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3日）
一 、小崔骂官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的正面公众形象不仅为他带来了诸多真假莫辩的“良心发言”，也帮他在开口斥骂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后得到了广泛声援。
这段微博来自腾讯平台，虽然这家奋力追赶新浪领先地位的网站已经有了韩寒频道这招“杀手锏”，但当获悉崔主播在微访谈中严词批评湖南省教育厅面对其公益基金乡村教师培训“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的态度后，立即制作“崔永元怒了”的标签，将其推荐在热门话题。昨天下午，意图邀请湖南官员回应遭拒的“新闻哥”又通过腾讯微博公布采访过程，那位新闻中心周姓负责人在此宣布“没必要相互骂街，公道自在人心”，对“三不”的解释是“政府直接参与民间基金不合适。今天来个崔永元我们支持一下，明天再来个李永元……...不能因他是名人我们就要大力支持。”
说起来，周先生对自己所处的舆论劣势甚有自知之明，此时，网上那“成千上万张”嘴已经倾泻如潮口水。没有主角们的一手发言，新浪于是只能通过头条新闻的微博账号在傍晚到来前转发红网消息，《湖南教育厅回应遭崔永元怒斥事件》。根据这家湖南本地官办网站的转录，在接到崔永元公益基金志愿者董峰那封提出“出一个文件或者通知”等6条要求的邮件后，“湖南省教育厅经研究认为，对于民间公益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应由该组织依法依规进行组织，省教育厅作为政府机构，依照自身的职能职责不宜代替民间组织直接发文和参与组织。湖南省教育厅相关工作人员随即向董峰电话传达了这一意见。”
湖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不理解”崔永元在个人微博发表的言论，崔永元的支持者也表示“不理解”这份官方声明，比如他的朋友潘石屹，正在反问“我也不理解？教育局不就是要把全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把孩子们教育好吗？”
除了潘总的力挺之外，今天《南方都市报》也摘录出崔主播最新反唇相讥：“湖南教育厅回避了一些情况，‘不提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他们非要的所有证明资料，不提为此我们的志愿者给他们打了上百次电话’，因此‘依然坚持对湖南教育厅‘三不’的评价’。记者没能在截稿前赶上的，还有他昨晚10时许的趁胜追击：“湖南教育厅声明中提到了‘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字眼，他们没有弄明白，即便是一个在路边鼓掌的人想为湖南乡村教师做事，你都得配合，因为纳税人养着你们就是干湖南教育的！你们的电话经常处在三种状态：无人接听、录音接听不回复、活人接听一听就挂，没冤枉你们吧？”——而这也正是支持崔方的民间意见领袖们今天的主流论述方向。”
不过，这份在过去一年中根据广东地方政策努力为民间社会组织发展呐喊的畅销报纸，也在报道中引用了“不沉默的大多数”等网友对崔方的批评，即“民间公益项目、NGO组织应以独立开展活动为荣，以依附政府机关搞活动为戒”、“民间公益组织进行的活动，尽管是非常有益的，其活动从起始到结束，都应由自己完成，以‘6条’要求政府部门，涉嫌霸道”。并且，这种视角还促使这份报纸就此发表评论《“三不”口水战：民间亦须对权力去魅》，在明知“崔的‘三不’怒斥得到一边倒的支持”时，这篇文章亦指崔方6点要求远非“举手之劳”那般简单，“湖南省教育厅所认为的‘不宜代替民间组织直接发文和参与组织’也并无太大过错。倒是崔永元公益基金在被政府部门消极回复后的激烈反应，令人多少有些纳闷。”
文章论点至此已昭然若揭：“湖南省教育厅拿出的崔方‘六点要求’，从侧面反映出现下一些公益组织对政府权力的内心依赖，甚至民间公益机构出现基于或明或暗的官方背景，言行中表露出另一种颐指气使的权力心态……从小崔最新回应看，其依托志愿者展开的乡村教师选拔工作业已开展，也证明了没有政府机构的积极配合，公益组织倚靠其自身力量，依然可以把事情办好。”而后，作者更以现实公益组织在中国的诸种遭遇为据，感叹湖南省教育厅“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的表态“本已算难得的善意”“已属福音”，批评“因公益属性而顿生理所当然的所谓钦差心态”。
