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ne 30, 2013

分析:郭台铭道歉的背后

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商富士康(Foxconn)的创始人郭台铭(Terry Gou)个性强悍,并不常向股东鞠躬致歉。

但在本周举行的年度大会上,他却向股东们低下了头。据郭台铭称,富士康为美国前十款最畅销电子产品中的七款组装或制造零部件。

他道歉的对象既包括年年出席富士康为期一天的年度股东大会、年事已高的个人投资者,也包括贝莱德(BlackRock)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这样的机构投资者。道歉的原因是公司股价在过去6个月下跌了近20%。

郭台铭在长达8小时的股东大会上表示:“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赢回你们的信任。”他保证,今年富士康销售额将再创新高。

销售额的增长很重要。过去30年,面对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竞争,富士康等台湾代工厂商在传统个人电脑(PC)的生产领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们在净利润率不到5%的环境中找到了生存之道。

富士康是采用这种高产量、低成本模式的典范。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0年里,其销售额年增长率通常超过30%。在全球电子产品代工生产领域,富士康占据的市场份额从2006年的五分之一扩大到去年的近一半。

但在眼下,麦肯锡(McKinsey)台北公司高级合伙人贺睦廷(Martin Hirt)表示,这个行业的前景变得“更加不安定”。个人电脑销售额下降,智能手机销售额增速放缓,令代工生产行业的处境比过去几年更为艰难,尽管平板电脑和数据中心计算机领域的增长为该行业提供了支持。

富士康又名鸿海精密(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ies),其大约一半的收入来自苹果公司(Apple),而在投资者看来,苹果如今缺乏激动人心的新产品,这种担忧对富士康造成了很大冲击。

问题在于,科技消费品行业的前景不够明朗,影响了富士康和同行公司的业务。

各个品牌试水多种产品形式——大平板、小平板、笔记本-平板两用电脑和可穿戴设备,这意味着新产品型号大量涌现,但同一种产品的出货量很低。

瑞银(USB)驻台北分析师谢宗文(Arthur Hsieh)称,这压低了生产商的利润率,因为它们必须花时间测试每款产品的最佳制造方法,并相应地重新部署生产线。生产商因此也难以制定长期投资计划。

贺睦廷表示:“展望未来5到10年,下一个主要增长点在哪里?这个问题令人头疼。”

与此同时,随着移动设备的零售价格下降以及各品牌为降低成本而牺牲质量,削减成本的压力不断上升。

例如,台湾公司华硕(Asus)近期发布了一款新平板电脑,零售价仅为129美元,远低于平板电脑的平均价格——461美元。

摩托罗拉(Motorola)、黑莓(BlackBerry)和诺基亚(Nokia)等品牌纷纷走向衰落,而韩国的三星(Samsung)和中国的联想(Lenovo)正在崛起,这种情况令代工领域的形势更加扑朔迷离。与许多现状不佳的品牌不同,联想和三星主要依赖自有生产设施,而不是代工厂商。

在富士康,郭台铭希望跳出纯粹的生产业务,进军“技术服务”领域,使收入来源多元化。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意味着更多地把自身在软件和产品设计方面的知识(而不只是组装线上的工人)投入到产品生产中。

为安抚投资者,富士康还将剥离一些专项产品事业群,首先从一个生产连接器产品的部门着手。

郭台铭称,为进入附加值更高的业务,他计划在台湾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其中一部分工程师将效力于一个新项目,设计并生产使用Mozilla新款移动操作系统的设备。

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商之一、同为台湾企业的广达电脑(Quanta Computer)为Facebook等公司制造专用服务器,并承诺在笔记本电脑销量下滑的背景下继续从事这一业务。

同类企业纬创资通(Wistron)本月对投资者表示,打算进军售后服务领域,并在触控技术组件和绿色回收技术等领域进行投资。纬创资通也在与Facebook洽淡为其制造服务器的事宜。

这些举措似乎鼓舞了投资者。尽管纬创资通上一季度的营业利润率创下5年多来新低,但其股价今年迄今只下跌了1.6%。

译者/何黎

威尼斯的中国梦

“中国人来了。”

2013年5月31日,威尼斯的皮诺美术馆门口,一个意大利门卫扭头对伙伴嘀咕了一句。

这是55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前一天。水城阴雨,但街道和美术馆里中国面孔突然多了起来。他们大都是来参展的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5月28日到31日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刻。这四天是双年展的预展,威尼斯迎来艺术界的名流和媒体,各种展览开幕,酒会和派对无数。艺术家忙于布展之余,还要接待藏家,美术馆代表和记者。现在,他们终于从各种紧张和焦虑中解脱出来,可以好好看看威尼斯呈现的当代艺术景观。保守估计,这里的中国艺术工作者接近两千。

威尼斯双年展有百余年历史,是当代艺术界的盛会,但中国艺术家与之的渊源并不长。80年代,中国受邀参展,送去了剪纸和刺绣,与当代艺术的趣味格格不入,交流中断了十年。直到1993年,意大利外交官茀兰(Francesca Dal Lago)牵线,16名中国艺术家才再次受邀参加主题展“东方之路”。其中有王广义,方力钧,张培力等日后为人熟知的名字。当时的中国媒体和这些艺术家一样,显得兴奋和生涩,艺术刊物讨论“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获取国际身份”,大众媒体则称“初步亮相”已经“轰动海外”。只是少有人知道,这十几位艺术家挤在一个展厅里,房间的一半还被人挤掉。

时过境迁,20年后的很多中国艺术家已对国际舞台轻车熟路。2013年五月,超过300位中国艺术家登陆威尼斯,中国平行展数量近20个,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以其影响力,威尼斯双年展吸引这么多中国艺术家不足为奇。但如果有哪位艺术家声称自己轰动水城,行内人可能会问一句,哪个展?

参展≠出名

简单来说,当今的威尼斯双年展有主题展,国家馆和平行展三个组成部分。主题展体现双年展总策展人的意志,为整个双年展定调;国家馆类似世博会,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场馆里自由命题;而平行展由非盈利艺术机构向组委会提交申请,获得许可后举办。平行展虽是威尼斯双年展正式组成部分,但内容没有必定联系。虽有“批准”,但无“审查”。

曾梵志作品:无题

既然如此,平行展水平就各有高低,参展艺术家也是各路英雄。数百人的中国艺术家队列中,有一部分得以跻身关注度较高的展览,如曾梵志的一对大画幅作品“无题”展出在收藏家皮诺的海关大楼中庭;而艾未未的作品也入选两个平行展,一个国家馆,并引起不少话题。在国际上,这些艺术家或有学术认可,或能制造争议,在双年展舞台上,也自然成为一张中国名片。

但更多人并不在当代艺术的图谱上,对他们来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的机会。第一次参展的艺术家,大都希望能够遇到“伯乐”,获得学术上的肯定。对于更急功近利的人而言,一件“去过威尼斯”的作品,则可能带来更高的市场价值。

但这很难。包括主题展,国家馆,平行展在内的各种展览有上百个,每个展览的作品又从几个到几百个不等。即便是好作品,也很容易被淹没。对大多数艺术家来说,作品往往只能留人驻足几秒钟。

艾未未作品:Bang

Saturday, June 29, 2013

流动性泛滥下的“钱荒”

近期中国国内出现的“钱荒”事件,不但对银行和金融机构构成了一次重大的冲击,给A股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也吸引了全球众多投资者和监管者的关注。从一定意义上讲,过去一周发生的市场波动,是一次由央行主导的,并且大体在央行监控之下的可控性“金融危机”。正像可控性核聚变和可控性核爆炸一样,可控性的“金融危机”一方面可以将金融危机的威力和危害充分暴露在各方面的市场参与者面前,另一方面可以保证“金融危机”不会真正威胁经济的运行和金融系统的稳定。

无论这次可控的“金融危机”是否达到了央行所预期的目的,也无论市场对于央行的沟通方式和手段抱有怎样的担忧和不满,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传统的压力测试显然没有能够充分反映目前中国银行业和中国金融体系所面临的或有性风险(contingency risks),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稳定性远没有金融机构自身和监管层所想象得那么稳健,而中国的金融体系,可能会比原来各方面所估计得要脆弱得多。

但这一发现好像又带来了若干悖论,而众多悖论中最难以让人理解的是宏观层面流动性的泛滥和微观层面的流动性枯竭。

一方面,从2002年到2010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由2万亿元扩大到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2010年社会融资规模与GDP之比为35.9%,比200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广义货币M2在短短的过去五年间,就从50多万亿翻番到如今的超过百万亿。流动性不可谓不充分。

但另一方面,困扰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已经持续困扰了中国经济有一段时间了。随着事态的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某些地方国有企业也传出了不同程度的资金紧张的问题。但这一次连一向家底殷实,赚钱多到“不好意思说”的银行都爆出资金紧张,实在不能不让人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着实担一把心。

这次可控性的“金融危机”可能恰恰暴露出中国金融体系的若干个紧密相连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恰恰解释了为什么金融体系为什么会在如此泛滥的流动性环境下出现惊人的“钱荒”

首先,投机性资产沉淀了大量的资金和流动性。过去一年以来,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来越小,印证了各方关于新增融资大多被用于金融领域,尤其是投资到房地产和预期收益高的信托产品和理财计划领域的担忧。社会融资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追逐短期的投资收益,而非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其次,投机性资产流动性往往很差。无论是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是很多在产能过剩领域的重复投资项目,现金流都很薄弱,资金流动性差。非如此,这些投资项目也不会被逼到以远高于银行利率的水平进行融资。等到系统性流动性收紧的时候,这些项目唯一可以用来缓解流动性匮乏的手段,就是向投资人许诺更高的收益率和更长的还款周期,以解决其眼下资金无以为继的难题。从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金融史上屡试不爽的借新还旧,把饼越画越大的“庞氏骗局”

再者,投机性资产之间有紧密的相关性。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是众多的信托计划和理财产品,其现金流和流动性往往都紧密地和刚才所说道的流动性很差的投资密集型的项目绑定在一起。这种高度的相关性不但给借钱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流动性枯竭时筹措资金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也让银行完全曝露在对手方流动性匮乏的风险之下。一夜之间,众多银行突然惊醒,自己的风险模型和拨备都忽略了各种资产可能同时出现违约的可能,而自己在一时之间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应付哪怕是一丝对自己的安全性产生的质疑和挤兑。这正是为什么众多银行在过去一周上演‘钱荒’,也是为什么众多金融机构在2008年面临灭顶之灾。

Friday, June 28, 2013

邓小平的改革领导力

在中国社会矛盾迫近临界点、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路口,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发出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不改革要承担历史责任”、“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老虎苍蝇一起打”、“打铁还须自身硬”、“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一系列改革之声,社会各界对重启改革议程充满期待。

但我们丝毫没有理由盲目乐观。早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但实际执行情况却并不如意:旨在打破垄断的36条、新36条无法撼动央企垄断;国企不仅没有退出竞争性行业,反而大肆进入房地产等高度竞争性领域;在利益的裹挟之下,政府权力无序膨胀到了 “不能理解、不能忍受的程度”(李剑阁语)。正如吴敬琏所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遗憾的是,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统制不但没有削弱,相反还不断增强。”。结果,过去十年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改革失去的十年”,甚至有悲观者认为改革已死。

究其原因,领导力是改革最大的瓶颈。如今的改革,已经跨过上世纪80年代“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雷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阶段。步入深水区的改革,不可避免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说的直白一些:领导者要有勇气动一些人的奶酪。领导力的关键要素在于敢于担当、言行一致、赏罚分明。如果不敢动真格的,就难免出现政令不畅的局面,最终改革只能不了了之。正如朱镕基同志1998年所言:“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

何处寻求改革领导力?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局面下,大刀阔斧推动了改革,展现了令人敬佩的领导力,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领导应该“抓大放小”。领导力的本质在于选择做正确的事情(do right things)而非把事情做到位(do things right)。领导者的精力是有限的,必须高度聚焦于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义的大事。邓小平非常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关键任务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典型。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领导者应该心无旁骛地推进改革,切不可在访贫问苦、视察灾情等细节问题耗费太多精力。

二、顺应民意:1992年的小平南巡,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小平彼时虽已退休,但他的言论依然引发神州激荡,关键还是因为顺应了民众对加快改革的心声。上世纪90年代初民心渴望改革,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热情长期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如今,民众改革呼声强烈,是因为贫富差距、国进民退、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引发的严重社会焦虑感。

中俄及伊朗支撑叙利亚经济

叙利亚最高经济官员称,伊朗、俄罗斯和中国正支撑起叙利亚被战争摧残的经济,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总统的政权在贸易往来中使用里亚尔、卢布和人民币,以挫败西方的制裁。

叙利亚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卡德里•贾米勒(Kadri Jamil)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叙利亚的三个主要盟友正在支持该国的国际金融交易,每月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石油,并提供信用额度。

贾米勒补充称,这三个盟友不久还将帮助叙利亚“反击”他所说的西方打压叙利亚磅的阴谋。

贾米勒有关经济危机的好斗言论突显出,阿萨德政权更加自信了。这种自信一方面源于该政权近期在军事上得手,另一方面源于一种信念,即:它在国际上的最大支持者仍坚定支持自己。贾米勒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有俄罗斯人、中国人和伊朗人站在你身后,情况糟糕不到哪里去。这三个国家正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帮助我们。”

贾米勒表示,伊朗政府在食品和成品油进口方面为叙利亚提供无限度的信用额度。他说,叙利亚政府也修正了危机前的“错误”,不再使用西方货币交易,而改用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货币交易。

贾米勒说:“如今,叙利亚磅和那三种货币直接兑换,我们跳出了欧元和美元的圈子。”

曾在莫斯科留学的贾米勒,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一直密切参与阿萨德政权与俄罗斯政府的讨论。他表示,“悬挂俄罗斯旗帜”的船舶向叙利亚政府控制的海岸运送成品油,不过他拒绝透露细节。

他说:“我们正看着有谁敢攻击他们。”

贾米勒指责国际上的反对者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通过制裁(从禁止从叙利亚进口石油,到禁止叙利亚与其他国家的金融往来)与叙利亚打金融战。他表示,叙利亚的成品油进口每月耗费5亿美元,与此同时,反政府武装占领油田也打击了阿萨德政权。贾米勒称,经济形势“复杂且严峻”,但他补充称,“但我们还未到没有退路的那一刻”。

叙利亚持续两年多的危机令该国整个工业遭受重创,国内生产总值(GDP)一落千丈,但叙利亚经济仍维持着活力,这令分析人士猜测,叙利亚政权或许从国际上获得了帮助。

贾米勒指责沙特阿拉伯、美国和英国通过向邻近的黎巴嫩和约旦大量输送叙利亚磅、阴谋搞垮叙利亚的货币。叙利亚磅兑美元汇率近几周来已从45:1跌至200:1。

译者/何黎

英中外交关系有望解冻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表示,英国与中国冰冻已久的外交关系开始解冻,此前英国政府本周保证,不支持西藏独立。

《人民日报》撰文称:“中英关系向前迈出了一步,这是一件好事”。这一迹象表明长达一年的冷淡氛围告终。

中英两国本周还证实,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将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峰会,这将结束两国一年多没有政府高层接触的时期。

