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26, 2015

软银的“狠角色”

7年前,孙正义(Masayoshi Son)坐在一间会议室里,很快就为谈判桌对面那位思维敏锐的高管所吸引。当时这位电信行业的亿万富豪正在为雅虎日本(Yahoo Japan)寻找新的技术合作伙伴,他的软银集团(SoftBank)拥有该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大量股权。时任谷歌(Google)高管的尼克什•阿罗拉(Nikesh Arora)虽对合作提议有所怀疑,但他同样被孙正义激起了兴趣,后者对他说:“咱们试试看!”

自从2008年这次初遇之后,两人渐渐变得形影不离。孙正义说:“我们亲近到了有点狂热的地步。”去年软银以丰厚的薪资挖走了阿罗拉,软银开出的福利之慷慨,足以说服这位谷歌收入最高的高管,放弃他在全球最强大的互联网公司大约5000万美元的年薪。

软银创始人孙正义已宣布选定这位新成员为接任自己的“头号人选”,二人的商业伙伴关系因此变得更为紧密。阿罗拉目前任软银副董事长,负责投资事务,6月他将晋升集团总裁,职位仅低于孙正义。软银首席执行官仍由孙正义担任。

对于阿罗拉而言,跳槽到软银是一个大胆举动,他曾被视作谷歌最重要的高管之一,排名仅次于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吉(Larry Page),以及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三人。阿罗拉将孙正义与谷歌的两位创始人相提并论,称他拥有“最聪明的大脑之一”。

话虽如此,谷歌的市值高达3700亿美元,是软银的5倍。而且对于外国人来说,在日本管理一家企业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在该国登上总裁之位的往往是资深的公司内部人士。

不过对于印度出生的阿罗拉来说,文化障碍可能不是一个大问题。21岁时,阿罗拉身揣100美元,拎着两个手提箱来到美国。他在2008年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我最引以为豪的事就是,我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里上了两年商学院。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它让我知道,我能适应不同的环境。”

在马萨诸塞州的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获得MBA学位后,阿罗拉在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和百能投资(Putnam Investments)一共工作了7年,亲身经历了电信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的蓬勃发展。90年代末,他进入T-Mobile并成为首席营销官。

2004年他加入谷歌,在伦敦主管欧洲业务。他在伦敦创建了独立的欧洲业务板块,直接向他本人汇报,并使其成为了一个高盈利部门。然而,2007年调任美国加州主管谷歌全球销售团队前,他将欧洲业务一分为二。两名前同事说,阿罗拉做出此举的一部分动机是确保不会有强大的继任者挑战身在远方的他的权威。

他或许是一个精于企业内斗的高手,但一位下属回忆称,阿罗拉是一名富有同情心的老板。在这名员工的妻子诊断出癌症后,阿罗拉很快就建议他需要请多少假就请多少假。“如果一个大人物说,‘你来决定是否想要工作’,他就不是一个冷血的人,”这名谷歌前高管说,“关键时刻他和我们在一起。”

了解阿罗拉的人说,阿罗拉怀着一种全球性抱负,孙正义身上也有这种特质,孙正义已为软银的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个300年的计划。有时候,阿罗拉的语速很快——“像机关枪一样”——让人们难以理解他的想法。

中国为3000亿美元基建项目寻求私人投资

中国的中央计划机构正试图为耗资逾3000亿美元的潜在基建项目吸引私人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

周一,负责五年计划的中国国家发改委(NDRC)发布了1043个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并在29个地区(包括北京)寻求合作伙伴。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吸引私人资本被视为填补资金缺口的重要手段。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为六年来最低。为了稳增长,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放松货币政策、加大中央政府支出,以及出台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计划。

该消息一经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基建和运输类股票应声上涨。

发改委此次发布的项目库包括:北京的三个地铁项目、四川省的七个水利项目以及山东省的高速铁路和公路项目。

另一项旨在刺激增长的举措是,中国财政部周一宣布将降低化妆品、鞋类和服装的进口关税,平均降幅达50%,以此作为提振国内消费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政策制定者已表示,未来几年里,他们希望看到中国经济从依靠政府支出的投资驱动增长模式,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让消费者的私人消费取代政府的项目支出,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上月,中国国务院表示,拟大范围降低进口消费者产品税率,以刺激零售消费。

译者/陈隆祥

中国经济再平衡的难题

中国从工业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向服务业和消费者支出驱动型增长模式将会有多难?

答案是非常难,如果中国东北地区的情况可作为参考的话。

中国的东北地区由黑龙江、吉林和辽宁这3个省份组成,它们是中国工业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的样板。

2013年,工业增加值占到东北三省生产总值的43%,同时资本形成总额在东三省生产总值中占比高达65%。在经济繁荣的那些年,这曾帮助东三省的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但现在由于工业品需求放缓和信贷收紧,东三省的经济活动遭受了超乎常态的冲击。2015年第一季度,东三省生产总值增速降至3.4%。

令人担心的是,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研究服务机构《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的分析显示,在面临旧经济模式崩溃的同时,东北地区未能发展起新的增长引擎。

以服务业为例。服务业不仅未能扩张、填补工业部门留下的缺口,反而和其他经济部门一样增长低迷。东三省的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增速去年下降1.8个百分点,远远超过全国0.2个百分点的降幅。

更令人吃惊的是,该地区最近几个月消费者支出急剧放缓。今年第一季度,该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率从2014年的12.1%下降至7.1%,远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录得的10.9%的同比增长率。

为了应对经济放缓,中国政府呼吁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支出来帮助新兴产业发展。但东北地区在这方面也是困难重重。随着经济放缓,税收收入和地方政府收入也随之下降,从而很难拿出钱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今年第一季度,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同比下降23.3%,基础设施投资下降4.7%,而中国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则增长23.9%。

这些趋势就其本身来说并不令人意外。随着一个经济体的核心地区增长放缓,其外围地区同样也会增长放缓。但它们揭示了有关中国向新经济模式转型的两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事实:

第一,在新增长模式建立起来前废除旧增长模式,会导致经济硬着陆风险。东北地区就面临这种情况。在传统的工业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淡出的同时,没有任何新的类似规模的增长模式代替其位置。

第二,在经济下行期间很难发展新的增长模式。在经济蹒跚不前之际,东北地区根本不可能扩张服务业或增加消费者支出。事实证明,在经济低迷期间同样很难为新兴产业投资融资。

我们很容易认为,东北三省只是中国面临的挑战的极端例子。毕竟,该地区受旧增长模式影响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但并非只有东北地区出现新旧增长引擎一起放缓。那些今年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放缓幅度最大的省份,同时也是工业产值增速下降最快的省份。

所有这些有助于解释中国最近的政策举措,这些举措似乎日益致力于重振旧的增长引擎。银行再次被鼓励向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发放贷款,同时住房市场似乎出现了政策主导下的复苏动向。

这不是中国政府想要的结果,但它并不令人意外。中国需要时间发展新的增长引擎。与此同时,它必须让旧的经济模式维持运转,这主要是因为硬着陆将让发展新的增长模式变得更加困难。

这并非转型努力失败的信号,而是为了完成这一困难任务而采取的务实举措。

译者/邹策

中国反腐新方法:参观监狱

中国政府开始通过震慑方式来警告官员们收受贿赂可能带来的后果。

中部湖北省的70名官员本月在参观当地一所监狱时,见到了多名因腐败而入狱的前同事。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启动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腐行动,以整饬中共内部日益猖獗的官僚主义作风。

在全国组织这类监狱参观活动的中纪委表示,这是打击腐败的“教育手段”的一部分。

湖北省委下属新闻网站秦楚网报道称,该省官员的这次参观活动包括与正在服刑的前官员会面,比如湖北省房县国土资源局前局长吕兴国。吕兴国过去有个绰号叫“三多书记”,指哥们多,牌局多,票子多。

报道称,参观者在监狱里见到15名前同事,后者告诫参观者远离腐败生活,并要教育自己服务公众,以免也锒铛入狱。

通常只能冷眼旁观高层政治斗争的中国公众,在周一却对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这类参观活动的讥讽。

一位网名Ladycheng的微博用户说:“对这些官员而言,这只是一场主题聚会。他们想的都是,在清洗干净灵魂后,去哪里大吃一顿。”

在其他省份,除了类似的监狱参观,官员们还会被组织去参观兵营。在那里,他们和妻子会一起穿上军服并呼喊革命口号。

译者/何黎

Monday, May 25, 2015

中国股市“水至清则无鱼”?

15年前,当我担任瑞银(UBS)中国区研究部主管时,我受到了两家在港交所(HKEx)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威胁。其中之一的格林柯尔科技(Greencool Technology)以诽谤罪名起诉我和我的雇主。另一家欧亚农业(Euro-Asia Agricultural Holdings)也同样来势汹汹。此前,我撰写了不利于这两家公司的研究报告,它们的股价由此大跌。

不到两年,这两家在顶峰时市值曾达数十亿美元的公司都崩盘了。接着,两家公司的董事长——格林柯尔的顾雏军和欧亚农业的杨斌——都在中国锒铛入狱。

正义得到伸张了吗?没有,起码没有完全伸张。两名董事长的刑事罪行受到了惩罚。但两案均未提及他们在资本市场的欺诈行为,更不要说依此处罚了。牵涉其中的大量投行家、审计师、董事和公司高管,都逃脱了恰如其分的追究。最糟糕的是,不论是相关政府部门还是公众,都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对我而言,失眠并非这些案子对我造成的唯一损害。我受到数百散户甚至机构投资者中许多人的责难。他们谴责我让他们亏了钱:若不是我对这两家有麻烦的公司提出质疑,他们或许来得及卖掉股票,借此斩获丰厚利润——至少他们是这么声称的。许多人质问我的动机何在;有些人甚至问,我的雇主是否正在做空这两只股票,意思是瑞银将受益于股价下跌。

那段日子里,尽管法庭审案引起不小轰动,媒体也对我的作用做了广泛报道,但没有一个政府部门向我询问我对两家公司的怀疑。他们也从未询问我的现场调查之行(目的是查清一些事实,比如说有些工厂是否正在生产他们号称在生产的新产品)。这让我感到担忧。我基本上只能依靠自己为自己辩护。人们把我称为“黑嘴”(呼吁公众关注公司不当行为的人),在香港和中国大城市的街头上被人认出时,有些人会用奇怪、有时满怀敌意的目光瞪着我。

