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到底是暂时捡回来一条命。
等待这个涉嫌集资诈骗3.8亿余元浙江女子的戏码，仍旧是刀下留人的老桥段。各界数度请命，公众舆情沸腾，中国最高法院拖迭日久之后，最终未核准吴英死刑，且发回浙江重审 ，同时表示“该案一审判决、二审裁定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吴英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
吴英活命，这似乎也是各个集团博弈之下的最大公约数。姑且不论为吴英请命的各路意见，即使认定吴英行为是“庞兹骗局”的经济学者薛兆丰主张“爱市场就不能放了吴英”，也认为吴英可不必杀。
真要吴英死的，摆上台面的，似乎无非是传言中联名上书的十几名东阳官员。事实上，也正是他们这一无法彻底证实的行为，使得自身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无意中将吴英推向了特权（官员）的对立面，赢得了无数舆论同情。
在此，不由得想追问一句，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吴英活着？为什么大家那么关心吴英？这或与吴英的性别有所关联，更于时代症候难脱关系。无论江浙的“抬会”还是尤努斯格莱珉银行模式中，我们都看到女性在民间金融中的比重之高，譬如以“集资诈骗罪”处死的“小姑娘”杜益敏之类。
反观吴英，这位曾经的80后“东阳富姐”，其野心与才能，其发家与败落，其抗争与无奈，其哀愁与苦涩，诸多特质正好与僵化而颛顼的体制弊端一一对立起来：一介弱女子与强大公权力的不对等博弈，不正好是当下集体心态的一种绝佳映射么？这一对比，犹如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区别，你会选择站在哪一边？
同样，这也是这个时代的有力速写。中国改革三十年，规则尚在确立之中，灰色地带无处不在，人人或都有“原罪”，每个人在将来都可能成为吴英，留吴英一线生机，也是挽留这个时代岌岌可危的安全感，也是为将来留一份希望。
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转型，无论先富起来的还是尚在脱困的人群，二者的安全感，其实并不因金钱多少而有本质不同，对吴英案难免充满十足代入感——难怪在民营企业家云集的亚布力论坛内外，张维迎、任志强、王巍等人呼吁“拯救吴英就是拯救我们自己”，成一时悲情口号。
吴英运气不差，至少比起沈太福之类。如今没有多少人记得沈太福，这个90年代民间集资潮中呼风唤雨的民营企业家。他八十年代下海，后以节约用电“调速电机”起家。这在当时可谓一个商业创新，但缺乏银行融资，其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民间集资。
沈本人的长袖善舞，其公司成长的同时也铺就了不少官商关系网，生意也因此风生水起，其所创立的北京长城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热门的高科技公司；可惜好景不长，伴随着中央收紧民间融资，沈太福的辉煌毁于一役，最后定罪甚至是贪污和行贿——今天看来不乏荒谬，北京长城公司本来就是沈太福顶着集体企业名号创立的私人公司。
时代不同了，悖谬年代凄然死去的沈太福成为过去式，但今天还有吴英。“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名目，仍旧是今天的“投机倒把罪”，斥之为“恶法”并不为过，成为悬在民间头上的达摩斯之剑，随时即可致命。
中国企业家长期游刃于市场与政府之间，其间不少处于违法与合法的地带：如果严格以过时的法律执法，不过是使得多数人处于违法境地；而选择性执法，又使得权力可以滥用生杀予夺之便。具体吴英行为的定罪，可以商榷之处不少，将吴英简化为企业家精神代言人与中国版麦道夫都失之武断，但不可否认，吴英案背景与中国金融抑制的制度因素难脱关系，这点笔者已有表述（《吴英生死》），简而言之，在司法范围内，即使承认恶法亦有其效应，但吴英至少罪不至死。
吴英的故事，少了邓小平保护年广久的传奇色彩，但也赶上了变革的时代节拍，多了公共空间的介入，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一方面，民间企业倒闭潮正在倒逼体制改善，眼下各金融实验区政策也不断出台；另一方面，网络时代也规避不少暗箱审查，使得吴英案得到媒体持续关注。最终，除了诸多名人以及网友的力挺外，还得到温家宝总理在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出台中的表态。
也正因此，最高法院驳回吴英死刑，首先看似回应了各界呼吁，值得肯定。但深究之下，其表态也充满暧昧，这或是规则正在确立时代的普遍态度：最高法院一方面裁决吴英案发回与吴英案本身关系错杂的浙江重申，同时又认定一审二审准确合法，这使得下一步的重审公正性令人质疑。
中国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权力，曾经部分下放，导致不少问题，2007年起改为“死刑除依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事实上，正是这一更改也使得吴英案出现转机，这也向我们展示了当下中国司法权应归中央的必要性，至少避免很多不可回头的错误。
吴英免死之后，下一步如何？是秋后处置还是彻底重审？是个案特办还是修订法律？刀下能留人，自然也不错，但是这样的把戏也上演了几千年，如果到今天还没有一点进化，那么难免令人沮丧。吴英案的意义，并不仅仅止步于吴英，而是关系每一个个体如何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公民的合理介入正是社会良性循环的开始；笔者也希望，藉此可以改善中国的民间金融地位以及现行滞后法律；吴英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吴英从来不只有一个，比起个案的突破，更需要体制的重新规划，这也与建构更有安全感的公共生活息息相关。
（注：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微薄http://weibo.com/xujin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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