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5日）
一、“不当言论”
端节假期后第一天，几乎中国所有都市报的头版都是神九与蛟龙号天地问候的效果图，女航天员刘洋的笑容格外灿烂——不过，这也可能是最让《南方人物周刊》前驻京记者曹林华心烦的新闻。
就在放假前夜的23时15分，这位曾因被孔庆东“三妈的”斥骂而成名的媒体人发出一条微博，“道歉声明：近日本人发表不当言论，给当事人带来严重伤害。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并辞去原单位的工作以表歉疚之情。恳求当事人和广大网民予以谅解。”
这也是迄今他个人页面上所余的唯一发言。但那条给他带来辞职后果的“不当言论”，仍然通过人们的截屏为证传播着：“2男1女上天，要是下来检查怀了怎么办？这是不是国家培训太空人的计划之一？”
这不能算作他的原创，此前，那些对中国政府耗费巨资实施航天工程颇有不满的人们就已经创作出了相似的大批调侃讽刺，刘洋作为中国首位女太空人更成为那些“涉黄”段子的主角。但当实名认证的曹林华以此表态时，他还是成为了反面典型。来自刘洋家乡河南的中原网是主审官，这家《郑州日报》下属网站在20日发出报道，引用微博上对“侮辱航天员刘洋”的强烈愤怒，以及那个达到91%支持率的“无耻到极点，强烈要求清理出记者队伍”网络投票数据，并称自家联系到了曹林华：“中原网记者：‘想问下昨天您发的关于刘洋的那条微博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调侃，懂吗？’中原网记者：‘那您认为作为一名媒体人发出这样的言论合适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我发微博的时候是一名公民。’”
曹林华的“公民”身份并没能给他带来多少防护作用。事实上，在微博等自媒体平台迅速崛起之后，发言者的职业身份与个人身份应该如何区分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一些人特意标注类似“微博发言无关供职单位”的说明，但当真正需要这个“免责”保护伞的时候，却往往发现根本没有效果。
与曹林华相比，《江南都市报》刘祚保的认错要快得多。中原网甚至都有意没有注明这份江西媒体的名称，称这位记者解释当初之所以发出另一条同样调侃刘洋的“黄段子”，“是自己喝多了也没看就随手转了一下，现在想想还真是对不起当事人及当事人的家属，特向当事人郑重致歉。”
正当以河南人为代表的网络发言者继续怒斥曹林华“违背职业道德”，并将这种“妓者”言论与南方系“一贯反华”立场相连时，也有曹林华昔日友人愿意出面说情，他们认为那句惹祸的微博固然有错，但不过是一句“玩笑”，不应以“道德大棒”加以惩罚，甚至使其“被辞职”。一些坚定认为神九应该让位民生的异议者，更是高举另一项多数反对“将曹林华清理出记者队伍”的微博投票结果，称这种调侃解构本是公民权利，是针对官方神化航天工程的一种“祛魅”。以至于当他们发现那本博客天下杂志本期竟以“女航天员政治学”以封面选题、试图解读刘洋们是如何被“消费”成政治符号时，忍不住要出言劝告其小心“微博恐怖主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二 、红包
吊诡的是，当曹林华还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时候，他还间接导致了另一场“退出微博”事件。
他的同事关军在上周五留言称，“我的同事曹林华，年轻记者，日前与多家媒体记者共同采访一位厅级官员，事由是该官员发微博约请农民工吃饭。意外惊喜是，官员不仅厚待农民工，更礼遇记者。参与采访者得到每人两万元的礼包。曹林华事后退回了，其他记者怎么处理的，请当初派出记者的媒体查一查。”
虽然关主笔不久便声明为了“保护前同事”而删除本条微博，但“红包”指控已然引发涟漪。那位因为在上月底公开约请农民工吃饭而广受赞誉的陕西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再度成为围观对象，
他当天午后即逐一公布自己所受采访媒体和记者名录，更在次日声称自己将告别多个微博平台，“我工作时间不多了。我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发展战略方向的研究生。有生之年我将与三农同在。”
再见，陈副厅长。他将自己的新浪主页签名修改为“谢谢大家的关注、支持、理解和宽容”，并最终也删去了那条正在被各家媒体一一对证的名单，只留下事实“让农民享受高品质生活”的记录。这种姿态也促使《中国青年报》为此一呼，由作者祝华新解析：“‘有些事我的权力和本人的能力根本解决不了’，担心辜负了网友的期待，是他离开微博的另一个原因。”于是，这位人民网舆情分析师向那些曾经指责出陈里“作秀”的人们转述律师廖睿的评语：“官员上微博不容易，要承担太多不该由其个人承担的体制责任。陈里走了，很遗憾，但理解。”