在此期间,中国对卡梅伦在2012年5月会晤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决定表示愤慨。今年4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自卡梅伦会晤达赖喇嘛之后,中国高层官员取消了出访英国的计划,两国之间仅有一次正式的部长级接触。

缺乏高层接触让英国政府官员感到恐慌,他们认为,英国可能会输给与中国关系相当良好的法国和德国。

然而,在本周一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后,中英关系开始缓和。

英国外交人士表示,在电话交谈中,黑格告诉王毅,他已向英国议会重申,英国的西藏政策没有改变。

外交人士称,黑格告诉王毅,英国对于人权有着坚定承诺,“但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我们也理解中国的敏感性以及对西藏的关切”。

在中国,《人民日报》本周似乎表示,谈话进展顺利。

《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中称,黑格的言论“是中英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应有之义”。

“或许,中英在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一时还难以弥合,关键是如何确保这些分歧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总体发展。”

这场政治争端似乎没有对中国对英国商品的兴趣产生任何影响。去年,中国从英国的进口增长15.5%,超过从美国的进口增幅(8.8%)和从欧盟的进口增幅(0.4%)。

黑格告诉王毅,今年,“中国对英国的投资将达到空前水平,双边贸易也将强劲增长”。

译者/梁艳裳

中国将首次派遣作战部队参加维和行动

中国公开承诺将首次派遣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标志着北京方面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我们将首次向马里派出成建制的安全维和部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一个安全论坛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官员和学者都表示,这意味着中国维和部队将包括作战部队。

“这是我们在参与维和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中国智库“中国联合国协会”(UN Association of China)会长陈健表示,“走出这一步后,我们的贡献将是全面的。我们将派出警察、医疗队、工程兵和作战部队。”

截至去年12月,中国有近1900人员执行海外维和任务,这使得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贡献最大的国家。但北京方面一直不愿派遣作战部队。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干涉别国内政和拒绝用外来军事力量解决国内冲突是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奉为神明的两条原则。此外,中国政府不愿过早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全球任务,以免加剧全球对中国军事快速现代化的担忧。

但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逐渐变得更为灵活,他们在声明中承认中国有巨大资源需求,同时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和旅行,也使得中国的利益拓展到周边地区之外。

王毅的讲话是他自今年3月出任外长以来,首次阐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和趋势。他暗示,在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中,北京方面不希望给人以大幅改变外交政策的印象。王毅重申了不干涉和拒绝使用武力作为冲突解决手段的“永不过时”的原则。但在概述中国面临的各项挑战时,他也提到有必要使外交政策与中国不断扩大的全球利益保持一致。

中国人民解放军研究派遣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行动的可能性至少已有四年。去年初,中国军方采取了一个预备性的步骤:在向南苏丹派遣的维和部队中编配由步兵组成的警卫分队,由其执行保卫医疗分队和工程兵分队的任务。

熟悉马里维和行动的一名人士称,中国的新承诺在本质上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苏丹扮演的角色并无不同,但公开宣布这一点显示,派遣可能需要投入作战的部队是现已得到认可的政策。

本周联合国安理会正式批准向马里这个西非国家派遣一支维和部队,由其从7月1日起展开维和行动。但安理会表示仍需更多出兵承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上周访问北京时感谢中国“在维和行动上不断做出的、强有力的军事和政治努力”。

今年1月,法国和乍得发起一场军事进攻,旨在驱离利用图阿雷格人的一场起义占领马里逾半国土的伊斯兰主义武装分子。联合国维和行动意在接替法国。

熟悉中国在马里维和行动上与联合国商讨详情的一些军事专家表示,中国此次可能派出至少500名军人,而联合国马里维和部队的总兵力将为1.26万人。这将是中国有史以来派遣的最大规模的维和部队之一。但目前尚不清楚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是否已决定接受中国的派兵方案。

译者/和风

历史对钓鱼岛对峙的警示

最近的美中峰会期间,几个引发中方怒火的问题之一是有关东海几块石头小岛的——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Senkaku),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如果中日两国领导人不能更明智地应对,这些贫瘠岛屿的归属真的有可能造成国与国关系的破裂。

从亚洲其他地区到美国,所有重要国家都在幕后敦促日本和中国小心处理这一事务,让冷静的一派占上风,改变话题。然而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尽管没有多少人明白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个问题可能会造成足以震撼整个东北亚的危机,并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

比如,最近的经济分析似乎表明,围绕这些岛屿的紧张所引发的抵制和金融上的报复行为,影响已超过2011年3月份日本福岛县核灾难带来的经济创伤。

过去几个月以来,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船在日本自卫队支持下,在这些海岛周围高强度执勤,以阻止民族主义渔民或愤怒的示威者在他们眼里未经授权的登岛行为。

与此相对应,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出动了大批渔船向这些海岛进行真真假假的试探,挑战日方的行政控制,并测试日方的回应和风险容忍度。尽管明显的历史性紧张和竞争性的大国角力格局都在不断恶化的日中关系中起着作用,最麻烦的还是围绕这些海岛的对峙。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情况如此令人担心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目前的气氛让人联想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年——译者注)。就像上世纪初欧洲军队间剑拔弩张时一样,东京和北京方面都对自身立场的正义性深信不疑。更重要的是,双方都相信,只要再加大一点压力,对方就会沉不住气,就会退缩。这导致双方都甘冒极易升级的行动风险。

其次,双方都低估了爆发危机的风险,并相信形势是无限期“可控的”。然而,由为数不多的指挥官每天在缺乏睡眠和压力巨大的状态下指挥调度的高强度部署,加上近距离对峙的固有紧张,都有可能导致误判和走神。

第三,双方的作战调动在某种程度上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新领导层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及其团队的头脑中“刻上”某种特定的思维模式。日中关系已出现一种态度日益强硬,互信越来越少的特点。

第四,美国的劝说迄今对双方的行为影响有限。在幕后,美国政府明确表示,美方的安保联系驱动其对潜在危机的应对方式,但美国寻求避免这种摊牌——通过创造性的外交斡旋,并努力推广一种认识:各方在亚洲都有更重大的利益。

尽管美国对主权问题并不持最终立场,但美方强烈意识到,日中保持可维护的关系是现代亚洲奇迹一大基石。如果这种关系不复存在,该地区将陷入充满紧张关系的不安状态。

可惜,这种理念对美国政府及亚洲邻国的影响,倾向于超出其对日中两国政策制定者和战略家的影响。目前看来,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下定决心,要在围绕这些岛屿的调兵遣将中取得优势地位,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避免给人以任何退缩印象。

本文作者是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美国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防火墙之父

昨天深夜,@南方都市报吟得打油诗两句:“千里黄河水滔滔,万里长城何时倒?”

这是为了呼应和扩散@南都评论刚刚发出的留言。以一个显示纽约时报网址因遭遇防火墙而无法打开的截屏图为据,代表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的官方账号留言如下:“北邮方校长辞任,有人发出‘祝病魔早日战胜校长’这样的刻薄之言,实在令人寒心。毕竟,网络遭屏蔽、信息不自由的责任,不能归于方氏一人,他只是应公众需要而生的一个符号罢了。问题是,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明太祖不许片板下海,算是出于国防需要,今日之GFW,总不是为了抵挡‘棱镜’吧!”

可是,转发之余,@文三娃却仍要说:“‘祝病魔早日战胜校长’ 够婉转了”;@冉云_飞更是不惜于以“南都评论是不是被盗号了”来批评同道中人:“方氏干出这等伤天害理,坑害民众的事,是应民众之请吗?这需要多么颠倒黑白才能说得出这种话?简单地说,信息自由是人类最应有的权利,因为一切权利均由此胎生。”

应该说,即便是在甚少忌讳的微博上,“不咒人死”总还算是个“政治正确”。但因“身体原因”提出辞职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连这个底线慈悲都没能享受到,反而是提前收到了葬礼合用的连串蜡烛。

虽说北邮不能算是顶尖名校,但方校长之离任着实激起了不输于北大级别的舆论关注。原因不在于他的教职,而在于他拥有“防火墙之父”的名号。根据北京邮电大学官网上的介绍,这位院士首先提出建设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的理念,并组织研制、实现了相应的系统,作为第一完成人,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在2011年2月环球时报的一篇英文报道中,方滨兴确认自己是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简称GFW)的首要设计者。此前一年,人民邮电报首次在报道中称方为“国家防火墙(GFW)之父”。

像是怕报纸读者不了解这位网络名人,在今晨出版的报道中,南方都市报就专门描述了这个“防火墙之父”名头的由来,并举例说明方校长所遭遇的人心向背:“因为GFW,多个全球知名网站无法正常访问,方滨兴也因此在网上被很多人挖苦和辱骂。2010年12月,方滨兴开通微博,被大量网友围观,网友纷纷留言‘方校长做点好事,教我们怎么翻墙吧’、‘请推荐一款最好的翻墙软件’等。2011年5月,方滨兴到武大出席活动,更曾被网友扔鞋抗议。2011年11月,北邮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网站遭攻击,页面被篡改为一个类似于‘愤怒的小鸟’的游戏,游戏中的目标换成了方的头像,武器也由小鸟变成鞋子,游戏被起名为‘Angry Shoes’(愤怒的鞋子)。在前述环球时报的报道中,方滨兴对网友的不满表示,‘我将这些辱骂当做为国家作出的牺牲。’”

比起同行,南方都市报真算是对方滨兴话题最感兴趣。不止于微博叹息以及这篇《“防火墙之父”方滨兴请辞北邮校长,自曝身体不佳无法连任,勉励该校毕业生做人要“有个好品德”》,今晨评论版上还允许狂飞再调侃一次“祝方校长战胜病魔”:“方滨兴因身体原因请辞北京邮电大学校长,针对有些网友‘祝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的说法,也有网友批评说:‘你们太不人道了,我们还是要祝方校长战胜病魔吧,而且是用防火墙挡住病魔,呵呵……”

中国离金融危机有多远?

“会爆发金融危机么?”2013年6月25日,黑色星期一。上证指数一度暴跌入1900之下,我匆匆步入办公室之际,一位工作与经济无关的同事如是问道。

类似的提问并不鲜见。当普通投资者都如是发问时,暗示市场的集体预期正在发生变化。中国A股过去往往被诟病为脱离实体经济,但是其与宏观经济的方向性关联度近年却日益明显,暴跌不仅是恐慌情绪的爆发,更代表着对于未来形势的悲观。

抛开长期因素,流动性是近期市场最大担忧,大热的“钱荒”一词也正缘于此。如果日后回顾这段黯淡的资本市场时光,或许真正的“雷曼时刻”应该铭记为6月20日债市危机,而不是6月25日的A股暴跌,因为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余震而已。

中国为什么出现“钱荒”?首先,银行有管理短期流动性的天然需求,而中国的低利率环境更放大了这一需求。市场对资金始终存在着强大需求,也就是说钱荒始终存在,无非大小而已。其次,央行作为流动性的最终提供商, 一旦货币市场出现流动性异常,必须出面平抑,以避免货币市场进一步自我循环式的冻结,进而引发金融市场的整体失序。也正因此,在6月20日之后,我在专栏文章《央行该出手时应出手》中强调央行应该有所行动,遵循白芝浩原则为市场提供紧急流行性。

6月25日,四个漫长日子的等待之后,在A股市场近乎崩盘的紧张气氛中,中国央行终于出手。央行不仅向一些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支持,而且安抚市场道货币市场利率已回稳,“随着时点性和情绪性因素的消除,预计利率波动和流动性紧张状况将逐步缓解”。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走势来看,紧张情势的确得到缓和。

如今来看,债市的“九级地震”(经济学家高善文语)看似平安度过,但并非不存在从流动性危机变为清偿性危机的危险可能。有人认为是压力测试,也有人认为是教训“坏孩子”,甚至不乏国人习惯性地从政治解读……须知,金融市场自身有其逻辑与规律,当时情况不可不谓凶险危急,也充分暴露中国臃肿金融体系的脆弱。货币不是用来玩的,一着不慎,固然让坏孩子们(不听话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等)受罚,更有可能因走火而酿为金融危机。

从历史上的金融危机来看,金融危机往往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其间伴随着狂热、泡沫、恐慌、雪崩的几重变奏。某些对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就表明,金融危机的扩散根源不仅源于贸易等实际因素,更多还源于恐慌的自我实现。也正因此,中国央行一改冷面,出手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与其批评为“放水”,不如称许为“救火”。

回头来看,当前中国监管层对于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影子银行等诸多弊端多次强调,显示其对于当下经济形势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市场也依托希望于“李克强经济学”能带来变化。改革是必须的,也不得不付出代价,但是不应该从简单粗暴扰动银行间市场开始。

银行业是金融系统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其中最脆弱的一环,它的天然不稳定性往往引致宏观经济层面的巨大波动。银行业的外部性远远大于别的行业,一旦银行业出现问题,每个人都不得不承担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成本,无人可以置身事外。也正因此,如果不能维持银行间市场的稳定,进而波及银行业的信用体系,其后果是严厉的。

华西村:中国式困境样本

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你可以从2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看到72层高的龙希国际大酒店(LongWish Hotel International)。这幢奢华的摩天大楼高高耸立在江苏省南部华西村茂盛的稻田中。

龙希国际大酒店设有826个客房,在一个人口仅有2100人的村子里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酒店顶部甚至还有一个巨大的“金球”,优雅美丽的朝鲜姑娘在里面的旋转餐厅为宾客服务。它比纽约的克莱斯勒大厦(Chrysler Building)和伦敦的“碎片大厦”(Shard)都要高,于2011年完工,造价超过30亿元人民币(合4.9亿美元)。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么多的客房很难住满。在安静的午餐时间,朝鲜服务员为几个现在住在酒店里的本地人表演传统舞蹈。这些人漫不经心地看着表演,他们是利用村部发放的补贴住进酒店的。

这家酒店的命运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现在面临的困境。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经历了每年10%的高速发展,如今开始放慢脚步。中国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许多方面来说,华西村是中国困境的一个缩影。几十年来,华西村一直被誉为经济成功的典范,还号称是中国最富裕的村庄。它奉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共狂热而自相矛盾的市场经济改革——把中国人从饥饿边缘解救出来,并使中国成为一个日渐崛起的超级大国。

但与中国自身一样,如今华西村再也不能完全依赖其陷入困境的钢厂和化工厂。过去的主要增长支柱(房地产项目和全球对中国产品不断飙升的需求)不再能够创造它们在过去20年里创造的财富。因此华西村独断专行的领导人贸然选择了一种他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服务型经济新模式,在这个偏远之地建起一家大酒店,希望这能为他们招徕游客。

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公司(Huaxi Group Corporation)董事长吴协恩表示:“未来我们打算减少办厂,加大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已经走到了工业化道路的尽头。”

被人们称为“新书记”的吴协恩是接替父亲吴仁宝,成为华西村新的领导人。具有远见卓识的“老书记”吴仁宝曾带领华西村走向富裕,但他在今年3月因肺癌去世,享年84岁。

吴仁宝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将华西村打造成一家企业,并保留了华西村原始村民的集体所有权,从而能够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实现集体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西村不同于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但在其他多数方面,它是中国的缩影。

独立经济学家、强烈质疑华西村发展模式的温克坚表示:“华西村模式实际上是中国模式。”温克坚认为华西村只不过是另一个波将金村(Potemkian Village),是中国统治者为了展示其最新政策而树立的样板村庄。(波将金村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波将金于1787年修建的村庄,专为女皇视察他的领地时使用,以显示领地的“繁荣”——译者注)

吴仁宝要求他的同志们每天学习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并按照中共的优先事项制定当地所有的经济和政治计划。

但在吴仁宝逝世之际,华西村与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正在竭力应对增长放缓、出口大幅下滑、工业产能过剩和债务日益上升的问题。尽管按大多数国家的标准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非常高,但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今年一季度经济放缓感到担忧。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7%,而2012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长7.9%。

Thursday, June 27, 2013

中国“钱荒”接近尾声?

