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2日）
一 、比基尼女郎
比起那些在欧洲杯开赛时评述东欧转型的专题，显然还是广东电视台体育频道镜头前那些比基尼美女主播更受网民追逐。
根据《天府早报》的采访，担任这次比基尼天气女郎的都是长隆比基尼小姐的参赛选手，“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已经接到十多二十家媒体的采访。”报道引述当事人的担心，称“对于此事网络上有很多负面意见”，不过，专家们似乎都认为“这很正常无需评价”：“虽然这是媒体黔驴技穷的做法，但也可以体谅他们的苦衷，‘没有赛事的直播权，只好做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只不过，《人民日报》还是不准备体谅。继6月1日由该报记者范正伟响应李开复微博号召、批评天津卫视求职类节目《非你莫属》盛气凌人无知无畏后，这档“文化博客”栏目又呵斥一声“岂能如此‘清凉’”：“资讯越发达、竞争越激烈，媒体越要尊崇‘内容为王’，电视媒体同样不能例外。至于选择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凸显节目内容，的确是很多电视媒体需要正视的问题。但用比基尼女郎吸引眼球的方式，绝对不是发展方向。”
中共中央机关报没点名，《钱江晚报》就没那么客气，由作者直批媒体丧失体统，“将饭碗端坐在该坐的地方，这既是行业基本底线，也是这个职业的责任与担当。”在担心女主播会不会为了收视率导演一出“断带风波”后，文章更斥：“别跟我说什么思想解放，别跟我说什么传播创新。这就像正经八百的生意做不成，你一定要脱了衣服做来钱快的买卖一样，那一定是放弃了另一种担当。有本事，你别前半夜黄金时间说教别人。有本事，那么多人想看裸体播报，你倒是脱光了看看。”
虽然本地宣传官员们正在和浙江竞争“道德高地”，但《南方都市报》似乎还是没有那么体统。引用了深圳电视台体育频道副总监邱艺那句“我认为还不如找干露露出来”后，这份广东省委机关报子报今天请来三位发言者，一云“‘比基尼主播’和‘篮球宝贝’没有什么不同”，二批“‘胸部营销’实则是在‘物化’女性”，只有最后一位另辟蹊径，就此强调“电视节目分级制该早日实行”。
二、“药袋苹果”
苹果红了。不全是那家美国公司的新品发布会，还有源自烟台的食品安全最新攻防。
昨天，《人民日报》那篇由农业部官员安抚民众的《农药残留没那么可怕》经过门户网站展示，遭遇了忧心食品安全者的口水回应，而就在这同一天，《新京报》已经揭发出最新“黑幕”——《烟台红富士套药袋长大》。这组通版报道展示记者的调查路线图以及暗访画面，宣布在“走访栖霞、招远的十几个村庄的五六十果园，均发现大量使用农药袋套苹果”，并由一位北京种植技术指导抱怨，“无论如何，这种做法都存在风险。苹果幼果直接跟福美胂、退菌特这样的药物接触，而且贯穿果实的整个生长期，很难想象这种果实的药物残留会不超标”，以及摘录两位山东果农的自述，“这药肯定有毒，跟苹果接触那么久，吃的时候最好削了皮”。
这些声称烟台特产使用违禁药袋以求“卖相好”的指控自然获得网络转发量与人们的再度忧愤，搜狐今晨推介双重吐槽《“毒苹果”残留了农药，农业部别找懒政借口》：“农业部官方一面承认检测技术不如发达国家，却一面要求我们不要太理想主义。但，既然是禁止使用的农药，就不应该出现在农业生产当中，如果民众的这个诉求也是理想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倒要问问官员们还有没有底线？”在抱怨了中国官方公布的农药残留标准过低之后，作者木小燚还将农业部的逻辑顺手绑定《环球时报》：“正如某家报纸说，大家对腐败不要太理想主义，应该允许它的适度存在一样。在量化的标准上没有逐步提高的意识，只有让人们降低期望值，这表现的是政府部门的堕落。”
