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9日）
一、重庆五年
没有任何一个省市的地方党代会能有这样的媒体关注度——紧接着神九天宫首次载人交会对接成功的视频链接，就是张德江的讲话提要——“将重庆成绩与薄熙来事件区别开”，昨天，五家商业门户同步将这个热点城市的最新动向传播给所有政治爱好者。
新浪、搜狐和凤凰网甚至为这场将确认十八大重庆团代表人选的会议建立了专题，除了张副总理兼书记的“决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依法打击黑恶势力”、“坚决防止‘一言堂’”、“坚决防止凭个人好恶用人”、“坚决反对瞎指挥、大轰大嗡等坏风气”外，《重庆日报》昨日社论中那句“过去5年的成绩是在设立重庆直辖市以来前10年的实践基础上取得的”，也得到了会议通稿重申。
重庆本地宣传官员的部署可以在其管辖范围内得到严密执行，但他们毕竟不能阻拦那些互联网空间上的那些交头接耳——事实上，如今被官方定义为“严重违纪”的前任最高领导薄熙来，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过去5年中试图压制网络舆论而招致广泛非议，以至于在王立军事发之后身处众目睽睽的聚光灯下，进退维谷。围观者也当真细心，当人民网5月15日一篇稿件中出现“在今年6月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的表述后，立刻被门户网站们与年末年初时《重庆日报》通稿中曾经出现的“今年5月将召开市第四次党代会”两相对比，得出“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推迟到6月举行”的信号。
在“后薄熙来时代”，那些昔日“忠臣良将”命运如何，是网络围观者的观察重点之一，其中最为知名的要数那位李庄案公诉人——么宁。说起来，凭借姓氏笔画而排在榜首有时真不是件好事，这位现任重庆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处长的年轻女子很快被从重庆市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中发现，那些质疑“打黑”实为“黑打”的人们，纷纷猜测其会否最终落选。
当然，要从重庆今晨出版纸媒中寻找这些蛛丝马迹是个不可能的任务。《21世纪经济报道》当然不需要原文刊登张德江的长篇讲话，也不必像《人民日报》一样全文转发来自新华社的《站在新的起点上——重庆直辖市十五周年纪实》，这份广东报纸的头条是《重庆党代会召开：张德江提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并注明“值得一提的是，中纪委、中组部均派人到场。”
根据记者引述的“重庆政界人士”判断，张德江在会上的表态“表明其对重庆市委过去五年的工作情况基本持肯定态度”，而针对重庆政坛在过去出现的种种问题，报告中关于“领导干部作风问题”等描述被认为是“基于前车之鉴而发”。
二、铁路之路
在5月房价环比上涨城市数量比4月翻倍的数据出台之后，新华社在子夜临近零时发出电稿，向民众讲述“如何看待当前房地产市场新动向？”
虽然没能赶上一些报纸的截稿时限，但这篇自问自答“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的稿件在晨间登上了商业门户网站的要闻区，并得到类似“官媒称开发商有意误读楼市政策希望炒高房价”的标题。
对高房价压迫民生的同仇敌忾，使得几乎没有任何一份媒体愿意承认自己现在是帮助房产商“捏造‘假新闻’来制造混乱”的伙伴。但铁道部就没有住建部那样的好风向，虽然同样出面澄清“个别媒体的曲解报道”，但对其应否拆分的争论并未停歇。
在那些擅于在假日提供“猛料”的周报类媒体中，不仅有对“辟谣”暗自不服的《投资者报》，也有《经济观察报》。昨天，这份以财经调查报道为特色的报纸甚至来了场“行为艺术”，通过自己的新浪微博官方账号转发通稿：“新华网记者17日从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获悉，近日《经济观察报》报道，铁道部改革方案将于10月份落定，谋划成立三大集团。经核实，此报道纯属谣言，铁路有关人员将到该报社了解相关情况，并对其谣言可能造成的后果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
“三大集团”的说法来自《经济观察报》周末文章中的“铁路系统知情人士”，即“记者从相关部委、铁路建设系统及相关大型国有企业的高层等多个消息渠道证实，铁道部正在谋划成立三大集团，分别为投资、建设、运营集团公司。三大集团公司成立后，铁道部将相关业务板块分别注入新公司，铁路业务运行铁道部不再插手，只负责行业监管和法规政策的制定。”
