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ne 20, 2015

香港为何否决普选提案要民主?

中国政策性对外贷款流向“一带一路”

数据显示,中国最近承诺的对外贷款绝大多数都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凸显出中国对于在这些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决心。“一带一路”计划旨在促进联接中欧的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发展。

位于伦敦的精品投行Grison’s Peak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最大的两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Im Bank)——承诺的67笔对外贷款,大多数流向2013年下半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所涵盖的地区(如下图所示)。

Grison’s Peak的研究表明,如果剔除中国对未包括在该战略中的拉美、西非和中非地区的贷款,那么在截至今年3月底的过去5个季度里,中国对处于或接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性贷款占到了两大政策性银行对外贷款总额的76%。

作为习近平政府的一项关键政策,“一带一路”战略在2013年下半年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该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兴建基础设施、强化金融与贸易联系,促进中国与人口总和达44亿的65个国家之间的互通互联与贸易往来。

Grison’s Peak整理的数据也与这一构想吻合。为公路、铁路和发电等基础设施提供的贷款占到67笔承诺贷款中的52%,而贸易融资贷款占到30%。该研究所包含的67笔贷款的总金额为494亿美元。

认为中国政策性对外贷款的重点在于基础设施,这一观点与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资深研究员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的描述一致。卡纳认为,中国的战略是,与自己认为具有重要商业与战略意义的国家建立“基础设施联盟”。

“基础设施是确认互联互通……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工具的一种方式。”卡纳表示,“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几百年来一直是施展影响力的工具,但未必有现在使用得那么多。”

“中国正通过建设新丝绸之路赢得这场新的‘大博弈’(Great Game),”卡纳表示。他提到的“大博弈”是19世纪俄国与英国在中亚的那场影响力角逐。

“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不是新鲜事物。这些项目已发展演化了25年。中国的目的始终没变,就是为了稳定大宗商品进口和本国商品的出口,”他接着说。

正如西方大国和日本在此前几十年实施的开发援助项目一样,“一带一路”计划下的政策性银行贷款多数都与中国企业的参与捆绑在一起,中国企业不是充当设备与原材料的供应方,就是承担项目的建设与运营。

Grison’s Peak发现,中国承诺贷款中有70%与中国企业的参与挂钩。这家投行表示,尽管这是贸易融资的标准做法,但目前它似乎也成了中国政策性对外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的一项标准特色。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中国政策性对外贷款的优惠特色或许开始淡化了。尽管政策性对外贷款的具体利率通常不对外披露,但据Grison’s Peak估计,在“一带一路”项目的早期阶段,贷款利率“似乎平均在2%至2.5%之间”。该行表示,最近贷款利率已提升至4%至4.5%区间。

译者/何黎

Friday, June 19, 2015

中国人在美国购房数额飚升

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一份报告称,中国人现在是美国房地产遥遥领先的最大外国买家,无论以数量、美元销售额还是交易价格衡量都是如此。该协会追踪全美各地的房地产购买交易。

在截至今年3月底的12个月里,中国买家在美国支出286亿美元(主要用于购买住宅物业),同比增加30%,而且是第二大外国买家群体——加拿大人支出金额的2.5倍多。

随着中国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大幅放缓,同时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不断深入,近年中国买家竞相在国外购买房地产。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已成为许多西方大城市住房的最大买家,这些城市包括纽约、伦敦、悉尼、温哥华、多伦多和奥克兰。在中国买家看来,这些地方位于讲英语的民主国家,有良好的教育体系、一流的生活质量、强大的法治和产权制度,因此这里的住房是极好的保值工具。

在截至今年3月底的一年里,中国赴美购房者的平均支出金额达到美国购房者的三倍多,平均为每套住房付出83.18万美元,而美国全国平均房产交易价为25.56万美元。

就所有海外买家而言,平均购房价格为49.96万美元,尽管排在中国后面的最大买家群体——加拿大、印度、墨西哥和英国买家——平均支出都低于这个水平。

尽管中国赴美购房者的交易总额在一年前就超过加拿大买家,但就交易数量而言,中国买家只是在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报告覆盖的最近12个月期间才超过加拿大买家。

就出售给外国买家的美国房地产而言,来自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的买家占总销售额的28%,交易数量的16%,而加拿大买家占交易数量的14%。

在美国,中国人最钟情的投资目的地是加利福尼亚州,占购房数量的35%,其次为华盛顿州、纽约、马萨诸塞州、伊利诺伊州和得克萨斯州。

据报告,约70%的中国买家购房全部使用现金,相比之下,这个比例在所有外国买家中为55%,在美国国内买家中为25%。

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每人每年只能汇款5万美元到国外,涌入全球房地产市场的大部分资金看起来在技术上是非法的。

虽然存在汇兑更大金额的合法途径,但北京的数家大银行向英国《金融时报》介绍说,他们从来没有为海外房地产买家安排这样的交易。参与该市场的人士透露,绝大部分海外购房资金是非法转移的。

译者/和风

蚂蚁金服估值逾450亿美元

熟悉阿里巴巴(Alibaba)情况的人士表示,该集团在线支付分公司蚂蚁金服(Ant Financial)已完成一轮募资,令其估值达到450亿美元到500亿美元之间。

450亿美元到500亿美元的估值,将令蚂蚁金服与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Xiaomi)及美国打车应用优步(Uber)一道,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未上市高科技企业。

去年,小米的估值曾达到450亿美元。而优步据报道也在募资过程中,其估值在这轮募资中达到500亿美元。

蚂蚁金服旗下运营着类似Paypal的在线支付公司支付宝(Alipay)。根据阿里巴巴的说法,在截至2014年6月底的一年里,支付宝处理的支付业务规模达7780亿美元。

根据Juniper Research的说法,这一数额是其美国同行Paypal的三倍,也等于去年全球2.5万亿美元在线支付总额的三分之一。

去年,蚂蚁金服成为少数几家被许可创办互联网银行的互联网企业。该公司定于在下周启动这一银行。

蚂蚁金服的主要股东是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Jack Ma),其他股东包括云锋基金(Yunfeng Capital)联合创始人虞锋(David Yu)。云锋基金是马云的私募股权基金。知情人士表示,虞锋是蚂蚁金服最新一轮私人配股的投资者之一。

熟悉该交易的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旗下的投资分公司国开金融(China Development Bank Capital),也是蚂蚁金服的投资方。此外,蚂蚁金服还曾披露其投资方包括中国全国社保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

蚂蚁金服拒绝透露募资规模,也拒绝透露定向配股的股份数。

在此之前,马云曾表示蚂蚁金服有计划在中国上市,但拒绝透露何时上市。不过,多家媒体报道暗示,可能的日期会落在2017年。

蚂蚁金服表示:“我们不否认正在向着上市努力,但我们没有上市时间表。”

2011年,马云将支付宝从阿里巴巴剥离,并将其置于自己及部分合伙人的直接控制之下,此举令支付宝陷入中国最具争议的企业治理丑闻之一。当时,持有阿里巴巴40%股份的雅虎(Yahoo),是主要的抗议者之一。

马云声称,为满足中国在网络金融领域的新规定,他不得不这么做。在那之后,阿里巴巴与雅虎和软银(SoftBank)达成了和解。软银是一家日本高科技集团,也是阿里巴巴另一家大股东。

译者/简易

瑞士钟表品牌销量排行榜

瑞士钟表业一向给人以神秘的感觉,不过实际上它与任何一个其它的现代产业一样公开,至少人们可以得到一系列官方数字,并且做一番相当准确的研究。对于我个人而言,3月份公布的瑞士制表企业2014年的销售情况就颇值得人们认真研究。

不出所料,劳力士依然高居首位,以45亿瑞士法郎的成绩将其它品牌远远抛在身后。这样的规模与全球百强企业相比大约只相当于榜尾企业的十分之一,基本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公司,但从利润的角度上看或许排名能够上升不少。可惜制表业这方面的数字颇难把握,因为除了复杂的制造与销售体系之外,瑞士钟表企业通常是家族所有、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的混合体,让许多事情难以简单地梳理清楚。

欧米茄以21.5亿瑞郎居第二,卡地亚以21.4亿瑞士法郎居第三,明显构成第二阵容。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这两家分别属于斯沃琪集团与历峰集团的企业如何与集团的其它部门划分出来会是相当困难,其中也有可能会引发争议。不过统计数字包括它们与劳力士的差距应该不出人们所料,圈内人士自可以通过获得天文台证书的数量等诸多细节去推测其准确度。当然,前三者在中国等新兴市场上差距可能并不如数字显示得那么大,不同国家的人们对于各品牌的感受差异会很大的。

百达翡丽、浪琴与天梭分别以12.8亿、12.4亿与11亿瑞士法郎的销售构成第三阵营。这里,首先让人惊异的是百达翡丽这个家族所有的企业能够做出这么大的年销售来,由此看见奢侈品的消费影响力之大。其次,浪琴的巨大飞跃近几年来让人刮目相看,无怪乎斯沃琪会给它越来越多的支持,其历史悠久的品牌文化价值再次展现了魅力。天梭则表现稳定,依然有着不小的发展空间。

万国7.8亿、豪雅7.7亿、斯沃琪7.6亿、爱彼7.2亿、宝玑与积家7亿、伯爵6.9亿构成第四阵营。这里,豪雅的排位一度从前三跌落到今天的位置发人深省,恐怕集团会对此有认真的研究与调整。斯沃琪其实有着爆发的潜力,这些年集团其下的机芯公司ETA的生意兴隆,依托着ETA而起的斯沃琪是否会放松了推广的力度——至少今年以来在中国有着不小的宣传力度,相信会体现在销售方面的。宝玑一直被认为没有做到最好,从如今从排位看其实不错。同样情况的还有爱彼,不过想一下百达翡丽,爱彼未来的发展空间应该有不少的。

江诗丹顿的5.8亿瑞士法郎、萧邦的5.7亿、宇舶的4.9亿、雷达的4.8亿、沛纳海的4.5亿、百年灵的3.7亿、法穆兰的3.1亿瑞郎构成了第五阵营。这里,感觉中江诗丹顿应该有着更加出色的业绩,就其在历峰集团的地位而言也应该有着更强大的销售能力。而萧邦、百年灵、雷达的发展前景也被圈内很多人看好,应该说都代表着瑞士制表业的主流。

