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在中国制作和公映是一个开天辟地式的事件，但中国观众似乎并不领情。有人指责冯小刚继续“消费苦难”，有些则认定是“借古讽今”的初级水平，而主宰着影评市场的文艺青年们，从艺术性方面否定了冯小刚导演的努力。这是一个“一九四二式”的悲剧。
这些反应或许会让冯小刚彻底绝望，事实上，笔者也有类似的心情。除了娱乐消费和艺术享受之外，中国人或许更要关注国家的命运，尤其是在每个人都惴惴不安的年代。这部受到审查限制的电影，再现的不只是一场历史灾难，也是有关国家未来的预言。
电影里面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政府（军队）和城市，吃喝玩乐；一个是灾民与农村，饥寒交迫。将这两个平行世界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白的价值体系当中，政府与国民是契约关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不明白为何民国政府既不赈灾，甚至封锁他发布饥荒的消息。
“两个世界”在中国几乎是一种真理性的存在，他不知道在传统的中国，官吏与百姓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官僚体系除了提供必要的治安与司法服务以维持社会秩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责任。“民间”则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天灾人祸只能依靠家庭以及由姻亲、同学等组建的私人关系网。这或许是由小农经济决定的形态，社会因为缺乏组织联系而被马克思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这种形态成为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障碍，因为人们往往对于公共事务持有自私冷漠的旁观态度。
冯小刚以过多且互不交叉的人物丰富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断层，他试图组织各种细节来表达隐藏在背后的逻辑，这破坏了电影的故事性，也是让影迷诟病的地方。但是，冯小刚的目的绝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含蓄的解剖。
在这部电影中，统治阶级遭到了客观的抨击。领袖要面子而忽视人的生命价值，即使遭受轰炸也要市民排练欢迎美国贵宾的仪式，要求打一场胜仗才有面子去开罗参会，关停披露灾情的《大公报》，政府统计饥荒死亡人数只有1062人，而实际有300万有余。在官员逻辑里，国家利益和民族目标远高于人民的生命和利益，人不过是虫蚁般的存在：蒋介石要求国军撤出河南，将难民的包袱甩给日本人，这样“才能顾全大局”；司令蒋鼎文在河南饥荒爆发时还要征粮，因为“人饿死土地还是中国的，仗打输了，我们就都是亡国奴”。从上到下的官吏，在影片中追逐着私利，无情而又贪婪。即使法院的伙夫也因“这一趟灾下来，咱们都成了官”而沾沾自喜，更别说撤退的国军，即使在日军轰炸时也不停止抢夺灾民的财物以及女人。
灾民只有家庭相依为命，没有人和组织去救助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又都是如此懦弱，任由官员和军人抢掠。在这一群体内部，无处不在地充斥着“交易”。少东家借给花枝粮食要对方以性回报；栓柱在老东家被迫给了三个大洋后才去找救兵；老乡拿了小米才帮老东家驱赶流民（一人三升小米，“跟龟孙干了”）；老东家暗示将女儿星星许给栓柱换取其在逃荒途中的保护；栓柱想用饼干换取星星的身体，花枝也想用身体换饼干（你给我饼干，我跟你睡），最终她抢走饼干，因为栓柱把他老公弄丢了（一条命，值两块饼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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