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ne 30, 2012

媒体札记:神九回家

(2012年6月29日)

一、神九天宫十三天

几乎每一份中国时事媒体的头版上都在预报“今天10点左右,神九回家”,《广州日报》放上宇航员们在“天宫”最后一夜所拍“全家福”的央视截屏画面,用大标题引用女英雄家人的那句“刘洋,妈妈好想抱抱你”。

上午9时,央视开始直播返航全过程,白岩松满面微笑地出镜“迎接兄弟姐妹回家”,与内蒙古草原上的着陆场人员连线,与专家对谈这次太空新旅的科技进步之处。

6月16日18时37分成功发射13天以来,有关神九天宫的一举一动,特别是那位女航天员的音容笑貌、自拍、筋斗,通过中国各式媒体广而告之。昨天出版的《南方周末》用微博推荐本期重点报道,《“功夫中国”》:“2012年6月26日,刘洋在太空第一次表演中国功夫。这是刘洋在天宫中值守的第二个大夜班。照料完飞行器,与地面的同事通话报平安之后,刘洋慢慢凝神静气,打起了太极拳,失重状态更显行云流水之畅,宇宙运行之美。”

正如新华社稿件所预报的那样,经过落地后的一系列检查,11时许,三名航天员在直播镜头前被搀扶出舱,刘洋也没有被“刻意安排”成第一个。而根据搜狐此时推荐的那个图片专题,“从老家到父母所住小区,从各阶段学校到出生医院的‘远亲’们也关注着她的表现,喜迎‘神女下凡’。”

事实上,当那个“中国首位女宇航员刘洋出生于我校二附院”的郑州大学官网稿件被发掘传播后,对“过度消费”的批评声更加强烈了。评论员们显然不能体会家乡父老们的欣喜,就在刘洋表演太空功夫的那一天,《中国青年报》已由陈方“‘重新发现’刘洋路上的那些狂热”:“媒体总是希望挖出一些有关刘洋的‘神奇’素材。于是,‘还原’新闻当事人的过程,也伴随着闹剧。舞台上,有的媒体自导自演,而且不时发出尖叫,丝毫不顾及当事人和观众席中看客的表情与感受。”

在回顾了类似河南林州官员们的“名人故里争夺战”后,作者认为,倒是“从穷人家的孩子到航天员”的刘洋成长之路更值得“重新发现”:“我们就不能不重新审视那些曾经或正在被遗忘的年轻人的成长艰难,以及刘洋是否对他们有着参考意义……遗憾的是,当刘洋和‘神九’一飞冲天时,地面上的我们,习惯性地走上了‘消费名人’的道路,狂热得不知所以。”

哪怕是面对“神女”,也有自称不狂热的。对中国政府耗费巨资推动航天事业的不解声,随着这项工程从神舟飞船发展到九天对接,也愈发大声,今年更加添了那位大月份引产妇女悲剧与太空女英雄壮丽事迹的对比素材。

当然,也确实有一些专家学者愿意此时出面说服“民粹”,讲解航天科技对人类和国家的重要意义,劝那些声声反问“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来解决民生问题”的民众不要“非此即彼的单线条思维”,比如搜狐就在今晨推荐来自前媒体科技编辑方玄昌对载人上天的意义分析。

在执行这项宣传工作时,如果说《环球时报》还算“苦口婆心”的话,首都市委机关报今天相对就要强硬得多:返航之日,在“七日谈”头条宣布《“上天入海”是中国发展的战略必需》。

“相较于美国每年超过170亿美元的航空航天预算,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从1992年到现在共约390亿元人民币的总经费并不多,取得的成就却是巨大的,被世界所瞩目公认。这是完全值得国人自豪的国家进步!”——用这段再次反驳一度流传的“天价燃料”传言后,《北京日报》以神九和“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为据,呼吁“不能鼠目寸光、半途而废”:“长远看来,谁在太空和海洋形成领先优势,谁就能牢牢把握未来的战略主动权和发展先机。中国在这些方面以国家战略的方式全力推动,有百利而无一害,其战略价值无可争辩。某些人对‘上天入海’有误解、有偏见,也有人动辄大加否定批判,一说起美国人来就是探索未知世界,一说起中国人的就是劳民伤财,这样的指责显然站不住脚,纯粹是无知和短视,甚至别有用心。”

二、紫荆花开十五载

神九成功返回可以为两个纪念日增加喜庆气氛。

《人民日报》今日头版,化名“任理轩”的作者们贡献长稿《中国奇迹的一大法宝》,称赞“‘中国奇迹’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新华社发出的“时代先锋”组稿介绍到了“土改第一村”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总支书记张宝金,由总编辑何平亲自蹲点而成的大标题是“暴风骤雨中永不褪色的旗帜”;央视昨晚用《焦点访谈》介绍创先争优活动两年来涌现的优秀集体和个人;与此同时,《南方日报》正用红色大标题传达汪洋对党建工作的指示,由北京主管的新浪搜狐网易则需要与首都报纸同步,直播本地党代会的开幕,位置一度甚至要压过神九返回——7月1日近在眼前,官员们按例巩固对执政党功绩的宣传。

但根据中国“逢五逢十”大庆的习惯,香港回归纪念日今年或可比中国共产党成立日获得更多的资源投放。更何况,这将是现任最高领导人后一次前来视察,同时也是对候任特首的正式加持。7月1日到来前,最重要的新闻门户都已经为此配备高规格,央视新闻频道直播完温家宝在北京航天城的鼓掌祝贺,也迅速切换到香港信号,传回胡锦涛抵达的画面。

虽然在过去一周中,期待媒体“第四权力”的民间意见领袖更热衷于传播梁振英僭建房屋的道歉声明,但内地宣传官员们已经部署了更多喜庆与希望,这位候任特首当然是第一个出面发言的——周一,在宣布“胡锦涛将赴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15周年大会暨第四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的同时,《人民日报》刊出他的答问访谈《和700万香港人一起携手并进》,作为辅助,从《南方日报》到《南方都市报》,也都在这个假期后的第一天为梁振英提供亮相机会,宣布这位“平民偶像”“最关注香港居民贫穷问题”。

那些感情丰沛的写手们早已奉献礼赞,中共中央机关报前天用《紫荆花开十五载——“一国两制”光辉映耀香江》强调:“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国两制’下原有经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变的香港,更是经济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市民拥有更多权利和自由的香港。”新华社除了播发“中央政府出台加强内地与香港合作的政策措施”外,成就回顾组稿已经从政治篇、经济篇发到两地篇,评论员文章宣布“香港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奇迹,而且创造了成熟经济体持续平稳发展的经济奇迹。”

作为团中央喉舌,《中国青年报》在这种宣传部署中表现出了与其它机关报的不同之处。继周一那篇《梁振英:候任特首的草根情结》后,其“新香港新坐标”栏目连刊《香港:对腐败“零容忍”》《香港: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两篇富含热门字眼的报道得到门户网站热烈推荐,并立即收获《像香港那样对腐败“零容忍”》这样的时评响应。

当然,就算是那些宏伟叙事的正面文章,需要点击量的网络媒体也总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新闻细节,例如,编辑们可以从《人民日报》访谈稿中找到一句“香港‘人心回归’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来作为标题——事实上,2012年初那场香港媒体刊发“蝗虫”广告要求阻止大陆双非孕妇入境的风波发生后,更多大陆民众幡然醒悟,他们并不像一些合拍电影里那么受香港同胞欢迎,而北大教授孔庆东此后那句“部分香港人是狗”的言论更一度激发互相谩骂。

庆典宣传中,甚至出现了一个宣传官员们必定不想看到的舆论解读方式:《广州日报》上周日在“新香港十五年”专题中刊出对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的采访后,那句“供港食品安全率达99.999%”的赞扬却激发出了内地时评家的集体不满,一时间,媒体上处处是《“供港食品”99.999%安全率反证内地食安全非绝症》、《保障食品安全,我们都需要99.999%》、《食品安全为何“一国两率”》这样的反弹。

凤凰网有理由在未来几天里表现突出,前晚,他们已经抢在央视之前,转发习近平在北京与现任及候任特首见面的视频,字幕有云“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梁振英”。而其门户竞争对手搜狐今天正在新闻首页推介自家策划《香港回归15年:凤凰卫视在敏感地带冲浪》。在“大陆给香港带去了什么,香港给大陆带来了什么?”的问号下,编者按定义这家在内地拥有众多追随者的电视台是一个“在两岸三地不停打‘擦边球’的媒体。”

三、审计风暴十二年

《南方周末》也提前两天用“还珠”二字带领香港回归15周年特别报道,感慨“这一刻的香港,自然有许多当初的意料之中,亦有许多当初的意料之外。”打头阵的是《驻军15年,香港人心的归途》。

“驻港部队军车十年无交通违例,军车不享有交通优先权》——对满心焦虑的内地民众来说,他们恨自己不能拥有99.99%安全率的食品,更恨自己不能拥有制约特权阶层的能力。

《齐鲁晚报》在用社评逼问“保障规划不能回避公务员养老改革”,同时允许作者呵斥“中央部门违规套取资金何时休”“中央单位都不能做起表率,何谈地方和基层?”——针对医保新规和审计公告的后续,各地市场化媒体今日再进一言。

针对前者,《新京报》提议《“医保全国互认”能否财政兜底》来解决“钱”的障碍,《京华时报》劝告“发达地区不能怕吃亏”,《第一财经日报》以公立医院改革为例强调“深化医改须直面利益冲突”;针对后者,虽然审计署官员昨天通过中国政府网再次强调“‘三公经费’非公款吃喝同义词”,但重庆时报也允许曹林反驳:“审计署官员将这种误解归咎于公众,认为责任在于‘公众认识不够全面’,显然是打错了板子。公众恰恰是这种‘误解’的受害者。而这种误解,实际是来自政府部门对三公经费有意无意的遮掩和模糊化。”

的确,从1999年李金华那份公开报告掀起“审计风暴”后,已过去12年,但在一些民间意见领袖看来,这种执政者内部监督曝光模式的效力也到了尽头。

来自官办媒体的讽刺获得网站编辑们的欢迎,典型标题是“央视称审计报告现评书般内容,年年体检从不治病”。正是白岩松在新闻1+1里紧皱眉头,他将“计生委千元买轿车”这样的事情形容为匪夷所思,“我这直拍脑门怎么没卖给我们呢”。

在回忆了10年前“为审计部门的工作和精彩来鼓掌”的往事后,这位主播叹息如今已是“审丑疲劳”:“还是那些老面孔,还是那些老问题,而且没见到多么严厉的处理,就像一份体检一样,每年都做体检,这一点当然很好,但是年年做体检从来不治病,也是,有的时候开药、治疗、手术,不由这个体检部门来办,但是医生也不说话,慢慢大家产生了无奈。”

央视编导们还向全国观众们介绍了媒体人如今的“非常平静”:“见不到像以往那样热烈为审计部门工作在鼓掌,也不见为出现的很多丑恶的现象痛心疾首,那种极强烈的情感,而是一种平静,在平静的背后会不会有一种无奈。”但,白主播没有完全失望,而且是“真希望这一两年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觉得我们正是在黎明前,可能出现了一段有点灰蒙蒙的时候”,他呼吁审计署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经验、实行严厉问责:“既然‘看门狗’存在,不能是‘看门狗’叫了两声就算结束了,最重要的是主人心里有没有决心……请相信‘审计风暴’还会再来。”

《成都商报》的编辑一定也浏览了微博论坛上那些“意兴阑珊”的反馈,于是,他们公开摘录一句:“前审计长李金华曾自称国家的‘看家狗’,但审计出来就没有下文,其实还比不上看家狗能够咬贼两口。”

对这句“网友声音”的展开阐述是《如何才能走出“越审问题越多”的窘境》。作者叹息“年年审计,问题资金越审越多”:“在以往审计执法工作中,往往迫于各种压力,针对查出的问题偏重整改,比如违规资金的追缴、经办人员的处理等,而对于单位主要负责人以‘下不为例’进行‘宽容’解决,这其实是姑息迁就放纵了这些顶风作案的始作俑者……最终,每年的审计报告就如同一场风暴,即使再猛烈,也在国人期待的失落中变得‘疲劳’,以至于那份洋洋大观的审计报告竞成了‘点名’运动。”

和《长江日报》评论员质问“审计出的问题谁来监督整改”一样,《南方都市报》也在用社论期待《管好钱袋子,必须超越“审计风暴”》。在承认“历经12年审计风暴的洗涤,预算法的刚性已经有所显现,财经纪律的约束力正在逐步增强”的同时,更强调“为公众困惑者在于,本次审计所披露的很多问题都那么熟悉……哪一个问题不是似曾相识呢?尤其让人惊异者,作为国家最高科研单位的中科院这次也榜上有名,其以项目名义违规发放的福利高达近亿元……人们为金钱让学术拜倒的巨大腐蚀力感到吃惊,同时又不得不为这种腐蚀的严重后果而深深担忧。”

于是,这份广东畅销报纸明确提出要求,“那些动辄违规套取、挪用成千上亿元资金的部门,究竟是怎么整改的呢?所谓‘整改’,显然是一种单位行为,除了作为单位行为的整改,就不应该有具体的个人出来承担责任吗?舆论普遍认为,一些问题‘年年曝光整改却年年重犯’,关键在于处罚力度不够,面对这种声音,是否需要一个足够认真的回应?”

对一些原本认为贪官污吏主要在基层、“朝廷高官”清正廉洁的民众来说,这种针对中央部委的公开曝光的确会挫伤信任。《广州日报》今天正以中科院为反面典型,用评论版头条斥责“亿元‘科研经费’发福利,谁给的胆?”:“该承担政治责任的就要坚决问责,该丢乌纱帽的就坚决拿下,该道歉的就要公开道歉。否则审计就会依然陷入‘年年审计年年有问题’的恶性循环,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就会在‘年年有问题年年都不改’中逐步流失。”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薄熙来家人曾在伦敦买卖豪宅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颜面尽失的中国高官薄熙来的家人曾在一位法国建筑师的帮助下,通过一家幌子公司在伦敦购买了豪宅。

后来,在英国零售商马莎百货(Marks and Spencer)联合创始人的曾孙的协助下,他们卖掉了其中一套公寓。

房产交易记录显示,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Golden Map Ltd”于2002年至2003年期间,购买了至少两套位于伦敦富人区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的公寓。如今这两套房产的价值合计超过200万英镑。

2003年至2010年期间,法国建筑师帕特里克•德维莱尔(Patrick Devillers)曾断断续续地在其中一套公寓居住过。这位与薄家有关联的法国人因牵扯进了中国国内的刑事案,于本月在柬埔寨被捕。

他所涉及的犯罪究竟属何性质,依然是个谜,但据信它们与薄熙来有关。今年早些时候,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到整肃,被清除出高层领导人的行列。

和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一样,德维莱尔与薄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中国当局认为,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死与薄熙来之妻谷开来有关。)英国《金融时报》的调查发现,薄家之所以能保持奢华的生活,德维莱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德维莱尔似乎是在2000年12月与薄家首次建立起正式的商业合作关系。英国公司档案显示,当时,德维莱尔和谷开来(谷使用了化名Horus Kai)在英国组建了公司Adad Ltd;二人给出的住址一模一样,都是海滨城市伯恩茅斯(Bournemouth)的一处租用的住房。

这家公司从未申报过任何账目,于2003年9月宣告解散。不过,那时谷开来和德维莱尔的兴趣似乎已经转移到了南肯辛顿。

时任标致(Peugeot)子公司PSA Wholesale Ltd秘书的巴纳比•史密斯(Barnaby Smith)说,公司那时想卖掉位于Coleherne Court的一套公寓,德维莱尔是头一个与负责卖出该公寓的房产代理接触的人。这栋公寓楼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戴安娜(Lady Diana Spencer)在嫁给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之前曾居住于此。

史密斯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随着这一交易开始办理正式手续,一些文件必须在香港签署并处理。英国土地登记管理局(Land Registry)记录显示,这套公寓的房产权最终记在了Golden Map Ltd名下。当时,Golden Map在未寻求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买下了这处价值73.6万英镑的房产。如今,其价值已逾150万英镑。

这套公寓面积157平米,带有两间卧室,在房间里可眺望窗外的公园。有报道说,在薄熙来与谷开来之子薄瓜瓜2006年至2010年就读于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期间,它曾被用作薄瓜瓜的“单身公寓”。

买下Coleherne Court公寓的一年后,Golden Map再次出手,以46万英镑购买了附近一套面积较小的公寓。

尽管房产权再次记在Golden Map名下,但这套公寓收到的水电费账单信、维修发票信及英国《金融时报》见到的其他信件,上面写的收件人全都是德维莱尔。

这套一居室装修时尚,四周是一个玻璃暖房,通向一个花园。去年9月,也就是海伍德死亡的数周之前,这套公寓被投入市场出售。今年1月,这套公寓以略低于7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

英国《金融时报》见到的多份文件显示,这套公寓的出售得到了迈克尔•马克斯(Michael Marks)的协助。马克斯是布劳顿马克斯勋爵(Lord Marks of Broughton)的儿子、马莎百货联合创始人的曾孙。马克斯似乎告诉过推销这套公寓的房产代理,他代表的是他在牛津和哈佛(Harvard)的同学薄瓜瓜。

马克斯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在诺丁山(Notting Hill)的地址,作为该公寓的转寄地址。该公寓出售前进行了装修,一张金额超过1万英镑的装修发票就是开给他的。他还写了一些文档,详细列出了该公寓的保修和租赁条件等事宜。

就在这套房产的出售完成之前,马克斯写信给这名房产代理,通知他:公寓中的一个保险箱得撬开并移走(因为密码已丢失),而厨房设备和灯具都原封未动。

英国《金融时报》无法联系上马克斯或薄瓜瓜请其置评。

德维莱尔在南肯辛顿的邻居们(他们不愿透露姓名)表示,2005年前后,这名建筑师曾断断续续地在这套公寓居住过。当时他告诉一名邻居说,他的感情生活很复杂:前妻在中国;他的一名华人女友带着十多岁的儿子住在伦敦。

曾受德维莱尔之邀前来做客的一名邻居,在这套公寓中看到了“巨幅的中国城镇规划图”。德维莱尔似乎对他说过,这些图与来自政界人士的合同有关。

德维莱尔与薄家的关系及他在薄家海外商业业务中发挥的作用,突显出薄熙来案的一个关键元素。此案除了揭示出中国领导层不透明的政治斗争之外,还让外界认识到众多中国精英日益增长的财富及他们与海外掮客的关系。

在倒台之前,薄熙来的正式年薪仅为2万美元。在今年3月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薄曾表示,他妻子20年前就把她的几个律所全部关掉,在家里做些家务了。

中国公民每年的购汇金额不得超过等值5万美元,且海外收入还应缴税。中共高官未经批准不得出国旅行,按理说在海外不该拥有资产。但实际上,很多官员都在海外拥有不为人知的巨额财产。

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当代中国学学院(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副教授陈建表示,尽管对于中国政界人士而言,拥有海外资产在理论上并不违法,但“考虑到他们微薄的工资,法律上的问题是,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些资产的”。任何违法行为都可能会受到严惩。

中国针对经济腐败问题的最高处罚是死刑。

英国《金融时报》吉密欧(Jamil Anderlini)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维基百科创始人:互联网将改变非洲

维基百科联合创始人吉米•威尔士接受FT采访时表示,两三年内,一些非洲国家的互联网神透露就会赶上欧美,而这也会深刻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Friday, June 29, 2012

媒体札记:“政治耻感”

(2012年6月28日)

一、医保互认

各地报纸最热门头条是“医保缴费年限将各地互认并累计”的国务院通知。根据由新华社转发的这份《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实现医疗保险缴费年限在各地互认,累计合并计算。此外,纲要还提出“十二五”期间将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新京报》的解读报道得到了门户网站的广泛引用,根据记者对通稿的补充,“实际上,2011年7月正式实施的社保法,已经明确提出‘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医疗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此前,人社部、卫生部等也曾就此专门下发过文件。不过,医保关系转移接续进行得并不顺利。”

官方数据也承认了这一点:“2011年,我国跨地区转移医保关系仅50万人次,转移个人账户基金仅为2.2亿。而目前我国参加城镇医保的人数已达到47343万人,农民工参加城镇医保人数也达到4641万人。”

比起北京同行们的那份“8个数字帮你读懂养老金”或者“3张账单帮你算清养老钱”,《南方都市报》更愿意值此表达自己的忧虑,在社论《医保互认累计,严密转换机制是关键》中叹息,“这项政策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但好的政策方向并不一定能确保政策的落实从而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此次纲要虽已给出清晰的原则框架,亦已明确年限可以累计,但对于年限如何累计、统筹基金转移比例、统筹区间不同部门的接洽、转移后的待遇等均未有规定,这必然会给地方留下拒绝实施的借口。为此,在原则框架之下还需制定各项具体细致操作制度,在统一的严密转换机制下方能保证政策的落实。”

被这份广东省委机关报子报用来作为前车之鉴的就是深圳:“此前深圳的医保办法将累计年限从15年延长至25年,并规定断交三个月累计年限清零,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正是因为医保无法异地转移,这项规定就几乎等同于要求一个人在退休前须连续在深圳工作25年且不换工作,否则退休后的医保待遇就会受到损害。”

的确,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跨省跳槽的人都因医保无法异地转移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权益损害,但作为流动人口庞大的经济特区,深圳在聚光灯下无处可逃。而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能比《晶报》更有发言权,在过去一个月中,这份深圳报纸表现出了同行难以企及的勇气和能力——如果说连发社论挑战“延迟退休”动议还算与各地市场化媒体同声连气的话,那么,从《医保“清零”政策缘何引发如潮质疑》到《“医保清零”政策:都被误读四年了?》再到《医保政策究竟该谁说了算?》,这种对本地公共政策的步步逼问堪称中国媒体罕见现象,甚至超越了人们通常认为的广州报纸比深圳报纸更加“大胆”的评价。

《晶报》的回报是在可以在上周六宣布:“昨天,‘@深圳人大代表郑学定’在微博中透露,深圳社保部门将就‘医保清零’政策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并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情况。”此前,根据深圳社保局的解释,“6月‘断缴医保三个月清零’的说法是对政策的误读。‘清零’是指连续缴费年限重新计算,一旦重新计算会影响下一年度的医保待遇,也就是医保报销比例。但不影响累积缴费年限。只要累计时间够年限,就不会影响退休后医保待遇的享受。”

二、审计罪状

《南方都市报》在摘录这份社保纲要中关于“将研究制定公务员养老保险办法”时也加了一句话:“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只覆盖了城镇企业职工、农村居民和一些城市的城镇居民,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则由国家财政和单位统一支付。此前,这一话题曾在网络和媒体引发热论,不少人士认为这一做法有失公平。”

