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rch 31, 2015

不应夸大中国楼市风险

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崩盘吗?不会,至少在我看来不会。眼下中国住宅地产市场比较疲软,但是我相信崩盘的风险非常小。中国房价正在趋稳,并且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再次出现同比上涨。

但是要记住,由于基数效应,房价在今年上半年大部分时间里的同比下滑幅度可能都会较大,使得预测楼市危机的声音愈发高涨。

7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的官方调查报告

正如去年9月底政策调整后人们所预期的那样,中国楼市正趋于稳定,但是没有强力反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新建住宅均价已经连续8个月出现环比下滑,但是下滑速度正在放缓:去年12月与今年1月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下滑0.4%,较去年11月(0.5%)、10月(0.7%)以及9月(1%)的环比下滑速度有所改善。

按同比计算,1月新建住宅均价较去年同期下滑5.4%。房价已经连续5个月出现同比下滑。由于基数效应(去年1月房价同比上涨逾9%,且一直到2014年5月每个月的同比涨幅均超过5%),即便房价环比跌幅继续收窄,未来几个月房价同比下跌情况也将继续恶化(参照下图)。

这是今年整个上半年市场情绪很可能出现不必要的悲观的原因。在官方数据覆盖的70个大中城市,只有1个城市的新建住宅价格在1月份出现同比上涨——厦门(同比上涨0.8%)。1月同比跌幅最大的6个城市为杭州(10.5%)、沈阳(8.4%)、韶关(8.2%)、桂林(8.1%)以及丹东和泉州(均为8%)。

里昂证券(CLSA)从更大范围的城市中(不含北上深广这类“一线”城市,这类城市占新建住宅销售的比例仅为4%)独立收集新建住房价格的数据。该机构发现,截至2月新建住宅价格已经连续11个月出现环比下滑。相比之下,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截至1月新建住宅价格连续8个月出现环比下滑。

CLSA数据同样显示出月度环比跌幅最近出现收窄趋势。2月房价仅下跌0.02%,少于1月0.28%与去年12月0.21%的跌幅(参见图表)。

与去年同期相比,CLSA数据显示截至2月新建住宅价格已经连续下滑6个月,与国家统计局调查的趋势相符。2月房价同比下滑2.1%,相比之下,1月同比下滑1.9%、去年12月同比下滑1.4%、去年11月1.2%、去年10月1%、去年9月0.7%。

由于基数效应,CLSA的同比数据在一段时间内也将保持在负值区域,但其基数的涨幅没有官方数据那么陡峭。2013年12月CLSA房价数据上升4.5%,2014年1月和2月分别上涨约3%至4%。

以下图表说明了两点。第一,中国二手房市场的价格走势与新建住宅市场类似: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二手房价格的环比跌幅小于之前3个月。第二,官方数据呈现的趋势,与CLSA直接从全国新建房地产项目销售经理处独立收集的数据所显示的趋势非常相似。

放缓还是崩盘?

随着未来几个月基数效应导致新建住宅价格同比降幅加大——尽管价格环比很可能会改善——媒体可能会进一步进行鼓吹“中国崩盘”论。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即使新建住宅价格若干个月都同比下降,比方说5%,我们也能够找到几个理由认为这可能不会造成一场危机。第一,因为过去9年住宅价格的年均涨幅为8.4%,所以处于亏损状态的房主应该是寥寥无几。第二,新买房的人必须支付至少相当于购房款30%的首付款,这一数字远高于2006年美国首次购房者平均2%的首付款比例。

此外,导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并对整个美国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破坏的产品,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没有次级抵押贷款,也很少有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中国没有二次证券化,也没有债务抵押债券(CDO)和贷款抵押债券(CLO)。中国的住房市场显然很疲软,但我相信发生住房市场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

除房价疲软外,住宅销售面积在2013年强劲增长17.5%后,去年也颓势尽显,同比下滑了9.1%。不过,人们有必要记住一点:尽管住宅销售面积去年下滑9.1%,但这仍意味着中国家庭在2014年购买了约1000万套新建住房。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意味着应该会有一些开发商斩获了极为丰厚的利润,特别是考虑到规模较大的开发商正在扩大市场份额。

今年的销售面积增长很可能会继续疲软,意味着住宅地产投资增速很可能会在2015年继续放缓。这是我预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继续逐步放缓、从去年的7.4%降至6.5%到7%的原因之一。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开发商(主要是民营企业)正通过放慢新开工步伐来应对销售面积增长放缓和库存不断增加的局面:今年头两个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滑20%。当然,不利的一面是这加剧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材料需求增长的放缓。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在预期经济同比增速将逐渐放缓的大背景下,我对中国的中期经济前景感到乐观。这种乐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旨在支持民营企业和市场的政府政策的不断演进。然而,我最大的担忧在于中国在治理和制度方面没有取得同等程度的进步。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日益以产权为基础,但在这方面中国还比较欠缺,而要有效保护这些产权和确保一个公平及基于规则的商业环境,需要的恰恰是法治。

这已成为许多问题的根源。腐败、依赖知识产权的行业发展乏力、大规模掠夺农民土地的行为(在中国各地引发抗议的主要原因),都是缺乏法治的后果。

短期内,随着人们找到在腐败和不透明的体制中跋涉前行的办法,随着中共努力减少地方官员对法律体系的干涉,中国能够继续保持繁荣。但随着经济增速在未来几十年里不可避免地放缓,中国独特的威权资本主义模式不太可能为一个现代化的、基于市场的社会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共正准备建立法治。中共似乎想继续利用法律体系对民众实施政治控制,而不是迈向一套主要目标是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来保障个人权利的体制。

但我们必须承认,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我第一次到中国工作时,同样没有什么明显迹象表明中共准备大幅放松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而10年后,中共已不再规定老百姓该住在哪儿和该种什么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没有预见到中共会大幅缩减国有部门、并为民营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铺平道路。那时,私人拥有住房还遥不可及。如今,多数中国城市居民都为民企工作而且拥有自己的住房。

过去20年间,中共在许多方面都有令人惊奇的表现。它所走的道路在众多威权政权当中可谓独树一帜:放松对民众生活和商业活动的日常控制,同时加强党对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控制。这是中共比其他威权政权统治时间更长的一个关键原因。对经济政策不断展开务实的改革则解释了为什么10%的年均GDP增速能保持20年之久(直至过去4年间才降至年均8%)。

建立法治要求中共采取另一项独特而重大的举措:将党对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控制权让出一部分给老百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虽然不会给投资者带来短期风险,但我相信它肯定会对中国经济未来10至20年的前景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译者/何黎

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

台湾已申请加入中国政府新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这将考验中国政府:政治上的考量是否会影响这家新银行的运作。

中国将台湾视为一个叛离省份,并一直在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内的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中,限制台湾成为正式成员。

3月初,英国突然决定申请加入亚投行,令美国措手不及。此后多个欧洲国家已不顾美国劝阻,申请加入该行。

就在本周,日本驻华大使曾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日本可能在6月份以前报名参加这一开发银行。这一表态令美国成为游离于亚投行之外的唯一大规模经济体。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重要盟友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已表态称要加入该行。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表示,周一晚上在总统府召开的国安高层会议上,台湾政府决定申请加入亚投行。这一决定刚好能赶上3月31日创始成员国的申请截止日期。

陈以信表示:“台湾如能加入,将有助于融入区域经济整合,增加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并可增加厂商国际商机,提高未来参与其他国际经贸组织的可能性。”

去年底,台湾执政党国民党曾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部分是由于年轻选民认为,国民党与北京方面的联系太过密切,却忽视了台湾的日益不平等和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台湾企业是内地最大的投资群体。不过,中国政府从未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对台湾的控制,即使在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和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任内双方关系改善的时期也是如此。

台湾是东亚第六大经济体,自1966年以来,台湾一直是亚洲开发银行(ADB,简称亚开行)的成员。不过,1986年中国加入这一区域银行之后,台湾被迫将其在亚开行的名称从正式的“中华民国”改成“中华台北”。亚开行总部位于马尼拉,日本是其主导力量。

即便是申请亚投行的流程,也显示出台湾地位的不同。中国财政部已公布了其他国家的申请情况,而台湾的申请却要通过北京的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提交。周二,国台办并未马上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Jack Lew)周一访问北京时表示,美国政府对于和亚投行的合作依然持开放态度。

郭晨(Owen Guo)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人民币全球使用量回落

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使用量上月有所下降,令人质疑人民币的国际化路径与其未来几年升值预期之间的联系是否密切。

清算系统Swift数据显示:去年12月,人民币超过加拿大元和澳元,进入全球使用量最大的五种货币行列。

但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从去年12月的2.2%下滑至1.8%,跌回第7名。

Swift表示,这一下降可能是因为中国春节的季节性影响,今年春节是在2月份。但近来的其他指标也表明,投资者和公司转向人民币的速度可能在放缓。

今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债券(被称为“点心”债券)的发行量大幅减少,有些分析师预计,今年可能成为自2007年该市场开放以来此类债券发行量减少的第一个年份。

Dealogic数据显示,今年迄今,点心债市场累计融资50亿美元,低于2014年同期的86亿美元。

汇丰(HSBC)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跟一年前的一次类似调查相比,今年希望在跨境业务中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全球企业有所减少。汇丰还发现,在目前尚未使用人民币的公司中,打算开始使用人民币的仅为27%,低于2014年的32%。

就连中国企业都开始转向其他货币,在海外新融资时选择发行欧元债,因为欧洲央行(ECB)开启量化宽松减低了借款成本。

在使用人民币的问题上更加犹豫,恰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双向波幅开始扩大。本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至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尽管相比某些新兴市场货币汇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仍较小,但以历史标准来衡量,过去一年内人民币汇率的跌幅较大。

随着资本外流加快以及中国央行(PBoC)以降息提振增长,人民币将进一步贬值的预期近期在加强。昨日,中国股票市场大涨至7年高点,因为人们越来越相信,当局很快就会推出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

在过去一年里,北京方面采取了许多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量的措施,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推出了沪港通,这是一种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股票交易通道安排。

中国还在很多国际金融中心指定了人民币清算行,与其他国家央行达成了新的货币互换额度,并发放了人民币投资额度。Swift指出,尽管香港仍在中国内地以外的人民币业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其他金融中心人民币使用量的增加,香港所占份额一直在下降。