《南方都市报》在得知同行报道与部委辟谣后，决定以周一社论讲解其间实质问题，《铁路系统体制改革，政企分开是成功关键》。文章固然也承认“铁道部对不实传言及时辟谣是必须的”，但更强调“所谓‘三大集团’猜想，亦可视为民间呼声的反应”：“2000年前后以及2008年的‘大部制’推行时，铁路系统进行政企分开的体制性改革的呼声非常高，但两次都未能成功推进，只盼此次的热烈讨论确能成为改革契机，能在铁路系统这块坚硬的铁板上打开缺口。”
《第一财经日报》所见略同，亦在今天定义“三大集团”说是“不实的报道与属实的目标”：“最起码，这个方案点出了铁路体制改革的关键之一，即政企分离……唯有机构体制改革实现突破，后续改革才有成功的前提。”根据这份报纸所引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所研究员说法，“目前铁道部自身和参与制定改革方案的部门都有其软弱性和局限性，要实现铁道系统制度性的改革，只好寄望于高层强制介入。”
“民资怎敢以薄弱之身与铁路系统的‘亲儿子’正面冲突？这正是此轮铁路投融资改革缺少实质性进步的问题所在”——《第一财经日报》的作者应该是看过昨天《人民日报》上的分析：《<铁道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公布已一个月，市场反应却出奇的平静——铁路引民资，须动“亲儿子》。根据记者观察，“‘新14条’出台已满月，市场观望的气氛却越加浓郁”，民间商人的抱怨是“这次出台的细则有些像中央给的时间紧迫而被迫交卷的感觉。这种‘婚姻’能不能持久美满，恐怕投资者都会谨慎掂量一下。”根据所引专家的分析，铁路投融资改革效果不理想的关键是两个问题，“一是在铁路系统运营方式并不透明的情况下，较难取信于社会资本，保障其投资收益权；二是在多元化投资主体下，铁路需要放弃部分决策权和控制权，而一些优质资源让渡于其他投资者，而如何分配路网资源，铁路没有想清楚。”
甚至，连该不该辟《经济观察报》的谣，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都认为铁道部没有“想清楚”。根据这篇获得搜狐重点推荐的评论，“确实看不到这则报道产生了什么值得追究的不良后果”：“媒体对于监督政府、披露信息并防止公权滥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即便报道不实，政府或官员也往往只能忍着，因为假如动辄便要‘依法追究责任’不实报道，那么即便消息属实，媒体也很可能害怕官司缠身、举证艰难而不敢报道。政府一‘牛’，媒体一怕，公共利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三、“为政府喊冤”
对烟台媒体来说，本地果农的公共利益是保护重点，虽然来自东方卫视的记者还在声称“仍有苹果园使用违禁药袋”，但今晨6点的主编们已经决定在报头图案中放上一只苹果，并从此把自家广告语定为“爱烟台爱苹果”。
从苹果到牛奶，似乎中国媒体每天都能提供有关“黑心食品”的指控。在伊利宣布召回后，虽然也有《北京青年报》昨日发表《乳粉“含汞门”也有积极信号》、劝慰民众从“国家食品安全机构的预警能力有所加强”的角度看问题，但人们如今又被一句新的“正确的废话”给撩拨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的语录出自《新京报》昨日报道，即“公众希望政府什么都管，很多人把所有的食品安全问题全部归因于政府监管失职，这是不全面的。食品安全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不是政府监管出来的。近些年，我始终强调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企业，如果企业不讲诚信，政府投入再大人力物力，也监管不过来，而目前的社会舆论是任何事情都该由政府负全部的责任。”
在这篇对话稿中，这位中国食品毒理学学科创始人自称明白屡遭“拍砖”的原因，比如“很遗憾，少有人能耐心看完我发言的全文。所以，我只能重申、解释我的主要观点……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独立判断力还远远跟不上。一些指责政府的声音，哪怕说得不对也是好的；作为科学家，我的责任包括告诉公众科学的真相，引导大家理性看待食品安全问题。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上，科学家要说一些官员不敢说的真话，如果我的观点和骂我的那些人一致，我就不必要再出来说话。”
恐怕，陈院士又要遗憾了。虽然报纸编辑们给了个“科学家要说官员不敢说的真话”的标题，但在网络空间上，最有传播效率的还是那句“食品安全不是管出来的”。那些对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痛心疾首的人们据此认定，这是“砖家”试图再一次为政府推脱监管责任，他之前那些“中国现阶段食品安全事件不可避免”、“地沟油不可能大批量流向餐桌”、“在食品安全方面，我们是全世界监管力度最强的国家”的发言亦因此被再一次集中示众。
