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进房门，迎面就是那幅著名的黑白照片。那是在1980年3月18日的台北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第一法庭上。在头戴白色头盔的宪兵的押解下，“高雄事件”部分受审人一字排开、表情各异地站着。施明德正好在图片中间，与身旁普遍的严肃与茫然的表情不同，他竟双手插兜，咧开嘴在笑，那得意的神情，仿佛不是在一场很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审判上，而是出席一场朋友间的聚会。照片被放大、喷在一整面的玻璃墙上，似乎引你跨入另一个时代。
这不仅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也是台湾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决定性瞬间”之一，这令人意外、漫不经心的笑容，像是在暗示在严酷的冬日正在过去，破冰声正传来。
在里间的办公室内的绿墙上，则挂着满墙的小幅黑白照片。照片上都是台湾民主史上的著名人物与事件，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桥头事件、《美丽岛》编辑部，他都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人，黑白的光影对比，令它们既真实又神秘，似乎牢牢地确认了对过往的解释权。
我在台北郊区的一处幽静的半山上的别墅里，见到施明德。他身材高大，穿蓝色牛仔裤、宽松的白衬衫，长发蓬松，胡须修建得干净，整个人望去得体又潇洒，既不像一位71岁的老人，更看不出25年牢狱生涯的痕迹。
他温暖、客气、潇洒，却又高度形式感。不管是我们见面的形式、还是谈话内容，都给我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在我遇的人中，再没有一位比他对自身更富有历史自觉意识。我们没有面对面相坐，而是并排坐在两张侧过来的椅子上，一架小型摄影机则摆放在不远处。我同朋友与他的两个漂亮女儿，则列席在两旁，这使得我们的谈话像是一场会谈，是为了镜头与听众而发表意见。他也正有此意，他多少担心年龄尚幼的女儿，难以了解这个父亲的多姿多彩的过往，他们间过分悬殊的年纪，多少令他觉得这种讲述与记录的紧迫感。
当他开口时，有一种奇特的“个人化的非个人语气”，他在动情地讲述自己观点，却又似乎代表着某种抽象的历史叙述，有一种不容质疑的绝对性。
面对着我这个北京客人，他自然要从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的政治结构说起，似乎要给我补上一小节浓缩的历史课。他的独特性也因历史背景，而倍显突出。在他的自述里，在他的公开谈话里，当然也在对我这样的陌生拜访者的讲述中，他也一定会说起，他做过中华民国四任总统的牢，历经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与李登辉……
“台湾没有一位政治人物比我资历更深的，包括李登辉在内，尽管他年纪更长”。为他这个看法作注释的是他在1962年的首次入狱。
很显然，他已把50年前的一个躁动青年的遭遇，当作了一种成熟意识的反抗。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似乎很确信，自己早已形成了一种坚强、稳定的内在意志，正因此挺过重重难关。我对此多少有些怀疑，他有些太过浪漫化自己的过往，但我又不知如何反驳，倘若他没有这样的自我暗示，他怎能熬过那些漫漫长夜，“自大”与“先知”总是如影随行。
当施明德站在1980年的法庭上时，不仅他的微笑，还有他的自我辩护，都显得如此不可理喻，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根本不知现实为何物。在法庭上，他大谈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看法，对于台湾未来思考，解释自己所创的“暴力边缘论”，他不仅没有为所谓“罪行”申辩的意思，甚至一开始就放弃了对个人命运的忧虑，他始终谈论的是台湾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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