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October 31, 2013

侵犯人权者可以松口气了?

应该让推动或容忍大规模杀戮的政治领导人接受司法审判吗?许多西方人会本能地回答,他们应该接受审判。领导人能够以杀戮铺就权力之路,而且不会受到惩罚——这种观点,从道义上来说似乎是错误的,从政治上来说是危险的。最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已设立了一整套司法体系以确保对实施大屠杀的刽子手不会逃脱惩罚——国际刑事法院(ICC)就是这个体系中作用最大的机构。

下个月,肯尼亚总统乌呼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将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受审,他涉嫌在2007年至2008年策划了大选后导致逾1000人死亡的暴力活动。此前,肯尼亚副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已经因类似指控而受审。从理论上来说,审判肯尼亚领导人标志着向建立新的国际原则迈出了重要一步——侵犯人权必将受到惩罚,无论作恶者的权势有多大。但在现实中,存在一种切实的风险,即审判肯雅塔标志着国际刑事法院及其代表观点达到了巅峰时期。

直到不久前,大多数自由思想家还认为,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宣称国际社会“有责任保护”公民的原则,标志着世界已不动声色地开启了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他们认为,在这一新的国际秩序下,传统威权者的日子将会越来越艰难。只有北京和莫斯科的那些保守的反派人士,才会捍卫过去那种不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但现在,自由思想家不再那么自信,同时“威斯特伐利亚主义”卷土重来。原因有三。第一是反恐战争。其次是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倾斜。最后一个原因在于,新的反威斯特伐利亚主义的理论存在着内在矛盾。

肯雅塔妥善处理了内罗毕西门(Westgate)购物中心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极大地改善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内罗毕袭击事件不仅表明,观察家偶尔也会认为肯雅塔并非一无是处,而且还突显出,肯尼亚目前正处于“反恐战争”的前线。西方领导人显然想知道,让一个似乎在脆弱国家有效执政的领导人受审是否明智。现在,相关方面正在联合国采取措施,以便施延迟肯雅塔的审判——可能是无限期延迟。

对那些捍卫旨在保护人权不受侵犯的国际法律新秩序的人来说,此类举措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即便审判肯雅塔如期进行,有关世界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惩治残暴领导人的争论,也将超越反恐战争的视野寻找原因。这是因为,随着全球经济实力向东方倾斜,西方各国政府将会日益发现,与它们打交道的非常重要的外国领导人的人权记录经不起严格审查。

中国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但印度也可能出现问题——该国往往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从民调结果和专家观点来看,印度主要反对派领导人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可能在2014年成为印度下一任总理。但美国和欧洲普遍将莫迪视为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2002年,莫迪在其家乡古吉拉特邦(Gujarat)担任首席部长期间,与导致该邦穆斯林教徒被大量屠杀的骚乱有着危险而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结果欧洲外交官拒绝会见莫迪,而美国也拒绝向其发放签证。但随着莫迪即将执掌大权,欧洲的抵制正在瓦解。如果莫迪真的成为印度总理,鉴于美国目前非常重视与印度的战略关系,美国似乎不可能对莫迪关上大门。

中国或将向美国输出核电站部件

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Ernest Moniz)表示,根据一项双边合作协议,中国很可能向美国的在建核电站供应零部件。

位于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反应堆,是美国自1979年发生三里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以来首次建造核电站。近年来中国大规模发展核电(在最高峰时期每隔几个月就有一座新反应堆开工建设)意味着,中国拥有能够支持海外项目的供应链。

美国的上述反应堆采用西屋(Westinghouse)的AP1000型反应堆设计,与中国在建的四座反应堆相同,这意味着在采购部件方面能够挖掘规模效益的潜力。东芝(Toshiba)旗下的西屋在2006年向中国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State Nuclear Power Technology Co)转让了AP1000的相关技术。

“目前中国在建的四座核电站和美国东南部的四座核电站,从根本上说都采用相同的第三代技术,”莫尼兹昨日在北京表示。

“鉴于相关企业联合开发了设计基础和供应链,实施将在两国进行。”

莫尼兹表示,这方面的合作可能导致西屋、中国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以及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Nuclear Corp)联手投标建设英国的某个核电项目。

中国另一家大型核电企业“中国广核集团”(China General Nuclear Power Group),已签约参与法国电力公司(EDF)在英国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建设核电站的项目。

莫尼兹正在中国出席核安全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 on Nuclear Security)的开工仪式,这个双边项目旨在对中国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安全培训。

中国核电行业的快速扩张意味着,有经验的操作员工供不应求。

中国核电行业高管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西屋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组建的合资企业,是为西屋的全球项目采购零部件的一条渠道。

尚未确定哪些部件将从中国出口至美国,但可能出口的部件包括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和反应堆冷却剂管道。中国已是世界各地热电厂的零部件供应来源。

西屋公司没有立即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在美国建造的四座反应堆正受到各方密切关注,它们被视为预示美国核电行业未来的指示器。

近年来美国核电行业受到严重经济压力,原因是页岩革命释放的大量天然气给发电企业带来廉价燃料选择、对核电构成竞争,美国发电企业纷纷推迟或放弃建造新反应堆的计划。

按照进度表,最先完工的项目将是佐治亚州的沃格特勒(Vogtle)核电厂。在那里,由美国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之一“南方公司”(Southern Company)牵头的一个财团,正在建造两座AP1000反应堆,分别定于2017年和2018年完工,估计建设成本达到140亿美元。

该项目已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83亿美元贷款担保,目前正在谈判敲定最终条款。其经济性有赖于向一个受到监管的市场销售电力,在该市场它将能把大部分建设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不过,随着成本上升,这个财团正与监管机构进行谈判,看能否把超支部分也转嫁给消费者。

译者/和风

民主的功夫茶(三)

【编者按】:本文系作者《民主的功夫茶》系列之三

最初,我没能和林祖銮交谈,他太忙碌了。我喜欢看在人群的中的他。在乌坎学校的操场上,在小巷中,他总被别人包围着,他的助手们、记者们,尤其是在选举结束后,摄影机镜头与麦克风把他团团地围住,期望他说出某种警句。在很大程度上,他符合人们对一个乡村领袖的期待。当他讲话时,总拖长音,句子与句子间停顿很久,以至于当你以为他已经结束了谈话、准备问下一个问题时,他的下一句又开始了。你总能感觉到他与周围环境的疏离。他的面孔消瘦、威严,这与他多年的军人训练与内心孤独有关。

65岁的林祖銮像是早期共产主义塑造的最佳样本,正直、坚硬、纯真,耻于谈论金钱。他说不管毛泽东犯了多少错误,他仍崇敬他。他18岁参军,入伍后仅8个月便被发展为党员,他在著名的塔山英雄团服役,他的一些战友日后牺牲在老山。在部队他还手绣过《为人民服务》的全文。他一定自豪于自己的军旅生涯,谈起部队的轶事时,他活跃异常,有一种孩子气式的得意。文革期间复员后曾当过村委会副主任。1973年他被调到东海开发区当负责人,又在1983年转而下海经商,在东莞的虎门作服装生意。自1995年起,他就回村安享天年。他的3个儿子都在外闯荡,有着不错的事业,他丝毫不用为生计犯愁。16个年头里,他打太极、喝茶看报,与村民没太多往来,但人们觉得他慷慨、正直。

在9月22日与警察冲突后的恐惧与慌乱中,他的年龄、经验与性格让他成为了公认的领袖。他在9月23日进行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表现出他的镇定,他有能力把众人的情绪导向理性。在仙翁戏台上,他的鼓动性同样鲜明,当他控诉起薛昌的贪污时,嫉恶如仇,他的排比句多少受惠于毛时代的传统。在“盛世明镜”的牌匾下,他征服了此前不认识自己的所有村民,人们喊他“老总”。

他的言行很快就证明,他是多么值得这种信赖。在封村、被通缉时,在外工作的三个儿子都被安排回村做他的思想工作,“连儿子工作所在的东莞市公安局局长也被带到家来找我谈话,要求我放弃、投降。他告诉我说很危险,要我为乌坎人民着想。我说我正是为乌坎人民着想,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写了张纸条交给那名局长,麻烦他转交上一级领导,纸条上写着“我叫林祖銮,因涉嫌乌坎村民土地诉求违法,等我处理好问题后我就投案自首。”

对于政府、村民与媒体,他都是个可接受的形象,意味着稳定与克制。他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士绅形象,他们从外地罢官归来,要代表民情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也很有可能,在逐渐卷入事件时,他感到久违的激情。他的妻子,甚至整个村里人都看着他怎样逐渐熬成了“一根竹杆”。

在村中游荡时,张建兴常是我的同行者。他总穿着条松松垮垮的黑裤子,肩上斜挎的一个黑包里总有三、四个手机,脖间悬挂一台佳能600D相机。在选举现场、代表大会、竞选演讲会,他总是举着各式摄像机在拍摄。

摘去脸上故作神秘的墨镜,他与人寒暄时笑起来依旧一脸稚气。他是个新技术的熟练运用者,录像、拍照、剪片子、写博客、发微博,他一刻不停。所有记者都是率先找到他。

中联重科、三一重工业绩大幅下滑

在中国最近一起媒体丑闻中成为焦点的中联重科(Zoomlion)表示,三季度利润下滑逾三分之一。其劲敌三一重工(Sany Heavy)的利润也下降了一半。两家公司都是挖掘机和泵类机械制造商。

一位中国记者被长沙(中联重科所在地)警方逮捕后,上周六供认收受了贿赂,撰写了不利于中联重科的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检方已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批准逮捕广东《新快报》记者陈永洲。

一年多来,中联重科一直忙于应付对其财务数据可靠性和是否弄虚做假的质疑。该公司一直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中国在金融危机后出台了大规模刺激计划,但随着刺激效应逐渐减弱,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的红火景象也跟着降温,让建筑设备行业承受很大压力。

大和证券(Daiwa Securities)分析师表示,不论是受到当地政府支持的中联重科,还是民营的三一重工,都出现了销售额下滑和库存设备积压的状况。大和证券分析师此前预计中联重科三季度利润下降33%。

中联重科第三季度实现净利润8.89亿元人民币(合1.46亿美元),较去年三季度的13.4亿元下降34%。销售额下降13%,至87亿元人民币。

分析师对中联重科及其对手们的供应商融资情况感到担忧,一个说明问题的数字是,中联重科三季度来自营运的现金流较去年有大幅下降,仅为84亿元人民币,远低于一年前的1790亿元。

三一重工公布,三季度利润从去年同期的7.14亿元降至3.27亿元,跌幅过半。

在建筑及其他重型设备制造行业,境况艰难的不只是中国生产商。日本的小松(Komatsu)和日立建机(Hitachi Construction)上半年销售额和利润均出现下滑,两家本周都下调了全年业绩预期。

美国卡特彼勒集团(Caterpillar)季度利润低于预期,它同样下调了全年的收益预期。

译者/刘鑫

媒体为何在中国是弱者?

在西方国家,媒体通常被称为“第四权力”,承担着监督公权力,守望社会的责任。而在中国,媒体则是广义的公权力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整个公权力谱系中,相对于其他权力机构,甚至不是公权力的机构,如国有垄断企业,媒体也是一个弱势者。这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还是有必然的因素?

不妨以新近发生的陈永洲案来剖析。

陈案最近呈现戏剧性的变化,最初群情激昂、新闻界总动员,声讨湖南警方,如今当事媒体道歉,各方偃旗息鼓。虽然案情逆转源于陈永洲的自供,但假设:陈在批评中联重科的报道中没有收受贿赂,媒体就会是胜利者吗?警方就会如陈永洲东家新快报所要求的那样放人吗?

不一定,因为有众多陈的“先辈”被警方抓捕而没有放出来的先例。例如,《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1998年5月在《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山西省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一文,揭露运城地区为了迎接上级的现场会而突击建造假渗灌工程、导致国家2亿多巨额资金被浪费的现象。后虽有《南方周末》、《焦点访谈》以及众多媒体连续就这一欺上瞒下的“形象工程”作了报道,但高勤荣却并没有因此避免牢狱之灾。他先是被山西省纪委有关人员找去“谈话”,接着在该年12月4日去北京反映情况时,被跟踪而去的运城警方连夜带回。1999年4月,运城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对他提起公诉,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尽管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他“打抱不平”,寻求救济,最高法院也曾指示立案再审,然终无济于事。

长沙警方这次跨省刑拘陈的理由,是他的负面报道造成了中联重科的重大损失。根据中联重科的说法,按照专业机构的评估,陈的一篇报道使企业在二级市场上损失了十几亿人民币。所以,长沙警方以“损害商业声誉”的罪名刑拘陈。且不论陈是否有罪——这是应由司法部门判定的事情——此处仅按照陈永洲并无事实过错的假设去推论,那么外部压力,尤其是新闻界的齐声声援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否能改变警方决策?

从法律上来看,可能性很小。这一事件中,外界批评主要集中于警方抓捕的程序合法问题,即所谓“跨省追捕”和“先抓后审”,以及罪名适用问题。就后者来看,警方不一定会让步,即使不按这个罪名,总是找得出其他罪名的。至于先抓后审,已有律师指出,这并不违反现有法律规定。换言之,经常被舆论诟病的程序合法问题,从法律上看,也并不一定批评得在理。

如果从这一事件的社会性来看,它是一个恰当的中国社会规则解剖样本。在中国,很多事情有时并不严格按照法律规则行事,当某一事件引起群情激愤,甚至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时,那么,法律问题就会升级成政治问题,按照政治的逻辑去发展。陈案会上升成政治问题,让行政部门感觉到有必要干预吗?从陈案刚发生时新闻界同仇敌忾、高密度发社论声讨,尤其是新快报的激烈姿态,以及全国记协和新闻广电总局的表态来看,假如长沙警方迟迟不放人,又找不出合适理由,不排除事情会进一步升级,从而可能像2010年《经济观察报》仇子明事件一样,最终警方在压力下放人。仇子明事件与陈案性质类似,仇也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幕,而遭到凯恩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所涉嫌罪名也是“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后来《经济观察报》也发了一个声明,再加上网上舆论的声援,最后上级公安局撤销了遂昌县公安局的网上通缉。

游戏般的毁灭

在这个糜烂得近乎窒息的时代,非命的死亡司空见惯,已难以唤起人们应有的怜悯与愤怒。每个人都蜷缩着走在自以为“安全”的人生之路上,他们以为那是唯一属于自己的坦途,矜持自喜,其实,都是走在危机四伏的地震带上,这次是他,下次便是你。你能看见别人的消失,在他人目睹你的湮没之前,你是幸福的,这便是这个时代智者的小幻觉。

现在,我们看见了两个年轻人的毁灭。

在北京,一对即将结婚的男女,因为买房纠纷而生龃龉,进而发生命案。据报道,在争吵了一夜后,女方负气说“你掐死我,有本事你就掐死我”。男方郭永庆随即用右手掐住了她的脖子,十几秒后,女子气绝身亡。

一个生命的消失竟如此轻巧。这是一场杀人游戏吗?