《现代快报》今日即发表警告式社评，《请院士别忙着为食品安全监管“卸挑子”》，观点摘要有云，“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放松市场管制越来越多地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理念，但恰恰在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上，各国都在日益强化，这不仅是一种现实选择，也是因为食品安全构成公共安全的最重要内核。民以食为天，一句中国民谚，道出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天职’。”虽然也承认“不能凭借院士的只言片语，妄断他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为政府开脱，归罪于市场和企业”，但作者更愿为网友质疑助阵，因为“此前很多次，这位中国顶尖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就流露出一系列观点，与社会主流看法背道而驰。”
于是，这份新华社下属江苏报纸宣布，“陈院士的话语偏颇在于，强调了不该强调的，消减了不该消减的”：“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固执己见，悖逆民意期待，漠视现阶段国情下的监管漏洞和制度缺陷，一味强调企业诚信和市场自律，本质上是在模糊社会业已形成的共识，使政府主管机关找到‘责任分化’的借口，降低刚刚有所转机的食品安全问责效能。这种专家个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上升为立法依据，产生的危害绝不可小觑。”
认为陈院士犯了“专家病”的还有《长江商报》评论员肖畅，他的反问是：“首先，食品问题固然需要通力合作，但各股力量作用是否相同？是否存在首要力量？其次，企业是第一责任人，但谁来塑造企业责任？企业失信的根源又是什么？”这份湖北报纸值此劝告自矜专业优势的专家们，不要“将自己的专业意见放大，而将公众的经验、感知给缩小，认为后者的理性弱于前者，从而导致专业意见变成偏见”，因为“在这样一个年代，专业知识、专家意见不仅负责专业领域，更加负责公共领域……专家可以从专业角度判断问题，但不要轻易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抛出结论。”
以“为政府喊冤”概括陈君士言论后，《21世纪经济报道》同样自问自答”：“企业为何不讲诚信难道不是政府监管失败的结果吗？监管机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企业才有作恶的机会。”这个观点亦得到《新华每日电讯》刊文呼应，根据《食品安全，怎样才算是好的监管》中提供的发达国家经验，“首先应该由政府改进监管手段，严格监管举措。特别是对于那些违规企业，要么‘壮士断腕’般坚决淘汰出局，要么施以严厉的经济惩戒，甚至对责任人刑罚伺候。监管的凌利‘铁腕’，将会大大抬升企业的违规成本，让企业除诚实遵规守法、挖空心思提升产品质量外，别无他途。”
请专家不要老拿“正确的废话”撩拨公众的是四川人，《成都商报》和《华西都市报》。根据前者所言，“食品安全问题不该由政府负全部的责任固然正确，但这话正确得就像‘政府只负该负的责任’一样，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非但不会让公众的判断更为理性，反倒会撩拨公众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脆弱的神经。”在例举了中国政府机构的“缺位”和“越位”后，这篇头条评论指示，“一旦食品安全出现问题，公众自然把所有的矛头都对准政府，毕竟，政府包揽了市场过多的权力，就要承担过多的苛责。”
后者在斥责“御用专家”方面就显得更加愤怒了。这份《四川日报》子报社评宣告，陈君石的那些论调是“局部真实”，“选择性的告知，或是最大的遮蔽”，“引众怒的关键不是它‘失实’，而在于是‘正确的废话’，是屁股坐歪了的轻佻。”在劝告公共人物要有“民生情怀与不畏强势的人格”后，评论员佘宗明结语：“食品安全‘不是监管出来的’，更不是粉饰出来的。在‘毒食品’泛滥的情境下，食品生态想要洗耻，需要‘啄木鸟的啄击’，而非摧眉折腰地叫好。”
