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ly 31, 2014

中国新疆局势日趋紧张

中国新疆检方称,中国最知名的维吾尔族维权人士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因涉嫌分裂国家罪,已被提起公诉。

土赫提是一位经济学家,曾运营一个主要关注维吾尔族事务的中文网站。他被正式起诉之际,新疆暴力活动正不断升级,而中国政府正在更大范围内打击记者、网上言论以及维权人士。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开展一场反腐大清洗。就在本周,中国前能源及安全“沙皇”落马。

土赫提今年1月在北京家中被国安人员拘捕。在消失于公众视野之前,他是中国少数敢于公开挑战政府对疆经济和民族政策的人之一。

华盛顿美国维吾尔协会(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主任阿里木•塞依托夫(Alim Seytoff)表示:“我们看到,对于试图理性讨论维吾尔族人群所面临挑战的知识分子,中国当局试图摧毁他们的工作与生活。非但如此,我们还看到中国官方正对所有维族人传递一个明确信号:谈论政府政策是不被容忍的。”

维吾尔族的语言属于突厥语系,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是新疆原住民。中国在该地区严格的宗教、文化及语言政策,经常令这一族群不满。他们抱怨称,在政府支持下流入新疆的基建及能源投资,往往让当地汉族移民获益更多。

中国政府将近期一系列针对汉人的暴力活动归咎于维吾尔人群中更极端的民族主义。今年3月,在中国西南省会昆明的火车站,8名维吾尔族人用刀刺死了29人。今年5月,在乌鲁木齐一个人员密集的菜市场上,一起自杀性汽车爆炸导致43人丧生。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Xinhua)报道,就在本周早些时候,在伊斯兰教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开斋节(Eid el-Fitr)那天,“一伙暴徒持刀斧”袭击了位于新疆莎车县的镇政府和派出所,打砸焚烧过往车辆,并导致数十名汉族和维族群众丧生。新华社称这起事件为有组织的恐怖袭击。

海外媒体和维吾尔族人权团体则表示,这些人是为了抗议斋月期间他们在宗教上受到的打压,以及附近城镇中警方杀害一家维族人的行为,而警方对他们滥用武力。

在本周的暴力事件之前,今年在新疆发生的冲突已导致大约200名警察和平民丧生。中国官方表示,每一起事件都是恐怖分子所为。

译者/何黎

如果中国经济走弱

围绕中国的两场辩论正在展开。第一场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激进举动有关,在对经济知之甚少的海洋战略家和外交官之间展开。第二个与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有关,在对海洋战略和外交知之甚少的经济学家之间展开。

两场辩论本应相互交叉,实际上却很少这样。在一场辩论中,中国似乎不可战胜,而在另一场辩论中,中国又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第一场辩论的背景是中国似乎势不可挡的军事扩张,尤其是在海洋、空中、弹道导弹和网络战争中。就海上实力而言,这不仅包括军舰,而且还包括巡逻艇、商船运输和石油钻井平台的战略部署。北京方面协调所有这些实力特征的能力,导致亚洲的海上军事平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美国海军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统治着西太平洋,就像后者是自家的湖泊一样,现在情况不复如此。实际上,随着中国有能力在南中国海恫吓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以及在东中国海挑战日本,西太平洋上的实力格局日益多极化。

中国的军事崛起导致日本放弃其准和平主义,并重新将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默认选项。因此东亚地区的稳定不再理所当然。

海洋辩论的一方认为必须阻止中国扩张,另一方则认为必须适应中国。持强硬立场的人士表示,如果中国的海军继续扩张,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将只能悄悄地单独与中国签订协议,从而削弱与美国的关系,这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较为乐观的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如此惊人地增长,因此其军事崛起是正常的,美国必须在该地区为中国力量留出一些空间。

两种观点都认为中国军力将继续增长。但如果,比如说,在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下,中国军力没有继续增长,又会如何呢?

第二种辩论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热。在30年的时间里,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成了常态,但这种增长不会永远持续。官方公布的7.5%的增长率可能说高了,但即便没有说高,人口更稠密、更发达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速肯定低于这个数字,因为较为贫穷的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较快。

接下来是信贷和住房市场泡沫;在2014年前5个月,中国房价下跌了逾10%。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不断的刺激当中,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认为此类局面将会持续,而且中国最终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完全是一种极端的线性思维。

第二场辩论的一方认为中国经济能够勉强走下去,另一方则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崩盘。前者认为,中国极其能干的集体领导制威权政府并不否认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能以民主政体不可能采取的方式灵活应对,从而成功修正问题。指令文化和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会有所帮助。其他人则认为,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都受到相同经济规律的制约,中国领导层虽然很有能力,但仍力有不逮。他们说,正是中国的威权主义破坏了经济改革。

这种辩论没有注意到的是,中国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勉强走下去,以及它对中国国内的民族、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经济进入数年的低迷与突然崩盘是不同的。前者有利于遏制民族和社会紧张局势,同时,在公海上表现出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有利于加强中国政府在艰难时期的合法性。但经济崩盘可能引发藏族和突厥穆斯林的维吾尔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战争。此类社会和经济紧张局势可能暴露出中国持续增加军事开支能力的局限。有关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辩论,与有关中国经济的辩论,就是在这里产生交叉点。中国经济低迷导致中国在海上更加强势;经济完全崩溃则可能导致相反的情况。关键在于中国经济的疲弱程度。

尽管中国经济崩溃可能抑制其对西太平洋的海上威胁,但它也可能扰乱亚洲和世界经济,让包括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各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遭受严重影响。世界将不再那么稳定。

与此同时,与中国经济走弱可能导致的结果相比,如今的海洋紧张局势还算温和。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上的海军对峙,是原本的强国和正在变强的国家通过昂贵的军事平台投射实力的结果。它本身是东亚地区持续繁荣的表现。

本文作者系美国安全智库Stratfor的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大西洋月刊》资深记者,著有《亚洲火药桶:南中国海问题和太平洋安定局面的终结》(Asia’s Cauldr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一书

译者/何黎

“刑不上常委”:潜规则还是伪命题?

日前中共中央宣布审查周永康,被公认为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不少人额手称庆,实际上仅仅是在追究一位“前常委”而已。

就红色政权的传承而言,这条所谓的潜规则,更像是个无厘头的伪命题。纵观中共建党九十三年来的党史,在周永康之前已有二十一名政治局常委因各种原因落马,平均每四年多就有一位。

据称“刑不上常委”的出处,是邓小平在“八九六四”后对新领导集体“政治交代”的谈话: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0页)

一年半以后,邓小平又再次提到:“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

分析邓小平的这两段讲话,一是强调维护领导集体的“核心”,二是强调执政党要有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常委会,无论如何解读不出常委个人有不受追究的特权。从另一角度推论:倘若政治局或常委会不够好,或者出了不好的人,党国的命运就要出问题。

邓小平所认同的,其实是“刑不上核心”,且只有核心才有权给其他人“上刑”。第一代核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清理了副主席刘少奇、林彪,常委陶铸以及大批高官,居然“没有把共产党打倒”,就因为他是唯一的“核心”。邓小平也承认:“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章按:指胡耀邦、赵紫阳下台),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

事实上邓小平在“南巡讲话”前后,也不是没考虑过“换核”,后来耳朵一软临时改了主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共和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自毛邓以降,哪一代核心都不是神。上述讲话之所以变成金科玉律,甚至演绎出“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无非是对演绎者及其拥趸有利。

综上可知,在毛泽东、邓小平两代核心任内,是“刑可上常委”的。其后变为“刑不上常委”,权力斗争仅触及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这样的政治局委员级别,盖因毛、邓之后,强人政治被常人政治取代,博弈各方都不太有本钱“玩大的”。

中国为何仍未出现大面积信贷违约?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预测中国信托产品会出现大面积违约。这些信托产品卖给散户,用它们来融资的通常是中国最脆弱的借款者。然而,预期中的违约为何迟迟没有发生?

根据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的数据,中国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经从2008年的1.5倍攀升至现在的逾2.5倍。

这些债务很多以信托产品的形态存在,它们被用于为那些国有银行避而远之的借款方和项目提供融资或再融资——这些项目包括建成却无人居住的“鬼城”住宅区、无法产生现金流的基建项目、以及处境艰难的钢铁厂。

那么,违约为何没有发生?

几个月以前,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分析师曾预计,中国会在今年4月到7月间开始出现违约——这一时段是信托贷款的还款高峰期。

而在这一时段结束之际,美银美林的分析师在一份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5月份和6月份有问题信托产品的报道确实增多了。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未出现正式违约现象,这是由于这些坏债极有可能已被展期或纾困。”

由崔伟(David Cui)领导的美银美林分析师团队分析了已被报道的一些案例。他们的统计发现,可能违约的信托产品案例“自去年11月11日以来,从平均每月出现1.2起,增加到5月份的7起以及6月份的12起”。

然而,虽然这些产品周而复始地将中国投资者的存款输入不健康企业,从实际的违约情况看,中国却处在令人恐惧的平静局面中。

对此,崔伟和他的团队认为他们找到了答案。他们表示:“在57起被报道的潜在违约案例中,大约45%的案例还在处理之中;25%的案例已经被信托公司用自有资金偿还;20%的案例由资产管理公司或其他‘第三方’企业偿还;10%的案例被打包为新的产品或者被延期偿还。尽管存在种种负面新闻,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信托投资者资金亏损的已知案例。依我们看来,这已大大增加了相关道德风险。”

换句话说,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各方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他们正在密切“配合”,为一系列实际上是中国版次贷的投资产品一再纾困。这会进一步促使散户将更多资金投入这些回报更高的产品,因为他们相信政府会支持这些产品。然而,政府也会有不再支持它们的一天。

译者/何黎

勿让两种极端化民族主义撕裂新疆(上)

近年,中国的边疆动荡,引起广泛关注。学界及社会大众热烈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施予各种举措,但目前来看,极端事件并未停止。最典型的如新疆,暴恐事件渐趋多发,2013年,造成人员伤亡的暴恐事件即有200余起。2014年刚过半余,震动全国的重大涉疆暴恐事件就出现数起:3月1日昆明,4月30日乌鲁木齐、5月22日乌鲁木齐,7月28日新疆莎车县。

中国边疆动荡的深层原因何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尽快实现安边固疆?本文试图以新疆为蓝本,分析动荡的原因并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两种民族主义从勃兴走向极端化

二十世纪出现过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均有重大而深远地影响。发端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至今仍在持续发酵。

作为地球村一部分的中国,虽没有如西方的一些政治家预期地步苏联东欧后尘,因民族宗教问题分裂崩溃,但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浪潮的席卷和波及,国家民族主义和本位民族主义发展迅猛,并出现了极端化趋势。这两种民族主义一个强调国家整体,一个强调民族个体,其内在张力已经给中国在本世纪的和平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

国家民族主义在中国一直存在,但因种种原因目前这种极端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突显。政治上,(决策者)强调集权,迷信国家暴力,行动中付诸刚性强力维稳;经济上,崇拜GDP,掌控资源开发利用权限,用政府经济手段包办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上,推崇极端唯物主义,与宗教为敌,轻视异族的文化。与此相对应,本位民族主义的诉求也在走向极端。在政治上抗拒同一,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和席位;经济上要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强烈要求兑现优惠照顾的允诺;文化上力图全面复兴本族传统文化,发展语言文字,保护传统宗教。