译者/邢嵬

中国地产商苦打价格战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发现,他们不得不牺牲利润以提振销售,因为房地产市场低迷让他们积压了越来越多库存,同时获取新融资的途径十分有限。

内地大多数房地产上市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去年收入增长稳定,但许多公司的利润急剧下降,表明债务负担沉重的房地产行业为消化库存和产生亟需的现金,采取了激进的降价措施。

雅居乐地产(Agile Property)最新发布的财报显示,2014年公司收入同比增长8%,但利润下降11%。广州富力地产(Guangzhou R&F)全年利润同比下降15%,禹洲地产(Yuzhou Properties)全年利润同比下降8%,即便这两家公司的销售额全都出现增长。

穆迪(Moody's)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价格将依然承压,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将继续对旗下项目降价促销。”

一些较为成功的房地产企业的利润率也在承压。碧桂园(Country Garden)去年的收入增长了逾三分之一,然而利润仅增长了五分之一。

房地产市场低迷是中国经济全面放缓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国政府寻求降低对信贷推动的建设活动的依赖,去年中国经济增长7.4%,是20多年来的最低增速。

在香港上市的房企方兴地产(Franshion)的董事长何操表示:“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行业将继续经历一段深度修正期。房地产开发商将面临包括利润率下降和竞争加剧在内的种种挑战。”

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Roubini Global Economics)的基扬•赞迪耶(Kiyan Zandiyeh)和Daili Wang警告称,当前中国房产市场“供给过剩”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他们在报告中写道:“房地产企业试图实现销售增长目标并且捍卫市场份额,所以它们有动力继续造新房,这意味着今天市场上的供给过剩局面只会更加严重。”

“鉴于大多数开发商有着不可持续的库存和债务水平,它们将很难应对更为猛烈的房价下跌势头。”

房地产行业最近几年一直从离岸债券市场、银行和本地投资者那里大举借贷。由于急需现金偿还债务和为现有项目提供资金,房地产开发商无法等待价格回升。

深圳房地产开发商佳兆业(Kaisa)今年引人注目的危机,也限制了中国房地产企业海外融资的能力。佳兆业目前正努力重组国内外逾100亿美元的境内和境外债务,以获得其竞争对手融创(Sunac)的接盘。

尽管一些较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商仍能在美元债券市场借贷,但佳兆业的困境带来的影响,使得许多较小的、垃圾评级的公司更难获得新的融资。

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债务总额在过去5年飙升280%,其中短期借款比例越来越高。穆迪的数据显示,最高评级的房地产开发商仅去年就在离岸市场获得了290亿美元的新融资。

中国政府已承诺要为房地产市场提供支持,中国央行过去6个月已两次降息。

译者/何黎

习奥谈,谈什么?

今年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问美国,会见奥巴马总统。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会面,会谈些什么问题?当然中美之间有问题要谈,但是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力量,两国的政治走向不但关系到自身利益,也会影响别的国家。这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问题讨论是佷不同的。世界上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如果中美两国对全球性的问题视而不见,只谈两国双边关系,那就是对全世界人民不负责任。

当今全球性的大问题是什么?首先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美冷战结束时出现过解决问题的良好机会,但是世界大国的政治家们错过了这个机会窗口。以后国际间大小争端不断,近年来越发走向紧张。军事演习几乎天天都有,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趋势甚嚣尘上。各国明目张胆地扩军,买卖武器,开军备展销会,和平的声音越来越弱。这对全球百姓绝不是好兆头。爱好和平的全球百姓盼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突破现在的困境,带领各国向和平发展,这个责任除了中美两国的领导人舍我其谁?

任何一个普通人都知道,战争不好,扩军有害。世界上还有大量贫困问题,气候变暖问题等等。把裁军省下的钱用来解决这些紧迫问题才是理智的行为,但是为什么走不出来?因为各国之间缺乏信任,要建立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囚徒困境的难题。合作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是背叛合作的好处更大,所以持久的合作是极为困难的。裁军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是别人裁军自己暗地里扩军的好处更大,特别是在有核武器的条件下更如此。

突破囚徒困境,需要强有力的参与者,带头显出诚意成为示范。小国弱国在这方面起不到带头的作用,只有中美这样的大国才有可能。大国如果朝扩军方向进展,会成为极为恶劣的榜样,大国何去何从决定着全世界的走向。

当今中美两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和奥巴马都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们明白自己身上的重负。这次难得的会见不但要商讨双边问题,而且要为世界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其中和平与裁军势必成为一个重点议题。

为了打破僵局。两国的领导人首先要在和平和裁军方面做出榜样。比如,承诺在外交上不炫耀武力,外交用词做到温良恭俭让,承诺今后不增加军费,取消阅兵和军事演习,限制军火买卖直到完全禁止,逐步取消国民服兵役的义务,不但裁军,还要裁兵。这些承诺看起来很难,但和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相比,是很容易做到的,只在于一念之差。这样的和平承诺一定是由最强大的国家发起的,绝没有理由要求小国先裁军,让他们带头。最强大的国家不动,这步棋就没法往下走。全世界都看着中国和美国,看着习近平和奥巴马。

这些承诺并不是单方面的行动,而是一个大规模,全球化运动的开始。所以要联合世界上其他重要的政治力量,共襄其事。比如俄罗斯的普京,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存在。普京是一个有抱负,有远见的政治家,可以相信他会积极促成其事。其他有全球性影响的政治家,如默克尔等也应预先沟通。不要给人造成被排除在外的印象,而是感觉自己也有一份责任,能够尽力促成其事。特别是联合国,本来就有裁军小组专司裁军的事。可是近几年来裁军的呼声几乎听不见,可见工作之困难。如果大国带头在压减军备方面发挥作用,联合国一定会全力支持。

被误读的法国

对法国的恐怖袭击令人震惊。随之而来的一波外国人对法国不着边际的评论却并非如此。相对于其他国家,法国的国际形象更为扭曲。

变态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外国人往往觉得自己了解法国。毕竟,法国是世界上游客到访最多的国家。它过去常把自己“文明”强加到其他民族。它在全球意识中仍占有重要一席。它拒绝很多国际上通行的治国套路。许多外国人能说一点儿法语。所以,他们忍不住觉得自己了解法国,但不与其苟同。于是就出现了法国人所称的“敲打法国”现象(其实法国人自己也擅长此道)。住在巴黎的我,收集了一些有关法国的误解。以下列出其中一些:

“法国正在倒退至反犹太主义。”许多法国犹太人有理由害怕。本月发生在巴黎一家犹太超市的4人被杀事件只是最新一起反犹太袭击。但这是一小撮圣战分子的反犹太主义,他们在法国的穆斯林中只占极少数。与此同时,主流反犹太主义看起来空前虚弱: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去年调查的法国人中,89%表达了对犹太人的积极态度。今天的法国既不是维希政权(Vichy),也并非“欧拉伯”(Eurabia)。

“法国是一个博物馆,被钉在过去。”与此相反,在恐怖分子发动袭击前,法国正处在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时期。受够了经济停滞的法国人,正在从国外借鉴经验。

法国经济学家罗宾•里瓦东(Robin Rivaton)认为,法国人已经开始“对世界开放”。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的海伦•德雷克(Helen Drake)指出,法国政府为了设定2025年国家目标而委托制定的皮萨尼-费里(Pisani-Ferry)报告,念念不忘地将法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基准对比。报告列出的各项抱负——例如,法国要拥有10所“世界级的综合大学”——反映了一种国民信仰,即法国应该永远是第一,永远站在最前沿。

国际上的思维正在改变法国:法国高科技初创企业膜拜硅谷;餐厅厨师从英语文化圈(Anglosphere)的工作经验带回了创意;而且,在法国学校研究如何模仿芬兰时,该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取消残酷评分制度的辩论。或者,读一下法国小说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接受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稿:那是一篇对外国榜样——从奥斯普•曼德尔斯塔姆(Osip Mandelstam)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颂词。

法国是一个博物馆吗?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刚刚也获得了诺贝尔奖;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正在改变全球经济辩论;1月11日,数百万人为捍卫言论自由而游行。

“法国人拒绝改变,因为他们想保住自己的特权。”没错,每当政府(无论由谁主政)胆怯地提议一项改革,总会有一些群体强烈抗议:农民、公证员、飞行员以及工会等等。但这些都是小范围的享受特殊待遇的利益集团。只有8%的法国工人加入了工会——比例小于美国。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签订临时合同,成为享受不到特权的局外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改变。

“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是一个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糟糕的经理、沟通者及政治人物,但他不是列宁。相反,像他的前任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以及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一样,奥朗德几乎毫无作为。他唯一的激进姿态——针对100万欧元以上的收入征收75%的所得税——最近也被悄悄放弃。当下的国家团结局面也许能让他推动实实在在的改变。

以赦免贪官换官财公示

最近,有一条消息在网上走红。曾经担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政协副主席的赵黎平因涉嫌枪杀一名与之关系亲密的年轻女子而被警方抓捕。据说,他还涉嫌卷入“公款行贿大案”,因而可能成为中共十八大之后打到的第一百只“老虎”。我认识赵黎平。1998年春天,我参加北京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的活动时与赵相识。当时他是内蒙古公安厅的副厅长,还送我一本诗集《长河落日》。后来,他到北京(大概是)参加中央党校学习时,我们还见过面。再后来,他升任公安厅厅长,还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我们就再未谋面。现如今,他以这种方式“落马”,令人颇感错愕,但也算是为“反腐打虎”别开生面了。

在过去两年多,由中纪委引领的“打虎拍蝇”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确实令世人瞩目。然而,反腐败的整体成效不在于查办了多少贪官,而在于社会中还有多少贪官。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国家中,腐败犯罪都存在一定的黑数,即没有被发现的腐败犯罪或者没有受到惩罚的贪官。那么,中国还有多少暗中潜伏或逍遥法外的贪官?人们不得而知。不过,人们可以估算。