中国央行承诺为存在资金缺口的银行充当后盾,这让目前惶恐不安的投资者产生了一种期待,即中国的“钱荒”可能已接近尾声。

中国央行昨日发布的一份声明,是中国官方迄今最明确的平息市场动荡的尝试。过去一周期间,这场动荡撼动了全球市场,令人担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能即将爆发一场信贷危机。

“若(银行的)资金安排出现暂时性头寸缺口,央行将提供流动性支持;”中国央行在声明中表示,“对流动性管理出现问题的机构,也将视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维持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中国央行已向某些银行提供资金,但没有具体说明金额以及向哪些银行提供了资金。

提供支持的承诺与中国央行在周一采取的强硬得多的立场形成反差。中国央行周一表示,中国金融体系内部流动性充足,而且大银行有义务向规模较小的同行放贷。

昨日早些时候,由于投资者担心中国“钱荒”将持续下去,上证综指下挫6%。但股市在接近收盘时爆发一股乐观情绪,人们相信央行将采取行动防范危机,这推动行情急剧反弹。收盘时,股指在当日仅微幅下跌。

中国央行称,上周银行间拆借利率飙升至两位数以后,货币市场已在恢复当中。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已回落至5.83%,仅为上周水平的大约一半,但仍为正常水平的两倍左右。

“一些自身流动性充足的银行也开始发挥稳定器作用向市场融出资金,货币市场利率已回稳,”中国央行在声明中表示。此前,一系列暂时性的技术因素,包括税收集中入库和季度末法定准备金缴存,加剧了市场偏紧的局面。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呼吁官方保持坚定立场。“证监会不是股市的‘奶妈’,央行也不是。这些所谓的‘救市’和‘托市’之举,不是帮了股市,而是害了股市,”该报署名文章写道。

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经济学家陆挺表示,中国央行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放软身段。他说:“他们将不得不尽快终结这场信贷紧缩。”

译者/和风

中国试图遏制“庞氏”信贷繁荣

中国信贷紧缩引发的担忧不断加重,令本来就对美联储(Fed)打算“逐渐减少”买入资产感到不安的全球金融界更加如坐针毡。

目前要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鉴于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信贷密度却再度提升到2009年信贷繁荣时期的水平,大力收紧信贷或将突然导致投资的大量减少,加重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并导致金融和银行业的动荡。

这可能会挫伤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加强美元的地位,加大新兴市场资金外流趋势并减缓新兴市场的增速。

自6月初以来,中国的银行间拆借成本一直在升高,上周末更是急剧攀升,回购利率虽然到收盘时略有降低,但仍接近历史最高水平。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包括外汇流入的突然减少(甚至可能有部分资本外逃),以及季度性的纳税行为。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央行(PBoC)抽空了流动性,并且在资金短缺时未进行回购等操作。这样,中国央行实际上向银行发出了信号,表明自己不会支持进一步的快速信贷扩张。

中国央行与中国银监会(CBRC)等机构正在试图实现至今实施力度仍然很弱的金融监管,并试图控制迅速膨胀的影子银行业所蕴藏的变幻莫测的融资风险。如今,借款方(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和投资者纷纷涌向影子融资市场,绕过了正规银行部门较为严格的监管手段。

例如,某些银行和中介机构便利用银行间市场出借资金或者把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去。自2005年以来,影子贷款增长了大约三分之一,增至约28万亿元人民币(与GDP之比达50%)。目前,它已成为“社会融资总量(total social financing)”加速增长中的活跃因素,对传统银行贷款以及其他贷款方式(比如通过信托公司、银行间贷款、商业汇票及公司债券出借资金)造成了伤害。与2012年已经很高的水平相比,2013年头5个月的社会融资总量年化增长率仍高达25%。

中国央行迄今如此坚定的立场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激进的信用创造措施——特别是在结构性原因造成增长放缓时——带来的后果不可小觑。不过,为了抑制与缓和投资、经济增长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成本上升,早点处理这个问题比晚点好。好消息在于,如果官方能够成功降低信用扩张水平,就将降低未来出现更严重信贷紧缩的风险,为预计将于今年10月公布推出经济改革措施的说法增加了几分可信度。

中国央行的政策立场体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治立场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的发言精神。习近平提出加强党风党纪建设,要求厉行节约。而李克强则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政府不能也不应该通过政策阻止经济放缓趋势,中国经济必须大力引入“市场机制”。如果中国央行坚持这一立场,恐怕只有等到社会融资总量及高于目标水平的货币增量开始减缓的确凿证据时,央行才会采取更宽松的政策。而且,中国央行手中不乏应付货币市场过度紧缩的工具。央行可以批准即将到期的票据交易以逐渐缓解资金紧张,还可以向个别银行直接注入流动性或者通过市场注入流动性。在必要的时候,央行还可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而另一方面,要驯服一场信贷繁荣热潮总是会充满风险。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信贷扩张大部分没有被列入资产负债表,往往是通过类似庞氏(Ponzi)骗局的多个交易过程完成的,而且还会受到不确定流动性状况的干扰。在监管收紧和市场中流动性受限的双重作用下,出现误判或者事故的风险大大增加,这可能会引发官方想要避免的市场动荡。如果经济增长随之放缓,即使既定政策的意图再强,其执行力度也注定会减弱,并过渡到宽松的政策。而推进经济再平衡所急需的金融改革(比如利率自由化)也会因此受阻。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世界都将密切关注中国的信贷状况及流动性管理,特别是在经济增长预期被持续下调的情况下。对于那些被捆绑到中国供应链上的国家来说,目前后果已经显现。如果以上担忧被更严重的信贷紧缩放大,全球金融市场将会因此畏缩不前,这会将美元汇率推得更高。

此前美元上演过两次牛市行情,曾分别成为上世纪80年代拖垮拉美经济和上世纪90年代末拖垮亚洲经济的催化剂。美元再演牛市行情将对市场造成全面影响,新兴市场更是首当其中,因为新兴市场一直以来都是风险资本的主要受益方。

注:本文作者乔治•玛格纳斯(George Magnus)是一位独立经济咨询师兼瑞银(UBS)顾问。

译者/何黎

“印度模式”面临穷途

对印度外包革命先锋Infosys而言,世界曾经是平的。如今世界的形状看起来更像一个梨子。

正是Infosys联合创始人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最初让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脑海里产生了世界是平的想法。弗里德曼对其在Infosys闪亮的班加罗尔总部发现的那片宁静的高科技绿洲惊叹不已。弗里德曼回忆起尼勒卡尼对他说:“汤姆,竞技场正在变得公平。”

那次经历让他思考技术正如何让距离和边境日益变得无关紧要,如何加快了新兴国家数亿民众加入全球劳动力大军的进程。

弗里德曼的许多见解如今依然是成立的。然而,Infosys自身的地位不那么稳固。在雷曼兄弟破产以来的几年时间里,该公司的复合年增长率从2004年至2008年期间令人兴奋的41%骤降至12%。该公司曾经以年年实现业绩目标闻名,近年却接连达不到营收预测。情况变得非常糟糕,以至于本月Infosys不得不请出66岁的联合创始人NR•纳拉亚纳•穆尔蒂(NR Narayana Murthy)带领公司回到正轨。

Infosys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自身的问题。然而,它们也带出了有关印度外包业局限性的令人不自在的问题,甚至有关印度发展模式本身的更令人担心的问题。

自其创始人离职以来,Infosys一直处于领导力真空。该公司被分拆,近年的领导人缺乏前任那种气质,无法从财富500强公司赢得利润丰厚的合同。更为根本的是,该公司已穷途末路。

该公司擅长远程管理复杂的信息技术网络,在出现故障时修复它们,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升级。为此,它雇佣了数万名刚刚大学毕业的印度软件工程师,这些人的年薪仅有5000美元。大多数雇员都是20多岁,离职率非常高。很少有人能在该公司呆两三年以上。其结果是,该公司的营运利润率在25%以上。

Infosys一直不愿牺牲这样的利润率。这意味着它输给了愿意打价格战或者(更重要的是)投资于新业务的竞争对手。其中一些竞争对手,如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和Cognizant,做得更好。这两家公司都大举押注于获得新领域的客户,比如欧洲的保险业和美国的医疗业。两家公司都更有能力对抗涌入相同市场的西方公司(其中一些公司雇佣了大批印度工程师),包括IBM、埃森哲(Accenture)和SAP。

Infosys的部分问题蔓延至整个行业。就连最成功的公司的增长也远不及过去。这种局面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是美国和欧洲需求疲弱。印度IT公司在进军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市场方面表现不佳。

其次,政治环境恶化。华盛顿收紧了允许印度人在美工作的H-1B签证。目前提交美国参议院审议的移民法案可能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难度。在其他地方,监管妨碍了新业务,比如欧洲禁止医疗数据流出境外的法规。

第三,许多现有的工作正被商品化和自动化。与其雇用印度工程师,让他们盯着指示灯的闪烁并应用现成的软件补丁,不如开发能够自我修复的网络更便宜。研究集团ISG的西达尔特•帕伊(Siddharth Pai)表示:“自动化是印度模式的一大威胁。”

这并不意味着印度IT业已经触礁。Infosys前高管莫汉达斯•帕伊(Mohandas Pai)表示,最优秀的公司仍然是“可怕的动物”。它们以前也曾脱胎换骨,尤其是在2000年的Y2K泡沫之后。麦肯锡(McKinsey)在2009年发布的报告中总结称,可离岸外包的IT业务规模达到令人目眩的1.65万亿美元,其中被捕获的不足10%。

媒体札记:一案两凶

昨天上午,门户均以直播架势从河北邯郸中院发回王书金案庭审答辩过程,微博上更是围观者众。

王书金这个名字难免有点陌生,那就改称他为聂树斌案“真凶”。当他2005年供认曾在1994年于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里奸杀一名妇女时,距承认犯下同一罪行的聂树斌被枪决已经10年。“一案两凶”,引发愕然。八年来,在聂母的身边积聚了大量同情声援者,推定聂树斌当年是因为刑讯逼供才招认莫须有的罪名,将此案能否平反视作中国法治是否公正的重要标志。

现在看来,5天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新浪开通官方微博账号,应该就是未雨绸缪吧,因为次日即有播报:“定于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九时零分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开庭审理上诉人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一案。”

于是,昨天上午9时,聚光灯齐齐打向邯郸。在展示了庭外有记者举起“官媒进,我们也要进!”标语的场景之后,10时许,凤凰网在直播页面中带来了“河北检察院: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并非王书金所为”的消息。根据所附记录,检方认为:“王书金关于被害人尸体特征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实际情况不符第一……王书金仅供述其强奸杀害被害人,没有供述被害人颈部缠绕花衬衣的情节;王书金关于杀人手段的供述与西郊案的实际情况不符。该案中被害人……全身未发现骨折……系窒息死亡,王书金供述的是先掐被害人脖子,后跺胸致被害人当场死亡;王书金关于作案具体时间的供述与西郊案实际情况不符;王书金关于被害人的身高供述与被害人实际身高不符。”

检方当然也明白本案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原因,那就是“因为王书金供述了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的部分情况”,只不过,在检方看来,这“不足以奇”:“西郊案发生在1994年8月,案发时,王书金就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工地打工,工地距现场距离100米左右。该案案发后,公安机关曾找过王书金及其工友了解情况。被害人下班失踪后,其家属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组织人员进行查找,被害人衣服和尸体被找到后,公安机关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查,不少群众围观”。

这份强调“王书金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的实际情况在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的检方陈述,其实就是通过@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率先发布的。更早一点,在发布了“一审判决认定王书金的三起犯罪事实”之后,这个新开账号还曾引述王书金一方的辩词:“上诉人王书金的上诉理由是:原判认定的三起故意杀人、强奸犯罪事实属自首,应从轻处罚;所供述的在石家庄市西郊强奸、杀人,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属重大立功,应从轻处罚”;“辩护人发表意见认为:王书金供述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可以认定应该是王书金所为”。

看到这里,围观者已经明白,如果王书金不能被认定犯下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也就意味着聂树斌有望平反的“一案两凶”证据不成立。

其实,担忧之情在开庭之前就已弥漫。经由@杨桐23日起转发扩散,据称是由当年最先报道“一案两凶”的原河南商报记者马云龙写成的《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流传一时:“据来源可靠的内部消息说,王书金将在24日的法庭上按照官方的要求,全面推翻八年来的供述,不再承认他是当年康菊花被害案的凶手。这样一来,八年来被舆论关注的中国当代冤案的代表聂树斌就失去了翻案的充分理由了。这个即将出现的局面是河北省政法机构精心策划和实施的阴谋的结果”。

新疆鲁克沁骚乱致27人死亡

局势不安定的中国西部自治区新疆周三发生一起暴乱,导致至少27人死亡。这是2009年当地爆发大规模种族骚乱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暴力事件。

官方的新华社报道称,持刀暴徒周三清晨袭击了偏远小镇鲁克沁的公安局、地方政府大楼和建筑工地。鲁克沁镇位于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以东约200公里。

报道引述当地共产党官员的话称,暴徒见人就捅,并点燃警车。报道称:“17人遇害,包括9名警察及保安和8名平民,警察随后开枪击毙10名暴徒。”

新华社没有提及此次骚乱的导火线,相关信息也无法从独立渠道核实。地区政府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未掌握信息。记者通过手机联系到一名家住鲁克沁镇附近的妇女,该妇女称“镇里”发生了骚乱,但不了解详情。

译者/何黎

“去杠杆”引发中国熊市

安东尼•波顿(Anthony Bolton)或许可以挽回自己在投资时机选择上的声誉了。自这位富达(Fidelity)的选股大师上周宣布退休、不再管理富达中国基金以来,上海股市已暴跌逾9%,一头坠入熊市。

中国主要股指昨日的起伏更是夸张,先是暴跌5.8%,后又在尾盘阶段反弹回来。这加剧了前一交易日股指重挫5.3%给投资者造成的不安情绪。

这轮抛售的速度之快或许前所未有,但笼罩中国股市的负面情绪却是存在已久。今年迄今,中国股市无疑是亚洲表现最糟糕的股市;若与自身做纵向比较,那么最近的表现就更加糟糕。

过去12个月里,以上海和深圳市场股票为成分股的沪深300指数下跌了14%,而同期日经225指数上涨了4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8%,富时100指数上涨9.4%。

