏力极大的政治丑闻的困扰,表现欠佳的法国经济也越来越令人担忧。

复苏前景:美国好于中国?

风水轮流转。中国的发展势头正因信贷和资产泡沫显得暗淡,而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多个关键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复苏。或许现在应该押注发达市场?

逾半中国民众支持对朝经济制裁

2006年至今,朝鲜进行了三次核试验,今年3月以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零点指标数据3月最新快速民调显示:

四成公众倾向和平抗核。在是否采取军事行动阻止朝鲜发展核武的问题上,41.2%的中国公众选择避免军事冲突,但也有32.2%的公众表示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要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相对来说,通过国际经济制裁来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做法更受认可,有51.9%的中国公众表示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本科以上的高学历受访者对如何阻止朝鲜发展核武的看法更激进,支持采取军事行动(39%)和严厉经济制裁(55.3%)的比例均高于平均水平。

中国公众对朝喜爱度不及韩国。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03-2012年“中国人眼中的世界”调查,中国公众素来对朝中感情比较乐观,朝鲜始终位于“对中国最友好国家”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本次调查也显示,中国公众对朝鲜的喜爱达六成(61.4%),但是低于韩国(70.5%)近十个百分点。本科以上高学历(53%)和80/90后(58.2%)对朝鲜的好感度均低于平均水平。

技术说明:本次调查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于2013年3月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金华等12个城市的18岁及以上常住市民进行入户访问,有效问卷共计1138份,数据结果已根据各地实际人口规模进行加权处理。在95%的置信度下本次调查的抽样误差为±1.7%。

(注:中国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前身创始于1999年,是一家以开发追踪中国社会各社会群体的消费文化与社会议题数据为核心、并借助于网络途径实现研究数 据的广泛传播为宗旨的中国专业调研数据公司。本文仅代表该公司观点。欲了解更多资料,请登陆零点指标数据网:www.horizonkey.com)

“铁娘子”为何不相信社会?

既然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葬礼已经结束,对她照例的谴责也已平息,现在是时候更加深入地评析她的遗产了。我大概是开这个头的合适人选,因为一方面我不是积极的反撒切尔分子,另一方面撒切尔的小圈子也不把我当成“自己人”。

近日诸多长篇大论都忽视了一点:撒切尔的思想有多少要归功于基斯•约瑟夫(Keith Joseph)?作为一名保守党员,约瑟夫曾帮助推动真正的自由市场思想重新登上政治议程。

我这么说并非要贬低撒切尔的遗产。恰恰相反,她常说:“有一天人们将认识到他们有多感激基斯•约瑟夫。”1996年,她在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纪念约瑟夫的演讲中发表了上述言论。演讲上半部分讲述自由经济和自由社会的联系,下半部分讨论欧元计划的危险性。这些内容历久弥新,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我要用她的一句话开始论述,这句话定义了她这个人,甚至还在她的葬礼上被提起。有人认为这是她所说过最差的一句话;我却认为这是最好的一句。

“我想我们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太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遇到问题,政府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我遇到问题了,我需要政府的资助。我无家可归,政府必须为我提供房屋。’他们把问题都扔给社会去解决。可是,你们明白,根本就没有‘社会’这种东西。世上有个体的男人和女人、有家庭。政府只有通过人民才能有所作为,而人民首先必须指望自己。我们有责任照顾自己,然后是照顾邻里。人们过于重视自己的权利,却忽视义务。若不履行义务,则无权利可言。”

我想,撒切尔的意思是,人们首先应当试图解决自己的问题和亲友的问题,走投无路时才能依赖政府。政府只是一种机制,通过它,人们可以互相帮助,并强迫不劳而获的人做出贡献。在我的理解中,她的话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的表达(但愿她不是在演讲稿撰写者的劝说下说出这番话的)。

我在我的著作《有人性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a Human Face)中尝试过解释这一切。简而言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指,复杂整体的运作机理一定能够以个体成员的形式表达出来——化学元素用原子表达,原子用亚原子粒子表达,国家用公民表达。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得到一大批经验主义思想家的支持,其中有些人的政治观点与撒切尔大相径庭。

例如,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探讨了战争的抽象概念。“战死的许多人——或者说是身着军装的男人和女人——才是确定的。”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提出,国家是个人的集合。很多所谓杰出的哲学家否认这一理论,如被高估的黑格尔(G.W.F.Hegel)。黑格尔说:“人类具有的一切价值——一切精神的现实性,都是由国家而有的。”

撒切尔被指责没有为英国北方的衰落工业提供支持。她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支持不会来自一种称为“国家”的神秘实体,而应来自公民同胞。她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这与她个人的慷慨与否无关。有吹毛求疵的政治哲学家认为,如果撒切尔想成为真正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她本不会在那场著名的讲话中加上“家庭”。这好比说“世上没有森林,只有乔木和灌木”。她不会愚蠢到没有发现这一点,但她并不是在给别人上政治哲学课。她要说的是,为穷人和困难地区提供的援助必须来自别处——即所在国家的居民。

遗憾的是,她未能将这种简化主义(reductionist)的思想应用于外交事务。世上不存在德国、英国和阿根廷,只有由个人组成的复杂实体。一位英国公民对英国人性命的重视有理由超过对阿根廷人性命的重视,但认为后者毫无价值则是不合理的。必须承认,即便人们习惯性地从这些角度思考,他们或许仍然会认同死亡是避免领土丢失等等的“必要之恶”。但假如总是进行这样的解读,有时或许会催生出民族主义色彩较弱的政策。即便是她想必也直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一艘战舰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s)附近沉没时,撒切尔为丧生的将士哭泣了40分钟。

译者/徐天辰

中美试图构建新型两军关系

中国和美国试图向构建更强有力的两军关系迈出一步。美国军方的最高官员开始与中国新一届军方领导层展开商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Joint Chiefs of Staff)马丁•邓普西(Martin Dempsey)上将的来访是“双边军事交流计划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房峰辉表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他还呼吁中美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维持合作伙伴关系。

