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塞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在他们合著的新书《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认为，现代层面的经济繁荣有赖于两个政治基础。一是权力必须集中——没有集中的权力，就失去了繁荣的秩序基础；二是权力体系必须是包容性的——缺乏包容性体系（inclusive institutions）的秩序虽然可能使经济摆脱贫困，但要崛起为现代化的繁荣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解释是，如果权力体系允许精英们为自身利益服务，一种叫“精粹体系”（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结构就会诞生——精英们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并取得优势。
基于上面的观点，两位世界顶级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在播撒繁荣，它只不过提供了又一个社会冲进死胡同的例子。
不过，近几十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中国冲进死胡同”的说法势必存在争论。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日益显现出“精粹国家”的一些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经济层面，中国经济体系的包容性严重不足。从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十几年前的大学生就业选择偏向于外企、私企等非公有经济，如今大学生趋之若鹜的对象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原因在于中国国企尤其是大国企的垄断地位，它们在市场中占据土地、资源、金融等绝对优势地位。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或由国家控股（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更不好的影响是，中国正在形成封闭性和排他性日益强烈的利益集团。对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来讲，进入央企会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是，多数人被排斥在外，且选择与能力、知识无关。比如中石油公司，除了勘探等技术性岗位，其他非技术性岗位大多由内部利益集团分配——能进去的人“非富即贵”。而解决了大部分就业的私营经济，不但没有这些优势资源，而且在金融、政策等方面处于事实上的“被歧视”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后表现尤为明显）。造成的后果不仅是经济的——遏制了创新和活力，也是政治的——削弱政府执政的合法性。
笔者就读于北京的人民大学，在和身边同学的交流中，就能深切感觉到他们对这一现象的强烈不满和焦虑。笔者的大部分同学是普通人家的子女（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在他们的认知中，通过勤奋和才智考入到人民大学这样的名牌高校，会意味着有一个好的前景。但从毕业届师兄师姐那里传来的讯息是，除非自己特别优秀，否则就早点托“关系”、找“门路”。言外之意，如果家里既无权又无钱，好的单位基本与你无缘了。也许有人会指责这些同学：“为什么一定要去机关、国企，难道不能去当村官、做社工吗？平凡的岗位也可以有大作为！”他们的回答是：“可以。但为什么那些体面的、待遇好的工作就把我们排斥在外？如果是能力或学历问题，缺乏竞争力我们没有怨言，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不公平！”在美国，进入“常青藤大学”基本上就预示着将有一份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然而在中国，即使是从最顶级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都不能保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尤其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身上承载着一家人的期望（很大一部分家庭为了供子女读书而负债累累，甚至父母生病都拖着不看），可充斥于社会的等级、特权使他们对国家有种失望感。需要指出的是，当大学生心中的愤懑感和失望感高涨时，对政府的信任也在他们心中逐渐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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