没错,和公务员相关的福利、经费、收入,是中国当今舆论场上屡试不爽的易燃易爆物。更何况,昨天本来就有导火索,而且是来自官方的自我坦白——晨间,财新网头条正大字提醒“审计揭示中央部门超标准列支‘三公经费’”。

其实,在新华社电稿中,这句话原本躲在角落:“‘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去年以来,中央部门纷纷公开本部门‘三公经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是审计报告揭示,由于‘三公经费’概念不清晰、口径和标准不够规范,尚不利于发挥约束和控制作用,也容易造成社会公众误读。审计发现,个别部门还存在超标准列支‘三公经费’现象。”

比起《长江商报》那篇《“三公”公开的欣慰与缺憾》,《都市时报》穷追猛打的气势要足得多,以今日社论大喝一句“没有问责就没有公开”。这份云南报纸先行宣布,“在这个社会,只要一提‘三公’经费,公共舆情就会条件反射似的怨愤。在民众眼中,‘三公’经费俨然已经成为奢侈和腐败的代名词”,而后,虽然也承认国务院严令中央级诸部门公布“三公经费”具备开创性价值,但用了更大篇幅表达失望:“按照财政部的数据,去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为94.7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今年的数字只能说略有降低。坦率而言,这样的局面,距离国务院三令五申的‘严格控制’和‘大力压缩’的目标,委实相去甚远。我们当然不敢奢望,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朝夕之间便有大幅度的降低,但如此‘犹疑徘徊’的情势,亦非民众所乐见。”于是,作者将此番“三公”公开比作“装模作样的‘姿态性公开’”,称其“除了再次灼伤民意、刺激舆论反弹,别无正面效用,更与公开的旨趣背道而驰”,并针对中央部门行将各自发布“三公”账本发出警告,呼吁其展现“基本的政治耻感”:“倘若中央部门各自的账本仍然是一本‘糊涂账’,避实就虚、删繁就简、侮辱大众智商,那又将是一派沸反盈天的局面。”

《第一财经日报》给另一种不满声提供了麦克风,即《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低于三公消费引争议》。搜狐响应,在用新闻首页推荐时为以下一段加添蓝色:“昨天,谢旭人还报告了中央财政的各项支出。其中,在中央本级主要支出项目中,医疗卫生支出71.32亿元,低于三公消费的93.64亿,引起了民众争议。数位网友表示不难理解为何医疗卫生的满意度多年垫底。”

其实,比起93.64亿这个总计数字,还是那些具体的指名道姓更能让人兴奋。同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比财政部谢部长赢得了更多的媒体版面。

对中国媒体,尤其是更需要吸引民众的市场化媒体来说,一年一度的“审计风暴”是他们难得的可以抓住中央部委“把柄”的时机,虽然比起第一年的轰动效应,这份激情已有所消退。

从人社部“会议每人每天最高1000元”、教育部“10高校5亿收入未上缴”、科技部“10项目未入库涉及15亿”,到体育总局“奥体中心违规出租亿元房产”,编辑们不辞辛劳,根据通稿一一细举。新华每日电讯也共襄盛举,在《今年审计报告揭示哪些新问题?》中宣布第一看点——“重大违规问题中‘一把手’职务腐败现象突出:审计署共向有关部门移送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112起,涉及300多人,其中‘一把手’的职务腐败43起。”

“一把手”刘志军已锒铛入狱,“铁老大”自然再一次成为“大反派”,且罪状不只一处。今晨,新浪推荐的是“铁道部花1850万拍宣传片未达到效果”;搜狐展示其“9处房产按1元价值核算,违规出租”;凤凰网找的点是“京沪高铁全线土建招标违规”。此外,陪绑在报纸标题和网站头条的还有,“中科院以项目名义发近亿元福利”、“29亿安居工程专项资金被截留挪用”以及“发改委未按程序投资逾400亿”等。

都不干净,都有毛病。怎么办?《人民日报》也需要在今日版面上表达《敢“审”更要督“改”》的期待,《新京报》则提出“期待审计报告促预算制度尽快完善”,作者举的例子是:“去年中央部门15%的支出预算没有‘花完’,值得赞许的是这表明‘突击花钱’的现象少了,但是也同时说明预算编制环节存在问题。当然,预算资金未执行有些是因外界情况有变,可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也与年初部门预算编制不细有关,编制不细,一些部门就容易怕钱不够花而给部门预算‘注水’。”

《齐鲁晚报》允许作者猜想一下“审计暴露出的不只是财经法纪问题”。这篇评论认定,“为了部门利益,一些权力部门连国家的财经法规纪律都敢违背,不怕审计审查发现,那么,在更多的方面,它们就可能会更加失去约束,肆意妄为。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在制定和执行法规政策等方面,也掺杂进许多部门利益诉求。”以国土资源部和环保部的审计污点为例,作者警告,“这些部门在制定和落实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工业信息化、人口计划生育等方面政策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方设法追求部门利益……其危害比起单纯地违反财经法纪导致巨额公共财政损失来,更严重得多,因此,这才是更加值得警惕的问题。”

三、“失真舆论场”

《环球时报》在互联网舆论场上的压力很大,胡锡进总编辑之所以在周一微博中引用海归学者之论,即“微博是由少数‘哗众取宠’学者同大量‘瞎起哄’小青年组成的‘失真舆论场’”,想来也是有所感触。

只是,“起哄”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纵使是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所辖子报,也需要在昨天从自家网站上删除那篇《计生工作不易,谁都别添乱》。对这家经常能够就极度敏感话题发表“独家”评论的媒体来说,这是非常少有的退让。

今天上午,“计生委赴19省督察社会抚养费征收,预防粗暴执法”的消息高挂在腾讯头条位置,似乎可以说明,在“基层贯彻”出现纰漏后,中国民众们还是能盼来“钦差大臣”。与此同时,环球网也终于可以推介该报最新社评,《安康引产事件新波折令人深思》。

想来也是一夜斟酌,这显然是对昨天那篇引发剧烈反弹的作者评论的校正,虽然同样写出了“西方舆论喜欢报道中国的丑事,这是它们的天性,连中国国内舆论也在被传染”的句子,但确实用了更多一点的篇幅来批评中国基层官员:“大月份引产的事,错就是错了,基层政府唯一应当采取的态度就是处理相关责任人,向公众坦诚道歉。当事人合法接受采访、打官司,官方为求事件平息只能以平等的方式做劝解,决不可强行阻拦。任何基层政府在类似情况下都必须保持这份清醒。”

文章再获新浪推荐,在分析了有些干部“心里不太服气”、“采取一些小动作”的心态后,作者向中国官方阐明“互联网上的舆论风气总体对官员们不利”的现状:“与舆论沟通是今后中国官方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舆论会越来越乐于揭丑,这既不代表中国真的很丑,又不代表具体的丑多了可以不在乎。‘出事’的中国基层政府在通常情况下应得到实事求是的对待。中国需要更全面的基层政府和官员评价体系,错就是错了,但功过应分清。这样会让基层官员在遇事时精神从容些,而不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堵’,以至于越堵越乱。”

其实,对占据互联网舆论上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同样也很乐于揭环球时报的“丑”。所以,《南方都市报》、《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的微博编辑们从昨晚开始传播一个新的消息,称这份《人民日报》子报刊发了一篇新稿,即《骆家辉的“低调”透出中国的自信与开放》。

这当然是一个用来嘲笑《环球时报》“五毛党”精神的上佳证据,不过,如果察看链接就可以发现,严格来说,稿件只是刊发在环球网上,而并没有真的出现在该报纸面。

当然,对那些愤恨于官方控制舆论的围观者来说,这一点网报之间的区别算不了什么。何况到了今天早晨,光明网也请来邓海建就此立论,认定“驻外大使能举家低调在中国参团出游,这本身就是国内社会环境的最佳广告”,并向那些粉丝们喊话:“骆大使的‘经济适用游’固然是个很好的榜样,但一味夸大这种榜样的有限效应、甚至以此讥嘲国内制度的林林总总,而看不到其自助游中的国别价值与正能量,总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心态。”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养老面前,如何人人平等?

【编者按】FT中文网从今日起推出《经济人》专栏,作者为FT中文网财经板块主编徐瑾,一般每周四刊出。经济,希腊语原意为管理家庭事务,中文则引申为经世济民;而经济人,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也应是其终极关怀。本专栏留心财经事件背后的人与事,立意将经济理论作为普遍常识加以推广。

老有所养,有多重要?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两千多年前,孟子对战国一位君主如此宣称他的“王道”理念;历史行至今天,中国本届政府也多次强调,将在任期内基本实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两项制度全覆盖。

听起来不错,但近期养老的话题却令人沉重。一方面,根据国内媒体披露,按照《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课题组的数据测算,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另一方面,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近期表示,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在官方的人民网投票中,人社部的延迟退休提议也遭遇了集体杯葛,超过9成以上网友反对。

于是乎,网上更开始流行一个“养老”新段子:你需要为养老储存多少钱?假设退休后你每月的开支为2000元,从60岁开始退休,按照平均寿命80岁与3%的通胀计算,那么70后需要准备234万,而80后需要准备314万退休金。

无论18.3万亿的养老金缺口,还是314万的退休金,这些数字在统计方法以及数据处理上无疑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却都揭示了中国式养老的严峻局面。作为现代福利国家思想的重要产物,养老保险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德国俾斯麦政府时期,但它进入中国的历史并不长。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仍实行相当传统的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险制度。1984年之后,中国开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通过部分地区进行试点,两年后各地开始全面推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90年代初期,伴随着《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国决定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探索国家、企业、个人三方的养老保险制度;到了1997年,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定“统筹兼顾”的养老金制度,也就是将养老保险分为社保统筹与个人账户两个部分。

进入二十一世纪,养老保险制尚在不断完善之中,财政性社会保障开支也大幅增长。根据官方数据,2012年中国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6895亿元,其中征缴收入13956亿元,各级财政补贴2272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2765亿元。

尽管看起来收入大于支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仍旧面临巨大隐忧。首先,当下中国养老金制度正处于转变通道,也就是处于由现收现付制度转向个人基金积累制的过程中,前者表示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用来支付已退休一代人养老金,后者则意味着劳动者工作期间收入积累转移到自身退休期间的养老金。

这一转换过程往往存在不菲漏洞,一方面是已经退休的“老人”在享受当代人提供的养老资金却没有多大养老金付出,特别中国曾经的国企欠账过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回报低、异地转换麻烦等因素,正在工作的“新人”往往存在逃避缴纳养老金动机,所以中国养老金缴纳率偏低——叠加之下,这也形成学者所谓“转轨成本”,中国养老金个人账户大量被挪用到社会统筹账户,个人账户一直难以彻底做实,当前养老金“空帐”保守估计早已超过一万亿元。

其次,即使这一转轨完成,中国养老金制度也面临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巨大冲击。根据《2011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若剔除财政补贴,2010年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省份(含新疆建设兵团)共有15个,缺口达679亿元——期间,除了因为不少劳动力输出的西部省市外,上海赫然在在列,原因是上海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基本是三人在养一个人,伴随着人口寿命增加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增加,届时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下降;如果人口政策不作调整,甚至出现一个劳动者供养一个人的尴尬局面,目前尚有盈余的养老金在未来不可避免出现巨大缺口。

比起养老金缺口,或许更为严峻问题在于养老金制度背后的不公。当下养老金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不少网民说公务员挤占养老金,这显然是误解,机关和事业单位另有一套系统——90年代,虽然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金一度动议纳入社保体系,最终却是始终未能成行,导致目前其养老金长期独立于公众之外,直接依赖财政拨款。

双轨制内外有何区别?就衡量退休生活品质而言,养老金替代率是一个不错的指标,也就是退休之际领取养老金与退休前数年平均工资的比例。一般而言,公务员退休之后这一比例往往能够保持在80%以上,而有学者计算,尽管职工养老金近些年连连七次上调,但是其养老金替代率仅略高于40%——其间对比,正如马克思的比喻,“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子都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房屋的一般需求的。但是,这座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了茅舍了。那么小房子的居住者都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

双轨制之下,事实上将所有人分裂为两个养老阵营:公务员等体制内人员与体制外纳税人,虽然公务员的养老并不来自公众的养老金,但本质上公务员养老的财政拨款也是源自后者的纳税,这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生老病死,原本是所有人都必须一起面对的共同命运,但是如果因为双轨制的存在,使得这一自然规律的作用也处处充满等级感。于是乎,一方面养老金吃紧,众口反对的延长退休却被官员断言必然趋势,延迟退休每年大概可节省200亿元,个人与企业缴纳养老金比例居于世界前茅,却不得不日夜担忧退休养老之道;另一方面,公务员每年“三公消费”则高达万亿,不仅不需要缴纳养老金,其退休之后基本能够保持在位的体面生活,尚且不论不少老干高干的特殊待遇。

进一步看,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中,个人工资总额8%计入个人账户,企业缴纳20%计入社会统筹,比例合计28%,这一水准已经高居世界前列。表面上,看似体现了“劫富济贫”的社会福利思想,事实上却未必尽然:因为存在三倍社会平均工资的上限,高收入阶层缴纳虽多但有上限,而农民工等低收入阶层缴纳不多也有不少获益,付出回报最不平等的是城市的中下阶层,也就是俗称的普通“白领”,这对于培育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并无益处,甚至可能形成一个两大中间小的M型社会。

进一步看,在当前不断加剧生活压力之下,养老保险也扭曲市场主体的行为,缴纳的养老保险等费用,事实上挤出了纳税人的消费能力,也使得企业的雇佣意愿受到打压;而地方养老金常年的2%低收益率,远不足以抵抗通胀,无疑是一种财富的浪费,缴纳人却没有足够的权利决定是否退出。

正如孟子的另一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存在着体制内人员盘剥体制外人员、老人盘剥年轻人、两头盘剥中间阶层的不公平态势,长此以往,不仅其本身偿付能力备受考验,将来国家信用或也将受损。

养老保险制度是基于对未来的风险管理,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而言,困难尤大。但无论如何,一个不公正的养老保险制度,或许也就是一种变相的庞兹骗局,即使暂时合法,本质亦不足取。

中国式养老困境应该如何破解?养老金不是税收,更不是保护费,本质是一种“羊毛出在羊身上”融资游戏。一方面,指望当前中国政府承担起“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并不现实,另一方面,养老金带有转移支付功能,富裕阶层理应为养老金承担更多义务,他们也能通过稳定社会而获益,但如果改革过程中让某一阶层承担过大压力也不符合道义和现实,应该让纳税人以及民间有更多养老选项。

养老保险存在有其必要,但是方式必须更改,否则迟来的公正只怕会更加汪洋恣肆。就养老金而言,其基本原则在于人道主义与效率。从构建人道主义底线而言,社会与经济都将付出一定代价,这确实一个普遍难题;从效率角度而言,养老金制度天然有无偿转移支付设计,某种程度上的需要有政府来承担中间人角色,但如果个人在养老金账户上发挥更大作用,无疑有利于养老金账户的高效运作。

也正因此,在养老金分配效率遭遇争议与养老金偿付能力倍感压力的现实处境之下,笔者提议国家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比例不应该过高。无论个人8%还是企业的20%,都应该适当降低,合理的比例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准即可——不仅公务员和民众应该一样水准,即使太子也应该与庶民同等对待;与此同时,在基本保障之外,应该拓展多重投资渠道,让公众可以自主选择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等辅助工具。

更重要的是,养老金的双轨制应该逐步取消,一方面这是重塑社会公正的起点,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共同分摊转轨成本,有足于弥补养老金成本;至于养老金的缺口,本来也与国企历史欠账有关,转轨成本应该是国家承担的义务之一,目前或许正是国企用分红甚至股权反哺大多数沉默的股东,也就是人民的大好时机——对此不少学者已经有过研究,譬如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马骏计算,如果逐步划拨80%的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并在2020-2050年间提高平均退休年龄7岁,将能使养老金账户累积结余持续约三十年,到了2050年,年度养老金收支也将保持基本平衡。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

“美国梦”已成神话

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不管你如何解读,收入最高的人群正享用着更大的一块蛋糕;位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正在扩大。中值收入和最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美国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但情况已不再是这样了。

经济学家们引用“边际生产率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为此类差异提供理由,该理论用更大的社会贡献来解释更高的收入。但那些提供推动技术进步的知识、从而真正改变我们的社会的人,得到的报酬相对微薄。想想激光、图灵机的发明人,或者DNA的发现者吧。华尔街高薪人士的创新把全球经济推向毁灭的边缘,可这些金融企业家们照样揣着巨额收入一走了事。

如果滴漏(trickle-down)经济学有一点点道理的话,人们对于不平等的心态或许会好一点。但美国人如今的收入中值不及15年以前;全职男性员工的收入中值低于40多年前。与此同时,那些收入最高的人群从未像现在这样富有。

一些人辩称,不平等程度加剧是市场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错:有好几个国家在降低不平等程度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增长。

市场是用游戏规则塑造而成的。我们的政治体制制定了造福于富人、而让其他人付出代价的规则。金融监管听任掠夺性的放贷和欺骗性的信用卡业务实践泛滥,从而让金钱从底层向顶层转移。为衍生品提供优先权的破产法也是如此。全球化的规则(资金可以自由流动,但员工不可以)加剧了本已巨大的议价不对称性:企业威胁,除非员工做出巨大让步,否则将离开所在国家。

教科书告诉我们,只有放弃增长或效率,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然而,更仔细的分析显示,我们正为不平等付出巨大代价:它加剧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也加剧了增长放缓。拥有最健康经济的西方国家(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也是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

在二战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那几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增速远远快于1980年以后。1980年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超出比例地流向收入最高人群。从各个国家的长期数据来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平等、增长和稳定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联系。

从好的方面来看:通过减少“寻租”(设法分得更大一块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减少给美国带来这么多不平等的扭曲机制,我们可以让美国社会更加公平,也让美国经济运转得更好。针对投机者的税率,尚不及挣钱谋生者和创新者适用税率的一半,这样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但也扭曲了我们的经济,鼓励年轻人投机,而不是投入生产活动。因为顶层有这么多收入来自“寻租”,因此对收入最高人群征更高的税会抑制“寻租”。

过去,人们觉得美国遍地是机会。可在如今的美国,一个孩子在人生机遇方面依赖父母收入的程度,超过欧洲或有数据记录的其他任何发达工业国家。昔日的美国努力创造机会均等的“美国梦”。但如今,“美国梦”只是个神话。

美国能够再次变成一个遍地是机会的地方,但这种变化不会自动发生。只要我们还在实行这样的政策——削减公共教育和有助于增加中下层发展机会的其他项目、同时削减收入最高人群适用的税率——这种变化就不会发生。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支持公共教育等投资,并支持“巴菲特规则”(要求针对收入最高人群的所得税税率至少达到普通人的水平),这些举措的方向都是正确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提出要裁减公务员,同时在另一个问题上(投机产生的资本利得适用税率是否应低于辛勤工作所得)保持沉默,这些都令人担忧。

美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如果继续走近几十年的老路,机会的匮乏将意味着社会分化更加严重,经济增长率降低,社会、政治和经济更加不稳定。抑或,美国可以意识到:经济已失衡。黄金时代之后迎来进步时代,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过分行为引发大萧条(Depression),而大萧条又引出罗斯福新政(New Deal)。每次发现自己正走向极端之后,这个国家都把自己拉回了正常轨道。问题是,这一次还会这样吗?

本文作者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Prize in economics)得主,新书《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即将出版

译者/梁艳裳、吴蔚

中国将在深圳建人民币可兑换特区

中国计划在深圳创建一个特区,用于开展人民币可兑换的试验。30年前,中国在深圳启动了关键的经济改革。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此举将使香港各银行能够直接向前海湾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前海湾是一个新的经济区,坐落在一个半岛上,与香港隔水相望。

北京方面将在周五公布细节,以配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香港参加香港从英国回归15周年纪念日。

分析师们表示,就解除资本管制而言,这项试验的关键程度,可能不亚于邓小平当年设计的改革对中国向世界开放起到的推动作用。

在前海启动人民币可兑换试验之前,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推动人民币向可兑换货币的方向前进,分析师们相信,有朝一日人民币有望与美元争夺霸主地位。

过去两年期间,中国企业已获准用人民币结算多数国际贸易。这为人民币大量流向海外首次提供了一条渠道。

持有人民币的境外机构也已得到数量有限、但不断增加的投资选择,如香港的“点心债券”市场和购买中国内地股票的一个机制。

但中国也实行各项措施,以确保人民币不能为了纯粹的金融交易而自由跨越国界。中国高层明白,仓促的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引发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形。允许香港各银行向中国内地的企业放贷,则将创建一条潜在相当宽敞的新渠道,让海外持有的人民币回流中国。

目前香港各银行被允许向香港的中国内地客户放贷,但不能在内地向内地客户放贷。如果中国客户想要把资金汇回中国,他们需要获得监管部门许可。预计新规则将消除许多此类管制,使香港各银行能够直接向深圳的中国内地客户放贷。

1980年,深圳被指定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引入外资和自由贸易,进而推动中国开启高速发展时代,最终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澳新银行(ANZ)经济学家刘利刚表示,最新措施的风险大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他表示,中国必须先放松其对利率的控制,并提高国内债券市场的深度,再开放资本账户,以减轻投机资本蜂拥而至、本土企业积累过多外债的风险。

另外,香港、上海和深圳三地的证交所昨日表示,它们将创建一家合资指数公司,使投资者能够首次投资于在所有三个城市上市的公司,促进三个城市资本市场的发展。

保罗•J•戴维斯(Paul J. Davies)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邓小平模式”的命运

【编者按】本文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先生谈当前中国政治系列文章的第三篇,前两篇分别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四条边界线》《走活中国政治改革的两步》

自从2012年2月初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醒目的现象:全世界最重要的媒体,不论是欧洲的、北美的还是亚太地区的,若是以国家来区分的话,关于中国的报道、分析、评论,上头版的频率最高。即便是以前不怎么把中国事务当作最重要话题处理的那些国外媒体,从今年2月份以来,也越来越多地把眼睛盯在与中国相关的事件上。

我们都明白,这个全球媒体“头版中国”的现象首先是因为今年从2月初开始,中国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几个事件,早年学习传媒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不小心,就帮了“中国话题”一个大忙。如果把这几个事件理一理,可以看出一个更基本的全球深度关切在里边:国际上众多的分析家们,包括和国际政治相关的分析,更包括和中国的国内政治和法律相关的分析,都在关注中国最高层的权力转交以及这种转交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变动。国际上的分析家们尤其是主流媒体的日程,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南海敲定的——中国之所以经常成为国际媒体的头版话题,归根到底是北京曾经宣布今年年底要召开中共“十八大”。重庆事件等突发事变之后,“十八大”会不会按期举行、如何举行,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政治流言的温床。