愿意出面为“砖家”多写几句好话的恐怕就只有那篇《批判企业很无力，惟有寄望强监管》了。在刊出《68.9%受访者反映食品谣言社会影响较大》、提醒网民义务责任的同时，中国青年报由曹林表示自己“在大道理上我很赞成陈院士的观点”，因为那种“食品安全一出丑闻，就将所有问题都推给政府”的“归咎思维”“与当下的社会情绪相呼应，却不符合事实和常理……是思维上的偷懒，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在他看来，“食品安全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不仅与监管者的失职有关，也是社会整体的公共道德和职业道德突破底线的表现。”
不过，文章此后话锋一转，亦劝“政府部门也不必委屈和抱怨”，因为“公众无法寄望于所有企业和商人都有道德，只能寄望于负责任的政府监管能保障我们吃到安全的食品”。文章结尾处，这位团中央机关报评论员更宣布，“在一个健康的市场和健全的体制下，公众一方面可以在市场中用货币投票，从而去惩罚缺德的企业和商人；一方面可以在政治中用手投票，去惩罚那些失职的政府监管部门和官员。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抱怨舆论‘将食品安全问题全归咎于政府’。”
四、晾衣服收税？
能和“砖家”一争今日舆论靶心位置的是黑龙江官员。
很难说，《法制日报》编辑们在周末内版刊出那条消息时有没有想过会引发如此风波，但就是这条《黑龙江规定气候资源属国家所有，探测开发风能太阳能须批准》，在经过市场化媒体发掘摆渡后，在昨天成为网络嘲讽者们的最爱素材。
“以后晒个太阳喝个西北风什么的，都要交税了”、“如果以后被太阳晒伤，那么是不是可以索取国家赔偿呢？”——这些调侃正是今日凤凰网《风能太阳能国有，不合情也不合法》的开篇。“享受阳光与空气也得先谢国家”，提出反问的编辑们不仅认定气候资源收归国有没有法律依据，更解释为何这部《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引发不满：“一旦将风能太阳能界定为‘国有’，那么管理、利益和收益全部纳入了政府有形之手，以后收费征税自然变得顺理成章，比如老百姓屋顶和院子里的太能能热水器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并且纳税才能利用，企业想自主开发和研究气候资源更是难上加难。”最后，更是用一个章节来警告民众，“吸吸也纳税？这或许并不遥远”，因为“根据《物权法》第46条规定：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解释是，此处所称‘水流’，包括一切形态的水资源。这样一来，除非能把空气中的水蒸汽分离出去，否则就是盗吸国有资产。”
《钱江晚报》也在“晒衣服要请示吗”的大标题下引用来自潘石屹和任志强的微博对话：“任：小潘，晒衣服要请示吗？潘：听政府的。”作者强调，这些调侃嘲讽更是“人们在浮想之后表达的不满”：“老百姓是对政府习惯性垄断心怀怨气，他们担心在‘规范’的名义下，又多出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一手拿橡皮章、一手端杯分羹的婆婆来。煤、天然气，那些不可再生资源，管得严些紧些，不去说了；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风能和太阳能，你自己无能占着茅坑拉不出屎，还不让企业自负盈亏拿来用用？或者，不交出排污费清洁费空气污染费挂号费排队费，这坑就不让人蹲了？”
网易亦动用“另一面”专题，声称“类似‘晾衣服也是侵占国有资产’的段子创作不断涌现，无疑是对地方政府将可再生资源收入囊中于法无据、操之过急的深刻讽刺”。不过《南方都市报》则愿意体会地方立法者的初衷，鼓励这种“对包括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等事项进行积极尝试”的行为，用社论从立法技巧角度与黑龙江官员们商榷，举广西、山西等地同题立法中“鼓励利用气候资源”的条文为证，劝告其“鼓励引导重于所有权宣示”：“新能源开发存在诸多现实困境的情况下，对能源开发的日常管理与服务，如何更好地调动民间力量和资源参与新能源开发，如何优化程序设计与政府服务，显然更具有迫切性。”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亦承认公众一边倒的批评“多少误解了该条例”，因为“这里的气候资源是指经过人力劳动之后的资源，而非直接的太阳光。”不过，这篇《东方早报》所刊评论更要探索，为何在这个“太过于复杂”的新能源权属问题上，黑龙江省“如此迫不及待？”作者的推测是“扩大部门利益”：“‘气候资源属于国有资源’只不过是当地行政机关为建立行政审批权的说辞，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规定扩大相关行政机关的权力。”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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