支持我的人不多,我的雇主瑞银是其中之一。瑞银不但为我支付了打官司的费用,还让我继续任职。我在股票销售部、财富管理部和投资银行部的同事们也面对着客户(包括富人、基金公司和公司客户)的负面言论。

如今,我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其他多家公司的董事。规范公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的法律和规则写得明明白白(即便有点繁琐沉闷)。但我认为,政府和中国公众对于资本市场上的违法和不当行为还是太宽容了。

似乎所有人都认同,偷钱既犯罪,又缺德;然而,如果是偷众人(市场),或者大量陌生人(又是市场)的钱,而我们自己不是直接受害者的话,我们的道德判断就有点不那么明确了。即便我们真是受害者,委屈感也会很快消失。违法和不当行为有时甚至受到人们的敬佩,认为那是金融工程或高超技能的运用。

当很多人往街上倒垃圾,而我们容忍这种做法时,我们发现街道很脏就不应感到惊讶。当排污者得不到惩罚时,我们必须准备好居住在有毒的环境里——目前我们确实如此。同样,当监管机构打击股市操纵时,许多公众似乎往好了说是不感兴趣。当中国两年前发起反腐败斗争时,商界有些人似乎主要担心反腐对经济健康的负面影响。他们援引古谚:“水至清则无鱼”,换言之,生物只有在“浑水”里才能生存。按此逻辑,结论就是:“不要对骗子或腐败官员太狠。不要对朋友太苛刻。人无完人。”

过去15年里,亚洲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我认为,监管机构还有很多工作可做。资本市场里的某些不当行为几乎尽人皆知。政府需要的只是更多资源、更多人才和更大决心。监管者对市场实行严厉的监管,对各方都有好处。

本文作者为中国支付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China Smartpay Group Holdings Limited)董事长,著有《影子银行内幕: 下一个次贷危机的源头? 》(Inside China’s Shadow Banking)

译者/邢嵬

博弈论大师纳什死于车祸

美国新泽西州警方周日表示,数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翰•纳什(John Nash)与妻子在州内一次车祸中身亡。纳什与精神疾病的长期抗争,曾为影片《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提供了灵感。

警方称,周六下午,这对夫妇在乘坐出租车时,司机对车失去控制,致使出租车撞上防护栏,并撞上了另一辆车。

新泽西州警方补充称,86岁的纳什和82岁的妻子艾丽西亚(Alicia)被甩出了出租车,当场死亡。警方拒绝置评有关他们没有系安全带的媒体报道。

警方表示,出租车司机被送到医院,伤势并不致命,另一辆车的司机也在医院接受了治疗。警方表示,目前无人提起诉讼。

纳什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对博弈论和决策数学理论的贡献。

影片《美丽心灵》取材于他与抗争精神分裂症的抗争。

在这部奥斯卡获奖影片中扮演纳什的罗素•克洛(Russell Crowe)在Twitter上表示,他对纳什夫妇的死感到震惊。“神奇的伴侣。美丽的心灵,”这位好莱坞明星写道。

纳什195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获得博士学位,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度过的。

诺贝尔奖网站上的纳什自传显示,1959年,他在跟艾丽西亚结婚之后患上“精神障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专业的艾丽西亚当时已身怀有孕。

“我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有很长时间,大约有25年,”纳什在2004年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

他强调他属于罕见病例,因为他最终停药,并恢复了正常人的行为,得以继续他的研究工作。

纳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01年的那部电影对他的经历做了艺术加工,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精神疾病,但没有准确地表现他所罹患的妄想症症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克里斯托弗•伊斯格鲁布(Christopher Eisgruber)发表声明称:“约翰的杰出成就激励了几代数学家、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他在博弈理论方面出色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影响着他们。”

“他与艾丽西亚的生活经历感动了数百万的读者和电影观众,人们都对纳什夫妇在面对巨大挑战时表现出的勇气惊讶不已,”他补充称。

译者/邢嵬

对政治运动的反思不应止于平反

【编者的话】多年来,天则经济所茅于轼先生一直呼吁当局对文革和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反思。本文为他结合当下仍在发生的以颠覆国家罪、聚众滋事罪为名监禁普通人等事件的反思,他认为对过去历史教训的总结不能仅仅是要求平反,而是彻底否认当权者还能把百姓打成阶级敌人的权力。

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整了无数的人。从党内最高领导刘少奇到几十万知识分子为主的右派,再到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各种“阶级敌人”绝大部分都是无辜的。整人是毛泽东好斗思想的产物。他的堪称典型的一句话是“不斗行吗?”,显露出他的好斗本性。他动员各级干部寻找阶级敌人,不惜用假证据冤枉好人。到后来整人的人也被别人整了。

国家因为这个独裁者的错误思想付出惨重的代价,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摧毁了近亿人的正常生活。内斗造成的结果是“全社会痛苦总量的极大化”。毛泽东是专门为他人制造痛苦的独裁者,而他自己从中得到快乐。

毛泽东死后幸亏有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一纸平反通知使那些被冤枉了的人不再受歧视,受迫害。“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编者注)的子弟也能考大学,被削减了的工资也恢复原状,全社会开始有了生气,国家慢慢走上正轨。

但是由于整人造成的悲惨事例数不尽数,哪是轻轻一纸平反通知所能解决的。被整死去的人不能复活,但是留下的一大堆悲惨后果多少是可以弥补,以减轻活着的人的痛苦。所以许多受害人要求补发工资,讨回被没收的资产,恢复名誉,树立受害的纪念碑等。这些要求并不过分,按理应该得到满足。但是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例子能够得到合理解决。许多还在申诉之中,更多的时过境迁,已经放弃了追诉的权利。

而且现在的当权者早已不是当时施虐者,揪住他们不放也没有多少理由。况且即使国家认同赔偿方案,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实,由于许多当事人亡故,已经搞不太清楚,如何赔偿也难依照事实来认定。这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

但是还有一些幸存者,写了不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像《往事微痕》(铁流主编,内容为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编者注)这一类的非正常出版物,留下这一段经历的真实写照。这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的珍贵档案素材。

这一段制造全社会痛苦极大化的历史,绝不是一纸平反通知所能抹平的。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一代人,基本上对这一段的历史顶多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老的整人制度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事情的是与非至今还是含糊的。对历史的这种态度,对错误的不敢彻底面对,也是当今全社会是非观混乱,国家目标的摇摆不定的主要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当权者能把你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今日平反了事,以后还可能再把你打成反革命。大权在握,百姓有什么安全感?究竟我们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对此必须作出深刻的反省。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

是不是受害人获得平反事情就算过去了?我认为不是。对这段历史应该作出的教训不是平反,而是彻底否定当权者能够把老百姓打成阶级敌人的这种独裁权力,当然他们也没有为人平反的权力。当初响应号召昧着良心整人的人应该认罪。

李光耀的新加坡:法治外衣之下

鲜有亚洲领导人去世后能如李光耀这样获得西方世界如此多的赞誉。赞美之词多到不可思议,但对于这位名人,确实也是实至名归:是他将新加坡这样一块弹丸之地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功国度。

纵使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在地理面积和政治法律文化上有着巨大不同,许多观察者都强调,当中国领导层孜孜寻求一个既不牺牲共产党专政统治、又能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处方时,“新加坡模式”对他们有着诱人的吸引力。

有关李光耀的很多书作描绘了他的绝顶聪明、自信人格,和他对全球政治的深邃见解——在渴望弥合中西方鸿沟的各国政治领导人面前,李光耀总是很乐意分享这样的见解。

在他去世后不久,一些赞美他的文章甚至刻意淡化他成就背后的代价,尤其是他的威权主义政策和实践。

我写作本文的一个谦卑目的,是希望通过回忆数十年前我与李光耀的几次亲身接触,为历史学家的磨坊提供一点原始材料。

1968年,哈佛

一切缘起于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1968年11月初当选美国总统之际。此后不久,李光耀受到新成立的肯尼迪政治研究所邀请来到了哈佛大学。不像大部分其他国家领导人那样仅仅是参加一天的拍照行程,李光耀要留宿一个月。那时我是哈佛法学院教授,刚领导该研究所完成了一项需要保密的调研,主张美国应该重新规划对华政策,研究所的主任理查德·诺伊施塔特 (Richard Neustadt)于是请我一同负责接待这位新加坡总理。我们了解到,李光耀以傲人成绩从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毕业,绝不是来我们这里享受一个为自己充电的学术休假。他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来到哈佛是为了工作,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弄明白,是什么力量在搅浑当时动荡的美国社会,以帮助他更好地设计新加坡治理之道。

跟大多数政治家比起来,李光耀更早觉察到,深陷越南战争的美国已处在改变其亚洲策略的边缘,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即使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处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尼克松本人虽然是反对共产主义者的中坚分子,却在当选总统一年前就暗示过美国需要对北京采取更开放的姿态——哪怕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制衡苏联。李光耀认定,留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研习媒体、倾听当地外交政策和政界的想法,才能最准确地预判华盛顿的新方向。

李光耀学习非常认真。他不打算做许多演讲,而是抓住所有的机会学习。我邀请他到法学院,与对亚洲感兴趣的学生举行了一场午餐研讨会,席间大家的对话坦诚而放松,谈到了亚洲和美国的政治和抱负。李光耀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与他回答的问题一样地多,虽然当时已有人抱怨他“傲慢”,但他席间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傲慢态度。

我很喜欢他,因此我和我的夫人、亚洲艺术学者柯珠恩(Joan Lebold Cohen)邀请李光耀来我们家中与几位哈佛同事一起共进晚餐。同样的,谈话气氛活跃、友好且有着充分的信息交流。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于外交性质的宴客活动没有经验,当我们事前收到李光耀部属的书面通知说:总理在场时不要吸烟,房间的温度应当是如何如何,以及哪些食物是禁忌时,我们感到些许的不寻常。但不论如何,这是一个欢乐的晚上。

李河君:焦虑的亿万富翁

在富豪榜编纂者费力研究中国最有钱人的财产时,他们遇到了两类亿万富翁:一类人希望隐藏财富,另一类人希望自己在富豪榜上的排名越高越好。

47岁的李河君——太阳能公司汉能控股集团(Hanergy Group)主席——属于后者。汉能向研究员提供了李河君经过审计的中国资产列表,以此证明其创始人的确在超级富豪之列。