按计划应在今年年底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它预示着:自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三十多年以来有关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的“邓小平模式”,已经走到了难以持续的关节口。这里所说的“邓小平模式”,不是指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总政策,而是专指中国最高党政权力的交替与人事安排的方式。这个意义上的“邓小平模式”,用一句很浅显的话来概括,其最核心和基本的思路,就是“开明专制”。持极端左派或极端右派政治观点的评论家们,可能有些人不同意这个概括。但我认为,将1970年代末以来关于中国最高党政权力交替和人事安排的方式概括成“开明专制”,基本上还是公允客观的。

这个“开明专制”的模式有一个基本的“战略高地”——其最核心、最要害的操作杠杆是,必须存在着一位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英文很清楚,是单数不是复数:Enlightened Dictator,参阅Norberto Bobbio,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p. 158-166)。必须要有这样一位具体的个人高高在上,否则,“邓小平模式”就很难操作,维持不下去。邓小平本人从1970年代末开始,一直是按照这个模式来选择、安排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的架构和人事布局的。当邓小平在党内外、国内外威信最高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他用这种方式来安排最高层权力和人事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毫无阻力,但阻力不是大到让他的意志贯彻不下去的地步。

首要原因之一,是那个时候,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大部分人都认为邓小平是毛泽东晚年以来,即从1970年代初以来,最高层里惟一能使中国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广泛危机的政治家。终身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多次对学生们说,虽然当年中国人从上到下痛悼周恩来的逝世,不过从中国改革的长远角度看,周恩来没有活过毛泽东反倒是件好事,因为周那样“举轻若重”、“如履薄冰、如履深渊”的人在毛之后,是缺乏足够的胆略去开创改革的大局面的;周只能对之作些小修小补,让毛体制苟延残喘(马若德:《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原中文译版,第435-482页)。

力图使中国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和普遍的灾难,邓小平本人为此付出过相当多的代价(即“三落”),又没有完全被“文革”毁掉(即“三起”)。由此而来,他作为“开明专制者”来选择中国下一代甚至下两代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时,送出去的是一个不用讲得百分之百明白、但大多数人都能够“领会”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我邓小平是有超常的(superior)政治智慧、政治远见和政治判断力的首席操盘者。因为他自己具有这样的超常素质,那么在逻辑上顺理成章的就是,他最有能力来设定下一代、下两代可能的接班者中同样具有这些素质的人。他自己具有这些素质,这已经 “被验证过了”(proved),几次过关了。

这一点连中共领导层里资格比邓小平更老的陈云也不否认。1970年代末在讨论毛泽东之后由谁掌舵中国这艘又巨大又破损的船的时候,党内有些人提名陈云,因为早在1931年9月后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他就是其成员了,1937年12月成为正式政治局委员,而邓小平是在1955年“七届五中全会”上才补选入政治局的(详阅 Thomas Kampen,《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共领导权的变迁》,香港时代潮流出版公司译本;赵家梁和张晓霁:《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第1版)。但陈云公正地说,虽然我资历更老,不过我对打仗没什么经验,邓小平同志这方面经验丰富。考虑到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头号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军事战略方面的领导水平,还是请邓小平同志掌舵吧。

虽然邓小平是久经锻炼的“回炉精钢”,但他所选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只能说是潜在地具有他的那些素质,还有待“被验证”。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先是胡耀邦,然后是赵紫阳,只有“一起一落”。但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很客观地讲,1980年代邓小平挑选的这两个最高层党政接班人,在胡赵他们那一代里确实是最优秀的,虽然他俩各有自己的短处,综合地看,仍然是德才两方面最优秀的。

可惜的是,“邓小平模式”连续两次遭到严重挫折。这样的挫折在我看来,反映了“开明专制”内在的、难以摆脱的矛盾,就是“专制”和“开明”之间的矛盾。开明专制一定是具有两面性的,二者之间有着时隐时现的紧张关系。第一次是胡耀邦1986年年底下台,薄一波带头落井下石;第二次是赵紫阳1989年5月下台,李先念带头开炮。可以说,这两次都是“专制”越来越占上风、“开明”越来越占下风导致的结果。邓小平自己在1970年代末重新崛起的时候,人们希望他的“开明”越来越多,“专制”越来越少。但是,由于党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军事的、安全的力量(用列宁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术语来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大支柱”),综合意义上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使“开明专制”的内在矛盾激化,越来越使“开明”退步,使“专制”高涨(胡绩伟:《胡赵新政启示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

可以说,1989年那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之后,对邓小平来讲,能够在他余生之内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就成为他唯一有机会留下的正面政治遗产。这一点我们后来看得越来越清楚,在越来越多的回忆录、传记、文献、解密(不是指中国官方的解密,而是有关1989年中国大陆危机的美国、欧洲、日本、台湾保留的很多资料后来逐步解密)和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当时及其后的三、四年间,对邓小平来说,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也就是阻止完全倒退到毛泽东治国路线,成为他余生的最后一战,战得异常艰难。

在1989危机之前和在那之后的两个阶段,邓小平在党政体系内的决策分量,已无法相比。我和一些体制内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多次私下交流中,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估价,就是1989年危机之前,“邓小平模式”更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他是大家长,别的人虽然也能讲讲话,但基本上是邓小平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一拍板,大事就定下来了,别的人可以有疑问和不满,却不能改变这个大家长做出的决定。但1989年危机之后,这个“邓小平模式”越来越不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而像一个股份公司,别人参股越来越多了。

我们在私下讨论中都觉得,用这种公司治理模式来类比,很能说明问题。邓小平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大家长,而只是大股东,控股虽然超过50%,但不是80-90%那么大。1989年危机以后,在最高层权力交替和人事安排上,邓的“股权”可能就是50-60%,其他几位元老特别是陈云、李先念等,每个人手里都有“股权”,都能对大股东的意图和决策提出质疑甚至抗衡。粗略算了一下,陈云手里至少有20-25%的股份,他和邓加起来有80%;如果他俩不发生分歧,大事就能很快摆平,否则事情就不易搞定。剩下的几位次级元老加起来大约有20%的股份,他们若是和陈云一致,邓就得退半步。

邓小平在这样的“股份公司”架构下,在党政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上,不得已做了让步和妥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很多解密资料和回忆录中看到,江泽民并不是邓的首选,李鹏也不是邓希望长期做下去的总理人选。更多的消息表明,虽然邓小平是1997年2月去世的,但1992年“南巡”之后,至少从1994年开始,健康状况让他已不能过问一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邓本人亲自操作“邓小平模式”也就是到了1993-1994年这个时候。在那之后,“邓小平模式”余威尚在,但已经不是邓本人在亲自操作。

问题就在于,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最高层里已经没有任何人像邓那样,够格成为一个新的“开明专制者”(是单数不是复数)。邓之后,这个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没有了,越往后越不可能再生了,以后除非有人能够克服极其重大的危机和挑战,否则也出不了邓小平那样的大家长。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江泽民做了名义上的党政最高领导人,共做了13年。不论从他讲话的方式,还是从重大的国内和国际政策来观察,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在邓小平身体不行、人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江是非常谨慎小心的,邓“余威慑人”。

从1997年初邓去世一直到2002-2003年这段时间,江作为头号领导人才真正放开手了。那时候国内外分析家们提出一个问题:江有没有可能成为邓那样的人物?当时有一些人说“能”,国内多一点,洋人中也有,最有名的就是写《他改变了中国》的库恩,他是国际上最有名的江氏鼓吹手。这也是和库恩的商业利益相关的,他在中国投资,越做越红火。

今天的问题在于,邓小平之后的体系,要想以“邓小平模式”继续作出中国党政最高层的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主客观条件越来越不具备,这才是从今年2月初到现在中国一系列事态背后的深层原因。国际上做政治学分析的、长期关注中国和类似体制(如俄罗斯及其他转型国家、拉美和亚洲不具有稳定议会民主制的国家)的很多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观察,就是目前的、即邓小平以后的中国,是“A dictatorship without a dictator”。

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翻译成中文时却容易引起混淆,得稍做点解释。这里的dictatorship是现代的而非古典的定义(古典意义上的这个dictatorship体制是很正面的),它的现代定义涵括了所有那些与普遍民主制对立的政治体制。应用到当今的中国,无论是在列宁主义的话语系统里,还是在其他流派的话语系统里,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一党专政制度。而以上那个短语中的dictator则既是在古典的、也是在现代的定义上使用着。我们晓得1949年之后,没有哪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乐意被称为dictator,不管他本人是不是。但这个词的精确汉语翻译是“独裁者”,可以看看1949年之前的文献,那时的翻译是准确的。为什么翻译成“独裁者”?“裁”是决策过程,“独”是“一人”的意思;解释得更细一点,就是“一个单独的、最重要的决策者”,这才是准确的涵义。所以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国际上被认为已经没有一个dictator,但仍然是个dictatorship,麻烦就越来越多,操作起来越来越困难。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中国今天还有1989年危机前的邓小平那样的一个大家长式的人物,高层虽然对“十八大”人事有多种意见和多种名单,议论纷纷,只要邓小平一拍板,谁应该进中央常委,谁不应该进,如果邓真的坚持,虽然有别的不同意见,这个事情基本上还是会按邓说的确定下来。但麻烦的是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单独裁决者”了,所以才会有薄熙来那样的发飙发狂状态,就是他很不服气:为什么我不能进常委,为什么我不能接班?不论对薄熙来这个人和他的政策怎么评价,但他站在他的家庭背景上,觉得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他才不断造势炫耀,对外“唱红”,说他是“招摇过市”也行。可以想像一下,如果邓小平还在世,这些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今中国的问题是,存在着一个dictatorship,而又没有一个dictator(“单独裁决者”),发生这些事关最高层权力交接的争议和对抗,该如何裁决?

薄熙来力图对中共最高层权力的交接过程,加进去一些他自己喜欢的运作方式,他差不多已经做到三分之二了。但他“价值实现”的最后一跳,借用马克思描述商品流通的话,也是他“最危险的一跳”;跳成功了是超额利润,跳跃不成就是鸡飞蛋打,薄熙来的结局是后者。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一个基本的问题:“邓小平模式”越来越难以运作下去,该怎么办?这乃是下一篇评论讨论的中心问题,也是全世界都在问的一个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Thursday, June 28, 2012

重庆希尔顿易主之谜

当重庆警方在2010年突袭当地的钻石王朝俱乐部(Diamond Dynasty),清查内部一个涉嫌卖淫的组织时,这个消息马上成了国际新闻,因为这个俱乐部设在重庆希尔顿酒店(Hilton hotel)内。

钻石王朝俱乐部并非希尔顿自营,而是由外部投资者所有。整顿之后,这个俱乐部消失了,希尔顿酒店也恢复了常态。但在正常的表象后,隐藏着一些巨大的变化:酒店所有者已入狱,名下资产已在政府控制中。

重庆希尔顿是一个例子,折射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今年早些时候遭到整肃前,在法制和资金上,给重庆留下的乱局。

英国《金融时报》在调查之后,曝光了重庆政府在接管私人资产时采用的一些手法,并发现一个事实:直到现在,控制和经营这些企业的,仍然不是它们的所有者。

重庆希尔顿的股东彭治民,曾是当地最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也是在薄熙来“打黑”行动中落马的众多企业家之一。所谓“打黑”,是重庆市政府对该市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打击行动。

去年11月,彭治民被判终生监禁,罪名包括: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寻衅滋事罪。在薄熙来遭整肃当天,彭治民之妻即上诉,要求翻案。

但早在彭治民被正式判罪之前,警方就强迫他将名下几乎所有资产移交给一家由政府控股的企业。

知情人士表示,2010年6月,彭治民被拘留时,警方突击清查了他名下10家企业的办公室,取走了许多账目、文件和公司印章。三个月后,警方交给这位地产大亨一些文件,文件上声明,他愿意将所有资产抵押给重庆市政府持有的一家信托公司。

英国《金融时报》看到了其中一份文件。这是一份合同,上称,彭治民受到拘留之后,因为银行削减了信贷额度,他名下企业开始面临流动性吃紧的问题。

合同说,重庆市政府持有的一家公司已安排另一家公司——重庆国际投资信托(Chongq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ust)——提供资金,解决彭治民名下企业的资金问题。作为交换,彭治民及其商业伙伴(包括其妻陆纾)必须将所有股份抵押给这家信托公司。

但彭治民的律师余晖表示:“签字的时候,信托公司或另外那家公司没有任何人到场,我们自那以后也一直未能联系上这两家公司的任何人。”

重庆市负责公司注册的部门表示,彭治民名下企业所有权并未变更,彭治民和陆纾仍是这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然而,彭治民名下旗舰企业——庆隆(Kingrun)的员工表示,他们已近两年没见过原来的那些高管,新的管理层已经入驻。

重庆希尔顿酒店,就是希尔顿集团(Hilton Group)根据与庆隆旗下企业签署的协议进行管理的。希尔顿集团表示,庆隆方面的总裁已换成一位叫吴程慧(音译)的女士。

然而,庆隆新的管理者们的身份很难确认。庆隆方面的消息提供人士表示,由重庆市政府设立的渝富集团(Yufu Group),将成为庆隆的新主人。渝富成立的目的,是对财政困难的国企进行资产重组。渝富证实,庆隆确实已在其“掌控”下,但又表示,庆隆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在法律上移交给渝富,还不得而知。

重庆市政府内负责庆隆所有权转移工作的一个资产管理部门证实,庆隆所有权变更还未完成。

这个部门的主管王朝宇(音译)说:“我们在等上面的进一步指示。”

记者无法联系到陆纾置评。庆隆拒绝置评。

桑晓霓(Henny Sender)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航天费用与公众知情权

其实,没有人逼着武平公布中国发展载人航天的花费。中国公众是有觉悟的,知道航天是半军事化的,不像官员的公款吃喝、出国、公车之“三公”,是不能随便打听的。

但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6月24日武平还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谈到了钱,他说,从1992年开始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到完成神舟六号任务以后,经费一共花了200亿元人民币,到明年完成神舟十号的任务,从预算上来讲,应该也是不到200亿人民币,约190亿元左右人民币。

也就是说,到明年,中国花在航天方面的钱应该是390亿元。

2003年10月中国发射了神舟五号,第一次载人。10月16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谢名苞在国务院新闻办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神舟五号发射直接消耗不到10亿元人民币。他还透露,前四次每次直接消耗约为8亿元人民币。到神五为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十多年里,使用资金约为180亿元人民币。

以上就是关于航天工程公开的花费数额。据此能推算出,神六花费约20亿元。若要其他更细致、精准的数字,按小沈阳的说法,“真没有”。

谢名苞认为,中国航天成本低于美国,美国的航天飞机每艘造价在10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之间,而中国采用的是成本较低的载人飞船,神五的造价只有4亿至5亿元。中国航天信息中心研究员王一然表示,美国前期载人飞船的花费在240亿到300亿美元左右,其他国家的花费也在数百亿元,中国连零头还不到。

大家既不了解中国航天的花费,更不知道美国人的成本,无从判断。航天是很复杂的物件,一部分是每次发射的消耗品,如飞船、火箭、电子设备等,另一部分是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如航天城、发射场、测试设备等。中国还有一些自己的国情,如早年北京亚运会,河南一企业提供了大屏幕,说造价500万元,亚组委会说150万吧,就算给亚运会做贡献了。另外,安保之类的费用是否应计入成本?等等,实在是说不清。此时,如果问刘洋的一碗炒饭多少钱——你不是找茬吧?

中国搞航天30年花了390亿元,当然是政府支出,这是多是少?以中国去年财政收入过10万亿计算,应该不多。但中国政府的收入也是说不清的。

许善达退休前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他认为:2011年财政报告讲了3项收入,一项是公共财政收入103740.01亿元,一项是中央政府基金收入41359.63亿元,一项是中央所属国有资本经营收入765.02亿元,3项加总共是14.6万亿,比照2011年GDP47.2万亿计算,这3项占GDP的31%。但还有两项政府收入没有包括进来,一项是地方政府收费,一项是金融系统的经营性资本预算,这样中国的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约为35%。

政府收入的分母模糊着,作为分子的航天支出是多是少,自然也模糊吧。

谢名苞当然不担这个责任,他表示,载人航天飞行计划的预算是经过国家批准的。哪个部门批准的?有过怎样的预算调整?实施中有无违规违法?公众不知道,也不能知道,这是机密。

2011年11月29日,中国航天科工在京召开了2011年度财务预决算工作会。会议传达了国资委关于2011年决算工作、2012年预算管理的各项要求,并对集团公司以往年度财务预算决算工作、以及会计基础规范达标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对后续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

集团公司所属各单位将以国资委央企财务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引,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会议达到了预期效果,取得了圆满成功。

对公众来说,他们得到的信息并不圆满,实际上,没有一丁点关于花费的信息。

此前,海外也有若干消息。从外国政府披露的一些信息中,不仅可以知道预算数额,更多的细节,还知道是哪个部门批准的,以及其间的博弈。

当然,中国也在逐步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委纪委日前印发了新修订的《关于军队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将军队领导干部的收入情况、房产情况和投资情况纳入报告范围,并增加了对报告材料进行调查核实的规定等。

《规定》所说的军队党员领导干部一般是指团级以上军官。《解放军报》6月21日发表评论说,《规定》“对于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推动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香港《南华早报》称,此举是贯彻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的重要指示。

连军队领导干部的个人事项都在开始公开,半军事化的航天工程,真正公开的日子也应该不远了。那时候,再问刘洋的炒饭,就不会太唐突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补记:本文在发表后有所删改,请以修改后的文本为准。

媒体札记:“全国大局”与“基层贯彻”

(2012年6月27日)

一、“倒逼”

对中国经济形势和通货膨胀的忧虑在市场化媒体上一刻也没有消失过。虽然“多部委密集表态地产调控不动摇”的标题总能反复出现,但财新传媒的观察家们对此显然没什么信心,他们在昨天午间用网站头条宣布“房地产调控已陷进退两难境地。房地产销售价与量的止跌或回升,都可能使这轮调控与前两次一样,无果而终。”

根据这篇文章,“细察者注意到,中央政府坚持调控的基调及地方实际的执行力度已经退潮”,在列举了“地王”再现、成交飙升等证据后,记者李雨谦声称:“从地方看,楼市政策趋向宽松的‘微调’已经越来越普遍,且不再受到中央部门的喝止。这类地方实施细则,从起初的降低公积金贷款门槛、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开始,到目前更多以满足刚性需求为名推行,内容不断扩充。”

“若中央政府容忍地方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确实能让经济短暂地强劲复苏,但将来则要承担更大的苦果。当前中国应该好好珍惜这个机会,推动结构改革和打压房产泡沫”——这是瑞信证券中国研究部主管陈昌华在文中对中央决策层的提醒,与此同时,作为最新证据,搜狐已经在要闻区给出了“河南出楼市新政再试中央底线,首套房认房不认贷”的标题。

这篇来自《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引用前日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消息,称当地“符合条件的居民购买首套房,银行给予基准利率下浮30%幅度内的优惠”之举,“松绑力度强于此前进行微调的城市,如果不被叫停,很可能会引来其他省市跟风。”文中,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的分析是“地方政府对楼市调控松绑意愿强烈”:“本轮调控从开始到目前,一直存在中央对楼市调控的坚决执行与地方政府对调控的微调博弈的情况。尤其是最近整体经济疲软,地方微调的‘小动作’越发明显。”

中新社同样列举了这些“微调”小动作,称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除芜湖、佛山、成都等因为微调幅度过大,政策颁布不久就被‘叫停’外,其他政策基本都得到默许。”于是,根据这篇《房价调控两年无明显下降,多地政府变相救市》中所引《中华工商时报》和《证券时报》数据,“与两年前的高点相比,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房价并无任何下降,同时,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的绝大多数房价较之两年前楼市调控政策出台之际也没有下降。近段时间来,北京的房价一直在暗涨,一个月前均价还在18000元左右,现在已近突破两万大关。”而后,这家通讯社摘录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尹伯成的判断,称“楼市怎么走还得看中央政府,但调控政策确实在放松,虽然仍喊着从严调控的口号。”

今晨,《21世纪经济报道》用《河南“越雷池”半步》来形容地方官员们的举动,那么,这种试探到底有没有碰触到“中央底线”?根据云南信息报的预测,“在自主发债希望破灭而土地财政的规定无实质变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将愈发增强,而这样的恶性循环所带来的危害也会进一步扩大。恰巧,在第一季的土地市场遇冷后,房地产出现了‘红五月’,即使四部委一再澄清房地产调控不放松,恐怕也挡不住今年土地财政迟到的春天。”

所谓“自主发债希望破灭而土地财政的规定无实质变化”,正是《广州日报》今天那句“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昨天下午,门户编辑们集体跳过外国人工作类居留证有效期最短90天、严格限制劳务派遣用工等新规,向民众推荐“我国拟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的预算法“二审”修正草案。而这也成为各地市场化媒体今日报道评论重心。那份广州市委机关报的头条评论是《不列赤字不发债,地方财政何处突围?》:“在楼市调控看不到边,土地财政仍然低迷的情形下,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不列赤字,对于背负超10万亿元巨债的地方政府来说无异于‘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仅仅还旧债、‘三公’开支、‘维稳’这三根‘稻草’,就足以把‘骆驼’压垮。”

在感叹了地方债难免是“雪球”越滚越大的“定时炸弹”后,评论员练洪洋也向那些财政局长们提供了一条“突围”之路:“毫无疑问,必须有一套替代方案,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其中有两点需要顶层斟酌,一是财权与事权的匹配更科学,给地方政府更多财权,是为开源;二是机构改革、政府瘦身,降低行政成本,是为节流。”

同城的《南方都市报》也在自问自答“地方自主发债落空,土地财政转型路在何方”,根据社论形容,“‘二审’稿对自主发债当头棒喝,删除了‘一审’稿关于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内容,再一次重申地方政府不得举债,这就意味着一度呼声很高的地方政府自主发债依旧闸门紧闭。”在警告今年3月-8月有2100多亿元的地方债集中到期、多地政府还不上债而选择了“借新还旧”的局面后,这份本地即为试点的广东报纸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不妨趁此机会完善破产规定等一系列自主发债的配套措施,再为自主发债‘开闸’,借此扭转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局面,为土地财政转型探索出一条新路。”

根据该报报道,此前已获准进行自行发债试点的沪粤浙等地“地方债试点或不会叫停”,记者所引预测来自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即“目前人大法律委员会提出的是‘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反政府债券’,但试点是国务院批准,可排除在外。”

于是,凤凰网推荐来自《华商报》的担心,《“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如何不成空文》。作者周俊生以“地方政府债务已急剧上升达10万多亿元”的数据为证,分析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税制”短期内看不见改革可能性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预算法的修改就很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压力一定会向中央政府形成倒逼势头,从而使国务院会利用这个口子向地方政府再度授权发行地方债。”所以,根据他的判断,“一些地方政府对调整现行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出现了很强烈的冲动,与调控政策的博弈正在表面化尖锐化,其实质就是因为财政资金紧缺之下出现的一种行动。”

同样在说“倒逼”的是《都市时报《,只不过这份云南报纸说的是《地方债危机倒逼国家财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的问题,关键还在于促进地方财政的合法性增长。这当然不能依赖地方债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而应加大房产税、资源税的改革进度以增加地方税源;更重要的是,启动新一轮国家财税体制改革,最终在制度上达到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匹配,这才是治本之策。”

在试点城市上海,《第一财经日报》也在呼吁“关闭一扇门,则须打开一扇窗”:“地方政府能否自主发债,并不是消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关键。根本而言,是要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根据中央和地方事权来确定财政收入的支配权。”

同城的《东方早报》则以头条评论建议“一方面不必将地方债发行完全堵死;另一方面应当切实保证其规范化运行”,根据这篇《地方政府发债与其严禁不如严管》所述,“当前我国的十万亿地方债务问题并非无解,与逐步放开地方债券发行的改革取向并不冲突……如果关上地方政府债这扇‘门’,表面上看天下太平,但是地方政府一样会借助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债来进行融资。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实际负债率更加难测,且资金用途也更难监管了。”

相较而言,试点城市之外的媒体或许可以超脱些。湖北《长江商报》呼吁“禁止地方举债还需多点发力”,比如严格执法;《重庆晨报》社评称赞“建设有限政府,从禁止举债开始”,作者的建议是“甚至可以将政府借贷列入犯罪”;四川《华西都市报》评论员则建议“禁举新债,还要先消化陈年旧债”,以使“地方发展势头才能更迅猛,整体经济活力才会更强劲!”