众所周知,当下中国查处腐败犯罪面临“三难”,即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据此推断:在已经实施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被发现;在已经检举揭发或偶然发现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查证;在已经获得相关证据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处罚。如果这三个推断比较靠谱,那么三个50%相乘的结果就是:受到处罚的贪官大概只占实在贪官的12.5%。换言之,腐败犯罪的黑数可能高达87.5%。由于腐败犯罪一般为持续犯,所以我们可以把10年假定为一个评估周期,那么过去10年中国查处的贪官大约有30多万。如果这只占实际贪官数量的12.5%,那么中国大概还有200万贪官。按照目前全国每年查处4-5万贪官的速度,查处这么多贪官至少还需要40年——且不说其间还会增生新的贪官!由此可见,中国彻底清除腐败存量或严惩所有贪官的说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面对不可能全部清查的腐败犯罪,赦免就是无奈的选择。古今中外,赦免贪官有两种基本形式,其一是暗赦,其二是明赦。前者又可有不同表现方式,譬如选择性反腐,当权者让查的就查,不让查的就是赦免了;又如随机性反腐,谁碰上谁倒霉,没碰上的也就是赦免了。后者是公开透明的赦免,应该有明确的标准和条件,而且要坚持“赦免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论官职,不看派系,当查者皆查,当赦者皆赦。

诚然,赦免贪官既不符合社会正义也不符合民众利益,但是若运用得当,却可以“化腐朽为力量”。就此而言,暗赦显然不如明赦,因为那些贪官被暗中白白赦免了,于国于民都没有实质性收益。虽然明赦贪官会让决策者承担骂名,但若能以赦免换制度,即使遭骂于当下,却可获赞于后世。

窃以为,反腐败的要点不应是昨天和前天的腐败,而应是今天和明天的腐败。汉代思想家荀悦曾说:“尽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把此话用于反腐败:预防明天的腐败是上策,阻止今天的腐败是中策,惩治昨天的腐败是下策。

日本考虑加入亚投行

据日本驻华大使透露,日本很可能在几个月内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此举将意味着日本在这件事上与美国分道扬镳,也使美国成为唯一拒不加入亚投行的大国。

日本驻中国大使木寺昌人(Masato Kitera)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他同意日本商界领袖的看法,即日本将最迟在6月份加入这家由中国主导的开发银行。

“商界醒悟得比较晚,但现在他们大举发起了加入亚投行的活动,似乎很有效,”木寺昌人表示。

500亿美元的亚投行已被证明是国际联盟的“闪点”,令华盛顿方面越来越慌乱的是,传统盟友(从英国开始,近日还包括韩国和澳大利亚)一个接一个自行其是。

日本申请加入亚投行,将标志着日方说辞的逆转,对中国来说,鉴于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棘手关系,这也将是迄今最大的收获。日本与亚投行的竞争对手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亚行”)有很强的联系,亚行行长传统上由日本任命。日本曾对成立一家新的开发银行的必要性提出质疑。

仅仅两个星期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还刻意淡化了财务大臣麻生太郎(Taro Aso)比较积极的言论。

“我们对加盟持谨慎态度,”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Yoshihide Suga)表示。“麻生大臣的立场是一样的。”

亚投行在近日中国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成为主要讨论话题,中国主导的这家开发银行还已成为一个风向标,说明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而美国的影响力相应下降。

在博鳌,几乎每一个与会国家的代表都承诺支持亚投行。

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与美国分道扬镳的决定之前,将不得不权衡各种因素,包括史上最大贸易协定之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的最终敲定,以及安倍下月访问华盛顿。

此前日本被视为最铁杆支持美国立场的国家,部分原因是美日两国的不少官员认为亚投行是对日本控制的亚行的直接挑战。

但在日本企业高管看来,中国帮助亚洲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也是修复两国间不佳关系的契机。

本月,三菱集团(Mitsubishi Group)常驻中国的一组高管会晤了将要执掌亚投行的金立群,表达他们的支持。曾经在亚行担任高级官员的金立群,是很多日本人熟悉的面孔。他们表示,金立群的参与使他们更有信心认为,亚投行将坚持最佳实践。

无论是亚行还是其他多边金融机构,都根本没有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所必需的那种资源。除了日本以外,亚洲还缺乏保险商之类的私营部门机构,拥有足够雄厚的财力为大型长期的项目提供资金,同时新的资本要求使商业银行不愿这么做。

美国一名前任官员在博鳌表示,如果日本加入了亚投行,华盛顿将被迫软化立场,可能选择申请观察员地位。迄今为止,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只是希望确保亚投行采用最佳实践,在放贷中做到透明。

亚投行、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也被视为中国应对多个产业(水泥、玻璃、钢铁)严重产能过剩的一种方式。

例如,印度一些官员私下表示担心,随着中国企图输出自己的通缩,相关项目将对他们造成不断加深的问题。但这种声音在亚洲属于少数。

罗宾•哈丁(Robin Harding)东京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Monday, March 30, 2015

经济实力决定软硬实力

20多年来,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一直在与美国衰落论者的异端邪说作斗争。1990年,他出版了《注定的领导》(Bound to Lead)一书,主张美国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很可能仍将是世界的主导力量——当时,预言日本或许最终将超越美国是一件很时髦的事。25年后的今天,奈写了一本类似主题的书,但靶子换成了另一个。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一书中,他向当前这波美国衰落论发起挑战——当前这波衰落论一般建立在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观点上。

这一次,奈依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优势,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将会持续下去。奈在1990年正确地指出美国正在衰落不符合事实,这一成就只是他这本新书值得认真对待的理由之一。他的著述展现出一种无声的权威、以及以分析的方法澄清问题的能力。

奈主张,国家实力包含几个部分。正是他发明了被很多人使用的“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来描述国家如何可通过说服和吸引力达成其目标。他主张,现代民族国家的实力可分解为三个主要部分:经济实力、硬实力(或军事实力)以及软实力。他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仅有能力在这三项中的一项(即经济实力)上挑战美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现已超过美国。奈承认,未来10年内,以绝对价值衡量的中国经济规模多半也会超过美国。但他主张,美国在军事实力和软实力上保持领先地位的时间很可能会比这长得多。他还指出,美国受益于较中国有利得多的地理与战略环境。美国周围只有大洋和盟国。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周边是印度或俄罗斯等潜在竞争对手、以及日本或韩国等美国的条约盟国。

奈所讲的很多内容都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尽管他对三种实力的划分是合理的,可他没有充分考虑到一种可能性:作为三种实力之一,经济实力可能归根结底要比另外两种更重要。毕竟,舒展“军事肌肉”要靠经济实力,而且中国的军事预算正在快速增加。财富的增长还会造就某种形式的“软”实力。我们在最近几周已看到一个鲜活的例子:尽管遭到华盛顿方面的反对,中国还是说服了美国的几个盟国加入总部位于北京的、新生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其最重要的经济关系是对华经济关系而非对美经济关系,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中国的“吸引力”也在增强。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距离对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构成挑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目前是中东、欧洲和拉美的主导性军事强权及战略玩家,中国在这方面还远不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然而,现在也许能够看到,中国正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构成严重挑战。鉴于亚太地区正日益成长为世界经济的核心,美国在亚太失去主导地位无疑将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正如奈多次正确指出的那样,局势的发展往往会捉弄那些预测大国未来轨迹的人。过去,那些预言美国将衰落的人未能预见到苏联的解体或日本泡沫的破灭——也可以说,他们未能认识到美国制度的相对优势和弹性。

博鳌夜话:格力为什么做手机?

中国崛起让西方乱了阵脚

大西洋两岸围绕中国倡议的新亚洲投资银行发生了争执,这事具有警示意义。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这个最新矛盾,预示着今后不太平。在“后后冷战”时代,世界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是,在大国竞争(特别是美中角力)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和金融体系能否维持下去?从当前趋势来看,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英国单方面宣布,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这暴露出一点:对于中国力求提高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分歧。英国此举激起了白宫方面异常激烈的反应,后者指责其盟友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对中国卑躬屈膝——这种事英国政府以前就干过。

假如双方失和前,西方国家已经从战略角度,就加入北京发起的国际金融机构有何利弊展开过热烈辩论,那也就罢了。中国希望提高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成立亚投行这类倡议是对现有国际金融规则的颠覆还是补充?西方能够否决此类倡议吗?加入是否比抵制更明智?在应对崛起为大国的中国问题上,老牌强国怎么在交往和防范之间把握好平衡?

但是西方国家根本没有进行此类辩论。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是一种经济机会主义的做法,而非出于地缘战略考量;华盛顿方面的愤怒反应,既反映出一种经过仔细考虑的判断,也反映出官僚作风引起的混乱。地缘经济决定着地缘政治,但大西洋两岸在决策层中都鲜少认识到这点。政策制定仍然各自为战。

英国做出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是由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推动的。奥斯本以一个重商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待中英关系。美国或许是英国最重要的盟友,但眼下英国经济很困难,而在奥斯本看来,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生力军。英国政府的目标是成为受到优待的伙伴,最重要的是,确保伦敦成为中国在金融服务方面的首选之地。

奥斯本在英国政坛上很有影响力,因此关于加入亚投行的更广泛地缘战略影响,未曾在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加以讨论。文件被下发到相关部门,据说英国外交部对政府没有与盟友磋商颇有微词。中国以擅长分而治之著称。奥斯本不同意这点。迅速拍板决定,奥斯本就能在财长会议上,亲自把好消息告诉中国财长。

英国采取了机会主义做法,而美国处理得很不妥当。美国财政部和白宫经济团队知道,欧洲人对亚投行的看法不同(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紧随英国之后,宣布加入亚投行),但此事没经过美国国家安全团队的讨论。七国集团(G7)内部的讨论停留在技术层面,没有涉及战略层面。默认的看法是,中国可能会利用亚投行,削弱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华盛顿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让新崛起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中获得更大权力的改革遭到美国国会的拖延。别指望中国会什么都不做。

乐观者会说,欧洲在亚投行中的影响力,将会确保该行不会成为北京的政治工具,尽管过去的经验表明,英国将会唯命是从。然而,这场争执过后,可能还会发生更多的争执。说白了,美国的利益系于1945年以后的安排,而中国希望自己来建立新的机构和安排,以推动其国际议程。

中国降低二套房房贷首付比例

中国央行(PBoC)继续推行措施,提振中国房地产市场前景。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低迷状态,不仅压低了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还压低了全球的增长预期。

中国央行表示,拥有1套住房且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人,购买第二套房时贷款的首付比例从50%下调至40%。对于该行这一动作,最佳的描述应该是整套计划中渐进性的一步。

该行在声明中表示,这一举措是“为进一步完善个人住房信贷政策”。

此外,该行还补充表示,希望“支持居民家庭”购买普通自住房。

在中国政府和央行试图消除高度杠杆化经济中的部分信贷风险之际,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多年的繁荣之后一蹶不振。

有关二套房房贷的新规定将受到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欢迎。此前,楼市低迷曾令他们库存日渐膨胀,获得资金的途径日益受限。受其影响,他们曾被迫让利促销。

译者/简易

中国崛起终结美国世纪?

