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大陆来说，2008年是转折性的一年。这年夏天成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被一些人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恰好在这一年年末，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许多发达国家陷身其中，而中国依靠强力的刺激政策保证了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在危机中一枝独秀，“中国模式论”遂大行其道。在一些宣扬者看来，“中国模式”不仅成就了中国奇迹，也应该向全世界推广。在主流媒体高调宣传中，似乎全世界都在走向深渊，只有中国从成功走向更大的辉煌。
不仅如此，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转向。一些一度指责中国改革被新自由主义误导的“新左派”迅速拨转方向盘，宣扬“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发生了分裂，一些人怀疑自己曾经相信的价值观，还有一些人走向国家主义。改革遭遇了空前的困境。如果说，在2008年之前的数年间，批评、否定改革的“改革失败论”一度甚嚣尘上，那么从2008年开始，以“中国模式论”为代表的“改革成功论”浮出水面，而且声音越来越响亮。既然改革已然成功，中国模式举世应学，何必再改革呢？因此，改革停滞不前，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爱德华·萨义德曾说：“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但就在许多知识分子选择沉默或称颂的的时代里，却有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识分子，秉笔直书，直言傥论，不粉饰，不搪塞，不推诿，不避讳，直指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别悬殊，道德水平滑坡，社会矛盾激化……他们提醒国人，中国不是盛世，而是矛盾重重，“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吴敬琏语）。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他们呼吁改革，直言“不改革，无出路”。
这种“老年人燃烧，年轻人取暖”的现象值得深思。中国是一个推崇实用理性的国家，基于良知的道德坚持难能可贵。这些老人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不为一己谋私，而是为国家前途、民生福祉着想，可以说他们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王阳明语）。
作为一名记者，我很幸运地采访过许多这样的“燃烧的老年人”。笔者在《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中所采访的十位老人，都见证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苦难。他们分别是吴敬琏、江平、茅于轼、资中筠、李泽厚、厉以宁、袁伟时、高尚全、余英时和许倬云。其中有七位生于1930年，两位生于1929年，一位生于1931年，他们每个人也都历经磨难，但是不改初衷，老当益壮。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知识分子有两个精辟的定义：一是“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一是从专业的围墙里漂流出来关怀社会、关心民瘼的“业余人”。余英时先生也曾说：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这些“燃烧的老年人”都是各自专业里的声望卓著的大家，但并没有静坐在书斋里安享荣耀，而是坚持独立思想，不屈从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坚持批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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