二、一票否决

“县市财政靠土地,乡镇财政靠计生”——财新网那篇《镇坪悲剧:一票否决与计生财政》里,陕西计生办主任面对着因为违规强制引产大月份产妇一事而来的记者们在感叹,“出了这样的事情,自然谁都不愿意。只希望中央的政策能够更合理些,光给下面压力,真的不能解决问题。”

当同情产妇者还在气愤于其丈夫被殴打乃至失踪时,昨晚,宣传官员们终于通过新华社发稿,通报了对镇坪县妇女冯建梅大月份引产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通稿在讲述了冯建梅出生日期、户口性质均与个人此前提供不同以及“多次上门劝说无果”的过程后,宣布“曾家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在动员冯建梅终止妊娠过程中,违背当事人意愿,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了大月份引产的责任事件。这起事件,充分暴露了一些基层干部依法行政观念不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意识淡薄,执行政策水平低,影响恶劣,教训深刻”,并据此处分副县长、计生局长等一干官员,同时“责成镇坪县政府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对冯建梅给予生活补助,帮助其解决家庭困难。”

撤职两人的决定,当然不够熄灭所有异议者的怒火,人们照例抱怨“处罚太轻”。胡锡进总编一定也是听到了那些根本性否定中国计生政策的声音,除了用《环球时报》社评讲解《社会公平和发展必须是“亲兄弟”》的道理外,亦批准发表作者评论,劝告“计生工作不易,谁都别添乱”。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志军的这篇文章亦得到新浪评论频道头条转发,开篇即言,“陕西安康市昨天通报了镇坪县妇女大月份引产事件,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但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的,却是当事者一家因接受外媒采访,被当地一些人扣上了‘卖国贼’帽子,至今不知去向。原本可以依法处理的事,似乎并不那么容易了结。说白了,这件事是中国基层计生工作复杂、困难且琐碎的一个典型案例,许多人或组织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文章向“一些媒体,尤其是外国媒体”表示遗憾,指责其“对受害者的报道是片面的。它们大多在扩大事件,上纲上线,抨击整个计划生育国策,而不是以事论事,以特殊案例的逻辑说清事件的来龙去脉。这种报道逻辑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只会激化基层一些民众对外国的反感与激进情绪,这些情绪正在向引产受害者本人蔓延。”而后,亦批评“镇坪县某些干部对中央精神的贯彻水平令人愤懑”:“此事也暴露了某些地方官员基本道德底线的缺失、面对公众的坦诚的缺乏,对事件妥善处理能力的缺少等。用极不人道的方式强迫大月份妇女引产,这样的行为应当受到严惩。”

在承认“全国大局”与“基层贯彻”在许多时候都会出现错位后,刘教授阐述计划生育政策对国家发展的正向作用和不良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需要中央的合理政策调控,地方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社会舆论的合理监督与鼓励,还有国际社会的理解与配合,这些过程中,只要有一环做得不够好,甚至做了一些反方向的事情,就有可能对计生工作产生另一种影响,有时会产生添乱的作用。”所以,结尾处,作者向各方喊话:“全国基层都应当对各自计生工作进行新一轮的查漏补缺;我也希望,镇坪县那些情绪化的民众能够更冷静一些,宽容与包容已经很不幸的引产当事人;我同样希望,社会舆论尤其是外国媒体不要再片面煽情,而是应当客观报道,尽可能理解中国计生工作的不易,还事态于平静。”

三、“女版药家鑫”

不过,比起需要用新华社通稿来终结这场悲剧的报道,一些媒体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另一场人间惨象上。

响应震惊,腾讯为那个开车撞倒母女后脱光衣服阻拦救护的临沂女子定名“女版药加鑫”。

来自《沂蒙晚报》的报道在昨天下午成为焦点,根据记者所引当地居民描述,6月17日上午11时许,小区内“女业主飞速飙车,开出去100余米后,将买菜回来已到自家楼下的母女俩撞飞,造成年仅4岁的女儿死亡,妈妈仍然在重症监护室抢救。”

邻居回忆中,肇事车主张女士“从家里出来时情绪就非常激动,嘴里不断地说着‘气死我了’……张女士的车里还坐着她的妈妈,老太太头撞在前挡风玻璃上,流血了。张女士曾用手掐着自己妈妈的脖子,张妈妈不断地呼喊‘你掐死我了!’之后,张女士还脱光了自己的衣服,打骂靠近她的每一个人。”

而后,报道也提及了“更让王女士的家人生气”的做法,即肇事者“曾拦着不让120车进去,小姑娘被抱上救护车后,她还曾把孩子抱下来。”虽然有人推理这位“情绪一直不稳定”的肇事者当时可能是“长期压抑久了,突然发作了”,但这种“发疯”行为在网络围观者中激发出的是压倒性的怒斥,“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网络围观者普遍推测她是与药家鑫相同的“撞伤不如撞死”信奉者,甚至怀疑这位在大学教授精神病学的老师其实是在利用专业知识“装疯”,新浪汽车频道编辑在微博热门话题中已经作出总结,“就在过路群众拨打120救护车来到后,肇事者竟裸体躺救护车前阻止救人,最后小女孩抢救无效死亡。这简直是故意杀人!”根据那段在论坛微博上流传的视频,肇事者确曾躺地阻拦救护车辆靠近,并从车内抢夺那名女童。

事实上,也正是这段昨天出现的现场视频“复活”了这条一周之前就已刊发在地级小报内版上的新闻,以至于连山东本地的齐鲁网都“如梦初醒”地在下午跟进,宣布自家会跟踪报道警方侦破进展。

一波未平,一波又袭。《齐鲁晚报》本来还在继续就那桩发生在端午假期第一天的烟台凌志轿车逆行撞死自行车队骑友事件发问,如今却又要将重点版用于刊发另一桩交通杀手案。大标题“被撞已10天,仍深度昏迷”下是受害者丈夫的哀恸,“如果妻子醒来问女儿,我该怎么说”。家属们的愤怒被放在最后一段强调:“肇事者这种行为,让我们家人非常气愤,她有再大的怨气,也不能伤害无辜的人,特别是事故发生后,她阻挠救援,还有二次加害,将本已放进救护车抢救的孩子抢下来摔在了地上,这更让我们气愤。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正合理的交待,肇事者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竞争对手《山东商报》就更加全力以赴了,主编们用大半个头版刊出赤身裸体女子阻挠救人的模拟过程漫画,正如家属们所控诉,那段“赤裸身体、拦在救护车前的女子从地上爬起来,挤掉车门口的救护人员,钻进救护车,将女孩抱出,拉扯中与女孩一起摔倒在地上”的过程也被用标题总结为“将被撞女童摔下车”。根据这份报纸的引述,受害者家属不接受过失说法,认为“要不是她闹,孩子本来是有希望救过来的”,而律师观点是:“如果能证明阻挠行为直接导致了女童死亡,就可认定为是故意杀人,假设女童在阻挠行为发生前已经死亡,那只能认定是危险驾驶罪的一个加重情节。”

以“卧底报道”出名的《城市信报》也宣布自家记者已从青岛赶到临沂,获得当天去过事故现场的一位急诊人员的说法是:“当时小区的人把车抬起来,从车底抬出来孩子,那时候孩子的手脚还能动,而且也有呼吸”,可肇事女司机见孩子抱到了救护车上,便试图从医护人员手中夺走,可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然后小女孩也掉到了地上。“小女孩被撞出去这么远,肯定是颅内受伤,最怕撞击和摇动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本应该为人师表的教师,车祸后脱光衣服还多次阻拦救护”——《济南时报》率先提供了可能答案:“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事发前他们夫妻俩吵了一架。”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调查:中国在技术创新上有望赶超美国

根据一项面向计算机和电子等行业逾650名高管的调查,中国将有能力赶超美国,成为在取得对商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突破方面具有最大潜力的国家。

由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组织的这项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和研究人员正开始在多个领域(从人工智能到先进软件)积累技术诀窍,这将带来产品和服务的“颠覆性”变革。

在这项研究中,30%应邀提供见解的高管表示,中国将在未来4年内成为最大的“全球(创新)热点”。美国得票率为29%,排在第二位。

接下来是印度、日本和韩国,得票率分别为13%、8%和5%。

调查报告称,未来几年有望成为技术领头羊的中国企业包括互联网企业腾讯(Tencent)和百度(Baidu),以及快速增长的电信设备集团华为(Huawei)。

中国企业被视为正在形成特定优势的技术领域包括游戏软件和云计算。中国被视为有能力推进的其它学科包括一些非电子的领域,如低能耗工业加工和纳米技术(有关微小粒子的科学)。

接受调查的668名高管在世界各地(主要是北美、欧洲和亚太区)的技术型企业工作。

毕马威欧洲技术主管Tudor Aw表示,鉴于过去30年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不佳,调查结果“出人意料”。“我认为这项调查显示,中国在教育方面的巨大进步,加上对技术研发的大量投入,很可能带来突破。”

技术变革的速度往往很快,诺基亚(Nokia)在全球技术领先者地位方面的快速崛起和跌落就是一个例证。“鉴于未来几年许多技术领域可能出现的变革速度,可以想象,过去几年在相关领域欠缺创新记录的中国,可能成为迸发重大创新的国家。”

译者/和风

我看台湾这四十六年

这次回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第30次院士会议,是我从1970年第一次参加后的四十二年,这又是我在1966年第一次回台湾后的四十六年——1966年,我也是访问中央研究院的经济研究所,被邀请作计量经济学的演讲。回想台湾过去的四十六年,值得向大家报告。

我1996年被请回台湾,是因为台湾的政府欢迎海外的中国学者回来参加经济建设的工作,把他们当作台湾的人民。1966年台湾是相当穷的,中央研究院现在的设备大部分还没有建立,我们住在研究院对面的一所日本式平房,外面可以看见水牛,但是经济研究所已经成立,我是在所里做报告的。

台湾的经济发展,大部分依靠国民政府从中国大陆引进的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领导经济的发展。这些人才在政府服务的包括叶公超、严家淦、李国鼎、孙运璇、沈宗瀚、俞国华和其他能干的菁英;在教育界与学术界有胡适(不幸在研究院开会1962年过世)、王世杰(当过外交部长和中研院在台湾第一任的院长)、钱思亮(当过台大的校长与中研院的院长),还有其他在中研院非常杰出的研究员。我幸运的有机会与为台湾建设的菁英在工作上跟他们学习实在获益不少。

我的机会也是台湾政府与领导人们对海外学者的倚重,当时几位经济学的院士有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都是我的前辈,还有顾应昌与费景汉从1967年开始我们当了蒋介石的经济顾问,每年暑期回到台湾与台湾行政院的五人小组合作研究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向。回来以后第一个星期五人小组包括行政院秘书长,中央银行行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主计处长,每天早晨从九点到十二点由他们解说台湾最近的经济问题,以后几周院士们共同对经济问题做研究,研究结果与建议我们再向五人小组报告,经过大家同意院士们把报告公开发表在台湾的报纸上,公开发表的重要作用是政府要台湾人民知道经济政策是经过经济学家的讨论与慎重考虑决定的。

台湾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是技术的引进。李国鼎对这方面的贡献很大,其中最重要的项目是在新竹建立新竹科学园区,把电子与相关的技术引进,这个政策与用国营企业来办电子与相关的企业是不同的。台湾的政策还是希望民营企业去办电子企业,政府的角色只是引进技术而已,这个项目也靠了一般在美国的专家回来帮忙,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是李国鼎请了张忠谋博士回来先当新竹科学园区院长,后来1987年由政府的资助建立台湾积电体路公司。

今天海外学人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如以往,这也是当然的:一方面台湾自己已经有一干非常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经过经济发展以后政府的功能减少了——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台湾建立了民主制度,使得政府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率没有从前好,第二是台湾经济已经相当的发展,进一步发展的速度会减慢。当然,台湾政府还是欢迎海外学人回来帮助台湾的建设,每一次在院士会都有一段时间来讨论中研院与院士们对台湾建设的项目,讨论的结果会在报纸上刊登。

中国大陆的政府也非常欢迎海外的学人回国服务,政府决定了不少政策,例如两千人计划。一般而言,回内地的中国学人比较1960与1970年代回台湾的年轻,因为中国留学生从1980年以后才能出国求学,但不少年轻的海归已在政府与教育界有相当重要的职务,他们介绍了海外的有些思想帮助中国的发展。

最后,我想谈谈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合作。经济的融合可以从四方面谈,就是贸易、投资、人才的流动与由前三者带来的技术,这两个经济体在四方面都有合作。1980年代台湾在中国大陆投资促进了大陆的经济发展,1990年以后大陆的经济也进步了;双方的贸易与投资对彼此都有好处,人才的交流也增加,就中研院来说已经选举了中国大陆的公民当了院士。中国大陆政府非常欢迎台湾的人才到内地参与经济建设,包括有些从前在台湾当过行政院副院长与部长的。台湾政府还没有那么开放,可能因为政治因素。我想以后两方面人才的交流会继续增加。

(注:邹至庄,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0年提出著名的“邹氏检验”,曾向台湾及中国大陆提供经济政策咨询,八十年代实施“邹至庄留学计划”,经济学家杨小凯、李稻葵、许小年、胡祖六等人受益于此。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中越南海争端升级

包括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在内的全球最大的一些能源公司,卷入了中国与越南在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愈演愈烈的领土争端。

越南昨日指责中国行为“非法”。河内方面称,中国国有企业中海油(Cnooc)邀请外国企业竞标勘探权的一块区域,侵犯了越方已向美国埃克森美孚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发放许可的区块。

国有的越南国家石油公司(PetroVietnam)首席执行官杜文后(Do Van Hau)向记者表示,中海油上周六对外招标的9个勘探区块“在位置上深入越南的大陆架”。

一名政府发言人表示,中海油的行为“严重侵犯了”越南的主权,应该“立即撤销”。

上个月,中海油在南中国海启动了其首个深海钻探项目,此前中国政府受到国内压力,要求其坚持自己的领土主张。

南中国海被认为蕴含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宣称拥有南中国海全部或部分主权的还有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以及越南。

北京方面日益加强的自信姿态引发了邻国和美国的担忧,推动美国加强了与越南(昔日的敌手)和菲律宾(昔日的殖民地)的军事及政治联系。

分析人士和外交官表示,中海油此举事先需要得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批准,此举标志着中越争端进一步升级。埃克森美孚称,“主权问题只有政府能够解决”。

券商Jeffries的Laban Yu指出,他预计跨国石油企业将缺席中海油的招标活动。

译者/何黎

中国将渐变一胎化政策?

中国政府警告,“粗暴”执行一胎化政策可能损害国家形象,此前地方官员迫使一名怀孕七个月的妇女接受引产,引发全国公愤。

本月上旬,陕西省23岁的冯建梅从家里被强行带走并实施终止妊娠手术,因为她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并拒绝交纳生育第二胎的强制性罚款。

中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周三在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目标的同时,告诫官员们在执行这项实施30年的政策时要更加谨慎细心。

“人口计生工作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工作中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不良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形象。……(我们必须)从源头上预防粗暴执法、行政侵权问题的发生,”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一警告并未明确提及冯建梅的遭遇,但它涉及中国正在展开的辩论,其焦点是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规定。

冯建梅的丈夫把她躺在医院病床上、身边是血淋淋的死胎的照片上传互联网,使冯得到全国关注。

就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反对强迫堕胎的中国法律维权人士、失明的陈光诚逃离了事实上的软禁。

共产党长期坚称,一胎化政策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但这起最新的争议在报纸和博客上引发热议,议题是应不应该放松或取消这项政策。

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表示,这件事可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这则新闻已经引发公众愤怒,是对中国计生政策的沉重打击,”何亚福表示。“以前,不少人接受计划生育有利于国家的说法,但现在许多人不那么肯定了。”

何亚福补充说,冯建梅这样的遭遇以往是不准报道的。“今年媒体能够报道这件事是不寻常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中央政府正在改变态度,”他表示。

但何亚福表示,政府不太可能很快采取行动,废除一胎化政策,因为它担心人口突然激增,超出其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能力。

他表示,政府将采取渐进做法。本身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被允许生育第二胎。他补充称,下一步将是允许所有夫妇生第二胎。

一胎化政策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台的,当时北京方面担心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尽管这项政策成功放缓了人口增长,但专家们警告称,它也给国家带来潜在危险的人口结构。

中国已出现严重的性别失衡,因为喜欢生男孩的很多家庭(尤其是在农村)选择流产女婴。中国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还带来了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经济学家们称,这可能在未来几十年拖累增长。

中国官方媒体周二报道,冯建梅所在地方的两名官员,包括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的镇长,已被撤销职务。此前一项调查发现,要求冯建梅及其家属交纳罚款的做法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即便在冯建梅惨遭引产的事引起全国关注之后,地方官员仍在恫吓她家。上周末,他们在她的家乡曾家镇组织了一场游行活动,村民们打出红色标语,谴责冯和她丈夫是“卖国贼”。

Shirley Chen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Wednesday, June 27, 2012

中国地方政府拍卖公车补贴财政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导致地方政府收入下滑,现金拮据的地方政府开始通过拍卖早前为官员配置的豪华车队增加收入。

东南沿海城市温州在经济降温中受到沉重打击。该市政府上周末拍卖公车215辆,筹得资金1060万元人民币(合170万美元)。温州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拍卖公用车辆1300部,占其市属车队车辆总数的80%。

温州市政府的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在多年快速增长之后呈持续下滑趋势。由于该市企业在经济下行风险和债务偿还压力双重影响下举步维艰,扭转财政形势的重担落到了本地政府肩上。官方媒体评论称,公车拍卖将有助于充实温州市财政。

温州并非个例。从南方的昆明到北方的大同,中国各地方政府都在勒紧裤带,减少公款吃喝,缩减公费旅游次数以及缩小公用车队规模——由安着有色玻璃的豪车组成的公用车队长期以来一直是地方政府的标准配置,即使市县一级的中层政府也是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People’s University)地方政府专家陶然表示:“该迹象表明,市级地方政府或普遍存在财政困境。”

虽然中国此前也举行过公车拍卖活动,但最近几个月此类拍卖多了起来,官方媒体也在号召更多地方官员学习效仿。市级政府被要求只保留警车、救护车等执法执勤用车,卖掉不符合国家政策、配有专职司机的公用车辆。

业内估计,中国每五辆奥迪(Audi)车中约有一辆是公车。中国是德国奥迪的最大市场。其它更加夸张的例子——例如警察开保时捷(Porsches)以及挂着军车牌照的玛莎拉蒂(Maserati)——导致对政府败行为感到愤怒的普通民众将相关车辆照片传播到互联网上。

政府希望通过宣传公车拍卖活动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

地方官员响应公车拍卖则似乎主要是受经济低迷影响——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为了回应民众过去对其购车习惯的批评。房地产市场降温使得地方官员失去了作为主要现金来源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今年以来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速较去年下滑了近20个百分点。

中国每年的公车开支约为人民币1000亿元,拍卖豪华车队是弥补地方财政缺口的一种简单但无法长期持续的方法。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报道称,陕西省榆林市在6月的一日之内拍卖了19辆轿车,筹得资金人民币560万元,平均每辆车拍得人民币29.26万元。近年来榆林市凭借煤炭资源经济发展较快。拍卖车辆中有黑色奥迪,但竞拍为最激烈的是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Land Cruiser),这种车非常适合矿区路面条件。

常州和南昌等其它城市政府则表示,自去年就已开始公车拍卖。该趋势还扩散至经济较不发达的县乡地区——远安县政府在其官方网站上宣称,6月18日举行的一次公车拍卖净筹得人民币22万元。远安县是位于中国中部的一个农业县。

这些市县政府表示,公车拍卖是它们贯彻中央政府杜绝公车滥用和非法采购公车政策的一种方式。不过该政策1994年就已颁布,而公车数量一直快速增长。陶然表示:“公车拍卖不是单纯仅与政府改革有关,很多地方政府目前资金短缺。”

译者/邹策

应该改变中国富豪的诞生模式

中国富豪就像间歇式喷发火山,隔几年就喷发出新的富豪,有一些则被火山的灰烬掩盖。

5月新财富推出中国500富豪榜单,豪富排行榜排除了国有企业,排除了体制内的大中型金融机构等,排除了个人资产,因为这些资产或者产权归属不清,或者难以统计,可以肯定的是,从中国的高端消费能力倒推,隐性富豪的数目远超富豪榜所显示的数字。并且,由于上市公司的富豪与非上市公司的富豪财富难以相提,上市富豪的财富可能有被高估之嫌。

从2003年第一张新财富富豪榜单至今,十年的时间,中国富豪积累的财富惊人增长,远远跑赢GDP与CPI,远远超过美国富豪增速。期间,“500富人榜”上榜门槛增长10.9倍,从2亿元跃升到21.7亿元;人均财富增长8.17倍,从7.6亿元跃升到62.1亿元。上榜者总财富占上年GDP的比例由2003年的2.5%上升到2012年的6.6%。从财富量级看,身家攀上百亿的富人从十年前的空缺达到今天的68位,2011年则到达顶峰,共有90位。从2003到2011年,美国前三大富人的财富总额仅增长了26%,中国则增长7.7倍。

中国财富越来越集中,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在上升,相比如蜗牛慢爬。2002年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亿元,2011年年底为21810元,增长2.83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476元上升到6977元,增长2.82倍。

中国富豪的诞生如鱼回游,一波一波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归功于政策周期与市场周期的叠加。