“红包”在中国媒体环境中可分为开口费与封口费两种。孔庆东正在“为陈里同志鸣不平，向汉奸记者喷怒火”，他现在可以多一个指责中国媒体丧失职业道德的证据了，因为就在这个周末，一个名叫“新闻猛士”的账号义愤填膺地声称，“朋友公司上市，四天内被大小一百多家媒体威胁！且开始都是谈新闻，不出十分钟就谈广告，且狮子不开口，‘限你明天上午确定合同，不然就负面！’朋友不信邪，但负面果然出！媒体又追杀‘快投广告吧！不然连续出！’”根据与这个“封口费”指控同时公布的47家媒体名单，涉事者既有《法制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央视网这类官办媒体，也有《北京青年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证券市场红周刊》这类市场化报章。
不过，这个指控显得“虎头蛇尾”，当一些要求行业自律的媒体人要求“新闻猛士”公布具体人名等更多细节时，他迅速删除此前指控，并更改用户名。所以，那个自称“全国财经记者交流平台”的“深蓝财经联盟”账号据此发言，质疑此乃“集体抹黑财经媒体行业”，“呼吁发帖者用证据说话，不要选择性公布名单，不要无端指控。证据确凿的敲诈应该被谴责。并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样，上市公司有问题，也应该得到处罚。”
但就算是《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也承认，“吃IPO，是一些媒体的新财路”。他的前任，胡舒立似乎是早就预料到这一幕，在三周前即已签发报道《IPO有偿沉默》，声称“部分媒体的‘有偿沉默’，已经成为当前新股首次发行（IPO）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形成了一条达到每年数十亿元规模的灰色产业链，催生了一批以此为生的中介机构。”更在一周之后发表刊首语，叹息媒体对“封口费”笑而纳之是“无可辩驳的堕落”，呼吁新一轮证券监管改革“对问题公司勾结媒体造假作弊给予坚决打击。”
三、一念之间
和曹林华一样在这个端午节前失去工作的，还有《经济观察报》记者温淑萍。
她所供职的这份周报在头版刊出致歉声明，承认上期那篇《筹组三大集团，铁道部政企分开》“经过报社认真核实，此报道内容完全失实，违反了新闻报道真实性的最基本要求……经调查，记者没有采访，而是搜集以往有关专家言论和网络论坛信息整合而来，没有严格履行新闻采访程序，尤其是未向铁道部有关部门进行核实。”根据《东方早报》记者赵昀的微博加注，“为此，社长兼总编辑，分管副总编辑，当班编委，值班编辑均受处分，当事记者予以除名。”
如果说在网络舆论场上，曹林华面临的指责声还算汹涌难挡的话，那么，铁道部就真没有航天女英雄那样的好人缘。自“铁老大”6月18日发表辟谣声明、声称“铁路有关人员将到该报社了解相关情况，并对其谣言可能造成的后果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以后，非议之声就此起彼伏。既有类似《第一财经日报》次日称赞“三大集团”说是“不实的报道与属实的目标……点出了铁路体制改革的关键之一”，又有《南方周末》上周四由专栏作者令狐补充批评“恃强凌弱，让人步步惊心，在声明中塞进上门兴师问罪的暗示，显见和体面不沾边”。
如今，当这些对铁路系统长持负面印象的人们发现《经济观察报》“被迫”道歉后，就更愿意出面打抱不平了，他们甚至认定这是对去年“7.23”追尾事故后该报那期“洛阳纸贵”的“分拆铁道部”特刊的持久报复。一些经历过“辟谣”的媒体从业者，纷纷推测《经济观察报》此番是为了“保护线人”而宁愿道歉，证据之一就是其社长总编辑刘坚昨晨微博上那句“很多时候，宁愿被误会，也不想去解释。信与不信，就在你一念之间。懂我的人，何必解释。”两年前《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登门道歉却在半年后发现“贪官果真被抓”的例子亦被回忆，一些富有经验的报道者以此为鉴，感叹在中国从事舆论监督之难，劝告同行在今后半年的工作中要格外注意取证，以防被那种“内部放风，探测民意”的做法所伤。
四、方法
在这个端午节里遭遇媒体伦理指责的还有《南方周末》。正是因为它隆重其事的那四个整版，《方法：方舟子与他所影响的论战法则》。
从作品是否“代笔”到个人身高，发生在方舟子与韩寒之间的论战是2011年年底以来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上影响人数最多、最持久的事件，毫不夸张地说，双方支持者的决裂程度可以导致“夫妻离婚，朋友反目”。上个周四，通常被“方粉”们视作无良媒体的《南方周末》，继两个月前推出《差生韩寒》后，再次深度介入方韩之战，文中引用多位方舟子“长期以来的对手”的偏负面评价，摘要感叹：“与方舟子有关的论战渐成攻讦，言语羞辱与文革式指摘蔓延，且演变成现实世界中的人身威胁，没有什么比这样分裂的互联网更令人心寒。”