《重庆时报》那位女评论员李妍也是心有戚戚，她用社评斥责那些食品监管者“躲进‘特供食品’的孤岛，或毫无觉察，或掩耳盗铃，或热衷于运动式的末端堵截，却对源头问题视而不见”，在她看来，“药袋苹果”的真正问题“或已不在于如何表达对食品安全的切肤之痛，而更应该从农业背后的过度化工着手”：“当我们缺乏对农业过度化学工业化的反思时，‘无农药残留是理想主义’，才会成为监管者大言不惭的说辞。当我们对食品安全领域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普及与知情认知时，人们才会对类似‘药袋苹果’的事件表露出不知所措的恐慌。”
这种“不知所措的恐慌”展现在了更多时评家的笔下：《钱江晚报》作者叹息“药袋红富士，毁了‘色香味’”、央视网强调“红富士不过是又一块倒下的‘骨牌’”，《成都商报》和《华西都市报》同时感叹“‘舌尖上的药袋苹果’砸中公众心弦”、呼吁“红富士戴‘毒套’，监管不能‘老一套’”，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版上则宣布“‘药袋苹果’：众盼尽快解开‘袋中谜’”。
不过，早在昨天，就已经有烟台人大声呼叫，“不要相信《新京报》！”实名认证的烟台电视台在微博中直指报道“不负责任”、“严重伤害了这座城市”，在声明“欢迎各界专家来考察我们是否用了那所谓的‘药袋’”的同时，这家本地媒体用上三个感叹号要求北京同行“请遵守应有的职业操守，请向这座城市道歉！！！”标明工作单位是《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的常志辉更推测媒体动机，“第一，新京报作为北京地区的报纸，很少刊发外地新闻，为什么这一次突然跑到烟台农村，对准了在中国占有绝对市场的烟台苹果？第二，他们如何获得了烟台苹果套袋内有违禁药物的信息？第三，这两名记者背后的黑手到底是谁？”
烟台人民的反击在今天出版的本地报章上得到了展现。市委机关报在头版宣布当地“采取得力措施，切实保障苹果生产质量安全”，《烟台晚报》更突出了通稿中那个“烟台苹果合格率100%”的数据，并宣布“网友力挺烟台苹果，别让风言风语毁了中国的老牌子”：“昨日，某媒体刊发稿件，‘烟台红富士套药袋长大’，引起网友热议。评论中，80%网友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没有进行深入调查，以偏概全，内容有失准确。”作为证人，自称“烟台土生土长的小闺女”的博客作者被引述，因为“我家是种苹果的。从小吃苹果长大。要是套的是毒苹果袋，出的是毒果子，我爸妈早在春天就毒死了。”
都市报更擅版面技巧。除了宣布记者见证“栖霞多地苹果遭雹灾无袋可套”并刊出现场图片外，名为《今晨六点》的这家报纸更反攻敌营，发布与《新京报》同城的《北京晚报》报道截图，即“北京暂未发现农药残留超标烟台苹果”。《山东商报》副社长李天旭和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孙海峰的微博截图亦如是证言，定义《新京报》“耸人听闻”、“夸大事实以一概全”，并由作家衣向东表态：“近些年，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利用记者身份，做出很多见不得人的私下交易。还有一些商家，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恶意诽谤、损毁竞争者声誉和形象，这些必须引起善良人的警惕。”
李副社长的“绝对不答应”没出现在自家版面上，倒是另一家全省发行的畅销报纸有所响应。《齐鲁晚报》用社评呼吁烟台政府和农业部门发布权威信息，强调“正视问题，更要保护果农”：“如今，食品安全已成为公众和舆论极为关注的话题，任何一条与此有关的信息，无论其真实程度如何，只要以‘问题’为符号广泛传播，都有可能给农民带来意想不到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对于此类信息，积极的权威的回应，是消除不必要恐慌，保护农民利益最好的选择。”