中国股市在很大程度上仍对外国资本紧闭大门,但不少内地企业在面向全球投资者开放的香港股市上市。香港股市的下跌同样明显,以内地企业股票为成分股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s Index)在过去5个交易日里下跌了8.8%。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中国股票策略师欧文•尚夫特(Erwin Sanft)称:“市场出现大规模恐慌。中国股市是由政策驱动的……政府发出的信号具有很大影响。”

这些信号是近日紧张情绪的最主要来源。银行间拆借利率上周一度飙升至25%,而中国央行对此却袖手旁观,并劝诫商业银行整顿贷款账目。

尽管政府试图为信贷增长降温,但贷款规模今年仍再次快速增长,延续了2009年初以来的趋势。2009年初,中央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以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许多中小型银行严重依赖批发市场资金,并且暴露在中国的影子金融体系之下。官方急于控制住影子金融体系,强迫各银行实现债务和资产的匹配。但这些举措引起的连锁反应影响到了股市。

近期银行间拆借利率的飙升帮助推高了经影子银行体系发售的理财产品收益率,吸引那些寻求更高回报率的散户投资者投入资金。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也被迫减持股票以筹措资金——这一趋势可能将延续下去。

泽奔商务咨询(Z-Ben Advisors)研究主管张浩川(Howhow Zhang)称:“我认为流动性短缺不会很快得到缓解。央行这次似乎格外坚定。政府中的某些人已决定撕掉创可贴。”

“股市的震荡只是一种连锁反应,它表明冲击波正蔓延到实体经济。我认为这一格局还将延续一段时间。所有人都将被迫去杠杆化。人们将继续抛售股票和债券,直到他们习惯于这种新常态。”

金融股在近期交易中受挫尤其严重。中国民生银行(China Minsheng Bank)仅在过去5个交易日内就下跌了18%,而且连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这种大型国有银行也下跌逾10%。不过,由于投资者担心这种压力会蔓延至经济的其他领域,因此所有板块均受到了冲击。

6月份,中石油(PetroChina)股价累计下跌13%,中国神华(China Shenhua Energy)累计下跌14.5%。

澳新银行(ANZ)分析师称,他们预计流动性紧张将持续至7月末,若进一步延长将有“硬着陆”风险。与此同时,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正在滑落。汇丰(HSBC)上周将其对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全年增长率的预期双双下调至7.4%。

全球资金撤离新兴市场也对中国股市造成了不利影响。数据提供商EPFR表示,仅在上周,投资者就从中国基金中撤资5.58亿美元,从泛亚洲基金中撤资5.21亿美元。

尽管负面消息不断,但有分析师认为目前中国股票估值的吸引力令人难以无视。无论是从市盈率还是从市净率角度看,中国股票自2003年非典(Sars)疫情最严重时期以来都从未像现在这样便宜过。目前,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预期市盈率为7.3倍,市净率为1.1倍。

“估值极具吸引力,而且别忘了,这是监管驱动型流动性紧缩导致的被迫抛售。这就好像是监管部门在为我们‘按住’股价一样。”野村(Nomura)中国股票研究主管刘鸣镝(Wendy Liu)表示,“我倾向于认为本周是短期底部。”

译者/何黎

中国经济的“过剩”痼疾

2006年,施正荣登上胡润中国富豪榜第五名,大约从那时起收获了“太阳王”的美称。仅仅三年之后,他旗下纽约上市公司尚德电力(Suntech)就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每年的太阳能电池产量足以满足100万个高能耗美国家庭的电力需求。

对于美国和欧洲苦苦挣扎的同业生产商而言,尚德电力是一股无法阻挡的巨大力量的一部分。这股力量改变了市场秩序,使世界各地都充满了价格极其低廉的产品,并使竞争对手关门歇业。欧盟委员会(EC)指责中国生产商向欧盟市场倾销太阳能电池板,并威胁将因此提高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

但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距离坚不可摧还有很远距离。今年3月,尚德提交了破产保护申请。相对于巅峰时期160亿美元的市值,尚德目前仅价值1.8亿美元。曾经的“太阳王”现在也被解除了董事长职位。

事实上,太阳能产业只是最能彰显中国全方位产能过剩的一个例子。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兴衰轨迹已经不再陌生。

产能过剩随处可见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产业政策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政府补贴推动整个行业在一夜之间迅速扩张。雄心勃勃的地方政府官员喜欢把巨额的政府资金投向他们希望能够成功的企业,进而带来仕途升迁。

经常访问中国的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表示:“采用行政措施将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中国的很多领域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局面。不仅仅是清洁能源领域,钢铁、造船等凡是我们叫得出来的各个领域,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从化工和水泥到推土机和平板电视,产能过剩在中国各个产业中随处可见,这拉低了企业在中国国内以及海外市场的利润水平,并进一步威胁到中国已然疲弱的经济增长势头。

产能过剩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中国政府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而出台的举措使这一局面进一步恶化。虽然多年以来,中国政府为遏制产能过剩采取了多种举措,但这一问题仍继续恶化。中国生产的铝和钢材在全球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已接近二分之一,水泥产量则约为全球总产量的60%。即便目前中国经济趋于降温,新的产能仍在快速扩张。

去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7.8%,为近13年来的最低水平。虽然去年第四季度有过短暂反弹,但进入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又进一步下降。

近年来铝的价格出乎意料地下跌,目前中国半数以上的铝厂处于亏损经营状态。即便如此,中国各地仍建造熔炼炉,而生产铝所需用到的大量能源、水以及铝土矿都是中国目前所稀缺的。中国铝供给过剩的溢出效应,也导致大量外国铝生产商被迫关门歇业。

中国企业联合会(China Enterprise Confederation)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年中国水泥产能的利用率仅为约三分之二。

对于全球生产商而言,中国效应在近十年来的影响令人生畏。这种效应挤掉了世界各地的工作岗位以及产能,导致竞争对手国家的企业关门停业。

但在中国制造的低价产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每一个行业,都出现了某种奇怪的情况。一旦某个行业全球生产链的主要部分转移到了中国,很快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而该行业中的企业就开始自相残杀。尚德电力的倒下就是一个重要案例。

中国发改委资深能源政策顾问李俊峰将中国的太阳能产业比作一名依靠生命维持设备苟延残喘的病人,并指出全球至少有一半的太阳能电池板产能应当关停。他表示:“产能过剩将导致低价竞争;所有过剩产能的行业都面临这一问题。”

更早的例子是手机市场,十年前中国政府曾有意扶持熊猫(Panda)、康佳(Konka)以及宁波波导(Ningbo Bird)等国有企业主导这一市场。

而如今,即使在中国国内,上述企业也没有一家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但很多分析师当时曾经预测,这些低成本生产商将崛起成为中国版的诺基亚(Nokia)、爱立信(Ericsson)和摩托罗拉(Motorola)。

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向这些企业投入了大量补贴,希望它们能够发展成为国际化巨头,但它们最终在新技术研发的竞赛中败北。

J Capital Research的研究主管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表示:“当时有很多人都认为,这些企业能够成长为新一代中国科技巨头,而它们通过把持价值链的低端,当然对国际竞争对手构成了威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企业基本上仍然只是大规模生产低端、无差异化产品的工厂。”

地方政府为保政绩提供补贴

多项调查发现,中国企业在某个行业中具备了主导全球生产的能力,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补贴,其中绝大部分为地方政府和省政府的补贴。

美国学者乌沙•海利(Usha Haley)和乔治•海利(George Haley)近期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该报告考察了中国钢铁、玻璃、纸制品以及汽车零配件生产商是如何仅用了几年时间,就从小配角以及净进口商转变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商以及出口商的。

在这些高度碎片化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仅为2%至7%,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并未享有范围经济或者规模经济效应。

乌沙•海利表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出口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及本国汇率有意被压低,但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同于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并且未对供需规模进行评估;我们发现政府补贴贡献了30%的工业产出。在我们所考察的绝大多数企业,如果没有补贴的支持,将很可能陷入破产。”

除了直接注资以外,中国很多地方政府还向辖区内的国有企业以及私人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和信贷、折价水电以及税收减免。

研究咨询机构Fathom China的马修•福尼(Matthew Forney)和莱拉•赫瓦贾(Laila Khawaja)有关中国政府对非国有中资企业补贴的研究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受调查企业收到过某种形式的直接补贴。

福尼和赫瓦贾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主导了最浮华的投资项目并实现最快GDP增长的官员,往往在中共党内晋升的速度最快。向有意扩大生产规模的私营企业提供补贴,有助于达成投资协议,从而为企业所在地政府带来就业和税收。”

汽车生产商是中国政府补贴力度最大的领域之一,例如奇瑞(Chery)、比亚迪(BYD)以及吉利(Geely)。有些分析师预计,这些企业最终仍将走上和手机生产商们同样的结局。

汽车行业中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以吉利为例,该公司2011年超过二分之一的净利润直接来源于政府补贴。Fathom China的分析显示,吉利2011年所获补贴规模较第二大利润来源“废铁销售”高出了14倍以上。吉利于2010年收购了沃尔沃(Volvo)。

中国“太阳王”的经历

对于“太阳王”施正荣而言,来自地方政府的补贴以及拨款是说服他离开悉尼回国的关键因素。此前他家住悉尼郊区,座驾为丰田(Toyota)凯美瑞(Camry),在一家太阳能初创企业担任高管。施正荣和尚德电力均拒绝置评。施正荣出生在中国东部的江苏省,距离无锡市不远;2000年时,无锡市政府急于开创太阳能产业,于是派出官员劝说施正荣回国,并承诺向他提供支持。

2011年3月,施正荣欢迎前任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访问尚德电力的无锡新总部。当时,他说:“尚德是市委市政府播下的一颗种子。尚德创业过程中压力重重,但无锡对这颗‘种子’不断施以灌溉、培育。”

杨卫泽于2010年升任中国南京市委书记,扶持无锡太阳能产业取得的成功是一大加分因素。中国各地的中共官员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快速升迁的模式,纷纷得出结论,认为自己也能通过补贴企业升至高位。

这引起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并驱使地方政府竞相突破底线——为了保护辖区内的就业和税收(以及回扣)的来源,地方政府通常不认真执行环保、安全以及劳动法规。

几乎每个行业都存在的另一大问题在于,企业制定投资与增长计划的前提,是认定政府决不会允许GDP增速跌至8%或9%以下。

中国政府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对策,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看法,当时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合65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就此迎来一波建设热潮,为摇摇欲坠的经济增势提供了支撑。

如今,随着经济增速滑向7.5%甚至更低水平,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较上届政府显示出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更大决心。

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张高丽在本月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我们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我们将严禁核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坚决停建违规在建项目。”

然而,北京方面虽然多年以来一直试图消除产能过剩,但这种努力遭到了来自地方政府的顽固抵制,这是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种子”企业之举。分析师以及官员们表示,像尚德电力这样的企业破产仍属少见,并且通常只在一家公司已不可救药或者地方官员想要取得企业所有权时才会发生。但大规模的过剩产能以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表明会有更多的人将遭遇和“太阳王”一样的命运。

据中国媒体报道,施正荣目前仍身在无锡,并且依然是尚德电力的第一大股东,他正因其在公司倒闭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调查。

通用电气(GE)副董事长约翰•赖斯(John Rice)表示:“各地政府补贴的共性问题是,目的都在于支持企业的生产活动,而非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当补贴不过助长了企业的低效率时,问题就更严重了。”赖斯常驻香港,负责领导通用电气的全球经营活动。

赖斯称:“如果你长期持续补贴,这只能使拖累增长的隐患越来越严重。”

译者/马拉

中国钢铁业“瘦身”难

当西方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失去增长势头时,中国凭借巨额刺激方案伸出援手,帮助全球经济走出了衰退。

由于政府向基础设施和建筑业投入巨资,并向工业领域注入低息贷款,中国经济增势一度颇为迅猛,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增长8.7%和10.3%。

但如今,刺激方案的代价越发明显。5年前,钢铁、造船、熔炼等诸多行业成为刺激的受益者;5年后,这些行业却产能过剩、臃肿不堪。

随着中国近期经济增长放缓,这些领域发生了严重亏损,经历着痛苦的优胜劣汰过程。

“5年前,钢铁行业利润十分惊人,”中国第四大钢铁生产商鞍钢(Anshan Iron and Steel)的总经理张晓刚表示。

“恰恰是因为利润丰厚,该行业重复建设严重,巨额资产涌入,导致了如今的生产过剩。”

当时的繁荣妨碍了中国钢铁业计划已久的整合重组。钢铁业的整合重组是中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几十年来一贯追求的目标,但距实现还相去甚远。

现在,尽管中国钢铁产量处于历史新高,但仍只有80%的产能得到利用。行业领导和政府官员表示,需要进一步清理过剩产能,才能让钢铁行业重回供需平衡。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之前整合钢铁行业的计划曾多次被搁置。

抛开赢利能力不谈,事实表明钢铁厂几乎不可能关闭,因为它们在提供就业、为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张晓刚说:“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难以找到有效的药方。”

“你准备让哪家公司关门?是选择亏损的公司,还是污染严重的公司,还是违反行业标准的公司?做起来很难。”

译者/何黎

Wednesday, June 26, 2013

A股继续下跌 避险仍是首选

继周一暴跌之后,中国股市在周二继续下探,一度跌幅超百点,但午后出现技术性反弹。上证综指收市微跌0.19%,重新站上1900点。

周二开市时,市场恐慌情绪继续蔓延,上证综指1949点的所谓“解放底”开盘即宣告失守,早市跌幅近4%,两市所有板块几乎全线下跌。午后A股市场在周一暴跌的银行股带领下探底回升,几乎收复早盘的失地。其中船舶、煤炭、地产、券商等板块跌幅居前,而互联网、通信服务、大数据等科技类股显示出一定的抗跌性。创业板指数收高逾1%。

在经历周一的暴跌后,A股积累了一定的超跌反弹动能。但市场止跌企稳并最终触底,仍然取决于宏观经济、上市公司基本面及流动性等因素。在上述因素没有明显改善、监管层继续“旁观”之时,市场只能依靠自身修复能力,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说本月初中国股市走弱,可以归因于经济复苏势头薄弱、IPO重启传闻、海外市场动荡等利空因素,那么流动性引发的恐慌成为本周压低股市的最主要原因。

一些知名市场分析师最近纷纷撰写报告,内容上可以统一称作“冲击论”,其中以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的“三波冲击论”最具代表。高善文所说的三波冲击是对实体经济而言。中国股市也面对三波冲击,而本周的暴跌恐怕只是第一波。

这三波冲击分别是:第一波,金融领域去杠杆化阶段,具体表现为银行股领跌,同时高度依靠金融杠杆的企业股票也开始下跌,比如周二大幅下跌的券商股;第二波,是经济复苏疲弱导致实体企业盈利预期下降引发的一轮调整;第三波,是在上述板块轮跌之后,小盘股很有可能出现的大面积补跌。

因此,可以预计中国股市下跌行情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尤其是,三季度经济下滑幅度有可能超预期,冲击股市的负面因素还会不时出现。目前市场最为关注的是,指数“底”在何处?管理层是否会“救市”?