但这组报道迅速被传主定义为“构陷”。见报次日，方舟子即更新博客，针对《南方周末》对往事的采访记录一一作出反驳，并称“一个报业集团，举一社之力，以如此显著、庞大的版面，如此多的造谣、断章取义，如此构陷一个不具有公权力的普通公民，在新闻史上大概是空前的。”在回忆了2001-2003年曾经与该报“多次一起揭假”的合作史后，这位斗士叹息“南方周末……现在堕落得如此彻底，沦落为泄私愤的构陷私器，连最基本的新闻道德和做人道德都不顾，还是有点意外的。”
“方教主”这番斥责，自然得到信众拥护，得到对方嘲笑。但这一次略有不同的是，一些偏爱韩寒的人对南方周末的技术伦理也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在没有采访到方舟子本人的情况下发表这组报道有失公允，一边倒地引用反方言论有“预设立场”嫌疑，比如这份周报的前员工林楚方，他在微博中写道：“和一个讨厌方舟子的朋友聊起南周报道，朋友觉得不该：‘方终究是个体不是公权；如编辑记者对方持厌恶态度，不是不可做，但内心要强大到可以杜绝个人好恶。如让我报道我会拒绝，因为我的主观感情，很难保证不蒙蔽职业判断。’朋友已离开南方报业，我同意朋友意见，相信南周老同事也听得进这种批评。”
胡锡进没有放过这个批评《南方周末》的机会。在与南方系的追随者们论战一番屈原是爱国还是爱政府后，这位《环球时报》主编早在三天前就已预告自己的“啄木鸟”论，并请单仁平将之化作今日评论《社会需要方舟子这样的“啄木鸟”》：“打假人士方舟子因竭力论证韩寒‘代笔’，引来韩寒及其支持者的激烈反弹。事实证明，韩寒的舆论支持度很强大，方舟子的质疑方式也并非毫无纰漏，这场笔墨官司反过来给他带来的麻烦比以往的行动要大得多。最近几个月方舟子成了众矢之的，上周末一家报纸用四个版的篇幅载文质疑方舟子的打假方法，将对他的批评推向高潮。”
根据这篇头条评论，虽然社会对方舟子的态度“逐渐趋于分裂”，但“在中国学术造假成风的今天，他的存在有大的合理性”：“一些名人因他的质疑被迫公开道歉，个别人甚至身败名裂，还有些人因他的挑战变得更加严谨...也许社会应当对方舟子这样的‘啄木鸟’多一些宽容和保护。他对名人一对一的质疑，当事者必然据理反驳，孰对孰错社会自有判别。如果方舟子明显质疑错了，他的下一次质疑就会贬值，几次下来他就不再混得下去。他的力量甚至他的生计，完全取决于他‘打假’的精确度。”
与韩粉们所取的“教主”绰号不同，《环球时报》认为，当方舟子“在以个人之力发起一对一的质疑，偶尔得到一些志愿者的支持。而反过来批判他的人和力量，‘联盟’的特点更加突出”，于是，这份畅销报纸在声明继续对“方韩大战”保持中立、“写这篇文章不是挺方舟子，而是挺允许方舟子们依法存在的环境”的同时，强调“中国所有公众人物都应有接受舆论监督的意识，谁都不应追求豁免。这样中国就会逐渐形成环环相扣的舆论监督链，而方舟子们其实是保持这条监督链完整的一环。当然方舟子也需受到监督，但现在针对他的火力太集中，天平在倾斜，这显然不利于中国舆论多元化的真正发展。”
同为报社评论员，付克友一定是看到了胡总编的“啄木鸟”论，他获准在今日《成都商报》上呼吁“告别方舟子式打假，需要制度打假归位”：“也许是时候和方舟子独行侠式打假说再见了……因为私人打假，对于‘假’缺乏公正权威的鉴别机制和惩罚机制。对于‘假’的鉴别，严重依赖于打假者个人，等于举报者、裁判集于一身，难免有私设公堂之嫌，也难免有个人好恶和认知局限。至于对‘假’的惩罚，也严重依赖于打假者的个人影响……在公众对‘假’同仇敌忾的一片喊打声中，被‘打’者百口莫辩。私人打假者的影响力越大，往往意味着其‘合法伤害权’也就越大。这对含冤者显失社会公正。我们总不能说，那些含冤者应该打掉牙往肚里吞，为全社会的打假事业高风亮节地做出牺牲。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你说他该打，我说他很冤，社会撕裂在所难免。”
但要论及同道盟友，还要算同一报系的《21世纪经济报道》。这家报纸已紧跟《南方周末》发表《谣言为何可畏》，作者谢勇虽然没有点名方舟子，但却说了另一个叛逆少年比读书勤奋者“享受着更大更多的幸福”后的曲折故事：“韩国说唱歌手丹尼尔•李（艺名Tablo）被网民构陷、污蔑，网络敌意被平面媒体放大后，李几成全民公敌，近乎身败名裂。”在引用了这个“网络欺凌”现象后，作者自称“相信也存在另一种恶之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并未看到事实，却由于内心的怨恨，导向最邪恶的一面，也正是这种恶之想象力，传染开来，让社会戾气弥漫。”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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