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以及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各执一端的诉求,所造成的冲突已经日益明显公开。两种民族主义的内在冲突,正在更深层次上威胁着中国的边疆稳定、进而影响全国的社会安全。

新疆的焦虑

而新疆,则是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极端化后形成的内在张力与博弈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地区。在这一地域,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坚持与治理方式的因循守旧搭配,在与膨胀的本位民族主义相遇时,相互之间缺乏游刅的空间,完全是硬硬相撞。

任何社会都有矛盾和冲突存在,所谓“和谐”的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预防和化解矛盾、消除事端、最终实现发展和共赢。新疆的社会焦虑的日益严重,则正是由于缺乏矛盾的化解,日积月累,陈陈相因,才形成了恶性循环。

两种民族主义都面对信任危机

在新疆,两种民族主义都面临着信任危机与焦虑。民族之间、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和不被信任,造成了政治上的集体焦虑。

这首先表现在基层干部工作压力巨大,但执政能力欠缺。目前中国不稳定的社会政治原因主要是贫富差距、执政能力差和贪污腐败。新疆也概莫能外。但在新疆还有特殊因素影响稳定:其一,对少数民族干部缺乏足够的信任,难以放手使用,而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执政能力欠缺; 其二,以暴制暴,让暴力不断持续。

留学后:中国梦VS美国梦

有几次我在纽约和好几拨人吃饭,遇到快毕业的硕博士和本科生,大家齐聚一堂讨论的事情大多围绕着今后的事业重心放在哪儿。

在刘瑜教授留学的那个年代,她说遇见的每个中国人都是祥林嫂,喋喋不休地在问“以后想不想回国去”。而随着国际间交流合作机会的不断放开,“回”还是“不回”,对于留学生而言,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海归了回来呆着不舒服还能再海飘过去。但细思下来,又并非那么简单,机会的多元化反而让人更纠结。国内外就业市场的好忧参半,生活品质的零零碎碎,以及文化氛围的天差地别,都成了需要顾及的重要因素。事业的起步平台一般都需要有连贯性,是去开垦属于“美国梦”的一片天,还是回来刷新自己的“中国梦”,成为留美学生在毕业当口不得不做的选择题。

我想起十五岁第一次去美国,下了旧金山机场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资本主义阵营”:“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满眼望去是低矮的楼房,和人们悠闲笃定的腔调,海风徐徐,白云朵朵。当然了,那时候国内雾霾并没那么严重,蓝天白云也不显得那么的“贵如油”。后来我与美国住家一对四十出头的白人夫妇共同生活了一年,感觉到他们的“美国梦”就是我们“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高阶版本:丈夫经营着一家帆船商店,妻子是全职太太,有两个小孩,惬意自足。而对熟悉这些画面的留学生而言,这样的生活似乎又少了那么点盼头、那么点激情。

美国作家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他的书《美国史诗》中给了“美国梦”一个比较开放的定义,“在美国,每个人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富裕,更充实,因为机会变得均等。不再有欧洲式的上流阶级去规范社会秩序了,而给予个人自由竞争的机会,使得人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成功和财富,并且实现社会的有效流动性”。但在一些美国人眼里,现在的美国梦可能不再是抵触所谓老牌欧洲“精英主义”的“自由主义”,而变得更加“后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更加看重财富的积累。但在金融危机之后,不仅仅是穷人叫嚣着社会分配不均,连中产阶级都开始抱怨自己过得苦。很多美国朋友都跟我提过,曾经让他们坚信不疑的美国制度,现在也开始出现裂痕。特别是这几年的经济不振后,“占领”(Occupy)各种城市的浪潮此起彼伏,许多美国人也对其制度中的“自由“、“公平”等优越性和稳定性产生了怀疑。而相对的“中国梦”,也有着对“过日子”的追求,但对很多人而言似乎多了一份社会担当和文化诉求。而落到实际,大概有三个方面的不一样。

先说工作氛围吧,美国的大多数企业里面,尽管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办公室政治,但总体而言,同事间的交往比较简单,跟上级之间也相当随和。在我曾经实习的美国公司里,下级是可以公然挑战上级的,下级觉得上级有什么做的不对,可以有理有据地指出,这并不稀奇。如果说的恰当,还很有可能被大老板褒奖。我的一位朋友白小姐,在出国之初曾在国内一间外企会计事务所工作,谈起国内的公司氛围,她就觉得不那么宽松随意了,尤其是在待人接物方面,比如说非常注重领导的称谓。另一位曾在中美两国科技公司工作了快十年的林先生就说,中国的公司更强调权力等级,而美国更注重实际的经济利益。

万爷在巴黎(一)

万润南坐在路边小酒馆的绿色座椅上等我们。象五个月前的见面一样,又是个雨天,他仍头发短促、下颌上留一片花白胡子,套一件蓝色的夹克。

空气都湿漉漉,但巴黎郊外比北加州的小镇要诗意得多。那乏味、标准化的老年公寓、孤零零餐厅里的粗壮大妈,被蜿蜒的小路、妩媚的法国姑娘替代了。

我们坐下来,他点了阿尔萨斯的红酒,还有味道不佳的鲑鱼。因为心脏问题,他再不能大口饮酒。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商业世界,除去大胆与精明,他还以豪饮著称。他曾戏称自己体内有一种特别的酶,可以分解酒精。

“四分之一地方都堵死了”,他用拳头来作比心脏,为我讲解心房与心室的关系,哪个部分出了问题。他的声音镇定、平稳、缓慢,很少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这是一种奇怪的抽离感,在谈论自己,仿佛谈论的是另一个人。其中还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坦诚,似乎对所有事都可开诚布公。

他气色颇佳、谈兴也浓,丝毫看不出危险的迫近。比起上一次,气氛更为放松与亲密。可能是他对我增加了了解,也可能是巴黎的气氛使然。

他钟情巴黎,这里梧桐树、小巷与洋房,正象他成长的上海的法租界。更重要的是,这还是雨果的故乡。在他狂热、匮乏的青年年代,“革命”魔咒般地存在,没什么比雨果的《九三年》更能捕捉到这种革命的崇高与残酷。

25年前的逃亡开始时,法国是第一个接纳接纳他们这些流亡者的国家。它不仅接纳、还把最慷慨的荣誉给予他们。那年七月,正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在盛大的纪念仪式中,他们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当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发现中国留学生是第一方队。法国人将整个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视作对大革命精神的延续,这些青年人与知识分子是“大革命精神”的继承者。

两个世纪以来,不管是 1789年、1848年还是1871年,革命就像是文学、艺术、时装一样,是巴黎最重要的风尚,也是最被庆祝的精神。

令人嘲讽的是,“流亡”这一个概念正是因法国大革命而起。当“公民们”攻陷了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后,法国贵族们开始四处逃散,他们成为了“流亡者”,它的声誉不佳。巴黎制造了流亡者,也慷慨地接待过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从19世纪的赫尔岑到20世纪初的列宁再到冷战时代的米沃什,更有军人独裁时代的拉美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们是政治人物、作家、艺术家,常是为了逃离一个令人压迫的政治制度到此。

但巴黎从未接纳这样规模宏大、面貌清晰的流亡群体。经由电视新闻网的直播,天安门事件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戏剧,延续了整个夏天。从热情高涨的青年到血腥屠杀,它的高度戏剧性更使它深刻地进入了整个世界的道德意识,它不再像是来自遥远国家的悲惨故事,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这幕惨剧逃出的人们,成了天然的道德象征,北京对他们的口诛笔伐,更加深了这一形象。他们的群体也足够庞大与多元,有魅力四射的学生领袖、昔日当权者的智囊、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新兴的企业家……他们不仅代表了一个失败的、被同情的过去,同样代表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一群精英或许可以为未来中国提供另一种可能。

Wednesday, July 30, 2014

中纪委巡视组进驻上海开展工作

中国近几十年打击面最广的反腐运动即将在上海展开。上海是中国的商业之都,也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大本营。

直至目前为止,上海这座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基本上没有受到反腐运动的影响。反腐运动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20个月以来的核心政策,已导致数十万名官员受到调查。

然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个阵容强大的巡视组已进驻上海,并将在那里工作至9月底。中纪委是调查中共党员涉嫌犯罪或不当行为的机构。

在曝出上述消息的前一天,中共正式对周永康展开腐败调查。周永康曾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受到腐败指控的最高官阶的人物。

许多政治分析人士相信,对周永康的调查将是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最高峰。他们辩称,将目标对准更高级别的退休官员将破坏威权政府的稳定。周永康自去年年底以来被拘留。

然而,通过将反腐运动转向上海,习近平正在威胁江泽民的残余影响力。现年87岁的江泽民在2003年从国家主席职位退休后,依然在党内保持巨大的影响力。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7名常委中,有4位或5位常委被认为与江泽民关系密切。江泽民在1989年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前是上海市委书记,他创建的影响力仍然巨大的派系被称为“上海帮”。

政治内部人士表示,习近平被江泽民在党内和军内无处不在的残余影响力所激怒。

反腐调查已经将目标对准多名与江泽民关系密切的官员,包括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

最近的例子是王宗南。王宗南是江泽民的亲信,曾担任光明食品集团(Bright Food)的董事长,后者拥有英国早餐谷物品牌维他麦(Weetabix)。王宗南在本周一受到反腐调查。

韩碧如(Lucy Hornby)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地方官员与中央巡视组的语言游戏

中共设立的巡视制度,尽管至今已有十一个年头,但好像从去年开始,才有了一番威慑的气象。

在庞大的行政系统之外,设立这样一种返祖式的政治制度,当局申明其目的在于监督中高级官员。懒政、腐政,根子在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权力与国民无关,只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封闭传导暗箱。在已有垂直权力体系低效甚至失效的情况下,巡视制度旨在通过权力叠加式的传导,确立现任党魁的指挥权威。拒绝合理分权的政权机制,长期以来形成了畸形的管制定律:只有更大的权力才能约束权力。可以想见,这种在法治之外的约束,只会使权力实现更畸形的集中,金字塔式的专制权力模式,不断强化奴役特性,诱使并强迫下对上负责,且只对上负责。上级即是上帝和真理的化身,服从上级就是履行职责。听命于委任制权力的官员,在上级和法律之间,一律选择了前者。

中央巡视组的使命,无非是调查地方对中南海政令的态度及执行状况,顺便打探民众对各地长官的好恶,以之作为选拔处罚官员的依据。他们和地方官员的关系,颇似冤家对头猫与鼠。然而,地方官员与最高权力层,只是不同层级权力的分享者,巡视大员秉承上命,无非是为了确认下属的忠诚度。他们之间的攻防,因为本是一家人,不过是演戏给外人看罢了。

演戏,就得有脚本和导演。批评的分寸如何拿捏?怎样在安抚的前提下,委婉地提出批评?批评到何等程度?……这一切都是学问。

老虎和苍蝇就在那儿。但打哪种类型的老虎,拍哪种花色的苍蝇,总共打多少只,都有讲究。巡视组对每个地方的总结,皆有所本:先肯定其响应中央权威的热情,把毛理顺,再点穴似的指出问题——而问题,就是那些,随便找出几个,便足以让下属低头。因为下属一直处在成堆的问题中,他们知道自己的困境,并不觉得那些问题会使自己如何,但巡视组一旦指出,马上做彻悟状,反省状,就像小学生故意不去做易做的题目,等老师走到自己身边和蔼地指点,方恍然大悟:嗷,原来是这样的呀!我真笨。

经过勾兑、彩排的反馈表演,具有革命政治的崇高舞台效果。在我看来就是不真实感和滑稽感。他们的对答严丝合缝,矛挥舞着,有情之矛,不待坚实的盾迎上来,便轻轻落到盾面,矛与盾借此完成了美妙的合谋。因为没有一丝新奇和意外,你便以为那是无刺之矛,那是无底之盾。

这样以来,巡视组得到的结论便可想而知。各地都有把柄捏在巡视组手里,服从,配合,继续表现。那把剑落在谁头上不奇怪,别人也不会奇怪,只有落到自己头上时,才知道痛彻心扉的痛,但那时已发不出声。

在老大哥的注视下,他们假装愉快地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关进笼子。一有机会肯定会再放出来,变本加厉施虐,因为权力最不喜欢被管制。他们中会有人这样想么:谁来把老大哥的权力关进国民的笼子里?