不过,汉能香港上市子公司汉能薄膜发电集团(Hanergy Thin Film Power Group)的股价近乎垂直的上涨,才促使《福布斯》(Forbes)杂志于今年3月将李河君推至中国内地富豪榜榜首的位置,估计其身家超过310亿美元。李河君持有的股份刚好比港交所允许的最高75%的控股比少一点。今年春天,英国《金融时报》在一系列文章中突出报道了汉能薄膜发电股票不寻常的交易模式,及其对母公司作为其最大客户的依赖。

上周三,汉能薄膜发电的股价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内下跌47%,随后该股停牌,李河君戏剧性地跌落榜首。同一天,李河君并未出现在汉能薄膜发电的年会上。相反,他当时正在北京,在公司股价大跌之际,冷静地就清洁能源发表演讲。

《福布斯》已经在其网站上调整了李河君的排名,效率高得有些残忍:李河君如今在中国富豪榜上位列第三,估计身家为194亿美元。

李河君身家扶摇直上,基本上全靠其上市公司股票的账面收益推动,而该公司的股价在过去两年上涨了约600%。这使他在中国的亿万富翁群体中与众不同。多数富豪或者是享受着与中共高层的亲属关系,或者是像阿里巴巴(Alibaba)的马云一样,白手起家建立一个面向消费者的企业。

李河君在中共高层并没有已知的亲属。他的背景看似颇为平凡:1967年李河君出生在广东省河源市一个客家家庭,1994年创办自己的第一家公司,经营玩具和电子产品。

然而,他第一次真正的突破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他签订了在中国西南部建设8座水电站的协议。国有企业接手了这些项目,环保人士出面阻挠,但是最终李河君在2011年建成了金安桥水电站。如今这是他的主要资产之一。

在水电站项目的间隙,李河君在剑桥(Cambridge)进行短暂学习,并不太认真地在中国政府推动的其他能源领域进行过投资。而其中的太阳能是他坚持下来的领域。

在汉能的北京总部,员工都尊称李河君为“李主席”。这样的头衔在当代中国并不多见,往往更多是与毛泽东而非公司老板联系在一起。要进入他的办公室,先要经过两名穿着制服的高大警卫。办公室里装点着用濒危红木制造的昂贵家具。就其个人而言,除了在受到挑战时会流露出一丝敌意的锋芒,李河君是个有魅力的人。

关于他与一些实权人物的“关系”,坊间有许多流言,但关于这些人究竟是谁,似乎没人能达成一致意见。不过李河君的确拥有一项本事,将自己的企业与中央规划者对中国依赖进口能源和技术的忧虑保持一致。他发迹于在薄膜太阳能发电技术上所下的巨大赌注,尽管该技术转化阳光的效率比常规太阳能电池板更低,但曾在一段较短时期内更具成本竞争力。李河君旗下上市公司的大部分业务是和汉能集团进行的,而后者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也只有相对较少的外部客户。其中许多太阳能电池板卖给了汉能自己的太阳能研发制造工厂。

FT社评:中国应力避全面信贷危机

中国已开始实施的经济平衡举措,在很多人的眼中肯定是有违常理的。试图在削减国内不断膨胀的债务负担的同时,又不牺牲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听起来就像是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始终存在的一个危险是,这匹马儿或将踉踉跄跄地跌倒,震动整个大地。

所以,只要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活力不足,都会引发人们的担忧。中国经济每年对全球产出增长的贡献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因此,一系列略显颓势的经济统计数据提出了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的信贷紧缩终于要演变为一场信贷危机了吗?

4月份,衡量通缩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了4.6%,降幅较之前有所加大。今年第一季度,工业利润下降了2.7%,而卖地收入——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同比下降了近三分之一。

主要问题在于,工业利润下滑可能致使企业偿还巨额债务的能力降低,促使它们取消或推迟投资计划,并导致不良贷款激增、打击银行放贷兴趣。事实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已在大幅下滑:今年头四个月里已下降了12%。

另一因素进一步加重了这些压力。虽然过去6个月中国政府已经三次放松货币政策,但随着通缩开始显现出威力,实际利率正在大幅攀升。3月份,实际利率已升至10.8%,为本次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名义平均贷款利率相对较低,为6.6%,但在世界上约2万亿美元债券的收益率为负时,这一利率仍显得高得出奇。

若将中国企业总偿债负担的规模考虑进来,这种紧缩信贷环境的影响就变得清晰起来。根据麦肯锡(McKinsey)估计,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债总额为12.5万亿美元,因此中国企业每年偿付的名义债息约为8120亿美元。若按实际利率计算,债息则为1.35万亿美元。这不仅远远大于今年中国工业利润总额的预期值,而且还略大于墨西哥等大型新兴经济体的产出规模。

中国政府要想避免爆发全面信贷危机,有几个政策选项可供选择。多数分析师预计,中国将继续降低利率,同时通过启动基建项目和刺激房地产业来缓解通缩。有迹象表明,这些努力正开始奏效。

更长远的对策包括减少地方政府账面上堆积的巨额债务,地方政府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主体。3月份,中国财政部表示,将允许地方政府以向国有银行发债的方式将1万亿元人民币表外债务置换为正式的政府债务。起初,银行对这一计划并不热情,但北京方面以命令银行继续向进行当中的基建项目发放贷款的方式,强化了对该计划的支持。

中国当前面临的形势是不值得羡慕的。但在众压之下,北京的政策制定者遵从了正确的政策优先次序。当不得不在去杠杆化与保持国内生产总值(GDP)快速增长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选择了后者。信贷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危机,而一旦发生经济危机,中国可能要花数年时间才能复苏。

译者/陈隆祥

迷宫里的政治

1962年10月4日,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在古巴西部和中部拍下了一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苏联正在古巴的4个导弹发射场部署射程为1000英里的中程弹道导弹(MRBM)和射程为2000英里的中远程弹道导弹。

苏联为什么要在距离美国的家门口大规模部署导弹呢?

其实,在此两个月之前,美国情报机构就已经获悉,苏联正将大批军火运往古巴。一个月之前,美国情报委员会专门讨论过,苏联有没有可能往古巴运送导弹。出席情报委员会的有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务部、国防部、陆海空三军情报局的局长,以及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代表。大家一致认为,苏联不可能干这样的傻事。一则很容易被美国发现,二则会激怒美国,三则苏联并不信任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

如果真是像美国情报委员会判断的那样,苏联为什么会做出一种愚蠢而冒险的选择呢?

肯尼迪总统召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他想要弄清楚,苏联这样做,其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一种解释是苏联要用导弹保卫自己的盟友古巴。但肯尼迪总统曾经拒绝动用美国军队在猪湾帮助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旅,苏联不会傻到认为美国会进攻古巴。就算他们担心美国会进攻古巴,也犯不着动用核导弹啊。美国、英国和法国为了保护柏林,不过各出了一个营的兵力,就能形成足够的威慑。

另一种解释是苏联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如果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在古巴,苏联就趁机夺下柏林。但要是这样,西方阵营岂能善罢甘休。如果苏联是想要借古巴这张牌跟美国做交易,用古巴换柏林,那就不怕寒了共产主义集团里其它小兄弟的心?

第三种解释是苏联想用古巴的导弹交换土耳其的导弹。美国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请求,在土耳其部署了朱庇特式导弹,但这不过是经不住盟国的缠磨,做做样子而已。朱庇特导弹已经过时了,没有任何威慑力。这种导弹发射前的倒计时很长,以至于经不起一英里之外山头上到狙击。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苏联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美国情报部门之所以无法理解苏联的行为动机,是因为他们始终把苏联作为一个整体的决策单位来考虑。这在国际关系学者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一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就是为了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

但问题在于,政府并非是一个不能再细分的“原子”单位。政府的内部有最高领导人,有各个部门的领导人,有无数个技术官僚和职业政客,政府的门口还站着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表、专家顾问、舆论和民意,等等。决策即政治,而且首先是内部的政治。总理抱怨处长干政,处长抱怨上司无能。当尼克松恭维毛主席改变了整个世界时,毛主席倍感疲惫地说,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小地方。

政治决策是混乱、仓促而多变的。很多决策不过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妥协,各种不完美方案的拼凑,有时候是当大家都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集体决定干另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情,更多的时候则是热衷于对已有的政策作些修修补补,拆了再装,装了再拆。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矛盾,似乎比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还要更大。

融资交易助推中国股市

中国券商今年的融资规模超过了过去3年的总和,在140亿美元筹资所得中,超过一半正被直接投入股市热潮,正是这波股市热潮令它们得以利用市场筹资。

上海和深圳股市今年的疯狂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融资交易推动的,即以购买的股票为担保,向券商贷款投资股市。

据麦格理(Macquarie)分析师介绍,如今,中国A股市场的融资买入额总计1.9万亿元人民币(合3070亿美元),今年累计增长84%,是去年这个时候的4倍。这一巨大增幅令人担心,当前局面可能几乎同样迅速地逆转:如果融资买入的股票组合价值下跌,券商将要求追加保证金或缩小贷款规模,这可能导致投资者被迫卖出。

然而,根据券商的监管申报文件,在今年券商在香港筹集的95亿美元资金中,超过一半将被用来发放更多融资贷款。

华泰证券(Huatai Securities)上周五将其香港首次公开发行(IPO)发行价确定在定价区间高端,华泰将增加筹资45亿美元,进而意味着很快将有更多资金流入融资贷款资金池。根据Dealogic的数据,如果在华泰股票于6月1日上市时,承销商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那么华泰可能会再多融资7亿美元,这将令其成为自友邦保险(AIA) 2010年筹资200亿美元以来香港规模最大的IPO。

一位从事股票业务的银行业人士表示:“券商是此类市场的完美股票,它们是中国股市目前现状的杠杆衍生品。”他将中国内地股市的大幅上涨形容为“政府支持的牛市行情”。

上证综指上周收盘创下7年高点,今年已累计上涨44%,上周五的交易额超过1500亿美元。初创和科技股所在的深圳股市几乎上涨一倍,上周五连续第五日创新高。

华泰已表示,60%的上市所得将用于提供融资贷款。麦格理表示,单单5月头两周,中国投资者新开股票交易账户就高达近500万个。

通过香港接触到国际投资者一直是券商们青睐的路线。今年3月广发证券(GF Securities)通过IPO在香港筹资41亿美元,而中国银河证券(China Galaxy Securities)在4月的增发中发行了价值31亿美元的新股。