1941年,《时代》杂志(Time)主编亨利•卢斯(Henry Luce)宣称,“美国世纪”已经来临。现在有些人认为,随着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走向衰落,美国世纪正趋于结束。许多人援引美国未能阻止盟友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作为一个例子——亚投行是中国政府提议创立、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争风头的一个机构。但这只能表明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不能表明美国已经衰落。这引出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正常的生命周期有多长?

一个世纪通常是人类机体生存的极限,但国家是社会结构。古罗马在公元117年达到实力的巅峰,但它随后又延续了300多年才解体。1776年美国独立后,英国政界人士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哀叹道,他的国家已沦为撒丁岛(Sardinia,位于意大利半岛的西南方,是地中海的第二大岛——译者注)的水平,可随后英国开启工业革命,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仍然是全球强国。

要评估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的实力,就得考虑早先有多少评估不靠谱。别忘了,美国对上世纪70年代的苏联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都曾做出过离谱的高估,这足以令人引以为戒。如今,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有10英尺高,并宣称现在是“中国世纪”。

就实力资源而言,庞大的规模和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将让中国在今后几十年逼近美国。但这未必意味着中国将在军事、经济和软实力方面超越美国。

即便中国国内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治挫折,许多预测也只是对经济增长率作简单的线性外推,而未来经济增长是可能放缓的。此外,经济预测只是一个方面。他们忽视了美国在军事和软实力方面的优势,比如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想到美国上大学。他们也忽视了,相对于美国与欧洲、日本和印度的关系(这些关系很可能保持在比较有利的状况),中国在亚洲实力平衡方面的地缘政治劣势。

中国、欧洲、俄罗斯、印度或巴西等挑战者在本世纪上半叶超越美国不是没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在美国绝对(而非相对)衰落的问题上,美国在债务、中学教育、收入不平等以及政治僵局等领域面临严峻问题,但这些只是整个图景的一部分。有利的一面是,美国在人口结构、技术和能源方面的有利趋势以及地理和创业文化等长期有利因素。

可能触发美国衰落的情形包括,美国对恐怖袭击反应过度,转向闭关自守,切断自己从开放获取的力量。抑或它可能过度投入,浪费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就像在越南和伊拉克那样。

作为一个总体评估,将21世纪称为美国衰落的世纪是不准确和误导的。尽管美国存在种种问题,但它并没有陷入绝对衰落——这与古罗马不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很可能依然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强大。

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将被中国或者另一个竞争对手超越,而是它面临其它许多实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实体,如跨国企业、恐怖组织和网络罪犯)实力资源的上升。美国还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需要我们有能力组建联盟和网络。

与那些宣称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观点相反,我们并未进入“后美国”世界。但未来的美国世纪看上去将与过去几十年不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将小于上世纪中叶那段时期。

博鳌夜话:警惕“一带一路”造成过度投资

中缅果敢困境是个治理问题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果敢枪声再起,十多万难民逃离。他们大部分进入掸邦其他相对安全的地方乃至其他邦,数万进入中国境内。缅甸政府军此次少见地频繁动用空军,以对付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MNDAA)、德昂民族解放军(TNLA)、克钦独立军(KIA)与佤邦联合军等缅北民族地方武装(民地武)。飞机不时越境进入中国领空,3月13日还出现炮弹落在中国境内导致5人死亡8人受伤的惨剧。为此中国方面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14日下午与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紧急通话。

大量的难民入境加上边民伤亡,已经不是一般的外交斡旋所能解决,中国民间也出现要求政府“采取强力措施”的声音。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作出武力回击行动,而是采取了强化边界防卫、与缅方交涉、参与第七轮停火谈判等措施。那么,下一步应该如何办?特别是,有没有可能促成缅北尤其是果敢地区民地武问题的彻底解决?这就需要审视果敢问题的昨天和今天。

果敢位于中缅边界,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其中华人华侨大约占90%,虽然数量只相当于缅甸华人华侨总数的7%,但由于密度特别高等原因而被缅甸政府认定为一个少数民族——果敢族。这在东南亚这个海外华人聚集区中堪称唯一。果敢所在的缅北地区是跨境民族聚集区,除果敢的汉族外,还包括克钦族(中国称景颇族)、掸族(傣族)、佤族(阿瓦族)、德昂族(崩龙族)等。依据1947年的《彬龙协定》,北缅少数民族参加缅甸联邦后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权。但由于代表联邦签署这个协定的昂山将军1948年被暗杀,这个协定并未得到很好遵守,成为缅北民地武问题的主要根源。

就果敢而言,1897年签订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把果敢割让给英属印度。缅甸1948年独立后果敢成为缅甸少数民族自治区域。1960年1月签署的《中缅边界协定》,确定了几个争议地区的归属,但并没有直接涉及果敢归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1897年以后,果敢也依然由华人治理,直至现在。

1948-1989年期间,受冷战的影响,北缅是多重矛盾汇集的区域,展示了缅甸联邦与地方、执政党与缅共、不同少数民族武装派别、中国与缅甸,乃至国民党残余势力与缅甸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后因为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消退与缅共的崩解,北缅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民族地方武装与联邦政府之间,但果敢的情况有点特殊,主要是不同华人派别之间的矛盾,1989-2009年之间的5次内讧多与此有关,特别是彭家声与长期治理果敢的杨家土司后人之间。其中一次内讧导致彭家声势力退出果敢几年。2009年“八八事件”后白所成取代彭家声主政果敢,果敢又进入而来相对稳定期,经济发展也比较快。

当然,果敢人在某些方面迄今依然受到一些歧视,如大部分人没有身份证,或者只是拥有功能有限的临时身份证。这导致一些果敢人转而谋求中国身份证。缅甸政府军认为中国籍人员参与果敢同盟军的主要证据之一,就是伤亡者身上发现的中国身份证,但缅甸的西方观察家也认为,这不足以证明中国籍人员参加了彭家声的队伍。

2009年“八八事件”中,同盟军副司令白所成与缅甸政府军合作,赶走了彭家声及其家族成员,掸邦第一特区被果敢地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取代,并在2011年成为联邦政府批准的6个自治区之一。而果敢同盟军成员部分被遣散,部分被改组为边防军(1006边防营)。这表面上是白所成背叛果敢特区政府的夺权行为,但统治果敢20年的彭家声如此容易被驱离,主要原因是,他在果敢掌权的初期比较谨慎,但权力稳固后开始打击异己、大搞家天下、把毒品与博彩培植为果敢的两大“支柱产业“(果敢因此有小澳门之称)、把果敢的地方财政变成了彭家的钱袋子,而老百姓并没有从他的统治中受益多少,因此大多数果敢人已经从心里抛弃到了彭家声。

读《论语》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孔子。《孟子》中的孔子总是肃穆庄严,《荀子》中的孔子更加出世激进。在《论语》这本书中,孔子时而谦恭,时而狂放,也会骂人,偶尔撒谎。他是不甘寂寞、奔走江湖、到处碰壁的“丧家犬”,最后喟然长叹:不如回乡教诲“吾党之小子”,这才有了和弟子们的精彩对话,以及记录这些对话的课堂笔记。

孔子的伦理思想,简而放言,大抵是推己及人。《孟子》里对人有“四端”,人都有恻隐之心,讲得更加详细。这一思想源泉的传播并非顺利,“一山放过一山拦”,中间无意中经释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点化,突然在宋明时期大放异彩,这是后话。

孔子的这一思想,不是出于对“真善美”本质的思辨,纯粹是一个阅尽沧桑的老人的感悟。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反复提到人有同情心,也是出于同样的感悟。这一感悟恰恰契合了脑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人之异于禽兽,在于人有察言观色,体会别人内心复杂微妙感受的能力。这一能力是我们人类在“出厂”的时候就预装的一套“系统”。正是由于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感受去推断别人的感受,才会有社会伦理的基础。当然,这种推断并不一定总是对的,不是讲“有一种冷叫我妈觉得我冷”吗。儒家推崇“己之不欲,勿施于人”,或是因为在实践中总是能感受到种种的不对劲。

儒家和西方思想分歧的地方在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降,格外强调人人平等。如果我们推己及人,那就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在动物保护主义者看来,甚至要适用到所有的动物。换言之,每一个人在我们伦理秩序中的权重都是一样的。儒家则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的伦理秩序是一层层的圈子,最近的一层是你的家人,再往外一层是你的乡亲、同学、同事,直到五服之外,其他人就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这一朴素的推断或许更符合真实的人性。

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试图说服我们,当我们以为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时候,其实是你的基因在给你下指令。为什么人会有利他主义?背后有基因的冷静算计:人愿意为自己的孩子牺牲自己,因为要保证基因的传承;兄弟之间既有亲情,又有竞争,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基因的不同备份;亲兄弟之间的关系会比表兄弟、堂兄弟更亲密,因为他们的基因更为相仿。当你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非洲出现内战,成千上百的人惨遭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这时,你的孩子突然哇哇哭着跑过来,他不小心用刀子割破了自己的手指。你更关心哪一个?