其实,钟表圈对于类似的排名并不是十分看重,只是各家直接的竞争对手相互之间难免要不时互相“张望”一下,能够领先当然是更加开心的事。从统计数字的角度看,瑞士制表业呈现出强弱分明的格局,但考虑到斯沃琪集团与历峰集团拥有的诸多品牌,它们与劳力士鼎足而立的格局在上世纪末就形成而且大体维持均势。未来的角逐除了第一第二阵营的三大品牌之外,第三至第五阵营的表现才是构成强弱变化的主要依据。至于LVMH与开云集团是否能够威胁到前三大业内巨头,答案显而易见——差远了。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英国进一步对中国公民简化签证申请

英国将通过与比利时缔结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简化中国游客的签证申请。相关安排将让中国公民在同一个中心申请英国和欧洲申根区国家的签证。

此举出台之前,英国零售商和商业团体进行了游说,它们抱怨称,伦敦与花钱豪爽的中国游客擦肩而过,这些游客只需一个覆盖欧洲申根区26个国家的签证,即可在巴黎、米兰和柏林购物。英国不是申根协议的一部分。

新的英国/比利时协议意味着,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只需跑一趟北京、广州或上海的联合申请中心,就能获得英国和申根区签证。

去年夏天,英国内政大臣特里萨•梅(Theresa May)精简了手续,允许中国游客使用同一个网站申请英国和申根签证。然而,这仍算不上真正的联合申请系统,因为需要英国签证的人士仍必须亲自跑一趟专门的英国签证中心,以便处理他们的生物特征数据。

根据7月1日启动的试点方案,中国游客将可以在网上申请英国和比利时签证并缴费,使用一套证明文件,然后获得一个签证预约以完成整个过程。

尽管目前存在种种障碍,但在截至今年3月的一年里,英国发放给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的旅游签证数量增加了10%。与比利时合作的好处可能相对较小,因为前往该国的中国游客相对较少。

2013年,法国迎来33.5961万中国游客,而意大利的这个数字是33.3705万,德国是26.8404万。英国在那一年向中国公民发放了29.1919万个旅游签证,而比利时只发放了1.4223万个签证。

译者/和风

美国众议院授予奥巴马“快车道”授权

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试图复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贸易议程及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计划,而一小批支持贸易的民主党众议员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投票支持授予美国总统达成这类协定所需的“快车道”(fast-track)授权。

在昨日的投票中,众议院以218票对208票决定批准一项贸易法案的缩水版。上周,由于民主党议员否决了一项关联的工人援助计划,该法案未能通过。

现在,华盛顿的贸易辩论最早将于下周回到参议院。如果奥巴马及其共和党盟友成功说服支持贸易的民主党参议员继续予以支持,该法案有望在一周内呈交给奥巴马签署。

此事峰回路转之际,正值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的日本及其他贸易伙伴日益担忧多年的贸易谈判在美国国会碰壁。若该协定达成,它将是一代人以来最大的贸易协定。

译者/马柯斯

中国“一带一路”落实亟需细节

在中国举国进入“一带一路”时代后,这一战略的落实情况如何?毛泽东曾说过:“(对工作)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同时,抓而不实,也等于白抓。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以欧洲和印度为例,欧洲是“一带一路”北线极其重要的地区和目的地,印度则是南线“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重要目的地。然而笔者在实际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却是:目前在欧盟国家内部,对中国这一战略虽然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但私下在相當程度上持保留、乃至怀疑的态度;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国家印度,则另有一番盘算。

“一带一路”进入举国推进阶段后,细节落实就变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在“举国体制”的推动下。在当前,以下几个问题比较突出,必须予以解决。

缺乏有效的国际公关和推介

“一带一路”毕竟不是中国自己就可以解决的事,而当前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对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的公关和推介,这已经成为推进这一战略最大的外部障碍之一。我们从外方对“一带一路”的评论中,可以充分看到这一点:

一位欧陆大国官员告诉笔者:“‘一带一路’?还不如叫‘丝绸之路’更清晰,我们欧洲人都知道。”该国官员还向笔者表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到底是什么?是政治考虑更多?还是经济考虑更多?”其疑虑和观望的态度溢于言表,而且显然已经有了初步结论。

而另一个欧陆大国、同时也是经济强国的官员则明确表示:“你们中国在自己的周边搞‘一带一路’,例如在中亚,我们不持异议,但搞到欧洲,我们不赞成、有保留。”

欧洲一个国际组织的官员则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解释,他告诉笔者: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总量,而欧洲都是小国,欧洲自然会有人会认为这一战略是“明显借经济实力扩大经济乃至政治势力范围”了。而且客观来说,“欧洲自己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也有一个要东扩、要遏制俄罗斯的问题,而你们‘一带一路’的西进路线在越过中亚后,也会进入我们当前正想东扩的欧洲部分,例如那些欧洲的前苏联集团国家……”

近来上述状况有所变化,一些国家在公开场合开始表示要和中国合作,但在欧洲大国里,保留和怀疑的态度没有根本变化。

而印度的官员则表示:“势力均衡”是印度外交最重要的核心,因此印度不可能只把招商引资、解决印度基础设施薄弱问题的宝都压在中国一家身上,而要“均衡”。

上述反映除了利益冲突的客观原因外,也确有对外公关和解释不到位、因而使得这一战略说服力不强、前景不明朗的问题。

从当前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看,负责与国际社会保持日常密切联系的职能部门,无论是外交部还是中联部,都不是经济部门,处于有渠道但不了解情况的状况,这势必影响其推广“一带一路”的效果;而发改委和商务部是经济职能部门,但在同国际社会的联络方面相比外事部门,无论是渠道还是权威性都不够。

还有一个大的根本背景是:国际宣讲的薄弱和缺乏说服力,一直是近年来中国的软肋。

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公关和说服机会的。例如上述欧陆经济强国的官员在被笔者问及:“(中国扩展到欧洲你们不同意)如果以双方合作合资形式在欧洲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双方共同牟利,你们能否接受?”时,对方官员当即表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同时,印度官员在声称“印度可能是‘一带一路’唯一的麻烦”的同时,也向笔者透露:根据他们的调查,在电力(特别是火力电站)、公路和铁路这些行业,中国企业同其他外国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比,“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完全不用担心在公开投标中出局。”这显然是一种暗示。

中国股市遭遇7年来最大单周跌幅

中国股市遭遇至少五年内表现最差的一周。目前,投资者正在反复思量的问题是,中国股市全球罕见的涨势是否已走到尽头。

截至周五收盘时,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下跌6.42%,令该指数本周跌幅达到13.32%,创7年来最大单周跌幅。

深成指收跌6.03%,令其单周跌幅达到13.24%。这将是自截至2009年2月27日的那周以来,该指数的最大单周跌幅。

出现这一巨大跌幅的原因之一,是活跃的首次公开招股(IPO)市场暂时将投资者及其资金从二级市场吸引过去。

以国泰君安证券(Guotai Junan Securities)周三的发行价计算,该公司IPO规模达49亿美元。根据Dealogic的数据,这是今年迄今规模最大的新股上市。它还是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上市以来,中国A股最大规模的IPO。2010年7月,中国农行曾同时在香港和上海股市上市,募资总规模达221亿美元。

Dealogic分析师马宁表示:“中国发行商正在领跑全球新股上市,今年迄今已达成199宗交易,规模达到创纪录的348亿美元,比2014年同期的157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第二季度即将结束,银行可能在减少开支,准备迎接季末审查。

周四,楼市出现了较为乐观的数据。根据路透社(Reuters)用官方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中国新房价格的跌势趋缓。不过,当天中国股市下跌逾6%。这一局面符合那句谚语——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原因是它或许会降低中国政府推出更多刺激性举措的可能性。

过去一年里,沪深两市上涨了一倍以上。如今,它们是否正面临进一步调整?对于这个问题,不论是投资者还是分析师,都存在巨大分歧。

相对乐观的观察人士表示,沪指本周的巨大跌幅是短期因素导致的。而离岸投资者则日益看跌中国股市。

香港交银国际(Bocom International)董事总经理洪灏本周在报告中写道:“很明显,中国正处于泡沫之中。”

“为此,可以看看中国股市创世界纪录的周转率。这一周转率是美国的两倍以上,轻而易举地令其他所有股市相形见绌。迅猛增长的成交量,再加上居高不下的日周转率,都是处于泡沫状态高级阶段的特征。”

根据彭博(Bloomberg)的数据,周四收盘时,沪市12个月往绩市盈率均值为23.4倍,大大高于一年前的9.8倍。

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对全球基金经理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每10个基金经理中就有7位认为中国股市处于“泡沫”之中。澳新银行(ANZ)援引EPFR Global的数据显示,在截至周三的一周内,中国股权基金录得21亿美元外流资金。而在此前一周,外流资金的规模达71亿美元。

译者/简易

乙未年夏至造句

【盛夏】落在地上的阴影都裂开了嘴巴。

【十四岁】网上流传的一份文件称,东南沿海某省共青团招募的十五万余人网络志愿者中,十四至十八岁的高达九万之众,其中十四岁以下的竟然有近四千名。十四岁,正值豆蔻年华,他们却要学会攻击正当的思想者,以颠倒黑白的政治标语覆盖公共空间。因为参与谋杀村长而被腰斩的烈士刘胡兰,也恰恰是这个年龄。

【二】主子二,奴才装二。周小平之类的弄潮儿,羞辱不了知识分子,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奴役】一场思想绞杀运动正在进行中,他们试图将人变成强权的奴隶,不经由脑袋进行思考,而只接受专制者灌输的正确结论。依照毛泽东时代的菜单和流程,重新统治每一个人的灵魂,成为了网络时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标。通过渲染严刑峻法,让人们因畏惧而屈服进而趋附;孤立异议发声者,使其因恐慌而退缩。人们不敢公开宣示反党的心理禁忌被利用——因为那等于你站出来成为“国家敌人”,逼迫人们止步于政治制度变革的话题前。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严酷的斗争,同时,也是滑稽的闹剧。

【专车与政府】坐一次优步专车,你就能直觉地感受到互联网的力量。明晰、高效、文明,他们通过一款软件迅疾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解决了供需矛盾,“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无形之手的掌控下,社会有序、优雅地运转。乘车、结算,借助移动手机端便捷完成。我觉得,政府严厉把控的出租车行业,已经进入自行消亡倒计时。

