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8日）
一、医保互认
各地报纸最热门头条是“医保缴费年限将各地互认并累计”的国务院通知。根据由新华社转发的这份《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实现医疗保险缴费年限在各地互认，累计合并计算。此外，纲要还提出“十二五”期间将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新京报》的解读报道得到了门户网站的广泛引用，根据记者对通稿的补充，“实际上，2011年7月正式实施的社保法，已经明确提出‘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医疗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此前，人社部、卫生部等也曾就此专门下发过文件。不过，医保关系转移接续进行得并不顺利。”
官方数据也承认了这一点：“2011年，我国跨地区转移医保关系仅50万人次，转移个人账户基金仅为2.2亿。而目前我国参加城镇医保的人数已达到47343万人，农民工参加城镇医保人数也达到4641万人。”
比起北京同行们的那份“8个数字帮你读懂养老金”或者“3张账单帮你算清养老钱”，《南方都市报》更愿意值此表达自己的忧虑，在社论《医保互认累计，严密转换机制是关键》中叹息，“这项政策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但好的政策方向并不一定能确保政策的落实从而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此次纲要虽已给出清晰的原则框架，亦已明确年限可以累计，但对于年限如何累计、统筹基金转移比例、统筹区间不同部门的接洽、转移后的待遇等均未有规定，这必然会给地方留下拒绝实施的借口。为此，在原则框架之下还需制定各项具体细致操作制度，在统一的严密转换机制下方能保证政策的落实。”
被这份广东省委机关报子报用来作为前车之鉴的就是深圳：“此前深圳的医保办法将累计年限从15年延长至25年，并规定断交三个月累计年限清零，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正是因为医保无法异地转移，这项规定就几乎等同于要求一个人在退休前须连续在深圳工作25年且不换工作，否则退休后的医保待遇就会受到损害。”
的确，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跨省跳槽的人都因医保无法异地转移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权益损害，但作为流动人口庞大的经济特区，深圳在聚光灯下无处可逃。而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能比《晶报》更有发言权，在过去一个月中，这份深圳报纸表现出了同行难以企及的勇气和能力——如果说连发社论挑战“延迟退休”动议还算与各地市场化媒体同声连气的话，那么，从《医保“清零”政策缘何引发如潮质疑》到《“医保清零”政策：都被误读四年了？》再到《医保政策究竟该谁说了算？》，这种对本地公共政策的步步逼问堪称中国媒体罕见现象，甚至超越了人们通常认为的广州报纸比深圳报纸更加“大胆”的评价。
《晶报》的回报是在可以在上周六宣布：“昨天，‘@深圳人大代表郑学定’在微博中透露，深圳社保部门将就‘医保清零’政策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并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情况。”此前，根据深圳社保局的解释，“6月‘断缴医保三个月清零’的说法是对政策的误读。‘清零’是指连续缴费年限重新计算，一旦重新计算会影响下一年度的医保待遇，也就是医保报销比例。但不影响累积缴费年限。只要累计时间够年限，就不会影响退休后医保待遇的享受。”
二、审计罪状
《南方都市报》在摘录这份社保纲要中关于“将研究制定公务员养老保险办法”时也加了一句话：“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只覆盖了城镇企业职工、农村居民和一些城市的城镇居民，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则由国家财政和单位统一支付。此前，这一话题曾在网络和媒体引发热论，不少人士认为这一做法有失公平。”
没错，和公务员相关的福利、经费、收入，是中国当今舆论场上屡试不爽的易燃易爆物。更何况，昨天本来就有导火索，而且是来自官方的自我坦白——晨间，财新网头条正大字提醒“审计揭示中央部门超标准列支‘三公经费’”。
其实，在新华社电稿中，这句话原本躲在角落：“‘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去年以来,中央部门纷纷公开本部门‘三公经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是审计报告揭示，由于‘三公经费’概念不清晰、口径和标准不够规范，尚不利于发挥约束和控制作用，也容易造成社会公众误读。审计发现，个别部门还存在超标准列支‘三公经费’现象。”
比起《长江商报》那篇《“三公”公开的欣慰与缺憾》，《都市时报》穷追猛打的气势要足得多，以今日社论大喝一句“没有问责就没有公开”。这份云南报纸先行宣布，“在这个社会，只要一提‘三公’经费，公共舆情就会条件反射似的怨愤。在民众眼中，‘三公’经费俨然已经成为奢侈和腐败的代名词”，而后，虽然也承认国务院严令中央级诸部门公布“三公经费”具备开创性价值，但用了更大篇幅表达失望：“按照财政部的数据，去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为94.7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今年的数字只能说略有降低。坦率而言，这样的局面，距离国务院三令五申的‘严格控制’和‘大力压缩’的目标，委实相去甚远。我们当然不敢奢望，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朝夕之间便有大幅度的降低，但如此‘犹疑徘徊’的情势，亦非民众所乐见。”于是，作者将此番“三公”公开比作“装模作样的‘姿态性公开’”，称其“除了再次灼伤民意、刺激舆论反弹，别无正面效用，更与公开的旨趣背道而驰”，并针对中央部门行将各自发布“三公”账本发出警告，呼吁其展现“基本的政治耻感”：“倘若中央部门各自的账本仍然是一本‘糊涂账’，避实就虚、删繁就简、侮辱大众智商，那又将是一派沸反盈天的局面。”
