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以色列之前，我曾认为，哪怕到5亿年后地球毁于流星撞击之时，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也不会休战。离开以色列时，我的看法变得更为乐观。事实上，我们也许有理由对巴以和平抱以希望。
先说说不好的事情。那天我站在一座小山上眺望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西岸已变得不像“河岸”，而更像一床百纳被。一块块小小的巴勒斯坦土地，被日益扩大的以色列定居点包围。巴勒斯坦人的房子很容易辨认，屋顶上摆着黑色蓄水罐的就是，因为以色列没有给他们分配足够的水。
以色列定居点的多数居民与来自布鲁克林的那些手持来复枪的宗教极端主义者是两回事。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以色列人，比如教师和电脑程序员，之所以住在定居点是因为那里的房子便宜。甚至有少数以色列和平主义活动家也住在那里。
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日益被孤立。巴勒斯坦作家、人权律师拉贾•谢哈德(Raja Shehadeh)对我说：“现在我们连好好散个步也办不到。好好散步时不用想事，而现在，我们不得不去考虑定居点、军队和野猪（以色列用野猪来保护犹太人定居点——译者注）等事情。”谢哈德的著作《漫步巴勒斯坦》(Palestinian Walks)赢得了英国的奥威尔奖(Orwell Prize)。
谢哈德居住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总部所在地拉马拉(Ramallah)。拉马拉距耶路撒冷15英里，但那段路关卡重重，几乎不可能穿越。加沙的生活则更加艰难。
如果你不信我说的话，那就听听辛贝特（Shin Bet，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的六位前局长是怎么说的。他们在一部新拍的以色列纪录片《守门人》(The Gatekeepers)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部纪录片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奥斯卡奖(Oscar)提名。我在特拉维夫一家电影院坐得满满的放映厅里观看了这部片子。一位前局长这样说道：“我们让数百万人的生活变得极为难熬。”另一位前局长说：“我们已变得冷酷无情。”还有一位前局长说：“（干我们这行的）等到退休的时候，会变得有点左倾。”美国的保守派无疑会把他们贬为“自我厌恶的犹太人”。
再来说说让人乐观的事情：和平可能会突然降临。建国之初，以色列一直在为生存而战斗，二战期间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仍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但四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发动过针对以色列的战争。
哈马斯(Hamas)和黎巴嫩真主党(Hizbollah)等恐怖组织攻击过以色列，但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曾对我说：“我们知道如何打击恐怖主义。”
以色列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一直在警告人们防范未来的攻击者：比如伊朗，或许还有新政权统治下的埃及，以及阿萨德(Assad)下台后的叙利亚。内塔尼亚胡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鹰派，如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所描述的那样：“鹰派坚信，犹太人受某个神秘的远古诅咒所困，注定永远被孤立、被憎恨、被迫害……鸽派则坚称，这是无稽之谈。”
历史的发展趋势或许站在鸽派一边。如哈佛大学(Harvard)心理学家斯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其优秀著作《唤醒心中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中所指出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战争都在减少。一个原因是，许多国家发现，战争很少能实现其原本的目标。另一个原因是，大众传媒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抑制了长期的流血冲突。如今，只要以色列发动战争（以军方称之为“剪草），国际社会很快就会干预。以色列近年来在加沙和黎巴嫩发动的多场“微型战争”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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