《上海商报》也为魏英杰的《政府不参与就是支持民间公益》提供了发表场所，反问崔永元公益基金会，“主动‘要求’政府参与民间公益活动，本身就与民间公益的理念不合。民间组织总不能一边喊着政府少干预，另一边又强烈要求政府参与吧？”在这位《杭州日报》评论员看来，有些民间组织热衷于拉政府部门参与其中是“不伦不类的运作模式”，“对湖南省教育厅的表态，崔永元应当感到高兴才对。”
这恐怕也是腾讯评论频道今天所能找到的所有“反崔”文章了。同行们，比如刚刚与崔永元前往云南“给孩子送双运动鞋”的搜狐总编辑刘春，不仅在微博中声援友人，还允许手下用图片专题聚焦“崔永元这十年”，并将《新京报》今日社论标题改为“政府必须给崔永元提供服务，实在太不要脸”推荐在新闻首页。
这篇文章的原题可没那么解气，是《乡村教师培训，民间组织需要政府服务》。提要即称，“崔永元的批评，暴露了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困境。政府部门应当意识到，支持公益组织也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因为在作者看来，“对刚刚起步的乡村教师培训计划而言，和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是理论上效率最高的工作方法。”
的确，对崔方的异议没能出现在太多媒体上，得到版面的绝大多数还是对教育厅的指责。《重庆晨报》虽然也摘录“要理智看待小崔‘怒斥’”的网络声音，但更用社评大标题声明“崔永元骂的不是官员是官腔”；《华西都市报》虽然也呼吁公益项目要强化独立生存能力，但更指“三不”式的拒绝“未免太过不近人情”：“一面压缩公益组织活动空间，倒逼着它们来寻求政府配合；另一面却对送上门的‘合作诉求’冷言冷语，某些职能部门的分裂，难免会让公益事业受伤害。”以“免费午餐”为先例、体会民间公益拓展之艰难的还有《长江商报》评论员肖畅，他在这份湖北报纸上也强调“公益事业、公共服务的功能有别，但并非泾渭分明……公益事业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所需要的已经不是一个‘不反对’，它更需要的是政府的支持和鼓励。”
更多的评论员则已经在学习崔主播的“实话实说”。《大河报》作者岳建国在劝告崔永元勿用“不要脸”这样的词汇，以免超越公共人物底线后，用更大篇幅来批评湖南省教育厅“很消极、很傲慢，的确令人气愤”。文章甚至对官方心理进行了推测，即“你崔永元是个啥人我们还不清楚？不但满嘴实话，做事死板，不近人情，不会通融，而且还是个媒体人，是个有无数粉丝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我们一旦有了失误或丑闻，你保准就会像对待黑龙江北安市、伊春市教育部门那样去曝光！何苦呢，惹不起还躲不起？”
《钱江晚报》上，时评家戎国强也重提黑龙江官员当年假冒乡村教师赴京培训之事，认定正是因为崔永元“较真”所以“可恶”，“他对公益事业透明的要求太高，对违规行为处理太狠，这是习惯于官场潜规则的官员所害怕、所痛恨的。”文章宣布，这场名人与省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公开叫板表层下面，是“沉重”、“沉痛”：“小崔狠，是一个人狠，‘不要脸’，也不过图个嘴快；而‘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看似退让、低调，但它背后不止是一个教育厅，是一个无物之阵，是无所不在的潜规则。崔永元与湖南省教育厅的对立，其实是两种价值观的对立与较量；为价值观讨论提供了一个生动而鲜活的例子。”
《都市快报》则是联想到了教育部门的最新纰漏——陕西子洲县三中高考考点提前10分钟按响高考结束铃声。在将“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和“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比作一幅对联后，首席评论员徐迅雷怒斥“底线丧失”：“包括教育官员在内的教育者，应该是最负责最敬业的群体，而现实却悄悄地潜变成这个样子！精神迷失，良知缺失，敬业流失，责任丢失。”
“潜逻辑”——这也是《成都商报》上的批判思路。文章分析，“公益组织的合作，如若成功，公众容易念公益组织的好，而将政府的配合视为理所当然；要是合作过程中出现龃龉、摩擦，那么舆论便会习惯性地站在公益组织一边。在这种情况下，‘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便成了许多地方明哲保身的不二选择。”