冲突的理由是:男方因为女方催逼的八万元购房首付款而动了杀机。这似乎是一个可以顺理成章声讨高房价的悲情案例,但我以为,购房款只是一个导火索,它引爆的是当今深刻的人性危机。

人类共同体解体,人们彼此成为掠食动物,在似乎无可撼动的制度面前,转而相互撕咬。体现在两性关系上,便是互不信任。报道说,这一对男女经人介绍相识,并在交往一周后确定关系,随后订婚。按照山东当地习俗,订婚时男方须支付一笔礼金,数额视情况而定,大致在数万之间,女方会按比例返还一小部分,这笔费用其实就是女子的出让报酬。订婚之后,两家已经成为亲家,两个年轻人也成为准婚姻关系。若无意外,这一对男女将顺利步入婚姻殿堂。

热恋、同居——他们很快走完了两性之间的历程。随后,冷冰冰的现实楔入。“我想早点儿结婚,她却说要结婚得先在北京买房,还让我家再出八万元首付。要是订婚前她就提出这要求,我可能就不和她处了,可她订婚后才说,我觉得是欺骗了我的感情。”八万元不是多么大的数字,也不去说订婚时男方已花费了四万多元,但要结婚必须先在北京买房这个条件,着实吓人。

买房可谓是女方对男方的考验,也是某些中国女性的特别算计:她们要通过这个方式考察男方的诚意和经济实力。这场考核隐含的意思是,你娶得起我吗?这未必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在中国现实生存基础上的婚姻状态,一定包含着某种或深或浅的交换关系。只不过女方以这种赤裸裸的“要价”方式,让男方感到了难堪。

二人之间肯定是有感情的——基于好感与达成婚姻的愿望,这也就是他们全部的感情基础。男方以为订婚后,二人即为一人,靠双方努力逐步完成小家庭的建构,他以为这才是夫妻之道。他心里存在着某种幻觉:男女应该平等,婚姻不是买卖,是双方对彼此的认可,靠两双手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因而,当他感觉“上当”之后,愤怒与羞辱瞬间涌上心头,他冲动地掐死了女友。似乎只有从肉体上消灭对方,才能消除自己及家人所受的屈辱。在那个时刻,世界坍塌了。

故而,他不会太过后悔,在法庭上他仅对女方父母表示歉意。他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也准备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

他残暴、冷酷,轻易就扼杀了一个生命。根源在于,他缺乏对生命的敬重,视生命为草芥。

你怕公开演讲吗?

一项研究指出,人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公开演讲。喜剧演员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曾就此调侃道:“参加葬礼时,躺在棺材里都比致悼词要舒服。”

有不少研究表明,害怕公开演讲(亦可称为“公开演讲恐惧症”)在大多数恐惧排行榜榜单上都名列前茅。

戴尔•卡内基培训学校(Dale Carnegie Training)首席学习官迈克尔•克罗姆(Michael Crom)说:“公开演讲显然不在一般人的‘舒适区’之内。你需要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他回忆起有一次在医疗会议上演讲时的情形:“我最后一个演讲。时间已经很晚了,排在我前面的人讲完之后,他们就开始关闭设备了。所以突然之间,我就没法再借助演示文稿(PPT)或图像了。”

对许多人来说,听众急着离去而自己又失去PPT这根“拐棍”,将意味着一个职场噩梦变为了现实。

Dramatic Resources的杰夫•丘奇(Geoff Church)指出,人们对于公开演讲的不情愿,可能导致荒谬的情况:“你会看到,大家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一次演示,然后在乘出租车去见客户的路上才决定由谁来作演讲人。”Dramatic Resources是一家借用舞台技巧的商务培训企业。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信息学院及历史系教授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说:“怯场的原因各种各样,但主要是因为经验不足。人们不善于公开演讲的其他原因包括,他们看到了反面典型——即周围那些不善于演讲的人——而且把那些人不好的习惯和模式都学会了。”

此外,由于大多数人公开演讲的机会不多,他们往往会像小孩子看待考试一样,将这当成一种煎熬,而不是让自己脱颖而出的机会。

另一个问题是,商界人士常自视为沟通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们在会议或社交场合通常表现得不错,但在公开演讲上表现得则没那么好。

沟通与演示技巧咨询机构Working Voices的尼克•斯莫尔曼(Nick Smallman)表示,很少有人采取什么行动去克服恐惧,因为出色的演讲具有什么价值,大家并不十分清楚。他说:“大家没有认识到它对公共关系起到的积极作用。”

丘奇建议大家问问自己:当某个人站到台上影响听众时,他看起来像是什么?“人们假定,如果你讲话讲得好,你就是一个领袖型人物,不管你实际上到底是不是。这真的很不公平。”

如果讲得不错,公开演讲还能提供一个机遇,让你给一些平常接触不到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爱德华兹指出,公开演讲带来的好处可能越来越多,这是因为:网上视频演示和TED大会演讲等事物的迅速增多意味着,我们正转向注重口头表达的文化。

斯莫尔曼把演讲技巧比作学骑自行车:“你只需要重新训练大脑。你需要练习,不过,一旦掌握之后,你的水平就再也不会掉下来——从此再也不必为此事担忧了。”

再者,由于大多数人的演讲本领都太差了,你只需表现得“还成”就足以让自己光芒四射。丘奇解释道:“这里面存在着一种‘平庸默契’。你把幻灯片的顺序摆正确,人们就会夸奖你做得挺好。但其实这并不算挺好;因此,如果你做得确实好,人们就会认为你才华出众。你得到的回报完全超出你付出的努力。”

中国各大银行不良贷款增加

中国国有银行三季度利润增长数据可观,但贷款减损额显著增加和吸收亏损能力下降表明,中国金融体系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

全球市值最高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CBC)今年7至9月净利润由624亿元人民币增至672亿元,增幅7.6%,比预期低2个百分点。工行的主要弱点是不良贷款增幅相对较高,三季度年化增速达到30%。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各银行发放大量信贷以支持经济,贷款账簿规模5年内翻番。

这些贷款帮助中国经济取得了领先世界的增长率,但对于信贷质量和大规模违约可能性的担忧困扰着银行,压低了它们的股价。

按资产规模列中国第五大银行的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是不良贷款的最明显受害者。其三季度净利润为139亿元人民币,增幅仅为3.4%,对于近年经常实现两位数利润增长的中国各银行而言,这一数字堪称意外疲弱。

交行的不良贷款率从年初的0.92%攀升至现在的1.01%。与此同时,其拨备覆盖率下降33个百分点至217.5%,抗击未来危机的能力减弱。

对整个中国银行业而言,不良贷款率保持在1%左右,没有印证有关资产质量将更快恶化的预测。但一些分析师称,这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中国各银行贷款增速仍然居高不下,并不代表贷款质量优良。

未来几周内,中国各银行面临的债务挑战将趋于明朗,因为中央政府将宣布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审计结果。上一次大规模审计还是以2010年的数字为基础,自那以来各方对城镇隐性债务的担忧不断加剧。

对中国一些银行而言,三季度的贷款减损额可能是它们在为未来的更坎坷道路做准备。

资产规模列中国第二的中国建设银行(CCB)三季度贷款减损支出为93亿元人民币,在同期内属于较高水平。但建行在第三季度的存款损失准备金环比上升3.2%,似乎表明该行以减损支出为名购买违约保险。

译者/何黎

中国警方:天安门撞车系“恐怖袭击”

北京官方称,周一在天安门广场边缘发生的撞车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警方已拘留5名涉案嫌疑人。

撞车导致5人死亡,包括车内3人。肇事车辆在周一冲撞游客人群,最后撞到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护栏并起火。近40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

北京警方周三表示,警方在车内发现汽油及盛装汽油的装置、两把砍刀、一根铁棍,还发现“印有极端宗教内容”的旗帜。声明称,车内烧死的3人是一名女性以及她的儿子和儿媳。声明并未说明这3人来自何地,但提供的姓名显示他们是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族属突厥民族,是中国西部与中亚地区接壤的动荡省份新疆自治区的原住民。

维吾尔族人绝大多数为穆斯林,近年来围绕中国对石油储量丰富的新疆的统治,频频与北京方面发生冲突。今年6月,新疆鄯善县当地人和警方在一个武警基地、多个政府办公室以及一个建筑工地发生冲突,导致35人死亡。

北京警方在官方微博上贴出的声明中称,“在新疆等地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北京警方仅用10小时就抓获了该案5名同伙。声明还称,经初步审查,这些嫌疑人供述了他们与作案人相识、结伙策划并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情况。警方声明称,在这些嫌疑人的暂住地发现长刀和“圣战”旗帜等物品。

“警方初步认定,‘10•28’事件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警方声明表示。

肇事吉普车周一中午沿着长安街便道冲撞游客人群,然后转向通往天安门的金水桥,结果撞到金水桥护栏。若该车越过金水桥,便将开到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标志性的毛泽东画像下方。

据一名旁观者介绍,当时安保人员被一场假装的打斗分散了注意力,使得那辆吉普车能够开上长安街便道。

天安门广场是针对政府政策的抗议活动的多发地。1989年,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曾在这里为争取民主而抗议(抗议活动以流血镇压而告终);1976年,中国民众曾成群结队涌到这里悼念周恩来总理,那起事件加快了极左的“四人帮”的倒台。

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出入口均受到控制,以阻止潜在抗议者,但仍有一些人在此成功拉起标语或从事其他活动。2009年,抗议新疆自治区强行征地的一家三口在王府井点燃了他们的汽车,这三人本来打算驱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但车开到北京市中心时尚的王府井购物街时被警方拦下。

谷禹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谁在竞争人民币业务?

虽然汇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政府管制,并且提供给持有者的投资选择非常有限,但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吸引到了为数众多的追求者。

伦敦、卢森堡、巴黎、法兰克福以及苏黎世都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标榜为人民币在欧洲地区的交易中心。而香港、新加坡、台北和悉尼则为争夺人民币亚洲交易中心的头衔而展开了激烈竞争。

凭借愈发老练的手腕,中国政府使得人民币的每一位追求者都感到自己获得了特别垂青。仅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中国央行就与欧洲央行(ECB)订立了金额高达3500亿元人民币(合57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授予了伦敦8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额度,使伦敦金融城的人民币资产可以投入中国市场,之后又向新加坡颁发了性质相似、但规模略小的人民币投资额度,总额500亿元人民币。

究竟哪些城市能够真正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的国际中心?而这一点是否确实有意义?

汇丰(HSBC)亚洲货币研究主管保罗•梅克尔(Paul Mackel)表示:“能够交易人民币的地方越多越好,这将扩大人民币的流通使用范围。你需要看到的一点是,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池的规模正日渐扩大。”

通过考察中国境外的人民币资产总体规模,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地对于有望成为人民币新交易中心的前景颇感兴奋,其程度远远超过了金融领域的实际发展状况。

现阶段香港无可争议地占据着人民币离岸交易的头把交椅。当中国政府最初允许人民币海外流动时,香港的人民币存款规模大幅上升。人民币在香港储蓄总额中所占比重从2009年末的1%猛增至2011年中的10%。但自此以后,人民币使用领域存在的限制阻碍了人民币占比的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香港储蓄中所占比重过去两年来一直在10%的关口处徘徊。

而在其他自诩的人民币国际交易中心,人民币存款的增长势头、人民币债券发行活动以及与人民币有关的衍生品交易形势看似强劲,但初始基数过低。测算显示,人民币持有规模在新加坡银行储蓄中仅占约5%,略高于台北的1%,伦敦则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0.4%。

在如此之多的国家激起对于人民币的兴趣,这似乎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的在全球推广人民币的策略。澳新银行(ANZ)经济学家刘利刚指出:“中国没有把目光局限在香港,而是选择了向其他金融中心推广人民币的政策。目前而言,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出于金融发展考虑,不如说是出于外交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纽约并没有像一大群其他城市那样,吹嘘自身从事人民币交易的资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经济学家张明表示:“货币竞争或许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美国担心美元地位受到挑战。因此美国政府才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大力发展人民币业务。”

但随着中国政府月复一月地说服规模更大以及更加成熟的市场跳上人民币国际化的列车,很多分析师认为,美国加入近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张明称:“随着其他金融中心不断发展人民币交易,纽约迟早将被迫加入到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来。”

工银亚洲投资管理公司(ICBC Asia investment management)行政总裁张鹏(Jack Chang)表示,全球各金融中心不应把发展人民币业务看作一场你输我赢的比赛,因为中国政府只有在世界各地的人民币离岸资产总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可能放松资本管制。他说:“这需要多个金融中心共同努力,打造人民币在中国境外的流动性。”

但在中国通过放松资本管制实现人民币自由化以前,全球各金融中心似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在人民币国际业务领域竞争更大的市场份额。

从这个角度出发,一名驻北京的欧洲资深外交官对英国政府降低资本金要求、以鼓励中资银行扩大在伦敦业务的做法颇为不满。

他说:“这种做法其实是监管套利,而这绝不是一件好事。最终我们都必须等待中国放开资本管制。而当这一天到来之时,希望实力最强的金融中心能够最终胜出。”

“随着其他金融中心不断发展人民币业务,纽约迟早会加入进来。”

译者/马拉

媒体札记:硝烟味

再一次“先外后内”。10月28日吉普车冲撞天安门金水桥被定性为恐怖袭击的官方消息,先由央视英文频道的微博账号@CCTVNEWS在昨天傍晚17时许发布英文版,大约半小时后再由@央视新闻发布中文版,也就是新华社通稿:“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处获悉,警方初步认定,‘10·28’事件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目前,已初步查明案件涉案人员相关情况,5名在逃涉案人员现已全部抓获。”