城市化初起、房地产成为最大的货币套现资产时,房地产富豪引人关注。十年前,房地产富豪是富豪榜主角,十年后依然占据第一方阵,这与中国城市化率同步,十年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0.5%,十年后城市化率超过50%。2012年,行业首富榜是从事商业地产的王健林,财富为460亿元,而交通运输业的首富高彦明财富共60亿元,两者无法相提并论。

随着房地产资产价格逐步下移,套现逐步困难,上网的房地产富豪人数有下降趋势,今年的70个富豪是10年来人数最少的一次。在房地产行业中,从事商业地产、旅游地产等人数在增加,而从事住宅地产的人数在下降,房地产商开始逐步向商业、消费、服务靠拢,这从近两年商业地产的大火特火可以一探究竟。住宅地产的投资套现高峰难以为继,资金向其他地产集聚。

再过三年,当数百个城市综合体建成,陷入恶性竞争的商业地产还能维持今天的火暴局面吗?实在不令人乐观。笔者到一个富裕的三线城市,当地近十年城市综合体陆续建成,除了拿地成本较低、品牌具有竞争力的万达等公司外,多数从事商业地产的企业家相见不欢,被压得喘不过气。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钢铁、汽车、化工等重资产行业崛起。十年前,钢铁业上榜富豪仅10人,2009年则达到历史峰值27人。除了河北的钢铁老板,山西的煤炭老板等资源行业富人也纷纷崛起。这些周期性行业随着景气度下降而下降,连主管央企的国资委近日都表示,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开始进入一个紧缩时期,要求央企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抓紧作好3-5年渡难关、过寒冬的准备。2009年,钢铁行业沈文荣成为首富,但2012年,金属与冶炼上榜人数从2011年的42人降至35人,位居各行业上榜人数减幅前列。

有越来越多的富豪进入农业、服务业等行业,对养猪、水利情有独钟,他们精心研读政府工作报告,捕捉行业周期。5月3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产业明确了发展方向,并提出了20项重大工程,富豪们闻风而动,以比狼还敏锐的嗅觉寻找既有政策支持、又有市场前景、政府大力补贴的行业。

中国富豪的没落与诞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流转速度特别快,财富增长快,名落孙山的概率也特别大。

中美对照,过去十年,美国最富有的人一直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而中国的首富宝座年年易主,财富版图日新月异,财富大大聚集,但守住财富却十分困难,守富比创富更难,尤其是通过租金收益暴得大利者,常以移民、境外注册等方式转移财富。

以房地产市场而论,在市场发展之初只要廉价获得土地,就得到了点石成金的金手指,而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开板前两年,只要能够上市,就能得到最大的资产套现渠道。上市公司可以一败涂地,而上市公司的主宰者却能盆满钵满。2012年,上榜富人拥有上市公司的比率则达到70.8%,而十年前仅为40%。

其中尤其以创业板造富能力最强,目前每家创业板企业平均诞生3位亿万富豪,有统计数据称,截止2012年2月,创业板造就了800多名亿万富豪,而由于创业板而成为千万富豪、百万富豪的更是“不计其数”。2011年,新财富500富人榜的上榜门槛由上年的19.2亿元大幅提升至28.7亿元,但来自创业板的上榜者却由上年的8人增加至20人。根据深交所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2009年10月底至2011年10月底,创业板上首日买入的个人投资者10个交易日后亏损的比例为64.25%,其中10万元以下个人投资者亏损比例为64.62%,100万元以下个人投资者亏损比例为63.63%。

与政治周期直接相关的是,一任官员羽翼下的企业家各有不同,如此前被形容为超级航母的企业大连实德,如今前景扑朔迷离,而随着高铁贪腐盖子的揭开,丁书苗等人成为昨日黄花。这些富豪所获得的租金,有可能被尽数追缴,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感慨和珅式的富豪,注定难以持久。一朝官员一朝企业家,成为难以走出的恶性循环。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也有阳光富豪。在境外上市的IT、教育等领域的富豪,被寄予澄清市场的厚望。当这些企业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在相对干净的消费、高科技等领域伸展腿脚,如果还能通过自律的方式建立行业秩序,中国的火山喷发出的富豪诞生模式,有可能改观,百年老店有了初始之基。根本在于,这些新兴行业的寻租土壤受到限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ftchinese.editor@ft.com

“0.5线城市”:杭州

有位东北同行近来想跳槽去上海,我们几个本地记者苦口婆心地劝她:“上海有什么好去的?”同行问那去北京好不好,我们险些昏倒:“还不如上海呢!” 在杭州人眼里,一线城市实在没有任何可羡之处,北京脏,广州乱,上海装,你非得移民出去,成都、三亚、青岛这些地方勉强可以考虑,一定要在北上广里选,那只有含泪选广州了,至少有得吃,好歹饱个口福。

如果我能代表绝大多数杭州人的心态的话,那么我敢说,杭州是中国自我感觉最好的二线城市。真的,我觉得,称杭州为二线城市实在是有点委屈的,有好几个指标,一线城市也未必比得上我们,可能“0.5线”更接近杭州的实际水准。先说房价好了,西湖边的房价,比起北京任何一个CBD都不逊色。钱塘江边的豪宅,哪个比黄浦江边卖得便宜?市中心随便挑套房子出来,都能甩掉广州几条街。跟一线城市硬碰硬都底气十足,其他任何一个二线城市,都只有被杭州瞬间秒杀的份。

第二比交通。前阵子去上海电视节轧热闹,上海的朋友请我吃饭,晚上7点钟,高架已经一路畅通,朋友感叹说,自从自驾车去了杭州,见识了晚上10点高架依然是停车场的盛况后,回来就再也不敢说上海路况差了。工作的缘故,我也时常要去北京出差,碰到塞车,的士司机一口京片子跟我抱怨路况,我冷冷一笑:“这路上不是还在动么?这也好意思叫塞车?”俺们杭州,可是塞得动也不动的。除了塞得动也不动外,杭州更有一绝,打的难,难于中国男足出线。你想抱怨塞车,好歹得塞在车里是吧,可是要是你连上车的资格都没有,你是不是觉得,能塞在车里,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第三自然是比收入了,按说,全中国最大的官商都在北京,全世界最奸的外商都在上海(广州对不起啊,您这两年外贸不力,这比阔就不扯上你了),怎么着也没杭州什么事了。可是北京的上海的同行听说我是杭州来的,一个个眼冒星星羡慕地说,你们杭州人好有钱啊。阔的那是浙商,跟我们工薪阶层没有关系好吗。但是一线城市的同行们不这么看,他们执着地给我洗脑,告诉我,你们浙江啊,藏富于民,所以你们才是真的阔,不像我们,好看的不过一个GDP,摊到每个人头上,就不剩什么了。看我还要辩解,连台湾的同行都加入战团了,你就别哭穷了,上回我们来萧山做个美食民俗节目,想看看萧山人怎么嫁女儿的,一进村,好家伙,泥地里随便停了辆玛莎拉蒂,一看就是日晒雨淋无人心疼的待遇。村长叹息说,女儿留学,暑假回来没车开不方便,就买了辆给她开开,等她回去了,这车也就没啥用场了,老婆偶尔想起来,开去村口买个菜。我真是欲哭无泪啊,这样的段子好像是会发生在杭州任何一个城中村里,可那要不是乡镇企业家,就是拆迁发了大财的农民兄弟,和我们大多数杭州人民没有关系啊。

综上所述,我想大家已经很同意我的看法了,称杭州为二线城市是极不妥当的,哪怕放在一线城市里都是委屈的,0.5线才差相仿佛。那我们日子过得幸福么?房价高,高到我时时半夜惊醒,痛苦地思索,是否该赔掉上半生积蓄再加上下半生努力,去换那100个平方。路况塞,塞得我有车不开,只能开个电动车,遇到红灯就思考人生,你说人家北上广住得远吧,好歹人家有地铁,你地铁还没挖好就先把城市摊这么大,大到我电动车都跑到没电,是不是太不厚道?收入高,放句狠话,高得过通货膨胀?钱再多,怕不怕神仙打架?

我不知道这一二三四线划来是干嘛的,按我的看法,其实这样的划分,无非是说明,一个城市的“城市病”到了什么程度而已。没发达的时候拼了命想发达,发达了才知道,付出的代价是多少。中国真正的一线城市,其实在我眼中只有一个香港,不是说它的GDP有多高,而是胜在那是一个法治有序的社会。鄂尔多斯扬眉吐气的年代,那是比杭州更加“0.5线”了,也喊出了超越香港的口号,可是你要让人在鄂尔多斯和香港里选一个城市定居,恐怕很多人会选后者。

话说香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是TVB。TVB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提供了人生金句“TVB体”。谨以此言献给杭州,把城市搞成这样,其实大家都不想的。发达的事呢,是不能强求的。一个城市哪,最要紧是让人住得开心。哦你还在塞车啊,塞得饿不饿?我去给你煮碗面。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编辑:薛莉 shirley.xue@ftchinese.com)

中国经济减速与治理思路

【编者按】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6月20日在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演讲原标题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减速与治理思路》。FT中文网编辑根据张军演讲提纲、演讲现场笔录、演讲速记稿,综合整理成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其他媒体在引用时,请以FT中文网的正式版本为准,并注明出处,以及演讲的主办方、时间与地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无论是在学术界、媒体界,大家都关心中国经济的减速。

经济的减速在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现象?是不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减速的周期或者或减速的区间?经济减速是需求的原因导致的呢?还是由于供给方面的原因?我觉得这些问题,对我们政策制定的方向,治理的方向都非常地重要。

首先我想大概描述一下现在经济减速的基本情况跟态势。第二,我想对经济减速的解释做一点评论,特别是对现有的看待经济减速的一些看法,做一点简单的评论。然后我想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减速时代有没有到来?然后我来做一些关于经济减速现象原因的讨论,最后我想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做一点建议或者批评。

三种解释

2007年之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明显的减速现象。2012年中国经济的年度目标增长率是7.5%,现有的估计值为7.8%-8.4%。往前看的话,增长减速现象至少在2007年甚至之前就可以观察到,理由是通货膨胀压力和预期的持续存在。通货膨胀压力制约了增长的空间。从2010年开始,政府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

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也是如此,无论是世界银行、IMF还是联合国,大家认为中国经济2012年会比较差,实际是有个减速的趋势。2013年会好一点,因为估计2013年欧债危机情况会好转,美国经济会好一点,但是有不确定性。

现有的经济增长减速的现象,很多人都看到了,只是对于原因,大家的看法不一样。第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中国经济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总量上已经是超过日本。按照这个速率,我曾经做过一个比较保守的预测,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应该可以跟美国持平,人均GDP是美国的1/4。现在我们在跟发达国家,即所谓“前沿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经济学有一个说法是“收敛理论”,越靠近这个墙速度越慢,离这个墙越远可以跑得更快。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空间可以追赶。这种解释认为减速很正常,中国经济的“分母”已经很大了,不可能跑那么快,减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第二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归因于外部震荡。中国的减速是因为外部原因引起的,全球现在经济都不好,中国经济有一块是出口(当然我一直做研究认为,出口的功能被夸大了,中国经济出口总量很大,大概占GDP的40%,但是附加值只有12%。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实际上其影响不大,大概影响三、四百万人的就业,对GDP的影响不是那么大。)这种说法认为,外部的需求在下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因为一直是靠外部需求,所谓的“三驾马车”拉不动了,所以经济自然就减速了。

第三种解释的逻辑是一样的,只是把重心转移到了国内,认为是货币政策导致的。实行货币紧缩,就不能放贷,就抑制了国内的需求,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很多人认为,政府现在放开,中国经济减速的趋势就会停止。但我还是要说,即使货币政策放开,通胀的压力马上又会起来,背后减速的原因还是没解决。

减速时代是否到来?

那么,中国经济减速时代有没有到来?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是“尺寸”特别大。当然我们说“尺寸”大,是经济很重要的特点,人均水平相对就比较小。所有进行经济增长预测的理论,都是用人均水平来预测的。现在有很多讨论说,中国经济减速是不是已经到来?因为中国经济分母已经很大,已经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了。哈佛大学教授珀金斯(Dwight Perkins)201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认为,所有人均收入达到1万-1.6万美元(指按照2000年的购买力平价)的国家,其增长速度都必然下降到5%或者更低。按照他的估计,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大约是7000-8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还将再有10年的高增长期。亚洲开发银行也有类似的预测,认为考虑到目前实际的收入水平,中国从现在到2030年的GDP增长率的下限为5.5%。

预测增长减速的理论是“收敛假说”:根据“收敛假说”,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不是依据其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来推算,而是由它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来决定的。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高低,而是距离,低收入国家收敛于“前沿国家”的速度是它与前沿面之间的“距离”的函数。而度量这个距离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对照这个低收入国家与“前沿国家”(一般以美国为代表)人均GDP的相对差距。

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4。历史上看,那些人均收入与美国相差1/4的经济体之后都曾经能保持多快的收敛速率呢?为了找到这一经验值,苏布拉马尼亚(Subramanian)2011年以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4或者30%为准则,从“佩恩表”(PWT)的数据库中发现有25个经济体符合这一标准。其中有8个经济体(日本、香港、韩国、台湾、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德国)在20年的跨度里实现了人均GDP较快的(高于5.5%)的增长率。

研究还发现,在那些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4之后,其人均GDP增长率不低于(快于或接近于)之前20-30年的平均水平的经济体在6个数据齐备的国家和地区(巴西、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罗马尼亚和秘鲁)中有4个,只有巴西下降了2.6个百分点。

最近有三位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 和Kwanho Shin发表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叫《什么时候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开始减速》(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论文中准确地给出高速增长的经济在什么时候出现减速的参数。文章定义了减速的含义并使用“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s)的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减速的最大可能性发生在人均GDP为美国的58%的时候(2005年的不变国际价格),之后增长率平均会减少2个百分点。

“佩恩表”的数据表明,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是8511美元,还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9.8%,离增长减速尚有很长的距离。如果中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9%的增长速度,而美国人均GDP的增长率维持在1.9%,那么中国经济开始减速的时间就会是在2023年,因为那时中美两国的人均GDP之比正好为58%,中国减速的概率是75%。那么,中国未来10年可以维持9%的增长率吗?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减速会大大提前,而我认为未来十年维持高速增长(8-9%)的可能性很大。

原因何在?

中国跟发达国家人均资本存量的差距非常巨大,所以赶超空间非常巨大。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过去五年里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减速了?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减速在中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中国总量大了,开始出现收敛的现象吗?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主要不是总需求的原因,因为不然的话,刺激总需求的政策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主要原因在供给方面,简单地说是劳动生产率的减速引起的。

我的看法是,中国每年有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什么过去五年经济在减速?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下降。因为投入多了,而经济在减速,所以一定不是因为投入的原因,一定是因为生产率下降了。

总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两部分的变化合成的:资本-劳动比(劳均资本)的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这些年,资本劳动比在持续上升,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一定是主要原因。

这些年来,为什么总量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出现减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般由两个原因引起:第一,长期的技术进步;第二,要素的跨部门流动。我的观察是:要素的跨部门流动受阻是这些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主要原因。

中国在过去30年当中,全要素生产增长还是不错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们要素可以相对自由地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部门。比如我们的农民,大量从农业部门出来了,出来了3亿多人,中国的农业投入是减少的,但是农业的生产率是提高的,农业的收成没有下降。中国过去30年作为一个发展中快速增长的经济,投入虽然在增加,但是在投入过程当中由于同样的投入水平,由于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生产力部门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包括跨地区的、跨行业的流动,所以中国可以维持生产率相对比较快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还是非常不错,比“东亚四小龙”平均对GDP的贡献都高。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比他们做得好,不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比他们发达,而是因为要素可以在行业地区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增长率的源泉。

为什么这些年来要素的跨部门流动受阻了呢?我个人的解释是:在1999年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之后,国有部门和大企业逐步垄断了高生产率的行业,使得非公有部门和中小企业集中在竞争性行业。当竞争性行业的劳动工资在2004年之后开始持续上升之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赢利能力开始恶化;由于难以向高生产率行业流动和进入,结果,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难以为继,形成非常困难的局面。

所以,当前中国经济的减速不是长期现象,是2004年以来竞争性行业的工资持续上升带来的供给减速的结果。这个结果与2000年前后形成的供给过剩现象正好相反:那个时候,由于竞争性行业的工资下降,生产率增长迅速,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

今天的经济减速,总供给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刺激需求没有用,刺激需求通货膨胀会上去,供给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对大量的竞争性行业来讲,一方面,大量企业的成本在持续上升,这是它们是所不能控制的;另外一方面,向高生产率行业移动或者流动的障碍越来越高,它们进不去了。

什么原因?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行业以后,大部分集中到了高附加值的垄断行业,财大气粗。竞争性行业越发达,利润越转移到上游,被国有企业垄断。国有企业进行托拉斯化的战略,不仅做主业还做辅业,不再留下任何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可以进入这种空间。从1999年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战略重组以后,这种格局就已经埋下了。经过过去十年的发展,非竞争性行业越来越挣钱,它的钱是竞争性行业的资金转移上来的,是垄断造成的。非竞争性行业之所以挣钱,是因为竞争性行业在亏钱。在这种情况下,要素在行业之间,低生产率跟高生产率行业之间的流动,这个渠道基本没有了。

这就回答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即使我们不断刺激需求,经济还在减速,为什么会产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怎么产生的?因为你不断地刺激需求,货币投放越来越大,但实体经济不能吸纳,因为实体经济在微缩。这些钱最后都进入了国有行业,他们拿这个钱可以做房地产,做金融,所以资产泡沫就越来越严重。这一现象提醒我们,特别是2004年以后,大量的竞争性行业工资在持续上升的时候,又不能够很容易地在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进行跨行业的流动,生产率只能是减速,不可能增长。这在我看来是经济减速的一个主要原因。

政策思路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思考经济政策呢?首先要理解经济减速现象发生的原因。现在的政策导向背后的逻辑还是认为这是需求原因导致的——国际形势不好,国内的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但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造成的现象,因此要纠正增长减速,就必须确保竞争性行业的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要维护竞争性行业的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就要求竞争性行业的非国有部门和中小企业能够实现跨行业的资本流动,将生产要素流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与行业,实现持续的结构性转型。为此,把治理减速的政策框架从总需求方面调整到总供给方面是非常必要的。

大家知道美国总统里根在上世纪80年代接管美国政府以后,美国通货膨胀严重,经济问题很严重,里根没有用总需求管理的政策,换了一个思路,有人建议他用别的政策。这个政策后来被发现创造了美国的经济奇迹,所谓的“里根奇迹”,被总结为“供应学派”的革命,就是更多地把政策放在供给上。这一政策对我们有启发,“供应学派”的政策思路是值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现在关注和考虑的。

我们应该促进企业要素跨行业流动和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政策框架:放松政府对上游和高生产率行业的保护与管制;鼓励垄断行业的边界竞争和市场准入;实行大规模的企业减税和减负;放松对银行的管制,鼓励竞争;在上游和垄断性行业更多鼓励和发展混合所有制以及非政府控股的企业形式等。

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3%, 如果我们能很好解决阻碍生产要素(特别是民间资本)跨行业流动的结构性障碍,中国未来10年的GDP增长率应该可以保持在8%-9%的范围。这样推算是因为:第一,追赶空间巨大:即使在202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人均收入也还只有美国的1/4,还是中等收入的国家,仍有容纳经济赶超的巨大空间;第二,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经验。

以2010年年底的数字来看,中国的资本存量总值大约是93.3万亿元,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两者至少相差3倍。而按人均计算差距则更大。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大约为韩国的25%。即使整体上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以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来推算,内地至少需要20年才有望收敛于沿海的水平。

中国经济的结构现代化尚需时日:我推算,经济结构变动推动中国的生产率增长的势头将持续至少20年。原因有两点。第一,农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巨大。以过去30年平均每年1%的速度来降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中国也需要20年才能使其就业结构的分配比重变得接近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的均值。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率去年刚达到51%,未来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要提高20个百分点,这还需要20年。所以,中国经济进入长期的减速阶段应该尚需时日。

(注:本演讲仅代表演讲者本人观点。)

Tuesday, June 26, 2012

中国核能源再上马

核能源作为全球政治议题再次升温,中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间资本也有可能被允许进入这个管控严厉的行业。

媒体札记:端午

(2012年6月25日)

一、“不当言论”

端节假期后第一天,几乎中国所有都市报的头版都是神九与蛟龙号天地问候的效果图,女航天员刘洋的笑容格外灿烂——不过,这也可能是最让《南方人物周刊》前驻京记者曹林华心烦的新闻。

就在放假前夜的23时15分,这位曾因被孔庆东“三妈的”斥骂而成名的媒体人发出一条微博,“道歉声明:近日本人发表不当言论,给当事人带来严重伤害。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并辞去原单位的工作以表歉疚之情。恳求当事人和广大网民予以谅解。”

这也是迄今他个人页面上所余的唯一发言。但那条给他带来辞职后果的“不当言论”,仍然通过人们的截屏为证传播着:“2男1女上天,要是下来检查怀了怎么办?这是不是国家培训太空人的计划之一?”