译者/梁艳裳

Sunday, May 24, 2015

汉能股价崩盘前获2亿美元新贷款

太阳能行业巨头、中国汉能薄膜发电集团(Hanergy Thin Film Power Group,简称HTF)的控股股东李河君在公司股价崩盘前以这家香港上市公司的数亿股票为抵押,获得一笔2亿美元的贷款。上周的股价崩盘使他失去了中国首富的头衔。

英国《金融时报》调查发现,这笔贷款是涉及HTF母公司汉能控股集团(Hanergy Group)旗下英属维尔京群岛实体的一系列公司贷款中的最新一笔。随着HTF(全球最大太阳能公司)股价飙升,汉能通过其英属维尔京群岛实体的交易,抵押了数十亿HTF股票。

近几个月来,汉能旗下企业受到密切关注,原因是HTF股价快速上涨,将市值推高到至少五倍于最接近的竞争对手——美国First Solar。上周股价崩盘之前,HTF的市值超过特斯拉(Tesla)和Twitter。

李河君已驳斥了围绕汉能可持续性的担忧,并表示,该公司将给太阳能行业带来革命。但分析师们对HTF的商业模式提出质疑,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向母公司销售太阳能设备。他们还质疑HTF某些非常规的财务实践。

英国《金融时报》发现的海外监管申报文件显示,由李河君拥有的汉能集团利用HTF这家上市公司帮助产生现金。这些文件还揭示了HTF和汉能(其大股东和最大客户)之间更多的复杂财务安排。

它们表明,汉能集团获取贷款的方式使HTF的强劲股价变得至关重要。HTF的财务状况高度依赖于汉能集团。

尽管HTF利用较低水平的企业债务打造了自己的业务,但它销售给汉能的许多设备的账单尚未支付。英国《金融时报》先前的调查发现,私有的汉能集团利用了高利率的影子银行贷款作为营运资金。HTF股票上周三停牌,此前该股股价在早盘交易期间暴跌47%。

股价暴跌的两天前,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一家汉能子公司担保了来自中国国有投资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China Huarong Asset Management)的一笔2亿美元贷款,抵押品为7.95亿股,当时价值58亿港元(合7.47亿美元)。上周三的股价崩盘使抵押品的价值减少了近一半。

汉能没有回应英国《金融时报》有关汉能为何要拿到这笔贷款的问题。记者联系不上华融请其置评;该公司公开宣示的宗旨是接手商业银行的不良敞口,帮助稳定这些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尚不清楚HTF股价崩盘后,华融是否要求了更多HTF股票作为抵押品。

中国财经杂志《财新》上周四报道,接近汉能的人士透露,这家内地集团未能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导致被当作抵押品持有的股票被抛售。

汉能随后发表声明,驳斥了有关抛售导火线的媒体报道:“我集团目前经营正常,各项业务运转良好,资金状况良好,没有任何一笔贷款逾期;不存在有关媒体报道的因我集团股票被斩仓,导致汉能薄膜发电集团有限公司股价大跌的情况。”

声明还称:“我集团对汉能薄膜发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发展充满信心。”

监管申报文件显示,汉能在过去18个月期间至少向三家贷款机构(包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Sheen Vision Holdings)抵押了HTF股票。在此期间,HTF的股价上涨了500%。

A股为何难遇“慢牛”?

随着A股变热,有一种观点开始流行,即现在的中国政府试图从“发钞票拉经济”转到“发股票拉经济”,所以,这是一波中国政府造就的政治性大牛市。这样的说法听上去很有道理,老百姓或许不懂经济学,但他们未必不懂经济。他们用朴素的语言描述出了这波大牛市背后的逻辑:中国经济的金融市场制度正在发生着重大的转变!由间接融资为主转化为由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

经济学上对于金融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理解,一直到很晚近的时候才有突破。在讲授传统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时,好大一部分都是忽略了金融市场的作用的。在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看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生产要素积累所导致的。这些生产要素包含了技术进步,教育导致的人力资本,以及实物资本等等。但是我们却一直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急需各类资本,但是却同时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呢?

举例来讲,中国相较于美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资本稀缺度应该比美国大,所以要吸引外资。但统计数据却表明: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远大于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实际上是中国在向美国净输出资本,而不是相反;更加诡异在于,虽然中国对美投资大于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但是每年中国收到的投资回报却远小于美国从中国收到的投资回报。美国是一个净利息受益国!

这个让人无法一下子搞明白的逻辑就在于:彼此投资于不同的金融市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是间接金融市场。中国普通储户能够从银行得到的利率是大约3%,中国外汇管理局能够从美国国债中获得的收益率也是这么一个水平。

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大部分是直接投资,他们持有的是中国企业的股权。其中一部分是百分百的股权,即是外资独资企业;还有一部分是合资企业,这相当于我们在股票市场上买股票所获得的部分股权。当然他们直接创办企业并直接参与管理,相当于是股份公司的大股东,所以能够分享到的回报远高于我们一般小股民能够得到的股票分红。因为他们分享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所以他们以少于中国对美投资总额的对华投资额,获得了高于中国从美获得的投资收益。这不得不让人认为是“道高一尺”!而且,我们还不能不感谢外国资本,因为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我们从中的收益也相当得大。

直接融资市场和间接融资市场的区别在这个例子里面显露无疑:中国外管局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直接投资,它希望获得一个稳定的低回报;而直接融资的高回报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例如中国外管局试水直接投资的第一笔就把学费交给了黑石集团。所以,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别,只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需要不同的金融市场结构”的论断。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本,特别是那些重化工行业,他们基本上都是资金密集型企业。所以中国设计了一个强迫储蓄的间接融资市场。老百姓的储蓄被强迫存入国家开办的银行,资金的价格被人为的压低了,别无它法。有人试图绕开管制开设地下钱庄,高息揽储,无不被处以极刑,最近的温州吴英就是一个例子。

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国家安全法草案

国际人权组织抨击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草案将言论自由和宗教活动界定为刑事犯罪,同时给予执政的共产党惩罚批评者和异见人士的宽泛权力。

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简称CHRD)表示,这份措辞含糊的法律草案“包括一个有关‘国家安全’的宽泛而界定不当的定义,还有各种规定可被用来对不同意见、宗教信仰、网上信息,以及挑战中国‘网络主权’的行为提起公诉”。

根据新的法律,违反国家安全罪将包括“不良文化渗透”、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以及侵犯“国家网络空间主权”。

该草案还规定了公民和组织必须履行的“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如果他们未能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军事机关提供“有关数据信息、技术支持和协助”,他们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根据这项法律,警方将被允许向拒绝成为警方线人、或者被视为与警方的目标有关联的任何人提出刑事控罪,罪名是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CHRD表示。

中国的秘密警察和国内安全部门已经在用莫须有的罪名打击和平批评政权的人士,侵犯人权。国际人权组织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府发起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对公民社会最严厉的打击,2014年有近1000人因自己的政治观点被任意拘留,几乎等于之前两年的总和。

人权律师浦志强在一年前被拘留,根据近日流传的一份起诉书(已得到浦志强的律师的证实),他很快将面对刑事控罪,罪名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批评言论,以及发表有关两名高级党政官员的讽刺言论。

他将因为在自己的微博客账户上发表“公然辱骂他人”的帖子而面对“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的罪名。起诉书称,他的行为“破坏社会秩序”,他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若罪名成立,浦志强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

浦志强面对的罪名和国家安全法草案清楚地表明,任何人如果胆敢冒犯党的高级官员,都将被判处漫长刑期。

“这份草案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列出的模糊限制清单,将使人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受到禁止的,而使当局可以起诉任何人——只要他们逾越了不断移动的‘非法活动’红线,”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的倪伟平(William Nee)表示。“这既关乎国家安全,也关乎保护党,惩罚那些批评领导层的人。”

国家安全法草案目前向社会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6月5日,但据人权组织表示,它很可能被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通过。

本月早些时候,政府也发布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

译者/何黎

股价太高 改革太远

股市上涨,上市公司及相关利益链条得到了更多的资金,热潮已起,所有的人都愿意在酒桌边当别人的股票投资导师。

一则来自微信的消息显示,某家小型公司试图到银行贷款两千万,屡试不果,一怒之下在新三板定增,得到两千万的两倍。对有直接融资渠道的公司来说,股票、厂房等资产都是质押品,银行和股票是通往金库的桥梁。

股价上升可以解决一些企业的融资难题。以5月20日在香港市场暴跌的汉能为例,《第一财经日报》5月21日报道,内地多家银行曾为汉能提供融资,包括国开行、民生银行和锦州银行。国开行曾在2011年与其签订协议,提供300亿元的授信额度。此外,汉能也曾通过P2P平台“爱投资”等其他渠道进行融资。导致汉能股价暴跌的有关贷款,更类似股票融资,因无力偿还,借款方抛售抵押品以弥补自身损失。

曾有对冲基金人士质疑汉能的股东将大量股票抵押以获得融资之举。但香港证监会并不强求大股东披露在商业银行、券商等机构通过抵押股票获得的贷款,外界无从得知汉能究竟有多少股票被抵押融资。市场游戏规则就是,股价越高,抵押价格越高,公司也就拥有了更多的资金。

实体企业,成也股市,败也股市,股市不能让好企业变坏,也不能让糟糕的企业变好。

A股该不该涨,似乎是句废话,股市由市场决定,涨或跌由市场说了算。如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所说,资金流入股市也是流入实体经济。考虑到央行与财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各主要央行进入降息周期,进一步实行QE之后股市往往大涨。这从美国金融、欧洲与日本的股市都可以见出端倪。说这一轮牛市由央行、由政府激素催生,并不为过。

投资者希望股市涨,政府也希望股市能够挽回对低迷经济的信心。从理论上来说,股市是经济晴雨表,但股市也会变成工具。既然股市是对于未来的预期,在某些人那里,提升股市就成为拉高预期的手段。

仅以创业板而论,截止5月22日,创业板指数年内涨幅达到139.67%。传统经济结构在转型,传统企业日子难熬,所有人的目光中饱含期待,对准创业群体,创业板成为创业溢价的梦想载体,5月21日,创业板有458家公司,总市值达59667.3亿元,平均市盈率为130.08倍,总成交金额为1800.94亿元。