对于第一个问题,上面已经回答,短期指数整体下探还会继续,虽然连续下跌后市场有可能间或出现技术性反弹,但是止跌企稳信号还没有出现。

对于“救市”,从近期管理层的表态次数看,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仍是首要任务,过往经济管理思路似乎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投资者不应对政策面有过多期待。

在此背景下,周二的技术性反弹还不是乐观信号,避险仍然是投资者首要任务。如果盲目抢反弹或赌政府“救市”,无异于火中取栗。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中国留英学生费用来源调查

“学费每年1.08万镑,住宿费一周100镑,还有其他的生活费”,来自中国青岛的留学生李凯在接受《华闻周刊》采访时,算起了一笔留学英国的经济账:“一年平均花费在27万到28万人民币之间。还有其他额外的旅游费用,算起来几年差不多得要100万人民币。”

而这还只是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本科时的花费,尚不包括他现在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的费用。像李凯这样花上百万人民币到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并不在少数。

根据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2012年发布的数据,美国和英国目前仍然是最受中国学生及家长青睐的留学目的国。根据该数据,在2011年有逾9万名中国学生在英国留学,其中超过7万的中国留学生就读于高等教育机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占据了英国所有外国留学生数量的20%。

如此之多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来英接受高等教育时凭借的资源和条件都来自何处?与英国本土学生相比,有何差异?《华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中国留学生和英国本土学生在寻求教育资金渠道方面各有不同,折射出东西方教育观念、社会环境、文化习惯以及客观条件的诸多差异。

中国留学生:仰仗“父母银行”

《华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极少数参与国际交流、公派研究生项目或工作后已有一定积蓄才来留学的中国学生,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来英的资金主要依靠父母支持。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家长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不计代价”地培养孩子,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当经济条件不允许时,仍有家长不惜通过借债的方式,由自己“扛”起沉重的经济负担,以便给予孩子更多的教育选择。

李凯向记者坦言,自己留学英国的费用全部为父母承担,“家里肯定会有经济压力。”

尽管父母为他的教育付出了许多,但却并未给他施加任何的压力,“我爸妈没有给我多大的压力,只要我顺利毕业就可以了。我刚过来的时候比较节俭,在英国时间久了就会有点大手大脚。”

张豪在伦敦大学学院(UCL)主修哲学,今年就读本科最后一年。他一年的学费为1.5万英镑。由于学校地处伦敦市中心,所以住宿需要花费每月800英镑,生活开支则约为每月600英镑。“这些费用都是爸妈给的。” 张豪直言。

当被记者问到“在经济和心理上是否会有压力”时,他说:“我爸妈不会要求我把这笔钱还给他们,所以不存在要还父母钱的压力。父母对我的期望只是希望我能够独立,并没有要我做出多少成就,只要我能过得快乐就好。”

来自中国福建福清的陈林曾于2007年在英国萨里大学攻读硕士。他回忆说,自己在硕士期间大约支出的费用为22万人民币,“学费为1.14万镑,当时的汇率约为1:16。”

他说出国留学的资金全部是通过家人支持及向亲戚借来。“虽然22万并不是大数目,但是我家里并没有什么钱。我们这边的孩子上学、出国,家里一般都会借钱。一直感觉经济压力很大。”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几乎所有自费的中国留学生均表示,父母为自己的教育提供了巨额的经济支持,并且不苛求子女未来要给予自己经济回报。中国父母把承担孩子的教育费用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中国留学生尽管对于父母的付出也了然于心,但却很少尝试由自己来承担部分经济重任,只是寄希望于在未来能报答父母。

“我知道父母供养我读书并不容易,他们日子也比之前过得稍微辛苦一点。我想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将来好好报答父母。”李凯说。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文化观念上的因素,也有客观条件的制约。受访的中国留学生向记者反映,英国将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商业化色彩浓厚,留学生每年给英国贡献的学费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这样的导向下,英国高校设立的奖学金种类和金额都非常有限,相比于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这些奖学金可算是“杯水车薪”,完全不同于到美国留学大多依靠全额奖学金的状况。此外,英国学生贷款公司提供的助学贷款也仅有英国本土的学生能够申请。因此,到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难以通过申请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渠道来解决教育经费。

而指望通过“打工”来解决学费和生活费,更是不切实际。记者了解到,中国留学生要获得来英国的学生签证必须提供足够的资金证明。根据英国边境管理局(UKBA)的签证申请资料显示,要获取旅英留学签证 不仅需要有效的高校录取通知,还必须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源证明,其数额不得低于学费和生活费的总额。

此外,英国移民政策对于学生打工的时限同样也有严格的规定。2012年4月之后,英国的学生签证政策进一步收紧,在英国攻读本科或硕、博士的学生每星期可打工20小时,而专科学院或同级高等专科学校就读的外国留学生,每周打工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在语言学校和其他中等院校或专科学校就读的外国学生则无权在英国打工;

2012年4月之后,此前实行的非欧盟学生毕业后可留英工作两年的PSW签证也被取消,希望在毕业后留英工作赚钱的路子也被堵死。

在这样的形势下,仰仗“父母银行”成为了中国留学生的主要选择。

英国本地学生:多元渠道自筹资金

相较而言,英国本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资金来源则更为多元,他们解决教育经费的主要渠道为助学贷款,以及来自高校或其他机构的奖学金。其中助学贷款已基本可以支付每年的学费,其他剩余的生活支出才通过打工或寻求父母支援的方式解决。

《华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英国本地的本科学生申请了学生贷款公司(Students Loans Company)的经济支持。硕士生则有很多是在工作后,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再依靠自己的积蓄来继续读书。学生贷款公司是一家向英国学生提供经济援助的公共机构,其中包括利息低廉的助学贷款,以及供少部分家庭经济贫困的同学申请的助学金(Grant)。

英国本土学生通过助学贷款和助学金,已足够支付全部的学费和少部分的生活费,其余的部分再通过打工或家长资助的方式解决。

记者了解到,英国本土学生上大学的实际开销,在每年1万到2.6万英镑之间,家长的补助则为每月200英镑到600英镑之间。由于2010年之后,英国大学针对本地学生的学费大幅上涨,从原来平均每年3000英镑涨至9000英镑,本地学生也开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担忧。

今年23岁的英国本土学生欧文,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读本科,每年的开支约为1万英镑。他在2009年入学时,学费尚未上涨,仅为每年3290英镑,“伦敦的住宿费用大约450英镑一个月,自己平时骑车,也可以节约一部分的交通费。”为了资助自己的学业,他申请到了两笔助学贷款,一笔足以支付学费,另一笔则提供了一年1500英镑的生活开支。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对自己将来的经济状况并不担忧,也没有很大的还款压力,唯一的担忧是贷款的利息可能会一直上涨。而父母每个月给他的大约400英镑的经济补助,则被欧文看成是“一种幸运”,此外,他还通过一些兼职工作来补贴自己。

“虽然助学贷款利息每年都涨,政府补给的助学金申请条件也比过去严苛了很多,且只针对低保家庭,但是英国每个学生都有资格获得一笔助学贷款以支付自己的学费是件很幸运的事情,能够不靠父母、更独立地承担教育上的经济开支。”欧文说。

另一位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的英国本土学生梅尔,表示自己每年的开支约为1.4万英镑,其中学费为3500,住宿费用平均为900英镑一个月。

他申请了每年1万英镑的助学贷款,同时因为他来自于中低水平经济收入的家庭,还获得了每年2200英镑的助学金。

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他说:“我的父母每周都会给我带点食物,和大概20镑左右一周的零花钱。我非常担忧自己的负债,而且我的父母也有贷款,他们也希望我能帮助偿还一部分。如果我接下来想去法律学院进修,大概又需要奖金4万英镑的助学贷款。加上之前的贷款,会有总共8万,是个巨额数字。”

“我们英国学生的父母当然也期待孩子能去好学校,以后有份好工作,但是我们的家长会认为承担大学教育的开支应该是子女自己的责任,如果有个‘富爸爸’,我们当然也会很乐意接受家长的经济馈赠,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义务。”梅尔说。

注:本文最初发表在英国《华闻周刊》上,FT中文网经《华闻周刊》授权发表此文。

FT社评:斯诺登不是英雄

不论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是在厄瓜多尔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找到庇护,美国政府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寻求引渡他。斯诺登违背了他本人签署的保密合同,触犯了法律,就应当承担相应后果。他向《卫报》(The Guardian)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披露的信息,凸显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窃听活动的普遍性。但他所揭露的那些行为并没有任何违反美国法律之处,泄密内容也并未让国家安全局努力做的事情失去正当性。要让国家安全局接受更好地问责,有很多工作可做,一个不错的办法就是削减能够接触到高度机密信息的私人合同工的数量。但把斯诺登当做英雄,并非明智之举。

将斯诺登比作1971年美国五角大楼文件的著名泄密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尤其不恰当。埃尔斯伯格当年首先找到了一些民选的参议员,希望他们能够公开这些会令美国在越战中的行为受到质疑的文件。发现这一招行不通时,他才将文件泄露给了媒体。斯诺登没有做这样的尝试。更重要的是,埃尔斯伯格主动向美国当局自首并接受后者的起诉,从而能够在自己的国土上捍卫自己的“公民不服从”权利(civil disobedience)。对埃尔斯伯格的判决被宣布为无效,他随即获得了自由。相形之下,斯诺登在他泄漏的国家安全局内容被公布之前,就已经逃到了香港。香港刚好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积极参与网络战)的专制国家。斯诺登目前的庇护者是俄罗斯。他的下一站很可能是古巴。

此外,如果美国不起诉斯诺登,可能会开启一个闸门,导致更多泄密事件发生。允许国家安全部门将大量工作外包给承包商(比如斯诺登的雇主博思艾伦(Booz Allen Hamilton)),是连续多届美国政府的做法。限制国家安全局这种不透明的外包行为,应当成为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当务之急。但奥巴马政府做对的一点是,它向外界明确表明,违反法律将带来严重后果。

在国家安全局的棱镜计划(Prism)和其他电话及网络通讯监听计划中,美国公民隐私受到的保护远强于外国公民,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关切。美国必须对这种关切作出回应。它还必须出台更严格的措施来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但在将斯诺登当作一个英雄般的告密者之前,我们应该记住:他寻求庇护的那些政府,却很少关心本国民众的权利。埃尔斯伯格大方接受了外界将斯诺登与他自己类比。至于能不能这么类比,答案还远不那么明显。

译者/何黎

斯诺登为何离开香港?

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律师团的一位成员表示,在香港度过了过去的半个月后,斯诺登为了避免美国要求引渡可能引发的漫长官司,还是选择了离开。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Albert Ho)称,这位因为泄露敏感文件而被美国当局缉拿的前美国情报合同工选择避难地点时“做了功课”,但他低估了在香港会遇到的困难。

“很明显,他在来港前并未三思……他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复杂性,”何俊仁称,“他认为香港是治理良好、法治受到尊重的地方,他将在这里得到法律的保护。这固然没错——但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

“他没有考虑到司法程序很复杂,可能持续数年之久。我认为他没有制定好周全的计划。”

上周二,包括何俊仁在内的一个律师团与斯诺登见面,讨论他的法律选择,并准备了比萨饼、炸鸡、香肠和百事可乐,庆祝他的30岁生日。斯诺登要求在他公开讲话之前,所有在场者必须将手机放在冰箱里。

何俊仁相信,斯诺登没有与香港或大陆政府的官员见面,而是依靠一位“人脉广泛”的香港居民照顾他的起居,帮助他安排出行。

“那些在香港为他提供帮助的人安排他住在(支持者们的)家中,”何俊仁说,“有人照顾他。那位帮助他的人将一切安排妥当。”

应斯诺登要求,何俊仁于上周五联系香港政府,询问他是否会被允许离开香港,抑或留下是更好的选择。香港官员无法做出“实质性”回复。

当天晚些时候就传出新闻,美国政府已正式对30岁的斯诺登提出指控,并知会了香港政府。

斯诺登于周六早晨告诉何俊仁他决定离开香港,并再一次希望得到安全通行的保证。斯诺登称,一位没有透露身份的中间人向他“保证”他可以离开。

何俊仁说:“他很担心这一保证是否可靠,也不知道传达消息的人是否有香港政府的授权。他希望我能请政府做出澄清。”之后,斯诺登准备搭乘晚间航班飞往莫斯科。

然而,何俊仁还是无法从香港政府处得到斯诺登能否自由离开香港的确切答复,因此他建议斯诺登放弃搭乘晚间航班。但次日斯诺登还是决定离港。

何俊仁说:“周日早晨我被告知,他准备试试运气,并且预订了离港航班。”何俊仁所在律所的一位律师陪同斯诺登前往机场,斯诺登在“常规通道”通过了安检。

何俊仁称斯诺登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小伙子”,沉迷于电脑,但归根结底他只想过“简单的生活”。

他说:“他是个孩子。我觉得他没有预料到事态会变得如此严重。”

译者/刘鑫

白宫:放走斯诺登将损害美中关系

白宫周一严厉批评中国决定让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离开香港。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这名前合同工的下落仍不确定。

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Jay Carney)表示,美中关系“毫无疑问”将受到损害,原因是斯诺登上周日在香港顺利搭乘航班前往莫斯科。

“我们怎么也不能接受这只是香港某个移民官员的技术决定,”卡尼表示,“这是政府置一份有效的逮捕令于不顾,放走一个通缉犯的刻意选择,这个决定毫无疑问将对美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斯诺登离开香港前往俄罗斯,已经引发了一场“猫捉老鼠”的外交游戏,奥巴马政府忙于设法把他抓回美国。斯诺登在美国面对间谍罪的刑事罪名。

现年30岁的斯诺登已成为美国头号通缉犯,原因是他泄露了有关美国监视计划(包括大规模收集电话通话数据,以及据称的对网上通信的监视)的文件。在《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周一发表的采访中,斯诺登承认,他进入美国情报承包商博思艾伦(Booz Allen Hamilton)工作,就是为了收集有关监视活动的证据。

尽管有报道称,斯诺登预订了周一飞往古巴的航班,但他并未登机。他已向厄瓜多尔政府提出避难申请,不过人们尚不清楚那是否就是他心目中的最终目的地。

卡尼周一称,美方相信斯诺登仍在俄罗斯。维基解密(WikiLeaks)正向斯诺登提供法律协助。该组织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表示,国家安全局的这名泄密者目前“健康而安全”,但没有提供有关斯诺登下落的其他信息。

昨日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警告俄罗斯称,该国应当把斯诺登交给美国有关方面。“他们知道我方的愿望。”克里表示,“如果故意允许他登上一架飞机,那将是极其令人失望的……那无疑会带来……后果。”

克里表示,过去两年里,美国政府应莫斯科方面的请求,向俄罗斯移交了7名逃犯。他说:“执法上的有来有往是重要的。”

俄罗斯国家杜马外事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普什科夫(Alexei Pushkov)表示:“目前双方关系正处于一个相当复杂的阶段,当关系处于这种阶段时,当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敌意行动时,美国凭什么期待从俄罗斯得到克制和理解?”