房峰辉是中国共产党去年秋天与新一代文职领导层一同任命的新一代军事领导人之一。美国专家表示希望,此番变动能有助于启动两军关系向前推进,目前美中两军关系“远远落后于”其他领域的双边联系。中国官员们表示,中方将努力构建两国军队间的新型关系。

此次会谈发生在中国政府释放出准备扩大对外军事联系的信号之后。就在邓普西来访之前不到一周,中国发布了每两年一次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国政府在其中史无前例地公布了有关其军队和关键战略的大量细节,以此姿态回应美方有关提高透明度的长期呼吁。

在20年几乎从未中断的两位数预算增速推动下,中国海军和导弹部队正获得相关实力,能够在亚洲投送武力,限制美军部队在该地区取得绝对优势的自由。另外,中美政府还受到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不信任对付意图的困扰,例如美国抱怨中国支持了对美国企业发动的黑客攻击。但与此同时,两国被迫在朝鲜这样的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威胁上展开合作。

房峰辉表示,朝鲜有可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并再次重申了中国对开展会谈的呼吁。

关于网络安全,他表示:“如果失去对网络空间安全的控制,其效果可能……不亚于一颗核弹。”

邓普西寻求在美国军方转向亚太的“再平衡”战略上让中方放心。他表示:“我们寻求成为促进该地区稳定的影响力。事实上,我们相信破坏该地区稳定的将是我们的缺席,而不是我们的存在。”

与两名前任不同的是,未来10年将统治中国的习近平在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时,也接手了中央军委领导权。这使他从一开始就获得更全面的权力。

比起上个月卸任的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习近平上任时与资深军方人物的联系更为紧密。

在胡锦涛时代,中国军队在观察人士眼里有时在推进自己的议程,从而带来打乱外交与军事关系的风险。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2011年1月份,在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预定与胡锦涛的会谈之前仅仅几个小时,中国军方为正在研发的隐形战斗机安排首飞测试,盖茨相信胡锦涛对此次首飞并不知情。

译者/何黎

如何改进美中对话机制?

世人带着遗憾告别了令人怀旧的有关俄罗斯的冷战观点,也告别了欧洲各国团结一致、实行单一外交政策这一未能成真的梦想。如今,美中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关系如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被嵌入美国亚洲外交从日本到印度的大框架,但毫无疑问,美中关系将是21世纪的关键。随着中国迎来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层,随着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当前对美中关系的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虽然两国均面临棘手的国内议程,但华盛顿和北京方面都充分认识到双方国际互动的重要性。

目前双方讨论更多的很可能是在何处商谈、如何商谈,而不是他们要谈什么。的确,华盛顿权力走廊的各方普遍认为,有几大关键问题需要美中双方高层的关注,包括朝鲜、伊朗、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准入、网络问题、能源安全以及气候变化。不过,一些最有意思的决定是关于采用何种机制围绕这些话题展开对话。眼下,美中之间有着当代一些最繁忙最复杂的外交机制。

在奥巴马第一届任期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每年都与相应级别的中国官员会晤,商讨带有广泛商业、政治、军事和战略意义的话题。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US-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使美国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和其他经济主管部门的重要官员得以参加讨论,围绕贸易摩擦和知识产权案例展开密集磋商。五角大楼则通过它的各种渠道进行自己的对话,包括防务磋商,这些磋商使双方能够展开战略讨论,交换各自在安全领域的看法。上述只是两国政府在不同级别数十条互动渠道的一小部分。美中领导人还利用多边峰会和国事访问的机会举行大量会晤。这些互动应当继续下去,但在形式和场合上需要有所创新。

自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时代起,中国便清楚,白宫的大力参与对美中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去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举行广泛会谈,并有机会与中方整个即将上任的新领导层见面,以强调奥巴马总统对于打造坚实、合作的美中关系的承诺。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和之后拜登于2011年回访中国时,两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当然,奥巴马在过去4年内与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也举行过数量堪称空前的会晤。不过,双方的交流仍有改进余地。

以下是值得考虑的几件事。首先,需要举行更多的跨部门对话,让多个机构的官员坐在一起应对复杂问题。例如,要有效解决网络安全方面的关切,就需要军方、情报官员和文职的外交政策官员共同磋商。几乎所有棘手问题(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都需要更多相关部门参与常态化的高层磋商。

第二,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落实具体步骤,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双方需要联合制定计划,构建全面合作的习惯。合作事项包括:发展项目、人道主义救援,以及(或许是最重要的)当美国和中国军队在近距离执行各自的任务时防范危机。

第三,发挥创造力,设法让高级领导人有更多时间共同应对21世纪的挑战。国事访问程序繁琐,牵涉过高的成败负担,还有太多象征主义的东西。而利用多边会议碰头则往往时间仓促,难以完成任务。或许两国应该考虑举行领导人之间的“工作会议”,精简随从人员,剔除琐碎事项。

显然双方都希望避免给人以冷战的形象,但美国和苏联曾在几十年期间因为不便安排互访,而在马耳他、维也纳和雷克雅未克等中立地点多次举行此类会议。两个最重要国家的领导人总能在地球上找到一个地方,共同商讨地球命运和其他大事吧?