创业板的业绩跟不上飞速上蹿的股价。据信达宏观策略研究统计,2014年报数据显示,创业板营业总收入和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速整体为28.53%和24.65%,如果把 2014年中做过增发的公司剔除,则2014年创业板市场的整体营业总收入和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速降为22.04%和16.79%。即,如果假设在 2014年进行增发融资的创业板公司,其整体营收、盈利增速与其余创业板整体增速一致,则创业板整体的盈利增速打了七折。

不过,创业板享受到了资金的厚利,仅抵押贷款可能就增加一倍以上,2014年,创业板市场全年增发募集资金384.18亿元。

融资资金进入中小板与创业板。《上海证券报》5月22日报道,新增万亿融资资金的分布与去年下半年有所不同,从去年12月19日以来,深市融资余额增幅为109%,沪市融资余额增幅为96%,深市略高于沪市,而中小板及创业板期内融资余额增幅则达128%,明显高于主板。

校友与校庆

复旦,是我的母校。再过几天,5月27号,是她的110周年校庆。历经晚清、民国、共和,延续血脉的是一代代复旦人。在世的校友中,最年长的110岁,恰与母校同龄。在邯郸路上的老校区,我待了八年,横跨上世纪大半个八十年代。1980年秋,邓小平恢复高考后的第四年,我提着被褥衣物暖瓶,走进貌不惊人、窄窄的主校门。石雕的毛主席站在正对面,注视着我们。1988年夏,我拖着一个塞得快爆开的行李箱,内含菜刀、案板、中式调味品、牙膏、一大叠黑色袜子(听一位女生的建议,说是不怕洗丢,总能配对),告别母校,赴英留学。

校庆前,母校用一款特制的app神器,搜索散落世界各地的复旦校友。短短几天,已有近四万校友网上集结,来自全球百分之九十的国家与地区。母校是这样一个存在:一旦停留过,即便短暂四年,一千三百多个日夜,就终身入籍,伴随至死。

我亲历的上一次校庆,还是三十年前的1985。那年,我留校不久,恰逢80周年校庆。校长是谢希德,书记是林克。为纪念校庆,校方赞助创办了一份学生杂志《复旦风》,我是主编。当时,因我坚持要用乌黑的底色做封面,有些争议,觉得不吉利。校方最后也没问什么动机,放行了。自由而无用,是复旦人的自嘲。大学,跟墙外的世界总得有些不一样的风景。复旦的人,骨子里,信这个。

校友的微信群里,近日流传最广的几篇文章,有《“最牛班级”的老师们》,说的是数学系78级对几乎教过他们的每一位老师的回忆。这个班出过太多的大牌教授、加上一位共和国现任副主席。但他们选择纪念老师;另一篇,写的是学生对复旦食堂大师傅们的感恩。这像我记忆中的母校。

过去几年,作为记者,我回到中国常驻,时常听闻对当下中国式校庆的吐槽。一位教授朋友告诉我,他任教的大学,就像个官场后院。校庆典礼,庞大的主席台,清一色地按VIP校友的官职排位,官位低一些就挤不上台。不少大学,杰出校友的名录,更像政坛权力榜。如果校友中沒出几位部级官员,面子就过不去。一位熟人,北京工科毕业。前些年,他兴冲冲回母校出席校庆。午餐时,他发现校友分了等级,盒饭还有不同规格。他的自尊心受伤,从此与母校诀别。

我曾问过一所中国大学的主管:校庆时,可否不设主席台,让领导人或高官校友直接坐在校友席中?他无奈地说,这有难度。我体谅他的苦衷。面对空气中弥漫的官本位与权力崇拜,中国的大学只是个无力的稻草人。

上个月,我应邀去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演讲,碰巧是她150周年校庆。那是胡适、赵元任、茅以升等早期中国现代化先躯的留学地。中国留学生介绍说,校庆日当天,并没有政客盈门和热闹的庆祝会,而是各领域杰出校友的讲座和对话,以及遍及全美及全球的校友团聚,纪念康奈尔对人类、社会和科学的贡献。

我带回一册今年康奈尔大学的校友特刋,印象最深的是最后几页,新近去世的老校友名录,均按毕业年份排序。编辑还特别说明,校友网站上可查询所有已故校友的名录,也可向校友会索取纸版。校方试图与目前在世的25万5千名校友保持联系。我的亲友中,有位二十年代的康大毕业生。几年前,后辈捐了些款。为表示谢意,校方请他们在山间的康大植物园中找一棵心仪的树,树枝上系一块名牌,以作纪念。

A股本轮牛市的不同之处

股市演绎到目前这个状态,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也在形成。例如在去年年中触发本次牛市(指主板,创业板则两年前就开始牛市了)的引子是“沪港通”,讲得是“八国联军”要来的故事。实践证明外援暂时没有来,甚至还可能在今年4季度有一次流动性的胜利大逃亡,因为美国会进入温和的升息周期。但这个故事在当时确实触发了市场情绪的改善,现在市场仍然对人民币今年纳入SDR(特别提款权)和A股纳入MSCI指数抱有期望,因为这会显著推升对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海外需求,并维持汇率稳定,但可能目前并非最成熟的时机。

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宏观触发点,就是去年中期的PSL,即央行定向放款支持国家开发银行的棚户区改造投资,这其实是某种形式的中国式量宽的始作俑者。就是从这个时点开始,从流动性的角度托举中国经济成为大概率的政策趋势,而流动性对于市场又是最为重要的,这也就提升了市场的活跃度。再有就是“43号文”阻断了非标资产的再配置空间,而不动产登记以及一系列的后续政策预期,也使得房地产不再成为对中国老百姓最有吸引力的大类资产配置标的,这些都驱使着中国国内居民财富的一次大的配置调整,去向很清楚——股票和海外。因此在一轮猛烈的蓝筹股的估值修复行情后,市场倾向于认为,本轮行情本质上是水牛的概率正在日益增大,尤其是在实体经济修复和改革果断推进,目前仍然处于无法证伪和事后归因的高度不确定状态下的时候。

如果本轮牛市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杠杆的运用。去年行情开始时融资规模在3000亿元人民币左右,目前券商两融规模已经超过1.7万亿。理论上讲,如果两融规模接近上限,那么融资规模的增长将放缓,一旦券商风险资金准备要求提高或者券商增发暂停,甚至银行的授信受阻,将意味着增量资金入市开始发生逆转。

目前券商的净资本大概在6000亿,根据监管要求,券商净资本与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和的比例不得低于100%,因此券商的风险资本金最大值应该为6000亿。在券商的各类业务中,两融部门按照35%的比例分担的话,它们的风险资本准备金约2100亿。证券公司经营融资融券业务按照规模的10%计算风险资本准备,因此理论上融资融券规模的上限在2.1万亿。要提高这个上限,除非券商在业务安排上提高两融部门的风险资本分担比例,或者选择增发或发短融补充资本金,当然券商要进一步增加融资规模还可以选择与银行合作,通过银行的授信,不走券商资产负债表提高融资规模。

但证监会已经宣布再对两融业务提出七项要求,特别是券商做两融业务不得开展场外配资、伞形信托等活动,这些都属于必要的广义宏观审慎政策。这里我们必须引用的一个参照系——1927年底美国股票融资本余额44亿美金,到1929年秋天85亿美金,1929年8月9日,联储调高贴现率到6%,9月3日道琼斯指数创出当时的历史高点386,然后就是大萧条。套句市场上的戏语,一切取决于“宏观婶婶”和“流动性妈妈”。当然还有就是和面的速度,目前水多加面也会日益加快,由每月核发一批次增加到两批次,当然如果注册制在4季度正式上线,则水和面的预期平衡可能会最终来临。目前这些政策措施改变的仅仅是行情的斜率而不是方向。

股市豪赌客终究无人救赎

Friday, May 22, 2015

中国沪深两市再度刷新高点

中国的深证综指(Shenzhen Composite)是否正在违反金融规律,或者万有引力定律?

周五,该指数收涨1%,升至2740.92点。这是它连续第五天刷新创纪录高点,却是本周内最差单日表现。

在过去连续11个交易日里,该指数只有一天出现了下跌。

在截至5月22日的一周内,深证综指上涨幅度达到了巨大的12.2%,是自2008年11月14日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在截至2008年11月14日的那周内,该指数曾上涨16.7%。不过,当年11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推出4万亿人民币(合5860亿美元)的刺激举措,试图在金融危机期间挽救中国经济。

(上图显示深证综指自2009年以来的最佳周涨幅)

今年迄今,深证综指已上涨93.7%,轻而易举地击败全球其他股市。如果再上涨90点,该指数今年将上涨一倍,而今年甚至还没过去一半。

(上图显示自1992年以来的深证综指走势)

周五,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收涨2.8%,收于4657.6点,为7年来新高点。该指数本周涨幅为8.1%,是2014年12月5日以来涨幅最大的一周。今年迄今,该指数已上涨44%。

译者/简易

“港股A股化”逻辑不成立

港股在复活节后大幅飙升,似乎在复制A股去年11月以来的行情。而关于“港股A股化”的讨论也愈演愈烈。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港股如此剧烈的上行是由于内地的资金南下以类似A股的炒作手法来操盘所导致。我对此不能苟同。仅仅由于两地市场同时上升而断言“港股A股化”缺乏逻辑支持。正如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并不一定互为因果,它们或者可能只是巧合——就像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华尔街上女人们裙角变得越来越短和股市逐步攀升的关系一样经不起推敲。

当然,沪港两地市场互联互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时代趋势。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所描绘的对沪港两地“共同市场”设想,似乎更能形容现在港股与A股的关系。按照这个路径的设计,“两地监管机构将联合监管,内地和国际市场的资金可在共同市场中汇聚、互动,将促进内地及国际市场逐步融合。无论是国际投资者感兴趣的内地资本市场产品,还是内地投资者需要的国际产品,都可在共同市场交易,让内地投资者分散投资及对冲国际价格风险”。

长期以来,欧美投资者在香港股市的“定价权”一直都占优势,香港总是被用来表达这些“歪果仁”对于市场风险的看法——在全球市场下跌的时候,港股由于流动性好总是第一个被沽售的标的。这种投资者行为导致了香港市场虽然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它的交易特性却更像一个新兴市场。随着中国资本逐步深入参与香港市场,香港在全球投资组合里的作用应该能有所改善。