先说巡视组用语。

2013年5月27日至8月20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对江西省进行了巡视。当年 9月18日,组长王鸿举代表巡视组与江西省委互动。

“巡视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个中心,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广泛开展个别谈话,受理群众来信来访,调阅有关文件资料,深入了解情况,顺利完成了巡视任务,并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作了汇报。”——这是巡视组的自我宣示。且看其配套用语:按照——重要指示,广泛开展个别谈话,深入了解情况,顺利完成了巡视任务。标准的官方腔调,自己给自己打满分。到底个别谈话的对象是谁?谈了多少人?受理了多少群众来信?接受了多少人次的来访?一概语焉不详。

中国反腐运动将令经济获益

本周二,中国官方宣布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因贪腐被审查的消息。这条消息表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底发起的反腐行动已变得多么的重要,其影响已超越政治权力范畴,而蔓延至经济领域。反腐对于在同一时间展开的、更广泛的改革来说是一项重要武器,这场改革对庞大的国有部门可能会产生积极影响,并且可能会提升大型上市国企的可投资性。

周永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受到反腐败审查的最高级别官员。他广有羽翼,亲信遍布国内安全部门、石油天然气行业以及四川省政府。周永康沦为反腐行动的打击对象以及此次反腐行动的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都印证了一个观点:习近平是邓小平之后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代表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习近平和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反腐行动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中纪委无论发现谁有问题,都可不经起诉就将其带走并关在一个秘密地点长达6个月(时间还可延长)。中共表示,今年头5个月,有62953名官员因贪腐受到处罚,比2013年同期增长35%。其中大部分是普通干部,但也有33人是中央政府部级官员、省级主要官员或国企高管,包括4名中共中央委员。

习近平和王岐山正通过向个人和派系施加政治压力,来达成更宏大的意图,即“加强党建”和实现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60项改革目标。如果这导致大型国企管理效率提高,将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但是,随着赌注的加大,中国领导层将面临一种风险:一面挥动反腐大棒一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改善治理,将会引发一些人的不满,这种不满反过来会削弱经济、降低有效改革所需的积极性。

周永康是因“严重违纪”(用来指代贪腐的词汇)而被立案审查的,尽管真实原因更多的是与周永康及其亲信可能给习近平构成的挑战有关,而不是与他们聚敛的财富有关——特别是考虑到周永康与桀骜不驯的挑战者薄熙来过去的关系,以及关于二人曾企图阻止习近平上台的传言。周永康符合过去高层整肃目标的那种“政治敌人”形象,但他从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时起在国有油气行业建立的广泛人脉,让他的案子具有了更广泛的经济意义。

人们很容易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心态看待中国的腐败,因为中国一向存在腐败,而且当官员薪水不高而寻租机会遍地都是时,发生腐败是必然的。但作为一个似乎对自身看法极度自信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树立威望的人,习近平把腐败视为一种对体制的深远威胁。以往充当体制“救火队长”的王岐山去年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反腐行动可能改变经济走向。

反腐对商业的影响已经显现得很清楚。奢侈品销售额的下滑对国内外的供应商都造成了冲击。瑞士手表受到了影响,中国高档白酒生产商的业绩出现了起伏。路威酩轩(LVMH)财报称在华酒类销售额大幅下滑,帝亚吉欧(Diageo)则打算减记其在中国高档白酒品牌水井坊持有的多数股权的价值。

更重要的长期前景源自反腐行动与更广泛的改革计划之间的联系。反腐属于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之前必须要进行的“清理场地”工作。2013年末,王岐山在一次讲话中明确了这一点。他当时说,当前的行动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中国反腐波及外国企业

中国国内政治从未对全球企业产生这样的影响。

本周,中国持续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扳倒了曾经权倾一时、在能源业和政法部门根基深厚的周永康,以及维他麦(Weetabix)生产企业——光明食品(Bright Food)的原董事长王宗南,这两件事展示了反腐会如何影响海外合资项目和投资交易。

中国媒体周二证实了盛传一年的消息:周永康因“涉嫌严重违纪”(这是共产党对腐败行为的委婉说法)而被立案审查。周永康的权力根基在能源和矿业,他曾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以获取资源的积极倡导者——国有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在过去一年被拘留的多名高管则是该政策的工具。

就连加拿大这样的遥远国度也感受到涟漪效应。中国对加拿大油砂投资项目的合作伙伴——阿萨巴斯卡石油公司(Athabasca Oil Corp)——本周股价下跌13%。自4月初以来,该公司股价累计下滑24%。阿萨巴斯卡在4月初宣布,CNPC的上市子公司中石油(PetroChina)将收购多佛(Dover)油砂项目剩余的40%权益。在那之后,中石油加拿大业务的两名高管在反腐败清洗中落马,13.2亿加元(合12.3亿美元)的转账支付尚未完成。

阿萨巴斯卡周一表示,它在继续“与(中石油的加拿大子公司)凤凰能源控股(Phoenix Energy Holdings)合作,以完成这笔交易”。

同样在本周,中国反腐败斗争的触角伸到了英国人的早餐桌上。2012年,王宗南担任董事长的国有企业光明食品收购了维他麦早餐谷物业务。本周官方宣布,王宗南因之前在上海执掌其他国有企业期间的相关行为而被立案侦查。

对于寻求与中国做交易的跨国企业来说,问题已经从如何接近中国公司,变成当这些中资合作伙伴(或其掌门人)突然身败名裂时会发生什么。

近几个月来,从加拿大到柬埔寨和刚果,一个又一个拟议中的项目被画上问号,因为它们的中国支持者落马了。

“这样的反腐败调查对大家都是新鲜事,”杰富瑞(Jefferies)驻香港的分析师、研究范围覆盖中石油的Laban Yu表示。“刚开始,每个人都告诉我这是老一套,不会有什么大变化。但现在一些项目看起来岌岌可危。”

在金边郊外,一个湖泊已被抽干,以便为柬埔寨首都的时髦新商圈提供地皮。但这块地仍闲置着。

铝业企业家陈基鸿旗下德正资源(Dezheng Resources)的一个部门曾与有影响力的柬埔寨参议员Lao Meng Khin签署合作协议,投资开发万谷湖(Boeung Kak Lake)房地产项目。当时(2011年)这已经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项目;世界银行(World Bank)曾暂停向贫穷的柬埔寨发放贷款,迫使该国政府妥善补偿1万名被迫搬迁的居民。

然后,今年4月中国调查人员拘留了陈基鸿,作为中国西部一宗腐败调查的一部分。他的失踪导致青岛港一起金属融资丑闻曝光,这起丑闻可能导致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损失高达2.5亿美元。

在澳大利亚,去年,对Sundance Resources(该公司曾提议在喀麦隆和刚果共和国边境开发一个50亿澳元的铁矿石项目)的14亿澳元收购交易不了了之,原因是貌似无所不能的中国企业家刘汉突然消失。周永康执掌西南的四川省期间,刘汉通过与他拉关系做起矿业生意。今年5月,刘汉因有组织犯罪被判处死刑。他的辩护理由是,他是在执行“领导”(未指名)的命令。

中国式的“恶的共同体”

7月29日,周永康被中国官方宣布立案审查。在网络沸腾之时,种种以周永康为核心的人脉关系图被详细创作出来,清晰地显示出周永康在政界、商界以及亲友圈复杂的利益关系网。

自“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诞生至今,一个个曾经万般光鲜的人物,从圣坛上接二连三掉下来。让人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何企业家、商人、娱乐明星、主持人等等,本来并非官场人物,也都搅进了腐败的漩涡?我想,这不但触及到现有体制下人才选拨的弊端,更涉及到中国主流意义上对成功的定义。

人是社会性动物,在个人与社会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社会体系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而人的特定行为又决定着社会体系的最终走向。打个比方,一个有五千名公务员的城市,其中一位公务员贪腐了,这是公务员自身的问题,而非社会体系出现了病变。如果有两千五百名公务员贪腐了,这显然不能单单指责公务员的品行,而是社会体系发生了巨大的癌变。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一书中曾经指出:“社会系统中,被制度化了的角色整合可以影响全局,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可以说制度就是这些角色整合的复合体。”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好的制度下,人们被约定成俗的道德标准与法律规则所制约,从而在规范化的社会系统中各演角色,各尽其职。而在坏的制度下,道德标准与法律规则皆已丧失了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能力,人们的角色扮演随之位移,每个人很可能出现多重面具,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系统混乱失范。由此可见,“被带走”的主持人之流,既是社会系统失范的获益者,又是社会系统失范的受害者。作为电视主播,主持节目是他们原本该扮演的角色,依傍权势、唯利是图、利用职务套取钱财,本来不是他们需要频繁换戴的花样面具。

在任何社会体系中,人们都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共同体:爱的共同体,这是共同体中最小的单位,由两个人组成;经济共同体,几个人合伙开公司;环保共同体,一群有环保意识的人聚合在一起;政治共同体,有共同政治理念的人组成的团体。诸多社会共同体,虽然名目繁多,但皆有一个核心纲领:共同体成员都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只有价值观相同的人们,才会在密集的人群中,形成一个以区别他人与自我的边界性共同体。我不知道中国当前社会的共同体有多少种类,但每每看到近一年来的反腐新闻报道,都会频频想起一个词——恶的共同体。

在中国,一位年轻人,要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成功,不仅要学会依附权势,还要学会进入恶的共同体,与恶同床共枕。我曾遇到过这样的成功饥渴症患者,他明晓很多社会弊端,每每议论时政,他比任何人的言论更极端,更富社会正义感。但一遇到官员,他便点头哈腰,宛若软体动物,比谁的腰都弯,让你几乎怀疑他的脊梁骨是否存在。他给官员们行贿,私下里与官员们处好关系,并给新来的从业人员炫耀性示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你找哥,哥和XXX(官员名)关系很铁。这种精神分裂的景象,在当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为了往上爬,为了所谓的成功,人们信奉说与做断然决裂的二轨制:说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话语中是公平与正义,行动间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肮脏与龌龊。

中国反腐进入高风险阶段

自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20个月前发起反腐运动以来,大多数观察家都想知道,这场运动会波及多大范围,最高能触及哪个级别。

如今,答案终于揭晓。周二,中共宣布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内安全事务主管周永康因严重贪腐被正式立案审查。虽然有报道称,周永康去年12月就已被羁押,但直到本周之前,人们始终不清楚习近平是否会对他启动正式纪检程序。自1976年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结束以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奉行一条不成文规矩:现任或已退休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不能动的。

