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开始反英独立斗争的同一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从那时起，经济学家就一直试图理解，是哪些因素让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具竞争力。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繁荣，以及一国民众物质上的舒适和满足，依赖于经济生产率的提升。
由于一天的时间只有24小时，一年只有365天，而且由于一国的资源禀赋通常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只有每个人的生产率的提升，才能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举例来说，一个中国的农民，如果不再在田地里劳作，而是进入生产高质量服装的工厂，他的生产率就会大大提升。因为他不再使用传统的、低效的工具，而是在一种高效的工厂机制中，操作新机器，与许多其他工人共事，工厂的产品最终在有需求的市场上出售。
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生产率的提升，只是因为使用了更多的机器和劳动力，还是同时有别的原因。这些“别的原因”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FP），就是通过以新的、更好的方式将机器和工人结合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大体上说，这些新的方式来源于科技的进步。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或日本，都主要或完全是依靠TFP的提升来实现更大程度的繁荣的，而不是靠增加工人或机器。
1997年以来的每年夏天，世界经济论坛都会发布各国竞争力报告，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和商业竞争力进行排名。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已经变得越来越精细化，现在其随附的数据表已经达到500多页。对于考察各国国民财富的排名情况，以及理解繁荣是如何被创造的，这是一种细致的、成功的努力。
从2000年以来，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GCI）中的排名上升速度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十年前的2002年，中国排在第47位，位于乌拉圭之后，巴拿马之前。2012年，中国已排到第29位，低于新西兰和文莱，高于爱尔兰和波多黎各。在这十年里，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和日本的排名都有提升，而法国、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和巴西的排名显著下降。但是在2012年，中国在GCI中的排名其实是从去年的位置下降了三位，现在的排名和2009年相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竞争力在2009年之后已停止上升，中国国家繁荣提升的速度将会放慢？
GCI结果的计算，是基于三个主要的度量标准：（1）基本的前提条件（例如基础性设施、医疗和初等教育）；（2）能提升效率的因素（例如市场的有效化、更高水平的教育、金融市场的完善、科技条件的完备）；（3）创新和企业经营精细化因素（例如新专利的数目、科学家储备）。前两个度量标准，基本上对应的是劳动力和资本增加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例如更多的工人、更多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以及通过银行贷款提供更多营运资金。而第三个度量标准，即创新和科技的改善，则集中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GCI排名最高的20个国家（以瑞士、新加坡、芬兰、瑞典和荷兰为首），在第三项度量标准（创新和企业经营成熟度）上都有很高的得分。这些国家都在创造出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
如果考虑一下中国在1980年的处境，很显然，这个有着庞大的贫穷农业人口的国家，能在不到30年时间里跻身GCI排名最高的30个国家之列，达到傲视群雄的高度，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中国的任务并未完成。仍有数亿人口需要脱离贫困，而中国众所周知的、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人口结构问题，让这个任务变得更为复杂。中国必须继续创造繁荣。当然，你可以说GCI只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在我们把中国的国家繁荣程度和其他国家比较时，其他国家并不是静止不动，而是也在不断前进的。但是，中国在2012年的成绩确实比前两年有所逊色。下降，就是在走向错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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