儒家亦可有自修和度人之分。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知为何,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豪言状语都感到不自在。像我这样自卑而庸俗的人,无法理解别人怎么会有这么壮的气势。我的有限的修为,让我更能接受曾子的教诲,每日三省吾身,看看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怎么做才能更加成熟从容,才能做到不败不馁,苟全性命于盛世。

按照我的理解,孔子的教导有二,一是“积极清单”(positive list),就是你必须要去做的。那些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都是对维系人伦攸关的大事:夫妻、父子、兄弟、师徒,以及君臣。“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能够放进“积极清单”的任务其实并不多。世异时移,义有恒然,礼有权变。遵守道德不是按照一个“操作手册”机械地执行,而是要细心体察你所处的处境,权衡取舍,“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的成熟来自于对分寸感的把握。和那些懂得把握分寸的人交往,我们会觉得如坐春风,而和那些不太会拿捏分寸的人交往,我们多多少少总是感到别别扭扭的。拉罗什福科在《道德箴言录》中说:“大多数虔信者让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比如,孝道当然是要倡导的,但到了“二十四孝”的地步,就变成伪道学了。在《论语》的教诲中,“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才是更值得细心玩味的。比如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凡事不能主观臆断,凡事不能强求,凡事不能固执,凡事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有位朋友跟我讲:“Don’t rush, don’t push, don’t wish”,也是人生的至理名言。

李书福批评中外合资车企股权政策

中国最著名企业家之一批评了中国政府促进国内汽车业全球化的一项关键政策,称国内车企与外国品牌合资时的股权比例,已经让一些国内汽车生产商变成了宠坏的孩子。

汽车制造商吉利(Geely)董事长、亿万富翁李书福表示,政府坚持要求在中国运营的外国汽车制造商开设合资公司,并且控制的股份不可超过50%,这给了中国汽车制造商一颗“糖衣炮弹”。他表示,中国品牌变得自鸣得意,它们知道,自己总能控制与有盈利能力的外国制造商合资运营的企业的一半,在外国品牌的推动下,这些企业能产生不俗的销售额。

“实际上这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并不是那么有益,”他说,指的是那些国内品牌,“这项政策损害了中国的车企,并没有达成自身的目的。”

“中国……企业不用思考它们是否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提高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就是问题所在,”他通过一名翻译对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说。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去年汽车销量超过了2300万辆,同年美国销量为1650万辆。然而,中国没有全球知名的冠军车企,在行业之外,也很少有人听说过中国的汽车品牌——包括吉利。

尽管过去30年中国政府进行了精心安排,允许外国汽车制造商在本地进行生产,并在与本土企业合资的情况下避免高昂的进口税,情况仍是如此。

中国政府的安排主要是为了促进中外合作伙伴之间的生产技术和知识转移。

自从大众(Volkswagen)在中国建立第一家汽车合资企业以来,时间已过去了30年。虽然外国车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丰厚的利润,中国想要的技术转移却仍未发生。

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公司和投行业务分析师史蒂芬•赖特曼(Stephen Reitman)表示,外国车企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方面一直做得不错。

拥有沃尔沃(Volvo)和伦敦出租(London Taxi)的吉利等中国品牌,力图通过收购海外资产获得全球影响力。十年前,中国产量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上汽(Shanghai Automotive)从破产的罗孚(Rover)收购了MG品牌,去年东风(Dongfeng)收购了PSA标致雪铁龙(PSA Peugeot Citroën) 14%的股份。

但吉利远远没有获得完满成功。2014年吉利净利润同比下降46%,部分原因在于其国内市场销售疲软。虽然中国与瑞典的员工在哥德堡研究中心一同工作,但分析师对吉利与其沃尔沃子公司之间的技术转移水平仍持怀疑态度。

作为白手起家、运营着中国第一家非国有车企的企业家,李书福在中国相对而言是一个局外人。他主张国有企业应与民营企业密切合作。

外国车企一直是中国当局监管行动的目标,中国有关部门在打击涉嫌反竞争的行为。本月外国车企还成为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电视节目的曝光对象。

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Hogan Lovells)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市场状态并不满意。

译者/何黎

Sunday, March 29, 2015

中国15年:从“入世”到创建亚投行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脱钩论”一度甚嚣,不过这种逆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言论,终究昙花一现。想在繁荣时期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危机时则“脱钩”而独善其身,本身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从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到影响甚至重塑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则是任何一个大国经济体在经济扩张中,必然要表现出来的行为。

中国从1986年7月10日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开始,到2001年11月10日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历时15年时间。其间,国人的期待如潮水般数次涨落起伏,申请过程中的坎坷非经过不知难。“入世”难,难就难在该组织实际上为少数西方国家所左右。中美之间在经过十几年、十几次的无休止谈判,在数十个国家与中国达成双边协议后,才最终形成双边协议。相对于15年前“入世”的艰辛过程,中国作为“创意”发起国,凭借雄厚外汇储备等综合经济实力,此番主导、筹建亚投行的过程,则处处彰显主动,与当年“入世”申请求人开门之憋屈状态,完全不可同日耳语。

美国为何要劝英国、法国及德国不要加入亚投行?要知道,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非同一般,用中国百姓话讲:他们就是一家子。家人向外人示好,心理不舒服,说几句甚至骂两声,这也是很正常的。但公开游说其盟友不要加入,就不只是看着中国兴起而心里不爽的问题。美国人很清楚,不管你情愿与否,亚投行(还有中国倡导成立的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应急储备安排、上合组织银行等多家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的成立,必然会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产生挑战。

现有的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为主的国际开发金融组织,实际上是布雷森顿森林体系下,由美国拉着他们一手创办的;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显然要由美国人来制定游戏规则,自然美国人利益会惯穿于其中。例如,对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维护。

现在,出现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中国人自己设计了游戏规则。中国宣称,亚投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目的,与以减贫为主要目标的世行和以救助为主要目标的IMF,在经营上不但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而且还起到互补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亚洲各国发展。毫无疑问,人民币将会是亚投行放贷的主要使用货币。显然,亚投行不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游戏规则的挑战,也提升了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美国人心里明白,自己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奶酪,或因亚投行的成立而受损。

亚投行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商业和经济利益也是实实在在的——出资方开创了投资方向,融资方获得了新的资金来源。从中国资金输出的既有实践看,中国对外投资和贷款的商业属性更强,没有附带西方常见的价值观改造要求。因此,中国的资金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很有吸引力。但是,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下,纯粹的商业经营行为是没有的,无论国际借贷还是组合投资,多少都会受到政治的干扰和影响。实践中,中国的很多对外投资项目,经常莫名奇妙的成为东道国政治动荡的牺牲品。比如,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和政策贷款,在希腊的比港项目等。亚投行可以让中国以多边金融机构的形式,开展资本输出和参与海外建设,商业项目的稳定性将显著提高。因此,亚投行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层次和形式有很大提升作用,它改变了过去由单一金融机构贷款或投资的形式。

习近平在本周举行的“2015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要构建地区金融合作体系,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建设“一带一路”。显然,发展“一带一路”将带来亚洲各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需求;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光靠单一商业机构来运作,即使商业机构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但因纯粹商业运作缺少政府间的多边协调机制,至少运营效率要打折扣。例如,中国在拉美地区拟同时开建的两条运河,若能以亚投行或其它多边金融组织主导的方式来实施,其后续运作将顺畅得多。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mail.com)

中国“并购王”抨击美国签证政策

已准备好收购意大利轮胎制造商倍耐力(Pirelli)的中国实业家对美国发出抨击,称他错过了许多在美国的投资机会,因为他的签证申请经常遭到拒绝。

中国化工(ChemChina)总经理任建新有中国“并购王”之称,此前他已策划过6次海外收购,涉及法国、挪威、以色列和澳大利亚,但迄今尚未在美国有什么大的交易活动,部分原因在于他无法获得赴美签证。

任建新说:“我原本预定1月、2月和3月去美国参加一系列重要的商务会议,但由于没有有效的美国签证,我无法成行。这肯定会给我们的(美国)潜在商业伙伴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可能认为我不认真看待那儿的商机。”

去年中美宣布将签发10年期签证,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商业和旅游活动,但任建新还没有从该计划中受益。他说:“我认为这只是个误会。但是没有美国签证,我别无选择,只能前往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上周任建新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这家化工集团将成为倍耐力的控股股东,然后将出资73亿欧元完全收购倍耐力。

任建新曾任蓝星(Blue­star)负责人,10年前这家工业清洗公司成为中国化工集团下属企业。

中国化工是中国最大的化工集团,年收入约3000亿元人民币(合480亿美元),拥有14万名员工,是隶属中央政府管理的120家工业领军企业之一。

据任建新表示,在中国化工成立前,他前往美国毫无问题。但公司成立后,他曾与一个代表团一起前往美国,而代表团里有一位中国高管被华盛顿列入黑名单。任建新说:“从那时起,我多次遭到美国的拒签。”

译者/彩云

楼继伟的地方债“药方”

个性财政部长破解地方债僵局,用的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这位直率的部长首先承认地方债存在的事实,在本月初的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楼继伟表示,虽然《预算法》修订之前,不允许地方举债,但事实是债务的确在不断产生,必须想办法解决,怨天尤人没有用。但在所有的场合他都派发了一枚定心丸,指出债务是可控的。虽然这位部长的个性有时并不讨人喜欢,但基本说的是大家听得懂的话,而不是云里雾里的官话套话。

2013年审计署公开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地方债务审计情况,地方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达10.9万亿元。财政部对这次审计后一年半以来地方的存量债务做了一次统计,在记者会上楼继伟表示,“正在审核”,并表扬记者把政府的心理摸得很准,地方是多报还是少报大有讲究。审核结束之后,财政部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地方债务确切的数据到底有多少,需要地方上报、汇兑与审核。在一家表面强权、一度各自为政经济体中,即使财政部想摸清地方债的真实家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目前的办法来看,是把现有的地方债切分为两部分,采用不同的解决方式。

一方面,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市场起来了,债务也就解决了,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比如,把有一定收益或者可以改造成有比较稳定的现金流的项目,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让企业去做,或者政府与企业合作。收费不足则由政府给予适度的补贴,转为所谓“PPP模式”,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和经营基础设施包括其他事业的方式。这部分财政不兜底,转为彻底的企业债,由市场去定价。

在3月27日的博鳌论坛上,楼继伟先生又提出另一个办法:出售资产,各地编制资产负债表。按他的话讲:“负债非常简单,欠人家多少钱记就可以了。但是数数你的东西值多少钱?这是比较难了,核心问题是资产的评估。中国这是一个难事也是一个好事,难事是中国政府的资产规模太大了,所以评估很难,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其他的国家政府负资产,中国政府有大量的正资产”,“为什么我们说不救呢?国务院43号文件明确说了,地方可以处置资产,因为你有正的资产,当债真还不上的时候处置资产可以用来还债”。