通过清理周永康这个级别的高官,习近平看上去是希望一箭三雕。对于中国人民,习近平希望能让他们确信,他正在努力清除党内腐败。对于他的对手,周永康的倒台传递出明确的警示信号:敢于挑战我的权威的人们,等待你们的是牢狱之灾(周永康是已身败名裂的前政治局委员、习近平接班的对手薄熙来的盟友)。对于所有其他人,习近平通过此事显示出,他已毫无争议地成为邓小平之后拥有最大权力的中国领导人。

毫无疑问,习近平“打虎运动”(中国把腐败高官称为“老虎”)的最新进展会让多数中国人欢欣鼓舞。即使以中国的标准来看,周永康家族成员及其党羽涉嫌的贪腐行为都触目惊心。他的一个儿子涉嫌聚敛的财富起码价值10亿元(合1.6亿美元),据说还曾与一位最近被控谋杀和有组织犯罪的矿业大亨合伙做过生意。把周永康这个级别的“老虎”关进笼子,无疑能大大缓解民愤。

不过,目前不那么清楚的是,中国统治阶层精英是否同样感到振奋。反腐运动也许会为习近平带来巨大人气,但对于那些习惯了津贴和特权的中国官员来说,这场运动却让他们的日子不那么好过了。习近平的倡廉举措已令许多中国官员远离豪华酒店和高级饭馆,也不再有胆量收受昂贵礼品。

更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弥漫在中国官场的那种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在中共党内,通过贿赂得到官职和晋升、商人行贿官员赢得合同的行为十分普遍,大批中国官员深恐成为调查目标或面对更糟糕的结局。中国已有媒体指出,最近官员自杀人数呈上升趋势。

随着周永康的倒台,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进入了一个更加微妙的阶段。

他眼下需要做出的一个最重要决定,就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将反腐运动导向“软着陆”。迄今为止,这场运动已经让36名省部级高官和数千名级别更低的官员落马。尽管获得民众支持和树立政治权威的作用非常明显,其中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在公开“家丑”的过程中,习近平几乎是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中共内部的腐朽和分歧。媒体每天都在曝光更多官员的巧取豪夺和纵情声色,非但不能让公众对中共政权更有信心,反而可能导致人们对习近平挽救这个政权的能力丧失信心。

一个更加危险的问题,是中共内部很可能会出现分裂。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已经在中国官员中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恐惧感。在政治上,恐惧是一种力量,能让人团结起来。如果习近平的众多同僚和对手确信他们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打掉的老虎,他们的生存本能可能会促使他们挑战习近平的权威。天安门事件以来,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将中共凝聚在一起,这种团结可能行将瓦解。

如何妥善处理一头已经被俘的老虎,也不是一件易事。依照中国法律,周永康应当接受法庭审判。基于媒体目前曝光的信息,要把周永康与其家族成员和党羽的所作所为直接联系在一起,对检方而言是个很大的挑战。然而对于习近平来说,依法审判周永康并将其定罪在政治上极有必要,而且这个法律程序在开放性和公正性上都需要满足最低标准,其中哪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引发对周永康倒台真实原因的猜测。

对大老虎周永康的捕猎也许已经结束,但北京的政治大戏却远未终止。

本文作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下面

“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这个名叫蒲正波的中国男人昨晚并没有发疯,他只是太兴奋,只是在把一年多的郁闷发泄出来,要不是微博有字数限制,他还能喊个不停。

……

一碗方便面,要煮多久才能端上餐桌?一只大老虎,要困多久才能砍头示众?

习近平说,500天。

……

公元2014年7月29日17时59分,新华社发布消息:“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加上标点符号,一共77个字。

而这,就是让13亿中国人等了一年半的头条新闻,等到都已经称不上新闻的新闻。同时,也是过去一年半里中国太多头条新闻的终极来源。

……

是啊,当一只困兽已经被围堵在陷阱里太长时间,那些袖着双手站在猎场外围观的看客们,多少也有些意兴阑珊了吧。

不过,最高明的猎手,或许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样,他才能不紧不慢地将匕首插进这只落魄老虎的咽喉,然后,引导早已反复想象过这一幕的观众进入下一个战场。

高潮来得毫无征兆。这不是中纪委惯于发布重大消息的周末,也不是“七一”或者“八一”这样的纪念日前夜。哦,刚刚进了二伏,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哦,还是第5个“世界老虎日”,可是,难道就因为这个,那碗方便面就要端上餐桌,那只大老虎就要砍头示众?

既然人家的徐徐道来,你万万没想到,那索性别猜了。

反正,从昨天傍晚起,方便面又是方便面了,康师傅又是康师傅了,而“周元根”,也终于可以回到他的主人名下。

……

主人,就是周永康,十八大前卸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他成了四人帮之后第一个被中共公开宣布身败名裂的最高层领导人,成了建国以来由中纪委查办的第一个正国级高官。由他曾经在中南海共事5年的习近平亲手推上审判席。

“康师傅”、“方便面”是中国人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因其姓氏而发明衍生的代称,用以规避敏感词审查。“你懂的”则是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人吕新华在今年3月2日面对直播镜头时和13亿中国人会心一笑的暗号,从那天起,这场全民围猎变本加厉,宣传官员们似乎也有意露出破绽,任由舆论羞辱这个曾经的最高权力“九人组”成员——只要不把“周永康”三个字直接写出来。

周永康的幼年曾用名“周元根”,也就是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段,由东方早报旗下微信公众号“纸牌屋”在2月28日第一个捅破了窗户纸。

所以,这家上海媒体新创立的澎湃新闻这一晚愈发心潮澎湃,他们先是和全中国同行展开了以秒论胜负的新华社消息转发竞赛,而后奉上一连串显然早就准备停当的配餐:《无锡官员接连落马,皆为“大老虎”周永康三弟的上级》、《周永康的四川兄弟圈:李春城,李崇禧,冀文林,谭力,刘汉》、《周永康现任妻子贾晓烨老家山西大同,曾在央视财经频道工作》、《中国能源反腐风暴波及加拿大,周永康妻妹贾晓霞行踪飘忽》、《“大老虎”周永康家族史:从无锡到北京》、《四川政界人士:正一边刷朋友圈一边议论周家生意,没有顾忌》……

中共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

1949年以来中国面对腐败指控的最高级官员已被执政的共产党正式立案审查。他和他的家人已被拘留近8个月。

中共中央委员会周二晚通过官方媒体发布一份一个句子的声明,宣布对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现年71岁的周永康立案审查,原因是他“涉嫌严重违纪”(这是共产党对腐败行为的委婉说法)。

2007年至2012年期间,周永康是这个威权国家最高权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的9名常委之一。

作为内部安全部门、公安和法院系统的负责人,周永康曾经是中国高层领导中最令人惧怕的人,有时被称为“中国的迪克•切尼”(Dick Cheney,乔治•W•布什时期的副总统,以保守和强硬著称——译者注)。他在国有的能源行业也有深厚的根基。

对周永康启动公开(即便经过精心安排)的调查,将使当前这场反腐败斗争更加具有动真格的意味。自习近平在2012年末升任最高职位以来,反腐败斗争已成为本届政府的中心任务。

习近平多次有意地借用前独裁者毛泽东的措辞称,他发起的反腐斗争将“老虎苍蝇一起打”——“老虎”是指以往被视为碰不得的党内高官,“苍蝇”则是官僚机器中的基层官员。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面对腐败指控的最高级党内官员,周永康肯定算得上一只老虎。

巧合的是,中国高层在7月29日“国际老虎日”(International Tiger Day)宣布立案审查周永康。“国际老虎日”意在宣传保护老虎。

习近平的支持者表示,他愿意对付像周永康那样有权势的人,强烈证明他有诚意、有决心对付弥漫于执政党各级和各个角落的猖獗腐败。

经过30余年的快速增长,这个名义上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贫富差距比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还要大。

普遍存在的腐败和寻租行为的主要受益者是“太子党”,即党内官员的近亲,以及他们的亲信。

据了解周永康案件的人士透露,周永康可能面对的大部分罪名涉及他的近亲,包括他的儿子周滨。

这些罪名还将涉及一个庞大的亲信网——从安全部门到中国西部的省级政府,从官方的广电机构到石油业。

与周永康有关系的数十名官员以及他的很多近亲已经被拘留。

周永康在国有的石油行业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他在所谓“石油帮”(一批同样来自能源行业的高级官员)的扶持下不断晋升。

习近平的批评者(包括党内的一些高中层官员,他们因担心报复而不敢公开表态)辩称,反腐斗争和对周永康的调查是习近平搞垮政治对手的便捷途径。

周永康的倒台缘起薄熙来事件,薄熙来是一个富有政治魅力的“太子党”,前政治局委员,他在去年因腐败和掩盖他妻子谋杀一名英国商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

熟悉这两个案件的知情人士透露,周永康涉嫌在薄熙来2012年上半年被捕之前与他合谋在那年晚些时候阻止习近平出任党内最高领导职位。

“在中国,打击腐败和政治斗争之间仍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你是习近平的好朋友,你就不会被牵连,”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国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精英政治的资深分析人士林和立(Willy Lam)表示。“在扳倒这样一只大老虎之后,习近平空前强大,因为他可以利用这张反腐牌来吓唬真实或潜在的敌人。”

朱莉(Julie Zhu)和Owen Guo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Tuesday, July 29, 2014

周永康落马时间线

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缘起薄熙来的倒台。薄熙来是一名富有政治魅力的“太子党”成员,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去年因腐败和参与掩盖其妻子谋杀英国商人一案而被判无期徒刑。

2012年

3月:随着与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之死相关的贪污和贿赂丑闻逐步升级,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海伍德曾与薄熙来的妻子关系密切。

5月,权势极大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与遭到罢黜的薄熙来关系密切并为其说话,被迫交出对警察、法院和情报部门的领导权。薄熙来涉嫌与周永康密谋取代习近平,自己担任中国国家主席。

8月,薄熙来妻子谷开来因谋杀海伍德而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9月和10月:薄熙来被开除党籍,随后又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11月: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对中国某些最有权势的官员和公司展开调查。周永康正式退休,辞去了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内的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决策机构。这标志着周永康及其儿子的数十名亲属及生意伙伴被捕的开始。

12月: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拘留,成为习近平掌权以来接受调查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2013年

9月,薄熙来被判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的所有罪名成立。他被判无期徒刑。

另外,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康的密友蒋洁敏被免职。

12月:据信周永康被拘留,尽管没有得到官方证实。周永康的弟弟周元青及其妻子被警方带走,其公寓被突击搜查。

2014年

1月:又有两名周永康前同事、高层官员被带走接受讯问,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他们与周永康关系密切。他们是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PetroChina International)党委书记沈定成和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长梁克。

5月:与周永康关系密切的矿业大亨刘汉因组织黑社会罪被判死刑。

随着调查的大网对周永康越收越紧,至少7名中国能源行业的官员在5周左右的时间里被拘留,包括中国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人被调查也是为了削弱另一名颇具影响力的退休领导人李鹏的权力根基。李鹏曾在1988年至1998年担任中国总理,曾参与镇压天安门学生抗议运动。