更加真情流露的是单士兵。在《晶报》版面上，他站起身来为央视主播鼓掌喝彩，大叫一声“小崔骂得好！”“要我说，‘小崔骂官’，才是真正的‘实话实说’。”这位《重庆时报》评论员显然是被“小崔骂官”中的“直接、过瘾、痛快、勇猛”所感染，以那本《批评官员的尺度》中的美国事例为据，赞美“在一个‘官骂’常有的年代，这种坐起来‘骂官’的示范意义，无疑是极大的。”
显然，单评论员是时常苦于被公权力“绕进权力设置的话语体系中”，他根本不同意那些认为崔永元言论有些“情绪化”的批评，因为在他看来，崔永元此番“实话实说”可以“扩展民间批评政府的外延……免于民意总是被权力捆绑”：“小崔回应的‘三不’，特别是‘不要脸’，较之平常的批评，无疑看起来很有‘攻击性’，但难道不也是攻击得极其精准吗？如果我们只知道夸大这种攻击性的‘不理性’，恐怕很容易削减我们批评官员的尺度，让民意包裹在更多的权力虚伪中。”
与《京华时报》《争吵抱怨不如合力而行》中劝告双方不要互投“三不”一样，《齐鲁晚报》也是各打五十大板。评论员崔滨在副题中就宣布“崔永元和教育厅，互相都没搞明白”，在分析出双方各自有错后，这篇头条评论试图分析构建新型社会管理体制中的典型矛盾：“一方面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为社会组织、公益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空间，社会组织希望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得到政府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包打天下’的传统和‘行政命令’式观念普遍存在，对于民间组织参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务，感到还不适应，甚至有排斥心理，比如让公益组织来培训自己的老师，好像丢了自己的面子似的，其实这也大可不必。”
《武汉晚报》亦有相近辩证法，并获凤凰网头条位置推荐——“我觉得对于任何事，不是一方宣称抱有善良愿望，另一方就要无条件支持的。”作者林坤认为，“政府部门对于民间组织的把握不定和犹豫态度，多多少少被崔永元的愤怒微博转移了视线”，他向围观者发出呼吁，“关注崔永元怒斥湖南教育厅，不是要看明星和官员掐架，而是为政府在调配公益资源中扮演何种角色寻找答案，摸准定位”：“为什么我们的公益组织会这么依赖政府机构？不能独立自主的办事？这说明现有行政手段对社会的管控非常强，说明二者的地位完全不对等，也说明民间公益的土壤远未成熟，活力远未释放。”
除此之外，这家门户网站还在首页展示了自家专题《崔永元冲冠一怒为了谁？》除了分析公益基金的“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外，这些网络编辑们更将注意力引向“乡村教师纷纷逃离”和“农村衰败”的现实困境，结语只剩一句叹息：“我们无意去指责谁，但在现实面前，孩子的事就是最大的事。”
二、“以偏概全”
唯一能和崔永元争夺时评版的就只有宋昆冈了，可惜，与央视主播收获的压倒性助阵不同，这位声称“其实我自己的孙子喝的就是国产奶”的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听到的是山呼海啸般的“‘我孙子也喝’算个什么标准？”
虽然没有像网络跟帖那样刻薄，但在那些市场化媒体编辑和作者的心里，这位曾力挺国产乳制品质量安全状况“历史最好”的老爷爷只不过是行业利益代言人，他们质问“谁知道你孙子喝的是不是特供奶”，批评乳业自救逻辑不对，“有响当当的质量何惧过度质疑”。
的确，从王小山死掐蒙牛获得如潮声援就能知道，面对罪状繁多的中国乳业，消费者即便不得不喝，也会抓住一切机会表达忧愤。奶粉需要“零容忍”，那么苹果呢？
两天以来，由《新京报》那篇“药袋苹果”调查引发的论战如火如荼。新浪微博把那位“北京卜凡”对《新京报》记者王瑞锋的质问放在专题顶端，询问亿万用户“烟台药袋套苹果相关报道引发争论，你怎么看？”根据截至今天中午的展示数据，超过60%的人选择了“食品安全多严厉都不为过”，而非担心“以偏概全会伤害无辜果农”。