这不能算作他的原创,此前,那些对中国政府耗费巨资实施航天工程颇有不满的人们就已经创作出了相似的大批调侃讽刺,刘洋作为中国首位女太空人更成为那些“涉黄”段子的主角。但当实名认证的曹林华以此表态时,他还是成为了反面典型。来自刘洋家乡河南的中原网是主审官,这家《郑州日报》下属网站在20日发出报道,引用微博上对“侮辱航天员刘洋”的强烈愤怒,以及那个达到91%支持率的“无耻到极点,强烈要求清理出记者队伍”网络投票数据,并称自家联系到了曹林华:“中原网记者:‘想问下昨天您发的关于刘洋的那条微博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调侃,懂吗?’中原网记者:‘那您认为作为一名媒体人发出这样的言论合适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我发微博的时候是一名公民。’”

曹林华的“公民”身份并没能给他带来多少防护作用。事实上,在微博等自媒体平台迅速崛起之后,发言者的职业身份与个人身份应该如何区分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一些人特意标注类似“微博发言无关供职单位”的说明,但当真正需要这个“免责”保护伞的时候,却往往发现根本没有效果。

与曹林华相比,《江南都市报》刘祚保的认错要快得多。中原网甚至都有意没有注明这份江西媒体的名称,称这位记者解释当初之所以发出另一条同样调侃刘洋的“黄段子”,“是自己喝多了也没看就随手转了一下,现在想想还真是对不起当事人及当事人的家属,特向当事人郑重致歉。”

正当以河南人为代表的网络发言者继续怒斥曹林华“违背职业道德”,并将这种“妓者”言论与南方系“一贯反华”立场相连时,也有曹林华昔日友人愿意出面说情,他们认为那句惹祸的微博固然有错,但不过是一句“玩笑”,不应以“道德大棒”加以惩罚,甚至使其“被辞职”。一些坚定认为神九应该让位民生的异议者,更是高举另一项多数反对“将曹林华清理出记者队伍”的微博投票结果,称这种调侃解构本是公民权利,是针对官方神化航天工程的一种“祛魅”。以至于当他们发现那本博客天下杂志本期竟以“女航天员政治学”以封面选题、试图解读刘洋们是如何被“消费”成政治符号时,忍不住要出言劝告其小心“微博恐怖主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二 、红包

吊诡的是,当曹林华还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时候,他还间接导致了另一场“退出微博”事件。

他的同事关军在上周五留言称,“我的同事曹林华,年轻记者,日前与多家媒体记者共同采访一位厅级官员,事由是该官员发微博约请农民工吃饭。意外惊喜是,官员不仅厚待农民工,更礼遇记者。参与采访者得到每人两万元的礼包。曹林华事后退回了,其他记者怎么处理的,请当初派出记者的媒体查一查。”

虽然关主笔不久便声明为了“保护前同事”而删除本条微博,但“红包”指控已然引发涟漪。那位因为在上月底公开约请农民工吃饭而广受赞誉的陕西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再度成为围观对象,

他当天午后即逐一公布自己所受采访媒体和记者名录,更在次日声称自己将告别多个微博平台,“我工作时间不多了。我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发展战略方向的研究生。有生之年我将与三农同在。”

再见,陈副厅长。他将自己的新浪主页签名修改为“谢谢大家的关注、支持、理解和宽容”,并最终也删去了那条正在被各家媒体一一对证的名单,只留下事实“让农民享受高品质生活”的记录。这种姿态也促使《中国青年报》为此一呼,由作者祝华新解析:“‘有些事我的权力和本人的能力根本解决不了’,担心辜负了网友的期待,是他离开微博的另一个原因。”于是,这位人民网舆情分析师向那些曾经指责出陈里“作秀”的人们转述律师廖睿的评语:“官员上微博不容易,要承担太多不该由其个人承担的体制责任。陈里走了,很遗憾,但理解。”

“红包”在中国媒体环境中可分为开口费与封口费两种。孔庆东正在“为陈里同志鸣不平,向汉奸记者喷怒火”,他现在可以多一个指责中国媒体丧失职业道德的证据了,因为就在这个周末,一个名叫“新闻猛士”的账号义愤填膺地声称,“朋友公司上市,四天内被大小一百多家媒体威胁!且开始都是谈新闻,不出十分钟就谈广告,且狮子不开口,‘限你明天上午确定合同,不然就负面!’朋友不信邪,但负面果然出!媒体又追杀‘快投广告吧!不然连续出!’”根据与这个“封口费”指控同时公布的47家媒体名单,涉事者既有《法制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央视网这类官办媒体,也有《北京青年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证券市场红周刊》这类市场化报章。

不过,这个指控显得“虎头蛇尾”,当一些要求行业自律的媒体人要求“新闻猛士”公布具体人名等更多细节时,他迅速删除此前指控,并更改用户名。所以,那个自称“全国财经记者交流平台”的“深蓝财经联盟”账号据此发言,质疑此乃“集体抹黑财经媒体行业”,“呼吁发帖者用证据说话,不要选择性公布名单,不要无端指控。证据确凿的敲诈应该被谴责。并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样,上市公司有问题,也应该得到处罚。”

但就算是《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也承认,“吃IPO,是一些媒体的新财路”。他的前任,胡舒立似乎是早就预料到这一幕,在三周前即已签发报道《IPO有偿沉默》,声称“部分媒体的‘有偿沉默’,已经成为当前新股首次发行(IPO)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形成了一条达到每年数十亿元规模的灰色产业链,催生了一批以此为生的中介机构。”更在一周之后发表刊首语,叹息媒体对“封口费”笑而纳之是“无可辩驳的堕落”,呼吁新一轮证券监管改革“对问题公司勾结媒体造假作弊给予坚决打击。”

三、一念之间

和曹林华一样在这个端午节前失去工作的,还有《经济观察报》记者温淑萍。

她所供职的这份周报在头版刊出致歉声明,承认上期那篇《筹组三大集团,铁道部政企分开》“经过报社认真核实,此报道内容完全失实,违反了新闻报道真实性的最基本要求……经调查,记者没有采访,而是搜集以往有关专家言论和网络论坛信息整合而来,没有严格履行新闻采访程序,尤其是未向铁道部有关部门进行核实。”根据《东方早报》记者赵昀的微博加注,“为此,社长兼总编辑,分管副总编辑,当班编委,值班编辑均受处分,当事记者予以除名。”

如果说在网络舆论场上,曹林华面临的指责声还算汹涌难挡的话,那么,铁道部就真没有航天女英雄那样的好人缘。自“铁老大”6月18日发表辟谣声明、声称“铁路有关人员将到该报社了解相关情况,并对其谣言可能造成的后果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以后,非议之声就此起彼伏。既有类似《第一财经日报》次日称赞“三大集团”说是“不实的报道与属实的目标……点出了铁路体制改革的关键之一”,又有《南方周末》上周四由专栏作者令狐补充批评“恃强凌弱,让人步步惊心,在声明中塞进上门兴师问罪的暗示,显见和体面不沾边”。

如今,当这些对铁路系统长持负面印象的人们发现《经济观察报》“被迫”道歉后,就更愿意出面打抱不平了,他们甚至认定这是对去年“7.23”追尾事故后该报那期“洛阳纸贵”的“分拆铁道部”特刊的持久报复。一些经历过“辟谣”的媒体从业者,纷纷推测《经济观察报》此番是为了“保护线人”而宁愿道歉,证据之一就是其社长总编辑刘坚昨晨微博上那句“很多时候,宁愿被误会,也不想去解释。信与不信,就在你一念之间。懂我的人,何必解释。”两年前《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登门道歉却在半年后发现“贪官果真被抓”的例子亦被回忆,一些富有经验的报道者以此为鉴,感叹在中国从事舆论监督之难,劝告同行在今后半年的工作中要格外注意取证,以防被那种“内部放风,探测民意”的做法所伤。

四、方法

在这个端午节里遭遇媒体伦理指责的还有《南方周末》。正是因为它隆重其事的那四个整版,《方法:方舟子与他所影响的论战法则》。

从作品是否“代笔”到个人身高,发生在方舟子与韩寒之间的论战是2011年年底以来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上影响人数最多、最持久的事件,毫不夸张地说,双方支持者的决裂程度可以导致“夫妻离婚,朋友反目”。上个周四,通常被“方粉”们视作无良媒体的《南方周末》,继两个月前推出《差生韩寒》后,再次深度介入方韩之战,文中引用多位方舟子“长期以来的对手”的偏负面评价,摘要感叹:“与方舟子有关的论战渐成攻讦,言语羞辱与文革式指摘蔓延,且演变成现实世界中的人身威胁,没有什么比这样分裂的互联网更令人心寒。”

但这组报道迅速被传主定义为“构陷”。见报次日,方舟子即更新博客,针对《南方周末》对往事的采访记录一一作出反驳,并称“一个报业集团,举一社之力,以如此显著、庞大的版面,如此多的造谣、断章取义,如此构陷一个不具有公权力的普通公民,在新闻史上大概是空前的。”在回忆了2001-2003年曾经与该报“多次一起揭假”的合作史后,这位斗士叹息“南方周末……现在堕落得如此彻底,沦落为泄私愤的构陷私器,连最基本的新闻道德和做人道德都不顾,还是有点意外的。”

“方教主”这番斥责,自然得到信众拥护,得到对方嘲笑。但这一次略有不同的是,一些偏爱韩寒的人对南方周末的技术伦理也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在没有采访到方舟子本人的情况下发表这组报道有失公允,一边倒地引用反方言论有“预设立场”嫌疑,比如这份周报的前员工林楚方,他在微博中写道:“和一个讨厌方舟子的朋友聊起南周报道,朋友觉得不该:‘方终究是个体不是公权;如编辑记者对方持厌恶态度,不是不可做,但内心要强大到可以杜绝个人好恶。如让我报道我会拒绝,因为我的主观感情,很难保证不蒙蔽职业判断。’朋友已离开南方报业,我同意朋友意见,相信南周老同事也听得进这种批评。”

胡锡进没有放过这个批评《南方周末》的机会。在与南方系的追随者们论战一番屈原是爱国还是爱政府后,这位《环球时报》主编早在三天前就已预告自己的“啄木鸟”论,并请单仁平将之化作今日评论《社会需要方舟子这样的“啄木鸟”》:“打假人士方舟子因竭力论证韩寒‘代笔’,引来韩寒及其支持者的激烈反弹。事实证明,韩寒的舆论支持度很强大,方舟子的质疑方式也并非毫无纰漏,这场笔墨官司反过来给他带来的麻烦比以往的行动要大得多。最近几个月方舟子成了众矢之的,上周末一家报纸用四个版的篇幅载文质疑方舟子的打假方法,将对他的批评推向高潮。”

根据这篇头条评论,虽然社会对方舟子的态度“逐渐趋于分裂”,但“在中国学术造假成风的今天,他的存在有大的合理性”:“一些名人因他的质疑被迫公开道歉,个别人甚至身败名裂,还有些人因他的挑战变得更加严谨...也许社会应当对方舟子这样的‘啄木鸟’多一些宽容和保护。他对名人一对一的质疑,当事者必然据理反驳,孰对孰错社会自有判别。如果方舟子明显质疑错了,他的下一次质疑就会贬值,几次下来他就不再混得下去。他的力量甚至他的生计,完全取决于他‘打假’的精确度。”

与韩粉们所取的“教主”绰号不同,《环球时报》认为,当方舟子“在以个人之力发起一对一的质疑,偶尔得到一些志愿者的支持。而反过来批判他的人和力量,‘联盟’的特点更加突出”,于是,这份畅销报纸在声明继续对“方韩大战”保持中立、“写这篇文章不是挺方舟子,而是挺允许方舟子们依法存在的环境”的同时,强调“中国所有公众人物都应有接受舆论监督的意识,谁都不应追求豁免。这样中国就会逐渐形成环环相扣的舆论监督链,而方舟子们其实是保持这条监督链完整的一环。当然方舟子也需受到监督,但现在针对他的火力太集中,天平在倾斜,这显然不利于中国舆论多元化的真正发展。”

同为报社评论员,付克友一定是看到了胡总编的“啄木鸟”论,他获准在今日《成都商报》上呼吁“告别方舟子式打假,需要制度打假归位”:“也许是时候和方舟子独行侠式打假说再见了……因为私人打假,对于‘假’缺乏公正权威的鉴别机制和惩罚机制。对于‘假’的鉴别,严重依赖于打假者个人,等于举报者、裁判集于一身,难免有私设公堂之嫌,也难免有个人好恶和认知局限。至于对‘假’的惩罚,也严重依赖于打假者的个人影响……在公众对‘假’同仇敌忾的一片喊打声中,被‘打’者百口莫辩。私人打假者的影响力越大,往往意味着其‘合法伤害权’也就越大。这对含冤者显失社会公正。我们总不能说,那些含冤者应该打掉牙往肚里吞,为全社会的打假事业高风亮节地做出牺牲。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你说他该打,我说他很冤,社会撕裂在所难免。”

但要论及同道盟友,还要算同一报系的《21世纪经济报道》。这家报纸已紧跟《南方周末》发表《谣言为何可畏》,作者谢勇虽然没有点名方舟子,但却说了另一个叛逆少年比读书勤奋者“享受着更大更多的幸福”后的曲折故事:“韩国说唱歌手丹尼尔•李(艺名Tablo)被网民构陷、污蔑,网络敌意被平面媒体放大后,李几成全民公敌,近乎身败名裂。”在引用了这个“网络欺凌”现象后,作者自称“相信也存在另一种恶之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并未看到事实,却由于内心的怨恨,导向最邪恶的一面,也正是这种恶之想象力,传染开来,让社会戾气弥漫。”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

【编者按】本文为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6月20日在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演讲原标题为《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问题、目标与政策工具组合》。FT中文网编辑根据秦晓演讲提纲、演讲现场笔录、演讲速记稿,综合整理成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因为互联网上还存在根据该演讲速记稿整理的发言版本,所以,请其他媒体在引用时,以FT中文网的正式版本为准,并注明出处,以及演讲的主办方、时间与地点。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谈到这个话题,要从问题、目标和政策工具组合三个方面展开。

我想先谈谈问题。中国的问题应该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十八大临近的时候,我们不光要考虑经济问题,还要考虑社会和其他问题。

拐点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三个变化着的主要因素。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并未显示出越过这个陷阱的能力。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缩减。这是有争议的,但看看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看看赡养率,就可以看出,是不是到了拐点也许还不好确定,但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三是外部需求结构性调整及长期管制的要素价格难以为继。中国的外部需求在急剧下滑,有人觉得这还是跟美国缓慢复苏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关,但在我看来,它反映了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另一个因素是,要素价格是被管制的,是低估的,比如汇率、利率、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这些价格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除了经济角度外,从社会的角度看,原有发展模式有着严重的社会、环境代价:腐败滋生、环境破坏、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已日益凸显。

根据这些观察,我的结论是,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已经到达了一个拐点,中国已进入了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应该总结一下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凝聚市场体制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我们需要有思想基础。我们要有一个改革的逻辑,进行一场有逻辑的改革。这个逻辑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如果逻辑混乱了,故事讲不清楚了,就会缺乏改革的共识。

第二个经验是,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现在大家对增长模式争论较多,有人讲要依靠消费、内需,有的说政府要主导经济,还有的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也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个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回顾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创新的互动,市场和政策的相互回应。我很赞同顶层设计,像一些财、税、价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应该忘记基层的创新,还是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第四个经验是,兼顾短期周期应对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就是处理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我们要处理好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相互关系。

政府“脱嵌”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问题的界定: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即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嵌入”和“脱嵌”。

从体制上讲,重点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要从主导经济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纠正。

从政策上讲,要把财、税、价改革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财政、税收和要素价格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工具运用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分市场和非市场体制的主要标志。我个人认为,下轮改革要把财税价启动起来,这样比较容易见效,也比较容易被接受。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总量大,但质量不高;二是,增长速度快,但结构失衡。第一点的主要表现是:资本形成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单位GDP的能耗、材耗、碳排放过高;创新能力不足,未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第二点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和内需不足;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并导致通胀压力;服务业不发达;城乡、地区间、垄断与竞争性行业、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公共产品供给缺失。

为了改进质量、调整结构,中国改革应该设定七大目标。第一,经济增长从高速平稳回落常态,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和效益;第二,实现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下的基本平衡;第三,扩大内需、消费,使之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扩大服务业,延长价值链,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值;第五,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推进技术进步;第六降低能耗、材耗和碳排放,实施绿色经济;第七,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些约束条件,即实施改革的基础保障和可承受的能力。

第一,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三者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改革中应把握社会对通胀和就业的容忍度或承受力,从短期讲三者只能兼顾不能兼得。从长远讲结构调整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它使失业、通胀变为内生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财政的良好状况和可持续性、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是实施改革的基础条件。

第三,改革涉及财政、税收、价格,它们之间也是一组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的关系。顶层设计就是要研究每一个因素的变动对其它因素的影响,以确定改革的次序和力度,使改革的叠加正效应最大化,叠加负效应减少到最小程度。改革应该注意满足上述约束条件。七大目标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即每项指标的变动都会对其它指标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

七大目标

下面从政策工具和定量的角度分别谈一下改革的七个目标。

目标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常态。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从高速逐步回落已成为共识。但仍存在争论,即增长回落的性质,是趋势性的,还是周期性的?若是趋势性的,那么新的均衡点在什么水平上?

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潜在生产能力 (PPF)。以往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率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实际潜在生产能力水平,需要重新确定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和相应的增长速度,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指标,可以采用“十二五规划”中的7%。

目标之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失衡造成的。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的实现取决于主要经济体内部的再平衡。美国在G20会议上提出,以经常项目下顺差超过GDP的4%,作为判定经济体失衡的标准,尽管对此仍存争议,但IMF的初步研究也支持这个指标。2011年中国的这一指标降至2.8%,2012年可能会更低。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放开、外部需求回升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不超过2.5%。

目标之三: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我们需要将经常性项目顺差占GDP比例控制在2.5%,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格局也势必发生改变,内需将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构成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高达50%,这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堆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问题。消费的提高主要受制于就业、居民收入和储蓄率偏高三个问题,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和社保的支出、降低居民和企业税费等措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0%。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目标,但我觉得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目标之四:发展服务业。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是43%,这个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47%,过去十年来服务业占比平均每年增长1%,经过努力,在未来五年中达到50%是可以实现的。

目标之五:提高劳动生产率。索罗修正的生产函数模型揭示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即在就业人口、资本投入和生产率三个独立变量中,生产率的提高是最根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计量模型,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统计数据。不同经济学家由于采用数据和假设条件不同,所得结论亦有很大差异。但一般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也具备可提升的空间。我们提出,在未来五年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提升若干个百分点,具体还需要量化。

目标之六:绿色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能耗、材耗高,污染重。中国GDP构成中含有大量消耗大、产出低的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中国主要产业的单位产品(吨)的能耗、材耗指标比发达国家、甚至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的污染,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依目前减排规划,碳排放量到2035-2045年方可达到峰值,届时可能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0%。我们提出的指标是,将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提前五年。

目标之七:改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中国当下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这涉及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比例偏低、垄断行业、大量寻租行为等方面的问题。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这个指标,国外机构估计中国这个基尼系数为0.47-0.52,已超出了0.45的警戒线。我们建议的指标是在未来五年中基尼系数下降至警戒线之下。

约束条件

接下来再对两个约束条件做一些定量分析。

约束条件之一是就业压力和通胀水平。总体来讲,结构调整和就业通胀,短期内是互为代价的,调结构可能会影响就业或者影响通胀。长期来讲是相关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使失业通胀变成一个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做调整,可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暂时地把通胀、就业压一压,但它就是在那儿存在着的。这是第一个约束条件。

经济增长放缓主要的代价是就业,但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就业压力趋于放缓。 我们提出的失业率控制指标为4.5-5.5%。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通胀的压力,但考虑到要素价格改革和劳动工资上涨引起的PPI上升、大宗商品进口产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我们建议的的控制指标为4%左右。

约束条件之二是财政健康和金融稳定。财政和金融是改革的两个重点领域,同时,它们的健康、稳定状况也是改革的基本保障。财政状况的指标主要是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中央+地方财政)占GDP的比例。我们选取的指标分别是3%和50%。金融业的指标主要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不良率 。前者已有国际和国内监管指标,后者控制在2.5%以下。

在财政政策上,我们的几点建议是: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责任的税种和分配比例;加大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将这个比例从目前的30%提高十个百分点;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同时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收入和基金性收入;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将其资产和收益作为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源;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人大不仅要监督政府财政收入的平衡和效益,还要审议其对国家资产负债的影响。

对于税收改革,我们的建议是: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提高资源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比例从目前的35%降至接近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即25%;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在要素价格方面,应该逐步解除政府对汇率、利率及能源价格的管制,提高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放开土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价格,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

我们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及新一轮经济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改革的政策工具组合。这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思路。作为一个较为全面且可行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包括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方案。谢谢大家!

(注:本演讲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Monday, June 25, 2012

你是穷人吗?

在英国,贫困家庭的官方标准是,家庭收入低于英国家庭收入中值的60%。上一届政府通过了一部法案,宣布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将贫困家庭儿童的比例在2020年底之前降至10%以下。

因此,在如今提倡节俭的大环境下,英国就业与养老金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提议重新讨论贫困家庭的标准,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邓肯•史密斯作此提议并非完全出于怀疑一切的动机:从此人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是真正关心社会问题的。

如果一个人拼命赚钱,却只能勉强填饱肚子,这个人就是穷人。世界银行(World Bank)对于贫困的标准是:日收入低于1.25美元。买一份晨报都不止花这么多钱的英国《金融时报》的读者们,是没有资格对这个标准提出异议的。过去20年里,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增长,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减少。这一成就不会因为这两个国家出现了一些超级富豪而被贬低。从本质上来说,贫困就是一无所有。

然而,这个事情显然还没讨论完。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北美和西欧没有一个穷人,也很少有人吃不饱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在这两个地方,肥胖病属于穷人而非富人。说出这句话,就是在支持这样一个观点:贫困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英国官方的贫困标准就体现了这个原则:贫困的标准随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收入中值的含义是,社会上收入高于和低于这个数值的人的数量相等。因此,苏铭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多拿了些奖金并不会增加贫困人口的数量——贫困和社会不公是不可混淆的两个问题。但选择收入中值作为参考值,则具有更广泛的影响。这个标准蕴含了一种思想:在富裕社会,贫困意味着被剥夺了参与社会日常活动的能力。按照这个标准,如果你用不起抗生素、上不了Facebook,可能就算得上贫困,即便在这个方面,你的处境并不比“太阳王”(Sun King)路易十四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差,而在其他方面,你的处境已经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要强得多。

然而,按照是否被剥夺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来定义贫困,这使得贫困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与收入的衡量无关。不难想象,在某些地方,几乎没有人会感到自己无法参与社会活动,即便有的话,这类人的数量也会十分有限。一些人均收入较高的复杂社会(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城镇),以及一些无法接触到现代社会必需品的简单社会(比如发展中国家的乡村),都可能属于这种情况。贫困成为了一种文化和政治现象,而非单纯的经济现象。

邓肯•史密斯和他创立的智囊机构社会公平中心(Centre for Social Justice)希望鼓励这种看法。因吸毒而陷入贫困的家庭,即便收入增加可能也无法摆脱贫困。被隔绝在社会正常生活之外的那种贫困,原因可能包括父母管教无方,生活拮据导致欠债,或是精神问题。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工作和家庭是推动人们融入社会的最佳方式。

这些论断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贫困是穷人道德沦丧引起的,帮助穷人只会加剧他们的厄运。这也是传统上富人所秉持的观点。不幸的是,扶贫政策需要钱,但要合理地支配扶贫资金,必须对贫困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喜欢设立目标,为贫困赋予某种统计学上的定义、并赋予这种定义法律地位,这正是布朗时代的产物。出于对这些据称十分客观的衡量标准的重视,制定计划、进而大笔支出便成为在所难免之事(尤其是像为儿童免税这样的计划),而之所以制定这些计划,则往往与目标本身紧密相关。当人们用单一的标准来评判一种复杂多面的现象(比如贫困)时,就会产生这种扭曲。

我们需要的顾问不仅要懂得数字,还要了解穷人。

译者/吴蔚

BIS:全球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国际清算银行(BIS)警告,全球经济正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各国政府、家庭、企业和金融业削减债务的努力正在导致彼此的前景不断恶化。

BIS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切凯蒂(Stephen Cecchetti)表示,自从5年前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经济,世界至今依然茫无头绪,找不到一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BIS常被称作“央行的央行”。

切凯蒂表示,在各国监管部门迫使银行承担损失、进行资产减记并增资,从而化解银行体系的困境之后,全球经济才有望踏上可持续的增长道路。

切凯蒂在公布BIS 2012年度报告时表示:“当银行恢复元气、金融业企稳时,该行业与其他部门之间具有破坏性的相互作用就会终止,这将为接下来的事情——财政巩固以及私人非金融行业的去杠杆化——扫清道路。”

报告中强调了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它们正在努力控制开支,弥补由于产出下降导致的税收减少。

报告指出,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要使债务与GDP比率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基本预算盈余(不计利息支出)占GDP的比率需要连续20年保持在2%以上的水平”。

此外,货币政策一直受到调整努力的极大影响。BIS指出,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且,随着各国经济日渐依赖于超低利率,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风险。

切凯蒂在概述年度报告时表示:“各国央行能做的事十分有限,它们无法修补资产负债表,它们无法提高生产率,它们也无法让政策走上可持续的道路。”

他警告说,除非政策制定者能够解决长期财政巩固的问题,否则复苏就会遥遥无期。

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洲——面临的风险最大,不过BIS也指出,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正在上升,特别是那些通过向工业化程度更高的邻近国家出口而实现快速增长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和泰国。

译者/珍丽

澳大利亚遭遇“资源诅咒”?