电稿内容验证了此前流传于互联网上的那份线索摸排通知:“北京警方查明肇事车辆为一悬挂新疆牌照吉普车,警方在车内发现汽油及盛装汽油的装置、两把砍刀、铁棍,车上还发现印有极端宗教内容的旗帜。经深入侦查后查明:28日12时许,乌斯曼·艾山、其母库完汗·热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3人驾乘吉普车闯入长安街便道,沿途快速行驶故意冲撞游人群众,造成2人死亡,40人受伤。嫌疑人驾车撞向金水桥护栏,点燃车内汽油致车辆起火燃烧,车内的乌斯曼·艾山等3人当场死亡。

这则简短报道最后宣布:“在新疆等地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北京警方先后将玉江山·吾许尔、古丽娜尔·托乎提尼亚孜、玉苏普·吾买尔尼亚孜、布坚乃提·阿卜杜喀迪尔、玉苏普·艾合麦提等5名同伙抓获。经初步审查,嫌疑人玉江山·吾许尔等人供述了他们与作案人相识、结伙策划并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情况,并称没想到乌斯曼·艾山等人在北京制造暴力恐怖行动后仅仅10余小时,警察就将他们抓获。目前,警方已在嫌疑人暂住地发现‘圣战’旗帜、长刀等物品。案件仍在进一步审查中。”

虽说“恐怖袭击”的定义并不会出乎太多人意料,但消息中透露的细节还是带来了一些惊诧。有鉴于@张平特拉维夫所提醒的“一家三口搞自杀袭击,在中东似乎闻所未闻”,@博联社马晓霖昨夜便有感慨:“除劫持袭击外,所有在案的自杀式袭击,都是单独作案,一家三口的确闻所未闻。暴力和恐怖袭击必须谴责,滥杀无辜必须唾弃,但是,造成这种惊天大案的因素必须认真梳理,教训必须汲取。”

只不过,包括门户和各地都市报在内,“恐怖袭击”的消息没能得到中国媒体的头条位置,甚至头版导读也极为罕见。

作为首都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选在二版刊发电稿,另附评论员文章《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无辜的游客,鲜活的生命,瞬间被暴力恐怖犯罪残忍戕害,这种反人类、反社会的犯罪,为世界各国法律所不容,为人类文明和人权道义所不容,为社会秩序和民族团结所不容。暴力恐怖犯罪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必须依法严厉打击……首都的安全稳定责任重于泰山。首都稳,全国稳。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首都稳定,珍惜民族团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另两份京城畅销都市报也需要履行本地媒体的职责。除了一字不易地沿用新华社原题“警方破获‘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新京报与京华时报今晨所发头条评论——《恐怖袭击是文明世界的共同敌人》、《恐怖主义是当代文明的共同敌人》,异口同声。

Wednesday, October 30, 2013

低调的对冲基金大佬

安德鲁•劳(Andrew Law)是一位低调的“宇宙主宰者”。

如今的“债券大腕”们争强好胜、趾高气扬,活像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虚荣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的人物走出小说,来到现实。这群对冲基金界的上流人士或居于纽约,或居于伦敦,喜欢参加晚会,收集艺术品。但劳通常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主流媒体对他言论的引用屈指可数。直到现在,他也不愿为配合文章而拍照。他也没有在公园大道(Park Avenue)购置豪华的顶楼公寓。

但在国际金融界的上层社会,劳和他管理的对冲基金Caxton Associates在影响力和投资意识方面却可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等人媲美。据LCH Investments披露,Caxton成立至今为客户带来了超过130亿美元的回报,年回报率约为14%,而波动性仅为标普500指数(S&P 500)的一半。

“今年是个好年,”47岁的劳坐在Caxton伦敦办公室的会议室里说道,“我们已经走出了那个让不少对冲基金业人士受到重挫的时代。”

自1月起,这个“好年”为公司带来了10亿美元的交易利润。对于一家只有200名雇员的机构而言,这是骄人的成绩。Caxton在过去数年一直对新投资者紧闭大门,但在嗅到了大量交易机会后,它于今夏重新敞开大门。

劳表示:“我认为,目前的趋势是全球宏观(global macro)策略的回归”。

Caxton等全球宏观基金是对冲基金业的“贵族”,它们根据国际大趋势,针对汇率、债券价格、利率衍生品或股票等的变动投下重注。

但自2009年以来,它们步履维艰——在政治不稳定因素和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下,它们要么不愿、要么无力在市场上冒险。数据提供商HFR表示,在过去4年内,全球宏观基金带给客户的平均回报率只有可怜的1.4%。

Caxton的日子也不好过。2008年接任首席投资官、后于2011年担任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的劳更是重压在肩:在他任职期间,Caxton取得的年均回报率只有8%,远不及14%的历史平均水平。2011年,公司降低收费——有好事者指出,此举令它侥幸避免了连续两年亏损的局面。

劳表示,他清醒地认识到Caxton和整个对冲基金行业面临的困难:“Caxton的一些员工发现市场情况极为严峻。对冲基金界高层人士大量离职。市场就是这么残酷。它让人泄气。”

的确,2012年有873家对冲基金倒闭,占整个行业的逾10%。

“这个行业最难的是坚持……有的人在一两年内业绩不错,就认为自己战无不胜。但他们能否在接下来的阶段重复佳绩?通常不能。想要百战百胜的人往往长久不了。”

2003年,劳离开高盛(Goldman Sachs)固定收益交易主管的职位,加入已经成立20年的Caxton。他一路晋升,并在2007年和2008年创造出超高回报率,最后于2011年全盘接过创始人布鲁斯•科文纳(Bruce Kovner)的工作。

从一家公司的主管转任另一家公司的主管,在对冲基金领域极为少见,劳也认识到这一点:“对冲基金受到顶层人物的影响很大。”很少有对冲基金能在创始人退休后存活下来。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Caxton精心布置了劳的接班计划——首先让他在2008年担任首席投资官,再于2011年完全接手。

“文化因素很重要,”劳表示,“我和布鲁斯的交易风格十分相似。Caxton有一股学院范,这种气质弥漫整个公司。”

“窃听风暴”引发美高层内斗

随着美国监听友国领导人的风波愈演愈烈,华盛顿内部开始出现内讧。

白宫和国会分头对美国的情报收集活动展开了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是否应继续监听友国或盟国领导人的手机。

与此同时,与情报界有关联的人士极力反驳了此前一种说法,即白宫方面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有时窃听外国领导人通信的行为并不知情。

“此刻,人们的立场正从大体上维护NSA,转向联合攻击NSA,”NSA的一位前官员表示,“事情正变得丑陋起来。”

近些天来,NSA前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最新一轮爆料,让美国情报界危机进一步恶化。斯诺登最新披露的文件显示,美国一直在监控多位外国领导人的手机和电子邮件,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昨日呼吁,应该对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盟国政府情报之事进行全面评估。他是最新一位要求彻查美国情报机构的国会要员。

“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找到正确的平衡,”博纳表示,“很明显,现在平衡被打破了。”

在他发表这番言论之前,NSA上级主管部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主席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呼吁,对美国情报收集工作展开“彻底评估”,她还猛烈抨击了对“收集友国总统和总理的电话或电子邮件信息”的做法。

范斯坦表示:“关于NSA收集美国盟友——包括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和德国——领导人情报的行为,让我明确声明一点:我完全反对。”她一直是NSA反恐情报收集计划的有力支持者。但她表示,对于NSA的某些活动,十多年来情报委员会一直被蒙在鼓里。

如果范斯坦决定就此召开听证会,那些主张根本改革NSA运作方式的人士将获得一个大好机会。来自两党的一些议员昨日提出一项新议案,建议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来监督NSA的监控活动。

白宫正在对情报收集活动展开两项评估,一项是内部评估,另一项由前官员和外部专家组成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牵头。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l)女发言人凯特琳•海登(Caitlin Hayden)表示,正在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当对象是政府首脑时怎么做才恰当”。

有人猜测奥巴马政府将禁止窃听友国领导人的通信,但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情报收集政策还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变化。这名官员表示,认为美国已经暂停收集所有盟国情报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上届政府的一位官员表示,现任政府显然能够理解德国的抱怨,毕竟美国与德国的情报关系一直很密切。然而,他补充称,在美国的很多盟国或友好国家,比如说中东地区,美国面对巨大压力,要求它保留所有可利用的情报监控渠道。

在美国政界对NSA加大审查力度之际,有报道称NSA在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监控了外国领导人,这些报道激怒了情报界人士。

范斯坦就表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并不知道,美国一直在监听默克尔的手机。

然而,上述前NSA官员表示,对于总统每日情报简讯中大多数信息的来源,白宫的高层官员们应该十分清楚。他还提到,今年6月斯诺登泄露的文件刚刚开始传播时,奥巴马就说过“我是这类情报的最终使用者”。

奥巴马近日已因不知晓政府新医保网站存在的问题而受到政界人士抨击。现在,共和党人还可以把矛头指向他对NSA行为的失察。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说:“显然,我们将希望确切地了解,奥巴马知道什么以及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前副局长迈克尔•莫雷尔(Michael Morell)昨日表示,情报界对自己的某些活动展开自查,可能会有所帮助。莫雷尔是美国政府评估情报收集活动的外部评估委员会成员之一。

译者/梁艳裳

富豪们最爱居住的国家

真正让富豪纠结的事,普通人都是无需牵挂的。比如:是否该定制里尔公务机(Learjet)以便自己能在其中站直身子?如何拼搏奋斗方能成为全球首富?本人是否收藏了太多巴斯奇亚茨(Basquiats)和Koonses的画作?向盖茨基金会捐赠200万美元后,是否该堂而皇之出公告?

处心积虑应对这些难题之际,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随之出现:应把财富囤于何处?该住在哪里?

憧憬逍遥快乐日子的人(希望能伴着布谷鸟悦耳叫声、身穿皮短裤以及享用着干酪度过漫漫长夜)或许觉得首善之地当属瑞士(此地税率超低)。理查德•布兰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则喜欢风筝冲浪与大海冲浪等更富冒险性的运动,这就是他为何放弃自己牛津郡(Oxfordshire)的闲适生活,转赴自家加勒比海小岛——内克岛(Necker Island)生活,内克岛属于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

其他富豪可能希望找寻其它理想的居住地,莱坊(Knight Frank)因此整理公布了低税国家及地区的有关数据与资料,以服务全球富豪。举个例子,它推荐哪些城市的Cristal酒店价位适中、拥有明媚的阳光、毗邻机场以及国际性学校云集,更怪异的还包括了牛奶便宜(据莱坊调研,西班牙马洛卡鸟的帕尔马(Palma de Mallorca)牛奶价格最为便宜)。

《莱坊生活方式报告》(The Knight Frank Lifestyle Report)分析了全球23个税率低的国家(地区),并且公布了总排名(参考图表),其中迪拜高居榜首。

迪拜得分最高,缘于国际性学校云集,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生活以及充足的日照时间。开曼群岛(The Cayman Islands)、马洛卡以及日内瓦并列第二,在生活方式的十个分类中得分都不错。

那么那些传统避税天堂得分又如何?莱坊的分析报告指出它们的得分出乎意料地低。摩纳哥位列第十(与马德里以及莫斯科并列)。在知名城市中,紧随日内瓦其后的是伦敦与香港,它们在教育以及米其林餐馆数量的分类项得分都很高。

楚格(Zug)是瑞士阿尔卑斯山麓的一座小镇,以超低税率以及国际跨国公司总部云集于此而名闻天下,但总体得分却不高——只位列第十五位。

莱坊瑞士分部负责人阿历克斯•科赫(Alex Koch de Gooreynd)说自己曾接到众多富豪的来电,对方心仪楚格,均缘于属下会计师的建议,说它是全瑞士税率最低的联邦州。

“我问对方是否亲自到过楚格。它确实是瑞士乡村的一座美丽可爱的小镇。但全镇餐馆晚上9点就打烊,而且最近的剧院远在苏黎士。这肯定不是住在伦敦骑士桥(Knightsbridge)的富豪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他解释道。

与试图以“宜居”来衡量城市的所有调研一样,必须对莱坊所下的结论客观看待。新西兰奥克兰在休闲娱乐方面得分位列第一,这或许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但它是为数不多能同时提供滑雪、高尔夫、水上运动、赛马以及戏剧演出等服务项目的城市。

富豪的喜好千差万别:有人喜欢1978年份的亨利•贾伊李其堡园干红葡萄酒(Henri Jayer Richebourg Grand Cru),有人则喜欢蓝仙姑2013年份白葡萄酒 (Blue Nun 2013)。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研究主管约兰德•巴恩斯(Yolande Barnes)说,总的说来,“中国的新富豪一般不太喜欢阳光与海滩,他们更青睐城市而非乡村,还未对帆船运动萌生浓厚兴趣。”

中国货币政策趋向收紧

编者按:近期银行间市场的利率走高,又引发对于“钱荒”的恐惧。钱荒是否重演,货币政策如何变化,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蓝图如何?

巴克莱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常健对三中全会持谨慎乐观态度,相对于经济触底反弹的观点,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会在2014年放缓;同时,她强调流动性紧缩不会重演,但政策已向收紧流动性转变,这有助于抑制持续上涨的房价。

FT中文网近期会持续关注相关议题,敬请期待。

中国货币市场利率最近的跳高,引发了投资者对6月下旬流动性紧缩情景重现的恐惧。10月25日,7天回购利率收于5.21%,3天跳升了共约180个基点。

中国6月流动性紧缩或说“钱荒”是一个教训,我们不认为它会重现。中国央行面对6月底流动性紧缩的不作为,是旨在提醒那些表外业务庞大而流动性管理薄弱的银行类金融机构。但是,之后发生的国内金融市场恐慌和国际市场对中国硬着陆的担忧意味着央行在流动性管理上会更为谨慎。

展望将来,我们预期银行间利率将高于9月平均值3.75%,但未来会向7-8月份均值4.08%方向回落。最终,央行的政策立场和行为决定了银行间利率均值。虽然很多技术性和季节性的因素,比如税收支付、财政存款、IPO、季度末因素,会导致银行间利率短期飙升,但数据显示央行近年已经有意识地将7天回购利率锚定在一年期存款利率附近。市场应该记住的是,央行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在必要和合适的时候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比如短期市场操作、逆回购和存款准备金削减。因此,如果利率飙升并持续在高位相当长时间,那是因为央行希望如此。而央行的意愿取决于其货币政策的立场和倾向。

暂停逆回购可以视为对资本流入的一种对冲。在中国经济稳定和美联储推迟QE退出的背景下,资本流入从9月开始重现。最新的央行外汇购买数据显示,相对于7月流出250亿人民币和8月流入270亿人民币,9月资本流入暴增至1260亿人民币。面对流入压力,央行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加快人民币升值,这可以降低外汇储和减轻信贷增长的压力,二是干预外汇市场,买入美元,稳定汇率。这意味着银行间利率下行,和对流动性、信贷扩张的压力增加。本月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超过0.6%,这表明,央行在经济数据和外汇储备反弹条件下,10月份已从之前的选择二转向选择一。

但最近一系列央行行为表明,政策已向收紧流动性转变。在过去的一周里,三个常规性的逆回购操作被暂停,同时人民币快速升值。我们认为这些行为同时并举,可以说是反映了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微调。宏观经济背景的变化为收紧提供了更多支持依据:在信贷快速增长和资本流入重现同时,三季度GDP增长反弹(同比增长7.8%)、CPI上升(至3.1%),而房价持续高涨。事实上,我们从八月以来就强调,考虑到三季度增长前景改善,预期更高的通胀和房价居高不下,下半年系统流动性应该会收紧 。而下半年银行间利率也确实较上半年有所上升。

物价稳定永远是中央银行最重要的政策目标。CPI从上半年同比增长2.4%上升到9月的3.1%,。M2增长虽然比年初有所回落,但依旧在14.2%,高于央行制定的13%的目标。我们的研究显示,多余的流动性,产出缺口,和通胀预期是中国周期性通胀的关键驱动力。我们自2012年年中以来就反对削减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政策建议。因为我们一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并不缺少流动性,而是缺乏有效的金融中介和信贷分配。上周,央行也对“在外贸顺差继续扩大,外汇大幅流入的情况下,货币信贷扩张的压力仍然较大”表示关注。

监听门:坏事变好事?