不论他们是否真心改革,那个僵化、低效、腐败的行业行将被新技术革命所颠覆。摧枯拉朽的“优步革命”表明,一个政府必须证明自己有存在的必要理由;背离市场和人心的政府,若不思进取,将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对专车的疯狂打击,可以看作极权势力最后的挣扎。新技术带来的制度文明,将重塑人心和秩序,即使政府瘫痪,社会依旧可以有条不紊地运转。人,并不是因政府的存在而过上幸福生活,也不会因其消亡而丧失更多的幸福。由无数自组织结构的公民社会,才是人类最后的归宿。

作为垄断制度受害者的出租车司机,怯于向吸血鬼争取权利和利益,反而参与迫害专车司机,这是极权国家才有的绝妙讽刺剧。这就像是一场奴隶对自由人的战斗,唆使者获利者皆是奴隶主。只有当更多的出租车司机弃暗投明,转身作专车司机,才能迅疾瓦解那该死的行业,进而获得真正的解放。

【寿数】张充和女士于睡眠中无疾而终,享年一百零二岁;乔石前委员长因病医治无效终年九十一岁。前者系逝者家人发布,用“无疾而终”,何其恰切!这就是寿终:花开花落,一个高贵的生命干净、自然地走了。后者出自官方,尽管大多数中共高官得享高寿,仍按惯例冠之以“因病医治无效”的幌子,令人不悦。若医治有效,一个党国要人是否要万寿无疆?人们或许还会诘问,如果无病,人会不会不死呢?生老病死,人类必经的生命历程,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眼里,无病则不死?自从医疗界发明了癌症概念之后,人们几乎匍匐于癌上帝的脚下,每个人的生命的终结,都被各种癌盖棺论定,不是死于此癌,便是死于彼癌,——自然的死亡好像消失了。

Thursday, June 18, 2015

股市繁荣难当“稳增长”重任

经过前期持续大幅上涨后,本周中国股市迎来“预期”中的调整,截至本周四收盘,上证综指下跌7.37%,这无疑给“疯牛”行情泼了一盆冷水。以股市促增长,在当前全社会干实业氛围不足的情况下,极易异化为创造概念、制造“泡沫”的投机行为。希冀以股市的自反馈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实则是一项危险的游戏。

转型和创新需要股市扩容

按照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份额差异,各国的金融体系通常被区分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前者中,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通常是该经济体融资的主要方式,如中国、日本、德国;而后者中,市场融资通过发行(公开、非公开)各种债务和权益类型的直接融资工具,等市场融资方式,是该经济体融资的主要方式,如美国、英国等。前者因其能够集中全社会金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因而比较适合“赶超型经济发展”;后者比较适合“创新型经济发展”。

间接融资体系发展的标志和表现,是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对经济转型的需求,自然有改造和完善传统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要求,加快发展间接融资,2008年和2014年的旧、新“国九条”的先后发布,正是体现了现阶段经济发展对金融体系变革需求的政策确认。简言之,中国经济要转型,发展要上台阶,股市在内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既是实现这一经济转变的基础,也是实现创新型经济目标的手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上世纪90年代美国科技股、网络股泡沫,没有NSDQ,美国领先全球的信息产业是难以发展起来的。

从微观角度,创新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众多企业在经营中竞赛,寻找合适的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变革,因而也是一项成本高昂的社会运动。创新过程的成本在整体上更多地表现为,泡沫破裂后众多投资者的血本无归。要使创新发展的社会成本最小化,平稳发展、适度泡沫的股市,将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当然,竞赛胜利者获利丰厚。成功后的丰厚回报预期让投资者愿意冒险,这就是股市泡沫对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宏观效应。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型金融体系,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经济进步。现有比较金融体系研究和理论的发展,也没有发现这一点。对此问题,世界银行早在2001年就有定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来实现的;银行主导体系和市场主导体系都可以提高TFP。

股市承当“稳增长”重任?

然而,承当“经济转型”重任的资本市场,却难以承当“稳增长”重任。因为股市是一个实现经济长期发展目标的有效工具,却并不是一个维护短期增长稳定的适合手段。

股市持续繁荣的宏观影响,除了上述长期性的积极效应,还会通过各种自反馈机制对当期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具体说,资本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变动,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流动性效应、托宾“Q”效应、预期效应及资本流动效应等,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支出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表现产生影响。但是,股票价格变动产生的“自反馈机制”,在很多情况下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现有的诸多实证研究和经济实践表明,股价变动产生的自反馈机制,更多地发生在个例层面上,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原因在于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并非单一因素影响结果,不同经济体系中因财产结构、市场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的不同,家庭和企业对股价变动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

分析:香港泛民议员可能犯下战术错误

去年,中国一家国有出版社联系了波士顿的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希望取得吉恩•夏普(Gene Sharp)《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的中文版权。该书曾鼓舞世界各地的民主活动人士。

由一家最终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出版社提出这样的要求,似乎有点反常,尤其是在当时数万名拥护民主的抗议者走上香港街头的背景下。

1990年代初,身为爱因斯坦研究所创立者、非暴力社会运动专家的夏普教授写出了《从独裁到民主》。该书已被缅甸、塞尔维亚和叙利亚等众多国家的抗议组织者用作指南。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执行主任贾米拉•拉基卜(Jamila Raqib)怀疑,这家中国出版社无意印行该书,而只是想通过“独占”版权来阻止其他出版社这么做。

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有很好的理由惧怕87岁的夏普教授。他曾是香港支持民主的“占中”运动的灵感源泉。“占中”领导者表示,他们认为夏普教授的书就像一种指导手册,指点着他们的行动。

他们昨日声称获得胜利,香港立法会的民主派议员投了足够多的反对票,否决了中央政府提出的一套有争议、无商量余地的政治改革方案。

如果政改方案获得通过,香港的500万名登记选民将于2017年首次选举产生该市的行政长官。问题在于,中央坚持其有权审查候选人——“占中”运动称,这个条件等同于“假民主”。

中国官方对投票结果表示失望。但即使在昨日的投票之后,北京方面仍认为,“占中”对其在香港的权威不构成任何威胁。

北京方面的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占中”运动或许崇拜《从独裁到民主》——粉丝们经常将该书称为FDTD——但这个运动已经偏离了该书开出的有效抗议“处方”。就像1989年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抗议一样,“占中”已被证明是一场混乱的社会运动,主要由缺乏有效领导结构和战略视野的学生们推动。

“学生们毫无计划可言,”夏普教授在谈到最终被解放军的血腥清场画上句号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时表示,“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即兴行事。那种以为你可以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而即兴行事将带来更大成功的态度是无稽之谈……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很可能陷入大麻烦。”

“占中”运动从来不会面对天安门广场抗议那样的结局。但就像26年前北京的学生一样,这场运动犯下了类似的战术错误。去年,他们封锁关键路段长达几个月,最终损毁了本应成为该运动一根重要支柱的力量——香港的中产阶层上班族、店主和出租车司机,他们对日常生活被扰乱感到了厌倦。

北京方面现在希望,明年香港选举新一届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时,民主派阵营将因否决政改方案而受到惩罚——该方案虽不完美,但起码体现了进步。如果民主派丢掉足够多的席位,昨日失败的改革方案仍有可能及时通过,赶上201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

但是,如果说北京方面对香港感到放心的话,那么它对夏普教授鼓舞的“公民不服从”在内地蔓延开来的风险是非常认真对待的。

今日,在香港立法会大楼以北仅180公里外的广州一家法院,将有三名鲜为人知的异见人士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到审判——该罪名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控方声称,唐荆陵、袁新亭和王清营派发包括夏普教授的《从独裁到民主》在内的书籍,起诉书称,这些书包含“严重的政治错误”。

与该案类似的是,中国警方于3月8日国际妇女节时逮捕了5名女性活动人士,她们涉嫌策划反对公共交通上性骚扰的活动。她们后来被释放,但在获释前受到威胁,称如果继续公开发表言论,将被再次逮捕。

对于夏普教授来说,北京方面的狂热公诉很说明问题。“如果(中国的统治者)不害怕,”他问道,“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警觉地追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

译者/何黎

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名与实

【编者按】随着中国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率市场化引发诸多关注,货币政策走势也日益牵动人心,FT中文网近期推出《利率市场化》专题,敬请关注,编辑事宜,可联系Jin.xu@ftmail.com。

5月10日中国央行在宣布降息的同时,也将存款基准利率的浮动区间上调到了1.5倍。此举预示着中国经过20多年的努力,极有可能在今年取消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在形式上完成利率市场化。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这将无疑是惊险的一跃。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中国央行对于货币政策的操控,流动性从金融体系到实体经济的传导,经济中融资成本的高低,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贷款的数量管制

首先从改革的起点谈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出于降低资金成本以支持投资的目的,中国的存款利率一直被政府大幅压低。另一方面,中国的银行业,由于行业的高壁垒以及主管部门的协调,多年以来成功的维持了一个类似卡特尔的结构:通过减少竞争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息差水平。

投资者都知道,如果拥有稳定的息差,最好的投资策略就是加杠杆。对于银行而言,加杠杆的办法就是通过大力吸储和放贷来做大资产负债表。为了避免银行贷款增速过快,中国政府不得不引入贷款额度以制约银行的放贷能力。换句话说,人为压低的利率,加上银行卡特尔所带来的稳定息差,其自然的结果就是对于贷款的数量管制。

正是因为信贷总量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决定的,信贷市场长期供不应求,因此中国历来存在信贷配给的问题。之所以增加小微企业贷款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始终收效不大,就是因为银行在不愁放贷的情况下,出于利润和降低风险的考虑,更有动力向大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贷款。事实上,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贷款不是成本高低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同时,在信贷配给的情况下,银行拥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所以在中国降息往往不能相应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因为即使贷款利率降下去了,银行仍然可以通过提高中间费用来获得补偿。

公开市场操作作用有限

对于中国的银行而言,从事贷款的回报远远比购买债券利润丰厚。因此,银行资金运用的首选总是贷款。而债券市场则成了贷款数量管制下银行摆放剩余资金的地方。对于企业而言,债券融资非常困难,虽然中国债券市场的整体规模已将近38万亿人民币,但其中70%左右都来自政府和银行,企业发行的债券只有10万亿,和60多万亿的企业贷款相比非常小。对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而言,债券市场更是可望而不可及。

