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中国国内经济增速和物价双双回落。国家统计局3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前2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060亿元，同比出现了两年多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下降了5.2%。与此同时，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用电量数据同比降低，商品房新开工零增长。早在3月初召开的“两会”中，经济衰退的阴影就开始显现，政府工作报告更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调整到7.5%，8年来首次低于8%。
经济增长的动力有三：消费、投资与出口。消费不振的趋势在去年第四季度就有显现，今年前两个月的消费增长趋缓，家电销量还出现负增长。从较长的视角来看，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实际失业人口上升及刺激政策退出都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内，消费将持续疲软。
投资方面，增长的动力明显下降。虽然短期增速还不错，但主要是保障房建设的功劳，制造业则大幅放缓，基础设施投资同比负增长。1-2月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同比增速达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银行信贷的表现也有同样趋势，基于对宏观的判断，央行调低了M2的增速。因经济衰退的信贷风险，银行还开始出现惜贷。制造业因为订单减少，对信贷的需求也在减少，尤其表现在出口加工型企业。更严重的挑战来自出口，出口增速放缓几乎体现在全部的出口市场（除韩国外），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对欧洲出口的下滑尤为显著。
可以说，形势是非常恶劣的。连享受了种种政策优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今年前两个月，利润较同期都下降约一成，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的利润负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在盯着决策层，看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货币政策虽然总体还是偏紧，但已经有所松动，存准率进入了下调通道。公共舆论也开始吹风，例如国企面临的困境可能会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为严峻。言外之意就是货币政策应该开始宽松，财政政策应该积极起来。这一套宏观调控工具，决策层已经运用的很熟的。近几年的经济周期，稍有风吹草动，调控政策就紧随跟上，以此形成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更助长了对这些政策的需求。登峰造极的案例以2008年第四季度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为著。
问题是，这一次，这条路还通吗？我们认为，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推动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在可能面临经济衰退的今天，即使还有实施的空间（或者可能），其成本及代价亦是难以承受的。
投资对GDP的贡献居高不下是有代价的，对应着国内的高储蓄率和低利率，不仅有很强的分配效应，对居民消费亦形成挤压之势，带来的经济扭曲，是今天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障碍。投资形成的过多产能，又使得中国不得不维持出口优势，劳动力报酬水平、环保政策、出口税收政策等持续扭曲，进一步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
而出口占GDP的比重太高，使得中国的经济周期依赖于主要出口目的国的经济周期。2008年金融危机和当前欧债危机带来的中国出口下滑，都表明把消化产能的任务寄希望于国外，是极不现实的。因出口增长派生的汇率和贸易纠纷，也成为决策层的烫山芋，影响了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性。
更沉重的现实是，2008年的经济刺激政策推出以后，产生了多重不良反应。通胀持续居高，至今虽回落，但整体的物价水平较2008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巨额信贷投放形成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央企及其它企业的贷款，在未来几年将逐渐到期，需要还贷或者展期，由于未来经济形势的不确定，金融体系将面临系统性风险的挑战。
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思考，必须走出一条新的经济复苏的道路。早在2008年四万亿政策推出时，《陆家嘴评论》就在《困惑四万亿：对本轮经济衰退政府经济决策的分析》一文中指出，被诸多学者盛赞和本届政府引以为经验的朱镕基赤字政府，之所以促成了随后的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关键在于朱镕基在任上启动了大量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而非赤字搞建设。尽管这些改革有得有失，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不仅搞活了经济，也化解了农民进城和下岗工人的就业、银行坏账风险等压力。
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每一轮经济快速上升的背后都是经济体制的革命性改革。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80年代初经济增长的动力，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是1992年以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加入WTO和国退民进及经济各领域的市场化推进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向前的动力。
纵观这些体制上的飞跃，无一不是以释放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增加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为核心的。与之相反，政府天天挂在嘴边的宏观调控以负面角色居多。《陆家嘴评论》在2010年时指出，近十年中国的经济调控的常态往往呈现“调控向左、市场向右”，在两难的决策局面中，政府总是把握不住市场的力量，“一收就死、一放就乱”。
回头看来，今天的经济增长之所以还保持较快的发展，无非此前的体制改革红利还未消尽，还经得起另类宏观调控的折腾。但从当前经济增长的颓势，也可以看出改革的红利所剩无己。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要想继续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再来一场新的体制革命，而不是给现有框架打些无用的补丁。今天体制深层次改革的空间还很大，诸如利率等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关键及基础性行业的准入、劳动力跨省流动、地方政府的税收政策的自主性等。这些领域都需要革命性改革，以消除体制对经济的种种束缚，亦将极大的激活经济。只有这些领域的革命，中国才有可能走向令人期待的未来。
（注：本文为《陆家嘴评论》2012年4月号社论，4月1日出版，《陆家嘴评论》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下属的连续性报告，主编聂日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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