政府有如此大量的正资产,却不愿意出售,或者出售很少一部分,却把垃圾说成黄金抬高资产价格从中渔利;或者把一个资产比如同一块地来回卖,同样的资产出售几次,这种盘剥不大说得过去,等而下之则是大发货币让所有的人承担货币贬值的痛苦,悄悄赖帐。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决定征收物业税,而在土地使用期到期后继续让商品住宅、商业住宅的拥有者花一大笔土地租金,再获得70年或者50年使用权,实在是贪婪过度。

出售资产一度是禁区,动辄牵涉到国有资产流失,动辄有不规范操作。当初山西煤炭资产出售过程中的血腥与腐败,有的地方到了动枪动刀的程度。但这话从楼继伟嘴里说出来不奇怪,他做的就是财政大管家的活,保证不破产。如果出售资产或者降低资产规模变小,通常而言,债务也将相应下降。至于出售过程中的腐败,有中纪委、有法律在。

澳大利亚决定加入亚投行

澳大利亚昨日宣布,计划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扭转了先前作出的不参加这家中国主导机构的决定。但澳大利亚对其在亚投行的未来成员身份设定了条件,以安抚主要军事盟友美国所表达的关切。

“政府今天宣布,它打算签署一项有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谅解备忘录,这将使澳大利亚能够作为一个潜在的创始成员参加建立该银行的谈判,”总理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澳大利亚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本月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韩国先后决定加入亚投行。美国官员曾私下敦促盟友回避这家新的银行——至少是在北京方面解决有关治理标准的担忧之前。华盛顿有些人认为,中国推出亚投行意在削弱总部位于美国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影响力。

上周六,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表示,他的国家计划加入亚投行。中国财政部周末表示,丹麦、巴西和荷兰也将参与。

堪培拉方面表示,亚投行在设计、治理和透明度方面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它仍有“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协商来解决。

“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该银行的董事会有权作出关键投资决策,以及没有一个国家(应该)控制该银行,”澳大利亚政府表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战略研究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表示,政府的转变相当重大,现在看来澳大利亚很可能成为正式成员。

“这对澳大利亚标志着一个非常严肃的时刻,之前我国在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方面把自己的政策外包给了美国,”他说。“这件事让人停下来想一想,澳大利亚如何面向未来做好自己的定位。”

堪培拉方面最初决定不加入亚投行,因为热衷于参加的经济部门和态度更为狐疑的外交部之间产生了紧张。但本月早些时候英国顶住美国的反对,表示有意加入亚投行,这促使澳大利亚政府内部进行反思。

译者/和风

中国提醒世界:新常态带来新机遇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国领导人在与世界领导人开会期间专注于经济增长放缓的后果。同时中国央行行长就通缩担忧发出警告。

“中国的通货膨胀也是在下降,因此我们必须要谨慎、警惕看一下通货膨胀趋势是不是会继续持续下去,是不是会出现这种通货紧缩的情况,”周小川周日表示,当时他在中国海南岛博鳌举行的达沃斯式年度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

这个一年一度的会议是世界各国领导人、政策学者和企业高管与中国高层沟通的一个机会。

各方的演讲和媒体播出的采访集中关注中国经济放缓。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7%,而去年增幅为7.4%,已经是20多年来最慢的增长。

中国央行自去年11月以来已经两次降息,以求刺激经济。

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 2月份中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4%,而之前一个月的CPI涨幅跌至0.8%的五年低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周六发表的主旨演讲,着重介绍了两项旨在与中国的邻国加强贸易和投资往来的倡议。他告诫世界不要太在意经济降温。

“我们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增长率,”习近平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继续给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

“新常态”是北京方面发明的一个时髦词,以求降低人们对经济的预期,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放缓。

习近平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吸引了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兴趣。“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2013年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宣布的,旨在促进亚洲地区的经贸合作。这位中国领导人还称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的创立。这是中国针对其所称的美国对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多边金融机构的主宰所提供的替代选择。

对外贸和金融的专注可能体现了这样一种战略,即帮助提振出口,以应对经济增速下降和中国经济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

据中国的新华社报道,政府将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企业和金融机构在中国发售人民币计价债券。

新华社称,中国还将敦促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于该地区的国家,并帮助扩大这些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和结算。

译者/和风

中国人来了

一年前,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引发了莫斯科与西方之间的长时间对峙。围绕乌克兰产生的冲突,是“冷战”这座火山迟来的一次喷发,它是由莫斯科与西方双方面的因素引起的:一方面是西方忘乎所以——西方将其在20世纪末的对抗中取得的胜利视为其道德和政治更胜一筹的证据;另一方面是,俄罗斯面对自己从高高在上的超级大国沦为几乎算是二流跛脚国家的巨大落差,渴望报复西方。

乌克兰危机是这场旧有对抗的“季后赛”。但在全球背景下,它却被迫唱起了配角,因为国际政治的重心正转向亚洲。

乌克兰危机表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多么无足轻重,尽管二三十年前它们还是全球政治的支柱。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受到乌克兰事件的影响。非洲、东亚或南美洲的人们可能在饶有兴趣地观看俄美之间的“力量测试”如何收场、以及俄罗斯反抗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的努力是否会取得成功,但这个问题在他们的众多优先事项中显然属于最不重要的一个。

然而,有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说就全球力量平衡的变化而言,乌克兰可能仍是重要的:它对欧洲可能的分裂有着影响。这不是指领土的分裂,而是涉及“欧洲遗产”之未来——在全球政治中,欧洲可能将不再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力量存在。

乌克兰冲突让创建一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大欧洲”的希望化为泡影——冷战结束后人们曾讨论过创建“大欧洲”的可能性。这不是因为俄罗斯和欧盟(EU)已经永远地分道扬镳——欧洲的历史表明,彼此之间再不共戴天的仇敌也能找到共同立场——而是因为当前的对峙发生在全球结盟的关键时刻。

一方面,有关国家围绕美国提议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展开的谈判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如果美国和欧盟成功创建一个庞大的自由贸易区,那么“旧世界”将与“新世界”的进程紧紧绑在一起,绕开美国建立俄罗斯-欧盟实体(这是俄罗斯和欧洲某些反美势力的梦想)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方面:中国正在向西转,这可能对欧洲产生重大影响。

2013年秋,俄罗斯和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产生的对峙即将走到一个关键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时宣布“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颇具象征意义。中国避免与其他强国竞争势力范围,并提出了一个有可能包容、甚至在经济上吸纳欧亚大陆所有国家的计划。实际上,就一国能够承诺投入的资源来说,其他任何国家都很难与中国匹敌。

其他所有玩家(俄罗斯、欧盟和美国)在欧亚大陆主要动用政治手段,也因此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中国提供了随时可动用的现金,并且不关心接收方是何种政权,也不关心接收方的优先国策是什么。

丝绸之路计划的目标之一是,抓住欧洲混乱局面在西方开启的机遇。旧日的丝绸之路一直延伸至东南欧、南欧以及中东地区。丝绸之路的重建将让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扩展至(从希腊到伊拉克等)陷入困境的地区——尽管布鲁塞尔和华盛顿方面多次试图解决这些地区的问题,但现在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中国不打算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但它很愿意利用这些地区的需求。

Saturday, March 28, 2015

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

香港特首梁振英3月27日下午出席2015博鳌亚洲论坛,发言中他再次力证“一带一路”战略下香港的作用。

他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加上地理优势,金融体制独立,资金自由进出,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一带一路”下,香港可作为超级联系人;在商贸、金融和其他经济活动方面,香港都可利用“一国”、“两制”优势发挥作用,尤其是在筹建亚投行和以金融业引领“一带一路”战略方面,协助内地经济发展走进国际,同时也给香港自身带来重大机遇。

香港财政司长曾俊华几天前早已透露,香港政府已经展开这方面研究,他个人则正在筹划近期带同商务团出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当地政府启动促进贸易与投资的安排,为打开这些新市场做好准备。

利用香港最显著的金融业优势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这自然是个顺理成章的计划。不过,香港在该战略中其实还可以担负起更重要、更深入的工作。长期作为国际自由港、国际贸易中心的香港,过去数十年在“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上去”历程中,早已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资源和成功的经营经验,完全可以有机融入到这一政策部署之中。

设立跨境“时空集团”

中国政府可以利用香港地区的资源和经验,促成跨界、跨境的“时空集团”推动中国内地企业进一步“走出去”。

许多香港企业“走出去”之所以成功,除了企业决策者本身拥有国际视野,具有制定与实践海外投资战略的丰富经验外,更多的是借助由政府、半官方机构和各大商会组成的“三位一体”、群策共生的力量。

香港经济事实上是“有导向的自由贸易”,由政府引导经济和企业发展大方向;半官方机构如贸易发展局、生产力促进局等扮演“探射灯”角色,集中力量于国际贸易协商和市场拓展;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工业总会等各大商会,则弥补政府部门和半官方机构不足,通过分析研讨会、实地调研考察等方式,为会员提供新兴市场详尽的投资指南,以及提供包括会员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有关金融、基建、商贸等各方面的具体需求的服务。

这套机制运行多年,行之有效,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借鉴这套机制。针对“一带一路”中某些重点的国家、产业和项目,可考虑在香港或澳门地区组建一个或多个“时空集团”(time-space envelope)——由中国内地、港澳地区的相关官方部门、半官方机构、银行、基金和商会等组成、三地相关民营企业可共同参与的一个战略网络和投资平台。

在具体操作中, “时空集团”的参与者可在香港成立针对特定国家、产业和项目的专项海外投资基金或投资机构,这除了可以用“香港形象”淡化国家色彩外,也有助于解决中国内地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不大了解国际市场规则、跨国语言和文化差异等问题。同时,未来“时空集团”的中国内地企业参与者,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者,还可通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拓展融资渠道,以及在香港发行债券。

创建符合国际标准的投资机制

香港资源和经验可以帮助内地企业提供更国际化、高标准的投资及后续服务,真正“走进去”。

Friday, March 27, 2015

普京称俄遭到“敌对势力”围攻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周四称,俄罗斯已被敌对势力围攻。他还发誓说,不论是军事上对俄罗斯的围堵还是从内部对其政权的颠覆,他都将予以强硬还击。