不过他也表示,没有人在谈论让斯诺登在俄罗斯避难。

香港政府表示,没有法律上的理由阻止斯诺登前往俄罗斯,而且在他动身之前,香港并未得到美方有关他的护照已被吊销的通知。

不过,这种说法遭到白宫方面的驳斥。“我可以说的是,香港政府早已被告知他的旅行证件的状态,有足够时间阻止他离境,”卡尼表示。

卡尼表示,美国与中国此前已开启构建“战略信任”的新努力。“我方认为他们已使这一努力受到严重挫折。”他表示,“如果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履行法律上的引渡义务,那就有问题了。”

厄瓜多尔外长里卡多•帕蒂尼奥(Ricardo Patiño)周一在越南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政府正在“考虑”避难请求,因为斯诺登在他的申请中称,他“不太可能”在美国“得到公平的庭审以及在庭审之前得到适当的对待”。

美国一些议员指责称,斯诺登可能在与俄罗斯情报机构合作,以换取克林姆林宫给予他通行自由。不过,俄罗斯专家称,这是不太可能的。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谍战大片

这才像部大片的男主角嘛。

昨天傍晚18时许,当@微天下等一声惊呼“斯诺登不在座位上!”后,本来正等着看美国是否会“采取极端措施迫降飞机来抓捕”的围观者,这才醒悟过来,既是谍影重重的男主角,又怎会那么轻易暴露行踪?

谍战大片在经过了“窃听风暴”的阶段后,进入“亡命天涯”部分。从男主角周日飞离香港的那一秒钟起,中国媒体的神经又兴奋了起来。继北京时间15时许率先转引港媒凤凰卫视和大公网的消息、并在此后以刷屏般的高密度播报斯诺登航班动态后,@微天下的编辑们仍然彻夜难眠,终于在昨天凌晨4时许发表了一大篇仿如大片剧本的全程回顾:“从香港到莫斯科,从各路记者、官员到围观网友,角色轮番登场。相信在某些角落,还躲着几个俄罗斯和美国特工。不过,大片主角斯诺登却一直未露面。镜头从香港机场开始,一架俄罗斯航空公司客机起飞,航班号SU213。美国监控项目泄密人斯诺登就在上面,过去近20天的爆料使其成了全球名人,当然也成了美国此刻的通缉要犯。不过,到了当地下午五点,飞机降落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斯诺登已经身在莫斯科”。

男主角正在天上飞,配角们不能闲着。周日当天16时许,大致就是在那架航班已经飞离中国领空后,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官方网站发表声明,宣布斯诺登“已自行循合法和正常途径”离开香港前往第三国,并强调自己何以允许的理由:“美国政府早前曾向特区政府要求向斯诺登发出临时拘捕令。由于美国政府的文件未能全面符合香港法律上所需的要求,特区政府已向美方要求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供律政司考虑美方要求能否符合相关法律条件。特区政府在未获得足够资料处理临时拘捕令的情况下,并无法律依据限制斯诺登离境”。

小弟发声之后,再由大哥助阵。当晚央视新闻联播中,《“棱镜”项目爆料人斯诺登前往俄罗斯》之后,就是由主播引述外交部发言人答问:“我们看到了有关报道,尚不了解具体情况,将继续关注有关进展。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原则,中央政府一贯尊重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办事”。

和香港政府声明中的策略一样,外交部发言人在强调“依法办事”后,就是补充对美方实施网络攻击的谴责。新闻联播更专门附上《斯诺登披露美对华网络攻击更多细节》作为证据:“香港南华早报22号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说,斯诺登公开了美国对华网络攻击的更多细节……报道援引斯诺登的话说,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入侵多家中国电信公司,并盗取数百万条用户短信。报道还说,美国曾‘持续、高密度、集中式入侵’中国清华大学的网络系统……还曾入侵亚太地区最大的高容量海底光缆系统提供商——亚太环通的香港总部计算机。”

作为在央视出镜率颇高的特约评论员,杨禹保持了和新闻联播相近的基调。并且,他当晚在微博中所说的应该也就是电视屏幕后面的心声:“当大家津津乐道于斯诺登的命运,并把俄委古厄等都拉进故事里来时,一旁暗笑者,仍是美国。任凭你全世界一齐质疑,人家的棱镜照旧。任凭你把斯诺登拉着满世界自由行,人家仍然洞悉着你几乎整个国家的秘密。怎么遏制美国的网络霸权,怎么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才是核心。这比一个斯诺登的归宿,重要得多”。

中国避过“雷曼时刻”?

定论终于出炉:中国央行不希望引发本土的信贷危机。

在对金融体系“钱荒”袖手旁观、并告诉商业银行清理各自的烂摊子两周后,中国央行的语气昨日变得柔和得多。

“变脸”之后,中国央行的姿态很像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去年作出的“无限”购买债券承诺。中国央行承诺向任何存在资金缺口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而且,中国央行表示它已经提供了这样的支持,尽管没有披露到底是向哪些机构提供的。

中国货币市场利率上周飙升至两位数以及银行间市场冻结时,有人曾经谈论北京方面是否即将迎来自己的“雷曼时刻”(Lehman moment)。与这种预期相反,中国央行做出的为每一家银行撑腰的承诺,可确保不会出现具有轰动性的崩盘,也不会发生迫在眉睫的危机。

“市场利率很可能会在本周剩下的几个交易日显著下降,这将有助于稳定市场和实体经济,”澳新银行(ANZ)经济学家刘利刚表示。

中国央行之所以转变口风,最明显的催化剂是市场动荡。中国股市在过去一周里暴跌10%,昨日一度进一步下挫6%,后来随着有关央行将采取支持姿态的传言蔓延,行情急剧逆转,股市收盘接近持平。

对政府来说,更令人担忧的可能是债券市场中的脱节。

还有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可能比预期剧烈得多。经济学家此前预期,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将逐渐放缓至7.5%,低于过去10年期间令人头晕的10%的水平。

面对“钱荒”,一些分析师认为6%的增幅是一个真实的可能性,这样的增长水平很可能是北京方面难以接受的。

“目前的增长率相当接近新领导人暗示他们能容忍的最低限度,”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经济学家陆挺表示。

除了市场和经济以外,还有另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央行决定听任银行间拆借利率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意在遏制影子融资流动的增长。中国央行希望通过约束信贷增长来抑制商业银行对表外放贷工具的利用。

但其行动却开始产生与本意完全相反的效果。资金拮据的商业银行推出大量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投资产品,以吸引储户。

中国财富管理调查公司CN Benefit的数据显示,上周销售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的数量飙升18%,所售产品总数量猛增67%。

行业调查显示,自市场压力开始显现以来,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呈逐渐上扬趋势。

CN Benefit的调查显示,过去一周期间平均收益率已从4.2%升至大约4.5%。

但英国《金融时报》本周对8家银行进行的调查显示,收益率升幅要陡峭得多。每家银行都在销售收益率至少高于5.4%的短期产品,有几家银行甚至还提供收益率高于6%的产品,比中国的基准存款利率高出几乎一倍。

分析师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银行将较高的市场利率转移给储户,但主要原因是想获取新客户以及银行亟需的流动性。“所有银行都疯了,”中等规模的江苏银行(Bank of Jiangsu)的一名经理表示。

新产品的洪流还从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抢走资金。“人们正退出股市,转投理财产品,”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的中国经济学家夏乐表示。

在中国央行明确承诺充当所有银行后盾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争相通过表外产品筹集资金的行为将有所降温,但影子银行业的种种问题依然存在。

董慧(Emma Dong)北京、内奥米•罗尼克(Naomi Ronick)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Tuesday, June 25, 2013

中国淘金矿工梦断加纳

多名中国掘金客日前在加纳遭暴力袭击,并有169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人被加纳当局抓捕。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席佳琳赴广西上林县水台庄,采访了归国矿工和他们亲属。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曾经的淘金致富梦已经变成生死噩梦。

中国央行缘何冷对“钱荒”?

在中国银行业“钱荒”蔓延消息的影响下,沪深股指呈现危机式暴跌,沪指放量失守2000点,跌幅高达5.3%,近160只股票跌停,自去年12月5日以来再回“1”时代。笔者认为,金融市场恐慌,主要与当前资金面紧张,而央行却坐视不管有关。

上周中国货币市场出现了罕见的一幕:银行“求钱若渴”,央行不为所动,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全线飙升,6月20日隔夜及7天同业拆借利率分别创下历史新高;而交易所资金利率更是疯狂,隔夜资金利率一度高达30%的天价,紧张程度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

造成当前市场资金面紧张的原因大概可以归为以下几点:一是美联储QE退出预期加大,资金撤离新兴市场。5月外汇占款增速明显下降,仅增加668.6亿元,较4月受2943.5亿元的新增量大幅缩水77%,资本流入局面发生改变;二是外管局要求商业银行根据外汇贷存比补充外汇头寸,限期为6月底,这部分头寸补充收缩银行间资金约2000亿;三是6月5日准备金补缴,这部分规模大约在1000亿。四是规范债市,理财与自营之间不能交易,季末理财续接存难度,机构提前准备头寸。

当然,对于资本流出造成流动性短缺,央行本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缓解,而此前在大多数情形下,央行也确实是如此操作的。而当前,央行面对银行资金面紧缺不仅没有出手,反而分别于18日、20日两度发行20亿央票回笼资金。如此看来,央行任由同业拆借利率飙升的行为却央行坐视不管,实属刻意而为。

而从时机上看,近期决策层屡屡提及“盘活货币存量”,央行此举或许传达了上层意图。6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提到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扩大内需,更扎实地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当然,这一观点并非首次提及,早在6月初,李总理也在主持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时谈及到了这一观点。而上周末的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上,央行也重申了这一表态,可见,央行冷静观望或许传达了上层意图。决策层早已对当前流动性并未进入实体经济的局面表示堪忧,并试图引导流动性走向。

央行意在防范金融风险和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毕竟当前影子银行发展过快,银行大量资金从表内转移出表外,加大了银行系统风险。早前有传言称光大银行对兴业银行出现天量的资金违约,央行货币收紧便直指金融机构降杠杆,化解潜在金融风险,并给银行疯狂行为以教训。正如笔者早前在专栏文章《影子银行:金融改革成果还是庞氏骗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946文章中所提,影子银行的急速发展风险不容小觑,本质上是一场庞氏骗局。

但是,笔者认为央行突如其来的行动也有所不妥,毕竟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循序渐进。光大60亿资金隔天兑付的风险仍属可控范围,一时间收紧流动性不仅加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对实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也令人担忧。

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并未出现早前预计的乐观反弹势头,反而不断下滑。结合高频数据来看,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恐怕比一季度更糟。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回落,其中,受产能过剩影响,制造业增速仍在下滑;工业生产方面,工业增速与发电量双双回落,共同反映了工业企业的运行困境。而出口方面,5月出口数据剔除了资本套利带来的虚增部分,但几乎零增长的出口增速更加凸显出口企业困境。

中国央行:短痛换长益?

中国央行对国内“钱荒”采取强硬立场,引发中国股市暴跌。人们担心央行的姿态将损害中国今年的增长前景。

中国央行在中国上周爆发的流动性吃紧问题上终于打破沉默,表示商业银行有责任管好各自的资产负债表。中国央行还表示,目前流动性处于“合理水平”,这说明它不愿响应商业银行对于注入流动性以缓解市场压力的请求。

中国金融市场周一深切感受到短期痛苦,上证综指出现三年多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下挫5.3%至1963点。这是该指数将近四年半以来的最低位。

分析师表示,中国央行的不妥协立场似乎表明,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决心化解国内银行体系近年来蓄积的金融风险,即使导致经济急剧放缓也在所不惜。

“目前变得明朗的是,中国新一届经济领导班子愿意承受某些短期痛苦,以换取长期收获,”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

冲击波已蔓延到债券市场。政府全资拥有的强大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取消了一笔200亿元人民币(合33亿美元)的债券发行。国开行并未说明原因,但过去两周里一些享有最高评级的中国金融机构的债券发售接连失手,因为发行方不愿提供目前市场上达到的较高收益率。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将连续第二个季度放缓,分析师表示,收紧政策可能导致增长前景出现更加剧烈的恶化。

瑞穗证劵(Mizuho Securities)的沈建光表示:“尽管意图是好的,但收紧货币将形成更严峻的经济增长环境,而中国经济已然在放缓了。”

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加入其他评级机构的行列警告称,如果中国央行过于激进地收紧政策,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

“如果央行的政策收紧力度过大,实体经济中的放贷利率可能出现螺旋式上升。”标普表示,“在那种情形下,中国经济也许会面临较我们的基线情形更加陡峭的放缓,这可能会给中国各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带来显著压力。”

中国的银行间拆借利率上周飙升至两位数,最高竟达到28%,尽管这些短期利率在过去两个交易日已显著回落。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钱荒”让人担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能爆发信贷危机,全球市场因此受到撼动。

分析师相信,中国央行坐视货币市场利率短暂飙升,是为了迫使商业银行收敛过快的信贷增长、以及少向高风险的表外工具引导它们的资产。

但是,中国央行的真正意图一直不太明确,因为它在本周一之前曾拒绝就这场动荡发表意见。中国央行在声明中将“钱荒”归咎于商业银行自身。

“商业银行要密切关注市场流动性形势,加强对流动性影响因素的分析和预测,”中国央行表示。

“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在加强自身流动性管理的同时,还要积极发挥自身优势,配合央行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这份声明的签发日期是6月17日,但发布日期是本周一。中外投资者上周均批评中国央行,称其在市场明显承压的时候一言不发,与重要经济体央行应有的水平不相称。

中国央行表示,半年末关键时点的一些技术因素,包括税收集中入库和法定准备金缴存,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压力。分析师预测,这些压力在7月初减轻后,银行间拆借利率将进一步回落。

但中国央行也发出信号表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央行称,各商业银行必须“谨慎控制信贷等资产扩张偏快可能导致的流动性风险”。

译者/和风

Monday, June 24, 2013

媒体札记:银行“钱荒”

“敏感时期,技术添乱”——周六下午,当得知@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宣布计算机系统恢复、各项业务已可正常办理后,@财经网抱怨了一声。

当天,在发现多地民众反映自己的工商银行卡不能取钱后,确曾引发对“敏感时期”的猜测,即如@公司舆情所概括:“有人联系到前几天银行间市场钱荒,认为工行是以升级为由避免提现”。南方都市报今晨报道《某银行大面积取不出钱,瘫痪约1小时后恢复正常》中虽为工行隐去了名头,但亦提及“网友怀疑与‘银行钱荒’有关”之反应:“系统升级都是在半夜凌晨进行,怎么白天还在升级?”