本文作者是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董事。2009年至2013年担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

译者/何黎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华为:不再对美国市场感兴趣

华为已经放弃征服美国电信网络设备市场的努力。由于美国方面的安全担忧,华为在美国的销售受到阻碍。

华为执行副总裁徐直军(Eric Xu)昨天在公司的分析师会议上说:“我们已经对美国市场不再感兴趣。”过去的一年中,华为已经将扩张重心转移出美国。按营收计,华为是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供应商。

美国安全官员和政治家一直认为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华为否认这一指控。

尽管华为已经与全球45个顶级运营商开展业务,却没有与美国任何主要运营商达成合约。

去年10月,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式给华为和中兴(ZTE)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

尽管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市场获得了成功,由于美国政治家和安全官员对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军方背景的担忧,华为在美国已经挣扎了数年。任正非以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

2008年,华为取消竞购美国技术公司3Com,原因是交易无法获得华盛顿的监管批准。

两年后,华为参与一项为美国主要运营商之一Sprint Nextel供应网络基础设施的数十亿美元合约的竞标,在华盛顿干预下失利。

为了应对种种挫折,华为在美国展开了游说活动。华为还从北电网络(Nortel)和摩托罗拉(Motorola)等境况不佳的对手延揽了多名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是为了在美国创建大规模研发队伍,并把目标对准AT&T、Verizon以及斯普林特(Sprint)等主要运营商。但华为高管表示,美国国会去年10月的报告使得华为在美国开展业务更加困难。

昨天,华为还下调了对企业业务部门的业绩预期,这是公司最年轻、也是增长最快的业务部。该部门总裁徐文伟(William Xu)认为,去年才制定的在2017年之前创收150亿美元的目标“过于乐观”。华为目前已经将这一目标调整为100亿美元。

译者/王慧玲

Tuesday, April 23, 2013

媒体札记:添堵?作秀?

尽管有所降温,但雅安地震仍是中国新闻首选。

“5.12”后,“72小时”已经成为常识,于是,众多媒体今晨均在提醒这个时间点:京华时报用整个封面通报《黄金72小时,搜救在继续》;长江日报那幅橙衣队员与救援犬在落石带间飞奔的画面,再好不过地诠释了标题中的“冲刺”二字;重庆晨报向着邻省的方向说,“多么希望今天8:02,芦山跑赢黄金72小时”……

《72小时已过,救人莫停!》——搜狐一早就在高喊。专题强调“雅安阴雨气候大大提高受困者生还可能”:“从4月23日早上8点开始算起,四川雅安地震已过去整整72小时,这意味着理论意义上的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过去。但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绝不表示废墟之下再无生还者,救人工作决不可有丝毫懈怠。而对于5年遭遇两次强震的灾区民众,如何把他们从‘精神生死线’上拉回来,也已成为摆在政府面前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当然,灾情速报更需要紧急扩散。“芦山灾区缺水缺粮缺药”和“宝兴灾民露宿”是昨夜今晨各门户重点报道内容,根据新华社今晨援引的四川省民政厅统计,地震已造成193人死亡、25人失踪、12211人受伤。

“我冷饿”——上午,新浪更是用新闻首页主图位置展示着宝兴县灵关镇灾民今早刚刚举起的横幅。根据说明:“因交通阻断,许多救援物资及时运送到震区灵关镇。目前,部分震区缺水缺粮和帐篷,民众情绪激动”。

的确,给救援队伍“让路”的呐喊还在继续。成都商报又在头版顶端挂出“本报提醒市民:救灾物资充裕,让道才是最好的救援”标语;被凤凰和搜狐放在首页示众的反面典型则是“10余社会车辆闯生命通道:前车撞开锥形桶,后车涌入”,来自华西都市报:“目前,市民纷纷在网络微博上热转,呼吁让出生命通道,但是昨天星期一,震后首个工作日成都市车流量明显增多,还是有39辆车被处以记3分罚款100元的处罚……昨天上午8点左右,在成都市成雅高速零公里处的进城方向,10多辆社会车辆强行进入生命通道。‘排头的车直接把锥形桶撞开,后面车跟着涌了进去。’交警六分局二大队大队长李景昊说,后面的两辆运送地震伤员的救护车被挡住了去路。整个上午,驶入生命通道的车辆在30辆左右。”

但是,面对那些一腔热血的志愿者,新浪微博运营方毕竟不能像“恨人帮倒忙”的发言者那般放声斥骂,只能诉诸正面引导,在页面顶端号召“理性救灾不必到现场,守望也是一种力量!”

人民日报尤其要注意技巧,头版《灾难中砥砺志愿精神》中,就已写明志愿者工作“既需要饱含热情和力气的‘热心人’,更需要专业的态度和技能”,后面一篇《不赴灾区也可救灾》更是引用韩寒的话来规劝:“热心爱心可嘉,但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地一哄而上,很可能好心办成坏事……不仅名人明星,公众也应保持理性,把救援通道让给专业救助队。四川芦山地震以来,道路拥堵成常态,除了余震频发、山路狭窄等自然原因,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大量涌入,也使得道路成为稀缺资源……即便不冲锋在前,在后方捐款捐物或提供信息帮助,也可以发挥正能量。做好本职工作,同样是对抗震救灾的最好支持。”

社交网络时代的芦山地震

四川芦山地震救援已临近72小时,救援行动依然在夜以继日,有关抗震救灾的数据和信息也仍在每分每秒地被快速传播至各地。灾区的每一个进展都被万众瞩目,数字每一次刷新都牵动人心。

这是一次在中国社交媒体空前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严重地震灾害。和四年前的青海玉树地震、六年前的四川汶川地震相比,如今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已非同日而语。

2010年4月青海玉树地震发生时,新浪微博的用户数量不足5000万,而微信更是还未诞生。而今天新浪微博、腾讯微信的用户数量分别突破了5亿人和3亿人,而智能手机和移动终端也已经大面积普及。

这一回,社交网络再一次展现了巨大的能量。在灾难发生之后数分钟里,地震的消息就已经在微博上流传;在救援官兵还未抵达灾区之前,人们已经用微信互报平安。而在过去的这数十个小时里,灾情跟踪,求助寻人,祈福募捐等讯息始终在网络上绵延不息。社交网络已经被媒体公认为是官民信息流动最为迅捷的平台,也是赈灾救援的一条重要生命线。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舆论场也在飞快膨胀。围绕着抗震救灾的话题,微博上的吵闹之声始终没有停止。谁堵住了救灾的道路?谁没有资格得到募捐?谁在假慈悲?谁在赚眼球?不少人对于天灾的关注,很快转变成有关价值观冲突的争吵和无休止的谩骂。一时间,造谣者有之,道德审判者有之,假预言、跳大神者也有之。

“一场灾难发生后的5分钟内,Twitter的贡献最大,12小时后它开始帮倒忙。”这是外国媒体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针对社交媒体上的大量的负面情绪和谣言做出的反思。而今同样在民族同胞遭受的灾难时刻,中国人又该如何做?

