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封来信来自美国伊利诺斯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Khairy Tourk)。
先生您好，我由衷地认同贝淡宁(Daniel Bell)与李世默(Eric Li)提出的“中国政府体系植根于自身文化和历史”的观点（见《为中国政治模式辩护》(In defence of the Chinese way of picking leaders)）。这种体系产生了能力卓著的领导层，能够一以贯之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中国领导人从他们的经验性知识中汲取力量。若要成为处于国家权力顶峰的9个职位的候选人，必须要完成过多项充满挑战的工作，其中很多人两次担任过省级领导人，每个省的面积都堪比欧洲某些国家的国土面积。
尽管成就斐然，但中国的领导人在西方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西方总是批评中国缺乏民主，腐败猖獗。这种误解的部分原因在于，支撑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伦理基础，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罗布•吉福德(Rob Gifford)在《中国之路》(China Road)中指出，在欧洲，“基督教的存在……往往独立于君主权力，这一点在制衡皇权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督教还造就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他们不会向君主宣布效忠。”相比之下，在古代中华帝国，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都会到政府部门担任公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佛教的影响力。
此外，儒家社会道德的基础不是君权神授。在这一体系中，忠孝原则从家庭延伸到政府，形成“家国”的概念，皇帝扮演者“君父”的角色。中国人对家庭极度看重，向裙带关系敞开了大门。正如官员应该服务于政府一样， 他还得帮助亲属发家致富。至于法律体系，肯尼斯•斯科特•拉图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中国人及其历史与文化》(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中写道，中国社会“缺乏律师这种博学的专业人士，而律师在西方却举足轻重……裁决通常会偏袒向身家最丰厚的人。”
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把新加坡（中国人占75%）当作改良威权主义政权的典范，这种政权根除了腐败问题。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彻底根除腐败比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岛国要困难得多。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未来，谁也无法预测它会如何演进。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一体制肯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读者：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
伊利诺斯理工学院
经济学教授
伊里•图尔克
译者/倪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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