烟台官方的权威信息不仅得到了本地媒体的播报，也在今天登上了始作俑者的头版。虽然遭遇了山东同行的义愤填膺，但这份北京地区的报纸显然不准备就此收笔，提供《鲁农业厅查“苹果药袋”》的跟踪报道——这一次，消息倒真是放在了“北京新闻•社会”版。
在那份今晨六点的版面上，曾摘录博友“北京卜凡”的说法，声称“我刚才给写稿记者王某某(烟台红富士套药袋长大一文的作者)，通了大约20分钟电话，就这件事情交流了一下。王某某承认：1、只采访了招远栖霞两地，文中的确以一概全了。2、他承认只采访了一个果农。”从今天的《新京报》见刊报道看来，王瑞锋们还没准备彻底认错，不过语气的确较前缓和许多。除了通报“调查组将取药袋检测”的官方行动外，文章还用小标题承认“去年农业厅就曾抽查”、“及时整改对苹果无害”，并引用山东反响：“多名栖霞、招远的果农致电本报表示，由于当地禁止使用药袋，并且查得很严，所以使用药袋套苹果的是少数，大部分果农多使用纸袋。”
的确，对烟台农民会否重蹈当年四川“蛆虫柑橘”式覆辙、因为“几个老鼠屎搅坏一盆粥”，是为这颗苹果挺身背书者的最大担忧。身居邻省，《大河报》此番挺身而出，明知今天苹果“药你命”的报道必定转遍全国，也要在时评版头条告诫同行，《对“药袋苹果”的报道须慎之又慎》：“媒体在揭露这样的内幕时，一定要尽量准确、不夸大，不伤害无辜，不因此毁掉一个产业，不给无辜果农带来欲哭无泪的后果。”在重提2007年“蕉癌”报道之“血的教训”后，作者强调虽然“没有责备记者的意思”，但更愿就此探讨“类似这样的新闻如何做”：“比如报道‘药袋苹果’，就要搞清楚烟台市红富士苹果共有多少面积，其中‘药袋苹果’有多少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多少等...。如果苹果中残留的毒性不是特别大，就不能简单地用‘毒苹果’去称呼。”
不能简单地用“毒苹果”去称呼？那怎么做标题，怎么简化在140个字的微博里？《长江商报》上，评论员朱昌俊正在《毒纸袋红富士为何这样“红”》中提醒读者“一种略反常态的怪象”：“无论是新闻跟帖中，作为山东当地特别是来自苹果产地的网友表现出来的‘无辜’，甚至是对报道的反感，还是如某山东籍知名作家直指报道存在‘黑手’，都在传递出一种令人不安的信息：即便是明显可能伤及公众安全，但一旦触及到自身利益，食品安全这种底线性道德或是伦理，仍然会表现出脆弱的一面。而这，或许就是明明知晓危害所在，却仍有不少人依然选择如此谋利的根源所在。”
这种“地方利益论”一定不会得到吴法天赞同。这位持久批评中国媒体危言耸听的“自带干粮五毛”已经在回忆“海南香蕉催熟剂谣言，害得海南蕉农损失惨重血本无归”的旧事，转发那条对“打死不信”者的辛辣微博：“文科生记者道听途说走马观花写出骇人听闻的毒XX报道；2、政府调查辟谣；3、公知说政府辟谣反而印证了报道；4、专家解释正常使用XX无害；5、公知粉嘲讽专家；6、文科生公知从科学角度解释XX为何有害；7、公知和粉齐声质问这个社会怎么了，记者成为英雄；8、千万无辜农民一年辛苦付诸东流…”
9时许，新浪已经在首页推荐来自中国网的最新消息，称烟台官方针对此事的新闻发布会“最快将于今日举行”。这则标题的上方，正是“乳协理事长：乳品企业整改成就显著勿过度质疑”的抱怨。不过，要论以此激发网民吐槽，还要算网易富有技巧，这家门户的编辑们从中国食品安全论坛报道中找到那句直接引语，标题定为“乳协理事长：我孙子喝的就是国产奶”，这样，就可以迅速吸引来人们的解构：“谁喝谁是孙子！”
其实，中共中央机关报今天也用了近半个版对此论坛作出报道，“民生三问”问的是“食品产业如何赢得信任”，获得引用的发言中既有陈君石院士那句“政府责任就是要加强监管”，卫生部副部长“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已覆盖所有省份”的承诺，也有中国农大食品学院院长的苦口婆心：“食品科研也是良心行业，不能把聪明才智用歪了。”