实际上近年来一次次的公众事件中,中国的网络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了雏形。无论是2011年“7.23动车事件”,还是2012年的“7.21北京特大暴雨”等,诸多事件均在证明,面对灾难,中国的政府和民众都正在适应通过社交网络,这个多种力量相互抗衡和争论的平台寻找事件的解决法则。

这期间的每一位亲历者都会了解这种局面的来之不易。但并不是拥有了表达的自由,就标志着公民社会的建立而成。每一位社会成员不仅需要质疑和发问,也需要在行动中将社会公民意识实践为彼此之间的容忍、尊重、平等、自省和理性。

回归到此次救灾,因为行动急切,预判不足,地理条件限制等原因而延误救援,的确有值得反省的地方。但应当承认,地震自发生至今,无论政府部门还是民间机构,都在汲取以往救灾的教训,救灾响应的效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而这也是中国公民社会进步发展的表现。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今天都仅仅是一个灾难的旁观者,即使伸出有限的援助,也无法体会直面巨灾的恐怖与伤痛。也许今天眼前的民间营救并没有理想的那般秩序井然,也许前线的记者的表现并没有想象中完美无缺,但对于那些正在身体力行的行善者,的确应该少一些苛责和道德审判。虽然天各一方,但毕竟血脉相连。对灾难怀有敬畏之心,尊重每一个关注灾难的个体,尊重每一股援助灾难的力量,不仅是对公民社会发展应有的尊重,也是对受难者最大的尊重。

日本记者盐则英一曾对2011年日本海啸发生后,日本媒体放弃派系争斗,全力报道灾情的表现如此评论:“地震后,大家像是都有了默契的氛围,也许是因为大家没有时间去骂人了,必须首先应对地震。”

在同样经历灾难的此时此刻,我们也正需要一种默契的力量。

分析:金氏父子的“核游戏”

让韩国人怀念金正日(Kim Jong-il)绝非易事,但他的儿子似乎做到了。

这位已故朝鲜领导人常被指责以挑衅为诱饵,换取谈判机会和美韩援助。2006年朝鲜首次进行核试验,几周后便坐到谈判桌前,以暂停核计划为代价重新获得美国的燃料供应。

美国和韩国的批评人士谴责这种交易是绥靖政策。但如果说“亲爱领袖”的手法引发愤怒的话,愤怒已经转化为担心——因为金正恩似乎执意要建立核威慑。

朝鲜在过去一个月内不断发出战争迫在眉睫的警告,实际上已经拒绝了美国的谈判建议。势力强大的朝鲜国防委员会(National Defence Commission)上周表示,只有美国解除对朝制裁,并将韩国剔除出它的“核保护伞”,才有对话可能。而金正恩十分清楚,这些条件是美国完全无法接受的。

美国有自己的条件,并且不愿给外界造成“朝鲜发令、美国起跑”的印象。美国希望朝鲜遵守先前的承诺,暂停核计划。

但这种希望可能与朝鲜的要求一样不现实。金正日至少在表面上表达出半岛无核化的意愿,金正恩却将拥有核武器写入朝鲜宪法。

韩国官员担心,年轻的金正恩缺乏经验会增加新的风险。金正日在1974年被执政党确立为朝鲜下一任领导人,他在接下来20年内不断接过权力,最后在51岁时正式就职。金正恩只有15个月的准备时间,而且据称他最多只有30岁。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认为,美国“怀念”金正日执掌朝鲜时期。他表示:“人们似乎觉得金正日知道化解这类危局的出路。”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朝鲜近期发射远程火箭、进行核试验、发表危言耸听的战争言论,可能都以促成谈判为目标,能带来潜在利益的谈判正是朝鲜私下里梦寐以求的。类似的是,在美韩联合军演尚未结束时,朝鲜愤怒地拒绝“战前”谈判,可能是旨在提升金正恩的军事领导人形象。当为期两个月的军演(朝方称这是为侵略做准备)于4月30日结束后,朝鲜的出格言论或许将有所冷却。

但另一种可能是,朝鲜核计划的进展改变了其对风险与回报的权衡。去年12月,朝鲜成功发射卫星,距离制造洲际导弹又近了一步。今年2月的核试验似乎是威力最强大的一次。过去40年里,朝鲜时断时续的核计划正逐步向开发出具备实战能力核武器的方向迈进,而如今看来肯定比以往更接近了这一目标。

但实现目标可能还需数年。正如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所说,有关朝鲜已能用导弹搭载核弹头的言论纯属猜测。因此,金正恩可能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软化立场,以避免进一步制裁,吸引潜在经济援助。

如果美国开出的谈判条件令朝鲜难以接受,朝鲜或许会试图把韩国作为谈判伙伴。韩国新任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在竞选时充分表达了改善朝韩关系的意愿。

如果朴槿惠确实能与朝鲜谈判,担心外交危机演变为暴力行动的人便能长舒一口气。这也完全符合金正日的策略。尽管先前有人期待金正恩成为一位朝气蓬勃的改革家,彻底革除父亲的苛政,但眼下人们的希望却变成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译者/何黎

目击波士顿马拉松爆炸

当地时间15日下午,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终点处发生两起爆炸事件。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已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其中一名为儿童;另有百余人受伤,一些人伤势严重。以下是来自路透社的画面。

什么是“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认为,日本的经济困境是个货币问题,因此也能用货币手段解决。这是否正确还未可知。但是对于没有多少选择的日本政府来说,或许值得放手一搏。

Monday, April 22, 2013

救灾遭遇“蜀道难”

