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不久将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曾在今年9月从公众视线中消失。或许他在临阵退缩——但这不是一个对习近平失踪13天的非常可信的解释。更有可能的是他患病，或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的剩余席位在幕后展开争斗。但他也是人，停下来，思考一下他面前任务的艰巨性，是很正常的。
从国内来说（且不提在国际上中日关系紧张到了极点），习近平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政策挑战。他可能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以及他在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内的回旋空间有多大，将是下周专栏的主题。在本文中，让我们仅仅考察一下他将接手什么样的中国吧。
从经济上来说，最近几个月，人们的情绪明显黯淡。经济增长已连续7个季度放缓，中国预期年增速为7.5%，这将是1999年以来的最慢速度。这是官方数据。一些在第一线与企业谈话或者考察国内生产总值(GDP)间接指标的观察人士估计，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更糟糕。
如果他愿意如此选择，那么习近平可以再次踩下刺激的油门。根据多数估计，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GDP的70%。中国政府还可以解除针对房地产和银行贷款的限制——这些限制旨在控制通胀并为经济降温。由于一些放缓是刻意设计的，按照逻辑，如果必要的话，这种放缓可以得到逆转。
然而，这就像是要吞下中国政府10年来一直试图吐出的毒药。由胡锦涛领导的现政府早就意识到，有必要调整经济平衡，使其从投资转向消费。即使在2008年之前，这些计划也进行得不大顺利。在雷曼兄弟(Lehman)破产后，这些计划被彻底抛弃，中国政府推出了高盛(Goldman Sachs)所称的经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刺激方案。
这一刺激方案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不良贷款以及潜在具有通缩效应的产能过剩——尚未肆虐。随着经济放缓，上一次支出热潮快到买单的时候了。现在再度出台刺激方案恰恰是错误的道路。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年复一年地以有成效的方式进行超过一半GDP的投资。一位经济学家估计，中国一半实物资产是在过去6年期间建造的。
中国最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之一茅于轼表示，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表示：“肯定会出现危机，这是迟早的事。”今年获得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弗里德曼奖”(Milton Friedman Prize)的茅于轼表示，2008年之后匆忙上马的很多投资（包括高铁项目）永远不会盈利。根据电表读数，他估计，中国几乎30%的存量房为空置。即便这个比例是15%，也令人忧心。
住房太多只是一个开始。汇丰银行(HSBC)表示，钢铁行业有创纪录的债务、巨额亏损和日益上升的库存。即便如此，该行业仍在继续增产。随着增长放缓，中国企业的未付帐单增加，一些地方政府遭遇财务困境。在金融体系中，突然涌现的财富管理产品（作为替代普通存款的高收益产品销售）被人们比作当年美国的次贷。
经济压力正带来更多社会摩擦。随着人们寻找避风港，资金正加速逃离。公众对于腐败问题普遍感到愤怒。《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有关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财富的说法，不过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网上充斥着戴着名表或颐指气使的傲慢官员的故事。中产阶层的愤怒情绪也在加剧。政府为人民创造一个更安全环境或主持正义的能力，跟不上人们的预期。最近宁波反对一家石化厂扩张的示威活动，是一系列“别在我家后院建设”抗议的最新一例。地方政府顺应民众要求的速度快得惊人。即使这样可能还是不够。“你必须让自己的诉求政治化，”中国一所知名大学的一名学者表示，“你必须要求权力，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个令人不满的具体问题。”他预测，愤怒情绪可能会更剧烈地沸腾起来，蔓延到街头。如果人们像他所说的那样不满的话，习近平将必须达成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超越用政治独裁换取经济自由的范畴。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政治体系。“没有一个国家会如此费尽心血地让其领导人做好准备，”一位对中国的体制赞不绝口的外交人士表示，“这是全球最优秀的管理学院。”为了中国起见，人们一定希望习近平确实是这个学院里最优秀的学生。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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