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日，北京下了第一场雪，中共十八大随即揭幕。
这一为期七天会议颇为引人注目，甚至日期亦一度成为中外各界的热门话题。雪在北方往往寓意丰收，这场会议能为中国及其国民带来什么？
十年过去了，中国形貌今非昔比。譬如，在代表着全国8200多万名党员出席这场盛会的2270名代表中，改革开放以来入党的党员成为主体。其中，1976年11月以后入党的1640名，占72.2％，比十七大时提高20.5个百分点，最年轻的是91年出生的奥运冠军焦刘洋。
经济仍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筹码。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超过10%，不仅GDP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也由1135美元上升至5432美元，正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期间，即使遭遇金融危机，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仍旧不断上升。部分地依赖经济刺激，中国四年来经济平均增速保持在9%以上，温家宝总理近期表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经济增长并不等于长治久安。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如果继续重复以往发展模式，往往步入经济停滞甚至社会矛盾爆发的高峰期，往往无法顺利进阶年收入一万以上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也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它往往具有增长停滞、贫富不均、腐败横行、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等特征。
类似问题对于中国民众而言并不陌生，GDP的上升并不能保证幸福感的提升；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日渐成为有识之士的主要担忧。连续七个季度的经济萎靡，不仅使得转变发展模式的警告迫在眉睫，而民间重启全面改革的呼声四起。
吊诡的是，据说今年京城精英层最为流行的两本书，一本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另一本则是阿西莫格鲁与人合著的《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在历史与学术之间，这两本看似天南地北的新旧读物，其实都在叩问国家转型；而中国精英们的一致趣味指向背后，或许暴露了对于未来的集体焦虑。
以托克维尔的著作为例，经济与革命的关系也曾被其细究。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二十年，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甚至 “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尽管如此，蓄意追求财富的民众与日渐介入市场的政府之间，仍旧发生了最终的激烈决裂，托克维尔如此总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托克维尔观察到的“悖论”，或许有些类似经济学家诺斯对于国家的总结，“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如何发挥其对于经济的正面激励效应，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制约难以驯化的权力，也就是政治学家福山所谓解决“坏皇帝”问题。
这或许是中国奇迹的悖论所在，也就是如何平衡“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中国奇迹的亮点之一在于经济繁荣，但延续中国奇迹的辉煌，答案很可能在经济之外。对于赶超经济体而言，后发优势之下即使可以模仿技术进步，却很难进一步复制制度与法治，甚至随着发展，往往难以避免后发劣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