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原名田钟洛，1924年生于江苏淮安县，是当代著名的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散文家，也是一位从业50多年的老报人，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自1952年进入《人民日报》，他亲历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多次批判运动。2006年，他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出版发行后，即卷入了当时影响极大的“八本禁书”风波。在访谈中，他详尽回忆并反思了这段经历。访谈分四篇刊登，本文为第一篇。
问：您的童年似乎在迁徙动荡中度过，请谈谈家庭对您个人成长的影响。
袁鹰：我祖父原来家境贫寒，后来从秀才、举人考到进士，到北京殿试后分到安徽候任，当了几任地方官，最后一任在安徽六安当知州，辛亥革命后他就回老家了。现在回头看，他也还算是清官，在任时提倡办一些学堂，没有贪污，所以回老家后也没多少钱。他在家乡做一点慈善事业，救济孤儿等等，筹办了一所江北慈幼院。
我是他的第一个孙子，我也去念私塾，四书、《三字经》、《千字文》这些归私塾老师教，祖父自己在家里教我念唐诗、《千家诗》、《古文观止》等等，这样一直到10岁。
问：您离开淮安是什么时候？
袁鹰：1934年10月。先到杭州。1934年，我父亲一个人在杭州工作，后来就把整个家搬去杭州。对我整个人生成长来说，在杭州的几年很有作用。第一是在杭州进了新式小学——杭师附小，对我来讲很新鲜，不是在家里光念古文，有算术课，特别是有体育课，音乐、美术、劳作等等课程，现在小学没有劳作，那个时候劳作都做一些手工。
第二是我受到许多时事教育，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整个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危险。我们校园里立了一个很大的牌子，上面四个大字“毋忘国耻”，这种教育是无形的，每天一进去就看到这四个字，老师也常常讲，对小学生的影响比较大，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政治思想教育，那个时候叫时事教育。每天早晨早会，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体学生都在操场上，有一个老师根据昨天的报纸讲几分钟国内大事，然后体育老师让大家做早操，再回教室。
每周一早晨开一次全周大会，校长讲话前要临时指定高年级学生背孙中山遗嘱，那个时候按童子军编队，他在台上临时宣布第二小队副队长上来，就上去。我念到五年级的时候，总觉得有可能早会上忽然被点到，也不一定都是队长，什么六年级第四小队第五个，排到第五个的就上去了。所以我从小第一件事就是把孙中山遗嘱背熟，现在还能背得出，就是那个时候念的，结果一学期也没叫到过我。这种我觉得就是公民意识的教育，国家碰到危险了，有责任将来要担当救国的重担。因为杭州离上海比较近，有上海流传过去的进步电影，音乐课常常唱一些歌，《义勇军进行曲》我在小学五年级就会唱了，我觉得这对儿童少年成长很有好处。
公民课倒不全是政治思想，包括怎么做人，为人处事，怎么做一个公民，对待社会，对待长辈，对待国家都有。现在公民课课本没有了，前些年李慎之同志提倡过中小学校公民课，我也很赞成，公民课应该说比现在的政治课范围更广。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杭州五年打下一点基础，有一点现代文明、公民责任的意识。小时候在淮安还是按四书五经那么念，顶多只是懂得一些个人品德修养，并没有现代文明教育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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