随着大陆资金不断地进入,投资者的构成以及他们的市场行为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在复活节前夕,我的一位朋友,内地的风水大师赴港为一位内地富豪相看他新置家宅的风水。我有些好奇,不禁向朋友问道:“这位先生的豪宅背山面水,同时香港开发商在设计住房时一定已经仔细斟酌了风水的因素,我一个做股票市场的,叫我过去能有什么用呢?”“既来之,则安之。”我的风水大师朋友笑着说。我们见面寒暄了数句之后,富豪似乎并不急着请教我的风水大师朋友关于他的豪宅的风水事宜。我们坐在阳台上,一边看着维多利亚港里在浪中穿梭的帆影,却一边开始讨论股市。富豪对于香港上市的个股如数家珍,然而,他的问题总是集中在股票的技术图形、资金量、主力持股集中度或管理层增持等方面,鲜有谈及公司的销售和盈利的增长潜力、公司发展策略、市场行业机会和管理层的素质等西方机构投资者更加关心的问题。我渐渐地意识到了,其实这次的会晤更多的是关于投资咨询,而非风水。

交流之间,我们谈及了许多“A股港股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提法可以从两地市场的指数相关性、交易策略、估值变化和资金流向来论证。

从恒指、上证综指和标普过去20年的指数相关性看,恒指相对于标普指数的相关性一直比较稳定。有专家会指出,自从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恒指和美国市场的相关性一直在趋势性地降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危机的时候,所有市场的指数相关性一般都会达到其最高点。这主要是因为在市场危机之时,所有的风险资产都会遭遇抛售潮,正所谓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因此,2008年底恒指和标普由于危机所产生的高度相关性,以及其后市场由于各国的货币宽松政策平抑了市场波动性,从而导致指数相关性趋势性下降的现象,并不能够说明香港市场受到美国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小。而过去几年,每当美国市场出现风险厌恶而遭遇抛售的时候,香港市场也从未幸免。比如历轮美联储QE结束,货币宽松青黄不接的时候,以及2011年8月美国国债评级被下调的时刻,香港市场都经历了暴跌的行情,甚至出现单天暴跌逾1000点的极端情况。而大陆市场的经历也大抵如此。

潘苏通:痴迷于红酒和马的地产大亨

在中国高银集团(Goldin Group)制作的一段企业推广视频中,董事会主席、亿万富翁潘苏通说:“我们要像最有活力的纯种马一样,突破所有的不可能。”潘苏通创立的高银集团,业务涉及房地产、红酒及马球会会所。

仿佛是为了证明这句话,潘苏通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高银地产(Goldin Properties)和高银金融(Goldin Financial)周四“突破”了新的下限,股价分别暴跌41%和43%,市值总计蒸发了166亿美元。

根据《福布斯》(Forbes)全球最富人群实时排名,这轮暴跌令这位白手起家的富豪账面财富损失了134亿美元。仅仅一天之内,潘苏通在《福布斯》富豪榜上的排名就从第21名滑落至66名,财富下跌至148亿美元。从之前排在赌场巨擘谢尔登•埃德森(Sheldon Adelson)之上,滑落到与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Alisher Usmanov)不相上下的地步。乌斯马诺夫是俄罗斯金属业大亨,持有阿森纳队(Arsenal)部分股份。

(更新:截至周五下午发稿时,高银地产股价较周四反弹5%,高银金融继续下跌3.2%——译者注。)

在周四大举抛售之前,据彭博(Bloomberg)估计,股价的疯涨令潘苏通的财富在今年增长了5.55倍。在这轮暴涨行情中,他旗下两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暴涨了逾6倍。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力提倡节俭、反对奢靡之际,如果人们想要寻找一个典型的中国暴发户形象,潘苏通无疑就是一例。

他1953年出生在位于华南的广东省韶关市。他少年时代大多数时光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度过,从那里的中学辍学。

在那之后,潘苏通搬到了香港,创办了消费电子品牌松日(Matsunichi)。这家公司很快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卡拉OK显示器生产商。后来松日又开发了MP3播放器,并聘请美国奥运会游泳冠军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担任代言人。除此以外,松日还生产平板电脑和调制解调器。

接着,潘苏通又将业务拓展至房地产,在这里赚到了人生最大的一桶金。

伴随着事业的成功,他开始对所有高端奢侈品展示出强烈兴趣。在潘苏通旗下公司开发的楼盘中,有一个名叫富国高银(Fortune Heights)的楼盘,位于天津,这是北京附近一座人口1400万的城市。

按照该公司网站的说法,从小区充满法兰西和意大利风情的独栋豪宅、公寓及联排别墅中,业主可以欣赏到天津环亚国际马球会会所(Goldin Metropolitan Polo Club)的景致,这是中国最大的马球会会所,“新贵云集”,面积达222英亩。此外,该公司还在修建一栋117层的办公楼,并承诺它完工后将成为全球第五高楼。

这个楼盘的配套设施和服务,还包括一个红酒博物馆、业主可以进入骑术学校学习、以及一群“熟习各种皇室礼仪”的英国管家提供的服务。

在高银一则营销视频中,天津副市长宗国英说,该楼盘将“让这个城市登上世界版图”。

房地产是潘苏通商业帝国的主体,但红酒和赛马才是他的激情所在。2013年,他在南澳大利亚购置了一块面积为1258公顷的马匹繁殖及训练场地,并将其更名为Goldin Farms。除了赛马,他还是个马球迷,希望在中国推广马球运动及其散发的精英意识。

香港马球发展及推广协会(Hong Kong Polo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Federation)副总裁Dennis Loh表示,潘苏通“对马球的热情非常强烈”。潘苏通于2011年成立了该协会。

汉能的黑色星期三

中国与巴西:“天作之合”的隐忧

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席卷”巴西时,与巴西政府首脑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总统用公布一揽子价值530亿美元协议的方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在这一整套协议当中,有不少是早先就已宣布过的,这次只是“回炉加热”了一下,以便让它们看起来比较“美味”——尤其是对担心本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巴西民众而言。

比如说下面这条令人兴奋的消息:中国将解除对巴西牛肉的进口禁令。出于对疯牛病的担心,中国2012年出台了这一禁令。去年7月,中国与巴西首次表示将解除这一禁令。去年12月,两国重申了这一点。现在,双方承诺将不晚于下月全面解除该禁令。

中巴关系应以“天作之合”来形容,而且有潜力成为21世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双边贸易合作关系之一。

已然成为农业强国的巴西,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有潜力在未来几十年里满足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这个拉美最大经济体迫切需要建设本国的基础设施,无论是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还是电网。在这方面,中国拥有独特的优势,因为与巴西一样幅员辽阔的中国既有基建方面的专长,又有正在寻找市场的过剩工业产能。

中国储蓄率较高,但国内市场有待开发,而巴西储蓄率很低、但有蓬勃发展的消费和服务型经济。

两国间的协同效应不言而喻,但要实现双赢也并非易事。协议的达成和执行中存在的困难,在本周公告的部分含糊措辞中体现得很明显。

最含糊的表述来自中国工商银行(ICBC)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双方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以建立一种长期关系”。在另一则公告中,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Im Bank)与两家中资企业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考虑”贷款给后者以“便于”它们为巴西铁矿石出口商淡水河谷(Vale)提供航运服务。淡水河谷与其中一家中资企业——中远集团(Cosco)——还披露了一笔出售大型矿砂船的交易的情况。双方曾与去年9月首次提到这笔交易。

其他不算太新的公告包括,中国向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提供贷款并向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订购40架飞机。

同样含糊的还有一项计划——启动对连接巴西大西洋海岸与秘鲁太平洋港口的铁路的可行性研究。

可以肯定,推动中国与巴西在投资方面进一步合作的激励因素正在增加,而且中国企业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输电企业国家电网(State Grid)在巴西拥有众多项目,而中国石油企业已投资于巴西储量丰富的海上石油区块。

总体来看,合作的成果并非尽善尽美。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汇编的、源自巴西外贸秘书处(SECEX)的数据显示,巴中双边出口额已从2000年的区区20亿美元飙升至去年的780亿美元。但中国对巴西的直接投资波动很大,先是从2010年的3.95亿美元下降至2013年的1.1亿美元,后又猛增至2014年的8.4亿美元。

双方都需要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分析师指出,中国需要放宽一些项目的附加条件,比如必须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或中国工人。巴西则需要减少官僚作风,拥抱那些它仍以怀疑眼光看待的中国企业。

对巴西来说,一个良好的开端或许是放松禁止单一外国人或外国企业购买5000公顷以上巴西土地的禁令(很多人认为这条禁令是针对中国人的),或者取消对那些由高比例进口部件装配的汽车的加税(也被认为是针对中国人的)。

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这一双边关系就会丧失潜力,回炉再多的旧闻也无法让其焕发新生。

译者/陈隆祥

我的中学时代(中)

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随继父去咸阳打工。

时间已经进入1978年,我在世间已经生长了十五个年头。孤寂的农村生活,培养出少年蓬勃的想象力。目力之外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能遇见谁,又将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那时,我无法展望自己的未来,因为不知道有无机会挣脱土地的束缚,走上一条明媚的大道。

这次可谓睁开眼进入城市。

在此之前,五岁时跟随母亲远赴新疆探望生父。母亲期盼他能回心转意,不为了晋级加爵而抛弃我们母子仨(一岁多的妹妹放在家里,由爷爷看着)。我目睹了“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武斗的情景:乌鲁木齐街头,满载绿军装、手持枪棒人马的卡车呼啸而过,尖利的高音喇叭里迸溅出“革命”“捍卫”“刺刀”“斗争”诸如此类的字眼,走在我们前头的一位中年女士被飞过来的一颗手榴弹炸死,肠子流了一地,母亲捂住我的眼睛,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我们搭乘直升机飞往克拉玛依,留在记忆里的有蚂蚁般的运油车,生父冷漠的脸,以及袅袅升腾的烟雾。