6月:其他颇具影响力、但不一定与周永康关系密切的人物也被拘留,包括中央电视台(CCTV)的郭振玺和全国政协(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副主席苏荣。

7月:北京方面宣布,因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对其立案审查。

译者/何黎

习近平打破反腐潜规则

乍看之下,宣布立案调查曾经权倾一时的前中央政法委书记,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威权国家领导人,已经成功地巩固和集中了权力。

在他2012年升任最高职位之前的五年里,习近平和执掌所有国内安全部门的周永康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九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周永康曾经的同事们周二正式宣布,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这是共产党对腐败行为的委婉说法),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

周永康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临如此严重指控的最高级官员。

然而,在打击成千上万较低级别“苍蝇”的同时,习近平扳倒这样一只“大老虎”之举,打破了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这条潜规则在30多年里确保了执政党最高层的相对稳定。而这种稳定帮助中国实现持续数十年的两位数增长,从而使数亿人摆脱贫困。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追究现任或前任政治局常委都是禁忌;这为最高领导层提供了一个互保条款,为有序移交权力创造了条件,”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国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林和立(Willy Lam)表示。“既然这条规则已经被打破,习近平给了自己一张强大的牌,可以用来对付政敌。但这也意味着大家都成了可以追究的对象。”

自习近平掌权以来,高调反腐败斗争已成为本届政府的中心任务。林和立援引一份党内文件称,自发起反腐斗争以来,党内近三分之一部级以上官员受到调查。

从2013年初至今,已有近70名官员自杀,多数是在受到调查之后,仅在今年头五个月期间,就有近6.3万名官员因涉嫌腐败而受到处分。

把反腐的矛头指向整个官僚机器上上下下的官员,包括党内最高层官员——这种做法得到习近平支持者的赞赏,他们表示,这证明他致力于打击腐败,不管牵涉到多高的官位。

但批评者悄悄地指出,习近平的盟友似乎在反腐斗争中不受影响,而迄今多数令人瞩目的目标正是对习近平的政治雄心构成最大威胁的那些人。

退休的高级领导人也可能成为反腐目标——这一点引发党内一些最重要的老同志发出怨言,他们在幕后继续掌握着巨大权力。

这些人包括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今年早些时候分别警告习近平不要在高层反腐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以免破坏权力结构的稳定,加快终结党的统治。

“调查将不会再搞到其他人头上,”曾担任中央党校理论刊物《学习时报》副编审的邓聿文表示。他补充称,那将“太危险”。“每个人都是腐败的,”他表示。“你不可能把每块石头都翻过来。”

然而,迄今为止习近平似乎没有收手迹象。最近几个月里,腐败调查人员拘留了另一名前任常委、自己曾负责反腐败的贺国强的家庭成员和熟人。

其他目标包括胡锦涛的前“大内总管”令计划的亲属,以及前总理李鹏的亲信网中的几个人。李鹏因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而被称为“北京屠夫”。

就连通常在政治动荡期间不受冲击的军方也感受到反腐冲击波。前高级将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因涉嫌腐败而被拘留和调查。

在某些分析人士看来,习近平觉得自己需要扳倒那么多令人瞩目的“大老虎”,不是他实力强大的表现,反而说明他在党内最高层缺乏支持。他们暗示,在一个通过展示实力来积累权力的体制内,他被迫重拳出击,潜在地可能破坏整座大厦的稳定。

多数分析师认为,对周永康的调查和几乎没有悬念的有罪判决(在中国,刑事案的定罪率接近100%),应当标志着习近平的反腐败斗争达到最高点。

“习近平已经到了必须好好稳定士气的地步,”林和立表示。“如果这种事一直搞下去,中高层官员的支持将受到严重动摇。”

但是,就像中国曾经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所认识到的,持续的政治运动往往会形成自己的势头,结果想刹也刹不住。

译者/何黎

军演导致中国民航大面积停飞

原定于周二下午飞抵中国几个最繁忙机场的航班几乎被全部取消,使得华东军事演习所造成的绵延数周之久的航班延误进一步加剧。

中国民航当局表示,由于空域“繁忙”,周二下午2点到6点间,上海虹桥、浦东机场通行能力下降四分之三。在中国,“空域繁忙”通常是军事演习的委婉说法。

在这一时段里,另外8个区域机场不接受落地航班。此外,在华东地区其他9个机场,向北飞行的大部分航班也不能起飞。

当局并未直接将航班取消归因于军事演习。不过中国国防部的一份独立声明曾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将从周二开始在中国东南部开展一系列演习。

中国国防部表示,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演习对民用商业飞机和乘客的影响,并将航班延误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恶劣天气。

声明称:“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军演对民航影响是有限的,不是造成航班延误的主要因素,近期主要受气象影响较大。”

中国航空部门提供的官方天气预报显示,周二华东地区天空晴朗。不过更精确的官方预报则预计,这部分空域在下午晚些时候会出现多云天气。

并无预报显示会出现一般情况下导致飞机停飞的恶劣天气。

中国因军演而决定在三周时间里取消或延后数以万计的航班,这一决定引发了强烈的民意反弹。中国军方此次罕见地公开为自己辩护,似乎意在缓和公众情绪。

中国的航班准点率已是全球最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即使没有演习,中国军方仍将国内多数空域列为商业飞机的禁区。

估计中国会在三周内取消2.6万架次航班。这不但会给多为国有的国内航空公司造成巨大损失,还会影响全国的商业活动。

北京保盛航空服务有限公司(Beijing Baosheng Aviation Service)销售总监吴宗军(Wu Zongjun,音译)表示:“我们的客户都改签或取消了机票,这些机票不仅仅包括华东地区航班,全国的航班都有。这对我们的营收有巨大影响,持续时间越久,我们的损失就越大。”

部分军事分析人士相信,目前这些主要由解放军陆军开展的演习,旨在为陆军重新赢得部分影响力——近年来迅速现代化的中国海军和空军已经让陆军大失风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军方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反腐运动,并命令解放军把自身打造为“能打仗,打胜仗”的部队。

中国此前宣称,为期三周的军演会导致华东四分之一的航班被取消。就在中国发布该声明前几天,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alaysia Airlines)的MH17航班在乌克兰东部疑似被叛军的一枚导弹击落,导致298人丧生。

一些航空业官员相信,中国这次突然取消航班,可能是因为在马航悲剧后,中国决定扩大军事演习的缓冲地带。

谷禹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共对周永康立案审查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已决定对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新华网周二下午六时许发布报道称:“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周永康曾是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曾掌管中国庞大的政法系统。他成为此轮中国官方反腐行动所针对的最高级别官员。

Monday, July 28, 2014

放弃房地产的“政策市”幻想

中国房地产市场像个缺乏独立品格的面人,政策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但政策决策者终究会体验到市场规律的利齿。

可笑的房屋限购政策即将终止,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放松了限购。取消房地产限购是对既往政策纠偏,对此不必大惊小怪。7月25日,随着西安、无锡明确松绑限购,在全国46个限购城市中,已经有23个城市对限购政策进行了微调。未来随着地方财政更加艰辛,房产税等长期政策出台,彻底取消限购并非不可能。就象推出限购并没有抑制房地产市场热度一样,放松限购也没有扭转房地产颓势,最新的一二手房环比价格依然下挫。

在经历了十年屡调屡涨的历史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决策者应该承认,决定房地产价格的是投资收益预期,决定收益预期的是房贷成本与房产税等持有成本。屡屡出台房地产政策除了彰显权威、呼应民意外,无外乎加剧房地产上升趋势中的短期震荡。

房地产价格上升是货币注水的必然产物,房价与广义货币上涨趋势一致,不仅房地产,广义货币发行量增加几乎推出了所有的投资品种,从煤矿到有色金属,一些高端投资品比房地产价格上涨更快,从缅甸公盘价格看,翡翠价格十年上涨十倍。

以前的房地产行政调控没有起到效果,今后的行政调控手段依然不会起到效果,取消限购不会改变趋势。对房地产而言,货币发行数量稳定,房贷利率上升,未来有房产税预期,不利于预期改变。

目前基础货币发放数量下降,强制结售汇为主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发生根本转变。6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为29.45万亿元人民币,环比减少883亿元,这是两年以来最大的单月降幅。并且,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数据948亿元人民币与当月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负增长883亿元人民币大幅偏离,说明对外投资大幅增加。同时,国家开发银行从央行获得三年期1万亿元的抵押补充贷款,这笔万亿资金分三年进入国开行金融住宅事业部,专门用于棚改。这种类似于基础货币,却又是离奇的定向投放,印证普通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得到大量资金的滋润。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根据中国央行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末,个人购房贷款余额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增速比上季末低1.7个百分点;上半年个人购房贷款增加9389亿元,同比少增239亿元。

开发贷与个人按揭房贷利率都在上升。今年5月,央行召集商业银行开座谈会,强调要合理确定首套房贷利率水平,及时审批和发放。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于6月表示,银监会将继续执行差别化住房贷款政策,大力支持个人首套住房需求。金融搜索平台“融360”发布的深圳银行首套房贷利率最新报告显示,截至7月9日,深圳银行首套房贷的紧缩状态持续,25家银行有17家银行利率上浮,其中华夏银行上浮30%,广发银行上浮20%;杭州银行、平安银行、东莞银行、花旗银行4家银行停贷。目前,在深圳市场上,能维持基准利率的仅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但都设置了相应的限制条件。全国情况大同小异,购房者多支付20%左右的按揭成本,足以吓退大部分投资客。

压在投资者头顶的是房产税,持有环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炉,但多数人相信在经济价格调整基本成型、政府需要稳定的税收来源的时候,所有大量购房的人,都会成为砧板上的那条鱼。不确定的负面预期,是最大的做空理由。从理论上来说,投资者所有的收益都可以通过房产税的方式,流转到政府手中。民间对权力的信任向来是脆弱的,这在资本货币与房地产市场上表现得最明显。

中国房地产市场伴随中国经济发生根本转变,一部分高净值人群成为“国际人士”追逐欧美等国的房产;一部分开发商转型成为全方位的服务提供商,在他们所造的城镇中有医院、中小学,所有稀缺资源一应俱全。现在的学区房、未来的养老房,将是市场热点。

饱受煎熬的房地产市场,是利益与权力的交界点,中国经济发展的疯狂,制度的劣势尽现于此。如今政府终于不再动辄指点房地产市场江山,如果能够遵守边界,不再在市场范围、资金具体使用等方面体现权力的骄狂,也许中国房地产仍有一线生机。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岸南 editor@ftmail.com)

俄罗斯被判向尤科斯股东赔偿500亿美元

克里姆林宫昨日受到巨大压力,原因是一个国际仲裁庭下令俄罗斯向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的前股东支付500亿美元损害赔偿金。同时欧盟和美国针对莫斯科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准备加大制裁力度。

海牙的一个合议庭作出了史上金额最高的仲裁案赔偿裁决。该庭裁定俄罗斯当局在10年前对尤科斯发起了一系列“具有政治动机”的攻击,目的是搞垮该公司,并将其主要股东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投入监狱。

尤科斯原有的资产构成全球最大的上市石油生产企业、国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的主体部分。该公司如今成为美国制裁对象,以惩罚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不断升级对乌克兰东部亲俄分裂分子的支持。

英国石油(BP)在俄罗斯石油公司持有近20%股权。

如果俄罗斯不能在法律上成功挑战这一裁决,并拒绝支付损害赔偿金,尤科斯股东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法庭追索Rosneft等公司的境外资产和俄罗斯政府资产。