截止北京时间4月21日17时,发生在中国四川省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184人死亡,24人失踪,11826人受伤。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援引一位官员的话称,此次地震的死亡人数应不会达到数千或者数万人的规模。

上周末,运水卡车,士兵,急救车,电信抢修车以及其他的营救车辆纷纷拥挤在四川省西南部陡峭狭窄的的山路上。21日晚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单位团体未经批准暂不允许进入灾区,以减少交通压力。

地震发生后,中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开始迅速向灾区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感谢来自国际社会的关心,但也表示,目前中国搜救和医疗力量有保障,救灾物资也很充足。

此次地震受破坏最严重的是雅安市芦山县。雅安位于四川省府成都市西南125公里。中国测得此次地震为里氏7级。美国地质调查局最先测得的震级为里氏7级,但之后将震级下调为6.6级。

在距离震中位置10公里的龙门乡,大部分房舍受到损坏。村民们周六晚只能待在室外。该地区已经测得超过1000次余震。但震区没有受到汶川地震时那样的大规模破坏。汶川地震为里氏7.9级。

芦山县太平镇胜利村的灾情则更为严重。一座新建不久的中学外墙已经部分坍塌。主要街道上的大部分木质房屋也已经倒塌,水泥房屋布满窟窿。该地区已经布满警察,士兵和急救车,但是救援活动不得不因为一次次的余震而被迫暂停。

一座当地军区医院里搭满了载满伤员的临时帐篷,该医院一位医生估计,已经接收了700-800名伤员,其中四人已经死亡。

根据包括民办慈善机构壹基金,以及官方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机构的数据,中国国内慈善机构已经收到共计价值1.22亿元人民币(约1900万美元)的善款和物资。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也已经承诺捐献超过价值700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款和物资。

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的Kevin Xia介绍,受灾最为严重的芦山县秩序正渐渐恢复正常,但救援队仍然因为道路拥挤而艰难的寻求补给物资。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官方为缓解灾区交通拥堵的压力,已经决定不再发放新闻采访证。

据中国媒体报道,上周日晚间,救援人员已经重新开通了通往宝兴县的公路,宝兴县在此次地震中同样遭遇重创。据新华社报道,超过870名消防官兵已经抵达宝兴县的九个乡镇,这些地区从周六开始曾因地震而一度与外界中断联系。

本次地震是中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需要应对的第一次自然灾害,他们至今的应对措施快速且有力。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示军队迅速展开救援行动,同时注意自身安全。习近平同时也是中国军队最高领导人。

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上周六下午飞抵灾区。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他在芦山一个帐篷里指挥救援的画面。4月21日上午,李克强已从雅安灾区返回北京,而主管民政和救灾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依然留在四川灾区,领导并指挥救灾。

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负责人刘海明(音译)表示,此次地震的救援响应已经提升很多。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在下午,当救援人员赶到灾区时,天已经黑了,有没有办法来进行搜索和救援行动,”刘先生表示。 “但是这一次,地震发生在上午,我们也有了更多的救灾经验。”

但他警告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在地震发生的几个小时后,当局仍然在从成都通往雅安的高速公路上继续沿途收费,这拖延了救援行动的进程。

芦山地震的经济影响分析

4月20日8时02分,中国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北纬30.3度、东经103.0度)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这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四川发生的又一次强震。据四川省民政厅4月21日17时统计,四川雅安、成都、眉山、自贡、德阳、绵阳、乐山、遂宁、南充、宜宾、内江、达州、广安、资阳、甘孜、阿坝和凉山17个市州104个县150余万人受灾,184人死亡,24人失踪,11826人受伤。

雅安地震发生后,中国各级政府和军队反应迅速,很快派出救援队伍开赴现场。从20日地震后到21日,救援及医疗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迅速展开。从响应速度、救灾行动和资源动员能力来看,中国政府汲取了汶川大地震时的很多教训,已有很大改进。

从公开报道的伤亡人数、房屋倒塌情况、道路破坏、电力及电信网络受损、山体破坏等多种情况来看,雅安地震造成的破坏要比汶川大地震小得多,救灾难度和重建规模也相对较小。不过,雅安地震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仍不可低估。

如何从经济上来衡量雅安地震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借鉴汶川大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来进行简单分析。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曾在2008年9月公布过相关数据,委员会利用遥感资料、地方政府统计资料,分成13大类、25个指标、229项统计要素进行统计,得到了如下数据:汶川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1.4亿元,其中四川的损失占到总损失的91.3%,甘肃占5.8%,陕西占2.9%。所统计的直接经济损失不包括不可计价的损失和间接的损失。

在目前阶段,由于对雅安地震灾区的经济损失统计还未可知,只能找一个参照进行评估。从简化来考虑,我们选择的评估范围是雅安地区。根据公开数据,雅安地区在2012年的情况是,GDP总量为398.05亿元人民币,人口总数为151.71万人,人均GDP为26237.56元人民币(约4174.30美元),雅安2012年的人均GDP在四川排名第6。

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估计,由于当地经济活动因地震失去正常秩序,按照人均损失10000元,此次地震损失面30%来评估,雅安地震造成的家庭财产损失评估为45.4亿元人民币。如果考虑整个地区所受到的影响,参照汶川地震损失的5%计算,按照比较法的原则估计,雅安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致为422.6亿,这也是国内近年来事件损失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

雅安地震救灾已成为全国救灾的焦点,各种资源也在向地震灾区集中,救灾工作已成为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目前阶段,抗震救灾工作应该关注如下重点:

1、减少次生灾害发生,避免次生灾害造成新的生命财产损失。如山体滑坡、泥石流、堰塞湖、救灾过程中的房屋垮塌等。

2、防止疫情发生。现在季节已是春夏之交,气温回升,灾区的公共卫生防疫工作必须加强,防止大灾之后出现疫情。尤其是要防止当前在中国东部肆虐的禽流感叠加爆发,大大增加救灾的难度。