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是怎么通知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她要取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的?她给自己发了封电子邮件。这个讽刺美国监听行为的笑话几周前或许会在华盛顿引发一阵苦笑。然而,随着监听丑闻的蔓延,奥巴马政府正在意识到,美国利益受到的损害可不是闹着玩的。

美国人似乎在监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新闻在德国引起了公愤。法国政府也为有关法国电话遭到大规模监听的报道大声表示了抗议。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对监听事件的反应,则对谷歌(Google)和Facebook这类美国行业翘楚构成深远威胁——这些公司仍可能被迫在欧洲业务和向美国政府交出数据的法律义务之间作出选择。美国的名誉正受到沉重打击。

美国一位前官员哀叹“奥巴马效应”已经结束:“我们又一次重返2004年的情形。欧洲人认为,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白人还是黑人,美国人的行为就是这样的。”考虑到最新说法称,美国监听了35名世界领导人的电话,这场风波可能会进一步激化。

监听事件对美国造成的短期损害显然十分严重,并且还在不断加重。然而这一事件可能也有一个长期的好处。正如奥巴马总统开始承认的,美国确实需要重新思考其情报活动的权限范围,并为其划定一些新的界线。间谍活动始终存在。然而,过去十年里有两件事共同改变了游戏规则。一是作为对9·11恐怖袭击的回应,美国向情报部门投入的资源大大增加。二是在这个移动通信和大数据的时代,“技术上做得到”的范畴已发生根本转变。

作为一名自由派政治人物,奥巴马可能已经发现,对付权势越来越大的“情报界”是件很难的事。但现在,这起公开而且全球性的丑闻正迫使美国提出一些早该提出的问题。

所有政治领袖都必须假定,外国情报机构正试图对他们开展间谍活动。还记得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可不可以保留黑莓(BlackBerry)手机这个问题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巴西总统罗塞夫抱怨说,盟友不该相互监听,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十分幼稚。正如19世纪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所指出的:“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监听盟友的不止美国人。以色列也曾监听过美国,美国前军方工程师乔纳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正因此身陷囹圄。法国也曾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开展过大量工业间谍活动。美国人辩称,由于盟友的行动可能对美国造成巨大影响——美国承诺要保护每一个北约(Nato)盟国——美国试图了解他们正在想什么是合情合理的。外交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式,间谍活动则是另一种方式。

这种辩解表面上没太大问题。不过他们忽略了,盟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本的信任和相互尊重。一旦失去这种基础,可能就很难修复。英国偶尔出现过有关其情报机构是否也应该监视美国的讨论。然而这种想法总是被否决——并不是基于道德理由,而是由于这种行为一旦被抓住,付出的代价会远远超过所收集的任何有用情报。

英国人意识到,有时候窥视盟友是不值得的。如今,美国人也刚刚开始领悟这一点。了解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私生活或许十分有趣。了解德国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的立场或许十分有用。然而,这种间谍行为一旦被曝光,外交和商业都将因此蒙受损失,冒这样的风险真的值得么?

世贸组织裁定中国限制稀土出口违规

消息人士称,世界贸易组织(WTO)已裁定中国的稀土出口限制与该组织的规则不符,这是北京方面使用出口配额和关税作为产业政策工具的做法第二次遭到成功挑战。

WTO尚未正式发布专家组的裁决,而且不愿置评。

这起诉讼是由日本、美国和欧洲提起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曾在2010年加剧,那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突显出中国在稀土矿物国际贸易上的支配地位;稀土应用于高科技和军用装备领域。本案还适用于钨和钼。

这一裁决的消息昨日传出后,中国商务部有影响力的政策分析师梅新育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中国很可能会提起上诉。“在我看来,中国完全有权限制战略资源或者稀土这样造成严重污染的、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稀土”是17种金属的统称。中国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最大稀土生产国,尽管3年前的高价促使澳大利亚、美国以及近期格陵兰启动稀土矿的开发。

2010年之前,中国已连续数年逐渐减少稀土出口配额,以鼓励这些金属的加工尽量在国内完成。2010年下半年稀土出口配额骤减之际,适逢一艘中国渔船在有争议水域与日本巡视船发生冲撞,结果造成一场稀土供应紧缺,大幅推高了价格。中国被指对日本实行禁运。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谈判加入WTO时,谈判焦点是解除中国针对进口产品的壁垒,以便让外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竞争。自那以来,中国曾提高或降低出口税,并对多种产品实行出口配额制度,作为一种鼓励或抑制国内产能扩充的工具。这些措施意味着,某些产品在中国的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

2011年,美国、欧洲和墨西哥在WTO对中国胜诉,那起案件是针对中国对多种工业原材料实行的出口配额,该案为挑战中国稀土出口政策设定了一个先例。

中国坚称,出口配额对于抑制稀土开采和加工所造成的环境损害是必要的。但是,在限制出口的同时,中国却鼓励国内稀土加工产业扩张,这导致WTO拒绝接受中国的主张。

与此同时,中国已将内蒙古和江西的两大稀土矿储备的控制权整合到少数几家国有企业手中,以减少不受监管的矿商所造成的环境损害。

克莱尔•琼斯(Claire Jones)伦敦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辛格为何不担心窃听?

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海外广泛监听(监听对象甚至包括美国一些最亲密政治盟友)的爆料,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并令一些自认为与美国关系牢固的国家领导人感到严重不安。不过,至少有一位努力增进与美国关系的国际政治家,对美国电子窃听活动在全球引发的怒火漠不关心,他就是年过八旬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一个手机比厕所还要多的国家,这位印度总理多年来一直避免使用私人手机。正是这种个人风格让他免受这场窃听风暴的影响。

辛格没有手机。他更青睐老式的通话方式:固定电话。他也不用电子邮件。辛格毕业于牛津大学(Oxford),是位经济学家,他在1991年作为财政部长时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被普遍认为启动了印度的市场经济改革。

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海外监听的报道震动了世界各地的政府,特别是上周末有消息称,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手机被监听了10年之久。

默克尔大量使用手机,为监听提供了可乘之机,而辛格不用手机如今看起来非常明智。

辛格办公室发言人表示:“他有高科技可用,但他不用。他没有私人手机,也没有私人电邮。他只使用固定电话。那比较安全。”

印度有12亿人口,其中约65%在35岁以下,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手机市场之一。印度有近9亿个活跃手机号,尽管分析师称许多手机用户有多个手机号。

不过,印度的互联网普及率远低于手机普及率,仅有约1.5亿人能够上网。由于带宽不足,让数百万人的的上网愿望无法实现。

尽管辛格自己不上网,但他的办公室正忙着宣传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辛格办公室代表辛格本人积极更新他的Twitter。辛格在Twitter上有逾80万粉丝,而且已将多个山寨账号赶下线。

辛格身边还有许多使用手机的助手,不过,据说他不会借用助手的手机通话。上述发言人表示:“我从未见过他用手机通话。”

印度政府尚未就美国国家安全局涉嫌监听多国公民通讯一事公开置评。

译者/阑天

媒体札记:热词“383”

中共官方昨天傍晚通过新华社宣布,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于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

因为30多年来的历史惯例,对新任领导层可能借三中全会出台重大决策的预测和期待与日俱增,民间普遍寄望于习李在经过一年的预热期后,能够以这次会议为正式起点,推进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所以,这条消息也是昨夜今晨中国各路关心时政的媒体当仁不让的头号新闻,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现代快报等都用上了大红标题。

作为最靠近中南海的喉舌,人民日报自然是要沿用新华社电稿原题,把这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审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作为头版头条,不过,旗下人民网则是将阐述重点放在了“改革”上,专程配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深化改革激扬发展活力》《人民日报评论部七评“深化改革进行时”》作为烘托。

在昨天的晚安帖中,@人民日报也是一派拨云见日的宏伟气象:“中央政治局决定11月9日召开三中全会,吹响新一轮改革的号角。改革有风险,不改革就有危险;调整有阵痛,不调整就有长痛。没有改革,如何释放社会活力?离开改革,何谈实现公平正义?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但仍要相信: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总有达到目的的一天!”

在大字公告“十八届三中全会11月9日起召开”之时,云南信息报选择了新华社电稿中没有的一句话作为副题——“将全面深化改革,‘范围和力度都将是空前的”。

这句“空前”宣示,来自俞正声。上周六,新华社发稿,称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式上发言指出,“下个月将召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主要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这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必将强有力地推动大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被释放的预告消息成为媒体聚焦热点,即“383”改革方案。过去十几天里,这个数字代号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的名字,已经传遍天下。

刘鹤一夜成名,是拜华尔街日报所赐。这家美国媒体本月7日刊文,将这位今年年初履新中财办主任的官员定义为“中国经济政策规划中的关键人物”、“下一个10年经济计划的重要制定者”:“刘鹤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督导今年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李成说,大约几个月前他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今年6月刘鹤获得批准后,央行策划了一场‘钱荒’——放任银行彼此借贷的银行间市场的利率上升到高达30%,造成信贷枯竭——以促使银行服从央行的愿望。刘鹤还曾支持周小川有关允许外国人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及允许中国普通投资者投资海外的计划。”

在这篇外媒报道被编译传播后,国内媒体多有跟进。其中,每日经济新闻9日发表的《前瞻者刘鹤:制定经济政策,个人发挥作用很有限》尤为流传广泛:“尽管刘鹤的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时表示,刘鹤认为外界对自己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但是,无论是昔日身处国家计委的改革前线,还是后来作为幕后的决策智囊,刘鹤看问题的前瞻性,多次体现在我国出台的多项宏观政策中。‘除了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建议者之外,他(刘鹤)本身对于政策的制定有很大影响。’有业内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分析:三中全会将释放什么信号?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已确定了一个政策会议的日期,改革派人士期待此次会议有望出台放开经济的新举措,尽管加大政治开放的几率似乎不那么大。

新华社周二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也就是党内200余名最高级官员在本届领导层主政期间第三次开会)将于11月9日至12日召开。

对于今年3月正式出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来说,三中全会被视为潜在的关键会议,让他阐明自己在未来10年的政策目标。预计习近平将主政10年。

同时还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最近在会晤外国商界领袖时表示:“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

但是,随着审查人员对互联网收紧控制、学者和提出批评的活动人士遭到压制,观察人士已逐渐降低了对于改革的期待。对于中国政府究竟愿意在经济改革方面走得多远,各方也表示怀疑。

许多人现在预计,中国政府将朝着金融自由化的方向谨慎地迈出更多步子,但在强大利益集团把持的一些棘手议题(如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或者有意义的土地改革)上,将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

中国国务院旗下有影响力的智库“发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最近发布了一份长长的改革派建议清单,包括打破国家垄断,以及加大地方政府对自身财政的控制权。

但分析人士告诫称,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只代表这场辩论中的一个声音,而且是一个相当偏向自由派的声音。

“如果新领导层执行这份计划,那对于中国的长期繁荣和短期商业信心无疑都是大好消息。”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经济学家姚炜表示,“不过,我们要告诫的是,三中全会上出台的路线图可能远远没有那么积极进取。”

三中全会上的公告很可能会采用中国官方文件常用的浮夸笼统的措辞,令人难以解析它们的意思。

鉴于有这么多事情可供讨论,投资者近来一直在寻找一些标准,以判断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究竟有多么倾向于改革或是保守。

巴克莱(Barclays)经济学家常健表示,应对中国财政失衡的举措将是关键;这种失衡意味着地方政府背负巨大的支出责任,却没有什么征税权力。

对三中全会,“我们一直持谨慎乐观态度。”她表示,这次会议如果“公布有实质进展的财政改革,将会显示新一届领导人推进急需、但又复杂改革的能力。”

译者/何黎

天安门撞车事件:警方追查新疆嫌疑人

一辆吉普车周一冲进金水桥前熙熙攘攘的游人中,随后起火。北京警方眼下正在搜寻两名新疆男子的信息。在这起发生在中国首都心脏地带的令人瞩目的事件中,两名游客和吉普车内的三人死亡,另有38人受伤。

北京警方已向全市酒店和旅馆发出通知(该通知稍后被贴到网上),列出了两名新疆男子的身份证号和姓名。两名男子的户籍登记地分别是新疆皮山县及鄯善县,两地相隔800英里。从通知中列出的姓名来看,两人应该是维吾尔族。这个说突厥语的新疆民族常常不满于汉人的统治。

随着这次事件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北京警方未立即证实该通知。目击者说,吉普车沿着天安门城墙外的人行道疾驶,最后撞上金水桥,似乎表明它是蓄意撞上去的。

撞车事件的动机眼下尚不得而知。不过,天安门广场是针对政府政策的抗议活动多发地,比如:1989年,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曾在这里为争取民主而抗议(抗议活动后以流血镇压而结束);1976年,中国民众曾成群结队涌到这里悼念周恩来总理,悼念事件加快了极左派的“四人帮”的倒台。

皮山县靠近维吾尔贸易古城和田,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2011年,皮山县多名维吾尔人因试图穿越边境去巴基斯坦,与边警发生冲突,导致8人死亡。今年6月,鄯善县当地人和警方在一个武警基地、多个政府办公室以及一个建筑工地发生冲突,导致35人死亡。

网络上的照片(后被审查者移除)显示,吉普车与通向天安门城墙门洞的金水桥相撞后起火。一名菲律宾男子和一名来自中国广东省的中国男子死亡,而伤者中有来自菲律宾和日本的游客。

进入天安门广场的通道受到控制,以阻止潜在抗议者,但仍有一些人在此成功拉起标语或从事其他活动。2009年,抗议新疆自治区强行征地的三个人在王府井点燃了他们的汽车,这三人本来打算驱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但车开到北京市中心时尚的王府井购物街时被警方拦下。

谷禹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Tuesday, October 29, 2013

伦敦金融城女高管倍增

研究表明,在过去一年里,伦敦金融城处于顶级管理岗位的女性所占的比例增长了一倍。

金融猎头公司Astbury Marsden表示,如今大约有12%的董事总经理(其地位仅在董事会之下)是女性,而一年前的这个比例只有6%;此外,如今19%的董事和副总裁为女性,而一年前这一比例只有14%。

伦敦金融城的专业人士中,如今女性占五分之一,而2012年这一比例为18%。

然而,女性占优势的仍然是那些不需要面向顾客、无佣金可赚的岗位。伦敦金融城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专业人士中,60%是女性,40%的内部审计人员是女性,而公司经纪人和股票经纪人只有19%是女性,私募股权员工中女性所占比例则为25%。

Astbury Marsden首席运营官马克•卡梅伦(Mark Cameron)表示:“我们的研究表明,如今在伦敦金融城有(更多)女性突破玻璃天花板走上了高级管理岗位。

“然而,目前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部分薪水较高的金融服务岗位,例如公司经纪、股票经纪、私募股权等领域的工作岗位,为什么女性的占比整体上要低得多?”