这是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被谋杀、以及之后普京本人从公众视线消失后,普京的首次重大讲话。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他都采取了十分强硬的措辞,似乎是要通过这次讲话重树自己的权威。2月27日,涅姆佐夫被谋杀。3月,普京又曾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11天。先后发生的这两起事件,令莫斯科政坛对普京政府内斗及其权力掌控稳定性的猜测愈演愈烈。

普京告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Bureau)的领导人,“如果我们每一步都屈服和让步”,俄罗斯周边局势“将不会好转。只有我们变得更为强大,局面才会好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是普京借以维持国家运转的工具,前身是苏联的克格勃(KGB),而普京政治生涯正始于克格勃。

普京指控西方试图破坏其政权。他说:“西方专门机构试图利用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及政治组织达到他们的目的。为此,他们的努力一刻都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瓦解政府公信力和搅乱俄罗斯内部局势方面。”

“他们已经在开展相关计划,打算在2016年到2018年即将来临的选战期间采取行动。”

俄罗斯明年将选举新的议会,而普京的第三任总统任期将于2018年结束。目前,普京尚未宣布是否将再次参选,不过反对派人士相信他决心无限期留任总统。

涅姆佐夫是将各种普京的批评人士凝聚在一起的一位关键人物。在他遇害后,被大大削弱的俄罗斯反对派可能会进一步瓦解。反对派人士表示,涅姆佐夫的遇害强化了俄罗斯的恐惧氛围,并导致普京的批评者进一步边缘化。

普京表示,他已准备好与反对派开展对话,并将认真倾听那些带有“建设性批评意见”的人们。他说:“然而,与那些依照外部势力的命令、并非出于自身利益而是外国利益行事的人们谈话是没有意义的。”他还补充说,俄罗斯政府将继续密切监视接受国外资金的非政府组织。

普京还谴责了北约(NATO)强化欧洲防务的举措。他说西方试图惩罚俄罗斯的“独立性政策”以及为调停乌克兰战争双方所作的努力,并警告说这种做法不会成功。

普京还专门提到北约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称这一计划试图“破坏现存的核均衡态势”。

译者/简易

中国尝试“驯服”广场舞

已然名列世界“干预色彩最浓政府”之列的中国当局,又开始插手规范老百姓跳的排舞。这种舞是中国内地中老年妇女眼下最热衷的一项健身运动。

到2050年时,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39%。面对老龄化问题,北京方面正在苦苦寻找让老年人保持健康的办法。但是,清晨和傍晚在公共广场、停车场以及住宅区外翩翩起舞的行为——这是数百万中国人(大多是退休人员,而且女性占大多数)最喜爱的锻炼方式——已引起被这些退休人员及其大功率录音机搅了清梦的上班族的频繁投诉。

最近,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解决“广场舞”(中国众所周知的休闲活动)纷争的方案,即12套由政府批准的广场健身操舞——官方媒体称,这些舞将会有“编排科学、带给人正能量的全新动作”。

“广场舞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特点,但现在看来,参与者的过度热情似乎引发了噪音和场地方面的纠纷,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官媒《中国日报》(China Daily)援引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刘国永的话称,“所以我们必须用国家标准和规定进行引导。”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称,这些舞由专家创编、“适合不同人群、编排科学合理”。

该局称,这12套由《小苹果》(Little Apple)等大热神曲伴奏的健身操舞,未来5个月将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健身场所推广。

健身教练王广成带领的广场舞队今年2月登上了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王广成说,“统一编排的舞蹈将使广场舞健康有序发展,以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进行”。

但是,中国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副司长周广莲称,中央政府部门出台的规范未触及广场舞中最棘手的问题:舞曲的建议音量,可跳的时段,以及禁跳的场所。

一些省市已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温州市政府与广场舞者达成了限制跳舞场所、时段及音量的公约,并让警方每半个小时监测一次噪音水平。但是,想在拥挤得出了名的中国城市中找出一块跳舞场地,恐怕就连北京中央政府的规划者也很难办到。

张嫣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英美对亚投行立场为何如此不同?

中国同时押注拉美两大运河

寄望于新一代大型船舶将改变世界贸易格局,中国瞄准了拉美地区两个相互竞争的运河项目,以期打造更快捷的通往亚洲的新航道。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向拉美提供了上千亿美元的贸易信贷和投资。

在有百年历史的巴拿马运河,一项耗时8年、投资53亿美元的扩建工程已接近尾声。扩建完成后,该运河将可通行21世纪的新型船舶,这些船舶的装载量是现有船只的两倍以上。但在扩建工程收官之前,作为该运河的第二大客户,中国已经在考虑进一步扩建的事宜了。

图中上方红线为尼加拉瓜运河,下方红线为巴拿马运河

在巴拿马运河以北,一家中资企业——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HKND),已在开工建设总投资500亿美元的尼加拉瓜运河。扩建后的巴拿马运河也无法通航的巨型船舶,将可通过尼加拉瓜运河航行。该项目计划于2019年竣工。

原巴拿马运河全长81公里,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修建构想是由法国提出的,但最终由美国建造。扩建的部分其实是一条新运河,预定2016年初开放。但巴拿马运河管理局(Panama Canal Authority)认为,如果需求旺盛,15年后该局可研究再次扩建,以跟上需求。

“是的,我们正在筹备,”该局负责行政和财务的执行副总裁弗朗西斯科•米格斯(Francisco Miguez)说,中国国有建筑公司——中国港湾(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已经接洽过我们,表示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他们……有兴趣参与”。

北京方面小心谨慎地不让人觉得它在脚踏两只船,以防尼加拉瓜运河无法开建。该运河已于去年12月动工。中国港湾美洲业务负责人唐中东表示,巴拿马方面去年联络过他的公司,“我们表达了我们的兴趣,(但)现在还没有具体方案”。

美国的港口和造船企业正在为更大型船舶的问世做准备。扩建后的巴拿马运河将能够通行“新巴拿马型”船,最多能装载13000集装箱,而旧巴拿马型船最多只能装载5000集装箱。此外,扩建后的巴拿马运河还能让美国将天然气出口到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巴拿马运河货物总吞吐量中,发自或发向中国的货物量占比超过了四分之一——这解释了为何中国对开辟快速航道感兴趣。

米格斯称,巴拿马运河扩建项目“将带来巨大改变,不仅仅是对巴拿马,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如此”。

这是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工程项目,总共有16道闸门,每道都有10层楼高,铸造这些闸门所用的钢铁可以造22座埃菲尔铁塔,所用水泥可建造2.5个吉萨金字塔,工程师们还得想法运走5千万立方米石头。

利用特殊水槽设计,这些闸门可以少使用60%水量,而且完全依靠重力,没有采用水泵。

诸如此类的巨大挑战导致预算超支。去年承建方和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围绕超支款项由哪方支付发生了激烈争执,造成工程一度停工。目前双方还在打官司,虽然已经复工,整个项目比起预定计划滞后了一年时间。

专家认为,对尼加拉瓜运河项目来说,这些事情是令人担忧的先例。尼加拉瓜运河总长是巴拿马运河的三倍以上,而且还要穿过原始的尼加拉瓜湖,需迁走数万名居民。HKND尚未提交完整的环境影响报告。

英国缘何钟情亚投行?

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没有理会英国外交部(Foreign Office)的建议,拍板让英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 ,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理会英国外交部那帮扫兴的人,就永远干不了好玩的事情,比如进口危险的野生动物、在也门度假,或者向一个专制的超级大国给予道义支持。

英国申请加入亚投行是由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主推的,英国外交部尝试阻止这一行动,预测此举将惹恼美国。美国控制着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南半球最遭人痛恨的一家发展银行,美国不想看到任何对手插手这项宝贵的事业。

然而,英国财相热衷于促进英中关系,希望借此增进中国对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投资。这是一个颇具价值的目标。弹丸之地的伦敦金融城已成为欧洲主要的人民币交易中心。伦敦金属交易所(London Metal Exchange)已经为中资所有,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有中资参与,中国资产管理巨头嘉实(Harvest Capital Management)正在组建一个英国子公司。

英国出其不意地成为第一个宣布加入亚投行的欧盟(EU)国家,表明英国自豪于自己在世界上占据的地位:一个在短时间内拥有相对于卢森堡的外交优势的国家。至于此举对于由流动性驱动的伦敦金融城趋势将带来什么不同,则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接触一下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的官员们,或许能提醒中国的银行家们什么样的做法最好避免。

中方做到了不合逻辑的事情:建立一个似乎谁都能加入的专属俱乐部。

现在,面对卢森堡的扩张主义,奥斯本必须赢得一场持久的胜利。他必须保证亚投行的欧洲分部设在英国。伯明翰或许不错?在亚洲源远流长的另一家银行汇丰(HSBC)正将英国总部迁往此地。伯明翰的市中心有一座漂亮的佛塔,或许会让中国的银行家们产生故乡的感觉。

译者/许雯佳

英财相是加入亚投行决定的主要推手

英国《金融时报》了解到,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做出加入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一争议性决定时,克服了外交部(Foreign Office)的强烈反对。

中英两国官员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这位财政大臣拒绝接受英国外交官们担心的问题,后者警告称,该决定将疏远英国与盟友日本以及美国之间的关系。奥斯本在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会议上提出该问题才获得了支持,英国首相在会上对他的立场予以了肯定。

英国将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很快招来了奥巴马(Obama)政府的批评。美国有些人把亚投行视为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对手。但后来又有6个其他欧洲国家做出同样决定,令英国政府感觉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

英国《金融时报》了解到,该决定是在消息公布几天之前、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做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联合政府中权力最大的外交政策机构。中英两国官员直到最后一刻都认为,来自英国外交部的反对会是不可克服的。

一位了解该次会议的人士表示,奥斯本使众位大臣和防务高官相信,这一协议的商业利益大过可能带来的吵嚷。

这次争论是奥斯本积极介入外交政策领域的最新迹象之一。这已加剧了财政部与外交部之间的旧有紧张关系。这位财政大臣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不断地推行将贸易置于决策核心地位的重商主义外交政策。在这一方面,他得到了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支持。去年,卡梅伦率领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但是,从传统外交转向商业激进主义,惹恼了外交部的老手们。他们表示,珍贵的政治智慧不见了。有些外交官表示,这一政策转变应归咎于英国政府未能发现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中东崛起、或者俄罗斯侵入乌克兰等趋势。唐宁街10号表示,其他西方强国也没有几个发现这些趋势。中国尚未决定将亚投行的欧洲办事处设在哪里,伦敦、法兰克福和卢森堡都在为此展开争夺。