贷款管制和债市门槛加在一起,就导致了中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作用有限。因为在一开始,银行就已经在贷款额度内,尽可能多地放出了贷款。所以,即使中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使得债券收益率下降,银行并不会因此把资金从债券市场转移到贷款,所以贷款量并不能直接上升。而从企业的角度,即使债券的收益率下降,很多企业却发债无门,因此债券融资上升也有限。正是因为贷款和债券这两条渠道是不太通畅的,所以即使公开市场操作导致银行间利率大幅下降,也很难传导到实体经济。

京东蚕食阿里巴巴优势

在规模达2.8万亿人民币(合4510亿美元)的中国在线零售市场上,阿里巴巴(Alibaba)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目前有迹象表明,规模比它小的竞争对手——京东(JD.com)正在逐渐缩小与它的差距。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研究服务“投资参考”(FT Confidential Research)的数据显示,京东的人气在近几个月升至历史新高。《中国投资参考》2015年第一季度对近2000名网购者的调查显示,接近4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在京东购物。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调查中,表示经常在京东购物的受访者还只有30%。

尽管阿里巴巴仍是当仁不让的市场领先者,其旗下两家消费电商网站——淘宝网(Taobao)和天猫(Tmall)——的人气在今年第一季度都有所下降,京东的人气则大幅上升。

京东人气蹿升,主要是因为其在中小城市迅速扩建物流体系,并且自2014年年中以来跟中国互联网集团腾讯(Tencent)结成了战略联盟。

尽管一线城市和东部沿海富裕城市的消费者很早就接受了电子商务,但中小城市和内地省份的消费者对网上购物有着更大的需求,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实体店不够发达。电商企业在中小城市的发货速度有多快、覆盖范围有多远,直接关系到自身在网购者中间的受欢迎程度。

近年来,京东已投下巨资向中小城市扩张,使其人气大为提升。到2015年第一季度末,京东在全国1961个县市拥有3539个配送站和自提点;2014年底在1862个县市有3210个配送站和自提点;2014年第二季度在1780个县市有2523个配送站和自提点。

另一方面,京东与腾讯建立合作之后,可以接触后者的庞大的用户基础——仅微信(Wechat)和QQ这两款移动应用便拥有约10亿用户。

春节期间京东在微信和QQ上的促销活动(比如发电子红包),深受对价格敏感的大众市场消费者的喜爱,这些消费者以前通常在阿里巴巴的C2C网站淘宝网上物色便宜货。

送货服务的质量也很重要。京东也投巨资建设自己的物流网络,尽管代价不菲,但这让京东得以保持严格管理,实现快速精准的送货。送货质量提高了京东在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当中的受欢迎程度。

对比之下,阿里巴巴平台的商户主要依赖第三方物流公司,为天南地北的买家送货。因此,这些商户的发货速度和服务质量比不上京东,降低了阿里巴巴旗下两个网站的人气。

(上图显示了中国消费者最常用的几家电商网站,根据颜色从上至下分别为:淘宝、京东、天猫、亚马逊、当当、一号店、唯品会、苏宁易购)

在《中国投资参考》的调查中,36%的受访者表示,阿里巴巴的B2C平台天猫是他们使用最多的两个电商网站之一,比前一季度低了0.7%。另外,尽管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仍是最受欢迎的电商网站,但其人气连续第2个季度出现下降:50.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经常使用的是淘宝网,比去年同期下降4.2个百分点,比前一季度下降1.5个百分点。

淘宝人气下降,使得经常使用阿里巴巴旗下两家消费电商网站的受访者的百分比之和降至87%,低于2014年年中创下的最高值90%。

包括当当网(Dangdang)和亚马逊中国(Amazon China),几乎所有其他在线零售网站的人气在过去一年里都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得益于去年在美首次公开发行(IPO)融得的巨资,阿里巴巴和京东这两家市场领军公司都利用大笔投资巩固主导地位。

尽管阿里巴巴仍是显而易见的市场领先者,并在加大投资力度,但《中国投资参考》预计,在持续加大物流投资和用户基础扩大的帮助下,京东有望夺取更多地盘。

然而,持续的巨额投资和高成本的自营模式,意味着京东在近期仍不大可能实现盈利。

今年第一季度,京东的净亏损额从2014年第4季度的4.543亿元人民币扩大到了7.102亿元人民币。

在投资驱动模式下,京东得以慢慢缩小与阿里巴巴的差距,这一点从过去一年里其人气不断上升和股价的相对表现可以看出来。但是,投资者准备花多长时间等待这家“重资产型”在线零售商实现盈利,则需拭目以待。

译者/邢嵬

从工业革命历史看中国未来发展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工业革命已成为历史,但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至今仍未停息,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及其规律,仍然值得现在的人们借鉴。处在经济转型之中的中国,尤其需要重温这段历史,以指导自己未来的发展之路。

实际上,“工业革命”一词经常受到历史学家的质疑。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表示,工业革命用来描述的不是一个迅速、突然的变化,而是一个在18世纪以前已经开始进行,并由于各种实际目的而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持续过程。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后期,与商业革命带来的需求刺激有很大关系。利润丰厚的商业企业,以及同时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促成了18世纪晚期起飞的工业革命。

在19世纪期间,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传播的方式取决于很多因素,如自然资源的供应和不受行会限制或封建义务妨碍的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依次在比利时、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传播,与此同时,非欧洲的美国、英国自治领和日本也出现了工业革命。在此过程中,英国逐渐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事实上,进入20世纪开始,英国工业就落后于美国和德国之后,至1980年代,英国工业早已不在世界经济第一集团之中。到1995年左右,美欧国家经济增长率在2.6%和3.0%之间,而亚洲则达到了8.7%,其中,中国1995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2%。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导致工业革命继续演化,新兴市场国家开始成为全球工业生产新的增量推动力,中国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开始跻身“世界工厂”行列。自2001年加入WTO开始,中国经济从10万亿人民币增长到64万亿人民币(2014年)。可以认为,在工业革命发生100多年之后,中国开始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阳光,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世界工厂”,同时也成为新时期工业革命和贸易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革命影响全球各国经济的发展有其逻辑。在我们看来,工业革命产生的一些关键影响,对当前及未来的各国经济发展仍然会发挥同样的作用。换句话说,类似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的发展程度再高,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不变。让我们看看工业革命影响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一个影响是人口的增长。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并迅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效率的提高,经济因素成为人口爆炸的最大原因。同时,医学与卫生水平的提高,也对人口爆炸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现在,中国仍然享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以及劳动适龄人口,但未来的老龄化将削弱人口要素在低层次上推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工业革命的另一大影响是城市化。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厂体系的建立,使得人口大量涌入工业中心城市。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况,先是在欧洲国家,然后是美国、日本,最后是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及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目前,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进程,城市化也已进入稳定的成熟阶段,而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世界工厂”,则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和城市化的下半场。不过,中国下半场的城市化必须走与上半场发展不同的路。

Q&A:香港政改方案投票时刻

香港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的议员们从周三开始讨论一份充满争议的选举改革方案,辩论结果预计在周四或周五的投票表决中才会水落石出。作为亚洲金融中心,香港的政治前景以及它和中国内地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将由这一结果决定。

香港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什么?

香港政府希望,从2017年开始,赋予香港500万合法选民以普选方式选择其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利。

虽然香港政府提供的是“一人一票”的无记名投票方式,但是这一选举方案要求特首候选人必须由一个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提名。该委员会主要由香港商界人士和政界名人组成。

而在目前的选举制度下,负责选举特首的也是一个类似的1200人团体。正是这一团体,选出了支持率很低的现任特首梁振英(CY Leung)。

该政改方案的优势是什么?

忠于政府的人士表示,仅凭政改方案由北京方面提出这一事实,就足以构成香港应接受这一方案的理由。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归还给中国以来,香港一直在中国体制内享有一种半自治地位。

更加务实的支持者则敦促立法会议员,要他们眼下先“接纳”这一可能的最佳选项,之后再试图与北京方面谈判,争取未来实施更多民主改革。

这些支持者声称,否决这一方案,是对中国政府的打脸行为,这会令日益强硬的中国政府将来更不可能让步——而不是相反。

中国政府表示,北京提议的是“香港历史上最民主的制度安排”,并暗示可能愿意在今后做出进一步让步。

就在这周,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宋如安曾表示:“从法理上说,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法律制度。”

为何该方案遭遇了如此多的反对意见?

反对派议员和民运人士表示,这一改革方案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假”民主,因为支持当权者的提名委员会可能会把任何批评北京方面或香港上层精英圈的候选人排除在外。立法会中的这些反对派议员统称为泛民主派。

他们认为,接纳这一方案,等于是为一个不民主的体制打上合法性标签。

投票表决的可能结果是什么?

预计香港立法会议员会在周四或周五就该方案投票表决,具体投票时间要看辩论将持续多长时间。

不过,即使是政府官员也承认,他们可能会在投票中败北,原因是他们需要赢得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席位,而70名议员中的28名已表示反对这一方案。

不过,香港政府只需要说服5名反对派议员改变立场即可。目前,公开和幕后的游说活动一直在激烈进行中。

如果该方案被否决会怎样?

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已表示,如果他们的改革方案被立法会否决,香港政治改革将“停滞不前”。

他们坚称,不会与泛民主派启动新一轮谈判,而从2020年起为立法会选举引入普选的方案也会被放弃。

中国政府曾警告说,如果该方案不能取得成功,香港经济将会因不断内斗而蒙受损失。不过,中国官员私下承认,香港商业可能只会受极低程度的影响,香港政府将继续运转如常。

民运人士则表示将继续开展斗争。不过,他们担心在这次投票之后,由于没有明显的焦点可以凝聚共识,他们将很难把斗争势头维持下去。

如果该方案通过会怎样?