卡梅伦表示,伦敦金融城女性的崛起表明,性别多元化计划仍然在向前推进,距离“争取女性进入董事会”运动中由戴维斯爵士(Lord Davies)所设立的女性董事占25%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译者/简易

伊朗拟“让利”吸引西方能源企业

伊朗计划通过拿出条件更诱人的合同,说服跨国企业投资该国油田。这是伊朗为修复千疮百孔的经济、并改善与西方世界关系而做出的努力之一。

伊朗提出上述计划之际,正值伊朗和美国展开几年来最具建设性的旨在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谈判。谈判可能为放松制裁铺平道路。有关的制裁措施已经重创了伊朗石油业。

伊朗石油部长顾问迈赫迪•侯赛尼(Mehdi Hosseini)在一次罕见的采访中表示,伊朗将废除“买回”(buyback)合同,这种合同不允许外资企业计入伊朗项目的储量或持有其股份。

侯赛尼表示,政府已开始制定一种“双赢”的合同,以便让“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的大型企业受益。他表示,具体细节预计将于明年3月在伦敦公布,伊朗试图在未来3年内吸引至少1000亿美元投资。

对于传统上反对外资以任何形式拥有本国丰富油气财富的伊朗政权,此举将标志着重大的一步。伊朗的天然气储量为世界第一,石油储量为世界第四。

能源咨询公司IHS Energy高级顾问罗宾•韦斯特(Robin West)说:“伊朗长期实行激进的资源国有化政策,我对这种格局将会改变表示怀疑。他们的财务条款以前一直咄咄逼人,他们还总是试图将投资风险转嫁给作业方,同时自己保留大部分营收。”

但他说,该国趋于成熟的油气田需要西方大型企业的大量投资,为了引它们上钩,伊朗政府将不得不拿出“非常诱人的条件”。他补充说:“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将是一个真正巨大的转变。”

侯赛尼表示,尽管制裁可能不会“正式、迅速和同步”得到解除,但企业和政府仍有办法可以绕过制裁。

译者/阑天

新学生守则还要背诵吗?

同为孩子妈的老同学最近从北京来信,想让我查问一下美国有无中小学生守则一说,具体条例都是怎么样的。原来中国国内正要修订中小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她被邀约写评论,想看看别的国家有什么实践。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都有自己制定修订的法律法规,而且本州里又有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分,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学生守则或行为规范一说。女儿如今上小学二年级,老师和校长从来没提起过学生守则,她们学校的网站上也查不到这样的东西。新学期新老师会发个单子写明对他们的行为要求,基本上是这个老师自己订的,比如课堂上应该如何,回家要做作业和课外阅读等等。个别时候,学校会发些通知,让家长阅读并签字。比如枪械管理,任何人不可带武器到学校,还有不许欺负任何人(bullying)。Bullying在美国学校发展得严重时,是逼死过人的,所以现在学校很警惕。这类单子一般是以校长名义发出,用词礼貌,但口吻特别严肃。孩子上学要坐校车,校车司机也会在开学时发单子,陈明孩子乘校车的规范。但这些东西都是看过知道就好,没有什么是需要背的。

而我,是属于背诵小学生守则长大的中国70后。记得当年背诵小学生守则时,每到最后几条经常脑子短路,消耗了不少脑细胞才记住。所以一听如今要修订国内的中小学生守则和规范,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还是要背的吗?”

起码到现在,很多中国小学不但要孩子背守则规范,还要看谁背得快背得流利,一个字也不错。以“背诵小学生守则”为关键字做中文搜索,网上跳出中国几十所小学校, 各自报道他们校内如火如荼的学生守则和规范背诵比赛。而且据说这种背诵活动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一篇报道就说:“背诵小学生守则的热潮在许东小学再次掀起,课下多了‘关心他人’的身影,少了说脏话的声音,多了‘热爱劳动’的身影,少了乱扔垃圾的行为,多了‘刻苦学习’的身影,少了追跑打闹的嬉戏……”。另一条校内报道说, XX学校大队部组织1-3年级的《小学生守则》、《班级公约》背诵比赛。附上的照片是身为大队委的同学们在检查学生背诵。照片上传递出的气氛之严肃,俨然是一场大规模考试。

如果说修订守则和规范的初衷是要去掉空泛口号,让规条切实明确,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问题是对守则的态度,能不能也改一改。如果这些内容更新修订之后,学校老师可以轻松自如地把条例内化在孩子的校内生活上,当然是何乐而不为。然而,有些中小学校对待守则规范,经常是像最硬的饼一样要孩子拿来啃的,是念经一样需要背的。然而一份中小学生通用的守则,受众年龄跨度从六岁到十七八岁,低龄的孩子究竟能理解多少,应用多少,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在机械记忆上?乘法口诀表难背,背会了你能计算很快,出门买东西,到餐馆吃饭算小费,乘法口诀可以收益终身。我承认好的习惯当然也能让你受益终身,然而背诵规条和习惯养成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否则我们这些背守则长大的,也不会上车抢座、排队插队、书展上搞哄抢了。

美国的幼儿教育,就是让孩子几岁就说几岁的话,不懂的东西他们不强调让孩子背。所以小孩子没有太多超出理解范围的负担。他们没有我们这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守则给孩子背,更多是把爱国教育内化在学习生活中。比如美国孩子也是小小年纪唱国歌,他们几位总统如华盛顿、林肯的故事也是常在阅读内容里的,每到老兵节、建国日,很多美国家庭自发挂国旗。但他们不喊口号,不背守则。

卸任高管应立马走人

如果你是一位进了死牢的美国犯人,你应该祈祷你所在州的州长输掉下一次选举。

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研究显示,“跛脚鸭”州长——没有赢得再选或者任期已经达到了所在州允许的上限的人——比继续执政的州长更有可能为死刑减刑。

不仅仅是州长会利用卸任与继任者就职之间的时间公然不顾大众意见,宽恕某人。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最后的举措之一是赦免马克•里奇(Marc Rich)。里奇已经去世,曾是一名大宗商品交易员,因逃税和与伊朗非法交易而遭诉讼。

在美国,能够这样做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在英国,首相一旦未能继续留任,就要在几个小时内搬出唐宁街。

在政界之外,事情有所不同。三名著名的高管最近都宣布要离职。安吉拉•阿伦茨(Angela Ahrendts)即将离开博柏利(Burberry)。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即将卸任微软(Microsoft)首席执行官一职。尼古拉斯•希特纳爵士(Sir Nicholas Hytner)即将从英国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总监一职退休。

这三例中最突出的不是他们都要离开,而是他们还要留任多久。尽管阿伦茨要换上一份重大工作——苹果(Apple)的零售主管,但她要在博柏利待到“2014年年中”。

鲍尔默今年8月曾说,他将在“12个月的时间里”离开微软,而尼古拉斯爵士将担任英国国家剧院的最高职位一直到2015年3月末。

这些漫长的交接有什么意义?一旦你宣布了离开,你的权力就随之流失。不管你如何尽力,你的心思肯定开始转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上。

尽管微软还没找到鲍尔默的接班人,但博柏利和英国国家剧院都宣布了其下任领导人:分别是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iley)和鲁弗斯•诺里斯(Rufus Norris)。试想,在老领导依然主持会议之际,他们如何开始谈论所属机构的未来?

有序过渡应该在3个月内展开,而不是8个月、12个月或者18个月。这样,机构里的所有人就都知道谁是负责人。

离任的老板是不是应该听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据说在1653年对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所讲的话:“不管你们做过什么好事,你们占据此位太久了。我告诉你们,离开吧,别再让我们看见你们。以上帝的名义,走吧!”

事实上,三家机构的情况并不相同。国家剧院为尼古拉斯爵士漫长的离任期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解释。

英国国家剧院表示:“国家剧院的全部剧目是滚动规划的,有时是提前18个月或者2年(很多情况下必须早早就委托好剧作家,计划好制作)。”

尼古拉斯爵士将继续保留他所委托的节目的领导权,这些节目将一直持续到2015年3月。如此一来,诺里斯就能计划他自己的节目,而计划工作从他上任总监时就可以开始。

戏剧业内人士深谙什么是上场和退场的好时机。

博柏利表示,对阿伦茨离任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如果贝利适合这份工作(作为创意总监他像尼古拉斯爵士一样知道未来什么最吸引人),就应该让他好好继任。贝利在博柏利已经工作了12年,在用很短的时间把他介绍给他还没见过的同事后,阿伦茨就该着手减少苹果店的排队了。

最糟的是微软。阿伦茨执掌博柏利期间被普遍认为是非常成功的。鲍尔默的离开,却是在微软经历了未能抓住手机和触屏平板电脑崛起的漫长时期之后。

微软董事会之前有很长的时间应对鲍尔默的离任。过去4年来,鲍尔默的奖金节节下降。但微软还是没有找到继任者。

如果你是和和气气地离开,就应该动作迅速。如果你是被迫离开,就应该坚持马上走人。

如果董事们抗议没有人接替你,那就向他们解释,他们应该早作准备的。同时他们可以任命一名过渡领导人。

发表一份体面的演讲之后就走,因为“跛脚鸭”没有什么体面可言了。

译者/倪卫国

巴西石油大亨巴蒂斯塔

如果埃克•巴蒂斯塔(Eike Batista)是一个迷信的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戏剧性的衰落始于去年3月的一个夜晚。那天晚上,他的长子穿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白色T恤,成了新闻的主角。他的长子名叫托尔(Thor),今年20岁,一直开着父亲的奔驰车——这辆车通常被这位巴西石油采矿业大亨展示在里约热内卢家中的客厅里。当晚,在里约热内卢郊区的贫民区,托尔驱车撞上了30岁的工人万德森•佩雷拉•多斯桑托斯(Wanderson Pereira dos Santos),致其死亡。

尽管此事与他的生意没有关系,但这起可怕事故是个凶兆。当时,作为巴西首富的巴蒂斯塔,正值财富巅峰时期,彭博(Bloomberg)估计其个人资产当时曾达345亿美元。数月之内,他的旗舰企业OGX近期发现的近海油田遭到的质疑越来越严重——油田是否如声称的一样高产?不是。今年10月1日,该公司已无力偿还一笔价值36亿美元的债券。巴蒂斯塔要等到下周四才能确保实施重组。该公司已经准备好,一旦谈判失败,就申请破产保护。如若这样,将触发拉美规模最大的一起公司债违约事件。

对巴蒂斯塔而言,曾经帮助他冲上全球富豪榜的品性是傲慢、野心(某些人则认为是狂妄自大),但这些品性也导致了他的垮台。似乎这位自封的“巴西传奇”的首席销售员开始相信自己的推销词了:他在推销着一个更为生机勃勃、敢闯敢干的资本主义国家。随后,错误接踵而至。他不仅未能成为巴西崛起的象征,反而最后成了目前巴西与投资者失和的象征。

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Twitter上直言不讳地表示:“两年前……埃克•巴蒂斯塔批评了我……因为我说巴西被吹捧得天花乱坠。如今他自己则近乎破产。”

1956年,巴蒂斯塔出生于以矿业为主的米纳斯吉拉斯州,父亲当时是矿业部长,也是铁矿石集团淡水河谷(Vale)的前掌舵人,母亲是德国人。他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攻读冶金工程,为赚钱上学而挨家挨户地推销保险,并从中学会了自己的真正手艺:销售。

20岁出头时,巴蒂斯塔回到巴西,在亚马孙河流域勘探黄金。他在自传《事件的关键》(O X da Questão, The Crux of the Matter)中,把自己比作一名Bandeirante——16世纪探索巴西内陆的坚强冒险家。巴蒂斯塔回忆道,他曾被一名欠他钱的工人开枪击中。他写道:“如果有人看看我的后背,就能发现铅弹嵌入皮肤留下的细微疤痕。”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巴蒂斯塔投资于海外矿藏,后来到了21世纪最初10年,新兴市场繁荣之际,他又适时地重新把注意力对准了巴西。他的企业名称全部带着字母“X”,表示回报数倍于投资。

巴蒂斯塔的愿景是建立起庞大的石油、矿产、能源和基础设施帝国,渴望回报的外国投资者接受了他的想法。于是就有了OGX,其在大西洋的油井由巴蒂斯塔的航运企业OSX提供服务,使用着他的物流集团LLX建设的美洲最大港口。巴蒂斯塔吸引了各色合伙人和投资者,从英国矿商英美资源(Anglo American)到美国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再到德国能源集团Eon等。

在创办了一系列公司之后,巴蒂斯塔还创建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一家别致的中餐馆以及一家豪华的里约酒店。这位曾经的汽艇冠军已经成为中左派劳工党(Workers’ party)政府的一个象征,证明在一个中央集权主义经济体里,冒险的资本主义是可能有用武之地的。他精力充沛、迷人、人缘好又聪慧,但在讲话中经常使用“残忍”等字眼,突显出他的理念中一向不变的逻辑。

美国使用无人机确立危险先例

一个美丽的清晨,在美国西雅图的普吉湾上空出现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体。几分钟内,一架涂成巴基斯坦国旗翡翠绿色的无人机出现了,朝着派克农贸市场发射了雨点般的导弹,基地组织(al-Qaeda)嫌犯正在这里开会,策划对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发起攻击。第二天,巴基斯坦政府承认,尽管这次无人机执行的任务圆满地清除了恐怖分子嫌犯,但也出现了一些附带伤害。被杀害的美国平民中有一位68岁的老奶奶,她带着孙女去市场买菜。她8岁的孙女虽然在攻击中没有受伤,但问道:“我会是下一个吗?”

