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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今天发表了FT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的专栏文章《中国新领导人应起草新的社会契约》。皮林在文章中认为，面对中国人民的不满，习近平将必须达成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超越用政治独裁换取经济自由的范畴，成为“全球最优秀学院里最优秀的学生”。
与此类似，最近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登《必须改变中国的人》（The man who must change China）的封面文章称，对于即将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来说，要缓解中国面临的紧张局面，他有两个选择：继续使用高压的方法，或者放松控制。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倾向和决策偏好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需要变革，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人（包括中国的政治精英）的共识。但习近平作为预计未来十年中国的最高执政者，究竟会不会“起草新社会契约”，会不会变革，却成为媒体、学界以及政界讨论的话题。笔者认为，习近平在权威合法性、个人经历、以及执政理念中，都显示出不同于以往领导人的特质。这些特质，预示着他很可能变革中国。
首先，在后强人政治时代，习近平的决策权威或更高，高层达成共识的难度或降低。一般认为，相比前任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领导权威会进一步降低。从一般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没错。但是，考虑到习近平独特的出身、经历、以及中共派系政治的影响，高层政治结构的变化等因素，习近平或更易施展改革决断力，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方面取得突破。
其一，习近平作为中共党内极具威望的政治元老习仲勋之子，获得了不少党内元老的支持。习仲勋被视为一个开明的改革派领导人，尤其是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积极参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了不少老干部，备受肯定，赢得了好人缘。这对习近平的接班、支持方面形成一大助力。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中共十七大前的摸底投票显示，习近平在党内具有较高威望，是中国政治史上第一个依靠某种民主形式上台的最高执政者。在中共内部的派系政治中，他非常例外地受到各方的欣赏和接受。可以说，习近平在党内罕有的跨派系政治资本，为他锐意变革增添了最重要的砝码。
其三，上个世纪80时代初，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任职时任国防部长耿飙的秘书，这段资历为其赢得不少军方支持。加上他的“红二代”身份，为其积聚了强大的军方人脉。在中国，一旦获得军方支持，改革的顾虑就少了很多。
其四，虽然现在不能确定中共十八大后的高层领导人选，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习近平的权威无出其右。相对于其他最高层领导人，习近平的资历、党内支持度、以及独特的出身都占据绝对优势。迹象显示，相对于以往领导人，习近平更加自信。这是有所作为的重要前提。
其五、十八后很可能形成七人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结构，这对于习近平的决策效率和决策权威非常有利。迹象显示，常委热门人选李克强、王岐山、汪洋等均具开明的改革意识，也增强了习近平改革决策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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