母亲还带我去了西安,好像在找二伯倾诉,希望他能劝自己的弟弟改弦更张。从伯父家的玻璃窗望出去,玉米抽出的条条红缨,无声地在雨中飞舞着。汽车,行道树,愁眉不展的人们,城市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其实,我更喜欢仅有一条街的绛帐车站。东来西往的火车,汽笛,白色的蒸汽,铿锵铿锵的摩擦声,窗口上映现的陌生脸孔。这儿连接着远方,给予我无穷的渴望。我在等待出发的那一天,从此越过八百里秦川,进入未知的新天地。在长大的岁月里,这儿是我与世界勾连的地方:将拾得的蓖麻交到扶风县油脂厂,换回一瓶香喷喷的菜油;捉蝎子挖草药卖给药店,领到几张崭新的票子,买一本薄薄的连环画;无所事事的时候,和玩伴从东头走到西头,再回到长着一口大坑的双庙坡口,心里便十分满足了。

继父率领五泉公社建筑队为机务段二级站盖房。每天和工友拉木料,穿梭在浓荫蔽日的街道之间。城市的好,在我眼里除了梧桐、公交车、高楼大厦外,就是一个个生动的裙装少女。裙裾飘飘,微风带来她们淡淡的体香,明媚的脸庞,好听的普通话,……她们当然不会正眼瞧一个瘦弱的农村少年。我知道自己处于毛氏种姓制社会的最底层,连村里好看的女子都够不着,她们以嫁给吃国家饭的城里人为荣。考学是唯一一架通往天堂的梯子,我打工,就是为了攒够学费,从课本里读出自己的前途。行走在大街小巷,阳光烘烤着年轻的皮肤,少年心里却充满莫名的自信。

夏夜,工地附近的西藏民族学院放露天电影。我和工友们赶过去看,一地青春洋溢的男女,银幕上的东西无关紧要了,我要汲取这热力四射的生命能量。我会有那样一个时刻么?心身自由地欢唱、呼吸,舒展自己的枝叶?

秋天,迎着夕阳迈开西行的脚步。母亲送我到村口,眼里有殷切的期盼。我跟着村里几个高年级同伴,背了一布兜馍、一瓶辣酱菜,沿着塬上小路,经周家、香里,来到东西湾崖头。俯瞰塬下,铁路、河渠、田畴、房舍、劳作者历历在目,极目望去,依次是扭动的渭河和沉默的秦岭……我们站在风里喊叫:嗨——嗷嗷——啊啊——咿呀呀……紧着身子,顺陡峭的土路下塬,沿高干渠走到绛帐高中。

中国经济不平衡是成功的标志

【近日,经济学家黄育川做客中国清华大学,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一种标志,而中国的债务问题则是政府有意刺激经济的结果,并不会导致经济崩溃。与主流趋势相反,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改革应当注目于财政系统,而非金融系统。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作成立,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资深专家和学者,针对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中国与世界博客系列由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主持,嘉宾是中国问题、世界问题专家,议题主要围绕中国的对外政策、国际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展开。】

韩磊:我是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主持这次讨论。今天我们将和黄育川展开对话,他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育川曾担任世界银行俄罗斯和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业务局、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也曾以世界银行亚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2030年的中国”这一项目的研究。他是《金融时报》最好的评论员之一,最近的一本书《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如此不同》将在今年出版。

在今天的对话里,我们就事先来听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育川,欢迎你来北京,你是我们清华-卡内基团队的荣誉会员,感谢你参加今天的对话。

黄育川:很荣幸来这里,我每年都要回来3、4次。我在这儿还有个研究部门,每次回来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韩磊:我们也感到非常荣幸,你总能告诉我们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都很想知道,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会有如此不同、如此极端的看法?为什么在重大经济问题上,普遍的看法常常存在着误解?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做出的错误推测,又怎样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在这些问题上,你常常能给出精彩的答复:你审视这些传统观念,有时毫不留情地击破它们。我也想在今天的访谈里做点类似的尝试,就从某些经济学家的预测开始。他们认为,中国急速增加的债务包袱以及上升的信用危机将导致一场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最终引起经济的全盘崩溃。你在你最近的一篇经济论文——“中国的债务困境:去扛杆化与促进增长”——里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你认为从总体看来,债务水平是在上升的。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正处在债务危机中吗?或者说,是一场同房地产业紧密相关的金融剧变?

黄育川:媒体上许多分析文章在讨论中国债务水平上升时,都从这点入手:在过去的5、6、7年间,中国债务飙升,在GDP里所占的比重达到了50%、80%。而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债务在GDP里的比重都以这样的高速率上升,最后都会以经济崩溃告终。所以人们想当然就会说,中国凭什么会和别的国家不同?但我要在这里说,中国的确是不同的。为什么不同?首先,中国猛增的债务包袱大约是从2008年、2009年开始的,这是政府有意刺激经济的结果。政府在经济上投入了大约6000亿美元,而这些资金大部分注入了金融系统。这并不是长年累月金融或财政管理不善的后果,也不是收支状况恶化的后果,而是政府管控的后果。

以言定罪是法治大忌

近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律师浦志强的起诉书,以“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两项罪名提出指控。起诉书称被告利用新浪微博,“借云南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等,先后8次发布多条微博,利用信息网络挑拨民族关系,引发大量网民浏览后转发和评论,破坏民族团结”,并“针对社会热点事件等,以侮辱性语言对相关人员田某某、申某某等多人肆意辱骂,引发大量网民浏览后转发和评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由此认定被告“利用信息网络,煽动民族仇恨,情节严重”,“公然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

以上即是起诉书的全部要点。掐头去尾,起诉书的实质内容不到一页。这就是公安、检察拖了一年多、数次退回补充侦查的“合作成果”,不禁令人愕然。起诉书对被告的“犯罪”事实简单罗列、语焉不详,全部定罪证据就是被告过去几年发表的若干微博,因而是典型的以言定罪。

这种做法不仅涉嫌侵犯被告受宪法第35条保护的言论自由,而且体现了公安与检察对于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缺乏敬畏,而在行使剥夺这一自由的公权力过程中显得过于轻率。浦志强的表达方式或许辛辣尖刻,但都是经过自己思考发表的负责任的言论。究竟是对是错,应该在言论自由、畅所欲言的环境下让每一个听众来决定,而不是被国家机器动用刑法手段强制沉默。如果把公安和检察比作国家机器的“胳膊”,那么让他们来决定公民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就如同“胳膊管脑袋”一样,如此治国显然是极其危险的。

人类之所以建立国家,首要目的是保障人民的安全。人民之所以在建立国家时授权它垄断全部的合法暴力,正是为了防止私人行使暴力相互伤害。国家建立之后,所有私人暴力即属非法,除非是为了正当防卫。国家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垄断的正当暴力来镇压与防范不正当的私人暴力,而暴力垄断机构就是负责“公共安全”的警察。作为“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的终极后盾,他们负责保卫人民的安全。然而,警察也是会犯错的凡人;也要防止他们以权谋私,将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变成自己的私权力。如果对他们的权力没有约束,警察就有可能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非保护者;公安不仅不会带来公共安全,反而会损害人民的安全。

安全和自由是人的最基本需求,而这种需求恰恰在国家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因为国家机器对暴力的合法垄断排除了有效的私力救济。一旦暴力垄断的合法性得不到保障,国家公权力失控并沦为个人私器,那么不受控制的公权将蜕化为最可怕的私权滥用。如洛克指出,这样的“国家”还不如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因为在无政府状态,私人尚可利用一己之力保护自己,但是如果国家机器的掌控者可以通过威胁人民的自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国家就成了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在本质上与黑社会绑架勒索无异。

控制国家公权滥用的利器正是宪政与法治。法治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依据法律,任何超越法律的权力皆属违法;尽管其行使主体是国家的某个部门,非法权力在本质上是行使者的私人权力。违法的警察权是警察行使的私人暴力,从根本上违背了立国初衷。它们和其它的私人暴力一样,应当为正当的国家暴力所制服。宪政则比法治更进一步,要求所有的法律符合宪法;人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不得受到任何公权侵犯,即便以法律的名义。只有当警察权被关进宪法与合宪的法律所制作的“笼子”里,它才不会无法无天,沦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凶器。这也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意义所在。

Thursday, May 21, 2015

欧洲黑暗时刻在亚洲重现

1939年5月13日,德国远洋班轮“圣路易斯号”(SS St Louis)从汉堡起航。船上有915名犹太难民,他们希望逃离欧洲日益逼近的迫害。这艘豪华客轮上频频举办舞会和音乐会,宽宏大量的船长还允许乘客在令人不悦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半身像上盖上桌布。两周后,该船抵达古巴哈瓦那,已经购买了古巴签证的乘客们满心期待着热情的接待。结果并非如此。古巴当局拒绝他们入境,后来美国和加拿大有关部门也作出同样的决定。圣路易斯号被迫返回欧洲。据估计,其1/4的乘客最后死于纳粹集中营。

圣路易斯号的故事是对我们的祖先的指控,令人愧疚。然而76年后的今天,同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发生在湛蓝的安达曼海(Andaman Sea),且不提地中海了。过去几周,至少6000名难民在海上随波逐流,被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拒绝入境。据联合国(UN)称,今年已有约300个难民死亡。尚存的难民们脱水、虚弱、绝望,除非形势迅速出现转变,否则将有更多人死亡。

大多数难民都是罗兴亚人(Rohingya),他们的遭遇令人联想起当年欧洲的犹太人。很多难民是从被比作集中营的难民中心逃出来的。他们是生活在缅甸和孟加拉国的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今年3月,Simon-Skjodt防止种族灭绝中心(Simon-Skjodt Center for the Prevention of Genocide)向缅甸派出一个代表团,缅甸的若开邦(Rakhine)居住着多达100万的罗兴亚人。该中心发现,他们“遭受着非人化待遇,包括猖獗的仇恨言论、得不到公民身份、迁徙自由受到限制”。该组织的报告得出结论认为,2012年至少有170人死于群体性暴力事件的罗兴亚人,面临着“更多大规模暴行甚至种族屠杀的严重风险”。

这个结论可能下得太早。正如政治分析人士理查德•霍西(Richard Horsey)所指出的,以防止种族灭绝为存在理由的组织,总会倾向于透过那样的棱镜看问题。话虽如此,罗兴亚人的处境——他们中的多数人得不到缅甸和孟加拉国公民身份——是悲惨的,而且正变得更糟。