试想一下,如果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将会引发怎样的轩然大波。美国无人机攻击的辩护者将反驳道,把这个虚构事件同美国在巴基斯坦(或者在也门或索马里)部署无人机相提并论是不公平的。确实,这样的类比远不完美。美国政府通常不会被指责对恐怖分子视而不见,更不会被指责秘密煽动恐怖分子发起代理战争。美国也不缺乏清除境内恐怖威胁的意愿或能力。但巴基斯坦就没法问心无愧地坚持这样的说法了。

为无人机攻击提出的某些辩解似乎颇具说服力。执意杀害平民的武装分子在实施谋杀计划之前就被消灭了。美国政府表示,多亏了无人机,基地组织领导层已经“被歼灭”。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5月份的一场演说中宣布,他将收敛在他主政期间大幅扩充的无人机使用,但他同时也为继续部署无人机大力辩护。替代措施难道不会更糟吗?一个方案是在恐怖分子发起袭击之前逮捕并起诉嫌犯,如果涉事国家“没有能力或不愿意采取措施”,这谈何容易。他说,像击毙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那样的行动是另一个选择。不过,这样的任务会让美国人面对生命危险,而且也会像无人机一样激起怒火。看看美国海豹部队越境进入巴基斯坦执行任务之后美巴关系破裂就知道了。另外两个极端的选择是:要么无所作为,要么入侵相关国家。二者的缺点都显而易见。

近日奥巴马会晤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时,无疑还会重复这些观点。巴基斯坦总理至少在公开场合呼吁结束所有的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前也曾无数次说过这样的话,但同时秘密地容忍攻击。但停止使用无人机的理由很强大。首先,尽管美国声称无人机袭击像激光一样精准,但平民死亡是实实在在和数不胜数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北瓦齐里斯坦的两起无人机攻击至少造成了19名平民死亡。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去年6月,包括一名14岁男孩在内的18名打工者在阿富汗边境遇难。同年10月,68岁的Mamana Bibi下地摘菜时被杀,孙女就站在旁边。正是她的孙女纳比拉(Nabeela)害怕地问,下一个是不是她。

有些美国官员则竭力淡化一个观点,即此类袭击实际上在帮助恐怖主义分子招募自愿者。但无人机攻击在众多巴基斯坦人(即便是那些强烈反对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的人士)内心深处激起的怒火,恰恰证明这一观点有一定的真实性。所谓的“救援者被攻击”尤其让人怒不可遏——有人跑去救助伤者,却成了第二波无人机攻击的靶子。

宪政是个“化”的过程

中国是否应该推动宪政转型?本来,这不应该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就在宪政化。

难道不是吗?容我举出几个例证:

二十世纪中期,农民被剥夺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民可以离开家乡,到城镇打工。接受过很好教育的青年人也可以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寻找满意的职业,尽管户籍制度仍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

八十年代初,伴随着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人民公社解散,政府推动村民自治。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也涌现并活跃着大量非政府组织,在政府之外从事文化、教育、慈善、公益活动。

文革一结束,众多深受文革之害的党政高级干部皆强烈要求建立法制。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法治就是宪政的基础;执政党和政府也反复提出,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民主当然是宪政的基础。

今天,在中国人大、政协会议上,虽然不乏只举手不发言的奇葩,但毕竟已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断发出与政府不同的声音,表达公众的意见。

2004年修改宪法,第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国家对国民的一个自我约束的承诺,是宪政的重要基石。

今天的媒体,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都可以讨论民主、法治,可以维权,可以批评领导人,这在四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FT中文网的存在本身,就是宪政化的象征。没有最基本的言论表达空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媒体声音?

在上述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治、民主、法治、权力的分立,它们共同构成宪政。当然,这几个领域的制度都不完善,但你不能说中国没有宪政。

或许可以引入一个概念:宪政性,用以刻画制度宪政化的程度。一种制度的宪政性可以用从零到一百的刻度来标记。在当代中国,有些领域的宪政性已到60%,有的领域只有40%,或者更低。但不容否认,各个领域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宪政的安排。由最初的没有到现在的有一些,这就是宪政化。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在宪政化之路上走了三十多年。我们经常用“改革”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之体制变革。略加考察即可发现,改革就是宪政化。改革前的制度,完全没有宪政性。经过三十年改革,也许具有了50%的宪政性,中国部分地建立了具有一定宪政性的制度。正因为此,才有三十年的繁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70%的自由迁徙权,怎么可能有东南沿海的“世界工厂”?

从这个角度看,前一阵关于宪政的争论,甚无谓也。

公然反对宪政的人,无视中国已在宪政化进程中的事实,闭着眼睛指点江山。问题是,执政党本身就内嵌于这个宪政化过程中。很多宪政化措施是中共提出的,并且经由它的决策,变成政策、法律,乃至宪法。中共过去三十多年执政的正当性,也来自于宪政化所带动的经济增长。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国民、尤其是中产阶级对宪政化过程将会持续的预期。国家秩序之稳定主要依靠国民的希望,尤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阶层的希望。中国过去三十年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在于中产阶级异军突起,成为主导阶层。他们因为宪政化过程而崛起:企业家群体受惠于私有产权承认与保护制度,白领群体受惠于自由迁徙制度。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由言论表达自由、法治等等制度所塑造。虽然这些制度不完善,但他们还算满意。更重要的事,他们相信,制度在渐进地变革。他们总还有希望。

上海自贸区的四大难题

【编者按】作为李克强经济学的破冰一步,上海自贸区引发诸多关注。这是中国特区实验的又一次升级版?抑或仅仅是一次政策放松的局部实验?自贸区对于中国经济长期意义几何?如何防范自贸区金融风险?国际经验与上海自贸区启示何在?

FT中文网对此议题会持续关注,敬请读者期待,自贸区专题链接可见此处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终于在今年9月29日正式挂牌,与早前笔者在本专栏的文章(《上海自贸区应成为升级版特区》)中所预期的大体一致,自贸区致力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方式发展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以及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是个重大制度创新,其潜在意义堪比当年深圳特区的建立。

但是,潜力巨大是一方面, 而如何使潜力释放转化为实际影响则是另一方面。自贸区成立至今,笔者也观察到,对于最受期待的金融改革部分,总方案措辞谨慎,声明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先行先试;对于负面清单管理方面,首个负面清单低于预期,冗长程度宛如一份正面清单;而高层领导缺席揭牌仪式,也引发了上层是否大力支持的疑问。总之,自贸区虽然承担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重任,但诸多问题也反映了上海自贸区面临的实施困境。具体来看,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自贸区金融开放与中国国内整体金融改革步调如何协调?

推动金融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自喻,但如何发挥自贸区作用仍没有结论。早前中国央行已经表达了在2015-2016年实现人民币基本可兑换的决心,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加快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利率与汇率市场化进程。但这一设想在国内学术界面临较大争议。自贸区如何利用这两年的时间,为全国积累经验?

要知道,全国范围内实现基本可兑换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自贸区改革过慢显然失去了先试先行的意义,但改革过快又如何规避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 虽然上海自贸区实现一线管住、二线放开,但在有限区域内,贸易、物流自然可以做到有效监管,而对资金流的掌控绝非易事。一旦资本管制放开,如何把控资金流不会对境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以及防范热钱流入可能出现的房地产泡沫?而利率改革会导致区内外利率双轨,如何防范套利风险?

因此,在笔者看来,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前提是不至于影响到国内金融稳定,而这恰恰也是当前自贸区金融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没有人可以确认避免风险,而诸多措施一旦施行,恐怕也没有回头路可言。

二是如何简化和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最主要的创新之举,其不仅有助于国际贸易最新规则的接轨,增强外资投资者的信心与积极性,鼓励国内企业创新,也有助于减少政府审批、依靠市场机制和打破垄断,是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模式的探索,可谓一石三鸟。

然而,9月底公布的负面清单第一稿却显得相当冗长,其与现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高度吻合,宛如一份“正面清单”。而早前被寄予厚望的服务业开放,不仅鲜有突破,甚至现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没有列入禁止类的,在负面清单里却列为了禁止项目,包括:禁止直接或间接从事和参与网络游戏运营服务;禁止投资经营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禁止投资经营性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教育机构。

爱尔兰籍的“中国先生”

林凯西(Liam Casey)从来没有读过关于中国的书,也不会说中文。但这位爱尔兰企业家却在深圳创建了一家有5000名员工的公司,其客户包括苹果公司(Apple)和Beats Electronics公司,他因此获得了“中国先生”的绰号。

这位普诚华信息科技咨询有限公司(PCH International)首席执行官坐在玻璃墙办公室里,对《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给他起的这个绰号一笑置之。林凯西说:“没有‘中国先生’这个说法,因为没有谁真正了解中国。”

这位语速很快、47岁的爱尔兰人总认为,自己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够了解,并将生活在广东却不会说汉语描述为“17年来一直生活在无声电影中”。然而,在这个中国南方大省的工厂网中闯荡时,他却比大部分人做得都好。这些工厂对世界大型电子公司来说非常关键。

凯西1996年创建PCH时,PCH还是一家只有一名员工的采购公司。过去二十年里,为了公司的发展,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珠三角(Pearl River Delta)一带的酒店度过的。如今,PCH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开发配件,运营着“端对端”供应链。2012年,其营收达到8.15亿美元,成为深圳福田保税区最大的雇主。

17年前,凯西来到了深圳。深圳是邓小平所发起中国改革的起点城市,当时人口还不到500万,但现在已超过了1000万。

他说:“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经历了如此快速的增长,这是史无前例的。‘speed’这个词在汉语中对应的是‘速度’,但真正的速度是深圳速度。”

他补充说,这个国家现在正在与西方竞争,其竞争手段令很多外界人士吃惊。他说:“如果你告诉人们,中国只会模仿和造假,到处都是廉价劳动力,那么你就是在发出错误的信息。真正的信息是,这里是在全球平台中的一个相当有竞争力的地方。你们知道与他们竞争有哪些难处吗?这里的企业家……他们非常出色。”

珠江三角洲与林凯西的出生地科克(Cork)奶牛场相距很远。毕业之后,他进入了时装业,曾在都柏林的多家服装店工作。29岁的时候,他去了加州打算放松放松,但由于无法拿到绿卡,一年之后他就回来了。PCH就是以太平洋沿岸公路(Pacific Coast Highway)命名的。

手握仅有的两万美元,凯西决定创建PCH,直接从台湾采购计算机部件,提供给不断增多在爱尔兰经营的美国制造企业,挤掉了出去传统上履行这一职能的英国和欧洲分销商。凯西说:“我必须找到客户,然后还必须找到他们需要的产品。”

为了找到这样的产品,他曾飞到台湾去参加一个他在加州听说过的电子产品展览会。在十天的展期里,他参观了每一个展台和无数的工厂,他坚信可以帮助在爱尔兰的公司更快地采购到部件。“我满心欢喜地回到爱尔兰,真的非常激动,”他说。

然后,他开始挨个去问在爱尔兰的美国制造商,最后一家叫做AST的计算机公司给了他一次机会。该公司让他采购一些台式机麦克风,他们迫切地希望提高采购速度,以避免2000台计算机的发货期被延迟。

他连夜工作,在台湾找到了三家可能的供应商。但他不确定应该选哪个,特别是他又必须预付货款。“我坐在爱尔兰的家中想:‘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去买一张机票回台湾。”

媒体札记:给医生的药方

非得等到医生也变成了“医闹”,各位才会关心一下吗?

白衣天使们有理由这样悲愤。与记者的职业角色在多个方面有近似之处,但医护人员的命运却远远没有得到同等的舆论关注——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有收人钱财抹黑企业的重大嫌疑,而且只不过是被关进看守所做了回反面典型,就已经获得中国媒体人利用掌控麦克风之便大力声援,浙江温岭第一人民医院的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身中数十刀命丧黄泉,却差点连个死后公道都讨不回来。

直至“温岭杀医事件”在3天后进入微博热门话题榜,才有更多的人们前来围观,前来唏嘘,前来哀悼,哀悼中国的医患关系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药可救的绝症。

事发“黑色星期五”。根据@温岭公安10月25日通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天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连恩青……此前为该院患者,对本人之前在该院的鼻内镜下鼻腔微创手术结果持有异议。今天上午,连恩青来到医院耳鼻咽喉科门诊,寻找之前的主治医生。但主治医生不在,他就用匕首捅伤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某某,现场的另外一名医生上前阻止,也被捅伤。后连某某又跑到CT室再将医生江某某捅伤,最终被赶来的医院保安制服。”

因抢救无效死亡的王某某就是王云杰。由卫生部主管的健康报在27日发表《温岭一院遭遇“黑色星期五”》,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幕发生在医院里的血光之灾:“8时27分左右,王云杰正在接诊,33岁的连恩青突然闯进诊室,在仅仅经过一两句对话之后,连恩青就掏出榔头,狠狠地向王云杰的头部砸去,把榔头的木柄都折断了。受伤的王云杰用手捂着头部,踉踉跄跄地冲出诊室向对面的口腔科跑去,在虚弱的他仰面跌倒在口腔科门口后,紧跟在后的连恩青又用一把长约30厘米的尖刀不断地向他身体刺去……倒在地上的王云杰已经没有了心跳和呼吸,但同事们还是不死心,把他送进急诊抢救室。大家用上了一切能够用得上的办法,但王云杰46岁的生命依然定格在这一天的11时08分。”

26日的11时09分,王云杰的同事们默哀3分钟,但根据健康报的说法,“比伤痛更让医生们寒心的是意想不到的冷漠”:“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王文斌对记者说,他永远也忘不了,当大家心急如焚地守候在急诊室门外时,一位围观的老奶奶却说,医生态度不好,就应该被捅。还有人说,现在的医院就知道赚钱,肯定是医生把人家逼得没有办法,人家才会杀人。一位患者甚至说,杀死一个医生,下次来看病,服务态度肯定更好了。”

在一张摄于急诊室内部的照片中,医生和护士当时围拢在手术台前,他们中的一些人显然帮不上手,只是为了王云杰的生命在等待奇迹发生。25日深夜,业界账号@医生护士那点事就是将这幅画面置顶,并点燃一根根蜡烛:“这张照片,让所有医护人员和所有善良、正义的人们泪水滑落,心如刀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全力抢救被病人砍伤的3个自己的同事,一死二伤!看着并肩作战的同事这样离开队伍,这种心痛谁能体会?!各位媒体记者,你们的感受如何?”