民运人士将会极为不满。香港市中心可能会再次出现群情激奋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不过,在去年“占中(Occupy)”运动引发暴力冲突和交通瘫痪之后,香港政府表示,目前他们对此的准备要充分得多。

如果政改方案得以通过,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将开始筹备2017年的香港特首选举,并就2020年立法会实行普选提出改革方案。

译者/何黎

香港政改方案遭否决

香港立法会议员否决了香港政府提出的全面改革选举制度的方案,令香港的政治前景充满变数。

大部分支持这一方案的议员在投票前最后一刻退场,似乎试图让投票延期而未果,令泛民主派在前者缺席的情况下展开投票。结果是,70人的立法会中,有28人投反对票,只有8人投赞成票。

香港政府提出的这一方案关乎香港如何在2017年选举特首。方案得到了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在香港引发了巨大的民意分裂。尽管这个方案让香港500万居民第一次获得投票权,但要求特首候选人必须由一个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提名。

自1997年以来,被称为香港特首的香港最高领导人,一直是由一个1200人的团体选举产生。这个团体由商界和政界领袖组成。但泛民主派人士则希望采取“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而且候选人提名也能不受限。他们声称,政府方案中的提名程序是一种“假”民主。

香港律师团体法证汇思(Progressive Lawyers Group)表示,该组织对立法会的决定表示欢迎。“不过,我们虽然欢迎这一决定,却不为此感到高兴。香港人依然没有获得法律承诺的普选权,这一事实仍然存在。”

由于亲政府的建制派阵营始终未能争取到通过这一法案所需的5张反对派的选票,投票结果在人们的普遍意料之中。建制派需要再获得5张选票,才能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确保该法案通过。

香港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最近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51%的香港居民支持通过该方案,37%的人反对该方案。

译者/何黎

留学,揭开中国应试教育的硬伤

中国应试教育的无数场考试和单纯以分数论英雄的衡量尺度足以培养起一个孩子面对学习急功近利的心态。无数场考试设置的一个又一个几乎决定人生命运走向的门槛儿也足以毁掉一个孩子终身学习的兴趣和愿望。一旦挣扎出为考试而学习的泥沼,恨不得今生与学习绝缘。高考后撕书,让书页散作漫天雪片的纪念仪式便是最直接的折射。但出国后就会发现,以急功近利的心态面对国外这套教育体系是多么致命的硬伤。相对中国国内一考定终身的选拔模式,加拿大无论中学、大学打得都是持久战,它常常让一些身着硬伤的孩子在需要坚持的时候轻言放弃。

西方大学阶段,学习很有挑战性,淘汰率高达40%,尤其是刚开始过语言关,学习压力很大,课程非常密集。就温哥华一所学院Langara College来说,语言课程分为8个级别,一个级别的费用就是2800加元,合人民币15000元,实话说真的不便宜。参加入读测试后进入相应级别学习。每个级别7周学时,每天4个小时的上课时间,4个小时的作业量。但这个量不能单纯以时间来计算,如果想学好的话,其实投入的精力远远超过这个时间。加拿大的学习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靠突击彻底没戏。他考察你的不是一次考试成绩,而是你的出勤情况,作业完成情况,课堂参与情况,还有他们非常重视的Presentation(课堂展示),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面向全班和老师的学术演说,所有这些全部折算成分数,老师“记账”记得很清楚,然后结合各种课堂考试和最后课程结束时的一个考试给出总成绩。在Langara College,语言课平均达到70%算及格,一个级别首次通不过可以复读,当然钱也是要再交的。如果第二次还通不过就没有再读的资格了,也就是该退学了。曾经语言4级的一个班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有两个人通过。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儿,已经是第二次没有通过,拿到成绩报告那天哭着离开了。后来,这个学校改革了现场取成绩报告的模式,改成发电子邮件给学生了,私下猜测是不是老师也不忍面对那些哭着离开的学生。但成绩的事情是严肃的,这里没有“同情分”。

为什么叫”过语言关“?就是因为语言课的学习很有挑战性,难度随着级别的提升也在增加。课堂上通过大量学术类听力的训练、以及记笔记、写论文的训练,来完成对学生学术学习的基本培训,以达到能真正开始专业课学习的要求。这和国内托福、雅思的产业链式的培训截然不同。那种应试化的培训能帮你拿到漂亮的分数,但动真格儿的,要听课、记笔记、写论文了,你会发现你的高分帮不了你。一节课下来,除了看到老师的嘴在动,几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时候的挫败感真让人恨不得立刻打道回府。

对语言的学习,很多人都有一个理解的误区,就是认为语言是需要环境的,到了英语语言环境,孩子的英语自然会很快提高。这个对于幼儿园或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来说可能比较适用,在游戏中就会说了、听懂了。但对于留学生来说,急需解决的肯定不是如何问个路、买点东西、做个游戏这种基础生活会话,进入高中或大学直接进入的就是学术类学习,语言一定是需要恶补的,补多少你都和当地的孩子有差距,但学校的衡量标准,对你和当地的孩子却是一致的。

蓝筹股未加入A股牛市行情

大公司在中国股市此轮涨势中被抛在后面,国内投资者瞄准较小盘的股票,以求从疯狂的交易中快速获利。

过去一年里,海量资金涌入中国股市,推动股价飙升,交易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上证综指上涨50%,而深圳成指翻了一倍多。

深圳上市公司目前平均市盈率达到72倍,远高于年初时的35倍。

此轮涨势的速度和规模,都使许多分析师担心2007年至2008年出现的中国股市泡沫和崩盘重演。上月,上海股市的交易量为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5倍多,同时中国投资者新开立了1200万股票交易账户,远高于去年5月的28.4万账户。

但是,随着市场狂热继续升温,多数蓝筹股(为大型境外机构投资者所青睐)涨幅仍相对有限。

在上证综指权重最大的10只成份股中,只有一只股票今年以来累计上涨逾25%。该指数的第三大成份股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仅上涨2.7%,而中国人寿(China Life)仅上涨1.5%。市值最大的公司中石油(PetroChina)上涨11%。

唯一的例外是上涨244%的中国中车(CRRC),但该公司作为中国两家最大列车制造商——中国北车(CNR)和中国南车(CSR)——合并的产物,合并后股票从6月8日起才开始交易。

在上证综指的前20大成份股中,5只股票今年以来上涨逾25%,还有2只股票的价格不涨反跌。在上证综指排名第15的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下跌9.9%,而排名第18的中国民生银行(China Minsheng Bank)下跌7%。

由内地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构成的指数——富时中国A50(FTSE China A50)叙述了类似的故事。该指数今年以来仅上涨16%,其市盈率为12.8倍,远低于上证综指的24倍。

对于通常只投资于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企业的全球投资者,富时中国A50指数是买卖中国股票的一种热门方式——无论是通过在新加坡上市的期货,还是通过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大型股的表现好坏不一,也反映在香港股市;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一般比其在内地上市的股票便宜2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s index)的市盈率为9.6倍,是全球大型股市中最低的。

但分析师们指出,较小盘的上市公司股票已出现泡沫迹象。印刷企业——中文在线(Beijing Chinese All Digital)今年以来已上涨逾2000%,而化工企业大庆华科(Daqing Huake)的市盈率高达约1300倍。

“(此轮涨势)基本上是由小盘股推动的,”瑞信(Credit Suisse)股票策略师陈昌华(Vincent Chan)表示。“当市场开始回调的时候,(它们)会崩盘。”

译者/和风

解决香港政改争议要回归基本法

在过去的数年间,围绕香港特首选举和“爱国爱港”问题,大陆与香港产生了许多争论,而且变得越来越棘手。中央政府认为“爱国爱港”是香港特首候选人的必备条件,而香港的一些政治人物和部分民众则认为这个条件不符合普选的国际标准,有打压和排除特定反对派的嫌疑。“占领中环”等许多激进的抗争行动由此爆发。

时下的香港社会正面临着因为政改而进一步撕裂的风险,最近有学生甚至做出了当众焚烧《基本法》,高举“命运自主、港人修宪”标语这样极端激进的举动。当下的困局该如何破解?笔者认为,既不能陷入抽象的“爱国爱港”迷思之中,也不能支持、鼓励或纵容“香港民族论”、“香港城邦论”等本地独立主义,而要回归到已经颁布25周年的《基本法》当中,以基本法为基础和标准来化解这次政改纷争。

“爱国爱港”的标准该如何界定

香港特首和相关政府官员是否应该“爱国爱港”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如果一个人不热爱自己的家乡,不忠诚于自己的祖国,那人民又如何放心地将政治权力委托给其行使呢!不过,在判断和评价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是否“爱国爱港”时,我们不能“跟着感觉走”,不能凭借主观任性地得出结论,而要将其客观化为具体的、明确的规则。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要看香港特首和相关政府官员是否遵守、拥护和热爱依据中国宪法授权所制定的《基本法》。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根据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自身的相关规定,这部法律已经取得了“宪法性法律”或者“宪制性法律”的地位,构成了香港地区其他法律规则的基础。

那么,香港《基本法》中有没有关于特首要“爱国爱港”的具体规定呢?笔者认为,基本法中确实没有“爱国爱港”这个术语,但其有相关规定可以作为支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本法第10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条例》(2001)则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任何候选人的提名,均须附有—— (a) 一项声明,表明——(i) 该候选人以个人身分参选;及 (ii) 该候选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及 (b) 一项关于该候选人的国籍和他是否拥有外国居留权的声明” 。这是关于“爱港”的基本规定。

其次,中国宪法序言和基本法序言都有关于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规定,《基本法》第1条也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的规定,特首对此不仅要严格遵守,而且要建立或提供制度、组织和物质保障,确保上述规定得以落实,因为这是“爱国”的具体体现。

最后,基本法序言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这一规定则同时体现了“爱国和爱港”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其要求特首和其他公务人员一方面要坚持和维护以《基本法》为基础所建立的香港法秩序,另一方面要尊重以中国宪法为基础所建立的大陆法秩序。请注意,这里的“以《基本法》为基础的香港法秩序”与“中国宪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秩序”,并不是两套平行且完全独立的法秩序,他们都是中国宪法这一“基础法秩序”下的“中观法秩序”(或者可以称为“次级法秩序”)。除了这两套中观法秩序外,中国目前还有民族自治地方法秩序、澳门法秩序。未来还可能有台湾法秩序,如果两岸和平统一的话。

Wednesday, June 17, 2015

香港选举改革面临关键一战

周三,民主派议员捧着象征对选举改革方案投否决票的牌子

周三,香港立法会议员开始就一份得到北京方面首肯的、充满争议的选举改革方案展开辩论,香港政治体制及香港与中国内地关系的前景面临变数。

周三上午,数百名支持和反对这一方案的抗议者,吵吵嚷嚷地聚集在香港立法会大楼外。香港警方密切关注着他们,力图避免去年“占中”运动中的暴力冲突和混乱场面重演。

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将首次允许中国这块半自治领土上的公民投票选出自己的行政长官。