《第一财经日报》给另一种不满声提供了麦克风，即《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低于三公消费引争议》。搜狐响应，在用新闻首页推荐时为以下一段加添蓝色：“昨天，谢旭人还报告了中央财政的各项支出。其中，在中央本级主要支出项目中，医疗卫生支出71.32亿元，低于三公消费的93.64亿，引起了民众争议。数位网友表示不难理解为何医疗卫生的满意度多年垫底。”
其实，比起93.64亿这个总计数字，还是那些具体的指名道姓更能让人兴奋。同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比财政部谢部长赢得了更多的媒体版面。
对中国媒体，尤其是更需要吸引民众的市场化媒体来说，一年一度的“审计风暴”是他们难得的可以抓住中央部委“把柄”的时机，虽然比起第一年的轰动效应，这份激情已有所消退。
从人社部“会议每人每天最高1000元”、教育部“10高校5亿收入未上缴”、科技部“10项目未入库涉及15亿”，到体育总局“奥体中心违规出租亿元房产”，编辑们不辞辛劳，根据通稿一一细举。新华每日电讯也共襄盛举，在《今年审计报告揭示哪些新问题?》中宣布第一看点——“重大违规问题中‘一把手’职务腐败现象突出：审计署共向有关部门移送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112起，涉及300多人，其中‘一把手’的职务腐败43起。”
“一把手”刘志军已锒铛入狱，“铁老大”自然再一次成为“大反派”，且罪状不只一处。今晨，新浪推荐的是“铁道部花1850万拍宣传片未达到效果”；搜狐展示其“9处房产按1元价值核算，违规出租”；凤凰网找的点是“京沪高铁全线土建招标违规”。此外，陪绑在报纸标题和网站头条的还有，“中科院以项目名义发近亿元福利”、“29亿安居工程专项资金被截留挪用”以及“发改委未按程序投资逾400亿”等。
都不干净，都有毛病。怎么办？《人民日报》也需要在今日版面上表达《敢“审”更要督“改”》的期待，《新京报》则提出“期待审计报告促预算制度尽快完善”，作者举的例子是：“去年中央部门15%的支出预算没有‘花完’，值得赞许的是这表明‘突击花钱’的现象少了，但是也同时说明预算编制环节存在问题。当然，预算资金未执行有些是因外界情况有变，可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也与年初部门预算编制不细有关，编制不细，一些部门就容易怕钱不够花而给部门预算‘注水’。”
《齐鲁晚报》允许作者猜想一下“审计暴露出的不只是财经法纪问题”。这篇评论认定，“为了部门利益，一些权力部门连国家的财经法规纪律都敢违背，不怕审计审查发现，那么,在更多的方面,它们就可能会更加失去约束，肆意妄为。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在制定和执行法规政策等方面，也掺杂进许多部门利益诉求。”以国土资源部和环保部的审计污点为例，作者警告，“这些部门在制定和落实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工业信息化、人口计划生育等方面政策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方设法追求部门利益……其危害比起单纯地违反财经法纪导致巨额公共财政损失来，更严重得多，因此，这才是更加值得警惕的问题。”
三、“失真舆论场”
《环球时报》在互联网舆论场上的压力很大，胡锡进总编辑之所以在周一微博中引用海归学者之论，即“微博是由少数‘哗众取宠’学者同大量‘瞎起哄’小青年组成的‘失真舆论场’”，想来也是有所感触。
只是，“起哄”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纵使是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所辖子报，也需要在昨天从自家网站上删除那篇《计生工作不易，谁都别添乱》。对这家经常能够就极度敏感话题发表“独家”评论的媒体来说，这是非常少有的退让。
今天上午，“计生委赴19省督察社会抚养费征收，预防粗暴执法”的消息高挂在腾讯头条位置，似乎可以说明，在“基层贯彻”出现纰漏后，中国民众们还是能盼来“钦差大臣”。与此同时，环球网也终于可以推介该报最新社评，《安康引产事件新波折令人深思》。
想来也是一夜斟酌，这显然是对昨天那篇引发剧烈反弹的作者评论的校正，虽然同样写出了“西方舆论喜欢报道中国的丑事，这是它们的天性，连中国国内舆论也在被传染”的句子，但确实用了更多一点的篇幅来批评中国基层官员：“大月份引产的事，错就是错了，基层政府唯一应当采取的态度就是处理相关责任人，向公众坦诚道歉。当事人合法接受采访、打官司，官方为求事件平息只能以平等的方式做劝解，决不可强行阻拦。任何基层政府在类似情况下都必须保持这份清醒。”
文章再获新浪推荐，在分析了有些干部“心里不太服气”、“采取一些小动作”的心态后，作者向中国官方阐明“互联网上的舆论风气总体对官员们不利”的现状：“与舆论沟通是今后中国官方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舆论会越来越乐于揭丑，这既不代表中国真的很丑，又不代表具体的丑多了可以不在乎。‘出事’的中国基层政府在通常情况下应得到实事求是的对待。中国需要更全面的基层政府和官员评价体系，错就是错了，但功过应分清。这样会让基层官员在遇事时精神从容些，而不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堵’，以至于越堵越乱。”
其实，对占据互联网舆论上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同样也很乐于揭环球时报的“丑”。所以，《南方都市报》、《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的微博编辑们从昨晚开始传播一个新的消息，称这份《人民日报》子报刊发了一篇新稿，即《骆家辉的“低调”透出中国的自信与开放》。
这当然是一个用来嘲笑《环球时报》“五毛党”精神的上佳证据，不过，如果察看链接就可以发现，严格来说，稿件只是刊发在环球网上，而并没有真的出现在该报纸面。
当然，对那些愤恨于官方控制舆论的围观者来说，这一点网报之间的区别算不了什么。何况到了今天早晨，光明网也请来邓海建就此立论，认定“驻外大使能举家低调在中国参团出游，这本身就是国内社会环境的最佳广告”，并向那些粉丝们喊话：“骆大使的‘经济适用游’固然是个很好的榜样，但一味夸大这种榜样的有限效应、甚至以此讥嘲国内制度的林林总总，而看不到其自助游中的国别价值与正能量，总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心态。”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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