通用电气(GE)澳大利亚业务主管斯蒂夫•萨金特(Steve Sargent)表示,人们常常意外地发现,这个人口仅2200万的国家竟是通用电气的最大市场之一,实际上比中国还要大。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一场资源热潮,它让这家综合企业能够向遍布澳大利亚的大型采矿和能源项目销售机车、涡轮机和水下技术设备。但把这纯粹看作澳大利亚的成功故事是误导性的。

“记住,购买我们产品的最终并不是澳大利亚人,而是这个国家以北的30亿人,”他表示,“如果说亚洲发展中国家是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那么矿产丰富的澳大利亚就是在提供引擎的燃料。”

通过把自己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捆绑起来,澳大利亚实现了非凡的繁荣。该国正进入第21个连续增长的年头,拥有AAA信用评级,失业率略高于5%,而且(与欧洲很多国家不同)拥有一个强大的银行业。

随着经济重心转向亚洲,澳大利亚是受益最多的发达国家。自2007年以来,澳大利亚经济扩张了10%以上。澳大利亚政治记者乔治•迈格劳金斯(George Megalogenis)在他的新书《澳大利亚时刻》(The Australian Moment)中写道:“我们转向英国人和美国人寻求启示与宽慰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是我们告诉他们如何做的时候了。”

然而,虽然与亚洲的联系也许初看上去是一种福分,但一些人担心,随着推动亚洲增长的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开始放缓,这些联系到头来可能是一种诅咒。按照这个论点,有“中国后院的采石场”之称的澳大利亚陶醉于自己的资源财富,已变得过于依赖由大宗商品拉动的增长。这让澳大利亚变得懒惰而自满,同时分析师们担心,这可能正吹起一个信贷泡沫。随着澳大利亚财富增加,企业和政府不那么愿意做出加快生产率增长所需的艰难决定;经济学家们表示,澳大利亚的生产率增速需要从2006年至2011年期间的每年0.4%,恢复至每年大约1.5%。

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的迪兰•格里斯(Dylan Grice)表示:“如果中国资源需求保持旺盛,一切或许都会不错。否则,一切就不会那么美好了。实际上,无论如何都可能会有麻烦。”

资源行业的繁荣将澳元推高至很多制造商无法竞争的水平。支撑逾300万就业岗位的旅游业、零售业和教育行业也步履维艰。外国度假人士和潜在的留学生现在都发现,澳大利亚是一个极其昂贵的目的地,与10年前不同。同时,资源行业薪资飙升,导致其它一些行业无法留住或吸引员工。

种种因素的结合促使一些人问道,澳大利亚的一部分经济领域是否已患上荷兰病(Dutch diseas)?荷兰病是指来自自然资源的收入扭曲其他经济领域的现象。一些人主张,为取得成功,澳大利亚必须更为自信地重新界定其全球地位。

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表示:“澳大利亚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更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而非经济上的。澳大利亚必须在心理上把自己视为地区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继承了这个大陆并发了大财的白人部落。”

他表示:”我们必须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对那些没有欧洲渊源的国家开放。”

尽管澳大利亚最近的经济(截至今年3月的一年增长4.3%)和就业(5月新增近4万)数据描绘了一幅可喜的画面,但现实更为复杂。很多远离西海岸矿业热潮的澳大利亚人,特别是悉尼和墨尔本等东海岸城市的居民,没有看到资源繁荣的好处。

在昆士兰州黄金海岸经营一家汽车经销商的贝里克•林顿(Beric Lynton)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我手下已有6名有经验的技工跳槽到了矿业公司。”他补充说:“我们的薪资没法和他们比。”他解释道,澳大利亚技工短缺意味着,他现在被迫从欧洲物色人手来填补空缺。

一些更为消极的情绪可归咎于澳元强劲。在澳元兑美元汇率在1:1的水平徘徊之际,企业很难竞争。过去一年,矿业新增就业近6万个,而零售和制造业损失近5万个就业岗位。

随着大量资金涌入新的采矿和天然气项目,澳大利亚国库部预测,未来两年,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经济领域将每年平均增长9%。相比之下,非资源行业同期的平均年增幅将为2%。这种“双速经济”体现于最近的数据:在截至今年3月的一年,自然资源丰富的西澳大利亚州的需求增长14.5%(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但新南威尔士州仅增长1.9%。

可想而知,这种差距会产生政治冲击波。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执政党工党议员韦恩•斯旺(Wayne Swan)对吉娜•莱因哈特(Gina Rinehart)等矿业巨头予以抨击,莱因哈特最近被一家当地杂志冠以全球女首富的称号。斯旺表示,这些亿万富翁正利用自己的财富反对“好的公共政策”和经济改革。

他在谈到莱因哈特入股澳大利亚最大传媒公司之一、旗下拥有《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的Fairfax Media时表示:“少数在国家经济成功中占得过高比例好处的既得利益群体现在认为,他们有权影响澳大利亚的未来,以满足自己的私利。”

这场辩论仍在继续,人气不高、在下次大选中面临惨败的工党少数派政府,利用预算“传播矿业繁荣的成果”,包括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50亿澳元补贴。

这一切激起了矿业的愤怒回应。必和必拓(BHP Billiton)董事长雅克•纳瑟(Jac Nasser)最近表示:“抨击个人和特定行业,无助于增强人们对我国的信任,这么做一点好处都没有。针对资源行业的攻击尤其令人担忧,在澳大利亚经济中,这个行业有望继续增长,并为更多澳大利亚人创造就业。”

“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级的行业,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应为此自豪。但这是一个全球化且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而且处在一个脆弱的阶段。”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澳大利亚资源行业的前路可能变得非常崎岖。麦格理证券(Macquarie Securities)的布莱恩•雷迪肯(Brian Redican)表示:“即便中国决策者没有把情况搞砸,这也可能意味着,未来5年期间他们对大宗商品的需求远远低于我们目前的估计。”

全球最大矿企理解这些风险。过去几个月,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前景趋软,它们对扩张计划发表了谨慎言论。

必和必拓最近放弃了未来5年向“增长型项目”投入800亿澳元的目标。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高瑞思(Marius Kloppers)表示,近期他不会批准任何大型项目。“其中一些项目的经济效益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未来两年,或许是18个月,我们将静观其变,看形势如何发展。”

澳大利亚政府反驳称,在澳大利亚5000亿澳元的资源投资管道中,逾半待建项目已获批,下一个阶段的增长将来自大型天然气项目,目标是销往日本和韩国。澳大利亚国库部预测,未来12个月,企业将向资源行业投入创纪录的1200亿澳元。

但建筑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意味着,分析师估计,很多项目可能不会上马。澳大利亚矿业协会(Minerals Council of Australia)最近委托编制的一份报告显示,相比西非,铁矿石项目在澳大利亚的建设成本要高出75%,同时电煤矿新增单位产能的成本5年内上涨了3倍,危及力拓(Rio Tinto) 20亿澳元的Mount Pleasant电煤矿等项目。

在工党政府决定推出新的碳排放和采矿税之后,财政体制的不确定性也变得更加突出。

“澳大利亚有风险吗?有的,”嘉能可(Glencore)首席执行官伊凡•格拉森伯格(Ivan Glasenberg)最近表示,“这是一个第一世界国家,但这个国家在做的一些事,正使人们对于投资变得谨慎起来。因此,澳大利亚正变成另外一个国家,你必须确定规则不会对你发生变化。”

除了自然资源行业,还有一些问题对澳大利亚经济构成威胁。一个是房地产价格高企。另一个是消费者欠债过多。与他们在北半球的盎格鲁撒克逊同胞一样,过去20年期间,澳大利亚人支出超过收入(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超过160%),他们现在正试图还债。

格里斯表示:“如果你揭开澳大利亚‘奇迹’的表面,你不仅会发现一个奇迹般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你还会发现一个奇迹般的信贷超级周期。一个信贷泡沫建立在大宗商品市场基础上,而后者建立在一个更大的中国信贷泡沫基础上,澳大利亚看上去像是一根杠杆化的杠杆,一个债务抵押债券(CDO)的平方。”

澳大利亚央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行长格伦•史蒂文斯(Glenn Stevens)表示,“家庭去杠杆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经济中的不均匀。他表示:“问题不仅仅在于,矿业正通过吸引劳动力和资本以及推升汇率,对其他行业造成挤压。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即便没有矿业繁荣,一些之前因为家庭支出增长异常强劲而表现良好的行业,无论如何都会放缓增长。”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脆弱性,但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澳大利亚在发达经济体中处于独特地位,能够获益于经济实力向亚洲的转移。这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中国的健康增长很可能还会持续几十年),还取决于亚洲中产阶层的全面壮大,这将需要用澳大利亚原材料建造的基础设施。

澳大利亚影子国库部长、悉尼议员乔•霍克(Joe Hockey)表示:“我确信,我们正站在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时代的门槛上,挑战将是管理富裕。”

但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澳大利亚人必须解决该国双速经济所导致的问题,并且像迈格劳金斯所说的那样,开始“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后院”。

“无所作为,听任矿业来决定这种关系,将让其他90%的经济领域无法与整个地区进行富有成效的往来,使澳大利亚陷入一种新的隔离形态。澳大利亚要么成为一个伟大国家,要么变成亚洲的富有白人垃圾。”

译者/梁艳裳

中国双速楼市的政策困境

“世纪城”是距中国东部港口城市青岛市市中心30公里处的一处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该项目宣称采用“西班牙建筑风格”,建有拱门和红瓦屋顶。

但空荡荡的公寓和不断下跌的房价令人想起西班牙的另一面:肆虐地中海经济的住房市场泡沫。

分析师称,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它是否会遭受类似的命运,使得脆弱的全球经济丧失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导致过去十年的大宗商品繁荣结束。

任何答案都将藏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双重特征之间。在最大的发达城市,只有最有钱的市民才买得起房子。但在其它的绝大多数城市,人们比前几年更能负担得起房价,这使得开发商不太愿意建造更多的房子。对进行干预以遏制房地产投机的政府而言,双速房地产市场导致了一个两难困境。随着经济急剧放缓,中国政府是更应该担心大城市的房价泡沫,还是更应该担心其它城市建筑活动的低迷?

研究机构龙洲经讯(GK Dragonomics)的咬丽蔷(Rosealea Yao)表示:“政策制定者将矛头对准房价非常高的城市,但这些城市的住房销量只占全国的25%左右,同时对它们的打压具有全国性的影响。”

近几年房地产建筑活动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它的减速已对经济造成了影响。预计本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速将放缓至7.5%左右,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中央政府意识到了这些风险,开始极其轻微地放松限制。它鼓励银行向首次购房者提供优惠贷款,并激励开发商加大建造价格较低的住房。有迹象表明政策转变正在收到成效。青岛和其它城市报道称最近几周的房屋销量出现增长。但围绕人们能否买得起住房的争论仍在继续。

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房价收入比在7左右时是合理的,历史上其它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就是如此。目前富裕国家的房价收入比接近4。龙洲经讯的咬丽蔷表示,好消息是,随着房价微跌和工资增长,全国房地产市场正迅速接近理想水平。根据房地产研究机构上海易居中国(E-House)的数据,中国房价收入比曾在2009年达到8.1的峰值,但去年降至7.4,今年将会进一步下降。

坏消息是,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仍非常高:上海12.4,北京11.6,深圳为15.6。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的经济学家姚伟表示:“自去年开始调控以来,人们的房价负担能力有所提高,但提高的速度还不够快。这就是中央政府继续坚持调控政策的原因。”

以青岛啤酒闻名于世的青岛,是因政府采取房地产市场降温措施而陷入困境的众多城市之一。青岛是人们最负担得起房价的主要城市之一,去年房价收入比正好是7,但今年房屋销量仍暴跌三分之一。

原因并不难理解。在世纪城的样板间,一面用大红字体解释政府限购政策的巨大标牌遮住了人造大理石石柱。限购是中国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弹药库”中最有力的武器,它限制了现有房屋业主购买第二套住房。

世纪城建筑工程师常乐已见证了建筑施工速度大幅放缓,他表示:“这种政策抑制了大量的需求。人们一直等着价格崩盘。我们可以回过头重复以前的工作,将同样的工作做两遍,但现在真的没有多少有用的新工作可做。”

常乐表示,这是一个面积足有250个足球场大、可容纳5万人居住的开发项目,计划在2014年完工。他称,由于目前仅有少数几个塔楼完工,大部分土地仍未动工,该项目更有可能在2018年才完工。

但仍有前来看房的买家。在最近的一次看房中,张肯(音)小心翼翼地走过横在露天坑洞上的木板,来到一幢半完工的楼前,让他的女友看他刚刚购买但明年才会入住的公寓。他表示:“由于这个项目非常大,所以所有人都在关注。我看到价格跌下来了,我想目前的价格是合理的。我认为房价不可能下跌太多。”

但对中国中央计划者们而言,进行完美的住房市场调控——让大城市房价下跌,同时刺激其它城市的建筑活动——可能有些吃力。

译者/邹策

媒体札记:王小山和蒙牛的战争

(2012年6月21日)

一、“死磕”

蒙牛可能是中国互联网上最具争议的企业。虽然这家乳制品巨头的产品仍旧畅销于城乡,但它时常被反对者当作中国食品安全的“黑心代表”拷问,且对其供陈尽皆不信。

王小山是最著名的那个。这位活跃于媒体和出版界的前记者在过去半年间向蒙牛发起了一场公开挑战,利用自己的网络发言平台持续地汇总传播有关这家乳企的丑闻,并批评韩庚、杨幂等代言明星、呼吁他们不再续约。支持者们为这场“死磕”感到振奋,认为这种坚持开创了中国消费者保护自身权益的新篇章,所以,当王小山在上个月制作出一个号召“健康生活,远离蒙牛”的视频后,有盟友曾免费为其在昆明、深圳等地的广告屏幕上播出。

来自国企中粮的新总裁孙伊萍上任后,蒙牛显然也在努力争夺公众支持度,虽然从网络舆论场上看,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以微博之道还治微博之身,这家乳企既通过这个发言渠道试图澄清类似“掺尿原奶”这样的指控,也针对王小山自称受到的人身威胁出言安慰:“您新发的一条微博一定让关心您的众多网友很担心,但希望您知道,我们同样很担心。最近一段时间,您一直在批评蒙牛,但蒙牛不会对您作出任何超出法律的行为。在祝福您平安的人中,蒙牛绝对是真诚的一个!”

王小山嗤之以鼻,虽然蒙牛上周六公开邀请他来监督蒙牛引入丹麦牧场管理体系后的进展,但他“完全丧失信心,没兴趣监督,只有抵制,不相信会改好。如果真有诚意,先把2008三聚氰胺受害者负担起来,很多受害家庭依然在痛苦中。”事实上,只过了一天,这位“斗牛士”

就有了新的“怒转”:“我在内蒙的十天——蒙牛冰激凌代加工点实习记录。集宁平地泉,天辅乳业。蒙牛的冰激凌代加工点。当天下午培训。第二天开始上班。噩梦开始。”

一位自称来自西安的大三学生发出此帖,根据图文记录,他声称蒙牛的冰激凌代加工点天辅乳业“环境分外的脏乱差,与工厂紧邻的宿舍楼门口在焚烧生活垃圾”,并指一些生产原料卫生情况令人担忧,“大肠菌群和细菌总数不合格率为10%左右,但其墙上张贴的达成情况表却显示,产品微生物合格率为100%。”

在连续多天的删帖和发帖拉锯战后,蒙牛终于决定在周一零时刚过发布微博,承诺“将尽快查实情况,向消费者和网民汇报。”两天后,又是子夜时分,调查结果发布,这家公司承认其代工点在宿舍管理及周边环境存在的问题“基本属实”、“存在违规”,但否认了有关“抽检不合格率”的指控。态度显得如此诚恳,以至于当有人提醒评论中出现水军时,得到的回答是“蒙牛现在不关心是否有水军在攻击我们,当下最紧要的事情是做好全面提升、办好我们自己的事。对蒙牛而言,谩骂中包含了网友对中国乳品质量的痛与无奈,我们会以此为镜,时时警醒!”

于是,在“蒙牛新任总裁孙伊萍首次亮相媒体宣布联手欧洲乳制品巨头爱氏晨曦”的新闻发布同时,这则认错声明也得到了媒体关注。腾讯甚至在今晨将来自《新京报》的这则报道推上了新闻首页头条。

不过,午后,那位值班编辑也只能在页面上感叹一句“蒙牛公关好厉害”。《南方周末》评论员李铁或许对此也心有戚戚,他在本期“方舟评论”中写道,“媒体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常常受到各种公关和打压,往往报道才刚刚开头,就在各种压力下偃旗息鼓”。

虽然没能公开点名蒙牛或者伊利,但这篇《谁给了食品安全“惯犯”可乘之机》还是火线出炉,试图解答人们的那个疑问:“为什么那些一而再、再而三被曝光的食品安全‘惯犯’企业,其产品依然摆满了超市的货架?”在列举了韩国、日本、德国那些因为出现食品安全责任事故而关门破产的企业史后,作者总结在中国的有法不依、行政干预、限制社会公益诉讼等障碍,强调在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面前,消费者不可能麻木不仁,“民族品牌”也不是超级武器,能消灭一切质量问题:“当媒体的声音消失后,消费者无法得到足够信息去判断;当地方行政权力充当大企业的保护伞后时,消费者无力维权。没有哪个民族的消费者会先天麻木。麻木,终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说起来,还是《南方周末》的兄弟报纸《南方都市报》做出了勇敢的选择,主编们决定再一次得罪广告大客户,允许刊出题为“蒙牛再爆丑闻,重塑消费信心剑指何处”的社论。在专门用一个括号标注“该条微博曾一度被设置为禁止评论”后,作者们还指控蒙牛方面所进行的线下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网帖被大量删除;爆料人表示涉事企业人员已到其学校,爆料人被约谈,并表示‘这件事不会多说了’……”

这份广东畅销报纸就此认定,“一边是‘感谢网友爆料’,一边却是网友不敢再发言。看起来,蒙牛乳业已试图用一句‘道歉’和‘严防再次发生’,来开始它又一轮‘下不为例’之旅。”另一份“南方系”干将——《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报道被援引,文章作者逼问“蒙牛乳业向公众遮掩的,是否恰巧仅此一家已事发的代工企业而已”:“很难让人相信,被承认‘基本属实’的网帖,其所描述的、如小作坊般的产品生产情形,会发生在蒙牛这样一家大型乳品生产企业;但人们又很难不去相信,因为循着媒体整理的近年来蒙牛产品质量问题索引,一桩桩、一件件翻检,最逼仄也最残酷的现实是,如上种种至今都未看到一个像样的处理。相反,于蒙牛而言,每有大事发生,各类俨然成为下意识的对应策略,虽依旧笨拙却已大成气候,且公众不得不沮丧地承认,其灭火效果竟出奇的好。”

最后,《南方都市报》更决定高声呼吁民众响应王小山号召、实行“零容忍”:“一家普通的乳品企业,何以屡屡在公共食品安全事故中顺利逃脱干系,在所谓‘善后’的措施中营造出某种肃杀气氛,并利用各种说辞绑架奶农利益。消费者或须扪心自问,是否也正是因为公众对犯错者的轻纵和容忍,对昨日不堪的过于善忘(当然也可能有‘没得选’的困境),给犯错的企业营造了一个罕见而畸形的生存环境。”

三天前,继远避澳门后,王小山已再次宣布:“螺丝在拧紧。关于蒙牛,本人暂且闭嘴十五天或更长。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四个微博,如果持续十二小时均未发言,则被失踪。余不解释。”但当他看到这篇社论以及盟友们劝告民众不要因为蒙牛道歉声明而抱有“幻想”时,还是忍不住要转发。不过,斗牛士也有烦恼,除了代言明星的粉丝们恨他过于“偏执”外,学者吴稼祥也在近日表达了对这种“死磕”的不以为然。于是,这位自称“没多勇敢,更不高尚,只是恐惧。前恐惧毒奶,后恐惧报复”的中年男子,在微博中感叹:“忽听一向敬仰的学者说我是狗腿子,只对一块疮使劲而不敢对整个病体发力,该哭还是该笑?”