3、加强抗震救灾的系统化。要尽力打通并维护公路和电信系统的畅通,尤其是外运伤员和输入物资是当务之急。相关系统的建立,首要是通讯网络、道路网络、信息网络、医疗网络、物资网络。

4、考虑当地的环境承载能力,有效布局救援系统。救援人员不是越多越好,物资也不是越多越好,过去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地震后的救灾中,都曾出现过物资积压和人员过多的情况。此次救灾一定要考虑当地政府提供的道路和环境状态的支持数据和情况。目前,由于大量救援力量的涌入,已经导致震区出现交通拥堵、秩序混乱,影响了救灾效率。这种情况亟待改进。

北京高房价不能全怪北漂

FT中文网编辑:

照叶女士在《北漂请逃离北京》一文中的分析,北京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增长,尤其是北漂人数的增加。

我认为,北京房价固然高企,除了人口增加,还有经济发展、人均消费力增加、地价上涨、地产商运作等多方面的原因。北漂们为首都做出了如此巨大的经济贡献,如果仅仅把高房价与北漂人数相关联,既不公平,又有误导视听之嫌。

接着谈下解决方法。叶女士搬出了高收入阶层和普通北漂两个概念,认为北京只适合高收入阶层,普通北漂应该赶紧逃离。若仅从金钱的角度看,似乎有几分道理,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带有阶层的味道,还有一丝不食民间疾苦的傲慢。

从一个社会整体来看,没有人永远富有,也没有人永远贫穷,人的状态是流动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为各类成员创造公平的机会,有效率地分派社会的资源。但当社会资源分配极其不均时,极端的贫富分化就会出现。

“请北漂离开北上广”是一个简单且粗暴的结论,而从一名知名的“财经人士”口中说出,更加近乎于骇人听闻。第一,她没有尊重广大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第二,她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反而将责任推向本已处于弱势的社会团体。要知道,只有有效的市场才会引起劳动力和财富的自然流动,使资源分配更趋于合理。我们共同的心愿是人人平等,机会充分。金钱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作为一位知名的评论家,请叶女士表现出更多公众知识分子的良心,为政府建言,为人民发声,而不是阐述一堆令人兴奋刺激的数据和观点,制造轰动效应,赚人眼球。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思考和创作,提出新颖的观点和独立的见解,希望日后在FT中文网上能看到更多发人深省的好文章。

读者:cecilia_hua

媒体札记:救灾中的争吵

一、不要添乱

“国办要求单位团体未经批准暂不进灾区”是昨夜今晨中国媒体在继续聚焦雅安地震时的首要话题。

“别给灾区添堵”——南方都市报就是用这六个大字作为概括,用头版头条通报“灾区道路开始管制以确保生命通道畅通”的消息。根据新华社转发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鉴于“此次地震灾区处于河谷地带,空间十分有限,道路狭窄,交通不便,加之余震不断,如大量人员前往灾区,将给救灾和安置工作带来新的困难”,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团体,未经批准近期原则上暂不自行安排工作组和工作人员前往灾区”、“对社会各界有捐赠意愿的,建议以捐赠资金为主”、“非紧急救援人员、志愿者、游客等各界群众在现阶段尽量不要自行前往灾区”。

按照南方都市报所援引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冯文生的说法,之所以昨日通往芦山等灾区道路出现严重拥堵,甚至影响运送伤员车辆,“社会车辆的盲目进入是主因”。因此,灾区交通道路已被管制,所有社会车辆一律不得自行前往灾区。

的确,昨日的电视和网络直播中,道路拥堵和疏通的消息反复交错,连李克强返京后的灾区最高长官汪洋,也堵在路上动弹不得,根据新闻晨报特派记者@张源下午的直播,这位负责救灾工作的副总理在前住宝兴县的路上,也只能下车步行,并下令四川向重庆借用警用摩托车疏导灾区道路。

于是,这家上海媒体的苦笑在今天封面大标题中显露无遗:“通往灾区生命线,遭遇爱心大拥堵”。内版报道《严重影响救灾效率,“爱心”私家车大堵路“杀伤力”不亚落石》更是因为描述了以下现象而被凤凰网重点展示:“‘××公司抗震救援队’、‘××美容美发店抗震救援车’……4月20日在途经雅安市区时,晨报记者看到不少挂着类似横幅的社会救援车辆,基本都是装载着矿泉水、方便面等食品物资,希望能送到灾区。”

另一个让人唏嘘的故事来自四川本地媒体:“在地震灾区,生命通道的畅通直接关系到送治伤者的速度,而一些不自觉的私车却总在关键路段造堵,严重影响救灾通行的效率。在震中芦山县通往太平镇、宝兴县的关键分岔路口,华西都市报记者就目击了一次‘清堵行动’——武警战士直接徒手将堵路的一辆私车从路中间抬开。”

于是,华西都市报要用今日头版头条的高规格刊发评论《请让出生命通道》:“毋庸置疑,驰援灾区,值得赞许。但救灾也需‘技术含量’,奉献爱心更要顾全大局,审慎而为……在道路狭窄、空间有限的条件下,给专业化救援让路,优于自行前往;在救灾亟需‘舆论支持’的当下,对谣言不盲从,也是对救灾的助力。不添堵,不添乱,即是支援”;成都商报也是在高喊“黄金72小时仅剩24小时”之余,提醒本地市民“今日出行请为生命让道”;

灾区媒体心急如焚,千里之外的外省报纸也要帮助扩散。这种呼吁“让路”的声音可谓遍布今日中国舆论:东方早报《救人要紧,为救援让路也是大爱》、晶报《用专业与理性尽快“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南方日报《一切行动都要为救援生命让路》、京华时报《黄金72小时要添砖不添堵》、第一财经日报《让温暖的力量更加从容有序》、都市时报《爱心切勿鲁莽,请为雅安留出生命线》……