英国财政部表示:“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决定,是英国政府的集体决定,得到了所有相关部门的认同。”一位外交部官员表示,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已被中国提出的治理和政治干预方面的防护措施所劝服。

汇丰(HSBC)行政总裁欧智华(Stuart Gulliver)昨日对英国立场予以了支持。他表示:“完善一个机构的最佳方式就是参与进去。”

桑晓霓补充报道

译者/邢嵬

是什么让欧洲多国争相奔向亚投行?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于3月12日宣布英国将加入“中国版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此举无视美国压力和英国本国外交人士的劝告,不仅让英国在欧洲和华盛顿的盟友大跌眼镜,也让北京方面感到意外。

奥斯本曾告诉中国官员,在3月17日前,英国不会宣布它将提交申请。但其他欧洲国家在听到了英国将加入新生的亚投行的风声后,马上竞相效仿英国的做法。伦敦方面据此认为还是提前5天宣布为好。

最终,卢森堡比英国提早一天,于3月11日向中国提交了书面确认函,但它要求中方在两周内保守秘密,以防它的加入申请无法获得成功。瑞士于3月13日申请加入,法国、德国、意大利均在3月16日申请加入,奥地利一周后申请加入。

美国的多个盟友决定申请加入亚投行,而华盛顿方面此前几乎明确表明不希望它们加入,可谓迄今为止全球实力东移的最有力标志之一。欧洲国家争先恐后加入亚投行还表明,中国在寻求在海外辐射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更大影响力时,外交手腕已变得更加圆滑。

直到今年1月,新西兰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时,七国集团(G7)成员国实际上还一致同意不加入亚投行,除非它们达成某种共识。

然而,它们不可能达成什么共识——日本并未收到正式邀请,美国则反对任何一个盟友申请加入一家被它视为挑战现有多边世界秩序的机构。

正因如此,英国决定分道扬镳的举动才受到美国的强烈批评。此举也让柏林和巴黎方面耿耿于怀,它们认为这件事说明英国为了追求短期商业利益,愿放弃长期战略考虑和与亲密盟友间的团结。

“为了赢得人民币业务,英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正争相拜倒在中国面前,中国人则很高兴看到这一幕,”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除了赢得中国好感这点,很难一下子看出加入该行对英国的利益有何帮助。”

上述国家着急加入的一个原因在于,中方定下的截止日期是3月中旬。如果这些国家想在本周末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召开的亚投行意向成员国高级别会议上被接纳,它们必须赶在3月中旬之前提交加入申请。

在这场赢得连中国人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战役中,主持亚投行筹建工作的金立群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穿梭于不同的国家,努力说服它们加入该行。

金立群

这位彬彬有礼且行事老练的前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和前亚洲开发银行(ADB)官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也不错。用数名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士的话说,金立群是一位绝佳的“与蛮夷人打交道之人”(barbarian handler)。

这些人士说,金立群是一位亲英派,与英国人交流时喜欢引用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话;他还向法国人讲述自己多么迷恋法国的文化;为了取悦德国人,他还跟德国人说因为他们诚实所以自己最喜欢他们。

他离间欧盟(EU)各成员国的功力已在北京传为美谈。

一些参与亚投行相关谈判的人士称,尽管遭到了英国外交部的反对,但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听取财政大臣奥斯本的意见后,还是决定让英国加入该行。

李光耀、温思敏与新加坡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于3月23日凌晨3点18分逝世。我没有资格与能力盖棺定论,但可以谈一些感想。

我出生于马来西亚,于1962年到1965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编者注:本文以下亦简称南大)读书,参与当时左派学生运动,支持左倾的社会主义阵线,与人民行动党对抗。后来,由于修读经济学、中苏思想斗争、中国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失败等因素,使我的思想从极左转变为中间偏右,但在经济学者中算比较左倾。

我1967年到澳大利亚读书,随后工作,虽然直到2013年初才到南洋理工大学工作,但在澳大利亚的几十年期间,我先后有多次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加起来共约两年。因此,我对新加坡算是保持了相当的认识。

对新加坡建国与发展的伟大成绩,李光耀的贡献功不可没。我们这些前南大的左派学生,对南大的关闭难免耿耿于怀,但对李光耀的功过,应该承认至少是九一开。我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有一个共同点与一个不同点,共同点是他们两人的功过都是八二开;不同点是一个是过功,一个是功过。中国是一个人口十多亿的大国,而新加坡的人口不到中国的二百分之一。因此,以绝对量而言,邓小平有更大的影响力。然而,相对于规模的大小,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过一个小国的程度。李光耀不只是新加坡的伟人,也是世界伟人之一。

新加坡原本是一个失业率高而收入低,又有强烈的政治对立与不同种族的国家,加上英军的撤退,情况并不乐观。随后新加坡能够在不经受重大失误与混乱的情况下,在经济、社会、文化与国防等方面发展到今天高度,兼备良好治安与种族和谐,维持行政效率与清廉,新加坡这半个世纪以来的成绩没有被过度夸张。当然,除了李光耀的杰出领导,很多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我现在的教席所纪念的温斯敏先生(Albert Winsemius)也值得一提。

温思敏出生于1910年,来自荷兰,于1961年领导一个联合国团队来新加坡,帮助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李光耀很赏识温思敏的建议,让他成为新加坡的长期顾问。他几乎每年都来新加坡两个星期,一直到1984年。他原来对西班牙政府提建议,但不被采用,而李光耀是温斯敏的伯乐。温斯敏对新加坡政府提出的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建议,如保留莱佛士铜像与英文街道名称,使国际投资者安心;他也帮助新加坡获得像Shell与Exxon这样的跨国投资者。他正确地反对保护主义,建议从像生产衣服之类的低端工业开始,后来又发展到电子、航运、金融等方面。他也高瞻远瞩地远在1970年就提出建立新大学(或学院)的建议。在李光耀的赏识下,温斯敏的正确建议获得实施,帮助新加坡取得重大的发展。

在金融方面,温斯敏指出纽约与伦敦这两大世界金融中心有十多个小时的时差,新加坡可以填补这时差,成为金融中心。当时英国为了在香港的利益,反对新加坡在这方面的发展,说新加坡这么做,就得退出英镑区。结果李光耀果断决定进行,并取得成功。

温斯敏于1996年去世,南洋理工大学于1997年成立Albert Winsemius教席来纪念他对新加坡的贡献。他曾经长期担任国家工资理事会主席,对新加坡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林崇椰教授长期担任这职务,直到2012年退休,成为终生荣誉教授。

Thursday, March 26, 2015

朱云来的互联网金融警钟

周四,前中金公司总裁朱云来现身“2015博鳌亚洲论坛”,他并未如业内猜测的那样,去互联网金融领域创业,而是变身清华经管学院教授。在他参加的“互联网金融:自律与监管”的分论坛上,主办方称呼他为“金融专业人士”。

虽然在嘉宾讨论发言过程中,朱云来笑称,他对互联网只是研究,但是从他的话里行间,以及与陆金所CEO计葵生的“友好辩论”中,不难让身在现场的人们感到,他对该领域并不仅是研究这么简单。更多流露出的,是他对这一领域、尤其是P2P行业风险的担忧。

他认为,P2P行业虽然单笔借贷金额较小,但正因为规模小才难以判断、甚至有可能低估其中存在的风险,尤其是该平台贷款利率普遍都在10%以上,如此高的风险溢价,成为他“发难”计葵生的依据——如果不能准确判断信息又怎能做好风险控制?在风险未知的情况下,投资者很容易颗粒无收。

他上述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在过去一年中,P2P行业规模发展迅速的同时,其带来的风险同样惹人注目。根据零壹财经统计数据,截至到2014年10月31日,中国出现问题的P2P平台共254家,接近总家数的20%;其中仅10月份,就出现38家问题平台(提现困难、诈骗、跑路、倒闭等)。

虽然这些平台的倒闭,看似符合市场优胜劣汰规律,且还不足以动摇P2P行业的基础和未来,但却关乎这些平台投资者的资金和回报,而这些投资者恰恰是P2P行业的“衣食父母”,生存支柱。对他们而言,真正的风险不一定在明处,这些风险主要是来自于行业、政策监管以及投资者本身三方面。

首先,行业风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业内对周期性风险的忽视,或者说P2P平台缺乏应对周期性风险的措施。中国的互联网金融领域很少关注周期性风险,当行业处于快速发展期的时候,规模的快速扩张、赚钱效应提升,很容易让从业者产生一种幻觉,即他们可以避开经济周期性。暂且不说互联网金融是否具有避免金融危机或解决危机的能力,至少P2P行业内的资产,大都来自传统金融机构或者是新机构用传统的方式生产出来的金融资产,它们依然在经济周期中。这意味着它们仍然无法避免经济周期性的兴衰。二是,P2P创业者过分追逐热点效应,追求规模,而忽略公司本身质量,抱着“赚一票就撤”(如做大估值后上市退出)的心理,使得行业潜在风险大大增加。

其次,政策监管风险。从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新事物,中国一直秉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先创新,做大规模,后监管。互联网金融处于创新高速轨道上,而金融监管改革又是一个长期不懈的过程,它们节奏上的不匹配,表面上很容易让人理解,但是更深一步讲,这其实是一种监管风险。当前P2P跑路频繁,业内呼吁加强监管声音四起,但是行政手段过分介入,又与“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相悖,况且该领域监管办法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

最后,投资者自身也蕴藏着风险。“无风险高收益”、“保本保收益”、刚性兑付的认可,使得投资者对新兴金融产品趋之若鹜,他们盲目的追捧不仅给行业带来快速的规模增长,同时也使得风险不断累积。他们享受高收益的同时,一旦刚性兑付被打破(实际上监管和市场都认同这一点),他们却未必具有承受高风险的能力。这其实和中国股市中的散户一样,全凭胸前一个“勇”字在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