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1月8日的临近，社会各界期盼重启改革的呼声骤然高涨。
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以相当篇幅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其具有“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加以推进”；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9月29日国庆招待会上，温家宝也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10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秋实”的署名文章《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11月3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撰文呼吁：“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被誉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的吴敬琏先生在9月初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忠言逆耳利于行。新一届政府能否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并重启改革进程，攸关下一个十年的社会稳定。
回顾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走过的历程，中国经历了三次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但每次都幸运地通过改革化险为夷。
第一次历史转折点：建国前三十年，中国以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取代经济建设，并在经济领域实行浪漫主义路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50年代的“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到60－70年代的上山下乡、文革浩劫，最终把中国经济与社会推向了崩溃边缘。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大胆提出“改革开放”战略，“拨乱反正”，使中国迅速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在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承包制与股份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商品价格市场化、引进外资，都极大激发了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中国经济迎来了第一次高速增长。
第二次历史转折点：由于国企改革的局限性，以及计划经济政策与萌动的市场力量的巨大不适应，80年代末中国经济再度陷入困境。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动“南巡”，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羁绊，促使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由此，市场经济的洪流终于冲突意识形态的堤坝而一发不可阻遏。随即，中国经济爆发了第二次高速增长。
第三次历史转折点：90年代中期，刚战胜20％以上通货膨胀率的中国经济，又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由于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普遍的“软约束”，亏损面不断扩大，“三角债”愈演愈烈。到90年代末，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超过30％，事实上已经“技术性破产”。华裔学者章家敦2001年所著《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代表了当时弥漫的“中国悲观论”。面对巨大的压力，朱镕基启动了国企“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股份制改造、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并全面转向“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同时，实行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国退民进”，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企业在跨国公司面前不堪一击的”悲观心理，中央政府仍拍板决定加入WTO（俄罗斯2012年才加入WTO，比中国晚了十年）。事后看，这“放手一搏”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关键一跃：入世的巨大压力转化成了推进国内各项改革的强大动力。中国企业不仅没有在入世后被打垮，反而抓住“与高手过招”的机会通过学习与变革实现了涅槃。可以说，90年代的全方位经济改革和2001年入世，成就了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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