“敏感”,从业内人士传导至普通储户,大约可以从周五傍晚算起。18时许,作为财经专业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下属网站,21世纪网发布独家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银行今天下午资金违约,交易时间延半小时给各家找资金,但是一直没找到,市场资金缺口千亿规模……30分钟前央行投放4000亿货币”。此讯一出,当即引爆微博,各门户亦迅速将消息推入首页,对中国银行业资金紧张的讨论急剧升温。

紧张情绪其来有自。前一天晚上,也是21世纪经济报道,在其微博账号中贴图为证,高喊“铭记历史这一刻,隔夜回购利率30%!”正是在一阵阵惊呼声中,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这个被视作中国金融市场风向标的专业名词,被频频提及。人们通过媒体报道进一步得知,在五月底的时候,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还不到3%,进入6月份,这个数字不断飙升,“这个数字越高,银行间借贷成本就越大,市场上的流动性就越小,说白了,就是可用的钱越来越少”。

再加上股市、金价暴跌等一系列坏消息来袭,对中国经济前景堪忧的哀声叹气四处可闻。

唯一可以欣慰的,大概要算中国银行稍后即否认资金违约,21世纪网也在子夜发布致歉声明,承认《中国银行今日资金违约》经核实为不实新闻。根据围观者普遍推测,很可能是21世纪网看漏了“中国银行间出现资金违约”中的那个“间”字。

但就算有了这个“间”字,也可以证明确实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况。周六多有市场化媒体聚焦于此,南方都市报头版头条即是《“钱荒”来袭,银行迎来“抢钱大战”。业内称当前资金局面“空前惨烈”,专家称对普通人财产安全影响不大》:“虽然6月份的‘钱荒’年年有,但今年尤其严重。本周四,如果一家银行向另一家银行借钱,1天的利率,按年折算最高达30%,相当于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5倍,这已超过央行规定的正常贷款利率的最高限,越线就是高利贷。多位金融机构人士表示,当前资金紧缺的状况的确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不少业内人士甚至用‘空前惨烈’来形容当前的资金局面”。

而观察者们此时也都注意到了中央的“淡定”:“尽管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屡屡‘爆表’,市场资金面信心受到重挫,市场哀鸣一片;但就目前来看,管理层坚持‘不放水’的态度依然坚决。业内人士普遍解读认为,本周央票的地量发行已足以彰显出央行收紧流动性的态度及决心,短期内降准、降息几无可能”。

李克强两天前的表态被反复重温。早在周四晚间,@haitaode即以“温规李不随,克强不放水”为题,发布长微博《银行没钱了?》:“6月19日晚上,我的一位编辑同事,做了一个标题:银行资金告急。要是温时代,眼下这局势,央行早就放水了。现在是李时代,温规李不随。李总理似乎在与市场较劲,对资金饥渴的银行,坚持不放水。6月19日,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信号是,顶住压力,盘活资金,推进利率市场化,货币不放水,放开设立民营银行的限制…… 目前来看,他是强硬的,要用市场上的钱解决问题。他认为,过去发行的货币,已经很多,市场上的存量货币是巨大的,关键是盘活,盘活就是提高周转效率……李说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也就是让民间的钱,成为金融的一部分。这一表态,有积极意义。这番讲话第二天,即6月20日,银行股大跌。克强在与市场扳手腕,输赢难料。”

流动性恐慌导致中国股市暴跌

周一中国股市上证综指暴跌5.3%,创下近四年来单日最大跌幅,同时成交额明显放大,187只非ST个股跌停,市场恐慌情绪达到高潮。上周货币市场利率飙升形成的蝴蝶效应,终于在本周的资本市场显现出来。

股市暴跌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短期内银行间市场钱荒会让资产价格因为资金短缺而下挫,尤其是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导致全球流动性预期发生变化之际。中国目前经济基本面不佳,增长放缓、银行不良率上升、IPO重启预期等,种种负面因素共振,导致股市出现近几年少有的暴跌行情。

面对当前银行间市场资金紧缺的窘境,中国央行不作为的态度更令市场担忧。央行办公厅周一打破沉默,发布《关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事宜的函》称,当前中国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处于合理水平。这表明央行既不会再释放流动性“救市”,也不会继续发行货币以刺激经济,管理层有可能将“去杠杆”进行到底,由此短期内流动性收紧的趋势还将延续,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困扰中国股市。

在“资金市”特点明显的中国股市,流动性是否逆转,已成为投资者判断行情是否结束的风向标。始于1949点的上轮反弹行情,是在经济复苏预期以及相对宽松的流动性支撑下展开的。相比于上半年流动性的宽松,近期央行一系列举措向市场不断传达流动性紧缩信号。虽然收紧流动性的举措并不直接针对股市,但由于目前市场参与各方均较为谨慎,部分资金对政策的理解也比较极端,悲观情绪很容易被放大,导致市场反应过激,暴跌后投资者信心恢复的难度也有所加大。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中国官媒就“棱镜门”抨击美国

中国将美国称为“恶棍”,此前美国情报机构原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提出最新一波有关美国政府实施网络监视的指控。这个迹象表明,此事可能给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增添压力。

《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在最新报道中援引斯诺登的话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无所不为,从侵入中国手机运营商,到窃取你的所有短信数据”。

前一天斯诺登还指称,美国政府就在今年1月还侵入位于清华大学的中国电信主干网络之一。

“这些爆料加上先前的指控,无疑是令人忧虑的迹象。它们表明,长久以来试图扮演成网络攻击无辜受害者的美国,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恶,”官方的新华社在周日的一篇社评中表示。

该文的严厉措辞与中国政府迄今在斯诺登事件上表现出的谨慎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迄今中国政府唯一的实质性评论是称美国欠全世界一个解释。

中国方面做出更严厉的表态之前,美国正式指控斯诺登触犯间谍法和窃取政府财产,并要求斯诺登藏身所在的中国特别行政区香港将其引渡回美国。

新华社社评提出,美国政府应当“全盘交代它的记录。它还欠中国和其他据称受其监视的国家一个解释。它必须向全世界公布其秘密黑客侵入计划的范围、程度和意图。”

新华社还首次明确表示,斯诺登事件对中国有利——之前专家们只是在私下表达过这一观点。新华社称:“围绕斯诺登事件的戏剧,还倾向于支持中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立场。”

就在美国加大力度公开指责中国频繁实施政府支持的黑客和网络间谍活动之际,斯诺登决定将“棱镜”(Prism)计划的详情公诸于众,称美国国家安全局收集了海量互联网和电话通讯数据。

华盛顿方面之所以指责中国,意在迫使中国政府接受网络空间的一些“道路规则”,包括承诺禁止以电子方式盗窃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

新华社的这篇社评以和缓的语气收尾,重申了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中美均为黑客活动的受害者,应当交流各自的疑虑。

社评写道:“从善意出发,各国甚至可以确立起有助于界定和管束互联网活动的特定规则,以及在产生摩擦时化解分歧的机制。”

译者/何黎

案例分析:李宁为何不敌耐克和阿迪?

情况

体操运动员李宁在1984年成为中国人的英雄,当时他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赢得6枚奖牌。那届奥运会是新中国时隔32年之后参加的首届夏季奥运会。

到了1990年,李宁创立了自己的运动服装企业李宁公司(Li-Ning)。李宁公司可谓一鸣惊人,1999年,该公司在华收入达7亿元人民币,是耐克(Nike)和阿迪达斯(Adidas)的两倍以上——这两家公司在华收入分别为3亿元人民币和1亿元人民币。

挑战

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日益增强,而且他们青睐国外品牌,再加上篮球和足球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急剧飙升(耐克主打篮球相关产品,而阿迪达斯主打足球相关产品),这让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在华销售额超过了李宁公司。

策略

最初,李宁公司与国外竞争对手的目标市场重合度很低。李宁公司卖的是大众市场休闲服装,耐克和阿迪达斯卖的是专业标准的运动服装;李宁公司是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市场领军者,耐克和阿迪达斯是北京和上海的市场领军者。

但在2001年(那年中国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中国人对体育的兴趣达到了新的高度。李宁公司试图效仿国外竞争对手的营销策略。

● 品牌大使:海外公司聘请明星运动员作为品牌大使,比如耐克与美国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签约,阿迪达斯与科比•布莱恩特(Kobe Bryant)签约。耐克还与三名在全球取得成功的中国体育明星签约,他们是跨栏运动员刘翔、网球冠军李娜和美职篮(NBA)球星姚明。

由于李宁是李宁公司最重要的品牌大使,消费者一开始只将李宁品牌与体操用品联系起来。

● 赞助:耐克主要赞助篮球领域的活动,阿迪达斯主攻足球领域。李宁公司赞助的是中国传统的体育强项,比如跳水和体操,但这些运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没有足球和篮球那么大。

2004年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后,李宁公司购买了在华营销和广告中使用NBA标识及其运动员的权利。但它只赞助得起知名度较低的球队和活动。

李宁点燃了标志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主火炬,但阿迪达斯赢得了那届奥运会的赞助权,这让该公司有权为中国队提供服装。

●标识和广告语:李宁公司的“L”品牌标识与耐克的“旋风”(Swoosh)标识惊人地相似,同时它的“一切皆有可能”(Anything is Possible)广告语也与耐克的“想做就做”(Just Do It)没多大差别。

2010年,为了吸引“90后”一代人,李宁公司启动了一项新的努力。但新的口号“来改变吧”(Make the Change)却没有激发目标受众的热情,而且还疏远了如今已上了岁数的原始客户群。

● 定价:李宁在2010年提价,但高端客户发现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品质仍然要更好一些,而中低端客户选择了其他价格更低的国内品牌。

结果

李宁公司在2005年末有3373家门店,三年后发展到6245家门店,包括在奥运项目举办城市开设的新门店。尽管李宁公司在2008年收入飙升54%、从而超过了阿迪达斯,但后者到了2010年又再次领先于李宁公司。

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开始影响消费者信心。2011年,运动服装销售的整体增长从2010年的20%降至13%。耐克、阿迪达斯和李宁公司在2011年的销售收入分别为20亿、17亿和14亿美元。2012年上半年,耐克和阿迪达斯销售增长,而李宁公司销售下滑。

教训

李宁公司未能适应市场的发展,其定位让消费者困惑。该公司的标识和广告语与竞争对手过于相似,这让消费者认为它是一个模仿者。

品牌公司必须了解自己的受众,不断创新以迎合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品味。一个品牌要想提价,必须相应提高其品质。

本文作者分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副院长兼教务长、前研究助理和客座研究员

译者/邹策

FT社评:“钱荒”下的中国金融困局

我们嗅到了一丝恐慌的味道:上周,中国金融机构竞相争夺短期银行间贷款。这一情景凸显出中国金融体系的管理困局——这个金融体系一方面肆无忌惮地积累了大量债务,另一方面却仍需进一步自由化。

上周四,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已逼近11%,而上月仅为3%。该利率如果持续高企,可能对许多业务依赖表外“理财产品”的银行造成致命打击。理财产品期限较短、结构不透明,投资的项目(通常是房地产)往往缺乏流动性且有时存有疑问。近期信贷增长率之所以达到20%以上,理财产品是主要驱动力之一。未清偿信贷总额目前已达中国年产出的200%,而5年前这一比例只有120%。

这一问题既反映出金融资本主义的顽强,又反映出中央计划体制产生的意外效果。储户对由政府政策人为压低的官方利率感到失望,因此对其他储蓄产品产生巨大需求,而金融公司正好巴不得为他们提供这类产品。与此同时,在中央制定的增长目标(以及贪污机会)的驱使下,地方官员在不择手段落实建设工程资金。

理财产品的期限错配导致严重的流动性问题,但令人担心的地方还不止于此。外界怀疑,许多理财产品从根本上不具偿付能力。这是建筑工程存在疑问的实际回报率在金融方面造成的不良后果。2009年以来,建筑工程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如果大量未清偿信贷成为坏账,中国政府将面临与西方国家一样的任务:如何在不诱发崩盘和切断高效益企业所需信贷流的前提下,限制不顾后果的贷款发放。中国央行一开始曾拒绝采取措施降低银行间拆借利率,这表明了中国政府阻止信贷问题恶化的决心。但它后来缓和态度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说信贷问题是定时炸弹的话,当务之急是拆除它的引信,而不是引爆它。

储蓄账户利率自由化将削弱对其他产品的需求,但同时也会压缩银行的利润率。如果对表外产品的需求被抑制,亏损可能将成为现实。北京方面有资源对银行实施资本重组,但金融体系失灵造成的损失却无法勾销——这些损失注定要由某些领域来承担。至于到底该由哪些领域来承担,这个问题肯定会引发激烈的政治斗争,这也是北京方面躲不开的。

译者/何黎

中国官媒试图解释“钱荒”原因

中国试图打消投资者的疑虑、告诉他们中国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并且在昨日首次给出官方暗示:突如其来的现金紧缩是由打击影子金融体系所引发的。

“不是没钱,而是放错了地方,”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与此同时,中国央行重申了其对信贷适度增长和审慎货币政策的承诺。

对于中国央行上周四坐视银行间拆借利率飙升,中国政府尚未提供明确解释。但新华社的评论文章是迄今最接近官方解释的表态。北京方面经常利用官媒发布政策声明。

新华社评论文章辩称,尽管商业银行、股市和中小企业缺乏资金,但5月份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同比增速依旧高达15.8%,新增信贷量仍然高企,今年头五个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广义的流动性衡量指标)继续快速增长。

“中国真的在经历一场流动性紧缩的‘钱荒’吗?”新华社评论文章问道。该文指出,不少大型企业依然出手阔绰,大量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游资仍在寻找炒作的概念,民间借贷依旧风风火火。“两相对比不难发现,眼下的‘钱荒’看似来势凶猛,实则是一场资金错配导致的结构性资金紧张。不是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

与此同时,中国央行在其第二季度报告中表示,将努力改进流动性管理,让资金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上周,中国央行坐视短期货币市场利率飙升至28%。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到了上周五才有所回落。这引发市场传言称,中国某家大银行已发生违约,而且中国央行已安排向另一家大银行进行注资。

上周末,各方的情绪仍然紧张。在中国工商银行(ICBC)按预定计划进行软件升级期间,技术故障导致该行的提款机在近一个小时内无法进行提款操作,许多消费者因此担心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陷入困境。

这个问题已发酵多年。当年,为抵御困扰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金融危机,中国大举放贷提振经济。其结果是,信贷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在过去五年里从120%升至近200%。

中国央行的行动适逢敏感时点。中国出口在4月份同比增长近15%之后,5月份同比几乎持平,这强化了人们对中国今年可能难以达到7.5%的GDP增长目标的担忧。

译者/何黎

斯诺登牵动大国外交?