美国将调整GDP统计方式

今年7月,美国经济总量将正式增大3%,因为官方将调整统计方式,将电影版税和研发支出等21世纪的组成部分纳入政府统计数据。

巨额无形资产将被纳入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调整是为了捕捉美国经济产出不断变化的性质。

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负责国民核算的主管布伦特•莫尔顿(Brent Moulton)告诉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这是自1999年将电脑软件纳入统计以来的最大调整。

莫尔顿说:“我们将追溯这些重大改变,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从1929年开始。因此我们基本上将重写经济历史。”

这些变化将影响各个方面,包括从美国各州的GDP衡量,到美联储(Fed)的通胀目标的稳定性。它们将迫使经济学家重新研究各项政策辩论——从公司利润到经济增长的原因。

这次调整相当于为世界经济估算规模增加一个像比利时这么大的国家,也将使得美国成为首个采用新的GDP统计国际标准的国家之一。

莫尔顿说:“我们将纳入研发支出,也将纳入被称为娱乐、文学及艺术原创的类别,这个类别将包括电影、长期电视节目、图书、录音等。”

目前,研发只是被算作一项经营成本,比如苹果iPad的最终产出被包括在GDP中,但研发支出没有算入。而现在研发将统计为一种投资,使美国经济总量增加2%多一点。

拥有大量军事研发的小州的GDP将大幅增加,但其他州基本没有变化,从而拉大美国各地的收入差距。

预计研发将使得新墨西哥州的GDP增加10%,而路易斯安那州的增幅则只有0.6%。创意作品将为美国经济规模进一步增加0.5%。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赤字也将被纳入。

除了这些变化外,还将对基于每五年对近400万家美国公司的经济普查所做出的国民核算进行调整。

译者/王慧玲

芦山地震灾区的志愿者们

上周六发生在中国西南四川省的破坏力巨大的地震,对廖文俊(音译)的打击很大。

在靠近震中的胜利村的一家解放军医院,这名30岁的医生在午休期间放下饭碗,回顾这个已导致近200人死亡、1.2万人受伤的创伤性事件。“我有一些亲戚被埋在废墟下,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救出来,”他说。

他指着房屋大面积倒塌、就像散落的火柴一样堆着的主要街道,然后脸上没什么表情地补充说:“我家的房子就在那边。”

在胜利村以及芦山县境内其它严重受灾地区,地震造成的破坏比比皆是。芦山地震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最大地震。

在胜利村的主要街道上,散布着脱落的横梁和受损的家具,仍未倒塌的建筑物岌岌可危,不能进入。

“快点出来!”一名军官在看到一个同事试图从商店购买电池的时候大声喊道。

昨日当地仍不断发生余震,村民们每次感觉到地动的时候,都吓得不敢动。不过,胜利村及邻近村子的情况与2008年导致9万人死亡的汶川大地震不可同日而语。

那场灾难之后的一大进步,就是公民参与救灾的积极性大幅提高。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量志愿者赶往灾区,其中许多人的汽车上贴着手写的“地震救援”标记。在通往龙门乡(那里的多数房屋被毁)的道路上,众多私家车带着饮用水、方便面和毯子前来救灾,导致道路严重阻塞,警察开始指挥后面的汽车掉头返回。昨日稍后,中国国务院宣布,为减轻交通拥堵,只允许官方组织进入灾区。

“2008年,我们都捐了钱,但这一次我们决定自己赶来出一把力,”一名骑在轻型摩托车上的男子说道。他的两个朋友骑在另一辆车上。“我们在自己的县里也感觉到地震,但我们知道灾区的情况糟糕得多,所以我们想要尽力而为。”

其他人则更有组织。来自华东杭州市的福音派基督徒冯光良(音译)介绍说,他所在的教会在2008年四川地震后组建了一个快速反应团队。北京方面对宗教活动严加管制,但在危机地区,独立教会的工作日益得到容忍。

“我们希望有一条途径显示主的爱,”冯光良表示。“我们买了一辆汽车放在成都待命,这样我们在发生地震后能够快速赶来。”

政府试图通过官方的志愿者计划来调动救灾热情。

“我们报名成为志愿者时,有几百人排队,”21岁的杨亚(音译)表示。他和几个朋友举着一面中国国旗和一面中共党旗在胜利村走来走去。但这些在附近的凤凰村长大的年轻男子不太清楚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政府的快速反应救援团队也随处可见。在靠近灾区的狭窄山路上,挤满了挖土机、水车、救护车和军车车队。移动通信网络的维修人员也投入抢修,截至昨晚,大部分地区的手机服务已经恢复。

但并不是所有官方救援努力都顺利展开。运载着数千顶帐篷的一个车队无法抵达灾区,因为这些卡车太大了,无法在山路上行驶。

结果,很多家庭在街上搭起的简易小棚度过震后第一晚。村民们还抱怨缺乏食物和饮用水,因为供水中断了。

“很多人来到这里,但他们都空着手来,”太平镇一个村的原村长袁实华(音译)抱怨道。“医生有很多,但我们没有水,也没有电。昨天、今天都没人送基本必需品来。”

译者/和风

Sunday, April 21, 2013

媒体札记:雅安平安

5年后的现在,中国人有了微博。

面对“4.20”四川雅安地震,在过去两年中羽翼渐丰的社会化媒体,已可一马当先地引领舆论,传播讯息、提醒安全、表达祝福、加油鼓劲、发动募捐,以及指责嘲讽。

回想2008年5月12日,那场势必要刻入一代中国人记忆中的“5.12”汶川大地震,主要是通过广播电视和门户网站传播,最多是加上手机短信彩信。当时,类似于今日微博的工具只有饭否与推特,其影响力不及今日移动互联网之万一。

昨天8时03分,@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凭借自动测定功能,发出雅安地震的消息;3分钟后,@成都晚报就以一句“地震了?吓死了!”证实了四川人的感觉。8时08分,位于雅安芦山的微博用户@meaningless_批话多 传出了震中的第一个声音:“我以为我要死了!震中肯定在芦山县!我家房子已垮!”