作为食品行业的正面典型，坚持不用复炸油而走红的保定“油条哥”刘洪安成为论坛特殊发言人。他“用良心经营”的自述甚至还在昨晚得到央视焦点访谈推广，宣布“从人们对‘油条哥’的掌声中，可以看出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渴望，对诚信的呼唤。”
正面榜样是有，但反面典型似乎更多，作为注脚，《齐鲁晚报》今天纵然没有多趟“药袋苹果”的浑水，却也在今日烟台版块中惊呼“这竟是永和！”，播报芝罘工商检查烟台永和豆浆中央厨房时的满地狼籍。在广州，《新快报》除了用一整版转发“烟台红富士被爆套药袋长大”以及“浙江农业厅否认余姚慈溪杨梅使用膨大剂”外，也正在头版用大字播报更坏的消息：“千吨工业盐酱油部分流入市场，威极公司生产的问题酱油，流入广深京等地知名餐饮企业；莞佛江三酱油厂购入其大量半成品”。
三、利己主义
在一个“最美”连续被发掘的难得氛围中，《人民日报》要抓住契机巩固“正能量”：用一整个要闻版集中讲述《彭伟平，孕妇勇救落水女童》、《八旬老党员独守山林27年》、《杭州资助千名农民工上大学》、《浙江台州暑假前的安全课》，并在雷锋的头像装饰下，引述那位坚守高原锅炉房十二载的彭卫峰格言——“让战士暖烘烘是最大的幸福”。
“人民论坛”也开张了。在“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之一”中，这个中央权威喉舌呼吁国民“警惕‘精致的利己主义’”：“更多时候，我们却容易被‘利己’俘获，在利益的加减法中迷失了人生的价值。这样的利己，不仅是漠视受伤孩子、倒地老人的复杂利己考量，也不仅是催生地沟油、毒胶囊的强烈利己动机，更有一种貌似无害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在承认“利己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倾向”后，作者更强调“再‘精致’也只是算了人生的小账”，建议读者们时时拷问内心：“跳脱精致的利己主义，并不是要让每个人都变成‘无我的圣人’。只是说，我们可以少一些自我中心的计算、少一些斤斤计较的敏感、少一些小肚鸡肠的狭隘，在问‘值不值’的同时，也问一问‘该不该’；在考量‘性价比’‘回报率’的同时，也考量心灵之得、精神之获，这样或许才能拥有更饱满的意义、更珍贵的价值和更丰盈的人生。”
团中央机关报同步上阵，不仅由作者今天在《“孔融让梨我不让”怎么就有理了》中对利己主义“拨乱反正”，还为“人人向善”提供数据支撑，即《50.8%公众承认身边就有像“最美司机”一样恪尽职守的人》针对“最美司机”吴斌带给民众的感触，报道声称，“88.3%受访者表示，英雄也可以是真实可感、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而且“71.3%的人自认，在日常工作中自己在保持职业坚守方面做得较好。”
“把英雄请上神坛不如请回你我中间”，在重新思考“赖宁精神”的同时，这张《中国青年报》还在头版定格广州“托举哥”露面抱起被救孩子的场景，向这位“最美路人”致敬。的确，以黄衣男为榜样，这种“正能量”情势甚至“攻占”南方系，那些原本更以“负面报道”闻名的媒体现在也加入到对正面典型的赞美中。这不，《南方都市报》又在头版宣布发现了新的平民英雄，《肇庆也现“托举哥”勇救女童》，还有《500万元现金，的哥拾金不昧》。《广州日报》则用封面中心位置放上围成一圈的人偶图标，号召“守望相助，全城热应”，并用半个评论版组织“践行‘广东精神’”最新作品：《用诚信互助守望幸福社区》、《简单信条维系社区良性发展》、《共建幸福呼唤“正能量”》以及《诚信背后有土壤，人人皆可为“尧舜”》。