二 、“下意识”

一个弯腰,两种解读——针对胡锦涛在G20峰会合影后捡起脚下中国国旗的那个动作,究竟是爱国主义的感人瞬间,还是只为了撕去粘在鞋底的胶纸,“五毛”和“公知”们还在微博论坛上争执。有人劝解双方都无需“过分解读”,五岳散人的见解是,“那是不随手乱扔杂物的良好习惯,非常有教养的表现……都不用上纲上线的。”

不过,当那些反感“拍马屁”的人们今晨看到那篇《主席一弯腰,感动亿万网友》时,他们又要感叹《北京日报》“没有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完胜人民环球”了。署名记者刘冕在文中使用“合影结束后,惟有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弯腰把这面国旗贴纸捡起、细心地收了起来,从而中国国旗避免了被人踩踏”来描述那个动作,强调“一个拾国旗的细节,带来的是满溢的感动。”

文中引用了十余位来自中国各地的网友留言,比如“一刹那间,我的鼻子酸酸的,毕竟他也是近七旬的老人呀!中国的掌舵人!”、“我弯腰了,是因为我深爱着这片土地;我流泪了,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主席!”、“瞬间的弯腰,挺起了伟大的中国,国人为此种弯腰而自豪”。根据这份记录,当一位铁岭的网友写道“这一弯腰让中国人的腰更直了”后,他为了表达敬意,“一连用了11个感叹号”;而另一位网友则在微博里写下保证书,“正能量,以身作则来爱国”。

文末,作者更从胡主席的这个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伟大而光荣”的举动,联想到63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据其统计,“昨日,各大网站纷纷转载胡锦涛主席细心拾起中国国旗的照片,网民用发自肺腑的语言,通过新闻跟帖、论坛、博客、微博客等多种渠道,传递着感动、赞许与骄傲。截至昨日15时,评论已超过6.4万条,微博信息发布超过9.3万条。”

不过,这些“弯腰拾起国标,起身挺起国魂”的话语其实也并没有得到门户网站热烈展示,新浪选择放在评论频道头条位置的是《京华时报》那篇头条评论——《捡国旗贴纸细节传递平实真性情》:“许多人被总书记这一举动感动,也有人做了不少联想。其实,这个细节,更多传递的是总书记作为国家领导人平实真性情的一面。这种真性情,这些年来在许多事件和细节中我们都能感受到。”

比起如今已是自家母报的首都市委机关报,这份京城畅销都市报反复强调那是“下意识反应”。列举胡锦涛当年拥抱葡萄牙受伤仪仗骑兵以及历年与群众共度除夕的细节,文章宣布公众需要领导人的这种“真性情流露”,而“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身上,这种真性情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对很多问题的反应往往首先基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感性,和寻常人并无明显不同。只不过,身居高位者的这种真性情,不仅有利于发现一些真实存在的问题,更有利于他们从全局角度去解决问题。”

“国旗贴纸掉在地上,没看见当然不会有反应。看见了,捡起来的反应就正常而自然”——在再次认定那个“下意识反应”“体现了对国旗的尊重,更体现了国家在心中的分量”后,《京华时报》在结尾处升华全文:“曾看到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在抠起水泥地上嵌着的一枚硬币,身边人觉得奇怪问她干什么,她说这上面有国徽呀。这个故事,值得深思。”

曹林至少对《北京日报》的处理手法感到不适,他在微博中就此批评“过度拔高的宣传,对那种朴素自然的行为,反是一种伤害和矮化,反让人感到尴尬和难堪。有些党媒做宣传,还没学会说人话。”这位《中国青年报》评论员自己的“人话”在午后得到搜狐推荐,《胡主席捡国旗贴纸何以引发大反响》:“主席捡起国旗贴纸后,细心地收了起来,这种文明的习惯,这种对国旗的尊重,已经足以让人感动。领导人也是公民,但领导人在重大外交场合不经意间这种不矫揉、不造作的自然举动,更能让国民感到骄傲,更能通过以身作则而对国民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示范和教育意义。”

曹评论员也看到了类似“这一弯腰让中国人的腰更直了”这样的留言,但他对此劝告“细微之举无须拔高”:“并不是非要有‘避免中国国旗被人踩踏’的认识高度,才能衬托出主席背影的伟大。捡起贴纸后没有像一些不文明的人随意乱扔,就是一种可贵的文明;善待国旗,捡起后细心收了起来,本身也足以体现对国旗的尊重和内心的那份情怀。”编辑们为文中最后一段话加上了特别颜色,即“小举动之所以引发大反响,冲击力源于那种质朴的情怀,我们需要从人的角度去解读,而不是神化。确实,领导人的这种质朴,能在被人格魅力的征服中提振起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但我更期待,国民对这份可贵的质朴情怀,不能仅停留于赞美和感动中,而需要反思和学习。”

三、“还要再生”

在陕西官方承认那位安康7月孕妇遭引产情况“基本属实”并承诺“进一步彻底查清事件真相”五天后,一篇详尽讲述其间经过的稿件在周二获得发表,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桩悲剧的怜悯和气愤。

稿件标明来自中国网,由记者江岳和雷滢写就。在搜狐上,得到的标题是“陕西引产孕妇披露逃亡细节,钻床底被抓干部大笑”,腾讯则是“陕西孕妇被逼引产调查:胎儿死前拼命挣扎4小时”,凤凰网用“镇上着急摘黄牌,押金1天涨1万”作为重点推荐要昨日首页要闻区,并在通过微博推荐链接时选择了下面一段摘要:“注射引产针约30个小时后,冯建梅的肚子开始剧痛,与生孩子时的感觉不一样,‘痛得想死过去’,疼痛夹着绝望折磨了她4个小时,这个孩子在以最激烈方式,与母亲告别。6月4日凌晨3点多,孩子出生,母亲看见,小小的她浑身乌青,毫无生气。”

事实上,这篇报道同样走了条“生死路”,虽然引发了大量转载点击,但也迅速被沉降到了首页之外,也没能在昨天获得任何一份重要纸媒摘录。

一周以来,因安康事件而汇聚的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网络控诉接连不断,人们不仅指责基层计生干部的种种恶行,更强调这一“基本国策”执行30年来早已成为利益集团把持重地,攀附于此的公务员们在处罚时横行霸道、捞钱谋利,不断其根源而只是追究执行者责任无异于“治标不治本”。一些异议者将这种“生育不自由”与关于推迟退休的忧虑结合起来,叹息既无法“养儿防老”又不能指望“政府养老”。

当然,在网络舆论场上的这种压倒性愤怒中,也有人并不愿加入到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全盘否定中去,他们强调着控制人口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后进国家的意义,例如铅笔社经济学者李子暘,就批评那些口口声声“生命第一”的人是“左手反计生,右手要福利”的自欺欺人派。

除了这些对生育“外部性”的争论外,还有一些人嘲笑那些同情者只是将农民想象得过于“善良”,那个孕妇家庭并非如围观者想象的那样“无辜”,比如超生,比如居然使用IPHONE这种昂贵手机。《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宋鸿兵前天就在微博中宣布,自己拥有“记者朋友不能发表的情况”:“被引产妇女十六岁时就谎报年龄生第一胎,几年都不转户口,因为是女婴又怀第二胎。B超后知道又是女婴就拖着不交罚款了,如是男婴早交了,后来是她自己同意的引产,引产后又自己拍照片想讹一笔钱。媒体报道要客观,外媒爆炒这事目的当然是丑化中国。”

记者王思璟立刻拍案而起,她呼吁新浪官方对此辟谣,并在宋鸿兵删除相关微博后提供自己同事的见闻,《没有抬高一厘米的枪口》。不过,在她所供职的《21世纪经济报道》将这些对冯建梅夫妇的采访搬上纸面前,其竞争对手财新网已经按捺不住了。

昨天上午11时32分,这篇《陕西镇坪未如期公布强制引产事件调查结果》被刊出,开篇即称,“虽然此前镇坪县县长周耀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敬民都曾做过保证,最迟6月19日下午公布曾家镇孕妇强制引产事件的调查结果,然而最后,承诺依然落空。‘镇领导跟我们说,要市里点头才可以,县领导当不了家。’被引产妇女的丈夫邓吉元如是说。”

根据财新记者引述的邓吉元说法,17日之后,他们夫妇遵守了“不再接受记者采访”的条件,统一回应“周二下午结果出来后再说”,“面对律师的法律援助,也都暂时婉拒。”但等到19号下午4点,“镇上的霍书记过来时,却说这事要市里决定,县领导当不了家,那句话不算数了。还派了个律师跟我们讲,他们的行为为何合法。”

现在,邓吉元或许的确不那么“相信组织”了,《新民周刊》的报道也已在昨天公开。根据首席记者杨江的记录,邓吉元和冯建梅从结婚到生育是“一路违规”,而针对“网络上有传言‘邓家知道孩子是女婴后便同意引产’”的提问,这位经济窘迫的丈夫坚决否认,“我们事先根本不知道孩子性别,无论男女,都是我的骨肉啊。”文中,曾家镇的干部“希望记者体谅基层干部的苦衷”,而邓吉元则抱怨“赔偿的问题至今无人与他来谈”,不过,他有了新的人生计划,那就是“等冯建梅身体恢复了,还要再生孩子!”

邓吉元确实拥有舆论主动权,虽然这些报道明显受到了一些管制,比如无法像事发之初那样在门户网站上获得显要位置,甚至很快就链接失效,但就在今天,中共中央机关报已经允许评论部提及此事,并将问题上升到中国国际形象维护的高度。

在“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栏目带领下,文章以“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形容不良影响:“可曾想见,安徽芜湖一位副市长骑车送女儿的照片被网友‘疯传’,展示着中国干部‘平民化’的一面?又可曾想到,陕西安康怀孕7个月孕妇被强制引产,会给中国形象造成怎样的负面注脚?在日渐响亮的‘中国声音’大合唱中,如何成为和谐旋律的参与者,避免成为噪音杂音的制造者,考验着各级基层干部。”于是,赶在端午节前,《人民日报》的评论员们再次要求各级官员提升“舆论贯通能力”、“在处理‘国内问题’时要考虑‘国际影响’”:“作为一个地方和单位,如果没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主动意识,没有行动前的‘舆论前置’意识,就很难在纷纭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也很难展示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希腊退出与中国放缓

关于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人们已经进行了不少的讨论。但人们较少讨论的是,中国需求(尤其是对原材料的需求)放缓可能对全球经济的某些部分产生何种影响。

中国需求放缓可能没有希腊退出欧元区那么富有戏剧性。或许正因如此,才尚未有人创出一个可与“Grexit”(希腊退出欧元区)匹敌的无聊词汇。(我这里给出一个词“Chindown”(中国放缓),还有点“keeping one’s chin down”(泄气)的意味。)鉴于中国经济的分量及其对某些大宗商品出口国的重要影响,或许我们应该给予这个话题更多的思考。毕竟,与任何人都不希望出现的“Grexit”不同,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宣布它打算策动一个“Chindown”。在截止于2015年的“十二五”规划里,中国明确提出要摆脱以投资主导的、需要消耗大量大宗商品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将年度经济增长率从近几年的两位数降至8%。

对多个经济体而言,此事关系重大。在过去20年间,许多国家的对华贸易大幅增长。1992年,对华贸易在巴西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仅为微不足道的0.9%。到2010年,这一比例飙升至14%。其他大宗商品生产国的对华贸易也出现了类似的爆炸式增长。对华贸易在巴基斯坦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从2.9%升至13.5%,在印度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则从0.4%升至10.5%。

在欧洲和美国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之时,中国已成为替代的增长引擎。一种反馈回路已经形成:中国从大宗商品生产国购买大宗商品,大宗商品生产国又用所得收入购买中国的制造产品。结果就是,中国已成为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澳大利亚、韩国、日本、菲律宾、巴西、智利、秘鲁、安哥拉和南非。

其中一些国家可能会受到中国需求放缓的不利影响。除了中国需求自身会放缓之外,它所需要的大宗商品(石油、铜和铁矿石)的价格也会下跌。

巴西是可能遭受损失的国家之一。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新兴市场主管鲁吉•夏尔马(Ruchir Sharma)发表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巴西近些年的成功“依赖于一个极其不可靠的前提:大宗商品价格”。也就是说,巴西对中国的依赖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夏尔马表示,“Chindown”可能意味着巴西“神奇时刻”的终结。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标志着新兴市场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时代的结束”。

另一个符合这种模式的新兴市场国家是蒙古。对华出口在蒙古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92%,随着今年晚些时候蒙古一座大型铜矿投产,这一比例实际上还可能上升。蒙古正努力使出口多元化。它希望将大宗商品发到数千英里之外的俄罗斯太平洋海岸,尽管它的矿山就位于蒙中边境附近。蒙古政府代价高昂的“对冲”计划表明,一些国家若想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会是多么的艰难。

依赖中国的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澳大利亚也依赖中国,或者更准确地说,依赖于中国需求催生的高昂大宗商品价格。实际上,矿业企业基于中国永无止境的需求而制定的某些重大投资计划已被搁置。必和必拓(BHP Billiton)首席执行官马利尤斯•科劳珀斯(Marius Kloppers)最近表示,某些采矿项目的盈利前景已经发生了变化,只得搁置。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的迪伦•格赖斯(Dylan Grice)因此表示:“如果中国的资源需求保持强劲,或许一切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保持不住,那么一切都会出现问题。”

中国需求放缓不一定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坏事。汇丰(HSBC)亚太区经济学家范力民(Frederic Neumann)指出了硬性大宗商品和软性大宗商品的不同前景。如果家庭部门支出增长,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实际上或有利于小麦和大豆等软性大宗商品。换言之,巴西受损,阿根廷却可能获益。它还可能有利于用于食品加工的棕榈油等其他大宗商品。这可能会令马来西亚(该国近些年扩大了棕榈油生产)和印尼等国受益,尽管印尼也生产煤炭等硬性大宗商品。

另一方面,一些石油进口大国可能受益于中国需求放缓导致的油价下降。

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冲击。而中国需求放缓的影响可能更加复杂。对某些国家而言,这将意味着它们“神奇时刻”的终结。

*《看空巴西:大宗商品需求放缓和神奇时刻的终结》(Bearish on Brazil: The Commodity Slowdown and the End of the Magic Moment),发表于《外交》杂志5/6月刊

译者/邹策

汽车中国:四轮上的新生活

汽车正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行驶上路,享受汽车带来的自由。

Saturday, June 23, 2012

LEX:中国不再需要“保八”

不仅是中国政府,很多西方投资者也认为,中国需要保持8%的增长。但随着经济下行成为现实,人口结构变化,“8%”可能已经不是一个硬指标。

Friday, June 22, 2012

太阳休假日记——1983年记事

【老愚按】这是为《复旦风》第二期准备的稿件,内容出自大学日记,然而1985年5月创刊的杂志再也没有了第二期。在嘈杂的当下,让读者回眸一下二十九年前的那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或许不无裨益。

1月17日 阴天 星期一

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钟惦斐的《电影:从平庸走向自由》等相继发表,带来了激动人心的信息:极左的那一套货色就要被驱逐出思想的园地了。

近日读报,日甚一日感受到时代汹涌澎湃的洪流。这是一个出英雄的时代,一个彻底打破旧观念、建立新观念的年代,一个八仙过海自由翱翔的年代。我们不能靠自然淘汰毁灭一切老的、顽固的东西,而要行动起来。

1月19日 晴 星期三

两只野狗又叫起来,那可怜的声音必须消失,它是时代交响曲中的不和谐音。《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究竟要干什么?

3月7日 阴天 星期一

政治风云弄得人人心有余悸,讲话嘴边留三分,事先还得加一个说明。讲《当代文学史》就更是如此。多么令人战栗的现实啊!

3月15日 晴 星期二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党委书记盛华干着嗓子,嚎叫了一个半钟头。马克思主义是万古长青的吗?我们以及以后的时代,自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真理是发展的,没有什么凝固不变的至高真理!

3月21日 阴雨 星期一

上《当代文学史》文艺斗争一节,灵魂禁不住颤抖起来。这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无数仁人志士的血泪成就了一批党棍党霸。

3月24日 晴和的春日 星期四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一文又遭围攻。文字间匕首时现,令人寒心。

购《舒婷顾城抒情诗选》(三角八分)。

9月23日 晴 星期五

集体主义作为一个时代的普通形式,已经或即将被我们这一代人送进历史博物馆,集体讨论的方式也将被现代人鲜明的个性所粉碎。

千万人步调一致的所谓思考,不是社会意识的进化,而是其末日来临的征兆。把政治文件一文钱不收地塞进每一个公民的手中,本身已经贬值。强制推行的思想,犹如白天的太阳,度过炙手可热的时光,黄昏很快就敲响它的丧钟;而夜色苍茫的时候,天上有几许可爱的小星星在神秘而坦然地忽闪呢!

9月27日 大风 星期二

今天,《文汇报》发表王若水《南珊的哲学》。该文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全面剖析了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女主人公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哲学观,读来亲切极了。这是一种温和的批评。

“晚霞在天际消失,太阳沉没了。它还会升起。它正在升起。但这是一个新的太阳,既不是天上的神也不是地上的神——它就是人,它就是人民。”

10月6日 阴天 星期四

读《文明论概略》。作者关于借鉴外国文明的思想正合吾意。一个觉醒了的国家把目光投向国外,根本的目的在于汲取外国民众的精神:振作的,永远上进的,团结一致的(像美国的拓荒者精神,日本的强人精神)。可惜,我们好些人却抓了皮毛,忘掉了根本。他们津津乐道于外国的某些技术,外国的生活方式,好像那些才是人家进步的根本原因。精神上颓废、松懈、怯懦的民族,即使穿上最现代化的服饰,使用最先进的技术,他也创造不出自己独特的文明。因为物质文明跟精神文明并不是绝对成正比例发展的。

10月9日 晴 星期日

读《等待戈多》时,全身似乎被作者肢解了,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劲儿,真不想再读下去。

10月14日 阴天 晚落雨 星期五

下午,在大礼堂听周康做报告。七十高龄的人激情不减当年。他有声有色地讲述自己流放“西伯利亚”(黑龙江)跟“凡是派”斗争的情景,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

透视时,女生项很轻松地对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乐天派,会有啥子毛病呢?可人家一说,我就害怕。”

看见我手中的《邓选》,她问我:“你读过吗?”我说,大部分以前就看过,好多部分很有趣。“有趣?”她颇惊讶,“我可根本没动过那本书。现在这样搞,我很反感!”

我只好笑笑,能说她幼稚么?

10月25日 晴 星期二

当权者失掉了自信心,以解放思想建立自己的统治,现在又要用禁锢思想来维持自己可怜的生命了。可悲!

真理是不怕人家批评的,怕批评的一定不是真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烈焰吞噬了布鲁诺的躯体,可地球依然绕着太阳运转!

真理是不断发展的,丰富的,充实的。一个理论体系被新的理论体系所取代,这是人类认识的必然。这种取代不是简单的否定,它是在肯定前者的真理性基础上的发展。任何人为强制、迫使人信服于一个需要修补的所谓思想体系,将势必引起思想上的大发动。事情的结局往往令出谋划策者瞠目结舌。

把某种思想当做教条,根本不知其精神的人,竟然以唯一正确者自居,压制打击有探索精神的战士,岂非咄咄怪事?

考什么研究生!沉入生活底层,倾听和体味普通人的心声,创造为人生的艺术,等时机到来,抛出去,然后坐等处理。

现在才体会到,说真话是何等艰难。

10月26日 晴 冷风 星期三

读《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河北六家刊物停刊,四家被迫改组。美其名曰“加强党的领导嘛!”大有百花凋零之势。

中国之文艺,危乎殆哉!

10月27日 晴 星期四

《文学报》今天刊登了巴金的一张近照。用意昭然若揭:巴金还是受保护的嘛!

王震,这位以其对待知识分子较开明态度赢得信任和好感的老将军,这次竟然着了魔似的连日奔走,以马克思主义捍卫者的身份,高声疾呼“清除精神污染”。叫的越响,他失去的知识分子越多。可怜的老头!

“清除精神污染”的目的,倒不是真正要剪除那些毒草,而是要拿思想活跃者开刀。

10月29日 晴 星期六

读《西方美学史》至七十页。朱光潜对柏拉图美学理论的批评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我以为他是被那一套教条整怕了,故意这样写以求过关。

11月1日 晴 星期二

晚上,党章学习小组开会。

十几个人闷坐在寝室里。默默抽烟,眼睛里都带着火。A君主持会议,他笑着说:“大家聚拢,今晚就讨论当前的形势。”K君一马当先,历数新近跳出来进行政治表演的某诗人的发迹史,愤愤然骂道:“这等货色,真可谓阴沟怪杰!一有风吹草动便纷纷钻出来。岂不知大众早已经埋葬了他。”

越说火气越大,几个人争得面红耳赤,险些动起手来。

等大家把胸中的愤懑发泄了一通,A君方打开《邓小平文选》,“我们开始吧!”

11月2日 晴 星期三

文艺理论老师讲课很慌张,原先印的教学大纲打算详尽介绍“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也正是由于有这两个问题,大家才提起精神来上课),这节课该讲“异化”了,他支支吾吾说:“我只是客观介绍一下,我也搞不清楚。材料也不多,只好概略地拎一拎,其实,胡乔木同志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已经讲得很透彻了,大家好好学习学习就行了。”诚惶诚恐,令人喷饭。

今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凖的文章《马克思是怎样使用“异化”概念的?》。李把“异化”概念的使用归之于青年马克思受所谓“思辨唯心主义”黑格尔和人本主义费尔巴哈的影响,指出早期马克思还试图用异化劳动建立自己学说的整体系统,后来他抛弃了那种想法。因此,“异化”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里,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它也随之消失了。——这下干净了,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异化”,完美优越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有点小毛病,那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解决嘛。

于是乎,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生产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好像人是生产关系的儿子似的。那么,我要请教一句:马克思为何要研究生产关系呢?

11月3日 晴 星期四

读《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始知意识流之面目。

晚上,唐金海老师来谈形势,嘱咐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文革,否则又要吃苦头的。

我想过一种自我满足的生活,冷眼看现实。

11月15日 晴 星期二

下午,在1223教室听夏仲翼副教授讲现代派文学。这是学校布置的系列消毒讲座之一。

11月16日 晴 星期三

晚上,讲授短篇小说的张老师来辅导小说。这位军人出身的政工干部,时时表现出紧跟形势高瞻远瞩的样子,动辄以中央最近有什么指示小平同志有什么批示为引导词,对我们进行思想劝告:某个地方有多少人在搞“精神污染”、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去搞文学哲学云云。

他说,桂林会议复旦七位肇事者,近几日一直受到校系领导的关怀和帮助。有一位研究生在讨论会上,以非常诚恳的态度做了自我批评,最后做了四个保证。当讲到“我一定不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时,竟然泣不成声。张老师以欣慰的态度叙述至此,我却不由得悲哀起来。我似乎看到一幕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里思想者忏悔的场面。政治只不过是用一种宗教代替另一种宗教罢了。

11月18日 晴 星期五

下午,气功研究所一女同志前来介绍气功修行方法,听起来很玄乎。

11月30日 晴 星期三

读《拉摩的侄子》及黑格尔的评论。这是一部较早透露出现代困惑的作品。我以为作者是以嘲弄的口吻警告人们:趁早结束天真状态,正视眼前丑恶的现实,从中寻求更合乎实际的出路吧!

女作家张辛欣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既然善良的愿望总是成为泡影,那么何必死死地为自己粉饰现实,以完美的愿望加在作品后面,以求心灵的平静?抛弃一切幻想,从现实的废墟上建立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12月26日 晴 星期一

上午去校报编辑部,适遇主编和顶头上司——宣传部部长商量大事。

校刊在纪念毛泽东的专刊上拟发几首颂诗,一首诗里有“探索”字样杂入,部长大人一看版样,眼睛张大了:“哎,这句话好像不太准确嘛!”胖嘟嘟的主编赶紧凑上去,“对!对!探索什么呀?现在按照三中全会路线办就行了。要改,要改。”

教授短篇小说的张老师对H君说,老愚是个危险的人物,以后要吃亏的。

我把他当做老师,谈了两句对中国现实的真实想法,他就像警察发现了罪犯似的警觉起来。如果我戴上假面具,一定会得到他的赞扬:好一个有思想肯听话的学生啊!大有出息大有希望!

呜呼!

(作者专栏文集《在和风中假寐》已出版,敬请留意。)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