随着8时14分国家地震局正式宣布震级为7.0级,人们在这个原本安逸的周末上午渐渐明白,这并不是5年来那些最终并未造成重大损失的小级别地震,而仿佛是“5.12”重现。“怎么又是四川?”——同情和悲伤一瞬间就淹没了其它任何话题,包括一两个小时前还被津津乐道的美国追捕波士顿爆炸案嫌犯直播。

播报灾情、转发求救毫无疑问是主流。微博的便捷性,使其可以真的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传递信息,9时许,人们已经看到了航拍画面中的震区,房屋明显出现坍塌。搜狐等在自家平台上开通的寻人专题更是成为热点。按@闾丘露薇 此后的点评来说就是:“看了几个现场记者的直播报导,得不到关键信息,比如还有哪些困难,短缺哪些物资等,还不如微博信息来得专业。”

稍顷,以军人和武警为主力的官方救援队伍开赴灾区的消息也已传来,而后更有李克强在习近平委托下乘坐专机前往四川的新闻。带着对5年前汶川地震死亡失踪将近9万人的惨痛回忆,中国人再一次凝神注视,只不过,2008年是坐在电视机前潸然泪下,2013年是微博成为了主场。按照@封新城的感慨就是“9·11,凤凰;5·12,央视;4·20,微博”。

确实有进步。就像3月以来疫情再袭中国后,人们发现较之10年前的SARS灾难,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已吃一堑长一智那样,在5年后再一次的重大地震考验面前,信息透明度和应对秩序都有了提升——虽然是付出了残忍的血泪代价。例如,从官方机构到万千网民,都在互相提醒非专业者不要再像2008那样蜂拥进入灾区,社会车辆也尽量不要占用通往雅安的道路,以帮助救援队伍可以争分夺秒地抵达。

有一些生命,或许就是因为微博而得以存活。在各路媒体账号和民间意见领袖的页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转发灾区求救信息。比如那条“震中心在芦山县太平镇。多人被困。请求大家支援。这里不能打电话,只能用网络……很多人快挺不住了”的紧急呼吁,虽然原发者@N_insanity只有不足5000关注者,但在一众大V的齐力扩散下,转发数24小时内已近10万。

@作业本更是宣布:“我的关注者们如果有在受困震区等待救援的或呼救没有被发现的,看到这条微博的话,可以立即私信我,我告诉你密码以及登录名,你可以直接使用我的微博来发布求救信息。”

波士顿爆炸案在逃嫌犯被抓获

美国波士顿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抓获了波士顿爆炸案第二名嫌疑人焦哈尔•萨纳耶夫(Dzhokhar Tsarnaev)。当时,这个19岁的嫌疑人藏匿在沃特敦镇(Watertown)一处房子后院的一艘船上。

大约在美国东岸时间晚上8点45分,波士顿警方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信息:“嫌疑人已被拘捕。”

当地居民得知这一消息后涌上街道,欢呼雀跃,并对警察们感谢致意。

严重受伤的焦哈尔•萨纳耶夫后来被送到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此前,波士顿警方表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两名嫌疑人之一已被击毙,另外一人在逃,同时警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搜捕,寻找第二名嫌犯。

后来,媒体报道说,在逃的第二名嫌疑人叫焦哈尔•萨纳耶夫(Dzhokhar Tsarnaev),19岁,被击毙的嫌疑人是他哥哥,叫塔梅尔兰•萨纳耶夫(Tamerlan Tsarnaev),26岁,两人来自俄罗斯联邦的高加索地区,10多年前来到美国,目前两人均已加入美国籍。

周五凌晨几小时里,在爆炸案的密集报道中,几百辆应急处置车辆在一起与警方的冲突事件中云集波士顿边缘的一个郊区小镇。

这起发生在沃特敦的事件之前不久,一名警官在位于附近剑桥镇的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校园被射杀,剑桥镇还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所在地。

该事件将几百辆各类应急处置车辆火速吸引到城郊的这片街区,通常这个时候这里正充满了朦胧睡意。事件发生之前几个小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发布了两名嫌犯的照片,希望就周一发生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爆炸案审讯这两名嫌犯。这起爆炸案导致3人死亡,176人受伤。

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公布了爆炸案两名嫌犯的监控照片,FBI表示想要审讯这两名嫌犯。

中国首次承认禽流感可能人传人

中国政府首次承认,致命的H7N9禽流感病毒理论上可能出现有限的人际感染,这增加了人们对该病毒的恐惧。迄今这种病毒已导致中国东部17人死亡。

与此前言论不同的是,北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科学家表示,H7N9是否会在家庭内传播的证据“尚不清楚”,他们仍在研究病例,确定是否发生过人际感染。

据中国卫生部网站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冯子健表示:“它既然可以从禽偶然感染人类,如果人感染了以后,从理论上讲,也可以导致人群中和他密切接触的某些特定的、非常少见的易感者感染,这就是所谓的有限的人传人。”

中国卫生部4月17日的统计数据显示,N7N9禽流感已经感染了82人,其中5人治愈,17人死亡,其他人病情严重。这是最新能够获取的数据。(编者注:据中国媒体报道,截止北京时间18日晚间,全国确诊病例已达87例)

不过,冯子健淡化了疫情大爆发的担心。他表示:“即便有少数的家庭聚集性病例出现,也不意味着病毒已经具备了有效人传人的能力。”他补充道,目前尚未发现人传人的确凿证据。

这些病毒很难追踪,因为在某些鸟类身上没有症状,这意味着病毒在鸟类之间传播不会被发现,科学家尚不清楚病毒是如何传播的。

尽管目前怀疑是禽类感染人类,但在感染H7N9的人中,只有一半人记得最近接触过禽鸟。

目前尚无H7N9疫苗,但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都表示已经开始研发疫苗。这次中国展现出不同寻常的开放态度,与全世界的科学家分享病毒细节,包括向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提供病毒样本。

译者/倪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