然而,反对派议员已发誓要否决这一方案。他们表示,这一方案其实是“假民主”,因为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将有权筛选候选人。

这一方案的投票表决预计会在周四或周五举行,它将成为民主派人士与香港政府间的最新一场斗争。香港政府得到北京方面以及香港有影响力的大亨的支持。

按照进度安排,在就选举制度改革展开辩论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还将讨论22个与香港本地事务有关的问题,包括公厕中女厕位不足的问题,该问题导致“女性上公厕时要排很长的队”。

由于在香港立法会的70个席位中占据27席,被称为“泛民派”的反对派群体有能力阻止政府获得实施这一选举改革方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

不过,反对派政治人士面临香港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的强大压力,要求他们改换阵营。

中国政府表示,对香港来说,这一改革计划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它还警告说,如果该方案被否决,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经济发展将因持续上演的内斗而受阻。

香港市民的意见存在巨大分歧,一些人认为香港应以务实态度顺应北京方面的主张,另一些人则坚决拒绝接受任何不彻底的民主。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中国政府依照之前其与英国政府达成的“一国两制”框架治理香港。

周三,在香港立法会大楼外抗议的Pucky Cheung表示:“香港是中国的城市。既然这个方案来自中国政府,我们就必须遵守它。”现年30岁的Pucky Cheung供职于一家贸易公司。

59岁的退休人员Alexandra Wang则持相反的观点。她举着一柄象征去年占中运动的黄伞。

她说:“这不是真普选,而是假的。我认为它会被否决,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们的分歧太大,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宋如安表示,如果改革方案被否决,香港民主发展将“停滞不前”。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CY Leung)呼吁结束争论。梁振英经常受到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嘲讽。

梁振英表示:“过去两年,我们已在普选的问题上花费了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应该将时间和精力重新聚焦和部署到其他事务上。我们不能没完没了地纠缠一件泛民派似乎下定决心要让香港政府和香港社会付出的努力彻底白费的事情。”

译者/何黎

何为中国的“软实力”?

一个月前,在自斯大林(Stalin)时期以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阅兵式上,一位外国嘉宾与阅兵式上展示的令人生畏的武器一样吸引了世人的关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领导了此次庆祝俄罗斯人所称“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身边的是与他志趣相投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普京希望习近平的出席将象征着一个新的多极世界秩序,中俄两国将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最终,俄罗斯的战略思维继续认为,军事和地缘政治实力优先于、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财富和威望,自俄国沙皇时代以来,俄罗斯一直这么认为。

中国没有理由反对俄罗斯如此觊觎权力。中国将强大且野心勃勃的俄罗斯视为又一个掩护,它可以让美国担忧并花费巨大外交努力。随着美欧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机会之门对中国敞开,让中国既可以利用俄罗斯的矿产和能源,又能就涉及重要的欧亚大陆的问题对俄罗斯施加影响。

然而,尽管中国可能会纵容俄罗斯提出的“新多极秩序”的理念,但中国对于“多极”的意义有着自己的看法:即排他的权力共享集团——两国集团(G2),美国和中国居于核心。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在壮大。尽管中国最高领导层很少表达这种看法,但人们越来越能从中国政府以及商业精英的态度和世界观中感受到这一点。

直到最近,中国一直对自己有着非常清晰的计划:通过强调出口的经济模式以及大量储蓄和投资的累积,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快速增长。中国还对精英应发挥的作用提出了清晰的概念:在民主氧气稀薄的环境下推动社会经济效益,并积极致力于提高中国在经济、科学以及技术方面的竞争力。

中国还明白自己希望“从世界”得到什么,并努力适应全球状况,而中国的注意力不会从竞争成为超级经济强国分散到别处。

一方面,中国从来不欢迎他国复制其社会经济模式。最终,效仿中国就是与中国竞争。另一方面,只要中国认为其地缘政治势力范围没有面临挑战,中国就对如下这种政治战略框架感到满意:该框架不迫使中国加入海外的临时军事同盟,哪怕是由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授权的。

然而,如果中国草拟了一份详细的超级大国计划,那么其中缺失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希望“为世界”做什么。中国对于世界应如何构建以及如何正常运转缺乏结构清晰的看法。世界秩序应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中国在打造这种秩序中的作用,正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中国的外交措辞和行动中。

美国在“硬实力”(其毋庸置疑的军事领先地位)和“软实力”(支持市场经济及代议制民主的传统但陈旧的言论)之间摇摆,中国则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G2中的“利基”所在:通过巨大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打造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的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执行贸易国战略的非凡能力。这使得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关系不同领域的方式出现了明显的不均衡。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和进口国),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同等重要的基础设施融资、外国直接投资或信贷供应的来源国。但这一点正在发生变化。

A股对MSCI已过于沉重?

投资者套现防股市下跌

投资者正将资金撤离股市,改为持有现金,他们预计希腊将出现违约而美联储(Fed)将在今年加息。今年夏天采取防范股市下跌措施的投资者人数创下纪录。

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调查显示,全球基金经理将投资组合中的现金比例由上月的4.5%提高至6月的4.9%,这是自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就欧洲基金经理的情况而言则是6年来的最高水平。

该调查凸显了人们对希腊将出现债务违约的担忧,在接受调查的150多名基金经理中,多数人预计希腊将会违约,仅有43%的人预计此次危机会以积极的方式得到化解。

上周末希腊及其债权人谈判破裂后,本周市场一直紧张不安,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升至自去年来的最高水平。

基金经理日益认为美联储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加息,如今有54%的人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加息,而上月仅有45%的人这样认为。

加息的前景使投资者预计股市将在未来3个月下跌,原因是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杠杆处于5年来最高水平。

尽管人们担心希腊问题,欧洲股市仍然受到基金经理的青睐,他们对欧洲的宏观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预期通胀将走高的基金经理所占的比例,比有其他预期的基金经理所占的比例多出83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

“投资者仍然看好欧股,但对希腊问题和收益率升高日益担忧,”美银美林欧洲股票策略主管詹姆斯•巴尔蒂(James Barty)称。

多数人仍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仅有15%的基金经理预计希腊将退出欧元区。

“投资者似乎没有准备应对希腊出现‘最糟糕的情况’……我们认为希腊问题和平解决是股市回升的一个必要条件,“美银美林称。

该行称,资金继续从新兴市场流出,中国疲软的经济增长、美元走强以及企业盈利前景欠佳令基金经理对新兴市场敬而远之。

接受调查的全球投资者中,70%的人认为最近急剧上涨的中国股市存在“泡沫”。过去一年中,上海股市上涨了150%左右。

译者/何黎

中国南北车合并意在获取国外订单

一年前的今天,一位幸运的投资者可能以每股不到6.1港元的价格买入了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北车(CNR)和中国南车(CSR)的股票,然后伴随着合并传闻的发酵,看着股价一涨再涨。合并之前的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是中国两家占主导地位的列车生产商。

6个多月后,这两家公司证实了它们真的将合为一家,中国南车将以换股的形式合并中国北车,每1股中国北车股票换取1.1股中国南车股票(1.1股中国南车H股当时价值8.05港元)。合并后的新公司更名为中国中车(CRRC Corp)。当中国中车6月8日复牌时,其股价一度攀上每股15.70港元,过去一周里又跌了回来。巴克莱(Barclays)分析师给出的中国中车股票目标价为每股17港元。

这两家“笨重”的铁路车辆制造商,在全国合计拥有逾17万名雇员,以及数十家五花八门的子公司。为何这么多投资者要抢着“搭车”呢?

在中国股市前所未有的牛市行情中,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决定把它们的车辆钩连在一起,这个时机选择得不错。就在两家公司合并计划最终敲定前夕,沪港通(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机制启动,股价因此被推上新高。沪港通允许沪港两地的投资者购买在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连通了此前被中国封闭的资本账户分割开来的两地股市。

但是,就像所有推介得不错的合并案一样,南北车合并向投资者兜售了一个更宏大的故事,它讲述的是中国拖延已久的国企改革计划似乎将步入新阶段。

正如中国当前许多领军企业一样,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都脱胎于同一个官僚机构——铁道部。铁道部的鼎盛时期在毛泽东时代,那时它负责铁路行业方方面面的建设和管理。

20世纪90年代末,在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的推动下,中国政府第一次真正努力改革国有行业。那时改革的重点在于促进国内竞争。

在各个行业,经营实体与供应商被分离开来。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当时分别继承了铁道部在北方和南方的铁路车辆工厂,相互间展开竞争。最终,这两家新创立的公司的盈利部门被剥离出来、在港交所上市。

中国在世纪之交加入世贸组织(WTO)后,经济实现了迅猛增长,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等国企的利润也飞速增加。它们得到国有银行的扶持,并在一场全球范围内史无前例的高铁与城市地铁项目投资热潮中承担了供货任务。

不到5年,中国就建成了世界最庞大的高速铁路网,上面行驶的列车几乎全都是由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供应的。眼下中国政府的重点转向城市轨道项目,未来全国各地地铁运营商新购买的地铁列车,有十分之九将出自合并后的中国中车。

唯一的问题是,一种过去在国内一直奏效的策略在国外却失灵了,尽管在许多国际招标中这两家公司给出的报价都远远低于竞争对手——它们供应一组高速列车的报价可比西门子(Siemens)等竞争对手低出三分之一以上。

南北车在投标时相互竞争,往往导致非常离奇的结果。去年10月,中国北车赢得一项合同,以5.7亿美元的价格为波士顿地铁系统供应逾280辆列车。庞巴迪(Bombardier)的报价为10亿美元。中国南车的投标则因在质量与技术方面“不可接受”而被拒绝。但是,中国南车与其他中国企业组成的一个联合体曾中标墨西哥一个高铁项目,不过后来墨西哥政府因预算紧张取消了该项目。

南北车合并后年营收达320亿美元,它们将不再相互杀价,并且应该能在研发等职能方面节约成本。但从其他方面看,这将是一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合并。两家公司都不愿裁剪自己庞大的员工队伍。

今年2月,中国国资委一名官员表示,为了“确保合并过程中员工和企业稳定”,合并后的中国中车不会进行任何形式的裁员。这表明,此次合并更多是为了在国外获得订单,而不是为了在国内推进实打实的企业改革。

译者/何黎

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东京跌出前十

东京正在走下坡路。过去20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东京都拥有外侨眼中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的“殊荣”。如今,这座日本最大的都市甚至未能跻身前十名。