显然，在一个丑闻遍布、人人自危的食品安全卫生气氛中，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还是“得分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大片”，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们可以得出不同结论，只不过，一边大喊“你孙子喝什么奶对我不重要”的山东人，这一回立志要为烟台果农讨个清白。
从网络舆情来看，那些为烟台苹果鸣冤、质疑曝光报道“只是采访了一个当地果农，以偏概全，造成的传播后果对很多果农造成伤害”的人们很容易就被定义为“屁股决定脑袋”。但以衣向东为代表的山东父老也是怒火中烧，他们为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果农代言，诅咒那两位北京记者“必将遭到报应”、“就为了自家报纸抢人眼球，丧失了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包括电话号码等在内的王瑞锋个人信息的人肉搜索结果已被公布，而这位北京记者今天也的确没再跟进报道。《新京报》的举动是刊发评论，稿件来自新华社，《期待“良心苹果哥”的出现》：“欺诈失信不仅天知地知，也会有人知之日。烟台一些果农说，不用药袋的苹果品相不好，卖不出好价钱。但在使用违禁药袋的问题被曝光后，尽管当地政府果断行动，加以处理，但是烟台苹果声誉多多少少要受损，这也是铁律使然。”
山东人民也知道“多多少少要受损”，他们现在努力降低损失。省委机关报所办那张最畅销的都市报正式出动，用大半个头版刊登本地检测人员对果树上的药袋进行取样的现场画面，大标题只有三个字——“放心吃”。在一整版报道中，《齐鲁晚报》引用烟台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下午召开的发布会回应，即“栖霞市确实有极个别的果农套用药物果袋，相关部门都进行了处理……从监测情况来看，总体上烟台苹果是安全的,质量是有保障的。”为之佐证的报道还有“效果不见得好，政府也不让用”的果农自述，以及“出口21.7万吨苹果未现质量纠纷”的数据、“药袋中两种药物国家并没禁用”的声明。
《烟台日报》、《烟台晚报》就更加需要为本地产业撑腰了。在刊载本市发布会通稿后，再由记者声明“苹果大镇未现药袋身影，目前果农常用三种纸袋为果实隔绝农药和虫害。”除了转载邻省《大河报》昨天那篇《对苹果报道须慎之又慎》外，浙江大学胡晓云教授的邮件也成为重要证言，恳请媒体人“要从正面去帮助品牌成长”，叹的是“树一个品牌千难万险，倒一个品牌顷刻之间”。
在那份今晨6点的版面上，更有头条评论来分析“烟台苹果舆论风波的发酵及消融”。作者宣布有两点看法：“一是，‘烟台红富士裹农药袋长成’矛头直接对准的是烟台苹果整个行业，但通篇找不到全面彻底的调查信息，记者只采访了个别果园、个别果农。将个别人的‘罪名’一下子套在仅在栖霞果园种植面积就达65万亩、年产优质苹果150万吨的“烟台苹果”身上，如此‘株连’对广大不使用药袋的果农不公平；二是，苹果袋到底有无药物、假设有药物到底啥成分、药物量多大会对人体不利、摘袋后药物会不会被雨水冲刷干净……各种专业信息，只有监管部门实地检验才能得出权威数据，形成权威结果，单靠找几个苹果园耳听眼见就盖棺定论是不合适的。”
在称赞了烟台官方的权威快速回应后，这篇稿件喊话，“对媒体来说，我们相信记者不会刻意抹黑谁，但要认真研究如何让新闻报道尤其是牵扯国计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报道更全面、更准确、更符合法律规范。‘以一概全，一棒子全部打死’的方式不仅会造成巨大社会损失，也会影响媒体自身公信力、影响力及美誉度。”
不过，在这个事涉新闻伦理的问题上，山东以外的同行们想得可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凤凰网。这家网站用头条推荐来自《武汉晚报》的《“烟台苹果”该怎样面对危机？》，批评“山东方面的危机公关，陷入了自说自话和人身攻击的泥沼。比如，次日新华社发布的烟台政府采访，只罗列了苹果市场监管政绩，并‘苹果质量总体安全’的空洞结论，对《新京报》的报道，则没有只言片语的正面回应。”
作者孙学涛显然也注意到了那些微博上的赌咒发誓，正以衣向东言论为反面典型，感叹“更令人感到失望的是，以名人为首的民间层面的危机公关，显得毫无理性可言……如果政府总是自说自话、对问题语焉不详，如果‘家乡人’总是对媒体记者人身攻击甚至谩骂、威胁，那么，食品安全，只能停留在电视镜头里的‘舌尖上’，而不能真正走进你我的身心。”