尤科斯案裁决出炉之际,对俄罗斯经济的各行业实施大面积制裁的势头继续增强,今日就可能宣布相关措施。

欧盟四大经济体(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举行了一个电话会议,其间美国总统发出信号称,他准备加入欧盟的行列,拓宽制裁措施。

“尽管多次呼吁普京总统……但俄罗斯实际上既没有敦促分裂分子谈判,也没有采取预期的具体措施确保俄乌边境受到控制,”爱丽舍宫在声明中说。“五位领导人证实,在这些情况下,他们打算采取新的措施。”

根据欧盟的一份制裁草案(今日将提交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欧盟各国大使讨论),欧盟的措施将禁止任何欧洲人投资于50%以上国有的俄资银行发行的新债或股票,也不得为此类发行提供咨询。这样的禁令将适用于俄罗斯多数大型金融集团。

译者/何黎

善战胜恶不是靠老天爷

“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是中国有名的一句民间谚语。大多数人听了感觉是一种安慰。好恶自有报应,人们应该做善事,不要做恶事。如果真是这样,社会上就没有人敢做坏事了。

事实上并非永远如此,恶人不报的例子太多了。为了安慰大家,又有一句谚语,“若是不报,时辰未到”,意思说最后还是会有报应的。只要耐心等待坏人自有其应得的结果。

可是例外的情况一样很多。所以相信命运,听老天爷安排,终究靠不住。

我们要问:善恶终究会有报应,是不是事物本身自有的规律?“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是不是规律性的因果关系,并不需要老天爷的帮助?这就是一个很深奥的哲学问题了。可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如果真的“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从长远来看社会上的恶人会被自己的恶行所淘汰,剩下的都会是好人。相反,如果恶人有好报,好人反而被淘汰,最后社会上剩下的都是恶人。当然也会有第三种情况,无所谓好和恶,全都碰运气,那么好人和坏人都会长远存在下去,他们的比例也不会变。

到底善恶是不是都有其报应?从客观上看能不能归纳出一点头绪?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微观层面来探索,看看所有的恶人是不是都得了恶报;好人是不是都得好报?我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据我估计大概得不出规律性的结论。更何况什么人是恶人,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也会有极大的争议。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就两种看法都有,而且泾渭分明。所以这条路走不通。

我们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想问题,即从历史的大宏观来看,从人类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看能不能揭示一些踪迹。人和任一种动物相比较,无论从力量、速度、灵敏度来看都属下乘。人和狮子老虎竞争中能够保存自己全靠合作,在扑捉一只猛兽的时候更要靠合作。当大家拼力厮杀的时候如果有人偷懒,而且能够坐享其成,大家都会跟他学,合作就会被破坏。从长远看,这样的事肯定发生过,但是没有成为主流。人类靠真心诚意的合作得以胜出。从这样的角度看,“好有好报”似乎讲得通。

人类最终从动物分离成人,经过了几十万年的进化。在这样长的时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已完全不可考。和最接近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的比较,可以发现一些线索。灵长类动物是有社会结构的,不过是一种原始的结构:一个强者领导所有的个体,形成一个群体。群体和群体之间处于竞争关系,缺乏合作,合作只限于一个群体之内。一个小群体不可能有规模效应,很难有发展分工的机会。人类摆脱动物是两个群体通过谈判形成大群体开始的。这个过程在美国历史学家Stavrianos(L.S.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有中译本,1992年限量内部发行)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当两个群体的首脑改变过去由于竞争而形成的敌对立场,试图尝试一种新关系时,人类历史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人终于摆脱了动物。

这个过程之所以困难,因为光有一方面首脑的新思维是不够的,碰巧双方都有新思维是十分难得的。更因为合作会因背叛而失败。在双方合作的背景下,背叛获利的诱惑一直存在着。一旦发生背叛,合作必定走向崩溃。合作崩溃的结果对双方都不利,不合作总不如合作对双方都更有利。所以背叛以后又会回到合作。这个过程就是囚徒困境所描述的利害关系。合作和背叛反复博弈的过程经历了上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最终人类社会形成了部落、民族、和国家。或者说,合作的良知战胜了背叛。也可以认为这就是“好有好报”的体现。也就是说,事物本身的规律是合作可以淘汰不合作,因为合作给双方带来利益。不合作的人会带给他恶果。

中国股市持续上涨至7个月新高

受经济数据企稳回升和政策放松的双重推动,中国股市自上周起连续放量上涨,上证综指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5.84%。周一该指数上涨2.41%,创下近四个月单日最大涨幅,盘中一度探至2181.50点,为今年新高。

随着沪港通和国企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出现了久违的蓝筹赚钱效应,券商和银行股强势领涨,并带动有色、煤炭股合力做多。

市场人士普遍对后市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随着基本面释放企稳信号,流动性明显改善,股市反弹趋势更加明朗。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策略师乔永远表示,市场资金价格开始下降,是中国股市面临的最大红利,2014年,“降低资金价格”这一政策目标明显重于GDP7.5%的增长目标。他认为,三季度股市出现强劲反弹,最大原因在于房产限购放松和“中国版QE”启动这两大政策改变。他表示,上证综指有望在这一轮反弹中回升至2400点。

华泰证券首席策略师徐彪也对股市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宏观经济继续企稳,与之配合的政策也对股市形成有力支撑,受益于经济企稳的蓝筹股在前几周就已有所表现,中报业绩优异的蓝筹股带动指数逐步反弹,而估值高企的创业板个股则表现不佳。他预计上证综指有望站上2300点。

但也不同声音。交银国际首席策略师洪灏认为,投资者眼下应逢高减持,获利了结,并降低组合风险。

他表示,市场情绪指标已然亢奋,投资者应提高警惕,大部分利好消息,不论是炒作还是合理预期都已被市场消化,况且还有些所谓利好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比如,近期推出的抵押补充贷款(PSL),被市场普遍解读为中国版的“量化宽松”,但实际上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内并没有发现这一项目的扩张,尽管国家开发银行4月份的同业存款录得1万亿人民币的增长,但其交易对手并非央行。由此可见,央行仍只是在延续其定向宽松政策。

乐观者认为,沪港通对提振A股蓝筹股价值有很大推动作用,海外资金继续流入A股等,是股市上升的主要因素。不过洪灏却表示,外资并非股市买家,QFII和RQFII额度已于前期上涨中消耗殆尽;A/H股的折让非但没有缩窄,反而降至历史新低,显示沪港通并未让A受益。

另外,自2010年沪深300股指期货推出以来,期货交易者的持仓已成为市场走向一个日益重要的领先指标。洪灏表示,研究显示,目前期货成交量约为现货交易的6-12倍。近期现金交易量(即所谓“笨钱”)相对期货(“聪明钱”)交易量飙升,显示股市未来走势看跌。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邮箱:tao.feng@ftmail.com)

普京对抗西方的经济账

一群人坐着一辆卡玛斯卡车(Kamaz,俄罗斯的一种大型四轮驱动卡车,经常在达喀尔拉力赛(Dakar Rally)上夺冠),在一条高速公路上急驶。车上有些人感到他们正朝着错误的方向疾驰,但谁也不敢有所动作。

一家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寡头背景的投资集团的主管称,上述这幅图景符合俄政治与经济领导层对自身目前所处困境的看法。

7月17日,一架马来西亚航空(Malaysia Airlines)客机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部遇难。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来说,自那时起,形势就朝着非常错误的方向急速发展。大多数西方国家相信,乌克兰的一小撮亲俄叛军使用俄方提供的导弹击落了那架波音777 (Boeing 777)客机。这种看法使得俄支持乌克兰叛军引发的失望转变成了愤怒。西方媒体头条为普京贴上了杀人犯和社会弃儿的标签。欧洲国家政府正在讨论新的对俄制裁,倘若这些新制裁得以实施,可能会摧毁俄罗斯的经济。

事态的戏剧性变化促使一些观察人士告诫普京说,他这次玩得有些太大了。长期以来,普京一直被视为一位战术大师。“每个人都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们的政府在搞那些疯狂的事情,”BCS全球市场与投行业务的首席执行官罗曼•洛霍夫(Roman Lokhov)表示。BCS是莫斯科证交所(Moscow Stock Exchange)最大的独立经纪商。

普京在作为总统和总理掌权的14年里经常展开豪赌,而且基本上都赌赢了。2008年,他发动了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但过了还不到一年,那次行动就几乎已被国际社会忘掉,美国也决定“重置”美俄双边关系。通过介入叙利亚危机,普京帮助俄罗斯强行重新跻身全球大国之列。他综合运用经济激励和威胁,不知疲倦地致力于强化俄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力——这一努力只是最近才碰了钉子,这个钉子就是乌克兰。

今年,随着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普京似乎完成了一项最大的壮举。尽管西方的一波制裁让正在放缓的俄罗斯经济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但俄被迫把克里米亚交还给乌克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普京还加大了赌注,称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人群是更广泛的“俄罗斯世界”(Russian world)的一部分,俄政府准备保护这一世界,不管其具体属于哪国。

这样做法在俄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官方的全俄民意研究中心(VTsIOM)以及独立的勒瓦达中心(Levada)的数据显示,在普京恢复俄罗斯自豪感与影响力带来的狂喜的支撑下,他的支持率大幅上升,逼近90%这一最高纪录。

这种民意使得普京能够分化并扫清一次短命反抗的残余影响——2010年末到2012年初,莫斯科中产阶级曾站出来反抗普京专制色彩日渐浓厚的统治。

帕维尔•苏里科夫(Pavel Surikov)是一名在德国受过教育的室内设计师,他说自己当时参加过反普京的游行。但他现在不再理睬以前的两位朋友了,因为他们批评普京的乌克兰政策。他说:“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在蚕食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在乌克兰也不例外。”他不相信西方媒体关于马航MH17航班被击落的报道,认为那是谎言和宣传攻势,并指责西方罔顾乌克兰东部讲俄语人群的困境。“我清楚普京做了很多坏事,但这件事他做对了,”苏里科夫说,“我们很强大。无论他们怎么对付我们,我们都将团结在一起。”

去德国读MBA

只有这次,乔琳•蒙森(Jolene Monson)人在柏林。蒙森是欧洲管理和技术学院(ESMT)营销经理,她和同事们每年要走遍30多个国家,向想读MBA的人推介德国的商学院。然而,她发现MBA展会主办机构给出的选择清单常常会遗漏掉欧洲的最大经济体。

“有为美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设立的展区,但很少有为德国设立的展区。我们不得不坐在名为‘其他’的展区,”她抱怨道,“不过,当学生们发现在德国读MBA的费用只是通常费用的一半、而课程更多样、工作机会也更充裕时,他们感到很惊喜。”

在目睹德国经济的强大后,不仅各国的求职者开始叩响德国商学院的大门,海外的企业也在试图学习“德国模式”。

与此同时,德国雇主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需要能将产品和服务销往海外的国际员工。但几十年来,德国一直是MBA学生的净输出国,这些德国学生选择去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丹麦、西班牙和挪威的商学院读MBA,而不是在国内读。

“德国人读MBA,只不过不在德国读。这对其他国家是好事,对德国就不是了,”法兰克福金融和管理学院(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 Management)院长乌多•斯特芬斯(Udo Steffens)说。