至少,这是咨询公司美世(Mercer)在其生活成本年度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东京从第七名滑落至第11名,而2013年这座城市还曾占据第三名的位置。东京排名下滑背后的原因是,过去一年里日元相对美元走软。

事实上,汇率波动让2015年排行榜的座次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年是美世第21年发布这一排行榜。

美世咨询师凯特•菲茨帕特里克(Kate Fitzpatrick)表示:“汇率波动总是会对排名产生很大影响,但今年它的影响格外突出。”

日元和欧元相对美元和人民币都已大幅走软。此外,今年初瑞士出人意料取消汇率上限后,瑞士法郎的汇率也已走强。

因此,苏黎世和日内瓦双双上升一位,在前五名中占据两席。瑞士首都伯尔尼下滑一位至第九名,但这完全是因为上海、北京和首尔的表现太过抢眼。



生活成本—最昂贵城市
2015年排名2014年排名城市所在国家两居室公寓月租金(以美元计)**三居室住房月租金(以美元计)**
11罗安达安哥拉680015800
23香港中国657611863
35苏黎世瑞士39635892
44新加坡新加坡32476936
56日内瓦瑞士37496213
610上海中国40646503
711北京中国35775284
814首尔韩国34956808
98伯尔尼瑞士2464n/a*
102恩贾梅纳乍得n/a*2252
来源:美世. 注释:*该地区缺少合适的房产 **未配备家具

这次调查对一篮子逾200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做了比较,并考虑了国际标准居所的租金成本。这一篮子商品和服务包括进口主食、汉堡包和电影票等等。

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依然在榜单上占据首位的原因是,上述样本中的许多商品在该市很难买到,而且该市的居住成本也高居榜首。在罗安达,一条牛仔裤要247.53美元,是纽约同类商品价格的4倍以上。

美世的调查在编制排行榜时把纽约作为基准城市。出于这个原因,一国货币相对美元是走强还是走软会对排名产生很大影响。

在这份榜单上,美国城市平均上升了36位。纽约排名未变,仍是第16名,也仍是生活成本最高的美国城市。紧随其后的是洛杉矶,排名从第62位跃升至第36位。

与此类似,人民币走强也导致中国城市平均上升了18位。

该排名旨在帮助跨国公司和各国政府确定其雇员的驻外津贴水平。

伦敦在该排行榜上依然居第12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其不断上涨的房租。不过,看起来在伦敦买杯咖啡比在香港要划算些,伦敦的一杯咖啡要3.83美元,香港则要7.80美元。此外,香港的房租还是除罗安达以外最贵的。

译者/简易

优衣库深圳供应商发生罢工

为日本低成本时装零售商优衣库(Uniqlo)生产服装的一家中国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这是世界主要制造中心劳资关系紧张的最新例证。

据一名劳工维权人士介绍,广东深圳庆盛服饰皮具公司(Shenzhen Artigas Clothing & Leather)工厂的数百名员工自6月8日起罢工,原因是担心公司想要关厂。

“工人们邀请管理层同他们谈判公平补偿事宜,但工厂经理没有表现出任何商谈兴趣,”香港劳工权利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tudents &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ur,简称SACOM)的活动人士Alexandra Chan表示。“大约500名工人睡在工厂,以确保机器不会被搬走。”

从iPhone手机到T恤,中国的工厂生产全球很多消费者产品。近年来,随着工资预期大幅上升,制造商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这些工厂的劳资关系不断恶化。

今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官员“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指出“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

据官方的中国社科院统计,涉及100至1000名工人的集体劳动争议数量呈10倍增长。

此类争议从2007年的23起增至2012年的209起。过去一年里还发生了一些涉及数千乃至数万名工人的劳工行动。

优衣库的经营者——快速增长的日本公司迅销(Fast Retailing)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上述深圳工厂的一部分工人正在罢工。

该公司表示,它正“处于确认罢工相关事实的过程中”,同时它已请该厂东家Lever Shirt的管理层“同工人们讨论这个问题,达成和平解决”。

据公司官网介绍,Lever Shirt和庆盛服饰皮具厂都是总部位于香港的服装制造集团Lever Style的业务部门。

该公司称,除了优衣库以外,它还为阿玛尼(Armani)、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和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等全球时尚品牌生产服装。

记者一时联系不上Lever Style的任何人请其置评,致电庆盛服饰皮具厂则无人接听。

Chan女士表示,她的组织(总部设在香港的几个劳工权利团体之一)从去年开始调查优衣库的供应链。

她说,去年12月发表一份报告、批评中国另外两家为优衣库生产服装的工厂的劳动条件后,她开始与迅销对话。

“他们向我们承诺,两家受到调查的中国工厂将拿出补救行动计划,”她说。“他们一直在试图改变自己的监督制度,但遗憾的是,一些工人告诉我们,情况并没有很大变化。”

Kana Inagaki东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农民工的艰辛维权路

2011年11月,张广德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让他立刻赶往中国南方的一座工业城市。他的儿子张廷振在那里为富士康(Foxconn)工作,后者是一家为苹果公司(Apple)代工的台资电子产品制造商,也是中国最大的雇主之一。

28岁的张廷振是一名来自中国中部的农民工,他站在梯子上修理一盏应急灯时遭到了电击,从4米左右的高处跌落,头部撞到了地面。当张广德来到深圳(广东省的一个制造业中心)儿子的床边时,医生已经对危及生命的肿胀大脑进行了部分切除。曾是一名优秀田径运动员的张廷振两年多来一直卧床不起,直至最近才开始下地走路。他的后半生都需要有人照顾。

张廷振的事故让他的父亲走上了四年的漫长维权之路,他经历了中国司法体系的每一个层级——各级法院和仲裁机构,而当这两条途径都行不通时,他只能求助古老的的上访制度。在古代,中国农民曾通过这种制度向官府申冤。

随着中国一度看似取之不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供应逐渐枯竭——经济学家们称这一时刻为“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过去30年间推动中国经济奇迹的农民工正在很多方面获得对雇主的空前影响力,从薪酬和福利谈判,到伤残索赔。

这导致了劳资纠纷数量激增,还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像张广德一样在法庭提起诉讼。但在劳资纠纷的过程中,一些人发现自己陷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最多可判处五年监禁的一项模糊指控——的危险法律境地。

但是,在过去两年里出现一系列标志性的劳动纠纷案件之后,中国工人们几乎没有获得多少法律上的胜利。这引发了人们对法院系统的广泛质疑:这些法院是否有能力为那些与有钱有势的雇主和地方官员产生纠纷的工人伸张正义?“中国的情况是,法律受制于权力,”张广德说,“中国太腐败了,地方政府不断地欺瞒上级。”

劳资冲突

深圳劳工维权人士吴贵军在被拘留一年后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他的指控最终被撤销。

“中国的司法体制非常官僚化,很容易受到政府的压力,”他说。“这让工人们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利。”吴贵军在2013年的一起维权纠纷期间被捕,据称他带领工人们举行了一场抗议游行,检方称此举扰乱了社会秩序。

执政的中共已发出信号表明,它决心结束地方政府对法院判决的干涉,从而推进社会正义,同时强化北京对司法体系的集中控制。去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点讨论了法治议题,称要让民众对司法体系有足够的信任,让上访者成为原告,求助于当地法院,而不是涌向北京。中共也希望,有效的法院和仲裁体制将有助于平息吴贵军所参与的那种大规模工人抗议,以免不满情绪达到临界点并扩散至街头。

然而,党已明确表示,它无意放弃对法院的最终权威,包括有权决定政治敏感案件的判决,这些案件受到拥有实权的政法委的监督。

过去一年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劳动纠纷案的结果似乎表明,政法委正试图把握微妙的平衡。尽管它不希望赞同可能引发中国快速演变的工人运动反弹的严厉惩罚,但它也不想鼓励工人积极维权。中国的法律并不保护罢工权,而且禁止设立独立工会。

Tuesday, June 16, 2015

IMF应欢迎人民币登上世界舞台

人民币正在以一种看似不可阻挡的势头向成为世界货币挺进。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得到广泛使用。现在,中国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通过将人民币纳入构成其记账单位——特别提款权(SDR)——的固定货币篮子,使人民币成为一种官方储备货币。这个货币篮子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组成。

目前有充分理由欢迎人民币崛起。人民币的崛起轨迹与中国银行业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这些改革将增强中国经济的市场友好性。这些改革对于确立一条更加平衡、风险更低的增长路径是必需的,这条路径对投资不那么依赖,可以创造更多就业并减轻环境恶化。中国的经济改革者已经培养了公众对这样一种理念的支持,即一个经济强国应该拥有一种重要的世界货币。

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进行一系列国内改革:它需要一个更完善、监管良好的银行系统;品种更丰富的金融市场,包括基本的外汇衍生品;减少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限制;以及更灵活的汇率。

这些改革将使国内储蓄更高效地分配到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和更高生产率增长的行业。一个更完善的金融体系将给予(尤其是服务业的)中小型企业更多获得贷款的机会。部分放松资本流出管制,已经正在给中国家庭带来将储蓄进行分散投资并获得更高回报的机会。

但针对这些挑战强大既得利益特权的改革,政治上的反对非常激烈。为了克服改革的阻力,中国政府已经喊出“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战斗口号,正马不停蹄地推进改革。

一个例子是:中国央行(PBoC)表示,今年有很大概率将取消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这将迫使银行相互竞争以吸收存款,让家庭获得更高的储蓄回报。由于担心来自规模较小银行的竞争,大型银行一直在抵制这一改革。央行已进行回击,指出要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中国需要完全由市场决定利率。

中国的改革者承认,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中的重要地位有利也有弊。控制人民币汇率将变得更加困难,但正式承认人民币为储备货币将是对中国改革努力的重要认可。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政府来说,应该欢迎人民币的崛起。

一个更加开放的资本账户将使中国央行更难于管理或“操纵”人民币汇率,打消美国对中国出口商从廉价货币中获得不公平优势的担忧。对人民币更强劲的需求意味着更高的汇率,使中国消费者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进口商品,并对外国出口商起到提振作用。

开放中国金融市场能够为从银行到保险公司的各类外国企业创造机会。更灵活的汇率将使中国不再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减少其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贡献。IMF的认可固然值得高兴,但最终驱动人民币被采纳为储备货币的将是市场力量。如果外国投资者(包括各央行)认为人民币值得持有,它们就会持有人民币。实际上,很多国家在自己的外汇投资组合中持有少量人民币。

不过,人民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储备货币可能性不大。培养外国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任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政治和司法改革,而这样的改革不可能出现。目前看来,美元的地位是安全的。

正式认可人民币崛起,对于IMF来说很重要。这将避免该机构的合法性再次遭到打击,因迟迟没有进行改革、以给予新兴经济体应得的投票权,IMF的合法性已遭到质疑。

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 IMF不认可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将凸显它们的担忧,即IMF仍是一个由发达经济体管理并为其利益服务的机构。而IMF认可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将使中国政府成为既得利益者,维护IMF在国际金融中的首要地位将保住这份既得利益。

人民币的崛起可以成为促进中国及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建设性力量,应当受到欢迎。

本文作者是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以及IMF中国部前负责人

译者/陈隆祥

中国提高核武战略预警意味着什么?