当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本月早些时候泄露有关美国政府监视活动的文件时,这名29岁的前情报人员表示,他希望开启一场有关在科技新时代保护美国人隐私的辩论。

然而,昨日他乘飞机离开香港,机票信息显示,他可能已到达莫斯科,并可能继续经由古巴飞往厄瓜多尔或委内瑞拉。此举已引发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可能被视为美国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国家)的外交纠纷。

美国有关部门以间谍罪起诉这名自称的“泄密者”仅两天后,斯诺登就逃离了香港。这可能证明他的说法:在国际政治的角力中几乎没有公民自由可言。

尽管斯诺登的最终目的地尚不得而知,但美国政界很快谴责香港和中国当局让他自由出境,谴责俄罗斯向他提供至少是暂时的庇护。

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表示,这“令人非常失望”。他补充表示:“北京对香港施加了多大影响尚不得而知。你知道,他们会协调外交政策。我感觉,这背后有北京插手。”

美国官员此前明白,向香港提出引渡请求可能会花一些时间。但他们曾自信地认为,斯诺登最终会被移交给美国的法庭——这个前景现在看起来远远没那么大把握。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曾请求特区政府向斯诺登发出临时拘捕令,而特区政府就此向美方索取进一步资料,与此同时,斯诺登已循“合法和正常途径”离开香港。

然而,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称,美国政府上周六吊销了斯诺登的护照。美国国务院拒绝证实斯诺登护照目前的状态。

斯诺登指称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监听,其中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最近曾被黑客入侵。这为中国政府提供了现成的宣传素材,可反击美国政府关于中国盗取美国企业商业机密的说法。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昨日表示:“这些以及之前的那些指控,显然都是令人不安的信号。它们证明,长期以来试图扮演网络攻击无辜受害者的美国,其实才是本时代最大的恶人。”

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将军(General Keith Alexander)回应有关美国对中国实施黑客侵入的说法称,美国情报机构的目标是找出“谁在刺探我们?我们必须掌握这方面的情况,这样才能保卫这个国家”。

同时,斯诺登的出走阻止了此案变成中美之间一个棘手问题,目前美国政府正努力与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建立更良好关系。

然而,斯诺登飞往莫斯科的决定进一步削弱了他可能在美国得到的政治支持,他最初披露美国政府大规模收集数据的行为曾得到美国部分人士的称赞。

“如果他去的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国家,例如冰岛,如果他拒绝与任何官方政府讨论此事,那么我认为他还有机会被视为一位倡导隐私权的人士,”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自由主义者兰德•保罗(Rand Paul)表示,“如果他与俄罗斯政府、中国政府或任何被我们视为敌人的政府接近,我认为,这种行为在史册上将给他带来一个真切的问题。”

正如斯诺登透露了有关美国监听中国的机密一样,他抵达莫斯科的事实将引发人们的猜测:他可能拥有更多关于美国监听俄罗斯的信息,他可能会把这些当做谈判筹码。“我认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似乎非常希望对美国表示不满,”舒默表示,“普京允许斯诺登进入俄罗斯然后去往其他国家的事实,将给美俄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译者/何黎

Sunday, June 23, 2013

建设城市的重要思考

据《纽约时报》2013年6月16日的一篇文章,中国将在未来10至15年移动将有约2.5亿人到新建成的小城镇。理由是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预期高于农村居民,人们被赋予新的公寓和金钱。中央给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在他们的地方开展这项政策。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讨论实施这一项政策的一些重要思考。

首先,让我先描述过去城市化往往经历如何的进程。建立一个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位置,如靠近河流或海洋,使得它方便居民的交通和贸易。例如上海、南京和广州。凭借其地理优势,政府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港口和警察保护等。城市化的利益是把有经济收益的经济活动集中在一个位置,位置是有利的,特别是城市能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工业和贸易的生产效率。当这样的经济活动发生在一个城市,提高了居民收入。

如果农村人选择迁移到城市,主要是因为他们可以赚取更高的收入,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加。为了说明这一点,让一个人决定从乡下移动到一个城市,他会计算移动的经济收益。假设说,如果他决定搬迁他的收入将从1000元改变到1800元,将有800万元的经济收益。由于他的收入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后者也将增加了800元。因此,城市化进程将导致他的国民收入增加了800元。由于消费取决于收入,总消费在经济增长也将增加,这也是中国政府推出城市化政策的理由。

如果一个人被迫搬迁到城市而他并不是自愿这样做,从他的计算,在市区居住,他的收入必是低于他在农村住的收入。假说是低了500元。他的移动对国民收入也将减少500元。因此,如果他不自愿而政府迫使他移动,搬家后他的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 都将减少500元。这是没有经济利益的行为。如果有人会认为,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提高他在城镇的收入,如提供住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决定补偿搬家者,它需要补偿至少500元。这将是一个损失,因为政府已经使用了500元的国家收入而移动者的收入没有变化。

在中国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不愿移到城市,是因为缺乏多赚钱的机会。他们宁愿留在农村地区,因为他们可以使用他们的土地谋生,在那里退休。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养殖场生活,而在市区生活他们需要城市的社会福利,向他们提供相同的生活水平。强制农民向城镇地区居住将减少他的收入与国民收入。它还将使得农民不满,并在中国和谐社会的实现产生不良的影响。

总之,政府强制公民移动从农村到城市,成本是高的。因为这样做将减少国民收入,和国家的经济增长。强制农民转移到城市,将引起人民的不满,影响和谐社会的实现。此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并增加政府的债务。

我希望上述考虑,将有助于中国决策者在中国城市化的设计和市化政策的执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近期出版了《邹至庄论中国经济》一书。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美国失去网络道德制高点

关于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Huawei),有一种担忧时常被人提及——人们担心它是中国政府的秘密情报机构。如果华为被允许进入美国,它难道不会在其设备中嵌入隐藏代码,从而使得中国情报机构能够监视该设备所在网络中通过的所有信息?现在,让我们把以上语句中的华为替换成Verizon。叛变的美国情报机构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让我们得以了解到,Verizon曾做过非常类似的事。

根据斯诺登的曝料,《外国情报监视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简称Fisa)法庭曾命令Verizon提交其1.2亿用户的所有通话信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Verizon是不是应该为此被禁止在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运营?

这个问题一半是玩笑,但还有一半是认真的。如果Verizon(以及美国其他大多数电信和互联网服务商)定期向政府提供数据,那么这种行为与人们怀疑华为会做的事情岂不是没多少区别?有人可能会辩称,监视通讯活动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只是在寻找恐怖主义威胁,并没有窥探其他国家的政府。那么再问一句:我们怎么知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斯诺登披露的消息实际上没那么让人吃惊。但是想象这类事情正在发生,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类事情确实在发生完全是两码事。美中围绕网络间谍争论的形势已被改写,再也不会回到从前。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我们到底了解到什么。到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Verizon不允许NSA毫无过滤地监听所有通话。相反,它提交的是所谓的“元数据”。要获取通话内容,Fisa法庭必须发出专门指令。棱镜(Prism)项目似乎也受到同样的限制,该项目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用来监控包括谷歌(Google)、Facebook和Skype在内的9家互联网公司的用户通讯。

这些细微的差别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中国政府最近几天打破了最初的沉默,开始高调发表一些官方言论。中国外交部女发言人华春莹称,中国是“最主要的黑客攻击受害国之一”,并催促国际社会就网络安全制定相关法规。这不正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本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摆脱了各种监视和监听(没错,真是如此!)、在“阳光之乡”(Sunnylands)庄园面对面交流时原本打算向后者提出的吗?

当然,我们不应把中国公开表达的愤慨太当回事。看到《解放军报》(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aily)称棱镜计划很“可怕”,并指责美国是窃听“惯犯”,这让人感觉近乎可笑。中国的情报机构甚至不会费心去掩饰自己监视民众互联网活动的事实。如果他们不喜欢看到的东西,就会干脆将其删除。不过,就算中国无法在网络问题上占领道德制高点,美国要占领这一制高点也不太容易。

特别是从现在开始,美国政府将更难把国家间谍活动和商业间谍活动区别开来。美国一直坚持这样的立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间谍活动是不可避免的,而商业间谍和经济间谍活动则是越界行为。美国政府仍将试图坚持这一立场。事实上,目前没有证据表明NSA曾试图窃取中国的商业机密。

另一方面,美国计算机安全公司曼蒂恩特(Mandiant)发布的一份60页的报告指出,中国解放军(PLA)的“61398部门”(Unit 61398)对针对美国企业的网络攻击负有直接责任。

Saturday, June 22, 2013

访韩一周记(五)

(编者按:今年2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副编审的邓聿文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对中朝关系的评论,引起国际媒体关注,邓聿文不久后也因此被《学习时报》解职。5月,应韩国方面的邀请,邓聿文对韩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FT中文网对他的访韩日记进行连载,这是这组日记的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

第五天 5月22日

今天是访韩最后一日,行程安排依然紧凑。早上七点赶往首尔的外国记者俱乐部,韩中文化协会举办的早餐演讲在这儿进行。我、小梁坐着金会长的车提前到达演讲地点,把车停在车库,等张代表过来,大家会合后七点准时上楼。

外国记者俱乐部在大楼的20层,已经到了一些人,张代表同认识的人打招呼,把我介绍给他们。这期间又陆续来了些人。协会会长李荣一7点20左右赶到。常务副会长郑南道宣布开始,李先进行了一个致辞,然后是我演讲。法务次长申永湜翻译。我没有按照预先准备的演讲稿进行,而是重点谈了习李面临的十大问题,同时介绍了我对习的观察。演讲大约用了40分钟。之后是问答环节。汉阳大学的柳世熙问,我的“中国梦”是什么,我说,人民能自由地选举领导人,国家政策按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去制定。我个人觉得,这次演讲还是很成功的。

8点半演讲准时结束,因为九点半我必须到达板门店。来不及吃早饭,我便和张代表等匆匆下楼,都代表已在外面等我。他亲自开车陪我去板门店。同去的还有75岁的朴容镇先生以及李相仁先生。今天换了一位女翻译,是首尔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她是昨天与会的安保院朴教授的学生,曾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留学四年。她说她很喜欢中国,特别是中国的饭菜,不过上海菜已经吃腻了。她有去复旦大学读博士的想法。

从首尔市区到板门店大概有五、六十公里,公路上车不是很多。都代表怕耽误时间,把车开得很快,九点半前我们一行到达板门店的旅游区,停车场上停了一些大巴,我估计大半是中国人,因为只有中国人才会对此有兴趣。真正的板门店即三八线一带已成为警备区,英文缩写是JSA。从旅游区到JSA大概有一刻钟的车程,统一部的车已在等候,我们换乘他们的车,由一名统一部的官员陪同前往。路上设有障碍物,还有士兵在关卡把守。我问统一部的官员,为什么要设置障碍物,他说大概是防止有人冲关跑到朝鲜去,以前就发生过几起这样的事例。韩国人很少有去朝鲜的,一些人冲关不是为了逃到朝鲜,而是想去朝鲜看看。

按照JSA的规定,来这儿的游客都要先到游客中心看有关板门店的影像资料,一个韩国军人在大屏幕前讲解,并交代一些注意事项。或许是警备区的缘故,外来参观者很少,我只看到几个记者(大概是外国记者,没问),还有一个老人旅行团,剩下的就是我们五个人。都代表告诉我,这里不允许中国人来,我想原因自然是在韩战中中国帮助了朝鲜,但我是一个特例:韩国统一部向韩国政府汇报后,韩国政府再同美韩联军司令部协调,允许我来,所以统一部要派一个官员跟着。

从游客中心到板门店谈判地点还有一段路程,换上JSA自己的军车,由两名士兵陪同,一个开车,一个讲解。进入JSA,不经允许不能拍照。偶尔能见到一些铁丝网。在整个JSA区内,除了军人和游客外,再看不到其他人。那个负责讲解的士兵向我们介绍,JSA区是不允许住人的,所以它没有居民,只有在韩朝边境旁边的一个村子,住了一些人。

北京发起“毛式”色彩的整风运动

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其规模和论调为近十多年来所罕见。新领导层试图在不涉及大胆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化解人们对腐败官员的失望情绪。

投资者等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启拖延已久的经济改革,中国的自由派也在敦促实施政治改革,但习近平现在却开始仿效毛泽东的风格。毛泽东颇具个人魅力但独裁专断,他在中国发起了一场接一场的群众运动。

在周二的一次主题讲话中,习近平向全党表示,为了避免亡党,必须积极走“群众路线”。习近平要求每位干部必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清除出党。

在为期一年的运动中,所有县级以上干部必须参与学习和批评活动。官方媒体铺天盖地地向人们宣传“群众路线”的含义。群众路线指的是党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随时了解并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

党办报纸《环球时报》前主管评论的编委、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某智库负责人的王文表示:“这对整顿党风具有重要意义。至少在过去10年内没有类似的活动。”

“群众路线网”报道了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周三下地帮助农民锄草的故事,鼓动官员“下乡”住村,向农民学习。去年被免职、因腐败指控而将接受审判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经恢复过毛泽东时代这种独特的联系群众方式,并推行其他毛泽东式的政策,一度引起外界哗然。习近平诉诸类似策略,引发了国外观察人士的轻度担忧。

“广泛发动中国群众似乎让领导人又爱又怕。从1949年起到去世时,毛泽东一共发动了16场大型群众运动,以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告终。这些运动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也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成为记忆中的污点,”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中国政治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称,“尝试群众运动,可能会自找麻烦。”

但对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而言,这些风险不那么紧迫。而且,面对着与日俱增的公众诉求和党内游说,他几乎别无选择。

王文表示:“近来有关改革、官员公开财产和一人一票选举的呼声十分强烈。这些很难实现,甚至在短期内是无法做到的。因此,领导层选择了一种现实的做法:整治党风。这一点确实重要,因为人们对腐败和官僚主义颇有怨言,而这样做是人人都赞同的。”

比起前几任,习近平任内的中共内部势力分化更为严重。因此,习近平使用毛泽东的宣传手法是不难预料的。

中国近代史专家章立凡表示:“通常,群众路线运动伴随着党内斗争。考虑到高层领导人发出过不同声音,中共目前可能存在内斗。”近几个月,官方媒体发表的一系列显要评论文章往往倡导截然对立的路线。一些社论妖魔化宪政主义和努力争夺空间的公民社会,而其他文章则支持这些西方政治概念。

内幕人士表示,习近平的举措并不意外,因为这一运动此前在党内已经酝酿数月。中央党校反腐问题专家林哲称:“这在去年下半年就决定了。”

习近平的表态在经济自由化支持者和左派团体之间做出了平衡。尽管去年11月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后的首次讲话中语言直接、态度务实,但他也警告称干部“脱离群众”是党的一大严重问题。

观察人士认为,尽管习近平的语言与毛泽东相似,但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背景下,这场运动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可能不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显著。

译者/何黎

短线观点:中国进入信贷紧缩?

上世纪80年代,西方惊奇地注视着日本“奇迹”,试图弄明白如何复制这种成功。在1990年Shirayama Shokusan公司竞购伦敦市政厅(County Hall),以便在英国议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的河对岸打造一家豪华酒店的时候,英国仍相信日本模式。如今,中国经济模式已取代日本(和本世纪头十年的美国)成为最新宠儿,即便中国经济增长已在放缓,问题开始累积。现在,中国的万达(Wanda)计划在泰晤士河畔建造自己的豪华酒店和公寓大楼。

如今的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由信贷驱动的日本经济繁荣惊人地相似。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认为,过去四年中,中国信贷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扩张速度,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信贷最高峰时的速度,也超过了韩国陷入1998年危机前四年里的放贷速度。

最广泛的信贷指标“社会融资总量”今年增长52%,同时纯信贷增长是经济增速的两倍。

中国已经成为基金公司的首要担忧对象。投资者迅速成为中国货币市场的专家——短期贷款利率本月上涨了一倍多。在香港上市的中资银行股暴跌11%。得益于政府的买盘,它们的A股表现较好一些。

这是否是信贷紧缩的开始,暴露出银行多年来的放贷决策有多糟糕?

或许并非如此。风险确实存在。最起码,把握好经济转型,不再以信贷刺激的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是一项非常棘手的任务。但是收紧货币市场流动性是央行深思熟虑出台的政策,可以被迅速扭转。

银行不计后果的放贷行为,使得出现重大亏损,或者日本式低增长僵尸经济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除非进行激进的改革)。然而,这不一定会很快发生:在资本账户受到管制的情况下,中国不会像韩国那样出现热钱外逃的风险。与建酒店一样,一场中国危机的酝酿也需要时日。

译者/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