在2014年英国《金融时报》全球MBA排行榜上,德国目前只有两所学院上榜,分别是ESMT和曼海姆商学院(Mannheim Business School)。

然而,有迹象显示,德国的商学院终于有所动作了。本月从股票经纪人沃尔夫冈•施托伊宾(Wolfgang Steubing)那里获得100万欧元捐赠的法兰克福金融和管理学院,将在9月份启动一个全日制MBA项目。ESMT将推出管理学硕士(MiM)项目。曼海姆商学院近期首次设立了在职MBA项目。莱比锡管理学院(HHL Leipzig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明年有望为其在职MBA项目推出一个速成班,课程设置中将包括一门医疗与监管管理的选修课。此外,西班牙的IESE商学院(IESE Business School)也在挤入德国市场,将于10月份在位于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议会隔壁设立一所高管教育学院。

反映出这种转变的是,将自己的研究生管理科入学考试(GMAT)分数发送给德国商学院的申请者越来越多。从2012年到2013年,申请者人数从5837人增加到6487人;过去5年而言,人数则几乎增加了两倍。海外的学生和企业被德国人的态度和技术知识所吸引,渴望更多地学习德国人的精神——也就是既重视盈利,也重视创造就业、客户满意度和产品的卓越性。

同时,美国研究生入学管理委员会(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简称:GMAC)的数据显示,德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德国考生发送成绩的首选目的地。

这一结果与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推出的旨在协调高等教育的“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有很大关系;得益于首批拥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后博洛尼亚”大学毕业生提出申请,德国商学院目前收到的申请数量有了增长。

“十年前,德国学生甚至连GMAT是什么都不知道,”GMAC欧洲区主任本•格洛弗(Ben Glover)说。

不过申请数量仍然算不上高,有些人担心,作为欧洲出生率最低、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德国并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来应对迫在眉睫的人才荒。德国中小企业尤其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中小企业占德国经济产出的52%。安永(EY)最新发布的中小企业晴雨表调研报告(SME Barometer report)称,合格雇员的短缺每年给这些企业造成310亿欧元的营收损失。

欧洲不应再对普京软弱

欧洲面对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时刻。近25年前,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看到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的国际秩序的机会。欧盟(EU)曾希望能按照自己的后现代形象重塑世界,但它的梦想被系统性的混乱击碎。中东无数冲突的冲击波拍打着欧洲的边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跨过了欧洲的边界。

新一轮冷战没有任何好处——即便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显然想要破坏后共产党时代的欧洲格局。不过,与苏联的几十年对抗还是能带给我们一些经验,其中一条便是威慑。这些年来,对于世界在国际协同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期盼,使得有些政客变得迟钝,他们必须重新清醒过来,认识到大国竞争的格局。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告历史终结,他说对了一半。资本主义仍然占上风,但中国这样的崛起国家和俄罗斯这样的衰落国家发现了新政治模式。正如哈佛大学(Harvard)学者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今夏的迪奇雷基金会(Ditchley Foundation)年度讲座中所说的,“威权资本主义”提供了替代自由民主的选择。对于基于规则的全球体系,这些国家倾向于“按单点菜”:喜欢的就拿,对自己不利的就不屑一顾。

迄今,欧洲人在意识到世界现实(而非他们所想象的状态)方面慢了一步。他们对俄罗斯干涉乌克兰的反应令人痛苦地暴露了这一点。欧洲人的本能反应是寻求缓和危机。从某个层面来说,这样的想法是可敬的——战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没有解决多少问题。但困难是,向普京让步并不能平息事态。相反,软弱会助长俄罗斯总统的扩张主义。

西方的当务之急应当是重拾威慑理念,俄罗斯支持的叛军击落马来西亚航空(Malaysia Airlines) MH17航班为此提供了契机。这里所说的威慑不是“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而是传统涵义,即政治决心和部署军队的意愿可以遏制局面的升级。许多欧洲人犯的错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主政的白宫在较轻程度上犯了同样的错误——在于,他们混淆了威慑与升级。我已经不知多少次听到政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说,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以免刺激普京。

其中的一些声明是自私的——他们的真正意思是不想破坏经济关系。但他们对威慑的意图似乎确实存在误解。制裁俄罗斯本身不会促使普京从乌克兰收手,但可能促使他在出兵其他俄语地区时三思而后行。

威慑如要发挥效力,首先必须是可信的。一定要让潜在的对手相信,侵略将招致同等程度的报复,不论是经济报复,还是万不得已的军事报复。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一点也不可信。华盛顿要严厉一些,但还没到“动真格”的地步。目前这个分裂的西方给普京留下的印象是虚张声势。当普京发现威胁他的人们准备好承担后果时,他将认真对待制裁。

欧洲人的犹豫,让他们任由克里姆林宫掌控这场公共辩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举,颠覆了1945年以来欧洲安全的基本原则:一国不能凭借武力扩张领土。就此而言,俄罗斯的行为对欧洲大陆的安全构成了深远威胁。然而,听一听欧洲某些国家首都的政治讨论,不由让人纳闷普京是不是受害者。

Sunday, July 27, 2014

美国公布俄军从境内炮击乌军“证据”

美国昨日公布了相关卫星图像,称这是俄罗斯炮击乌克兰军队的证据。

奥巴马(Obama)政府相信,这些图像是俄罗斯行动模式的一部分,表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已决定加大卷入乌克兰东部的冲突。10天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alaysia Airlines) MH17航班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

美国还称,普京最近加大向乌克兰东部分裂分子提供重型武器。美国官员表示,尽管MH17航班被击落最初曾带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前景,但普京已转而试图阻止乌克兰军队在与亲俄分裂分子作战中取得的进展。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Dempsey)上将表示:“在一些人可能说服自己相信普京将找理由降低冲突之际,他反而决定升级冲突。”

邓普西在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组织的一场论坛上表示,“我认为,这很可能是俄罗斯自1939年以来首次有意识地决定出兵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此言指的是1939年斯大林侵略波兰。

俄罗斯坚决否认美国所称的俄军方卷入乌克兰冲突的说法。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的指控可能在本周引发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欧洲也将于明日投票决定是否对俄罗斯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

译者/邹策

异夫的世界

大学是养怪人的地方。异夫(George Kingsley Zipf, Zipf的发音是/zif/)就是一个怪人。他1902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到他是第三代移民。1924年,异夫在哈佛大学毕业,然后到德国留学。1929年,他拿到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开始在哈佛教授德语。后来,他被聘为哈佛大学德语系系主任,同时担任“校聘讲师”(University Lecturer),这意味着他想讲什么课就可以讲什么课。他除了讲授德语,还钻研汉语、人口学,但真正让异夫教授青史留名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规律:异夫规律(Zipf’s law)。

20世纪40年代,威斯康辛大学的学者花了14个月的时间,把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从头到尾打印在硬纸板上,然后把每一个词都裁下来,相同的词黏在同一张大纸上。经过这一番折腾,他们找出了乔伊斯使用的每个词汇出现的频率。这个发现引起了异夫的注意。他一眼看出,这里面暗藏玄机。

在《尤利西斯》中,I出现的频率排名第10,在全书中共出现了2653次。“say”出现的频率排名第100,在全书中共出现了265次。“bag”出现的频率排名第1000,在全书中共出现了26次。排名第10,000的是个生僻的词:“orangefiery”,这个词仅出现了两次。

异夫发现,某个词汇出现的序号和该词出现的次数的乘积几乎是一个常数。第10名出现的次数是第100名的10倍,第1000名的100倍,第10,000名的1000倍。以此类推,第2名出现的次数大约是第1名出现次数的1/2,第3名出现的次数大约是第1名出现次数的1/3,…后来,人们发现,在英语中使用次数最多的词是“the”,第2名是“of”,第3名是“and”。“the”出现的频率为7%,“of”出现的频率恰好为3.5%。“异夫规律”不仅仅适用于英文,其它语言,包括中文在内,都符合这一规律。

异夫教授还在其它的地方发现了这一规律。城市人口同样符合“异夫规律”。根据1940年美国人口调查,人口最多的城市是纽约,当时有1200万人,排名第10的是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Cleveland),人口为120万,排名100的是俄亥俄州的汉密尔顿(Hamilton),人口为11万。同样,一个城市的大小排序和其人口数量的乘积几乎是个常数。“异夫规律”如今已经成了地理经济学的秘密武器,它雄辩地指出,城市的扩大能够带来“规模经济”。美国桑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发现,如果城市的规模扩大一倍,创新的数量、人均工资水平都将提高15%,当然,艾滋病发病率、犯罪率同样也会提高。不同的国家,比如美国和日本的城市化走过的道路相差极大,但殊途同归,最后的结果都是这样。克鲁格曼在《地理与贸易》一书中就曾感叹,在社会科学中能够被称为“规律”的寥寥无几,勉强能称得上“规律”的,和现实世界拟合得也很不好,唯独这个“异夫规律”,居然和现实世界几乎拟合得天衣无缝。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规律呢?按照异夫的解释,这是因为“最小努力法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人生来是懒惰的,能省事就省事。我们频繁地使用有限几个词汇,是因为这样不用太动脑筋。我们都愿意住在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里生活舒适。异夫的这一观点只是他自己的臆想。他并没有给出严密的数学证明。从直觉来说,他的说法站不住脚。乔伊斯可不是一个懒惰的作家,他有意地炫耀自己的才华。具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才会到大城市,懒人很可能会选择生活在小城市里。

洋快餐的中国扩张后遗症

图像模糊、阴暗,隐藏的摄像头有点晃动,但是,淡粉色的肉掉落在地上,然后被重新扔进加工机器的画面已足够震撼。

东方卫视卧底调查所发现的不卫生做法以及对过期肉类重贴标签,已导致上海郊区一家向华东乃至日本的肯德基(KFC)、麦当劳(McDonald’s)和星巴克(Starbucks)供货的大型肉类加工厂被关闭。

这样的食品安全丑闻在中国时常发生,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

涉案工厂是美资企业,其客户是国外品牌,它们能够吸引中国消费者,部分原因是它们通常得到信任,被视为达到较高标准。

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私有肉类加工企业OSI集团(OSI Group)旗下上海加工厂被指存在一系列系统性违规行为,包括对过了保质期的肉类重贴标签。该集团已经道歉,并在其网站上表示,“不会争辩些什么或是试图寻找任何借口”。

对于西方餐厅连锁店而言,这一丑闻令人尴尬,但这件事曾经有过一个警告迹象。

在OSI上海分公司去年胜诉的一宗劳资纠纷中,一名因暴露于氯而寻求医疗赔偿的原告曾在法庭上表示,他反对给过期肉重贴标签的做法。“他在这家公司工作期间从来没有报告此事,我不认为他在法庭上提到这件事是合适的。他没有证据,”该案中OSI的代理律师夏渝港(音)表示。

即便如此,像OSI这样的合作伙伴对于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西方餐厅连锁店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不会轻易被更换。

美国一些连锁店近年在中国迅猛扩张,每年开张数百家新餐厅,并且连续多年享受超过20%的利润率。

为了大规模提供标准化产品,他们从头开始创建供应链,或者依赖于老牌的美国合作伙伴,这使上海最新曝光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在更大程度上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方面的问题。