国防白皮书是中国国防和安全政策的权威性文件。然而两年前,中国政府发布的上一份国防白皮书中的部分内容曾在国际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文件中没有提到中国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FU)”这一长期政策。这使得部分国外专家认为中国这一实施了几十年的政策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中国专家后来很快指出,虽然文件中没有包含“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放弃相关承诺。他们表示,自2013年以来,中国国防白皮书的形式已从综合型转为专注于某一特定主题的专题型。2013年国防白皮书侧重于“中国武装力量的多元化运用”这一主题,对中国的核政策着墨不多。

这一解释似乎在2015年5月26日最新发布的2015年国防白皮书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此份国防白皮书也未对中国国防政策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评述,而是以“中国的军事战略”作为中心主题。

当然,中国政府也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在今年的国防白皮书中重新加入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中国还在这份白皮书中再次重申,其核武器仅限于两个目的,即进行“战略威慑与核反击”。这从根本上排除了对中国将在常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也为中国是否已经改变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如何理解中国的“战略预警能力”

此份白皮书中有关中国核政策的部分,最值得注意的其实并非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重申,而是中国首次正式提出将“提高战略预警”。

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建设核力量战略预警能力的猜测已经存在多年。在中国正式提出这一问题后,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中国所谓的“战略预警能力”究竟指的是什么?其中一种可能的猜测是,中国想要效仿美国和俄罗斯,建立战略导弹预警系统。美国长期拥有卫星监测和陆基雷达系统,可探测和跟踪敌方发射的远程弹道导弹。这一体系使得美国能够对来袭的敌方远程弹道导弹迅速作出反应。例如,美国可以选择在本国的核导弹被摧毁前就发动反击,这一政策也被称为“基于预警的发射”方针。此外,美国也可以选择在敌方导弹落地之前利用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其进行拦截。

冷战期间,苏联也建立了全方位的预警卫星和地面雷达网络。但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不再有足够的资金维持该系统的运作。目前俄罗斯已没有可使用的预警卫星,仅依靠少数陆基雷达保持有限的预警能力。不过近年来也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正不断恢复其空基和陆基预警体系的建设。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在很多方面会参考和借鉴上述两个主要核大国的相关模式。最近的例子包括中国对多弹头分导技术的开发和部署及中国对加强海基核力量建设的重视。因此,如果中国真的打算发展战略导弹预警系统也并不奇怪,毕竟美国和俄罗斯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拥有相关能力。

和平时期 “基于预警的发射”政策伴随着巨大风险

自2004年以来,中国屡次在国防白皮书中提及要提高核力量的“快速反应”能力。只不过在当时,“快速反应”所代指的含义还不甚明晰,也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希望在遭受首次核打击后立即进行核反击。

牛市不需“国家战略”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A股市场走出了一轮强劲的大牛市行情。从去年最低点的1991点上涨到如今的逾5000点,涨幅超过150%,牛冠全球。然而,面对指数的快速走高,国内外投资者的态度却形成强烈反差,甚至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

从笔者接触的国外投资者来看,绝大多数认为,当前中国股估值明显过高,经济低迷,改革预期被过度夸大,投资A股无异于火中取栗。而国内投资者的主流观点仍保持乐观,提出本轮牛市是在政府悉心呵护之下营造出来的,既有改革预期支撑,也有无风险利率下降过程中的充裕流动性作保障,在"国家牛市战略"之下,政策支持使股市很难下跌,并提出6000点甚至10000点的预测。

当然,虽然主流如此,但近期中国国内官员和学者的公开表态中,也出现了一些担忧的声音。例如,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曾公开指出,资本市场的常态就是有涨有跌,牛市不会按照个人的主观意志去发展,股市是牛还是熊不应该体现国家意志,所谓“国家牛”是不可持续的;而以许小年为代表的观点则认为,当前股市是疯狂的,除了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解释,而且泡沫破灭的后果极其严重。

尽管如此,但整体来看,海内外投资者“外冷内热”的总体趋势并没有改变。而这从早前A股能否加入MSCI问题上,国内外两种明显不同的情绪也可以做以佐证:即国内对此曾一度欢欣鼓舞,认为这将带动大量海外资金入市,支持股市长红。而海外基金经理则多数表示置疑,认为A股市场过去12个月内已翻番,即使A股加入MSCI,他们也不想在顶部做"接盘大侠"。

实际上,两种投资风格恰恰是两个市场投资者结构差异的体现,毕竟海外投资者主要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奉行价值投资,估值是否合理是其投资最重要的依据。而国内投资者则散户是主体,预期因素、流动性因素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似乎更加显著。诸多观点交锋之下,笔者从最基础的功课做起,梳理了影响本轮以至于未来资本市场上涨的动因、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做出理性判断,确保金融稳定。

支持股市快牛的六大因素

在笔者看来,支持资本市场上涨的原因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货币政策放松带动无风险利率下行,从而带来估值的回归。可以看到去年上半年,货币政策相对偏紧,降准、降息等常规性货币政策被置之高阁,结构性政策承担着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但自去年11月首次降息以来,央行货币政策可谓大转弯,不仅两次降息、三次降准,且幅度超出预期,这也导致货币市场利率下行,截至今年5月,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1.42%,比去年同期低1.14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30%,比去年同期低1.26个百分点。展望未来,在经济下行,通胀压力不大的情况下,预计货币政策会进一步宽松,而这也将进一步降低无风险利率,支持资产价格上涨。

二是对改革的乐观预期。近期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提到,“改革牛”理论是成立的(与肖主席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不占少数,比如任泽平)。可以看到,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新一届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十分坚定,60条306项的具体任务逐步推进,金融改革、城镇化改革、财税改革、价格改革、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国企改革等深水区改革顶层设计相继通过。从本轮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来看,投资改革概念股的资金更是盆满钵盈,如京津冀改革、医疗改革、国企改革等相关股票表现卓越。可以说,市场对“改革牛”的乐观预期是推动本轮股市上行的重要原因。

一位中国律师被捕引发的涟漪效应

中国律师浦志强今年夏天将面临审判,很可能获罪。浦志强是中国最杰出的律师之一,而中国检察机关对他作出的所谓“寻衅滋事”和“煽动民族仇恨”的指控,看上去似乎只是基于他此前发出的28条微博。这些微博中的许多条显然只是玩笑之语,而且在他过去三年所发布的数千条微博中只占很小比例。

乍看之下,浦志强案似乎只关乎他个人的不幸,虽然他的勇气令人钦佩。但仔细分析,就能清楚地看到,浦志强的被捕和对他的审判,将在今天和未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首先,是浦志强的家人。自从他2014年5月被带走后,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就再也没见过他。他身为律师的外甥女屈振红在他被捕之后不久,也因与他相关的指控被捕,身陷羁押一年之久,直到上月对她的指控被取消后才获保释。浦志强的妻子在一封公开信中表达了对丈夫的支持,并表示他的命运悬系于高层官员的一时之念。“我相信他无罪,”她在12月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中说,“请您慈悲为怀,让我的夫君回家吧。”

其次,是浦志强的委托人——那些国家权力被滥用的受害者。浦志强一直在为捍卫他们的基本权利而奔走。在他被捕前的两年间,在两起罕见的人权得到维护的案例中,都有着他的身影。一是唐慧案。曾因对女儿强奸案判罚不满、多次上访而被判劳动教养的唐慧,最终被释放并得到了赔偿。另一起案件中,对国企干部於其一在“双规”期间非正常死亡负有责任的六位纪委干部得到了惩处。

唐慧案被广泛视作一个催化剂,促使中共在中国废除了已实行数十年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自从浦志强被捕,寻求司法公正的中国公民已经失去了一位重要的盟友。如果他被判入狱,会有多少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承受痛苦?

第三,浦志强案会影响到他的同事及他们潜在的委托人。当浦志强这样的律师能够正常工作、维护法治和言论自由而不必担心身陷囹圄时,其他的律师也会有勇气接手类似的案件。事实上,过去十年间,尽管面对日益增多的骚扰和被吊销执照的威胁,中国的维权律师群体仍然从寥寥数人壮大到了逾一百人。

相反,如果像浦志强和许志永这样的律师被判入狱,其他律师在考虑是否接手类似案件时,选择就会艰难许多。一些律师不得不逃离中国,否则也可能被捕。在今日中国,土地强征、刑讯、宗教迫害、网络言论遭报复类案件中的受害者不断增多,而他们要找到有能力的代理律师却越来越难。

第四,浦志强案还可能给其他微博用户、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言论自由与法治带来间接影响。自2013年年中起,习近平政权就开始推行一场有战略的、多层面的运动,旨在削弱具有独立思想的自由派言论领袖在网上、尤其是在新浪微博上的影响力。手法包括封锁账户、拘禁广受欢迎的博主、对更多的网络言论加以定罪、雇佣更多资源发布支持政府的言论等。这些手段综合使用,已产生明显效果。现在微博上的政治与社会讨论,不论从内容还是从规模上看,都与2011到2012年时相差甚远。

但即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浦志强案仍显得十分突出。浦志强致力于非暴力改良、维护人权和社会公正,而检察机关却翻出了他早先发布的28条微博——其中一些甚至发表于四年前,用它们作为指控他“煽动民族仇恨”的理由,显示出这是多么武断的选择性执法。这也强化了一种感受,就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为任何网络言论而面对牢狱之灾,不管这些言论在当时是多么琐碎,或意在讥讽。这会让中国公众感到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