中国的医护人员普遍认为,媒体舆论对医生护士的“妖魔化”“污名化”,是导致医患之间失去信任、关系一步步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那些有关医疗纠纷的报道中,医护人员往往以收取“红包”的形象出现,而患者通常被定义为遭受蒙骗的弱势群体,即便发生激烈冲突乃至类似温岭这样的杀医事件,对患者“不得已”的同情理解也从未缺席。

钓鱼岛争端再度升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上周日向日本自卫队发表讲话,称日本不会容忍使用武力改变地区现状的行为。他这番话其实是说给中国政府听的。

中国外交部昨日对此做出回应,谴责日本领导人近日“不断发表涉华挑衅言论”,“再次表明了日本政客掩耳盗铃的狂妄和心虚”。中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喉舌报纸《环球时报》(The Global Times)指出,“中日摩擦上升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变得越来越现实”。

自日本政府去年从私人所有者手中买下东中国海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中3个岛屿以来,中日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尖阁诸岛在日本的控制下,但中国声称拥有该群岛主权。上周末,局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国军机飞越该区域,日本紧急出动战机应对。

上月中国一架无人机在争议岛屿附近空域飞行,日本随即表示,将考虑击落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中国表示,此举将意味着“战争行为”,中国将“果断反击”。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亚洲专家迈克•格林(Mike Green)说,尖阁诸岛(中国称其为钓鱼岛)附近发生意外冲突的概率“前所未有的高,但如今跟1914年8月不一样”。

他说:“尖阁诸岛不是萨拉热窝,不会引燃东北亚的火药桶。即便发生意外军事冲突,也会被迅速遏制,但仍会极大地损害经贸往来。”

上周末中日局势趋于紧张之际,中国首次详细展示了其第一支核潜艇部队的情况,这是凸显出中国军事自信的最新信号。

去年12月,一艘中国海监飞机巡航钓鱼岛,日本称这是中国自1958年以来首次正式侵犯日本领空。自那时起,中方舰艇和飞机定期巡航钓鱼岛附近海域,考验日本对该岛屿的控制,令外界担忧中日可能爆发蓄意或意外冲突。

表面来看,在上周末之前,尖阁诸岛局势已经有所降温。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中国船只本月有5天进入其领海或尖阁诸岛附近的“毗连区”,相形之下,之前4个月每月的这个数字都为20至24天。

另外,尽管日本在4月至9月这半年时间里出动战斗机的次数高达149次,但这个数字仍比之前的半年少88次。中日经贸关系也比去年有所改善。

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说,日本在打“心理战和舆论战”。他对日本是否会击落无人机表示怀疑。他说,在未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主动攻击其他国家是“违反日本宪法的”。

刘江永补充说,国际法中没有规定对进入主权争议区域的无人机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日本一直不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这是中日之间另一个争论焦点。

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国际关系专家植木千可子(Chikako Ueki)说,安倍不是在威胁中国,而是在提醒中国,适用于有人机侵入领空的应对规则也适用于无人机。

日本对中方举动的回应是,更加积极地展示日本拥有主权争议区域的理由。本月,日本外务省在YouTube网站上传了两段视频,在这两段视频中,各有一名讲解者向观众讲述日本眼中尖阁诸岛以及日韩争议群岛的历史。

尽管这两段视频只有日语版本,但尖阁诸岛那段视频的观看次数目前已超过25万次。

上周日,安倍重申了保卫尖阁诸岛不落于他国之手的决心。安倍还在推动放宽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解释,允许日本自卫队以所谓“集体自卫”的名义,与外国盟友共同防卫。安倍近日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如果只考虑日本自己,我们就无法保卫日本的和平。”

朱莉(Julie Zhu)和赵添琦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383方案”与三中全会

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临近,市场对改革方案的期盼热度猛增。“七常委”之一、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表示,“三中全会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这赋予了市场极大的想象空间。

随即,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研中心)的“383改革方案”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它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主要是由于该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刘鹤被认为是三中全会改革方案起草组负责人,而国研中心还拥有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大批学者。

笔者以为,尽管“383方案”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传递出重要信息,但不能简单与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划等号。方案毕竟是由国研中心拟定的,并没有各个国家部委的参与,而三中全会方案则需要取得各个部委的支持。换言之,“383方案”代表了体制内的“理想方案”,三中全会方案将更为折衷。

“383改革方案”的亮点

国研方案不仅就改革目标和方向作出了清晰的表述,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其中不乏亮点和惊喜。

在宏观调控方式方面,“383方案”明确提出“减少贷款规模、土地指标、产能数量等行政性直接干预手段,主要运用货币、财税等总量手段改善宏观调控”。

过去10年,以货币超发为主要特征的货币政策和以“4万亿”为代表的财政政策,备受诟病,更有学者批评政府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扩权。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中国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依赖症’。实际上这耽误了改革。宏观调控作为外来的一种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绝对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利用,而结果对经济造成大起大落,在投资怪圈中摆脱不开。”

而手握审批大权的刘铁男落马,加大了社会对审批权改革的压力。为减少官员的执行困难,“383方案”建议,“对仍需审批的项目,规定审批时限,到期不批复视为同意……在网上公布审批流程、条件和进度,接受企业和社会公众的质询”。

方案呼吁“深化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重点从发行环节实质审核转向信息披露”。这实质上提出了废除审批制、转向注册制,呼应了郭树清“IPO不审行不行”的问题。可以说,中国股市沉疴缠身,不废除IPO审批制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在公共领域,方案创造性地提出“将基础养老金、司法体系、食品药品安全、边防、海域、跨地区流域管理等划为中央事权。建立低标准均等化的'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制度。社会保障卡具有补贴结算功能,并实现全国范围的可携带。这样就可形成与原有户籍制度双轨并行的新社会保障制度,并最终取代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尽管备受争议,但一夜之间废除并不现实。国研方案的建议颇具新意和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值得关注的是,方案建议把司法体系划为中央事权,这意味着司法体系得以在财务和人事上摆脱地方干预,为增进司法独立创造了条件。

教育体系的僵化也是社会关注焦点。科学家钱学森临终遗言“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更是引发社会各界唏嘘。“383方案”大胆建议,“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探索建立由校董会、校长、监督机构组成的治理架构,让教育家办教育,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这无疑抓住了教育改革的关键。

新公民运动三成员在江西受审

三名呼吁中国官员公示财产的活动人士昨日在江西省一家法庭受审。这是中国官方对一些敦促提高透明度的公民进行的数起类似审判中的第一起。

这些案件显示了官方反腐败运动期间中共对批评声音的容忍限度。中国抓捕了多名呼吁提高官员财产透明度的人士,这似乎是一场更广泛的打击行动的一部分。其他打击目标包括自由派学者和拥有数百万粉丝、被称为“网络大V”的网上评论人士。

中共官员经常表示,腐败是共产党统治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但审查人员会很快中断对这个问题的公共讨论,尤其是那些暗示腐败是体制性问题、而非个人过错的言论。

刘萍、魏忠平和李思华昨日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开始受审,律师和家属获准出庭,外交官和公众则被警戒线挡开。这三人被控的罪名是非法集会,他们曾举着“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无罪”和“习近平,立即结束专制独裁”的标语牌拍照。

然而,庭审在首日即宣布休庭,原因是律师们表示,他们无法妥善履行代理被告的职责。

三名被告都是“新公民运动”(New Citizens Movement)的成员,这是一个松散的社会活动人士网络,他们的主要诉求是让官员公示自己的财产,从而帮助遏制大面积存在的腐败行为。

刘萍和魏忠平还被控散发传单、以及支持一名被指是法轮功组织的成员。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禁止。

刘萍的代理律师郑建伟表示,这些被告有15天时间决定由其他律师来代理他们是不是更有效。

呼吁提高透明度的“新公民运动”创始人、律师许志永今年4月被软禁,7月被正式批捕,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许志永被捕后,官方媒体对他曾经倡导的宪政原则发起尖锐抨击。他的一名主要金主、风险投资家王功权则在今年9月被拘留。

倡导公民权利的律师莫少平表示:“从人权和法治的角度看,近期中国在很多方面出现大幅倒退。

“比如,对普世价值观和宪政的批评,对‘网络大V’的打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倒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曾表示,在打击腐败官员时,他不仅要打“苍蝇”,也要打“老虎”。迄今为止,这一反腐败努力的矛头主要指向与中国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有关联的官员和石油行业高管。

译者/何黎

吉普车在天安门广场撞入人群致5人死亡

一辆吉普车周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撞入游客人群,随后起火,迫使警方封锁了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抗议政府不公正的广场。

网上照片显示,肇事车辆撞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护栏后起火,至少有两个人躺在地上。

官方的新华社表示,车内的3人以及2名游客死亡,还有30多人(包括警察)受伤。撞车地点通常有很多旅游团游览。

这辆吉普车撞击的位置几乎正对着天安门城楼正中的门洞,这个门洞上方悬挂着共产主义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相关照片和其他讨论这起事件的帖子很快被中国有关部门从互联网上删除。

天安门广场是吸引针对政府的抗议的磁石,这些抗议活动包括1989年学生和工人为争取民主而举行的、后来以流血镇压告终的抗议活动。1976年,中国人曾成群结队涌到这个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那起事件加快了极左的“四人帮”的倒台。

如今,进入广场的通道受到控制,以阻止潜在抗议者,但仍有一些人在此成功拉起标语或从事其他活动。2009年,抗议新疆自治区强行征地的三个人在王府井点燃了他们的汽车,这三人本来打算驱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但车开到北京市中心时尚的王府井购物街时被警方拦下。

自焚已变成中国常见的一种抗议形式。2009年2月以来,至少有120名藏人因自焚抗议中国统治而死亡。在中国其他地方,则有一些汉族人自焚,抗议强行征地或其他问题。

中国外交部女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被多次问及上述这起事件的性质。她表示,自己不了解具体情况。

译者/何黎

中国谨慎改革的智慧

列举中国的经济风险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猜谜游戏。在过去十年,不断有人警告称,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他们指出,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持续增长,金融体系脆弱,经济效率低下的情况加剧,所有这些肯定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而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增长质量所必需的改革却极为缓慢。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却在过去15年里增长了3倍,让数以百万计的人脱贫。然而,中国不可能永远以经济增长掩盖存在的问题。增长失衡已经导致不平等日益加剧和环境退化。

中国领导人经常谈到有必要实施全面改革,但批评人士称,他们行动迟缓,而且过于谨慎。这一问题如今已经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人们预计下个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有些人警告说,此类预期将以失望而告终。

不过,虽然面临这些批评,但中国对待经济改革的谨慎态度(这种谨慎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实际上可能在某些方面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例。

就拿取消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提议作为例子吧。利率上限抑制了银行之间的竞争,导致家庭存款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获得的实际回报非常小。

但取消存款上限(真的会取消吗?)也有其风险。实力较差、监管薄弱的银行或许会提供较高的利率来吸引存款,发放风险更高的贷款,从而置自身于破产风险之中。出台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而不是目前涵盖所有存款的隐性政府担保,将会让整个市场遵守纪律。

由于此类制度的建立需要时日,中国政府一直允许银行大量发行其他较高收益的储蓄产品来变相地逐步削弱存款上限。这种方法本身也有风险,但它有助于逐步推进利率改革。

即便效果不大,小规模的间接改革却能做到引发较少的反对,带来较少的风险,修正方向也更容易。大爆炸式的改革可能招致那些渴望维持现状的人的强烈反对,从而破坏长期的改革事业。

许多国家在面临危机时实施了重大改革;如果没有此类压力,改革将会更加艰难,因为改革始终包含着混乱和风险。围绕着改革计划的言辞最终对决定这些改革措施的政治命运非常关键。在美国,《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由于被错误地说成将会让医保社会化和破坏就业,结果使得它的益处被抹杀。

在新兴市场,人们往往认为改革将让经济和政治精英阶层受益,这为改革带来了强大的阻力。外国对印度零售行业的投资受到阻扰,就是因为被说成,它让跨国公司受益,却让小零售商难以为生。实际上,外国投资将改善印度的食品派送渠道,减少浪费和降低成本,从而让印度穷人受益。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成功营造了舆论,为各项改革建立了广泛的支持,也为交流具体改革措施的逻辑和好处提供了框架。

鉴于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资本账户自由化为时尚早。但该目标突显出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改革区域:增加金融市场的广度并加强监管,以及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

中国政府今年已经宣布了减少不平等现象的计划。如果重点是在再分配政策上,那这个政策目标很含糊。实际上,现有的提议正是中国所需的改革——金融市场自由化、国企改革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所有这些改革本身都有价值,而相关的阐述强调了改革将是普惠的,而不是针对性地让少数人受益。

话语必须转化为行动。中国没有那种奢侈的条件,能够让所有的改革都等到时机成熟才启动。中国领导人可能不得不承担起更大的风险,加紧推动亟需的改革。但批评人士应该认识到,中国政府的谨慎或许反映了其经济和政治智慧,而非缺乏诚意。

注:本文作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区主管。

译者/何黎

Monday, October 28, 2013

美国监听默克尔手机长达10年以上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监听海外电话和互联网流量所引发的愤怒情绪有所加剧,因为有指称说,美国监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手机已长达10年以上,德国内政部长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Hans-Peter Friedrich)则呼吁追究那些“相关责任者”。

根据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Der Spiegel)看到的被泄露的文件,美国情报部门自2002年开始窃听默克尔的手机,当时她尚未成为德国总理,窃听活动直到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今年6月访问柏林之前不久才中止。