对旗下拥有肯德基和必胜客(Pizza Hut)的百胜餐饮集团(Yum Brands)来说,中国占营业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家总部位于美国肯塔基州的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押注可以说超过其他任何西方公司。百胜是中国最大的西方餐厅运营商,拥有近6400家店面,而麦当劳拥有约2000家餐厅,今年还计划开设300多家新餐厅。

中国“对于百胜这样的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麦当劳这样的公司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它们都已经大举投资的市场,”晨星(Morningstar)分析师霍特维(RJ Hottovy)表示。

股市回报了肯德基的进取策略。分析师们推荐百胜股票,称其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代表,同时狠批麦当劳,称其未能像肯德基一样成功地推出具有中国风味的新产品。

矛盾的是,据1997年至2000年期间负责肯德基在华业务发展的刘国栋(Warren Liu)表示,供应链方面的担忧反而促成了肯德基的快速扩张。该公司担心,迅猛发展的快餐业将很快超越中国提供原材料、劳动力和黄金地段的能力。

在中国的50万家食品加工企业中,多数规模太小或没有经验,不适合为外资连锁餐厅这样既庞大又要求严格的客户服务。

作为第一家进入某个省的连锁餐厅,肯德基可以抢先租到黄金地段、通过政府审批以及落实供应来源。刘国栋在他写的书《肯德基在中国:成功的秘诀》(KFC in China: The Secret Recipe for Success)中介绍了这些经验。

Friday, July 25, 2014

乌克兰导引大国政治的悲剧

MH17将会把这个世界带向何方?每次危机都会让人们回到历史,但是又不乏对历史的滥用。当下这个世界要回到一战前、二战前还是走向冷战,每种说法都有支持者。MH17只是这个动荡世界的牺牲品,而乌克兰不幸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试验田,悲哀的是角斗场上的每个人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缺乏大战略家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充满迷惘的时代。

MH17的真相无疑是化解这场危机的前提,但真相可能在短期内不太可能顺利浮出水面。因为真凶的出现,意味着相应的惩罚措施,而这种惩罚又与当下乌克兰国内政治以及欧大陆的地缘政治博弈搅合到一起,因此,真相也许只有等待历史学家来解开了。

让国际调查团无条件地进入现场进行公正客观的调查,这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化解危机的可行途径。达到这一目标的的前提使乌克兰内战双方能够休战,至少是暂时停火。双方能够将调查的权利交给可信的第三方。恰恰这一前提是不存在的,现在双方都试图将责任引向对方,加上外部大国介入,真相已经被政治角力取代了。

MH17的迷局对于当今的大国政治来说,这是个绝妙的讽刺。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大国治理是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之一,但现在大国居然连MH17的真相都很难搞清楚。

普京已经呼吁乌克兰反政府武装配合国际调查,但普京未必能够完全掌控反政府武装,关于MH17,俄罗斯与反政府武装力量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一开始有人在社交网络上声称将AN-26击落,这一消息很快被删除。最近路透报道,反政府武装承认拥有山毛榉导弹,后来又否认。联系到此前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公投行为能够看出普京并不能完全掌控这些激进分子。随着乌克兰内战的加剧,反政府武装有了更大的独立性,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却让乌克兰内战双方都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和回旋空间。

对基辅政府来说,内战使之扮演了对抗俄罗斯的“前沿”,本来欧盟和北约并不想接纳乌克兰,内战无疑提高了乌克兰的战略价值,现在欧盟已经与乌克兰签署了联系过协议,下一步北约会做出什么反应?东欧国家当然希望乌克兰能够进入北约的体系之中,这样波兰、捷克等国就可以解脱出来了。同样,对反政府武装来说,内战意味着俄罗斯没有机会再度控制整个乌克兰,那么支持反政府武装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了。由此,乌克兰内战双方都可以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和资源,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试验田,代理人战争也将长期化。

2008年格鲁吉亚也发生战争,但很快结束,此次乌克兰则没那么幸运。根源还是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秩序处于一个调整的迷茫期,乌克兰成了试错与调整的成本,这是乌克兰的不幸。但是它处于新一轮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若国内政治不稳定,只能变成牺牲品。

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秩序也在不断变化,1991年到2001年是美国一超独霸的十年,中国尚未崛起、日本陷入衰退、俄罗斯自顾不暇、欧盟还在孕育之中,这样,美国扮演了世界警察的角色。虽然各国都心有不满,批判美国的霸权主义,但是世界秩序的重心在美国。2001年美国之后美国全面陷入中东的两场战争,对美国的软硬实力都是不小的打击,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和平主义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衰落论已经成为风尚,而奥巴马的确在战略收缩,尤其是中东地区。奥巴马在修复美国的形象的同时,也打击了美国的信誉,美国对盟友成多的可信度手到质疑,因此需要进行“再保障”,在东亚地区尤为明显。

女童里基回乡记

里基•马德(Ricki Mudd)是个美国味十足的姑娘,但她有两个完整的家庭,分别位于两个大洲。她在美国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中国也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一家人已经很难对付了,而里基要面对两家人——而且这里面有些人还不太喜欢彼此。

里基是中国的所谓“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10万个意外后果之一:过去20年里,有10万名中国儿童被外国人收养,其中大多数是女孩(通常是因为父母想把“生育指标”省下来用来生个男孩)。大部分儿童被遗弃时身上找不到任何身份信息,因此他们既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被遗弃。里基是他们当中极少数知道自己身世的。差不多算是知道吧。

这10万名儿童当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是大多数人——对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毫无兴趣。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十几岁的少年,这个年龄段的人最不想面对的事情就是应付另一个母亲。我收养的两个中国孩子就属于这一类:几乎任何话题都比亲生母亲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但少数孩子确实想了解自己的身世。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刚刚年满21岁的里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此外,里基还想帮助与她境遇相同的姑娘。

在中国电影制片人常昌富的帮助下,里基制作了纪录片《承诺》(Ricki's Promise),讲述了自己夹在两个家庭之间的生活。这可不是什么童话。

基本情节很简单:里基的父母本来需要生个男孩,结果却生了个女孩。里基的奶奶想抱孙子,农村的文化也把生男孩当作大事。他们无法承受让一个女孩占用生育指标。

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理性:中国人口太多……中央政府只好控制生育率……所以像里基这样的孩子就不得不被遗弃。

但里基的父母却违反常理,想方设法留住她:他们将她藏了四年,然后假装交给偏远山村的人家收养。但这一努力失败了,里基还是被计生官员抓住,然后被送进孤儿院。她的父亲试图把她偷走,但未获成功。最终,里基在差一点就满5岁时来到了美国。

在影片中,里基的生母讲述了一些事情。“我们从未打算遗弃她。我们出门时将她装进一个大包里,我们一个人握住她的两只手,一个人握住她的两只脚,这样就没人知道包里面装的是什么。在家时,她就藏在楼上,不作声。我们只能一直藏着——这样做很痛苦,我们也知道不是长久之计。”

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山里的女人,她愿意将这个女孩挂在她光棍兄弟的生育指标下(为此要收一笔钱)。

这时,故事开始变得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那家人没有留住里基?数年之后,当收养里基的美国家庭找到那个女人、希望她帮忙联系上里基的亲生父母时,那个女人谎称里基是自己的孙女,并索要1万美元。

亲生父母不知通过何种手段打听到里基在寻找他们——这时故事又开始变得难以理解——最终,里基与他们还有她弟弟(没有她被遗弃,就换不来他的出生)团聚了。

但显而易见的重点是:失去里基对整个家庭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尤其是本该是受益者的弟弟)。里基的亲生父母离婚了,原因是她的生母因丈夫屈服于婆婆要他们生男孩的压力而捅伤了丈夫的肚子。事实上,里基的生母似乎从未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在影片中,她说自己会责骂那个顶替里基的男孩:“我跟他说,如果不是你,你姐姐也不会丢……我宁愿留着你姐姐,而不是你。”

2011年,里基回到中国,与生她的这家人一起度过了几周时光。影片明确地展现出,这是一次痛苦之旅,里基的生母与生父之间、以及生母与执意将里基遗弃的婆婆之间充满了冲突。

但归根结底,里基总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童话——它也是大多数被收养儿童肯定想听到的童话:他们的亲生父母爱他们,冒着被罚的风险想努力留住他们,而且会为失去他们哀伤不已。

里基说,她觉得自己很幸运。“事实上,不是每个被收养的孩子都能这么走运。”她说,“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情,我也不会有现在的生活。”什么叫乐观?这就叫乐观。

译者/徐天辰

西方制裁让普京内外受困

上周末,当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就马航(Malaysia Airlines) MH17航班被击落的致命事故发表电视讲话时,许多俄罗斯人感到震惊。这段简短的电视讲话显示,他们的总统紧张得两只脚挪来挪去,神情僵硬,只有眼睛在眨。

普京开始感受到压力。民用班机被击落——据乌克兰和美国情报机构称,是被亲俄分裂分子击落的——导致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大为愤怒。

有些分析人士曾因普京似乎将西方玩弄于股掌之间,而称赞他高超的战略技巧。现在,他们警告称,普京已把自己逼入了死角。俄罗斯为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乌克兰东部令人讨厌和暴力的分裂分子提供的理由是,世界各地的“俄罗斯人”都值得俄罗斯的保护。

但这个理由现在看来有些鲁莽。“它不符合俄罗斯传统的外交政策准则,以及普京早期的务实态度,使人担心俄罗斯将成为一个违反国际法的国家,”莫斯科智库俄罗斯外交与防务政策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说。他补充道,普京将很难放弃这一新策略,因为是它迄今有助于普京将全国动员起来。

“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在处于他上任以来最艰难的处境,”卢基扬诺夫表示。

这不仅仅体现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些观察人士认为,西方威胁对俄实施更严厉制裁,可能成为催化剂,毁掉普京借以统治俄罗斯逾14年的精心平衡的体系。

普京最信任的经济顾问之一、俄罗斯前财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昨日警告称,俄罗斯与西方闹僵会危害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事业,普京的某些顾问所追求的孤立主义道路不符合俄罗斯的商业利益。

“我们已再次成为西方的敌手,”库德林在接受国有的俄通社-塔斯社(Itar-Tass)采访时表示。

“国内有些势力长久以来一直想要……孤立,可能是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如今,这一想法有了滋生的沃土。”

库德林补充道:“企业想要投资,设立工厂,进行贸易。企业界对他们从广播和电视节目里听到的消息非常担心。”

有些人把他的警告视为统治精英阶层出现裂缝的第一个明显迹象。如果是这样,其背景是担心制裁扩大已导致俄罗斯的银行和企业的国际融资开始枯竭,扼杀业已萎靡不振的俄罗斯经济。去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降至1.3%,预计今年的GDP增长率将滑落到1%以下,如果遭到进一步制裁,甚至有可能变为负值。

“俄塔社选择发布这一消息的事实,表明领导层中的自由派正就国家的走向进行抗争,”克里姆林宫前顾问、接近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的一家智库的负责人伊戈尔•尤尔根斯 (Igor Yurgens)表示。

身为前克格勃(KGB)情报官的普京,自从掌管圣彼得堡市政府起便一直听取两个群体的建议:一是“西罗维基”(siloviki,即“强人集团”)中的安全官员同僚,二是深谙法律和经济的改革派。

“我认为,普京将无法像过去一样,让西罗维基和现代化支持者和谐共处,过去能办到,是因为有巨额的石油收入做缓冲,”尤尔根斯说,“现在,他要么选择威权和孤立,要么选择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