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相继在2009年推出了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最初的意图是作为一种紧急措施，向发达经济体中注入货币意义上的“火箭助推器”，以使其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路径之上，其实施期限以月计算，而不是以年计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所暴露的全球经济的种种失衡而言，量化宽松这副药是不对症的。2008年之后，美、欧、日发达世界均经历崩盘之后的反弹，但却似乎陷入了增长率极低甚至零增长的模式。现在，2013年初，金融危机爆发的四年多之后，人们又开始讨论一个新话题——实施一种新的、强度更大的量化宽松，可称为“从直升飞机上撒钱”，通过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注资，将货币直接注入经济体中。这种“从直升机上撒钱”的做法并不以税收为基础，而是直截了当地印钞，这通过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将表现为政府的负债。就像吸毒上瘾者需要剂量越来越大的海洛因来维持一定的欣快感觉一样，现在看来，量化宽松似乎也必须要不断地扩大规模，才足以阻止西方经济体重新陷入衰退。量化宽松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生活的一个永久性特征了吗？
量化宽松的鼓吹者从历史上的著名经济学家那里寻找理论支持，如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们都赞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帮助经济摆脱危机的想法。凯恩斯甚至提到，可以把塞满纸币的瓶子埋在土里，从而让人们忙碌地寻找、挖出并花掉它们。但量化宽松的支持者们忽视了另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家，例如奥地利人熊彼特（Schumpeter）。熊彼特相信经济繁荣之后的“创造性毁灭”的重要性，相信这能为新的经济增长清理道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借债金额的持续上升，造成难以支撑的债务负担，最终在2008年把政府压垮。但至今为止，西方国家仍未能吸取历史上很多过度借债导致的金融危机的教训，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北欧与东亚。西方国家也未能认识到，要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就必须承认坏账的存在并将其冲销，还必须重组金融机构，通过公共投资来削减成本和提升增长率。1998－1999年，韩国、泰国、印尼等亚洲国家因为独立性不足，或不够坚定，从而未能抵制以IMF为首的西方机构强加给它们的痛苦的经济重整方案。
不过事实却是，IMF等机构在1998年所提的建议是正确的。今天的结果是，除了日本之外，绝大多数东亚经济体都早已走出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财政实力雄厚，发展迅速。西方国家之所以能不顾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坚持原先的方式，是因为它们仍然控制着全球经济体系及其主要机构。由一位前法国官员（拉加德）领导、最终由美国主宰的IMF，无法迫使西方国家接受那些痛苦但必需的改革措施，那些措施会导致银行高管失业，导致西方生活水平下降。西方并没有服用本来可以治疗危机的正确的药物。许多触发本次危机的西方银行仍然没有得到重组，仍有很多坏账被遗留，尤其是在欧洲，而那些在2008年“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了。假设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任何东亚国家提议把印钞作为一种经济复苏策略，肯定会遭到西方的嘲笑。但在今天，在已实施印钞策略四年之后，西方为何仍能继续忽视它过去给东亚开的药方，把这么多的希望寄托在量化宽松（其实就是印钞）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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