当衣作家听到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那句“该认真一回了”时，一定不会高兴，因为在这篇《广州日报》稿件中，唐钧强调“说来说去，违规者毕竟有之”：如果今年“药袋苹果”都烂在果园里，对于果农们来说无疑是残忍的。但也许中国社会需要认真一次，不给违规使用药袋者留下一个痛苦的记忆，恐怕人民群众就得永远和病菌害虫一起“吃药”。
“还须注意，抵制行动对有关部门和某些地方的政绩是会有很大影响的。估计会有官员或专家出来解围”——在事先堵住了烟台人当众吃苹果以证无毒的可能性后，唐秘书长就准备把“过个不吃鲜亮红富士的冬天”作为争取食品安全权利的第一次行动。
三、安康胎儿
除了用《新闻联播》宣告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启动，中国宣传官员还需要拿出最优时段转发《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从周一起，相关消息不仅成为《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重点内容，也在昨天压过神九全系统发射演练，荣登五大商业门户集体头条。
但就在《持续全面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这样的答记者问又获得强力推介时，那些对此不屑一顾的异议者已经有了最新证据——野蛮计生。
计划生育这项中国政府规定的“基本国策”在近年来遭受越来越多的民间舆论抨击，对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更使得一些学者也陆续加入合唱。而那些对基层计生干部野蛮行事的控诉，更因为残忍的现场感，而屡屡成为网络焦点。其中一些“引产后把死亡胎儿放在母亲身边”的画面后来被证明事发多年前，只是被意图攻击者当作了现时证据。但，这一次，居然似乎是真的。
从昨天下午开始，五大门户陆续引用来自光明网或者华商网的图文，称针对那则控诉“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政府非法拘禁，野蛮残害7个半月胎儿”的帖子，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已通过官网回复，称该孕妇属于政策外怀孕，“通过该镇干部反复做思想疏导工作，孕妇同意落实终止妊娠术，并与于6月2日15时40分接受终止妊娠术。”
血淋淋死胎被放在母亲身边的图片被门户编辑们挡在了论坛之外，只留下那名孕妇术后躺在医院中的场景。而相关消息也没能出现在绝大多数中国纸媒上——除了《环球时报》。这份源自《人民日报》的子报再一次通过评论版触及同行们难以企及的敏感话题，《大月份堕胎应当坚决制止》，开篇即言：“据财经网等报道，陕西安康一位怀孕7个月的母亲，在镇干部的‘反复思想疏导’下终止了政策外二胎的妊娠。这件事在互联网上引起强烈反响。怀孕6个月以上就属于‘大月份妊娠’，国家政策明确禁止引产。安康这件事如果属实，属于严重违反政策，应当受到谴责。”
文章强调，面对计划生育政策过去在基层出现的过激案例，虽然“无法用今天的道德放大镜去看历史”，但如今“推行计划生育的方法需要与社会道德的演进更加协调，决不能再搞公众无法接受的过激手段。”这份报纸就此呼吁基层政府必须对人道主义观念的倒逼顺势而为，“像7个月的胎儿被引产，政策上就不允许，无论基层干部的初衷是什么，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发生都是对政策的破坏……对于已经出现的‘大月份妊娠’，我们只能接受。这是全社会的道德要求。”
胡锡进总编辑选择在新浪而非搜狐开设微博大概是有原因的，因为比起前者推荐时不改原题的做法，后一家门户选定了“环球时报：不能因七月堕胎否定计划生育”来展示在新闻首页。不过，这个概括在原稿中也的确有文可据：“我们同时反对因安康的这一案例，否定整个计划生育带给中国的正面影响……互联网上全盘否定计划生育的声音是非理性的……而中国内地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的现代化都在同世界争资源，世界接受不了人口规模更大的、富裕的中国。”
或许嫌还不够说明白自己的解决方案，搜狐此时又同期推荐了“盘点中国超生成本：征收标准不一，最高罚款130万”的数据，以及那些外媒视角——《政府应制定更灵活的计划生育法规》、《闾丘露薇：计划生育政策该反思些什么？》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