这些文件还透露,这一监听任务由遍及全球的美国秘密手机监听站之一执行,这些监听站有专人负责,监听站经常设在美国大使馆,涉及的城市则包括柏林、法兰克福、罗马、米兰、巴黎、日内瓦、马德里等欧洲城市。

德国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要求美国提供所指称的监听默克尔手机以及其他窃听行为的“全部信息”。弗里德里希告诉德国报纸《Bild am Sonntag》:“如果美国人在德国监听手机,那么他们就在德国土地上违反了德国法律。”他表示,窃听属于犯罪行为,“那些对此要负责的人必须被追究责任。”

默克尔本周将派遣情报部门高官前往华盛顿寻求答案。白宫自己对国家安全局(NSA)的内部评估将在未来两周向奥巴马呈交一份中期报告。

译者/梁艳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

我要是站在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的面前,可能会紧张得说不出话:这可是20世纪最具有原创力的经济学大师啊。但是,我要是走进乔治·施蒂格勒的办公室,可能会很快放松下来,甚至还敢鼓足勇气和教授开个玩笑。我读着他的自传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中译本《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仿佛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施蒂格勒天性爱热闹。他说,好的大学应该在大城市里,因为这里人多,各色人才都有,有一种多语言、多文化、兼容并包的氛围。偏僻的大学只会形成一个书呆子的小圈子。他还说,经济学研究最好是多跟别人合作,和别人合作10篇论文的影响力,一定比自己单独写5篇更大。

施蒂格勒出生在美国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小镇,父母都是刚到美国的移民。施蒂格勒从小喜欢读书,但也没有看出什么天才的迹象。他本科读的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了不少工商管理的功课,然后到西北大学读了个硕士,基本上还是商科为主。他爸爸是个小房地产商,所以施蒂格勒学了不少“房地产开发”的课程。到申请博士生的时候,他阴差阳错地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给他的录取通知书上生硬地写到:“你必须在6月10日之前开一个25美元的账户”,哈佛大学给他的通知书是系秘写的,只有芝加哥大学的回复是系主任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信。

施蒂格勒天性散漫,在研究生阶段没怎么花时间苦攻数学和统计学,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经济思想史的。这么混下去,他很可能只是个二流学校的被边缘化的老师。施蒂格勒的经济学“手艺”,更多的是“在干中学”。他后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恰好是二战期间,就像经济学家这样的闲杂人员也被调动起来,研究各种战时问题。他研究过飞机对各种口径火炮的承受能力、驱逐舰的鱼雷发射、曼哈顿岛如果遭到轰炸如何疏散等问题。二战之后,他参加了国民经济研究局,在那里慢慢摸索出来如何使用数据和计量模型。

1958年施蒂格勒重返芝加哥大学,在这里他才算找到了组织。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一直人才济济,但特色并不鲜明。奈特和维纳可能自由主义色彩更重,但保罗·道格拉斯却主张政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奥斯卡·兰格更是一个铁杆社会主义者。弥尔顿·弗里德曼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弗里德曼是百年不遇的天才,他专业研究之精深自不待言,更为“稀缺”的是,要论公共辩论,几乎找不到和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弗里德曼的思路如闪电一般迅捷,又善于激怒对手。弗里德曼说的也不是每次都对,但他的对手常常要回家好好想几天,才能琢磨出他思路中的逻辑错误。弗里德曼的大舅子艾伦·迪莱克特是芝加哥大学法律系的传奇人物,据说他不写论文不出书,甚至不上课,就是喜欢跟人辩论,但圈内的人公认他最牛逼。科斯后来也到了芝加哥。施蒂格勒讲过“科斯定理”的故事。科斯写了一篇文章,不同意庇古提出的解决外部不经济的办法。大家都觉得像科斯这样的大家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于是,他们相约在艾伦·迪莱克特家里讨论这个问题。一开始,所有的人都反对科斯。中途,弗里德曼突然说:“我们错了,科斯才对”,他开始调转枪口攻击其他同事。最后,所有的人都被科斯,以及弗里德曼说服。

吴英资产应该归谁?

吴英是不幸的,吴英也是幸运的。与吴英类似的一些集资人已经命丧黄泉,而吴英还能够继续为自己抗争。

这位侥幸逃得一劫的女子,现在准备为自己的资产辩护,如果升值的资产能够清偿债务,吴英显然能够得到法律与良心的双重安抚。

很多人为吴英鸣不平,理由一,认为民企无处融资,借高利贷是迫不得已;理由二,根据浙江高院的新闻,当时吴英名下有一些房地产等资产,今天已经大幅升值,足以偿还债权人本金。

民企融资难是一回事,但民企非法集资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混同。吴英虽然有实体支撑,但在最难的时候,明知无法偿还却四处借贷,已属赌徒式的穷徒末路。吴英名下的房产今天升值,不等于吴英是个精明的投资家,她缺乏风险控制,注定不能熬过经济下行周期。就像一个期货炒作者大亏了一把,眼看着市场反弹大叫我赢了一样不靠谱,因为这时,这个失败的投资者已被扫地出门,没有本金继续支撑。市场里风云万变,任何一个赌徒在没有老千的赌场里长期赌博,输赢的概率是50%,这是基本常识,所以,以今天的房产升值来印证当初没有错误,毫无意义。

回顾吴英案,有两个真正值得探讨的议题。

吴英初起时从事实业进行的融资,不过是市场草根经济发达之处的常见景观,为什么有司视而不见,不能建立起真正高效的地方金融,民营金融,坐视风险轮回三十年,我自岿然不动?有关部门的不作为致使浙江民营经济无法发展壮大,无法获得足够高效、有严格规则的金融服务,到今天陷入房地产与高利贷货币泡沫中不能自拔,这哪里是吴英个人的悲剧,分明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集体悲剧,他们或者上市圈钱,或者沦入高利贷的猎物,在无限逼近成本线的地带进行极限竞争。

2013年金融根本性改革初现端倪,有关部门应该看到中国金融真正的问题在于低效与欺诈,他们应该建立根本性的信用遴选机制,放手让金融机构寻找到诚信、高效的企业,无论这个金融机构来自貌似精英的互联网,还是看似土鳖的农信社,只要能够有特定的金融机构,满足绝大多数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国的金融改革就能够成功。这绝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出现日后的吴英式惨案,更是为了中国的草根经济能够兴旺发达,从野草转变为参天大树。

另一个议题则来自于对吴英资产的处置,相关处置工作的高效与公平受到严厉质疑。事实上,建立法治市场经济,司法的独立与公平是法治市场的基石。

资产处置是一面镜子。吴英被查封的资产有明确的清单,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法院新闻发言人就吴英案专门答记者问,介绍了“吴英被扣押查封的资产”,现在要问的是,是否如吴家人所说被低估。资产处置组对可能升值的房产和公安机关追回扣押的珠宝均未作处置,仅对易贬值损耗的部分汽车及物资作了处置,得款均存于吴英案专用账户。

当初,2007年2月10日,东阳市政府发布公告,称本色集团及吴英因涉嫌犯罪,已由东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东阳市政府已组成清产核资组,负责本色集团的资产清理、财务审计等工作。政府主导的资产处置小组,早在2008年,法院尚未作出一审裁决前,就开始对吴英名下资产进行拍卖,而现在,进展慢如蜗牛。东阳市委一位官员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浙江省高院指导下,处置小组正积极与法院沟通,以推进相关工作。

法院认定吴英目前无法偿还的债务为3.8亿元。如果如吴英代理人认为,吴英被扣押的财产早已升值,那么升值部分到底归谁所有?是吴英还是公司?债权人能否得到足额清偿?谁将购得这些资产?注意公平细节的人,可以密切关注这些人、这些事,当作中国法律溢价的试金石,比听一万句口号要好得多。

资产归谁,是产权问题,是本质问题,被罚没的资产仍然有溢价,关键是这些溢价是否以公平的渠道,进入了产权真正所有人的手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股市下一阶段值得期待

中国经济三季度走出了触底回升态势,但进入四季度后,就经济能否继续走好的问题,市场出现分歧,持悲观态度的声音占据主流。同时,市场对于各种改革的预期也已经达到极致,多数观点认为中国股市短期缺乏继续上涨的动力。因此,IPO重启、地产调控、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等消息自然会刺激市场脆弱的神经,下跌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在四季度财政支出逐渐发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继续超出预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同时,目前市场对于改革的预期更多的是集中在各个“点”上的挖掘,而当下中国更加需要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统领性的“面”上铺陈的总体改革布局。即便潜在经济增速下一台阶,经济可能进入GDP增速弹性变弱,但基于企业盈利逐渐改善的结构性新周期阶段,因此对下一阶段的中国股市依然看好。

从流动性分析,四季度全球流动性或将好于预期,市场情绪亦有望保持正面。从外部看,最新公布的美国9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低于预期,加上前期财政僵局带来的不利影响逐步释放,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有待观察。尤其是就业增长步伐比美联储的预期更为缓慢。未来财政政策仍存在不确定性,当前经济环境并不适合美联储考虑开始削减QE规模,未来定调可能更为谨慎。预计10月份QE退出的概率几乎为零,12月份的概率小于50%,更大可能推迟到明年2月份美国政府债务问题进一步明朗化之后再有所行动。而QE退出的短期风险减弱将使得四季度全球市场情绪得到改善。

对于中国国内流动性而言,随着外围流动性预期的改善,近期人民币出现了快速升值,再次进入震荡上升的趋势,显示了境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稳健复苏抱有乐观预期,四季度新增外汇占款也有望延续9月份的增长态势。从EPFR监测的数据也可以看到,近期国际资本对中国权益资本的配置也连续三周流入,尤其是最近一周出现了大幅流入,规模已接近今年一月份的水平。通胀虽然有继续回升的风险,但预期年内还依然可以控制在3.5%的上限以下。同时,考虑到未来两个月资金市场将进入财政存款投放高峰期,虽然央行可能灵活调控维持平衡,但四季度流动性整体或将维持中性偏边际改善的状态。

最重要的是,此前一直强调的改革预期或将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逐渐明朗化,目前市场对于改革的预期更多的是集中各个“点”上的挖掘,此前一系列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嵌套的系统性改革,这个复杂系统的全面解决方案,靠独自或者局部的摸石头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更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统领性的“面”上的改革布局。而七大改革放在一起,你能看到的是一个清晰的、坚定的,有策略和有时刻表的市场化改革,从来没有间断过,并即将进入一个新高潮。而七大改革的协调和配套推进将有助于解决当前诸多的热点和痛点问题。虽然改革力度上需要循序渐进,但对于效率的提升却是不可忽略。

以国企改革为例,其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预期主要改革方向是国有资产覆盖领域的调整和国有资本的有序进退。国有资产必须进行分类管理,这是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率,以及确定合适的国有经济布局的基本前提,只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实现相对控制。而其他一般性竞争领域则应该是完全交回给市场。即便是在国有经济已经形成绝对优势的金融、军工、电力、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等领域,也可以进行产权多元化,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民资或者外资,实现国退民进,打破垄断,搭上市场效率的便车。无数的案例证明,私有化不一定必然会带来效率的提升,但竞争一定会。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国企分红和退出得到的资本应全部划至全国社保管理机构以充实养老基金,再以财务投资形式重新回笼到资本市场进行保值增值,为消化未来国民养老的隐性负债提供支持,即实现国有资本积累成果的全民共享。在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过程中,融入市场化的国有企业以及有望获得准入权的相关民营企业都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尤其是铁路、石油和电信等领域的改革深化。

中国广东《新快报》在头版致歉

曾掀起一场媒体自由风暴的中国报纸周日发表致歉信,此前该报一名记者承认收钱撰写有损一家大型本土制造企业名誉的失实报道。

广东的《新快报》上周发起一场大胆的造势活动,要求警方释放陈永洲。但该报周日在头版致歉。此前这名记者承认为了出名和捞取金钱利益而杜撰有关中国第二大工程机械制造商中联重科(Zoomlion)的报道。

“经警方初步查明,本报记者陈永洲受人指使收人钱财发表大量失实报道,”《新快报》周日表示。

陈永洲是在10月18日被中联重科总部所在地——湖南省会长沙的警察拘留,理由是他涉嫌损害该公司的“商誉”。他曾发表一系列报道,称中联重科夸大了销售数据——该公司否认这些指控。

《新快报》发起空前的宣传攻势、要求释放陈永洲之后,陈永洲的案子受到全国关注。该报在头版发表题为“请放人”的社评,并在次日跟进发表“再请放人”的大字标题。

上周六,官方的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播出一则报道,显示陈永洲向警方交代,有人付给他50万元人民币(合8.2万美元),让他写一连串有关中联重科的报道。

戴着手铐的陈永洲说,许多文章是由一个未点名的中间人提供现成文稿的,在以他的名义发表在《新快报》的署名文章中,其中一些文稿他连看都没有看过。

《新快报》在致歉信中表示,其在事发后为争取陈永洲获释而采取的“不当做法,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教训深刻”。

发生这件事的大背景是,自习近平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官方加大了对媒体的管控力度。陈永洲的案子最初在新浪微博(中国的微博客服务,类似于Twitter)上引发了公愤。许多人提出,持有中联重科部分股份的湖南省政府是在试图保护该公司。一些评论人士提出,这起事件令人对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败运动产生怀疑。

《新快报》在上周的社评中曾经写道:“假如,你是个记者,写了些批评某公司的报道。有一天,警察叔叔把你抓了”。

就连官方的新华社也对长沙警方跨省拘留陈永洲的行动提出质疑,称警方应当“拿出更多证据,否则就放人”。很少为记者说话的中国记协上周则一反常态地表示,希望“湖南有关方面能够做出有司法依据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虽然《新快报》已就陈永洲的行动做出道歉,但本案令人再度担忧中国被控犯罪的人所得到的对待。

美国有些地方有所谓的“游街示众”(perp walk)做法,即让媒体拍摄已被逮捕、但尚未出庭受审的人。最近几个月中国也出现了中国版的“游街示众”,已有好几个人在电视上向警方认罪。

8月份,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在中国颇为知名的企业调查员韩飞龙(Peter Humphrey)承认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片段。

“今天,比新闻界更悲伤欲绝的是律师界,”时事杂志《凤凰周刊》(Phoenix Weekly)编委邓飞在新浪微博上讽刺地写道,“因为他们猛然发现法庭不见了,辩护消失了,审判不需要了,他们就要失业了。”

朱莉(Julie Zhu)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