的确，在面对此轮“正能量”时的赞叹与感悟中，官办媒体与市民报纸似乎有了共同取向，他们纷纷诉诸平民百姓互相感化，强调涌现的实为“平民英雄”“职业精神”，声称“人人皆可为尧舜”“‘最美路人’人人可为”。
不过，《深圳晶报》也要允许魏英杰说上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其值班总编辑一定是细细读过那篇最新吐槽，没有给本地那位“钱还了，晚上睡觉我才踏实”的出租车司机加上“最美的哥”的头衔。
文章定题“动辄称‘最美’，何止是词语贫乏”，在开篇即抱怨“如今打开新闻网站，‘最美’这个词简直泛滥成灾。不管什么感人事迹，最终都被简单概括为‘最美’”后，作者声明自己“并不是质疑‘最美’人物及其感人事迹”，而是“在‘最美’背后，许多原本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却被有意无意淡化、掩饰了”。据其所言，在对那位勇救学生的“最美孕妇”张丽莉的宣传中就有“不该过多鼓励这种‘舍己救人’方式”的问题：“从中不难看出，以往那种高大全的典型人物宣传模式，还在影响着当下舆论生态与社会心态。不可否认，还有的地方只会照本宣科，而不善于使用贴近老百姓的方式来宣传榜样的问题。有的地方或认为，套上‘最美’等网络词汇就是迎合大众，却不知这个词一旦用得多了，也不过是主流话语模式的一种另类表述罢了。”
或许，还是白岩松转达这种“地方官员蜂拥抢功”的网络批评时更加直白。昨晚，在主持了“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公益活动开幕式后，这位主播连线“托举哥”，劝告“从路人甲变成平民英雄，别让‘最美’变了味。”在央视镜头前，这位从湖北来到南方求职的小伙子声称，当各式媒体不断来访时，他“还是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尽快平静下来，不希望受到太多的打扰了。”
引用了《南方都市报》上广州市天河区宣传部部长蓝小环那句“浙江出了最美司机，黑龙江有最美女教师，我们天河区有最美路人”后，白主播感叹，当“各地对于‘最美’的自豪之情，最近也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感知”时，“出现了两个我们担心的倾向”：“第一个，非常强调地域特点，比如说这是我们湖北的好小伙子，那个杭州、浙江是我们的‘道德高地’，这样会不会形成一种很大的攀比吗？难道都不是中国人吗？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在表彰相关的事情的时候，除了立即到达的奖金，立即到达某些工作岗位之后，可不可以奖励变成让他一生可以拥有一些保障呢？”
“只要出现了好人或者说好事，立即要全力以赴的去把它弄出特别大的动静”——节目末尾，《广州日报》评论员李千帆的感触更被作为结语引用，“……以一位普通人的视角看身边的人榜样，会感觉亲切；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构建“道德高地”去刻意拔高，反而会起到副作用，让人生厌。”
当然，更大的尴尬还在于，“最美”不一定有“好报”。和央视编导一样，《华西都市报》评论员佘宗明在赞美“托举哥”获得多方奖励的同时，也感叹多面现实：“6月7日，辽阳市民仲丛贵开车时，听到有人落水呼救，他停车将人救上岸，之后却发现，车里装着女儿婚礼金的包被偷。”于是，这份四川报纸强调，让好人收获善果不能只靠“好人一生平安”，再提设立“好人基金”：“成熟的社会，会为每份善‘保温’。个体之善，在制度化激励中扩散，才会在增强人们的价值认同之余，打消那些‘做好人却无好报’的顾虑。”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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