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期用电量、铁路货运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等高频数据的表现,来观察中国经济短期运行状况,基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减速的态势仍在延续。

笔者预计三季度GDP单季增速将进一步回落至7.2%附近,前三季度GDP累计增速则降至7.6%,成为自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中国经济第四次出现经济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低于8%的局面。前三次分别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网络泡沫破裂和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因此,如果单纯从GDP增速数据而言,中国正在经历此次危机以来的“二次衰退”。

近期中国高层的表态,也反映出经济减速已超出决策层的边际承受届值。5月份温家宝在湖北调研时首次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后,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明确提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而近期温家宝在江苏、浙江和广东调研时则是将“稳增长”的总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稳定投资是扩内需稳增长的关键”、“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推动出口稳定增长”、“要增强信心,关注就业”。显然,近期宏观层的密集表态,已和此前“经济增速仍在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区间内”的表态明显不同。

对于市场目前普遍担忧的后期经济运行将出现滞涨的情况,笔者认为概率不是很大。但如果经济增长和通胀在目前区域横亘时间超过预期,那么央行则会有所动作,但政策窗口期预计要等到9月份(8月份经济数据出台前夕)。

上述分析均为对当前经济运行的短期分析以及政策预期。从长期而言,从1978年开启的高速增长的运行轨迹,可能已经行至新的十字路口。其中集中表现在三个转变:

转变之一:中国货币化进程已行至拐点

截至2012年7月底,中国人民币贷款余额已高达60.1万亿,较2008年底的30.3万亿,翻了一番,信贷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2%,高出1978年至2008年期间17.8%年复合增长率近4个百分点。但中国特有的危机期间信贷高速增长现象,实际上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就曾出现过:1995年底中国信贷余额在5万亿左右,到1999年底信贷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信贷总量4年间翻了一番,年复合增长率也有21%(央行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底信贷余额9.37万亿,但若将当年从四大国有银行一次性政策剥离的1.4万亿信贷算上的话,实际信贷总量为10.8万亿)。可见,反危机下信贷的非常规增长实际上是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特有现象。

除了上述反危机下的信贷投放特质之外,中国货币供给增速加快还源于自身的货币化过程——持续的超额货币供给并没有带来持续通胀,即伴随中国市场经济范围的不断延伸,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货币化进程也相应经历了商品吸纳、资产吸纳两个阶段。

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一方面触发了政府的反危机公共干预,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轮政府反危机干预之下,客观上也加速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表现为原来能够吸纳超额货币的商品领域、资产领域已经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而在新的吸纳货币领域出现之前,即经济运行新的增长点形成之前,超额货币则一定会形成通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