谁是罗兴亚人?就像所有涉及种族的问题那样,这个问题也存在极大争议。对于在若开州占人口多数的佛教徒来说,皮肤黝黑的罗兴亚人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外来者,他们轻蔑地称罗兴亚人为“孟加拉人”(Bengalis)。若开人对自己的独立史引以为豪,他们本身也是受迫害的少数民族。罗兴亚人在若开的起源可追溯到15世纪。还有很多罗兴亚人在始于1825年的英国殖民时期来到若开,那时若开和孟加拉都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二战时期,罗兴亚人与英国人并肩战斗,而若开人则支持曾被短暂视为解放者的日本人。那个时期的仇恨延续至今。

自2010年统治缅甸数十年的将军们开始逐渐放松铁腕统治以来,反罗兴亚和反穆斯林情绪普遍抬头。更多的自由言论意味着更多的仇恨言论,其中很多都针对穆斯林。今年4月,政府收回了罗兴亚人的临时身份证,原因是不希望罗兴亚人拥有投票权的佛教徒发起抗议。如今,在没有官方身份的情况下,多数罗兴亚人更容易受到任意逮捕和限制行动,危及他们的谋生能力。绝望的感觉推动越来越多的罗兴亚人逃离缅甸。

罗兴亚人的船上显然没有舞会和船上娱乐活动。如今,在海上随波逐流的罗兴亚人就像当年圣路易斯号上的犹太人一样,被拒绝进入潜在的安全港——尽管马来西亚和印尼已宣布提供临时庇护。在偷渡路径被切断的情况下——至少现在是这样——解救6000来名仍在海上漂流的难民并安置他们,应该是相对简单的事。

当然,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难题:缅甸能否扭转其公然歧视性的政策?就连该国的民主偶像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也犹豫着不敢使用罗兴亚一词,担心这会冒犯她的佛教徒支持者,有鉴于此,这一点看起来希望渺茫。但是,如果不能有所作为、为这个遭受摧残的少数民族减轻苦难的话,与1930年代欧洲犹太人的遭遇进行对比将越来越贴切。

译者/何黎

“沙特2050年可能淘汰化石燃料”

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阿里•纳伊米(Ali Al-Naimi)昨日表示,这个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到本世纪中叶可能逐渐淘汰化石燃料。

对一个依靠巨大石油储量获得财富、实力和过大影响力的国家来说,这一声明令人震惊。

纳伊米关于石油供应的精辟言辞经常影响市场行情。他在巴黎举行的一个商业和气候变化会议上表示:“在沙特阿拉伯,我们意识到,最终而言,我们迟早将不需要化石燃料。我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或许在2040年、2050年或之后。”

他说,出于这个原因,沙特计划成为“世界太阳能和风能大国”,并可能在几年后开始出口电力,而非化石燃料。

能源行业的许多人会认为,他提出的2040年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目标过于雄心勃勃。沙特阿拉伯目前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其原油总产量(如今超过每日1000万桶)的25%以上用于国内消费。

2012年花旗集团(Citigroup)的一份报告称,如果沙特的石油消费量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增长,到2030年该国可能成为一个石油净进口国。

但是,在坦承沙特有朝一日会停止使用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同时,纳伊米表示,让世界上大部分已探明化石燃料储量留在地下、以免气候变化达到危险水平的呼吁,需要“在一段时期内被置于脑后”。

“你今天负担得起那种做法吗?”他对会上的其他发言者问道。这些人包括英国经济学家尼克•斯特恩(Nick Stern),他是2006年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英国政府报告的作者。

“这也许是一个伟大的目标,但它需要很长的时间,”纳伊米说。

他表示,鉴于世界上仍有逾10亿人尚未用上电,化石燃料将在未来多年面对强劲需求。他补充说,需要开展更多工作,以找到燃烧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而不释放加剧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沙特多年来一直表示,它计划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该国官员在三年前宣称,他们计划大量建造太阳能发电厂,以期能够出口太阳能电力。但油价下跌令人怀疑此类项目会否上马。

安吉利•拉瓦尔(Anjli Raval)伦敦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短线观点:股市就是投机天堂

评论人士无限震惊地发现,针对中国的股票正在上演一场赌博。引发担忧的直接原因是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太阳能企业汉能薄膜发电(HTF)周三暴跌,以及业务范围囊括育马、金融多个领域的高银集团(Goldin)旗下两家公司股票暴跌。

从学术界、媒体到伦敦金融城看戏的旁观者,每个人都急忙出来解释说,纯粹的投机主导着中国股市。股票莫名其妙的涨跌与基本面毫无关系,因为参与其中的赌徒们连“市盈率”都写不对,有些根本不识字(假如有关中国内地许多开设股票交易账户的人没什么文化的报道真实的话)。

诚然,中国股市是投机天堂。不过,任何地方的股市或多或少都是。没错儿,这恰恰是股市的主要吸引力所在,只用粗略注意一下交易员多么喜欢就任何东西——从选举结果到英超(Premier League)分数——打赌就应该明白这一点。

经济学家喜欢说,股票交易所存在的“意义”是让企业能够有融资途径,提供价格引导管理决策,让投资者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将股票套现。

然而,正如南安普敦大学(Southampton university)的海伦•保罗(Helen Paul)所指出的,股市出现的原因还包括投机者喜欢对一切可以赌的东西下赌注,从彩票衍生品、到皇家海军(Royal Navy)的票据(被称为“死人票”)。

这并不是说利润、分红或经济状况等基本面因素不重要。但投机因素至少跟基本面一样重要,如果说不是更重要的话,始终如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的分析或许是最妙的:他把股票比作一场选美竞赛,关键不在于选择最漂亮的参赛者,而在于预测人们普遍会认为哪位参赛者最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

凯恩斯在1935年写道:“如今,基于真实的长期预期的投资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行。”现在依然如此。

译者/阑天

中国拟投入巨资提高网速

中国计划在未来三年支出逾1800亿美元提高互联网速度,同时推行从中国网络空间清除“西方敌对势力”和任何政治异见的政策。

中国国务院表示,政府将在2015年支出逾4300亿元人民币(合700亿美元)改造国内网络,并在接下来的两年至少再投入7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将大举投资,发展高速4G移动通信和光纤宽带网络,以提高互联网速度。目前中国的网速低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和台湾。

技术专家们表示,中国网速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俗称“长城防火墙”的政府审查系统,该系统被认为是世界上覆盖面最广、技术含量最高的网络审查制度。

执政的共产党已将创新和向价值链上方移动(从低端制造业)列为主要经济目标之一,并已认定在线服务和电子商务尤为重要。

周二,政府发布了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计划。中国一些人提出,孕育创新的前提是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但这与威权政府的看法背道而驰。周三,中央军委机关报宣告,互联网是中国对抗“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并称严厉的网络管制对党的生死存亡不可或缺。

“西方敌对势力和我国少数‘思想叛国者’利用网络,借助电脑和手机等信息终端,恶毒攻击我们的党,”党刊《求是》网站转载的《解放军报》署名文章表示。

文章称,中国必须用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捍卫“网络主权”,否则“群众就会被敌人拉走”。

“其根本目的是想用‘普世价值’迷惑我们,用‘宪政民主’扰乱我们。”文章最后呼吁当好网上的“播种机、宣传队”,“唤起‘红军’千百万”,保卫“网上长城”。

据官方媒体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党员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善于联谊交友,说服他们“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鼓励他们“净化网络空间”。

政府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6.3亿互联网用户和5.7亿移动通信用户。但是,据美国云计算公司Akamai Technologies测算,去年底中国的平均网速在世界上排名第82。

为改善服务,中国三大国有电信运营商上周表示,他们将把移动数据费用下调20%至35%。

译者/何黎

中国各省经济差异加大

上个月,逾30名偏远地区的出租车司机,在北京繁忙的购物步行街,一同喝下农药倒在地上。他们试图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抗议在其家乡的经济及工作状况。

警方表示,这些出租车司机均无生命危险。他们都来自东北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市,该市位于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线上。

在中国,这种极端的抗议方式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不过,他们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凸显出中国各省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对于正应对近三十年来最严重放缓的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考察一下全中国的地区增长速度,会发现此次经济放缓对部分地区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地区。也许人们可以预见的是,受影响最大的地区,正好是那些承受能力最弱的地区。

黑龙江就属于经济表现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在一季度中国名义同比增长率降至5.8%之际(这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黑龙江省的名义GDP实际上收缩了3.2%。

在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经济不景气的迹象随处可见。

在哈尔滨市中心的一家大型豪华购物中心,多家商铺的门脸已经用木板钉上。购物中心内部,除了一家豪华家具店和一家宾利(Bentley)代理商以外,其他店铺已被弃用。而在那家宾利代理商的店铺内,三名销售人员正在拐角的沙发上打瞌睡。

从市中心驾车走不了多久,就能轻易看出当地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

目光可及之处,空置或修建了一半的住宅楼小区随处可见。这些小区都炫耀着类似“翠湖天地(Jade Lake World)”、“River Chateau”、“保利上城(Polyup Town)”、“银泰城(Intime City)”这样的名字。

每栋大楼约有400套住房,每个小区的住宅楼在20栋到50栋之间。而仅在群力新区,已建成和在建的小区就超过30个。

哈尔滨的经济传统上依赖农业、旅游业和对俄贸易,工业所占比重并不大。不过,过去五年里,遍及全国的巨大住宅地产建设狂欢,极大程度地带动了哈尔滨的经济。

现年31岁的出租车司机陈立勇(Chen Liyong,音译)表示:“过去几年里,规模差不多的水泥公司每年能卖出1百万立方米的水泥。如今每天能卖100立方米就不错了,它们全都在亏本。”去年底,陈立勇失去了在一家水泥公司的工作。

“我们这的经济几乎全靠修楼,但是所有买得起房的人都已经拥有了一套房子,又没有其他地方的人迁过来。”

部分开发商似乎正在陷入绝望,他们已开始大幅削价,并暂停了新项目的开发。

最近,银泰城楼盘将其新住宅的价格从79万人民币(合13万美元)降至60万人民币,降价幅度接近四分之一。在银泰城楼盘的旁边,则是一座新近建成却似乎已被弃用的音乐厅。

目前,哈尔滨平均月工资水平只有大约4500元人民币。

一位房地产从业人员表示:“住宅楼销售情况糟糕的原因之一,是过去买得起房子的人主要是那些腐败官员。如今,由于(2012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的)反腐运动,他们不敢买房了。”由于害怕遭到报复,这位从业人员要求不要公开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